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关于磁学的知识相当丰富。我们祖先对磁的认识，最初是从冶铁业开始的。古籍中记载了很多有关磁学知识。磁与电有本质上的联系。古代对于某些静电现象的记载，如摩擦起电、地光与极光的电磁现象等，这恰恰是和磁现象相并列的。在我国古代，大约在春秋末期成书的《管子•地教篇》、战国时期的《鬼谷子》、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等，都曾记述了天然磁石及其吸铁现象，还记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指南针“司南”。
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自觉功绩可以与三皇五帝相比。他嫌都城咸阳的宫室太小，不足以展现自己君临天下的威仪，就在公元前212年，下令在王家园囿上林苑所在的渭河之南、皂河之西，建造规模庞大的宫殿群落阿房宫。
相传当年秦始皇在建造阿房宫北阙门时，令能工巧匠们“累磁石为之”，故称“磁石门”。磁石门运用了“磁石召铁”的原理，类似现代的安全检查门。
磁石门的作用，一是为了防止行刺者，在入门时以磁石的吸铁性能使隐甲怀刃者不能通过；二是为了向“四夷朝者”显示神奇，使其惊恐却步，不敢有异心，故也称“却胡门”。
磁石门的营造，反映了秦国高超的科学技术水平。这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尚属首创，可以算得上是世界科技史上的一大创举。
其实远在2000多年前，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就开始同磁打交道。人们在同磁石不断接触中，逐渐了解到它的某些特性，并且利用这些特性来为人类服务。
古人在寻找铁矿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磁铁矿，就是磁石。我国古籍中关于磁石的最早记载，是在《管子•地教篇》中：“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古代人把磁石的吸铁特性比作母子相恋，认为“石，铁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因此，汉代初期，都是把“磁石”写成“慈石”。对于磁石吸铁这一问题，宋代道士陈显微和道教学者俞琰曾经作过探讨，认为磁石所以吸铁，是有它们本身内部的原因，是由铁和磁石之间内在的“气”的联系决定的，是“神与气合”使然。
明代末期地理学家刘献廷在他的《广阳杂记》一书中也认为，磁石吸铁是由于它们之间具有“隔碍潜通”的特性。刘献廷还把铁的磁屏蔽作用理解为“自然之理”。
这种力图用自然界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平，也只能作出这样解释。
我国古代还把磁石吸铁性应用于生产上。清代乾隆年间进士朱琰著的《A说》记有古代烧白瓷器的时候，用磁石过滤釉水中的铁屑。因为素瓷如果沾有铁屑，烧成后就会有黑斑。
磁石也应用于医疗上，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宋代的人用磁石吸铁作用来进行某种外科手术，如在眼里或口里吸收某些细小的铁质异物。这在现代已经发展为一种专门的磁性疗法，对关节炎等疾病显示出良好的疗效。
我国关于地球磁场可以磁化铁物的记载，也见于一些著作中。如明代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卷8《指南说》的注中引滕揖的话：“铁条长而均者，悬之亦指南。”
磁偏角、磁倾角和地磁场的水平分量称作“地磁三要素”。欧洲人对磁偏角的发现是在哥伦布海上探险途中的1492年，磁倾角的发现还要晚一些。而我国对磁偏角、磁倾角的发现都要早得多。
北宋时期官修军事著作《武经总要》所记述的制指南针法，是包含有一定的地磁学知识的。甚至有关磁倾角的知识也反映在这种磁化法中。既然指南针在磁化过程中要北端向下倾斜，这就隐含着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有个倾角的存在。
至今所发现的有关磁偏角的比较权威的文献记载，是北宋时期沈括的《梦溪笔谈》。
沈括在磁学上的贡献有如下3点：一是给出了人工磁化方法，二是在历史上第一次指出了地磁场存在磁偏角，三是讨论了指南针的4种装置方法，为航海用指南针的制造奠定了基础。另外，沈括对大气中的光、电现象也进行了研究。
从后来的地磁学发展知道，磁偏角是随地点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同一地点的磁偏角大小又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变。这些变化是由于地磁极不断变动所致。
至南宋时期，磁偏角因地而异的情况有了更明确的记载，并且被应用到堪舆罗盘上。
至元明清时期，堪舆罗盘也都设有缝针，而且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所制的罗盘的缝针方位也都不一致。这可以看成是我国古代关于偏角因时、地而变化的原始记录。
在物理学上，磁与电有着本质上的联系。我国古人把磁现象与静电现象联系在一起，并且统一地归结为“气”，是有意义的。后来人们对于静电吸力的观察更加深入了，发现了一些特别的情况。
比如三国时期，人们已经知道“琥珀不取腐芥”。“琥珀”是一种树脂化石，绝缘性能很好，经过摩擦后就能吸引轻小物品。这个现象，汉代以来就为人们所熟知。
“腐芥”是指腐烂了的芥籽，必定满含水分，因而具有黏性，容易粘着别的物体上，难以吸动。
另外，腐芥上蒸发出水气使周围空气以及和它接触的桌面都潮湿，以致易于导电。当腐芥接近带电体，因感应而产生的电荷，容易为周围的潮湿空气传走，所以静电吸力一定很小。
可见“琥珀不取腐芥”不但是事实，而且是符合电学原理的，也是人们深入观察研究摩擦起电现象所得到的一个结论。
古人认为，琥珀经过人手的摩擦，容易起电，才是真的琥珀。可见，古人已经知道以是否具有明显的静电性质，作为鉴别真假琥珀的标准，这是初步的电学知识的实际应用。
摩擦起电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发生火星，并伴随轻微的声响。这种称为“电致发光”的现象，在古代也时有发现与记录。
晋代张华《博物志》记载：“今人梳头、脱着衣时，有随梳、解结有光者，也有咤声。”这里记载了两个现象，一个是梳子和头发摩擦起电，另一个是外衣和不同原料的内衣摩擦起电。
古代的梳子，有漆木、骨质或角质的，它们和头发摩擦是很容易起电的；丝绸、毛皮之类的衣料，互相摩擦也容易起电。当天气干燥，摩擦强烈时，确实能有火星与声响。
当然这火星与声响是十分微弱的，古人能觉察到，说明十分仔细、认真。
古代观察到的电磁现象，比较有代表性的除了雷电以外就是地光与极光。
我国古代关于地光的记载，以各地方志里为最多，例如：《成都志》记载，293年2月4日，成都发生地震之前，“有火光入地”；《正德实录》记载，1513年12月30日，四川“有火轮见空中，声如雷，次日戊戌地震”；《颍上县志》记载，1652年3月24日，安徽颍上地震发生时，“红光遍邑”等。
所有这些文字里的“火光”、“火轮”、“红光”等都是古人形容地光的名词。
上述这些记载是如此确切、生动，它们是科学史上极其珍贵的资料。它们的意义在于地光能够反映岩层的活动，和地震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尤其是有助于临震预报。
极光分为北极光和南极光。我国地处北半球，故只能看到北极光。高纬度地区看到极光的机会比较多，但在中低纬度地区偶尔也可以看到，不过亮度要弱得多。
一般认为极光的原因在于：太阳发射出来的无数带电粒子受到地球磁场的作用，运动方向发生改变，它们沿着地球磁力线降落到南、北磁极附近的高空层，并以高速钻入大气层，这些带电粒子跟大气中的分子、原子碰撞，致使大气处于电离并发光，这就是极光。
各种原子发出不同的色光，所以极光呈现五彩缤纷的颜色，一般为黄绿色，但也有白色、红色、蓝色、灰紫色，或者兼而有之。
我国古代关于极光的记载很早。远在几千年前传说的黄帝时期曾出现过“大电光绕北斗枢星”。
战国时期的《竹书纪年》记录了大约发生在公元前950年的一次极光：“周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描述了极光的时刻、方位和光色，是我国最早而翔实的极光记载，比西方早了600多年。我国古代关于极光的记载是很丰富的。当时没有极光的名称，而是根据各种极光现象的形状、大小、动静、变化、颜色等分别加以称谓。
这种分类命名法，最早见于《史记•天官书》，可见至少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极光是研究日地关系的一项重要课题，它跟天体物理学和地球物理学都有密切的关系。古代记载下来的极光史料，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过去太阳活动、地磁、电离层等变动的规律，还可以探讨古地磁极位置的变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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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物理概念之一，是物质所表现的电性和磁性的统称。如电磁感应、电磁波等等。电磁是丹麦科学家奥斯特发现的。电磁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电荷运动产生波动，形成磁场，因此所有的电磁现象都离不开磁场。电磁学是研究电磁和电磁的相互作用现象，及其规律和应用的物理学分支学科。麦克斯韦关于变化电场产生磁场的假设，奠定了电磁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发展了对现代文明起重大影响的电工和电子技术，深刻地影响着人们认识物质世界的思想。电磁是能量的反应是物质所表现的电性和磁性的统称，如电磁感应、电磁波、电磁场等等。所有的电磁现象都离不开磁场；而磁场是由运动电荷产生的。运动电荷可以产生波动。其波动机理为：运动电荷e运动时，必然受到其毗邻e地阻碍，表现为运动电荷带动其毗邻1向上运动，即毗邻随同运动电荷e一起向上运动；当毗邻1向上运动时，必然受到其自身毗邻1地阻碍，表现为毗邻1带动其自身毗邻向上运动，即毗邻2随同毗邻1一起向上运动。这样以此向前传播，形成波动。显然，真空中这种波动的传播速度为光速。
关注社会 热点 ，关注国家动态，掌握正确的分析形势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 ，是一个大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国际形势与政策的论文又是如何写的。我给大家整理了关于2017年国际形势形势与政策论文，希望你们喜欢! 2017年国际形势形势与政策论文 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同时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在逐渐增强，军费连年激增，高科技武器层出不穷;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明显增强;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感到兴奋和激动的，有的对此感到惶恐不安，有的则视其为挑战和威胁;虽然中国一再表达自己和平崛起的诚意，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平静的对待。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更离不开美国，美国与中国在经济上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做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它将会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呢?做为世界上的二号经济大国，最有潜力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中国，他又将会如何发展对美关系?笔者将在本文中讨论影响的因素，并分析其走势。 经贸关系无疑是中美两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市场潜力国家，同时中国也使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经济利益是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前进的保障。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以来，经贸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中发展较快的领域，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发展尤为迅速。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有着愈益重大的共同利益，双方在经贸上相互需求和依存度及利益交合不断增多增大。美国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对象，也是四化建设所需的外部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管理 经验 的主要来源地。美国也亟需中国广大的市场、价廉物美的商品和投资场所。中国的优质廉价商品每年为美国消费者节省成百亿美元的开支，为美抑制通货膨胀、稳定市场起了积极作用。美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每年为其带来丰厚的利润，而中国超过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的70%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投放在美国，为稳定美国的金融市场发挥了一定作用。中美经济关系好于和高于政治关系。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重点和基础地位将不断增强，成为中美关系强有力的胶合剂和催化剂。同时中美关系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很多摩擦，中美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据美国方面的分析，影响美国制定对华贸易政策的三个因素是：对华贸易逆差、美国内失业和中国执行WTO协议的情况。美国在推行其贸易政策时将利用中美入世协议，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为防止我国更多的竞争力产品冲击其国内产业，美国会更频繁地启动反倾销调查程序、“301”条款等贸易制裁 措施 对我国输美产品设限。美 国还可能会利用其国内立法破坏 WTO规则，与我纠缠。但制裁是一把双刃剑，而且双方贸易关系紧张，从长期来说对美国不利，对此美国也是持慎重态度的。应该看到，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摩擦是正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并不可怕。中美经常性的经贸摩擦，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中美经济对双方的重要性与俱增。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双方只有理性面对，在经常性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中，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加以妥善处理。从中美贸易摩擦来看，都是因为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国情不同，相互不了解，不信任等原因引起的。中美双方都应该摆正心态，采取合作，尊重的态度，才能更切实地找到两国利益的平衡点，才能达到双羸。 民主分歧是造成中美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许多美国人认为,作为上帝选择的一个特殊国度,美国对人类的历史发展和命运承担着一种特殊的责任,负有把世界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使命”。这种“上帝选民”和“天赋使命”神话根深蒂固于美国白人 文化 之中,深深地影响着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与态度。当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发展与 其它 国家的外交关系时,这种使命观对政府决策者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体现出来。在国际事务中，美国竭力把自我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力图使种族文化、意识形态与美国不同的国家接受美国的发展模式,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将意识形态与之对立的共产主义视为最严重的威胁，积极推行“西化”图谋，对目前存在的最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更是倍加警惕与仇视。尽管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当今美国在执行“神圣的使命”时已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了，但中美的民主分歧依然影。 在2009年下半年，对台军售、中国制裁美国军工企业、奥巴马会见__等一系列事件是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又一次交锋。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他国干涉。诚然，中国的统一问题，本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务，但是，外交政策必须基于现实主义。无论承认与否，台湾问题受诸多国际因素的制约，其中最大的因素是美国。朝鲜南北双方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南北最高领导人的会谈，但就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情况看，在可预见的将来，仅靠这样的努力显然很难实现这样的目标。在这方面，美国可望扮演积极的角色。美国政府至今仍遵循一个中国政策，真诚邀请美国扮演积极角色，推动两岸最高领导人会谈，对于中国实现和平统一，抑制“台独势力”，有积极意义。虽然美国未必乐意见到大陆与台湾很快统一，但海峡两岸改善关系，并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符合美国利益。中国需要与美国就台湾问题进行认真务实的探讨，在实现和平统一中国时，不仅考虑台湾的利益，又尊重和照顾美国的利益。中国可以承诺，如果实现和平统一，整个台湾可以成为自由港，并允许美国在台湾租借军事基地，这不仅有助于消除台湾民众的恐惧心理，又让美国得到了较大利益，而最大的获益者仍将是中国。 中国必须承认并尊重美国现有的国际地位，真正把美国当作友好合作伙伴。中国对美国所表现出的所谓“霸权主义”可以给予一定程度的批评，并努力通过联合国的机制给予一定的制约，但不要走得太远。美国现有的国际地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以中国的国力和地位，对这样的国家，尤其在经济等领域颇受其惠的国家，应给予充分的承认和尊重。政策制订者应该清楚，在历史上，美国在西方列强中是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在中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血债(朝鲜战争没有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美国曾是制约日本和前苏联的最主要力量，而后两者曾是威胁中国的最大敌人;美国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诸多无私的援助。在中国改革开 放时代，中美的经济合作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中国人还应该看到，美国在行使通常所指的“霸权主义”时，也还往往遵循人类共同的良心和价值观，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与当年的日本和苏联不可同日而语。必须真诚地把美国看作合作伙伴，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 基于这样的立场，中国应该对美国在全球政策中的有关事物，如打击恐怖主义等给予积极的支持与配合，向准盟友关系靠拢。在两国关系中，还要建立相应的预防机制，防止类似侦察机事件那样的事发生，或即使发生，能在机制内迅速得到妥善解决，不演化为双方的对抗与冲突。 结语：中国和美国早已结束敌对关系，中美两国和平友好是大势所趋势，虽然在台海问题上，人权问题上，知识产权问题上，以及汇率问题上，中美两国的较量不可能短时间内结束;美国虽尤其自私的一面，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但也应该看到，中国政府在台海问题上的不容妥协，在人权问题上，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确实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相信随着中美经济关系的不断深入，中国政府灵活调整对台政策，在知识产权和人权问题上不断完善，这些矛盾反而会成为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动力。中国已经崛起，相信在中国政府的引导下，对外，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不对他国产生威慑的大国，对内，它能够不断完善社会机制，改善人民生活，真正实现中国的国富民强。 参考文献 [1] [美]卡特. 妖魔化中国是错误的[J ] . 纽约时报,1997 -08 - 10. [2] 黄硕风. 综合国力论[M ]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 王诵芬. 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研究[M] . 长沙:湖南出版社,2007 2017年国际形势形势与政策论文 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深入发展的当今世界上，中国的发展已越来越地受到世界的关注。“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积极地融入世界”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在这样的大形势下，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四邻安则自家兴。中国和周边国家山水相连、利益攸关。2014年，中国将进一步构筑稳定友好繁荣的周边战略依托，打造紧密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审时度势，周边地区，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与困难同在。 首先是俄罗斯。俄罗斯今年主办冬季奥运会和八国集团峰会。在伏尔加格勒遭受恐怖袭击后，普京政府必将加大对北高加索地区恐怖组织和分裂势力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将大力发展军力，推进武装力量装备现代化，并将组建北极部队，进一步强化海上军力。俄还将力推地区一体化进程，提升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去年，中俄领导人以战略思维和全球视角审视和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今年，随着两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能源、人文领域的合作提升到新水平，中俄关系将保持稳步发展和强化态势。 其次是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年年底参拜靖国神社无异于个人政治“摊牌”之举，意在宣示其走右翼路线决心，争取右翼和保守势力支持。当前，安倍执政重心已由经济转向军事安保。日本政府今年计划通过修改宪法解释方式解禁集体自卫权，并完成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修改，重新安排两国在同盟中的分工。其目的就是：建立国防军，摆脱战后体制。需要警惕的是，当安倍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时，日本国内反对力量日益被边缘化，这令安倍的错误行为缺乏制衡。中日关系充满风险、悬念和不确定性。 再来看看以安定内部，经济核武建设并行的朝鲜。今年是金正恩主政的第三个年头。在纪念金正日逝世两周年活动上，金正恩率党政军高级领导人悉数出席，显示肃清张成泽事件暂未带来进一步高层人士变动。今年，金正恩将继续进行党政军人事调整，致力于内部稳定。此外，朝鲜将继续贯彻经济建设与核武建设并行路线。朝鲜已成立经济开发委员会和经济开发协会，探索经济发展模式及具体方法。此外，各地正在紧锣密鼓建设各种形式的开发区。关于朝核问题和六方会谈，朝鲜将依然坚持固有立场，即只要美国不完全放弃对朝敌视政策且不以行动加以证明，朝鲜半岛无核化就绝无可能，朝鲜就绝不会单方面为重启六方会谈而首先采取行动。 然后是印度。今年5月，印度将举行大选。丑闻缠身、经济社会治理不善的国大党将遭遇反对党人民党的有力挑战，执政前景堪忧。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关系，不会成为竞选首要议题，也不大会在新政府上台后出现大的波动或反复。印度各界普遍认识到，印中关系具有地区、全球和战略意义，两国应成为互利伙伴，而非竞争对手。去年，两国实现互访，就推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作出规划。今年，规划将继续得到落实。双方将举办友好交流年，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等，并力争在高铁、电力等领域及建立“中国工业园”方面实现突破。 最后是地位迅速提升，借力大国实现发展的中亚。近年来，中亚因地缘政治经济地位重 要性日益凸显而备受大国重视，而借力大国投入以实现自身发展已成为中亚国家重要战略选择。去年，对中亚四国的访问促成中国与四国关系提升。今年，中国与中亚各国关系将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在西亚北非局势动荡持续、北约逐渐撤出阿富汗的背景下，中亚安全局势更加严峻。中亚各国将更加倚重中国和上海合作组织，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将进一步强化。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互补性很强，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逐步落实，双方除了在能源资源领域继续拓展合作，在基础设施、航天、金融、农业、加工业等非资源领域的合作也大有可为。 在当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周边政治格局总体态势良好，局部地区比较动荡。贯彻“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实现长期稳定与和平。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国家外交上是否抬得起头，归根结底是要看这个国家的实力的。在此形势下，我们更应该坚持我们的发展方向不动摇，努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应变各种国际问题的能力，使得中国在未来竞争更加激烈的多极化世界站稳脚跟。 2017年国际形势形势与政策论文相关 文章 ： 1. 2017国际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国际形势与政策 3. 2017年国际形势论文 4. 2017大国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 5. 2017当前国内外形势与政策论文
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也是一个平和安稳的小时代。 当今世界上，中东的炮声还没有停止，这片孕育人类近代文明的原料--石油的地区战乱频现，中国南海的局势千钧一发，朝鲜半岛的对峙暗潮涌动，各方势力斗争不穷，在这样一个大时代，我们每个人都不是龟缩在历史缝隙中的蜉蝣，我们的责任关乎家国大事，关乎天下大义，关乎人间正道，我们每个人都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每个人身上都担负着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正所谓，在其位，谋其政。儒家说，大丈夫要兼治天下。霍去病生在那个匈奴频频来犯长安的时代，他没有退让，孤军深入敌腹，匹马跃至祁连山、焉支山，在那片世代属于马背上的游牧民族的旷野上，留下了一缕华夏文明厚重庄严的气息，成为了勇冠三军、权倾朝野的冠军侯。刘邦出身卑贱，但在那样一个狼烟滚滚的时代，他一剑斩白蟒起义，攻咸阳，除霸王，兼灭暴秦，开创了西汉。时势造英雄，可见承担起大时代赋予的重任是何等重要。 作为炎黄子孙，大时代教我们心系祖国不忘胸怀天下，我们关注局势变化，维护祖国利益荣誉，人微不计言轻，力量微薄但贵在有心。 如今，印巴停火，各国协力抵制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人们生活蒸蒸日上，不被贫穷和饥饿烦忧，在这样一个小时代，我们的责任也不该忘记回归自身，关注自身的小确幸，关注亲人的健康，关注家庭的和睦。前段时间，我国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保证“常回家看看”，孤寡空巢老人成为社会难题。《礼记》中提到的天下大同也是“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老有所依，幼有所养”。朱元璋的开朝宰相刘伯温，他在征战岁月中是朱元璋的军师，为其运筹帷幄，殚精竭虑，而后天下承平日久，就上书乞骸骨，回乡务农，侍奉老人，享尽天伦之乐和山林雅趣。孝敬老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美德。小时代给予我们的责任，也同样重要。 那就在心中种下爱的种子吧，爱自己，爱他人。这棵种子会发芽，生长，在你的心房开出一朵巨大的、雪白的花。让这爱的花朵绽放在生命里。 放眼这个时代，有忧虑，有欢乐，有恸哭，有狂喜，有破镜重圆，有生离死别。这是一个复杂的时代，也是一个简单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应铁肩担道义，做时代风云的掌舵手。
以后不许再在网站查老师留下的任务了。这样下去成绩永远提高不了，建议你多看一些作文书，看惯了，灵感提高了，不想写好作文都做不到，真的，要是能背上几段自己喜欢的段落效果更好。 说实在的我也是一位老师，每个老师都不喜欢看到学生的成绩是假的，不管你写成什么样，只要老师看到你的成绩有所提高，这才是最开心的。 每个学生在老师的心里，文笔已定，自己写的还是抄来的都一眼就看出来。
作文1： 我与日全食就在日全食来到的前两天,我在电视上看到说再过两天百年一遇的日全食就要到了。我问妈妈: “什么叫日全食和日偏食?”妈妈说:“日全食和日偏食都是一种自然现象。太阳在自转,月亮会绕着地球转,当太阳、月亮和地球在一条直线上而且月亮刚好在太阳和地球的中间时太阳照射的光芒被月亮挡住了,地球的一部分就看不到太阳了,当月亮全部挡住太阳光的时候就是日全食；当只挡住一部分的时候还能看见一点太阳那就是日偏食了。当日全食发生时地球上一片漆黑温度也会骤然降低。不过我们这儿只能观看到日偏食。”我听了恍然大悟,真期盼那百年一遇的日全食早点到来。妈妈又说:“你可千万不能用肉眼看,要戴上专业的日食眼镜,否则眼睛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期盼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我和朋友一起到山上去观望,我戴上眼镜,“呀,太阳已经初亏了!好像被谁咬了一口!”我兴奋的大叫。时间慢慢过去,温度也骤然降低,太阳已经被月亮挡住了一半,这样太阳就像个月亮似的。咦!怎么了,刚才还歌声朗朗的小动物,现在怎么都不叫了呢?妈妈笑着说:“动物们不懂科学,不会以为地球要毁灭了吧,赶紧回家了。”我听了哈哈大笑,戴上眼镜继续看了又看,哇!真美丽,太阳这时就像个宝石一样,过了很久,太阳又全都露出来了。日偏食真好看,宇宙真神奇,我也感谢太阳给了我们光明。作文2： 日全食之缘7月22日，在我国将有一次罕见的天文奇观，这可是一个极好的大饱眼福的机会，我热切地期待着。由于种种原因，快到了观看日全食的最佳时辰，我手中仍然没有一种可以观测的工具，但又不能直接用肉眼观看。这可怎么办呢，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好心不在焉地去学打篮球了。路上看到人们不顾炎热地聚在一起，纷纷用各式各样观测工具仰着脖子在兴致勃勃地观望日偏食，看到他们看得如此过瘾，当时我的心里真有点遗憾，一直在想:：这时如果谁能送我一副观测眼镜那该有多好啊！正感失落之时，突然眼前一亮，一个很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那不是我的老爸吗！我兴奋地赶紧叫了一声 “爸爸”， 爸爸转过身来，连忙递给我一黑色镜片，连连说：“快去看，快去看。”，我接过爸爸手中的镜片就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一个圆圆的蛋黄色太阳刚开始缺了一个小口，仿佛一个大月饼被人咬走了一大口似的，后来被遮住的地方越来越大，最后变得像一轮弯弯细细的月牙儿挂在天空，我顿时感觉凉爽了许多。十点多太阳又露出了往常的笑脸。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奇特景观，不禁欢呼雀跃叫道；“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此时的我更是乐不可支。同时我还明白了日偏食是由于月亮运行到太阳与地球之间，月亮挡住了太阳所投射到地球的影子而产生的天文现象，是最壮观的天象之一，几率极小，五百多年才会发生一次。这次日全食不仅使我懂得了不少关于日全食的天文知识，而且更让我体会到一个道理：机遇是珍贵的，但有的却是瞬间即逝的，要及时抓牢，否则就会失之交臂，懊悔莫及。学习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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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作文可能有点那个了……摘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日食是一种自然现象。当代人们对日食的关注，或出于探索自然界奥秘的需要，或出于对天文现象的好奇，很少有人把它同礼仪制度相联系。但在古代中国，人们对日食的重视，却导致了一种程式化的日食救护仪式的产生，这使得日食成为能够对传统礼制产生影响的少数几种自然现象之一。一、与日食相关的礼仪的形成 中国古人对日食十分重视，这种重视由来已久。例如，“在殷虚卜辞中，有不少关于日月食的记载。在武丁卜辞中，记日食的有10例。”〔1〕这些记载，反映了殷代人们对日食的重视。 实际上，比殷代更早，夏代的人们就注意到了日食。对此，《尚书·胤征》篇的记载可为例证： 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瞀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 《尚书正义》孔氏传解释这段话中一些专业名词道：“辰，日月所会，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所以，“辰弗集于房”，在此即指日食。本篇所述是历史上著名的“书经日食”，引文是胤侯奉夏王之命，讨伐羲和时所发布的檄文的一部分。而讨伐的借口，竟是负责观测报告天文的羲和因沉缅于酒，未能对一次日食作出预报。一般认为，《胤征》篇是较晚的文献，所以这次记载未必可靠。再者，说夏人已能准确预报日食，也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次日食却得到今人的认可，公认是世界最古的记录。〔2〕围绕夏代这次日食所发生的事情能流传下来被后人所追记，不管记录本身是否失真，这件事反映了夏人对日食的重视，则是毫无疑问的。 再往前追溯，原始时代的人也会注意日食。正如前苏联宗教史专家约·阿·克雷维列夫所说：在原始时代，“日常现象未必会引起原始人特别注意。每天的日出使他感到无所谓，因为为这种现象并没有破坏他的生活秩序，而日食倒会引起他的兴趣、恐俱和惊奇。"〔3〕在这里，虽然不可能有确凿文献的支持，但原始时代的人重视日食，却是于理可信的。 原始社会的人们不了解日食发生的真正原因，他们认为日食是太阳遭到了某种动物的侵犯，于是一旦发生日食，就要敲锣打鼓相助太阳赶走侵犯者。(〔2〕，)这就形成了一种原始的救护太阳仪式，这种仪式的实质是一种巫术，原始先民们想象他们用这种模拟地面驱赶野兽的方式就能将侵害太阳的动物吓走。因为日食一般时间不长，不久就逐渐复圆，人们就认为是这种仪式发挥了作用。于是，每当发生日食，就要举行类似的活动，这就使其逐渐成了一种流俗。 随着认识的发展，人们逐渐产生了一种意识：导致日食的内在原因并不那么简单，动物食日也许出于天帝的意愿，象征人世将有灾难。这启示人们想到，在日食时，单凭敲锣打鼓去驱赶吞食太阳的动物，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乞求天帝，使太阳重放光辉，不要降灾祸于人间。这样，在人们举行的日食救护仪式中，又增加了祭祀乞求的内容。〔2〕这种巫术与祭祀的合一，构成了古代日食救护的基本形式。当国家产生以后，这种仪式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并做出相应的规定，由官方来组织它的实施，于是，日食救护也就从流俗而演变成了国家礼制的一部分。 日食救护究竟何时被人们视为“礼”的一部分，现在还不够清楚，据前引《尚书·胤征》篇来看，似乎夏代已经如此。到了春秋时期，则救日为礼已经成为政治家、思想家的共识。如《春秋·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鼓”是巫术，“用牲于社”则为祭祀，这里记载的是官方组织的救护仪式，显示出这种日食救护已经形成礼制。《左传》对本条解释说：“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阴气)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左传》认为在某些特定月份出现的日食是一种奇异现象，所以要采用一些固定的仪式来救护之。这些固定仪式就是所谓的“礼”。《左传·昭公十年》对此有更清楚的记载：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礼也。 昭子之言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把日食救护当做了一种固定的礼仪制度。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孔子是比较讲究礼制的，他对日食与礼仪的关系也发表过自己的见解。《礼记》卷十八曾子问第七记叙孔子师徒一段对话，内容为： 曾子问曰：“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废者几？”孔子曰：“四”。“请问之？”曰：“大庙火、日食、后之丧、雨沽服失容，则废。如诸侯皆在而日食，则从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与其兵。” 诸侯集体朝见天子，当然是大事，若非特殊情况，不会半途而废。孔子把这些情况归为四类，其中日食赫然与大庙火、后之丧并列，由此可见他对日食救护的重视程度。 日食与礼仪的关系并非仅限于日食救护，它还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被尊奉为道家创始人的老子，对日食与礼仪的关系就曾发表过独特见解，他的主张给孔子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孔子随老子帮人料理丧事，灵柩行至途中，发生日食，老子对孔子说：“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礼也。”〔4〕，老子从礼的角度出发，让灵柩停下，等待日食结束后再继续前行。孔子对此颇感迷惑，归来后问老子道：灵柩出动以后，不能返回，一旦遇到日食，无法预料它结束的早晚，这样，还不如继续前行。老子解释说： 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4〕 孔颖达解释其中的寓义说：“唯罪人及奔父母之丧见星而行，今若令枢见星而行，便是轻薄人亲，与罪人同。”〔5〕”所以，送葬路上，一旦碰到日食，就要“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 《礼记》对老聃孔丘的记述，未必实有其事，但它至少表明，在其作者心目中，日食与礼仪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至朝廷大典，下及庶民丧葬，无不涉及。另一方面，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于日食发生规律还知之不多，所以这些礼仪，大都是作为一种应急措施而做出的规定。《宋书·礼志》指出：“古来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皆无推日蚀法。”既然不能事先预报，只好把日食救护作为应急措施而加以规定了。这是先秦时期日食与礼制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二、日食救护礼仪与日食预报 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对交食规律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逐渐发展到能够对日食有所预报了。这就使得朝巨有足够的时间去为日食救护做准备，相应的救护仪式也就脱离了原来的应急性，变得复杂了。这是科学进步对日食救护礼仪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例如，汉代的日食救护仪式是： 日有变，割羊以祠社，用救日。日变，执事冠长冠，衣皂单衣，绛领袖缘中衣，绛裤袜以行礼，如故事。〔6〕 这种仪式，比之先秦时期，在服饰要求上有所复杂化。而到了晋代，日食救护变得完全繁复而程式化了： 自晋受命，日月将交会，太史乃上合朔，尚书先事三日，宣摄内外戒严。挚虞《决疑》曰：凡救日蚀者，著赤帻，以助阳也。日将蚀，天子素服进正殿，内外严警。太史登灵台，伺候日变便伐鼓于门。闻鼓音，侍臣皆著赤帻，带剑入侍。三台令史以上皆各持剑，立其户前。卫尉、卿驱驰绕宫，伺察守备，周而复始。亦伐鼓于社，用周礼也。又以赤丝为绳以系社，祝史陈辞以责之。(社)，勾龙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陈辞以责之。日复常，乃罢。〔7〕 这样的仪式，堪称盛大隆重，远非以前那种临时的应急措施所能比拟。在这里，如果没有预先的演练，很难做到有条不紊，何况尚书还要“先事三日，宣摄内外戒严”，所以，这种形式的日食救护，倘若没有事先预报，是不可能得以组织实施的。自晋以后，日食救护仪式虽然历代有所变化，但就其规模与程式而言，基本上与晋朝类似，或更有过之，这与日食预报愈来愈准确有一定的关系。 随着日食预报的精确化，在各地举行的救护仪式也进一步正规化，例如清代的日食救护礼仪就经历了这样一种变化： 日食救护，顺治元年定制，遇日食，京朝文武百官俱赴礼部救护。康熙十四年改由钦天监推算时刻分秒，礼部会同验准，行知各省官司其仪。凡遇日食，八旗满蒙汉军都统副都统率属在所部警备，行救护礼，顺天府则饬役赴部，……”〔8〕 清廷之所以能使各地日食救护礼仪正规化，其前提条件是天文学的进步：钦天监不仅能准确预报日食，还能根据有关原理推算出各地日食具体发生时刻及不同食分。由于明末清初之际的西学东渐，清朝天文学的发达程度远胜于其前历代王朝，能够更准确地完成这种推算，所以清朝才有条件将地方救日仪式归入国家礼制。 在古代传统科学条件下，日食预报不可能完全准确，这就产生一个问题：预期发生日食与朝会庆典冲突时应该如何办?因为日食于朔，而朝会庆典也只能于正月朔旦即元月初一举行，这就有可能发生冲突。东汉建安年间就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汉建安中，将正会而太史上言正旦当日蚀，朝士疑会否，共咨尚书令荀彧。时广平计吏刘邵在坐，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犹占水火错失天时。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者四，日蚀在一。然则圣人垂制，不为变异预废朝礼者，或灾消异伏、或推术谬误也。”彧及众人咸善而从之，遂朝会如旧，日亦不蚀。邵由此显名。〔7〕 到了晋代，人们开始对刘邵的见解提出非议。晋臣蔡谟专门写文章驳斥刘邵，他认为日食预报当然会出差错，但不能以此为借口，在预计会发生日食的时刻举行庆典。他说： 灾祥之发，所以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诫，故素服废乐，退避正寝，百官降物，用币伐鼓，躬亲而救之。夫敬诫之事，与其疑而废之，宁慎而行之!〔7〕 日食穰救是为了表示君臣对天的诚敬，不能疑信参半，而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才可以谓之虔诚。蔡谟还讥讽刘邵对《礼记》的引用，他说： 闻天眚将至，行庆乐之会，于礼乖矣。《礼记》所云诸侯入门不得终礼者，谓日官不预言，诸侯入，见蚀乃知耳。非先闻当蚀而朝会不废也。〔7〕 《礼记》的规定，是针对日官不能预报日食情况下做出的。现在既然可以预报，就要把准备救护放在首位。蔡模的议论，为日食救护与朝会庆典之关系定下了基调：即便不能肯定日食必然发生，也要以日食救护为重。这种主张，得到了当时人们的肯定。 但是，要彻底解决日食救护与朝会庆典相冲突这一矛盾，最根本的出路在于提高日食预报的准确性。有鉴于此，历代当权者都要求天文官准确预报日食，失误要受到惩治，甚至在对日月运动规律还知之不多的情况下也同样如此。前引《尚书·胤征》篇的记载虽为后人所追记，但它表达的无疑是这种思想。这里再举一个例子： 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蚀而不蚀。晋文王时为大将军，大推史官不验之负。史官答曰：“合朔之时，或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则蔽障日体，使光景有亏，故谓之日蚀。日掩月则日于月上过，谓之阴不侵阳，虽交无变。日月相掩，必食之理，无术以知，”……负坐之条，由本无术可课，非司事之罪。”乃止。 太史官的争辩表明，当时的人们对日月运动规律还不甚了了，对日食的预报还处于探索阶段。即使如此，司马昭仍因为太史预报不准，要大加处罚。此事虽因太史的辩解而做罢，但在中国历史上，由于预报交食失误而遭受处罚的天文官却大有人在，这充分表明了当权者对日食预报的重视。 为了免遭惩治，天文官们不遗余力地去探求日食发生规律。在传统历法中，日月交食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这充分表明了古人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正是由于历代天文家们孜孜不倦的努力，我国古人对交食规律的认识不断加深，预报也越来越准确。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日食救护礼仪的精细化。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当权者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日食能否发生，而是具体食分有多少，并由此来决定是否举行救护仪式了。例如，据《明史·历志》记载： (崇祯四年)冬十月辛丑朔日食，新法预推顺天见食二分一十二秒，应天以南不食，大漠以北食既。例以京师见食不及三分，不救护。 这里我们看到，在当时，日食救护的阈值是3分，低于这个阈值，就不再举行穰救仪式。之所以会有这种规定，当然是预报准确度提高了的缘故。而这种规定本身对日食预报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难想象，如果预报见食3分以下，而实际被食超过3分，天文官所应承担的责任该有多大。这促使天文官进一步去探究日食规律，使预报做到更加准确。中国古代的日食救护与日食预报，就是这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交织着向前发展的。三、日食救护礼仪中政治因素的作用 日食救护是建立在一种错误思想意识基础之上的礼仪制度，这种意识认为日食是一种灾异，所以需要救护。而准确的日食预报则意味着对交食规律的掌握，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掌握了规律，就不会再相信所谓的日食灾异说，也就不需要再做什么“救护”了，但中国古代的日食救护仪式却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末期，这是为什么? 原因不在于科学，而在于封建社会的政治。 日食救护最初只是民间一种流俗，它之所以会从流俗演化成礼制，是因为其着眼点从天上移到了人间。人们所要“救助”的，并非是天上的太阳，而是人世的事物。例如，“一块公元前十三世纪的甲骨卜辞的意思说：癸酉日占，黄昏有日食，是不吉利的吗？〔10〕，所谓“不吉利”，当然是指人世而言。所以，日食救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除日食有可能给人世带来的灾祸。 在古人看来，日食不但象征不吉利，而且是大不吉利。《诗·小雅·十月之交》写道：“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丑者，恶也、凶也；孔者，甚也。《诗·小雅·鹿鸣》：“我有嘉宾，德音孔昭。”郑氏笺注曰：“孔，甚，昭，明也。”由此可见，早在《诗经》年代，日食就已经被人们视为极不吉利的象征了。 日食之所以被视为大不吉利，是因为古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太阳象征君主。这样日食就意味着君主受到伤害，这当然大不吉利。所以，一旦发生日食，就要组织救护。在这里，救日的目的在于救君，或者帮君主免脱灾难，或者助君主改过自新。这是中国古代日食救护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的主要原因。通过历史上古人的有关议论，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例如，根据《左传》的记载，鲁昭公十七年六月发生一次日食，负责祭祀的祝史向执政者要求领取日食救护所需之钱币，他的要求得到朝臣昭子的支持，昭子认为救日是礼制之规定，所需钱币应予支付。但当时执政大臣季平子不同意，其理由是：“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币，礼也。其余则否。”〔11〕平子认为日食救护的确是一种礼仪制度，但只有在正月朔那天，阴气没有萌动却出现了日食，是反常现象，象征灾害，这才需要救护。而当时是六月，按礼不必去救。对此，祝史解释说： 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瞀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谓之孟夏。〔11〕 祝史认为平子没有理解“正月”的含义，于是解释说，你所谓的正月，就是这个月。太阳过了春分点，尚未到夏至，这时发生日食，就是灾异，需要救护。他特别指出：著名的“书经日食”，就发生在这个月。周历六月，相当于夏历四月，即所谓的正阳之月。事情已经讲明平子仍不答应，于是理论家昭子从中看出了问题： 昭子退曰：夫子将有异志，不君君矣。〔11〕 唐代孔颖达作《左传正义》，解释说：“日食，阴侵阳、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平子不肯救日食，乃是不君事其事也。”〔12〕所谓不君事其事，就是不以其君为君。也就是说，如果拒绝救护日食，将被舆论视为不轨，有窥探神器的嫌疑。在历史上，不管是否是野心家，没有人愿意背上“不君”这一罪名。另一方面，帝王本身也希望通过救日这种仪式进一步突出自己的特殊身份。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使得中国历史上日食救护作为一种礼制一直延续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可谓源远流长。 救日是为了助君，这种意识不但抵消了科学发展给这种礼制带来的正面影响，而且促使了日食救护的更加变本加利。例如，在春秋时期，人们并不认为日食全部象征灾难，有《左传》的记载为证： (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问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祸福何为?”对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过也。其他月则为灾。”〔11〕 梓慎是当时有名的星占家，其认识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他的话中，包含了这样一种思想：日食若是按日月运动规律自然发生的，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对人世不构成灾害。既然对人世无害，当然也无需再组织什么救护了。 到了唐代，人们对日食规律的认识远较春秋时清楚，但在对其社会学意义解说上，却比梓慎还不如。大学问家孔颖达就曾针对《左传》的记载，强调“日食皆为异”，其理由是： 日之有食，象臣之侵君，若云日有可食之时，则君有可杀之节，理岂然乎？以此知虽在分至，非无灾咎〔14〕 任何时候发生日食，都是灾异。既然是灾异，当然要组织救护。宋儒陆九渊讲得更清楚： 日之食，与食之深浅，皆历家所能知，是盖有数，疑若不为变也。然天人之际，实相感通，虽有其数，亦有其道。日者阳也，阳为君、为父，苟有食之，斯为变矣。〔15〕 日食有其自身规律，人能够把握这一规律，把日食准确预报出来，但这并不意味它与人事无关，因为日象征人间君主，一旦发生日食，就意味着君主受到了侵害，就要组织救护。透过这些议论，我们深切感到，在日食救护这一问题上，科学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只有当人们彻底抛弃了封建社会政治道德观念以及产生日食灾异说的思想基础—天人感应理论，科学才有能力最终使封建的日食救护仪式寿终正寝。 在历史上，涉及到救日礼仪的因素很多，这里不妨举北宋一个例子。宋仁宗康定元年发生一次日食，《宋史·富弼传》记叙了与这次日食有关的一件事： 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请罢宴撤乐，就馆赐北使酒食。执政不可。弼曰：“万一契丹行之，为朝廷羞。”后闻契丹果罢宴，帝深悔之。 按照礼制，日食应该预止朝会庆典，罢宴撤乐，可是宋仁宗不接受富弼的意见，不愿这样做。事后得知，远在北方的辽国倒是一丝不苟按礼制规定去做了。消息传来，宋仁宗非常懊悔，感觉他的做法有失体面：“蛮夷之邦”尚然如此“重天敬礼”，而他身居华夏正统，却对象日食这样如此严重的“天谴”无动于衷，岂不被人嗤笑?正因为有这种意识，所以事隔十九年，嘉佑四年元旦，当又出现类似情况时，他提前就预布了一道诏书： 明年正旦日食，其自丁亥避正殿，减常膳，宴契丹使毋作乐。〔16〕 这次日食，宋仁宗贬膳撤乐，退避正殿，一直坚持了五天。这是正统思想对于日食救护仪式发挥作用的典型表现。四、日食救护礼仪与君主权势约束 在传统的救日仪式中，还有一种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朝臣们力图通过这种仪式来劝诫君主、限制君主权力。这种因素的产生与中国古代的天人感应学说有关。天人感应论认为：“天与人的关系并不单纯是天作用于人，人的行为，特别是帝王的行为和政治措施也会反映于天。皇帝受命于天来教养和统治人民，他若违背了天的意志，天就要通过变异现象来发出警告，如若执迷不悟，天就要降更大的灾祸，甚至另行安排代理人。”〔17〕在上天所显示的各种变异中，以日食最为严重，即所谓“夫至尊莫过乎天，天之变莫大乎日蚀”〔18〕所以，一旦出现日食，就意味帝王举措失当。对此，古人有大量论述。例如，春秋时晋人伯瑕认为，日食是“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19〕所谓不善政，当然是指执政者而言。国君是最大的执政者，所以，发生日食，当然可以认为是国君的过错所致。 正因为日食是上天对人君的谴告，所以历代的日食救护仪式都对天子在这一礼仪中的举动做出规定，要求他们素服斋戒，贬膳废乐，退避正殿，认真地反躬自省，直到日食结束。知识分子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给帝王以警诫，使他们对天产生畏惧感，不致于过分胡作非为。 在古代中国，帝王的权势至高无上，利用日食救护这种形式对之加以警诫，是古人为限制帝王权势所能采取的少数几种选择之一。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们对这套仪式非常器重，即使在认识到日食是自然现象，与帝王施政优劣无关的情况下，他们仍坚持日食灾异说。唐代孔颖达对此有过清楚的表白： 然日月之食，于算可推而知，则是虽数自当然，而云为异者，人君位贵居尊，恐其志移心易，圣人假之灵神作为鉴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临下主，忽尔歼亡，俾昼作夜，其为怪异，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币之仪、贬膳去乐之数，皆所以重天变、警人君者也。〔14〕 北宋神宗时，有人公开对皇帝宜讲灾异与人事无关，宰相富弼闻知此事，很不以为然： 时有为帝言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者，弼闻而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t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拂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力论之。〔20〕 富弼所要维护的，正是孔颖达所极力倡导的那套理论。他的着眼点并非在于灾异与人事是否真正有关，他所器重的在于这种学说是限制帝王权力的武器，这是问题的关键。 知识分子们借助日食等“灾异”现象来约束君主权势，不能说毫无效果。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帝王都能够根据其礼制的规定，在日食期间素服避殿，反躬自责，有时还要颁布罪己诏，宣布大赦，让臣下上书直言，举荐人才等。正如江晓原所言：即使有昏君自居‘有德，，他通常也不敢忽视这些举动和仪式——‘正下无之，，连穰救也不修，那就坐等亡国，自己死于非命”。[21]在这方面，最让儒生们称颂的是汉文帝，公元前178年，发生了一次日食，文帝为此下诏说： 联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谪见于天，灾孰大焉!肤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联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联，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22〕 汉文帝把日食发生原因归咎于自己，表现了少有的自责精神，他的做法，开后世帝王发生重大灾异时下“罪己诏”之先河。另外，随着文帝诏书的颁行，举贤良方正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也从此登上了汉代的历史舞合。 另一方面，对帝王们来说，在日食时发布罪己求言诏，也可以显示自己的雍容大度、敬天重礼、直言纳谏，因此，在明知日食发生与否与自己施政无关的情况下，他们也仍然不愿放弃这套做法。例如，北魏孝文帝的言论就很典型： 日月薄蚀，阴阳之恒度耳，圣人惧人君之放怠，因之以设诫，故称日食修德，月蚀修刑，迹癸巳夜月蚀尽，公卿以下，宜慎刑罚，以答天意。〔23〕 孝文帝明知交食救护是“圣人惧人君之放怠，因之以设诫”，但他并不废除这套仪式，相反，还根据礼制的规定，要求臣下做出相应的举措。这表明帝王们对依靠交食救护这套礼仪来约束其权势的做法并不反感，因为这种约束毕竟是虚无缥缈、不着实际的。 知识分子希望借助日食救护来警诫君主，君主们也借这一机会来申斥臣下，这也是由来已久的传统： 《春秋传》曰：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责上公也，诸侯伐鼓于朝，退自责也。〔24〕 “责上公”，这是救日礼仪中“天子伐鼓于社”的寓意。对于这种寓意，帝王们是比较认真的，即便如汉文帝这位在历史上名声相当不错的皇帝，在发布日食自责诏时，也不忘说上一句“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让那些执政大臣，也分担一些责任。 在汉代，这种“责上公”的表现，常常是大臣尤其是宰相因日食而被免除职务。此类事时有发生，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仪式： 如淳曰：《汉仪注》有天地大变，天下大过，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赐上尊酒十解、牛一头，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宰相即上病，使者还，未白事，尚书以宰相不起，病闻。〔25〕 所谓“天地大变”，当然首推日食，因为“天之变莫大乎日蚀”。〔18〕这种仪式，虽然也会流于形式，但当皇帝与宰相之间有隔阂的时候，那就很实际了。例如，汉成帝时，发生一系列天变，宰相翟方进拿不准自己该如何做，这时他收到了皇帝赐给的十石酒、一头牛，于是当日就自杀了，成了“代君受过”的牺牲品。 中国古代日食观念与传统礼仪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食救护作为一种礼制能够在历代王朝绵延不绝，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是封建政治在起作用：既有忠君思想的羁绊，又有限制君主权势、或斥革手下群臣的需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正确理解中国古代科学与社会之关系，将会有所裨益。
我的理解是，研究方向，是技术专业背景下，比较具体的研究主题。如：交通运输专业，研究方向可以是交通安全管理、汽车运行品质、驾驶员人脸识别疲劳驾驶研究等等。
申报课题研究方向填写，要根据不同情况来进行填写。一种是课题主办方给出了研究方向的范围，我们根据自己的选题，匹配对应的研究方向，是哪个就填写哪个。另外一种是课题负责人根据本课题的要求确定研究方向，属于哪个研究方向，就填写哪个研究方向。首先，课题主办方给出了研究方向范围：课题主办方给出的研究方向范围，一般在课题申报通知文件或者课题申报书中。相当于本课题的研究方向是一个选择题，我们填写的研究方向，必须是选项中的一个。比如中医药、临床等，你的选题属于临床方向，那你课题的研究方向就填写临床，或者临床对应的选项，A、B等。其次，课题负责人确定研究方向：选题是申报课题的重中之重。课题申报如何选题?有着很多注意事项和要点。至于范围，课题主办方要不给出具体的选题范围要求，要不给出课题指南。课题负责人申报这一课题，就必须按照选题要求或者课题指南，确定具体的选题目录。就看各位同学根据实际情况去填写了。
论文的研究方向怎样填? 比自己的研究小方向稍大一些，比如介电材料的可以写功能材料与器件，新型太阳能电池或者锂电方向可以写新能源材料与器件，这样放大后可定显得有气势些~ 论文的研究方向指的是什么？ 课题研究方向一般是指学生在校期间，或者相关科研工作者在申报撰写论文过程中需要明确的研究方向。应在所研究课题历史基础上提出自己独特或者有所创新的研究方向以丰富学科知识体系。 由导师决定， 看看你导师以前的论文或硕士论文题目，再看看你导师正在研究的项目， 一般就差不多清楚了。 一般你自己决定不了的， 最多只能从导师给的题目中选择。 论文开题报告中的研究方向怎么写 开题报告虽然写作有一定难度，但只要你认真写反复修改总会通过的，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问我，提供一个范例范本供你参考加油： 为研究生们撰写的这本——《怎样做开题报告》将给您提供指南！ 第1章 什么是开题报告 什么是开题报告？你会说：“这还 用说吗？我们动手写吧！”我不反对你这么干，但是，做任何事情都应当目的明确，这会让我们事半功倍！因此，这里有几 点需要考虑： ●你选作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课题永远不可能完全按照你在开题报告中所设计的那样去做。因而，如果你的 开题报告通过了，那么你本人、你的博士生指导委员会主席及委员会其他成员①就得承担风险。既然双方都需要押上自己的 专业信誉、精力、时间和资源，那么，共享决策似乎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案。 ●共享决策可以充分发挥你的博士生指导委 员会主席及委员会其他成员的能力，鉴定你提出的想法是否有价值。学生如果把开题陈述视为一道需要努力说服别人的难关 ，而不是检验自己开题报告的机会，则会错过这一良机。 ●包装推销出去的开题报告未必经得起认真推敲，经过深思熟虑 而形成的问题才真正经得起考验。确实，如果你后面还需要做一些实质性的改动，需要帮助，或者需要其他资源，那么，博 士生指导委员会主席及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对研究项目做出的严肃承诺或许就是更合适、更可靠的资料—这有利于你获得必需 的帮助。而且，开题报告撰写的过程通常也是你与博士生指导委员会主席以及委员会其他成员建立关系的过程，尤其是与前 者。你需要加强与他们的联系！ ●假如你已经充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而你的博士生指导委员会主席（和／或委员会的 其他成员）出于一些切实的原因否定了你的开题报告，她可能是帮了你的忙尽管你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意识到这一点）， 避免你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一次没有价值的探究上。共享决策可能会使你免于走错路。 • 什么是开题报告呢？ 首先， 开题报告要写好，你的写作要切忌枯燥乏味。其次,开题报告是一个完整的论证链，它从逻辑上把你的问题陈述与你采取的相 关行动计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再次，如这个修改过的定义中所明确的那样，不仅需要考虑你的想法和行动计划，而且还需 要考虑你成功实施该计划的能力。 综合来讲, 你的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为你考虑共享决策提供了一个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研 究行动的机会。你在用自己掌握的一切帮助你的博士生指导委员会主席和／或博士生委员会了解你怎么看待该研究情况、你 的研究如何填补空白、如何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如何展开、怎样避开一些缺陷、为什么有些避免不了的缺陷并非是严 重的问题、你努力的结果可能会是什么样的、该结果会有什么意义等等。它是一个精心准备的、富有趣味性和技巧性的书面 报告。你的报告展示你把上述材料组织成一个内在连贯的论证链的能力。 一篇完整的博士学位论文包括以下五个章节： • 第 一章：问题陈述 • 第二章：文献综述 • 第三章：研究方法 • 第四章：研究结果 • 第五章：解释和结论 第2章 学术论文在开题 报告中的作用 开题报告的七种作用： • ●学位论文研究的合理性辩护 • ●研究工作计划 • ●能力证明 • ●承诺请求 • ●契约 • ●评价标准 • ●论文初稿的一部分 • 一篇开题报告可以起到几种不同的作用，即对研究合理性的辩护、工作......>> 论文研究方向怎么写 格式呢每个学校的要求不一样，你是写研究方向，还是说你只是随便写个会计专业的毕业论文啊 文艺学的研究方向 比较文艺学的主要特色在于，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下，通过比较的方法从事文艺学的同质研究和异质研究，从而构成文艺学的人类整合形态和世界总体框架。它丰富和充实了文艺学的学科内容和研究空间，使文艺学研究拥有更多的试点和力点，对文艺学的深化发展就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本研究能使既有的文艺学研究范式和研究体系获得一定程度的结构转型，并且这种转型将直接带来学理激活效果和学术增值效果。本研究方向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前者将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的文艺学建设，后者则在更广阔领域影响中国的文艺创作实践和中国人的文艺生活质量。 北师大文艺学研究生培养方案一、培养目标1、 博士生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适应面向现代化、遵纪守法、品德端正、具有扎实的文学史和文化史基础知识与较高审美素养，系统掌握文艺学专业知识和专业特长的高层次专门人才。本专业博士生的培养主要面向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毕业生应能够独立从事国家级和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的研究工作，同时能够胜任文艺学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本专业博士毕业生还应掌握电脑的操作和运用，同时至少能够熟练地掌握和使用一门外国语（包括阅读和直接交流），能运用第二外国语查阅专业文献。2、 硕士生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适应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德智体全面发展，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丰富的文艺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专门人才。为满足社会尤其是学校、新闻出版机构、 *** 机关、公务机关和文艺团体的需要，本专业注重培养硕士生分析与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使之既掌握本专业特有的研究方法，又了解相关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并能够灵活地加以运用。毕业生应该具有独立承担文艺学专业课题、独立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与文艺批评的能力。另：考试小组如有三分之二成员认为考试成绩不合格，即视作不合格。考试小组成员之间对考试成绩评判产生重大分歧时，由学位分会作出仲裁。本专业硕士生除了专业学习外，还须注重其它知识与技能的学习，熟练地运用电脑，并且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学习年限为三年二、专业研究方向及研究生导师1.博士生方向中西比较诗学、文艺美学、中国文化与诗学、传播与文化研究2.硕士生方向中国古代文论、文学基本理论、文艺美学与大众文化、西方文学与西方文论三、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前沿讲座（含讨论班）的基本要求本课程采取讲座和讨论两种形式，其内容分为两部分：先由文艺学专业的教师或国内外同行专家作主题报告，再围绕主题报告进行专题讨论。主题报告的内容必须是涉及国内外有关文艺学专业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状况，并已形成正式的书面学术报告，要求论证充分，其观点具有新意，或是有所突破。主题报告的题目预先公布，使学生能有所准备。要求每个学生参加3次前沿讲座课。考核方式为提交主题报告的书面评论或相关的读书报告，字数不少于3000字。四、培养与考核方式1、硕士生培养与中期筛选的基本要求中期筛选一般在修完学位专业课和选修课之后进行，通常在第四学期。由中国语言文学学位分会认定的三名教师组成综合考试小组，其中至少有一名教授，共同负责出题和实施考核。考核包括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书面考试应含一定比例的中国语言文学其他专业的基本内容。综合考试成绩分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级。不合格者不具有申请硕士学位的资格。2、博士生培养与考核方式博士生综合考试一般在修完学位专业课和选修课之后进行，通常在第三学期。由中国语言文学学位分会认定的三名教师组成综合考试小组，其中至少有一名博士生导师，共同负责出题和实施考核。须进行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的考核。书面考试应含有一定比例的中国语言文学其他专业的基本内容。综合考试成绩分合格和不合格两......>> 论文 作者研究方向有多个该怎么写 分层或者辅助观点，以小论文的形式展现 如何选择论文研究方向 你的论文准备往什么方向写，选题老师审核通过了没，有没有列个大纲让老师看一下写作方向？ 老师有没有和你说论文往哪个方向写比较好？写论文之前，一定要写个大纲，这样老师，好确定了框架，避免以后论文修改过程中出现大改的情况！！ 学校的格式要求、写作规范要注意，否则很可能发回来重新改，你要还有什么不明白或不懂可以问我，希望你能够顺利毕业，迈向新的人生。 一、毕业论文选题的重要意义 第一、选题是撰写毕业论文的第一步，它实际上是确定“写什么”的问题，也就是确定论文论述的方向。如果“写什么”都不明确，“怎么写”根本无从谈起，因此毕业论文的顺利完成离不开合适的论文选题。 第二、毕业论文的写作一方面是对这几年所学知识的一次全面检验，同时也是对同学们思考问题的广度和深度的全面考察。因此，毕业论文的选题非常重要，既要考虑论文涉及的层面，又要考虑它的社会价值。 二、毕业论文选题的原则 （一）专业性原则 毕业论文选题必须紧密结合自己所学的专业，从那些学过的课程内容中选择值得研究或探讨的学术问题，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否则达不到运用所学理论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教学目的。我们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选题当然不能脱离这个大范畴，而且在限定的小范围内，也不能脱离工商管理、企业经营去谈公共事业管理或金融问题。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任何现成的学说，都有需要完善改进的地方，这就是选题的突破口，由此入手，是不难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 （二）价值性原则 论文要有科学价值。那些改头换面的文章抄袭、东拼西凑的材料汇集以及脱离实际的高谈阔论，当然谈不上有什么价值。既然是论文，选题就要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也就是要具有先进性、实践性和一定的理论意义。对于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而言，我们可以选择企业管理中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的论题，或是对提高我国企业的管理水平有普遍意义的议题，还可以是新管理方法的使用。毕业论文的价值关键取决于是否有自己的恶创见。也就是说，不是简单地整理和归纳书本上或前人的见解，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用新的事实或新的理论来丰富专业学科的某些内容，或者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解决现实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可能性原则 选题要充分考虑到论题的宽度和广度以及你所能占有的论文资料。既要有“知难而进”的勇气和信心，又要做到“量力而行”。”选题太大、太难，自己短时间内无力完成，不行；选题太小、太易，又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也不行。一切应从实际出发，主要应考虑选题是否切合自己的特长和兴趣，是否可以收集到足够的材料和信息，是否和自己从事的工作相接近。一定要考虑主客观条件和时限，选择那些适合自己情况，可以预期成功的课题。一般来说，题目的大小要由作者实际情况而定，很难作硬性规定要求。有的同学如确有水平和能力，写篇大文章，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当然是很好的。但从成人高校学生的总体来看，选题还是小点为宜。小题目论述一两个观点，口子虽小，却能小题大做，能从多层次多角度进行分析论证.这样，自己的理论水平可以发挥，文章本身也会写得丰满而充实。选择一个比较恰当的小论题，特别是与自己的工作或者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不仅容易蒐集资料，同时对问题也看得准，论述也会更透彻，结论也就可能下得更准确。 三、毕业论文选题的方法 第一、 浏览捕捉法。这种方法是通过对占有的论文资料快速、大量地阅读，在比较中来确定题目的方法。浏览，一般是在资料占有达到一定数量时集中一段时间进行，这样便于对资料作集中的比较和鉴别。浏览的目的是在咀嚼消化已有资料的过程中，提出问题，寻找......>> 论文任务书范文的课题研究方向及依据是什么意思 研究方向 类似于你的选题，至于依据 就是你为什么选这样一个方向进行研究，它的意义是什么，有什么价值 毕业设计 学位论文数据集中的 研究方向怎么写 多少字,谈清晰。 怎样写硕士论文的“未来的研究方向” “未来的研究方向”论文都不算难吧。。
1、了解自己感兴趣的课题
能够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日常学习与翻阅专业文献，可以帮助你更好地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有了感兴趣的内容，就要付之实践。
首先是查找相关资料，通过知网等工具可以轻松地检索到自己感兴趣内容的相关文献，当然还可以通过百度、谷歌等浏览器以及图书馆等社会资源下载所需文献。有了详细的了解之后，再考虑是否要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2、明确导师的研究方向
了解导师制定的研究方向和预期目标是确定研究内容的又一行之有效的方法。
首先，应当详细地了解导师的研究方向。其次，如果是导师给出的研究方向，那么一般是可行的；这时我们就要积极与导师沟通，了解导师对于该课题的想法；在进行充分、有效地交流之后，我们就要对导师提出的建议进行认真考虑，可行度较高的话，就可以着手开始搜集资料，为论文完成打好基础。
3、确定研究思路和计划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通过与导师、学长学姐的沟通，我们可能会对这个课题有一定新的认识，确定了研究方向之后，就要对近几年的文献进行更深的了解。
精读和泛读相结合，同时对论文的主要观点、论证方式进行记录，同时要进行思考研究课题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计划。
扩展资料：
考虑要素
1、研究的目标。只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才能保证具体的研究方向，才能排除研究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干扰。
2、研究的内容。要根据研究目标来确定具体的研究内容，要求全面、详实、周密，研究内容笼统、模糊，甚至把研究目的、意义当作内容，往往使研究进程陷于被动。
3、研究的方法。选题确立后，最重要的莫过于方法。假如对牛弹琴，不看对象地应用方法，错误便在所难免，相反，即便是已研究过的课题，只要采取一个新的视角，采用一种新的方法，也常能得出创新的结论。
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包括笔者在内，许多学者都是把国家的出现作为史前社会的结束和文明社会的开始。[1]然而，最初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的形态？在中国古代，例如先秦时期，其国家形态有何变化？也是需要进一步究明的。这种对于早期国家形态及其演变的研究，实际上是在探究文明的社会结构及其特征，所以，它既是有关社会形态研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文明史研究中重要组成部分。 说到中国古代国家的早期形态及其演变，不能不提到侯外庐先生。现在国内外学术界每每用“城市国家”这一概念来研究文明的起源，而在我国，这一概念最初的提出，以及以此为基本线索考察中国古代社会问题的，实始于侯外庐先生1943年出版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2尽管今天看来，侯先生在该书中把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出现的时间定在殷末周初，很需要予以修正，但他以“城市国家”作为研究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路径，以及力图探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独特途径的科学精神，至今都有它的启发意义。侯外庐先生之后，在日本，以宫崎市定和贝冢茂树先生为代表，50年代初也开始用“城市国家”（日语为“都市国家”）这一概念来理解从商周到春秋初期的国家结构，3宫崎先生还把世界古代史的发展路径概括为：氏族制度――城市国家――领土国家――大帝国这样几种形态和阶段。当然，在这之前，20年代，日本的中江丑吉先生就提出过“邑土国家”这样的概念，说“当时的国家”是“出自同一祖先的团体，以各个邑土为根据地形成社会生活”。4宫崎先生之后，也有一些日本学者提出“邑制国家”的概念，以此来置换“城市国家”的提法。5 5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国古史学界每每用“城市国家－领土国家－帝国”或“邑制国家－领土国家－帝国”这样的模式来论述中国由先秦至秦汉的国家形态的演进，而我国学术界讨论的主要是如何从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制国家转变的问题，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不再采用“五种生产方式”的模式，提出用另外的框架来表述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演进，如田昌五先生提出用“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封建帝制时代或帝国时代”把古代中国划分为三大段，洪荒时代主要讲人类起源的历史，族邦时代主要讲中国文明起源和宗族城邦以及相应的宗族社会结构演变的历史，封建帝制或帝国时代主要讲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循环往复变迁的历史。6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式的演进框架。7也有学者使用“早期国家”和“成熟的国家”来区别夏商周时期的国家形态与秦汉以后的国家形态。8 上述有关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演进的种种框架，虽说各自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概括了中国古代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特征，但也并非没有问题。例如，对于用“从城市国家走向领土国家”这样的说法来表现“自殷周时代向春秋战国时代的变化”，日本的伊藤道治教授就提出过质疑。伊藤先生指出，最初使用“从城市国家到领土国家”这样的说法，并非用在中国史而是用在西亚近东中东文明史的研究中，中原与茂九郎先生在1914年执笔的《西南亚细亚之文化》（《岩波讲座东洋思潮》第五卷）就使用了这样的表述，但中原先生所说的城市国家是包含农村地域在内的。伊藤先生认为，所谓“城市国家”，中国与古希腊不同，不像希腊那样以单一城市为一自我完备的生活体，而是有点像西亚两河流域，城市在结合许多带有农耕地和牧场的村落后，才构成一个生活体。殷周时期的国，中心有城市，例如安阳、郑州商城即是，较小的则有盘龙城。城市周围称为鄙，意即郊外，大体上分成东西南北四方。鄙又有几个邑。当时“邑”这个用语，城市、乡村都共通使用，指居住区域，因而鄙中之邑或许应称为村落，那是一种在居住区域周围展开耕地的形式。大国除了中央的都市之外，在地方性的中心还有大邑，以大邑为中心再有鄙，构成几个层次。因而，这里的城市国家已把某种程度广范围的领域置于其支配之下，可见，“城市国家”与“领土国家”的差别，并非在于领域的有无，而在于对领域内的农民是如何进行支配统治，即国家对于农民的支配方式、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9“邑制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且不说“邑制”之“邑”，既可以指王都，也可以指王都之下的地方性中心聚落，还可以指一般村落，也用于指方国、诸侯之都邑，总之，在商周时期特别是商代，它是一个很宽泛的用语，更主要的是因“邑制国家”与“领土国家”或“地域国家”的差别，也不在于领域的有无，因而采用“由邑制国家走向领土国家或地域国家”这一模式，依然难以说明问题。 田昌五先生的由先秦“族邦”到秦汉“帝国”的发展模式，其族邦的概念，在反映先秦国家中宗族特性方面有其独到之处，但商周时期的国家结构，并非全处于族邦或邦国这一层面，在存在着邦国的同时，还存在中央王国或称中央王朝与地方邦国、诸侯的关系问题，所以从族邦到帝国的框架，也有不尽人意之处。苏秉琦先生“古国－方国－帝国”的模式框架，在反映先秦国家形态演变的阶段性上，有其合理性，但“古国”、“方国”词语本身却是不规范的，带有主观随意性。苏秉琦先生对“古国”和“方国”的定义是：“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红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古代中国发展到方国阶段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前。与古国是原始的国家相比，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所以，方国时代是产生大国的时代。也为统一大帝国的出现做了准备。不过，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10苏先生的“古国”“方国”的概念，似乎与通常人们所使用的“古国”“方国”词语的意思有所不同，就约定俗成而言，“古国”一般是既可以指夏王朝之前古老的邦国，也可以指夏商以来古老的国家，所以，“古国”一词本身并不能特指最初的原始的国家。而“方国”一词，一般是指夏商周时期与中央王朝或中央王国相对而言的各地方的国家，商在尚未取代夏之前，商对于夏王朝来说是方国，但在灭夏以后，商就不能再称为方国了，而已成为取得正统地位的中央王朝或中央王国。周也是如此，灭商前的周是商王朝的方国，可称为“周方国”，灭商后，取代商的正统地位而成为中央王国。所以，苏先生的“方国”概念，与商周史学者们所使用的“方国”也是不同的。苏先生的“古国”“方国”这些词汇，若不放在他的说明下来使用，是很难理解的，很容易同一般意义上的“古国”“方国”的概念相混淆。此外，苏先生说“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说“方国”是大国。但又说“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也就是说，在时间上，所谓“方国”阶段似乎是指夏商周以来文明成熟的阶段，但又不限于这一阶段，因为它“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在级别上，它似乎以夏商周王国为代表，但又不限于此，因为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是“最典型的实例”。这样，我们就不知道所谓“成熟”“发达”“高级”的标志是什么？这似乎也有点概念上的模糊和主观随意性。 剔除上述诸说之不足而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笔者认为，中国古代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政治实体的演进应更规范地表述为：邦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和三种形态，中国古代最早的国家（或可称为初始国家）是小国寡民式的邦国，邦国的进一步发展是王国，王国以后，通过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走向了帝国。 邦国较史前的“分层社会”（也有人称之为“酋邦”，笔者称之为“中心聚落阶段”），11其最显著的区别是强制性权力机构的出现，而邦国与王国的区别则在于有无王权的存在。王权是邦国中强制性的权力经过一个发展过程后，进一步集中的体现，只有王权的出现才使得权力系统真正呈金字塔式结构。在王国中，君王位于权力的顶点，王与臣下的差别是结构性的、制度化的，根据夏商周诸王朝的情况看，这种王权还是在家族或宗族的范围内世袭的。由于王权的世袭性、结构性和制度化，才形成了王朝或王权的“正统”意识和“正统”观。对于这种中原王朝和王权正统观的起源、历史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它对诸侯国的影响，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我国最早的邦国出现在夏代之前，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龙山时代在各地出现大量的城址，根据近来对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和河南新密市古城寨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掘，在城内发现有不止一处的宫殿宗庙之类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特别是陶寺遗址，不但发现有大规模的城址、城内成片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而且还有大量的能说明贫富分化、等级、阶层存在的墓葬材料，以及朱书陶文、小件铜器、龙盘、鼍鼓、特磬、玉钺等。我们知道，一个庞大的城垣，需要大规模地组织调动大量的劳动力，经过较长时间的劳动才能营建而成；而城垣之内宫殿宗庙之类的大型房屋建筑，也需要动员众多的人力物力之资源，这一切都显示出在其背后有完善的社会协调和支配机制来为其保障和运营，也就说，龙山时代的城址及其城内的大型建筑并不是为该地域内整个聚落群的人口居住所修建，它是为贵族中的上层及其附属人口的居住所营建，但却有权调动和支配整个聚落群的劳动力，显然这种支配力具有某种程度的强制色彩。这种带有强制性的权力与当时社会划分为阶层或等级相结合所构成的社会形态，是不同于史前的“分层社会”或被称为“酋邦”的社会形态的，依据笔者关于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的划分――阶层、等级或阶级的存在和强制性权力机构的设立，12龙山时代已进入邦国类型的国家社会。 龙山时代之后是二里头文化时期，亦即夏王朝时期。自夏朝开始，古代中国进入了国家形态中的王权、王制、王国阶段，历经夏商周春秋，到战国时则属于由王制向帝制、由王国向帝国的转变时期，从秦汉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帝制帝国时代。 龙山时期的邦国，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出现的是一批而非一个，它们散处各地，呈现出邦国林立的格局。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尧舜时期“万国”的情形。万国万邦之万，只是极言其多，不必实指，但当时众多族落与小国错综杂处，分立各地，应为实际状态。这种状态与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和多中心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文明起源的多中心又是与中国史前文化的多样性相联系的。
总是要死的，但是，为什么要花费这样多的劳力，消耗这样多的钱财，为自己建造一个尸体贮存所呢?除了国王们的奢侈外，有没有其它的原因呢? 有，科学家们研究表明，金字塔的形状，使它贮存着一种奇异的“能”，能使尸体迅速脱水，加速“木乃伊化”，等待有朝一日的复活。 假如把一枚锈迹斑斑的金属币放进金字塔，不久，就会变得金光灿灿；假如把一杯鲜奶放进金字塔，24小时后取出，仍然鲜美清新；如果你头痛、牙痛，到金字塔去吧，一小时后，就会消肿止痛，如释重负；如果你神经衰弱，疲惫不堪，到金宇塔里去吧，几分钟或几小时后，你就会精神焕发，气力倍增。 在全世界研究金字塔的浪潮中，真是一谜未解，一谜又起。说法越来越多，也愈来愈离奇，被它吸引的人也日益增加。几十年前，忽然又冒出一项所谓“新发现”，在西方接连出版了几十本洋洋洒洒的专著，上百篇的论文，成千上万人在试验、探讨，它的势头正方兴未艾。这项“新发现”就是蜚声欧美各国的“金字塔能”。它说的是金字塔形的构造物，其内部产生着一种无形的、特殊的能量，故称之为“金宇塔能”。据说，这种能量有着许多用途和奇特的功效。 环绕着大金字塔的神秘和谜是数之不尽的，但近年来，较热门的金字塔的神秘性话题，则是金字塔神力。 有关金字塔神力的发现，可溯及至本世纪初。热衷于超自然科学的法国人安东尼·博维于1930年前往埃及，在参观了吉萨金字塔群落后，他提出大金塔的形状非同一般，由此又为金字塔神秘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博维热衷于“感觉辐射”的造型研究。这项技术的基本概念就是说物体会辐射某种能量，这种能量目前尚不能为现代物理学所解释。当博维在金字塔参观时，进入“国王墓室”的他，不经意地往当成垃圾箱的罐子一看，发现里面竟放着猫和老鼠的尸体。当时他想这些动物大概是在金字塔内迷路，无法定出而死亡，而被丢在坡圾罐中的吧!可是，他随即又注意到有些奇怪的事，因为尽管墓室中非常潮湿，但尸体却未腐烂，这么说来，这些动物不就和木乃伊一样干透了吗?且墓室中岂不是具有能够使物质脱水之力吗? 博维心想这种现象应该是和大金字塔的几何学图形有关，于是在返国后就立即用硬纸板做了一个底边0．9公尺的大金字塔的模型。并将其4个方位配合上东西南北的方向，再将猫的尸体放在与墓室相同，距底部1／3高度之处。结果他发现过了数日，猫的尸体竟然变成了木乃伊。 接着，他又用肉片及蛋等等加以实验，结果确认不论放入什么全都不会腐烂。于是他就发表了有关他对金字塔神力的研究结果。 原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名无线电技师，放射学专家卡尔，德鲍尔得知博维在小型金字塔中做的实验后，于1940年开始亲自用木乃伊风干的方式对食品花朵和动物尸体进行试验。德鲍尔用三毫米厚的马粪纸，按胡夫金字塔的比例，做了几个30厘米高的模型，进行第一次实验。结果他惊讶地发现，放在模型内的牛肉、羊肉、鸡蛋、花朵、死青蛙、壁虎等果然变于而不腐。实验获得初步成功后，他就与博维通信，两人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德鲍尔不断地试验，探讨模型内究竟存在什么能量。有一次，他将一把刮胡子刀片放在模型内，满以为它将变钝，但结果却相反，刀片变得更锋利，他用这把刀片刮了50次胡子。 这样，他就开始研究金字塔模型对刀片的影响。他做了一个15厘米高的模型，把刀片平放在塔内距塔底三分之一高的地方，刀片的两端对准南北方向，模型本身也按南北放置。几次试验，结果雷同。一种极其简单而又神奇的磨刀片器——马粪纸的胡夫金字塔模型就这样发明了。1949年，德鲍尔正式向捷克首都布拉格有关部门申请注册“法老磨刀片器”的发明权。在捷克，一般专利发明权至多3年即可批准。但这项编号为91304的发明经过了整整10年的周折，直到1959年才批下。其间，德鲍尔竭力说服专利委员会，并向委员会主席提供了一个模型。该主席亲自进行试验，最后表示这项发明确有实效，它并不是什么欺或魔术。与此同时，德鲍尔还探索模型磨刀片的原理。德鲍尔在一家无线电研究所工作，他可以了解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科技情报，并充分利用所里的设备与仪器。他把实验扩大到收音机、雷达、宇宙线和其它射线中，研究用马粪纸这样的绝缘体制成的金字塔模型，其内部的空间产生着什么样的震荡，这种震荡又和地球磁场与刀刃之间有什么关系。最后，他得出一种假设，或称为一个定理：来自太阳的宇宙微波，通过聚集于塔内的地球磁场，活跃了模型内的震荡波，使刀片“脱水”变锋利。这种特性不局限于胡夫金字塔模型，其它形状和大小的金字塔模型也能对刀片产生同样的作用。他在申请专利权的报告中说，这种磨刀片器与胡夫法老本人毫无关系。金字塔状结构物内部的空间产生着一种自动的更新运动。金字塔空间产生的能量仅仅来自宇宙和地球的引力、电场、磁场和电磁场，它通过太阳发射的混合光线中看不见的射线起作用。在塔内空间激起的这股力量，能减轻由于多次刮胡子而引起刀口内部结构出现的毛病和变钝现象，但是，这股力量的影响仅仅局限于刀口变钝，而不是刀口所受到的外形损伤。因此，这种刀片必须是用上等的钢材制造的。一把刀片通常只能使用25一30次，但如果每次用毕后放在金字塔模型内24小时，那么，每次刮胡子后的钝化现象即可消除，刀片的使用寿命将会延长。 德鲍尔还说，金字塔内部的空间形状与空间内所进行的自然、化学、生物进程有关。如果我们使用某种几何图形作外形，那么这种外形就会加速或延缓它内部空间里的自然进程。这项发明虽然采用金字塔形，但其它形状的结构空间也可产生这种作用。此外，也可用其它绝缘体来制造这种结构物。为什么一定要用绝缘体呢?他解释说，微波可以穿透绝缘体，活跃模型内的震荡波，而导体则不行。 据说，德鲍尔所发明的“法老磨刀片器”在捷克商店里广泛地出售，人们习以为常地用它来磨刀片。这种磨刀片器在西欧、苏联、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很流行。德鲍尔声称，他收到几千封买主的来信，没有一个抱怨这种磨刀片器不灵的。 19T0年，德鲍尔与他人合著的《在铁幕背后的惊人发现》一书问世。书中汇集了他多年来研究“金字塔能”的全部论文。该书很快地被译成多种文字，开创了研究“金字塔能”的先河，在西方掀起了一股试验“金字塔能”的热潮。各种专业的学者和金字塔迷纷纷用马粪纸、塑料、木板、玻璃制作金字塔模型，对它的特性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有一些国家建立了“金字塔产品公司”，专门出售大大小小的金宇塔模型，供试验用。有关“金字塔能”的论文和著作大量地发表、出版。1973年，在美国的华盛顿成立了专门收集各国研究“金字塔能”成果的征集机构。在研究“金字塔能”的书籍中，比较出名的有《大金字塔的秘密》、《金字塔能》、《神秘的金字塔能》、《金字塔的心理动力》等。这些书大多介绍用金字塔及其它形状的模型进行的各种实验和各方面的“科研成果”。 一些科学家说，实验的结果表明，把肉食、蔬菜、水果、牛奶等放在金字塔模型内，可保持长期新鲜不腐。现在法国、意大利等国的一些乳制品公司已把这项实验成果运用于生产实践之中，采用金字塔形的塑料袋盛鲜牛奶。据说，比起其它的包装形式，金字塔形内的鲜牛奶存放时间最长。 把种子放在金字塔模型内，可加快出芽。断根的农作物栽在模型内的土壤里，可促其继续生长。金字塔形温室里的作物，生长快，产量高。有人建议，为提高葡萄的产量，增加它的含糖量，葡萄棚应搭成正方形，并使葡萄茎正对南北方向，以吸收更多的地磁。 把自来水放在金字塔模型内，24小时后取出，称之为“金字塔水”。这种水在塔里所获得的能源被“禁钢”在水分子之中，它有着许多神奇的功效，可放入冰箱或其它潮湿的地方，长期贮藏，以备不时之需。用“金字塔水”泡茶、煮咖啡、冲牛奶、制作清凉饮料，昧更醇；用它烧莱、熬汤，比用普通水昧道更鲜美；每天喝杯“金字塔水”能健胃，助消化，医治神经紊乱；用它洗脸，可使皮肤娇嫩；它能消淤止痛，减轻关节炎患者的痛楚，甚至治好关节炎；它对医治粉刺、黑痣、鸡眼、痈疽、疣肿等皮肤病也有一定的疗效；用“金字塔水”浇灌农作物，可促进作物的茁壮生长，提高产量；用它浇果树、蔬菜和花木，水果和蔬菜的滋味更佳，鲜花尤为缤纷馥郁；摘下的鲜花如插在盛“金字塔水”的花瓶里，可推迟凋谢，延长观赏的时间。 但是，最奇妙、最引人入胜的莫过于对人体的试验了。金字塔模型成了治疗许多疾病的医疗器械和无形的灵丹妙药。假若你想在工作时消除久坐的疲劳，保持旺盛的精力，你可以在你办公室的座椅下面放一个小金字塔模型；如果你晚上失眠或睡觉不踏实，就请你在床下放置一个模型；要是你的孩子夜里哭闹，扰得全家不宁，你把他放人金字塔模型内，他会立即安然入睡；假如你患有头痛、牙痛等病痛，或者高血压、疲劳和其它不适，你最好进人金字塔模型稍坐片刻，或者睡上一觉。它能止痛、降压、恢复人体的青春活力、延年益寿，等等。 金字塔形是一种简单的几何图形，其模型的制作和试验都很简便。据介绍，可采取底边长12厘米，棱长厘米，高8厘米或底边9厘米，棱长8．55厘米，高6厘米两种比例。模型的大小可根据被试验物情况，从8厘米至2．3米高。试验时一定要对准南北方向，不要把模型靠近墙壁、金属物和电器旁。 寻求谜底：所谓的“金字塔能”究竟有没有?它是怎样产生?又是如何引出上述种种神奇的效果?为什么它正好聚集于胡夫殡室的位置上，即塔高三分之一的地方?这是巧合，还是古人已掌握了这种能源?各国的金字塔信徒们正千方百计地寻求它的谜底。他们大多认为，“金字塔能”是当代科学还不能解释的“客观存在着的一种自然现象”。在这个前提下，有的人认为金字塔形状等于一个大镜头或电容器，里面积聚着无名的能源；有的人说金字塔形状能在其内部聚集宇宙射线、磁性震荡和某些未名的射线；有的人设想这种能源是由于某种宇宙的力量和地球引力相结合的产物；有的人推测金字塔形内部产生一种高频震荡，影响着人体的细胞和肌肉，使之处于最佳状态；有的人解释说，不仅是金字塔形状，各种形状和大小的构造物都会在其内部产生一种力场，一种能源。这种特殊的力场或与自然力场相互抵消，或增强或减弱自然力场。几年前，法国工程师杜拜尔在其《形状波》一书中强调指出，各种形状， 如圆锥形、球形、正方形、金字塔形，都能通过宇宙射线或阳光改变其内部的宇宙波。金字塔形并不是会在其内部空间产生特殊能场的唯一形状。杜拜尔还说，人的一生都是在各种形状的建筑物中度过的，从一种形状到另一种形状，譬如汽车、影剧院、住房等。他主张应研究建筑物形状对人体的影响，在设计建造房屋时选择对人们健康最有益的几何图形。杜拜尔认为球形和金字塔形的建筑物最有益于身心健康，这两种形状的病房能加速病情的好转。也有人认为圆柱状结构好处多。一些研究者认为，目前人类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正方形和长方形的建筑物中度过的，而这两种形状不能产生积极和特殊的能源，相反，它们可能产生某种消极的力场，阻隔和破坏周围有利于人类的自然力场。他们呼吁建筑师们认真考虑，在设计住房、办公室、病房等建筑时，改变因循守旧的传统的正方形和长方形形式，使人类得以在更符合身体健康、令人充满活力的建筑形状中工作和生活
“文明”一词，早在17、18世纪被欧洲启蒙学者提出来以后，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世纪美国学者摩尔根发表了《古代社会》一书，把人类历史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时代。1911年，西国埃及学家F·皮特里发表了《文明的革命》，反映了人们对古代文明的重视。20世纪前半叶，德国的斯宾格勒和英国的汤因比关于文化形态的文明论，尽管有其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但却足以引起人们对文明研究的兴趣。特别是古埃及文明作为最古老而又最悠久的文明之一，更具有典型意义。总结一下20世纪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主要成就，尤其是其发展趋势，将促进我们21世纪的古埃及文明及其他古代文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一、20世纪上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的开展古埃及文明是世界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一些早期的世界通史著作中都有所涉及，但在那时谈不上严格的专门研究。20世纪前半叶，对古埃及文明的研究不仅开始作为专门的领域展开，而且被纳入“近东”古文明的范围内。把“近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揭示了埃及在“近东”历史上的地位。1.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专门著作20世纪前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的重要著作有两部。第一部是G·E·史密斯的《古代埃及人和文明的起源》，初版于1911年。史密斯原本是解剖学家和人类学家，他把人类学与古埃及文明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发表了多部有关木乃伊和埃及文明史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古代埃及人和文明的起源》。其主要论点有二：一是文明起源于埃及；一是埃及文明的向外传播。在该书中，作者强调：“不再有任何疑问，文明的本质因素的确起源于埃及。”“事实上，埃及是文明的创造者。”“依据她对世界文明的实际贡献，埃及在人类学的殿堂中应该占有特别卓越的地位。”史密斯除了充分肯定文明起源于埃及以及埃及文明的重要地位外，还提出了一个关于埃及文明传播的理论或假说。传播论或扩散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些欧洲人类学家中相当流行。他们认为全世界的文化都是由一个中心或几个中心向外扩散的，但却完全忽略了文化扩散的其他因素。史密斯作为传播论的一个代表，一再强调埃及是最古老的文明，世界上的其他一切文明都是埃及传播或扩散的结果，至少是受到埃及文明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为人类学者，史密斯强调“种族的扩散源于东非”。不论阿拉伯人,南波斯人,或其他任何民族,他们的身体特征都非常类似于原始埃及人。[1]史密斯一再强调，西欧的“新石器文化……直接或间接起源于埃及，这一时期的石头制品模仿于埃及第6王朝以前的纪念物。”[2]在谈到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农业时，他认为，苏美尔人的灌溉农业是从埃及学来的。[3]涉及到人类的风俗习惯和艺术时，作者指出：“埃及作为文明的发明者，在形成信仰，风俗习惯和丧葬艺术中占据了支配地位。”[4]关于埃及文明传播的原因和传播的方式，史密斯认为，“对矿物诸如铜的搜寻变成了文明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对铜的经济价值的承认驱使埃及人到国外去找寻珍贵的矿物，进而变成了一种对矿藏的开发过程，于是埃及文明便被传播到了整个世界。”[5]此外，他还谈到了海员和移民活动在传播中的作用。按照史密斯的传播理论，我们可以绘制出一幅早期埃及文化传播的路线图，其中包括12条路线：以埃及为出发点，直接到克里特、叙利亚、南阿拉伯、苏美尔，印度等；以埃兰和土耳其为出发点的传播路线甚至远达中国。[6]作为20世纪初的传播学派中泛埃及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史密斯在“近东”文明之间、“近东”与欧洲文明之间的文明传播和影响的研究上，做出了贡献。30年代以后，该学派的影响逐渐衰微。原因就在于传播学派的泛埃及主义的偏激和武断，在专业史学家和埃及学家中少有市场，并遭到了他们的严厉批判，认为这种观点具有过分强烈的目的论色彩。一些学者甚至主张必须“抛弃中心和边缘的概念”，并用“人类文明多中心成长论”取代它。[7]20世纪上半叶，关于古埃及文明研究的第二部重要著作是A·摩赖的《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该书的法文原版出版于1926年，随后有英文、中文译本问世，并成为奥格登主编的《文明史》系列丛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是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论述古埃及文明的，所以作者在论述埃及社会生活与政治制度时，“均以宗教为枢纽。”[8]关于埃及王权，摩赖强调其神圣性。他用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埃及的王衔、国王的登基仪式和赛德节。但是他所使用的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些术语，特别是某些专业术语的“现代化”倾向，需要谨慎对待。例如，他认为，至第6王朝末期，专制主义演变为欧洲的封建制度；[9]中王国第12王朝至新王国第20王朝成为“国家社会主义”；[10]埃赫那吞改革之际，法老欲推行“帝国主义”等等。[11]尽管如此，《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一书以宗教与民俗为纲联系政治、艺术、文学，深刻阐述了古埃及文明之演进，给我们提供了一般历史著作少有的，丰富而有趣的内容。2.古代“近东”文明中的古埃及文明研究除了古埃及文明本身的专门研究外，作为“近东”文明一部分的古埃及文明的研究也开展起来。涉及“近东”文明研究的古埃及文明著作，至少可以举出3部重要著作。首先是法国学者A·摩赖与G·戴维合著的《从氏族到帝国：古代东方的上古期间社会组织》。该书出版于1923年，1926年被译成英文，1936年被译成中文，名为《近东古代史》。《从氏族到帝国》是奥格登主编的《文明史》系列丛书中的又一部力作，其主要内容和观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作者指出，文明的发源地在东南地中海地区，即从尼罗河到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4000年或更早些时间，在叙利亚或美索不达米亚没有人类的足迹存在，而此时，埃及人的历史已经开始。[12]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埃及文明的早熟性。其次，谈到埃及文明之形成，作者认为，青铜时代之工业的产生是文明形成的一个标志，而把语音符号与表意符号结合起来的文字的产生则是文明形成的另一个标志。[13]第三，关于国家之形成的问题，作者谈到埃及神王朝、荷鲁斯的追随者和美尼斯之统一。作者提供了一个埃及国家统一的模式：诺姆——两个王国——统一王国。[14]第四，关于埃及民族的来源，作者驳斥了前王朝时代亚洲民族入侵说，认为埃及人应属于地中海人种。[15]第五，作者认为，埃赫那吞在宗教政策上推行一神教就是帝国主义。[16]虽然这部著作中的某些提法并不完善确切，但是它仍不失为研究“近东”古代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此外，还有柴尔德的两部重要著作。柴尔德是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马克思主义者。他试图创立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观念，并用唯物主义解释历史发展的进程。他涉及“近东”古代史的代表著作是《远古东方新探》和《人类创造了自己》。《远古东方新探》初版于1934年，以后几经再版，并有法、俄文译本。这部著作以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文明为中心，连带论述了印度与欧洲文明的起源。就埃及早期文明而言，这是一部以考古学为依据系统论述史前埃及到文明形成时期历史的著作之一。其中值得强调的贡献是，作者把埃及史前文化分为巴达里文化—阿姆拉文化—格尔塞文化3个发展阶段。作者不仅做了考古学上的详细论述，而且根据考古资料，揭示了社会的贫富化、私有制和奴隶制的形成等问题。[17]关于一向多有争论的阿姆拉和格尔塞之间的文化是否中断的问题，作者认为，“没有明显的断绝。”[18]这部著作还涉及到了某些史学理论问题。有些学者常常把征服者的文化传播到被征服地说成是“民族迁移”，柴尔德反对这种迁移论，坚持了民族文化独立发展的基本理论。[19]尽管在埃及早期文明起源研究上，柴尔德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有些论述仍令人无法令人接受。例如，所谓“美索不达米亚的王权形式和国王安葬仪式，采用了埃及法老的君主制。”[20]他甚至以为纸草是由埃及人从苏美尔人那里“借用”的。他还强调带轮的车和陶轮是从苏美尔传到印度，又从印度传到西亚的奥伦特河地区的。[21]所有这些观点显示了他的“传播论”思想。事实上，文明之间的交往和影响是必然的，根本没有必要确定文明是以某个中心或某几个中心的文明向外传播和扩散的。在《远古东方新探》中，柴尔德首次论述了史前人类由食物采集经济到食物生产经济的转化，以及由于手工业和交易的产生而产生了城市文明这两大人类革命，即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柴尔德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人类创造了自己》，初版于1936年，以后修订，多次再版,中文译本名为《远古文化史》。这部著作的重点是论述“近东”的史前到文明时代的三大革命：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和人类知识的革命。柴尔德用了相当的篇幅说明了“食物采集者”的生产活动，和“食物生产经济”的概念。而从前者转变到后者，正是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耕、畜牧的演进。他把这种“变更人类经济”，使人类控制自己的食物补给的转变，称为第一次革命。[22]此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其次，关于城市革命的问题，柴尔德指出：“第二次革命，把许多自给自足的小农村，变成了人口众多的城市；这种城市，用较高级的工业和对外贸易来培养，而且正式形成了国家。”[23]最后，柴尔德提出了人类知识的革命，认为“文字和数学的起源与重量和度量的标准化，在时间上刚好与革命相符。”[24]在这里，柴尔德还特别提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25]柴尔德的由史前向文明过渡过程中的三次革命的学说，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其新石器时代革命一说，提出了疑义。美国学者布雷伍德甚至提出了用“农业革命”代替“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概念。二、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的扩展随着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进展，埃及文明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进一步引起人们的注意，出现了一大批著作。近半个世纪以来埃及文明的研究成就与特点主要有二：第一是把古埃及文明纳入更广泛的领域中从事研究，重新审视埃及文明的地位。所谓“更广泛的领域”，即在“近东”文明研究的基础上，扩大到地中海文明研究的新领域中，把埃及与希腊、罗马文明联系在一起，而且还要在全球化视野中评价古埃及文明。第二是在继续扩大埃及文明研究的新领域的同时，古埃及文明专门研究更加深入化，出现了一批别具特色的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专门著作。1.地中海文明新领域中的古埃及文明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作为世界文明中的重要一环，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此外，“地中海区域文明”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地中海区域文明”或是“地中海世界历史”，包括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克里特、希腊、罗马等地中海沿岸和岛屿上的一些文明。这个新视野的研究领域中，不仅对埃及、希腊和罗马等国家和地区进行个体研究，更重要的是把地中海周围的东方与西方国家连接在一起，把地中海区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区域内国家之间文明交往的研究，这是近半个世纪文明研究中的新课题。在这一方面，有两部著作特别值得注意。首先是C·弗里曼的《埃及、希腊和罗马：古代地中海文明》，1996年出版。弗里曼强调，把埃及、希腊和罗马放在一起，体现了3个文明之间的联系，这是现代学者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6]这本著作的主要特点和论点如下： 第一，把埃及与希腊罗马联系在一起，尽力提供对每个时期的主要事件的评论，同时强调文化和社会史的发展，并展示出作者的判断依据。[27]第二，内容包罗万象，不仅充分论述了3大文明的历史，有些章节还涉及到了“近东”、伊达拉里亚、克里特和波斯等，而且覆盖了每个文明区的经济、文化、宗教及历史背景。第三，强调“东方化”及其重大意义。如果说“希腊化”是人们的一种传统观念，那么“东方化”术语自1980年O·默里提出之后，就得到了广泛响应。弗里曼认为，所谓“东方化”乃是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希腊人和东方各民族之间交往的结果。古代“近东”的这些文明既不彼此孤立，也不与外部世界孤立。[28]作者认为，埃及融入了地中海世界，对希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于希腊而言，埃及是智慧的源泉，并且某些人相信，埃及是他们自己文明的发祥地。[29]但是，作者在强调“东方化”的同时，并未忽视希腊文化的本土性以及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并且提出，即使强大的罗马也受到了“东方的冲击”。罗马从东方战争中不仅带回了大量的战利品，而且还带回了丰富的东方文化。[30]第四，对古埃及文明史作了系统简要的叙述。在全书30章中，古埃及仅占了3章。作者正确地肯定了在公元前3100年统一国家产生之前，埃及人便已创建了文明。[31]他对希克索斯时代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那是“丰富埃及文化的时期”。[32]在总结埃及成就时，作者表示，尽管它是相对独立的，但不可避免地将对外部世界有一些影响。[33]应该说，作者关于埃及史的论述过于简略，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但是，把埃及作为地中海文明的一环，从整体上论述地中海文明，却是有价值的。第五，作者把古代地中海文明的下限定在公元600年，本书的最后两章标题是“新欧洲的产生，395-600”和“拜占庭帝国的演进”。弗里曼指出，传统罗马帝国历史到戴克里先时代便宣告终结，而这部著作则把罗马历史延长到戴克里先以后。作者采用了“后古典时代”的学说，选择了公元600年作为古代世界结束的日期。其所以这样做，也是为了展现罗马几个世纪的长期统治对西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34]但遗憾的是，作者对古埃及史的下限基本上维持了传统的作法，即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征服埃及，把随后的埃及历史看成希腊、罗马史的一部分。这表明作者仍然没有把古代埃及文明当成一个独立完整的体系，因而也就没有把古代埃及历史与罗马帝国新的结束时间统一起来。涉及地中海区域文明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伯纳尔的《黑色雅典娜》，全书共3卷，内容广泛，深奥，难以阅读，1987年在英国出版。从这部书的书名我们就可以看到埃及与希腊的联系。这部著作的出版有其特殊的学术和社会背景。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史密斯的埃及“传播论”随着英帝国主义的扩张而一度流行，那么20世纪下半叶则出现了非洲中心主义。这种学说最初是由非洲的美国人和非洲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在非洲中心主义者看来，古代埃及是黑非洲文明，埃及被认为是很多古典世界文化遗产的渊源。《黑色雅典娜》一出版，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同时也产生了激烈争论。在该书的开端，作者便交待了关于希腊史研究的古代模式和雅利安模式，然后作者又提出了一个“修正的模式”。《黑色雅典娜》集中论述了公元前2100—1100年之间的希腊文化借用古代埃及和利凡特文化的问题。关于“近东”对爱琴文化或埃及对希腊的不同时期的影响问题，伯纳尔划分了3个时期，分别作了具体的论述：第1次高潮可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对外进行了广泛的联系，其中包括克里特，可能还有欧洲大陆。克里特岛壁画上的公牛形象和希腊神话中的公牛的传说，都与埃及的公牛神孟图有关。[35]据说希腊底比斯城的废墟是尖顶的金字塔。底比斯的斯芬克斯传说也是众所周知的受到埃及影响的例证。爱琴海地区信奉的羊头神就是埃及的阿蒙神，因为在埃及宗教中羊是阿蒙神的一个形象。[36]传说中雅典的建立者凯克罗普斯是埃及人。[37]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埃及对希腊文明的影响。[38]古埃及对希腊影响的第2个高潮在希克索斯时期，这个时期，在宗教方面对希腊的影响集中于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塞东等神的崇拜上。作者认为，希克索斯人崇拜埃及的塞特神。在埃及神话中，赛特的职司等同于希腊的波塞东神，而雅典娜就是埃及的奈特神。[39]一般认为希腊语形成于公元前17—16世纪，它的印欧语系结构和基本词汇与非印欧语相联系。作者认为其中大部分词汇源于埃及语和西塞姆语，这恰好与埃及和西塞姆语族的征服，在希腊进行长时间的统治相吻合。[40]埃及对希腊影响的第3次高潮出现在公元前15世纪中叶的埃及的第18王朝时期。这一时期，埃及在“近东”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并接受来自爱琴海地区的贡品。公元前12世纪，多利安人入侵，他们的后继者—希腊古典时代的希腊人，被认为是埃及人和腓尼基人的后代。[41]此外，作者还提到在雅典、科林斯、底比斯等地建立了埃及的神庙和圣殿。埃及的宗教对罗马的影响，超过了希腊。在罗马，哈德良皇帝尤其信奉埃及神，他甚至试图把他最喜欢的安提诺斯神变成埃及神。[42]伯纳尔搜索了大量资料，证明希腊、罗马文明起源于非洲，特别是埃及，至少说明希腊罗马文明是在埃及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他所搜索的资料和有关论据有其一定的可信度，但也有些是牵强附会的。所以，这部著作也遭到了批评。无论如何，这部著作有其重要价值：针对欧洲中心论，提供了又一部批判性著作；同时打开了人们的眼界，重现了东方文明，特别是非洲文明的历史意义。2.“全球化”历史视野中的古埃及文明研究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1945年以后，世界已经进入全球一体化的新阶段。对于反映这个新形势的历史学的需要也显得越来越迫切了。[43]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其《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强调：“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线，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主要特征之一”。[44]巴勒克拉夫提出的“全球历史观”就是用全球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历史，[45]而不是“国别史的拼揍”，更不是以西方历史为中心，而是“研究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文明之间的差别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46]全球化历史观的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而且被巴勒克拉夫唯一推崇的，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著作。斯塔夫里阿诺斯是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他有多部著作涉及全球史，其中尤以《全球通史》为代表。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引言一开头就表明，这部世界史的主要特点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全球化视野之所以必要，其重要价值就在于：“要确认西方的历史和非西方的历史……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47]巴勒克拉夫对《全球通史》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部著作可以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相比拟。《全球通史》分为两册，本文就《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有关古代文明部分做以简短评述：第一，最早的文明在苏美尔，而不在尼罗河。约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已完成了向文明的过渡，而埃及文明起源于约公元前3000年。[48]第二，文明形成的标志是城市中心、国家的政治权力、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但是，作者强调，并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一切特征。“埃及文明和玛雅文明没有通常所说的城市。”[49]第三，古代文明有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克里特、印度和中国几种类型。[50]但是作者没有把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纳入古代文明类型中，令人费解。第四，埃及文明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但作者又强调“埃及人创造的文明决不是苏美尔文明的复制品，而有其自己的特色。[51]第五，埃及文明稳定和保守，但决不是静止的。[52]第六，希腊化时代东西文明“合二为一”，“它打破了历史上形成的东、西各自独立的模型”，人们首次想到“把整个文明世界当作一个单位”。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化”史观打破了传统的西欧中心论，给人们以崭新的视觉。在全球化视野下作者就古埃及文明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论点。但是，作者毕竟不是埃及学家，他关于埃及文明晚于苏美尔文明，形成于公元前3000年，埃及没有城市等看法还需进一步讨论。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出版前后，还有几部类似的世界文明史值得介绍。首先在美国广为流行的拉尔夫、伯恩斯等人的《世界文明史》，初版于1955年，先后修订，1991年出版了第8版。《世界文明史》的重要价值在于“世界整体”论。作者认为在通往文明进程中，所有民族彼此互惠；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越来越互相依赖；另外，他们负有共同的责任来确保人类和所有其他生物的存在。[53]尽管作者强调“文明”的最初根基在西南亚和北非，并提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影响，但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称为“寻求商业交往”[54]，当然是不合理的。另外，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称为“极权主义”，[55]显然是把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那么，在《世界文明史》中古埃及文明究竟占有什么地位呢?作者把埃及和苏美尔文明都称为最古老的文明，但是，在第5版和第8版中，埃及与苏美尔的章节排列颠倒，可以看出，作者后来的倾向性，就是美索不达米亚为“历史的第一章”。[56]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对埃及的文化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谈到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时，他非常谨慎地表示，那是“一种有保留的一神教”。[57]在全球化视野中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为A·汤因比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初版于1976年。这部著作从全球角度对世界文明史进行了“全景式考察”，描述了人类文明的区域类型，起源、发展演变过程，以及文明之间的交往。可以说，这部著作是汤因比《历史研究》一书所提出的“文明论”的具体化。在这部著作中，汤因比把整个世界历史分成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奥尔梅克文明、叙利亚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中美洲文明与安第斯文明、拜占廷文明、西方文明等共82章。汤因比的“文明中心”及其转移的论点，具有其重要的价值。他指出：公元15世纪，西欧人开始在文明中心发挥主导作用。在20世纪，主导作用转移到美国，但在关于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章节中，主导者可能从美洲转移到了东亚。[58]关于埃及文明的历史地位，作者把它看成是“第2个最古老的地域文明”。作者认为，苏美尔文明影响了法老文明，但又指出了埃及文明本身的个性。他说“象形文字干脆就是埃及人自己的发明。气势恢宏、规模巨大的石头建筑也是埃及本土的发明。埃及金字塔设计之完美，施工之精确，都是无与伦比的。[59]汤因比以“区域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为题，论述了苏美尔、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关系。在这里，他谈到，由于蛮族(希克索斯人)的入侵，“传统的内向性中便滋生出了好战的仇外心理”，结果，埃及人驱逐外来者，并且反击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60]所谓埃及人的“仇外心理”导致对西亚的战争并非确切，应该探讨其经济、政治和历史等多种社会背景。三、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专题研究的新成就在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领域不仅扩大，而且也有了更细微、更深入的多视角的探讨，出现了一批埃及早期文明的专著和系统全面的埃及文明史专著。1.别具特色的多视角研究埃及早期文明的专著随着考古学的进展，近年来埃及早期文明的成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有关埃及早期文明的专著，可以举出两部代表作。首先是B·J·特里格尔的《早期文明：环节中的古埃及》。这部著作是作者根据1992年4月间在开罗美国大学所作的《作为早期文明的古代埃及》的4个演讲稿撰写而成的。目的是鼓励埃及学家从事埃及与其他早期文明的比较研究，同时把古埃及的研究恢复到比较人类学的层面上来。作者曾经对6种早期文明作了比较研究，出发点是既考虑到古代埃及与其他早期文明相似方面，又要考虑到其独特的方面。[61]在谈到古埃及文明研究的几种理论与学说时，作者首先联系到人类学，他认为，人类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文化相对论，但长期坚持“历史单一主义”(Historical Particularism)。20世纪初，F·博厄斯就曾说过“每一文化都是其大部分偶然历史发展的一个独特的产物。”[62]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受社会人类学中的文化生态学和新世纪论趋势的鼓舞，放弃了传统的历史单一主义而开始更加关注人类行为中的多文化规律。在这个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文化生态学家J·斯图尔德。他的生态理论强调研究多文化中的共性，但却忽略了特性的重要。[63]此外，作者还谈到了“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的相关理论。这些观点在社会人类学家中获得了巨大影响，但许多考古学家相信，过程考古学家对科学与历史、进化与历史、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分是无成效的和误导的，因此应被抛弃。我们应该遵循的是较早一代的学者，如柴尔德、弗兰克福特和魏特夫等人的观点，既对早期文明的差别感兴趣，又对其类似之点感兴趣。[64]作者进一步指出，对早期文明特点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埃及，同时，古埃及的独特性对理解所有其他的早期文明同样是重要的。[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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