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数学发展史—宋元数学： 宋元数学是中国数学发展的高峰。 北宋王朝统一中国后，农业、手工业、商业迅速繁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从公元十一世纪到十四世纪〔宋、元两代〕，筹算数学达到极盛，是中国古代数学空前繁荣，硕果累累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列举如下：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11世纪中叶〕，刘益的《议古根源》〔12世纪中叶〕，秦九韶的《数书九章》〔1247〕，李冶的《测圆海镜》〔1248〕和《益古演段》〔1259〕，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1261〕、《日用算法》〔1262〕和《杨辉算法》〔1274-1275〕，朱世杰的《算学启蒙》〔1299〕和《四元玉鉴》〔1303〕等等。 宋元数学在很多领域都达到了中国古代数学，也是当时世界数学的巅峰。其中主要的工作有： 公元1050年左右，北宋贾宪（生卒年代不详）在《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中创造了开任意高次幂的“增乘开方法”，公元1819年英国人霍纳（william george horner）才得出同样的方法。贾宪还列出了二项式定理系数表，欧洲到十七世纪才出现类似的“巴斯加三角”。（《黄帝九章算法细草》已佚） 公元1088—1095年间，北宋沈括从“酒家积罂”数与“层坛”体积等生产实践问题提出了“隙积术”，开始对高阶等差级数的求和进行研究，并创立了正确的求和公式。沈括还提出“会圆术”，得出了我国古代数学史上第一个求弧长的近似公式。他还运用运筹思想分析和研究了后勤供粮与运兵进退的关系等问题。 公元1247年，南宋秦九韶在《数书九章》中推广了增乘开方法，叙述了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他列举了二十多个来自实践的高次方程的解法，最高为十次方程。欧洲到十六世纪意大利人菲尔洛（scipio del ferro）才提出三次方程的解法。秦九韶还系统地研究了一次同余式理论。 公元1248年，李冶（李治，公元1192一1279年）著的《测圆海镜》是第一部系统论述“天元术”（一元高次方程）的著作，这在数学史上是一项杰出的成果。在《测圆海镜?序》中，李冶批判了轻视科学实践，以数学为“九九贱技”、“玩物丧志”等谬论。 公元1261年，南宋杨辉（生卒年代不详）在《详解九章算法》中用“垛积术”求出几类高阶等差级数之和。公元1274年他在《乘除通变本末》中还叙述了“九归捷法”，介绍了筹算乘除的各种运算法。公元1280年，元代王恂、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时，列出了三次差的内插公式。郭守敬还运用几何方法求出相当于现在球面三角的两个公式。 公元1303年，元代朱世杰（生卒年代不详）著《四元玉鉴》，他把“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欧洲到公元1775年法国人别朱（etienne bezout）才提出同样的解法。朱世杰还对各有限项级数求和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高次差的内插公式，欧洲到公元1670年英国人格里高利（james gregory)和公元1676一1678年间牛顿（issac newton）才提出内插法的一般公式。 公元十四世纪我国人民已使用珠算盘。在现代计算机出现之前，珠算盘是世界上简便而有效的计算工具。 另外，其它成就包括勾股形解法新的发展、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研究、纵横图（幻方）的研究、小数（十进分数）具体的应用、珠算的出现等等。 这一时期民间数学教育也有一定的发展，以及中国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数学知识的交流也得到了发展。参考：宋元数学发展史论文
人类是动物进化的产物，最初也完全没有数量的概念。但人类发达的大脑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已经达到更加理性和抽象的地步。这样，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由于记事和分配生活用品等方面的需要，才逐渐产生了数的概念。比如捕获了一头野兽，就用1块石子代表。捕获了3头，就放3块石子。"结绳记事"也是地球上许多相隔很近的古代人类共同做过的事。我国古书《易经》中有"结绳而治"的记载。传说古代波斯王打仗时也常用绳子打结来计算天数。用利器在树皮上或兽皮上刻痕，或用小棍摆在地上计数也都是古人常用的办法。这些办法用得多了，就逐渐形成数的概念和记数的符号。 数的概念最初不论在哪个地区都是1、2、3、4……这样的自然数开始的，但是记数的符号却大小相同。 古罗马的数字相当进步，现在许多老式挂钟上还常常使用。 实际上，罗马数字的符号一共只有7个：I（代表1）、V（代表5）、X（代表10）、L（代表50）、C代表100）、D（代表500）、M（代表1,000）。这7个符号位置上不论怎样变化，它所代表的数字都是不变的。它们按照下列规律组合起来，就能表示任何数： 1．重复次数：一个罗马数字符号重复几次，就表示这个数的几倍。如："III"表示"3"；"XXX"表示"30"。 2．右加左减：一个代表大数字的符号右边附一个代表小数字的符号，就表示大数字加小数字，如"VI"表示"6"，"DC"表示"600"。一个代表大数字的符号左边附一个代表小数字的符号，就表示大数字减去小数字的数目，如"IV"表示"4"，"XL"表示"40"，"VD"表示"495"。 3．上加横线：在罗马数字上加一横线，表示这个数字的一千倍。如：""表示 "15,000"，""表示"165,000"。 我国古代也很重视记数符号，最古老的甲骨文和钟鼎中都有记数的符号，不过难写难认，后人没有沿用。到春秋战国时期，生产迅速发展，适应这一需要，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一种十分重要的计算方法--筹算。筹算用的算筹是竹制的小棍，也有骨制的。按规定的横竖长短顺序摆好，就可用来记数和进行运算。随着筹算的普及，算筹的摆法也就成为记数的符号了。算筹摆法有横纵两式，都能表示同样的数字。 从算筹数码中没有"10"这个数可以清楚地看出，筹算从一开始就严格遵循十位进制。9位以上的数就要进一位。同一个数字放在百位上就是几百，放在万位上就是几万。这样的计算法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因为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真正使用十进位制时已到了公元6世纪末。但筹算数码中开始没有"零"，遇到"零"就空位。比如"6708"，就可以表示为"┴ ╥ "。数字中没有"零"，是很容易发生错误的。所以后来有人把铜钱摆在空位上，以免弄错，这或许与"零"的出现有关。不过多数人认为，"0"这一数学符号的发明应归功于公元6世纪的印度人。他们最早用黑点（·）表示零，后来逐渐变成了"0"。 说起"0"的出现，应该指出，我国古代文字中，"零"字出现很早。不过那时它不表示"空无所有"，而只表示"零碎"、"不多"的意思。如"零头"、"零星"、"零丁"。"一百零五"的意思是：在一百之外，还有一个零头五。随着阿拉数字的引进。"105"恰恰读作"一百零五"，"零"字与"0"恰好对应，"零"也就具有了"0"的含义。 如果你细心观察的话，会发现罗马数字中没有"0"。其实在公元5世纪时，"0"已经传入罗马。但罗马教皇凶残而且守旧。他不允许任何使用"0"。有一位罗马学者在笔记中记载了关于使用"0"的一些好处和说明，就被教皇召去，施行了拶（zǎn）刑，使他再也不能握笔写字。 但"0"的出现，谁也阻挡不住。现在，"0"已经成为含义最丰富的数字符号。"0"可以表示没有，也可以表示有。如：气温0℃，并不是说没有气温；"0"是正负数之间唯一的中性数；任何数（0除外）的0次幂等于1；0！=1（零的阶乘等于1）。 除了十进制以外，在数学萌芽的早期，还出现过五进制、二进制、三进制、七进制、八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二十进制、六十进制等多种数字进制法。在长期实际生活的应用中，十进制最终占了上风。 现在世界通用的数码1、2、3、4、5、6、7、8、9、0，人们称之为阿拉伯数字。实际上它们是古代印度人最早使用的。后来阿拉伯人把古希腊的数学融进了自己的数学中去，又把这一简便易写的十进制位值记数法传遍了欧洲，逐渐演变成今天的阿拉伯数字。 数的概念、数码的写法和十进制的形成都是人类长期实践活动的结果。 随着生产、生活的需要，人们发现，仅仅能表示自然数是远远不行的。如果分配猎获物时，5个人分4件东西，每个人人该得多少呢？于是分数就产生了。中国对分数的研究比欧洲早1400多年！自然数、分数和零，通称为算术数。自然数也称为正整数。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又发现很多数量具有相反的意义，比如增加和减少、前进和后退、上升和下降、向东和向西。为了表示这样的量，又产生了负数。正整数、负整数和零，统称为整数。如果再加上正分数和负分数，就统称为有理数。有了这些数字表示法，人们计算起来感到方便多了。 但是，在数字的发展过程中，一件不愉快的事发生了。让我们回到大经贸部2500年前的希腊，那里有一个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一个研究数学、科学和哲学的团体。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本源，支配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因此世间一切事物都可归结为数或数的比例，这是世界所以美好和谐的源泉。他们所说的数是指整数。分数的出现，使"数"不那样完整了。但分数都可以写成两个整数之比，所以他们的信仰没有动摇。但是学派中一个叫希帕索斯的学生在研究1与2的比例中项时，发现没有一个能用整数比例写成的数可以表示它。如果设这个数为X，既然，推导的结果即x2=2。他画了一个边长为1的正方形，设对角线为x ，根据勾股定理x2=12+12=2，可见边长为1的正方形的对角线的长度即是所要找的那个数，这个数肯定是存在的。可它是多少？又该怎样表示它呢？希帕索斯等人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认定这是一个从未见过的新数。这个新数的出现使毕达哥拉斯学派感到震惊，动摇了他们哲学思想的核心。为了保持支撑世界的数学大厦不要坍塌，他们规定对新数的发现要严守秘密。而希帕索斯还是忍不住将这个秘密泄露了出去。据说他后来被扔进大海喂了鲨鱼。然而真理是藏不住的。人们后来又发现了很多不能用两整数之比写出来的数，如圆周率 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人们把它们写成 π、等形式，称它们为无理数。 有理数和无理数一起统称为实数。在实数范围内对各种数的研究使数学理论达到了相当高深和丰富的程度。这时人类的历史已进入19世纪。许多人认为数学成就已经登峰造极，数字的形式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了。但在解方程的时候常常需要开平方如果被开方数负数，这道题还有解吗？如果没有解，那数学运算就像走在死胡同中那样处处碰壁。于是数学家们就规定用符号"i "表示"-1"的平方根，即i＝，虚数就这样诞生了。"i "成了虚数的单位。后人将实数和虚数结合起来，写成 a＋bi的形式（a、b均为实数），这就是复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找不到用虚数和复数表示的量，所以虚数总让人感到虚无缥缈。随着科学的发展，虚数现在在水力学、地图学和航空学上已经有了广泛的应用，在掌握和会使用虚数的科学家眼中，虚数一点也不"虚"了。 数的概念发展到虚和复数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连某些数学家也认为数的概念已经十分完善了，数学家族的成员已经都到齐了。可是1843年10月16日，英国数学家哈密尔顿又提出了"四元数"的概念。所谓四元数，就是一种形如的数。它是由一个标量 （实数）和一个向量（其中x 、y 、z 为实数）组成的。四元数的数论、群论、量子理论以及相对论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与此同时，人们还开展了对"多元数"理论的研究。多元数已超出了复数的范畴，人们称其为超复数。 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向量、张量、矩阵、群、环、域等概念不断产生，把数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峰。这些概念也都应列入数字计算的范畴，但若归入超复数中不太合适，所以，人们将复数和超复数称为狭义数，把向量、张量、矩阿等概念称为广义数。尽管人们对数的归类法还有某些分歧，但在承认数的概念还会不断发展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到目前为止，数的家庭已发展得十分庞大
中国古代数学的成就与衰落数学在中国历史久矣。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一些是记录数字的文字，包括从一至十，以及百、千、万，最大的数字为三万；司马迁的史记提到大禹治水使用了规、矩、准、绳等作图和测量工具，而且知道“勾三股四弦五”；据说《易经》还包含组合数学与二进制思想。2002年在湖南发掘的秦代古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大约2200多年的九九乘法表，与现代小学生使用的乘法口诀“小九九”十分相似。算筹是中国古代的计算工具，它在春秋时期已经很普遍；使用算筹进行计算称为筹算。中国古代数学的最大特点是建立在筹算基础之上，这与西方及阿拉伯数学是明显不同的。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形成于自西汉至南北朝的三、四百年期间。《算数书》成书于西汉初年，是传世的中国最早的数学专著，它是1984年由考古学家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汉代竹简中发现的。《周髀算经》编纂于西汉末年，它虽然是一本关于“盖天说”的天文学著作，但是包括两项数学成就——（1）勾股定理的特例或普遍形式（“若求邪至日者，以日下为句，日高为股，句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得邪至日。”——这是中国最早关于勾股定理的书面记载）；（2）测太阳高或远的“陈子测日法”。《九章算术》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经过许多人整理而成，大约成书于东汉时期。全书共收集了246个数学问题并且提供其解法，主要内容包括分数四则和比例算法、各种面积和体积的计算、关于勾股测量的计算等。在代数方面，《九章算术》在世界数学史上最早提出负数概念及正负数加减法法则；现在中学讲授的线性方程组的解法和《九章算术》介绍的方法大体相同。注重实际应用是《九章算术》的一个显著特点。该书的一些知识还传播至印度和阿拉伯，甚至经过这些地区远至欧洲。《九章算术》标志以筹算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正式形成。中国古代数学在三国及两晋时期侧重于理论研究，其中以赵爽与刘徽为主要代表人物。赵爽是三国时期吴人，在中国历史上他是最早对数学定理和公式进行证明的数学家之一，其学术成就体现于对《周髀算经》的阐释。在《勾股圆方图注》中，他还用几何方法证明了勾股定理，其实这已经体现“割补原理”的方法。用几何方法求解二次方程也是赵爽对中国古代数学的一大贡献。三国时期魏人刘徽则注释了《九章算术》，其著作《九章算术注》不仅对《九章算术》的方法、公式和定理进行一般的解释和推导，而且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传统数学的理论体系与数学原理，并且多有创造。其发明的“割圆术”（圆内接正多边形面积无限逼近圆面积），为圆周率的计算奠定了基础，同时刘徽还算出圆周率的近似值——“3927/1250（）”。他设计的“牟合方盖”的几何模型为后人寻求球体积公式打下重要基础。在研究多面体体积过程中，刘徽运用极限方法证明了“阳马术”。另外，《海岛算经》也是刘徽编撰的一部数学论著。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数学的蓬勃发展时期，计有《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等算学著作问世。祖冲之、祖暅父子的工作在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他们着重进行数学思维和数学推理，在前人刘徽《九章算术注》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根据史料记载，其著作《缀术》（已失传）取得如下成就：①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第六位，得到<π<，并求得π的约率为22/7，密率为355/113，其中密率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的最佳值；欧洲直到16世纪德国人鄂图（Otto）和荷兰人安托尼兹（Anthonisz）才得出同样结果。②祖暅在刘徽工作的基础上推导出球体体积公式，并提出二立体等高处截面积相等则二体体积相等（“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定理；欧洲17世纪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利（Cavalieri）才提出同一定理……祖氏父子同时在天文学上也有一定贡献。隋唐时期的主要成就在于建立中国数学教育制度，这大概主要与国子监设立算学馆及科举制度有关。在当时的算学馆《算经十书》成为专用教材对学生讲授。《算经十书》收集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等10部数学著作。所以当时的数学教育制度对继承古代数学经典是有积极意义的。公元600年，隋代刘焯在制订《皇极历》时，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了等间距二次内插公式；唐代僧一行在其《大衍历》中将其发展为不等间距二次内插公式。从公元11世纪到14世纪的宋、元时期，是以筹算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数学的鼎盛时期，其表现是这一时期涌现许多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中国古代数学以宋、元数学为最高境界。在世界范围内宋、元数学也几乎是与阿拉伯数学一道居于领先集团的。贾宪在《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中提出开任意高次幂的“增乘开方法”，同样的方法至1819年才由英国人霍纳发现；贾宪的二项式定理系数表与17世纪欧洲出现的“巴斯加三角”是类似的。遗憾的是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书稿已佚。秦九韶是南宋时期杰出的数学家。1247年，他在《数书九章》中将“增乘开方法”加以推广，论述了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并且例举20多个取材于实践的高次方程的解法（最高为十次方程）。16世纪意大利人菲尔洛才提出三次方程的解法。另外，秦九韶还对一次同余式理论进行过研究。李冶于1248年发表《测圆海镜》，该书是首部系统论述“天元术”（一元高次方程）的著作，在数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尤其难得的是，在此书的序言中，李冶公开批判轻视科学实践活动，将数学贬为“贱技”、“玩物”等长期存在的士风谬论。公元1261年，南宋杨辉（生卒年代不详）在《详解九章算法》中用“垛积术”求出几类高阶等差级数之和。公元1274年他在《乘除通变本末》中还叙述了“九归捷法”，介绍了筹算乘除的各种运算法。公元1280年，元代王恂、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时，列出了三次差的内插公式。郭守敬还运用几何方法求出相当于现在球面三角的两个公式。公元1303年，元代朱世杰（生卒年代不详）著《四元玉鉴》，他把“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欧洲到公元1775年法国人别朱（Bezout）才提出同样的解法。朱世杰还对各有限项级数求和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高次差的内插公式，欧洲到公元1670年英国人格里高利（Gregory）和公元1676一1678年间牛顿（Newton）才提出内插法的一般公式。14世纪中、后叶明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奉行以八股文为特征的科举制度，在国家科举考试中大幅度消减数学内容，于是自此中国古代数学便开始呈现全面衰退之势。明代珠算开始普及于中国。1592年程大位编撰的《直指算法统宗》是一部集珠算理论之大成的著作。但是有人认为，珠算的普及是抑制建立在筹算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数学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演算天文历法的需要，自16世纪末开始，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便将西方一些数学知识传入中国。数学家徐光启向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学习西方数学知识，而且他们还合译了《几何原本》的前6卷（1607年完成）。徐光启应用西方的逻辑推理方法论证了中国的勾股测望术，因此而撰写了《测量异同》和《勾股义》两篇著作。邓玉函编译的《大测》［2卷］、《割圆八线表》［6卷］和罗雅谷的《测量全义》［10卷］是介绍西方三角学的著作。此外在数学方面鲜有较大成就取得，中国古代数学自此便衰落了。
我发给你，开学时我们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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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每个人的发型样式和他的地位有着重大的关系，从一个人的发型就能判断出他是什么样的地位，比如看你是否已婚，是否成年，是否出嫁，是皇家贵族还是平民百姓身份等。
披肩作祟与古代女子的发型宿夕不梳头，丝发垂两肩。婉转郎身上，何处不可怜。－－－－子夜吴歌这首六朝乐府生动地勾画了一个晚妆初卸的江南女子的娇憨和她对情郎甜蜜的爱意。无意间也让人联想到“披肩”发型在体现青春妇女的容貌美上的效果。我以前不太注意古代妇女的发型，心里面想到的古代女子的发型不外两种：一种是看川戏，越剧，黄梅戏时云髻高翘的小姐型，或是轻挽小寰的丫环型。另一种是看京剧时的满头花钿，发髻并不高梳的发型。后来我知识多起来以后，才知道前者是明朝女子的发型，后者是清朝女子的打扮。再后来，知道多了一种“唐妆”。又有博洽君子告诉我，五十年代最著名的一套连环画《水浒传》里所绘人物的服饰很考究，是比照北宋张择端的写实名画《清明上河图》上的人物而来。我把小人书找来一看，里面的林冲夫人，潘金莲，潘巧云的发型果然同戏剧里的不一样。但我对历代女子发型的变迁，也就只有这些支离破碎的映象。去年夏天，和女儿一起参观了一个古代艺术的展览馆，才有幸遛览一遍古代青春女子发型的不同光谱。那个展览馆有一间画廊，叫住“历代女子服饰”。用一幅幅彩画把历朝女子自汉到清的服饰全部呈现在观众面前。我猜想画家作画时的依据是来自沈从文对古代服饰的研究，因为到目前为止，只有沈从文最全面地研究过中国古代的服饰。一直想借到沈从文先生的书来看，总是没有机会，现在算是间接地欣赏到他的研究成果了。我和女儿各方面都很默契，这次又在对各朝女子发式的审美上达到了高度的一致。为了不至于相互的观点有所影响，我们父女俩在看画前先来个约定。我们约定欣赏时不发声，不做表情给对方暗示。看完后把好看的和不好看的依次写在小纸上，然后拿来对比一下差异。对比结果完全一致。我们两人小组的发型评分的名次如下：汉，两晋，南朝，明，宋，五代，隋，唐，清，元。大出读者的意外吧？我想大概许多女士男士心目中的第一名是唐，可能会奇怪我们竟把唐放在倒数第三名上。且听我慢慢道来。我们把汉放在第一位，在于汉的发型自然大方，又不失古朴典雅。汉的发型有两种，一种完全和现代姑娘一样打扮的“披肩”，或戏称的“清汤挂面”；另一种是少妇的“马髻”式，即把青丝拢在一起，坠于肩下大约半尺长，头顶则插一两只金钗。想象一下，这马髻配在一个丰满的少妇身上，一定仪态万千。《后汉书．梁冀传》描述梁冀的妻子孙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坠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看来，孙寿的媚功真是了得。今天的攻关女子好好学学这段“媚经”，也考虑一下古为今用，坠坠马髻，在交际场中试试看几个男子能有挡住现代孙寿的定力？如果不考虑服装，汉代少女的打扮简直就和现在时髦姑娘一样。身上穿的衣服紧身，长袖，裙摆很大。优美，轻盈，配合起来显得飘飘欲仙，有随风而去的感觉。两晋和南朝之间，发型变化不大。晋代女子的发型从汉的古朴简洁一变而出现了头上梳上了两只发环，估计发环的直径有中等碗那么大。环的下边饰以簪花，环周围是蓬松的头发，余下的青丝仍然如汉一样，自然垂着，倒也风寰雾鬓，倬约可爱。我想象中《世说新语》里一尼姑描述的“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新玉映，自是闺房之秀”中的张玄之妹，就是那个顾家妇，云英待嫁之时，大约应该有此种发型，而王夫人－－谢道韫可能把头发拢成一马髻了。总之，六朝女子以发丰为美，《陈书》里的陈后主贵妃－－－－张丽华“发长七尺，鬓黑如漆，其光可鉴，．．．，容色端丽，．．．。宫中遥望，飘若神仙”，大约就是这种发型。隋和六朝的差别不大，只是发环增多，发饰也增多了，反而显得画蛇添足。唐朝女子的画像自然是标准的“丝路花雨”打扮，丰腴饱满，浓装艳抹。头上的中等大小的发髻上还耸立着两个发环，似乎云寰峨峨的样子。也许因为大部分头发拿去做发环和发髻去了，留到背后垂着的不多，巨大的头顶发饰，显得不平衡。服装外露的成分比历朝都多。本来想用一个“雍荣华贵”去形容她，可惜头顶部成分夸张得太多，未免有些俗艳。五代的发式大约是从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里取材来的。韩熙载大人是南唐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生活腐朽靡烂。夜夜笙歌，妓女如云，这种发式应该是当时妓女的样式。发环差不多快要消失了，马髻又冒了出来，唐朝的靡风还依＿＿＿＿＿＿＿＿＿＿＿＿＿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历史资料吧喜欢坠马髻，也喜欢垂髫双鬟．尤其是配上古装，一个明艳照人，柔媚依依的形象就出来了．恰似我们周易里的阴鱼，婉约，惹人怜爱．我国古代女子的发型和同时代其他国家相比，确实是一个很伟大创新．欧洲一律的卷发披肩，偶尔盘发在头．中亚，则是一袭长袍就把整个遮住了，透过她们的眼睛，你看不到她们发式，在新加坡杂文家尤金的眼里，有过中亚女子，把头发编成发辩．再来看，日本，头发弄成唐髻，找搬过去，却少了唐朝的雍容华贵．韩国也不用说了，看过大长今，明成皇后的都知道，普通女子头发一律往后梳，中央发际靠额头上，插个夹子样的东西，太突兀了．美州，澳洲就更不用说了，披发，辫子．至于非洲呢，非洲也爱遍辫子，有的还编很多，头上遍很多不说，脸上还喜欢划得华里糊西．不象我们的京剧脸谱，虽然抽象，却毫无章法，有碍观瞻，据说，画成那样是吓野兽，可见，真不是人看的．反观，我们中国古代女子，先秦两汉无论魏晋，一律显得轻柔娇媚，平添吴带当风的仙子感觉．唐代呢，发式纷呈，双环髻、高髻、盘桓髻、小髻、螺髻、中髻、三合髻等等。宋代崇尚高髻，有的高髻有30多厘米高。宋代还有一个特征，就是用金和银的装饰品做成蝉蝶的形状来装饰。宋徽宗在一首诗中写道：“头上宫花妆翡翠，宝蝉蝶珍视如飞 ”。据资料记载，宋代发型有：高髻、芭蕉髻、双环髻、朝天髻、双垂髻、正髻等。明代妇女的发式大多为高卷虚廊的样式，引发大多也饰以飘带，和谐美丽的发式与当时的宽衣大袖及富丽堂皇的建筑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清朝受到满族的影响比较大，并且沿袭了一些明朝发式的样式。清朝的贵族和满族的妇女大多梳一字头，也就是后来的大拉翅，参加典礼的时候两边还挂着大红髻，显得威风八面。清代普通妇女的发式，基本上沿习和发展了明代的发式。在光绪年间，妇女都喜欢在额旁挽一个螺髻，如蚌圆珠称之为珠蚌头。为了区分年龄，还把刘海分为前刘海、后刘海等等，而且当时的妇女都很喜欢戴花，南方人甚至把鲜花插满了发髻的四周。总之，把一头秀发，弄得这样千变万化，姿态美妙，真是不能不佩服古代的中国女子的智慧．
其实你看到的女子头发不是那个年代的,你看到书上写的也不是那个年代人人都做的.你看到的是现代人的审美观,是现代人自己的发型.书上写的是一些文人的修饰,那里有什么"千变万化，姿态美妙",更不用"佩服古代的中国女子的智慧".这是现代人和文人的智慧.
普通话对英语语音的迁移作用摘 要： 本文在论述语言迁移理论本质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迁移的因素，对汉英两种语言对比，从音素、音位、声调/语调语言、重音和节奏等层面分析了普通话对英语学习的负迁移作用，以便更好地帮助学生克服普通话的负迁移影响，促进英语语音的学习。关键词： 普通话；英语语音；语言迁移；对比研究The Transferring Effect of Mandarin on English PhoneticsLin Yuhang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Z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01021225Abstract: This paper is meant to help the Chinese English-learners to overcome the negative phonetic transfer and promote the study of English phonetics by dealing with language transfer theories, analyzing the factors affecting language transfer,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some phonetic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such as phone, phoneme, tone/intonation language, stress and words: Mandarin; English phonetics; language transfer; comparative analysis语音过关是英语学习的关键，同时也是难点。然而，外语界对语音教学问题的探讨却明显少于其他领域，这难免有些“避重就轻”之嫌。将英汉两种语音进行对比研究，对比教学，不失为一种良策，如张凤桐教授编著的《英国英语语音学和音系学》就是按照这一指导思想编写的教材。对比研究的理论基础是语言迁移，同时，对比研究和教学是正视语言迁移作用的科学方法和手段。然而就在将两种语音进行对比教学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例如“普通话好，英语语音就好”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这一说法过分夸大了语际间的正迁移作用，而忽略了负迁移作用。应该说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语言,虽然各种语言有其相通的一面,但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特有的语音体系,并有自己独特的发音规律。要全面正确地了解普通话对英语语音的迁移作用，就应该在认识语言迁移的本质和产生语言迁移因素的基础之上，将英汉语音、音位相关的方面作科学的对比研究。一、 语言迁移概念及其实质奥苏伯尔的认知结构迁移理论代表从认知的观点来解释迁移的一种主流倾向,然后有符号性图式理论、产生式理论、结构匹配理论与情境性理论等迁移理论。根据奥苏伯尔的认知结构迁移理论，“迁移是一种认知活动，体现了个体主动的心理加工过程”[1]。但也存在分歧，一些研究者着眼于各理论在更高层次上的概括,将迁移概括为“一种学习中习得的经验对其他学习的影响，是新旧经验的整合过程”[2]，这种整合过程可以通过同化、顺应与重组三种方式实现，其实质是原有认知结构与新学习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迁移(transfer)作为一个心理术语,是指已获得的指示、技能、方法等对学习新知识、技能的影响。迁移是人类认知的一个普遍特征。在外语学习中,迁移“指的是人们已经掌握的知识在新的学习环境中发挥作用的心理过程”[3],主要是母语及母语学习经历对学习新语言的影响。语言迁移可分为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和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如果某个外语结构在母语中有对应结构,或母语对外语的学习起促进作用,在学习中就会出现正迁移现象。但是如果某个结构在母语中没有对应的结构,或者两种语言中的对应结构有差异,也就是说,母语对外语的学习起干扰或抑制作用,就会产生反面的迁移,从而影响外语的学习,这就是学习中的负迁移现象。系统的语言迁移研究可追溯到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语言学家弗赖伊斯()和雷多()。他们从斯金娜()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出发,认为“学习是刺激与反应的强化,是习惯的形成,是新旧知识的联结。因而在外语学习中,母语这种先前语言学习的习惯会对新的外语学习产生迁移作用”[4]。基于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外语学习的主要困难是由两种语言的差异引起的,学习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出并克服这种差异”[4],据此他们提出了对比分析假说(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即“将学习者的母语(mother tongue/native language)与目标语(target language)进行各方面的比较分析,找出两者的差异,解释或预测外语学习中已经或将要出现的困难与错误,并以此为指导教材的编写和教学活动。”[4]20世纪60年代末,乔姆斯基提出了语言习得机制(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假说和普遍语法 (universal grammar)理论。他认为：“人类语言结构存在着普遍性(language/linguistic universals),这种语言的普遍性反映了人类的经验过程,反映了人类获得新知识能力的普遍性”[5]。也就是说,人类生来就有自然学习语言的能力,它植根于人的内在机制,即语言习得机制。格林伯格( )通过对跨语言调查(cross-linguistic surveys)特别是对语序的分析来研究和证明语言的普遍性。总之,无论是强调母语迁移作用的对比分析假说,还是强调人类语言的普遍性而忽视母语迁移现象的普遍语法理论,都从不同的方面说明了正是各种语言具有一定的共性,母语才会对外语学习产生积极影响的正迁移作用,同时每种语言所具有的特殊性又使母语迁移对外语学习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即负迁移。二、语言迁移产生的因素语言迁移绝非简单的母语与外语或第二语言间的迁移，也不是两种语言间的相似性或共同性就能决定迁移的程度。相反，它涉及各种不同类型的迁移，也涉及不同的主客观因素。任何迁移形式的产生都受到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影响英语语音学习迁移的因素很多，包括学习材料间的共同因素、对材料的理解程度、知识经验的概括水平、定势作用、认知结构的清晰性和稳定性及知识的运用等。奥苏伯尔认为，认知结构的3个变量影响新的学习或迁移的发生。认知结构即学生头脑中的知识结构，从广义上讲，它是学生已有观念的全部内容及其组织；从狭义上讲，它是学生在某一特殊领域中的观念的全部内容及其组织。认知结构变量就是学习者应用他的原有知识同化新知识时，原有认知结构在内容和组织方面的特征。影响陈述性知识迁移的变量是：可利用性、可辨别性和稳定性。此外，有学者认为以下问题与语言迁移密切相关。首先，情境特征引起的关注。情境包括最初的学习情境和后来的迁移情境，两种情境是否相似影响迁移水平。研究发现，物理的和社会的场景也是整个学习中重要的、有意义的组成部分。不同的场景或情境，其学习与迁移可能不同。因此，真实的英语学习情境，如外语角等，有助于将学得的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迁移到实际情境中去。其次，强调迁移的主动性与通达性。通达体现了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意味着学习者可在迁移机会出现时，顺利地提取有关的经验或可利用的资源。有效的学习者有强烈的内部动机来调节自己的语言学习活动，如主动识别先前的语言学习与目前任务的相关性，识别恰当的语言使用和语言迁移情境，主动提取可利用的资源等，这些都是语言迁移产生的必要条件。三、 对比研究中普通话对英语语音的迁移作用对比研究是建立在美国学者雷多（R. Lado） 1957年提出的“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基础上的一种语言分析方法。雷多的对比研究是一种在语音、语法和文化层次上对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进行严格的、逐一比较的体系。该对比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焦点是语言迁移。语言的对比研究有助于人们认识语言间的区别和联系。李庭芗先生指出,“英、汉语在语音方面有哪些相同和相异的地方,是每个英语教师所必须了解的。英、汉对比的知识能帮助教师根据英、汉语的异同,预见学生在学习中的难点和重点,从而在教学方法上采取相应措施,以提高英语教学的质量”[6]。要学好英语语音,首先要了解哪些音是汉语中没有的,哪些音容易受汉语语音的干扰,英、汉语音之间怎样互相干扰的。普通话学习者在英语语音学习中产生的迁移，虽然不完全是具体知识的迁移，却是普通话发音习惯、发音部位的迁移，也是一种发音技能的迁移。对两者进行音素（phone）、音位（phoneme）及音节（syllable）等方面作系统的对比研究，无疑会促进找准正迁移作用的条件，而减少负迁移产生的干扰，有助于英语语音的学习。语音的最小单位是音素，但是在言语交际中能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是音位。音位分为音段音位（segmental phonemes）和超音段音位（super-segmental phonemes）两种，前者包括元音、辅音，元音与辅音、辅音与音在词中的组合，即音位组合或音节；后者则指重音（stress），音程（length）,节奏（rhythm），音调（tone），语调（intonation）及音渡（juncture）等。以下是两种语言音位的对比分析和迁移作用的情况:1. 元音、辅音和声母和韵母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的英语有20个元音、28个辅音。英语的音位是区别词义的最小单位。属于汉藏语系汉语的音位和英语一样，也是区别词义的最小单位。普通话是汉语的代表语言，有辅音音位，即声母22个，韵母31个。声母一般位于音节的开头，韵母是声母后的一部分，一般由元音或元音加辅音/n、n^/构成，如/B、o、Bi、en、uBn^/等韵母。英语元音分为单元音和双元音；普通话的元音分为单韵母和复韵母。英语的单元音数量比普通话的单韵母要多，而且分得细。普通话里只有6个单韵母；英语有12个单元音，而且分为前、中、后元音。其中/I、U、e、A、Q/等单元音在普通话中找不到近似的音，很难说普通话说得好的人一定就能发好这些音和包含这些音位的单词和句子。而在普通话中 能找到的近似音如/i、u/，前者发音的舌位比英语更靠前，后者则更靠后[7]。另外，普通话的复韵母/ei、Bi、Bo、ou/和英语的双元音/eI、aI、au、EU/虽都以强元音为主，向弱元音方向滑动。但是，普通话滑动较快，而且并没有达到弱元音的位置，念起来两音浑然一体；英语的双元音滑动较明显，两者相对独立，普通话较好的人很容易将like误念成/lak/或/lek/。值得注意的是两者在发音的部位和口形上都存在差异。发复韵母/ei、Bi、Bo、ou/的口形张得小于发双元音/eI、aI、aU、[U/，但舌位略靠后[7]。当然，能掌握汉语中的渐强复韵母，如/iB、ie、uB、uo/的学习者更容易发好英语中的双元音/I[、Z[、U[/。普通话和英语里都有三元音，其发音方法各不相同：发普通话三元音的方法是由弱到强，再由强到弱，中间的元音紧张度强，形成一个音节，如/iBo、uBi、ioU、iBo/等；英语的三元音由双元音加/[/组成，但不是出现在同一个音节里，其发音方法是由强到弱，再由弱到次强。普通话和英语的辅音音位也存在异同。英语的辅音多数是清浊成对的，如 /p、b/，/t、d/，/k、g/等；而普通话的辅音多数分为送气和不送气的清辅音，如/p、b、t、d、k、g、j、q、x、zh、ch、sh、z、c、s/等，浊辅音只有/r、m、n、l、ng/5个。汉语的送气和不送气区别意义；英语的清浊可以区别词义，影响元音的长度和同化相邻的辅音，如/lIt/中的/I/就发得比/lId/中的/I/短促，浊音能延长前面带的元音。又如元音/R：/在 caw，cord，caught三个单词中的音程不同，在caw中发音最长，在cord中次之，caught中则最短。此外，英语中的辅音根据所处的位置不同和所连接的音位的关系，产生音位变体（allophone）。如音位/t/在不同的发音环境中，它的发音是不一样的，在top中是送气的（aspirated）；在stop中是不送气的（unaspirated）；在certain中是鼻腔爆破（nasalized plosive）；在little中是舌边爆破（lateral plosive）；在that kid中是不完全爆破（incomplete plosive）；在that day中是失去爆破（loss of plosive）。这些现象是英语中特有的，普通话再好，如果没有具备该语音知识，也学不好英语语音。诚然，普通话语音系统中的一些音位与英语的某些音位无大差别。比如，鼻辅音（nasal）在两种语音系统中构成一个自然类，可以用同样的区别特征加以描述，/m/，/n/，/N/可分别描述为〔＋辅音性，＋鼻音性，－后部性，＋双唇性〕；〔＋辅音性，＋鼻音性，－后部性，＋齿龈性〕；〔＋辅音性，＋鼻音性，＋后部性，＋软颚性〕。能发好普通话鼻辅音的学习者，语言的正迁移作用就能让他正确发好英语的鼻辅音。但学习者更应关注的那些和普通话发音的部位和方法有差异的近似音和汉语中根本没有的音位，如／W、T／，／F、V／，／tF、dV／等，不管普通话说得多地道的学习者，不加强练习，也不容易发好齿摩擦音（dental fricative）／W、T／，颚龈摩擦音（palato-alveolar fricative）／F、V／和颚龈塞擦音（palato-alveolar affricate）／tF、dV／。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下辅音在普通话和英语中的不同描述：／s、z／在英语中为齿龈摩擦音（alveolar fricative）；在汉语中前者为齿摩擦音（dental fricative），后者为齿塞擦音（dental affricate）。／h／在英语中为喉擦音（glottal fricative）；在汉语中为软颚摩擦音（velar fricative）。／r／在英语中为无摩擦延续音（approximate）；在汉语中为卷舌摩擦音（retroflex fricative）[7]。2．音位组合—音节对比音节既是语音学中的一个概念，也是音位学中的重要概念。对音节的定义说法不一。就其结构而言，“音节是由一个或一系列音位构成的语音结构”[7]（P20）。音节通常由起音（onset），领音（peak）和收音（coda）构成，领音一般是元音（vowel），起音和收音常常是辅音（consonant）。英语音节构成形态要比普通话音节构成复杂得多。具体形态如下：英语音节：V－VV－VVV－CV－CVV－CVVV－VC－ VCC－CCVV－CVC－CVVC－CCV－VCCC－CCVC－CC CVC－CCCVVCC－CCCV－CCVVC－CCVVCC－CCVCC C－CCVCCCC－CVCC－CVCCC－CVCCCC汉语音节：V－VV－VVV－CV－CVV－CVVV－VC－CVC－ CVVC从以上对比中可看出，普通话的音节结构比较简单，通常是单辅音加元音；英语音节的首、尾常常出现辅音群（consonant clusters）如 must tempt texts thousandths等。换言之，普通话中只有单辅音型的音节，没有辅音群型的音节。辅音群型的音节成为中国学习者，包括能说标准普通话学习者的语音难点。学习者习惯于在读英语辅音群中夹带元音，如把green念成/^[ri:n/。另外升调时容易从词尾的辅音开始,试图把它拉的很长,因而很费力,发出的音也很不规范。这是因为汉语的音节除/n/和/ng/两个鼻辅音外,都以元音结尾,即为开音节,而且节峰前最多只有一个辅音；而英语的音节节峰前最多可有三个辅音,如/sprIt/等,而节峰后最多可有四个。由于两种语言的音节系统不同,学生易将汉语的音节特征转移到英语学习中。3．语调语言(intonation language)和声调语言(tone language)汉语中的每一个字(或音节)都有一个区分字义作用的声调, 如/mā/妈，/má/麻，/mǎ/马，/mà/骂，/mB/吗,语音学家称汉语为声调语言；然而在英语中,单词的音调不改变它的词义,如book/buk/在读成平调、升调或降调时始终是“书”的意思,但英语的单词被用于句子时,就要赋予它一定的语调,来表达说话者的态度、语气等,这种语调的核心一般放在语句的末尾,所以语音学家把英语叫做语调语言。如:This is your↘seat.句未的降调表示肯定的语气,但 This is your ↗seat?表示疑问的口吻,以求取得对方的证实。汉语句子的语调也常常落在句未的重读字上,但由于这个重读字本身又有固定的声调,其实际语调必然受到该字本身的声调和所需语调的共同影响,即在原来字调的基础上,按所需语调去稍加调制、改变,使它既不完全失去原来的声调,又符合所需语调的要求。如:“这是我的球↘。”句中的“球”字本身是升调(阳平),而句末要求用降调,实际话语中只能采取折衷的办法,把“球”字的升调上升幅度减少一些。又如:“你的书↗,还是他的？”句中“书”字原本是高平调(阴平),而句子中间需要升调,语言实践中只能是把“书”字在原来的高平调后面接着稍微升高一些,成为高平调加升调。可见,由于汉语语调受字调的限制,升降规则比英语复杂,升降的幅度也要小。中国学生由于受汉语的这种声调、语调的负迁移影响,讲英语时往往语调平平,抑扬不太分明,升降起伏较小,很难学会英语那种梯级下降型的语调。近年来,语音学家趋向于更加强调英语语调的重要性,认为元音辅音是英语本身,而语调是英语的灵魂。假如元音辅音念得很准,而语调不对,听起来就不像英语。相反,假如元音辅音读得有些毛病,但语调正确,听起来还像英语。既然英语语调这样重要,那么我们要学好英语就必须注意汉语和英语在语调上的区别,努力在说英语时克服汉语语调的影响,勤学苦练,逐步掌握英语语调。4．其他语音方面的负迁移英语单词没有辨义的声调,重音是重要的语音要素,有区别词义的作用，如：´converse(名词,相反的事务),con´verse(动词,交谈)。在汉语词组中起辨义作用的是声调而不是重音,声调比重音在话语中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除词尾含有虚词的词组(如桌子、木头等)和个别词组(如爸爸、妈妈等)外,大部分词组中的每个字都读成同样的轻重程度,如教师、电话、汽车、天气等。这种母语特点迁移到英语学习中,常常使初学者读多音节英语单词是重读、轻读音节不明甚至重音错位,如把´diligent读成´di´li´gent,di´ligent或dili´gent。在节奏和韵律方面,汉英之间的差别也很大。汉语是以音节(字)为计时单位的,而英语则以重音为计时单位的。汉语中,音节(字)的数目是韵律的基础,除了一些助词念得较快较含糊外,一般每个字所占用的时间大致相等,读得也清清楚楚。例如古诗中总是根据每行的字数来决定它的韵律或节奏,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即使音节(字)有思想表达上所需的轻重之分,也不像英语那么明显、分明,所以,一般字较多的一句话所占用的时间,要比字较少的一句话占用的时间长，如“他有汽车。”和“他有一辆上海产的汽车。”但在英语中,重音和轻音是交替出现的,而重读音节才是节奏的基础、主体。重读音节总是声调较高,响度较大,发音清楚,所占时间较长；而轻读音节则声调较低,响度小,读得快而含糊,所占时间较短。所以,重音与重音之间总是保持大致相等的实际距离。重音之间的轻读音节越多,就读得越快越含糊。如:“Ann ´found the ´book she ´lost at ´last.”和“E´lizabeth ´found the ´article she was ´studying at the ´library.”前一个句子有8个音节,后一句却有19个音节,但两个句子同样只有5个重读音节。为了保持每两个重读音节之间所用时间大致相等,重读音节之间的轻读音节所占用的时间就不完全相同。后句话中,第一和第二个重读音节之间,第二和第三个重读音节之间分别由2个和1个轻读音节,而第三和第四个重读音节之间,第四和第五个重读音节之间各有4个轻读音节,为了保持5个重读音节之间大致相等的时间距离,第三至第五重读音节之间的轻读音节就要读得轻而快。中国学生对英语的这一特点较难把握,往往是按汉语习惯把每个音节(字)说得都很清楚,而不习惯把几个轻读音节压缩在一起,快速而含糊地读出来,因而听起来不是很自然。另外,在音节的衔接(juncture)方面,英语有汉语中所没有的连读(liaison)现象,也会给初学者带来一定的困难。在英语学习中,许多人可以发好一个单词的音,却说不出流畅、连贯的句子；能听懂英语单词,却听不懂连贯的句子。这种现象,我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没有掌握好英语中的连读。英语中有许多词是以辅音结尾的,在与紧接他们后面的一个词词首的元音连起来念,就产生了连读现象。但实际上汉语中也存在这种连读,只是我们平常没有意识到。汉语的连读一般出现在感叹句中,如:我的天哪! Wo de tiBn B好苦哇! HBo ku B然而汉语的连读范围不像英语连读现象那么普遍,而且大多数字以韵母结尾,使连读受到很大限制,所以学生在碰到英语连读时就会感到非常困难,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学生的听力发展。同化现象也是英语中最常见的一种音变现象,在连贯的说话或朗读中,音与音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很自然的。其实,在汉语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如:面包 miBn-bBo → miBm-bBo难免 nBn-miBn → nBm-miBn这里的“面”和“难”都以/n/结尾,但因为受后面音/b/和/m/(双唇音)的影响,因此,“面”、“难”后面的/n/音就同化为双唇音/m/了。音渡指语音结构中两个音段界限之间的停顿过渡。普通话和英语两种语言中，音渡都有辨义功能，普通话好的学习者，一般能够注意英语音渡，但要完全掌握，仍然需要大量实践。四、结束语普通话和英语在发音的特征与规律、音位的数量与性质等方面都存在异同，而且差异性大于相似性，在二者相似性较强的方面，正迁移作用较为明显；二者差异表现明显的方面，负迁移作用却占了上风。既然普通话在英语语音学习中有“正迁移”和“负迁移”两方面的双重作用,因此,在英语语音教学中教师应与学生一起,尽量克服普通话对英语语音学习的干扰,促进普通话对英语语音学习的积极作用。在教学中教师帮助学生克服干扰时要突出要害,使学生深刻理解两种语言在发音方法以及语言表达方式上的异同。根据对比分析的理论观点,通过描写、选择、对比、预测对比分析的步骤,对普通话和英语进行科学的结构分析,找出两者之间的区别,以及区别程度的大小。通过这种有意识地对英汉语音系统进行对比分析,帮助学生做出有意义的概括,培养学生英汉语音系统差异的敏感性。正如吕淑湘在《中国人学英语》一文中指出:对于中国学生最有用的帮助就是让他认识英语和汉语的差别,对每一个具体问题,都尽可能用汉语的情况来跟英语作比较,让他通过这种比较得到更深刻的体会。中国学生必须认识到汉语、英语的差异,警惕汉语的干扰,尽量在英语学习中克服,避免汉语的干扰,这样才能更有效全面地学习英语。通过以上的讨论，很难说普通话好的学习者，英语语音就一定好；也不能说普通话不好的学习者英语语音就一定不好。影响英语语音学习迁移的因素很多，包括普通话和英语之间的异同因素、个体对异同因素的理解程度、知识经验的概括水平。此外，情境也参与迁移活动；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个体特征等都是语言迁移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普通话对英语语音的迁移作用绝非是单一的，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似性也不能决定迁移的程度，它涉及多种不同的主客观影响因素，应综合考虑。孤立地研究某一因素或某一类型的迁移，不利于真正揭示迁移的本质，对英语语音学习也无实质性的助益。普通话好，只能说从语言学习的态度、方法等方面具备了发生语言迁移的可能性，但是否能克服语言负迁移的影响，真正发挥语言正迁移的作用于英语学习，还需要学习者发挥主体作用，了解一定的英语语音、音位理论知识，按照英语的语音、音位规律，掌握发音技巧，通过大量的训练，才能有较好的英语语音，说地道的英语。参考文献：1. D． .Educational Psychology：A Cognitive View〔M〕．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68．2. 冯忠良.结构—定向教学的理论（上）[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3. 蒋祖康.第二语言习得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Linguistic Across Culture[M].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Syntactic Structure[M].The Huge:Mouton,. 李庭芗.英语教学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凤桐.英国英语语音学和音系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8. 秦秀白.英语通论[M].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1988．
。。。 飘过
为了弄清楚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关系，很多人通过各种途径去寻找答案。希望能搞清楚这个国民生活中最基本的语言问题，希望能得到一个清晰的关于普通话和北京话的概念。事实上，普通话是不是北京话呢？这一点历史会告诉我们答案，因为普通话不是凭空出世的，它也是跟世界上其它所有语言一样，是从原始的语言一步一步地进化成长起来的。[普通话的定义]根据举世公认的普通话的定义，普通话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现代白话文为规范语法的语言。但是，这个定义真的是那么铁定地正确吗？对这个定义，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反证去验证它的科学准确性。如果这个定义是正确的，那么，它反过来也应该是正确的，就是说，根据普通话的定义，用纯正的北京口音，以纯正的北方方言词汇，以标准的现代白话文语法说出来的必然就是普通话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完全依照普通话定义中的严格标准说出来的却仍然不是普通话！就是说，用纯正的北京口音，以纯正的北方方言词汇，以标准的现代白话文语法说出来的仍然不是普通话！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用标准的现代汉语白话文的语法说出来的话一样不等于是普通话。这一点是任何人都可以验证的，这就是事实。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普通话的定义不够严谨。那么，普通话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重新去思考。这是普通话的定义给中国国民的一个困惑，有了这样的一个困惑，重新审定普通话到底是什么就应该了。[普通话语民史的考证]从语音考证上来看，有语音记录的标准普通话可以考证到清朝末年的爱新觉罗.溥仪，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记录片,里面有对溥仪的质问,他说的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而不是老北京话。那么，普通话设计出来的时间应该是在溥仪生活年代之前。从记录的考证上看，以下的资料也可以证明普通话设计出来在清朝末年之前：可以考证的普通话的历史：“国语”一词是清朝末年提出来的。吴汝纶被认为是最早提到国语这个名称的学者。1909年（宣统元年），资政院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定名为“国语”。同年，清朝==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1910年，江谦再次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中提出“用合声字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的主张。1911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民国成立后，1913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读音统一会”，确定了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1919年9月编辑出版了《国音字典》。由于《国音字典》语音标准与北京语音标准产生的矛盾，1920年爆发了“京国之争 ”。南京高师英文科主任张士一1920年发表《国语统一问题》，认为注音字母连同国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承认国音，主张以北京音为国音标准，响应者众。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并开始在学校推广。1919年4月21曰，北洋==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1928年国民==改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1932年5月，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55年后采用“普通话”一词取代“国语”。“普通话”一词在清末就已被一些语言学者使用，据考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黎锦熙、瞿秋白、鲁迅等陆续对“普通话”有过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表示尊重，避免“国语”这个名称可能引起的误解，1955年10月相继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定名为“普通话”，并确定了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其中“普通”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说：“汉民族共同语早已存在，现在定名为普通话，需进一步规范，确定标准。这种事实上已经逐渐形成的汉民族共同语是什么呢？这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为简便起见，这种民族共同语也可以就叫普通话。”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这些考证说明了普通话的出现是在清朝末年或者更远的时代，然而，凭当时中国的语音理论水平和白话文发展水平都与普通话的定义不相符。根据当时这样的理论水平如何能设计出普通话定义中的那种语言来？假设普通话是被设计出来的，则普通话必然会有具体把它设计出来的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然而普通话到底是谁设计出来的始终没有一个说法。而普通话是自然语言而不是人工语言，这一点已经是全世界的共识，而作为自然语言的语民，条条证据都指向满清的统治者――满族人。[基本思路]为什么说普通话是“满人学说的汉语”而不是“受满语影响而形成的汉语”？要点如下：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话”、中华民国的“国语”和满清的“国语”是同一口音的一种语言而不是不同的*语种*；2，满清的“国语”的最纯正的口音是满族人――中国的统治者群体的口音，满族人是满清“国语”的正统语民；3，满语是满族人入关以前的主要语言，满语是满族人的母语，满人母语的更替说明，满清的“国语”是满族人学习而会说的汉语。实际上，要论证普通话是什么语种，最重要的应该是判断普通话的语民而不是普通话语音特征。[400年前的北京话：下江官话]北京自建城以来经历过了许多个朝代的变迁，自古以来北京话有过多少变化？如何变化？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真正考证过。从历史上讲，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从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马窦曾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当时的北京话，这些记录至今尚保存着。从利的记录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当时的北京话是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的语言。这说明了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普通话，因为无论北京话还是普通话都不具备这些特征。同时也说明了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历史都超不过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话是明朝的官话（考证为下江官话？）。利马窦的记录同时也彻底否定了所谓的入声在明代以前就已经消失的谎言。[北京出现第二语言：满语]满人入关进驻北京后，为了社区的安全及其它的政治目的，满人把紫禁城周围10里之内的汉人全部赶走而专属满人居住，这个范围称为北京的内城，而10里之外称为外城。于是，北京城出现了两个社群：满人社群和汉人社群，这是阶级、语言和居住地域等都十分分明的两个社群，北京城也就出现了两种语言：明朝官话和满语。任何语言都是跟人群一体的，当时北京的两种语言的地域差别是：内城说满话，外城说明朝官话。[满语的分化――满式汉语]我们分析一种语言以及这种语言的表达对象，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语言学基本定理：语言与社会实践相一致。是社会实践决定语言而不是语言决定社会实践，就是说，一种语言有一种说法就必然有这种说法所表达的那种生活实践。打个比方，比如“椰子”这个词，如果满族人的满语中有“椰子”这个词，则满族人所生活的那种生活实践中必然有“椰子”这个果子的存在。在统治中国之前，满族人是一个北方的游牧山林民族，他们的生活环境是跟中原的生活环境完全不一样的，满语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形成的，并且是历史短暂的，而且满族人的生活历史也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象中华几千年的那种发达的科技和艺术高级社会实践。这就决定了满语不具备表达中国境内生活实践和中华文化的能力。由于满语是一种北方民族的语言，满人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局限了满语的成熟水平。可以说，满语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不论它的发音、词汇以及语法等都十分的原始和不成熟，。对刚刚取得对中国统治权的满族人来说，即使在北京，满语也难以满足曰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北京的动植物、建筑、曰常用品等很多东西都是满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这些东西用满语都很难描述和交流。在满人和汉人之间是这样，在满人跟满人之间也同样无法把曰常生活所碰到的东西表达清楚，至于象汉人的建筑工程用语、艺术语言、医学及其它科技用语等高级语言使用则更加无法表达，当时的形势是满语在北京面临无法交流的危机。面对有几千年历史的千锤百炼而成的汉语，满人虽然夺取了中国的政权，然而其语言却难以胜任统治中国的使命。但是满人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却不得不面对要使用语言的生活政治现实。小至为了自己曰常生活的表达，大至为了统治中国的政治需要，满人都迫切需要一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周围生活的语言。改造满语已经是来不及了，满人除了学习和模仿汉语之外别无他法，因此，套用北京汉人的语言（包括词汇和语音）成了唯一的选择，于是第三种北京话出现了――满人学讲的蹩脚汉语（暂且把这种语言叫做满式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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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关于磁学的知识相当丰富。我们祖先对磁的认识，最初是从冶铁业开始的。古籍中记载了很多有关磁学知识。磁与电有本质上的联系。古代对于某些静电现象的记载，如摩擦起电、地光与极光的电磁现象等，这恰恰是和磁现象相并列的。在我国古代，大约在春秋末期成书的《管子•地教篇》、战国时期的《鬼谷子》、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等，都曾记述了天然磁石及其吸铁现象，还记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指南针“司南”。
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自觉功绩可以与三皇五帝相比。他嫌都城咸阳的宫室太小，不足以展现自己君临天下的威仪，就在公元前212年，下令在王家园囿上林苑所在的渭河之南、皂河之西，建造规模庞大的宫殿群落阿房宫。
相传当年秦始皇在建造阿房宫北阙门时，令能工巧匠们“累磁石为之”，故称“磁石门”。磁石门运用了“磁石召铁”的原理，类似现代的安全检查门。
磁石门的作用，一是为了防止行刺者，在入门时以磁石的吸铁性能使隐甲怀刃者不能通过；二是为了向“四夷朝者”显示神奇，使其惊恐却步，不敢有异心，故也称“却胡门”。
磁石门的营造，反映了秦国高超的科学技术水平。这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尚属首创，可以算得上是世界科技史上的一大创举。
其实远在2000多年前，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就开始同磁打交道。人们在同磁石不断接触中，逐渐了解到它的某些特性，并且利用这些特性来为人类服务。
古人在寻找铁矿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磁铁矿，就是磁石。我国古籍中关于磁石的最早记载，是在《管子•地教篇》中：“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古代人把磁石的吸铁特性比作母子相恋，认为“石，铁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因此，汉代初期，都是把“磁石”写成“慈石”。对于磁石吸铁这一问题，宋代道士陈显微和道教学者俞琰曾经作过探讨，认为磁石所以吸铁，是有它们本身内部的原因，是由铁和磁石之间内在的“气”的联系决定的，是“神与气合”使然。
明代末期地理学家刘献廷在他的《广阳杂记》一书中也认为，磁石吸铁是由于它们之间具有“隔碍潜通”的特性。刘献廷还把铁的磁屏蔽作用理解为“自然之理”。
这种力图用自然界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平，也只能作出这样解释。
我国古代还把磁石吸铁性应用于生产上。清代乾隆年间进士朱琰著的《A说》记有古代烧白瓷器的时候，用磁石过滤釉水中的铁屑。因为素瓷如果沾有铁屑，烧成后就会有黑斑。
磁石也应用于医疗上，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宋代的人用磁石吸铁作用来进行某种外科手术，如在眼里或口里吸收某些细小的铁质异物。这在现代已经发展为一种专门的磁性疗法，对关节炎等疾病显示出良好的疗效。
我国关于地球磁场可以磁化铁物的记载，也见于一些著作中。如明代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卷8《指南说》的注中引滕揖的话：“铁条长而均者，悬之亦指南。”
磁偏角、磁倾角和地磁场的水平分量称作“地磁三要素”。欧洲人对磁偏角的发现是在哥伦布海上探险途中的1492年，磁倾角的发现还要晚一些。而我国对磁偏角、磁倾角的发现都要早得多。
北宋时期官修军事著作《武经总要》所记述的制指南针法，是包含有一定的地磁学知识的。甚至有关磁倾角的知识也反映在这种磁化法中。既然指南针在磁化过程中要北端向下倾斜，这就隐含着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有个倾角的存在。
至今所发现的有关磁偏角的比较权威的文献记载，是北宋时期沈括的《梦溪笔谈》。
沈括在磁学上的贡献有如下3点：一是给出了人工磁化方法，二是在历史上第一次指出了地磁场存在磁偏角，三是讨论了指南针的4种装置方法，为航海用指南针的制造奠定了基础。另外，沈括对大气中的光、电现象也进行了研究。
从后来的地磁学发展知道，磁偏角是随地点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同一地点的磁偏角大小又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变。这些变化是由于地磁极不断变动所致。
至南宋时期，磁偏角因地而异的情况有了更明确的记载，并且被应用到堪舆罗盘上。
至元明清时期，堪舆罗盘也都设有缝针，而且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所制的罗盘的缝针方位也都不一致。这可以看成是我国古代关于偏角因时、地而变化的原始记录。
在物理学上，磁与电有着本质上的联系。我国古人把磁现象与静电现象联系在一起，并且统一地归结为“气”，是有意义的。后来人们对于静电吸力的观察更加深入了，发现了一些特别的情况。
比如三国时期，人们已经知道“琥珀不取腐芥”。“琥珀”是一种树脂化石，绝缘性能很好，经过摩擦后就能吸引轻小物品。这个现象，汉代以来就为人们所熟知。
“腐芥”是指腐烂了的芥籽，必定满含水分，因而具有黏性，容易粘着别的物体上，难以吸动。
另外，腐芥上蒸发出水气使周围空气以及和它接触的桌面都潮湿，以致易于导电。当腐芥接近带电体，因感应而产生的电荷，容易为周围的潮湿空气传走，所以静电吸力一定很小。
可见“琥珀不取腐芥”不但是事实，而且是符合电学原理的，也是人们深入观察研究摩擦起电现象所得到的一个结论。
古人认为，琥珀经过人手的摩擦，容易起电，才是真的琥珀。可见，古人已经知道以是否具有明显的静电性质，作为鉴别真假琥珀的标准，这是初步的电学知识的实际应用。
摩擦起电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发生火星，并伴随轻微的声响。这种称为“电致发光”的现象，在古代也时有发现与记录。
晋代张华《博物志》记载：“今人梳头、脱着衣时，有随梳、解结有光者，也有咤声。”这里记载了两个现象，一个是梳子和头发摩擦起电，另一个是外衣和不同原料的内衣摩擦起电。
古代的梳子，有漆木、骨质或角质的，它们和头发摩擦是很容易起电的；丝绸、毛皮之类的衣料，互相摩擦也容易起电。当天气干燥，摩擦强烈时，确实能有火星与声响。
当然这火星与声响是十分微弱的，古人能觉察到，说明十分仔细、认真。
古代观察到的电磁现象，比较有代表性的除了雷电以外就是地光与极光。
我国古代关于地光的记载，以各地方志里为最多，例如：《成都志》记载，293年2月4日，成都发生地震之前，“有火光入地”；《正德实录》记载，1513年12月30日，四川“有火轮见空中，声如雷，次日戊戌地震”；《颍上县志》记载，1652年3月24日，安徽颍上地震发生时，“红光遍邑”等。
所有这些文字里的“火光”、“火轮”、“红光”等都是古人形容地光的名词。
上述这些记载是如此确切、生动，它们是科学史上极其珍贵的资料。它们的意义在于地光能够反映岩层的活动，和地震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尤其是有助于临震预报。
极光分为北极光和南极光。我国地处北半球，故只能看到北极光。高纬度地区看到极光的机会比较多，但在中低纬度地区偶尔也可以看到，不过亮度要弱得多。
一般认为极光的原因在于：太阳发射出来的无数带电粒子受到地球磁场的作用，运动方向发生改变，它们沿着地球磁力线降落到南、北磁极附近的高空层，并以高速钻入大气层，这些带电粒子跟大气中的分子、原子碰撞，致使大气处于电离并发光，这就是极光。
各种原子发出不同的色光，所以极光呈现五彩缤纷的颜色，一般为黄绿色，但也有白色、红色、蓝色、灰紫色，或者兼而有之。
我国古代关于极光的记载很早。远在几千年前传说的黄帝时期曾出现过“大电光绕北斗枢星”。
战国时期的《竹书纪年》记录了大约发生在公元前950年的一次极光：“周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描述了极光的时刻、方位和光色，是我国最早而翔实的极光记载，比西方早了600多年。我国古代关于极光的记载是很丰富的。当时没有极光的名称，而是根据各种极光现象的形状、大小、动静、变化、颜色等分别加以称谓。
这种分类命名法，最早见于《史记•天官书》，可见至少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极光是研究日地关系的一项重要课题，它跟天体物理学和地球物理学都有密切的关系。古代记载下来的极光史料，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过去太阳活动、地磁、电离层等变动的规律，还可以探讨古地磁极位置的变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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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物理概念之一，是物质所表现的电性和磁性的统称。如电磁感应、电磁波等等。电磁是丹麦科学家奥斯特发现的。电磁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电荷运动产生波动，形成磁场，因此所有的电磁现象都离不开磁场。电磁学是研究电磁和电磁的相互作用现象，及其规律和应用的物理学分支学科。麦克斯韦关于变化电场产生磁场的假设，奠定了电磁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发展了对现代文明起重大影响的电工和电子技术，深刻地影响着人们认识物质世界的思想。电磁是能量的反应是物质所表现的电性和磁性的统称，如电磁感应、电磁波、电磁场等等。所有的电磁现象都离不开磁场；而磁场是由运动电荷产生的。运动电荷可以产生波动。其波动机理为：运动电荷e运动时，必然受到其毗邻e地阻碍，表现为运动电荷带动其毗邻1向上运动，即毗邻随同运动电荷e一起向上运动；当毗邻1向上运动时，必然受到其自身毗邻1地阻碍，表现为毗邻1带动其自身毗邻向上运动，即毗邻2随同毗邻1一起向上运动。这样以此向前传播，形成波动。显然，真空中这种波动的传播速度为光速。
泰山，东望黄海,西襟黄河,前瞻孔孟故里,背依泉城济南,以拔地能天之势峙于中国东方,以五岳独尊的盛名称誉古今,可视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华夏历史文化的缩影,1982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组织列为世界遗产,是融自然与文化遗产为一体的世界名山。 泰山人文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厚。根据近现代考古发掘证明，泰山周围自远古时是繁衍的中心地带之一。沂源奥陶纪石灰岩洞穴遗址内，有旧石器晚期的少女臼齿其特征较北京猿人进步，故称“智人牙齿”。泰山南麓大汶口遗址和北麓的龙山城子崖遗址均属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存。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研究母 系氏族社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原始社会解体和阶级和产生、国家的兴起、文字的起源提供了翔实的资料，百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相当于炎黄时期，四千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则相当于尧舜禹时期。我国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中，有伏羲、黄帝、舜、颛顼等4人出生于泰山周围，7个建都于泰山周围，所以王国维说：“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大之虚在陈(今河南淮阳)，大庭氏之库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少与颛顼之虚皆在鲁卫，帝喾居亳(今河南偃师)。”自伏羲至炎帝、黄帝、颛顼等华族均发祥于泰山。黄帝生于曲阜燕北的寿丘，活动于泰山周围，《韩非子•十过篇》载，黄帝曾令鬼神于泰山之上。《黄帝玄女战法》说，黄帝曾于泰山之上接受女兵法；黄帝战胜蚩尤后曾为“泰山之稽”。 近几年对城子崖遗址的继续发掘与研究，验证了部分远古传说中的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和夏商周上古三代城址的发掘，证实了《吴越春秋》所载尧舜时期的”鲧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此城廓之始也”是比较可靠的。东夷人高大无比善射弓、后异射日、蚩尤首先将铜兵器用于战争、少昊之子把弓用于战争传说，均在大汶口文化及龙山文化遗址中得到了证实。因此，泰山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是三皇五帝活动的结果。 夏商周时期，禹的祖先是黄帝和颛顼，泰山东侧的蒙山，又名东泰山，是夏族的发祥地，一直被三代祭祀。商代的“相土之东都”建在泰山脚下。周天子封长子伯禽于泰山之阳建立了鲁国，封贵戚姜太公到泰山之阴建立了齐国。春秋战国时，齐桓公在泰山会盟诸侯，一匡天下；沿泰山分水岭建千里长城以为防线。 泰山，由于地处祖国东方，东方是太阳出升的地方，按五行属木，四时属春，五常为仁，八卦为震，星宿为苍龙，所以泰山被古人视为紫气之源，吉祥之地，神灵之宅，万物发育之所，成为天的象征，神的化身。于是凡是所谓“受命于天”的帝王，为答谢天帝“授命”之恩，便要到接近天庭的泰山之巅积土筑坛，增泰山之高以祭天，表示功归于天：而后再到泰山前接近地祗的梁父、社首、蒿里、云云等小丘设坛祭地，表示厚上加厚，福广恩厚以热能地，这就是历代帝王狂热追求的泰山封禅大典。一代帝王如能登封泰山，即被子视为国家鼎盛、天下太平的标志，皇帝本人俨然也成了“奉天承运”的“真龙天子”了。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引《管子•封禅篇》：“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东汉王充在《论衡•书虚篇》中记述：“百王太平，升封泰山。泰山之上，封（夯土台基）可见者七十有二，纷纶漂灭者不可胜数。”古籍载，黄帝狩泰山时，大象驾辕，六龙拉四，尤在前开路，虎狼在后护卫，群鬼列侍保驾，从神簇拥陪行，风伯扫除，雨师洒道，蟒蛇伏地凤凰覆其上。《封禅书》又开车，无怀氏、伏羲、神农、炎帝、颛顼、帝喾、尧、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会稽（即今蒙山），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社首。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了中国最早的图象文字，唐兰先生释为“炅”，上为日，中为火，下部是山。就明五千年前的先民们就在泰山烧柴祭日，后来发展为封禅大典，成为大统一、大融洽合、大团结的象征。 关于封禅活动真正有据可查的始于《史记》，它较全面而翔实地记载了秦汉封禅。秦始皇、秦二世、汉光武帝、汉章帝、汉安帝、隋文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清康熙、清乾隆等接踵登封告祭，刻石纪功。其中汉武帝8次东巡登封，乾隆帝11次朝拜泰山。历代帝王借助泰山的神威巩固其统治，而泰山又因封禅告祭被抬到与天帝相齐的神圣高度。所以郭沫若在《读随园诗话札记》中说：“所谓东方主生，帝出乎震，于是泰山便威灵赫赫了。自秦汉以来，历代帝王封禅，也就是向泰山朝拜。比帝王还要高一等，因而也不敢藐视泰山了。”他们为宏扬“君权神授”，便大兴土木，刻石纪功，留下了大量的遗址、遗迹、遗物。 泰山宗教源远流长，土生土长的泰山神祗与全国性的道教和世界性的佛教共荣共存，三者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共同发展，进一步充实了大统一、大融合、大团结的泰山精神。 佛教于公元4世纪中期传入泰山。公元351年高僧朗公首先 到泰山岱阴创建了朗公寺和灵岩寺。魏晋南北朝时期，泰山较大的寺院有谷山玉皇寺、神 宝寺、普照寺等。著名的泰山经石峪是北齐人所刻的佛教经典《金刚经》。唐宋时，灵岩寺极 为鼎盛，唐宰相李吉甫反把泰山灵岩寺称为天下"四绝"之一。泰山道教早在战国时就有方 士隐居岱阴岩洞；秦汉后词庙林立，保留至今的有王母池(群王庵)、老君堂、斗母宫(龙泉观)、碧霞祠、后石坞庙、元始天尊庙等。其中以王母池为最早，创建于公元220年以前；以碧霞祠影响最大。泰山是王母娘娘神话传说的发祥地。早在魏晋时期就建有王母池道观。王母池位于泰山南麓环山路东首，古称“群玉庵”，又名“瑶池”。三国魏曹植有“东过王母庐”的诗句，唐李白有“朝饮王母池”的吟咏 。 2 泰山的人文美学底蕴 对泰山的审美，历史上曾经历过“自然崇拜”，“比德”和“畅神”三个阶段，随着时代的发展，审美和科学的结合是必然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杨辛教授曾多次考察泰山，著有《泰山美学考察》，开创了泰山现代美学的研究，对泰山美学考察、总结构成泰山主要自然特征”雄伟“的诸因素和历史文化对泰山自然的整体艺术构思及多方成的渗透影响，使美的感受不断推向高峰。在风景欣赏中结合智势。杨辛的泰山诗：“高而可登，雄而可亲。松石为骨，清泉为心。呼吸宇宙，吐呐风云。海天为怀，华夏之魂。”是对泰山美学的高度概括。 泰山历经几千年的开发建设，形成了中国山岳风景的典型代表：即以富有美感的自然景观为基础。渗透着区域综合性的人文景观。根据中国传统的山水观，把富有美学价值和科学价值的自然景观同悠久的历史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内容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浑然一体的泰山风景美的特点。 泰山风景名胜区是以泰山主峰为中心，呈放射形分布。泰山的美学从事主要体现在自然景观美、人文景观美和自然与人文融合而成的山体高大及表形的的雄伟。其自然因素首先是主峰崛起于华北大平原东侧，凌驾于齐鲁丘陵之上，平原和丘陵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具有通天拔地之势。尤其是南坡，景观更为雄壮：山东省势陡峻，主峰突兀，山峦层层叠起，群峰拱岱，形成“一鉴众山小”的高旷气势。其次，泰山山脉绵亘200多公里，基础宽大，形体集中，使人产生安稳感和厚重感，所谓“稳如泰山”、“重如泰山”就是上述自然特征在人们心理上的反应。 泰山的人文景观美，是反映一切与自然景观相协调、相融合的人为因素。人文景观主要包犄建筑物、构筑物、石刻及道路等，其创作是根据地形特点和封禅、游览、观赏、宗教告示活动的需要而设计的；其布局重点是从祭地的社首山（即今蒿里山东侧，建国后因凿石而毁）至告天的玉皇顶，约在10公里的登山盘道两侧，把整个泰山作为完整的自然空问，进行了整体构思。在这条景观带上大体分为三重空间：一是以泰安城为中心的人间闹市；二是以城西南过奈河桥至蒿里山为阴曹地府；三是以城北岱宗坊为起点，沿长达5800多级的天梯盘道直至岱顶天庭仙界。 泰山与泰安城是山城一体，泰安城是因帝王封禅和黎民百姓朝山进香及游览观光发展而成。岱庙是泰安城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轴线从城区南门开始，经通天街延伸到岱宗坊，然后与天梯相接，使山与城不仅在功能上，而且在建筑空间的序列上形成一体，从空间序列看，是按登封活动的程序资助第展开，贯穿着一促由人境到仙界的过渡阶段；痤地形上看，是由缓坡、斜坡直至陡坡，人们由低到高。步步登上天庭；从建筑规模上看，是由严整到自由，因自然环境的不同而异； 从意境上看，是由人间帝王宫殿上达苍穹，渐入佳境；再通过三里一旗杆、五里一牌坊的漫长盘道为连接，形成了一条极为壮观的封禅祭礼序列景观。 泰山古建筑最突出的特点是充分利用地理环境，巧妙地借用自然地势，以人工之力加强和美化自然环境。其一，在位置的选择上，充分利用泰山南坡断层陡峭之势，造成登天梯的意境；游人沿中溪而上，人在谷中而行，属于封闭型自然景观，渐至岱顶才豁然开朗；对祭天活动来说，前奏长，对比强烈，造成步步登高、引人入胜和扣人心弦的心理状态。其二，在建筑单体或群体位置的选择与建筑结构的设计上，既有跨道而建的门户建筑，又有登山转折处的导向性建筑；即有临溪而建的赏罚分明景建筑。也有半山悬挂的宗教建筑；同时，还有耸立于岱麓和岱顶的金碧辉煌的祭祀建筑群。其三，从建筑结构、材料、装饰及以庭院为单元的群体组合上，都能适应地形环境多变的要求，充分体现因景而设、因境而建的特点。另外，有一些寺庙和书院，建于深山密林之中或青峦秀水之间。这些建筑因功能不同，对环境的选择也不同，不同的环境对建筑造型的要求也不不一样，这就需要在二者之间以耱默契。如岱顶南天门的位置选择和建筑形象的创作上，则是人工借自然之势，自然又凭人工之力的杰作。泰山西北麓的娄敬洞山，是人工借助岩洞洞口的险要之势，筑室为老君堂、三清殿、仙姑庙等，使寺庙悬挂于半山云雾之中，主自然岩洞有了生机。 泰山古建筑的造型艺术，不仅在建筑与绘画、雕刻、山石、林木浑为一体，而且还为我们留下了顺应大自然的建筑典范，以其特有的艺术形象去协调和加强自然美，去表现和深化自然环境。 泰山碑刻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宝库，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珍品，是天然的书法展览。它们都是因事而立，因地而书，因景而刻，因石而制，赙景交融，点缀风眩。其文字，既有洋洋数千言的长篇巨制，也有一字之惊；既有帝王御言，也有黔黎之说。其形式，既有龟趺螭首、精雕细磨之作，也有粗犷片石之刻。其书法艺术，既有真草隶篆，也有四体揉融；既有如斗大字，也有蝇头小楷；既有古拙若痴者，也有龙飞凤舞者；既有大家手笔，也有石工之书。真乃瑰丽多姿，琳琅满目，把泰山妆扮得更加庄严典雅。 3 结束语： 泰山这座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以其雄伟瑰丽屹立于东方之巅。通过泰山，我们可以了解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深刻地认识那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伟大的象征。泰山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在现代社会的旅游价值，泰山之所以独特，更在于她是中华文化兴衰更替的见证者。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让全世界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是我们当今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虔诚。泰山遗产即是中华民族的，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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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曾有72个皇帝到泰山封禅，我国从远古以来帝王多有封赞。 同时古代很多文人骚客留下了大量的关于泰山的诗词赋。 我们从《中国诗词月刊》2014年10期发表的左河水诗中也可以看出： “ 魂雄气壮九州东，大敞天门唤日升。 百代帝王趋受命，万方处士向蓬瀛。”泰山是千古以来我国的名人文化则是以泰山为载体和对象的，它是中华文化的精华和灵魂，是中国山岳文化的优秀代表。
“五岳”是我国五大名山的总称，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五岳的说法始见于《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现在公认《周礼》成书于战国后期，是儒家思想融合道、法、阴阳等诸家而形成的。因此我们认为五岳的思想是糅合商代以来的四方神和战国初期的五行观念而形成的山岳崇拜。五岳是封建时代帝王加封的。 “史记集解”载：“天高不可及，于泰山上立封禅而祭之，冀近神灵也。”帝王们为了“报天之功”，常以雄伟险峻的大山为祥瑞，在峰顶上设坛祭祀，举行封禅大典。封禅的理论起源于战国时代的齐、鲁。而第一个举行大规模封禅仪式的是秦始皇。秦始皇亲自祭祀的地方只有泰山一处。到了唐代，封禅活动更加频繁。经过封建帝王的大肆吹捧，五岳的地位更高了。我国的名山不少，庐山、黄山、峨眉山名气都不小，唯独这五座山尊为“岳”，不是没有道理。拿东、西、中三岳来说，都位于黄河岸边，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是华夏祖先最早定居的地方。五岳在我国虽不是最高峻的山岭，但都高耸在平原或盆地之上，这样也就显得格外险峻了。“诗经”中有“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嵩高维岳，骏极于天”等诗句，可以看出泰山、嵩山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同时，由于受到当时一些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对天下名山全面考察，当然也就无法“择优录取”了。五岳劈地摩天，气冠群伦。千百年来，皇帝在这里祭祀，僧人道士在这里修行念经，善男信女在这里烧香许愿，名人雅客也喜欢在这里赋诗作画，给五岳留下了众多的人文遗迹，五岳更加有名了。难怪人们登五岳后，会发出“五岳归来不看山”的慨叹。古代封建帝王把五岳看成是神的象征。“岳”在春秋前原是掌管大山的官吏职称，尧时分掌四方外事的部落首领就叫“岳”。后来把主管方岳的官吏与岳官驻地的大山名称统—起来了，便出现了代表四方大山的“四岳”。据道教典范《洞天记》云：“黄帝画野分州，乃封五岳。”黄帝远在五千年前，其疆域版图不出黄河流域，黄帝是否封岳无正史可查，但到唐虞三代出现了四岳是无可置疑的。那时各朝京都虽屡有变迁，均不出晋、陕、豫三省范围，其所封四岳都在黄河流域。春秋产生了“五行”之说，战国时颇为流行。由于阴阳学家邹衍等人的大力宣扬，“五德终始论”越来越盛。“五岳”之说才应运而生，故《诗话》曾说：“唐虞四岳，至周始有五岳。”中国岳山称名始见于《尚书》。《尚书》有东、西、南、北四岳，而无五岳。四岳山名见于经书者唯有东岳岱宗。《周礼·大宗伯·大司乐》始言五岳，而不言为何山。后来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才对名山大川较翔实可靠地总结了自五帝至秦代的演变过程：“因为夏、商、周的国都都在黄河与洛水之间，所以嵩山为中岳，其他四岳各随其方，四渎都在山东。至秦称帝，建都咸阳时则五岳、四渎均在东方。自五帝以至秦，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不可胜纪。及秦并天下后，才有了明确规定：自河南省崤山以东为名山五，即嵩山、恒山、泰山、会稽、湘山；大川二，即济水和淮河。”综上所述，汉之前五岳之制因势而异，各有不同。周建都于丰、镐，以华山为中岳：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后，又以嵩山为中岳，华山为西岳。只有东岳泰山和北岳恒山自古未变。至汉武帝时，才正式创立五岳制度，并登礼天柱山封为南岳。据《汉书·郊祀志》载，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颁发诏书，确定以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即天柱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朝后，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诏定湖南湘江之滨的衡山为南岳，废霍山为名山。北岳恒山在汉、唐、宋时，皆在山阳的河北曲阳登礼。至金、元、明、清诸代均建都于北京，曲阳之山在京城之南，与北岳名称不符。而恒山主峰天峰岭位于山阴的山西浑源，恰在京城之北。所以，明代称浑源恒为北岳，但因路途遥远，祭祀仍在曲阳。直到清代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才根据礼臣的建议，改招北岳于浑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