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化与翻译的论文
论文摘要： 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具备文化内涵的语言是不存在的。跨文化的语言交际往往会受到文化差异的干扰。文化差异的存在常常成为翻译的障碍，译者必须处理好语言文化间的差异问题，使翻译真正成为传播文化的媒介。
论文关键词： 语言；文化；文化意识；翻译
翻译不仅涉及语言问题，也涉及文化问题。译者不仅要了解外国的文化，还要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并要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对各自文化中的含义、作用、范围、感情色彩、影响等有正确的理解，以避免因文化差异而产生歧义，落入翻译陷阱。
一、语言、文化与翻译
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的总和。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具备文化内涵的语言是不存在的。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习俗，每种语言都反映着产生它的一种文化，因而任何形式的语言都具有某种文化的内涵。跨文化的语言交际往往会受到文化差异的干扰。因为语言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十分敏感，任何变化都会在语言中有所反映。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变化不清楚，便不能透彻理解反映它的语言。从语言学角度看，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往往同一个特定的文化系统紧密地联系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地植根于语言。语言既是文化的反映，又是掌握一种文化的直接有效的工具。如果对一特定的文化系统没有相应的认识和了解，将会影响对其语言的深入理解和恰当运用。
人类自有文化就有文化交流。交流又促进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不是由于主观或客观的种种原因，长期处于孤立、闭塞的状态之中，或多或少都可以从交流中得到好处。现代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更是以空前的规模、内容、形式和手段，在直接或间接地进行着。因此，可以说，在现代国家中，绝对不受外来影响的固有文化是不存在的。
跨文化的交流又必须通过翻译。没有翻译，就没有跨文化交流。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既促进了各国、各民族自身文化的繁荣，也丰富了世界文化，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可见，语言、文化、翻译之间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二、文化差异——翻译的障碍
翻译作为一种语际间的交际，它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同时也是文化的移植过程。译者，作为这个过程的主体，不仅应该精通原语和译人语这两种语言，而且应该通晓这两种语言所反映的文化。任何两个社会都有文化重叠现象。但是除了相似点以外，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英语和汉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构成了交际的障碍。在跨文化翻译中，译者面对不同于他们母语的一种异族语言和文化，常常碰到一些用自己的语言、文化和社会价值标准无法理解或者无法解释的事、物或者观念，这种跨文化的困惑在翻译实践中是屡见不鲜的。如：英文电视台新剧集《高校风云》(bos—tonpublic)中有句对白“no，youdidn’tdisturbus．wewerejustchewingthefat．”chewtheaft不指嚼肥肉，真正的意思是“闲聊”。所以，此句应译为“不，你没有打扰我们。我们只是在闲扯。”又如：刚刚才发薪水，有人提议周末大家一起上馆子打牙祭。一位中国女士想要减肥，好穿新近买的一条短裙，推辞说：“no，idon’tthinkicanmakeit．1wanttotightenmybeh．”后来，朋友悄悄地问她：“如果你最近手头不方便的话，我能帮你什么忙么?”该女士被问得一头雾水，解释半天才弄明白。原来，“tightenmybelt”是经济拮据，必须节衣缩食度日。例如：“theharvestwasbadlastyear，weallhadtotightenourbelts．”(去年收成很差，我们必须节衣缩食度日。)
看来文化差异引起的麻烦还真不少，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研究。
1．文化差异影响听话人获得信息的原因，往往是说话人越过了话语字面意义，传递一种带有文化因素的暗含意图。例如：thatguy’sgotamidastouch．作为听话人，我们首先要懂得midastouch是什么。
尽管我们知道它来源于希腊故事，midastouch指的是希腊国王midas的点金术(thegoldentouch)，但仍不足以完全领会这句话的文化内涵，无法获得说话人要传达的信息。我们还需要结合社交语境(如商务活动)，最终推断出这句话的意图是说那人很会做生意，他无需花费太多气力，就会像点石成金那样轻松赚钱。
2．汉英两个民族在各自文化熏陶下衍生出不同的思辨方式和推理模式，这种差异会导致他们在语言中产生不同的联想。交际双方如不注意这种文化差异，就会使交际发生障碍，造成相互间的信息传递不畅。例如：英语中的adultbooks一词语，从字面上看，这个是“成年人”，一个是“书”，放在一起自然就意为“成年人用书”了。然而这样推理出来的答案只是它的字面意义。从文化内涵上讲，它实际上是“色情书籍(刊)”的代名词。原来在西方社会，淫秽书刊充斥市场，为了遮人耳目，这个委婉词便应运而生。再比如seniorcitizens一词，许多学生不假思索地说它所指的是“有社会地位的公民”。而实际上，这里的senior与社会地位并无任何直接联系。中国人有尊老的传统，人们也常常倚老卖老。而西方人谁也不愿意别人说自己老，更不想变老，老年意味着孤独，所以，就在“公民”前面冠以senior这一听起来堂而皇之的字眼。
对诸如此类的词汇，我们如果只注意字面意义，忽视其内涵或社会文化意义，就很难真正理解、正确运用。在跨文化的言语交际中，不了解语言所负载的这种“文化信息”，有效交际势必受阻。如有人将字面意义对等和文化对等之间随意划等号，把“milkyway”理解为“牛奶路”，那更是不懂天文学而贻笑大方。
3．东西方文化差异造成了词语的文化内涵不对应，形成了语言之间的文化空缺现象，出现了大量的“文化空缺词”。
例句：随着经济改革的日益深化，这座昔日被誉为远东金融、经济和贸易中心的城市正在促进长江流域的经济中发展起着龙头作用。
译文：withitsdeepeningeconomicreform，hiscity，formallycrownedasthefinancial，economicandradehubofthefareast．isplayingadragonheadroleinboostingeconomicdevelopmentintheyangtzeriverval—ley．
该句中把“龙头作用”译为“dragonheadrole”是不恰当的。因为在英文中，dragon一词的意思是：amvthicalmonster(thatresemblesalargefire—breezinglizard”柯林斯最新英语)，中国人把“龙”视为吉祥的神物，有不可思议的伟大力量，因而成为至尊无上的帝王的象征，甚至把它看做是光明的未来，而望子成龙”。可是英美却把“龙”视为喷烟吐火的凶残怪物。而这里所谓的“龙头作用”意指“引导、领头、先锋作用”。不了解这种文化差异就会造成误译。
应改译为：withitsdeepeningeconomicreform，thiscity，formerlycrownedastheifnancial，economicandtradehubofthefareastisplayingaleadingroleinboostingeconomicdevelopmentintheyangtzeriv—ervalley．
可见，文化差异会给理解和翻译带来诸多障碍和困难。有些东西在一种文化里是不言而喻的，而在另一种文化里却是很难理解的；同一个词或成语在不同国家人民中含义往往不同。如不了解其文化内涵，很难正确理解、正确翻译。因此，翻译决不能只着眼于语言转换，而应透过语言表层了解其深层内涵和文化含义。译者必须深谙所要交流的民族语言与文化。至于文化差异的可译性多高，则取决于译者的文化素养和语言的`功底，取决于译者的智慧和主观能动性。
三、提高文化意识，跨越文化鸿沟
文化意识即译者认识到翻译是跨越语言文字、跨越文化的信息交流，而文化的差异跟语言文字的差异一样，可能成为交流的障碍，译者在进行语言文字转换的同时，还要注意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为此，译者不仅要精通译出和译人语言，还要了解研究诸多语言背后的文化，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而且要在正确翻译观的指导下知道在每一具体情况下如何处理文化差异、文化障碍。缺乏文化意识的译者，可能只顾到字面上的转换而忽略背后的文化问题，或者用母语传授的文化经验去曲解信息。这就会导致误译。所以，我们说，翻译不仅仅是个语言活动，它更是一种文化活动。英国译学理论家苏珊·巴思内特曾把语言比喻为文化有机体中的心脏。因此，语言的翻译不仅是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移植，翻译既涉及两种语言，更涉及两种文化。
翻译者在处理文化因素时必须牢牢记住两点：一是如何正确地理解原作的意思；二是如何让译文的读者在其自身的文化框架中去正确地理解译文的意思，并尽可能多地吸收原语的文化养分。译者作为文化传播者，应尽力加强和增进不同文化在读者心目中的可理解性，尽量缩短两种语言文化问的距离，清除由于缺乏理解甚至误解而造成的障碍。有了这种态度，译者才能让翻译真正成为传播文化的媒介。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注意语言文化的差异性，还要善于发现语言的共通性。如：speakofthedevil，andheappears．(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不难发现，中英文在这一成语上有着惊人的异曲同工之处。汉文化中，曹操素有“奸雄”的称号，而英语中就使用了“devil”这个词。中英文用法上有惊人相似之处的还有：hethathasbeenbittenbyaserpentisafraidofarope．(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towamasnakeinone’sbosom讲述的正是我们汉文化中的“农夫和蛇的故事”。
翻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种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翻译的观念、方法、样式、标准、风格等特征无不与时俱进。观察一下世界范围和中国国内的翻译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不难得出结论：翻译确实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富活力、最敏锐的领域之一。
由于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特点，是不同民族在特殊历史地理环境里的独特创造。因此，不同民族的文化间存在着众多差异，文化差异的存在决定了不同文化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反应不可能相同。不同文化中的读者对于自己所处的社会与文化有着独特的敏感性。读者的这一独特的文化敏感性正是作者在创作语言作品时的语用前提。因此，用某一种语言创作的作品只有生活在这种语言文化环境中的人才能做出作者所期待的反应，而且这种反应也只能是大致相同。俗话说得好，读《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可见，翻译者对文化因素的处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翻译既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文化之间的交流。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原作和译作都是文化的产物。因此，文化交流中翻译不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更要克服文化的障碍。只有充分地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弄清词语的真实含义，把握好翻译的原因和尺度，既要考虑词语中的文化因素怎样在译文中得以体现，同时还要注意避免由于文化因素而产生误译，才能使得译文最切近而又最自然。
总之，译者只有提高文化意识，才能跨越文化的鸿沟。
语言既是人类社会进行交际的重要工具，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语语言文化方面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解读酒店英语中的语言文化
摘 要： 酒店服务人员应从与饭店英语相关的中西方文化知识出发，领会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以矫正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而带来的语言偏差，从而达到学习语言、吸收文化和服务客人的目的。
关键词： 酒店英语 语言文化 文化差异
一、引言
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不同文化习惯的语言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而跨文化语言沟通存在于涉外高星酒店服务的各个环节。因此，酒店英语不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而且是语言文化和交际技能的培训。语言的本质属性不是语言知识而是思维。当一个人不了解该语言所蕴涵的文化时，那必然会发生语用错误。
二、具有本质特性的酒店英语
酒店英语属旅游专业英语范畴，具有专业英语的针对性(pertinence)和服务英语的得体性(decency)。语言标准应为:明晰、通畅、表意得当。如：
Waiter:How would you like with your steak?Rare，medium or well-done?(请问您牛排要几成熟?三成，五成还是七成?)
Guest:Rare，please.(三成。)
通常，rare是“稀少”的意思;medium是“中间”的意思;well-done是“干得好”的意思。而出现在服务员为客人点菜的流程中，它的意思就非常具有专业英语的针对性了。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对言语得体有这样的描述:“此时此地此人说此事，这样的说法最好;对另外的人在另外的场合说的还是这件事，这样的说法就不一定最好，就应使用另一种说法。”请看下面这组酒店客人和服务员之间的对话:
Guest:Hi，waiter，you speak beautiful English.
Waiter: Thank you，sir. Welcome to Holiday Inn.
Waiter顺应英语习惯欣然接受，而非按中文习惯去拒绝，说“No，no，My English is not good.”以示谦虚，否则只会使顾客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由此看出，服务语言的得体性在酒店英语的情境应用中显现得淋漓尽致。
三、文化差异(Cultural Difference)在酒店英语中的体现
文化影响着语言学习的思维方式，因此中英两种语言文化交汇时，必然会发生冲突。语言学家曾指出:“在与外族人交谈时，本族人对于他们在语音和语法方面的错误较宽容。与此相反，违反说话规则被认为是不够礼貌的。因为本族人不大可能认识到社会语言学的相对性。”这种情况又被称之为“社交语用失误”，它主要是指由于文化背景差异，交际时出现语用习惯错误。在酒店服务岗位的英语使用时，中英文化的差异将会给酒店服务中的语言交流带来不便。
(一)招呼(Greeting)用语
按照中国的文化习惯，问候和打招呼时，常爱涉及对方本身，询问的内容显得十分具体。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最喜欢用的口头语如：
“吃饭了吗?”(Have you finished your dinner?)
“上哪儿去?”(Where have you been?)
如果将上面的招呼用语拿来用在老外身上，定会令他们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例如:在酒店，初次见面对一位英美女客人说：“Did you have your lunch?”她会感到非常诧异。因为在他们的文化里，这样打招呼是暗示邀请的意思。这也是酒店英语服务中服务人员要引以为戒的。
与之不同，英语国家人打招呼，通常以天气(weather)、健康状况(health)、体育(sports)或兴趣爱好(interest/hobby)作为话题。如：
What a lovely day!(今天天气真好呀!)
I like hiking，and you?(我喜欢徒步旅行，你呢?)
(二)介绍(Introduction)用语
中国人小学第一节英语课便学了“What’s your name?”这句话。而这句话伴随许多人长大，考过了四、六级，TOEFL，IELTS，但对于它在何种情况下使用却鲜有解释。实际上，英语国家的人在第一次见面时一般先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对方，如“I am ...”，对方会自然地说出自己的姓名。因此“I’m ...”这里可以直接译成“请问贵姓?”。即使在填写表格、面谈等场合需要问及姓名时，一般也只说“Your name，please?”或“May I have your name?”如果使用“What’s your name?”会有一种被审问的感觉。一般只有海关人员、警察采用这种问讯句式。因此酒店员工在客人check-in(入住登记)或check-out(办理退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礼貌而得体的问询，以免冒犯客人。
(三)称赞(compliment)和接受赞扬
在人际交往中，谦虚和低调是中国人崇尚的表达方式，常会用“哪里哪里”、“不行，差远了”来回应别人的夸奖。而西方人则认为实话实说才能友好往来，而会欣然接受来自他人的赞扬。也常用赞美作为交谈的话题，如赞美对方出色的工作等。面对客人的赞美，员工的回答应是:“Thank you.”如：
Guest:You did a good job!
Waitress:Ah，thank you.
(四)关于隐私(privacy)
在中国，初次见面询问对方年龄、婚姻、收入是很自然随意的事情。而倾向自我、独立和自由的英语国家的人，会认为这些内容涉及个人隐私。如：
Are you married?(你结婚了吗?)
What’s your salary?(你的薪水是多少?)
以上内容涉及个人隐私，服务员切忌问及客人此类问题。因此，当酒店员工对入住客人的基本情况不甚了解时，“Is your husband/wife with you?”或“How many children do you have?”这样的问话是不得体的。
(五)搭配词语(phrase)表达
搭配词语指词与词的横向组合关系。搭配是民族文化中约定俗成的，不能用中文的搭配思维去套用到英语里面。在酒店用语中经常用到的如:“红茶”英语为“black tea”，而“black coffee”用汉语表示为“不加糖的咖啡”;“红酒”在英语中是“wine”(不是red wine);而white wine中文也不译成“白酒”。因此在搭配词语运用时，同样要注意词汇表达中的文化内涵。
四、尊重语言文化、提高饭店英语应用能力
世界各民族由于历史渊源、思想方式、生活习性、审美观念、价值理念、宗教信仰等不同，从而产生了文化上的差异。语用能力的提高离不开目标语国家的文化因素，因此要增强文化意识、主动自觉地吸收并融入他人文化环境中。
在培养文化意识(culture consciousness)，理解语言内涵的同时，还应注重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语用原则，注重词汇文化差异、句法文化差异及日常习俗文化差异来强化文化意识，为提高正确语用能力奠定基础。不能视酒店英语为简单的口语交流，必须增强对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的学习，要树立英汉语言差异意识，懂得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应用，即掌握一些文化语用知识。
五、结语
综上所述，酒店服务人员应改掉以往只重视语言本身而忽视语言文化的不合理做法，把文化因素纳入语言之中，用英语进行有效得体的交际。努力培养文化习得意识并使文化的规范与语言技能的培养同步进行。不仅注意语言形式的正确，还要重视语言运用是否恰当。既要有母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的对比语言学修养，又要有两国比较文化背景学方面的知识，这才是成为国际化酒店具有跨文化意识人才的首要条件。
参考文献：
[1]Denney 著.梁晓波，王才美，刘亚琴译.现代美国饭店经营与管理[M].湖南科技出版社，2001.
[2]鲍伯・里宾斯基著.李正喜译.专业酒水[M].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3]许元娜.提高大学生英语学习能力的研究[J].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09.
[4]刘燕婷.旅游英语情景体验式教学初探[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2).
浅析美式英语语言文化特点分析
摘要：美国文化是崇尚自由、平等和自我的文化，其包容性十分强，具有多元化的民族融合性。其核心文化特征是追求人人平等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些文化特征在美式英语文化中有着深刻的体现。文章结合美国文化的产生背景对其语言分析特点进行分析探讨。
关键词：美式英语;语言文化;特点
引言
美国文化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民族文化。从世界文化的区域和类型来说，美国文化属于西方文化范畴。但与其他西方文化相比，美国文化有着许多迥然不同的地方，它不但有别于与其有着亲缘关系的英国文化。而且有别于它的邻国加拿大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化。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
首先，语言体现了文化。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根据文化的狭义定义，文化是从社会习得的知识。而语言则是人类对客观事实的认识和感受的反应，属于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为语言是人类思维和交流的工具，也是人类形成思想的中介。本文试图从美国英语所反映的移民文化、价值观念、新文化等方面来分析美式英语语言文化的形成特点。
一、美式英语的形成背景
美国英语的形成与发展与美国的移民历史所带来的文化大融合有着密切关系。17世纪初，英国开始在北美进行殖民活动，在北美建立多个殖民地，而在殖民地的通用语言就是英语。之后不断有欧洲人移民到这片大陆上。自殖民地时期，美国英语就在多民族的接触与融合中从异族的语言文化中吸取营养，充实内涵，加快语言的多元化发展，形成美国英语的独特的融合特征。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荷兰语和印第安语、黑人语言等移民群体的语言词汇不断渗透到美国人使用的英语里。
另一方面，美国政治、经济、人口结构和社会生活的特殊性，推动了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语言美国英语的独立与发展。在词汇、语音和语法结构等方面有别于英国英语的民族语言，美国英语的形成关键在于这个民族在新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中不拘一格地创造和使用新词。而美国英语中丰富的新词都是出现在普通大众的言谈之中。
由于美国新社会特有的力量和群众性语言占据优势，因此，在美国，语言影响的流程是由下而上发展的。在美国英语中，最贴近生活和最能反映平民要求与社会生活特征的是俚语，俚语是美国英语词汇的主要来源之一。方言和俚语一样分布广泛，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是美国民族语言的生命源泉，既有浓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又有丰富的表现力和多样性，大量的方言和俚语使得美国英语在较短的时间内区别于英国英语而成为美利坚民族的民族语言。
二、美式英语的语言文化特点
1、个体主义价值观及其在美国英语中的表现
美国文化以个体为本位，个人主义在美国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是美国价值观的核心。它的主要内容是通过自力更生达到自我实现。与它联系最紧密的是自由平等竞争。机会均等和个人自由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基本保障，而竞争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根本途径。美国人在创造自己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许多表现个人主义的词汇。最有代表性的如：self-absorption(自我专注)、self-limitation(自我制约)、self-cultivate(自我修养)、self-conquest(自我战胜)、self-admiration(自我赞赏)、self-control(自我控制)、self-dependence(自立)、self-reliance(自我依靠)、self-responsibility(自我负责)、self-advancement(自我发展)、self-salesmanship(自我宣传)、self-fulfilling(自我实现)、self-protection(自我保护)等。个体主义价值观特别重视对个人空间和私生活的保护和尊重。"privacy"(隐私)一词在美国人的意识中占有异常重要的位置。无论是在生活空间还是在情感处理上，哪怕是对一个未成年的孩子，都会尊重对方的选择和隐私。
2、美国英语与印第安文化
土著印第安人是美洲大陆最早的定居者，他们的祖先是具有亚洲蒙古人血统的游牧狩猎者，他们于后冰川时代跨过白令海峡来到北美大陆。从美国英语中可以找出许多反映印第安文化的词语。如山川、河流、湖泊等。美国英语吸收了约有2000个左右的印第安词语。
印第安人善于狩猎并拥有种植的技艺，因此很多动物和植物的名称都来自印第安语。如mose(麋)、pecan(美洲核桃)等。美国各州的名称，有一半是来自印第安语。如密苏里州(Missouri)、俄勒冈州(Oregon)、密西根州(Michigan)、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犹他州(Utah)等。另外，许多与印第安人的部落关系、生活方式、宗教习俗、农作物以及社会机构有关的词也来自印第安语。
3、美国英语使用的通俗化和标新立异的意识
美国人在词语的使用上有通俗化的特点，他们不喜欢咬文嚼字，说话力求形象、易懂。最能体现美国人用词通俗化的是美国俚语。美国俚语是平民百姓的语言，虽通俗形象不矫揉造作，但有些也难免流于粗俗，这些粗俗的俚语不宜登大雅之堂。但有时为了避免语言单调和落入俗套，上流人物甚至总统也敢离径叛道。贵为总统，出言粗俗，无非是想表明自己敢于向常规与正统挑战，在语言表达上突出自己的粗犷个性和创新意识。
汽车文化是美国社会的显著特点，美国人经常借用汽车的商标来比喻其他产品的质量和等级。如，美国Ford汽车公司曾生产一种滞销的Edsel牌汽车，于是，Edlse就常被用来比喻为"彻底失败的产品或人"。
结语
美国英语丰富多彩，反映了美国文化的千姿百态。而且，美国英语的每一个演变都有其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是与美国社会的发展齐头并进的。它们真实地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发展历程，是美国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活动和文化思潮的折射。在美国英语中，不仅蕴藏着美利坚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和性格特征，而且也突出地体现了语言的时代特征。
参考文献
[1]李正国.从美国地名浅析美式英语来源[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7(03)
[2]陈凌.美国文化在英语中的投影[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2)
[3]张莉娟.美国英语所反映出的美国文化[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7(01)
地名是历史的精髓要素之一，虽是一个个简单的名称，却道尽了地与人，地与事、地与物的种种关系。中国地名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疆域政区的变化、传统文化等观念，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大如省、自治区、市县名称，小到镇、村、街道、桥梁名称，还有大量的雅称、简称、别称等。有的地名历千年不变，有的地名则多次更换，每个地名的背后有一段故事，每个地名的后面另有一串地名。地名的由来、命名的原则、寓意都蕴涵着历史的传承和传统文化的精髓。一个地名，就是一段历史碎片；一个地名，就是一幅风情画卷。看似杂乱无章的地名，其实蕴含着众多的逸闻趣事，更承载着城市的人文底蕴。 地名是各民族语言中的普遍现象。作为一种语言符号，除了表示城市、农村、河流、山脉、道路、街巷等地理位置以外，地名词与社会、文化历史的联系也是很密切的。它的词义往往既反映着人们对地形、地物及地理位置的具体认识，同时也反映着该地的历史人文的变迁。而这一切都是借助地名的语音特点和词义特点来表现的。所以，汉语中的地名，也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信息的承载体。 原始人类同地名是无缘的，地名应该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后的产物。最早的地名大约就是借用图腾的名称，这从国内一些少数民族的地名可以推断。比如云南彝族，曾以虎为图腾，哀牢山有彝村就名“罗摩”（母虎），山岗就叫“纳罗”（黑虎），意谓母虎族、黑虎族居住的村落、山岗（参见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又云南有“鹤拓”一名，据张了先生的考证，其起源就与白族先民的鹤图腾祟拜有关。汉民族的历史地名也留下了图腾的痕迹。如山西汾河一名，就因一个一度定居此地的崇拜风鸟图腾的部落而得（王克林《汾河释名》），“风”，古与“风”通假，则也可读如“分”“汾”。不过由于时世迁易，比较难于考证罢了。 现代汉语的词汇在数量上是以双音节为主的，但在历史上却经历了一个从单音节到双音节的发展过程。汉语地名词的发展也不例外。商代和周代的地名大多数是单音节的，如商代七次迁都，七个都城名都是单音节的：毫、嚣、相、邢、庇、奄、殷。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名也还是单音节占优势。但到了汉代，单音节的地名就不多见了。现代汉语中的地名一般都是由专名和通名构成，所以至少是双音节的（一些书面语中的简称如沪、津、京除外），甚至也不乏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六音节等多音节的地名，如石家庄、羊肠子沟、大秃顶子山、一三五食 2 宿站。这说明，地名词在语音上的演变过程与整个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步调是一致的。 汉语地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构成，而且专名在前，通名在后。比如江苏省、南京市中的“省”、“市”就是通名，放在最后；而“江苏”、“南京”就是专名。由于地名是中性词，所以不包含“老”、“小”、“阿”这样富于感情色彩的词头，也不用叠音和虚字。通名和专名一般都是有着特定意义的实词类。 一、汉语地名起名根据不同性质粗略可以分成三大类：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通名，如：山类：山、峰、岭、冈、坡、丘、陵、高原、山脉水类：水、河、江、湖、泊、溪、池、潭、沟、浦、海地貌类：岛、港、湾、洲、角、屿、半岛、盆地、沙漠； 二）、人类居住聚落建筑的通名，如：聚落类：乡、村、庄、镇、巷、街、道、路、弄、胡同、坊口、条、新村；建筑类：楼、台、亭、阁、城；寺、庙、宫、观、店、堂铺、集、墟、场、市、店 以上如“寺”、“庙”等多属各种宗教的建筑物名，历史上由于宗教信仰的繁盛也常用来做地名通称。“道”、“路”在古代曾经一度作为行政区划的通名，近代起演变成街道通名。 三）、国家行政区域划分的通名。 中国的行政区划，在漫长的历史上，变化很大。先秦代诸侯鼎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古中国为：十六郡，郡的下面设县，这是最早的全国统一的行政区汉承秦制。唐代分全国为十五道，“道”成为最大的行政域。宋代又改“道”为“路”。古中国由于朝代更迭，地名经常改动，故而同一个行政区域往往有好几个名称，给后，带来了不少麻烦。“省”的行政区划始建于清朝，中华民沿用之。新中国成立后，作了调整变革，定为：省、自治区、特区、自治州、市、县、区、街道、镇、利。
泉州是一座属于客人的城市，那些橘红色的骑楼已经泄漏了关于这个城市的过去。穿行在古老的民居当中，不少楼房的红墙上都镶嵌着诸如“江夏衍派” “九牧传芳”之类的牌匾。这些似曾相识的地名，让我颇有几分困惑。旁边的导游小林告诉了我这些牌匾后面的深意。今天的泉州城不少人祖上都是西晋永嘉之乱中南迁的中原人，古书上曾有记载，“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虽然千年以降，他们早已经是这个城市的主人，但是他们依然保留着从中原带来的某些生活习性，还有他们不变的姓氏。而那些镌刻在红房子上的文字正是他们的郡望之所。 老房子精雕细刻非常精美，虽然岁月轮回，但是那些细节依然动人。由于语言沟通不是很通畅，我没能跟这些屋里的老人们好好聊聊他们的过去。但听小林说，这些房屋当年都是那些贵族和望族所有的，但很多也是数易其主了，那些房子的主人已经不在是那些牌匾的主人了。所谓“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正是今天泉州古居的真实情境了。 虽然那些牌匾已经失去了承载一段信史的作用，但是每一个懂得南音的人，依然承担着这样一个身分认同的作用。因为这种独具特色的乐曲正是源于当年南来的中原人的行囊，是当年中原宫廷音乐和闽南音乐的一种衍生。入夜时分，我在独自去逛夜市的时候，在泉州文化馆边上看到了唱南音的台子。台上有人横弹琵琶，有人竖拿洞箫，曲调悠扬婉转，在泉州并不很明亮的夜晚颇有几分缠绵的意味。因为语言上的障碍，曲子的内容我很难听懂，但要一小壶茶，一个人闭上眼睛去感受，从那些咿咿呀呀当中也能够听出一些心潮彭湃来。
谈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论文
论文是一个汉语词语，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下面是我收集的谈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论文，欢迎大家收藏参考。
一、概念界定
“文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和组织制度。迄今为止，关于文化的定义有上百条，目前文化最古典，最受公认的还是英国的杰出文化人类学家、古典进化论学派的开创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语言”不但是人类思维和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狭义来说，语言包括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和书面语的物质载体――文字，最狭义的语言不包括文字。广义的语言不仅包括狭义语言，而且还包括准语言，根据诉诸感觉的不同，准语言又可分为听觉的（伴随声音、音乐语言、其他声响符号），视觉的（表情、体态、动作、聋哑人手语等；图表、公式等；绘图语言；舞蹈语言；蒙太奇语言；各种符号，标志；其他视觉符号等），触觉的（盲文等）。本文所探讨的语言只要是指狭义的语言，即口头语、书面语和文字。
二、从文化角度看语言
语言与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早在本世纪2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Sapir，Edward；1884—1939）在他的《语言》一书中就指出：“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从文化角度，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1、文化包括语言。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语言具有文化的特点。首先，从文化的内涵来看，它包括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而语言正是人类在其进化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精神财富，属文化的一部分，二者都为人类社会所特有。其次，正像文化一样，语言也不是生物性的遗传，而是人们后天习得和学得的。再次，文化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语言也是如此，它为全社会所共有。古德诺夫在《文化人类学与语言学》一书中也明确地指出了语言与文化的这种关系，他说：“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的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
2、文化影响语音。文化对语音的影响也是显着的。在中国的东北三省，很多老人都会说日常的简单日语，这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东三省的殖民和侵略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殖民统治而进行语言传播的不在少数，中国的香港，印度都是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但因为各民族国家发音的特点，语言在传播的时候就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阿拉伯语在发音中有喉部的颤音，而汉语和英语中没有，宝莱坞影片《我的名字叫可汗》中男主角一直强调他的名字“喉部发音，han”但是因为中国人和英语国家的人们没有喉部发颤音的习惯，在翻译中，将此音译为“khan”及“可汗”。
3、文化影响语义。在单一语言当中，很难清晰地看到语言背后的文化含义，但是通过几种语言的对比，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内在关系便会渐渐明了起来。在汉语里，与“狗”相关的词语多为贬义。如：狗仗人势、狗急跳墙……但是在英语中，与dog相关的词语或俗语却有怜悯、褒奖的色彩。如：clever dog（聪明的人）、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lucky dog（幸运儿）……又比如，在中国文化中，“龙”被视为吉祥、权威的象征，广大华人称自己为“龙的传人”。但在英语中dragon则是指一种类似于龙的会喷火的妖怪。“He is a dragon”表示的不是“他是一条真龙”，而是说“他是一个残暴的人”。近年来，龙与dragon之争已经成为一桩公案。不少中国学者要为龙“正名”，主张在英语中增加“loong”一词来对译汉语中的“龙”。这说明，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内在联系，力图从语言上来化解文化间的冲突与隔阂。
4、文化影响语用。在语用方面，文化和语言的关系也是紧密的、牢固的。比如，从亲属称谓来看，在汉语中，关于姻亲，血亲和辈分都有明显，如：爸爸的弟弟和哥哥，妈妈的兄弟姐妹都有自己的称谓，而英语中，叔叔、伯伯、舅舅、姨夫统称为“uncle”。再如，中国文化讲究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因此在语言上也特别强调尊卑关系。在汉语中，询问老者的年龄必须使用“贵庚”、“高寿”一类的词；询问比自己年纪小的或是同辈之人可以使用“你多大年纪？”、“你几岁了？”等语句。然而在西方国家，它们的语言当中是没有这种尊卑观念的。在英语中，询问年龄不论老少只有一种方，即“How old are you”。
三、从语言角度看文化
语言是一面镜子，它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揭示该民族文化的内容。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们通过他们的创造活动而形成的产物。文化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每一代人都继承原有的文化，同时又在不断扬弃和更新原有的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独特性，是民族差异的标志。各个民族由于地域、生态环境、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历史背景、风俗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的不同，其文化也具有各自的特点。透过一个民族的语言，人们可以了解到该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如，罗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讲的，我们可以从语源和变迁看过去文化的遗迹，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等。
四、语言与文化的双向互动
语言首先是作为交际工具，但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文化是一个整体。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对语言有制约作用。在学习一门语言时，必须先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好这门语言。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特殊组成部分，是传递文化的载体，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另一方面，语言又深受文化的影响，理解一种语言必先了解其所反映的文化。文化是语言所承载的内容，两者关系十分密切。人类用语言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又丰富了语言的表达方式。总之，语言和文化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双向互动关系，语言对文化有影响有制约，文化对语言也有影响有制约作用。
摘要：本文通过对比英汉两种语言在相同场景下的不同表现形式，阐述两种语言所承载的不同的社会文化。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在跨文化交际时应注意各自文化的不同，以避免出错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关键词：语言 中西文化 差异
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群体创造并共同享有的物质实体、价值观念、意义体系和行为方式，是人类群体的整个生活状态。它是由一个民族或社会的风俗习惯所构成。语言是人类进行思维和传递信息的工具，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保存认识成果的载体。语言的学习不是单纯地学习词汇、语法，更重要的是学习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从一种语言我们可以看出使用该语言的社会文化，看到该社会的人们的风俗习惯。下面就英汉两种语言现象在风俗习惯方面的不同展开对比分析，看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1、敬语和谦词汉语中存在大量的敬语和谦辞
如高见、光临、寒舍、愚见等。英语中则少有敬辞和谦辞，不论对方年龄多大，级别多高，并没有汉语中“您”这样的代词。一位英国妇女遇见一位上了年纪的中国人，用汉语客气地问“:老爷爷，你几岁啦?”老人诧异地看着她，很生气。这位英国妇女后来才知道误会的原因，“几岁”是问小孩年龄的，对上了年纪的人应问“您高寿?”或“您多大年纪啦?”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它要求人们跟长辈或上级说话时有时甚至跟同辈说话时，要用敬语，否则就会被认为用词不当而失礼，甚至显得高傲；谈及自己时要用谦词，如不使用，也被认为没有礼貌。英语中这类词少的原因有二：一为西方人追求人人平等，二为他们长期以来尊重个人价值，乐于表现自己。中西方人接受赞扬、祝贺时的反应也不一样。操汉语的人往往使用“否认”或“自贬”的方式来应答。中国人听到恭维或赞扬的话后会说“哪里，哪里”、“我做得不好”之类故作谦虚的话。而西方人则会毫不犹豫地说声Thank you。当西方人说Thank you表示谢意时，中国人会马上回答说不用谢，以表示客气。西方人听后，会大惑不解，觉得中国人没有礼貌。如一位英国女教师表扬一位中国女学生: A: Oh， what beautiful handwriting! B: No， no， not at all. 在女教师看来，该女生的回答是粗鲁的，否定了该教师对书法的审美观和鉴赏力，损害了她的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虽然女生本意并非如此， 只是符合了汉语的谦虚准则。英美人善于恭维他人，也乐于接受他人的恭维。当他们觉得该受到赞美却没得到赞美，会感到受到冷淡。对别人的赞美、恭维，英美人最常见的反应是“迎合”或高兴。他们把中国人的这种“否认”看作是无礼，把“自贬”视为自卑和言不由衷的虚伪。赞美语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处理得好，可以增进友谊; 但如果不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而运用不当，不仅无助于友谊，反而会产生误会，伤害感情。
2、称呼语：中西方的称呼语的使用差别也很大
“小+姓”在汉语中称呼年龄比自己小的人，可表示亲切、稔熟等感情色彩。但如果用此称呼英国人却是不礼貌的。“老+姓”或“姓+老”在汉语中称呼年龄较自己长的，可表示尊敬、礼貌。如果用“老+姓”称呼英国人，如“old smith”，对方在心里可能会生气。在英语文化中，忌讳“老”字。“老”容易使人想到“年龄大”“、体衰”、“无用”等。所以，在称呼英美人时应避免使用“old”。称呼语中有一类亲属称呼语，如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等。汉语中许多亲属称呼语可用于非亲属关系，也就是把一些其他人看成是亲属的延伸，用这种亲属称呼语来表达说话者的尊敬、亲近等意思，中国人遇到一位不认识的年长妇女可以称她为“阿姨”“、大妈”、“奶奶”;但在英语文化中这却是很不妥当的。汉语中姓与职衔(title)或亲属称谓连用，可用作称呼语。职衔包括职业、职位和头衔。如“李老师”、“汤经理”、“陈校长”“、丁爷爷”等。而在英语文化中姓与职衔、亲属称谓连在一起用作称呼语并不普遍，如不常说“Bureau Director Smith”“、Manager Jackson”“、Principal Morris”等。英语中的称谓为数不多，除了dad、mum、 grandpa、aunt、uncle等几个称谓经常使用外，其它的几乎不用。人们常常直呼对方的名字。直呼姓名，避用称谓，是想与对话人取得平等地位（称谓本身就意味着不平等，追求人人平等是西方人的理想）。而汉语中表示其属关系的称谓却非常多。英语中的cousin一词对应于汉语的表兄、表弟、表姐和表妹等。而brother-in law 一词对应于汉语的姐夫、小叔子（丈夫的弟弟）、小舅子（妻子的弟弟）、连襟等。汉语把表亲、夫妻之间的亲属关系区分得如此严格，既要说出性别，又要分出大小，根本不像英语笼笼统统一个词了事。这种语言现象的产生归因于中国两、三千年之久的封建统治。
3、个人隐私：与外国人交谈，要避免不该问的问题
两个中国人在一起谈及家庭、收入等话题是很平常的，并将能不能谈及这些视为人际关系远近的标准之一。而同外国人交谈时，则不应问及这些问题。外国人私事观念极强，年龄、收入、婚姻状况，甚至体重都是非自由谈论的话题。这种“寒暄”无疑成了对他们私事的干涉。对同一事物的价值判断，对中国人和英美人来说，有可能完全相反。例如，在中国文化中“胖”和“福”这两个概念是相互依存的，人们常用“你发福了”来恭维对方长胖了。而对英美人说他们长胖了，他们会很不高兴，这不仅干涉了他们的私事，而且在他们眼里， 长胖是体质下降的标志。英美男女之间经常相互恭维“你很性感”，被恭维的则会说“thanks”，而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对方会认为你心怀不轨。
在跨文化交际中对那些文化差异性要引起双方的足够重视，以避免社交语用的失误。此外，还应宽容地理解异族文化的礼貌习惯，不能以己度人，更不能用自己民族的礼貌标准去要求对方。如果言语双方都能设身处地地尊重对方的思想感情、文化习俗，那么因各种差异而造成的交际障碍就会减少，并达到彼此理解、配合默契的交际效果。
姓氏与文化。地名与地域文化 网络语言的兴起 影视作品语言 方言与文化仅供参考啊
越来越多的学者正显示有兴趣在通过语言的方法翻译研究。与1949年和1989年，一个不完整的调查，作者发现，有大约只有30教科书通道的讨论之间的关系，语言学和翻译，包括方面的普通语言学，语用学，文体学，篇章语言学，修辞学和机器翻译。从1990年至1994年，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目增加了通道，看翻译，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几乎160发表的文章中对这些五年关心的翻译和普通语言学，文体学，比较语言学，语义，语用学，社会语言学，文字语言学，修辞学等新的条款，如话语分析，诠释学，动态等值，深部结构和表面结构，背景，主题和述位，合作的原则，更遑论只是一个数，出现在翻译领域的研究。我们一定可以找出一个趋势，应用语言学理论翻译研究在这些年。 今天，我们在点质疑语言学是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的翻译。近年来，一些学者，谁是在赞成的免费翻译，曾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向公众，并呼吁结束了语言的方法翻译。一些坚信，翻译是一种艺术和语言学，因此，既不是有用的，亦无帮助。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我们看看翻译作为一个整体，包括科学的翻译那里的意思是僵化和限制，自由度是有限的。灵活性，在这种情况下，既不需要也不赞赏。 但是，即使是在文学翻译，语言学，是难以负担。王宗炎指出， «如果一看到语言学作为一个机构的规则，规范的语言，翻译，最可能会哈欠与无聊。如果它标志使用的字和locutions以适合的场合，是没有任何停止译员从概括性的语言学» （王1991年： 38 ） 。争议«字面»银两«免费»翻译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有说服力的支持者，一边一国。举例来说，古代西方学者一样，伊拉斯谟，奥古斯丁，和其他人赞成，直译。其中中国早期翻译，鸠摩罗什是被视为免费的学校，而轩zuang似乎字面和灵活性。在当代中国，严复主张诠释学的翻译，而鲁迅的首选一拙劣的版本，一个是免费的，但不精确。有没有错，在上述任何立场。当这些译员强调，免费翻译，他们从不否认的可能性直译，反之亦然。问题只出现时，讨论，轮流相当于翻译。 问题的等价性已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些人认为有可能是一个等价语文元素，独立设置他们在其中的发生。在此基础上假设，一些«字面»翻译试图分解一个文本到单一元素，希望找到等值在目标语言。这是一个天真的想法。 jakobson （ 1971年： 262 ）指出， «等价在不同的是枢机主教的问题，语言和关键的关注语言学。 » ，他并不是指«等价» ，但«的等值的不同之处»为枢机主教的问题。奈达也误解了很多，他的概念«等价， »他走上表示«翻译组成，在复制，在受体的语言最接近自然相当于源语言讯息，首先是在条款的含义和在第二条款作风» （ 1969年： 12 ） 。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 «绝对的等值翻译是绝不可能» （ 1984年： 14 ） 。德beaugrande和德雷斯勒认为，成功或失败，无论是免费或直译的方法是不确定的：一不适当«字面»翻译可能会尴尬，甚至费解的，而过分«免费»之一，可能会使原来的文本，分化和完全消失。对他们来说，等价之间的翻译和原创，只能在实现的经验，与会者（参见德beaugrande和德雷斯勒1981 ： 216-217 ） 。卡特福德（ 1965年： 27 ）表达了同样的关注，相等于翻译只是«实证的现象，通过比较发现， SL和铊的案文。 »在列举上述例子，我有绝对无意坚持对不可译。我的意思是，一个翻译者应该把他或她自己的经验和加工活动，到文本：解决问题，减少polyvalence解释，远离任何不一致或不连续性。语言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对待不同类型以不同的方式，始终与意识，有没有确切的等价但只有逼近。因此，功放和简化成为可以接受的。 如果我们同意的文本可以翻译，那么，以何种方式是否语言学的贡献翻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寻求在接受西方语言学在中国及其对翻译的影响。系统性，科学性的研究，中文应运而生年底才在上个世纪，当马建忠出版了一本书的语法马氏文通«马氏文通»于1898年，这是首次在中国了语法印支欧洲语言作为其模型。研究语言，反过来又影响，翻译研究在中国。在麻石wenton ，主要的重点是使用形态，这占用了6 - sevenths的这本书。影响占主导地位的趋势形态学研究，总之，被视为最低有意义的单位，和刑期，因此，合乎逻辑的组合的话，各种具体的类型。翻译，然后，主要是基于该单位的Word 。在西方，圣经的翻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翻译佛经并在中国。 直到十九世纪末做了一些语言学家来认识到判刑，不只是总结了测序，换句话说，他们所载的。布拉格学派，创立于20世纪20年代，取得了相当大的贡献的研究语法。根据该分析方法的功能的角度来看，布拉格学派，一个句子可以分解成两部分：主题和述位。主题是反对述位在类似方式之间的区别的话题和评论，并定义为一个组成部分，句，至少这有助于推进的过程中的沟通。述位，另一方面，是一个组成部分，一句是增加最与时俱进的过程中的沟通和具有最高程度的交际动力。这两个名词，帮助启发的过程中中文翻译成英文。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研究语法达到高峰，与乔姆斯基的建立转换-生成语法。这一理论的深部结构和表面结构的语言翻译的影响极大。奈达依赖于这一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他«分析- transfering -重建»模式的翻译。一些中国语言学家，在此期间，试图以提高语文研究，以更高的飞机。李进喜（ 1982年）扩大的作用句研究在他的书中一个新的汉语语法，其中三分之二是专门讨论句子的形成或语法。他写道， «没有的话，可以发现除语境中的一个句子。 »研究当时的改善，其他grammarians ，包括吕叔湘，王力。 与发展的语言学研究，翻译的基础上，单位的一句是所提出的一些学者。这是林语堂谁首先运用理论对翻译在他的文章«对翻译。 »他声称«翻译应该做的事的基础上一句[...]什么翻译应忠实，是不是个别的话，但意思转达他们» （林1984年为： r 3 ） 。的重要性的背景下，在理解句子，因此强调。超yuanren ，一个中国学者和哈佛大学教授，学者的批评和笔译谁往往忘记这一点，并采取语言为一些独立和自给自足。事实上，这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翻译句子，我们取决于它的背景;当我们解释1话语，我们依赖的背景下的讲话（参见超1967 ） 。当一个句子，是从文字，它通常变得含糊不清，由于缺乏背景。因此，翻译成为困难。 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认识到学习语文的基础上的刑罚甚至没有足够的。完整的研究报告应作出的全文。一个简单的句子一样， «乔治通过»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不同语境下。如果背景是一个考试，这意味着没有乔治，以及对测试;在一个卡片游戏，它会表明，乔治拒绝他的机会，出价;在体育这将意味着球达成的另一个球员。没有一个背景下，我们怎么能决定一个翻译？语言学家，因此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研究文本和话语分析。篇章语言学已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自那时起。范dijk是一个先驱在这一领域，和他的4卷版的手册，话语分析是具有极大的价值。哈利迪的凝聚力的中，英文介绍功能语法，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英语语言对文字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德beaugrande和德雷斯勒（ 1981 ）提供了一个整体和系统的研究文本，这是有益的翻译研究。德beaugrande其实写了一本书所谓的因素，在一个理论的诗翻译在1978年。这本书并没有成为很受欢迎，因为它仅限于讨论诗歌的翻译。在同一时间内，书籍，语言学的方法，以翻译介绍到中国，如工程尤金奈达，彼得newmarks ， ， JC卡特福德，乔治mounin ，和其他人。这些书籍了很大的推动，应用语言学理论翻译研究在中国。 文本或discoursive的方式来研究翻译不能跟上发展的篇章语言学。一些研究仍留在句法或语义层面上，虽然甚至有文本装置被聘用。在谈到翻译单位的Word和文字，奈达写道： ...一般人天真地认为，语言是换言之，共同默契的假设，结果翻译涉及更换一个字，语文与一个字，语文乙和更多«认真»这类翻译的是，更为尖锐。在其他换句话说，传统关注的焦点，在翻译上字。人们认识到，这不是一个足够大的单位，因此，重点转移到判刑。不过，专家，翻译和语言学家已能证明个人的句子，在反过来，是不够的。重点应放在该段，并在一定程度上总的话语。 （奈达和tabber 1969 ： 152 ） 从这个声明可以看出，奈达的问候话语，作为大于一个段落，作为一篇文章，与一个开始和结束。奈达自己从未申请篇章语言学翻译，可能会有一些混乱，如果我们用他的任期在我们的解释话语，因为话语分析不仅是研究的基础上，较大的语言结构。 一些中国学者没有作出努力申请文本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翻译。王秉勤的文章（ 1987年）是第一学术论文这一类的。他说，他的目标是研究和发现规则的内部结构，文字在根据篇章语言学。他分析，许多例子使用的词句分析，但不幸的是，所有的样品，他收集到的描述，风景或报价从书籍的伟大学者-没有对话，没有言外或成事部队在该语言。他未能提供了各种例子。基于这个原因，他的研究结果，主要是限于修辞文本在中国古代（参见王1981 ;罗1994年） 。 学者一样，他自然适用于pragamatics翻译。他的文章（ 1992 ）提出了两个新的条款， « pragmalinguistics »和«社会经济语用学» ，其中，在翻译，是指分别以«研究务实的武力或语言使用的观点，语言来源» ，并«务实研究其中，研究条件对语言使用所产生的社会和文化情况。 »他讨论的可能性，运用务实的态度，翻译，以达到一个务实的等效之间的来源和目标文本，即是重现的讯息，进行源语言本身，以及含义进行了由源语言其背景和文化。在这方面的文章，他也试图区分«语用语言学»从«社会经济语用学» ，但最后也承认， «其实，一个清晰的线之间的语用语言学和社会经济语用学有时可能难以得出。 »他仍然坚持认为，应用该务实的态度，翻译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柯莉（ 1992 ）认为，语义，而在广义相结合的语义和语用学的，应加以研究，以帮助理解，解释和解决遇到的一些问题在翻译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审查了4语义条款-«意义和参考， » « h yponomy， » «变化的意义»和«背景» -让许多例子，i l lusrate的重要性，有一些一般性的知识和语义理解之间的关系和语义的翻译。这篇文章中明确写道，读者可以很容易吸取灵感来自它。 这些语言学的方法，棚灯，对新标准的«信，达，雅»所界定的严复。中国学者开始批评含糊不清，这三个标准和努力给他们具体的意义，通过理论的西方语言学。结果是内容，这三个传统标准已大大丰富了，尤其是影响等值理论，这在广义上是指目标语言应相等于源语言从语义，务实和文体点查看。但我们仍无法评价翻译在一个非常科学的方法。因此，中国学者一样，范守，徐shenghuan和万亩鲤鱼走上了定量分析的翻译，用模糊集理论的数学在完成他们的分析。范发表的几篇文章，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他1987年至1990年的文章评价翻译根据的数值数量的忠诚。徐的文章«的数学模型，评价翻译质量的»提出了一种正常的数学模型。他说，是很难产生一个绝对准确的评价翻译与这个模式，因为不确定性和随机性的人的思考过程。作出这样的分析更准确和客观的，需要进一步研究。 该单位在翻译是很难啃的骨头。不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在翻译研究将以往任何时候都足够了。迄今为止，很少有人都集中在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奈达认为，股应判刑，并在一定意义上，话语。巴尔胡达罗夫（ 1993 ： 40 ） ，苏联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建议： 翻译是转变的过程中讲话的产品（或文字）产生的一种语言，成为一个讲话的产品（或文字）在另一种语言。 [ … … ]它如下认为，最重要的任务，译者谁进行的过程中转型，该理论家谁介绍或创建一个模型，这个过程中，是要建立最低限度的翻译单位，因为它是一般所谓，翻译单位，在源文本。 虽然他注意到的重要性，翻译单位在一个文本，并认为这个单位可以是一个单位，任何级别的语言，他没有指出是什么文字，是和它如何可能来衡量翻译。 Halliday的概念，该条文的可能显着在这种情况下。他说，一个条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单位。他区别的三项职能的条款：文本，人际和概念。据哈利迪，这些职能是不具备的词或短语。但他是不太成功的在分析之间的关系，第和文本（参见哈利迪1985年） 。在中国，有些人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王春（ 1987年： 10 ）更多或更少的股份bakhudarov的看法，认为翻译单位不能局限于只为服刑。在某些方面，音素，词，词组，句，段，或什至文本都可以充当一个单位。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找到任何特殊的治疗文本翻译，除因文本作为最高级别之间的翻译单位。这不是目的，篇章语言学或话语分析。如果我们想申请这些理论和实践的翻译，我们会要求考的做法。
转摘More and more scholars are now showing an interest in adopting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Between 1949 and 1989, an incomplete survey by the author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only about 30 textbook passages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including aspects of general linguistics, pragmatics, stylistics, text linguistics, rhetoric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From 1990 to 1994, there was an incredibl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assages looking at translation from a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Almost 160 articles published over these five years concerned translat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s, stylistics,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semantics, pragmatics, sociolinguistics, text linguistics, rhetoric, etc. New terms such as discourse analysis, hermeneutics, dynamic equivalence, deep structure and surface structure, context, theme and rheme, cooperative principles, to mention just a few, appeared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e can definitely identify a trend of applying linguistics theori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se years. Today, we are at the point of questioning whether linguistics is a necessary part of translation. In recent years, some scholars who are in favour of free translation, have repeatedly raised this question to the public and appealed for an end to th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ome firmly believe that translation is an art and that therefore linguistics is neither useful nor helpful. Such a claim is wrong if we look at translation as a whole, including scientific translation where meanings are rigid and restricted and the degree of freedom is limited. Flexibility, in this case, is neither required nor appreciated. But eve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inguistics is hardly a burden. Wang Zongyan pointed out that « If one sees linguistics as a body of rules regulating language, translators most probably will yawn with boredom. If it signifies the use of words and locutions to fit an occasion, there is nothing to stop translators from embracing linguistics » (Wang 1991: 38). The controversy over « literal » versus « free » transl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with convincing supporters on each side. For example, ancient Western scholars like Erasmus, Augustine, and others were in favour of literal translation. Among early Chinese translators, Kumarajiva is considered to be of the free school, while Xuan Zuang appears as literal and inflexible. In modern China, Yan Fu advocated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while Lu Xun preferred a clumsy version to one that was free but inexact. There is nothing wrong in any of these stances. When these translators emphasized free translation they never denied the possibility of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vice versa. Problems only arise when the discussion turns to equivalent translations. The problem of equivalence has caused much controversy. Some people believed that there could be an equivalence of language elements independent of the setting in which they of occurred. Based on this assumption, some « literal » translators tried to decompose a text into single elements in hopes of finding equivalent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his is a naive idea. Jakobson (1971: 262) notes that « 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 is the cardinal problem of language and the pivotal concern of linguistics. » He does not refer to « equivalence » but to « 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 » as the cardinal problem. Nida was also misunderstood by many for his notion of « equivalence, » which he took to mean that « 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 » (1969: 12). He further concluded that « Absolute equivalence in translating is never possible » (1984: 14).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believed that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either free or literal approaches was uncertain: an unduly « literal » translation might be awkward or even unintelligible, while an unduly « free » one might make the original text disintegrate and disappear altogether. To them, equivalence between a translation and an original can only be realized in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rticipants (cf.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1981: 216-217). Catford (1965: 27) expressed the same concern that equivalent translation is only « an empirical phenomenon, discovered by comparing SL and TL texts. » In citing the above examples, I have absolutely no intention of insisting on untranslatability. What I mean is that a translator should incorporate his or her own experience and processing activities into the text: solving the problems, reducing polyvalence, explaining away any discrepancies or discontinuities. Linguistic knowledge can help us treat different genres in different ways, always with an awareness that there are never exact equivalences but only approximations. Therefore, amplification and simplification become acceptable. If we agree that texts can be translated, then, in what way does linguistics contribute to translation?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must look at the acceptance of western linguistics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translation.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ame into being only at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when Ma Jianzhong published a grammar book Mashi Wentong «马氏文通» in 1898, which was the first in China and took the grammar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 as its model. The study of language was, in turn, influenced by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In Mashi Wenton, the main emphasis is on the use of morphology, which takes up six-sevenths of the book. Influenced by the dominant trend of morphological studies, a word was regarded as the minimum meaningful unit, and a sentence was therefore the logical combination of words of various specific types. Translation was, then, principally based on the unit of the word. In the West, Biblical translation provided a very good example, just as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did in China. Not until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did some linguists come to realize that sentences were not just the summary of the sequenced words they contained. The Prague School, founded in the 1920s, made a consider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syntax. According to the analytic approach of the Functional Perspective of the Prague School, a sentence can be broken down into two parts: theme and rheme. Theme is opposed to rheme in a manner similar t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opic and comment, and is defined as the part of a sentence which contributes least to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Rheme,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part of a sentence which adds most to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has the highest degree of communicative dynamism. These two terms help enlighte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Chinese into English. In the mid-1950s, the study of syntax peaked with the Chomsky's establishment of 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 This theory of the deep structure and surface structure of language influenced translation tremendously. Nida relied heavily on this theory in developing his « analyzing-transfering-reconstructing » pattern for translation. Some Chinese linguists, in the meantime, tried to raise language studies to a higher plane. Li Jinxi (1982) enlarged the role of sentence studies in his book A New Chinese Grammar, two thirds of which was devoted to discussing sentence formation or syntax. He writes that « No words can be identified except in the context of a sentence. » The study was then improved by other grammarians, including Lu Shuxiang, Wang Li.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studies,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unit of the sentence was put forward by some scholars. It was Lin Yu-Tang who first applied the theory to translation in his article « On Translation. » He claimed that « translation should be done on the basis of the sentence [...] What a translator should be faithful to is not the individual words but the meaning conveyed by them » (Lin 1984: r 3).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a sentence was therefore emphasized. Chao Yuanren, a Chinese scholar and professor at Harvard University, criticized scholars and translators who tended to forget this point and take language for something independent and self-sufficient. In fact, it is obvious that when we translate a sentence, we depend on its context; when we interpret an utterance we rely on the context of the speech (cf. Chao 1967). When a sentence is removed from the text, it usually becomes ambiguous due to the lack of context. Therefore, translation becomes difficult. In the 1960s, people began to realize that the study of language based on sentences was not even sufficient. A complete study should be made of the whole text. A simple sentence like « George passed » may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If the context is that of an examination, it means George did well on a test; in a card game it would indicate that George declined his chance to bid; in sports it would mean the ball reached another player. Without a context, how could we decide on a translation? Linguists therefore shift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texts and to discourse analysis. Text linguistic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since that time. Van Dijk was a pioneer in this field, and his four-volume edition of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is of great value. Halliday's Cohesion in English and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on a textual level.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1981) provided an overall and systematic study of text, which is useful to translation studies. De Beaugrande actually wrote a book called Factors in a Theory of Poetic Translating in 1978. The book did not become very popular as it confined the discussion to translating poetry. At the same time, books on a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such as the works of Eugene Nida, Peter Newmarks, . Catford, Georges Mounin, and others. These books gave a great push to the application of linguistic theori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extual or discoursive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could not keep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xt linguistics. Some studies remained on the syntactic or semantic level, though even there textual devices were employed. In talking about the translation units of word and text, Nida wrote: ... average person naively thinks that language is words, the common tacit assumption results that translation involves replacing a word in language A with a word in language B. And the more « conscientious » this sort of translation is, the more acute. In other words, the traditional focus of attention in translation was on the word. It was recognized that that was not a sufficiently large unit, and therefore the focus shifted to the sentence. But again, expert translators and linguists have been able to demonstrate that individual sentences, in turn, are not enough. Th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paragraph, and to some extent on the total discourse. (Nida and Tabber 1969: 152) From that statement we can see that Nida regards a discourse as something larger than a paragraph, as an article with a beginning and an ending. Nida himself never applied text linguistics to translation, and there might be some confusion if we use his term in our interpretation of discourse, because discourse analysis is not merely a study based on a larger language structure. Some Chinese scholars did make the effort to apply text linguistics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Wang Bingqin's article (1987) was the first academic paper of this sort. He stated his aim to study and discover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a text in light of text linguistics. He analyzed numerous examples using textual analysis, but unfortunately, all the samples he collected were descriptions of scenery or quotations from the books of great scholars--no dialogue, no illocutionary or perlocutionary forces in the language. He failed to provide a variety of examples. For this reason, his research findings are largely restricted to rhetorical texts in ancient China (cf. Wang 1981; Luo 1994). Scholars like He Ziran applied pragamatics to translation. He's article (1992) put forth two new terms, « pragmalinguistics » and « socio-pragmatics » which, in translation, refer respectively to « the study of pragmatic force or language use from the viewpoint of linguistic sources » and to « the pragmatic studies which examine the conditions on language use that derive from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ituation. » He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applying the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a pragmatic equivalent effect between source and target texts; that is, to reproduce the message carried by the source language itself, as well as the meaning carried by the source language within its context and culture. In this article he tries to distinguish « pragma-linguistics » from « socio-pragmatics » but finally admits that « Actually, a clear line between pragma-linguistics and socio-pragmatics may sometimes be difficult to draw. » Still he insist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is helpful and even necessary. Ke Wenli (1992) argued that semantics, which in a broad sense combines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should be studied to help understand, explain and solve some of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ranslation. In this article, he examines four semantic terms--« sense and reference, » « hyponomy, » « changes of meaning » and « context »--giving many examples to illusrate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some general knowledge of semantics and of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mantics and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is clearly written and readers can easily draw inspiration from it. These linguistics approaches shed new lights on the criteria of «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 defined by Yan Fu. Chinese scholars began to criticize the vagueness of these three criteria and endeavored to give them concrete significance through the theories of western linguistics. The result is that the content of these three traditional criteria has been greatly enriched, especially by the effect equivalence theory, which in a broad sense means that the target language should be equivalent to the source language from a semantic, pragmatic, and stylistic point of view. But we are still unable to evaluate translations in a very scientific way. Therefore, Chinese scholars like Fan Shouyi, Xu Shenghuan and Mu Lei embarked on quantitative analyses of translations and used the fuzzy set theory of mathematics in accomplishing their analysis. Fan published several articles on this field of study. His 1987 and 1990 articles evaluate translations according to a numerical quantity of faithfulness. Xu's article « A Mathematical Model for Evaluating a Translation's Quality » presents a normal mathematical model. He states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produce an absolutely accurate evaluation of translations with this model because of the uncertainty and randomness of man's thought process. Making such analysis more accurate and objective would require further research. The unit in translation is a hard nut to crack. Without solving this problem, no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will ever be sufficient. To date, very few people have focused their research on this area. Nida holds that the unit should be the sentence, and in a certain sense, the discourse. Barkhudarov (1993: 40), Soviet linguist and translation theorist, suggests that: translation is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a speech product (or text) produced in one language into a speech product (or text) in another language. [...] It follow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of the translator who carries out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of the theorist who describes or creates a model for that process, is to establish the minimal unit of translation, as it is generally called, the unit of translation in the source text. Though he no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unit of translation in a text and considers that this unit can be a unit on any level of language, he fails to point out what a text is and how it might be measured in translation. Halliday's notion of the clause might be significant in this case. To him, a clause is a basic unit. He distinguishes three functions of a clause: textual, interpersonal and ideational. According to Halliday, these functions are not possessed by word or phrase. But he is not quite successful in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use and text (cf. Halliday 1985). In China, some people have tri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Wang Dechun (1987: 10) more or less shares Bakhudarov's view that the translation unit cannot be confined just to sentences. In some ways, the phoneme, word, phrase, sentence, paragraph, or even text can all serve as a unit. At this point, we cannot find anything special in treating text translation except for having text as the highest level among translation units. This is not the aim of text linguistics or discourse analysis. If we want to apply thes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we will require a textual approach.
像语音学，音位学，以及形态学，句法都不好下手建议写社会语言学或是心理语言学方面的，可以深入对比一下中西方思维的差异之类的，应该是一个好的论点加油~~
探究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论文摘要：概述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讨论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三分说：以言表意行为，以言施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研究言语行为理论的哲学意义及其发展和影响。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无论对语言研究还是对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以及语言习得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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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奥斯汀；以言表意行为；以言施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
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ohnI_allshawAustin，19l1—1960)的言语行为理论是当代西方语言哲学中日常语言学派的一种理论。奥斯汀是英国剑桥大学哲学教授，他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不应是词和句子，而应该是通过词和句子所完成的行为。语言理论实际上应该是行为理论的一部分。
1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概述
奥斯汀首先提出语言使用问题并对之进行认真研究。他认为，语言研究的对象不应该是词和句子，而是应该通过词和句子所完成的行为。他在《HowtoDoThingswithds》一书中不仅首先探讨了语言使用问题，而且系统、具体地研究了其中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说话本身为何就是一种行为。他的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人们在以言行事，说出某句话便是做出某件事，说任何一句话时，人们同时要完成3种行为：以言表意行为(theloeufionaryact)、以言施事行为(theiUoeutionaryact)、以言取效行为(thepelfocutionaryact)。奥斯汀认为，以言表意行为表达的是字面意思；以言施事行为表达的是说话人的意图，也称言外之力；以言取效行为指行为意图一旦被受话人所领会而对其产生的影响或效果。关于以言施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奥斯汀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言表意行为的有意义的单位，完成行为方式的话语是言语行为的主要形式。奥斯汀认为，以言施事行为是约定俗成的，并且言外之力通常也是约定俗成的。对于以言施事行为，说话者必须在遵守一定的惯例的前提下才能完成。而言后行为依赖于语境，不一定通过话语本身就能取得，因此是不确定的。因为语言是一个关系性的功能结构，“它的各个要素只能在此统一的框架内才能理解”。由于话语发生在一定数量与交往双方相关的个人、社会以及文化等因素在内的一定情景中，因此我们必须涉及社会语言学、民族交际学、语用学、跨文化交际学等研究领域，才能更全面地理解话语含义。由于任何言说、思想和文本都将是一定语言结构功能作用的结果，所以传统意义上的主体都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定文本上下文结构——语境(context)或对话者之间共同建构的语义场。因此他提出了他的以言施事行为：以言施事行为是通过一定的话语形式，通过协定的步骤与协定的力而取得效果，所以以言施事行为是协定的(conventiona1)。从这点看，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把语言研究从以句子本身的结构为重点转向句子表达的意义、意图和社会功能方面，从而突出了用语言做事或言语的社会功能。
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零度和偏离，显性和潜性八大概念，和一条最高原则——得体性原则；学派同仁把这概括成为“三一语言学派”的学术思想体系。任何一种学派不是凭空想产生的，是沿着继承、发展和创新的道路逐步发展形成的。继承，是汲取前人先进的学术思想和优秀成果；发展，是推陈出新，对前人研究的成果加以改造，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创新，是提出新理论、新方法，解决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面临的新问题。继承是基础，发展是动力，创新是目的，对于一个新兴学派来说，三者缺一环不可。以王希杰为代表的“三一语言学派”就是沿着这个方向稳步前进的。王希杰师从我国语言学宗师，南派开创人方光焘教授。学人们认为，王希杰的语言学理论是继承、接受经过方光焘改造后的德•索绪尔语言学思想发展起来的。这话总的说来不错，但具体说到他从索绪尔那里接受了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理论，从方光焘那里接受了言语没有阶级性的观点，这就太简单化甚至是误解。我们知道，人称索绪尔语言学说是“哥白尼式”的革命，是因为他的语言观和方法论与传统语言学截然相左，为理论语言学的建立和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开辟了新路。但是，索绪尔语言学说又存在诸多矛盾以致被人误解，引起后学者不同毁誉。方光焘毕生致力于索绪尔语言学说研究，对索绪尔的语言观和方法论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批判、改造和发展，推动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建立，促进汉语研究科学化和现代化起了重大作用。（2）对于王希杰“三一语言学思想，我已写了一篇《王希杰对索绪尔学说的发展》（3）拙文，现再作一些简要概括和补充，从而可以看清从索绪尔到方光焘再到王希杰的学术继承、发展和创新的道路。
语言学(linguistics)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运用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语言学的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语言学的发展与趋势
论文摘要：世界的全球化趋势决定了语言交际的重要性。研究语言学对于外语教学,特别是以英语为目的语的外语教学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立足于语言学的基础发展，着眼探讨其发展趋势，试图从其中把握其研究热点。
1 语言学的发展
语言学的前身应该可以被既定为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追溯更早则称之古代语文学阶段。现代语言学是从索绪尔开始的，索绪尔开创了结构主义新时期，这一时期索绪尔()著有《普通语言学教程》(Th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结构主义中以美国结构主义影响最大，, , 三者较为出名，他们创立了新结构主义学派——美国描述语言学，三者中以后者较为出名，所以美国语言学也叫“布龙非尔德主义”。
美国的结构主义
美国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四种：替换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分布分析法、直接成分分析法，其主要内容如下：
(1)替换分析法(Substitutional Analysis),即用一个语言单位代换另一个语言单位是否得到新的事实。
(2)对比分析法(Contrastive Analysis)是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语言单位，找出他们相同或不同部分从而确定单位性质。
(3)分布分析法 (Distribution Analysis)为研究词位出现的位置，词类(实、虚)分布的位置。
(4)直接成分分析法(Immediate constituent analysis)一个句子首先可切分成两个部分，切到词素为止。
(5)序列分析法(String analysis)是把句子带有修饰或不带有修饰的基本单位、结构成分或基本单位、修饰成分。
(6)转换分析法(Transformational analysis) 为把任何的结构看成核心句(Kernel sentence)的转换，所谓核心句是基本句型(SVO, SV等)其他是核心的拓展或是从核心句转换而来的。
系统功能语言学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 . Halliday (韩礼德) 师从伦敦学派(弗斯)。后来,我国的两名学者罗常培和王力，打破传统语言或结构主义的根本，把语法形式意义、语言用法等系统地有机地连结起来。
转换生成语法
20世纪50年代Chomsky 对美国结构语言提出挑战，创立了转换生成词法或形式语言学，提出研究重点人是如何从有限的语言单位创造出无限的语用句型。这一时期的发展共经历了五个阶段：经典理论时期、标准理论时期、扩充标准理论时期、修正式扩充标准理论时期、最简的解释理论时期。这个时期Chomsky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概念：深层和表层结构。这两个概念对“同形异义、异形同义”歧义能做出科学的解释。
2 语言学的动态研究
语用学 (Pragmatics) 即语言使用学，其主要研究问题包括：指示语 (Deixis)包含人称指示、时间指示、话语指示、承接指示;前提 (Presuposition), 语用推论， 以语言结为根据，靠逻辑推论语言的前提条件;语用含义(Implicative)话语含义， 给语法事实提供重要功能解释。
语篇学
语篇学是在句法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叫篇章语法或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上世纪70年代开始，语言学由静态到动态的大转变，由结构研究到功能研究。篇章语法主要解决篇章结构研究;篇章语义主要解决篇章意义连贯，研究篇章的层次。篇章的语用研究，重点探讨会话结构、话轮(说话顺序)邻近配对(前者说话的反应)，也解决影响会话因素(心理因素、文化)，篇章理论研究，研究篇章的产生。
社会语言学
社会于语言关系的科学，它是一门交叉科学。从社会变化与发展来研究语言变化，又由语言变化来研究社会的规律。其分为微观社会语言学与宏观社会语言学。微观是研究具体的语言与社会关系，如语言与性别、语言与民族等，也研究语言的细节，如语言世界、语言等。宏观主要是研究语言与社会中的地位和社会对语言的选择，如国际文化交流中采用哪几种语言、在本国推广哪几种语言、语言的推广和文字改革等等。
3 我国语言学研究的热点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
单以核心刊物《外国语》上发表有关系统功能语言学就有30多篇;《外语教育研究》上发表有10多篇;出版的重要著作有胡壮麟先生的《系统功能语法概念》于1989年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语篇的衔接语连贯》;程琪龙的《系统功能语法导论》。论文集有湖南教育出版社的《语言系统与功能》;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语篇·语境》;任绍鲁的《语言·系统·结构》等等。系统功能的基本概念的引进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胡壮麟为首，系统功能的语法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系统功能语法的语言观于方法论;对系统功能语篇研究理论进行实践和补充。
语用学的研究
近年来，《外国语》在语用学发表文章达30多篇;《外语教学与研究》有10多篇;出版的专著主要有：何自然的《语用学概论》;何兆熊的《新编语用学概要》。语用学在90年代最现风光，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最核心的科目，其研究有三个特点：
(1)在继续引导外国的方法的同时，通过对语言具体事实提出修正何补充。例如：何自然的《国外语言学的研究》。
(2)对语用学的内涵进行了新的开拓。比如何自然的《语用模糊》、《情态动词的语用分析》由卫国的《现在完成时的语用含义》。
(3)从翻番而论转入专题研究。把汉语与外语的研究联系起来。例如刘绍忠的《“清”字用法汉英对比》。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
《外国语》和《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共有10多篇;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特点主要表现在：(1)由宏观方法转入微观具体语言现象分析，例如：《委婉语社会语言研究》、《语言变化的社会因素》。
(2)从解释的社会学角度转向心理学语言运作的社会心理机制。例如：王德青的《社会心理语言学科性质语研究对象》和素定芳的《委婉语研究》。
话语分析研究
《外国语》中有将近20多篇;《外语教学与研究》有10多篇。从80年代中期开始系统介绍西方话语分析基本概念与理论。90年代转入英汉对比分析。从话语口语转入语篇研究。近几年来，话语分析有交叉和重叠趋势。
4 我国语言学研究的趋势
(1)研究对象看，由微观转入宏观，语言本身系统转向跨学科研究，出现交叉学科，如跨文化交际学、国情语言学;由结构研究转入功能和应用研究，由静态到动态，如描写构词句法规则到句法结构的不同功能;单个词的意义到单词在特定环境中的意义;由单一语言研究转向多语言的对比研究，如对比语言学，包括双语对比、多语对比，包括同族语对比、非同族语对比，即有语言自身的对比，也有语言与文化的对比，如跨文化交际学。
(2)研究方法看，由单层次和单角度，静态研究转入多层次、多角度、动态研究。
(3)研究目的看，目标不断从窄到广，从肤浅到深度;从描写转向解释 Chomsky 试图从大脑的遗传基因来解释语言的事实;从理论的探讨转向应用价值分析，如计算机的发展离不开语言学，语用学的分析应用到法庭审讯中等。
(4)发展趋势看，语言学研究有三个：①侧重宏观语言学，语言与心理、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的关系;②着眼认知语言，语言与大脑关系;③鼓励用科学技术研究，如《对学者个人差异研究》。
参考文献
[1]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何自然.新编语用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浅议对比语言学
摘 要：对比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了解事物、研究事物的最常用方法，其也是语言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对比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一支，发展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本文仅就对比语言学的定义、分类、历史发展、原则与程序做一简单概述。
关键词：对比;对比语言学;定义;分类;历史发展;原理与方法
一、对比语言学的定义及分类
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其任务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它们之间的异同，特别是其中的不同之处，并将这类研究应用于其他有关领域(许余龙1992/2008)。对于这一定义，我们可以理解如下：首先，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它和其他分支密切联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其次，对比语言学是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对比描述，而普通语言学则是对某一种语言的普遍描述。再次，对比语言学是在共时理论的框架下发展的，也就是说其研究的对象，是语言的发展状态，而不是其演变。最后，对比语言学虽然研究描述语言之间的异同，但重点却在不同的方面。
对比语言学可划分为理论对比语言学和应用对比语言学两大类。理论对比语言学又由一般理论对比语言学和具体理论对比语言学构成。一般对比语言学是一般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旨在研究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对比语言学是具体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旨在运用对比语言学的原理和其他语言学的相关知识，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具体的对比描述。应用对比语言写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其也可以划分为两类，即一般应用对比语言学，它旨在研究如何将对比语言学的理论成果应用于语言外语教学活动中去。另一类是具体应用对比语言学，其任务是对两种语言进行具体的对比描述，以便为某一具体的应用活动服务。
二、对比语言学的起源与历史发展
自从人类产生了语言后，语言之间的比较与研究便蓬勃发展起来，对比语言学学科作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有两个渊源，一是起源于欧洲，其二是起源于美国。欧洲的对比语言学学科始于19世纪末，发展于20世纪初，其理论框架为对比型理论性的共时语言分析，而后由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继承发展。美国的对比语言学发展于二战期间，对比语言学的英文名称contrastive linguistics一词，由语言学家Whorf于1941年在其著作《语言与逻辑》一书中首次提出。而与欧洲传统的对比语言学特点不同，美国对比语言学的研究主要是应用性的。表现在运用语言对比的方法进行语言接触和双语现象研究等理论方面的探索，另外还运用对比语言学研究为外语教学服务。但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比分析的两个理论基础：行为主义心理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受到极其严厉的批判，对比语言学也开始走下坡路，从此一蹶不振。而与此同时，对比语言学在欧洲却持续发展，大部分的语言学家则采用转换生成语法作为对比描述的语言学框架。在此后的30多年中，理论对比语言学在欧美越来越受到了关注，学科地位得到提高，学术界对对比语言学本身的一些理论、方法问题的探讨也逐渐深入。我国国内的对比研究学者有严复，此外还有马建忠、黎锦熙、赵元任、王力和吕叔湘等都对汉外对比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对比语言学的原则与研究程序
(一)对比语言学的一般原则：共时对比原则和同语体对比原则。
共时对比原则：对比研究是一种共时比较，当我们对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状态进行对比描述时，不能拿不同时代的语言现象进行对比。
同语体对比原则：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具有不同的功能语体，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的选择、使用、组织语言单位的规范和规则。书面语与书面语对比，口语与口语对比，即相同的语体进行对比。
(二)对比研究的程序：
1、确定对比范围。首先确定对比的范围，即描述的对比层面是什么。比如在音、词、句、篇章、语用等选择一个层面来进行比较。其次需要进一步确定其具体对比描述对象是什么，也就是对比的语言单位。例如，在语法层面上，可以选择词组或句子结构等单位作为对比的对象。最后就是对比的语言学内容。
2、文献搜集与研究。首先先要搜集某一对比范围内已有的对比研究，这样可以使我们避免重复做别人做过的工作。其次就要搜集出这个研究范围内对两种语言分别所作的分析研究。
3、确定理论框架。对比研究的理论框架是指以某一种语言分析研究的理论或模式为基础的对比描述方法。选择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确保语言描述的可比性。我们常用的对比描述方法有中心词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近年来，转换生成语法，格语法等也被许多研究学者所采用。而对比研究的理论框架的选择取决于对比研究的目的和范围。
4、搜集语言材料。语料可以分为实例语料和内省语料。而内省语料又可以分为自我内省语料和实验内省语料。选择语料我们需要考虑对比研究的性质和目的、理论框架、描述内容这些因素。
5、分析对比。对比分析是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某一确定的理论框架对搜集的语言材料作某一方面的分析和对比。
6、总结。分析对比后，我们要总结这一对比的成果是什么，讨论其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可以找出其局限性，提出自己的设想和建议。
四、总结
对比语言学作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目的殊途同归是为了解决教学或翻译问题而对比两种语言的异同。对比可以在语音、语法、词汇、语义、语用等层次进行，也可以从语言的文化、心理、民族角度进行对比研究。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对比语言学这一学科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和青睐。
参考文献：
1、 许余龙.对比语言学(第2版)[M].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10
2、王利众.对比语言学综述[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
自己从网上转帖和编辑了下，总结了包括语言学、语用学、翻译、跨文化交际、二语习得、测试、教学法等方向的参考书籍 社会心理语言学 上海外教 王德春 2000 对比语言学概论 上海外教 许余龙 2000 语义学 上海外教 李瑞华 2000 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 上海外教 王 寅 2001 国俗语义研究 上海外教 吴友富 1999 当代西方语法理论 上海外教 俞如珍 2000 英汉修辞比较研究 上海外教 胡曙中 1999 美国新修辞学研究 上海外教 胡曙中 1999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上海外教 李瑞华 2000 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 上海外教 李自俭 1999 现代修辞学 上海外教 王德春 2001 辞格与词汇 上海外教 李国南 2001 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1949-1998) 上海外教 张美芳 2001 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 上海外教 黄国文 2001 系统功能语言学多维思考 上海外教 朱永生 2001 现代语言学丛书 上海外教 新编心理语言学 上海外教 桂诗春 2000 心理语言学 上海外教 桂诗春 2000 语言问题探索 上海外教 王宗炎 2000 生成语法理论 上海外教 徐烈炯 2000 美国语言学简史 上海外教 赵世开 1999 汉语的语义结构和补语形式 上海外教 缪锦安 2000 应用语言学 上海外教 刘涌泉 2000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 上海外教 胡壮麟 2000 神经语言学 上海外教 王德春 2000 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 上海外教 冯志伟 1996 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上海外教 戚雨村 2000 语言学和语言的应用 上海外教 王宗炎 2000 语言系统及其运作 上海外教 程雨民 1998 模糊语言学 上海外教 伍铁平 2000 汉英对比语法论集 上海外教 赵世开 2000 语言共性论 上海外教 程 工 2000 语义学教程 上海外教 李福印 2000 教学篇章语言学 上海外教 刘辰诞 2000 英语语言学纲要 上海外教 丁言仁 2001 交际法英语教学和考试评估 上海外教 徐 强 2000 英汉语篇衔接手段对比研究 上海外教 朱永生 2001 认知语言学概论 上海外教 赵艳芳 2001 新编语用学概要 上海外教 何兆熊 2000 语法的多视角研究 上海外教 金立鑫 2000 英语词汇学研究 上海外教 汪榕培 2000 英汉语篇综合对比 上海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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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剑桥语言百科全书 外研社 Crystal 2001 应用语言学百科辞典:语言教学手册 外研社 Johnson 2001
随着对 英语 文化 学习的不断深入,随着英语重要地位的不断确立,英语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也越来越深入。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语语言学论文 范文 参考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关于英语语言学论文范文参考篇1 浅探英语语言学中的幽默话语 幽默是指在人类交际的过程中，能够引人发笑的话语、动作和表情等，其内容丰富多彩，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比例幽默话语、幽默动作、幽默音乐等等。因为人们的交际活动多依赖于语言，所以幽默也多来源于话语当中。 一、英语语言学中的幽默话语 在繁忙的生活中，幽默是一剂强力润滑剂。幽默话语是借助于语言手段来表述幽默的。它是以语言为媒介，根据特定的情境下，以轻松诙谐的语调，机智、风趣、戏谑的话语风格，通过讽刺、夸张、映射、双关等手法，来表达话语者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并使受话者不知不觉地接受，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和境界。幽默话语往往带有一些意味深长的色彩，对揭露生活中的丑恶或不公平现象，还可以起到发人深省的作用。而对于受话者来说，要把话语和当时具体的语境线索结合起来，利用自己既有的语言知识和社会认知，去发现说话者的言外之意和要表达的真实意图，才能真正的理解幽默，并从中获得愉悦。 例如，“Mr Zhou have a sharp tongue，look out，it doesn’t cut your throat.”这句话看起来是像是在说舌头，但是，我们把这句话放到语境中，就可以想到，这里的“a sharp tongue”并不是什么锋利的舌头，而是牙尖嘴利、毒舌的意思，是发话者幽默、含蓄、间接的表达方式。 二、幽默话语与合作原则 (一)合作原则 胡范畴认为，所谓幽默话语是语言的各要素通过变异和创造而出来的。而美国语言哲学家Grice则认为，幽默话语的作用是为了确保交际活动顺利进行。Grice认为，在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时，交际的双方(发话者和受话者)还要遵守一些先决条件和原则，例如使用双方都能熟练运用的语言、交谈内容是双方都熟悉的话题，还有最重要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CP)。合作原则包括四个范畴，即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联准则和方式准则。在合作原则下，要求发话者和受话者者要端正态度，在谈话中做到“一唱一和”，避免造成“鸡同鸭讲”“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情况。 (二)合作原则与幽默话语的关系 如果说要遵循“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联准则和方式准则”的合作原则是一位西装革履、步态稳健的中年人，那么幽默话语就是一位穿着休闲时尚、语态随意轻松的新新人类。合作原则与幽默话语的结合，就是传统沉稳美与时尚活力没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传统的合作原则难免要接受新的挑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以下，本文以数量准则和质量准则为例，对合作原则与幽默话语进行举例分析。 (1)幽默话语与数量准则 合作原则之质量准则要求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交谈的内容要包含适当的信息量。但是在实际的语言环境中，我们常常需要打破这一数量原则，来起到幽默话语的喜剧效果。例如： Jack：I saw Mr Green having lunch with a woman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Eason：Oh my god!Is she beautiful? Jack：Yes，she is not only beautiful，but also young. Eason：Dose Mrs Green know about it? Jack：Of was the young and beautiful woman. 在这段对话中，Eason理解的和Mr Green共进午餐的年轻貌美的女人应该是除了Mrs Green以外的其他女人，同时也不是Mr Green家里的其他女性亲戚。而Jack如果不想引起误会的话，应该直接说他前天看到Mr Green和Mrs Green共进午餐，但是为了引起Eason的好奇心，促使他进一步追问，就在第一句话中只说看到Mr Green与一位女性共进午餐，这虽然是违反了数量准则的，但也就此产生体现了幽默话语的有趣、逗乐原则。而Eason心理期待与实际情况之间的落差导致其认知的突然重构，给交谈双方带来乐趣，达到愉悦和反讽的效果。 (2)幽默话语与质量准则 合作原则之质量准则要求说话者不说自知是虚假的话，不说无稽之谈，但是在幽默话语中，说话者经常会采用诸如反语、夸张的休息手法。这样虽然会打破“质量准则”，但是带来的幽默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在上世纪90年代即被引入中国并风靡十几年的美国NBC情景剧《老友记》中就存在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 Phoebe：You do not want to wine the lottery? Rose：Uh surely I do，and I want to be the king of my own country. 通过思考并分析这段对话，我们得出Phoebe问Rose，你是否对有意买彩票，有没有兴趣去试一下自己的运气，通过片中的特点情景和人物关系，我们可以看出Rose对彩票不感兴趣，但是她没有直接了当的说“没兴趣”，而是采用了幽默话语说“想啊，我当然想，我还想当国家元首呢。”因为一个平民是几乎没有可能成为国家元首的，所以Rose的话语是违背了质量准则的。但是，这种“有意违背”和“夸大其词”正是这段对话的笑点所在。 三、幽默话语与指称语 指称语(indexicals)就是具有指称功能的语言结构形式，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语言现象。是发话人与受话人，在共同的知识环境、语言环境下，可以彼此理解的，映射出话语的，潜在的指称义和指称关系。当指称语所指示的信息不明确或者出现谬误，发话人的意思就是变得令人费解，幽默话语很可能就此产生。同时，指称语还受到人文背景、社会文化、交际距离、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指称语可以分为人称指称语、时间指称语、地点指称语等等，其中以人称指称语最为常见。我本文就以人称指称语为例，幽默话语和指称语之间的关系。 人称指称语可以分为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是对话参与者角色关系的客观体现。第一人称是发话人、第二人称是受话人、第三人称是话语谈及的对象。在话语中，如果这种规则被打破，就会出现人称指称语不相对应的现象，可能会起到幽默效果。例如： Jim was down the local pub with his mate Mark. Jim：Do you know，Mark，I never kissed my wife before we were about you?” Mark：I don’t know，What was her maiden name?” 这段对话是Jim与Mark之间的酒后之言。Jim的提问，真正的意思是“Have you ever kissed your wife before you were married?” 在指称语中，第二人称是针对受话人而言的，谈及的是隐私或伤痛，所以受话人Mark就采用了幽默话语来回避问题，轻描淡写地将这一问题带过去了，其机智幽默值得我们参照和学习。 四、关联理论与幽默话语 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来看，受话者会故意曲解发话者的意图，到处与发话者截然相反的信息，产生意外的幽默效果。例如： Teacher：Tom，there were three peaches，ate one，how many would you have? Tom：Three，tow outside and one inside. Tom作为孩子，其对事物的思考方式不同于成人，因为无法认清老师出题的意图，而给出出人意料的答案，起到了幽默的效果。 结语：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语境中，人们会对对话意义、指称语、 语言意义等的理解产生偏差或者错位。幽默话语具有深层次的、含蓄的、深沉的、巧妙的作用，避免交际中的尴尬或难堪，增强语言表达的效果，可以起到愉悦交流、点缀生活的作用。 关于英语语言学论文范文参考篇2 浅谈从建构主义角度探析英语语言学教学 21 世纪 教育 的基点是终身学习，是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学习，是敢于打破狭隘的专业界限面向真实复杂任务的学习。在英语课程学习过程中，学生普遍认为英语语言学这门课更加的枯燥，无味和吃力。英语语言学课程涉及面广、内容多、概念多、理论多，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同时英语语言学课时少，而语言学的发展引起的教学内容不断扩充，暴露出和教学时数有限之间日益严重的矛盾。因而继续沿用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教学过程，必须用一种更好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和老师尽快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随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出现，提出了建构主义的教学设计。建构主义强调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四大要素，倡导以“学”为中心的理念。将建构主义的教学理论引入到英语语言学教学过程中，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1 建构主义的四大要素 在 学习 方法 上建构主义提倡的是教师指导下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在学习环境上要求是开放的、充满意义解释和建构性的,理想的学习环境主要有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四大要素构成。 “情境”：学习环境中的情境必须有利于学习者对所学内容的意义建构。这就意味着在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要把为学生创设建构意义的情境问题看作是教学设计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课堂教学中播放有助于理解教学内容的录像、录音、参与 社会实践 、向学生提供网络的丰富的学习资源等等，凡是有助于学习者理解掌握学习内容的情境，都属于情境创设的范畴。” “协作”：协作发生在学习过程的始终。协作在一定意义上是协商的意思。协商主要有自我协商和相互协商。 “会话”：会话是协作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环节。学习小组成员之间通过会话来商讨如何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达到意义建构的目标，怎样更多地获得教师或他人的指导和帮助等等，推进学习进程。在会话的过程中，每个学习者的思维成果(智慧)为整个学习群体所共享 ，因此会话是达到意义建构的重要手段之一。 “意义建构”：这是整个学习过程的最终目标。在学习过程中帮助学生建构意义就要帮助学生对当前学习的内容所反映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该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较深刻的理解。 2 建构主义环境下对英语语言学教学启示 强调以学为中心的设计 在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师生的地位、作用与传统的教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生由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也不再是知识的灌输者，而是教学环境的设计者、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指导者、知识的管理者，是学生的学术顾问。因此，教师要从前台退到幕后，从“演员”转变为“导演”。在建构主义的语言学教学中，学习环境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教师要为学生创设尽可能真实的情境去应用他们所学的知识。具体来说,英语英语语言学课程教学应该激发教学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强调教学任务的适合性和针对性,注重教学环境的互动性和趣味性。 强调学习环境的设计 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的重心便是学习环境的设计。这里的学习环境是一个支持和促进学习者自主探索、自主学习的场所。学习环境的设计应围绕支持学习者开展有意义的学习来创设支持条件。它主要包括基于问题的学习环境的设计、合作学习环境的设计、真实情境的设计等。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的设计的宗旨是通过支持学习者的有意义学习，促进学习者的发展。 例如，在讲授语言的任意性时，不少学生对于语言中音和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一属性存在疑惑，原因是在语言中的确存在一些音和义有一定联系的语言现象，如拟声词，对于这种问题，教师可以在深入讲解之前，给学生布置一些任务，让他们课前收集英语中的拟声词，并让其与汉语中对应的拟声词相比较，然后以 报告 的形式在课上做出来，教师则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引导、监督、组织的作用，在学生做完报告后，教师做出归纳 总结 。 教学任务的适合性和针对性 语言教学中任务的设置必须以学生的实际情况为前提,任务太困难或太容易都不利于学生主动建构知识。在选择英语语言学课程教学内容时，应适当减少课堂教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所选课堂教学内容如下:语言、语言学、语音学、音系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二语习得、语言与文化。明确学习任务,选择训练方式,使学生有足够的机会进行练习。教师应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并通过积极的语言来激励学生。应及时地对正确回答问题,出色完成学习任务的学生进行表扬。如:Well done!Very good!Good job! Excel lent!这些词语看似简单,却能给学生以信心和动力。同时,对学生的缺点和不足要多指导,少批评少责备。 3 建构主义的教学评价 建构主义评价观具有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诊断性和 反思 性是建构主义学习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学习者必须从事自我监控、自我测试、自我检查等活动，以诊断和判断他们在学习中所追求的是否是自己设置的目标。其次，建构主义评价观认为评价是评价者和被评价者“协商”进行的共同心理建构过程，评价受“多元主义”价值观所支配。因此，建构主义注重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和评价方式的多样化。再次，建构主义认为，评价是学习者活动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而不是教学后的评价，它是一个持续性和实时性的镶嵌过程。因此，建构主义强调过程性评价，倡导“质性”的方法。所谓过程性评价是在某项教学活动的过程中，为使活动效果更好而不断进行的评价，它能及时了解阶段教学的结果和学生学习的进展情况、存在问题等，以便及时反馈，及时调整和改进教学工作。可见，建构主义评价观提倡以学为中心的理念，更加关注学生的发展。 4 结束语 建构主义教学观为课堂教学提供了新模式,为习惯于被动式接受的学生阐释了学习的新理念,从而为英语语言学课堂的教与学带来了新的启示和体验。在英语语言学课堂教学中教授学习策略,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及改进 教学方法 。这些方面有助于学生建构知识,形成能力。 参考文献 [1]陈莉.社会建构主义与外语教学[J].外语论坛, 2003(1). [2]胡壮麟.对中国英语教育的若干思考[J].外语研究, 2002(3). [3]盛群力、__强.现代教学设计论[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应用语言学的理论及研究现状论文
应用语言学在语言学研究的范畴之内，目前已经成为语言学的最大组成部分之一。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应用语言学的理论及研究现状论文，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摘要： 应用语言学是与英语教学息息相关的交叉学科，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新兴学科，在英语教学体系不断优化的过程中，应用语言学对其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应用语言学提高英语教学时效性和教学质量，有助于完善和改进英语教学系统。本文将以应用语言学作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和简述应用语言学的基础上，着重强调探究应用语言学对英语教学的指导作用和积极影响，以帮助教育工作者认识到应用语言学对英语教学的重要意义，为英语教学现代化改革提供有力帮助和有效途径。
关键词： 应用语言学 英语教学改革 有效途径
应用语言学在语言学研究的范畴之内，目前已经成为语言学的最大组成部分之一。应用语言学是指运用语言学理论知识处理具体的实际问题。学习语言的最终目标是运用语言维持人际关系，提高自身的交际能力，然而，语言的基础性知识并不是交际能力好坏的仅有决定性评判依据，交际能力的好坏更依赖于人们对语言技巧使用的熟练度，换言之，语言知识是语言学的基础，技巧是语言学的媒介，而最终的目标是提高自身的交际能力。所以，学生在掌握一定语言学知识的同时还应当加强语言使用能力的培训力度，主要强调听、读、写、练等方面的技能训练。尽管英语教学在国内的推广范围已经很大，但从目前的教学情况上来看，大部分学生的英语水平都不高，基本都属于“哑巴英语”，而应用语言学在英语教学中的有效应用，可以改善这一英语学习现状，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对英语教学的顺利进行有着不可替代的实践意义。
1应用语言学的理论及研究现状
应用语言学的理论
最近这些年，教学专家们以应用语言学作为研究对象和教学依据，对其进行多方面的强化和发展，其中主要包括：行为主义、内心主义、对照分析、错误分析以及实践分析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应用语言学对英语教学的指导是以理论原则为基础，而教学结果的成败是由应用语言学是否正确的对其进行指导。应用语言学作为实践要求较高的学科，其理论知识的积累固然重要，但若只关注理论知识的学习，没有与实践性活动相结合，就不能够发挥出应用语言学的真正指导作用。尽管我国目前的应用语言学理论体系还不够健全，关于理论知识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是这也正为应用语言学研究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当前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现状
相对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对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起步较晚，而国内最先对其进行研究的是广东外贸大学。最近这些年，教育工作者们又加大了对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力度，扩大了其研究范围，使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内容更加丰富。
2应用语言学与英语教学间的关系
从学生角度出发，明确教学方法
学习语言的第一任务就是口语的练习，而口语是在学好书面语的'前提下慢慢发展起来的。英语教学中的语言学应用方法比较独特，就是确定口语和书面语两者之间的比例。从我国目前的英语教学内容来看，主要分基础和加强两部分，基础是指听说读写，加强是指英语翻译。其中听说读写之间属于协调关系，都是互相扶持的，但同时又有自身的特色和难点，需要不同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来实施教学。在进行英语课程设置时，一定要明确教学的最终目的和根本任务，再按照一定比例安排课时。例如，实时翻译与文学翻译的培养目标就同，所以对课时设置的要求也就不同，换句话说，对应用语言学的教学应当从学生角度出发，明确教学目的，进而加强英语教学的灵活性。
透过学生错误，明确学生不足
对比西方国家的应用语言学教育，我国对其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主要存在两点问题，第一，过去强调语法运用方式，忽略语言的情感表达。教师在进行英语授课时，过于注重学生对语法、发音、理解和整理语句的能力，从而忽视了对学生英语情感表现力的教育，特别是在高中的英语教学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英语教师在对课文进行分析和讲解时，对语法使用和句子结构组成进行过去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教学效果，使学生忽略了英语运用的实际环境，只注重语法使用的正确性以及意思表达的完整性。第二，当英语教学发现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错误时，有立刻纠正的习惯，不会进行深入的观察和分析，而事实上，教师应当针对学生所犯的错误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明确学生学习方式中存在的不足，有针对性的对其进行处理和完善。
3整合应用语言学与高校英语教学改革
基于应用语言学理论的英语教学方法设计
（1）规划英语学习方案。我国英语教学基本上都在课堂内完成，而课堂时间有限，因此，为了强国英语课堂学习的学习效果，学生就应当针对英语的整个学习过程进行方案规划，在对英语教学内容进行分类和整理的基础上，对学习任务进行划分，将其分割成课内任务和课外任务两部门。教师通过对考试任务和教学目标的确认，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指导和教育，确保英语教学质量以及应用语言学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效果，优化英语教学体系。
（2）组织和开展英语实践性教学活动。有很强的英语交际能力和应用能力是所有英语学习者的共同目标。应用语言学中有一个原则就是以学生的具体需求为基础，制定相关的教学方案。例如，学生的英语基础知识掌握程度不佳，就应当对其强化口语的培训力度，使学生养成“口说英语”的习惯。另外，实现应用语言学的有效教学还可以通过广播、报刊等多媒体形式，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鼓励他们多参加英语实践活动，为学生创造良好的英语学习氛围，进一步提高学生英语技巧应用能力。
应用语言学指导英语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
（1）应用语言学对英语教学有指导作用。加强应用语言学的学习可以有效的指导英语教学，深化英语教育改革和创新。英语教育改革的顺利开展同全体教育工作者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在英语教学改革过程总，所有的英语教师都应当不断加大应用语言学的学习和研究力度，积极有效的将应用语言学融入到英语教学的过程中去，然后在此基础上，加大对其理论知识的探究力度，总结英语教学经验，并完善应用语言学教学体系。
（2）激发英语教师在教学改革中的巨大潜能。激发英语教师在教学改革中的巨大潜能，使其推动英语教学改革的现代化进程。要想应用语言学发挥出巨大作用就必须加大对其的研究力度，组织讨论小组，使所有的英语教师都在熟知应用语言学知识的基础上，进行英语教学的研究工作，使其适应英语教学的未来发展。在英语教学改革过程中，英语教师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激发英语教师的巨大潜能不但是现代化教学对英语教师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英语教师提高自身综合素养和英语能力的重要前提。英语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指导者、组织者和规划者，对应用语言学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可以在课堂上强化学生的英语学习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将学生作为研究主体切实做到理论和实践的协调工作，使应用语言学发展更好的适应时代要求。
（3）加大对英语说、写能力的培养力度。英语说、写能力的培养与应用语言学的学习密切相关，也是英语教学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际交流机会越来越多，以往的应试教育已经不能够适应英语教学的发展要求了，因此，英语说、写能力的培养和加强是提高学生英语交流能力的有效保障，可以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国际型交际人才。为了更好的满足社会需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加大对学生英语交流能力的培养力度。
（4）结合具体的教学现状进行英语教学改革。英语教学改革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英语教师应当结合具体的教学现状进行英语教育改革，强调对学生学习态度和探究态度的培养。另外，高等院校还应当着重强调对学生创意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使他们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
总而言之，应用语言学与高校英语教学是息息相关的。在英语教学改革中，应用语言学是一项巨大的系统性研究工程，具有复杂、灵活等特点，因此，高等院校在进行英语教学时，必须结合具体的教学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应用语言学的潜在力量，提高英语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
［1］周慧慧.应用语言学与外语教学［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
［2］李素素.浅谈应用语言学对英语教育的意义［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0．
［3］房明远.外语教学中应用语言学的应用［J］．教改聚焦，2012
语言学在人类文明史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语言学在某种程度上记录了人类历史的演变程序。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篇1 论模糊语言学与英语教学 摘要：语言的模糊性是语言的基本属性之一，如同语言的社会性、符号性、系统性、生成性、冗余性一样，各种语言不无具有模糊性，英语也不例外。就模糊语言学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二者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谈谈认识，以期抛砖引玉，与同行一起探讨这个新学科领域的话题。 关键词：模糊性;英语教学;教学大纲 自从最早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电机工程系控制论专家查德. Zadeh在《资讯与控制》Information and Control杂志上发表论文“模糊集”Fuzzy Sets开始，就标志著模糊学或模糊理论的诞生，随着模糊理论研究的发展，模糊语言学Fuzzy linguistics也应运而生。虽然，模糊语言学是最近二三十年才兴起的一门学科，并且是介于语言学与模糊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然而，由于它是研究语言和言语中的模糊现象的学科，其模糊语言的理论和方法可以用来指导外语教学。因此，从它的诞生开始就引起了语言教学领域，尤其是英语教学领域的高度重视。 一、模糊语言学与英语教师 尽管模糊语言学是语言理论学科系列中正在形成的一门新学科，但由于在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中模糊事物和人类思维中模糊概念、模糊逻辑的普遍性，更由于模糊的特征是英语语言的一种重要的自然特征，作为英语教师要搞好英语教学，就非常有必要在语言理论基础方面增加模糊语言学的理论知识。 完全可以想象，如果英语教师具备了一些模糊语言学的基本知识，就能较好地把握语言的模糊性，在英语教学实践过程中与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打交道时，处理和解决语言问题就能更加灵活得体。例如，在英语翻译教学中，模糊语言学理论尤为重要。我们知道，由于自然语言中绝大多数词都是模糊词，因此，在翻译时处处都会遇到模糊言语现象，也迫使译者在处理这些现象时使用模糊翻译方法。下面引用一段欧亨利小说While the Auto Waits中的描写来说明这个问题： To repeat：Her dress was gray，and plain enough to mask its impeccancy of style and fit. A large meshed veil imprisoned her turban hat and a face that shone through it with a calm and unconscious beauty. She had e there at the same hour on the day previous， and on the day before that;and there was one who knew it. 再叙述一下那位姑娘吧：她身着灰色衣服，十分朴素，但很时髦，又非常合身，一条大网面纱遮住了她的头巾式无檐帽和面孔，但透过面纱，仍能瞥见她那文静而又美丽的脸庞。她昨天、前天在同样的时候来过这儿，坐上片刻。几天来，有一个人注意到了这种情形。 对比以上译文，可以发现在对英文的翻译中使用了许多语义模糊的词语，就连动词Shone的原意也不得已而忽略了，代替以模糊表达意思“瞥见”。而在上面这段文字中尤其是在文艺作品的翻译中，如果不采用模糊表达的翻译方法，既无法将原文的基本意思展现出来，更谈不上翻译文学作品要达到的“信、达、雅”的标准，自然也谈不上文学翻译的再创造了。由此我们也体会到，作为英语教师掌握一定模糊语言学理论知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运用模糊语言学理论正确认识教学大纲的模糊性 统一的英语教学大纲是英语教学的指导性档案，可以说是英语教学的指挥棒。然而，由于教学大纲内容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弹性和不精确性，也就是在此谈到的模糊性，当在看待英语教学大纲时也不能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硬性准则。 例如，在针对全国普通高专颁布的《普通高等专科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关于教学目的的内容是：“培养学生掌握必需的、实用的英语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具有阅读和翻译与本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的初步能力，并为进一步提高英语的应用能力打下一定的基础。”以上短短的一段话就包含了几个模糊限制语，譬如“必要的、初步的、一定的”。这些不精确的用语本身就说明了高专英语教学目的具有模糊性，而这些模糊性的限制语又恰恰说明了高专英语教学目的适时得体，符合实际的要求。同时，这对于评价教师的业绩以及学生的成绩都大有好处。 比如，在评价一位英语教师的教学效果时，我们能不能因为某些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强而另一些学生较弱就判定这位教师的业务能力不行，或教学态度不好呢?如果这样认为，恐怕这种评价就有失公允，也不切合实际，因为，在高专英语的教学基本要求中的教学目的本身具有模糊性，不精确性。并且，事实上，一些学生的应用能力强而部分学生弱都是教学中必然存在的现象，也是教学大纲允许的，也正是由于教学大纲中教学目的的模糊性而必然造成的结果。 除了以上谈到的教学目的具有模糊性外，其中“应用能力”这个术语也具有模糊性。虽然教学目的中明确提出“培养学生掌握必需的、实用的英语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具有阅读和翻译与本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的初步能力，并为进一步提高英语的应用能力打下一定基础”。 在这里虽然明确提出了“应用能力”，然而且不说模糊性极强的“一定的基础”的表述，仅就“应用能力”这个术语在大纲中并没有做任何说明，因而表现出较强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事实上，根据现今外语教学领域里大多数专家的共识，英语“应用能力”主要指的是由美国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提出的“交际能力”。这种“交际能力”的概念还包含了由转换生成语法的创始人乔姆新基提出的“语言能力”petence.根据海姆斯的观点，“交际能力”包含了： 1语言能力——即语言知识，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的知识; 2社会语言能力sociolinguistic petence——即使用功能变体和言语功能的能力; 3话语能力discourse petence——即学会怎样用语言来做事、交流; 4对应能力strategic petence——交际是一种彼此之间的协调，在协调中有各种对应手段，如怎样能开始一段谈话，怎样转换话题，怎样结束谈话等。 因此，就“应用能力”这个术语运用于英语教学中时，英语教师究竟该怎样认识和理解，究竟该怎样去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以及怎样理解“交际能力”中包含的四种能力，或许对于许多教师来说仍旧是模糊的。然而，只有当我们了解了“应用能力”的模糊性之后的这样一个大前提，才可能对“教学大纲”和“教学目的”有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这样，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才不会简单地、绝对地看待“应用能力”的问题，也才能符合实际地、有的放矢地组织教学，以期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三、运用模糊语言学正确认识英语教学法的模糊性 英语教学法流派多种多样，理论各异，新观点、新方法、新学派层出不穷。到目前为止，已有十几种教学法流派存在。如，传统的语法翻译法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听说法Audio lingual Method、阅读法Reading Method、认知法Cognitive Approach、暗示法Suggest Method、视听法Audio Visual Method，以及近几年产生的程式教学Programmed Instruction和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puter aided Language Instruction等等。 从这些英语教学学派的产生和发展历史来看，它们都不是随心所欲的，都有其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其哲学、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理论基础之间既存在着相互排斥、相互矛盾的各具特色的个性，同时也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联络、相互继承发展的共性关系。而恰好就是这种共性关系使各学派之间的界限彼此模糊，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比如，听说法和视听法，这两种教学法既在基本特点上存在差异，又存在着共性，表现出二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 听说法的基本特点强调：1以句型结构操练为主;2在口语基础上培养书面语;3不用母语;4反复模仿，强化操练。而视听法的基本特点强调：1幻灯影象和录音视听相结合;2感知整体结构的对话;3充分利用幻灯、录音视听教具;4在口语基础上进行书面语教学;5集中强化教育。 概括地讲，二者界限的模糊性表现在：1它们都强调在口语基础上培养书面语能力和用外语讲解外语以培养外语语感;2它们所产生的心理学基础都是行为主义心理学Behavioristic Psychology和描写语言学descriptive linguistics，而这就不可避免会使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共性。 可见，在英语教学过程中了解并掌握英语教学法的不同流派的个性、共性以及彼此间的模糊性，从而扬长避短，博采众长，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法体系大有益处。 综上所述，探讨以英语为主的外语教学同模糊理论以及模糊语言学的关系，提倡用模糊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指导英语教学，将有利于提高我国英语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1]李晓明.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人民出版社，1985. [2]苗东升.模糊学导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3]陈治安.模糊语言学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Chomsky， and Mind. New York： Harcourt，Brace & World，1972. [5]Zadeh，L. A.“Fuzzy sets” Information and Control，1963，8：338-2353. [6]Zadeh，.“Quantitative Fuzzy Semantics”，Information Sciences，1971，3：159-2176. 篇2 论大学英语语言学习策略 摘要：英语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是一个年轻的领域，本文对国内外英语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的发展做了概括介绍，分析了大学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和探讨了英语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英语语言 策略 研究 在现代大学英语教学中，普遍呈现出来的现象为：高校英语语言教学人员对英语的教与学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生如何学习已成为教育研究的重点。 一、国内外英语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的概况 语言学习策略是学习者为了取得更好的语言学习效果而采取的各种策略，即学习者在学习外语过程中对有效的学习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学习策略研究不仅有助于语言学习者的个体差异，而且对外语语言的教和学及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内外研究者以认知心理学为理论研究的基础，将英语学习策略分为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情感策略和交际策略。 一国外英语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的发展 研究语言学习策略的外国研究者有Ruhin, Naiman ,Wong Filhnore，Stern, A Wenden, Jam M alley, Chamol, R Oxford以及A. Cohen等。20世纪70年代初，外语教学法研究停滞不前以及认知心理学的迅速发展促使外语教学研究的重点从研究教师如何“教”转向研究学习者如何“学”。这时的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在语习得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这一研究很快发展成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旱期的语言学习策略研究注重归纳并描述学习策略和刘一学习策略进行分类。之后，研究者在研究的深度、广度及研究方法等方面有较大改进，是学习策略研究的第一个重大发展。早期的学习策略研究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研究成果上都给后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后，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A. Wenden, Jam Mallev, U. Chamo}, R. Oxford以及A. Cohen等研究者刘一学习策略进行深入研究，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是。Malley等人的研究，他们以认知学习理论为指出将语言认知过程和学习策略相关联，得出一整套理论化的语言学习策略。随着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的深入开展，有关学习策略的论著也越来越多，如W enden和Ruhin于1987年编辑出版的论文集Learner Salegies in Language Learning《语言学习，}，的学习者策略。 Malley和Chamo于90年代出版的专著Learner Saleg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第一言习得中的学习策略》以及Oxford于1990年出版的专著LanguageLearning Every Teacher Should Know《语言学习策略:教师须知》等。Oxford还建立了语言学习策略调查问卷Salegiese InveWorv for Language Learning。 二国内英语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的发展 我国对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者有黄小华、桂诗春、刘润清、文秋芳等，他们在自己的论著中都涉及到语言学习策略。这此学者的研究为教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们的研究对于语言教学有指出意义，对英语学习者的学习也有实践指出意义。 这一阶段的语言学习策略研究有如下特点：第一，学习策略研究是以各种语言学习理论为指导的研究。Krashen的监控理论、Aderson的认知学习理论以及其他对学习者本体研究的成果都为学习策略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第二，学习策略研究逐渐从巨集观转向微观。研究者针刘一阅读理解策略、听力理解策略、词汇学习策略等进行单项研究。第三，研究者重视学习策略研究的方法，认为研究方法关系到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第四，学习策略研究从理论走向实践。研究者认为只要是被证明有效的学习策略，就可以培训学习者使川这此策略，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效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外语界学者们对中国学生的外语学习策略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发表了大量论文。1996年，文秋芳所著《英语学习策略论—献给立志学好英语的朋友》成为国内第一部专门论述语言学习策略的著作。 2002年，程晓堂和郑敏编写的《英语学习策略》表明语言学习策略研究在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大学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和英语语言策略研究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教学质量取得了显著的提高。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很多大学生在外语学习上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学习的效果并不理想。有此教师仍采取传统的以知识讲解为重点的教学方法，忽视培养学生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 二目前大学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发展和竞争的日益激烈，社会对外语人才的去求在数量、质量、层次和种类上要求更高。然而，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明显滞后，相当部分大学生几乎把大学学习的前一两年都花在了英语学习上。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主要包括:外语教学理论研究薄弱;师资质量不高;;教学水平有限;外语教学应试倾向严重;外语教学上形式和教学方法缺乏创新;学生学习态度不积极;学习不得法;中小学、大学外语教学严重脱节等。 另一方面，我国外语教学理论研究和实践上也存在误区，如外语学习越早越好;外语是一门知识课;外语是教会的;外语学习有捷径可走;外语学习年限越氏越好;交际能力就是说话能力等。这此都影响了我国外语教学质量的提高与发展。 要提高大学英语教学水平，关键在于教师怎么教和学生怎么学。有此教师欠缺语言学习策略理论知识，未从学习者角度探索学习方法，因而无法指出学生的学习。因此，要使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形成有效的学习策略，教师首先应参与学习策略的学习和研究。探讨和研究英语学习策略并在教学中指导和渗透学习策略，是当今英语教师又一个重要任务。 二英语语言学习策略研究方法 要指导和培训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英语教师应掌握一定研究方法和技巧，学会观察和记录资料，并掌握分析方法。 一般来说，英语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的型别有：自然调查survey,对研究contrastive study，相关性研究correlational study，发展研究developmental/ longudinal study和策略训练研究strategy training}。学习策略研究资料采集的方法有：观察法observation，问卷调查法}questionnaire ,访谈interview}，日记diary和口头报告verbal roport。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趋势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而且定性研究有增加的趋势。研究者通常采用多种方式收集资料，以客观全面地反映事实、深入分析，避兔所得的结论的片面性。因此，英语教师在进行策略研究中应多角度采集资料，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探索有效的指,,和培训学生的方法，提高教学效果和自身的科研水平。 参考文献： [1] Learning Strateg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束定芳.外语教学改革:问题与对策[J].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