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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唐朝的诗类论文范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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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唐朝的诗类论文范文文献

关于李白的议论文800字范文10篇

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而深远,李白,他不仅是一部民族文明的创造史,一部民族精神的生长史,也是一部风流人物的缔造史。下面我为大家收集整理了“关于李白的议论文”,欢迎阅读与借鉴!

作为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诗清新飘逸,豪迈旷达,已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扛鼎之作,而《蜀道难》,就是这诸多审美对象中的一个经典。

李白借“蜀道”这一特定的审美对象,通过描写“蜀道”之“难”,来表达自己对生命的体悟与认识。而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就是《蜀道难》的魅力之所在。而今,往日的嗟叹与无奈都变成了令人欣赏的美景、奇观,“黄鹤之飞尚不得,猿猱欲度愁攀援”的千年古道,也变成了宽阔的道路,行人车辆不断。

一场突如其来的人间灾难悄然而至,四川汶川大地震,地动山摇,山崩地裂,房屋倒塌,桥梁坍塌,公路被山体滑坡、泥石流阻断……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再一次出现了“蜀道难”的局面。

面对困境,有的人选择面对,有的人则躲避。而我们的解放军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了抗震救灾的重任。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身体和困难抗争,从瓦硕下面救出一个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生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从4999米严重缺氧的高空,空降地震灾区救助灾区人民,创造了世界军队空降史的奇迹;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挖凿堰塞体导流明渠,排除了堰塞体溃坝湖水淹没下游绵阳市的险情,创造了世界上成功处理大型堰塞湖的奇迹。是呀,蜀道难,但难不倒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也难不到我们英勇。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也会有“蜀道难”的境遇。面对困难,我们应该怎么选择?文学家王国维曾把人生的境界分为三种:昨夜西风调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无论何时何地,王国维想告诉我们的是,要有那份别样的豁达、顽强和坚持不懈。而刘墉先生则把这三种境界分别比作骆驼、狮子、婴儿。现在的我们就像骆驼一样为了走出沙漠,就算再苦,也必须坚持。只有走出沙漠,才有活的机会。中年的我们好像狮子,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为了让家人过更好的生活而拼命工作,满足自己的物质或是精神上的需要。晚年的我们却回归到婴儿时的天真,与世无争,很淡定的过完余生。无论我们像什么,我们都要做好自己,做最好的自己,做最想做的自己。

“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当李白迷醉于自己的精神家园,陶醉在巴山蜀道上的一幅幅雄奇俊美的图画时,他的“狂放”“洒脱”,可谓发挥到了极致!

最近我读了诗人李白所写的《蜀道难》一文,这篇文章虽然不是第一次读,但是当再次读完后又让人感慨万千,又一次被李白的那种浪漫主义情怀带进了诗里,《蜀道难》凸现了大气磅礴的崇高美,演绎了迅疾变幻的运动美,奔涌出参差错落的音韵美,真正谱写了一首浪漫主义的绝唱。现淡淡读了文章后的感想:

作为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诗清新飘逸,豪迈旷达,已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扛鼎之作,而《蜀道难》,就是这诸多审美对象中的一个经典。

李白的人格力量是什么?勿庸置疑,那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的自信,是“人生得意须尽欢”“会须一饮三百杯”的狂放。一个“狂”字,是他喷薄如日热情似火的情感的体现,也是他对自己精神家园本能的执着的选择:对“钟鼓馔玉”的嗤之以鼻,蔑视鄙弃,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抗争,毅然绝弃;对祖国壮丽山河的一往情深,无比热爱!

总观全诗内容,真正体现了一种雄健伟岸,高峻奇险,浑然天成的崇高美,一种气象不凡的壮阔美。只有李白,只有有着风卷残云般气魄的李白,才能让蜀道上连天的群峰,壁立的悬崖,汹涌的恶水,凄凉的丛林,还有那磨牙吮血的恐怖,全都渲染出大气磅礴的长轴画卷,才能凸现出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崇高美!“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空间上难度上的极度扩张;“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时间上的极度绵延拓展;“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这“五丁开山”的巨大的神勇力量;“飞湍瀑流争喧豗”的汹涌激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奇险峥嵘,这一切的'一切,在诗人如椽巨笔的挥洒下,没有一个不是突破景物常态的,没有一个不是宏大壮阔的,没有一个不是粗拙奇谲的,也没有一个不是令人心动魂悸的!总观全诗内容,真正体现了一种雄健伟岸,高峻奇险,浑然天成的崇高美,一种气象不凡的壮阔美!

《蜀道难》,一首狂放的浪漫的绝唱,从内容到形式,无不都是诗人狂放之情主宰下的鬼斧神工般的走笔渲染,写意泼墨!知道李白的《蜀道难》的人,应该很多,他给人以辽阔的远景,一种地平线的宽广的感觉,又有一种崩天开地的豁然。

这是一种我们民族的本质,艰辛却坚定,不易却执著。

唐朝不乏出类拔萃的.诗人,我却独钟于你——谪仙人李白。钟情于你不拘一格、别具匠心的诗篇,钟情于你豪迈洒脱、自由奔放的性情。我心中的你,绝不止于课本上对你寥寥数言介绍的形象,而是另一番模样。

一首诗

我会背诵的第一首诗,便是你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让儿时的我百读不厌。正是这首诗,让我认识了你。

后来,我又逐渐学习了你更多的诗篇。“笔落惊天地,诗成泣鬼神。”连诗圣杜甫都对你有如此高的评价,我又怎能不为你折服?

一斗酒

你也爱酒,并为此挥毫了不少笔墨。“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杯莫停”、“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一首《将进酒》,正是酒醉微醺时所作,“天生我材必有用”更是成为了千古传诵的名句。“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同为酒后所作,《月下独酌》却写出了另一种意境。也许饮酒后,你诗兴大发,才让你得以写出如此精美绝伦的诗句。

一曲长歌

与你相处的时光,永远那么美好。你带我游遍大好河山,赏尽人间百态。你让我欣赏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的庐山瀑布;“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的险峻蜀道。你让我看到了“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杨贵妃,看到了“深坐颦蛾眉”的美人。读你的诗歌,我仿佛穿越了时空。尽管岁月悠悠,也冲不淡墨痕。

一剑天涯

你是诗仙,亦是剑仙。你既在文坛上才华横溢,也是一个侠肝义胆的行者。“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一首《侠客行》,充分的表现出你对侠客的倾慕与对游行江湖的向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厌恶权贵的你,在官场上道出了你内心的感慨。游行江湖的你,才是真正的青莲剑仙。

“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这就是我心中的你,卓尔不凡、桀骜不驯、侠肝义胆的李白!我读着诗,细品那一千三百多年前,你那段略有遗憾的人生。

从我第一次接触诗歌起,口中就经常吟唱那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李白这个“诗仙”带我走近诗歌的世界,透过他的毛笔领略大唐的山山水水,通过他的文采看世间的风风雨雨。但我不曾真正了解过李白,所以假期中我亲身走近了李白,才真正领略到李白的伟大。

我所想象到的李白总是有着苍颜白发,布满皱纹的手轻抚着胡须,站在船头,布衣随风飘浮,在群山中穿梭,吟咏着诗歌。别看李白的老年时代饱含了传奇色彩,他的童年同样不一般。传说李白出生的时候,有长庚星带着耀眼灿烂的光芒划破夜空突然坠落近李客(李白的父亲)的宅院并且李白的母亲生产前也梦到太白金星从天落入她怀中。这样不寻常的出生或许奠定了后来李白的伟绩吧!少年时的李白聪明过人,一次宴会上更是随即赋诗一首,得到了众人的称赞,也从此有了“神童”的美誉。

李白实在是中国诗人中的游侠,在山水中消磨寂寞和痛苦,在山水中挥笔疾书,留下了许多精品。他在游峨眉山时写下《登峨眉山》,“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写出了峨眉山陡峭险峻、横空出世的雄伟气势;他在游览散花楼时写下《登锦城散花楼》,“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写出了散花楼的雕栏绣户,气派壮观;他在登上岳阳楼时写下了《与夏十二登岳阳楼》;他在登上庐山,在香炉峰看到瀑布从断岩陡壁上飞流而下是写下了那千古流传的《望庐山瀑布》抒发了他隐逸仙居、出世脱俗的愿望和对大自然的的热爱;他在畅游金陵时,思索着这儿曾上演的一幕幕轰轰烈烈的兴亡成败的历史悲喜剧写下了《月夜金陵怀古》等诗。

迄今为止,李白已辞世大约一千三百年了,虽然无人知晓他死于何年何月何时,虽然无人知晓他是怎样死的,但人们一直爱戴着他,为他编了个浪漫的归宿。他卓越的诗情和才华,豪放洒脱的胸怀气度和浪漫的情怀构成了盛唐文化魅力的所在。现在我心目中李白不再是那个满脸忧愁,苍颜白发的老人,而是一个双目有神,胸怀斗志,浪漫潇洒的“诗仙”。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颓废下藏着孤独、寂寞,但最多的,还是那种解脱。

李白早已挣脱了世俗的束缚,挣脱了那一幅幅无形的枷锁。他已经明白,时间的一切烦恼,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于是他决意,放下。从小便乐天的他,在仕途受挫后便明白自己的人生道路应去的方向:斗酒诗百篇,眠于酒家,与诗为伴。他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坚信,诗人,是他最合适的人生道路。的确,只有诗,才能道出他心中的愁绪,只有诗,才能给他灵魂的解脱

所以他不再追随功名,他的生活,只剩诗、酒。他的创作,无关功名,只遂诗意。

看,诗意给他灵感:无论是幻影还是实景,无论是浪漫还是孤愁,一切的一切,李白用一杆笔、一张纸,尽数倒了出来。他将百味情感冗杂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有赞叹,有浪漫,有实际,有惋惜……他,是诗意附体,他,是诗仙无疑,诗中有他,他中有诗。

我心中的李白,有远大的理想抱负,那便是游遍祖国山河,沉醉其间,高歌一曲,岂不美哉?有美轮美奂的《登金陵凤凰台》;有险峻曲折的《蜀道难》;还有清明孤远的《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李白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我心中的李白,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极浪漫的情操。这时间,既然已是不如人意,何不用想象和诗句,将它在笔下描写得更美好?皆因李白是位诗人,且是位乐天派的诗人。于是瀑布便“疑是银河落九天”,于是月亮便“月下飞天镜”,而晕呢,便也“结海楼”……李白的想象与浪漫,使他赋诗一首,世间万物俱已失色。

我心中的李白,散漫的外表下是不羁的灵魂。他不需要管束,不管是谁,就算“天子呼来”,也照样“不上船”。因为管束,早已偏离了他胸中的那一片热忱;因为管束,早已偏离了他胸中的一腔豪情;因为管束,早已成为与他对立、与自由开放豪爽的他对立的事物!于是李白不要管束,他只要活给诗、活给自己。他,确是不羁的。

当历史的铅华渐渐褪去,我看到了李白。他一身布衣,提浊酒一壶,正对酒当歌,高呼着“人生几何,今朝一醉方休!”

这便是一个真实的李白。

最为史上最有天赋的诗人,你永远无法探知李白内心的全部,所以我们能做的只是静静的去品味他的作品,静静地去感受这位伟大“诗仙”的灵魂。

无关功名,只遂诗意。

我眼中的李白,是矛盾的集合体,他是将儒仙侠三者合以为气的第一人,他有那种天上地下独来独往的气概,又有用世济时,汲汲于功名的壮志。这种矛盾并没有困惑他的心志,而是勾勒出李白的棱角分明,狂放豪迈的真性情。

我眼中的李白,特例独行,淡泊名利。曾几何时,他高唱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昂首挺胸走进皇宫,在他的眼里没有功名利禄的诱惑。有的只是一展才华,报效国家的豪情。然而事与愿违,不可一世的李白怎能卑屈地作个“御用文人”?“安能捶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只有李白这般狂放的人吐得出这样的诗句,也只有他,能举起诗歌的火炬。他骄傲,因此不会向任何人卑躬屈膝,因而在他的笔下,无数的“若垂天之云”的诗篇留于后世也,千古不朽。

我眼中的李白,对酒当歌,享受人生。他的狂放,他的才气,终遭人妒;但即使仕途受挫,即使孤独寂寞,即使怀才不遇,他也仍可以高唱“天生我才毕有用”,仍可以“举杯邀明月”,也仍可以“一醉累月轻王侯”。酒的清冽张显了李白的狂放,李白的豪迈给酒添了几分魅力。失意时借酒消愁,得意的时候饮酒助兴,酒陪伴李白走过人生的大起大落,无论何时何地,李白都是“人生得意须尽欢”,“会须一饮三百杯”。他固然有愁苦,他固然有寂寞,可他从没放弃过,他知道人生短暂,转眼就“青丝如雪”。一去不复返,面对无限的时间和有限的矛盾,他懂得享受人生,懂得抓住生命中每一个瞬间。

我眼中的李白,追求理想,向往自由。他眼中的长江,不仅仅是滔滔江水,而且有“白波九道流雪山”的气势;他眼中的天姥山,可以“势拔五岳掩赤城”;他眼中的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切高山大川都像是他的内心世界,他追求没有阻隔的大地,他将自己的感情融于山水,将豪气赋予景物,一吞一吐道出他崇高的理想,没有矫揉造作,有的只是真实,真挚。

他是空中的一轮明月,月光所及的地方都有他浪漫的气息,他并没有陨落,他只是永不安于现状,永不停止追求的寻觅了另一个世界继续发光发亮。

他,年少有为,饱读诗书。积极入世,关心国家,是他一生思想的主流,

他,以酒为伴,游遍祖国的大江南北,留下千古诗篇,

他,满腹才华的诗仙,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

他,藐视权贵,即使重病,也要参军,平息战乱,

他,执着于理想,追求着自由,

他,李白,一个无可复制的经典,一个不可超越的传奇!

幼时,我们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最简单的思乡,少时,我们读“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感受到庐山瀑布的壮阔,现时,我们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流露出自信为人的自我价值,怀才不遇和渴望用世的积极思想感情。长时,我们阅“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感受到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负总有实现的一天,读李白的诗,读出了诗仙的豪气!

我心中的李白博学多才,狂草写就吓蛮书。“天心取米”改“未必敢来”,让大唐扬眉吐气,使外番不敢再行侵犯,李白的博学急智立现眼前。

我心中的李白淡泊名利,其实,说李白淡泊名利有些被动。起先,李白想要做君主的辅弼大臣,但不改其桀骜不驯的性格,得罪了满朝文武。但唐玄宗的“赐金放还”成了李白政治道路上的分水岭。

我心中的李白重情重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汪伦,交情深厚,没有李白的重情重义,汪伦怎会在李白将要离开的时候赠歌相别。

我喜欢李白,喜欢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乐观,喜欢李白“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惆怅,喜欢李白“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的感情深挚,喜欢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旷达胸襟,喜欢李白……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这是余光中对李白的评价,李白的一生以酒为伴,一个酒葫芦,一身衣裳,游遍四方。他就像浮云,一缕缕,在天空中尽情挥毫泼墨。

我心中的李白是一个无可复制的经典,一个不可超越的传奇!

小时候,吟诵《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当时我就想这到底是怎样一位老爷爷呢,是有着花白的美鬓,穿着雪白雪白的长衫,手拿着一壶清酒,手柱一根拐棍的赛神仙爷爷吗?这是对他最初的记忆,也是最初的相识,也还不曾懂那首《静夜思》。

初中,渐渐地长大,渐渐的懂了青春,渐渐的懂得了友谊,有一把伞,雨停了也不肯收;有一束花,枯萎了也不肯丢;有一个梦,天亮了也不肯醒;有一个人,纵使走到天涯海角也一定会在我心底深深留。此时我把你想象成邻家哥哥一样,是怎样的壮志胸怀,是怎样的友谊情深,一首《赠汪伦》把你对兄弟的情谊诠释的淋漓尽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又有人说你与杜甫相逢却又忘却之快,我则认为相反,你是个含蓄的人,你讨厌兄弟情缠缠绵绵。你要的是”人生得以知己,斯当以同怀视之。

如今我不想再让你当我邻家的哥哥,我想当你的知己,问吾一句,可否?“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是怎样的大气凛然,让你有陶渊明般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我就是这样敬佩你。长亭外,古道边,芳草雾连天,你我席地而坐,畅读未来,从古到今,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幅画面。一阵微风袭来,拨乱了我的发丝,刺痛了我的眼睛,我猛地一阵才回想起来,原来这是我在幻想,疼痛又把我拉回现实里。

在我失意时,是你教会了我“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你那豪迈的情怀,你那满腔的热血,感染了多少失意少年,又挽救了多少低落心霾。如果可以,我真想与你生在一代,一日,你便偶遇了我,两人共趣相投,原来你就是我要找的知己,原来你也在这里。在我思乡时,是你用那“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描绘出我的心情。你那惆怅的情愫,你那脍炙人口的诗句,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诉出了多少人的念想。又有多少人像我一样痴迷于你,从简单的相识到念念不忘的相知。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就是喜欢你潇洒的情怀,就是迷恋你孤傲的文字。期盼有朝一日,你青衫美髯饮酒,我素装长发对望,知己,就是与你这样。

千古诗才,蓬莱文章建安古。

一身傲骨,青莲居士谪仙人。

——题记

李白,自号青莲居士。突然忆起那浮于水面的莲花,不蔓不枝,亭亭净植;而李白,高洁亦傲然脱俗。以莲为号,于是莲的清香与李白的傲气交糅而来。

李白解道,他学庄子站在九天绝顶看人间,用超然物外的眼光面对人世的悲欢离合。也正是这样的思想,造就了他天上地下独来独往的气概和敢于冲破封建束缚不屑权贵的胆识。

和同时代的许多文人一样,李白也有着“学而优则仕”的理想。他期望辅君主而治天下,在政坛上大展宏图。终于,他因赫赫诗名得到了玄宗得礼遇,力士脱靴,贵妃磨墨,那是他仕途上多么得意的时刻!于是他一挥而就:“名花倾国两相欢,长使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他在众声迎合中栩栩然得意,“仰天大笑出门去”,高呼“我辈岂是蓬蒿人”。然而,无情的现实用冷水浇醒了他原本即为虚幻的梦想。不经意间,他看到了力士脱靴时谄媚的丑态和贵妃磨墨背后那不可告人的笑。

李白知道了;当前的荣耀都只是过眼烟云,自己只不过是在陪皇帝寻欢作乐。

试想,不羁的诗仙如何忍受朝堂上的倾轧与黑暗?李白在混乱的政坛上痛苦地喊着:“君王虽爱娥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然而他是狂放的,不再为名利所诱,也不向淫威屈服,始终保持着一颗心的清洁,大丈夫的铮铮傲骨和拳拳赤子之心。

于是,他宁愿散尽千斤,只求一醉,也不愿摧眉折腰,做大唐的御用文人。

李白终因他那不屑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傲骨而愤然走出仕途。

他遍访青山绿水,在黄沙漫天北风吹雁中骑驴高歌。他浊酒深酌,寻幽豪饮,同销万古情愁;南下吴越,梦游天姥,齐叙难酬鸿志。

李白将傲气寄情山水。“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一切高山大川都是他内心狂傲之气的外现。

大概这才是李白真正的位置。倒骑青牛,纵情山水,远离世俗的污秽,与清风为伴,与日月为友。

在一片秀丽的湖光山色中,看到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曼然盛开……

在一个书声琅琅的早晨,我认识了他。他吟着那首响彻千古的名诗,大步向我走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诗歌,那时候的我觉得李白真是好神奇,竟能写出这么多好听的诗。

大了一点,读了更多的名家诗篇,认识了更多大名鼎鼎的诗人,但无一能超越李白。此时,李白在我眼中就是名副其实的“诗仙”,超然脱俗,圣洁不可侵犯。再想像一下他的样貌:一定是一袭白袍飘然,左手握酒壶,右手举酒杯,仙风道骨,潇洒飘逸。哪怕是九天之外的仙人也不过如此吧!

后来,我开始了解李白。发现他这个人一出生就是天才般的存在,“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似乎小时候就把该读的书都读了。长大点,他还“十五观奇书,做赋凌相如”。所以,李白这个人一生都那么狂放不羁。作为一个诗人,李白最显著的标签无疑是他的“浪漫主义”——飘逸的想象。他的诗句总能让人拍手叫好:怎么能有那么多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且能用行如流水般的文字写下来?

看到奔流而下的瀑布,他能幻想“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与朋友分别,他能幻想“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甚至当他寂寞的时候,都能幻想“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李白此人还一贯恃才傲物,狂放不羁,对杨国忠、高力士这样一肚草包的权贵不屑一顾,从不会为权利功名而摧眉折腰。龙巾拭吐,御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捧砚,国舅磨墨,这都是他的骄傲。想鼎盛之际,李白以一句“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使皇城上下万千人痴迷。却也是这句妙诗,使他遭高力士恶语。李白啊,你不过用典故飞燕新妆比喻名花凝香,并无半点讽刺杨贵妃的意思。可却被高力士说成是在羞辱贵妃,于是乎,李白罢官了。皇城外,他高唱“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的诗里流露出太多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就是因为这种狂妄的自傲,他才站在了云端上,俯视众生。

李白啊,你那洒脱的心灵让我羡慕;你那不羁的豪情让我留恋;你那放旷的心胸让我追求。你就是我眼中的“仙人”!

一 唐诗与唐以后的诗 研究唐诗,原本是范畴明确边界清晰的,如许文玉的《唐诗综论》、胡云翼的《唐诗研究》、苏雪林的《唐诗概论》、杨启高的《唐代诗学》、王士菁的《唐代诗歌》,直到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都是有关唐一代诗歌的研究,视野完整或者说对象完整,论述也完整。我曾经说过,做唐诗研究“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与宋诗的纠缠”。但做宋诗研究的人与唐诗的纠缠太多、太深的缘故,孤立地谈唐诗似乎也就缺乏一个比较的视角。因此最注重唐诗学科建设意义的《唐诗学引论》首篇“正本篇”中也不得不先要提到“宗唐宗宋”的历史争议,也要就唐宋诗比较的学术意见中引出自己的思考。钱钟书《谈艺录》开篇第一节就是“诗分唐宋”,明确提出“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称:“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钱先生这段话概念很清楚:唐诗不必出于唐人,即唐人写的未必就是唐诗;宋诗不必出于宋人,即宋人写的也未必就是宋诗。——唐诗宋诗应以审美质性来划分,即以“体态性分”来判别,所谓“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所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个诗学审美意见影响极大,流播极广,将唐诗的时代概念打破了,或者说打通了,然而它也只是诗学理论上的一种极有价值的审美见解(德国的席勒与清代的吴雷发均有类似的意见),“美学”上固然有突破的意义,而在“历史”上的雷池却仍无法跨越。——唐诗仍有它天然的、不可移易的历史规定性。我们看钱先生的《宋诗选注》,就没有选收一首唐朝人的诗歌,尽管他谈过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都写出过真正的“宋诗”,开出宋调之先河。 严格意义上的“唐诗”,无疑即见于《全唐诗》与《全唐诗》的各种“补编”(包括《全唐诗逸》、《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全唐诗补逸》、《全唐诗续补遗》和《全唐诗续拾》等)里的诗——全唐的诗的数目亡佚的无疑要大大超过存世的,在辨识上似乎也应撇去《全唐诗》始作俑收录在这些书里的五代诗。从唐人孙翌第一部编选唐诗的《正声集》开始,《南薰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才调集》等著名的“唐人选唐诗”以来,历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元好问《唐诗鼓吹》、高�秉《唐诗品汇》、胡震亨《唐音统签》、钟惺、谭元春《唐诗归》、王士礻真《唐贤三昧集》、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到孙洙《唐诗三百首》,到余冠英主编的《唐诗选》,再到葛兆光选注的“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的《唐诗卷》,千余年唐诗精华不断被人甄选推扬,唐诗的精魂血魄已沉潜于中华民族的灵魂里,融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一个古老诗国的光辉灿烂诗歌遗产的顶峰与典范。以至于鲁迅先生要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而中国的文化巨匠的成长几乎无不受到过唐诗的雨露沾溉,如郭沫若在《少年时代·我的童年》里就说到他的母亲,“她完全没有读过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诵得好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暗诵了很多的诗。”——这又可见出中国民间唐诗之深入人心,这也正是《唐诗三百首》这样的普及读物,不断有“新注”,又不断有“新编”的原因了。 当然我们应看到从唐代以来对唐诗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唐人眼中的唐诗似乎更应该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我们要更多看一看唐人对唐诗的地位的认识与理解、唐人审美趣味的承续与演化、唐人对唐诗人成就的评价及其依据的文化价值、哲学内涵的思考。这里我只想就唐人眼中的唐诗,包括唐人选诗评诗的实践扼要指出三点:一、唐人选唐诗各家标准差异很大,宗旨也大异其趣。有的对唐诗(盛唐为主)评价很高,如殷@③的《河岳英灵集》;有的批评甚峻,如元结的《箧中集》;有的树“察风俗之邪正”,“审王化之兴废”为选评准则,强调政治讽喻“系国家之盛衰”,如顾陶的《唐诗类选》;有的以韵美调新、风情宛然为艺术追求,宣扬“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的审美趣味,如韦谷的《才调集》。这里可以见出唐人对唐诗的认识差异很大,文学主张与审美趣味各呈其词,颇有一种百花齐放、众声喧哗的自由局面。二、编选范围五花八门,有的主要甄选一个时期如初唐,如盛唐,也有主要选大历诗人的。前期的几种选本往往将唐诗与六朝诗编在一起,以为一脉承传。也有的企图目观全唐,尝试集大成打通一代诗歌。目光一路朝放大走,一路朝精细走,呈现多元的认识判断,唐诗史的历程初具界碑。三、在诗人取舍上更是目断心审,标准林立。最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甫。如果说《箧中集》因局格太狭窄,主张太偏激,不选杜甫可以理解的话,殷�《河岳英灵集》的不选杜甫似实难理解。从他完备且明确的理论主张,如“神来、气来、情来”的创作意识,如“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既闲新声,复晓古体”,称美建安气骨又不忘太康宫商的审美标准来判断,不选杜甫更是不可思议。他的选诗以盛唐为主,也确实反映了盛唐诗歌的气象风貌,他甚至有意识地要通过诗歌评选和理论概括立出自己的文学主张。然而他竟没有注意到杜甫,或者说竟放弃了杜甫!殷�选诗时密切注视诗坛动态发展,敏锐地探捕新星,荐拔佳篇,而且认真分析寻索同时代诗人的风格特点。再如果说殷�之不选杜甫还有其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杜甫彼时进入诗坛不久,诗名不很大,信息交通不发达等等,那么,晚唐人韦谷的《才调集》不收杜甫,则更令人无法解释。《才调集》十卷,规模宏大,选诗一千首,初、盛、中、晚齐全,而且还选了和尚和妇女的诗,却不选杜甫。而且此书明显是承接韦庄《又玄集》的模式框架,人又与韦庄同在西蜀先后做官,应该是信息资料上可以沟通接续的。《又玄集》三百首,选了杜甫,《才调集》一千首却不愿选杜甫,而且从审美主张上他能独具只眼地选白居易的《秦中吟》,竟不肯选杜甫。这跟后来的千家注杜局面真是不可同年而语,这一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学术兴趣。——总的来说,唐人眼中的唐诗与我们今天理解中的唐诗有很大差异,这个差异或正是我们今天的唐诗研究者不可忽略的。同时代人的认识与评介或许更有人文层面上的研究意义和历史文化及其接受领域上的判断价值。 唐以后的诗基本上笼罩在唐诗的影响下。五代十国五十年,与晚唐往往看作一体,与宋初又混沌接续,不易分割。宋初六七十年间,宋人学白居易,学李商隐,学韦应物,学张籍,学贾岛,又移步到学韩愈,学杜甫,沿王禹�、梅尧臣到欧阳修始出露自己的面目,到王安石、苏轼与黄庭坚三大家,才真正形成宋诗体制。所以严羽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但到了南宋的中晚期,四灵、江湖派又掀起回归唐诗的大潮,学贾岛、姚合,学晚唐的风气,一直绵延到南宋的灭亡。元诗不甚发达,无论是元诗四大家,还是刘因、姚燧、杨维桢、萨都剌等都在一片宗唐学唐的潮流里沉浮,学李杜,学白居易,学韦应物、学李商隐,尤其是元末的一股学李贺旋风,仙灯鬼火,大放异彩。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元诗的学唐近唐,大多趋于“�缛绮丽”的一路。胡应麟所谓“元人诗如缕金错采,雕绘满眼”。——元人学的唐也在“中晚”,不过不同于宋季学的“中晚”,一条趋走的是李贺、李商隐绮丽之路,一条追尚的是贾岛、姚合“清苦”之风。或许正是出于反拨归正的心理,元之后的明代,从高�秉到前后七子重新打出严羽的“诗必盛唐”的旗号。南宋的严羽曾心怀忧患地指出:“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他提出了“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明确口号。——明前后七子“诗必盛唐”不仅总结了严羽的理论经验,也总结了元诗学唐的创作实际。由于他们的诚挚提倡与逼真实践,明诗在公安、竟陵之前的“盛唐”面目尽管傀儡装束、肤廓皮相,却是唐诗传承史中最辉煌的一段。 清初的诗人与学者,显然眼孔放得大了,晚明乱提口号,师心自重,闹哄哄的诗坛局面使他们多了个心眼,不肯轻易跟着别人走。但大的样板却只有两块:唐与宋,正如钱钟书所说,没有第三条道路。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谁,“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于是,宗唐宗宋形成了胶着状态,宗宋的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叶燮拼命拉抬宋诗的地位,顾炎武、朱彝尊、王士礻真、毛西河等“大家”则力主唐音,又偏重盛唐。吴乔、贺裳、冯班等一批小批评家则又花言巧语鼓励引诱学晚唐。王夫之干脆说宋一代无诗,他评选古诗、唐诗、明诗,独不取宋诗(因为元一代在异族统治之下,他干脆也一笔抹去了元诗)。清初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史背景左右着人们的审美旨趣和批评情绪,诗坛人物多少有些情绪化的表现,理性思维气氛淡薄。难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论及这个局面时要说:“尊唐抑宋,未为不合。而所谓宋诗,皆未见宋人得失,漫肆讥弹,即所谓唐诗,亦未造唐代藩篱,而妄相标榜”。到了乾嘉时,唐宋诗之争才趋于调和——恰恰本于人心思想的趋于平和——诗坛上可以各自宣明旨义,不必漫肆讥弹。沈德潜主唐音,讲求温柔敦厚;翁方纲喜宋调,尤好辨析肌理;袁枚出入唐宋,唯性灵为归的;赵翼则更是放大眼孔唱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互相不见倾轧与攻击。但沈德潜有两句话还是相当委婉精到地道出了他主唐音美学上的原因:“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这段话与钱钟书先生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有些貌似,但钱说更多有一点双峰并峙的意味,而这种双峰并峙的具体阐释无疑要以缪钺《论宋诗》中“唐宋诗之异点”之“论其大较”一段名句为代表。总括而言,唐人的诗更多一点主动性的感情发抒,自主且真率;更多一层心灵的自然流荡,澄净而明朗;更显出一种自由的独特风格,唐人评判外部世界的意见主观单纯,往往带有唯美的意绪。宋诗及宋以后的诗不免多一层模仿的味道。王闿运《论唐诗诸家源流》(《王志》)说:“三唐风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见,故不复模古。”而宋人则不免被认为是最要模古的,后来的宋诗派更是有意标榜宋人处处是学着唐人的,好用唐诗的标准来评判宋诗,好以唐诗的模式来比附宋诗。如陈衍在《宋诗精华录》卷一的“按语”里,以唐诗发展的过程阶段来套宋诗发展的脉络线索,仿严羽、高�秉的初盛中晚四唐说来规画初盛中晚的四宋说,不仅四期一一对应,而且四期的代表人物也一一对应。——不管这种刻意模古是否道出历史真相,也不管宋诗的面目是否被人误解,宋诗以及宋以后的诗实际上已被主流的诗学批评家们人为地与唐诗的形体血脉粘连在一起,而唐诗与唐以后诗的魂魄气骨、精神风貌的区隔却是更清晰可辨了。 二 唐诗学术与唐学术 张潮《秋星阁诗话》小引云:“李唐之世,无所谓诗话也。而言诗者,必推李唐。……夫唐人无诗话,所谓善《易》者不言《易》也。”——诗话以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为始作俑。唐一代无诗话,但不能说唐一代没有诗歌的理论建设,没有有关诗歌的“学术”。但是唐人不是善《易》而不言《易》,只是用力在《易》也即是诗的致“善”之道。致“善”之道大抵有二:一、为做诗做好各种充分的准备工作——各种文学类书的编纂;二、为做诗定出细密的格式、法则——各种诗格、诗式的编撰。 类书,是介乎文学与学术之间的(或者说是混合了两者的)一种做文做诗的参考书。体制上以语词、文句、典故、事实、妙语镌策汇编为主,所谓“英词丽句,以类相从”,所谓“事类联属,便于采撷”。这种类书有唐一代名目繁多尤以初唐产品为夥:《文思博要》、《累璧》、《瑶山玉彩》、《三教珠英》、《芳林要览》、《事类》、《文府》、《碧玉芳林》、《玉藻琼林》、《笔海》等等。如今存世名声最大则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和白氏《六贴》(大部分都亡佚了)。闻一多在《类书与诗》(《唐诗杂论》)说它是“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这一类文学参考书或者做诗实用手册,从中央编的大部头巨型类书到民间比如敦煌发现的《珠玉钞》、《随身宝》之类的微型“兔园策”,在一个相当广泛层面上凝聚了一支自觉的诗人创作队伍,因而在实践上大大推动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兴旺。难怪闻一多嘲笑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词藻的时期”。“词藻”——英词丽句的巨量镶嵌——也便成了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与形式特征。病态的文藻与浮华不仅给初唐的诗坛带来了畸型的繁荣,而且为有唐一代的诗歌创作的世俗化普及大开了方便之门,尤其为那些天分不高、才气不足且被一个时代的做诗潮浪卷了进去,拼命努力要做出成就的大量中下等诗歌作者鼓足了做诗的信心。——唐诗研究者有的已经发现了这种“兔园册子”深刻地影响到较高层次文人的创作(后来的李商隐还精心自制“兔园策”,如《金钥》、《杂纂》、《蜀尔雅》等,为自己做诗时随心调用故典镌策而预为之备),而且不自觉中规范与牢笼了一批诗人的词语选择与表达形式,为诗歌创作唱酬、联句、应对、测试的机械化、公式化、标准化铺设了便道,不管这种类书“指导”诗歌的理论意义如何,它已是唐诗学术的一种,对唐诗的创作发生了独特的影响。 第二点便是诗格、诗式的大量撰作。明胡应麟《诗薮·杂编》中存录了一批名单:“唐人诗话,入宋可见者:李嗣真《诗品》一卷、王昌龄《诗格》一卷、皎然《诗式》一卷、《诗评》一卷、王起《诗格》一卷、姚合《诗例》一卷、贾岛《诗格》一卷、王睿《诗格》一卷、元竞《诗格》一卷、倪宥《龟鉴》一卷、徐蜕《诗格》一卷、《骚雅式》一卷、《点化秘术》一卷、《诗林句范》五卷、杜氏《诗格》一卷、徐氏《律诗洪范》一卷、徐衍《风骚要式》一卷、《吟体类例》一卷、《历代吟谱》二十卷、《金针诗格》三卷。今唯《金针》、皎然、《吟谱》传,余绝不睹,自宋已亡矣。”——“诗格”、“诗式”、“诗法”均是讨论诗歌体式、法度与规则的“金针”,实际上也是传授写诗的基本格式与形式的要诀,王夫之斥为“画地为牢”。——先是为社会大众服务,像函授的诗学教程,“三家村”知识分子最得益。后来诗赋取士,又理所当然成为一种“高考参考资料”,刻意为公式化、标准化操作服务。等皎然因《诗式》而获荣名,一批有志通外学、修文辞的和尚也嗜好此道,借以光耀佛门。此类“诗格”、“诗式”著作有的比如皎然《诗式》不仅着眼在形式法则、声病偶对的探讨,而且涉及到创作论、艺术论、审美特征的讨论,如“取象”、“取境”,已经在诗歌理论上颇有建树与开拓,对晚唐五代乃至两宋的诗格理论发生过巨大影响。——当然对有唐一代诗歌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的则主要还是初盛唐的著作,这些著作从上官仪的《笔札华梁》开始,较有积极影响的如崔融《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竞《诗髓脑》、皎然《诗式》多因日本释空海的集大成《文镜秘府论》六卷的整理而得以保存。所谓“唐人卮言,尽在其中”。张伯伟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一书,校辑考释甚为精详,对“诗格”形式的历史演化、利弊功用的分析评判也甚客观。——客观来说,诗格、诗式与类书“兔园策”一样,尤其是初盛唐的,都是为唐诗的创作繁荣、唐诗发展高潮作了准备工作、后勤工作、服务工作。——严格地说,它们谈不上理论建设,更无所谓学术建树。一为征集词藻,一为规范形式,当然征集词藻的还附有作品大全的展示,规范形式的也偶备审美经验的传授。从某种形式的意义上来说,这两者或可以构成唐诗的理论建树与学术规模。尽管它们是如此的简陋、粗糙,与唐诗实际上取得的巨大成绩远不相配,也几乎没有人肯承认两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联。——唐诗的繁荣与它的学术建设、理论指导是一个悖论。 唐诗的学术建设与理论指导更多的融化在时代实践中政治的引导和文化的诱导。我们知道,有唐一代,由于初盛的几个皇帝的大力提倡和躬自表率,以及一些诸如开科诗赋取士、礼敬厚遇文人的行政措施,唐诗到开元年间已是十分繁荣。唐玄宗即位不久,在答一位臣子的手诏中还专门强调“夫诗者,动天地,感鬼神,厚于人,美于教矣。朕志之所尚,思与之齐,庶乎采诗之官,补朕之阙”(《旧唐书·崔日用传》)。——玄宗本人便是一个酷爱文艺、酷爱美的皇帝。“开元天宝的时代在文化史上最有光荣。开国以来一百年不断的太平已造成了一个富裕的、繁荣的、奢侈的、闲暇的中国,到明皇时代,这个闲暇繁华的社会里遂自然产生出优美的艺术与文学”(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册)。我们看看《旧唐书·音乐志》里记载的玄宗如何热心提倡和指导音乐艺术——音乐直接关系到有唐一代乐府诗的发达,而乐府诗的发达与衍变正是唐一代诗歌兴旺繁荣的关键。(注: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第十二章《八世纪的乐府新词》中说:“盛唐是诗的黄金时代,但后世讲文学史的人都不明白盛唐的诗所以特别发展的关键在什么地方。盛唐的诗的关键在乐府歌辞。第一步是诗人仿作乐府。第二步是诗人沿用乐府古题而自作新辞,但不拘原意,也不拘原声调。第三步是诗人用古乐府民歌的精神来创作新乐府。在这三步之中,乐府民歌的风趣与文体不知不觉地侵润了,影响了,改变了诗体的各方面,遂使这个时代的诗在文学史上放一大异彩。”)《音乐志》还记载,玄宗亲自创作乐曲:“玄宗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这同唐太宗亲自写诗与宫廷大臣唱和酬答一样都有一种躬为表率的作用。——唐诗的繁荣原因诸多,但帝王的提倡尤其是带头实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文艺才性与实践作品虽不是第一流的,但为第一流的诗人与诗的诞生铺开了红地毯,也正是在唐玄宗时李白、杜甫大步走上了文化舞台。 唐诗在初盛唐乃至整一代的繁荣发达又引出一个与唐代整个思想文化学术的关系。尽管李姓皇帝提倡道教,武姓皇后抬高佛教,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却大多秉持儒教正宗观念,并且不反对严重鲜卑化了的艺术形式(音乐歌舞)。故在主流形态的文化生活层面上真有一派三教并兴、百花齐放的局面。魏晋六朝以来的文学传统(尤其是乐府文学的传统)垂直影响或者说严重熏染了一大批士大夫知识分子,随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完成,意识到了的审美追求大大激活了他们的文学审美才性,文学的兴趣、绘章雕句的习惯几乎贯穿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且考科名由进士入仕途还得备习诗赋,《文选》几乎是最热门的一部必读书,莘莘学子固然案头必备,士大夫官员也必须时时温习,用心揣摩。在官场的应酬中,有文学的修养素习才能潇洒地周旋俯仰,才能引得圈子里的尊仰与朝廷的敬重。比如张说为宰相时曾把王湾《次北固山下》中“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亲手题在政事堂,让朝中文士作为人才及其作品的楷模。——《文选》本身即是文学的一部集大成的参考书,一个文学经典的样板。“选学”是炙手可热的学问,理所当然也成了一种正宗学术。朝廷在刚刚流行的李善注本之外,又迫不及待命工部侍郎吕延祚等五位大臣合注《文选》,以求完备新颖。文学的学术化又拉动了学术的文学化,朝廷上上下下、江湖幽深之处都弥漫着追逐文学的浓烈气氛。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人人都写诗,王公大臣、士大夫知识分子自不必说,林泉隐逸、岩樵渔父、和尚道士、闺阁名媛、娼妓宫嫔也都写诗,响应一种上下合流的时代精神,陶醉在这个诗化的时代之中,唐一代文化格局几乎就沉浮在诗歌的大潮之中。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唐代的史学高度发达,尤其是初唐。但初唐的史学又恰恰是文学味最浓重的。初唐官修的几种重要断代史都染有非常浓重的文学气味,绮藻丽句、文学的笔触随处可见。闻一多说:“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这话虽偏激一点,但触到了一个史的诗化的问题,即史学叙述中调动文学手段的问题。其实,这一种我称之为“史的诗化”的现象上可追溯到《史记》、《汉书》,而尤以范晔的《后汉书》最为典型。司马迁著《史记》,抑止不住内心的文学描写的冲动,诗的才性与激情不自觉中流荡而出,一部《史记》直可当文学书来读,故鲁迅先生有“无韵之《离骚》”之赞颂。两《汉书》也是文采飞扬的,班固、范晔都是文章高手,都是文学当行,作史时忍不住时时调动文学手段,使严峻的史的叙述染浸上浓重的诗的情调。至初唐的几位史家更是踵事增华,不惜要“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了。这种风气与趋势到盛唐的刘知几出来大声疾呼直言其弊,才被刹住,而且是永远的刹住了。刘知几的《史通》在史的理论上把中国诗化史学的传统截断了,从此以后历史与文学严格分了家,正史均秉笔直书,精炼简核,不敢再有文学的夹羼染绘,连润色都很少见到了。甚至欧阳修这样的大文学家修史时也严格按照了刘知几的规矩,不敢涉入文学一步。 刘知几在那个时代几乎是唯一的一位守住学术阵地、拒不肯让文学浸漫过来的纯粹学者。他在《史通·自叙》中说:“予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幼喜诗赋”是时代习染,及壮,则明确对诗赋说“不”!“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学术的家学渊源,“著述”的崇高使命,扬雄以来不为雕虫小技的文化眼光使刘知几自身与盛唐文学风气划清了界限。刘知几的例子是很有认识意义的,他的著述立场与学术态度在盛唐以后是不可能再有的。开元以后,天下士人“耻不以文章达”,诗赋取士的制度确立并固定化之后,攻诗赋、擢科举是一代人心所向,是一代人才精英的正途出路。刘知几虽把文学驱除出了史学领地,但在一个诗与文学光焰万丈的时代里,史家守住自己的贞节的同时也只得忍受自己的寂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一代的学术(包括史学)在精神上已被诗赋冲垮了,人才流失,光芒黯澹,虽然成果累累,但在整个时代文化大格局中只有默坐隅角的地位。 唐一代学术大抵有两端:史学与佛学。史学最称发达,成果十分丰厚,除了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李延寿等正史作者之外,还有撰“国史”的吴兢、韦述、柳芳、令狐�亘、于体烈等名家。《贞观政要》(吴兢)、《东观奏记》(裴庭裕)、《顺宗实录》(韩愈)都是重要的“国史”专书。特别值得称道的当然是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杜佑《通典》是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后世所谓“九通”、“十通”之首。开元间修撰的《唐六典》、《大唐开元礼》也是十分重要的典礼类专书。唐一代通俗史事类杂著笔记也相当纷繁,著名的如《通历》(马总)、《大唐创业起居注》(温大雅)、《明皇杂录》(郑处诲)、《安禄山事迹》(姚汝能)等。另外,唐僧玄奘口述辩机编纂的《大唐西域记》也应列入山川地域史志的范畴,此书已开了释僧撰属的先河。 唐代的佛学相当繁盛,著名的佛学家,有学术性著述可考并声名显赫的就有玄奘、窥基、神秀、慧能、神会、法藏、湛然、宗密、怀让、马祖、怀海等等。唐代的佛学固称辉煌,但内典佛藏、方外奥义毕竟不是严格意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纯正形而上范畴的哲学思考。唐代哲学一般不称发达,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主要诠释官方的经典见解,陆德明《经典释文》也只是儒典的一般音韵、训诂的著作。儒学在佛学(也包括道学)的重重压迫之下,几无成绩可言。那是胡适所谓“印度思想哲学泛滥的时代”,儒学的复兴要等到两宋才开始酝酿并最终完成。唐初的傅奕力主反佛,影响所及有中唐韩愈的排佛,但韩愈的主要哲学文章《原道》、《原性》以及李翱的《复性书》也并无严格意义的学术推进。而对哲学问题深感兴趣(也困扰半生)的刘禹锡、柳宗元们却用心在宏观的天人关系的探索与寻绎,《天论》、《天说》、《天对》固有一些深辟的见解,闪耀出睿智的思想火花,但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有限。而“文中子”王通的《中说》旨在调和三教,不但入不了儒家的“经”,自立一“子”也似乎是非常勉强的。——有唐一代在汹涌奔腾的诗歌潮流的映照之下,学术的音响总觉空杳渺远,学术的景色显得暗澹无光。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赋相对沉寂,连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唐代文学史》都几乎没提到)。这个时代盛产诗人与诗歌,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拼命写诗,引吭高歌,率性任情,阔步前行,——整整一个时代,诗是生命的原旨,诗是文化的正色,诗是学术的主调。几乎整整一代人高张着感性的风帆,喷薄着生命的热力,内心激涌着诗的冲动,笔下铺展开锦绣玉缀,只认创作,不思其他。诗人们关于时代的对话,同行间技艺与情思的交流,生命的理解,审美的实践,功名进取成功的矜夸、失败的怨屈,诗几乎是唯一的媒介。读读《高氏三宴诗集》、《断金集》、《元白继和集》、《三州唱和集》、《刘白唱和集》、《汝洛集》、《彭阳唱和集》、《吴蜀集》、《三舍人集》、《汉上题襟集》的题

可以参考一些名家诗集如《杜工部集》《刘随州诗集》《李太白集》《王右丞集》等等。这些诗人风格各有特点,可以研究一下。还有比较全面的就是《全唐诗》。里面收录了唐代诗人的几乎全部诗作,是研究唐诗、文的重要典籍。再推荐一本书是南方出版社出版的《唐诗三百首赏译》,范晓燕编著,很不错。

(2018·黄石)隋朝开始设置进士科,主要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面对唐朝重视考诗赋。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了唐朝诗歌创作的繁荣。

唐朝山水诗的毕业论文

赠汪伦(李白) 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简析] 李白游泾县桃花潭时,常在村民汪伦家作客。临走时,汪伦来送行,于是李白写这首诗留别。诗中表达了李白对汪伦这个普通村民的深情厚谊。 前两句叙事:“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李白将要乘舟离去,汪伦带着一群村民前来送行,他们手挽着手,一边走,一边唱。“将欲”与“忽闻”相照应,写出了诗人惊喜的情态。“将欲”,正是小舟待发之时;“忽闻”,说明出于意料之外。也许汪伦昨晚已设家宴饯别,说明第二天有事不能再送了。但现在他不仅来了,还带了一群村民一起来送行,怎么不叫诗人激动万分!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桃花潭就在附近,于是诗人信手拈来,用桃花潭的水深与汪伦对自己的情深作对比。“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两句,清代沈德潜评价说:“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唐诗别裁》)的确,这两句妙就妙在“不及”二字将两件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有了“深千尺”的桃花潭水作参照物,就把无形的情谊化为有形,既形象生动,又耐人寻味。潭水已“深千尺”了,那么汪伦的情谊有多深呢? 明代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说:“伦,一村人耳,何亲于白?既酿酒以候之,复临行以祖(饯别)之,情固超俗矣。太白于景切情真处,信手拈出,所以调绝千古。”这一评论是恰当的。 独坐敬亭山(李白) 众鸟高飞尽, 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 只有敬亭山。 [简析] 这首诗是李白离开长安后,经过了长达十年的漫游,来到宣城时所写。在长期的飘泊生活中,他饱尝了世态炎凉的滋味,增添了孤独寂寞之感,然而傲岸倔强的性格仍一如既往。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借游仙、饮酒的方式排遣苦闷的诗,也写了许多寄情山水、倾诉内心情感的诗。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孤寂,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得到安慰的情景。 前两句“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状眼前之景,流露出孤独之感。天上众多的鸟儿高飞远去,无影无踪了;连仅有的一片孤云也不肯稍驻片刻,独自远远地飘走了,山中显得格外幽静。在诗人看来,世间万物都厌弃他,离他而去。“尽”“孤”“独”“闲”等词,表现了诗人强烈的孤独感。这正是封建社会中许许多多有理想、有才能而在政治上遭受压抑的士大夫所共有的精神面貌。 三、四两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用浪漫主义手法,将敬亭山人格化、个性化。尽管鸟飞云去,诗人仍没有回去,也不想回去,他久久地凝望着幽静秀丽的敬亭山,觉得敬亭山似乎也正含情脉脉地看着自己。他们之间不必说什么话,已达到了感情上的交流。“两不厌”,表现了诗人与敬亭山感情上的投契。“只有”,并不意味着太少,而是一种“人生得一知已足矣”的骄傲与满足。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简析] 李白是一位热爱自然、喜欢交游的诗人,他“一生好入名山游”,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中国,留下了许多歌咏自然美、歌颂友情的作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历来传颂的名篇,这首诗是李白出蜀壮游期间的作品,写诗人送别友人时无限依恋的感情,也写出祖国河山的壮丽美好。 诗的起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紧扣题旨,点明送行的地点及自己与被送者的关系。“故人”一词说明了两位诗人的深厚情谊。“黄鹤楼”是天下名胜,是诗人墨客流连聚会之所,又是传说中仙人乘鹤升天之处。而今两位潇洒飘逸的诗人在此道别,更带有诗意和浪漫色彩。第二句“烟花三月下扬州”,紧承首句,写送行的时令与被送者要去的地方。“扬州”是东南都会,自古繁华,而“三月”又正是春光明媚,百花争艳的季节。诗人用“烟花”修饰“三月”,不仅传神地写出烟雾迷蒙、繁花似锦的阳春特色,也使人联想到处在开元盛世的扬州,那花团锦簇、绣户珠帘,繁荣而又太平的景象。孟浩然要去的地方真是好地方,时间也选择得恰当。李白对友人的这次旅游自然十分欣羡。“烟花三月下扬州”这清丽明快的诗句,正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愉快与向往。但李白又是富于感情的诗人,当友人扬帆远去的时候,惜别之情油然而生。从《李太白集》里,我们可以看到李白、孟浩然之间有着不少赠答诗。在《赠孟浩然》中,李白写道:“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可见李白对孟浩然是多么敬佩,两人的情谊是多么深厚。 诗的第三、四句正是写李白送别诗友时的惜别深情。“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表面看来这两句诗全是写景,其实却有着诗人鲜明的形象。“孤帆”绝不是说浩瀚的长江上只有一只帆船,而是写诗人的全部注意力和感情只集中在友人乘坐的那一只帆船上。诗人在黄鹤楼边送行,看着友人乘坐的船挂起风帆,渐去渐远,越去越小,越去越模糊了,只剩下一点影子了,最后终于消失在水天相接之处,而诗人仍然久久伫立,目送流向天际的江水,似乎要把自己的一片情意托付江水,陪随行舟,将友人送到目的地。这两句诗表达了多么深挚的友情,然而在诗句中却找不到“友情”这个字眼。诗人巧妙地将依依惜别的深情寄托在对自然景物的动态描写之中,将情与景完全交融在一起了,真正做到了含吐不露而余味无穷。 另外在诗歌的用韵上,诗人也颇具匠心地选择了“楼”“州”“流”三个声调悠扬的韵脚,吟诵起来余音袅袅。这与孤帆远去、江流天际的景象以及诗人目送神驰、情意绵绵的神态十分吻合。再加上语言清丽自然,意境雄浑开阔,这首诗真是令人越读越爱,百读不厌,无怪乎千古传颂。 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品评李太白七绝的艺术特色时说:“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使人神远,太白有焉。”李太白的七绝在诗坛上的确是独步了。 早发白帝城(李白)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简析] 这是一首传诵千古的七言绝句。 公元758年春,李白因参加永王李璘幕府事被牵连,流放夜郎(今贵州省西部),行至白帝城才得赦免。在返回江陵途中,写下了这首诗,抒发了诗人愉悦的心情。 “朝辞白帝彩云间”,首句写诗人的回想,点出开船的时间是早晨,地点是白帝城。“彩云间”是写白帝城的高。彩云缭绕与诗人遇赦的喜悦之情十分和谐。 “千里江陵一日还”,次句写诗人的意愿,形容船行之速,千里江陵只要一天即可到达。诗人用夸张的手法,写了长江一泻千里之势,同时也抒发了诗人“归心似箭”的心情。 第三、四句形象地描绘轻舟快驶的情形。“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两岸猿猴的叫声还没停止,可那轻快的小船已经驶过了千山万岭。这两句诗人先写猿声,继写轻舟,用一个“已”字把“啼不住”和“过万重山”联结起来,借猿声回响衬托轻舟的快捷,这种修辞手法是十分巧妙的。诗人急欲东归的心情,洋溢于诗的明快的节奏之中。 全诗写景抒情,写的是轻捷明快之景,抒的是轻快愉悦之情,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 秋浦歌(李白) 白发三千丈, 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 何处得秋霜。 [简析] 这首诗采用浪漫夸张的手法,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的苦衷。 首句“白发三千丈”作了奇妙的夸张,似乎不近情理,一个人七尺身躯,而有三千丈的头发,根本不可能。读到下句“缘愁似个长”才豁然明白,因为愁思像这样长。“缘”,因为;“个长”,这么长。白发因愁而生,因愁而长。这三千丈的白发,是内心愁绪的象征。诗中有形的白发被无形的愁绪所替换,于是这三千丈的白发很自然地被理解为艺术的夸张。 后两句“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是说:照着清亮的铜镜,看到自己萧萧白发,简直没法知道自己的头发怎么会变得这样的白。通过向自己的提问,进一步加强对“愁”字的刻画,抒写了诗人愁肠百结难以自解的苦衷。“秋霜”代指白发,具有忧伤憔悴的感情色彩。 这首诗大约作于唐玄宗李隆基的天宝末年,这时候唐王朝政治腐败,诗人对整个局势深感忧虑。此时,李白已经五十多岁了,理想不能实现,反而受到压抑和排挤。这怎不使诗人愁生白发,鬓染秋霜呢? 望天门山(李白) 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 [注释] 1.天门山:位于安徽省和县与当涂县西南的长江两岸,在江北的叫西梁山,在江南的叫东梁山。两山隔江对峙,形同门户,所以叫“天门”。 2.楚江:即长江。古代长江中游地带属楚国,所以叫“楚江”。 3.至此回:长江东流至天门山附近回旋向北流去。 4.回:回旋。 5.出:突出。 6.日边:天边。

李白山水诗研究 李康永 摘要 “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李白一生游览过许多地方,在祖国广阔天地里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爱慕和对前途的美好憧憬,他一生创作了许多山水诗。李白并不是以山水诗闻名,但是,李白的山水诗以雄奇、豪迈、大气、苍凉见长,突破了中国传统山水诗的借山水以自娱的窠臼。李白山水诗的突出特点是大自然山水形象的理想化、狂想化和个性化。李白对自然山水的审美,充满了一种人文、历史、地理和强烈的自我文化意识,使人文美与自然美相互交融,浑然一体。李白山水诗选择了“感物”的路线,摆脱了玄言,回归情感,情景交融,把人们对于自然山水的美感提升到一个空前的文化高度,对山水诗变体的成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 李白 山水诗 “盛唐风骚绝往昔,更添风华一谪仙”,李白的诗歌无论是在唐代以及唐以后,都有着特殊的内涵和特殊的魅力。提及其山水诗,则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占有着很大的比重。李白嗜爱山水,竟至于沉醉,乐极,“一生好入名山游”,甚至达到“爱此肠欲断,不能归人间”的痴迷程度。李白的山水诗,约莫有百余首,有继承庄子散文意境宏阔、浩渺奔放的浪漫主义传统的放浪诗作;有借鉴陶元亮融情入景的园田诗作;有袭二谢余风,而意境结构日渐佳境的山林诗作。李白很敬佩、赞慕二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谢公宿处今尚在”和“脚著谢公屐”以及“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中可以看出。另外还有与王孟等初唐山水诗人风格相似的意画诗作,还有游仙缥缈入天地山海的意念诗作等等。由此可见,李白山水诗的丰富多彩与绮丽。 李白一生的大半岁月是在隐逸漫游中度过的。他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他 “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李白一生游览过许多地方,四川、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苏等,黄河、长江流域。李白20岁前后游历了蜀中的不少名胜古迹,山水诗描绘了蜀中的雄伟壮丽的山川,培育了他壮阔的胸怀,豪迈的性格和热爱祖国大自然的思想感情。李白25岁后,出蜀漫游,在祖国广阔天地里培养了对大自然的爱慕和对前途的美好憧憬。李白被玄宗“赐金还山”后,又再度漫游,游踪遍及齐鲁,江浙、燕赵,歌咏祖国大好河山是李白此时期山水诗的主要内容。李白长流夜郎,中途遇赦,流浪于宣城、历阳,此时山水诗将游仙、山水和现实联系起来,反映李白深刻内心矛盾。所以他创作了许多山水诗,并把山水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 一、李白与山水诗的关系 李白是中国山水诗人中的另类,他有一种世外高人的气势和极富张力的生命力,非常的飘逸和洒脱,这种个性的因素使得李白的山水诗在表现手法上似乎没有了固定的形式和规律,这就造成把握李白山水诗的风格和意境很难。但就像看梵高的画一看就是梵高的画,李白的山水一看便是李白的山水。实际上,李白才是真正主宰着山水诗的形式和规律的。李白写的不是山水的细节,而是山水的气势,用他的话来讲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的气势,这也是写他本人的气势,正是他本人的气势推动着他写山水的气势,只有他桀骜放纵的个性才能把山水固有的气势从山水中张扬出来,张扬山水的气势就是张扬李白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力,即是把他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力扩张到山水中,他的生命力是无限扩张的,给人的感觉不是山水感染了他,而是他感染了大唐的山水。 二、李白写山水诗的原因 李白写山水诗首先是体现在他热爱祖国山河、热爱大自然上。李白热爱祖国河山,所以他可以忘记忧愁,以极大的热情去写祖国河山。 其次,是因为李白受到道家的影响。道家的自然思想使他对人生抱有一种朴素的唯物观念。人的生死荣衰如同万物,“兴歇皆自然”,无须感恩,不必抱怨,因为都是元气的构成,同属大自然,同有大自然。所以他要拥抱大自然,与之化为一体。在《山中问答》中,他诡秘地说:“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世俗不会理解他,他也不属于世俗的人间。他的神秘的桃花源,就是从碧山通往梦想的神仙世界,生活在“大块”中,与大自然元气混沌一片。这种道家、道教的思想观念随他的社会生活、政治遭际而日益加深,使他日益爱好大自然山水,也使他的山水诗里的山水形象不仅表现自我形象,而且融化为自我形象,使山水形象理想化、狂想化、个性化了。 再次,是因为受到二谢的影响。李白深为感佩谢朓:“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呤》)可见李白山水诗接受了谢灵运、谢朓的艺术滋养,承继发展了大、小谢山水诗歌艺术传统。 还有就是受孟浩然的影响。开元年间的山水诗人孟浩然便是这类盛世隐士而名士的一个代表。他虽曾归隐鹿门山,而青年李白深深景慕的就是这位声闻天下的孟夫子:“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赠孟浩然》)赞美他不慕荣禄、不事君王的清德风流。 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受到时代的影响了。到了唐代,人们在宦游中开阔眼界,在山水里抒发激情。李白也不例外,而且他还写出了许多千古名篇。 三、李白山水诗的艺术特色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伟大的,也是最典型的。他说自己的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杜甫称赞他的诗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种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确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特色。 第一,宏放高远。其一是指李白的山水诗描写的题材广泛,山水草木,虫鱼鸟兽,人文景致等都是其写作题材;其二是指时间宽度大,年代久远,空间高远,即所谓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李白写山水常追溯及远古历史发端。具体如《蜀道难》一诗,诗人从秦蜀远古的隔绝之状起笔:“蚕从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接着写蜀王派五丁开山,壮士们牺牲生命,才建成一条钩连秦蜀两地的天梯栈道:“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远别离》写洞庭、潇湘、九疑、苍梧等山水也是与远古的娥皇、女英、尧、舜、禹等人物相连。空间的高远则又是指李白善于用多种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山水进行整体的观察和描绘。如“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梦游天姥吟留别》,“西上太白峰,夕阳穷攀登,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登太白峰》),“太白何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 邈尔与世绝。”(《古风》其五) ,“水从天汉落”(《赠崔秋浦三首》),“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这些诗句山高水远,如同一幅幅远景山水画,具有构图宏大,视野开阔,境界邈远的特征。这既是大自然恢宏博大的写照,又是诗人心胸开阔的反映。 第二,意象飞动浩荡。这是指李白笔下的山水虽也有幽静、秀丽的一面,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离乱后……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但这并非主流,由于他思想奇逸浪漫,个性自由奔放,犹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所以,意象之景外化后常使其山水形象具有飘逸飞动之势,如“巴水疾如箭,巴船去若飞”(《巴女词》),“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挂流三百丈,喷壑数十里。炎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望庐山瀑布》二首) ,“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与夏十二登岳阳楼》),“遥看鹊山转,却似送人来。”(《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 第三,虚实相生与浓重的画意。虚实相生,这是意境创造的结构特征。宋人梅尧臣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说的就是意境。近人王国维先生也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他认为这就是“有意境”。这些用来评说李白的诗可谓恰如其分。就其山水诗而言,李白眼前之景象与胸中想象大多相融而莫分,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心物合一的地步。结合上文,我们可以认为意境从结构上看,正是“如在目前”与“见于言外”的统一。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讲,意境也就可分为实境和虚境,进而我们再来看李白的山水诗,他将虚的“见于言外”与实的“如在目前”发挥到了极致。如其《行路难》便是最好的说明,冰塞黄河,雪满太行,垂钓碧溪以及直挂云帆破浪济海等,看似实境,却均由心中抽象的情感和意念而来,是虚境的自然表现。实境与虚境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构成无比美好的世界。再谈谈画意,李白在此与王孟的造诣大约相当,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李白却把浓重的画意借助于其出神入化的意境抒发而加以表现,也就使得他的一些山水诗正如一幅幅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写意画,并且这些画的技巧炉火纯青,返璞归真,千态万状皆不离自然之道,而雕琢之迹全无,这正是中国诗画的最高境界。李白诗的山水名篇《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及《行路难》可作例证。《蜀道难》可谓一幅峥嵘嵯峨的蜀国山水图。览毕此诗,无不感到他在穷形尽相地描写蜀道艰难的实境时那种充满了激情,寄寓着许多慷慨悲壮的感受。同时作者驰骋想象,写景抒情,创造出蜀山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使其 虚境蕴含十分丰厚,以至众说纷纭,历代“解此诗者,几如聚讼”(《唐宋诗醇》) 。再者在此意境的基础之上,那种悲凉、愤懑的画意又随即映入眼前,或云感慨仕途坎坷;或言揭露时弊、讽玄宗幸蜀;或以为是劝告入蜀友人等等不一而足。 四、李白山水诗的语言特点 自然明朗是李白山水诗语言的基本特色,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朴素清丽、单纯自然的语言,受乐府民歌沾溉,而更多来自新鲜活泼的生活语言。“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脱胎于南朝乐府《西洲曲》:“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而“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欲倒非人推”,随意挥洒口语,更见性情的放旷。他多样化的语言又总归于率真自然、清新明丽,体现为自然之美。 李白山水诗的语言是完全个性化的。李白写不同风格的山水,就用不同风格的语言。他有许多著名的山水绝句,就是用清新流畅的语言写成的,如:“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洞庭湖五首》)这类诗所以能如实绘出秀丽山川的本色,正是得力于诗人清丽自然的语言。李白珍视语言的天然之美,反对过于雕饰的绮丽之风。 “李白的山水诗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他以描绘中国大好河山,表现大自然无穷景物之美为主旨,并于容情入景中兼以抒发主观情怀。李白把祖国雄伟壮丽的河山视为主体,作为审美对象加以审视,而且要以新的视角、新的色彩、新的声音、新的气势写出前人和同时代人巅峰之作。李白的山水诗是李白诗歌成就的代表之作,它不仅在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等方面反映了诗人的本体意识,而且其中也涉及到不少关于时代,社会,以及民生疾苦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总之,一句话,李白写山水诗不单纯写山水,李白的山水诗是难以脱离社会生活的窠臼的。 参考文献 1、《全唐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张家骐《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简论李白山水诗》 齐鲁学刊 , 1992年 第05期 。 3、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4、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年版。 5、杨海波《李白思想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6、松浦友久《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7、裴斐等《李白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一、“神韵”与禅 唐代以王维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山水诗派的创作及其艺术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诗歌的特质。 清代著名诗论家王士祯(渔洋)论诗“独以神韵为宗”(《清史稿》卷266),标举“神韵”,作为其诗论体系的核心范畴。无论是否明确地使用这个概念,渔洋处处是以“神韵天然”作为评诗的价值尺度的。以他的“神韵”说来衡量诗史,最为符合渔洋审美理想的就是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唐代山水诗派的创作风格。在渔洋诗论中,对王维、孟浩然、常建等人创作,是非常推崇的。 同时,我们不难发现,王士祯的“神韵”说与禅学有十分深刻的联系。从渔洋的诗论中可以看出,渔洋以禅论诗,并非是在一般的比喻层次上,而是将禅的特征内化到“神韵说”的美学内涵中去。在这点上,王渔洋比严沧浪的“以禅喻诗”又大大推进了一步。 王士祯在论及山水诗派诸家创作时,常常以“入禅”的独特情境来形容诗的妙谛。如他说:“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观王(维)裴(迪)《辋川集》及祖咏《终南残雪》诗,虽钝根初机,亦能顿悟。”(《香祖笔记》)这里侧重指出王维、裴迪等人的五言绝句与禅悟相关的“得意忘言之妙”。又说:“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字字入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常建‘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刘眘虚‘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蚕尾续文》)论旨与前语相近,都是推崇一种超越语言局限的浑化境界。渔洋还论山水诗派诸人差别说:“会戏论唐人诗,王维佛语,孟浩然菩萨语,刘眘虚、韦应物祖师语,柳宗元声闻辟支语。”(《居易录》)都以佛事喻之,而论其他诗人“杜甫圣语,陈子昂真灵语,张九龄典午名士语,岑参剑仙语,韩愈英雄语,李贺才鬼语,卢仝巫觋语,李商隐、韩偓儿女语”等等,都不涉佛教。实际上是透露出王孟一派诗人与佛禅的内在渊源。 王士祯以“入禅”论王孟一派诗人,并且以之为“神韵”在创作上的典范,并非主观虚拟,并非凭空比附,而是从这派诗人的身世与创作中总结出来的。也就是说,以王孟为代表的唐代山水诗派,无论是在思想观念上,还是艺术风貌上,都与佛禅有客观的渊源关系。揭示其间的内在因缘,对我们了解这派诗人的艺术传统,确实是有一定裨益的。 二、山水诗派诸人与禅的瓜葛 我们所说的山水诗派,包括盛唐时期到中唐时期以山水为审美对象来表现诗人内心世界的一些诗人,不仅是王维、孟浩然、裴迪、常建、储光羲等主要活动于盛唐的诗人,而且也包括如刘长卿、韦应物、柳宗元等主要活动于中唐的诗人。在时间上,这些诗人往往都经历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沧桑变故,很难做机械的划分;在艺术上,他们的题材大致相近,手法、风格又有一脉相承之处。而且,他们大多数都与禅学、禅僧有密切关系,思想观念上深受禅风的熏陶。 王维之笃于佛,染于禅,已是治文学史的学者们的常识,勿庸赘述。清人徐增曾将王维与李、杜相比较,指出其诗与佛禅的关系:“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太白千秋逸调,子美一代规模,摩诘精大雄氏(指释迦牟尼)之学,字字皆合圣教。”(《而庵说唐诗》)说王维诗“字字皆合圣教”,虽然渲染过甚,但却道出其诗深于佛禅的特点。 关于孟浩然,论者们极少提及他与佛禅的关系,可资考证的文字材料也很少。但是最有力的论据莫过于他本人的诗作。从孟诗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孟浩然与禅僧往来颇为密切。与他经常唱酬的禅僧就有“湛法师”、“空上人”、“皎上人”等。诗人还常栖宿于禅寺僧房,与禅师们讲论禅理。题写于禅寺的诗作有《题终南翠微寺空上人房》、《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游明禅师西山兰若》、《题大禹寺义公禅房》、《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登龙兴寺阁》、《登总持寺浮图》等二十余首。从这些诗作中,可以看到孟浩然是深受禅风熏染的。 在这派诗人中,裴迪、常建、刘眘虚、綦毋潜等,都与禅僧多有往还,诗风也深受禅的影响。裴迪是王维的挚友,也是他的“法侣”。所谓“法侣”,也就是禅门中的同道。裴迪现存诗二十九首,《辋川集》二十首是与王维唱和之作,其中颇多禅韵。而其余九首中,与禅寺禅僧们有直接关系的就有《青龙寺昙壁上人院集》、《游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西塔寺陆羽茶泉》等四首。在诗中多次表达了对于禅门的向往,如“浮名竟何益,从此愿栖禅。”(《游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灵境信为绝,法堂出尘氛。自然成高致,向下看浮云。”(《青龙寺昙壁上人院集》)“有法知不染,无言谁敢酬。”(《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等等。都可以说明裴迪与禅有较深的关系。常建的诗也以富有禅意而为人知。其中最有名的是《题破山寺后禅院》,明显地表现出诗人对禅学的涵养工夫。綦毋潜在这派诗人中不太惹人注意,但是他的诗作却颇能体现出山水诗派的艺术特色。綦毋潜存诗只有26首,但与禅有直接关系、并在诗题上明确标示的,就在10首以上。如《题招隐寺绚公房》、《题灵隐寺山顶禅院》、《过融上人兰若》等。《唐才子传》评其诗:“足佳句,善写方外之情。历代未有。”“方外之情,正是栖心释梵、远离尘俗的情味。刘眘虚,也是山水诗派的诗人。他于开元十一年(723)进士及第后曾任洛阳尉、夏县令等职,”性高古,脱略势利,啸傲风尘。”“交游多山僧道侣。”(《唐才子传》)一方面是与禅僧多有往来,另一方面也就使其诗“善为方外之言。”(同上)诗中如“心照有无界,业悬前后生。”(《登庐山峰顶寺》)等句,流露出他的禅学修养。储光羲是山水诗派中较为重要的诗人,其诗中与禅僧、佛寺直接有关的有十余首,如《题辨觉精舍》、《题慎言法师故房》、《苑外至龙兴院作》、《题虬上人房》等。号称“五言长城”的著名诗人刘长卿,人们很少把他和王孟一派诗人联在一起,实际上,就艺术上看,刘长卿正是这派诗人中的劲旅。他的诗作,更多地表现出由盛唐而入中唐的士大夫的心态。长卿诗中那种清冷幽邃的山水画面,是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惊悸之后的士大夫心灵的外化。刘长卿的诗,有更深更泛的禅迹。与禅寺禅僧有直接关系的篇什有近三十首之多。从中也可看出,他与禅门关系之深。禅的幽趣,完全渗透于山水清晖的描写之中。如《和灵一上人新泉》、《送灵澈上人》、《游林禅师双峰寺》都是如此。韦应物是中唐著名诗人,一直被视为王孟一派的有力后进。“王、孟、韦、柳”并称,说明中唐时期韦应物和柳宗元对从陶、谢发端的山水诗艺术精神的继承与发展。韦诗中与禅寺禅僧有直接关系的也有近三十首之多。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的禅学意识是自觉的,也是很浓厚的。如诗中说“心神自安宅,烦虑顿可捐”(《赠李儋》)分明是“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坛经》)的禅学观念在人生观中的推衍。“缘情生众累,晚悟依道流”(《答崔主簿问兼简温上人》)是佛教十二缘起说的回响。柳宗元对佛教的信奉,更为人们所熟知。尤其是被贬永州之后,对于佛教有了更深的领悟。他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柳诗中如《晨诣超师院读禅经》、《禅堂》等作,都是借禅宗的观念来使自己达于“忘机”的境地。 综上所说,唐代山水诗派的诗人们,大多数与禅宗有着密切的关系,浸染于禅悦之风中,他们同禅僧有或多或少的交游。由此使我们不能不考虑到,禅的观念,禅的思想方法,对于这派诗人的艺术风貌,是否有着较为内在、深刻的影响呢?易言之,唐代山水诗派的艺术特征中是否有着禅的基因呢?答案是肯定的。 三、空明诗境与淡远风格 从质实到空明,这里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上的一个跃迁,这个跃迁的实现,主要是在盛唐时期,而主要是体现在以王孟为代表的山水诗人中。这方面王维的诗作是最为典型的。如有名的《终南山》一诗:“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入处宿,隔水问樵夫。”这首诗描写终南山的雄浑气势。“白云”两句,把山中的云霭,写得闪烁不定,飘渺幽约,诗的意境阔大雄浑,但又有一种空明变幻的样态。《泛前陂》一诗也是如此:“秋空自明回,况复远人间,畅以沙际鹤,兼之云外山。澄波澹将夕,清月浩万闲。此夜任孤棹,夷犹殊未还。”也创造出十分空明灵动的境界。这类诗作在王维集中比比皆是。如:“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汉江临泛》)“高城眺落日,极浦映苍山。”(《登河北城楼作》)“寥廓凉天净,晶明白日秋。圆光含万象,醉影入闲流。”(《赋得秋日悬清光》)都有着空明摇曳而又雄奇阔大的境界! 不仅是摩诘诗,山水诗派其他诗人的创作也多有这种诗境。如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立公房》:“何如石岩趣,自入户庭间。苔间春泉满,萝轩夜月闲。”《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夕阳度西岭,群壑倏已暝。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宿王昌龄旧居》:“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渔浦》:“碧水月自阔,岁流净而平。”储光羲的《钓鱼湾》:“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等等,这类空明澄澹的诗境,在山水诗派中的作品是俯拾即是的。 与唐诗相比,魏晋南北朝诗尽管在形式美感的追求上下了很大功夫,但还较为质实,缺乏空明灵动的神韵。而盛唐诗之所以被推崇,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有了这样的诗境。严沧浪谓:“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花,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诗辩》)主要指这样一种诗境。 由质实到空明,决不止是一个诗歌的风格问题,也不止是个意境问题,而是诗歌艺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着它对于人类的价值。人们不再以客观摹写自然山水为目的,而是使山水物象成为心灵的投影。正如黑格尔所说:“在艺术里,这些感性的形式和声音之所以呈现出来,并不只是为着他们本身或是他们直接现于感官的那种模样、形状而是为着要用那种模样去满足更高的心灵的旨趣,因为它们有力量从心灵深处唤起反应和回响。这样,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显现出来了。”(《美学》)第一卷中译本49页)对于空明诗境,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它们的价值的。 那么要问,禅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回答是佛教禅宗的“空观”对诗人艺术思维的渗透。“空”是佛教第一要义。在佛家看来,“四大皆空”、“五蕴皆空”,只有把主体与客体尽作空观,方能超脱生死之缘。但要把实实在在的事物说成是虚无的,无疑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于是便“以幻说空”。大乘般若采用“中观”的思想方法,有无双遣,把一切事物都说成是既非真有,又非虚无的一种幻想。正如僧肇在《不真空论》所说:“诸法假号不真。譬如幻化人,非无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僧肇以“幻化人”为喻,说一切都非有非无,而是一种“幻化”。在哲学上,这当然是地道的唯心主义。但它对文学创造所形成的影响,便是复杂的了,难于用“唯物”和“唯心”来划界。 王维信奉佛教,主要是禅宗,而禅宗主要是发展了大乘般若学。对于这种有无双遣的理论,王维深谙其妙,在《荐福寺光师房花药诗序》中,他写道:“心舍于有无,眼界于色空,皆幼也。离亦幻也。至人者不舍幻,而过于有无之际。故目可尘也,而心未始同,心不世也,而身未尝物,物方酌我于无垠之域,亦过殆矣。”王维是以这种“幻化”的眼光来看人生,看世界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非有非无,亦有亦无,一切都在有无色空之际。这种思想方法,渗透在诗歌艺术思维中,便产生了空明摇曳、似有若无的审美境界。 山水诗派诗歌艺术风格,总的说来,以淡远最为突出,诗人以恬淡之心,写山水清晖,意境悠远,词气闲淡。前代诗论家不约而同地谈到这派诗人的淡远风格。胡震亨引《震泽长语》中说:“摩诘以淳古澹泊之音,写山林闲适之趣,如辋川诸诗,真一片水墨不着色画。”无非是言其“淡”。胡应麟把王孟与高岑相比较:“王孟闲淡自得,高岑悲壮为宗。”(《诗薮》)胡震亨又引徐献忠评孟浩然语:“襄阳气象清远,心悰孤寂,故其出语洒落,洗脱凡近,读之浑然省近,真彩自复内映。虽藻思不及李翰林,秀调不及王右丞,而闲澹疏豁,悠悠自得之趣,亦有独长。”(《唐音癸签》)“淡远”,是这派诗人的共同风格特征。 举几个具体作品为例。王维的《归嵩山作》:“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山中寄诸弟妹》:“山中多法侣,禅悦自为群,城郭遥相望,唯应见白云。”的确可以称之为“水墨不着色画”,“淡”是最突出的特征。这种“淡”,不仅是语言色泽上的“淡”,更多的是创作主体心境的“淡”。 关于孟浩然的诗作,更是以“淡”著称。明人胡应麟以“简淡”概括浩然风格,评孟诗云:“孟诗淡而不幽,时杂流丽,闲而匪远,颇觉轻扬。可取者,一味自然。”(《诗薮·内编》)如《北涧泛舟》:“北涧流恒满,浮舟触处通。沿洄自有趣,何必五湖中。”《寻菊花潭主人不遇》:“行至菊花潭,村西日已斜。主人登高去,鸡犬不在家。”都是冲淡的。孟的一些名作如《秋登兰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宿建德江》等篇,都以“淡”见称。闻一多先生形容得好:“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地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地分散在全篇中,甚至淡到令人疑心到底有诗没有。”(《唐诗杂论·孟浩然》) 王孟一派诗人基本上都有“淡”的诗风,那么,这与禅存在着什么联系吗? 禅所达到的,并非事物本身,而是禅本体,但它不略脱事相,而是即物超越。禅宗有“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要旨,所谓“无相”,并非完全剥离“相”,而是“于相而离相”,也就是寄寓于“相”而超越之。正因为如此,禅宗主张任运自在,随处领悟,反对拘执束缚,更反对雕琢藻绘,一切都在本然之中,一切都是淡然无为,而不应是牵强著力的。禅家公案强调这种淡然忘机、不系于心的精神。“僧问:如何是僧人用心处?师曰:用心即错!”(《五灯会元》卷11)禅在自然而然中,不可以用心著力。又如:“问:如何是学人著力处?师曰:春来草自清,月上已天明。”(同上)意谓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如春日青草、月上天明一样自然。 “平淡”或“冲淡”的风格,来源于一切不系于心的主体心态,任运自在,不执着,不刻挚,如天空中的游云一般。山水派诗人,多有如此心态。摩诘所谓“万事不关心”是正面的表白。“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正是禅家“不住心”、“无常心”的象征。柳宗元《渔翁》诗中:“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也正是“不于境上生心”的禅学观念的形象显现。“淡远”“平淡”的风格,实际上是与无所挂碍、无所系缚、任运自如的主体心态有密切关系的。 四、幽独情怀与静寂氛围 唐代山水诗派主要以山水景物作为审美对象,作为创作题材,但实际上是在山水中“安置”诗人的幽独的心灵。这派诗人的篇什咏读既多,你就会发现在山水物象的描绘中,诗人那绋独孤寂的身影,似乎无所不在。最为突出的便是刘长卿的作品,常常出现的是自来自去,幽独自处的身影。有时不是写诗人自己,是写别人的形象,但细读之,就会发现那不过是诗人心灵的投影。如《送灵澈上人》:“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归远。”这似乎是写灵澈禅师,实际上却是诗人幽独情怀的外射。再如《江中对月》:“空洲夕烟敛,望月秋江里。历历沙上人,月中孤渡水。”在一片澄明而迷蒙的月光中、秋江里,“沙上人”静消消地独自渡江,诗人偏爱这类意象,不能不说是由创作主体的幽独心态决定的。在长卿诗中,即使是仅从字面上看,就可以随处看到“孤”“独”这类诗句。如“独行风袅袅,相去水茫茫”,“悠悠白云里,独往青山客”、“片帆何处去,匹马独归迟”,“江海无行迹,孤舟何处寻”,“人语空山答,猿声独戊闻”。“芳时万里客,乡路独归人”。实际没有办法多举,到处都是,诗人的幽独情怀是一望即知的。 岂止是刘长卿,这派诗人多在山水描写中寄寓幽独心境。孟浩然《涧南即事贻皎上人》:“约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书取幽栖事,将寻静者论。”《岁除夜有怀》:“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王维《答张五弟》:“终南有茅屋,前对终南山,终年无客常闭关,终日无心长自闲。”《秋夜独坐》:“独坐悲双鬓,空空欲二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韦应物《寺居独夜寄崔主簿》:“幽人寂不寐,木叶纷纷落。寒雨暗更深,流莺度高阁。坐使青灯晚,达伤夏衣薄。宁知岁方晏,离群更萧索。”《善福寺阁》:“残霞照高阁,青山出远林。晴明一登望,潇洒此幽襟。”韦的名作“《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似写“幽草”,实则是“幽独人自伤怀抱。”柳宗元《禅堂》:“发地结青茅,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杳然喧中寂。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不仅写出了自己被贬之后的幽独处境,而且道出了禅观对这种心境的影响。 这么多表现幽独情怀的诗篇出现决非偶然,几乎成为这派诗人的共同心态。回过头来又可以使我们意识到他们更多地以山水为题材写诗,并非为了摹写山水形貌,而是为了在一方山水物象中,寄寓幽独的情怀。他们渲染山水的宁静与远离尘世喧闹,正是为了寄托一颗幽寂的诗魂! 与此密切联系的,就是唐代山水诗人创作中那种共同的特点,静谧的氛围。诗人们在写山水物象时不约而同地烘托山水之静,而没有谁在写它的喧嚷。实际上写山水也正是为了写这种遗弃尘世的静谧。同时写风声、水声、虫声、林声……,却是为了更加反衬其静。王维《过香积寺》、“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泉声,更显得深山古刹的静谧。《秋夜独坐》中:“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这些诗中的果落、虫鸣、鸟声,恰恰是为了反衬山林的极度静谧。诗人是孤独的,似乎这世界只有他一个人,他用心谛听着大自然的心律。孟浩然、常建、刘长卿等人的诗作,也都以十分静谧的氛围来写山水。如孟诗《寻香山湛上人》:“松泉多逸响,苔壁饶古意,谷口闻钟声,林端识香气。”《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樵人归欲尽,烟鸟栖初定。”常建《白湖寺后溪宿云门》:“洲渚晚色静,又观花与蒲。入溪复登岭,草浅寒流速。圆月明高峰,青山因独宿。松阴澄初夜,曙色分远月。”刘长卿《秋日登吴公台上寺》:“野寺来人少,云峰水隔深。夕阳依旧垒,寒磬满空林。”《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履痕。白云依静渚,春草闭闲门。”这类例子甚多,是没有办法尽数列举的。静谧的氛围,是山水诗人的一个突出特点。 这与禅有什么关系?有的。禅宗之“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禅那”的修习方式,突出地表现为反对、废弃坐禅,但有一点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对“心”的修养——不过修养方式不同罢了。禅宗不再限于静坐凝心,专注观境的形式,进一步摆脱了心对物的依附关系,把心视为万能之物。 禅毕竟是避世的,它尽管可以混迹于尘俗之中,但要取得一份心灵的自在,“参禅学道,须得一切处不生心。”(《黄蘖宛陵录》)“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坛经》),对一切事物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实际上还是一种“鸵鸟政策”。禅又是一种对于自己内心世界的返照,于外间世界的风云变幻不取不舍,而以本心为独立自足的世界。这种对内心世界的返照和体认,必然带来的体验的独特性。参禅者的内心是孤寂的、幽独的。唐代山水诗派诗人们的幽独情怀,是与“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巨大变革有极大关系的。唐王朝从鼎盛的峰巅跌入了一个幽深的峡谷,亲身经历了这场大变乱的诗人们,热情凝结了,心态幽冷了,由外向投射转入主观内省。其社会原因是主要的。但是,诗人们在与禅的接近中,与禅的反照内心一拍即合,于是在幽独情境的描写抒发中,就参入了相当多的禅的底蕴,像柳宗元的《禅堂》、《晨诣超师院读禅经》、王维的《鹿柴》、《过香积寺》、《终南别业》等,都是相当显豁的例子。 禅家尽管一再宣称“行住坐卧,无非是道”,而实际上,还主要是在静谧山林中建立寺院,在生灭不已的朝晖夕阴、花开花落中“妙悟”禅机的。禅僧乐于与大自然打交道,倾心于禅的士大夫也乐于栖息于山林,至少是暂时获得一份心灵的宁静。王孟一派诗人,把山写得如此空明静谧,实非偶然,这与他们的禅学习染有直接关系。 其实,山水中的静谧氛围,并非全然是客观描写,主要是一种心境的建构。“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坛经》)禅是以心为万物之本体的,所谓“静”,只是一种心灵之静。大乘佛学以“心静”为“静土”,“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境,则佛土净”(《维摩诘经·佛国品》),把“净”易为“静”,道理全然是一样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公的《饮酒》,说明此意最为恰当,又安知其中没有大乘的影迹? 禅与唐代山水诗派的关系很深,也难一一说明;而山水诗派的艺术精神,其形成因素也决非一端,禅的影响也只是一个侧面,然而,从这个视角所进行的透视,会有补于对唐代山水诗的深一层理解。 山水诗: 《鹿柴》王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春晓》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鸟鸣涧》王维 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 《竹里馆》王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宿建德江》孟浩然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山中》王维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 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山居秋瞑》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过故人庄》孟浩然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饮酒》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赠汪伦(李白) 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简析] 李白游泾县桃花潭时,常在村民汪伦家作客。临走时,汪伦来送行,于是李白写这首诗留别。诗中表达了李白对汪伦这个普通村民的深情厚谊。 前两句叙事:“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李白将要乘舟离去,汪伦带着一群村民前来送行,他们手挽着手,一边走,一边唱。“将欲”与“忽闻”相照应,写出了诗人惊喜的情态。“将欲”,正是小舟待发之时;“忽闻”,说明出于意料之外。也许汪伦昨晚已设家宴饯别,说明第二天有事不能再送了。但现在他不仅来了,还带了一群村民一起来送行,怎么不叫诗人激动万分!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桃花潭就在附近,于是诗人信手拈来,用桃花潭的水深与汪伦对自己的情深作对比。“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两句,清代沈德潜评价说:“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唐诗别裁》)的确,这两句妙就妙在“不及”二字将两件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有了“深千尺”的桃花潭水作参照物,就把无形的情谊化为有形,既形象生动,又耐人寻味。潭水已“深千尺”了,那么汪伦的情谊有多深呢? 明代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说:“伦,一村人耳,何亲于白?既酿酒以候之,复临行以祖(饯别)之,情固超俗矣。太白于景切情真处,信手拈出,所以调绝千古。”这一评论是恰当的。

唐朝古诗词研究论文摘要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这是唐诗繁荣的准备时期,重要诗人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唐代建国初的诗歌仍沿着南朝诗歌的惯性发展,柔靡纤弱,毫无生气。“四杰”的出现开始转变了这种风气。他们才气横溢,不满现状,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愤激不平之情和壮烈的怀抱,拓宽了诗歌题材。如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种激扬豪迈的格调,为唐初诗坛吹进一股新风。诗中表现了青年人不甘寂寞,想投笔从戎,到边疆建功立业的热望。宁可做个低级军官(百夫长),也不想作书生老死窗下。继“四杰”而起的是陈子昂,他从理论上对南朝以来衰弱的诗风提出批评,认为这类诗专门玩弄华丽的辞藻,内容空虚,抛弃了《诗经》重视思想性的传统。对此他耿耿于心,提倡学习“汉魏风骨”,恢复建安时代的诗风。他的38首《感遇》诗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影响很大。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苍凉辽阔,哀而不伤,被认为是怀古诗的绝唱。韩愈曾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评价了他在唐诗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沈佺期、宋之问的贡献主要在诗歌格律方面。他们总结了“永明体”以来诗人们探索诗歌格律的成果,以自己的诗作,促进“近体诗”最后定型。鉴赏唐诗,首先要对“近体诗”和“古体诗”的分别有个概要的了解,掌握它们各自的特点,就能更好地领略其妙处。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这个概念和通常说的“古代诗歌”不同,是专用名词,专指唐代以前流行并在唐代继续流行的一种诗体,和唐代形成的近体诗相对存在。古体诗的特点是:每篇句数不限,每句字数不限,可押韵也可不押韵,押韵也可换韵,句与句间没有平仄对应和用词对仗的要求。一句话,古体诗格律上比较自由,同近体诗在格律上有极严格的要求不同。古体诗分两大类: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或简称五古和七古)。此外还有句式长短不齐的古诗,一般归入七古。有的古体诗句数、字数和律诗相同,但用韵、平仄和对仗都不同于律诗的要求,所以仍是古诗。上文讲到的《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等人的诗都是古诗。近体诗,又叫今体诗(“近”和“今”都是就唐代而言的),讲求严格的格律。近体诗有四项基本要求:一是句数、字数有规定;二是按规定的韵部押韵;三是上句和下句各字之间要求平仄对立和相粘;四是规定某些句子之间用词要对仗,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近体诗分两大类:(1)律诗,由八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律诗,七字句的称七言律诗。(2)绝句,由四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绝句,七字句的称七言绝句。下面我们分别举例说明。如大家熟悉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五言绝句,它必须是四句20字。其次它必须依照用韵要选一个韵部的字作韵脚①,这首诗的“流”、“楼”两字就属“十一尤”韵。再次,它用的字必须合乎规定的平仄格式,这样读起来才抑扬间错,和谐动听。这首诗的平仄格式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用·标出来的字可平可仄,其余的字不能变通。平——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平声字;仄——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上声、去声、入声字。按现代汉语说,阴平(第一声)、阳平(第二声)字属平;上声(第三声)、去声(第四声)字属仄。绝句诗上下句之间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仗。这首绝句全首对仗,后两句“欲穷”对“更上”,“千里”对“一层”,“目”对“楼”。我们举《登鹳雀楼》这首诗来说明近体诗最基本的格律要求,此外五言绝句还有三种平仄格式,共四种格式。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也都各有四种平仄格式。关于近体诗的平仄格式,只举上例作些提示,不再详细介绍了。如果不想创作这类诗,只是鉴赏前人作品,那么关于格律的要求知道得粗略些,也是无妨的。七言绝句,我们举孟浩然的《送杜十四之江南》来看: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孤帆泊何处? 天涯一望断人肠。表达了送别友人远行时留恋怅惘的感情。全诗四句,28个字,押的是“七阳”韵,平仄按规则。因绝句允许不对仗,这首诗就没有对仗。五言律诗,我们看戴叔伦的《除夜宿石头驿》: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这是除夕之夜晚远离家乡亲人独宿逆旅感慨自身遭际的诗。全诗八句,40个字,押“十一真”韵,平仄合规则。律诗的一二句称“首联”,三四句称“颔联”,五六句称“颈联”,七八句称“尾联”。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如这首的颔联“一年”对“万里”,“将尽”对“未归”,“夜”对“人”;颈联“寥落”对“支离”,“悲”对“笑”,“前事”对“此身”。七言律诗,我们看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寥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这是柳宗元被贬到蛮荒的柳州,送别堂弟柳宗一去江陵时写的诗,情绪极度感伤悲愤。全诗八句,56个字,用的是“一先”韵,平仄合规则,颔联和颈联对仗工整。七言律诗第一句多用韵,也可不用韵,这首用韵。律诗中还有一种“排律”(延长),即把律诗延长至10句以上乃至百句,除首、尾两联外,中间所有出句与对句全要对仗。排律通常为五言。唐代诗歌的样式,在初唐时期已经齐备,到盛唐时期就出现了诗歌创作的高峰。

李白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现存九百九十多首,其中不少成为流传千古的绝唱,中学语文教材曾选入《送友人》《秋浦歌》《子夜吴歌》《望天门山》《月下独酌》《秋登宣城谢眺北楼》《蜀道难》《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等,本文试从四个方面谈谈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一、清新、俊逸的风格杜甫《春日忆李白》诗中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意思是说,李白的诗想象丰富、意境高妙,卓尔不群,无人能敌,其风格继承发展了北朝诗人庾信的清新和南朝诗人鲍照的俊逸。所谓“清新”,就是思想感情真挚,想象丰富新奇,出语不凡。所谓“俊逸”就是豪放、洒脱、飘逸,有一种自然美的风格。例如《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中“银河”的比喻,就非常新鲜而贴切,令人一读难忘。再如《宣州谢銮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用“抽刀断水水更流”比喻“举杯消愁愁更愁”。本来是极度的夸张,却让人感到非常的真实。李白诗中的夸张是最大胆的,又是最富于表现力的,绝不给人生涩险怪的感觉。例如《秋浦歌》其十五: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诗人借有形的白发,突出无形的愁,以夸张白发来倾诉愁苦之深,实在是妙不可言。再如“千里江陵一日还”“燕山雪花大如席”“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桃花潭水深千尺”等等都是极度的夸张而又不失于怪诞,表达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也表现了他对自由、光明、友情的渴望。李白善于运用联想和想象。诸如:“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浅谈李白的诗文风格 孙荣念摘要:我是一名中学教师,由于教学的关系,对古诗词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对李白的诗更有一种痴迷。本文从李白的生平及思想品格、创作风格、艺术成就及影响三方面进行了浅述:一、 李白的生平。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也来的天才诗人,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关于他的身世、行踪和家庭,异说纷纭,他的思想性格更是非常独特,旷世少有。李白的思想性格。追求功名、漫游山水和求仙学道,伴随了李白的一生,他的思想抱负、生活情趣和性格气质,在这些方面得到了不同侧面的表现。二、 李白的创作风格可以从他的绝句、乐府、歌行三种体裁来体现。其抒情方式最具鲜明的特点,往往是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的奔涌而出,宛如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三、 在盛唐诗人中,李白是艺术个性最为鲜明的一位,体现在他诗歌创作的各个方面,其艺术成就也是多方面的。关键词:生平 、思想品格 、创作风格 、意象 、影响正文:众所周知,李白是盛唐时期最为著名的诗人。研究李白的创作风格和身世遭遇有助于我们了解盛唐诗歌创作的基本面貌。而在古诗教学中要使学生对离现实语言较远的诗文产生兴趣,对优美的诗句领悟内涵,首先要做的是让学生了解诗人的生平及思想品格,从而领会其创作风格,领悟诗的意境和蕴含的美好思想。基于此,我阅读了李白的诗集和一些相关资料,对李白的创作风格和身世际遇有了一些浅显的认识。一、 李白的生平及思想品格 我觉得,李白的一生由两条主线所贯穿:一是他的仕途生涯,二

田园风光美 人民生活苦——中国古代田园诗词一、 所谓田园诗,应是指歌咏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人们通常把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一些诗称为“田园诗”,因而后世的文学家便把田园诗的范畴限于隐居乡野诗人的作品,把其题材局限于写农村田园的风光和隐士的乡居生活。这样的理解,大致符合早期文人田园诗的创作情况,但它既不能包括《诗经》及汉乐府中许多写农村田园生活的作品,也无法概括唐宋以后田园诗内容的全部,因而是片面的。 田园诗创作公认的典范作品是范成大的田园诗作,而其代表作首推《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其中有许多内容是狭义的田园诗定义所无法包括的。如:“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再如:“黄纸蠲租白纸催,皂衣旁午下乡来。长官头脑冬烘甚,乞汝铜钱买酒回。”显然这两首诗中既未写农村田园风光,也没有隐士的形象,却反映了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所受的剥削。诚然,写这类题材并不始于诗人范成大,只是在此之前它习惯上不被文学家视为田园诗。范成大对田园诗的最大贡献也许正在这里。他把以反映农村现实的诗作归入田园诗苑,使田园诗上承《诗经》、汉乐府的传统,也把传统的田园诗从仅写知识分子闲情逸致的狭窄樊篱中解放出来。 因此,如果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为标准来确定田园诗的疆域,田园诗应指以农村为题材,反映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它既有写农村自然风光和隐士生活的一面,也包括乡村的民情风俗、农民的劳动生活、农村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等内容。这样的认识,不仅更符合我国古代田园诗创作的事实,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田园诗的思想价值,使它较之山水诗、咏物诗、爱情诗更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 二、 《诗经》中一部分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是我国最早的田园诗。其代表作如《豳风•七月》、《周南•芣苢》、《魏风》中的《伐檀》、《硕鼠》,这些作品反映了奴隶制社会奴隶们从事农业劳动和艰苦生活的情况,并辛辣讽刺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诗作大都出于社会下层人民之口。汉乐府中以农村为题材的田园诗不很多,但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其中如《江南》诗展示出江南农村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乡村男女青年劳动生活的快乐,而《平陵东》则写官吏公开劫掠农民的财物。这些早期田园诗作开创了田园诗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对后世的田园诗创作及整个诗歌创作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位田园诗人。他接近农民,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对农村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他的许多诗歌,表现对劳动和农村田园风光的赞美,道出了自己恬淡闲适的生活和情趣。由于他的诗风格质朴自然而形象鲜明,语言上也很有成就,因此对后世田园诗的创作影响极其深远。 唐代是田园诗创作异彩纷呈、云蒸霞蔚的时代。初盛唐时期,经济繁荣,优裕的物质生活,使诗人陶情田园山水,他们或把隐居乡野山林作为求官出仕的“终南捷径”,或因官场失意,把过乡居生活作为超脱宦海风波的方式或麻痹政敌的韬晦之计。这一时期还产生了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派。孟浩然以布衣终老,隐居故乡的鹿门山。王维在仕途受挫后,买下宋之问的蓝田辋川庄,亦官亦隐。他们的田园诗具备下列两个特点:一是与山水诗融合,许多写山村自然景观及隐士生活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无明显的区别,充其量也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如《积雨辋川庄作》、《山居秋暝》、《新晴野望》、《过故人庄》等。二是王孟(尤其是王维)的诗较之陶渊明、谢灵运更重视意境的刻划,从大自然恬静的美景中显示出诗人高蹈出世的情操和志趣。如王维的《渭川田家》、《桃源行》、《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等无不如此。王维的田园诗,意境既浑融完整,又多精工刻划,语言也清新洗炼,可谓从内容到艺术上都融合了陶谢二家之长。由于王维崇尚佛老,故他的田园诗更静穆,诗境更有层次,有更深的底蕴,颇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但他们很少写农民,从不接触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因而其思想价值不高。 李、杜二位大诗人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流离漂泊中与农民有了广泛接触,甚至定居乡间。他们的诗中或写农民的劳动生活,或写农村的自然景物,或写战乱年代农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李杜虽不以田园诗名家,但其田园诗作同样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同时代的诗人如储光羲、韦应物、戴叔伦,也都不乏田园佳作。 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痈疽一直未能根治,战乱、灾荒、统治者的巧取豪夺给人民带来不幸。“国家不幸诗家幸”,中晚唐时期却成为现实主义田园诗作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虽也有“雉飞鹿过芳草远,牛巷鸡埘春日斜”(杜牧《商山麻涧》)、“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王驾《社日》)那样恬适、宁静的乡居生活,诗人笔下更多“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悯农》)、“愁听门外催里胥,官家二月收新丝”(唐彦谦《采桑女》)的血泪篇章。中晚唐的田园诗较少受陶、谢的影响而上接《诗经》和《汉乐府》。许多作品讽刺辛辣,见解深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还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其一是善于向民歌学习。这些民歌原先是用于歌颂农民的劳动和爱情,故刘禹锡、白居易等仿效民歌的作品,较多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其二是与新乐府运动的密切结合,张籍、王建、白居易便是善于写田园乐府诗的大家。如张籍《野老歌》、王建《田家行》、柳宗元《田家行》、白居易《杜陵叟》都是这类田园诗的杰构。 宋初的田园诗创作受中晚唐诗风影响,这与当时整个诗坛的情况是相似的,但在这一领域中西昆派诗人并未涉足。这是因为西昆派诗人大都是达官贵人,他们不仅没有亲身体验躬耕乡居的隐士生活,对民生疾苦则知之更少,因而宋初田园诗中看不出贾岛、姚合、李商隐的明显影响。这一时期写作田园诗较多的是受白居易和晚唐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影响的一些关心民瘼、政治地位不高的诗人。如王禹偁《田调》、《村行》,梅尧臣《田家语》、《陶者》,张俞《蚕妇》。这些诗还未打上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烙印,也还未形成自身的明显特点。 开创宋代诗风的苏轼、黄庭坚及大政治家、大改革家王安石的田园诗作,则不仅一般具有关心人民疾苦的内容,而且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如苏轼之《山村五绝》,便尖锐讽刺王安石变法中的弊端。由于盐法太苛,百姓没有盐吃,有的甚至铤而走险去带剑贩卖私盐。其《吴中田妇叹》更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尖锐讽刺了“青苗法”。黄庭坚之《上大蒙笼》、《劳坑入前城》诗中也说:“今日有田无米食”,“正苦无钱刀”也写出“青苗法”实行中的弊端。这里显然不难看出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之相反,王安石的《后元丰行》则热情讴歌新法实行十年后农业大发展,社会出现暂时的安定景象。毫无疑义,这是对新法理想化的歌颂。王安石变法使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对农民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诗中出现如此政见旗帜鲜明的田园诗作,这在整个田园诗词发展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词作,最早为张志和《渔歌子》,其后五代孙光宪《风流子》也以描写田园风光为内容,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但唐五代词中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毕竟是很少的。我国词史上第一个较多写作田园词的是北宋大词人苏轼,如他去徐州城东石潭谢雨途中所作的《浣溪沙》五首便是其代表作。它拓宽了词的领域,使词空前深入地走向人民,走向社会生活。南宋词人辛弃疾也是写田园词最多的大家。他自号稼轩,据其自己解释,就因为“人生在世,当以力田为先”。他的田园词作大都写于退居带湖、瓢泉时期。其中《清平乐•村居》、《鹧鸪天•代人赋》等均为脍炙人口的田园词章。这类田园题材的词作,较多使用白描手法,以质朴清新的格调,反映出农家生活的片断和农民的音容笑貌。陆游一些写渔父闲适自在生活的词作,实际寄托着作者的理想。 陆游还和杨万里、范成大以写作田园诗著称。他们都是年老告别官场以后长期退隐田园的。他们对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寄予了满腔同情,其中尤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作成就更高。它描述了江南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展示了宋代农村的风土人情,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对农村自然景物的描写与对封建剥削的揭露结合起来,并以浓墨重彩写到农民的劳动和生活,赋予以闲适为其特征的田园诗以更深刻的内容,使近两千年来千汇万状的田园诗汇入一流。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历来被推为田园诗的光辉典范,这是因为它不仅题材开阔,而且诗句清丽明快,形象鲜明生动,而成为田园诗发展史上的丰碑。 值得一提的是宋亡以后月泉吟社遗民诗人的田园诗。月泉吟社是吴渭、谢皋羽、吴思齐发起成立的。他们于丙戌年(1286)小春望日(十月十五),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至丁亥年(1287)正月望日收卷。后收得2735卷,评选出280人。于三月三日发奖。其中颇多值得一读的好诗。如此众多的人参加同一题目的田园诗创作,这是我国田园文学史上的空前盛事。 金元时期的田园诗词为数不多,但却独具特色:其一是诗与绘画艺术的紧密结合,其二是多反映牧民生活的作品。金元时期是我国书法绘画艺术迅猛发展的时期,大书法家、画家赵孟〖FJF〗瞓〖FJJ〗奉太后懿旨作的《题耕织图》二十四首,大画家倪瓒的《荒村》、《东林隐所寄陆征士》等作品均为诗画结合的田园诗代表作。赵孟〖FJF〗瞓〖FJJ〗虽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但他被荐于朝之前显然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农事很熟悉,故这些田园诗历历如绘,颇有诗情画意。倪瓒为元四大画家之一,尤擅水墨山水画,他的诗多取材于太湖一带,田园与山水融合,意境幽淡萧瑟,且诗中有画。金元两朝还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故田园诗中也多牧歌式的作品,这在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中尤为常见。 明代是我国诗歌史上成就平庸的时代。田园诗词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并未能使人有一新耳目的创新。但继承《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品在明代田园诗中还是随处可见的。从明初的高启、于谦,到明末的张纲孙、陈子龙,都以饱含激情的笔触写下了反映人民苦难遭遇,能下千年之血泪的佳作。钦叔阳的《税官谣》还以诗记叙了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昆山农民葛成领导的抗税斗争。这在明以前的田园诗中是很少见的。 清诗是继唐诗、宋诗之后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大,使唐诗也瞠乎其后;其成就之高,也是可与唐诗媲美的。清代的田园诗,同样具备这样两个特点。清词是与宋词并峙的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多,题材之广,也远出宋词之上,其田园词亦然。 清初战争不断,农民除经济上受沉重剥削外,还得为军队服劳役。施闰章《牵船夫行》、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对此都作了形象生动的描述。这段时期,农民、盐民受苛捐杂税的残酷盘剥,以至岭南一带竟发展到人吃人的地步。宋琬《同欧阳令饮凤凰山下》、吴嘉纪《绝句》、屈大均《雷女织葛歌》、《菜人哀》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令人读之下泪。清初一些遗民诗人(如顾炎武)也写过一些反映隐士生活的诗,但他们并未忘怀国仇家恨,隐居往往是抗清活动的思想准备。 随着清政权逐步巩固,经济繁荣,物质生活也逐步富足起来,田园诗词从题材到审美趣味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知足饱和,恬淡自适的田园诗词又应运而生了。如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一百首,王士祯《真州绝句》都是这一类的作品。其写景优美,笔致清新,恬淡自然,与陶谢、王孟的田园山水诗格调相近。但清代是我国最末一个封建王朝,封建的生产关系已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清朝后期更为腐败,统治者穷奢极侈,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加剧,加之自然灾害,使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这样的社会现实反映到诗词中,使清代中后期的田园诗创作中又涌现出大批现实主义杰作。周弘《道旁叹》揭露赈荒之弊,查慎行《村家四月词》写农民以人拉犁的苦况。蒋楛《河堤曲》以民谣形式,写黄河泛滥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令人欣喜的是从田园诗中传出的不仅是农民的痛苦呻吟,还传出愤激反抗的呼声。如赵执信《甿入城行》写县令以赈荒名义到农村催租逼税,激起农民的反抗,这是古代田园诗中不多见的光辉篇章。 鸦片战争敲开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文明与血和火一起闯入中华大地。但这一切并未给中国农民带来福音,它只导致中国封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解体,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田园诗人笔下的农村,已完全见不到恬静与幽美,到处是饥荒、弃儿、流民……。魏源的《江南吟十章》写苏州农民将粮田改种花木,道出封建经济的破产。陆嵩《鬻儿行》、姚燮《谁家七岁儿》、贝青乔《杂谣》便写出荒时暴月,农民被迫逃荒讨饭,小儿被遗弃或被卖掉换粮。郑珍的《经死哀》、黄遵宪《邻妇叹》、周实《睹江北流民有感》都艺术生动地写出封建社会末期我国农民生活的苦难。他们这啼饥号寒的呐喊,仿佛产妇分娩时阵痛的呼叫。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应该被埋葬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就要在这痛苦的呼唤声中诞生。三、 我国田园诗词源远流长,历来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地反映了两千多年我国古代社会的现实。其中许多作品,甚至比正史更具体深刻地反映统治者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如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出兵攻宋,朝廷因正规军不足,下令征集乡兵。地方官为邀功而滥行征点,又适逢夏雨成灾,梅尧臣在襄城知县任上作的《田家语》、《汝坟贫女》两诗就形象生动地反映了“点弓手”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有些田园诗还能印证正史:《明史》记载于谦任山西巡抚时因平反冤狱,救灾赈荒,兴修水利,使人民安居乐业。于谦本人在《平阳道中》以“相逢尽道今年好,四月平阳米价低”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实况。古代田园诗词中的许多优秀作品是我国现实主义文苑中的瑰宝,至今仍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 田园诗词与民歌有着血肉的联系,早期见之《诗经》、汉乐府中的田园诗自不待言,唐宋以来的田园诗词与民歌也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联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田园诗大量见之于新乐府诗人如张籍、王建、白居易的乐府诗中。这些“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田园乐府诗显然胎息于民歌。其二是模仿民歌曲调创作的田园诗词。最典型的是中唐刘禹锡、白居易的《竹枝词》(又称《巴渝词》),便是四川东部一带的民歌改词而成。此外如《杨柳枝》等也都是向民歌学习的产物。民歌本属社会下层人民(主要是农民)的口头创作,因而这类受民歌影响而写作出来的田园诗词,大都能反映现实,针砭时弊,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艺术上也大都独具特色,新颖别致。 田园诗与山水诗在文学史上是一直被相提并论的,但山水诗的出现要比田园诗晚得多。《诗经》及两汉的诗歌中没有以山水为题材的,两晋玄言诗中已有写山水的成分,但山水诗的兴盛是在宋齐时期。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作者大都是同一类政治上失意或隐居山林以等待一朝交泰、飞黄腾达者,或是从官场退休林下、颐养天年的人。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交叉发展如同珠江的支流北江和西江一样,它们来自不同的源头,在三水附近合流了,随即又分开了,但分流而下的江水中已分不清哪些水来自北江,哪是来自西江。盛唐以后写农村自然风光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没有严格的界限,在一部分作品中甚至兼及这两方面的题材。明清时期,这样的作品已颇为可观了。而另一部分反映现实的田园诗,则与山水诗一直并行发展,没有相互融合。融合和分流是文学题材、形式发展的两种方式,山水诗与田园诗的关系也正如此。但从艺术上来说,田园诗比山水诗的表现手法更为丰富,这是与其题材的多样性是一致的。 总之,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是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其中某些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可以成为文学体裁的历史教科书。阅读这些田园诗词,使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古代社会,可以从中研究古代农村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补正史之不足。田园诗中大量写农村田园风光的诗词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能给人美的享受。对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我们应给予更多的重视。

唐朝田园山水诗的研究总结论文

田园诗作为唐诗的一个重要题材,历来较受关注。二十世纪以来,学界对唐代田园诗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突破,因此有必要对其基本情况作一回顾总结,对日后的进一步研究当不无裨益。为方便起见,本文主要就新中国成立以后近六十年的研究情况进行总结和评述。①近六十年唐代田园诗研究的基本历程近六十年来,唐代田园诗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49 - 1976 年,为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五、六十年代,对唐代田园诗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产生的成果也很有限,而且研究范围比较狭窄,对唐代田园诗的整体情况基本没有涉及,主要对最具代表性的作家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作了一些讨论和评价。由于受当时极左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着重对王孟诗歌的思想性和社会价值进行评论,而对其艺术性则谈得少而粗略。如北大文四(2)王维研究小组的《对王维诗歌的评价》(1) 、彭立勋等的《关于王维及其诗歌评价的几点意见》(2) 、陈育德《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思想倾向及其社会意义》( 34)等文,对王维诗基本持否定态度,说他的田园诗是粉饰生活歪曲现实的,甚至说王维的诗歌不但毫无价值反而具有反动的作用。当然更多的学者还是能对王维诗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作出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如陈贻 《论王维的诗》(4) 、北大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集体撰写的《杰出的诗人王维》( 5)以及王运熙的《王维和他的诗》(6)等文都对王维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作了较为全面公正的评价。1977 - 1989年,是唐代田园诗研究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有较大的进展和突破,成果量增长至90篇左右。首先开始从整体上关注唐代田园诗的创作情况,特别是对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派关注较多,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及其原因、盛唐田园诗的心理依据以及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等方面作了一些探讨分析,如刘德重《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7) 、葛晓音《盛唐田园诗和文人的隐居方式》( 8) 、林继中《试论盛唐田园诗的心理依据》(9)等文即是。第二,对代表性诗人王、孟田园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作了较为细致深入的研究分析。王维作为卓有成就的大家尤受关注,出现了一大批从禅意、绘画、音乐等角度研究王维诗歌艺术性的文章。如袁行霈《王维诗歌的禅意与画意》(10) 、文达三《试论王维诗歌的绘画形式美》( 11) 、金学智《王维诗中的绘画美》(12) 、等文对王维山水田园诗“诗中有画”和“诗中有禅”的艺术特征作了分析。这一时期对孟浩然田园诗风格特色的研究也较多,如王从仁《孟浩然诗风格浅说》( 13) 、程发义《谈孟浩然田园山水诗的“味”》(14)等文对孟诗清淡、自然的基本风格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述。第三,此阶段不仅对王孟等大家作了较深入的研究,也关注到了唐代各个发展阶段的其他诗人的田园诗创作,从而使唐代田园诗的研究范围有较大拓展。1990 - 2006年是唐代田园诗研究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是20世纪以来唐代田园诗研究最为繁盛的一个阶段。其基本特点是研究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研究范围进一步被拓展,成果量也迅猛增加,共达到230 余项。首先从唐代田园诗的整体研究来看,打破了此前只集中关注某一阶段(主要是盛唐)的创作,开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整体研究,如高人雄《儒道释思想与唐代山水田园诗》(15) 、葛晓音《论山水田园诗派的艺术特征》(16) 、林继中《田园诗人与自然的对话》(17) 、霍然《论唐代隐逸与山水田园诗的美学意蕴》(18)等文分别对唐代山水田园诗的产生原因、艺术特征、美学意蕴等问题作了较深刻的阐述。葛晓音的专著《山水田园诗派研究》(19)则对唐代山水田园诗从初唐的起步到盛唐的发展成熟再到中唐的新变作了较完整细致的勾勒。从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来看,最富有代表性的诗人王维、孟浩然等继续备受关注,成果丰硕,而且关注面进一步扩大,每个时期富有特色的诗人诗作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研究和重视。再者研究方法也进一步丰富多样,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均被运用到研究中来。近六十年唐代田园诗研究的基本格局第一、整体研究(约32篇) 。唐代田园诗在唐代各个时期都存在,但每一阶段的发展并不平衡,且每个阶段各有其特点。盛唐田园诗的创作是整个唐代最为繁盛的阶段,创作者较多,作品量较大,艺术成就也最高,因而最受关注(约有论文21 篇) 。首先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形成的原因(或产生的条件)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刘德重《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德形成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认为“当时政治现实的黑暗,作用于一群软弱的中小地主知识分子身上,再加上佛老思想的影响,促使他们逃避现实,归隐田园,寄情山水。这就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得以形成的社会原因。”葛晓音《盛唐田园诗和文人的隐居方式》则从文人的隐居方式这一独特角度探讨了盛唐田园诗兴盛的原因及其特征。该文认为,盛唐官僚阶层及中下层士人两种主要的隐居方式:即“亦官亦隐”和暂时闲居,对田园诗的写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首先,别业的创作环境造成了盛唐部分田园诗与山水诗相融合的趋势;其次,促使盛唐文人以合乎时代精神的审美理想继承了陶田园诗的传统,同时又注意到在陶诗中尚未被充分表现过的多方面的田园意趣;第三,形成了盛唐田园诗追求和平宁静和优雅高尚的审美趣味。“这篇文章对学界已成定论而语焉不详的隐逸与田园诗的关系的研究,显然比以往的阐述远为具体和深入。”(20)另外管士光《我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产生条件的看法》(21) 、唐启翠《从文人心态看盛唐山水田园诗兴盛的原因》(22)等文章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产生和兴盛的原因。唐丽娟《论王孟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成就和影响》(23) 、陈建森《试论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心物感应形式》(24)等文对盛唐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性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对中、晚唐田园诗进行综合研究的不多,主要有林继中的系列论文《人的精神面貌在田园诗中的位置:兼论中唐田园诗蜕变之意义》(25) 、《变迁感:中唐士大夫的心理压力———中唐田园诗的透视》(26) 、《田园夕照话晚唐》( 27)等,前两篇通过将中唐田园诗与盛唐田园诗进行比较,探索出中唐田园诗对传统田园诗的新变。第三篇也是通过将晚唐田园诗与盛唐进行比较,总结出晚唐田园诗凄清枯寂的基本特征以及造成这一特征的深刻原因。第二、重要作家作品研究1. 王维研究 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成就最高,因而历来备受关注,研究成果尤为丰硕(约230项) ,研究也最为深入、细致,方法多样,角度多维。例如,对王维“诗中有画”的特点的研究重要成果就有:袁行霈《王维诗歌的禅意和画意》、佘庆华《王维诗中的色彩》( 28) 、陶文鹏《传天籁清音,绘有声图画》(29)等。其中,袁行霈文从总体上探讨了王维“诗中有画”的表现特征。认为王维的“诗中有画”是因为他虽用语言作媒介,却突破了这种媒介的局限,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语言的启示性,在读者头脑中唤起了对于光、色、态的丰富联想和想象,组成一幅幅生动的图画。同时,还把绘画的“经营位置”的技巧,运用到诗歌中来,善于处理画面虚实的布置,以达到“诗中有画”。佘庆华文则从王维诗善用色彩的角度来探讨王维诗“诗中有画”的具体表现形式。陶文鹏文则着重论述了王维诗将诗、画、乐融为一体的艺术特色,认为王诗是同时以诗人的心灵、画家的慧眼和音乐家的锐耳来捕捉、表现自然美的。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禅宗思想也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但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对此几乎不曾涉及,80年代以后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文章仍当属袁行霈的《王维诗歌的禅意和画意》。袁文认为,禅宗思想渗透在王维的许多诗里,有些诗是空洞的说教,有些诗则在自然山水和田园生活的描写中蕴涵着禅意。此后,研究王维诗歌与禅宗关系的文章一下子多了起来,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其中涉及到王维田园诗且较具代表性的有:孙昌武的《王维的佛教信仰与诗歌创作》(30) ,史双元《禅境画意入诗情》( 31 ) 、《王维诗中的禅意》(32) ,张应斌《禅意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美学建构》(33)等。其中,孙昌武文认为,禅宗思想对于形成王维山水田园诗“澄淡精致”、“浑厚闲雅”的独特风格,起了积极作用。其影响于王维的诗歌艺术大致有三个方面:以禅悟入诗、以禅趣入诗和以禅法入诗。论述颇为细致、精当。张应斌文对禅意具体怎样参与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美学建构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探究分析,他认为,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奥秘在于:定、慧境界既是禅宗境界,又是诗意境界,王维通过定、慧境界使禅意转化为山水田园诗的美学构成。同时,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王维诗的艺术特色,如何国新的《论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意象》(34) 、童慧刚《王维山水田园诗图画意象之解读》(35) 、傅怡静《从生活家园到精神家园:就“青山”“空山”意象看王维诗境的本质》(36)等文运用意象研究的方法,通过对王维诗常用意象的分析,来探究把握王维诗的艺术和意蕴。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特征,一些学者常常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将王维与古今中外的诗人进行比较,产生了较多的成果(约40项) 。孟浩然是与王维并称的创作山水田园诗的大家,因此将王、孟进行比较的论文最多,并有王从仁的一部专著:《王维和孟浩然》(37) 。王著在肯定王、孟并称、王、孟地位相当的前提下,具体论述了王、孟山水田园诗的区别:首先,在王维诗中,诗人的自我形象与外界景物融成一体,作者的个性与自然达到了完美的契合;而孟浩然诗中,诗人的形象是独立的,作者的感情是直接抒发出来的。其次,王维的诗,静中有动,以静写动;孟诗中,首先使人感觉到的,是诗人情感的波动,他所描写的景物却往往是静美的。再次,王维诗以清秀精工著称,语言锤炼,善用彩绘。孟诗则清新自然,语言平淡,擅长白描。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李浩的《王维与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之比较》(38) 、胡遂的《论陶谢王孟田园山水诗审美意趣之异同———兼论山水诗从六朝到盛唐意境演进过程》(39)等。其中,李浩文从思想、创作时间、观照自然的角度、抒情方式和体裁等方面,对王孟山水田园诗作了较为细致具体的比较。胡遂文着重对王孟诗歌特色进行比较,认为孟诗个性鲜明,诗人自我形象特别活跃,呈现“淡美”的意趣;王诗则泯灭个性,消尽意气,从而达到一种“思与境谐”的境界。陶渊明被公认是田园诗的开创人物,王维则是集陶、谢之大成的杰出诗人,因此将王维与陶渊明进行比较的文章也较多,代表性的有:陈滢《陶渊明、王维、李白的田园山水诗异同探略》(40) 、任嘉禾《陶潜与王维:诗史上儒道结合与儒佛结合之比较》(41) 、邓民兴《田园异趣,隐逸别情:陶渊明与王维比较》(42) 、张自华《陶渊明、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的比较》(43)等。此外学界还将王维与同时代诗人李白、杜甫、储光羲、裴迪等,与外国诗人华滋华斯、泰戈尔等进行比较。在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性进行研究中,还产生了大量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品《山居秋瞑》和《渭川田家》进行赏析的文章(约60篇)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文化意蕴、深层内涵进行探讨也是研究的一个方面,并产生了一些成果。如杨德才《王维山水田园诗所折射的文化心态》(44) 、潘晓彦《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悲剧意蕴》(45)等。2. 孟浩然研究 孟浩然是与王维齐名并肩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对孟诗的研究也是唐代田园诗研究的一个较重要的方面。共产生相关成果约60项。其中对孟诗艺术风格进行研究的成果最多。陈怡 的《孟浩然诗选·后记》(46)应是较早对孟诗艺术进行分析探讨的文章,陈文认为,孟的田园、隐逸诗学习了陶渊明的写诗经验,重视清新而浑然一体的感受,成功地创造出一个幽雅、恬静的意境以及与此意境相协调的“风神散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从而形成了清淡的独特艺术风格,为百花齐放的盛唐诗坛增添了别有韵致的奇葩。文章还抉发出孟诗创作的艺术精髓———“妙悟”,进行了独到、深入的分析,并对人们常常忽视的孟诗“浑健”的一面作了一定的强调。论述颇为全面、确切。陶文鹏的《论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47)一文则专门对人们很少注意的孟诗理论作了研究,角度比较新颖。文章通过对孟浩然谈诗的诗句进行钩沉整理,探讨出孟浩然重视诗歌着重写心灵、抒发感情这一美学特征,强调“情以物迁,词以情发”;指出孟诗创作中的美学追求是“以清真为核心,在清空、清幽、清淡、清旷的多种美感中洋溢着清新气息”;并对孟的诗歌美学观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也对孟浩然的田园诗作了较细致的分析,指出孟的田园诗大都取材于日常闲居的生活感受;艺术上,孟诗“善于在平淡闲逸的日常生活中把握微妙的情绪,融汇于清旷的境界”。文章最后还对孟诗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孟浩然从题材和精神旨趣两方面将田园隐逸和山水行旅结合起来,使陶的感受和谢的观赏融为一体,形成了情景交融、意在象外的意境和冲淡清旷的风格。另外象李明生、李浩的《论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自然特征》(48) 、柯素莉《孟浩然诗歌魅力探寻》(49) 、宁松夫《孟浩然山水田园诗意象论析》(50)等文,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孟山水田园诗的艺术风格作了一定的探究。一些文章还从比较的角度,将孟浩然与王维、陶渊明等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深入把握孟诗的独特风格。在孟浩然田园诗的研究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孟诗最有代表意义的诗篇《过故人庄》进行赏析,共有赏析文章28篇。近六十年唐代田园诗研究的问题与不足近六十年来,唐代田园诗的研究确实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无论是整体性探讨还是对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都产生了令人满意的一些成果,尤其是对一些山水田园诗创作大家(主要是王维)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更加令人瞩目。然而我们也能从中发现,整个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整体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研究者大多立足于唐代的某个阶段,且各个阶段的研究也极不平衡。从成果量的分布来看,盛唐占了绝对优势, 32篇整体研究论文中,专谈盛唐的就有21篇,中唐只有2篇,晚唐则只有寥寥1篇。当然,盛唐田园诗的创作十分兴盛,艺术成就也高,对盛唐作更多的关注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其他阶段的创作。从实际创作情况来看,中晚唐田园诗的创作数量不仅多,而且具有有别于盛唐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但到目前为止,只有林继中的几篇论文(见上)以及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对此作过一些探讨,一些中唐作家作品研究中也有零星的论述。晚唐田园诗则基本未被纳入研究视野。虽然有几篇从整体上研究唐代田园诗的文章,但往往关注的是某一个方面的特点,诸如文人心态、美学意蕴、文化内涵等,而缺乏流变史的勾勒,即田园诗创作从初唐、盛唐一直到中晚唐,其精神旨趣、艺术特征等方面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流变,这对整个唐代田园诗的研究当是极为重要的。第二,作家作品研究也极不均衡。首先我们对一些重要作家研究成果量的分布情况作一番考察。据笔者统计,相关作家的研究成果为:王维:约240项,孟浩然约60项,王绩:约22项,储光羲:约8项,杜甫: 5项,韦应物: 3项,白居易: 2项,柳宗元: 1项。从成果量的具体分布可以发现,王维研究占了绝对优势,是总成果量的2 /3强,这当然是由王维在整个山水田园诗史上的地位所决定的,对其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是理所当然。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孟浩然作为当时与身后与王维齐名的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其田园诗研究的成果却只及王维的1 /4,仅从数字上就说明,近60年来对孟浩然这样的大诗人的研究是不够充分的;再从成果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也主要是对孟浩然诗歌的基本风格作了一些分析,还有大量的单篇赏析,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显然不够。储光羲也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田园诗数量大,且富有个性和特色,但从成果量和研究的实际状况来看,对他的田园诗的探讨分析也是很有限的。再看中唐诗人韦应物和柳宗元,韦应物的田园诗创作不仅数量较多,且有较明显的新变痕迹,这一点虽然已为一些研究者所注意并有所论述,但相对韦应物的实际成就和地位来看,研究程度是不够的。柳宗元既是中唐卓有成就的散文大家,同时又是一位富有创作个性的优秀诗人,但长期历来,学界主要关注其散文创作,而相对忽略了他的诗歌。近些年柳诗研究虽然有较大的突破,但也更多关注他的山水诗创作,而对其田园诗的研究十分冷落。此外,中晚唐还有:刘长卿、钱起、白居易、李德裕、张祜、陆龟蒙、杜荀鹤、司空图、唐彦谦等一批诗人,他们不仅创作了较多的田园诗,且在题材选择、思想旨趣、风格情调诸方面都十分有特色,但对其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种研究格局的极不平衡,对于唐代田园诗的全面把握无疑是不利的。第三,研究选题重复,缺乏开拓创新精神。一些论者不仅习惯于将关注目标锁定在王维等大家身上,而且选题上也总是围着几个现成的论题打转。例如,对王维山水田园诗艺术的研究,从80年代开始,学界主要围绕其诗中的画意、禅意等问题进行阐述,尽管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论点重复、毫无新意的论文也屡屡皆是。对具体作品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一些名篇佳作上,而对其他田园作品少有关注,由此形成研究的盲点。第四,田园诗与山水诗的界定模糊。客观地说,田园诗和山水诗是有较为密切的联系,但它们毕竟分属两种不同的诗歌题材,各有属于自己的表现领域和风格内涵。魏晋南北朝时期,陶渊明和谢灵运分别开创了田园诗和山水诗两大题材,并为后世确立了创作典范。进入唐代以后,由于时代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变化和影响,从初唐王绩开始,田园和山水就有合流的迹象,到了盛唐,以王、孟为代表的诗人在创作中更增强了这一趋势,使有些诗歌山水、田园融为一体,难以分辨。然而从总体情况来看,大多数诗歌还是泾渭分明的,比如,我们决不会把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看作一首田园诗,也绝不会将王维的《渭川田家》认做一首山水诗。从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可以发现,相当多的研究者却更多地看重田园诗与山水诗的共性而相对忽略了二者的差异,因而多习惯于将田园诗和山水诗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甚且以山水诗为主以田园诗为次,这种状况对于更准确地把握田园诗独有的文体特征以及对其进行更深入地研究分析,无疑也是不利的。唐代田园诗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呈现一种文人士大夫的闲逸情趣渐渐削减而关怀民生疾苦的淑世精神逐步加强的趋势,这一现象也少有人注意。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去调整、克服以及进一步地深入发掘。

一、误落尘网,情寄林野:从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的精神绿洲唐朝以前,基本由世袭的门阀地主阶层左右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而自实行 开科取士的惟材是举政策之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文人们,就有可能通过寒窗苦 读而踏上仕宦之途,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他们既与渔夫、村夫、樵夫有着天然 的血肉联系,又有着希望能辅佐帝王治理天下的政治抱负。因此,中国古代文人无论 是为官还是为民,总是徘徊于「尘网」和「村野」之间。中国文人向来以「贫」为「清贫」,藉以表示对高门大户「富贵」的藐视。相对于 下层村野民夫来说,他们不是忧患物质上的困顿,而主要是苦于精神上的压抑和郁 闷。儒家的中庸使得他们懂得「得意之时不自喜,失意之时善自慰。」于是一小块宅 园,便是精神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加之,道家也好,佛家也罢,其基本精神也有一个 共同点:消极出世。「自然」、「无为」、「虚空」、「超脱」,这是精神的逃避处; 而园林、山水、「诗情」、「画意」,则是现实的逃避处。中国古代的文人园林、寺观园林及山水诗、山水画之所以在魏晋时期几乎同时兴起, 文人园林有别于皇家宫苑形成独特的风格:守观由过去的「舍宅为寺」转而到自然 山水中去开辟圣地;山水诗形成一种独具异彩的诗歌种类。这并非偶然的巧合,而 正是因为这一时期社会的动乱,文人士大夫逃避现实,浪迹山水、清淡玄理这样一种 文化氛围所致。因此,文人私家园林除了起居的生活需求外,更重要的是成为慰藉心 灵、消遣意兴、谈风颂雅之所在。东晋诗人陶渊明在他的《归园田居》(第一首)中写出了自己归隐前「羁鸟恋旧林, 池鱼思故渊」的苦闷:对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这一精神绿洲的希冀;写出了「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 巅。」这如诗如画的田园生活的安适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得以从「尘 网」解脱后的喜悦。而南宋四大家之一的杨万里在屡次上疏指摘朝政遭挫,而辞官 回乡后所写的一首绝句:「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 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又反映了归隐之后的闲情逸致与隐约可见 的忧思之情。明朝著名文人画家徐渭在绍兴前观巷的旧宅「青藤书屋」(1),仅两间平房相套, 但主人的经营却极为精到:书屋南向套一天井,沿墙植一株青藤,苍老弘劲,似主 人那坎坷人生的写照。窗下一方石砌水池,徐渭称其「通泉,深不可测,天旱不涸, 若有神异。」而号之「天池」的池中一石柱称为「中流砥柱」,寓意极深。整幢书 屋虽布置平易简淡,所产生的意境与传统园林和诗画艺术的审美追求是一致的,而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正是由于文人的参与才能独树一帜,成为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 灿的明珠。基于摆脱尘世喧嚣,澄心净虑的要求,不少文人雅士喜欢结庐于名山胜水之间。如 周敦颐于庐山下筑「濂溪」;林通隐于西湖孤山,终日种梅养鹤,时人雅称「梅妻鹤 子」,这种情趣正如黄公望的《秋山招隐图》题跋:「结庐离市尘,幽心幸有托,开 门尽松荫,到处皆丘壑...。」(2)但大多数文人却追求「结庐在人境」,然「而无车马喧」(陶渊明《饮酒》)囿于 市井,但仍不忘将性情、兴致致力于自己拓一片小园,植一片绿丛,以留给自己回 想、遐思的余地。求出一种「引天风于庭柱,招野雉戏花径」(3)的情趣。事实上, 是为自己创造出方寸间的广阔。这别一天地恰好起到了接引自然与人的交流,抒发胸臆的作用。束束清溪恰似万顷 碧波,使人坦荡、「无为」:屈曲小径犹如廊引人随,通花渡壑,使人心静、神怡。 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从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以自然为师,仿自然而又稍稍脱于自 然的一种思想情态。二、智者乐水 仁者乐山:文人园林的意境追求与山水诗画审美格调的融汇《论语.雍也》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对山水的亲切感远胜西欧,这是因为欧洲人的绘画、雕塑、诗歌 题材大量以人为中心,强烈地体现出一种人文主义色彩;而以法国古典园林为代表 的西欧园林多为几何形体的规则构图。这与中国文人画中最高成就的山水画形成鲜 明的对照。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审美方式是一种「神与物游」(4)的方式,其审美活 动是围绕自然界的山川草木展开的。文人雅士将内心深处所企慕的政治理想通过对 自然界的观照而表露出来,有形的山山水水便成了最好的媒介。魏晋南北朝以后,文人士大夫为避重重战乱,纷纷洁身远祸,隐迹田园,对于自然 美的审美欣赏亦从自发阶段进入自为阶段。文人私家园林此时亦兴盛起来。中国的 传统之所以是文人造园,这是因为在文人的参与下,他们的诗画审美趣味中对山水 的品味直接影响着园林山水的构成。中国古代构园理论除了明代计成的一部《园冶》, 就很难找到其他有影响的理论著作。然而中国古代关于诗画的评论、鉴赏与理论著 作却数不胜数,这就极大地丰富了园林的创作意识和手法。无论造园的选址、布置, 还是挖池、叠山均要求符合画论,因此,中国的园林艺术也就充满了浓郁的诗情画 意。文人园林融入中国诗画艺术的清和淡泊之美,那飘逸高远、冲漠淡和的山水写意使 人如饮醇醪。以和为美,以善为柔,这是中国文人园林艺术的一个根本特徵,这自 然也是山水诗画意境追求在其审美领域内的投影。王维《渭川田家》的「斜阳照墟 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陶渊明《归园田居》的:「种豆南 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王锥《山居秋暝》的:「空山新 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无不充满了清丽幽远的诗情画意。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强调「意」的重要,所谓「意在笔先」、「贵得笔意」,都说明 书画构思的重要性。郑板桥称「一丘一壑之经营,小草小花之渲染,亦有难处:大 起造,大挥写,亦有易处,要在人之意境如何也。」(《郑板桥集"补遗》)所以 效果如何,皆出于意境的创造,文人园林也莫不如此。中国古代文人以为:书院、宅园不尚怪奇伟丽,而重寓意。犹如濂溪书院必辟莲池, 意在体现周敦颐的《爱莲说》,使片山多致,寸石生情。郑板桥称之:「风中雨中 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画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非唯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 我也」(《郑板桥.题画》),这正反映了物我相融,情景交融的境界。在中国绘画 中的那种着墨不多,讲究意境,意到笔不到,疏能跑马、密不透风,从统一中求变 化,从繁琐中求单纯,在小空间中创造无限大之艺术追求亦正是文人园林艺术所要 达到的意境效果。在意境创作中,景观最能发艺术家审美心理活动的契机,他们所追求的审美理想通 过这些景观具体化、形象化,最后达到景景有情,境与意浑。《园冶》称:「轩楹 高爽,窗户虚邻: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结茅竹篱,浚一派之长涯;障 锦山屏,列千里之丛翠,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夜雨芭蕉,似含鲛人之泣泪;晓风 杨柳,若翻蛮女之纤腰。移竹当窗,分梨为院:溶溶月色,瑟瑟风声:静扰一榻琴 书,动涵半轮秋水。清气觉来几席,凡尘顿远襟怀。」(5)在这里点出的园林景观无 一处不着一情字,心态随着景色而浮想联翩,然而不管是借入的千顷汪洋之壮观还 是四时烂漫之小景,作者都以山水诗画的意境来取舍。那雨打芭蕉的滴答声、瑟瑟 风声、寺院钟声以及光影、树影、水中斜影、溶溶月色下远近景色的朦胧美,无不 体现了文人园林的意境追求。古代山水画家亦很讲究烟云对主题景致的辅助作用。宋代画家郭熙就说过:「山水 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受这一绘画理论的影响,计成在论说借景时,也 格外谈到了烟云景象:「槛外行云,镜中流水,洗山色之不去,送鹤声之自来。(6)」 这种虚虚实实,时隐时现的悠悠烟水使影、形、声、色相交辉,给恬静的文人园林 增添了一种朦胧美,而这种朦胧美则较易引起审美主体的感发联想和移情。所谓: 「玉露荡胸襟,花竹怡性情。」促使观赏活动达到情景交融的完美境界。再者,同样是荷池曲桥,俪山石峰,怡园的就没有拙政园的可人有味:狮子林大俪 山石峰林立,却不如留园石林小院几座小峰顾盼有意,其中之奥妙还在于意境创作 之高下。所以不管是园林的山水造景、亭榭设计,还是花木栽植、楹联题对,均要注 重情感的诉说:「清冷之状与目谋,滢滢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 静者与心谋。」(柳宗元《钴锅潭西小丘记》)这就是所谓「寓情于景而景愈深」 也。三、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人格与淡泊虚静的审美情趣中国古代文人学士向以「清贫」、「孤高」自诩,其对艺术的审美追求,无不融入 了带有强烈社会色彩和理想色彩的感情内容,在其丰富的感情世界里,人品的雅俗 观十分鲜明,所谓「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左思《咏史》)「自古圣贤皆 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鲍照《拟行路难》)不仅反映了寒门出身的文人学子 对仕族门阀的不满,也表现了他们高洁的人品和坦诚的胸怀。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项脊轩"只「可容一人居」,「又北向,日过午已昏」,若 遇雨则「雨浑下注」,如此困窘,却能随时俗而安贫乐道,「偃仰啸歌,冥然兀坐, 万籁有声」,欣赏着「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轩虽小仍不 忘植兰桂竹木于其庭,可谓:「半亩小园,蕴涵着主人的高风:七尺陋室,显露着 学子的亮节」难怪唐代文人刘禹锡为其「陋室」作「铭」了:「山不在高,有仙则 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廉青。谈笑 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 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曰:「何陋之有?」(刘禹锡《陋室铭》)与这种甘居 陋室同一格调的便是乐于小园。学子雅士们常标榜自己的园小,以别于皇家的上苑。 言下之意:园虽狭小,而趣味极雅:人虽清贫,而操守极高。中国古代第一位山水 诗人谢灵运把自己的宅园称为中园,至北周庚汶提出了小园的建构主张,于是乖巧 精致的小园逐渐兴起,成为文人画士私家园林之主流。如三亩园、一亩园、半亩园、 勺园、芥子园等。「以少胜多,以雅胜俗」(7)是我国文人辩证艺术思想的又一体现。 「雅」是我国传统美学中独特的范畴,系指宁静、自然、风韵清新、简洁淡泊,这 和「俭」--以少胜多,以简胜繁是密切相关的。「半间一厅,自然雅称」并非为少 而少,而是以自然、雅称为目的的少。「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雄会万师」(8)这 虽是对古典戏剧艺术「一以当十」的形象描绘。而园林要在小范围内表现意态天然 的大千世界,更重视「一以当十」的艺术原则。园中一花一草,一树一石都要有灵 有性,以收到「笔愈少气愈壮,景愈简意愈浓」的艺术效果。园栽花木之中,竹是颇受青睐的,竹子挺拔、清秀、生机勃勃,与文人们倡导的刚 正不阿的气节,淡泊高远的情操相符。苏轼有过:「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 感慨;郑板桥的一首题画诗(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大中承括)称:「衙斋卧听萧萧 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苗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更是把无限的情思寄 予萧萧竹声里。不少文人雅士所居之处,以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为好。苏舜钦 的沧浪亭「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极。」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亦「茂林修竹」 称其风雅。柳宗元的小石潭更是「四面竹树环合」写其幽雅可人的小潭景致。竹在 这些文人画士的固有观念中,已非寻常之竹,而是一种理念和理想的寄托。于是画 竹也不称其为画了,而用「写」,真真如同写意一般。对于以「清」、「寒」为风骨的梅,文人们也爱之成癖。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与元 四大家之一的吴镇皆于屋前宅后遍植梅树,吴镇还自号「梅花道人」鲍照的《梅花 落》偏为「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的「梅咨嗟」:陆游的 《卜算子.咏梅》以鲍照为样板而贴切地表达了以梅自喻、自勉的孤高心境:「驿外 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晋代陶渊明独喜花之隐 逸者菊;而北宋的周敦颐却「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香远益清...」看来,他们的小园中理当少不了凛寒而立的秋菊和「可远 观而不可亵玩」的「花之君子」莲了。明代画家唐志契曾用「山性即我性,水情即我情」来表达自己创作山水画时的情愫。 同样,造园家也必须把自己的情感理想化入构思的意境中去,细心揣摩品味山水之 情,才能造好园。这种移情于物,赋与自然之物以人性的传统得到中国古代文人最 完美的领悟。他们认为以情感来领悟园中各景,才会觉得格外有致:含情多致,触 景生奇。至此,私家园林成为文人学子躲避现实矛盾、抚慰自己满是疮痍的心境以汲取足够 的勇气承受现实压力的环境。而这种特定的文化氛围亦是从儒家「以天下为己任」 的积极入世到道家的自由超脱及禅学求得个人内心世界的解脱再到消极出世的结果 ——依于老而逃于禅。加之园林艺术与山水诗画一样强调「外师造化,中发心源」。 因此,山水诗画的美学追求切入文人园林艺术的语汇便成为极其自然的事了。文人雅士「意尽林泉之癖,乐于园圃之间」(9)是历史使之然,但无论是文人园林 这一片精神绿洲,还是清和幽远、独具异彩的山水诗画无疑为现代文化建筑奠定了 意态天然的审美格调,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美学境界亦必将附丽于中华灿 烂文化的现在和未来。

山水田园诗起源于晋代,其中代表是东晋时期的谢灵运和晋代的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已是代代经典相传的佳句,到了唐代,山水田园诗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王维和孟浩然成为当时的主流。这类诗歌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诗境优美典雅,风格恬静清秀,语言清丽洗练。整首诗句都体会着作者的真实情感。东晋时期,陶渊明等人形成了一种东晋田园诗派,南朝山水诗派则以谢灵运、谢脁为主,王维、孟浩然等诗人形成我国盛唐山水田园诗派。这些诗人把细腻的笔触投向静谧的山林,悠闲的田野,创造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借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宁静平和生活的向往。 中国唐代诗歌流派。以反映田园生活、描绘山水景物为主要内容。继承和发展了陶渊明田园诗和谢灵运、谢朓等的山水诗。代表人物有盛唐的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等,中唐的韦应物、柳宗元等。唐诗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一种繁荣的局面,山水诗出现了丽日惊天的奇观,王维与孟浩然等继承了陶渊明、谢灵运山水诗传统,形成了一个与边塞诗派交相辉映的山水田园派。他们的作品较多地反映了闲适淡泊的思想感情,意境幽深,色彩雅淡,多采用五言古体和五言律绝的形式。他们在发掘自然美方面,既能概括地描写雄奇壮阔的景物,又能细致入微地刻画自然事物的动态;在自然景物的观察上别有会心,能够巧妙地捕捉适于表现其生活情趣的种种形象,构成独到的意境,把六朝以后的山水诗向前推进了一步。其中以王维成就为高,他是诗人,又是画家,能以画理通之于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于李杜之外,别立一宗,对后世影响很大。 一唐代山水田园诗产生的背景及特点在盛唐时期,人民生活安定,经济繁荣,国家昌盛,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士大夫文人的生活优越,为四处游山玩水,欣赏风景提供了一定得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当时的唐朝盛行佛道思想,道家的崇尚自然以及追求自然的和佛教的净心明性的境界为当时的文人提供了精神条件。文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就不免的对风景和自然发起兴趣,诗歌的创作中就逐渐转变成描绘山川美景,乡村的田园风光为主题。进过一定时期的发展,文人的隐逸情怀也与山水田园诗的形成有紧密的关系,但此际并不是影藏起来道德,而是酿成了一种向往自然、追求超然独立的文化心态和崇尚自然的审美趣味。 诗歌以描绘自然山水和田园风光,表现返朴归真、怡情养性的情趣,抒写隐逸生活的闲情逸致。诗歌风格清新自然,意境淡远闲适,写景状物工致传神,提高了诗歌表现自然景物的艺术技巧,是唐诗中最有特点的一种诗体。 山水田园诗的具体风格以清新、韵致高远、格局阔大,气象万千为主。具有更深厚的思想内涵,寄托了高尚情操和身世之感。盛唐诗人继承了前代山水田园诗人的成就而又有新的发展,其笔下景物不仅具化工肖物之妙,又能以清新自然的语言传田园之趣味、山水之精神,在山川风物中融入诗人的感情,即景会心,浑然天成。 二唐代山水田园诗的代表诗人 王维(701-761)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字摩诘,太原祁人。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王维诗代表了全盛的开元天宝那个时代的精神和气象。他继承和发扬了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而独树一帜,使山水田园诗成就达到高峰,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苏轼曾评论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其代表作有《送元二使安西》、《相思》、《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送沈子福归江东》等。 一、以动衬静﹑静中有动的艺术美王维对以动衬静﹑静中有动的艺术辩证法运用得可谓炉火纯青。诗中那些发自“象外之趣”而又摇曳多姿的静美之境,表现出了自然景物和田园生活中某种特别的情趣和意蕴。王维山水诗中的“动”,只是一种艺术手段,而描写和表现大自然中田林山水的静美境界,才是其山水诗中主旨所归。以动衬静,王维的田园诗和山水诗都表现了静的意境美,但静的特点在此二类诗中还是有差异的。其田园诗在优雅闲逸的情致和明朗淡泊的气氛中描写的多是闲静的意境;而他的山水诗,在幽深冷寂的氛围和浓厚艳丽的色彩中,表现的多是幽静的意境。静中有动王维在山水诗创作中,是同时以诗人的灵心、画家的慧眼和音乐家的锐耳来捕捉、表现自然美的。他把音响的描写当作为自然山水传神写照的一个重要手段,使声音成为构成形神逼肖、气韵生动、具有立体感的自然景物形象的要素,他对自然音响的素材能严格地选择、提炼,能融情入声,并运用多样化的手法使音响和景色和谐交流,使他的“有声画”显出鲜明特色。 二、空灵剔透,虚幻静谧,富于变化的意境美王维调动了他作为画家、音乐家、诗人的一切艺术手段,善于发现并把握那些特定的客观景物,艺术再现并创造独特的意境。如《鸟鸣涧》;莓苔青色可以浸染人衣。 三、原生态的感悟和气质美王维的诗给自然景色注入了人的气质、人的性格、人的精神,从而使他的诗形神俱佳、气韵生动。如《山居秋暝》。 四、空灵清妙的禅意美唐代经过佛教僧侣与那些宠信佛教的统治者不懈的努力,佛教教义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唐代社会审美心理结构的一块主要基石。王维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早年学佛,终身信奉,乐此不彼。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既能在总体上概括雄伟壮阔的山水景色,又能细致入微地刻画各种自然事物,笔下的自然意象,有雄壮之美也有精微之趣,欣赏王维的山水佳作,能够增强我们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王维的山水诗蕴含着祖国传统文化的美好景象,我们可以通过是个看到祖国的魅力江山,句句都可以滋润我们的心灵,王维的山水田园诗给我们中国的是个带来了宝贵的文化资源。孟浩然(689~740) 唐代诗人,本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曾隐居鹿门山。代表作如《宿建德江》、《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江上思归》等。他的田园诗主要是写隐居生活的高雅情怀和闲情逸致。如《过故人庄》、《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等。孟浩然是与王维齐名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是唐代第一个大量写作山水田园诗的诗人。 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的风格大多是平和冲淡,清新自然,不尚雕饰,而又能超凡拔俗,诗歌语淡而味浓,善于运用平淡的语言,融入个人的主观感受和情感意蕴,创造出清远拔俗的艺术境界,蕴含了浓厚的诗歌情致韵味。 孟浩然注意借景物来烘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借景抒情,融情入景,旷逸之情与静谧之景交融,营造了美妙的意境。完美的意境是诗人与自然、主观之意与客观之境、无形之情与有形之景的和谐统一中完成的。它是鲜明性与含蓄性、形象性与哲理性的统一。孟浩然笔下的山水田园诗已经达到了融情于景、情景融化的境地。他善于把自己的主观情感与具体的客观景物联系起来,把景物渲染成主观情景的诗歌意象,从而达到移情的效果。 孟浩然诗歌的总体风格是冲淡。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在描写山水田园时,很少极力去摹写,也很少雕琢粉饰。诗人信笔所至,着手成春,随手拈来,决不故意用力渲染,行文之间没有太多的波澜,而是平静如水。诗歌节奏的运动不是大起大落、忽疾忽徐,而是始终是缓慢舒展的。三唐代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成就王维和孟浩然可以再唐代时期的一大家,他们的创作影响着后人对诗歌的创作。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大多运用五言格律的形式写作,在当时已极富盛名.在他的诗中有壮阔山川景色的描绘,有山林隐逸者幽居情景的描写,有旅途情景的叙述,也有田园农家的生活的反映.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变化多恣,具有不同的风格与情调.有时气魄宏大意境开阔,有时刻画细腻,引人深思,有时生动逼真,有时含蓄凝练.王维还善于来用多种色彩,生动地表现大自然的景象。 在当时不仅有王孟还有韦应物和柳宗元也创作了不少山水田园诗,与王维投怀到大自然同的是韦应物的是个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成分,韦应物的使各种常带缺少政治热情和生活热情的思想感情,给人一种冷清孤寂的感受。而柳宗元则带着仕途的创伤投入到山水的怀抱,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他有些诗有模仿谢灵运的成分,还有的诗作注意总体气氛的烘托,语言上显得峭拔。

唐朝: 山水田园诗派,是盛唐时期的两大诗派之一,这一诗派是陶渊明\谢灵运\谢药的后继者,这一诗派的诗人以擅长描绘山水田园风光而著称,在艺术风格上也比较接近,通过描绘幽静的景色,借以反映其宁静的心境,或隐逸的思想,因而被称为"山水田园诗派".其主要作家是,孟浩然\王维\常健\祖咏\裴迪等人,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王维和孟浩然,也成为"王孟". 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大多运用五言格律的形式写作,在当时已极富盛名.在他的诗中有壮阔山川景色的描绘,有山林隐逸者幽居情景的描写,有旅途情景的叙述,也有田园农家的生活的反映.如<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的"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诗人从大处落墨,格调雄浑,气势磅礴,洞庭湖壮丽雄伟的景色得到了含蓄而有力的表现. 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成就最高的诗人.他的诗极富诗情画意,宋代大文豪苏轼曾高度评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从此,"诗中有画"就成了王维诗的定评.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变化多恣,具有不同的风格与情调.有时气魄宏大\意境开阔,有时刻画细腻,引人深思,有时生动逼真,有时含蓄凝练.王维还善于来用多种色彩,生动地表现大自然的景象,如<辋川别业>"雨中草色绿甚染,水上桃花红欲然""灰白的雨幕,碧绿的草地,粉红的桃花,交错组合,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山川春晓图,确实是诗中有画",令人陶醉.

写唐朝的论文题目

唐朝是一个繁荣的朝代他们的外交也是非常有名的。就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西游记里面的玄奘。在现实生活中,他虽没有经历过九九八十一难,但是也经历过许多磨难,才到天竺(也就是我们说的印度)。我们现在的佛教就是从印度发源来的。当时印度的佛教比我们高深的多。玄奘在那里受到了很多的欢迎他最后也在那里成为一个有名的僧人。再比如说东渡日本6次的鉴真他双目失明也要到日本去讲学。当时政府也是不用许出海的.他到日本为日本的发展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为日本群众尝试百草,被尊称为药王,也为日本修建了有名的唐招提寺。

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

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

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

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

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

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

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

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

“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

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 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

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

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

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

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

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

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

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三、盛唐诗风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

直至隋唐则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声势浩大,奔腾不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

鲁迅答杨霁云函锐:“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

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甘而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约300年中,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诗篇多出2倍多。

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

令后世诗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

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

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

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后,国力由盛而衰,而诗歌的格调也身受其影响。

如冷落寂寞的大历诗风。

此后,诗人们着力于创新,创作出大量极富新意的各体诗歌。

尤以韩孟诗派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的韩愈等。

韩愈致力于诗歌创新,主张“不平则鸣”。

陈寅格先生称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

二者虽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步入晚唐,社会衰败,政治黑暗。

诗坛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

如杜牧,贾岛,隐士诗等。

而晚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乃属李商隐。

李诗艳而不靡、凄美浑融、情调幽美、意象朦胧,最为杰出的则是其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

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

四、诗的低谷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经历了盛唐之后宋元明清的诗歌的最贴切的写照。

随着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诗歌在文坛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此之后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经历了隋唐盛世,封建社会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写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比如文学昭明文选,还有玄学,史学的造诣,还有经济发展。政治的运作,改朝换代,派系宗室之争。还有北方孝文帝改革和北方太武帝的统一战争,以及北魏的分裂,北齐和北周的建立,北周的军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内容选择性不少,我是这方面专家,希望可以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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