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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经了三年无线市场的“寒冬”后，5G商用让设备商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春天”，但四大设备商之路，已俨然‘分道扬镳’。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又会为设备市场蒙上怎样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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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通信产业报(网) 党博文
在历经了三年无线市场的“寒冬”后，5G的正式商用与规模建设无疑让设备商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春天”。
3月31日，随着华为公布2019年年报后，以华为、中兴、爱立信、诺基亚为首的四大通信设备商2019年“成绩单”都已相继发布，从财报看来，四大设备商的营收与利润与去年相比均实现了增长，其中， 华为在美国“实体清单”重压下的首份年报依然实现了逆势上扬，爱立信实现“V”字反弹，诺基亚利润转正，中兴业绩也逐渐回复到了2017年制裁前水平，5G之下，设备商的春天似乎来了。
5G催生“ V ”字反转 马太效应初显
2019年对于设备商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5G正式商用，全球有60多家运营商部署了5G网络，其中有超过50家正式推出了5G商用服务，虽无线市场依然呈现四足鼎立竞争格局， 但作为设备商龙头的华为却在不断拉大与诺基亚、爱立信和中兴之间的身位。
2019年，华为全球营收达到858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净利润62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在运营商业务方面，华为2019年实现营收约2967亿元，占总收入达，同比增幅。
从四年的业绩来看，华为营收与利润均持续走高，其中营收每年以超过15%的势头增长，与四年前相比，华为的营收规模也接近翻了一番，在利润上，除2019年利润同比增长之外，华为也连续三年实现了利润超过15%的增长。特别是在2019年 华为 处于美国“实体清单”的压力下， 实现了收入与利润的双增长，同时在生态布局上也走出了“不得已”的坚实步伐。
诺基亚2019年全年净销售额为亿欧元(折合亿元)，去年同期为亿欧元(折合亿元)，同比增长，净利润1100万欧元(折合约为8424万元)，同比增长。
爱立信2019年全年净销售额达到至2272亿瑞典克朗(折合亿元)，同比增长8%;实现净利润18亿瑞典克朗(折合亿元)，同比增长。
爱立信在2019年实现了“V”字反转，收入走高。与此同时，在2018年爱立信净利润实现了“V”字反弹后，2019年爱立信利润也正式“转正”， 据了解，爱立信已经连续六个季度实现了有机销售额增长，并且，中东和东北亚市场营收的同比增长也是爱立信此次营收与利润上涨的主要原因。
而“涅槃重生”的中兴通讯营收逐渐接近了“制裁”前的水平，利润实现大幅增长，迎来了“转正”。 2019年中兴通讯实现营收亿元，同比增长;净利润亿元，同比增长，其中运营商网络实现营业收入亿元，同比增长，是2019年业绩增长的主要贡献点。
分析四大设备商财报，无论是营收还是利润，华为正在更大的增长拉开与其他三家设备商的距离。 华为2019营收总额接近诺基亚、爱立信、中兴三家收入之和的2倍，净利润总额更是接近其他三家净利之和的10倍，马太效应初显。
《通信产业报》全媒体总编辑辛鹏骏认为， 从最新财报看，主要设备商在2019年集体跳了一个“V”字舞，实现了收入、利润的上扬，但从更长区间看，主要设备商有的“逆风”爬上坡，有的“顺风”滑下坡。在发展过程中，技术并没有与政治隔离，黑天鹅还是时常飞起，发展路上主要设备商既创新澎湃，也“命运多舛”。
“师出同门” 却已“分道扬镳”
毫无疑问， 除市场格局与企业规模外，四大设备商的业务板块也已经分道扬镳，业务模式与业务结构已尽然不同。
2019年华为收入主分三大板块，受5G换机红利的推动，2019年华为消费者业务实现销售收入4673亿元， 同比增长34%，占总收入的，已经超过运营商业务，成为华为主要营收来源，企业业务收入也以达到897亿元，占总收入的。
中兴通讯则在运营商业务外也将消费者业务放在首位，包括手机、移动数据终端、家庭信息终端、融合创新终端等产品，以及相关的软件应用与增值服务。 2019年中兴通讯消费者业务营收为亿元，同比下滑，占总营收的，此外，中兴通讯2019年政企业务收入达亿元，占总营收的。
而反观爱立信与诺基亚则的收入结构则是显得更加“纯粹”， 其中诺基亚单一网络服务占比接近营收总额的80%，并且，从收入结构来看，软件与技术侧的营收从总体归结看，也尽属运营商业务范畴。
总体而言，华为和中兴无疑是端到端的信息通信全生态的业务布局，而诺基亚、爱立信，似乎正不断的收缩与回归电信网络本身。
通信产业本质是技术产业，四大设备商竞争能力的背后是技术和研发的“较量”。在这其中，华为一直是投入研发的大户，每年将营业收入的10%用于研发， 近十年投入研发费用总计超过6000亿元，2019年研发费用更是达到1317亿元，占全年销售收入。
同样保持高额研发投入的还有中兴通讯，2019年， 中兴通讯研发投入达到亿元，同比增长，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达。
辛鹏骏指出，经过近几年转型、变革、定局，通信产业四巨头发展路径已经基本“分道扬镳”， 华为已经成为具备一定基础研究和生态能力的通信全产业链端到端主导厂商，中兴通讯则试图做一个缩小型的华为“翻版”，爱立信、诺基亚似乎聚焦回归到“纯”通信设备商。
2020：大“ 疫 ”之下如何走？
新冠疫情的突发和在全球蔓延，已为通信产业带来了影响。3GPP暂缓了Release 16与Release 17的标准冻结进度，有分析认为 ，2020年全球5G建设势必也将与计划相比有所放缓，对于设备商而言，2020年在积极“跑马圈地”的同时，更要“养精蓄锐”。
爱立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鲍毅康(Borje Ekholm)则指出，爱立信对业务流程数字化的投资将在2020年增加成本， 并将在2021年及以后提高生产率，从而提高利润率。
华为的挑战也不会小。华为公司董事长梁华则指出，2020年，华为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困难，既要克服长期“实体清单”限制的挑战，也要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
但需要指出的是，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5G市场之一，受“新基建”影响，整体5G发展脚步不会放缓，在网络建设与应用层面正迎来新一轮加速。
日前，中国移动公布了2020年5G二期无线网主设备集采中标候选人名单，其中， 华为赢得了总合同份额的，中兴通讯获得，爱立信占比，中国信科，诺基亚则遗憾“滑”出榜单。
作为老牌设备商之一的诺基亚在设备集采中遗憾落榜，给通信设备格局的变化以想象空间。而针对日前网络流传的“致联通函”事件，上海诺基亚贝尔CEO马博策在公开信中称，作为在中国通信市场服务了近40年的通信“老兵”， 5G对任何厂家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的战略将全力配合和支持所有运营商的5G部署，同时与其共同推动行业市场的数字化应用，确保中国5G网络的建设和发展成功。
网络流传的“致联通函”
值得一提的是，4月7日晚间，中国移动公布了2020年5G SA核心网新建设备集中采购中标候选人名单， 华为、中兴通讯、爱立信再次入列，诺基亚再次出局。
事实上，在失去中国移动这一市场的背后，电信与联通的集采将对后续诺基亚在中国5G市场的“生存”至关重要。
在全球疫情背景下，“新基建”的推动让中国通信产业似乎是一枝独秀。赛迪顾问总裁孙会峰分析认为，预计2020年中国网络设备和终端设备收入合计可达4500亿元，电信运营商在5G网络设备上的投资将超过2200亿元， 围绕2020年新基建中5G上下游采购可达5000亿元。
温晓君认为，通信产业链应以5G数字“新基建”为牵引，加快5G网络部署和商用步伐，推动5G+超高清、5G+工业互联网、5G+自动驾驶、5G+远程医疗等应用普及， 对于引燃后疫情时代产业动力新引擎，保障经济稳增长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也对每一个通信企业，具有现实意义。
疫情之下的全球通信产业，2020或充满变数。最接近四大设备商的 中国信科 ，也正“磨刀霍霍”。 高通、思科 则在各自领域继续占据主角。而在一些领域， 英特尔、三星、新华三 正跻身入局。一些 “隐形冠军” 也正在专业化与多元化间延展。
“ 期望2020年主要设备商安好，适当的竞争格局，有利于产业生态整体 健康 。 ”辛鹏骏表示，今年大疫之下，不可避免对全球通信设备市场蒙上阴影，像中国“加快新基建”的“作业”，不一定是很多市场能抄得了。加之美国对特定企业的持续打压，会加速格局调整。 有的企业或被“逼上梁山”，成为通信产业新技术格局的生态盟主，有的企业或归位到专业公司，当然，更有企业或“滑”出赛道，也会有企业“挤”道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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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党博文
5月20日，中国电信公布4月运营数据，至此三大运营商4月数据均已公布。在移动用户数方面中国移动依然遥遥领先，截至4月底，中国移动移动用户数达亿户，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用户数分别为亿户和亿户。在移动用户数净增方面，中国电信最多，4月当月净增351万户，中国联通为万户，而中国移动净增数仅为万户。
中国电信稳定增长
在4G用户方面，中国移动则出现了明显的失利，再次出现了4G用户流失情况。4月当月，中国移动流失4G用户万户，而同时中国电信增长407万户，中国联通增长万户。在4G用户总数方面，中国移动4G用户为亿户，中国电信为亿户，中国联通为亿户。
综合来看，三大运营商当中，4月中国电信运营情况较为稳定，移动用户增长和4G用户增长均领先其他两家，显现平稳获取新增用户能力。 中国电信新增4G用户(407万户)和新增移动用户(351万户)非常接近，也就是说，中国电信新增的移动用户基本都是来自4G新用户，老用户转网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中国电信基本尚处高速增长中。
中国联通4月净增移动用户万户，净增4G用户万户，对比三月份，中国联通这两大市场净增用户也出现了小幅下滑，且新增移动用户占4G新增用户约44%，也就是说半数以上新增4G用户为老用户转化而来。
“大象”再遇滑铁卢
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移动却再次遭遇滑铁卢。
去年4月，中国移动当月4G用户月减万户，4G用户达亿户，这是中国移动首次出现4G用户负增长的情况。而在2018年前三月中国移动4G用户月均增长超700万户。彼时，混改后的中国联通大力发展腾讯“大王卡”等互联网卡合作业务，使其4G用户增速明显，中国移动当受此影响，而后中国移动扭转了这种局面再次延续了增长态势。而今年4月中国移动再次遭遇4G用户下滑，流失万4G用户。
三运营商4G用户的变化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携号转网”后用户趋势。 随着4G用户的总量日趋饱和，4G市场的竞争越来越像是“零和 游戏 ”，只能从别人手里抢客户，想要共赢越来越难。
此前，在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移动运营收入和净利润同比首次“双降”。一季度中国移动营收为人民币1850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是2001年以来，首次出现第一季度运营收入同比下滑的情况。股东应占利润为人民币23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是中国移动2015年以来首次出现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下滑的情况。作为通信行业名副其实的大象，中国移动的收入、利润和以及用户规模等各种份额都是行业最高的。但是随着竞争的持续加剧，中国移动的忧患正逐渐显现。
不仅仅是中国移动，在2019年一季度，三大运营商营收均不同程度下降，行业发展遭遇拐点。 一季度，中国电信营收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公司股东应占利润为人民币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中国联通一季度营收亿元，同比下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亿元，同比增长。
随着流量大幅增长以及流量资费的快速下滑，同时受2018年7月全面取消国内流量“漫游费”的翘尾影响，运营商移动通信服务收入同比承受较大压力。提速降费和取消漫游费等政策的持续深入，运营商流量经营将从增量不增收走向增量降收。行业利润降低除了促使运营商成本压缩外，也促使运营商思考增长与转型之道。
宽带业务：中移动一枝独秀
在宽带业务上，中国移动依然保持着领先地位。
4月，中国移动宽带用户新增达万户，用户总数达亿，为运营商之首。中国电信宽带用户净增62万户，用户总数达亿户。截至2019年4月底，中国电信及其母公司的有线宽带用户总数合计为亿户。而中国联通净增万户，总数达万户。
虽然中国移动固网宽带用户数达到了三运营商之首，但业界专家认为中国移动宽带竞争拉低了行业用户APRU值。 其宽带收入较另外两家运营商尚有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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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通信产业报（网） 崔亮亮
编辑 / 周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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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小基站被寄予厚望却难展身手。
”
文 | 通信产业报(网) 党博文
5G频段相比4G频段更高、损耗更大，5G要达到4G同样的连续覆盖能力，需要更多的基站数量。因此，为打造高质量的5G网络覆盖，更具灵活、精准和高性价比优势的小基站被行业寄予厚望。
然而，综观整个小基站市场发展，虽然全产业链都在积极讨论、参与、创新和试点5G小基站， 但现实仍是“雷声大雨点小”，运营商的5G小基站采购也迟迟未开启，如此被寄予厚望却又难展身手的5G小基站究竟“尴尬”在哪？
4G网络经历了7年大规模建设，基站数量达到450万座，才满足了全网LTE连续覆盖的需求，自发放5G牌照一年半以来，我国建设5G基站已达70万座，基本上是室外宏基站，解决的是室外的连续覆盖和室内浅层覆盖。
具有高速率、大连接、低时延的5G频段相比4G频段更高、损耗更大，宏基站信号对室内深度覆盖难度加大，而5G未来将有超过80%业务发生在室内场景， 如何解决室内覆盖难题，不仅是5G网络建设的重点，更是运营商打造5G精品网络和获得差异化优势的必修课。
而面对室内覆盖难题，以及5G高频段部署等诸多新特点带来的新挑战，传统室内覆盖方案早已难以为继，室内数字化是室内覆盖面向5G演进的有效途径，小基站产品成为5G时代的标配。
更多内容，见8月9日出版的第23期《通信产业报》特别策划：《小基站 5G大作为》专题。
小基站之所以“小”，是因为在产品形态、发射功率、覆盖范围等方面都相比传统宏站小很多。例如，功率一般在50mw 5w，覆盖范围在10 200米。小基站既可使用许可频率，也可融合Wi-Fi使用非许可频率接入技术。
据业内人士介绍，5G小基站站型与4G类似，借鉴4G部署经验，5G有源室分目前将以分布式和扩展型为主，据了解，5G时代小基站的应用场景包括覆盖和容量。 覆盖方面，按照上行边缘3Mbps，上行比差至少9dB，室内覆盖是大问题，小基站是出路之一；容量方面，将宏站分裂成小基站是最有效的频率重用扩容方式，1带2 10个小基站可扩容2 10倍。
而5G扩展型基站规划2TR/4TR、多小区、多频多模等多类型解决方案，可扩展至更多业务价值场景。除了应用场景更广泛，5G小基站带宽更宽、功率更高、小区数更多、站型更丰富、技术要求高。同时，5G小基站网络架构更简化，基于三层架构，直接接入核心网，无需接入网关；标准化南向接口，部署统一智能网管；基于“i无线”技术理念，具备DICT融合新功能。
无疑，虽然5G时代小基站市场规模值得期待，但从现实来看，5G小基站市场刚刚起步。
首先，在运营商层面， 运营商5G建网原则一般都是“先宏站后小基站，先室外后室内”，目前我国5G网络仍处于宏站重点建设期，随着5G网络建设的不断渗透，小基站才有望迎来规模发展。
其次，对于垂直行业客户来看 ，引入5G小基站成本仍然相对较高、商业模式尚未清晰等问题，而且不同行业对小基站有不同需求，某些传统行业或特殊行业还需要满足该行业领域的产业监管、测试认证等需求。
最后，从产品自身来看， 目前业内小基站厂商已普遍完成2TR 100MHz的产品开发，但在小区数、功耗、用户容量等功能性能方面尚有待提高，且在多模高带宽方面的支持能力稍显不足。
据透露， 目前考评一款小基站的优势与否，重点围绕功能、性能到功耗、可维护性、价格等多方面。 因此，为了提供更具竞争力的解决方案，小基站在整体成本及功耗等方面仍需进一步优化。
专家指出， 当前小基站产业链整体呈现出“中间厚、两边薄”的橄榄球型特点，产业资源大多集中在中游的系统和设备集成环节，产业链上游的芯片产业投入稍显不足，方案相对较单一， 目前以服务器匹配加速卡方案为主，ARM和SOC方案正在逐步完善中，成熟度有待提升，还需加大投入、补齐短板，以达到均衡发展，做强产业链的目标。
相关机构预测，2021年全球室内小基站市场规模将达18亿美元，未来5年全球小基站市场规模将达250亿美元。
诚然，5G时代，小基站是网络建设的必要手段已成行业共识，小基站的需求也变得更加明确与迫切，然而，小基站要想实现大规模落地，还需降低网络建设成本、提高易用性、匹配垂直行业应用需求的产品才能迎来真正的需求爆发。
附：5G小基站编辑选择
5G小基站编辑选择TOP 10
5G时代，小基站成为网络建设必要手段已成行业共识，小基站的需求也变得更加明确与迫切，与此同时，5G还肩负着使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的重任。除了ToC领域的室内覆盖需求，5G ToB市场的各大垂直行业也亟需5G的大带宽、低时延、高可靠性等特性支持，尤其是以工业制造为主的大上行业务会占比很大，对于吞吐量极大的5G小基站需求更加旺盛。
小基站作为一种毫瓦级、瓦级功率规格，容量更加柔性的基站设备，在解决纵深覆盖、容量覆盖方面更加灵活，同时又更具性价比 ，因此，5G时代的建网方式将是“宏基站+小基站”的多元化模式，甚至根据不同的用户容量需求，采用更多精细化的建网方式。小基站的价值优势在5G室内应用也将迎来突破性的爆发。
目前小基站已具备生态条件，相关数据显示，未来5年全球小基站市场规模将达到250亿美元。因此，小基站市场吸引了众多厂商加入，除了华为、中兴、诺基亚、爱立信、中国信科等传统的宏站厂商外，还有很多新兴力量，如京信通信、新华三、锐捷网络、佰才邦等。 那么，谁才是小基站市场的“头号玩家”？
采写：党博文
方案统筹：党博文
制图：张曙念
原为《Ham'sCQ——业余无线电家》，于2009年初改版。《现代通信》是由中国通信学会和人民邮电出版社联合主办，在2009年推出的以无线电通信为基础的兴趣类刊物。广泛介绍了无线电通信知识和无线电器材等等知识。主管：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中国通信学会人民邮电出版社协办：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出版：人民邮电出版社编辑：《现代通信》杂志社刊号ISSN1000-6559（国际标准刊号）CN11-5676/TN出刊日期为双月20日定价元
有一个ei期刊目录！跟咱们北大核心目录一个意思！目录中的期刊就是
《中国新通信》（技术版）杂志是由信息产业部主管，电子工业出版社主办，《中国新通信》杂志社编辑出版的数据通信技术专业期刊，原《中国数据通信》（月刊）自1999年创刊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和作者的关心和支持，2005年被科学技术协会评为优秀期刊，于2006年1月改名为《中国新通信》。办刊宗旨：以飞速发展的数据通信技术为主线，结合数据通信企业、市场、业务和技术，报道中国数据通信的建设成就与发展趋势，交流实用技术和经验，普及新技术新业务知识，全面跟踪和报道中国数据通信业的最新态势。读者对象：从事数据通信的技术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市场与业务的开发人员，数据通信的大用户和有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师生。本刊特点：具有权威性、实用性、技术性。覆盖范围：电信、电子、邮政、金融、交通、石油、电力、广电、教育、铁路、医疗、部队等相关数据通信领域部门。栏目设置：专家论坛、网络与应用、经验与交流、新技术与新业务、技术讲座、产品与市场、企业专栏、高端访谈、新品推介精品出版快讯、简讯与动态。类别：IT数码级别看不出，个人认为级别不高 机床电器《机床电器》杂志是我国机床电器(控制电器)专业的主要杂志之一，曾荣获全国机电工程优秀科技期刊二等奖。创刊20多年来，它立足于生产实际，求实、求新、求精地选登有关制造技术和应用技术方面的经验交流文章，及时报导国内外技术、产品信息。包括机床电器、低压电器、各.....
[历史随笔]近代中国各通讯社 作者：飞行船长 提交日期：2006-6-6 7:34:00 中兴通讯社 中国人创办最早的民营通讯社。1904年初成立于广州，社址是广州市中华中路回龙里32号。发行人兼编辑骆侠挺。首次发稿日期是1月19日。主经发稿对象是广州和香港地区的报纸。停人时间不详。 远东通讯社 1、清末中国人在国外创办的最早的通讯社。1908年由清朝政府驻外使馆随员王慕陶、王侃叔在比利时创办，得到清驻比公使李盛铎的赞助，它接受清朝政府外部的津贴。在国内一些大城市聘有通讯员，如上海陈景志韩、雷继兴，北京汪康年、黄远庸等。总部曾一度迁设上海。主要向欧洲各国提供中国通讯，同时也将欧洲重要消息向国内各大报社发稿。曾创办法文杂志《黄报》。清朝政府被推翻后停止活动。2、中国现代私营通讯社。1924年3月30日在上海成立， "宣达民意，传播真实消息"为宗旨。社长黄克明。在各地主要商埠招聘通讯员。1925年7月在上海组织"新闻学讲演会"，聘请戈公振、潘公展、严谔声、汪英宾、严独鹤等为讲师，讲授新闻学基本理论、业务常识，介绍国内外新闻事业的历史与现状，深受欢迎，同年10月由学员发起组织成立了上海新闻学会。1926年9月黄克明出国考察，社务由朱少屏主持。1927年3月参加发起组织上海通讯社记者公会。 东京通讯社 民国初年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通讯社。1915年7月成立于东京，负责人邵飘萍。这是邵在东京政法学校读书时，与同学潘公弼等3人组成。用中文向国内京、津、沪、汉等地报纸寄发东京通讯，主要报道留日学生和爱国华侨的反袁活动情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曾较早报道日本政府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密约"的消息，引起国内震动。1916年邵、潘等相继返回中国，该社遂解散。 新闻编译社 中国早期民营通讯社。1916年7月成立于北京，创办人邵飘萍。主要业务是采编北京新闻和选译外电，通过手写油印方式，向北京各报、外国驻京记者和上海《申报》等发稿。每日一次，每次几十份。外埠邮寄。由于邵擅长采访，常以内幕、独家新闻取胜，而且时效快捷，故稿件多为中外报纸采用，颇获好评。邵飘萍创办该社目的，自称是不满于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与当时一般接受军阀政客津贴的私营通讯社相比较，独立性较强，带有一定的爱国主义色彩。 平民通讯社 中国五四运动时期民从团体建立的通讯机构。1919年12月湖南学生组织联合社会各界组成的湖南公民驱逐张敬尧请愿团到达北京，请求政府撤换湖南督军张敬尧。为了揭露张敬尧的罪行，争取各界同情和舆论支持，请愿团成立了平民通讯社，毛泽东为社长。12月22日起发布驱张新闻，每日油印（也有石印）稿件150余份，送登京、津、沪、汉各报，在各地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北京的《益世报》、《北京日报》、《惟一日报》、《京津太晤士报》，上海的《申报》，汉口的《大陆报》、《正义报》等，均发表社论或时评予以支持，形成强大舆论压力。不久，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平民通讯社稿件大多出自毛泽东之手。现存原稿10篇，附件两篇，有《湖南请愿团详记》、《张敬尧私运烟种的大破获》、《张敬尧罪状大纲（25条）》等。1920年4月毛泽东离京赴沪，平民通讯社亦告结束。 华俄通讯社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通讯社。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等经北京到上海后，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革命经验，帮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华俄通讯社，7月2日正式发稿。杨明斋（山东人，旅俄时加入俄共，魏金斯基的翻译，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任社长。初名"中俄通讯社"，后改现名，简称"华俄社"。该社大量报道十月革命后俄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人运动等方面情况以及共产国际的材料。上海《民国日报》从1920年7月2日至1925年8月1日，连续采用该社通讯稿共100多篇。《新青年》杂志出刊登过该社的稿件。该社还把中国报刊上的重要消息译成俄文，用电报发往莫斯科。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该社转由中共领导。 人民通讯社 1、 湖北共产主义小组在武汉创办的通讯社。成立于1921年春。社长陈潭秋，参加采访 和编辑业务的有陈萌林、刘子通、包惠僧等。其任务是沟通武汉地区与全国各地工人、学生革命活动的消息。初创时通讯稿用手抄，后油印，除供给武汉及湖北各报外，还寄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各大报。 2、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名义创办的通讯社。成立于1926年9月。主要任务是宣传革命形势，报道北伐革命军的胜利消息。社长邵季昂（共产党员），编辑主任邓瘦秋，记者帅元钟、张家驹等。是年11月汉口《民国日报》创办后，该报总编辑宛希严（共产党员）经常指导该社活动。1927年3月与汉口，发起组织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该社被迫停止活动。 国闻通讯社 中国现代影响较大的私营通讯社。1921年由胡政之创办于上海，9月1日正式发稿。起初受孙中山和浙江军阀卢永祥等的资助，实为反对直系军阀的联合势力的宣传机构。每日以邮寄方式向各地报社发稿。以后陆续在北京、汉口、天津、沈阳、长沙、广州、贵阳、福州、重庆、哈尔滨等地设立分社，或聘请特约访员。地方通讯和电讯报道大量增加，每日发稿由一次改为2次，约六七千字。陆续增设广告部和英文部。1924年8月发行《国闻周报》，记载每周国内外大事，并加以评论，执笔者有胡政之、张季鸾、陈布雷、叶楚、潘公展等。同年10月卢永祥在江浙战争中失败后，胡政之又取得吴鼎昌的支持，重心北移。1925年招聘日本东京通讯员，增加电报传送新闻。1926年9月胡政之与吴鼎昌、张季鸾联合接办天津《大公报》，国闻通讯社并入，该社人员成为报社编辑部和经理部的主要班底。各地分社也成为《大公报》的分支机构。上海总社于1936年结束。 劳动通讯社 中国共产党北京党组织早期创办的通讯社。1923年成立于北京，是《工人周刊》编委会附属的宣传机构。该社设编委会，成员有高君宇、王有德、韩麟符、黄日葵、缪伯英等。发稿负责人刘铭勋。在全国各地聘有特约记者和通讯员，有阮啸仙、赵醒侬等。主要报道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反映工人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稿件为手写油印、除供给《工人周刊》选用外，还向北京《晨报》、上海《申报》等全国大报发稿。该社后期与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关系密切，在业务上得到邵的指导。1926年4月邵被奉系军阀杀害后，该社也停止了活动。中央通讯社 中国国民党创办的通讯社，简称中央社。1924年4月1日成立于广州，1927年5月迁往南京，隶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2年5月改组，萧同兹被任命为社长，实行独立经营，下设编辑、采访、事务三组。1933年4月增设电务组。翌年9月设英文编辑组，编发英文新闻稿，通过电台发到上海、北平、天津三地分社，再转发当地英文报纸。1935年1月1000瓦特功率发报机装竣，用于全国广播。1936年1月总社扩大，分设编辑、采访、英文编辑、征集、电务、事务六部。6月聘陈博生为东京特派员，成立东京分社。至1937年6月，中央社在国内建有上海、北平、天津、西安、武汉、南昌、重庆、成都、贵阳、广州等分社及牯岭办事处，国外有东京分社，并在瑞士、印度设特约通讯员。还分别与路透、美联、哈瓦斯、塔斯等外国通讯社签订交换新闻合约。抗日战争爆发后，总社迁往汉口、重庆。1939年设总编职，第一任总编辑陈博生。在重庆发行英文《中国半月刊》，并播发国内战场、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新闻。1946年4月总社迁回南京。1947年冬建成国际发报台，翌年春开始对国外（主要是欧美国家）播发新闻。1948年春为中央社全盛时期，国内有分支机构（包括分社、办事处、特派员）52处，国外有25处，员工达2653人。每日对全国广播约2万余字。随着国民党在战场的失败，中央社也很快走下坡路，各地分社先后关闭。1949年2月总社迁广州，10月迁重庆，11月移交台北。 申时电讯社 中国现代影响较大的私营通讯社。1924年成立于上海，由《申报》经理张竹平创办。初办时主要由《申报》、《时事新报》两报编辑记者，将两报所得中外电讯，摘要编译，供外地有关系的报纸采用。稿件分电讯和邮寄两类，受到各地报社欢迎，订稿者日增。1928年增加资本，扩大业务，组成独立通讯机构。社长张竹平，经理夏奇峰。聘请专职人员，内设电讯部、广告部、通讯部、摄影部等。除向外地报社发电讯外，还提供英文稿件和照片。陆续在北平、天津、广州、香港、汉口、南京、重庆等地招聘访员。1932年该社与《时事新报》、《大陆报》（英文）和《大晚报》成立"四社"联合办事处。张竹平任总经理。3报是股份有限公司，申时电讯社为张竹平独资经营。1934年"四社"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月笙，董事有张竹平、潘公展、萧同兹、董显光等；经理张竹平，社长米星如。改组后业务又有发展，各地访员增至30多处，每日收发稿件达6万余字。是年10月1日，本埠新闻增发午稿，供各晚报采用。1935年"四社"被孔祥熙劫夺。社长先后由米星如、唐四昌担任。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前夕停止活动。1946年6月6日恢复活动，经理黄霈，总编辑章苍萍。出版有《报学季刊》等。 国民通讯社 1、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具有全国性的通讯社。1925年6月在"五卅"运动高潮中 成立于上海，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第一任社长邵季昂。编辑部与通讯处均同《热血日报》在一起，协同《热血日报》积极进行了反帝爱国宣传。为扩大业务，招聘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沈阳、哈尔滨等地特约通讯员。《热血日报》被迫停刊后，国民通讯社担负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主要任务。1926年9月淞沪警察厅查封了该社，邵季昂及其工作人员被捕。1927年初，国民通讯社恢复活动，社长何味辛（何公超）。3月参加发起组织上海通讯社记者公会，何被选为执行委员。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爆发后，中共中央为加强该社力量，将市民通讯社并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查封了该社。 2、 国民党在上海创办的通讯社。1927年5月5日正式发稿。由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 上海分会与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联合主办。社长陈德征，副社长兼编辑主任杨德民。1931年改组，陈德征辞去社长职务，由杜刚接任。 3、 国民党对外宣传的官方通讯社。1927年6月4日在上海成立，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沪交涉署创办的。初名国民通讯社，后改名国民新闻社。社长李才，工作人员有张似旭、戴麟藻、冯良玉等。该社是适应国际宣传需要，及补救外国记者所发消息之错误与遗漏而设。曾与美国合众社、德国海通社签订交换新闻协定，对国外编发中文稿和"对外文"等。 新声通讯社 中国现代私营通讯社。1930年8月16日成立于上海，"以宣达社会工商建设等真实消息为宗旨"。严谔声创办并任社长。次年4月设广告部，主任严鼎镛。1932年又增设摄影部、出版部，增发午稿，扩充人员，聘吴中一任副社长。同年在南京设办事处，1934年4月改为分社，由严服周负责。"九·一八"后两次印发《田中义一满蒙政策》一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出版有《民国二十年之新声通讯社》、《新闻法令章规》等书。 中国工农通讯社 1931年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通讯社。原名中国工人通讯社，翌年改称中国工农通讯社。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它每周或10天左右发稿一次，主要用英文发稿，打字油屯，每期寄发国外进步报刊80多份。中文稿则秘密发给白区党报和工人报刊。内容主要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介绍革命根据地建设和红军战况，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等。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先后有林电岩、朱镜我、朱伯深（朱明）、李少石、廖梦醒等。1935年因负责人被捕而停止发稿。 红色中华通讯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通讯社，简称红中社。1931年11月7日成立于江西瑞金，用电台播发电讯新闻。广播呼号为CSR（Chinese Soviet Radio，"中华苏维埃无经电台"的缩写）。它与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属同一机构。发稿内容主要有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文告、宣言以及红军战报、革命根据地建设消息等。每日发稿一二千字。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少量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编印成《参考消息》（曾用名《无线电材料》、《每日电讯》），供中央领导机关参阅。该社重视发展通讯网，曾出版油印的《工农通讯员》刊物，交流业务经验和指导写作。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长征途中新闻广播中断，但抄报工作没有停止。1935年11月在陕西瓦窑堡恢复广播。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曾建立西安分社，印发陕北红中社新闻。1937年1月迁到延安，改名新华社。红中社历届负责人有周以栗、王观澜、杨尚昆、李一氓、沙可夫、瞿秋白、任质斌等。 国际新闻社 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间通讯社，简称国新社。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上海进步人士组成国际宣传委员会，发布抗战新闻，不久迁香港，改名国际新闻社。1938年10月20日，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会员为骨干组织的国际新闻社成立于长沙，11朋迁到桂林为总社，香港为分社，并在重庆设立办事处。随后，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建立通讯网，宣传团结抗战，向大后方报纸和海外华侨报纸发稿。主要负责人为胡愈之、范长江、刘尊棋、孟秋江、恽逸群、邵宗汉等。1941年"皖南事变"后，桂林总社和重庆办事处被迫关闭。香港分社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止活动抗战胜利后，国新社于1946年初在香港重建，向国民党统治区以及港澳和海外华侨报刊发稿，揭露蒋介石的反共独裁和发动内战的政策，宣传解放区的建设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该社终止活动。 全民通讯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民营面貌出现的通讯机构。1937年9月在山西太原成立并发稿。社长李公朴。实际领导为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其前身为天津成立的中外新闻学社。同年12月全民社迁到武汉，吴寄寒（吴江）主管全局，周勉之任代理社长。1938年9月迁到重庆，宣传上归重庆《新华日报》负责人领导。1939年9月后，全民社被"批准"在成都建社。于是，发稿业务转到成都总社，重庆改为办事处。成都全民社由吴寄寒主持，陈翰伯任总编辑。1940年3月代社长周勉之被捕后，吴回重庆主持工作，成都全民社停止活动。1941年2月由于"皖南事变"后处境更加困难，全民社停止工作。全民社以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指针，宣传团结抗日，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发稿，以通讯稿为主，油印发行（成都时期改为铅印），每日一次。发稿量初期几十份，后增加到100多份，在重庆还发行英文稿。该社在昆明、贵阳等地聘有特约记者，通讯员遍布各战区。先后办有《我们和你们》、《全民之友》等业务刊物。 民族革命通讯社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山西当局官办的通讯社。简称民革社，隶属第二战区文化抗敌协会。1938年4月15日在山西省吉县成立并发稿，1939年春迁到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社长梁￥武，总编辑曲咏善。下设编辑、采访、电务和总务4部。除总社外，先后在第二战区各地及重庆、成都、香港设有分社。发稿以电讯为主，每日两次，通讯稿则航寄。总社编印《民革通讯》，各分社也发行新闻稿，供当地报纸采用。抗战初期，不少进步青年参加该社工作，有些地区的分社就是依托中共领导的八路军、牺盟会组建起来的，因而民革社初期所发稿件，尚能真实反映抗日前线的面貌。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后，大批进步青年纷纷离去，不少分社与总社断绝联系，总社业务逐渐处于瘫痪状态，后来名存实亡。1946年民革社正式宣告结束。 中央电讯社 抗日战争时期汪伪集团的主要通讯社。1940年汪伪南京政府成立后，由上海的伪中华通讯社和伪南京维新政府的中华联合通讯社合并而成。4月成立中央电讯社理事会，伪宣传部指定周化仁、林柏生、郭秀峰、赵慕儒、许锡庆等为理事。林柏生为理事长。特设"交换理事"，由日人松方义三郎担任。后又增加同盟社的古野为名誉理事。社长赵慕儒、副社长兼总编辑许锡庆。5月1日正式发稿。总社设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香港、杭州、苏州、徐州和蚌埠等地先后设分社。1940年11月30日在日本东京设分社。还同日本同盟社，德国海通社，意大利斯蒂芬尼通讯社等签订交换新闻协定。1944年4月改组，赵慕儒任理事长，郭秀峰任社长，胡瀛洲任副社长兼总编辑。1945年3月又改组为社团法人，标榜"以代表国家民族之立场，以国内报业之全体为对象"。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接收。 军事新闻通讯社 国民党军方的通讯社，简称军闻社。1946年7月7日成立于南京，并在重庆、沈阳、北平、兰州、广州等地设立分社。1949年底迁到台湾，曾一度停办。1950年4月在台北恢复。主要任务是报道国民党军方动态。先后在高雄、台中、花莲设立分社，在金门、马祖、澎湖设有特派员，在台湾各大县市派驻记者，还在国民党军队中设有通讯员。该社由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主办。除播发文字和图片新闻外，还摄制有关军事方面的电视新闻和专题片。中国特稿社 成立于1950年5月的一家以向海外报刊提供英文特稿为主要任务的新闻机构，属国际新闻局，1954年12月改由新华社领导。它有自己的编辑部和对外发行销售机构，其宗旨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初创时期的特稿社，只向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一些左派党和组织、友好团体的报刊，提供介绍新中国的文字特稿和图片。经过40多年的建设，中国特稿社已拥有一支从采编、摄影到出版发行比较完整的、业务熟练的专业队伍，已有能力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俄文、中文等多种文字，向世界上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各类特稿。在现有的120多家海外用户中，80%为专业性刊物，多数在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新加坡、菲律宾、以及香港、台湾出版。该社还出版以行业分类的《新闻通讯》（Newsletter），与国内外出版社合作出版书和小册子、画册，承接海外用户的社会调查和咨询服务。
八十年代以来主要从事无线与移动通信研究，先后承担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重大项目两项，国家“863”项目五项，国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两项，部级项目三项。获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重大科技成果奖，邮电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信息产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电子学报》《通信学报等一级学报近100篇。主编国家级教材三本：《信息处理与编码》、《通信原理》、《移动通信原理》。曾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学与计算机卷，《邮电百科全书》电信卷等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三项。
现任重庆邮电大学教授、副校长，兼任重庆大学教授、中国电子学会生命电子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通信学会和中国仪器仪表学会高级会员、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服务顾问、信号与信息处理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通信学报》编委、《数字通信》主编、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重庆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重庆市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
北京邮电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教授杨义先是浙江九州量子的董事。杨义先还是北京邮电大学博士生导师，信息工程学院院长，灾备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安全中心主任、教育部网络攻防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内容研究中心主任、网络与交换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灵创团队创始人、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学部委员、《通信学报》主编。历任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云南大学具有悠久的历史，虽然我历史在高考完的那一刻全部还给历史老师了，并且再也没学过了，但也知道云南大学曾经堪比清华北大，是抗战时期重要的后方教育基地之一，并且对于一些著名的云大名人有所了解。
一、熊庆来
说到云南大学的知名校友，就不得不提到熊庆来了，只要在云大上学，无论多不了解校史，都会对熊庆来有所了解，首先熊庆来是中国著名数学家，曾在民国时期远赴国外留学吸收先进知识，并在1937年出任云南大学校长。可以这么说，云南大学在抗战期间能成为大后方重要的教育基地，西南的清华，熊庆来功不可没。虽然我作为一名云大学子，距离当时已经十分久远，但不妨让我对熊庆来先生产生敬仰之情，我如今能在这么好的云大读书，多亏了当年熊庆来先生以及其他一众云大人的功劳啊。
二、吕正红教授
虽然我不是材料学院的学生，但经常听闻材料的同学感叹他们系的经费之充足，我便询问了一番，才知道吕正红教授的功劳占了很大一部分。吕正红可以说是云南大学在有机半导体与器件相关的专业的领头人，在国际上都是知名人物，在吕正红教授的领导下，吕正红教授课题组研制出了黑色电极的OLED屏，让不可见光转变为可见光，是一项价值重大的发明创造，而正是因为吕正红教授课题组研制出了多项发明创造，材料学院得以获得充足的经费进行实践活动。
云南大学的知名校友还有很多，在云南大学的呈贡校区百家大道上更是有知名校友雕塑，来了云大可以去了解，学习知名校友，会有很大的收获。
云南大学历史悠久，曾被《不列颠百科全书》列为中国15所在世界最具影响的大学之一，为我国各行业人才的培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每个从云大走出的知名校友都是我们云大人的骄傲！
一、龙登高
龙登高先生，湖南安化人，是云南大学84级的校友，在云南大学求学期间师从李埏先生。
很多同学估计会想，知名校友不是华罗庚先生、费孝通先生这些大佬吗？我们没有听过龙登高的名字啊。龙登高先生来头相当大，首先，作为教授的他供职于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主要从事经济史、企业史与国际华商等领域的研究。其次，龙登高享有很多社会兼职的头衔，如受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候选人评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再次，高学历的龙登高先生曾为哈佛燕京学者、剑桥桑坦德学者、耶鲁访问教授。最后，龙登高先生曾经还是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CCTV“百家讲坛”的主讲嘉宾。
下图为龙登高先生
二、林文勋
说到知名校友，必须得跟大家介绍一下林文勋书记。林文勋是前云南大学校长，现任云南大学党委书记，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学术造诣高，他提出了富民社会和钱币之路的概念，在唐宋经济史中，地位举足轻重。截止2017年6月，在各类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80篇，足见，林文勋书记不仅是一位校领导，同时还是一位学术高产的学者。林文勋书记带领云大成功入选双一流，还与龙登高先生一起，登上CCTV10百家讲坛，为我们云大代言。现年五十出头的林文勋书记头发花白，可见他为云大的付出与操劳啊！
三、陈翔
提起这个名字， 你可能会想到歌手、演员陈翔，但是如果加上一个限定词“陈翔六点半”的陈翔，那在云南，陈翔可谓家喻户晓。
陈翔，内地男导演，毕业于云南大学影视专业，从2014年底开始，他所执导的昆明本土短剧《陈翔六点半》席卷网络，在新榜联合今日头条发布的头条视频影响力排行榜里，《陈翔六点半》甚至多次超越Papi酱占据榜首。下图就是辣个曾经红过Papi酱的男人
从以上几位云大知名校友来看，他们的经历无不在告诉我们，我们云大人不必自卑，哪怕我们不是所谓的“985”高校，只要努力和坚持，也能在自己所在的领域取得成绩！
核心期刊有：国内七大核心期刊体系，1、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2、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5、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6、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7、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的“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董泽，云南云龙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云南航空学校、云南大学创始人之一。“护国军神”唐继尧妹夫。
董泽是云南“ 学贯中西、洋为中用 ”第一人，云南近代化、工业化杰出贡献者。董泽更是中国航空教育事业第一人。
1907年，董泽作为清朝官派留学生东渡日本， 进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辛亥革命后董泽又到美国留学，先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伊利诺州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1917年，董泽募得款项，并给唐继尧写信，建议开办云南航空学校。
“观此次欧战飞艇（即飞机）奏效甚大，此种军备滇中尚缺如此。吾滇留美航空生二名……时局之危急，非速兴办此项学堂，培养此项人才不可……”
“设立云南航空学校之计划……现募捐美金九千元作买飞艇三架费用，飞艇可为军事应用，亦可为学生实习应用。其余一万六千元作购买他项器具及开办学校费用……”
董泽（左二）和唐继尧（端坐者）
1922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内，云南航空学校正式成立。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正规的航空学校，刘沛泉担任首任校长。
后来，著有《飞机飞行原理》的留法学生柳希权成为第二任校长，学员陆续来自全国各地以及东亚朝鲜等国。
（孙中山当时为云南航校题词）
唐继尧政府出资购买了“布列格”和“高德隆”式共12架教练机，这是只需200米跑道就可以升空的中国第一代教练机。
学校同时聘请了部分法籍空军军官，担任空军顾问、飞行教官，负责空中驾机的飞行训练课。
（按军事编制印制颁发的权基玉毕业证）
唐继尧认为董泽乃当世奇才，便做主将妹妹嫁与董泽。
云南航校成立当年，以唐继尧别号“东大陆主人”命名的私立东陆大学成立（后易名国立云南大学），董泽担任首任校长。
董泽（左七）与云南大学元老
到1935年，云南航空学校培养了200多名飞行技术人才，包括中国第一位驾机单飞的空中女杰吴琼英。
龙云政府期间，又从美国购买了“箭牌”教练机、“莱因”客机，其中两架客机被命名为“昆明”号和“金马”号。
“金马”号被广东借用损坏后，获赔一架法制“波特士”六座客机，命名为“碧鸡”号。
（“昆明”号莱因客机）
抗日战争中，云南航空学校并入云南大学，成立云大航空工程系。
校长熊庆来积极奔走，招揽了一批航空专业高级人才来滇助教，其中就有给美军轰炸机“动手术”的郭佩珊。
1944年，为适应航空技术人才之急需，国民政府令云南大学面向全国招收航空技术学员。
（当时停在昆明巫家坝机场的美军轰炸机）
翌年9月，王绍曾被聘为云大航空工程系教授兼主任。
他一面教授内燃机和特种航空推进器课程，一面完善教学计划、延聘教师、充实图书和教学设备，使云大航空工程系短期内得到长足发展。
1951年，全国大学调整重组。王绍曾接受了筹办组建北京航空学院的任务。
当时云南大学航空工程系已经培养了四届毕业生，师资阵容强大，教学设备先进，即被整体迁入北京。
随后，以云大航空工程系为核心，又合并了一些其它校系航空专业，组成一所专业学院，发展成为今天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董泽倡导并筹资创立的云南航空学校，承载了中国近代航空教育的发端与起步，成就了云南在中国近代航空教育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历史地位与贡献。
樊昌信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男，1931年出生于北京，祖籍浙江省杭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曾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综合业务网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在校外曾兼任中国通信学会理事、中国电子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西安支分会主席、《通信学报》编委会委员、《电信科学》编委会委员、信息产业部通信科学技术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NASM’2005国际会议名誉主席，以及北京工业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现兼任工信部无线电频率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通信学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陕西分会理事、“信息与电子学科研究生教育书系”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期刊“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Mobile Computing”(Wiley InterScience出版)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丁群，1957年4月出生于哈尔滨市。教授，获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学位。现任职黑龙江大学电子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并担任电子工程学院院长、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中国电子测量与仪器分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特贴专家、黑龙江省电子信息工程重点专业带头人、黑龙江省领军人才梯队带头人、黑龙江省电子学会副理事长、黑龙江省仪器仪表学会副理事长、通信学报编委、电子测量与仪器学报编委、黑龙江大学工程学报编委等职务。12主要从事基于硬件逻辑的保密通信技术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加密算法及嵌入式加密核、加密芯片及接口、加密信号分析及处理、加密终端及保密通信系统、网络信息安全等研究方向。共发表被SCI、EI检索学术论文100余篇；承担科研项目20项。获得黑龙江省科学技术二等奖2项，获得黑龙江省教学成果二等奖4项，获黑龙江省高校科学技术一等奖1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4项；多次担任相关国际会议大会主席工作。完成网络数据加密卡、网络视频实时加密传输系统、数据加密系统等多个应用项目，受到合同单位高度认可，为国家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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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学报》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通信学会主办的一级学术性刊物。据2018年6月《通信学报》官网显示，《通信学报》编委会拥有61位编委。
《通信学报》在中国国内通信领域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是中国国内通信领域专业人士发表学术论文首选的专业媒体之一。《通信学报》主要设有学术论文、技术报告、综述、短文等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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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18年6月6日中国知网显示，《通信学报》共出版文献7551篇、总被下载1340498次、总被引81650次、（2017版）复合影响因子为、（2017版）综合影响因子为。
据2018年6月6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通信学报》共载文5350篇、被引量62155、下载量344519，2015年影响因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