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eyicongzhongdedaoqif作品所着重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刘备和曹操，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对立的人物，如刘备告诉庞统所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第六十回）作者正以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描写在同一事件上曹、刘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这种描写充满全书。然而，无论是赞扬还是鞭答，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三国演义》把刘备描写为一个理想化的统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被大量虚声美词掩盖着。《三国演义》否定黄巾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而那些残酷镇压黄巾起义、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统治者，却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来吹捧。在陶谦把徐州让给刘备而刘备固辞不受时，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作为刘备对立面的曹操，却是《三国演义》描写相当突出的人物。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曾起过相当的作用。《三国演义》没有肯定这些作用，把他作为破坏“正统”、违反“纲纪”的乱世奸雄来否定，反映了作者儒家的政治观点，“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然而，《三国演义》在曹操的形象中，却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狡诈的特点，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曹操也是农民起义的死敌，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他在豪强大混战的过程中，一步步扩大势力，最后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和权势。曹操的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剥削阶级处世哲学的集中和概括。曹操具有极端的损人利己的特性，具有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全部恶劣品质。对于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三国演义》是通过丰富具体的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把他突现出来的。在他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群雄割据的强者、胜利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曹操能认识各个集团的长处和弱点，了解事变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等，反面人物曹操，没有被写成浅显的、一眼可以看穿的坏蛋。在他身上，狡诈和残暴得到特别深刻的表现。如上所述，曹操有谋略，也有才干，但他的所谓“谋略”和“才干”是为他的极端的唯我主义服务的，因此，“谋略”使他更狡诈，“才干”使他更残暴。曹操出于恐惧猜忌，杀了吕伯奢一家；因为要引诱吕布，却将掳来的群众当炮灰；为了报父仇，在攻打徐州时，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第十回），真是坏事干尽。然而，他又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好人，常常用假仁假义和小恩小惠来洗涤沾满两手的鲜血。他打着汉献帝的旗帜发号施令，北讨南伐，明明是发展自己政治、军事势力，取代刘汉王朝，却标榜为“与国家除凶去害”、“拯救黎民”；明明是自己下令克扣军粮，却借仓官的头来安定军心；为了防范行刺，杀死侍者而佯装不知；表示军法严明，还耍出“割发权代首”的把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很清楚，作者对曹操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都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三国演义》作者以为曹操既是“乱臣贼子”，但又是人类历史和人民群众命运的主宰者，征张绣时，命令军士不准践踏麦田，“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 ”（第十七回）在曹操跟刘备一起消灭吕布以后，“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操曰：‘刘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来未迟。’百姓叩谢。”（第二十回）总之，在刘备面前也好，在曹操面前也好，人民群众都只有哀求、叩拜的份儿，他们被作者歪曲成了毫无作为的“群氓”，而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汉贼”还是“皇叔”，都被吹捧成了掌握人民命运、支配历史进程的“英雄”。尽管作者对刘备和曹操的褒贬非常明显，但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却共同反映出作者的英雄史观。与此同时，《三国演义》还大肆吹嘘这些封建统治者的天赋才能，把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归因于他们的“天赋”。如写刘备，说他生下来注定要成为“贵人”，从小就有“大志”，与众不同，“非常人也”（第一回）。写曹操，则说他幼时就“有权谋，多机变”，从小就是“安天下”的“命世之才”（第一回）。并在《邺中歌》里评论曹操说：“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第七十八回）进一步把他写成山川灵气所钟、超群出众的“异人”。总之，在作者笔下，这些主宰历史、驱策人民的“英雄”，都是“天生”的超人。《三国演义》还借助“天命”来颂扬作者理想的“英雄”。据作者说，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来创造历史，统治人民，全都是执行上天的意旨，所谓“受命于天”。曹魏之所以破灭豪强，统一北方，固然是“天命”；刘备之终于做了皇帝，也是“天命有归”（第三十五回）。因此，这些“应天而生”的封建统治者是受上天保护的。第三十四、五回，写蔡瑁要害刘备，但由于“天意”、“神助”，刘备所骑的马竟然“一跃三丈”，使他脱离了险地。第四十九、五十回，写曹操在华容道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天象”所定，“未合身亡”。书中还一再声称“顺天者逸，逆天者劳”，“逆天而行，乃自取败亡也”（第三十七回、一百二回）。因此凡成王称帝者，总有“凤凰来仪”“黄龙屡现”的征象，而每一重要将帅战死，都有“帅旗忽折”“将星流堕”的预兆。作者宣扬这种“天命”思想，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在封建社会里，“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就正是利用神权思想为封建政权服务，要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这些被吹捧为“天生”“超人”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统治；并警告人们说，谁要敢于起来反抗，就是逆天行事，自取灭亡。这也就进一步暴露了，“英雄”史观到最后总是不得不乞灵于“天命”之类的唯心主义的幽灵。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影响深远的艺术形象。这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并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作者的社会、政治思想。除上文提及的曹操等人物外，还有：郭嘉、夏侯敦、黄盖、吕蒙、张飞、赵云、黄忠等等，其中尤以诸葛亮描绘得最为突出。诸葛亮在作品中，是被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歌颂的，作者对他倾注了强烈的爱和崇敬，把他作为“忠贞”和“智慧”的化身，特别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尽笔力，大肆渲染。马克思主义深刻指出：认识来源于实践。从历史事实来看，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锐、处事比较有胆识有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他具有这些长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重视实践。例如，在曹操取得荆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计到曹操必败，就正是因为诸葛亮已经在曹操下荆州的过程中，经历过战争的实践，对敌我双方的长处和弱点都已作了比较的缘故（见《三国志·先主传》和《三国志·诸葛亮传》）。而就《三国演义》看，在有些章节中，作者写到诸葛亮之所以取胜，是由于他对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的结果。如在有几次战争中，诸葛亮事先实地观察地形，调查对方兵力部署，根据地形和客观实际情况，制定了有利的作战方案，击败了敌人。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用“空城计”，就是因为他对敌方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知道司马懿了解自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第九十五回），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诸葛亮的正确判断，是在他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在更多的章节里，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的人物，宣传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诸葛亮一出场，他就告诉刘备：“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第三十八回）诸葛亮病重在五丈原，“自于帐中祈禳北斗。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吾寿可增一纪；如灯灭，吾必死矣”。结果魏延飞步入告军情，“竟将主灯扑灭”（第一百三回），真个能“知凶定吉，断死言生”。为了突出诸葛亮，作品还一再写他的“ 锦囊妙计”，每逢重要事件，他总要把装有“妙计”的锦囊交给执行任务的人，吩咐“到时开看”，不但根本不跟别人商量，而且也不让执行任务的人事先知道事情如何去做。一切都只是他那种能够“先知”的“智慧”在起作用，其馀的人都只是被他的“智慧”所驱策的、被动的工具。至于“七星坛祭风”里，写诸葛亮登坛作法、呼风唤雨等，更是荒诞不经的描写。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在“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中看到。鲁迅批评《三国演义》 “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是极其确切的评价。俗语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也正说明了诸葛亮不是超凡的“先知”、不可企及的“天才”。最富于斗争实践的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具有无限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集体的智慧和才能。对于诸葛亮的所谓“忠贞”方面，小说也给以多方面的描写。诸葛亮忠于刘备，刘备死后，继续尽忠于阿斗（刘禅），为了报答“三顾草庐”和“临终托孤”的知遇之恩，他“亲理细事，汗流终日”，以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一百三回、九十七回）。诸葛亮“忠贞”的出发点，既有封建的“正统”观念，也有“ 士为知己者死”的“义”的思想。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小说描写了成批的谋臣策士，诸葛亮也是其中一员。属于知识阶层的这支队伍，尽管他们的思想、才能、性格各有不同，但都从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出发，以个人恩怨依附于某一个政治集团，与某一个统治主建立君主臣属关系；有时用兄弟、朋友等形式来表现这种关系，但并没有改变阶级关系的实质。因此，作为蜀国“贤相”的诸葛亮，他是矢忠于刘氏天下的。然而，诸葛亮的形象，又不是用封建主义的“愚忠”所能完全概括。作者通过刻划他的所谓“谨慎”、“谦逊”、 “严于责己”等个人品质，通过一系列经过美化的“清明”政治措施，来突出这一形象，把他塑造成封建社会“完人”的典型。在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的年代里，作者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杰出的政治家，盼望由他们来实施“王道”和“仁政”。关羽也是《三国演义》着力描写的人物，作者精心刻划他“神威勇武”的一面，在众多的战将中，他出类拔萃的气概最为突出。“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表现他万人敌的“勇武 ”，“临江会”、“单刀会”突出他凛然不可犯的“神威”，“刮骨疗毒”写他沉着的“大丈夫”气概。总之，作者力图通过许多夸张传神的描绘，使关羽成为一个 “英雄”人物。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的“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也是指他的“丰采”和“勇力”而言的。《三国演义》如此美化关羽，完全是为提倡封建的“忠”“义”思想。在关羽身上，“忠”和“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关羽之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他们“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所以“结为兄弟”，以便“同心协力”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并发誓说，决不“背义忘恩”（第一回）。这就清楚说明了，他们所标榜的“义”，是以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作为首要内容的，阶级性十分鲜明。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尖锐，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不但共同镇压了黄巾起义，而且还以“誓扶汉室”为旗帜，跟地主阶级内部其他派系进行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关羽“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披肝沥胆”，效忠刘备，最终为刘备而“断首捐躯”。《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此十分赞赏，称许他为“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第七十七回）。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大肆吹捧关羽的“忠”“义”，不过是要人们效法关羽，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为某一个封建主卖命而已。正因如此，关羽也就为地主阶级所特别重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羽的地位，不过同张飞、赵云相等。宋、元的统治阶级虽已先后尊关羽为“真君”和“武安王”，但就吹捧关羽的程度和规模来说，都远远不及明、清两代。自从《三国演义》把关羽写成“忠”“义”的化身以后，他就成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就越来越广。明、清的统治阶级曾几次封他为“大帝”，到处为他立庙，享受着跟孔丘同样隆重的祭礼。这就清楚地说明，通过关羽鼓吹“忠”“义”的这种描写，是多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也是为了提倡给封建主子卖命，《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们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后悔”（第二十三回）。后来因事情败露，“全家老小”都被曹操所杀。作者对这些人极尽歌颂之能事，说他们“捐躯报圣明”，“千秋仰异名”；“忠贞千古在”，“誓死答君恩”。把这些人吹捧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此外，在写姜维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在写孙夫人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节烈”。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通过这些形象，作者宣扬了封建的“仁政”、“英雄”史观、唯心的先验论和封建道德等。因此，我们对于这些艺术形象，也必须首先认清其思想实质。
你应该看一看演义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然而，剥削阶级却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事实，把历史说成是少数剥削阶级的“英雄”人物所创造的，《三国演义》的作者也同样如此。作品所着重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刘备和曹操，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对立的人物，如刘备告诉庞统所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第六十回）作者正以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描写在同一事件上曹、刘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这种描写充满全书。然而，无论是赞扬还是鞭答，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三国演义》把刘备描写为一个理想化的统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被大量虚声美词掩盖着。《三国演义》否定黄巾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而那些残酷镇压黄巾起义、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统治者，却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来吹捧。在陶谦把徐州让给刘备而刘备固辞不受时，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在刘备军队于博望坡大破曹兵，“班师回新野”时，作者又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吾属生全，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第三十九回）在这种颠倒历史的描写中，封建统治者刘备就成了救世主。为了表现刘备如何受到人民拥护，竟写了猎人刘安杀妻献肉这样的情节。刘备兵败徐州时，人民“皆争进饮食”，猎户刘安“ 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第十九回）。这种不真实的对地主阶级的吹捧，加重了刘备形象的虚伪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是最切当的批评。作为刘备对立面的曹操，却是《三国演义》描写相当突出的人物。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曾起过相当的作用。《三国演义》没有肯定这些作用，把他作为破坏“正统”、违反“纲纪”的乱世奸雄来否定，反映了作者儒家的政治观点，“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然而，《三国演义》在曹操的形象中，却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狡诈的特点，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曹操也是农民起义的死敌，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他在豪强大混战的过程中，一步步扩大势力，最后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和权势。曹操的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剥削阶级处世哲学的集中和概括。曹操具有极端的损人利己的特性，具有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全部恶劣品质。对于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三国演义》是通过丰富具体的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把他突现出来的。在他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群雄割据的强者、胜利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曹操能认识各个集团的长处和弱点，了解事变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等，反面人物曹操，没有被写成浅显的、一眼可以看穿的坏蛋。在他身上，狡诈和残暴得到特别深刻的表现。如上所述，曹操有谋略，也有才干，但他的所谓“谋略”和“才干”是为他的极端的唯我主义服务的，因此，“谋略”使他更狡诈，“才干”使他更残暴。曹操出于恐惧猜忌，杀了吕伯奢一家；因为要引诱吕布，却将掳来的群众当炮灰；为了报父仇，在攻打徐州时，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第十回），真是坏事干尽。然而，他又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好人，常常用假仁假义和小恩小惠来洗涤沾满两手的鲜血。他打着汉献帝的旗帜发号施令，北讨南伐，明明是发展自己政治、军事势力，取代刘汉王朝，却标榜为“与国家除凶去害”、“拯救黎民”；明明是自己下令克扣军粮，却借仓官的头来安定军心；为了防范行刺，杀死侍者而佯装不知；表示军法严明，还耍出“割发权代首”的把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很清楚，作者对曹操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都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三国演义》作者以为曹操既是“乱臣贼子”，但又是人类历史和人民群众命运的主宰者，征张绣时，命令军士不准践踏麦田，“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 ”（第十七回）在曹操跟刘备一起消灭吕布以后，“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操曰：‘刘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来未迟。’百姓叩谢。”（第二十回）总之，在刘备面前也好，在曹操面前也好，人民群众都只有哀求、叩拜的份儿，他们被作者歪曲成了毫无作为的“群氓”，而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汉贼”还是“皇叔”，都被吹捧成了掌握人民命运、支配历史进程的“英雄”。尽管作者对刘备和曹操的褒贬非常明显，但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却共同反映出作者的英雄史观。与此同时，《三国演义》还大肆吹嘘这些封建统治者的天赋才能，把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归因于他们的“天赋”。如写刘备，说他生下来注定要成为“贵人”，从小就有“大志”，与众不同，“非常人也”（第一回）。写曹操，则说他幼时就“有权谋，多机变”，从小就是“安天下”的“命世之才”（第一回）。并在《邺中歌》里评论曹操说：“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第七十八回）进一步把他写成山川灵气所钟、超群出众的“异人”。总之，在作者笔下，这些主宰历史、驱策人民的“英雄”，都是“天生”的超人。《三国演义》还借助“天命”来颂扬作者理想的“英雄”。据作者说，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来创造历史，统治人民，全都是执行上天的意旨，所谓“受命于天”。曹魏之所以破灭豪强，统一北方，固然是“天命”；刘备之终于做了皇帝，也是“天命有归”（第三十五回）。因此，这些“应天而生”的封建统治者是受上天保护的。第三十四、五回，写蔡瑁要害刘备，但由于“天意”、“神助”，刘备所骑的马竟然“一跃三丈”，使他脱离了险地。第四十九、五十回，写曹操在华容道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天象”所定，“未合身亡”。书中还一再声称“顺天者逸，逆天者劳”，“逆天而行，乃自取败亡也”（第三十七回、一百二回）。因此凡成王称帝者，总有“凤凰来仪”“黄龙屡现”的征象，而每一重要将帅战死，都有“帅旗忽折”“将星流堕”的预兆。作者宣扬这种“天命”思想，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在封建社会里，“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就正是利用神权思想为封建政权服务，要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这些被吹捧为“天生”“超人”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统治；并警告人们说，谁要敢于起来反抗，就是逆天行事，自取灭亡。这也就进一步暴露了，“英雄”史观到最后总是不得不乞灵于“天命”之类的唯心主义的幽灵。《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影响深远的艺术形象。这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并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作者的社会、政治思想。除上文提及的曹操等人物外，还有：郭嘉、夏侯敦、黄盖、吕蒙、张飞、赵云、黄忠等等，其中尤以诸葛亮描绘得最为突出。诸葛亮在作品中，是被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歌颂的，作者对他倾注了强烈的爱和崇敬，把他作为“忠贞”和“智慧”的化身，特别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尽笔力，大肆渲染。马克思主义深刻指出：认识来源于实践。从历史事实来看，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锐、处事比较有胆识有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他具有这些长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重视实践。例如，在曹操取得荆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计到曹操必败，就正是因为诸葛亮已经在曹操下荆州的过程中，经历过战争的实践，对敌我双方的长处和弱点都已作了比较的缘故（见《三国志·先主传》和《三国志·诸葛亮传》）。而就《三国演义》看，在有些章节中，作者写到诸葛亮之所以取胜，是由于他对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的结果。如在有几次战争中，诸葛亮事先实地观察地形，调查对方兵力部署，根据地形和客观实际情况，制定了有利的作战方案，击败了敌人。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用“空城计”，就是因为他对敌方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知道司马懿了解自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第九十五回），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诸葛亮的正确判断，是在他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在更多的章节里，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的人物，宣传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诸葛亮一出场，他就告诉刘备：“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第三十八回）诸葛亮病重在五丈原，“自于帐中祈禳北斗。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吾寿可增一纪；如灯灭，吾必死矣”。结果魏延飞步入告军情，“竟将主灯扑灭”（第一百三回），真个能“知凶定吉，断死言生”。为了突出诸葛亮，作品还一再写他的“ 锦囊妙计”，每逢重要事件，他总要把装有“妙计”的锦囊交给执行任务的人，吩咐“到时开看”，不但根本不跟别人商量，而且也不让执行任务的人事先知道事情如何去做。一切都只是他那种能够“先知”的“智慧”在起作用，其馀的人都只是被他的“智慧”所驱策的、被动的工具。至于“七星坛祭风”里，写诸葛亮登坛作法、呼风唤雨等，更是荒诞不经的描写。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在“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中看到。鲁迅批评《三国演义》 “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是极其确切的评价。俗语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也正说明了诸葛亮不是超凡的“先知”、不可企及的“天才”。最富于斗争实践的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具有无限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集体的智慧和才能。对于诸葛亮的所谓“忠贞”方面，小说也给以多方面的描写。诸葛亮忠于刘备，刘备死后，继续尽忠于阿斗（刘禅），为了报答“三顾草庐”和“临终托孤”的知遇之恩，他“亲理细事，汗流终日”，以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一百三回、九十七回）。诸葛亮“忠贞”的出发点，既有封建的“正统”观念，也有“ 士为知己者死”的“义”的思想。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小说描写了成批的谋臣策士，诸葛亮也是其中一员。属于知识阶层的这支队伍，尽管他们的思想、才能、性格各有不同，但都从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出发，以个人恩怨依附于某一个政治集团，与某一个统治主建立君主臣属关系；有时用兄弟、朋友等形式来表现这种关系，但并没有改变阶级关系的实质。因此，作为蜀国“贤相”的诸葛亮，他是矢忠于刘氏天下的。然而，诸葛亮的形象，又不是用封建主义的“愚忠”所能完全概括。作者通过刻划他的所谓“谨慎”、“谦逊”、 “严于责己”等个人品质，通过一系列经过美化的“清明”政治措施，来突出这一形象，把他塑造成封建社会“完人”的典型。在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的年代里，作者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杰出的政治家，盼望由他们来实施“王道”和“仁政”。关羽也是《三国演义》着力描写的人物，作者精心刻划他“神威勇武”的一面，在众多的战将中，他出类拔萃的气概最为突出。“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表现他万人敌的“勇武 ”，“临江会”、“单刀会”突出他凛然不可犯的“神威”，“刮骨疗毒”写他沉着的“大丈夫”气概。总之，作者力图通过许多夸张传神的描绘，使关羽成为一个 “英雄”人物。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的“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也是指他的“丰采”和“勇力”而言的。《三国演义》如此美化关羽，完全是为提倡封建的“忠”“义”思想。在关羽身上，“忠”和“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关羽之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他们“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所以“结为兄弟”，以便“同心协力”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并发誓说，决不“背义忘恩”（第一回）。这就清楚说明了，他们所标榜的“义”，是以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作为首要内容的，阶级性十分鲜明。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尖锐，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不但共同镇压了黄巾起义，而且还以“誓扶汉室”为旗帜，跟地主阶级内部其他派系进行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关羽“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披肝沥胆”，效忠刘备，最终为刘备而“断首捐躯”。《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此十分赞赏，称许他为“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第七十七回）。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大肆吹捧关羽的“忠”“义”，不过是要人们效法关羽，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为某一个封建主卖命而已。正因如此，关羽也就为地主阶级所特别重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羽的地位，不过同张飞、赵云相等。宋、元的统治阶级虽已先后尊关羽为“真君”和“武安王”，但就吹捧关羽的程度和规模来说，都远远不及明、清两代。自从《三国演义》把关羽写成“忠”“义”的化身以后，他就成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就越来越广。明、清的统治阶级曾几次封他为“大帝”，到处为他立庙，享受着跟孔丘同样隆重的祭礼。这就清楚地说明，通过关羽鼓吹“忠”“义”的这种描写，是多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也是为了提倡给封建主子卖命，《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们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后悔”（第二十三回）。后来因事情败露，“全家老小”都被曹操所杀。作者对这些人极尽歌颂之能事，说他们“捐躯报圣明”，“千秋仰异名”；“忠贞千古在”，“誓死答君恩”。把这些人吹捧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此外，在写姜维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在写孙夫人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节烈”。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通过这些形象，作者宣扬了封建的“仁政”、“英雄”史观、唯心的先验论和封建道德等。因此，我们对于这些艺术形象，也必须首先认清其思想实质。
谈谈对鲁肃的评价摘要:鲁肃于建安五年投靠孙权伊始,就在与孙权的“密议”中提出了一条较为完整的政治路线,后在吊丧结刘、力主抗曹、借地资备、维系孙刘联盟等一系列事件中功勋卓著。但孙权未能给予全面公正的评价,史学家陈寿也随声附和,致使鲁肃的形象受到不应有的损害。应扫除蒙在鲁肃身上的历史灰尘,还其杰出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关键词:三国;鲁肃;功绩;评价吕蒙死后,陆逊代吕蒙领兵。孙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蒙曰:“……公瑾昔要子敬来东,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且其决计策意,出张苏远矣;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贵其长,常以比方邓禹也。又子明……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然其作军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其法亦美也。”[1](卷54《吕蒙传》)。上引孙权所论,是其对鲁肃的盖棺定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颇同意此说,并认为“孙权之论,优劣允当”。[1](卷54史臣评语)对鲁肃的上述评价究竟是否允当?我们以为尚需探讨,以期能对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一鲁肃(公元172年———217年),字子敬,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自幼丧父,与祖母及母亲居家。值东汉末年,天下纷乱,青年鲁肃“不治家事,大散财货,扌票卖田地,以赈穷弊结士为务,甚得乡邑欢心。”[1](卷54《鲁肃传》)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周瑜为居巢(今安徽巢县)长,[1](卷54《周瑜传》)率部下数百人来到东城拜访鲁肃,并求资粮。鲁肃当即指着家中尚存的两个各装三千斛米的之一赠与之。这一慷慨举动令周瑜对其为人处事益发感到惊奇,遂相与定交,结为知己。从此,鲁肃便通过与周瑜的亲密关系很快就登上了汉末政治斗争的舞台,表现出他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建安五年孙策死,弟孙权统事。周瑜因赴策丧留吴,其时鲁肃亦至吴①,瑜对肃称孙权可辅,劝其留下服事孙权以求攀龙附凤,鲁肃应允。周瑜又极力向孙权举荐鲁肃,称其“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也。”周瑜的劝留和举荐获得成功,鲁肃正式投靠孙权,被引为“宾客”[1](卷47《孙权传》),于是方有一番“语及大略帝王之业”的“密议”。《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笔者按:《资治通鉴》作“保守”二字为是。)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权曰:“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上引鲁肃的对策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一是汉室不可复兴;二是曹操不可卒除;三是应在确保江东的基础上观衅而动,乘北方多务之际,先除黄祖,进伐刘表,夺取荆州,然后竟长江之所极,据而有之(这自然应视作包括夺取地处长江上游的益州在内);四是在巩固了整个长江以南的割据后,再建号帝王,图取天下,完成统一大业。鲁肃的对策,自然是投合孙权的心思的。正因如此,所以在张昭非毁鲁肃,说“肃年少粗疏,未可用”的情况下,“权不以介意,益贵重之,赐肃母帏帐,居处杂物,富拟其旧。”然而鲁肃的对策又不仅是为了投合主子,讨得欢心而已;他确有自己独到的政治见解,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汉室的态度上。鲁肃所持“汉室不可复兴”的政治见解,不但高出孙权之上,而且和七年后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相比较,也实在有高出一筹的地方。①从孙权在“密议”中所反映的思想看来,他当时因羽翼未丰,只是想保有江东,尽力一方,以辅汉室,尚缺乏统一全国的进取精神。但鲁肃的一席话对他无疑是起了振奋精神的作用的。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明确讲过,如果象他设想的那样,“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1](卷35《诸葛亮传》)这里,汉室可以复兴的思想是十分明白的。如果说在建安十二年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以作号召,只是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并非本意的话;那末,在后主刘禅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自汉中北伐前夕的上疏(即有名的《出师表》)中又何以仍然要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呢?这自然是不能单以策略考虑解释得通的。所以,我们只能认为“兴复汉室”是诸葛亮一贯的思想,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他所主张重建的仍是刘家的一统天下,只不过是要将汉室皇帝的宝座让刘备这一支系来坐而已。“汉室不可复兴”的思想早在建安五年鲁肃就提了出来。这一建立在正确估量当时客观斗争形势基础上的政治见解,日后历史的发展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对于鲁肃的这种远见卓识,在孙权的评论中从未提及②,我们自然不能同意其对鲁肃的评价是“允当”的。二建安十三年八月,刘表病死。当时曹操已统一北方,极有可能趁机南下夺取荆州。鲁肃于此时向孙权提出战略性建议。《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在此建议中,鲁肃明确指出荆州在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分析刘表新亡后荆州形势发生变化的几种可能性以及应采取的对策。但建议的核心思想乃是以吊丧为名,前去进行多方面的外交活动,“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为了赶在曹操的前头,鲁肃在征得孙权同意后立即前往荆州,行至夏口(今武汉市),听说曹操已向荆州逼近,于是星夜兼程。等赶到南郡(今荆州市),得知刘琮已经降曹,刘备正在南逃。值此形势紧急的关头,鲁肃仍然北上,迳至当阳长阪与刘备相会,陈说形势,晓以利害,“劝备与权并力”,刘备自然很高兴地同意了。随后鲁肃与刘备等一道到了夏口。由是观之,鲁肃于刘表一死,即敏锐地预见到荆州形势必然有变,故而适时地提出了极力争取荆州的各种力量到自己方面来的建议。由于形势急转直下,鲁肃没有可能去作阻止刘琮投降的工作,但经过努力,终于及时有效地争取了刘备,预定的主要目的总算达到了,因而在战略上壮大了自己,争得了主动。孙刘联盟实际上的建立,为稍后赤壁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对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故应视作鲁肃的一大历史功绩。然而多年以来,人们一般都把孙刘联盟的功绩归之于诸葛亮。这固然是因为诸葛亮在《隆中对》里确曾提出过这一战略思想,且在时间上此鲁肃早出了一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不能将鲁肃的这一重大历史功绩予以忽略。也许有人要问,为何鲁肃不曾早于诸葛亮提出这一思想呢?大家知道,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任何思想、战略、方针、计划等的提出只有在社会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鲁肃之所以能在建安五年与孙权的“密议”中提出他的一套政治见解,却不能同时提出联刘抗曹的主张,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当时的形势是:曹操正忙于和袁绍集团拚死争夺,北方未定,无暇南顾;刘备尚在北方各军阀集团间依违周旋。因此,在孙权方面看来,当时既无联刘抗曹的必要,也无此种可能。官渡之战后,刘备于建安六年转而投靠刘表,寄寓荆州,受到刘表的疑忌而不被重用,只能在暗中求得有限的发展,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军事实体;曹操则正忙于统一北方,尚未对荆州造成实际威胁。所以鲁肃也不可能于此时提出联刘的主张。及至曹操统一了北方,刘表一死,荆州的形势立即紧张起来,成了各派势力注意的焦点。曹操为积极准备南下荆州,并企图进而扫平江东,正与刘琮暗中勾结。刘备本有可能趁机占据荆州,一则因为自己势单力薄;二则因与刘表父子同宗共族,加之刘表新亡,害怕失云“信义”;三则对刘琮的投降和曹操大军的迅速南下缺乏思想准备,故不仅未能占据荆州,反而被迫仓惶出逃。恰在此时,鲁肃向孙权提出上述建议并亲自出马付诸实行,终于取得联刘的成功。这不能不说是适合时宜的政治举措。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虽然提出了“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为援而不可图也”的思想,又设想在取得荆、益之后,仍要坚持“外结好孙权”的政策。这诚然表现了诸葛亮的明达事理和深谋远虑。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诸葛亮在提出上述思想主张后并未付诸行动;甚至在曹军大举南下,刘备兵败长阪时,也未能在联吴上主动迈出一步。而主动迈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的,恰恰正是主谋者和积极实践者的鲁肃。鲁肃提出这一思想虽较诸葛亮晚了一年,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先走了一步。而这一步以于三国历史发展进程所起的实际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试想,如果孙吴方面不采取这一主动行动,而持观望态度的话;那末,在曹操各个击破的政策下,刘备集团能否逃脱覆灭的命运?孙权集团能否继续保有江东?都是难以逆料的。我们在上面这样提出问题和论述问题,绝没有一丝一毫要贬低诸葛亮的意思,而只不过是试图客观地说明鲁肃的历史功绩是不应忽视的①。孙权明明是鲁肃联刘思想和实际行动的赞同者,但在评价鲁肃的功绩时却未能明确指出②,也不能认为是“允当”的。三赤壁战前,曹操挥师南下,降刘琮、败刘备、取江陵,一路之上势如破竹,大有鲸吞刘备、席卷江东之势。刘备在曹操轻骑追击下,放弃南逃计划,渡过汉水,与刘琦合兵一处,先退至夏口,后又接受鲁肃意见,退驻长江南岸的樊口(今湖北鄂州市北)。孙权则拥军驻于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观注形势的发展。由于曹操已“破荆州,威震四海”[1](卷35《诸葛亮传》),并将顺江东下,刘备、诸葛亮深感形势危急,再也不能不采取外交行动了。于是刘备听从诸葛亮的意见,派亮随同鲁肃前往柴桑拜会孙权,谋求援救。诸葛亮在与孙权的会谈中,一方面用激将法煽起孙权的抗曹热情;一方面又仔细地分析形势,陈述必能破曹的理由,鼓舞胜利的信心,促使孙权克服了某些犹豫不定的思想,坚定了抗曹的决心。诸葛亮此次出使,对于孙刘联合抗曹阵线的正式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无疑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孙刘联盟抗曹并非是没有阻力的,阻力主要来自孙权集团内的主降派。在孙权主持的军事会议上,以张昭为首的主降派对于曹操所发出的战争恫吓“莫不响震失色”[2]。他们慑于曹操声威,错误地分析形势,过高地估计了曹操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认为曹操已取得江陵,己方再无天险可凭,加之众寡实在不敌,与其抗曹战败,不如及早请降。一时间,投降派的主张甚嚣尘上,劝孙权迎降的人数占了压倒多数。值此关键时刻,鲁肃挺身而出,对孙权指陈利害,力排众议,极言主战,并建议孙权急速将出使鄱阳的周瑜追回,委以统军重任,迎击曹操。鲁肃这一决策的提出和周瑜的坚决主战,终于克服了内部的重大阻力,使孙权最后下定了抗战的决心,同时也选定了合适的统军主帅,从而保证了孙刘联军赤壁之战的辉煌胜利。赤壁之战中,鲁肃作为赞军校尉,协助周瑜、程普,筹画方略,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对于战争的胜利也是功不可没的。赤壁之战刚一结束,鲁肃最先从前线回来,孙权特地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肃将入门台拜,权起礼之,因谓曰:“子敬,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肃趋进曰:“未也。”众人闻之,无不愕然。就坐,徐举鞭言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软轮征肃,始当显耳。”权抚掌欢笑。这段趣话,一方面表现出孙权对鲁肃的政治军事才能和所建树的功绩十分敬重,同时也表现出他本人在胜利后的喜悦心情,对那班主降派自是无形的贬斥;另方面则充分反映了鲁肃统一全国的理想和抱负,这自然是他早在建安五年“密议”中提出的那种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对于鲁肃在赤壁之战的作用,从前引孙权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是作为鲁肃的优点和长处之一而加以肯定的。陈寿也评说:“曹公乘汉相之资,挟天子而扫群桀,新荡荆城,仗威东夏,于时议者莫不疑贰。周瑜、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1](卷54史臣评语)诚然,周瑜是个极力主战者,并作为统军主帅在赤壁之战中建立了殊功,堪称奇才。但将其与鲁肃等量齐观,似仍有不妥,因为没有分清主次,未能突出鲁肃作为主战派的首领和决策者[3]的应有地位。在这个问题上,陈寿的评论尚不及孙权来得恰当。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于卷54《周瑜传》中注引《江表传》后写道:“臣松之以为建计拒曹公,实始鲁肃。于时周瑜使鄱阳,肃劝权呼瑜,瑜使鄱阳还,但与肃暗同,故能共成大勋。本传直云,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瑜摆拨众人之议,独言抗拒之计,了不云肃先有谋,殆为攘肃之善也。”其为鲁肃之抱不平,驳陈寿叙史之失当,甚是得体。四赤壁战后,荆州所辖八郡分别为曹操、刘备和孙权所据有:曹操拥有江北的南阳、章陵二郡;刘备占有江南的武陵、长沙、桂阳和零陵四郡;孙权则据有江北的南郡和江夏二郡。这三大集团都力图巩固已有的地盘,并谋求向外扩展,于是荆州便呈现出微妙的形势。曹操方面对于赤壁战败,南郡丢失,到口的肥肉被人夺去是绝不甘心的,随时都想卷土重来。从刘备方面讲,被隔在江南,向外发展受到阻碍。要想依据《隆中对》所确定的政治路线行事,为夺取荆州、进占益州、实现其政治抱负,当务之急便是要取得居于战略要地的江陵,以作为前进的跳板。但因占据南郡(治江陵)的孙权集团是自己的盟友,为了抗曹,仍需结好,不便以武力强夺(即使是诉诸武力,也未见得能够取胜)。故于建安十五年由刘备亲自出马前往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会见孙权,请求将南郡拨归自己节制。这便是尽人皆知的“刘备借荆州”故事产生的历史背景。在“借地”问题上,孙权集团内部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反对借地,其代表人物是时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的周瑜。他对于要把经过浴血苦战从曹操手中夺得的南郡轻易地交给刘备在思想上想不通,感情上无法接受。从狭隘的集团利益出发他甚至建议孙权“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并将刘备的虎将关羽、张飞二人分隔开来,“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1](卷54《周瑜传》)可见周瑜等人不但坚决反对借给刘备土地,而且还想要将刘备集团予以吞并。持另一种意见主张借地的只有鲁肃一人,他是从抗拒曹操这个大局着眼的。史载:“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经过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孙权最终采纳了鲁肃的意见,刘备借得了南郡。①鲁肃何以主张借地?孙权又何以接受鲁肃的意见而不采纳周瑜的计策?其间的道理史载甚明。《三国志》卷54《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曰:吕范劝留备,肃曰:“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同书卷《周瑜传》载孙权不用周瑜之计是因为:“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据上引二条可知,被视作“英雄”或“枭雄”的刘备,是不大可能一下子就能制服的;而借地给刘备,让其势力有一定的发展,对于孙权集团说来虽有所失,但在当时形势下是最为明智的办法,可以从中收到不少实际的好处。其一,可以巩固孙刘联盟,便于保持自己有利的战略地位;其二,可以缩短战线,避免将自己有限的兵力分散,也有利于摆脱处于曹刘两大集团之间的腹背受敌的处境;其三,使刘备与曹操接境,给曹操树立了一个劲敌,可以牵制曹操的兵力,减轻对自己的军事压力;其四,不致因孙刘不和、相互攻战而令曹操坐收渔人之利。总之,是抓住了“共拒曹公”以图生存和发展这个主要矛盾,因而是唯一正确的策略。鲁肃主张借地,是与他在赤壁战胜后能客观地分析形势分不开的,也是他“曹操不可卒除”思想的体现。所谓“曹操不可卒除”,即曹操终归要除而又不可能很快除掉,而且单纯自身的力量是不成的,故而要与刘备结盟并保持盟好。正是在这种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思想指导下,于是才有主动联刘、力主抗曹和借地资备等一系列决策的提出和实施。这些举措反映了鲁肃思想的一贯性,体现他为了达到长远的战略目标而采取的灵活策略和巧妙的斗争艺术。鲁肃以其敏税的政治眼光,综观全局,深谋远虑,不因贪图眼前的局部利益而忽视长远的根本利益,在借地问题上同样是值得称道的。事实上,借地的客观效果是明显的。《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寥寥数语,活现出曹操当时的心境,可见所引起的反响之强烈。由于借地,孙刘联盟抗曹的体制得以巩固,对三国鼎立局面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这样认识问题恐怕是不算过当的。建安十五年,周瑜病死,鲁肃代瑜领兵。鲁肃自主持孙吴军务开始直至建安二十二年病逝为止,始终坚持与刘备集团结好的政策②。在此期间,孙刘两家在荆州的归属上有过争议,也动过干戈,致使联盟产生了裂痕,但联盟关系总算是维持着。这固然是因为孙刘双方都觉得大敌曹操尚存,确有维系联盟的必要;但与鲁肃的某些处置也不无关系③。及至吕蒙代肃领兵,因袭取江陵,擒杀关羽,导致孙刘联盟公开破裂,那就是后话了。总之,在鲁肃生前,孙刘联盟抗曹体制的巩固和维持是与借地密切相关的。前述在借地问题上,孙权舍周瑜等人的意见于不取,而接受鲁肃的意见,应该说是很有见识的。他甚至还主动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作夫人,缔结政治婚姻,显然是出于巩固孙刘联盟的同一目的。但是在鲁肃死后,孙权却一反过去之所为,视鲁肃劝他借地资备“是其一短”,这就显得极不公道了。孙权于鲁肃的生前和死后,在借地一事上表现出的不同态度,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为免节生枝蔓,在此不拟讨论。但需要指出的是,孙权基于形势的某种变化,将以往适合时宜的举措加以否定,因而以功为过,以是为非,并影响到对鲁肃的公正评价,这种识人论事的态度显然是不足取的。作为史学家的陈寿不能为鲁肃辩诬,反与孙权苟同,亦不足取。此外,孙权在肯定吕蒙“图取关羽,胜于子敬”的同时,又指责鲁肃所说的“羽不足忌”是“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对此,我们也认为是评价不当的。依鲁肃的智慧才德两论,应该说是出于吕蒙之上的,何以他不去图取关羽呢?原因就在于他要维系住脆弱的孙刘联盟,以便借助关羽所拥有的力量来牵制和抗拒曹操,并非在关羽面前无能为力。明乎此,就可以理解鲁肃在给孙权信中所言“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的本意了。因此,我们认为鲁肃之不图取关羽,是可以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来解释的。综上所述,鲁肃自建安五年正式投靠孙权开始其政治生涯,直至建安二十二年病逝为止,近二十年间,在“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始终为辅佐孙权保有江东,以图削除曹操,进而统一全国的宗旨而尽心竭力,在汉末三国的政治斗争舞台上充当了重要角色,参与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历史话剧。早在与孙权的“密议”中,他就提出了一条较为完整的政治路线,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加进了联刘的内容、吊丧结刘、力主抗曹、借地资备、维系盟好等都是这一路线的生动体现。正是由于有了这条路线,再加上他的身体力行,孙刘联盟才得以形成并能够维系,三国鼎立局面始能出现并得以延续。诚然,所有这些决非是鲁肃一人之力,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其间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鲁肃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尽管由于某些原因,在鲁肃的评价上显得不够公允;更由于后来一些文艺作品的艺术渲染,又致使鲁肃的形象受到不应有的损害。然而我们相信,一旦除去蒙在鲁肃身上的历史灰尘①,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杰出历史人物的形象,就会以其真实的面目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参考文献:[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3]刘勉之·论赤壁之战中鲁肃[N].人民日报,1958-01-16;1958-01-17·
写作思路：根据题目要求，以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性格分析作为主题，可以从曹操的生性多疑、狠毒残忍性格作为第一点，接着描写该性格同时给曹操带来什么优点，优势的一面，正文：
一、 曹操生性多疑、狠毒残忍
曹操是一个天分极高、权谋极高的人，他好忌、缺乏安全感、容易冲动，所以造就了他生性多疑、狠毒残忍的性格。
曹操生性多疑这一性格特征，在忌杀杨修这一事件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曹操重视有才华的人，但是忌才。杨修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后来杨修辅助曹植对抗曹丕，令曹操心生猜忌。曹操信奉的是“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准则，所以杨修不得不死。
二、曹操唯才是举、知人善任
怎样使用人才对战争来说非常重要，得天下的战略就是使用人才的战略。三国中曹操是会用人才的典范。曹操实在是爱才，因此，唯才是举、知人善任也是曹操性格的一大特征。
以关羽为例。曹操对关羽算是找个有加，他知道关羽走了之后势必成为心腹大患，所以对关羽十分礼让。这也体现了曹操用才得雄才大略。
三、尚礼重法
曹操的思想受儒家影响，其根基属于儒家思想范畴，尚仁义礼让，并试图以仁义、道德、礼让教民和行政，即“治定礼为首”。另一方面，曹操重法尚术，严刑峻法，史载甚明，这构成曹操思想的另一重要侧面。此即“拨乱刑为先”。
所以，曹操的思想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处于乱世之中的曹操既强调刑法，也没有忘记礼教之用。他始终尚礼重法，两手俱用，并在礼法并举、两手俱用中表现出了特有的谲诈之能。
曹操的性格虽是多面的，但最突出的还是他的狡猾奸诈。《三国演义》中，曹操无论做事还是为人，无时无刻不体现他的这一个性。
《三国演义》 读《三国演义》一书，受益匪浅。 《三国演义》是一部断代体古典名著小说，它讲述了从东汉末年时期到晋朝统一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首先我看到的是像“滚滚长江东逝水……”这一类脍炙人口的诗句，接着引入正文。第一句话这样说到：“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不无道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书中还有上百个人物、无数的军事谋略，加上作者本身借着历史人物，来阐述忠、教、仁、义、爱的道理，更是深中人心。它写的庸主献帝、刘禅，无能之辈吕布、袁术、袁绍、刘表、刘璋，气量狭隘的周瑜，长厚的鲁肃，勇者张飞、许楮、典韦，下至因行间而贻笑千古的蒋干，无不个极其态。这些人物给了我很深的教育。虽有这些人物，但最令我有所感受的是这本书当中所描述的几个英雄人物。 先说关羽。这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人物之一。他降汉不降曹、秉烛达旦、千里走单骑、五关斩六将、古城斩蔡阳，后来又在华容道义释曹操。他忠于故主，因战败降敌而约好一知故主消息，便不知千里万里往投。我认为虽降了敌，但最后还是回来了，不但仍算忠，而且还要算一种难得可贵的忠。《三国演义》表现关羽的方法也极简单：“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青龙偃月刀”，后来加上“赤兔马”，又读过《春秋》，刮骨疗毒不怕疼，斩颜良，诛文丑，几乎变得天下无敌。他的所做所为值得我们学习。 封建统治时期需要忠臣，需要一个能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这就是诸葛亮。诸葛亮熟知天文地理，能文能武，足智多谋，而且一生谨慎，鞠躬尽瘁。他借东风，草船借箭，三气周瑜，智料华容道，巧摆八阵图，骂死王朗，空城计，七星灯，以木偶退司马懿，锦囊杀魏延，这些是常人所想不到的。我本以为这种人应该相貌非凡，可书中描绘的却十分简单：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他的所做所为给后人很深的印象。 现说曹操。曹操在《三国演义》中被称为奸雄，可能是因为他的儿子篡了汉。他说刘备与他是并世英雄，说得刘备都不敢听，但是他没有杀刘备，虽刘备正是他的瓮中之鳖。这使我感到了曹操的大度，也是周瑜做梦也梦不到的。周瑜眼中只有诸葛亮，与其誓不两立，只要把诸葛亮杀了，东吴的天下就太平了。后来又发现刘备也不是一般人物，便想杀刘备，至少把他留在东吴，东吴的天下也太平了。目光短浅，气量狭小，非英雄也。这也与曹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曹操还是个实干家，曾经行刺董卓，矫诏聚诸侯讨伐董卓。这些使我感到了曹操的伟大之处。 总的来说，读过这本书之后我大开眼界，而以上几人也给了我很深的感受，他们很值得我学习。
论蜀汉五虎上将之赵云摘要: 赵云起先是刘备的骑兵护卫长,后来逐步成为蜀汉集团的重要将领之一。历史上的赵云绝非平庸之辈，他有着一些不同凡响的优秀品格.赵云比同时的许多人清醒，他不仅能从刘备集团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而且注意争取民心。赵云追随刘备多年，总是克己奉公，不徇私情……《三国演义》中人物众多,而且十分生动,在民间广为流传,特别是一些杰出人物甚至是中外闻名,家喻户晓,影响深远,这是其他历史段落无法比拟的.六十年间如此群星闪耀,构成了三国人物的特殊品貌和持久的魅力.在如多的三国人物中,除了智绝千古的诸葛亮外,最受欢迎的恐怕就是常山赵子龙了.作为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关羽张飞黄忠马超甚至魏延在才干和对蜀汉政权的贡献上都比赵云高出一筹。但是作为小说中的艺术形象，赵云却比以上众人更加深入人心,提起赵云人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历史上的赵云，最初跟随公孙瓒，后公孙瓒派赵云帮助刘备，刘备很喜欢赵云便留用了他,因为刘备和蔼公孙瓒是同学,所以公孙瓒很爽快的答应了.赵云起先“为先主主骑”，也就是刘备的骑兵护卫长,后来逐步成为蜀汉集团的重要将领之一。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谋臣如雨，猛将如云，赵云并不是最杰出的人物。关羽、张飞都有“万人之敌”，是当世之虎臣,曹操等对头也都是怎么认为的。诸葛亮在给关羽的信中称马超为“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黄忠“常先登陷陈，勇毅冠三军”。赵云在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的战争中，从容拒敌，以少胜多，被刘备称赞为“一身都是胆”，并号为虎威将军。但全面考虑，赵云仍比关张马黄略逊一筹,所以在历史上蜀汉排五虎上将时赵云在最后一位.说到功劳，赵云也不如关羽、张飞、马超、黄忠、魏延等人。关羽自和刘备结拜后,忠心不二,是刘备最器重的部下,担任重要职务。早在建安四年刘备重新夺取徐州时，就派关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在赤壁之战前，刘备只有二支部队：一支是刘琦率领的江夏军队一万人，另一支就是“关羽水军精甲万人”；赤壁之战后，刘备得到荆州六郡，“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刘备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可见刘备对关羽的信任和器重。而关羽在荆州水淹七军,击退曹仁，生擒于禁，力斩庞德，“威震华夏”，周围几个小郡都脱离曹操统治愿意受关羽节制,吓得曹操想迁离许都,可说是功绩显赫。张飞的功业虽然比不上关羽，但也是刘备的股肱之臣。赤壁大战后，“以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刘备夺取益州后，“以飞领巴西太守”，张飞在巴西打败曹操手下的勇将张郃,使曹操多年不敢再进攻巴西。马超虽然迟归顺刘备的时间比较晚，不是元老级的人物,但他的剽悍善战早已是闻名遐迩.刘备围成都,刘璋坚决抵抗，但一听说马超投了刘备,且在城外,立刻开城出降，也算是为刘备立了一大功。黄忠于建安二十四年斩杀曹军名将夏侯渊，为刘备夺取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曹操闻渊死讯放声大哭。魏延从建安二十四年起镇守汉中，刘备去世后，他更是以蜀汉第一大将的身份，南征北伐，出生入死，建立了累累功勋。而赵云长期跟随在刘备、诸葛亮身边，担当护卫将领,没有独自领兵打仗的机会，功业不如前几位了,自然地位不如关张马黄魏了。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拜张飞为右将军，假节；拜马超为左将军，假节；拜黄忠为后将军，赐爵关内侯；提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而赵云仅为翊军将军,而这种不三不四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将军封号很多人都得到了。章武元年,刘备称帝，关羽、黄忠已经过世，张飞迁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进封西乡侯；马超迁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斄乡侯；魏延也进拜镇北将军。这时，赵云的官爵却没有升迁。汉代,车骑将军、骠骑将军是一级上将;前后左右将军是二级上将.所以此时赵云的军阶远远低于其他几位将军.建兴五年，诸葛亮驻汉中，准备大举北伐。这时，关、张、马、黄均已去世.魏延以镇北将军、都亭侯的身份，担任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剌史；而赵云则以镇东将军、永昌亭侯的身份，跟在诸葛亮身边，地位仍然不及魏延重要。这种情况，一直到赵云去世也没有改变。然而，历史上的赵云也不是平庸之辈，他有很多其他人没有的优秀品格：第一，深明大义。赵云的原则是忠君报国救民于水火.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在封建社会中，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人生理想。他先投公孙瓒，后归刘备，都不是单纯出于私人感情。正是这一点，使赵云大大高出一般的赳赳武夫。第二，忠直敢谏。益州刚刚安定，刘备想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给诸将。云驳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可见赵云比同时的许多人清醒，他不仅能从刘备集团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而且注意争取民心。所以刘备马上采纳了他的建议。当刘备要去讨伐东吴，为关羽报仇时，蜀国竟无一人敢出来劝说刘备.只有赵云挺身而出，竭力劝阻，指出：“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不应置魏，先与吴战。”但刘备不听,一意孤行，终于导致夷陵之败，不仅自己送了性命还害了蜀汉七十万将士的性命.使蜀汉元气大伤。综观蜀汉集团的历史，在众多武将中，其他人都不曾像赵云那样，从根本大计上直言规谏刘备，这是赵云识见过人之处。第三，公正无私。赵云追随刘备多年，总是克己奉公，不徇私情。赤壁之战前，刘备曾于博望坡打败曹操大将夏侯敦。在战斗中，赵云俘虏了夏侯敦的部将夏侯兰。他与夏侯兰本是同乡，小时候的朋友。在这种情况下云没有私自放走夏侯兰，而是报告刘备；而且根据夏侯兰的能力为刘备推荐他；让他为蜀国出力.公事公办，实堪称赞!赵云的这一优秀品质早为刘备所赏识，所以刘备曾任他为留营司马，“掌内事”；而他一直兢兢业业，秉公理事。第四，谦虚谨慎。赵云在蜀汉集团中，资历仅次于关羽、张飞，又有救护刘禅之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从不争名夺利，与同僚永远保持融洽的关系。这一点，是“刚而自矜”的关羽、“性矜高”的魏延等人所不及的。建兴六年，诸葛亮一出祁山，遭到街亭之败，赵云与邓芝率领的疑兵也在箕谷失利。在撤退时，由于赵云亲自断后，队伍不乱，“军资什物，略无所弃”。诸葛亮对此十分赞赏，要赏赐赵云所部将士。这时赵云毫无沾沾自喜之态，而是诚恳地说：“军事无利，何为有赐?其物请悉入赤岸府库，须十月为冬赐。”透过这番真挚感人的话语，赵云律己之严格，胸襟之开阔，让人钦佩不已。综上所述，历史上的赵云，虽然在功业上不及其他武将，却具有人所不及的美德。这一切，为塑造赵云这个艺术形象提供了坚实的历史生活依据。《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对赵云是抱有深厚感情的.他从自己看待赵云的角度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光彩照人的赵云形象。首先，罗贯中超越史书记载，竭力树立起赵云勇冠三军的虎将形象。前面说过，历史上的赵云的武艺和威名并不是最突出的。罗贯中为了把自己心目中的这个英雄人物塑造得更为高大，极大地发挥了艺术想像力，使《三国演义》中的赵云的武勇得到充分的渲染。《三国演义》中的赵云首次出场，就先声夺人，不同凡响：当时公孙瓒在磐河被袁绍大将文丑战败后，“文丑直将公孙瓒赶出阵后山谷而逃……瓒弓箭尽落，头盔坠地，披发纵马，却转山坡，其马前失，瓒翻身坠于坡下。文丑急捻枪来剌。”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忽见“草坡左侧转出一将，马上须无铠甲，拈枪直取文丑……大战文丑五六十合，胜负未分。瓒部下救军到，文丑拔回马去了。那少年也不赶去。”只见这少年“身长八尺，浓眉大眼，阔面重颜，相貌堂堂，威风凛凛。”[1]给读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真正使赵云名扬天下的是惊心动魄的长阪坡之战，但是这一段经典战例是罗贯中编出来的.《三国志·赵云传》:云及先主为曹公所追于当阳长阪，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根据这一段简单的记载，可以看出赵云在抱着刘禅、保着甘夫人的情况下，只能匆匆撤退，根本不可能在敌军阵中横冲直撞。然而，罗贯中却编织出一连串紧张曲折的情节：先是让赵云两次冲进曹军阵中，救出甘夫人和麇竺，找到麋夫人，接过阿斗，为赵云创造了一个匹马单枪，怀抱幼主的特殊条件。然后，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描写赵云在曹军中往来冲突，所向披靡，“砍倒大旗两面，夺槊三条，前后枪剌剑砍，杀死曹营名将五十余员。”[2]这一番惊天动地的拼杀，使赵云的形象犹如一尊巨石雕像，巍然屹立在千百万读者心中；使“常山赵子龙”从此成了勇敢坚贞的化身，英武超群的代名词.罗贯中即使在大胆虚构的时候，也不过分吹捧赵云.也没有明写赵云的武艺超过了吕布、关羽、张飞、马超等人。但是罗贯中巧妙地采用多种艺术手法，使赵云的武艺和勇敢得到了比别人更充分的表现，因而产生了更突出的艺术效果。其次，罗贯中使用大量笔墨，从多方面表现了赵云的美德。历史上的赵云的优秀品格，在《三国演义》中大都得到了艺术的再现。例如：用他救出公孙瓒后所说的“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非特背袁氏以投明主”，来表现他的深明大义；用劝阻刘备将成都有名田宅分赐诸官，反对刘备为报私仇而伐东吴[，来表现他的忠直敢谏；以他将刘备集团的开基创业放在首位，不贪美色，拒娶桂阳太守赵范之嫂，来表现他的克己奉公；用他不与黄忠争功，打了胜仗从不夸功自傲，来表现他的谦虚谨慎，等等。罗贯中在表现赵云的美德时，特别突出了他的机警和精细。本来历史上的赵云在这方面并不突出，罗贯中又一次发挥了艺术创造的才能，把这一点表现得鲜明而生动，使赵云的形象在刘备集团中更加别具风采。当蔡瑁邀请刘备到襄阳赴会，企图借机加害时，赵云带领三百人马随刘备而行。到了襄阳，“云带甲挂剑，行坐不离”。次日宴会，赵云仍是“带剑于侧”，只是由于刘备下令，才勉强到外厅就席。饮了一会酒，他放心不下，入内观看，发觉刘备已经逃席，他便马上率三百军出城寻找。找来找去，不见刘备踪影，“子龙欲入城中，恐有埋伏，遂引军投新野而归”。回到新野仍不见刘备，他又连夜到处寻找，直到找到刘备才算放心。事情的全过程都可以看出他的机警和精细。正因为如此，刘备和诸葛亮对于他办事都特别放心。诸葛亮出使东吴，指名要赵云按约定日期去接他；刘备到江东娶亲，诸葛亮明言：“吾定了三条计，非子龙而不可行也”；周瑜死后，诸葛亮到柴桑吊丧，又是由赵云保护……赵云从来不像关羽那样傲慢托大，也不像张飞那样鲁莽粗心，总是胆大心细，兢兢业业，一次又一次地圆满完成任务。这一特点同他的英武盖世、忠直谦虚等美德相结合，使赵云成为《三国演义》的武将形象系列中性格最完美的人物。再次，罗贯中精思妙裁，将赵云的亮点一直保持到最后。历史上的赵云的最后一段重要经历是在建兴六年随诸葛亮首次北伐。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曹真遣大众当之。亮令云与邓芝往拒，而身攻祁山。云、芝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致大败。兵退，贬为镇军将军。”[3]对此，罗贯中在很大程度上作了浪漫主义的改造。一是虚构年已七十的赵云在诸葛亮出兵前自告奋勇充当先锋，在凤鸣山连杀魏国西凉大将韩德的四个儿子，吓得韩德“肝胆皆裂”；“西凉兵素知子龙之名，又见英雄尚在，谁敢交锋?……大败而走”。第二天再次与魏军交锋，不到三个回合又剌死了“有万夫不当之勇”的韩德。这一场厮杀，使读者深深感到赵云宝刀未老，雄风犹在。二是虚构赵云剌死了曹真手下的副先锋朱赞，再一次立下战功。三是略而不提赵云“失利于箕谷”的事实。四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赵云和邓芝从容撤军的经过：赵云让邓芝打起自己的旗号先撤，自己在后掩护，这种虚虚实实的布置使畏惧赵云的魏军不敢放手追赶。赵云却时而冲到魏军面前，剌死其先锋苏顒；时而又出现在魏军背后，一声大喝，“惊得魏兵落马者百余人”。于是赵云安全退到汉中，沿途毫无损失。这样描写的结果，使这次退却在读者心理上似乎成了一次胜利。五是描写赵云谢绝诸葛亮的赏赐，使得“孔明叹曰：‘先帝在日，常称子龙之德。今果如此，言不谬也。’乃倍加钦敬”[4]。这一系列生动的描写，使赵云在最后一次出征中保持了“常胜将军”的威名，并使他的美德在晚年发出新的光彩。为什么赵云形象在读者的心目中会排在所有武将形象之首,比关张等人都高呢?首先，这是因为《三国演义》中的赵云是一个真实性与独创性融为一体的鲜明的艺术形象。罗贯中笔下的赵云，是一个具有非凡本领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同时又是一个符合艺术真实要求的人物形象。《三国演义》中与赵云有关的情节大都于史有据，使艺术形象的赵云符合历史人物赵云；罗贯中将赵云的种种英雄业绩置于特定的时代氛围之中，使赵云形象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而且由于罗贯中在描写中相当注意细节的真实。长阪坡单骑救主中，在这个以虚构为主的重要情节里，罗贯中尽情渲染了赵云的非凡武艺和胆略，但没有忘记为赵云设置可信的环境和条件：一是让赵云单枪匹马，没有其他累赘碍手碍脚；二是赵云在冲杀过程中，除与张郃战了十余合便夺路而走之外，其他对手均为曹军中平平之辈，没有构成对赵云的真正威胁；三是曹操为了收伏赵云，下令“不要放冷箭，要捉活的”。这就使赵云有可能突出重围。因此，尽管读者感到赵云的勇武是难以企及的，但在心理上却相信它是真实的。另一方面，罗贯中笔下的赵云，又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人物形象。在《三国演义》问世以前，还不曾出现过赵云这样的英雄形象.这个形象的成功塑造，主要是罗贯中的功劳。在《三国演义》写到的数百名武将中，给人留下鲜明印象的名将有数十人，但像赵云那样胆识兼备，智勇双全，机警精细，谦虚谨慎的形象却只有一个，人们决不会感到他与其他名将有什么雷同之处.赵云受到读者的喜爱还和现在人的观念的改变有关.就拿对关羽的印象来说，今天的读者早就没有封建时代的小民对他的那种敬畏和崇拜了。相反，人们很不喜欢他的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动辄就把“过五关斩六将”挂在嘴边；对他不顾大局，竟擅自提出要入蜀与马超比武，声称不与黄忠同列，无礼拒绝孙权联姻的要求，等等，人们也很不以为然；对于他在华容道放走曹操，人们更认为是严重丧失立场，敌我不分，是为一己私恩而出卖原则。在今天的读者心目中，关羽的形象已经大大降低了。相比之下，赵云的英勇善战和一系列美德，则更容易得到今天的读者的理解和欣赏，并能被人们批判地吸收。这样一来，今天的读者喜欢赵云甚于喜欢关羽，也就毫不奇怪了。参考书目:[1]《三国演义》第七回 《袁绍磐河战公孙 孙坚跨江击刘表》[2]《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 《刘玄德携民渡江 赵子龙单骑救主》[3]《三国演义》第九十二回 《赵子龙力斩五将 诸葛亮智取三城》[4]《三国演义》第九十六回 《孔明挥泪斩马谡 周鲂断发赚曹休》
在《三国演义》的亿万读者心目中，最令人喜爱的人物，除了诸葛亮之外，就要算赵云了。十分有趣的是，日本的广大《三国演义》爱好者在评选“你最喜爱的三国人物”时，也把赵云排在第二位。 我在《论魏延》 一文中指出：“作为历史人物……论才干，论对蜀汉政权的贡献，魏延都比赵云高出一筹。”然而，作为小说中的艺术形象，赵云留给读者的印象不仅大大超过魏延，而且似乎比关羽、张飞还好一些。这是一个涉及艺术魅力来源的问题，很值得探讨。遗憾的是，建国三十几年来，有关赵云的专题论文仅仅只有一篇，对这个问题尚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正想对此作一点考察。一历史上的赵云，初属公孙瓒，后归刘备，“为先主主骑”（卫队长），逐步成为蜀汉集团的重要将领之一。平心而论，在那个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时代里，豪杰竞逐，猛将如云，赵云并不算其中最杰出的人物。谓予不信，有史为证——论武勇，赵云不及吕布、关羽、张飞、马超、黄忠等人。吕布“便弓马，臂力过人，号为飞将” 。关羽、张飞都号称“万人之敌”，被目为“虎臣” 。马超被诸葛亮称为“雄烈过人，一世之杰” 。黄忠“常先登陷陈（阵），勇毅冠三军” 。赵云呢？其勇敢是毫无疑问的。在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之役中，他从容拒敌，以少胜多，被刘备称赞为“一身都是胆”，并从此号为虎威将军 。这与张辽在合肥大败孙权，使孙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 ，甘宁以百骑劫魏营，使曹军“惊骇鼓噪” 可相媲美；但综观其武艺和威名，在当时仍比前述诸人略逊一筹。论功业，赵云也不如关羽、张飞、马超、黄忠、魏延等人。关羽在刘备创业的过程中，每每担任方面重任，可谓刘备的得力助手。早在建安四年（199）刘备重新占据徐州时，就派关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赤壁之战前，刘备的军事实力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刘琦率领的江夏军队万人，另一部分就是“关羽水军精甲万人”；赤壁大战后，刘备夺得荆州数郡，即“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刘备西定益州，又“拜羽董督荆州事”，足见倚重之深。而关羽在荆州败曹仁，降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以至“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 ，真可说是功绩赫赫了。张飞功业亚于关羽，亦为刘备股肱。赤壁大战后，“以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独当一面；刘备夺取益州后，又“以飞领巴西太守”，处于与新占汉中的曹军对峙的第一线；他大败曹军名将张郃，为刘备巩固对益州的统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马超虽然迟至建安十九年（214）方归顺刘备，但他的剽悍善战早已闻名遐迩，所以他一到刘备军中，就使被刘备围在成都的刘璋失去斗志，开城出降，从而为刘备立了一大功。黄忠于建安二十四年（219）亲斩曹军名将夏侯渊，为刘备夺取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魏延从建安二十四年起镇守汉中，挑起了屏障益州，经营北伐前进基地的重任；刘备去世后，他更以蜀汉第一员大将的身份，南征北伐，出生入死，建立了累累功勋。赵云呢？长期跟随在刘备、诸葛亮身边，很少独当一面，功业自然就不那么显赫了。正因为这样，在蜀汉集团中，赵云的地位不仅不如关羽、张飞，而且不如马超、黄忠、魏延。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早已被封为汉寿亭侯）；拜张飞为右将军，假节（先已被封为新亭侯）；拜马超为左将军，假节（先已被封为都亭侯）；拜黄忠为后将军，赐爵关内侯；提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这时，赵云仅为翊军将军。章武元年（221），刘备称帝，除关羽、黄忠已卒外，张飞迁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进封西乡侯；马超迁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斄乡侯；魏延也进拜镇北将军。这时，赵云的官爵却未升迁。建兴五年（227），诸葛亮驻汉中，准备大举北伐。这时，关、张、马、黄均已物故；魏延以镇北将军、都亭侯的身份，担任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剌史；而赵云则以镇东将军、永昌亭侯的身份，跟在诸葛亮身边，地位仍然不及魏延重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赵云去世。然而，历史上的赵云绝非平庸之辈，他有着一些不同凡响的优秀品格：其一，深明大义。在那个动乱扰攘的年代里，一个人的文韬武略为谁所用，乃是其品格高下的试金石。当其时也，为一己富贵而趋炎附势、助纣为虐者不乏其人，懵懵懂懂地供人驱使者更比比皆是。赵云的选择如何呢？据《赵云别传》记载，当赵云初从公孙瓒时—— 时袁绍称冀州牧，瓒深忧州人之从绍也，善云来附，嘲云曰：“闻贵州人皆愿袁氏，君何独回心，迷而能反乎？”云答曰：“天下汹汹，未知孰是，民有倒县（悬）之厄，鄙州论议，从仁政所在，不为忽袁公私明将军也。”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赵云的政治宣言。他的原则——“从仁政所在”；他的目标——解民于倒悬。在封建社会中，这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人生理想。他先投公孙瓒是为此，后归刘备也是为此，而不是单纯出于私人感情。正是这一点，使赵云大大高出一般的赳赳武夫。其二，忠直敢谏。《赵云别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云驳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先主即从之。 这件事告诉我们，赵云的头脑比同时的许多人清醒，他不仅能从刘备集团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而且注意争取民心。无怪乎刘备马上采纳了他的建议。当刘备要去讨伐东吴，以报袭荆州、杀关羽之仇时，赵云又挺身而出，竭力劝阻，指出：“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不应置魏，先与吴战。”由于刘备拒绝了赵云、秦宓等人的诤言，一意孤行，终于遭到夷陵之败，使蜀汉元气大伤。这从反面证明了赵云意见的正确。综观蜀汉集团的历史，在众多武将中，其他人都不曾像赵云那样，从根本大计上直言规谏刘备，这又是赵云识见过人之处。其三，公正无私。赵云追随刘备多年，总是克己奉公，不徇私情。赤壁之战前，刘备曾于博望坡打败曹操大将夏侯？。在战斗中，赵云俘虏了其部将夏侯兰。他与夏侯兰本是同乡，“少小相知”。在这种情况下—— 云白先主活之，荐兰明于法律，以为军正。云不用自近…… 不是私自卖放，而是报告刘备；不是为个人增添帮手，而是为刘备推荐人才；公事公办，实堪称赞！赵云的这一优秀品质早为刘备所赏识，所以刘备曾任他为留营司马，“掌内事”；而他一直兢兢业业，秉公理事。相比之下，好恶由己，褒贬任情的杨仪之流就差得太远了。其四，谦虚谨慎。赵云在蜀汉集团中，资格仅次于关羽、张飞，又有救护刘禅之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从不争名夺利，对后来居上者也能友好相处。这一点，又是“刚而自矜”的关羽、“性矜高”的魏延等人所不及的。建兴六年（228），诸葛亮一出祁山，遭到街亭之败，赵云与邓芝率领的疑兵也在箕谷失利。在撤退时，由于赵云亲自断后，部伍不乱，“军资什物，略无所弃”。诸葛亮对此十分赞赏，要赏赐赵云所部将士。这时赵云毫无沾沾自喜之态，而是诚恳地说：“军事无利，何为有赐？其物请悉入赤岸府库，须十月为冬赐。”透过这番真挚感人的话语，其律己之严格，胸襟之开阔，均可洞然如见。那些浅薄自负、自吹自擂之徒，岂能望其项背！�综上所述，历史上的赵云，虽然在功业上不能冠冕众人，却具有人所不及的美德。这一切，为塑造赵云这个艺术形象提供了坚实的历史生活依据。二杰出的历史小说大师罗贯中，在精心结撰《三国志通俗演义》时，将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相结合，笔酣墨饱地塑造了一个光彩照人的赵云形象。首先，罗贯中超越史书记载，竭力树立起赵云勇冠三军的虎将形象。前面说过，历史上的赵云的武艺和威名并不是最突出的。对于厮杀疆场的武将来说，这毕竟是美中不足之处。罗贯中为了把自己心目中的这个英雄人物塑造得更为高大，极大地发挥了艺术想像力，使《演义》中的赵云的武勇得到充分的渲染。《演义》中的赵云首次出场，就先声夺人，不同凡响：当公孙瓒在磐河被袁绍大将文丑战败后，“文丑直将公孙瓒赶出阵后山谷而逃……瓒弓箭尽落，头盔坠地，披发纵马，却转山坡，其马前失，瓒翻身坠于坡下。文丑急捻枪来剌。”在这万分危急之时，忽见“草坡左侧转出一将，马上须无铠甲，拈枪直取文丑……大战文丑五六十合，胜负未分。瓒部下救军到，文丑拔回马去了。那少年也不赶去。”这时，死里逃生的公孙瓒才定下神来打量自己的救命恩人，只见他“身长八尺，浓眉大眼，阔面重颜，相貌堂堂，威风凛凛。” 赵云的这个“亮相”，一下子就表现出一个盖世英雄的神勇和气势，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正使赵云名扬天下的乃是惊心动魄的长阪坡之战，其实，这主要出自罗贯中的生花妙笔。《三国志•赵云传》云： 及先主为曹公所追于当阳长阪，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 寥寥数语，平淡无奇。根据这一记载，赵云在抱着刘禅、保着甘夫人的情况下，只能匆匆撤退，根本不可能在敌军阵中横冲直撞。然而，罗贯中却通过虚构、生发和渲染，编织出一连串紧张曲折的情节：先是让赵云两次冲进曹军阵中，救出甘夫人和麇竺，找到麋夫人，接过阿斗（历史上的麋夫人在曹操南下荆州之前已经去世，自然不可能逃难到长阪坡，更不可能将阿斗带在身边），为赵云创造了一个匹马单枪，怀抱幼主的特殊条件。然后，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描写赵云在曹军中往来冲突，所向披靡，“砍倒大旗两面，夺槊三条，前后枪剌剑砍，杀死曹营名将五十余员。” 好一场舍生忘死的厮杀呵！写到这里，罗贯中情不自禁地以“史官”之诗赞美道： 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 古来冲阵扶危主，只有常山赵子龙。 是的，这一番惊天动地的拼杀，使赵云的形象犹如一尊大理石雕像，巍然屹立在千百万读者心中；使“常山赵子龙”从此成了勇敢坚贞的化身，英武超群的代名词，不仅在当时威震天下，而且在后世名垂千古！罗贯中即使在大胆虚构的时候，也是有分寸，有全局观念的，他从来不盲目地扬此抑彼，从来不说赵云的武艺超过了吕布、关羽、张飞、马超等人。但是，罗贯中又是具有鲜明倾向性的，他巧妙地采用多种艺术手法，使赵云的武艺和勇敢得到了比别人更充分的表现，因而产生了更突出的艺术效果。一是对比。当吕布被曹军围困在下邳城的时候，为了向袁术求救，吕布不得不将许配给袁术之子的女儿送去。他“将女以绵缠身，用甲包裹……负女于背上”，企图突围。但在对方的堵截下，“吕布虽勇，终是缚一女在身上，只恐伤着，不敢来突重围。”结果“只得回下邳” 。再看赵云的“解开勒甲绦，放下掩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拼命冲杀，何者勇敢，何者怯懦，对比多么鲜明！�二是烘托。《演义》一再通过敌、我、友三方的反应，来侧面描写赵云的英勇无敌。对曹军来说，赵云的名字具有很大的威慑力量。在汉水之战中，黄忠被曹军团团包围，赵云前去接应。他接连剌死曹将慕容烈、焦炳，“杀入重围，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曹军勇将张郃、徐晃也“心惊胆战，不敢迎敌”。当曹操得知后，惊呼：“昔日当阳长阪英雄尚在！”“急传令曰：‘所到之处,不许轻敌。’” 在东吴方面，赵云的威名也是妇孺皆知。当诸葛亮借得东风，由赵云接回夏口之时，周瑜派徐盛、丁奉分水、陆两路追赶。赵云一箭射断徐盛船上的拽篷索，“岸上丁奉慌唤徐盛船近岸，言曰：‘……赵云有万夫不当之勇,汝知他当阳长阪时否？吾等只消回话便了。’” 在刘备甘露寺相亲时，吴国太听说立于刘备身边的是赵云，便问：“莫非当阳长阪抱阿斗者乎？”并盛赞：“真将军也！” 而在刘备集团中，赵云更是受人钦佩。以勇武闻名的马超初降刘备时，适逢刘璋部将刘晙、马汉来攻，赵云引军迎敌，“玄德在城中管待马超吃酒，未曾安席，子龙斩二人之头献于筵前。马超亦惊，倍加敬重。” 这些侧面之笔，以少胜多，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其次，罗贯中使用大量笔墨，从多方面表现了赵云的美德。历史上的赵云的优秀品格，在《演义》中大都得到了艺术的再现。例如：用他救出公孙瓒后所说的“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非特背袁氏以投明主”，来表现他的深明大义；用劝阻刘备将成都有名田宅分赐诸官 ，反对刘备为报私仇而伐东吴 ，来表现他的忠直敢谏；以他将刘备集团的开基创业放在首位，不贪美色，拒娶桂阳太守赵范之嫂 ，来表现他的克己奉公；用他不与黄忠争功 ，打了胜仗从不夸功自傲，来表现他的谦虚谨慎，等等，都是于史有据，罗贯中略加点染铺叙的，这里不多论列。这里要强调一点：罗贯中在表现赵云的美德时，特别突出了他的机警和精细。本来历史上的赵云在这方面未见突出，罗贯中却又一次发挥了他的艺术创造才能，把这一点表现得鲜明而生动，使赵云的形象在刘备集团中更加别具风采。当蔡瑁邀请刘备到襄阳赴会，企图借机加害时，赵云带领三百人马随刘备而行。到了襄阳，“云带甲挂剑，行坐不离”。次日宴会，赵云仍是“带剑于侧”，只是由于刘备下令，才勉强到外厅就席 。饮了一会酒，他放心不下，入内观看，发觉刘备已经逃席，他便马上率三百军出城寻找。找来找去，不见刘备踪影，“子龙欲入城中，恐有埋伏，遂引军投新野而归” 。回到新野仍不见刘备，他又连夜到处寻找，直到找到刘备才算放心 。事情的全过程都可以看出他的机警和精细。正因为如此，刘备和诸葛亮对于他办事都特别放心。诸葛亮出使东吴，指名要赵云按约定日期去接他；刘备到江东娶亲，诸葛亮明言：“吾定了三条计，非子龙而不可行也”；周瑜死后，诸葛亮到柴桑吊丧，又是由赵云保护……赵云从来不像关羽那样傲慢托大，也不像张飞那样鲁莽粗心，总是胆大心细，兢兢业业，一次又一次地圆满完成任务。这一特点同他的英武盖世、忠直谦虚等美德相结合，使赵云成为《演义》的武将形象系列中性格最完美的人物。再次，罗贯中精思妙裁，将赵云的亮点一直保持到最后。历史上的赵云的最后一段重要经历是在建兴六年（228）随诸葛亮首次北伐。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曹真遣大众当之。亮令（赵）云与邓芝往拒，而身攻祁山。云、芝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致大败。兵退，贬为镇军将军。” 对此，罗贯中在很大程度上作了浪漫主义的改造。一是虚构年已七十的赵云在诸葛亮出兵前自告奋勇充当先锋，在凤鸣山连杀魏国西凉大将韩德的四个儿子，吓得韩德“肝胆皆裂”；“西凉兵素知子龙之名，又见英雄尚在，谁敢交锋？……大败而走”。第二天再次与魏军交锋，不到三个回合又剌死了“有万夫不当之勇”的韩德 。这一场厮杀，使读者深深感到赵云宝刀未老，雄风犹在。二是虚构赵云剌死了曹真手下的副先锋朱赞，再一次立下战功 。三是略而不提赵云“失利于箕谷”的事实。四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赵云和邓芝从容撤军的经过：赵云让邓芝打起自己的旗号先撤，自己在后掩护，这种虚虚实实的布置使畏惧赵云的魏军不敢放手追赶。赵云却时而冲到魏军面前，剌死其先锋苏顒；时而又出现在魏军背后，一声大喝，“惊得魏兵落马者百余人”。于是赵云安全退到汉中，沿途毫无损失。这样描写的结果，使这次退却在读者心理上似乎成了一次胜利 。五是描写赵云谢绝诸葛亮的赏赐，使得“孔明叹曰：‘先帝在日，常称子龙之德。今果如此，言不谬也。’乃倍加钦敬” 。这一系列生动的描写，使赵云在最后一次出征中保持了“常胜将军”的威名，并使他的美德在晚年发出新的光彩。正是在这种慷慨雄壮的艺术氛围中，罗贯中完成了对赵云形象的塑造。三现在，我们可以来讨论为什么赵云形象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会超过关羽、张飞而居于武将形象系列之首了。有这样一种说法：“赵云是作者花费笔墨最多的武将形象。”愚以为恐怕不见得。诚然，据毛宗岗评本，赵云在《演义》中从第七回出场到九十七回去世，共跨距九十一回，超过了关羽的跨距七十七回和张飞的跨距八十一回；但是，这仅仅是因为历史上的赵云去世比关羽晚十年，比张飞晚八年，在三国之间政治军事斗争的舞台上纵横驰骋的时间比关、张长得多。罗贯中不能改变这一基本史实，因此，《演义》中的赵云活动的时间跨度自然就超过了关、张。其实，只要认真统计一下就可以看到，在嘉靖本的二百四十则标题中，直接出现关羽名字的占十九则（在毛本中占据十四个回目），出现张飞名字的占八则（在毛本中占据七个回目），而出现赵云名字的只占七则（在毛本中占据五个回目），可见赵云在全书中的地位明显地不如关羽，而与张飞大致相近。更重要的是，全书正面描写（注意：不是一般出场，更不是侧面涉及）赵云的笔墨也明显地少于关羽，而与张飞差不多。这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嘉靖本描写关羽从“降汉不降曹”到“千里走单骑”再到“古城相会”，一口气用了八则的篇幅（毛本二十五—一二十八回）；而描写《长阪坡赵云救主》仅仅用了一则的篇幅（毛本第四十一回）。相比之下，罗贯中对哪一个形象更舍得挥洒笔墨，不是一目了然了吗？还有一种说法：“赵云是罗贯中最为理想，刻画得最为着力的英雄人物。”愚以为这也未尽符合罗贯中的创作意图和人物设计。诚然，罗贯中对自己笔下的赵云形象是十分喜爱的，是倾注了满腔激情加以精心塑造的，因为赵云同关羽、张飞一样，符合罗贯中“向往统一，歌颂忠义”的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但是，在罗贯中的理想天平上，赵云的分量并没有超过关羽和张飞。让我们比较一下罗贯中对关、张、赵的总体评价吧。在写到关羽被杀后，罗贯中一连安排了五诗一赞，对关羽极表景仰和哀悼 。其中一首诗称颂他： 大义参天地，英风播四方。 另一首诗评价更高： 天生虎将佐炎刘，父子胡为一旦休？ 千载令人思慕处，巍巍功业等伊周！ 把关羽同封建社会中公认的功业盖世的圣人伊尹、周公相提并论，褒美之情可谓无以复加了。在写到张飞被剌后，罗贯中安排了四诗一评一赞，对张飞作了比较全面的评价 。其中颂扬之情最热烈的是那首《庙赞诗》： 豹头环眼大，燕项虎髭髯。 长阪桥头断，曹公铁马还。 英雄过孟起，恩义释严颜。 西蜀大钦仰，功名重剑关。 而在写到赵云去世之后，罗贯中除引用后主追谥赵云的诏文以外，还安排了三首诗予以热情歌颂 。第一首《庙赞诗》云： 救主功勋大，兴邦名誉彰。 扁舟飞汉水，匹马向当阳。 义胆深包体，忠心并日光。 留芳青史上，应是与天长。 另一首诗又云： 匹马单枪敢独行，摧锋破敌任纵横。 皆称飞虎一身胆，不负英雄千古名。 由此可见，罗贯中对赵云的评价略高于张飞，但又不及关羽。因此，关羽才是罗贯中在武将形象系列中最为理想的人物。毋庸讳言，罗贯中在《演义》中表现了关羽的不少缺点。但是，对关羽某些缺点的描写，如他的心高气傲、刚愎自用、麻痹轻敌等，只能证明罗贯中在写作中基本上坚持了尊重历史的现实主义态度，而不能说明罗贯中有意把赵云塑造得比关羽更完美；而后人所认为的关羽另外有的缺点，如华容道放走曹操，本来就是罗贯中的艺术虚构，是他为了表现关羽的“恩怨分明”，“义气深重”而设计的重要情节，罗贯中不仅不认为这是关羽的缺点，相反还大加称赞： 彻胆长存义，终身思报恩。 威风齐日月，名誉震乾坤。 今天的读者当然不会同意罗贯中的这一看法，但却不能不承认这正是这位六百多年前的作家实际存在的观点。再结合上面的比较，我们可以说，罗贯中的主观意图是要把关羽作为更高层次的理想人物来塑造，而不是认为赵云比关羽更符合他的理想。那么，为什么广大读者对赵云的印象比对关、张的印象更好一些呢？首先，这是因为《演义》中的赵云是一个真实性与独创性融为一体的鲜明的艺术形象。罗贯中笔下的赵云，是一个具有非凡本领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同时又是一个符合艺术真实要求的人物形象。这不仅由于《演义》中与赵云有关的情节大都于史有据，使艺术形象的赵云处处带有历史人物赵云的影子；也不仅由于罗贯中生动地再现了从黄巾起义到三国鼎立那个既是干戈扰攘，生灵涂炭，九州板荡，又是“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玮动人” 的历史时期，将赵云的种种英雄业绩置于特定的时代氛围之中，使赵云形象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而且由于罗贯中在描写中相当注意细节的真实。即以前面提到的血战长阪坡而言，在这个以虚构为主的重要情节里，罗贯中尽情渲染了赵云的非凡武艺和胆略，但没有忘记为赵云设置可信的环境和条件：一是让赵云单枪匹马，没有其他累赘碍手碍脚；二是赵云在冲杀过程中，除与张郃战了十余合便夺路而走之外，其他对手均为曹军中平平之辈，没有构成对赵云的真正威胁；三是曹操为了收伏赵云，下令“不要放冷箭，要捉活的”。这就使赵云有可能突出重围。因此，尽管读者感到赵云的勇武是难以企及的，但在心理上却相信它是真实的。另一方面，罗贯中笔下的赵云，又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人物形象。在《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以前，小说史上还不曾出现过赵云这样的英雄形象；这个形象之成功塑造，主要是罗贯中的功劳。在《演义》写到的数百名武将中，给人留下鲜明印象的名将有数十人，但像赵云那样胆识兼备，智勇双全，机警精细，谦虚谨慎的形象却只有一个，人们决不会感到他与其他名将有什么雷同之处。在《演义》的巨大成就影响下，历史小说创作如同雨后春笋，蔚为大观。在这些作品中，英武超群，智勇双全的常胜将军不乏其人，其中也有塑造得比较成功的；但是，他们都不可能与赵云的形象混同起来，更不可能取代赵云的形象。这种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证明，在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形象的画廊中，赵云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形象。黑格尔曾经指出：“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像。……想像是创造性的。” 罗贯中在塑造赵云这个形象时，再一次表现出巨大的创造能力。不过，真实性与独创性的结合，只能说明赵云形象为什么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因而产生较强的艺术魅力，还不能说明为什么读者喜爱赵云甚于喜爱关羽、张飞。在这里，更重要的原因乃是读者审美观念的变化。应当指出，从《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到清末的五百余年中，读者对赵云的印象并不超过对关、张的印象。因为罗贯中从“歌颂忠义”的道德标准出发，主观上想把关、张（特别是关羽）的形象塑造得更为高大完美；明、清两代的大多数读者囿于传统的“忠义”观念，其审美标准与罗贯中大体一致。如明代赵璞《次何州判韵》诗写道： 神器将为诈力移，英雄奋起共维持。 许身刘氏坚惟一，报效曹公示不欺。 敌破襄樊肝胆落，名垂竹帛壮心知。 古来不没称忠义，吊客常过荐酒卮。 明代侯居震《谒解庙次宋侍御韵》诗尾联也写道： 试看当年同事者，惟君生气满中原。 清代毛宗岗《读三国志法》则云：“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由此可见，那时的人们是把关羽看得比赵云更高的。到了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也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审美观念除了在某些方面保持其稳定性以外，又会在某些方面产生明显的变异性。因此，今天的广大读者虽然也爱读《三国演义》，但他们对书中许多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却与罗贯中的主观意图颇有出入，有的甚至截然相反。拿对关羽的印象来说，今天的读者早就没有封建时代的小民对他的那种敬畏和崇拜了。相反，人们很不喜欢他的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动辄就把“过五关斩六将”挂在嘴边；对他不顾大局，竟擅自提出要入蜀与马超比武，声称不与黄忠同列，无礼拒绝孙权联姻的要求，等等，人们也很不以为然；对于他在华容道放走曹操，人们更认为是严重丧失立场，敌我不分，是为一己私恩而出卖原则，而决不会像罗贯中那样称赞他“彻胆长存义，终身思报恩”，也不会像毛宗岗那样歌颂他“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一句话，在今天的读者心目中，关羽的形象已经大大降低了。相比之下，赵云的英勇善战和一系列美德，则更容易得到今天的读者的理解和欣赏，并能被人们批判地吸收。这样一来，今天的读者喜欢赵云甚于喜欢关羽，也就毫不奇怪了。当然，按照艺术典型的标准来看，《演义》中的赵云还不是充分个性化的，不及关羽形象那样丰富和深刻。但是，广大的一般读者却不管这些,仍然把赵云列为仅次于诸葛亮的最受喜爱的人物。——艺术的法则就是这样奇妙！
nikeyicongzhongdedaoqif作品所着重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刘备和曹操，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对立的人物，如刘备告诉庞统所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第六十回）作者正以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描写在同一事件上曹、刘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这种描写充满全书。然而，无论是赞扬还是鞭答，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三国演义》把刘备描写为一个理想化的统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被大量虚声美词掩盖着。《三国演义》否定黄巾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而那些残酷镇压黄巾起义、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统治者，却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来吹捧。在陶谦把徐州让给刘备而刘备固辞不受时，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作为刘备对立面的曹操，却是《三国演义》描写相当突出的人物。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曾起过相当的作用。《三国演义》没有肯定这些作用，把他作为破坏“正统”、违反“纲纪”的乱世奸雄来否定，反映了作者儒家的政治观点，“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然而，《三国演义》在曹操的形象中，却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狡诈的特点，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曹操也是农民起义的死敌，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他在豪强大混战的过程中，一步步扩大势力，最后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和权势。曹操的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剥削阶级处世哲学的集中和概括。曹操具有极端的损人利己的特性，具有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全部恶劣品质。对于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三国演义》是通过丰富具体的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把他突现出来的。在他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群雄割据的强者、胜利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曹操能认识各个集团的长处和弱点，了解事变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等，反面人物曹操，没有被写成浅显的、一眼可以看穿的坏蛋。在他身上，狡诈和残暴得到特别深刻的表现。如上所述，曹操有谋略，也有才干，但他的所谓“谋略”和“才干”是为他的极端的唯我主义服务的，因此，“谋略”使他更狡诈，“才干”使他更残暴。曹操出于恐惧猜忌，杀了吕伯奢一家；因为要引诱吕布，却将掳来的群众当炮灰；为了报父仇，在攻打徐州时，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第十回），真是坏事干尽。然而，他又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好人，常常用假仁假义和小恩小惠来洗涤沾满两手的鲜血。他打着汉献帝的旗帜发号施令，北讨南伐，明明是发展自己政治、军事势力，取代刘汉王朝，却标榜为“与国家除凶去害”、“拯救黎民”；明明是自己下令克扣军粮，却借仓官的头来安定军心；为了防范行刺，杀死侍者而佯装不知；表示军法严明，还耍出“割发权代首”的把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很清楚，作者对曹操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都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三国演义》作者以为曹操既是“乱臣贼子”，但又是人类历史和人民群众命运的主宰者，征张绣时，命令军士不准践踏麦田，“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 ”（第十七回）在曹操跟刘备一起消灭吕布以后，“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操曰：‘刘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来未迟。’百姓叩谢。”（第二十回）总之，在刘备面前也好，在曹操面前也好，人民群众都只有哀求、叩拜的份儿，他们被作者歪曲成了毫无作为的“群氓”，而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汉贼”还是“皇叔”，都被吹捧成了掌握人民命运、支配历史进程的“英雄”。尽管作者对刘备和曹操的褒贬非常明显，但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却共同反映出作者的英雄史观。与此同时，《三国演义》还大肆吹嘘这些封建统治者的天赋才能，把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归因于他们的“天赋”。如写刘备，说他生下来注定要成为“贵人”，从小就有“大志”，与众不同，“非常人也”（第一回）。写曹操，则说他幼时就“有权谋，多机变”，从小就是“安天下”的“命世之才”（第一回）。并在《邺中歌》里评论曹操说：“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第七十八回）进一步把他写成山川灵气所钟、超群出众的“异人”。总之，在作者笔下，这些主宰历史、驱策人民的“英雄”，都是“天生”的超人。《三国演义》还借助“天命”来颂扬作者理想的“英雄”。据作者说，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来创造历史，统治人民，全都是执行上天的意旨，所谓“受命于天”。曹魏之所以破灭豪强，统一北方，固然是“天命”；刘备之终于做了皇帝，也是“天命有归”（第三十五回）。因此，这些“应天而生”的封建统治者是受上天保护的。第三十四、五回，写蔡瑁要害刘备，但由于“天意”、“神助”，刘备所骑的马竟然“一跃三丈”，使他脱离了险地。第四十九、五十回，写曹操在华容道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天象”所定，“未合身亡”。书中还一再声称“顺天者逸，逆天者劳”，“逆天而行，乃自取败亡也”（第三十七回、一百二回）。因此凡成王称帝者，总有“凤凰来仪”“黄龙屡现”的征象，而每一重要将帅战死，都有“帅旗忽折”“将星流堕”的预兆。作者宣扬这种“天命”思想，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在封建社会里，“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就正是利用神权思想为封建政权服务，要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这些被吹捧为“天生”“超人”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统治；并警告人们说，谁要敢于起来反抗，就是逆天行事，自取灭亡。这也就进一步暴露了，“英雄”史观到最后总是不得不乞灵于“天命”之类的唯心主义的幽灵。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影响深远的艺术形象。这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并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作者的社会、政治思想。除上文提及的曹操等人物外，还有：郭嘉、夏侯敦、黄盖、吕蒙、张飞、赵云、黄忠等等，其中尤以诸葛亮描绘得最为突出。诸葛亮在作品中，是被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歌颂的，作者对他倾注了强烈的爱和崇敬，把他作为“忠贞”和“智慧”的化身，特别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尽笔力，大肆渲染。马克思主义深刻指出：认识来源于实践。从历史事实来看，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锐、处事比较有胆识有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他具有这些长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重视实践。例如，在曹操取得荆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计到曹操必败，就正是因为诸葛亮已经在曹操下荆州的过程中，经历过战争的实践，对敌我双方的长处和弱点都已作了比较的缘故（见《三国志·先主传》和《三国志·诸葛亮传》）。而就《三国演义》看，在有些章节中，作者写到诸葛亮之所以取胜，是由于他对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的结果。如在有几次战争中，诸葛亮事先实地观察地形，调查对方兵力部署，根据地形和客观实际情况，制定了有利的作战方案，击败了敌人。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用“空城计”，就是因为他对敌方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知道司马懿了解自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第九十五回），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诸葛亮的正确判断，是在他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在更多的章节里，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的人物，宣传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诸葛亮一出场，他就告诉刘备：“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第三十八回）诸葛亮病重在五丈原，“自于帐中祈禳北斗。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吾寿可增一纪；如灯灭，吾必死矣”。结果魏延飞步入告军情，“竟将主灯扑灭”（第一百三回），真个能“知凶定吉，断死言生”。为了突出诸葛亮，作品还一再写他的“ 锦囊妙计”，每逢重要事件，他总要把装有“妙计”的锦囊交给执行任务的人，吩咐“到时开看”，不但根本不跟别人商量，而且也不让执行任务的人事先知道事情如何去做。一切都只是他那种能够“先知”的“智慧”在起作用，其馀的人都只是被他的“智慧”所驱策的、被动的工具。至于“七星坛祭风”里，写诸葛亮登坛作法、呼风唤雨等，更是荒诞不经的描写。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在“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中看到。鲁迅批评《三国演义》 “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是极其确切的评价。俗语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也正说明了诸葛亮不是超凡的“先知”、不可企及的“天才”。最富于斗争实践的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具有无限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集体的智慧和才能。对于诸葛亮的所谓“忠贞”方面，小说也给以多方面的描写。诸葛亮忠于刘备，刘备死后，继续尽忠于阿斗（刘禅），为了报答“三顾草庐”和“临终托孤”的知遇之恩，他“亲理细事，汗流终日”，以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一百三回、九十七回）。诸葛亮“忠贞”的出发点，既有封建的“正统”观念，也有“ 士为知己者死”的“义”的思想。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小说描写了成批的谋臣策士，诸葛亮也是其中一员。属于知识阶层的这支队伍，尽管他们的思想、才能、性格各有不同，但都从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出发，以个人恩怨依附于某一个政治集团，与某一个统治主建立君主臣属关系；有时用兄弟、朋友等形式来表现这种关系，但并没有改变阶级关系的实质。因此，作为蜀国“贤相”的诸葛亮，他是矢忠于刘氏天下的。然而，诸葛亮的形象，又不是用封建主义的“愚忠”所能完全概括。作者通过刻划他的所谓“谨慎”、“谦逊”、 “严于责己”等个人品质，通过一系列经过美化的“清明”政治措施，来突出这一形象，把他塑造成封建社会“完人”的典型。在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的年代里，作者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杰出的政治家，盼望由他们来实施“王道”和“仁政”。关羽也是《三国演义》着力描写的人物，作者精心刻划他“神威勇武”的一面，在众多的战将中，他出类拔萃的气概最为突出。“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表现他万人敌的“勇武 ”，“临江会”、“单刀会”突出他凛然不可犯的“神威”，“刮骨疗毒”写他沉着的“大丈夫”气概。总之，作者力图通过许多夸张传神的描绘，使关羽成为一个 “英雄”人物。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的“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也是指他的“丰采”和“勇力”而言的。《三国演义》如此美化关羽，完全是为提倡封建的“忠”“义”思想。在关羽身上，“忠”和“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关羽之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他们“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所以“结为兄弟”，以便“同心协力”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并发誓说，决不“背义忘恩”（第一回）。这就清楚说明了，他们所标榜的“义”，是以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作为首要内容的，阶级性十分鲜明。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尖锐，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不但共同镇压了黄巾起义，而且还以“誓扶汉室”为旗帜，跟地主阶级内部其他派系进行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关羽“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披肝沥胆”，效忠刘备，最终为刘备而“断首捐躯”。《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此十分赞赏，称许他为“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第七十七回）。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大肆吹捧关羽的“忠”“义”，不过是要人们效法关羽，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为某一个封建主卖命而已。正因如此，关羽也就为地主阶级所特别重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羽的地位，不过同张飞、赵云相等。宋、元的统治阶级虽已先后尊关羽为“真君”和“武安王”，但就吹捧关羽的程度和规模来说，都远远不及明、清两代。自从《三国演义》把关羽写成“忠”“义”的化身以后，他就成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就越来越广。明、清的统治阶级曾几次封他为“大帝”，到处为他立庙，享受着跟孔丘同样隆重的祭礼。这就清楚地说明，通过关羽鼓吹“忠”“义”的这种描写，是多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也是为了提倡给封建主子卖命，《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们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后悔”（第二十三回）。后来因事情败露，“全家老小”都被曹操所杀。作者对这些人极尽歌颂之能事，说他们“捐躯报圣明”，“千秋仰异名”；“忠贞千古在”，“誓死答君恩”。把这些人吹捧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此外，在写姜维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在写孙夫人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节烈”。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通过这些形象，作者宣扬了封建的“仁政”、“英雄”史观、唯心的先验论和封建道德等。因此，我们对于这些艺术形象，也必须首先认清其思想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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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曹操九年级 | 800字 | 议论文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一个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在《三国演义》中，被称为“奸绝”曹操。而我认为那是智慧，不是奸诈。我其实并不喜欢看这些名着，在学了《隆中对》这篇课文后，开始对《三国演义》产生了一些兴趣，更是对诸葛亮的才华钦佩之至。于是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将《三国》这部电视剧看了一遍。诸葛亮确实很聪明，但他的才智完全败给了刘禅的弱智。然而，曹操的智慧，让我觉得他更胜诸葛亮一筹。曹操识得人才，也会用人。几乎没有因为用错人而打了败仗；而诸葛亮他们就不同了：失街亭而斩马谡，华容道放曹操，让魏延掌军而损两万精兵……虽然曹操曾经败给了诸葛亮，但根基还是相对稳固的，所以他生前就做好了防范蜀军北伐的措施了。诸葛亮到临死前也只是占领了九州中的益州，而东吴占领了两州，其余六州全在曹操手里，这之间的差距还是挺大的。曹操与刘备相比，差距就更为明显了。刘备可以说是几乎不会用兵，夷陵之战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教子方面也是如此，曹操的所有儿子中，个个都比刘禅要强上百倍。刘备一心只让刘禅多看古学经典，还要会背下，如果不能便要挨打，这让刘禅有许多话都不能直说，所以才会刘禅变得懦弱。曹操的大儿子曹昂是战死了的；曹丕，曹植与其父并称三曹；幼子曹冲智力超群，着名的故事曹冲称象可以证明；还有一个曹彰，虽然不如曹植，曹丕，曹冲出名，但也是魏国后期的名将。曹操既然能将自己的儿子教育的这么好，自己肯定也不差。刚刚说过，他与自己的儿子曹植，曹丕并称三曹，说明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也不浅。在初中的课本上，《观沧海》一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那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表现了他宏伟的政治抱负和建功立业的决心。还有大家熟知的《龟虽寿》中，更是出现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样千古传承的名句，这种精神也被后人们所提倡！从以上来看，曹操并非是奸臣，只是我们曲解了他的智慧；其实他才是三国斗争中的胜利者。 初三:马晓晨来源：作文网
京剧舞台上，白脸曹操冠带辉煌，高唱："世人笑我奸，我笑世人偏。为人少机变，富贵怎双全？" 世人口中的"奸雄"，戏剧当中的白脸，〈三国演义》里的无数典故，把曹操堆砌成奸诈的化身。然而，即便是"亲刘贬曹"的罗贯中，也不得不为曹的才情与智勇所折服，也不得不承认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出身官宦，十六岁举孝廉任城门典校卫。设十二色杖，不分贵贱，一旦违犯出入城规，皆与杖责。这体现他的“忠信”。黄巾作乱，曹操任骠骑都尉，奋力破敌，也是"忠勇"表现。 董卓当权，败坏纲纪。操夜带七星宝刀只身前往行刺，其勇不下荆柯。行刺失败，董卓怀疑他时他又临机应变说是来献宝刀的，过董卓后星夜飞离京城。这一切不都说明他有勇有谋吗？ 我相信倘若曹操生在治世必定是个不可多得的能臣。然而当时的乱世注定他必须背负起"汉贼"的骂名来收拾分崩离析的汉家天下。汉朝的气数己尽，外戚、宦官争权夺势使它走向衰败。这时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人出来撑住局面。孙权不行，他坐领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历得四世已属侥幸：刘备也不行，靠得前朝"皇叔"之名，以"仁义"面具收罗诸葛、关张赵云，占据荆州蜀中富饶之地，却终是"生儿不像贤"，刘禅宠信宦官，难脱前朝桎梏。事实证明只有曹操建立的魏国具有统一天下的能力。 “汉贼”“乱臣”的骂名只是用来套住对前朝愚忠的愚民的绳索。识得时务的人，谁说曹操不是英雄？"破黄巾，灭袁绍，平袁术，诛吕布：败张鲁，收刘表。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切无不表现出曹操杰出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政治手腕。"酾酒临江，横槊赋诗"，高唱"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更是表现出他广阔的胸襟和浪漫的情怀。 以当今全面发展的观点看，纵观整部《三同演义》，哪个人像曹操这样集军事、政治、勇气、谋略、才气集于一身呢？诸葛亮也比不上，他没有狠辣的手段，所以会有宦官黄皑坏计：没有豪迈的诗情，所以要借吟前人《梁父吟》抒志：没有严格的惩罚制度，让李严延误的军粮阻断了伐魏的征途。 曹操是一个强人，有巧取豪夺的能力，横冲直闯的勇气，抑强扶弱的智慧。 他的产生既是个人际遇，也是历史的选择。 曹公，生而不能与之交游，真人生一大憾事。
写关于曹操的事迹，性格等……写关于曹操的论文可以参考易中天的品三国，他的关于曹操的议论非常多，而且很经典！建议你到维普资讯网看看（要注册的）还有例文啊试析罗贯中塑造曹操形象【内容摘要】：曹操形象一直颇受关注，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是写得非常成功的。罗贯中在塑造曹操时，集民间、历史、个人因素于一身，从而将一个光辉典范的艺术形象永远留在了人间……【关 键 词】：曹操形象 民间性 正统思想 历史因素《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它同《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齐名，并称中国古典四大小说名著。其四书各有所长，单就人物塑造上说，我偏爱于《三国演义》。书中人物颇多，像曹操、诸葛亮、周瑜、刘备、关羽、张飞之辈；吕布、张辽、赵云、于禁、李典之流。哪个不是英雄，有谁不是毫杰。有的是治世能臣，有的义气云天，有的智勇双全，有的忠贞不渝，当真是永放春秋，流芳百世。这些人物中，或忠或奸，或美或丑。其中，曹操、诸葛亮两个人物是全书塑造最成功、最中心的人物。曹操是粉脸奸臣，诸葛亮是治世能臣。一正一反，形成鲜明对比。诸葛亮流传千古，曹操遗臭万年。这好像有些不公平，但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它，也不讨论诸葛亮，专门讨论曹操。关于曹操的形象，近来争议颇多，特别是建国初期，兴起了一股为曹操翻案的热潮。一些在文学上颇有建树的同志也被卷入其中，像郭沫若就是其中之一。他说：“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一大歪曲”。1但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我们应该要区别对待，且不说曹操是否是历史上的歪曲，只说罗贯中是如何塑造曹操的，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为什么是个否定典型，罗贯中在塑造曹操时，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近来论争中涉及极少的，在这里，我想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以便大家参考。一、三国故事源远流长我国历史上的“三国”，本身就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各色人物闪亮登场，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就记载了许多生动的三国故事，三国过后，在民间不断流传和丰富着三国故事。据杜宝《大业拾遗记》载，隋炀帝看水上杂戏，就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的故事，晚唐诗人李商隐有《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这可能是最早的记载之一，到宋代的“说话”艺术中，已经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可把“说三分”当作职业来做，说明三国故事在民间是非常流行的，人民也十分喜欢。还有，宋代苏轼《林志》曰：“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当时的“说话”已经有了尊刘抑曹的倾向。到元代，有三国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也记载了三国故事。其事故已粗具《三国演义》的轮廓，并以蜀汉为主线，还串以大量的民间传说，为后来罗贯中对《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素材。2在金元时期的戏曲舞台上也出现了大量的“三国戏”，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就有《赤壁鏖兵》等剧目，使三国故事得以更加丰富。再后来，元明之际的剧目中，以“三国”为题材的就有六十多种，并且有半数以上是以蜀汉人物为中心，颂扬刘、关、张的义气，而贬斥曹操的奸狡。具有明显的反曹倾向。罗贯中就是在这些民间传说，戏剧舞台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创作《三国演义》的。作为任何一个作者，他在创作前，都会考虑作品的可读性，要使作品流传千古，就必需符合人民的胃口，即符合人民的思想感情。罗贯中也不例个，在创作《三国演义》时，采用民间传说来迎合人民，而三国故事在经过隋唐宋以后，就已经具有了明显的尊刘抑曹倾向，他在创作时也就自觉与不自觉地保留了尊汉抑曹的观点。也就是在塑造曹操这个人物形象时，自觉与不自觉地把他归为否定形象的一面，并加以夸张的艺术手法，使一个粉脸奸臣、狡诈枭雄，玩弄权术于一身的曹操出现在读者面前。可以说罗贯中在塑造曹操这一形象上，民间传说中的尊刘抑曹的倾向，差不多起了决定性作用。3他只能将曹操写成一个老谋深算、阴险狡诈的形象，而不能把曹操写成一个像刘备、关羽、张飞式的人物。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塑造的最中心、最成功的人物——诸葛亮、曹操两个人物都流传千古，诸葛亮是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超人的才智，冷静的头脑，在他身上，集中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才情和智慧，以及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而曹操则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他的身上代表了封建统治者的诡诈、残忍、多疑、机变等一系列特征，是封建统治者的典型。关于这点，黄立新老先生说得较清楚：“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确实是个有作为的人，他代表了当时寒族地主阶级利益，……然而，他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存在着阶级的残酷，狡诈的恶德。”4这两个人物一正一反，开成鲜明对比。而这两个人物都是在民间深受人民喜爱的，但具有明显的偏重倾向，总是将诸葛亮归为正义，而把曹操当成灾星，是人民的大敌。罗贯中在塑造曹操时，很可能也是出于无耐，才把他写成这个样子的。在这里还要注意一下《三国演义》的版本，目前，学术界认为最可靠的有两种本子，一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是《三国志演义》。前者全书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回，明代嘉靖年间刊刻，较接近罗贯中的原本，但文字粗朴，内容平易。后者全书一百二十回，是经清代毛纶、毛宗岗父子增删评点的本子，毛氏父子主要在回目、文辞、论赞、诗文等方面进行了整理，修改，使全书更加紧凑完整，大约成书于康熙年间，是目前最为流行的本子，我们能看到的大多是毛氏修订本。在书中，有明显的尊刘抑曹倾向，对我们了解曹操的本来面目有些困难。所以有许多人对曹操这个形象产生了怀疑，书中的艺术形象与历史上的政治家有了一大段的距离，这就是罗贯中的民间性原因所致。二、罗氏的时代正统思想的射映作为历史人物，承担后人的是是非非，好像是不可推托的责任，不管他对历史有多重大的作用，只要后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就会有天壤之别。就曹操而言，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没理由否认，但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确实是个被否定的典型。却也有颂扬的地方，如曹操大破袁绍于官渡，以不足敌方十分之一的军力而把敌方打得一败涂地，使其一掘不振，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罗在《三国演义》中，对曹操有褒有贬，有扬有抑，这不能说不与罗氏的生活时代，价值取向无关。关于罗贯中，我们知之甚少，据明人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载：“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竞不知其所终”。由此可知，罗贯中大略生活于元末明初。5作为生活于两朝之交的时代，目睹了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建立。历经了元末农民大起义，有可能他还参加过农民起义，因明人说罗贯中“有志图王”，6从这点看，他应是元明间人。鲁迅也说罗贯中为“元明间人”。（见《中国小说史略》）。对于生活于这样一个动荡年代的作家，他的创作肯定会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当时的起义以恢复汉族政权为号召的，把北方元朝政权比做三国时的曹魏政权，这在当时是符合人民的思想感情的。从宋起，汉族政权就屡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掠，退居偏安江南，就早也把北方政权比做曹魏了，罗贯中也是当时人民之一，对北方政权（元朝政权）当然有一定的否定因素。这根本不足为怪，完全可以理解，他的《三国演义》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写成的。元朝政权眼看就要崩溃，他不可能还要对元朝政权大加赞赏，而把曹操写成一个有德之士吧！他反对元朝政权，也就是反对曹魏，即曹操，为了符合人民的思想感情，把曹操塑造成一个否定性形象，也是无可厚非的。在这里，还存在一个时代价值取向和正统思想的问题。所谓“正统”，不过是统治者为其统治的合法性而控制人民的思想武器。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统治，不得不找借口，以让人民承认政治权力之合法性。7或说政权的来源承接尧、舜的禅让，或说统治区域是中原——黄河流域，或说自己乃皇室后裔，最终却是一个目的：巩固统治，与人民的利益关系并不大。三国以后，各朝统治者有各自的正统观念，晋朝是承魏而建，它就以魏为正统，以蜀汉为非正统。陈寿著《三国志》就以曹魏为正统，以蜀汉为偏霸的，到宋代，又出现了民族并存政权，金、辽、宋并存，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都把自己说为合法政治权力，金、辽在北方，自比曹魏，地统中原，是正统；宋地处南方，偏安江南，势如蜀汉，以蜀为正统思想。而罗贯中的时代，起义以恢复汉族政权为号，也就是和宋的正统观一致，因而，就得否定曹魏的正统，既否定曹魏，也就是否定曹操，在作品中，曹操就不能堂而皇之了。也就是说，罗贯中不可能在作品里给曹操脸上添光，而是有些加黑。三、抹不掉的历史前面，我们以作品的民间性和时代性两个方面论述了罗贯中在塑造曹操的形象时，有意无意地将曹操写成一个反面人物，使封建地主阶级的本质特性能在他身上表现出来，以作为作者的一个借托。但就这两方面的影响，还不足以说明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曹操形象的塑造。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书中的曹操不止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还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有好，也有坏，坏中有好，好中有坏，让人捉摸不透。要不然也不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从这点说，我们不得不承认罗贯中的高超绝技，既然是好坏兼备，而前面我们都说的是影响罗氏塑造曹操坏形象的方面的因素，那么，又是什么影响罗贯中在写曹操时大加赞赏的呢？《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小说，它就必得尊循历史，受历史的影响较大，往往是实多虚少。生活于三国时代的曹操，罗贯中固然不能了如指掌，只能通过“小说”、史书等材料来对其了解，而最权威的史料莫过于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陈寿《三国志》中，曹操是三国时期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现在，我们还应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8他在当时文学领域独领风骚，在他的昌导下，“建安文学“得以发扬光大，他自身也很有成就，诗文并茂，独树一帜，现今还有多篇文章流行于世，《嵩里行》大家想来不会不知道吧，这就是曹的佳作之一。钟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说他是一位文学家一点不过分。在《曹操集》的出版说明中，开篇就说：“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县人，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9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曹操的确是我国三国时期一位杰出的统治者。在他出生的前后，社会矛盾加剧、阶级矛盾激化，世家贵族地主阶级控制的东汉政权开始瓦解，并面临崩溃。在公元一百八十四年，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形成了大大小小数十个地方割据势力集团。曹操也是其中之一，他推行法家治国思想，使自己的实力逐渐加强，通过二十多年的争斗，终于统一了北方。曹操认为要进行统一战争，就必需得效法于秦汉，实行法家的耕战政策，大兴屯田，用各种办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的《置屯田令》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10这段文字足可见其屯田强兵之策，还有《败军令》、《孙子注》中，都反映了他主张法治的观念，反对礼治的尊法反儒思想。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可取之处，我们今天不是在高喊“依法治国”吗？不就是效法于古吗？陈寿《三国志》这样评价曹操：“汉末，天下大乱，雄毫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擥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权，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好一个“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这可能算是对曹操较为公平的评价。历史上的曹操，系统看来，他有五大优点：11第一，生机勃发，勇于进取的政治家风度。这在《三国演义》中也颇为显眼，从曹操一出场开始，便有所反映。当董卓作乱，群臣措手无策，只是痛哭时，曹操站出来说：从早哭到晚，从夜哭到明，就能将董卓哭死吗？群臣异样，操便出了个刺杀董卓的主意，并由他自己去执行，但刺卓未获成功，他却来个跪地献刀，瞒过董卓，潜逃乡里，但各诸侯争势夺利，迟迟不肯进兵，曹操便问：“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又曰：“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却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矣。”12这是何等精妙的分析，可惜，各诸侯各怀异心，否则，这段历史又将是另一种写法，这里，也可看出曹操的勇于进取的政治家风度。第二，唯才是举，随能任使的博大胸襟。关于曹操唯才是举，历来受人称赞，他不拘一格，唯才是用，《文史天地》写到：“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堪称曹操的文胆，阮瑀被曹操网罗的过程，颇有戏剧色彩，当初，曹操雅闻其名，征召他出来做官，不应，连连逼促，阮瑀乃遁入山中，不料，曹操有一颗火热的心，不肯罢休，使人放火烧山，阮瑀招架不住如此热情，只得出山。13投其门下，这是说他求才不择手段，却可看出他“求贤若渴”。不止如此，像敌方的徐庶、周瑜、关羽他都想聘用。他曾以强力将徐庶聘归营帐，而徐庶却不献一策。他对周瑜的聘任：“曹闻听周瑜年少有美才，乃秘密下扬州，遗蒋于往说周瑜，可惜周瑜不为所动，否则，‘亦壁之战’这一页将是另一种写法。”第三，赏功罚罪，严正不苟的法治观念。曹操能统领百万雄师，靠的是什么，是严正不苟的法治。古者有云：“法不加于尊”，而操则不然，他的战马受惊，误入麦田，按曹操自制的军法，践麦者斩首，而自制法又自犯法，他觉得不加法于已，将无法服众，于是想出了“割发代道”之计。既打破了“法不加于尊”的古训，又维护了军法的权威。两全齐美的事，何乐而不为？况且，割掉几根头发，也不是什么大碍。曹操在《败军令》中说：“司马法”“将军死绥”，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可见他赏功罚罪，正大光明。举个实例：淯水兵败后，夏侯敦部下乘乱掳掠，受到于禁严历制裁，被制者不满，反污于禁造反，而于禁不加申辩，仍全力整兵迎击张绣，义无反顾。战后，操当即表彰于禁：“淯水之难吾甚狼狈，将军在乱中能整兵讨暴，有不可动之节，虽古之名将，何以加之。”封于禁益寿亭侯，同时责夏侯敦治军不严之过。这可算是做到了赏罚公平。第四，体恤百姓，保持农业生产，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在征张绣时，号令三军，不准作践麦田，不准掳掠百姓，违者“斩首”。在征袁绍时，重申军纪：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罪。攻克冀州后，便急令宣布：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难，尽免今年租赋。这些都是他民本思想的具体表现，以民为本，实乃俊杰。第五，不畏人言，不惮风险的精神。在汉末，“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的时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并吞八荒，权势越大，各公卿，士大夫便群起而攻之，对其大加猜忌，谤议，而曹操则无所谓，无意激流勇退。以上几点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也是历代英雄的志气，曹操具有这几个优点，也算不枉为英雄了，而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这些优点都是有迹可寻的，说明罗贯中在塑造曹操时，还是采纳了历史因素的。不光如此，有时还加以夸张。这就是历史演义小说源于历史又高于历史的缘故。四、我的一些说法综上所述，罗贯中在民间传说的影响下，对曹操采取了抑制的办法，作品反映出来的就只能是一个否定形象；而罗贯中的时代背景，也不容许他对曹大加赞扬；受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曹操在罗贯中笔下不能翻飞为“诸葛亮”式的人物，诸葛亮要他来衬托。就这两方面来说，曹操的形象被塑造成否定人物，也势在必然。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曹操虽是奸诈，却也善良，并且，还为老百姓作了不少好事，对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功不可没。作为历史演义小说，就应该以实为本，以虚为补充。罗贯中在塑造时也没忘了这一点，将曹操写成了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人物，说他简单，是说他可用一个字概括——奸；说他复杂，是说他丑中有美，美中有丑，恶中有善，善中有恶，让人捉摸不透。我们在读《三国演义》时，就只读到了简单的一面，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喊为曹操翻案，看来，我们还需再读一遍，去体会罗贯中写曹操这个人物的苦衷。注释：1见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6版2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卷四，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3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奉“蜀以宗室为正”。由此，在明间开始了尊刘抑曹的传说。4见黄立新《关于<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真实问题》（《古典文学论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版）5贾仲明《书录鬼簿后》写于永乐二十年（1422），时80岁，据此，可知元至甲辰（1364）时，他22岁，罗贯中与他为“忘年交”，则当属1315年左右生人。6见明人王圻《稗史汇编》7参见汪文学《正统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8袁行霈编《中国文学史》卷二第2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9见《曹操集》上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10见《曹操集》上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11参见刘敬圻《<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12见《三国志·武帝纪》13见姜洪、姜海《曹操爱才》（《文史天地》2004年第3期）参考书目：1《三国志集解》（卢弼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2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校辑）中华书局1958年3 《南村辍耕录》（陶宗仪著）四部丛刊本4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著）中华书局1985年5 《三曹资料汇编》（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中华书局1980年6 《曹操集》（上、下册）中华书局1974年7 《古典文学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8 《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9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10 《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出版社1983年11 《三国演义纵横谈》12 《另古代文学史问答》（曹基础、陈新璋、罗东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13《文学评论丛刊》（古典文学专号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又多又全啊!
在《三国演义》的亿万读者心目中，最令人喜爱的人物，除了诸葛亮之外，就要算赵云了。十分有趣的是，日本的广大《三国演义》爱好者在评选“你最喜爱的三国人物”时，也把赵云排在第二位。 我在《论魏延》 一文中指出：“作为历史人物……论才干，论对蜀汉政权的贡献，魏延都比赵云高出一筹。”然而，作为小说中的艺术形象，赵云留给读者的印象不仅大大超过魏延，而且似乎比关羽、张飞还好一些。这是一个涉及艺术魅力来源的问题，很值得探讨。遗憾的是，建国三十几年来，有关赵云的专题论文仅仅只有一篇，对这个问题尚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正想对此作一点考察。一历史上的赵云，初属公孙瓒，后归刘备，“为先主主骑”（卫队长），逐步成为蜀汉集团的重要将领之一。平心而论，在那个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时代里，豪杰竞逐，猛将如云，赵云并不算其中最杰出的人物。谓予不信，有史为证——论武勇，赵云不及吕布、关羽、张飞、马超、黄忠等人。吕布“便弓马，臂力过人，号为飞将” 。关羽、张飞都号称“万人之敌”，被目为“虎臣” 。马超被诸葛亮称为“雄烈过人，一世之杰” 。黄忠“常先登陷陈（阵），勇毅冠三军” 。赵云呢？其勇敢是毫无疑问的。在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之役中，他从容拒敌，以少胜多，被刘备称赞为“一身都是胆”，并从此号为虎威将军 。这与张辽在合肥大败孙权，使孙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 ，甘宁以百骑劫魏营，使曹军“惊骇鼓噪” 可相媲美；但综观其武艺和威名，在当时仍比前述诸人略逊一筹。论功业，赵云也不如关羽、张飞、马超、黄忠、魏延等人。关羽在刘备创业的过程中，每每担任方面重任，可谓刘备的得力助手。早在建安四年（199）刘备重新占据徐州时，就派关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赤壁之战前，刘备的军事实力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刘琦率领的江夏军队万人，另一部分就是“关羽水军精甲万人”；赤壁大战后，刘备夺得荆州数郡，即“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刘备西定益州，又“拜羽董督荆州事”，足见倚重之深。而关羽在荆州败曹仁，降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以至“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 ，真可说是功绩赫赫了。张飞功业亚于关羽，亦为刘备股肱。赤壁大战后，“以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独当一面；刘备夺取益州后，又“以飞领巴西太守”，处于与新占汉中的曹军对峙的第一线；他大败曹军名将张郃，为刘备巩固对益州的统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马超虽然迟至建安十九年（214）方归顺刘备，但他的剽悍善战早已闻名遐迩，所以他一到刘备军中，就使被刘备围在成都的刘璋失去斗志，开城出降，从而为刘备立了一大功。黄忠于建安二十四年（219）亲斩曹军名将夏侯渊，为刘备夺取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魏延从建安二十四年起镇守汉中，挑起了屏障益州，经营北伐前进基地的重任；刘备去世后，他更以蜀汉第一员大将的身份，南征北伐，出生入死，建立了累累功勋。赵云呢？长期跟随在刘备、诸葛亮身边，很少独当一面，功业自然就不那么显赫了。正因为这样，在蜀汉集团中，赵云的地位不仅不如关羽、张飞，而且不如马超、黄忠、魏延。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早已被封为汉寿亭侯）；拜张飞为右将军，假节（先已被封为新亭侯）；拜马超为左将军，假节（先已被封为都亭侯）；拜黄忠为后将军，赐爵关内侯；提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这时，赵云仅为翊军将军。章武元年（221），刘备称帝，除关羽、黄忠已卒外，张飞迁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进封西乡侯；马超迁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斄乡侯；魏延也进拜镇北将军。这时，赵云的官爵却未升迁。建兴五年（227），诸葛亮驻汉中，准备大举北伐。这时，关、张、马、黄均已物故；魏延以镇北将军、都亭侯的身份，担任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剌史；而赵云则以镇东将军、永昌亭侯的身份，跟在诸葛亮身边，地位仍然不及魏延重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赵云去世。然而，历史上的赵云绝非平庸之辈，他有着一些不同凡响的优秀品格：其一，深明大义。在那个动乱扰攘的年代里，一个人的文韬武略为谁所用，乃是其品格高下的试金石。当其时也，为一己富贵而趋炎附势、助纣为虐者不乏其人，懵懵懂懂地供人驱使者更比比皆是。赵云的选择如何呢？据《赵云别传》记载，当赵云初从公孙瓒时—— 时袁绍称冀州牧，瓒深忧州人之从绍也，善云来附，嘲云曰：“闻贵州人皆愿袁氏，君何独回心，迷而能反乎？”云答曰：“天下汹汹，未知孰是，民有倒县（悬）之厄，鄙州论议，从仁政所在，不为忽袁公私明将军也。”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赵云的政治宣言。他的原则——“从仁政所在”；他的目标——解民于倒悬。在封建社会中，这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人生理想。他先投公孙瓒是为此，后归刘备也是为此，而不是单纯出于私人感情。正是这一点，使赵云大大高出一般的赳赳武夫。其二，忠直敢谏。《赵云别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云驳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先主即从之。 这件事告诉我们，赵云的头脑比同时的许多人清醒，他不仅能从刘备集团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而且注意争取民心。无怪乎刘备马上采纳了他的建议。当刘备要去讨伐东吴，以报袭荆州、杀关羽之仇时，赵云又挺身而出，竭力劝阻，指出：“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不应置魏，先与吴战。”由于刘备拒绝了赵云、秦宓等人的诤言，一意孤行，终于遭到夷陵之败，使蜀汉元气大伤。这从反面证明了赵云意见的正确。综观蜀汉集团的历史，在众多武将中，其他人都不曾像赵云那样，从根本大计上直言规谏刘备，这又是赵云识见过人之处。其三，公正无私。赵云追随刘备多年，总是克己奉公，不徇私情。赤壁之战前，刘备曾于博望坡打败曹操大将夏侯？。在战斗中，赵云俘虏了其部将夏侯兰。他与夏侯兰本是同乡，“少小相知”。在这种情况下—— 云白先主活之，荐兰明于法律，以为军正。云不用自近…… 不是私自卖放，而是报告刘备；不是为个人增添帮手，而是为刘备推荐人才；公事公办，实堪称赞！赵云的这一优秀品质早为刘备所赏识，所以刘备曾任他为留营司马，“掌内事”；而他一直兢兢业业，秉公理事。相比之下，好恶由己，褒贬任情的杨仪之流就差得太远了。其四，谦虚谨慎。赵云在蜀汉集团中，资格仅次于关羽、张飞，又有救护刘禅之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从不争名夺利，对后来居上者也能友好相处。这一点，又是“刚而自矜”的关羽、“性矜高”的魏延等人所不及的。建兴六年（228），诸葛亮一出祁山，遭到街亭之败，赵云与邓芝率领的疑兵也在箕谷失利。在撤退时，由于赵云亲自断后，部伍不乱，“军资什物，略无所弃”。诸葛亮对此十分赞赏，要赏赐赵云所部将士。这时赵云毫无沾沾自喜之态，而是诚恳地说：“军事无利，何为有赐？其物请悉入赤岸府库，须十月为冬赐。”透过这番真挚感人的话语，其律己之严格，胸襟之开阔，均可洞然如见。那些浅薄自负、自吹自擂之徒，岂能望其项背！�综上所述，历史上的赵云，虽然在功业上不能冠冕众人，却具有人所不及的美德。这一切，为塑造赵云这个艺术形象提供了坚实的历史生活依据。二杰出的历史小说大师罗贯中，在精心结撰《三国志通俗演义》时，将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相结合，笔酣墨饱地塑造了一个光彩照人的赵云形象。首先，罗贯中超越史书记载，竭力树立起赵云勇冠三军的虎将形象。前面说过，历史上的赵云的武艺和威名并不是最突出的。对于厮杀疆场的武将来说，这毕竟是美中不足之处。罗贯中为了把自己心目中的这个英雄人物塑造得更为高大，极大地发挥了艺术想像力，使《演义》中的赵云的武勇得到充分的渲染。《演义》中的赵云首次出场，就先声夺人，不同凡响：当公孙瓒在磐河被袁绍大将文丑战败后，“文丑直将公孙瓒赶出阵后山谷而逃……瓒弓箭尽落，头盔坠地，披发纵马，却转山坡，其马前失，瓒翻身坠于坡下。文丑急捻枪来剌。”在这万分危急之时，忽见“草坡左侧转出一将，马上须无铠甲，拈枪直取文丑……大战文丑五六十合，胜负未分。瓒部下救军到，文丑拔回马去了。那少年也不赶去。”这时，死里逃生的公孙瓒才定下神来打量自己的救命恩人，只见他“身长八尺，浓眉大眼，阔面重颜，相貌堂堂，威风凛凛。” 赵云的这个“亮相”，一下子就表现出一个盖世英雄的神勇和气势，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正使赵云名扬天下的乃是惊心动魄的长阪坡之战，其实，这主要出自罗贯中的生花妙笔。《三国志•赵云传》云： 及先主为曹公所追于当阳长阪，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 寥寥数语，平淡无奇。根据这一记载，赵云在抱着刘禅、保着甘夫人的情况下，只能匆匆撤退，根本不可能在敌军阵中横冲直撞。然而，罗贯中却通过虚构、生发和渲染，编织出一连串紧张曲折的情节：先是让赵云两次冲进曹军阵中，救出甘夫人和麇竺，找到麋夫人，接过阿斗（历史上的麋夫人在曹操南下荆州之前已经去世，自然不可能逃难到长阪坡，更不可能将阿斗带在身边），为赵云创造了一个匹马单枪，怀抱幼主的特殊条件。然后，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描写赵云在曹军中往来冲突，所向披靡，“砍倒大旗两面，夺槊三条，前后枪剌剑砍，杀死曹营名将五十余员。” 好一场舍生忘死的厮杀呵！写到这里，罗贯中情不自禁地以“史官”之诗赞美道： 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 古来冲阵扶危主，只有常山赵子龙。 是的，这一番惊天动地的拼杀，使赵云的形象犹如一尊大理石雕像，巍然屹立在千百万读者心中；使“常山赵子龙”从此成了勇敢坚贞的化身，英武超群的代名词，不仅在当时威震天下，而且在后世名垂千古！罗贯中即使在大胆虚构的时候，也是有分寸，有全局观念的，他从来不盲目地扬此抑彼，从来不说赵云的武艺超过了吕布、关羽、张飞、马超等人。但是，罗贯中又是具有鲜明倾向性的，他巧妙地采用多种艺术手法，使赵云的武艺和勇敢得到了比别人更充分的表现，因而产生了更突出的艺术效果。一是对比。当吕布被曹军围困在下邳城的时候，为了向袁术求救，吕布不得不将许配给袁术之子的女儿送去。他“将女以绵缠身，用甲包裹……负女于背上”，企图突围。但在对方的堵截下，“吕布虽勇，终是缚一女在身上，只恐伤着，不敢来突重围。”结果“只得回下邳” 。再看赵云的“解开勒甲绦，放下掩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拼命冲杀，何者勇敢，何者怯懦，对比多么鲜明！�二是烘托。《演义》一再通过敌、我、友三方的反应，来侧面描写赵云的英勇无敌。对曹军来说，赵云的名字具有很大的威慑力量。在汉水之战中，黄忠被曹军团团包围，赵云前去接应。他接连剌死曹将慕容烈、焦炳，“杀入重围，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曹军勇将张郃、徐晃也“心惊胆战，不敢迎敌”。当曹操得知后，惊呼：“昔日当阳长阪英雄尚在！”“急传令曰：‘所到之处,不许轻敌。’” 在东吴方面，赵云的威名也是妇孺皆知。当诸葛亮借得东风，由赵云接回夏口之时，周瑜派徐盛、丁奉分水、陆两路追赶。赵云一箭射断徐盛船上的拽篷索，“岸上丁奉慌唤徐盛船近岸，言曰：‘……赵云有万夫不当之勇,汝知他当阳长阪时否？吾等只消回话便了。’” 在刘备甘露寺相亲时，吴国太听说立于刘备身边的是赵云，便问：“莫非当阳长阪抱阿斗者乎？”并盛赞：“真将军也！” 而在刘备集团中，赵云更是受人钦佩。以勇武闻名的马超初降刘备时，适逢刘璋部将刘晙、马汉来攻，赵云引军迎敌，“玄德在城中管待马超吃酒，未曾安席，子龙斩二人之头献于筵前。马超亦惊，倍加敬重。” 这些侧面之笔，以少胜多，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其次，罗贯中使用大量笔墨，从多方面表现了赵云的美德。历史上的赵云的优秀品格，在《演义》中大都得到了艺术的再现。例如：用他救出公孙瓒后所说的“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非特背袁氏以投明主”，来表现他的深明大义；用劝阻刘备将成都有名田宅分赐诸官 ，反对刘备为报私仇而伐东吴 ，来表现他的忠直敢谏；以他将刘备集团的开基创业放在首位，不贪美色，拒娶桂阳太守赵范之嫂 ，来表现他的克己奉公；用他不与黄忠争功 ，打了胜仗从不夸功自傲，来表现他的谦虚谨慎，等等，都是于史有据，罗贯中略加点染铺叙的，这里不多论列。这里要强调一点：罗贯中在表现赵云的美德时，特别突出了他的机警和精细。本来历史上的赵云在这方面未见突出，罗贯中却又一次发挥了他的艺术创造才能，把这一点表现得鲜明而生动，使赵云的形象在刘备集团中更加别具风采。当蔡瑁邀请刘备到襄阳赴会，企图借机加害时，赵云带领三百人马随刘备而行。到了襄阳，“云带甲挂剑，行坐不离”。次日宴会，赵云仍是“带剑于侧”，只是由于刘备下令，才勉强到外厅就席 。饮了一会酒，他放心不下，入内观看，发觉刘备已经逃席，他便马上率三百军出城寻找。找来找去，不见刘备踪影，“子龙欲入城中，恐有埋伏，遂引军投新野而归” 。回到新野仍不见刘备，他又连夜到处寻找，直到找到刘备才算放心 。事情的全过程都可以看出他的机警和精细。正因为如此，刘备和诸葛亮对于他办事都特别放心。诸葛亮出使东吴，指名要赵云按约定日期去接他；刘备到江东娶亲，诸葛亮明言：“吾定了三条计，非子龙而不可行也”；周瑜死后，诸葛亮到柴桑吊丧，又是由赵云保护……赵云从来不像关羽那样傲慢托大，也不像张飞那样鲁莽粗心，总是胆大心细，兢兢业业，一次又一次地圆满完成任务。这一特点同他的英武盖世、忠直谦虚等美德相结合，使赵云成为《演义》的武将形象系列中性格最完美的人物。再次，罗贯中精思妙裁，将赵云的亮点一直保持到最后。历史上的赵云的最后一段重要经历是在建兴六年（228）随诸葛亮首次北伐。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曹真遣大众当之。亮令（赵）云与邓芝往拒，而身攻祁山。云、芝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致大败。兵退，贬为镇军将军。” 对此，罗贯中在很大程度上作了浪漫主义的改造。一是虚构年已七十的赵云在诸葛亮出兵前自告奋勇充当先锋，在凤鸣山连杀魏国西凉大将韩德的四个儿子，吓得韩德“肝胆皆裂”；“西凉兵素知子龙之名，又见英雄尚在，谁敢交锋？……大败而走”。第二天再次与魏军交锋，不到三个回合又剌死了“有万夫不当之勇”的韩德 。这一场厮杀，使读者深深感到赵云宝刀未老，雄风犹在。二是虚构赵云剌死了曹真手下的副先锋朱赞，再一次立下战功 。三是略而不提赵云“失利于箕谷”的事实。四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赵云和邓芝从容撤军的经过：赵云让邓芝打起自己的旗号先撤，自己在后掩护，这种虚虚实实的布置使畏惧赵云的魏军不敢放手追赶。赵云却时而冲到魏军面前，剌死其先锋苏顒；时而又出现在魏军背后，一声大喝，“惊得魏兵落马者百余人”。于是赵云安全退到汉中，沿途毫无损失。这样描写的结果，使这次退却在读者心理上似乎成了一次胜利 。五是描写赵云谢绝诸葛亮的赏赐，使得“孔明叹曰：‘先帝在日，常称子龙之德。今果如此，言不谬也。’乃倍加钦敬” 。这一系列生动的描写，使赵云在最后一次出征中保持了“常胜将军”的威名，并使他的美德在晚年发出新的光彩。正是在这种慷慨雄壮的艺术氛围中，罗贯中完成了对赵云形象的塑造。三现在，我们可以来讨论为什么赵云形象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会超过关羽、张飞而居于武将形象系列之首了。有这样一种说法：“赵云是作者花费笔墨最多的武将形象。”愚以为恐怕不见得。诚然，据毛宗岗评本，赵云在《演义》中从第七回出场到九十七回去世，共跨距九十一回，超过了关羽的跨距七十七回和张飞的跨距八十一回；但是，这仅仅是因为历史上的赵云去世比关羽晚十年，比张飞晚八年，在三国之间政治军事斗争的舞台上纵横驰骋的时间比关、张长得多。罗贯中不能改变这一基本史实，因此，《演义》中的赵云活动的时间跨度自然就超过了关、张。其实，只要认真统计一下就可以看到，在嘉靖本的二百四十则标题中，直接出现关羽名字的占十九则（在毛本中占据十四个回目），出现张飞名字的占八则（在毛本中占据七个回目），而出现赵云名字的只占七则（在毛本中占据五个回目），可见赵云在全书中的地位明显地不如关羽，而与张飞大致相近。更重要的是，全书正面描写（注意：不是一般出场，更不是侧面涉及）赵云的笔墨也明显地少于关羽，而与张飞差不多。这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嘉靖本描写关羽从“降汉不降曹”到“千里走单骑”再到“古城相会”，一口气用了八则的篇幅（毛本二十五—一二十八回）；而描写《长阪坡赵云救主》仅仅用了一则的篇幅（毛本第四十一回）。相比之下，罗贯中对哪一个形象更舍得挥洒笔墨，不是一目了然了吗？还有一种说法：“赵云是罗贯中最为理想，刻画得最为着力的英雄人物。”愚以为这也未尽符合罗贯中的创作意图和人物设计。诚然，罗贯中对自己笔下的赵云形象是十分喜爱的，是倾注了满腔激情加以精心塑造的，因为赵云同关羽、张飞一样，符合罗贯中“向往统一，歌颂忠义”的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但是，在罗贯中的理想天平上，赵云的分量并没有超过关羽和张飞。让我们比较一下罗贯中对关、张、赵的总体评价吧。在写到关羽被杀后，罗贯中一连安排了五诗一赞，对关羽极表景仰和哀悼 。其中一首诗称颂他： 大义参天地，英风播四方。 另一首诗评价更高： 天生虎将佐炎刘，父子胡为一旦休？ 千载令人思慕处，巍巍功业等伊周！ 把关羽同封建社会中公认的功业盖世的圣人伊尹、周公相提并论，褒美之情可谓无以复加了。在写到张飞被剌后，罗贯中安排了四诗一评一赞，对张飞作了比较全面的评价 。其中颂扬之情最热烈的是那首《庙赞诗》： 豹头环眼大，燕项虎髭髯。 长阪桥头断，曹公铁马还。 英雄过孟起，恩义释严颜。 西蜀大钦仰，功名重剑关。 而在写到赵云去世之后，罗贯中除引用后主追谥赵云的诏文以外，还安排了三首诗予以热情歌颂 。第一首《庙赞诗》云： 救主功勋大，兴邦名誉彰。 扁舟飞汉水，匹马向当阳。 义胆深包体，忠心并日光。 留芳青史上，应是与天长。 另一首诗又云： 匹马单枪敢独行，摧锋破敌任纵横。 皆称飞虎一身胆，不负英雄千古名。 由此可见，罗贯中对赵云的评价略高于张飞，但又不及关羽。因此，关羽才是罗贯中在武将形象系列中最为理想的人物。毋庸讳言，罗贯中在《演义》中表现了关羽的不少缺点。但是，对关羽某些缺点的描写，如他的心高气傲、刚愎自用、麻痹轻敌等，只能证明罗贯中在写作中基本上坚持了尊重历史的现实主义态度，而不能说明罗贯中有意把赵云塑造得比关羽更完美；而后人所认为的关羽另外有的缺点，如华容道放走曹操，本来就是罗贯中的艺术虚构，是他为了表现关羽的“恩怨分明”，“义气深重”而设计的重要情节，罗贯中不仅不认为这是关羽的缺点，相反还大加称赞： 彻胆长存义，终身思报恩。 威风齐日月，名誉震乾坤。 今天的读者当然不会同意罗贯中的这一看法，但却不能不承认这正是这位六百多年前的作家实际存在的观点。再结合上面的比较，我们可以说，罗贯中的主观意图是要把关羽作为更高层次的理想人物来塑造，而不是认为赵云比关羽更符合他的理想。那么，为什么广大读者对赵云的印象比对关、张的印象更好一些呢？首先，这是因为《演义》中的赵云是一个真实性与独创性融为一体的鲜明的艺术形象。罗贯中笔下的赵云，是一个具有非凡本领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同时又是一个符合艺术真实要求的人物形象。这不仅由于《演义》中与赵云有关的情节大都于史有据，使艺术形象的赵云处处带有历史人物赵云的影子；也不仅由于罗贯中生动地再现了从黄巾起义到三国鼎立那个既是干戈扰攘，生灵涂炭，九州板荡，又是“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玮动人” 的历史时期，将赵云的种种英雄业绩置于特定的时代氛围之中，使赵云形象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而且由于罗贯中在描写中相当注意细节的真实。即以前面提到的血战长阪坡而言，在这个以虚构为主的重要情节里，罗贯中尽情渲染了赵云的非凡武艺和胆略，但没有忘记为赵云设置可信的环境和条件：一是让赵云单枪匹马，没有其他累赘碍手碍脚；二是赵云在冲杀过程中，除与张郃战了十余合便夺路而走之外，其他对手均为曹军中平平之辈，没有构成对赵云的真正威胁；三是曹操为了收伏赵云，下令“不要放冷箭，要捉活的”。这就使赵云有可能突出重围。因此，尽管读者感到赵云的勇武是难以企及的，但在心理上却相信它是真实的。另一方面，罗贯中笔下的赵云，又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人物形象。在《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以前，小说史上还不曾出现过赵云这样的英雄形象；这个形象之成功塑造，主要是罗贯中的功劳。在《演义》写到的数百名武将中，给人留下鲜明印象的名将有数十人，但像赵云那样胆识兼备，智勇双全，机警精细，谦虚谨慎的形象却只有一个，人们决不会感到他与其他名将有什么雷同之处。在《演义》的巨大成就影响下，历史小说创作如同雨后春笋，蔚为大观。在这些作品中，英武超群，智勇双全的常胜将军不乏其人，其中也有塑造得比较成功的；但是，他们都不可能与赵云的形象混同起来，更不可能取代赵云的形象。这种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证明，在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形象的画廊中，赵云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形象。黑格尔曾经指出：“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像。……想像是创造性的。” 罗贯中在塑造赵云这个形象时，再一次表现出巨大的创造能力。不过，真实性与独创性的结合，只能说明赵云形象为什么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因而产生较强的艺术魅力，还不能说明为什么读者喜爱赵云甚于喜爱关羽、张飞。在这里，更重要的原因乃是读者审美观念的变化。应当指出，从《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到清末的五百余年中，读者对赵云的印象并不超过对关、张的印象。因为罗贯中从“歌颂忠义”的道德标准出发，主观上想把关、张（特别是关羽）的形象塑造得更为高大完美；明、清两代的大多数读者囿于传统的“忠义”观念，其审美标准与罗贯中大体一致。如明代赵璞《次何州判韵》诗写道： 神器将为诈力移，英雄奋起共维持。 许身刘氏坚惟一，报效曹公示不欺。 敌破襄樊肝胆落，名垂竹帛壮心知。 古来不没称忠义，吊客常过荐酒卮。 明代侯居震《谒解庙次宋侍御韵》诗尾联也写道： 试看当年同事者，惟君生气满中原。 清代毛宗岗《读三国志法》则云：“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由此可见，那时的人们是把关羽看得比赵云更高的。到了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也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审美观念除了在某些方面保持其稳定性以外，又会在某些方面产生明显的变异性。因此，今天的广大读者虽然也爱读《三国演义》，但他们对书中许多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却与罗贯中的主观意图颇有出入，有的甚至截然相反。拿对关羽的印象来说，今天的读者早就没有封建时代的小民对他的那种敬畏和崇拜了。相反，人们很不喜欢他的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动辄就把“过五关斩六将”挂在嘴边；对他不顾大局，竟擅自提出要入蜀与马超比武，声称不与黄忠同列，无礼拒绝孙权联姻的要求，等等，人们也很不以为然；对于他在华容道放走曹操，人们更认为是严重丧失立场，敌我不分，是为一己私恩而出卖原则，而决不会像罗贯中那样称赞他“彻胆长存义，终身思报恩”，也不会像毛宗岗那样歌颂他“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一句话，在今天的读者心目中，关羽的形象已经大大降低了。相比之下，赵云的英勇善战和一系列美德，则更容易得到今天的读者的理解和欣赏，并能被人们批判地吸收。这样一来，今天的读者喜欢赵云甚于喜欢关羽，也就毫不奇怪了。当然，按照艺术典型的标准来看，《演义》中的赵云还不是充分个性化的，不及关羽形象那样丰富和深刻。但是，广大的一般读者却不管这些,仍然把赵云列为仅次于诸葛亮的最受喜爱的人物。——艺术的法则就是这样奇妙！
1:论《三国演义》中人才在蜀国兴亡中的影响－－人才的断层引发的亡国之悲2:浅论演义体给《三国演义》带来的语言之美3:论《三国演义》中武将和谋士主导国家命运带来的思考4:《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个体悲剧之美5:论《三国演义》中刻画典型人物的艺术特色6:论《三国演义》中人人思蜀乐蜀的社会原因7:论《三国演义》作为一本小说它所带来的军事谋略给后世的影响8:论《三国演义》中对典型人物进行悲剧塑造所带来的中国士大夫阶层报国之思 希望能帮到你，其实论文最重要的是摘要，它才是核心。我所给你的这八个题目应该都不是很大，写起来比较容易入手。一定要写《三国演义》吗？题目是老师给你们定好的还是你自己定的？我也是学中文的。如果你可以自主的选题我可以帮你（当然在你们学校可以让你们写外国文学的前提下），我的毕业论文也是今年完成的，写的是卢梭的《忏悔录》，我没有在网络上公开过。如果你能确保自己不会公开我论文，我倒是能把论文给你。论文全部内容都是我自己写的，字数一万一两千吧。
论性格决定命运
SPEEDXSK 你有没有读三国的啊.赵云不及黄忠?亿年以后吧.你难道不知道黄忠被赵云救过的吗?虽说黄汉升能百步穿杨.但是你不要忘记赵云单骑救主.计取桂阳.斩韩五将 韩瑛 韩瑶 韩琼 韩班 韩德你说武不及关.张.马.魏? 你玩一下游戏.看看他们的武力是多少.? 都是打的不分胜负.魏延乃反叛之将.已被马岱斩了.何足道哉.照你这样乱说.哦!典韦是喝酒喝死的.许楮是笑死的.张辽是矮死的.张合是胖死的SPEEDXSK.你是谁啊?快看看书吧!
一、集团斗争中“胸怀大志，腹有良谋”、“聪明秀出”、“胆力过人”的时代豪杰 汉末军阀混战，大饥荒和瘟疫随之而起，这使汉末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期。残酷的现实与汉帝国宣扬的儒家“王道仁政”形成鲜明对比，人们对儒家的信仰开始动摇。现实使人们在生离死别的痛苦中思考着人的存在及价值，在人生无常的悲伤中爱恋执著人生、期盼重整山河。在寻找个人和民族生存出路中人们发现，“仁义礼”等儒家道德规范已经失灵，惟有人的“才智”才能使个人和民族重获新的生存环境。“汉末魏初是一个十分重视人的实际才能而鄙弃能说而不能行的虚伪的道德空谈的时代，也是在政治上实行‘唯才是举’的时代。表现在思想上，产生了关于所谓‘才性’问题的论辩。”①“才性”论辩的实质是人的才德关系，德才兼备是最理想的，但汉末魏初的道德是虚伪的空谈，因此曹操在建安八年至二十二年间四次求贤令中反复申明的“唯才是举”、重才轻德的思想具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由于“德”与社会普遍的行为道德规范相联系，曹操对“才”的强调，也是对个体的个性才能发展的强调。从哲学角度看，重才轻德突出了个体智慧和创造的价值，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一种肯定。曹操的重才轻德成为魏晋思想解放的先声，并在曹魏元老刘邵的《人物志》里被贯彻弘扬。“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人物志》）②。这种“聪明秀出”“胆力过人”的英雄观突出和肯定了个体智慧力量的价值，它与刘邵“智者德之帅”观点和鉴识人物理论，对魏晋的思想、哲学、文学、时尚都起着重要影响。 汉末魏晋的变化——重整山河的愿望、唯才是举的思想、尊重个性价值赞赏人物风神仪容的审美思潮等，被罗贯中忠实地再现于《三国演义》中。小说中大力传播着曹操的“英雄观”：“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也”（《三国演义》二十一回）③，描绘了一群扭转乾坤于乱世、气度超凡的智慧性英雄；在各种战事中重笔描写文臣献策武将竞技，展现了英雄辈出争领风骚的汉末魏晋时代景观。 “比力而争，智者为雄”（《人物志》）。曹操、刘备、孙权因此在“逐鹿中原”中脱颖而出。曹操智胜袁绍后，挥戈南下欲统占全国。孔明孤身过江，促使孙刘结盟抗曹。不料周瑜和孔明刚合作就产生矛盾。周瑜暗忖：“孔明早已料着吴侯之心。其计画又高我一头。久必为江东之患，不如杀之”（四十四回）。乍一看杀机出自对孔明能“审势”又“知人心”洞察力的嫉妒，若此周瑜会变成一个战场上的奥瑟罗，嫉妒会使他逐渐着魔，最终在一种必然疯狂（唯程度深浅不定）的状态下杀死孔明。但是周瑜不仅有条不紊精心巧妙地部署抗曹，还随机应变地定下“三杀”孔明的计谋：先派孔明乌巢劫粮，借曹操之刀杀之；再限孔明三天造出十万支箭，暗中设障使其贻误军机杀之；最后设下埋伏在孔明借得东风后杀之。可见嫉妒并没在心理性格上操纵支配周瑜；相反，周瑜一直清醒地关注和维护东吴的利益前途：孔明“久必为江东之患，不如杀之”，始终不失“胸怀大志，腹有良谋”的英雄气概。 曹操南下所向披靡，刘表迎降刘备惨败。孔明过江要“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南北两军互相吞并”，“吾等于中取利”。“若南军胜，共诛曹操以取荆州之地；若北军胜，则我乘势以取江南可也”（四十二回）。引火烧人自己脱身，骑墙观望坐收渔利，此计对于刘备走出眼下一无地盘二少人马三被穷追猛打的生存绝境，无疑是最优的最满意的解。至于盟友孙吴呢？按孔明第一设想：“若南军胜，共诛曹操以取荆州之地”，曹操返回北方，孙吴保住江东，刘备则占了荆州，有了统一天下兴复汉室的根据地。换言之，今天借孙吴兵力活下来的刘备，待有了地盘养精蓄锐后，便要干掉曹魏，扫荡东吴。而第二设想：“若北军胜，则我乘势以取江南可也”，仁义的刘备会立刻借敌手曹操的胜利，毫不留情地取代盟友东吴。看来，把东吴视作美味佳肴待时而吃的刘备集团，无论现在将来都是东吴的大患，而谋划者孔明就是“东吴的祸根”（四十九回）。周瑜没有孔明的洞若神明，没能看出孔明的真实心机最终意图，但他刚与孔明接触，就能知己知彼——我虽兵强马壮，人却智高一筹；就能见微知著——孔明“久必为江东之患”，周瑜可谓目光如炬、“聪明秀出”。 当初为助孙策“济大事”，周瑜力荐张昭张纮，赞美“二人皆有经天纬地之才”（第十五回），二人后为东吴重臣张昭尤为第一谋士。孙策遗言：“倘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周瑜对孙权说：“子布贤达之士，足当大任。瑜不才，恐负倚托之重，愿荐一人以将军。”他力荐鲁肃，盛赞他“胸怀韬略，腹隐机谋”。果然鲁肃识见与孔明略同：“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这两次举荐人才中丝毫不见周瑜的嫉妒，而其慧眼识人虚怀大度让人赞叹。周瑜说：“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为今之计，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然后江东可定也。”（以上见第二十九回）可见周瑜力荐人才与刘备三顾茅庐一样，各为本集团的“昌”。如今周瑜面对“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的卧龙孔明，非要杀之不可，与曹操不惜以徐母为人质从刘备集团硬挖走徐庶，与孔明有意“三气”周瑜并扬言“他便不死，也九分无气”（五十六回）的目的一样：折断对方羽翼，致使“失人者亡”。可见周瑜的“三杀”有作为普通人的嫉妒，更有英雄的明察秋毫防微杜渐；是对“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历史经验的效法；是与曹操、孔明相同的英雄识见：用弱人强我来实现统一天下。作为集团的代表，周瑜及其失败烘托了孔明和刘备的仁政，但在集团斗争中周瑜所显示的“胸怀大志，腹有良谋”、“聪明秀出”、“胆力过人”，展现出他作为汉末魏初英雄豪杰的本色。 二、个体斗智中挑战“智绝”、张扬自我、献身理想的悲剧英雄 在“三杀”、“三气”中，集团间斗争是以个体智斗实现的。作为个体周瑜，充分表现出了“这一个”失败英雄的悲剧精神。 周瑜个人智斗的对手孔明是怎样人物？“夫仁者德之基也，义者德之节也，礼者德之文也，信者德之固也，智者德之帅也。……以明将仁则无不怀，以明将义则无不胜，以明将理则无不通。然则苟无聪明，无以能遂。”④（《人物志》）智慧决定着仁义的实现。基于时代新观念，作者赋予刘备仁政的实现者孔明以“夺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测之术”，塑造他为“智绝”。群雄中周瑜第一个将他视为个人对手，比谋斗智且志在必胜。对于周瑜个人来说，已智胜曹操，若再智杀孔明，自己便可雄踞一代风流之上，周瑜的行为表现了汉末魏晋的时尚。《世说新语·品藻》载：“恒公少与殷候齐名，常有竟心。恒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恒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恒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⑤这种“我”敢争和自视天下第一的狂傲，正是对个体智慧和创造的价值的肯定，是人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周瑜要超越“智绝”，这让人想起了神话英雄夸父。夸父发下宏愿，“欲追日景”（《山海经·大荒北经》），与太阳赛跑。周瑜和夸父所追求的都是不可企及的东西，此非狂妄自大，而是在命运、权威面前的傲然不屈自尊自信—— 一种强烈的悲剧精神。“夸父逐日”表现了人类“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伟大气魄；向“智绝”孔明挑战，通过周瑜张扬个性显示了人类超越、完善自我的勇气意志。超越客观的规定，弥补主观的匮乏，在超越和弥补中主体获得新的自由，这就是作为个体的周瑜其形象形而上的意义和价值。 然而孔明辅佐的刘备仁政的不可超越，决定了孔明智慧的不可战胜。悲剧人物精神的伟大在于：“不可与言而与之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西绪弗斯明知历经艰辛推上山顶的巨石还会滚下去，但他还是走回平原一次次重新开始；在永不放弃中显示着他的力量、意志和成功。同样，在“智绝”孔明面前，周瑜无论怎样殚精竭虑都超越不了，但失败的他不罢手，反倒更执著顽强地投入新的较量，直至战死在这一不可逾越的高度面前。人的生死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惟有生死中间的生命属个人拥有。对于周瑜这类悲剧英雄，如何生存比何时死亡更重要，生命的意义在于实现理想，否则生命毫无价值。周瑜正是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斗争中，张扬自我，献身理想，以实现生命的价值。而“既生瑜，何生亮”长叹出的是他“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巨大遗憾！周瑜的悲剧精神震撼人心！ 在弥漫着以智求生智者为雄的汉末魏晋精神的《三国演义》里，“三杀”、“三气”是智者生存的典型事件。在这场胜败早成定局却被不服输的周瑜拖延的持久战中，周瑜自塑了个性鲜明且张扬着汉末魏晋风采的悲剧英雄形象。作为东吴的杰出代表，周瑜显示出了扭转乾坤的智慧型英雄群像所共有的英雄本色；作为个人比谋斗智的败将，周瑜却和孔明一样“出师未捷身先死”，表现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从而获得了与完美无瑕的孔明同等的艺术魅力。完美的孔明放射着理想的光彩，犹如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让万民瞩目；而周瑜以他带有嫉妒心理挑战权威、献身理想的独特生存方式，赢得了人们的爱戴和赞赏。 鲁肃：看过《三国演义》小说、小人书或电视剧的人肯定都会对把鲁肃看扁，谁看得起那个土里土气、笨头笨脑、跟在诸葛亮身边转的土包子呢？yct/ 鲁肃当真是土包子吗？那是说书先生罗贯中说的。只有没有看过正史的人才会把罗贯中的侃大山当真呀！但是有几个人看过正史呢？所以不相信罗贯中侃大山的就是绝对的少数了。当多数人的脑子有问题，试问大家说脑子没有问题的人有问题会很奇怪吗？ 鲁肃当然一点也不老土！《资治通鉴》记载，赤战胜利后，鲁肃从前方回来，孙权亲自去迎接他，出乎孙权的意料之外，鲁肃表现得并不特别高兴。这么一来，孙权便不高兴地责问他。鲁肃回答道：“假如我北上平定了天下回来，那才值得高兴呀！ ” yct/ 这是土包子的表现吗？当然不是，这绝对是一个很有个性而且有理想的人的表现。假如不是这样，那么鲁肃就是非常狂妄了！反正有个性也好，狂妄也罢，这都说明鲁肃绝对不是一个没有个性，反应迟钝的土包子。 我们只知道公元207年诸葛亮和刘备讲隆中对，分析天下大局，见解高超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比诸葛亮早七年，也就是在公元200年，鲁肃就曾经给孙权做过类似的分析了。yct/ 我们先不妨对比下鲁肃和诸葛亮这两个方案也有很多不同之处。第一，鲁肃的三分，是孙权、刘表、曹操；诸葛亮的三分，是刘备、孙权、曹操。这并不奇怪。诸葛亮是替刘备做规划，而且要为他谋取荆州，当然不会把刘表算一份；而鲁肃替孙权规划时，刘备还在寄人篱下，自然也不会想到和他来三分天下。但到刘表死后，鲁肃就立即调整了战略，变成联合刘备对抗曹操了。yct/ 第二，诸葛亮设定的目标，是“汉室可兴”，而鲁肃则直言“汉室不可复兴”。这也是立场不同所致。其实他们心里都很清楚，刘秀或者刘协的那个“汉”，是再也扶不起来了。但是，鲁肃作为孙权的人，可以公开把话挑明，而且撺掇孙权“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诸葛亮就不行，只能高举“复兴汉室”的旗帜，等将来有条件的时候再说。不过，这和荀彧给曹操戴的高帽子一样，也成为诸葛亮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我们以后还要讲到。第三，鲁肃的实施方案，是先夺取荆州，占有益州，由三分而两立，也就是把“三国”变成“南北朝”；诸葛亮的实施方案，是联合孙权，占领荆、益，等到曹操和孙权两败俱伤时再东进北上，也就是把“三国”变成“东西汉”。鲁肃的“三分”是现在时，诸葛亮的“三分”是将来时。但都要打荆州的主意，则是一样的。甘宁的建议，就是要迈出的第一步。然而孙权的首席谋臣张昭却表示反对。张昭说，我们的情况并不乐观（吴下业业），只能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大军一旦出发，灾难恐怕就会来了（若军果行，恐必致乱）。甘宁也马上就顶了回去，说国家把阁下当作萧何，怎么能这样畏首畏尾？那么，张昭和甘宁为什么会这样说话？孙权是怎么表态的？事情的结果又如何呢？ 后来孙权和陆逊谈论周瑜、鲁肃和吕蒙的时后，他对鲁肃的评价是这样的：“鲁肃夜谈帝王大略是一快事；赤壁力驳众议，坚决主战是二快事；后劝我借荆州给刘备却是他的一短见。” 鲁肃所谈的帝王大略就是和隆中对一样的言论。其实我相信公元200年左右的读书人应该都有隆中对的概念的，就象上个世纪末，有看书报杂志的人都知道改革开放的概念一样呀！ 《资治通鉴》记载，公元200年，鲁肃跟孙权分析天下大略：“曹操不能除，为今之计只有保守江东以观天下之祸吧。如果北方多事，可除黄祖，进伐刘表，将长江一带占 为已有，这就是王业的基础了。” 从孙权的口中，不但说出了鲁肃畅谈天下大略，而且他还是坚决反对张昭等赤壁之战主和，而坚持劝孙权调周瑜回来抵抗曹操八十万大兵的的关键人物；至于诸葛亮舌战群雄而奠定赤壁之战的基础是没有记载的。 其实孙权所表扬的都不是鲁肃最了不起的表现，鲁肃最了不起的表现恰恰 就是孙权认为是鲁肃的短见的，促成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的行动呢！这话怎么说呢？曹操占领了几乎整个长江以北的土地，势力之强大，根本就能一统天下了，所以吴国和蜀国最大的成就就是能够形成三国鼎立，阻止了魏国一统天下的行动。三国鼎立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正是鲁肃最大的贡献呀！ 《资治通鉴》记载，最初，周瑜和甘宁屡劝孙权取蜀地，刘备坚决阻挠，慷慨激昂地说：“刘璋和我同一宗室，你如果真要攻取蜀地，我只好披发入山，以求不失信于天下了。”并派大军 阻挡吴军。 公元215年，刘备却自己西攻刘璋，气得孙权大骂：“这狡猾的东西，竟然奸诈到这种地步！” 等到刘备取得益州，孙权要讨回荆州，刘备还是不还，而说：“等到凉州平定后，我才把荆州全部归还给吴国。” 刘备借荆州，有借没还，而且多次欺孙权，使得吴、蜀两国关系很僵。那么三国鼎立的局面是如何维持的呢？当然就是靠鲁肃了！ 鲁肃不但劝说孙权把荆州借了给刘备，而且处处安抚关羽，开导孙权，努力维持局面的稳定；孙权和吕蒙等肯定没有这个耐心。《资治通鉴》这么记载，公元215年，刘备命关羽镇守江陵，鲁肃和关羽邻界，关羽屡次起疑心，鲁肃却时常以友好的态度安抚他。 要进一步了解鲁肃对维持三国鼎立局面的贡献，就要看鲁肃死后的情况。 公元219年《资治通鉴》的记载是这样的：初，鲁肃尝劝孙权以曹操尚存，宜且抚辑关羽，与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吕蒙代肃屯陆口，以为羽素骁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密言于权曰：“今令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鲁肃去世两年后吕蒙便白衣渡江，杀了关羽。 从吕蒙和孙权的对话中，可以看到除了目标明确的鲁肃以外，吴国领导层厌恶蜀国君臣反覆无常的恶劣行径。在孙权、吕蒙等人的眼中，从刘备、诸葛亮到关羽，都是傲慢而且狡诈的，做事反反复复，是不可以诚心相待的一群小人。在孙权和吕蒙等忍无可忍的前提下，鲁肃却还是一直坚持安抚关羽，为的是什么呢？当然是贯彻一同对付曹操的明确目标啊！鲁肃一死，随着219年吕蒙杀关羽后，222年陆逊大败刘备，三国鼎立的局面于是瓦解。 鲁肃是个关注大局，拥有宏观智慧的人，他统帅吴国大军七年期间的行为，明显地体现出这个特点。鲁肃没有象诸葛亮那般事必躬亲，鞠躬尽瘁；鲁肃也没有像诸葛亮写出师表那般慷慨言词；鲁肃更没有诸葛亮在临死前要求完成平天下的主观意愿；他只是在长江南岸的陆口朴实地练兵而已，现在岳阳陆口地区还遗留鲁肃点将台遗址。 公元200年，鲁肃定下“保守江东的王业基础”的使命。 公元208年，曹操八十万大军压阵，鲁肃目标明确地力争抵抗到底，让孙权把周瑜调回来主持抗战，保住了江东的王业基础。赤壁之战胜利后，鲁肃让孙权守南京(建邺)；让刘备守湖北荆州；自己则在刘备的正后方湖南岳阳建设军力。从管理的角度来分析，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鲁肃是非常具体地把使命细分成具体的目标和行动计划了。而且在七年里，他确实是建设了一股强大的兵力，可惜孙权让吕蒙和陆逊用这股兵力来杀关羽和击败刘备，而不是用来等待魏国可能被击败的时机呀！ 《三国演义》所记载的当然都是吕蒙和陆逊的赫赫战绩，而不是鲁肃练兵的功劳。孙子说：“昔之善战者，战胜而无盛名，无勇功。”所指的应该就是鲁肃这样的将军吧？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点子而是实力，所以沉下心来建设军事力量的将军才是真正高水平的将军，这些有宏观智慧的将军放眼的是赢取整个战争的实力，他们所重视的不是微观战役中的点子。这些道理哪里是崇尚点子的人所能理解的呢？”吕蒙：江陵一战，吕蒙立功至巨，孙权任命他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吕蒙推辞再三，不肯接受金钱，孙权不许。封爵还未颁布，吕蒙疾病发作。孙权时在公安，就把吕蒙接来安置在内殿，千方百计诊治护理，并且下令，在国内招募医者，有能治好吕蒙病的人，赏赐千金。 孙权尽心为吕蒙治疗，每当医者给吕蒙针灸，孙权就为之难过。孙权想多看看吕蒙，又怕他太过劳碌，于是命人凿通墙壁暗中观看。如发现吕蒙吃下点东西，孙权就高兴，对手下人有说有笑；如发现吕蒙不进饮食，孙权就长吁短叹，夜不能寐。吕蒙病情略有好转，孙权就下达赦令，让群臣都来庆贺。后来，吕蒙病情加重，孙权亲自到床前探视，命道士为他祈祷，想保全他的性命。但吕蒙终于在内殿中去世，死时四十二岁。孙权悲痛万分，缩食减眠以示哀悼。 陆逊： 陆逊，字伯言。论武，在夷陵的那把火已经足够说明他是东吴中期的军事第一人；论文，刘备死后，诸葛亮执政，孙权有什么书信给刘禅或诸葛亮的，常先给陆逊看看，言语有什么欠妥当的，则由陆逊改之。于公，会稽太守淳于式上表说陆逊扰民，陆逊在孙权面前却推荐他。孙权问陆逊，为什么淳于式批评他，他却反过来要推荐对方呢？陆逊的回答是，如果他因此而毁谤淳于式就是“以乱圣听”，此风不可长，可见他是个公私分明的人。于私，死后家无馀财，感觉是替东吴义务劳动了四十二年。不过好人却未必有好报。 这事还得从孙权立嗣说起。在三国时期，废长立幼乃取乱之道。袁绍、刘表莫不如此，孙权没可能不知道，但偏偏不吸取教训。太子孙登死后立孙和，这本是好事，他却又给鲁王孙霸相同的待遇，这就让有些政治投机者有机可乘。陆逊自然是太子的。陆逊这个人算的上忧国忧民，如：时中书典校吕壹，窃弄权柄，擅作威福，逊与太常潘浚同心忧之，言至流涕。也有话直说，不管是孙权的儿子还是同僚诸葛恪，他觉得不对都是当面指出的。对很多事的看法如征夷州，征公孙渊事后证明也都是正确。在立嗣这种头等大事上自然是更不含糊了。 上表要求孙权确立孙和地位的唯一性，并屡次奏请回京，想亲口说服孙权。不料却引来孙的龙颜大怒，累遣中使责让逊。这招虽然比不上曹操的空盒赤裸裸，但恶劣程度却有过之。终于老臣陆逊，当时无论年龄还是资历都算的上是老了，愤恚致卒。死了就算了吗？没有。子抗，诣都谢恩，也不知道是谢哪门子的恩，却被孙权以杨竺所白逊二十事问抗，当时的陆逊可是尸骨未寒，若非年仅二十的陆抗“无所顾问，事事条答”，说的“权意渐解”，后果会不会像顾谭，张休也不一定，孙权对功臣之后可不是那么心慈手软的。想想孙权曾说的“夫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看看孙权在陆逊死前死后的所作所为，陆逊也算是个悲剧人物了。不过日后孙权还良心发现，曰：“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可谁又知道这究竟是真心忏悔还是在笼络人心。
作为一本精彩的文学巨著，《三国演义》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更为现代人关注的，则是深蕴其间的管理谋略。某种意义上，它所透露的管理信息使其在新的时代得到了几乎永远的生命力。人们最为惊叹的或是几个决策者身边的谋士群体，或许，整个《三国演义》的决策之争其实就是谋士群体之间的智力角逐。坦白说，《三国》里的每一个人物都自有其风采。曹操雄才伟略、刘备仁义无双、孙权偏安江东，自都成就一番裂土拓疆事业，但其间各家强者由于各自对人才的要求和使用标准的不同，从而最终得到不同的收获。在《三国》里，一个势力倘若欲成大事，帐下必需要有一批猛将和人数越多越好的智囊团队——套用时下热映的《天下无贼》的一句台词：这个时代最宝贵的就是人才。《三国》里的人才群体——或者智库——的形成往往如此：曹丞相那边，起初只是荀彧、荀攸二人前来奔投，一待二人感觉不错，立刻荐出程昱，程昱再荐郭嘉，郭嘉继续举荐刘晔，刘晔又荐二人……只一瞬间，曹丞相帐下便是谋士如云，曹操方智囊团里的主要谋士便是整装待发了。那吴国谋士团形成抛不开周郎功绩——早在辅佐孙策时，即向孙策推举江东二张，使得孙策亲自登门请出二人；等到孙权当政，又拉来鲁肃，还有随后被人推荐的顾雍、鲁肃荐的诸葛瑾，各荐贤才，迅速形成了东吴的智囊团。刘皇叔反倒有些空负仁君之名了，好容易有了徐庶，却被曹孟德走；急急忙忙皇叔三顾茅庐请出孔明；直到赤壁后，伊籍推荐了马家兄弟，有了几个人，刘备似乎立刻忘了之前没有智囊团的痛，待到那与伏龙齐名的“凤雏”庞统来投，竟然甚是不屑！就是这样直到入蜀，竟也未能筹措一个像样的谋士团。于是，不同的谋士团、不同的人才战略成就了不同的事业：曹操的用人政策里才能是大于德的，准确的话语应是“唯才是举”。只看曹操所颁布的用人政策便能看出他的人才观念——政策能最大程度说明他对人才的渴求。曹操最惊世骇俗的举动，莫过于他以丞相的身份颁布的“孟德三令”。曹操不仅郑重推出“唯才是举”的主张，还大步流星地将这一主张贯彻到无条件的程度，遂使“唯才是举”成为优先于其他所有原则之上的首选原则。唐突圣贤、藐视礼法的雄心魄力，则在曹操不惮其烦举出的大量例子中，得到裸露性显示。只有曹操才能明白告诉世人：无论你是否有过“污辱之名“、“见笑之耻“，或即使你有过如那种“杀妻取信“、“母死不归“的大恶行径，只要你确有能力，仍会得到我的重用。知人善任，知人敢任，知人能任，无疑是一个事业、一个领导者成功基石和支撑。也正是有了“大群”的人才，才有了那个奠定魏国成功的基本国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出台和执行，才使得曹操作成了三国最为伟大的事业。孙权生逢幸时，父兄为他打下了三分江山，厚厚《三国》只见孙权一守再守，看似毫无锐气，实则深谋远虑，隐藏实力，要知道古语早云“创业艰难守业更难”！孙家一门三世治理江东，当地豪族归心，人才济济，流派众多，孙权本人年轻虽小，但却天赋极高，极善政治，看似文不能文武不能武，但观孙权一世，江东政治最平静，没有什么地方反叛大臣逼宫，政治平衡艺术精妙之极。用人上孙权不似刘备，看人家庞统长得不漂亮便下放到山村去当县令——孙权很能做到惟才是用，所以东吴先有周瑜后出陆逊，甘宁、吕蒙——都是可与武圣关羽相抗衡的文武双全的盖世英豪。有了大批的人才，倚重一两个顶尖的人才就成为可能。因为他任用得当，所以他同样圆满地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那周郎公瑾可是孙策选拔出来而留给孙权的。“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显是江东最出色的人物之一。也是仲谋自家人才战略的正确——全心全意依靠周公瑾，取得了赤壁大战的辉煌胜利，为三国分立，称帝江东，奠定了基础。刘皇叔显得就有些惨淡了，虽然得全号称能得一即能得天下的“伏龙、凤雏”，但终其一生，这位平民皇叔也未有建立起能满足自己事业发展需求的人才库。或许和自己的人才观念有关，干渴的“鱼儿”好容易得到一池“大水”，就再也不愿意得到更多的水，不想也不会改造这片“水”让它更深更阔成为一片汪洋。诸葛亮个人聪明才智是无与伦比，但似乎也不愿为刘皇叔引进和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仅以诸葛孔明首次用兵博望坡为例，诸葛亮以“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为由向刘备〃乞假剑印〃而掌握军政大权，之后的战术分工更是语焉不详：要那张飞只管“纵火烧之”，关羽要“放过中军，纵兵袭击后军”，关平、刘封负责“预备引火之物”，赵子龙则是“只要输，不要赢”，老师爷孙乾就只“安排功劳簿”罢了，这种战术安排完全漠视民主决策及对将帅的锻炼，取而代之是诸葛亮个人专断。这种习惯导致了后来蜀汉政权内部对诸亮葛个人的绝对依赖，广大谋士及将士缺乏谋略的锻炼，万难能为蜀汉政权造就和培养后续人才——于是，未能成为“汪洋”的那池子水干涸之后，“鱼儿们”的命运就这样定下了。
《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全书可大致分为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作者罗贯中将兵法三十六计融于字里行间，既有情节，也有兵法韬略。《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演义》），作者是元末明初的著名小说家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后有嘉靖壬午本等多个版本传于世，到了明末清初，毛宗岗对《三国演义》整顿回目、修正文辞、改换诗文。 《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第一部文人长篇小说。
《三国演义》线装本(广陵书社)小说描写了东汉末年和整个三国时代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中国小说由短篇发展至长篇的原因与说书有关。宋代讲故事的风气盛行，说书成为一种职业，说书人喜欢拿古代人物的故事作为题材来敷演，而陈寿（裴松之注引）《三国志》里面的人物众多，以多个主人公做线索，事件纷繁，正是撰写故事的最好素材。三国故事某些零星片段原来在民间也已流传，加上说书人长期取材，内容越来越丰富，人物形象越来越饱满，最后由许多独立的故事逐渐组合而成长篇巨著。这些各自孤立的故事在社会上经过漫长时间口耳相传，最后得以加工、集合成书，成为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集体创造，与由单一作者撰写完成的小说在形态上有所不同。《三国演义》对后来的小说相信有一定的启导作用。三国故事在我国古代民间颇为流行；宋元时代即被搬上舞台，金、元演出的三国剧目达30多种。元代即出现了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元末明初罗贯中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据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称“嘉靖本”，本书24卷。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俩辨正史事、增删文字，修改成今日通行的'120回本《三国演义》。三国时期地图《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今天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辩证的认识。尊刘反曹是民间传说的主要倾向，在罗贯中时代隐含着人民对汉族复兴的希望。《三国演义》一书塑造了一大群鲜明生动，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罗贯中也因此获得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刻画的近200个人物形象中最为成功的有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赵云等人。诸葛亮是作者心目中的“贤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大义胸怀，具有济世救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作者还赋予他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奇异本领。曹操是一位奸雄，他生活的信条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既有雄才大略，又残暴又奸诈，是一个政治野心家－阴－谋家，这与真实的曹操是有不同的。关羽“威猛刚毅”、“义薄云天”。刘备被作者塑造成为仁民爱物、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仁人志士。其实历史上的刘备和演义中的差别很多。但是历史上的刘备确实也是仁德为怀，感人至深的。《三国演义》一书描写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构思宏伟，手法多样，使我们对古代文化有了很多了解。其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战争的描写波澜起伏、跌宕跳跃，读来惊心动魄、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给读者们带来丰富的历史文化。全书的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简洁明快，气势充沛，生动活泼。《三国演义》一书开创了历史小说的先河，代表了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自此以后，文人纷纷效仿。在中国文学史上，历史小说便蔚然成为一大潮流。直到现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已写成了各种历史小说，无不是罗贯中历史演义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