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洛夫（1865-1911），俄罗斯杰出的肖像画家。代表作品有《高尔基像》《持桃子的小姑娘》《阳光照耀下的少女》等。中文名谢洛夫国 籍俄罗斯出生日期1865年逝世日期1911年代表作品《高尔基像》《持桃子的小姑娘》《阳光照耀下的少女》等人物简介谢洛夫 (1865-1911年)谢洛夫出生于19世纪后期著名作曲家和音乐批评家谢洛夫之家，自幼爱好绘画，9岁时就师从于大画家列宾，年轻时又在皇家美术学院受到严格的绘画基础训练，为他成长奠定了基础。谢洛夫的创作题材多样，肖像画、历史画、风俗画、风景画、插图和舞台美术无所不能，但他最出色的是肖像画。谢洛夫的绘画创作活动，始于巡回展览画派极盛时期的80年代，列宾的艺术思想和绘画技巧给予他决定性的影响。谢洛夫创作的后期，恰逢1905年之后画坛各种现代美术流派崛起，艺术界的创作现实也影响着谢洛夫，他曾尝试过某些新的表现手法，在艺术形式上作过大胆的探索。但是他对艺术的真诚和执着，以及对祖国和大自然的热爱，最终形成了他的现实主义绘画特征，对后来苏联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莫洛佐夫像》谢洛夫谢洛夫也译为塞洛夫。全名是瓦伦丁1亚历山德罗维奇·谢洛夫，曾为列宾的学生，后又受契斯恰柯夫的教导，为巡回展画派的成员之一。他悉心研究西欧绘画，探索新的形式，一生作了大量的肖像画。画风明快冼练，善于刻画人物性格。[1]《尤索布夫王子像》谢洛夫1874年， 画家列宾正在巴黎旅行，一位忧伤的俄国妇女把她9岁的孩子托付给列宾。她是侨居巴黎的俄国音乐家亚力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赛洛夫的遗孀，音乐家3年前去逝的时候，他们的儿子瓦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赛洛夫才6岁。虽然生长在这样一个音乐的环境里，但幼年的瓦伦丁似乎更喜欢绘画，他常常独自在小房间里用颜料涂画着人物和花朵。于是母亲带着他到国外去旅行，让他参观古代大师的珍品。1874年的冬天，从慕尼黑来到巴黎。这时，9岁的瓦伦丁性格似乎更加孤癖，由于长期在国外生活，他连俄语也讲不好，苍白的脸色、瘦弱的身体，只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闪闪发光，表现出蕴藏在这孩子心灵中的智慧和感情。列宾收下了这个学生，让他在画室的一角画一组简单的静物，而自。己，则沉迷于《萨德阔》一面的创作。从这时开始，赛洛夫成为列宾的学生，回国后又跟随列宾到顿河流域去画扎波罗什人的速写p他在大师的言行举止中体会到艺术探索的艰辛，他年轻的心灵中种下了献身艺术的种子。1881年，列宾决定送赛洛夫人彼得堡皇家美术学院学习。虽然这里的气氛是僵死和陈腐的，但著名的美术教育家巴维尔·彼得洛维奇·契斯恰科夫以他严格的科学体系，培养了整整一代俄罗斯现实主义艺术家，没有这样严格的训练，成为一个伟大匠师便只能是空想。契斯恰科夫体系，犹如这具陈腐机体中的新芽，给俄罗斯美术带来生机。赛洛夫进入素描教室的遭遇并不顺心。他以为在列宾的身边已经学到不少东西，对契斯恰科夫布置的初级课题不以为然。契斯恰科夫把一张废纸捏成一团，随手扔在地板上，然后命令赛洛夫去画这个废纸团的素描。这使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万分窘迫，以致画出的素描连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严厉地教训赛洛夫：在艺术的王国里，没有，也绝不会有什么容易做到的事。一切都是困难的，但也是重要的、有趣的，艺术家终生都被它吸引着。就这样，赛洛夫在跟随列宾学习6年之后，又在美术学院学习了5年，使他成为熟练而且成熟的画家。1888年，他的《少女与桃子》以具有印象派的外光色彩而在莫斯科的展览会上一举成名。画中穿粉红色上衣的少女，是马蒙托夫家族的一位小姐。这个家族当时正从事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筑，是俄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天之骄子。因而，有许多进步的艺术家，像丹钦科、瓦斯涅佐夫、科罗文等，都聚集在他的周围，赛洛夫在这个圈子里为不少著名人物画过精采的肖像。处于1905 年革命风暴到来之前的残酷时代，赛洛夫没有从事主题性的巨幅创作，而把精力主要放在肖像画领域。他为高尔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李姆斯基一科萨柯夫等进步艺术家画过肖像；也留下了诸如教会检察长巴别达诺斯切夫、·金钱大王格尔叶马、国家杜马主席穆拉姆采夫、工业巨头马拉卓夫……等等俄国革命前整整一代“当代英雄”们的肖像。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生动的写照。
现在的素描书真的是琳琅满目，好坏混杂。但是你想画人体结构的话，就买一些列宾美院的就可以了，俄罗斯对于人体艺术研究的比较透彻。如1：《着衣素描人体素描(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2： 《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珍藏素描精品选:人体篇 》这两本是不错的。其他的我在推荐几本1：《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修班人体素描》2：《动态素描·人体解剖 》伯恩·霍加思 3：《人体结构素描 》覃超柏 你在买一些大师人体素描的书籍，例如：安格尔、普吕东、普桑、康勃夫、谢洛夫都可以。
弗鲁贝尔是从1880年彼得堡大学毕业后，才进入皇家美术学院开始他的绘画学习的。在学院派传统教育的熏陶下，他勤奋好学。他在学院以自己特有的观察力，对艺术的深刻见解以及冷静的探索精神，得到契斯恰科夫的赏识，并举荐参加基辅基里洛夫教堂壁画的修复和部分绘制工作，这使弗鲁贝尔有机会参观意大利威尼斯圣罗教堂。在那里，他通过对古代壁画的观摩和自己的创作实践，领悟了拜占庭艺术、古俄罗斯绘画的优秀 传统和风格特点。在基辅，弗鲁贝尔开阔了视野，并在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从此，他走上了独立创作的艺术道路。回到莫斯科后，经同学谢洛夫的介绍，加入了莫斯科郊外阿勃拉姆采沃为中心的艺术团体。他负责主管传统民间陶雕的烧制，并参与大型戏剧布景的设计和被邀为莱蒙托夫论文集绘制插图等艺术活动。弗鲁贝尔以敏锐的艺术眼光，从古代壁画、传统民间装饰风格、俄罗斯神话和史诗般的题材之间，寻找到从内容到形式的某些共通的东西。并以此形成他的绘画母体和语言特征。他笔下的那些似乎在现实中可见，又仿佛远离现实的清晰而朦胧的形象，或突出反抗与孤独、强调痛苦或纷扰的画面，有一种神秘莫测的吸引力和动人心弦的感染力。弗鲁贝尔个人激烈动荡的心绪几乎流露在他所有描绘的作品里。他少年时就被莱蒙托夫写的散文诗《天魔》所吸引。天魔的自尊、孤独、痛苦又渴望自由的复杂心理，深深打动了弗鲁贝尔幼小的心灵。他从开始艺术创作起，就一直寻找于心的这个深沉的、自傲的、叛逆的，然而又充满人性的形象。弗鲁贝尔从《坐着的天魔》、《飞翔的天魔》到《被反倒的天魔》中，寄托了他内心激荡不安的情感，这和他当时的处世态度和心态时紧密相连的。弗鲁贝尔留下不少画风独特的素描肖像静物和风景作品。他那些线条变化多端明暗虚幻离奇造型严谨结实构图新颖独到的素描，与他同时代的画家们拉开了距离，显得新颖独特。贯穿他的素描始终的是，以块面分析的方法渐进地深入地进行表现。这使他对形体的观察和把握，建立在线条和色块组合的基础上，并将其晶体般明晰透彻地呈现出来。早在美术学院学习期间，弗鲁贝尔在契斯恰科夫的指导下就曾经“贪婪地观察自然的千姿百态”,一往情深地“沉浸在对微妙多样与和谐的观察之中”他的素描功力使他对立的表现方法，创造了与众不同的素描语言。弗鲁贝尔的那些充满虚幻或似梦非梦的作品，是以产生视觉的某种象征性联想为特征的，而这种联想都和他沉闷压抑的精神状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弗鲁贝尔是受业于巡回画派，然而又是迥异于巡回画派的一位画家，他的个人风格非常鲜明，在俄罗斯画坛别具特色。他虽然是现实主义大师契斯恰科夫的学生，但却具有他的老师所没有的浪漫主义和装饰性风格。他是一个多面手：有过为教堂创作壁画的经历，也搞过舞台美术，搞过建筑装饰，从事过工艺美术和插图，转益多师成就了他的非凡才能。他的画与任何画家的画都不相同，而且具有一种病态的忧郁和哀伤。他的画作中充满了古怪魔鬼般的形象，也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在莫斯科的特列恰科夫画廊里，专门为弗鲁贝尔设有一个展室，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并排陈列着的四幅巨画，画的尺寸、比例和外形都十分特别，呈窄长条形，顶部则为圆穹状，显然那是他为某个教堂而画的窗龛壁画。展厅四周，他的代表作《坐着的天魔》、《天鹅公主》、《入夜》和《西班牙》等都赫然在列。弗鲁贝尔在他的这些作品中表现出了一种非凡的感觉和才能，用一种神话般的色彩和造型完成了梦境般的杰作。漫步在弗鲁贝尔富于创造力的画作中间，会感受到一种强烈而浓郁的神秘气息，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画全是神话题材所致，更是因为他画中的形象和色彩都与这些神话题材十分谐调，十分匹配。这是一种“真正的神话色彩”。天魔是弗鲁贝尔终生心醉的创作题材，也是他倾一生之力而不断为之的题材。天魔这个艺术形象本属虚构，是出于俄罗斯文学大师莱蒙托夫的诗作《天魔》。诗作中的天魔原本是个天使，由于他的傲慢和反抗上帝，被天国贬为魔鬼，从此它便专与天国为敌，它高傲而冷血，孤独而寂寞。弗鲁贝尔在参加纪念莱蒙托夫逝世50周年活动时，为诗中所创造的这个形象所激动，觉得这正是自己内心情绪的一个具体化形象，他以此为据而创作了一组水彩插图，有《会见》、《达玛拉的舞蹈》、《棺材中的达玛拉》、《天魔的肖像》和《天魔在修道院》等，里面充满了悲观、阴郁、恐怖与怪诞的形象，令人看后激荡不安，甚至能产生恐惧感，这套作品是莱蒙托夫所有文学作品中最成功的插图。从此，天魔成为弗鲁贝尔的艺术代言人，成为他个人的艺术标志，他的后半生就不断在画着这个天魔的各种变体，不断借这个形象来抒发自己苦闷的胸怀。他甚至亲手雕塑了一尊天魔的头像，准备送去参加莱蒙托夫纪念碑的征选。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弗鲁贝尔一直在画着他心中的天魔，天魔的形象也从一开始的《坐着的天魔》、《天魔的肖像》延续到《飞翔的天魔》直到最后的《被翻倒的天魔》，天魔一变而再变，从一位强壮的年轻男子到最后成为一个从天上坠地、身首分离、翅膀散乱的形体，画面上满是阴暗、沉闷、压抑、灰冷的色调。天魔悲剧性的毁灭表现了弗鲁贝尔内心极度的痛苦和仇恨，他的这幅天魔的画被送到彼得堡去参加“艺术世界”展览时获得了社会上极大的惊异和震动，但他的妻子对此非常理解，说：“他的天魔不是一般的，不是莱蒙托夫的，而像是当代尼采学说的信徒。”辉煌一时的俄罗斯巡回画派到了弗鲁贝尔时期，已经是“开到荼糜花事了”，作为新近思想熏陶下的年轻一代，弗鲁贝尔已经不满足巡回画派的成就，而移情别恋到了“艺术世界”这一新的艺术流派上去，对西欧的现代艺术有了更多的关注，同时也接受了当时影响力非常大的尼采哲学。他既对沙俄统治下的俄罗斯的现状非常失望和愤懑，但也不想直接介入对旧世界的斗争；他对现实不满，但又别无良策，因此非常苦闷和彷徨。他只想凭借自己在艺术形式上的革新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想埋头到纯艺术中去，用艺术来拯救这个社会。弗鲁贝尔早期的艺术创作活动开始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正在读大四的他被邀到乌克兰的基辅，从事一座中世纪教堂的修复工作，弗鲁贝尔利用这个机会画了大量的壁画，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壁画家的艺术基础，在他的秉赋中注入了画巨幅画、画神话、富于装饰性的基因。另一方面，教堂的壁画所特有的那种神秘庄严、苦难压抑的情绪也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以后，弗鲁贝尔又进入了以马蒙托夫为中心的艺术集团，在他创立的艺术剧院里绘制舞台布景、设计道具，甚至还在陶器工场里烧制陶器、绘制陶器，从事建筑设计，也画过插图和装饰壁画等，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非凡的天才，但他在百忙之暇还是醉心于画油画，创作他心中的天魔系列。
中国素描一部分由徐悲鸿从法国带来的印象派素描，一部分由马克西莫夫带来的俄罗斯素描，都讲究虚实，与中国的审美相适应。国外的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审美要求，比如德国的就很严谨，这和当地的文化有关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都写过作文吧，作文是由文字组成，经过人的思想考虑，通过语言组织来表达一个主题意义的文体。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应如何写一篇优秀的作文呢？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游洛阳龙门石窟作文，欢迎大家分享。
昨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游览了 中国三大石窟之一的“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郊十三公里处的伊河两岸。这里东（香山）、西（龙门山）对峙，伊水中流，是 中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指示牌上面介绍，龙门石窟南北长一公里，共有9700余尊佛像，1300多个石窟，题记和碑刻3600多处。它经北魏、北周、北齐，隋唐等六个朝代，前后用四百多年的时间完成的。
奉先寺是 中国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用自己的私房钱捐修的。当中最大的卢舍那佛像高17。14米，光她的头部就有4米高。他和她周围的弟子、菩萨、天王都雕刻的慈眉善目、栩栩如生，真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杰作，让人惊叹不已！而莲花洞中上千个的小佛像最小的只有两厘米高，但个个千姿百态，更让我们对那些雕刻他们的工匠敬佩万分！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经过了千百年的风雨洗礼，这些大佛身上的颜色已经脱落了，而百分之七十的佛像遭到了破坏和盗卖，至今这里还有许多佛像还在国外的博物馆里收藏着，真让人惋惜！
我们先看了一个名叫宾阳三洞的洞窟。坚硬的石头上有三个大窟，窟上刻着一尊尊佛像，大的佛像旁边还有许多小佛像，刻工非常精细。连佛的神情、衣服、姿态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大的石窟旁边还有几个小的石窟，里面的佛跟人差不多大，虽然小一点，但还是非常精致。
我们向前走，走到了万佛洞。万佛洞是有很多佛的洞。里面最小的佛像仅仅有两厘米。我一开始以为是洞内的墙壁上那些密密麻麻的东西是花纹，但仔细一看原来是许多尊佛像。每个只有两厘米的佛像都雕刻得非常细致。真是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啊！
最后，我们来到了最大的石窟——奉先寺。奉先寺里最大的佛高达米。佛的.一个耳朵就有米。佛的穿着很朴素，面带微笑，像一位和蔼的老奶奶。石窟内壁的花纹雕刻得非常漂亮，最大的佛左右两边各有一个菩萨和一个徒弟，非常壮观！
这次的旅游，让我学到了不少有关历史的知识，更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洛阳，千年古都，在唐代作为长安的陪都，文化和经济同样繁荣。在秀美的洛河旁，曹植写下了传世之作《洛神赋》，在娇美的牡丹花帝，刘禹锡吟出了“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在洛阳无数耀眼的文化明珠中，龙门石窟，一定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站在龙门石窟的大门前，我不禁心潮澎湃，往远处看，平静的伊河蜿蜒而又曲折，阳光在上面洒下斑斑点点的金光。行走在龙门石窟的小道上，两旁松柏参天，可一直没有佛像的影子，我不禁有一些急躁。终于进了西门石窟的大门，龙门石窟分为西山石窟，东门石窟、香山寺和白园。顿时，佛像立刻就密集起来了，抬头一看，山壁上都是小洞，洞里的佛像或立或坐，但面上都十分慈祥。有的上面还依稀辨认出一些斑驳不清的颜色。
但是，有一些东西，让我感到很痛心，有不少佛像都没有了佛头，还有的没有手，甚至有的面对我们仅仅是一个空窟。有些佛头和佛像是被外国人带走了，可有的不是，一看就是刻意破坏，十分明显，这是“文革”留给我们后人的“丰富遗产。”再往前走了一会儿，就到了奉先寺，说是一个寺院，其实就是卢舍那大佛。大佛容貌慈祥，高达17米，我难以想象古人是如何把大佛一点一点雕出来的。在旁边立着佛的两名弟子，有一位已经严重毁容，上面仿佛被人用巨斧猛劈了多次，手也被砸断。再旁边是两位大菩萨，最边上是二力士和二天王。我想，雕刻大佛的人，在雕刻时，一定是怀着一颗恭敬而又虔诚的心，大佛的比例十分和谐，上面的衣饰雕刻的也很好，二力士，二天王形态各异，或凶神恶煞，或慈眉善目，雕刻人对它们一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可它们却在文革中，受到了巨大的损坏。如果古人看到自己的心血被人这样肆无忌惮地破坏，不知道他们做何感想。中国人自己做的东西被中国人自己毁掉，听起来好像是个笑话，可这却是事实。
离开了龙门石窟，可那残破的佛像犹如阴云一般，在我心中挥之不去。风化是文物的杀手，可人祸更是！龙门石窟之殇不是因为风化，而是因为无知的人！希望龙门石窟此后无殇，佛像不再被人类的斧子和镐子所惊扰，让这抹风景一直闪耀！
2020走进洛阳的作文如下：
我的家乡在河南省洛阳市。它是十三朝古都，我非常喜欢我的家乡。
洛阳有许许多多的名胜古迹例如: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佛教胜地白马寺、关公的墓地关林等。我去过的有:花果山、神灵寨、重渡沟，王城公园.……这些地方都特别漂亮，而且都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洛阳的牡丹，让人看了后，更是流连忘返。
古人就有了"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的优美诗句。在洛阳每年的四月份中旬，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牡丹竞相开放，好紫嫣红，化团锦簇，更是好看，这吸引住了许许多多的中外游客的注意力，每到这进都是会有很多的外国人到洛阳来旅游观光，牡丹花是洛阳人的骄敖。
洛阳也有许许多多的好吃的，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洛阳水席了，每一个到洛阳的人都要去尝一尝，尔想吃吗?欢迎你到洛阳来做客。
我要好好学习，未来利用学到的知识把洛阳建设的更加美丽，让洛阳成为人们心中最美的地方，我为我是一名洛阳人而自豪，我爱我的家乡，希望她变的越来越漂亮。
描写洛阳的一处景点-《牡丹园》放假了，爸爸妈妈带我去洛阳玩。洛阳这几天可真热呀！太阳把我们都快晒成烤地瓜了，就算这样，也挡不住我们游玩的热情。我们先来到了美丽的国家牡丹园赏花。这里的人特别多，人山人海的。我和爸爸妈妈在人丛中钻，在花丛中看，一丛丛牡丹花像一群可爱的仙子，五颜六色，有紫色、有白色、有粉色、有红色、甚至还有绿色的，真让人大开眼界。妈妈给我买了一把带有牡丹图案的团扇，我非常喜欢。我们还去了洛阳的百年老店“真不同”，吃了大名鼎鼎的水席。我最喜欢里面的一道菜是“盛世牡丹”，其实就是用萝卜丝做的，但是味道还是很好吃。这次的“五一”洛阳行，虽然很开心，但还有很多地方没来得及去，期待下次洛阳行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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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译文出版社孙梁（译） 第一眼看见这个书名，我想起的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有一个问题一直围绕着我，为什么不能把书名写成那个人的名字，而是xxx夫人，这已经在暗示她已经失去自我了吗，最终以xxx夫人来称呼，我并不喜欢这样称呼。关于这一点，达洛维夫人可能更为强烈，她的名字是克拉丽莎，但是却越来越不像是克拉丽莎，而是达洛维夫人。 这是一本很经典的意识流文学作品，所谓意识流文学，就是泛指注重描绘人物意识流动状态的文学作品，既包括清醒的意识，更包括无意识、梦幻意识和语言 前意识 。总之就是主要描写一个人的内心意识，而不受故事情节的约束。这本书真实发生的时间线其实只有一天，一天这个形式在另一本意识流著作，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也有运用，虽则只有一天，却反映了人的一生。这又让我想起莫泊桑写的《一生》，真实描写了一个女性的一生，两种不同的味道，可是无疑达洛维夫人更多的描写了人的意识层面活动，这也是为什么我对她感兴趣的原因。按照标准的分类来看，这不是我接触的第一本意识流作品，在这之前我有看过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或许是主题与意识的切换方式让我感到迷茫，说实话没有get到。可我认为除了标准的分类之外，注重人物意识流动的作品，我还是很喜欢的，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我反而不是很喜欢故事性强的。小说首先是关于人， “一切小说都是写人物的，同时也为了描述性格，而不是为了说教或歌颂……” 这点我和传统观点中“文学即人学”也是一致的。 可是在纯意识流的阅读过程中，我还是体会到了困难，因为你必须要抛下自我，换位思考，把自己融入到那样的人物和情景下，才能真正体会到作者所描写的意识，不然就只是用眼睛看了一遍。而且我觉得，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段，所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在意识流的作品中可能更加明显。所以感悟该怎么写，我真的很纠结，作者表达的东西很多，就像她自己所说的， “在这本书里，我要表达的观念多极了，可谓文思泉涌。我要描述生与死、理智与疯狂；我要批判当今的社会制度，揭示其动态，而且是最本质的动态。” 那我就写生与死，理智与疯狂，那时的社会制度和动态。 这本书中涉及到死的是从战争中回来的赛普蒂默斯，战争和好友的死亡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一度患上精神疾病。 “当埃文斯于停战前夕在意大利牺牲时，赛普蒂默斯却显得无动于衷，甚至没有看作一场友谊的终止，反而庆幸自己能泰然处之，颇为理智。战争教育了他。战火是壮观的。他已经历全部过程：友情、欧洲大战、死亡，得到过晋升，年龄不满三十，肯定会活下去。” 然而在别人看起来，肯定会活下去的他，其实心中已经死去，他失去了感觉。他没有了作为人应有的感觉，对什么都无动于衷，他的妻子曾说：“其实要是他愿意，他也能快活的。”对于精神疾病，大家可能都会以为是自己想不开造成的，自己想开了，其实也就好了，所以很难理解那样不放过自己。又有多少人能理解被人性判处死亡的痛苦呢，如米兰昆德拉曾说的那样，“他应该为自己没有痛苦而痛苦吗？他应该为自己没有忧愁而忧愁吗？”友情和爱情在心中都已经远去，似乎自己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经历过战争的他是最有发言权的吧。他恐惧大夫来对他进行批判，代表了人性的大夫，说他没有病，只是在胡言乱语，吓自己的妻子，这可对他是个无穷大的误会，后来的威廉爵士看出他已经病入膏肓，要对他进行强制隔离治疗，可还没有等到那个时候，他已经跳楼自杀了。 达洛维夫人理解选择自杀的赛普蒂默斯，她也曾有过死亡的想法，可是世俗的桎梏对她已经牢不可破，听到这一消息后她在热闹的宴会中躲进斗室，一边思考一边看窗外，最终决定再次返回人群之中。 “无论如何，生命有一个至关紧要的中心，而在她的生命中，它却被无聊的闲谈磨损了，湮没了，每天都在腐败、谎言与闲聊中虚度。那青年却保持了生命的中心。死亡乃是挑战。死亡企图传递信息，人们却觉得难以接近那神秘的中心，它不可捉摸；亲密变为疏远，狂欢会褪色，人是孤独的。死神倒能拥抱人哩。”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精神状态也一直很不好，多次受精神疾病困扰，最终在59岁时选择了自杀。关于所谓的理智与疯狂，涉及到达洛维夫妇以及夫人之前热烈的男友沃尔什。 “ 具体 来 讲，克拉丽莎代表作者乐生、理智与随俗的本性，特别体现在她同丈夫理查德·达洛卫和情人彼得·沃尔什的 ‘ 三角 ’ 纠葛中；经过不少波折与再三权衡之后，克拉丽莎终于嫁给平庸而可靠的议员达洛卫，舍弃了心地淳厚、耽于幻想而不谙世故的 ‘ 浪子 ’ 沃尔什，尽管未能忘情于他 。 ” 我觉得所谓的理智或许指的就是达洛维夫妇，而疯狂是指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沃尔什，他去了印度，即使在五十多岁还是和二十多岁的已婚女子产生了恋爱。他对于达洛维的评价是这样的： “达洛维是正人君子，只是有点狭隘，脑子不怎么灵活；这些都是事实，但他是彻头彻尾的正人君子。无论什么事，他都以同样刻板的理智去处理，没有半分想象力，也没有一丝才气，却有一种无法形容的优点，这是他一类人所共有的。” 对于克拉丽莎是这样评价的： “显然她很世故，过分热衷于社交、地位和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都是真实的，她本人曾向他承认过。她讨厌衣衫不整的女人，讨厌思想保守和一事无成的人。她认为，人们没有权利游手好闲，懒懒散散，无所事事；人必须干一番事业，出人头地。” 所以其实克拉丽莎成为达洛维夫人是必然的，这在他第一眼看到达洛维的时候就知道了，而且克拉丽莎也认为没有嫁给沃尔什是对的，她对于沃尔什的留恋也只不过是对于从前的自己的怀念，因为她已经不可挽回的改变了。 “奇怪，不可思议，她从未像当年那样幸福。那时，任何事都不嫌太慢，因为一切都不是永恒的。” 现在的她生活已经像时针分针一样被钉到了时钟上。最后关于当时的社会，作者想说的可能是平稳和转化。 “必须有‘平稳感’，即处世要四平八稳、循规蹈矩，切忌与众不同、异想天开，而要为了社会的福祉，始终稳健。对此，作者鞭辟入里地讥讽：威廉爵士崇拜平稳，因而不仅使自己飞黄腾达，并且使英国欣欣向荣；他及其同道禁闭疯子，严禁其生育，惩罚其绝望的行径，使不适宜生存的人不能传播他们的观点，直到他们遵从他那平稳感的教诲……总之，要每个人都顺从资产阶级社会的习俗、制度和秩序，决不可离经叛道，事实上，要众人都成为毫无性灵的傀儡。” 作者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赛普蒂默斯的死亡。 “稳健有一个姐妹，不那么笑里藏刀，却更强大、更可怕……她名唤转化，惯于蹂躏弱者的意志，热衷于炫耀自己，强加于人，硬把自己的形象铭刻在众人脸上而得意扬扬。这种专横的作风使达洛卫夫人打心坎里憎恶，因为她从来不想转化任何人，只愿每个人保持本来面目” 说了这么多也差不多了，最后再回到作者身上吧。伍尔夫是一个热衷于描写人内心感觉的人，深入描写人的意识，可是这样也存在弊端： “ 这些话不但透露悲观的心思，并且表明，这位意识流作家惯于剖析深层心态，挖掘自我意识。然而，一味凝视内心，剥茧抽丝般解剖自我，可能会夸大心灵深处的疑虑、惶惑及恐惧，更觉得浮生若梦、万有虚无，而把光明与黑暗交织的大千世界看成一片灰色，甚至一团漆黑了。这，也许是意识流作品大都悲观色彩浓郁的一个缘故吧。 ”
商务英语专业毕业论文 论文选题 论文选题是毕业论文写作的开端。能否选择恰当的题目，对于整篇毕业论文写作是否顺利，关系极大。好比走路，这开始的第十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迈向何方，需要慎重考虑。否则，就可能走许多弯路，费许多周折，甚至南辕北辙，难以到达目的地。毕业生选题，要遵循这样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条是价值原则，即论文的选题要有价值。论文价值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之分，选题时，要把应用价值摆在首位。学生写的毕业论文不是毫无实际意义的“空对空”的文字游戏，而是来源于现实，并为现实服务的。第二条是可行原则选题时要充分考虑主客观条件。客观条件主要是写作的时间、地点、环境；主观条件包括作者的才能、学识和所掌握的材料等。学毕业生在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时，必须考虑自己的主、客观条件，量力而行。即要选择那些客观上需要，主观上又有能力完成的题目。 选题的具体方法 1、尽快确定毕业论文的选题方向 在毕业论文工作布置后，每个人都应遵循选题的基本原则，在较短的时间内把选题的方向确定下来。从毕业论文题目的性质来看，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另一类是专业学科本身发展中存在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问题。大学生应根据自己的志趣和爱好，尽快从上述两大类中确定一个方向。 2、在初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选定毕业论文的具体题目 在选题的方向确定以后，还要经过一定的调查和研究，来进一步确定选题的范围，以至最后选定具体题目。下面介绍两种常见的选题方法。 1）浏览捕捉法 这种方法就是通过对占有的文献资料快速地、大量地阅读，在比较中来确定题目的方法。浏览，一般是在资料占有达到一定数量时集中一段时间进行，这样便于对资料作集中的比较和鉴别。浏览的目的是在咀嚼消化已有资料的过程中，提出问题，寻找自己的研究课题。这就需要对收集到的材料作全面的阅读研究，主要的、次要的、不同角度的、不同观点的都应了解，不能看了一些资料，有了一点看法，就到此为止，急于动笔。也不能“先入为主”，以自己头脑中原有的观点或看了第一篇资料后得到的看法去决定取舍。而应冷静地、客观地对所有资料作认真的分析思考。在浩如烟海，内容丰富的资料中吸取营养，反复思考琢磨许多时候之后，必然会有所发现。 浏览捕捉法一般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第一步，广泛地浏览资料。在浏览中要注意勤作笔录，随时记下资料的纲目，记下资料中对自己影响最深刻的观点、论据、论证方法等，记下脑海中涌现的点滴体会。当然，手抄笔录并不等于有言必录，有文必录，而是要做细心的选择，有目的、有重点地摘录，当详则详，当略则略，一些相同的或类似的观点和材料则不必重复摘录，只需记下资料来源及页码就行，以避免浪费时间和精力。 第二步，是将阅读所得到的方方面面的内容，进行分类、排列、组合，从中寻找问题、发现问题，材料可按纲目分类，如分成： 系统介绍有关问题研究发展概况的资料； 对某一个问题研究情况的资料； 对同一问题几种不同观点的资料； 对某一问题研究最新的资料和成果等等。 第三步，将自己在研究中的体会与资料分别加以比较，找出哪些体会在资料中没有或部分没有；哪些体会虽然资料已有，但自己对此有不同看法；哪些体会和资料是基本一致的；哪些体会是在资料基础上的深化和发挥等等。经过几番深思熟虑的思考过程，就容易萌生自己的想法。把这种想法及时捕捉住，再作进一步的思考，选题的目标也就会渐渐明确起来。 2）追溯验证法 这是一种先有拟想，然后再通过阅读资料加以验证来确定选题的方法。这种选题方法必须先有一定的想法，即根据自己平素的积累，初步确定准备研究的方向、题目或选题范围。但这种想法是否真正可行，心中没有太大的把握，故还需按着拟想的研究方向，跟踪追溯。追溯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①看自己的“拟想”是否对别人的观点有补充作用，自己的“拟想”别人没有论及或者论及得较少。如果得到肯定的答复，再具体分析一下主客观条件，只要通过努力，能够对这一题目作出比较圆满的回答，则可以把“拟想”确定下来，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 ②如果自己的“拟想”虽然别人还没有谈到，但自己尚缺乏足够的理由来加以论证，考虑到写作时间的限制，那就应该中止，再作重新构思。 ②看“拟想”是否与别人重复。如果自己的想法与别人完全一样，就应马上改变“拟想”，再作考虑；如果自己的想法只是部分的与别人的研究成果重复，就应再缩小范围，在非重复方面深入研究。 ④要善于捕捉一闪之念，抓住不放，深入研究。在阅读文献资料或调查研究中，有时会突然产生一些思想火花，尽管这种想法很简单、很朦胧，也未成型，但干万不可轻易放弃。因为这种思想火花往往是在对某一问题作了大量研究之后的理性升华，如果能及时捕捉，并顺势追溯下去，最终形成自己的观点，这是很有价值的。 追溯验证的选题方法，是以主观的“拟想”为出发点，沿着一定方向对已有研究成果步步紧跟，一追到底，从中获得“一己之见”的方法。但这种主观的“拟想”绝不是“凭空想象”，必须以客观事实、客观需要等作为依据。 论文参考题目： 1/商务英语在中国加入WTO后的新趋势... 2/中英文在生活习语中的差异 3/论英汉翻译中的外来词译法 4/幼儿英语的愉快教学 5/中英文化的背景
论文摘要： 小学英语教师的素养直接关系到英语基础教育的成效。本文针对如何提高小学英语教师的语音素养，从语音理论、节奏感和语调三方面进行了论述。 一、语音在小学英语教育中的重要性 语言是有声的。任何语言都是先有声音后有文字，任何掌握语言的过程都是先会听说后会读写。从牙牙学语到入学之前，人的唯一语言实践是听说（通过模仿）。英语也是如此，语音作为学习英语的基础，同时也是其重要的表现形式，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一些专家研究了儿童学习外语的规律，经验表明，八岁左右是学习外语的最佳期，在这个年龄段开始外语学习，不与母语学习冲突，效率较高。而且小学生有敏锐的听觉、善于模仿的特点，这成就了他们学好语音的优势。在这形成正确语音语调的关键时期，教师的语音和语调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发音。而且小学英语的教学重点是培养学生用“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①因此小学英语教师的口语自然流利，语音、语调纯正地道尤其重要。教师职业要求教师的专业知识要远远超出教科书的知识量，何况英语教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工具课，只有英语教师本人具有正确的语音、语调和很强的口语表达能力，才能自然流畅地用英语组织课堂教学完成教学工作。 二、教育部对小学英语教师的要求 教育部决定：从2001年秋季开始，全国城市和县城小学逐步设英语课程；2002年秋季，乡镇所在地小学逐步开设英语课程。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起始年级一般为三年级。《小学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中明确规定：根据小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以及发展需求，小学阶段英语课程的目的是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培养他们英语学习的积极态度，使他们建立初步的学习英语的自信心；培养学生一定的语感和良好的语音、语调基础；使他们形成初步用英语进行简单日常交流的能力，为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由此可见，小学英语教师除了应具有一般教师的素质即个性品质、教学能力、事业心和教育理论与教学研究能力外，还应具有较高水准的语言能力，既有深厚扎实的语音、语调、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还必须熟练掌握听、说、读、写、译的教学技能，特别是口语能力。 三、小学英语教师要具备的语音素养 （一）语音理论素养 《小学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中规定：防止和纠正以教授语音和语法等语言知识为主的做法，把教学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用英语进行交流的能力和兴趣上。②所以小学英语教师是不能够在课堂上直接讲授语音理论的，但是如果教师本身对这门学科没有很透彻地理解和掌握的话，又怎么能够进行教学实践？怎么能够教学生念好每一个词、读好每一句话呢？所以，对于教学中出现的每一个语言现象，教师应该做到了然于胸。比如：对于有些难发的元音，长音要足够长，圆唇音要足够圆，扁唇音要足够扁，还要注意双元音中间的滑流音，等等。教师要利用自己掌握的正确的英语语音理论，给学生做出正确的示范，让学生看清楚口型、听清楚发音，从这两个方面来模仿，以便学生形成良好的英语语音基础。再如发双元音时，会有唇形变化，像发〔au〕音时，嘴唇是先张大然后缩回变圆唇且唇稍向前突出。还有辅音，英语中的辅音很容易受到送气的强弱和用力的大小的影响，这尤其需要教师能够很准确地给学生做出示范，帮助他们辨别其中容易混淆的或者出问题的音。比如〔w〕和〔v〕，发这两个音的时候都要用力，但是前者是圆唇，后者则是上齿轻触下唇，略微露出门牙。再比如，由于受到地方音的影响，我国南方地区的学生易将〔l〕和〔n〕搞混，所以就会将life〔laif〕读成knife〔naif〕。另外，很多学习者都知道当定冠词the置于元音字母开头的单词前时，其发音由〔?奁?藜〕变音为〔?奁i〕，但是深入学习后就知道，实际上在两个词之间还要添加一个〔j〕音，像是the earth的音就是〔?奁ij?谡?藜?蘼θ〕，in the evening的音就是〔in?奁ij?谡i?蘼vni?耷〕。这些现象虽然对词义和使用没有十分的影响，但是对于学好英语却是至关重要的。 （二）教学中注意学生节奏感的培养 我们在说话或朗读一个句子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每一句话里所出现的一系列音节都有轻重、长短、高低、快慢所自然形成的一种有规律的交替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节奏(rhythm)。③ 例如：He ?谡plays ?谡basketball ?谡every ?谡morning. 1 23 4 56 7 89 这句话汇总有九个音节，其中第2、3、6、8是重读音节，其它的是非重读音节。朗读中，重读音节要念得长些、重些、慢些，非重读音节要念得相对短些、轻些、快些，因此声音就有响亮清楚的差别，这样自然形成的奏中轻重、高低、快慢的交替就构成了英语的基本节奏。 英语是一种节奏感很强的语言，英美人在说英语的过程中很讲究节奏和韵律。小学英语的教学重点是培养学生用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就是培养学生说的能力。④这种绝对不是只把单个的音或词准确地念出来，而是要将单个的词连成句，再顺畅流利地表达出来，并进而讲求节奏。 教师可以利用小学生模仿能力强的特点，从小培养他们的节奏感。英语的语句，总是由节奏群(rhythm group)组成的。节奏群是指人们在说话或朗诵时把音节合成一组一组地念出来。这样一组一组的音节群就被称为节奏群。例如上面的例句就是由四个节奏群所组成，每个节奏群里都有一个中读音节作为主体。例如，第一个节奏群he ?谡plays中的〔pleiz〕，第二个节奏群basketball中的〔?谡b?藁s〕，第三个节奏群every中的〔?谡ev〕，第四个节奏群morning中的〔?谡m?蘅?蘼〕。重读音节是构成节奏群的主体和基础，它跟非重读音节是交替出现的，而且重读音节之间的时距大致是相等的。英语句子由一个或者几个节奏群构成，每个节奏群的时值相当于音乐中的一个节拍，教师可以用击掌或者用尺子敲打桌子等一些体现节拍的手段，让学生有节奏地进行练习。以下是常见的英语句子节奏类型： 《英语课程标准》指出:学生在英语基础教育阶段应该学习和掌握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功能和话题等五个方面的基础知识。语言有三大要素:语音、词汇和语法，其中语音是最基本的因素。语音是学好语言的基础，语音教学是语言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自然规范的语音、语调将为有效的口语交际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小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应特别重视语音教学。 语音教学的目的就是要教会学生正确、流利的发音，以达到能正确地听懂别人的谈话和通过说来表情达意，进而促进读和写的能力的发展。我在小学英语教学实践中发现，语音教学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一些学生没有学好语音，不会诵读，也就难以朗读单词和句子。学生学习英语出现两极分化、掉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生未学好语音，没有过好语音关。因为学生语音未学好，发音不准，听音能力差，不仅学不会口语，甚至连听课、记单词、读句子都有困难，从而对英语学习不感兴趣，产生畏难情绪，甚至放弃学习，丧失学习英语的兴趣和信心。 如何提高语音教学的成效，让学生听得懂、说得出、用得好呢?对于小学英语教学来说，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帮助学生形成有效的英语语音学习策略是每位英语教师的职责，也是新课程标准所制定的学习目标之一。教师应根据新课程标准中的二级语音学习目标和学习策略目标来研究如何搞好语音教学以及如何引导学生形成有效的语音学习策略，使其掌握正确的发音要领，养成正确的发音习惯，学会规范的发音，发展自主学习语言的能力。以下是我在小学英语课程教学中采用的一些语音教学策略:1、培养意识策略 培养学生的语音意识是帮助学生形成有效的语音学习策略的首要条件。小学生在学习英语时，已经掌握了汉语的语音，形成了汉语语音的习惯，当他们初学英语语音时往往按汉语的发音去听和发出英语语音。这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要有意识地分析比较，培养他们英语语音的意识，使他们将自己的发音纳入英语语音系统，从而正确地感知和复现外语语音。例如，有位学生在初学英语时用汉字注单词的音，我发现这一情况后没有立即在课堂上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批评他(怕产生负面影响，引起其他同学的效仿)，而是在课后用正确的语音语调和他用汉字注的音分别把单词读了一遍，他听了以后自己先笑了起来(因为听起来很怪)，立刻用橡皮把汉字擦去了。从那以后他课上、课下总是在认真地听、努力地记，最终模仿出了一口纯正的语音语调。2、模仿练习策略 新课程标准指出:在英语教学起始阶段，语音教学主要应通过模仿来进行，教师应提供大量听音、模仿和实践的机会，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发音习惯。 学习英语发音，最基本、最有效的方法是模仿。特别是小学生，他们年龄小，模仿能力强，你怎么教，他就怎么学，不需要作任何讲解。 模仿练习一般分三个步骤。 ①听音。 听音是学习语音的第一步。应该让学生多听音，教师何以提供原声语音资料，使他们接触和学习地道的发音。当然课堂上听的最多的是教师的示范发音。这就要求教师本身发音要准确、规范。只有在听清楚、听准确的基础上，才能使学生模仿，也才能模仿得对，模仿得准确。在教学中，为了让一个班四、五十个学生都能听清、听准，我经常是“走着教语音”，有时在教室前面说一遍，然后走到教室后面让学生转过身再说一遍。这样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听清，为正确模仿发音打下基础。 ②模仿。 模仿时可采取集体模仿和个别模仿。集体模仿主要是训练学生的发音器官，增加学生的模仿机会。个别模仿可以检查学生是否模仿有错，给予及时的帮助纠正。 ③仿说。 在听音、模仿的基础上可以进行仿说，这可以通过朗读、日常的听说等练习来进行，逐渐培养学生正确的语音语调。 3、总结归纳策略 记忆包括识记、保持、再认和回忆四个过程。小学生的记忆特点是“学得快，忘得快”，这就要求教师要善于启发和引导学生在听和模仿的过程中注意发现和总结、归纳语音规律，帮助学生记忆，以提高学习效率。在教学中，我总是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去帮助学生掌握字母组合与音素发音的规律，培养学生遇到生词就能根据其拼写正确发音的能力，从而帮助学生形成有效的语音学习策略。例如在外研版教材第八册第五单元第五课Sounds教学中，为了检查学生是否能准确听懂、判断出[ai] [au] [)i]三个双元音，我设计了三首小诗，让学生欣赏，判断小诗含有哪个音并说出，学生非常感兴趣，听的非常认真，结果他们不仅能说出所含音，还能根据读音规律读出小诗，超出了预期的效果。4、整合资源策略 新课程标准指出:语音教学应注重语义与语境、语调与语流相结合，不要一味追求单音的准确性。还指出:英语有不同的口音，如:英国口音、美国口音等。教学中，应让学生在基本掌握一种口音的基础上，适当接触不同的口音，为他们发展交际能力打下基础。这就要求教师在语音教学中要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语言学习规律，寻找符合小学生年龄特点的语音材料。教师将这些资料重新整合，注重语义与语境、语调与语流相结合，设计成适合小学生年龄特点的语音训练活动，帮助学生练习语音。在教学中，我通过说 chant和绕口令，帮助学生练习单音音素的发音及重音;通过教唱英文歌曲、学说歌谣和顺口溜，练习连读、节奏和韵律。这样就能将枯燥的、机械的听音和模仿练习变为有趣的、有意义的活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语音的积极性，使他们养成乐于模仿和善于模仿、善于运用的良好习惯和学习策略。 语音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是口语的基本物质单位。而学习策略是学生成功学习的保证。帮助学生有效地使用学习策略，不仅有利于他们把握学习的方向、采用科学的途径、提高学习效率，而且还有助于他们形成自主学习的能力，为终身学习奠定基础。
浅谈教师的语言素养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教育的艺术首先包括谈话的艺术。”教师的教学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教师的语言是在教育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符合教学需要的职业语言。 一、教师的语言具有准确性 教师的语言要准确、鲜明。准确即观点明确，语言清晰，发音准确，选词适当，用语具有专业性和学术性。鲜明是指语言贬褒得当，饱含真情实感，爱憎分明，把美好的思想和科学的知识融入学生的心里。 二、教师的语言具有纯洁性 教师的语言要纯洁、文明、健康。纯洁就是要讲普通话，语言要文明，用语要文雅、优美，语调要和谐悦耳，语气要亲切，使学生听后感到愉快，乐于接受教师的教诲。语言健康，就是在使用语言时，切忌使用低级、粗鲁的污言秽语。要启迪学生心灵，陶冶学生情操，教师就要用甜美的语言去触动学生的心扉，给学生以美的感受，让学生形成纯洁、文明、健康的心灵，使他们用文明健康的语言与周围人进行交流。 因此，教师的语言修养是为人师表的必要因素，是培养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一个重要条件。 三、教师的语言要有启发性 语言是教师与学生沟通的桥梁，教师启发性的语言是学生产生有意注意的重要手段。为此，教师的语言要具有针对性、直观性和启发性。教师如果言语丰富，措辞优美，可使学生置身于语言美的环境中，学生就会心情愉快，兴趣倍增，思维得到拓展，从而收到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语言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教育工作是创造性的劳动，在教师劳动的每一领域，都需要伴有取得沟通教育对象心灵最佳效益的语言。教师应有一个语言库，储有丰富的资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教师还应具有很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根据需要，呼之即出，信手拈来。教师具有启发性的语言是提高学生精神境界的一股巨大力量。 四、教师的语言要有激励性 语言作为一种感人的力量，它真正的美离不开言辞的热情、诚恳和激励性。因此，教师一定要努力把活生生的灵感和思想贯彻到自己的话语中去，使“情动于中而言溢于表”，从而打动学生的心，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共鸣，受到强烈的感染。教师语言的感情色彩，来源于教师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对文化科学知识的强烈渴求，以及对学生的赤诚之爱。 ;
外语教师心理学视角下的有效英语教师论文
近年来，由有效教学研究中衍生出来的，并且与英语教师专业发展息息相关的有效英语教师的研究得到专家学者们的关注，英语教育学者们都致力于找出有效英语教师的构成要素和成为有效英语教师的途径方法。
本文从外语教师心理学教育的角度寻找成为一名有效教师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途径。作者发现，外语教师 心理学 对有效教师的形成有着强而有力的指导作用。
1前言
从外语教师心理学角度分析论题
外语教师心理学是一门将当代教育心理学的一些重要理论和思想应用于外语教学的交叉学科，前者对后者有着极大的应用潜力。例如人本主义、认知学说、建构主义等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学习的定义，对促进教和学都提供不同的视角和建议。外语教师心理学摆脱了行为主义的纯粹把教学看做可复制的行为动作的观点，而把教师的教学过程看做教师运用教育理念能动的过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认知和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并要求教师充分认识学生学习心理，进一步协调学生更有效的学习外语。
在《语言教师心理学初探》一书中 Williams和Burden从教师教的心理特点、学生学的心理特点和学习环境对教师和学生心理影响等方面探讨了如何让教师有效地教、学生如何有效地学和语言学习环境如何构建和加以利用。
从前沿研究的角度分析论题
通过对文献查阅发现，国外有效教师研究日益丰富。而在中国所作的研究又多以国外学者的理论为基础。我国内关于有效教师研究的研究在2000年之后，起步较晚，尚无专门研究有效教师的著作出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论文成果主要有白益民所做的《高成效教师的行为特征研究》、王升等人所做的《关于“有效教师有利于提高主体教学有效性”假设的实验研究》和李晶教授编写的《有效教师》等。哈尔滨师范大学的教育硕士研究生高子威撰写的毕业论文可称为首例有效教师的研究论文，在《学生观念中高校有效教师特征及结构的混合研究》一文中解读了在中国本土教育中对有效教师概念的分析和认识。可见国内对有效教师研究的受挫。
当前的研究前沿没有形成以中国教育背景下的有效教师研究，并且没有一个对中国本土环境下行之有效的理论的指导。作者认为推进有效教师在中国本土的理论构建的实证研究将可进一步指导我国教学的效率和效果。而英语有效教师的研究更能将中国英语学习大潮推向新阶段。
论文的目的和意义
如上文中指出有效教师研究在中国的不足可以分析出，有效教师研究之所以没能受到广泛关注的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不明白有效教师的准确定义。本论文的目的与意义在于让人们进一步了解有效教师以及有效英语教师的概念及特征，使更多的英语学习者更深入地研究这个课题。并从外语教师心理学的角度提出可行的促进有效教师形成的方法途径，对一线英语教师提供教学上的指导和帮助。
2文献综述
国外研究动态
20世纪初期，人们开始意识到教师对教育质量的重要影响，有效教师的概念被提出，有效教师是英语effective teacher的汉译，它属于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范畴，不同于国内常说的好老师和优秀教师，它们着重从教师的人格等方面来谈他们的行为和品质特征。
曼德勒(1979)认为，“教师的教学有效性首先被认为是教师拥有某些人格特征或品质，对这些人格特征或品质的研究主要采取的方法有两种：一是要求被研究者指出或发现被认为是有效的教师所具有的特征或品质;二是要求被研究者发表对有效教师所应具有特征或品质的看法，或者是要求他们列出自己认为的有效教师应具有的特征或品质”。
波特和波诺费(1998)通过研究认为有效教师的特征如下：“教学目标明确;熟悉教学内容和策略;使学生明白其被寄予的期望和原因;提供给学生更多的实践机会，以便学生深刻地理解教学内容;了解并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教给学生超认知策略;提出高低不同的认知目标;给予经常的适当的反馈以检测学生的理解水平;使教学与其他学科融为一体;对学生成绩负责;反思自己的教学实践”。这清晰地表述了有效教师的行为特征以及对有效教师能力水平的指导作用。
我国的研究情况
白益民(2000)对高成效教师的研究，他在其论文《高成效教师行为特征研究》中提出影响教师教学成效的三类因素：第一类是课堂上的实质性互动行为，主要包括积极的师生互动，让学生明确课堂教学目标和课堂常规，创造更适于教育学的模式，提供实质性反馈，复习方式和内容;第二类是维持学生专注行为，包括课堂管理行为和学生的专注;第三类是教学的计划与反思，包括课前和课后的思维。白益民在他的论文《高成效教师的聚类研究》中将高成效教师分为3类：灵活机动型教师、学生取向型教师和内容取向型教师，并且对这3类高成效教师在互动行为、维持专注行为和计划行为的不同组合特征做了简要介绍和分析。
3有效英语教师
本文从有效教学的理论出发，对有效英语教师的理解可定义为，能准确把握学生学习英语的规律和个人特点，进而选择学生感兴趣的并且行之有效的英语教学策略和英语学习策略，提高学生学习英语兴趣和效率，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英语学科知识丰富的专业英语教师。
对有效英语教师的特征总结为：教师的英语学科知识丰富，对所教内容十分了解;教师教学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效率;教师在不同教学情境中能灵活使用教学手段和方法，保证课堂教学的质量。
4成为有效英语教师的途径
树立科学的教师信念
行为是由观念引导的，成为有效教师是需要建立在科学的教师信念上的。教师信念包括三个方面，教师的学生观、教师的学习观以及教师的教师发展观。在科学的教师信念的指引下，成为有效英语教师就有了方向感。
树立以学生为本的学生观
在人本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教师应该树立以学生为本的学生观，教师教学的对象是学生，学生能学得好学得快学得有方法，教师的教才显示出有效性。这就要求英语教师要平等看待每个学生，相信学生，上课中适当用言语激发和培养学生的语言创造性，鼓励学生多说活用英语。此外，教师还应多加注意学生的英语学习需求，并且尊重学生的个人学习特点。每个学生对语言学习表现出不同的学习兴趣和天赋，教师应熟悉和掌握学生们的特点，因材施教，找到学生学习兴趣和语言学习的契合点。在语言学习中，教师不仅要注重语言知识的讲解，并且还要使教学带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学生能在学习过程中获得个人的价值感，提高个人的道德素质。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能从知识层面上升到精神教育层面，不仅在语言技能中有所进步，也在为人处世中树立正确的观念，这样的教师可称为有效。
树立交际的关注文化素养的教学观
信息加工理论启示我们，学生在学习时是有一段处理的过程的。学生在获得信息的输入时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和提取再使用才能存储为长时记忆。这样的认知方式对教师掌握学生的学习特点很有帮助。英语教学方法理论有很多种，近年来，英语交际教学法、情境法、任务型教学法都是受到众多英语教师青睐的英语教学法。但不管用怎样的教学法，都是由教师本身对于语言学习的观念选择而决定的'。因此，教师的英语教学观应以语言的交际性为主，语言是用来交际的。而且在使用中学，可增加学生学习的目的性和成就感，对于有效教会学习英语知识具有推进作用。此外，英语学习的过程还要提高英语文化素养意识。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语言学习要最终落在文化素养的层面上，才真正学到一门学习外语的精髓。能够把英语的教学观关注于语言交际性和文化素养的英语教师可以称之为有效。
树立不断自我反思的教师发展观
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一个贯穿整个教育生涯的过程，社会对教师素质的不断提高要求教师们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这就要求教师们时刻总结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时刻用先进的教育理念检验自己教学行为的得失和利弊所在。在教学工作中，教师可以通过撰写教学日志、教学策划、用量表自测等方法对自己的教学行为进行检验，对得出的结果进行反思，想出解决的对策和提高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反思可以让教师积累经验，让教师意识到在教学中的哪些行为是可以促进英语学习的，哪些行为是不利于学生提高英语学习自信心的。反思还是教师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中检验所学理论的一个过程，让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行为进行有效的整合，从而推进自己专业的不断发展。能够不断反思而不断进步的教师可以称之为有效。
培养学生掌握英语学习策略
在近几年的英语教育研究中，英语学习策略的选择和使用是一个热门话题。语言的学习讲究策略的选择，不同学习风格的学生可选择不同的英语学习策略来促进自己的英语学习。英语学习策略包括：注重学习计划和自我检测的元认知策略、注重学习方法的认知策略、注重学生学习状态的社会或情感策略等。有效的英语教师就会让学生在英语学习中掌握适合自己的英语学习策略，形成学习自主学习的能力，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高，在课堂上，教师也就能够用最简单易懂的方式让学生明白英语语言知识，这样的老师可称之为有效。
创设良好的外部的学习环境
在以上两大观点中，均为从教师和学生这两大教育主体中出发给出的建议，而除了内因的帮助之外，外部因素也是必不可少的关注点。有效的英语教师要善于创设良好的外部学习环境，而这样的外部学习环境就包括了这样几点。首先，教师应该对所教教材有良好的理解和选择能力。教材是学生学习英语的重要媒介，在英语学习中，英语学习教材的使用就显得格外重要，有目的性地选择教材，因材施教是有效教师的做法;再者，除了传统的板书教学之外，有效的英语教师可以熟练地使用多媒体软件辅助教学，接住科技的力量为学生提供一个有效的并且趣味的学习氛围;最后，外部的学习环境还需要考虑教师的课堂管理和掌控，想要有效学习，课堂的纪律需要明确，学生们在一个融洽、有组织、有纪律的课堂上能够提高学习的专注度。能够把握教材、多媒体教学技术和课堂管理等外部学习环境的教师可称之为有效。
5结语
在本文中，作者对有效教师和有效英语教师的概念进行了文献查阅并总结出自己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并在外语教师心理学的引导下从教师、学生以及外部学习环境三方面提出了关于成为一名有效英语教师的方法和途径。然而整个论文都主要采用了文献查阅和总结的方法，没有对此进行实证研究，所以整个论文应该需要一个有数据的实证研究更能对有效教师的素质构成有实质的把握，这样在提出对一线教师的建议更有可操作性。这也应该是有效英语教师的一个研究方向。
越来越多的学者正显示有兴趣在通过语言的方法翻译研究。与1949年和1989年，一个不完整的调查，作者发现，有大约只有30教科书通道的讨论之间的关系，语言学和翻译，包括方面的普通语言学，语用学，文体学，篇章语言学，修辞学和机器翻译。从1990年至1994年，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目增加了通道，看翻译，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几乎160发表的文章中对这些五年关心的翻译和普通语言学，文体学，比较语言学，语义，语用学，社会语言学，文字语言学，修辞学等新的条款，如话语分析，诠释学，动态等值，深部结构和表面结构，背景，主题和述位，合作的原则，更遑论只是一个数，出现在翻译领域的研究。我们一定可以找出一个趋势，应用语言学理论翻译研究在这些年。 今天，我们在点质疑语言学是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的翻译。近年来，一些学者，谁是在赞成的免费翻译，曾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向公众，并呼吁结束了语言的方法翻译。一些坚信，翻译是一种艺术和语言学，因此，既不是有用的，亦无帮助。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我们看看翻译作为一个整体，包括科学的翻译那里的意思是僵化和限制，自由度是有限的。灵活性，在这种情况下，既不需要也不赞赏。 但是，即使是在文学翻译，语言学，是难以负担。王宗炎指出， «如果一看到语言学作为一个机构的规则，规范的语言，翻译，最可能会哈欠与无聊。如果它标志使用的字和locutions以适合的场合，是没有任何停止译员从概括性的语言学» （王1991年： 38 ） 。争议«字面»银两«免费»翻译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有说服力的支持者，一边一国。举例来说，古代西方学者一样，伊拉斯谟，奥古斯丁，和其他人赞成，直译。其中中国早期翻译，鸠摩罗什是被视为免费的学校，而轩zuang似乎字面和灵活性。在当代中国，严复主张诠释学的翻译，而鲁迅的首选一拙劣的版本，一个是免费的，但不精确。有没有错，在上述任何立场。当这些译员强调，免费翻译，他们从不否认的可能性直译，反之亦然。问题只出现时，讨论，轮流相当于翻译。 问题的等价性已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些人认为有可能是一个等价语文元素，独立设置他们在其中的发生。在此基础上假设，一些«字面»翻译试图分解一个文本到单一元素，希望找到等值在目标语言。这是一个天真的想法。 jakobson （ 1971年： 262 ）指出， «等价在不同的是枢机主教的问题，语言和关键的关注语言学。 » ，他并不是指«等价» ，但«的等值的不同之处»为枢机主教的问题。奈达也误解了很多，他的概念«等价， »他走上表示«翻译组成，在复制，在受体的语言最接近自然相当于源语言讯息，首先是在条款的含义和在第二条款作风» （ 1969年： 12 ） 。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 «绝对的等值翻译是绝不可能» （ 1984年： 14 ） 。德beaugrande和德雷斯勒认为，成功或失败，无论是免费或直译的方法是不确定的：一不适当«字面»翻译可能会尴尬，甚至费解的，而过分«免费»之一，可能会使原来的文本，分化和完全消失。对他们来说，等价之间的翻译和原创，只能在实现的经验，与会者（参见德beaugrande和德雷斯勒1981 ： 216-217 ） 。卡特福德（ 1965年： 27 ）表达了同样的关注，相等于翻译只是«实证的现象，通过比较发现， SL和铊的案文。 »在列举上述例子，我有绝对无意坚持对不可译。我的意思是，一个翻译者应该把他或她自己的经验和加工活动，到文本：解决问题，减少polyvalence解释，远离任何不一致或不连续性。语言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对待不同类型以不同的方式，始终与意识，有没有确切的等价但只有逼近。因此，功放和简化成为可以接受的。 如果我们同意的文本可以翻译，那么，以何种方式是否语言学的贡献翻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寻求在接受西方语言学在中国及其对翻译的影响。系统性，科学性的研究，中文应运而生年底才在上个世纪，当马建忠出版了一本书的语法马氏文通«马氏文通»于1898年，这是首次在中国了语法印支欧洲语言作为其模型。研究语言，反过来又影响，翻译研究在中国。在麻石wenton ，主要的重点是使用形态，这占用了6 - sevenths的这本书。影响占主导地位的趋势形态学研究，总之，被视为最低有意义的单位，和刑期，因此，合乎逻辑的组合的话，各种具体的类型。翻译，然后，主要是基于该单位的Word 。在西方，圣经的翻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翻译佛经并在中国。 直到十九世纪末做了一些语言学家来认识到判刑，不只是总结了测序，换句话说，他们所载的。布拉格学派，创立于20世纪20年代，取得了相当大的贡献的研究语法。根据该分析方法的功能的角度来看，布拉格学派，一个句子可以分解成两部分：主题和述位。主题是反对述位在类似方式之间的区别的话题和评论，并定义为一个组成部分，句，至少这有助于推进的过程中的沟通。述位，另一方面，是一个组成部分，一句是增加最与时俱进的过程中的沟通和具有最高程度的交际动力。这两个名词，帮助启发的过程中中文翻译成英文。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研究语法达到高峰，与乔姆斯基的建立转换-生成语法。这一理论的深部结构和表面结构的语言翻译的影响极大。奈达依赖于这一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他«分析- transfering -重建»模式的翻译。一些中国语言学家，在此期间，试图以提高语文研究，以更高的飞机。李进喜（ 1982年）扩大的作用句研究在他的书中一个新的汉语语法，其中三分之二是专门讨论句子的形成或语法。他写道， «没有的话，可以发现除语境中的一个句子。 »研究当时的改善，其他grammarians ，包括吕叔湘，王力。 与发展的语言学研究，翻译的基础上，单位的一句是所提出的一些学者。这是林语堂谁首先运用理论对翻译在他的文章«对翻译。 »他声称«翻译应该做的事的基础上一句[...]什么翻译应忠实，是不是个别的话，但意思转达他们» （林1984年为： r 3 ） 。的重要性的背景下，在理解句子，因此强调。超yuanren ，一个中国学者和哈佛大学教授，学者的批评和笔译谁往往忘记这一点，并采取语言为一些独立和自给自足。事实上，这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翻译句子，我们取决于它的背景;当我们解释1话语，我们依赖的背景下的讲话（参见超1967 ） 。当一个句子，是从文字，它通常变得含糊不清，由于缺乏背景。因此，翻译成为困难。 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认识到学习语文的基础上的刑罚甚至没有足够的。完整的研究报告应作出的全文。一个简单的句子一样， «乔治通过»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不同语境下。如果背景是一个考试，这意味着没有乔治，以及对测试;在一个卡片游戏，它会表明，乔治拒绝他的机会，出价;在体育这将意味着球达成的另一个球员。没有一个背景下，我们怎么能决定一个翻译？语言学家，因此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研究文本和话语分析。篇章语言学已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自那时起。范dijk是一个先驱在这一领域，和他的4卷版的手册，话语分析是具有极大的价值。哈利迪的凝聚力的中，英文介绍功能语法，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英语语言对文字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德beaugrande和德雷斯勒（ 1981 ）提供了一个整体和系统的研究文本，这是有益的翻译研究。德beaugrande其实写了一本书所谓的因素，在一个理论的诗翻译在1978年。这本书并没有成为很受欢迎，因为它仅限于讨论诗歌的翻译。在同一时间内，书籍，语言学的方法，以翻译介绍到中国，如工程尤金奈达，彼得newmarks ， ， JC卡特福德，乔治mounin ，和其他人。这些书籍了很大的推动，应用语言学理论翻译研究在中国。 文本或discoursive的方式来研究翻译不能跟上发展的篇章语言学。一些研究仍留在句法或语义层面上，虽然甚至有文本装置被聘用。在谈到翻译单位的Word和文字，奈达写道： ...一般人天真地认为，语言是换言之，共同默契的假设，结果翻译涉及更换一个字，语文与一个字，语文乙和更多«认真»这类翻译的是，更为尖锐。在其他换句话说，传统关注的焦点，在翻译上字。人们认识到，这不是一个足够大的单位，因此，重点转移到判刑。不过，专家，翻译和语言学家已能证明个人的句子，在反过来，是不够的。重点应放在该段，并在一定程度上总的话语。 （奈达和tabber 1969 ： 152 ） 从这个声明可以看出，奈达的问候话语，作为大于一个段落，作为一篇文章，与一个开始和结束。奈达自己从未申请篇章语言学翻译，可能会有一些混乱，如果我们用他的任期在我们的解释话语，因为话语分析不仅是研究的基础上，较大的语言结构。 一些中国学者没有作出努力申请文本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翻译。王秉勤的文章（ 1987年）是第一学术论文这一类的。他说，他的目标是研究和发现规则的内部结构，文字在根据篇章语言学。他分析，许多例子使用的词句分析，但不幸的是，所有的样品，他收集到的描述，风景或报价从书籍的伟大学者-没有对话，没有言外或成事部队在该语言。他未能提供了各种例子。基于这个原因，他的研究结果，主要是限于修辞文本在中国古代（参见王1981 ;罗1994年） 。 学者一样，他自然适用于pragamatics翻译。他的文章（ 1992 ）提出了两个新的条款， « pragmalinguistics »和«社会经济语用学» ，其中，在翻译，是指分别以«研究务实的武力或语言使用的观点，语言来源» ，并«务实研究其中，研究条件对语言使用所产生的社会和文化情况。 »他讨论的可能性，运用务实的态度，翻译，以达到一个务实的等效之间的来源和目标文本，即是重现的讯息，进行源语言本身，以及含义进行了由源语言其背景和文化。在这方面的文章，他也试图区分«语用语言学»从«社会经济语用学» ，但最后也承认， «其实，一个清晰的线之间的语用语言学和社会经济语用学有时可能难以得出。 »他仍然坚持认为，应用该务实的态度，翻译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柯莉（ 1992 ）认为，语义，而在广义相结合的语义和语用学的，应加以研究，以帮助理解，解释和解决遇到的一些问题在翻译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审查了4语义条款-«意义和参考， » « h yponomy， » «变化的意义»和«背景» -让许多例子，i l lusrate的重要性，有一些一般性的知识和语义理解之间的关系和语义的翻译。这篇文章中明确写道，读者可以很容易吸取灵感来自它。 这些语言学的方法，棚灯，对新标准的«信，达，雅»所界定的严复。中国学者开始批评含糊不清，这三个标准和努力给他们具体的意义，通过理论的西方语言学。结果是内容，这三个传统标准已大大丰富了，尤其是影响等值理论，这在广义上是指目标语言应相等于源语言从语义，务实和文体点查看。但我们仍无法评价翻译在一个非常科学的方法。因此，中国学者一样，范守，徐shenghuan和万亩鲤鱼走上了定量分析的翻译，用模糊集理论的数学在完成他们的分析。范发表的几篇文章，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他1987年至1990年的文章评价翻译根据的数值数量的忠诚。徐的文章«的数学模型，评价翻译质量的»提出了一种正常的数学模型。他说，是很难产生一个绝对准确的评价翻译与这个模式，因为不确定性和随机性的人的思考过程。作出这样的分析更准确和客观的，需要进一步研究。 该单位在翻译是很难啃的骨头。不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在翻译研究将以往任何时候都足够了。迄今为止，很少有人都集中在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奈达认为，股应判刑，并在一定意义上，话语。巴尔胡达罗夫（ 1993 ： 40 ） ，苏联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建议： 翻译是转变的过程中讲话的产品（或文字）产生的一种语言，成为一个讲话的产品（或文字）在另一种语言。 [ … … ]它如下认为，最重要的任务，译者谁进行的过程中转型，该理论家谁介绍或创建一个模型，这个过程中，是要建立最低限度的翻译单位，因为它是一般所谓，翻译单位，在源文本。 虽然他注意到的重要性，翻译单位在一个文本，并认为这个单位可以是一个单位，任何级别的语言，他没有指出是什么文字，是和它如何可能来衡量翻译。 Halliday的概念，该条文的可能显着在这种情况下。他说，一个条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单位。他区别的三项职能的条款：文本，人际和概念。据哈利迪，这些职能是不具备的词或短语。但他是不太成功的在分析之间的关系，第和文本（参见哈利迪1985年） 。在中国，有些人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王春（ 1987年： 10 ）更多或更少的股份bakhudarov的看法，认为翻译单位不能局限于只为服刑。在某些方面，音素，词，词组，句，段，或什至文本都可以充当一个单位。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找到任何特殊的治疗文本翻译，除因文本作为最高级别之间的翻译单位。这不是目的，篇章语言学或话语分析。如果我们想申请这些理论和实践的翻译，我们会要求考的做法。
转摘More and more scholars are now showing an interest in adopting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Between 1949 and 1989, an incomplete survey by the author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only about 30 textbook passages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including aspects of general linguistics, pragmatics, stylistics, text linguistics, rhetoric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From 1990 to 1994, there was an incredibl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assages looking at translation from a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Almost 160 articles published over these five years concerned translat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s, stylistics,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semantics, pragmatics, sociolinguistics, text linguistics, rhetoric, etc. New terms such as discourse analysis, hermeneutics, dynamic equivalence, deep structure and surface structure, context, theme and rheme, cooperative principles, to mention just a few, appeared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e can definitely identify a trend of applying linguistics theori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se years. Today, we are at the point of questioning whether linguistics is a necessary part of translation. In recent years, some scholars who are in favour of free translation, have repeatedly raised this question to the public and appealed for an end to th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ome firmly believe that translation is an art and that therefore linguistics is neither useful nor helpful. Such a claim is wrong if we look at translation as a whole, including scientific translation where meanings are rigid and restricted and the degree of freedom is limited. Flexibility, in this case, is neither required nor appreciated. But eve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inguistics is hardly a burden. Wang Zongyan pointed out that « If one sees linguistics as a body of rules regulating language, translators most probably will yawn with boredom. If it signifies the use of words and locutions to fit an occasion, there is nothing to stop translators from embracing linguistics » (Wang 1991: 38). The controversy over « literal » versus « free » transl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with convincing supporters on each side. For example, ancient Western scholars like Erasmus, Augustine, and others were in favour of literal translation. Among early Chinese translators, Kumarajiva is considered to be of the free school, while Xuan Zuang appears as literal and inflexible. In modern China, Yan Fu advocated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while Lu Xun preferred a clumsy version to one that was free but inexact. There is nothing wrong in any of these stances. When these translators emphasized free translation they never denied the possibility of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vice versa. Problems only arise when the discussion turns to equivalent translations. The problem of equivalence has caused much controversy. Some people believed that there could be an equivalence of language elements independent of the setting in which they of occurred. Based on this assumption, some « literal » translators tried to decompose a text into single elements in hopes of finding equivalent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his is a naive idea. Jakobson (1971: 262) notes that « 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 is the cardinal problem of language and the pivotal concern of linguistics. » He does not refer to « equivalence » but to « 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 » as the cardinal problem. Nida was also misunderstood by many for his notion of « equivalence, » which he took to mean that « 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 » (1969: 12). He further concluded that « Absolute equivalence in translating is never possible » (1984: 14).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believed that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either free or literal approaches was uncertain: an unduly « literal » translation might be awkward or even unintelligible, while an unduly « free » one might make the original text disintegrate and disappear altogether. To them, equivalence between a translation and an original can only be realized in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rticipants (cf.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1981: 216-217). Catford (1965: 27) expressed the same concern that equivalent translation is only « an empirical phenomenon, discovered by comparing SL and TL texts. » In citing the above examples, I have absolutely no intention of insisting on untranslatability. What I mean is that a translator should incorporate his or her own experience and processing activities into the text: solving the problems, reducing polyvalence, explaining away any discrepancies or discontinuities. Linguistic knowledge can help us treat different genres in different ways, always with an awareness that there are never exact equivalences but only approximations. Therefore, amplification and simplification become acceptable. If we agree that texts can be translated, then, in what way does linguistics contribute to translation?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must look at the acceptance of western linguistics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translation.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ame into being only at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when Ma Jianzhong published a grammar book Mashi Wentong «马氏文通» in 1898, which was the first in China and took the grammar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 as its model. The study of language was, in turn, influenced by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In Mashi Wenton, the main emphasis is on the use of morphology, which takes up six-sevenths of the book. Influenced by the dominant trend of morphological studies, a word was regarded as the minimum meaningful unit, and a sentence was therefore the logical combination of words of various specific types. Translation was, then, principally based on the unit of the word. In the West, Biblical translation provided a very good example, just as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did in China. Not until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did some linguists come to realize that sentences were not just the summary of the sequenced words they contained. The Prague School, founded in the 1920s, made a consider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syntax. According to the analytic approach of the Functional Perspective of the Prague School, a sentence can be broken down into two parts: theme and rheme. Theme is opposed to rheme in a manner similar t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opic and comment, and is defined as the part of a sentence which contributes least to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Rheme,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part of a sentence which adds most to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has the highest degree of communicative dynamism. These two terms help enlighte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Chinese into English. In the mid-1950s, the study of syntax peaked with the Chomsky's establishment of 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 This theory of the deep structure and surface structure of language influenced translation tremendously. Nida relied heavily on this theory in developing his « analyzing-transfering-reconstructing » pattern for translation. Some Chinese linguists, in the meantime, tried to raise language studies to a higher plane. Li Jinxi (1982) enlarged the role of sentence studies in his book A New Chinese Grammar, two thirds of which was devoted to discussing sentence formation or syntax. He writes that « No words can be identified except in the context of a sentence. » The study was then improved by other grammarians, including Lu Shuxiang, Wang Li.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studies,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unit of the sentence was put forward by some scholars. It was Lin Yu-Tang who first applied the theory to translation in his article « On Translation. » He claimed that « translation should be done on the basis of the sentence [...] What a translator should be faithful to is not the individual words but the meaning conveyed by them » (Lin 1984: r 3).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a sentence was therefore emphasized. Chao Yuanren, a Chinese scholar and professor at Harvard University, criticized scholars and translators who tended to forget this point and take language for something independent and self-sufficient. In fact, it is obvious that when we translate a sentence, we depend on its context; when we interpret an utterance we rely on the context of the speech (cf. Chao 1967). When a sentence is removed from the text, it usually becomes ambiguous due to the lack of context. Therefore, translation becomes difficult. In the 1960s, people began to realize that the study of language based on sentences was not even sufficient. A complete study should be made of the whole text. A simple sentence like « George passed » may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If the context is that of an examination, it means George did well on a test; in a card game it would indicate that George declined his chance to bid; in sports it would mean the ball reached another player. Without a context, how could we decide on a translation? Linguists therefore shift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texts and to discourse analysis. Text linguistic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since that time. Van Dijk was a pioneer in this field, and his four-volume edition of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is of great value. Halliday's Cohesion in English and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on a textual level.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1981) provided an overall and systematic study of text, which is useful to translation studies. De Beaugrande actually wrote a book called Factors in a Theory of Poetic Translating in 1978. The book did not become very popular as it confined the discussion to translating poetry. At the same time, books on a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such as the works of Eugene Nida, Peter Newmarks, . Catford, Georges Mounin, and others. These books gave a great push to the application of linguistic theori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extual or discoursive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could not keep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xt linguistics. Some studies remained on the syntactic or semantic level, though even there textual devices were employed. In talking about the translation units of word and text, Nida wrote: ... average person naively thinks that language is words, the common tacit assumption results that translation involves replacing a word in language A with a word in language B. And the more « conscientious » this sort of translation is, the more acute. In other words, the traditional focus of attention in translation was on the word. It was recognized that that was not a sufficiently large unit, and therefore the focus shifted to the sentence. But again, expert translators and linguists have been able to demonstrate that individual sentences, in turn, are not enough. Th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paragraph, and to some extent on the total discourse. (Nida and Tabber 1969: 152) From that statement we can see that Nida regards a discourse as something larger than a paragraph, as an article with a beginning and an ending. Nida himself never applied text linguistics to translation, and there might be some confusion if we use his term in our interpretation of discourse, because discourse analysis is not merely a study based on a larger language structure. Some Chinese scholars did make the effort to apply text linguistics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Wang Bingqin's article (1987) was the first academic paper of this sort. He stated his aim to study and discover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a text in light of text linguistics. He analyzed numerous examples using textual analysis, but unfortunately, all the samples he collected were descriptions of scenery or quotations from the books of great scholars--no dialogue, no illocutionary or perlocutionary forces in the language. He failed to provide a variety of examples. For this reason, his research findings are largely restricted to rhetorical texts in ancient China (cf. Wang 1981; Luo 1994). Scholars like He Ziran applied pragamatics to translation. He's article (1992) put forth two new terms, « pragmalinguistics » and « socio-pragmatics » which, in translation, refer respectively to « the study of pragmatic force or language use from the viewpoint of linguistic sources » and to « the pragmatic studies which examine the conditions on language use that derive from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ituation. » He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applying the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a pragmatic equivalent effect between source and target texts; that is, to reproduce the message carried by the source language itself, as well as the meaning carried by the source language within its context and culture. In this article he tries to distinguish « pragma-linguistics » from « socio-pragmatics » but finally admits that « Actually, a clear line between pragma-linguistics and socio-pragmatics may sometimes be difficult to draw. » Still he insist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is helpful and even necessary. Ke Wenli (1992) argued that semantics, which in a broad sense combines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should be studied to help understand, explain and solve some of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ranslation. In this article, he examines four semantic terms--« sense and reference, » « hyponomy, » « changes of meaning » and « context »--giving many examples to illusrate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some general knowledge of semantics and of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mantics and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is clearly written and readers can easily draw inspiration from it. These linguistics approaches shed new lights on the criteria of «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 defined by Yan Fu. Chinese scholars began to criticize the vagueness of these three criteria and endeavored to give them concrete significance through the theories of western linguistics. The result is that the content of these three traditional criteria has been greatly enriched, especially by the effect equivalence theory, which in a broad sense means that the target language should be equivalent to the source language from a semantic, pragmatic, and stylistic point of view. But we are still unable to evaluate translations in a very scientific way. Therefore, Chinese scholars like Fan Shouyi, Xu Shenghuan and Mu Lei embarked on quantitative analyses of translations and used the fuzzy set theory of mathematics in accomplishing their analysis. Fan published several articles on this field of study. His 1987 and 1990 articles evaluate translations according to a numerical quantity of faithfulness. Xu's article « A Mathematical Model for Evaluating a Translation's Quality » presents a normal mathematical model. He states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produce an absolutely accurate evaluation of translations with this model because of the uncertainty and randomness of man's thought process. Making such analysis more accurate and objective would require further research. The unit in translation is a hard nut to crack. Without solving this problem, no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will ever be sufficient. To date, very few people have focused their research on this area. Nida holds that the unit should be the sentence, and in a certain sense, the discourse. Barkhudarov (1993: 40), Soviet linguist and translation theorist, suggests that: translation is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a speech product (or text) produced in one language into a speech product (or text) in another language. [...] It follow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of the translator who carries out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of the theorist who describes or creates a model for that process, is to establish the minimal unit of translation, as it is generally called, the unit of translation in the source text. Though he no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unit of translation in a text and considers that this unit can be a unit on any level of language, he fails to point out what a text is and how it might be measured in translation. Halliday's notion of the clause might be significant in this case. To him, a clause is a basic unit. He distinguishes three functions of a clause: textual, interpersonal and ideational. According to Halliday, these functions are not possessed by word or phrase. But he is not quite successful in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use and text (cf. Halliday 1985). In China, some people have tri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Wang Dechun (1987: 10) more or less shares Bakhudarov's view that the translation unit cannot be confined just to sentences. In some ways, the phoneme, word, phrase, sentence, paragraph, or even text can all serve as a unit. At this point, we cannot find anything special in treating text translation except for having text as the highest level among translation units. This is not the aim of text linguistics or discourse analysis. If we want to apply thes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we will require a textual approach.
像语音学，音位学，以及形态学，句法都不好下手建议写社会语言学或是心理语言学方面的，可以深入对比一下中西方思维的差异之类的，应该是一个好的论点加油~~
探究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论文摘要：概述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讨论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三分说：以言表意行为，以言施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研究言语行为理论的哲学意义及其发展和影响。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无论对语言研究还是对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以及语言习得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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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奥斯汀；以言表意行为；以言施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
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ohnI_allshawAustin，19l1—1960)的言语行为理论是当代西方语言哲学中日常语言学派的一种理论。奥斯汀是英国剑桥大学哲学教授，他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不应是词和句子，而应该是通过词和句子所完成的行为。语言理论实际上应该是行为理论的一部分。
1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概述
奥斯汀首先提出语言使用问题并对之进行认真研究。他认为，语言研究的对象不应该是词和句子，而是应该通过词和句子所完成的行为。他在《HowtoDoThingswithds》一书中不仅首先探讨了语言使用问题，而且系统、具体地研究了其中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说话本身为何就是一种行为。他的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人们在以言行事，说出某句话便是做出某件事，说任何一句话时，人们同时要完成3种行为：以言表意行为(theloeufionaryact)、以言施事行为(theiUoeutionaryact)、以言取效行为(thepelfocutionaryact)。奥斯汀认为，以言表意行为表达的是字面意思；以言施事行为表达的是说话人的意图，也称言外之力；以言取效行为指行为意图一旦被受话人所领会而对其产生的影响或效果。关于以言施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奥斯汀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言表意行为的有意义的单位，完成行为方式的话语是言语行为的主要形式。奥斯汀认为，以言施事行为是约定俗成的，并且言外之力通常也是约定俗成的。对于以言施事行为，说话者必须在遵守一定的惯例的前提下才能完成。而言后行为依赖于语境，不一定通过话语本身就能取得，因此是不确定的。因为语言是一个关系性的功能结构，“它的各个要素只能在此统一的框架内才能理解”。由于话语发生在一定数量与交往双方相关的个人、社会以及文化等因素在内的一定情景中，因此我们必须涉及社会语言学、民族交际学、语用学、跨文化交际学等研究领域，才能更全面地理解话语含义。由于任何言说、思想和文本都将是一定语言结构功能作用的结果，所以传统意义上的主体都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定文本上下文结构——语境(context)或对话者之间共同建构的语义场。因此他提出了他的以言施事行为：以言施事行为是通过一定的话语形式，通过协定的步骤与协定的力而取得效果，所以以言施事行为是协定的(conventiona1)。从这点看，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把语言研究从以句子本身的结构为重点转向句子表达的意义、意图和社会功能方面，从而突出了用语言做事或言语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