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诗作为唐诗的一个重要题材,历来较受关注。二十世纪以来,学界对唐代田园诗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突破,因此有必要对其基本情况作一回顾总结,对日后的进一步研究当不无裨益。为方便起见,本文主要就新中国成立以后近六十年的研究情况进行总结和评述。①近六十年唐代田园诗研究的基本历程近六十年来,唐代田园诗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49 - 1976 年,为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五、六十年代,对唐代田园诗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产生的成果也很有限,而且研究范围比较狭窄,对唐代田园诗的整体情况基本没有涉及,主要对最具代表性的作家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作了一些讨论和评价。由于受当时极左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着重对王孟诗歌的思想性和社会价值进行评论,而对其艺术性则谈得少而粗略。如北大文四(2)王维研究小组的《对王维诗歌的评价》(1) 、彭立勋等的《关于王维及其诗歌评价的几点意见》(2) 、陈育德《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思想倾向及其社会意义》( 34)等文,对王维诗基本持否定态度,说他的田园诗是粉饰生活歪曲现实的,甚至说王维的诗歌不但毫无价值反而具有反动的作用。当然更多的学者还是能对王维诗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作出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如陈贻 《论王维的诗》(4) 、北大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集体撰写的《杰出的诗人王维》( 5)以及王运熙的《王维和他的诗》(6)等文都对王维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作了较为全面公正的评价。1977 - 1989年,是唐代田园诗研究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有较大的进展和突破,成果量增长至90篇左右。首先开始从整体上关注唐代田园诗的创作情况,特别是对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派关注较多,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及其原因、盛唐田园诗的心理依据以及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等方面作了一些探讨分析,如刘德重《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7) 、葛晓音《盛唐田园诗和文人的隐居方式》( 8) 、林继中《试论盛唐田园诗的心理依据》(9)等文即是。第二,对代表性诗人王、孟田园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作了较为细致深入的研究分析。王维作为卓有成就的大家尤受关注,出现了一大批从禅意、绘画、音乐等角度研究王维诗歌艺术性的文章。如袁行霈《王维诗歌的禅意与画意》(10) 、文达三《试论王维诗歌的绘画形式美》( 11) 、金学智《王维诗中的绘画美》(12) 、等文对王维山水田园诗“诗中有画”和“诗中有禅”的艺术特征作了分析。这一时期对孟浩然田园诗风格特色的研究也较多,如王从仁《孟浩然诗风格浅说》( 13) 、程发义《谈孟浩然田园山水诗的“味”》(14)等文对孟诗清淡、自然的基本风格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述。第三,此阶段不仅对王孟等大家作了较深入的研究,也关注到了唐代各个发展阶段的其他诗人的田园诗创作,从而使唐代田园诗的研究范围有较大拓展。1990 - 2006年是唐代田园诗研究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是20世纪以来唐代田园诗研究最为繁盛的一个阶段。其基本特点是研究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研究范围进一步被拓展,成果量也迅猛增加,共达到230 余项。首先从唐代田园诗的整体研究来看,打破了此前只集中关注某一阶段(主要是盛唐)的创作,开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整体研究,如高人雄《儒道释思想与唐代山水田园诗》(15) 、葛晓音《论山水田园诗派的艺术特征》(16) 、林继中《田园诗人与自然的对话》(17) 、霍然《论唐代隐逸与山水田园诗的美学意蕴》(18)等文分别对唐代山水田园诗的产生原因、艺术特征、美学意蕴等问题作了较深刻的阐述。葛晓音的专著《山水田园诗派研究》(19)则对唐代山水田园诗从初唐的起步到盛唐的发展成熟再到中唐的新变作了较完整细致的勾勒。从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来看,最富有代表性的诗人王维、孟浩然等继续备受关注,成果丰硕,而且关注面进一步扩大,每个时期富有特色的诗人诗作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研究和重视。再者研究方法也进一步丰富多样,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均被运用到研究中来。近六十年唐代田园诗研究的基本格局第一、整体研究(约32篇) 。唐代田园诗在唐代各个时期都存在,但每一阶段的发展并不平衡,且每个阶段各有其特点。盛唐田园诗的创作是整个唐代最为繁盛的阶段,创作者较多,作品量较大,艺术成就也最高,因而最受关注(约有论文21 篇) 。首先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形成的原因(或产生的条件)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刘德重《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德形成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认为“当时政治现实的黑暗,作用于一群软弱的中小地主知识分子身上,再加上佛老思想的影响,促使他们逃避现实,归隐田园,寄情山水。这就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得以形成的社会原因。”葛晓音《盛唐田园诗和文人的隐居方式》则从文人的隐居方式这一独特角度探讨了盛唐田园诗兴盛的原因及其特征。该文认为,盛唐官僚阶层及中下层士人两种主要的隐居方式:即“亦官亦隐”和暂时闲居,对田园诗的写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首先,别业的创作环境造成了盛唐部分田园诗与山水诗相融合的趋势;其次,促使盛唐文人以合乎时代精神的审美理想继承了陶田园诗的传统,同时又注意到在陶诗中尚未被充分表现过的多方面的田园意趣;第三,形成了盛唐田园诗追求和平宁静和优雅高尚的审美趣味。“这篇文章对学界已成定论而语焉不详的隐逸与田园诗的关系的研究,显然比以往的阐述远为具体和深入。”(20)另外管士光《我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产生条件的看法》(21) 、唐启翠《从文人心态看盛唐山水田园诗兴盛的原因》(22)等文章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产生和兴盛的原因。唐丽娟《论王孟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成就和影响》(23) 、陈建森《试论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心物感应形式》(24)等文对盛唐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性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对中、晚唐田园诗进行综合研究的不多,主要有林继中的系列论文《人的精神面貌在田园诗中的位置:兼论中唐田园诗蜕变之意义》(25) 、《变迁感:中唐士大夫的心理压力———中唐田园诗的透视》(26) 、《田园夕照话晚唐》( 27)等,前两篇通过将中唐田园诗与盛唐田园诗进行比较,探索出中唐田园诗对传统田园诗的新变。第三篇也是通过将晚唐田园诗与盛唐进行比较,总结出晚唐田园诗凄清枯寂的基本特征以及造成这一特征的深刻原因。第二、重要作家作品研究1. 王维研究 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成就最高,因而历来备受关注,研究成果尤为丰硕(约230项) ,研究也最为深入、细致,方法多样,角度多维。例如,对王维“诗中有画”的特点的研究重要成果就有:袁行霈《王维诗歌的禅意和画意》、佘庆华《王维诗中的色彩》( 28) 、陶文鹏《传天籁清音,绘有声图画》(29)等。其中,袁行霈文从总体上探讨了王维“诗中有画”的表现特征。认为王维的“诗中有画”是因为他虽用语言作媒介,却突破了这种媒介的局限,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语言的启示性,在读者头脑中唤起了对于光、色、态的丰富联想和想象,组成一幅幅生动的图画。同时,还把绘画的“经营位置”的技巧,运用到诗歌中来,善于处理画面虚实的布置,以达到“诗中有画”。佘庆华文则从王维诗善用色彩的角度来探讨王维诗“诗中有画”的具体表现形式。陶文鹏文则着重论述了王维诗将诗、画、乐融为一体的艺术特色,认为王诗是同时以诗人的心灵、画家的慧眼和音乐家的锐耳来捕捉、表现自然美的。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禅宗思想也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但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对此几乎不曾涉及,80年代以后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文章仍当属袁行霈的《王维诗歌的禅意和画意》。袁文认为,禅宗思想渗透在王维的许多诗里,有些诗是空洞的说教,有些诗则在自然山水和田园生活的描写中蕴涵着禅意。此后,研究王维诗歌与禅宗关系的文章一下子多了起来,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其中涉及到王维田园诗且较具代表性的有:孙昌武的《王维的佛教信仰与诗歌创作》(30) ,史双元《禅境画意入诗情》( 31 ) 、《王维诗中的禅意》(32) ,张应斌《禅意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美学建构》(33)等。其中,孙昌武文认为,禅宗思想对于形成王维山水田园诗“澄淡精致”、“浑厚闲雅”的独特风格,起了积极作用。其影响于王维的诗歌艺术大致有三个方面:以禅悟入诗、以禅趣入诗和以禅法入诗。论述颇为细致、精当。张应斌文对禅意具体怎样参与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美学建构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探究分析,他认为,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奥秘在于:定、慧境界既是禅宗境界,又是诗意境界,王维通过定、慧境界使禅意转化为山水田园诗的美学构成。同时,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王维诗的艺术特色,如何国新的《论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意象》(34) 、童慧刚《王维山水田园诗图画意象之解读》(35) 、傅怡静《从生活家园到精神家园:就“青山”“空山”意象看王维诗境的本质》(36)等文运用意象研究的方法,通过对王维诗常用意象的分析,来探究把握王维诗的艺术和意蕴。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特征,一些学者常常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将王维与古今中外的诗人进行比较,产生了较多的成果(约40项) 。孟浩然是与王维并称的创作山水田园诗的大家,因此将王、孟进行比较的论文最多,并有王从仁的一部专著:《王维和孟浩然》(37) 。王著在肯定王、孟并称、王、孟地位相当的前提下,具体论述了王、孟山水田园诗的区别:首先,在王维诗中,诗人的自我形象与外界景物融成一体,作者的个性与自然达到了完美的契合;而孟浩然诗中,诗人的形象是独立的,作者的感情是直接抒发出来的。其次,王维的诗,静中有动,以静写动;孟诗中,首先使人感觉到的,是诗人情感的波动,他所描写的景物却往往是静美的。再次,王维诗以清秀精工著称,语言锤炼,善用彩绘。孟诗则清新自然,语言平淡,擅长白描。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李浩的《王维与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之比较》(38) 、胡遂的《论陶谢王孟田园山水诗审美意趣之异同———兼论山水诗从六朝到盛唐意境演进过程》(39)等。其中,李浩文从思想、创作时间、观照自然的角度、抒情方式和体裁等方面,对王孟山水田园诗作了较为细致具体的比较。胡遂文着重对王孟诗歌特色进行比较,认为孟诗个性鲜明,诗人自我形象特别活跃,呈现“淡美”的意趣;王诗则泯灭个性,消尽意气,从而达到一种“思与境谐”的境界。陶渊明被公认是田园诗的开创人物,王维则是集陶、谢之大成的杰出诗人,因此将王维与陶渊明进行比较的文章也较多,代表性的有:陈滢《陶渊明、王维、李白的田园山水诗异同探略》(40) 、任嘉禾《陶潜与王维:诗史上儒道结合与儒佛结合之比较》(41) 、邓民兴《田园异趣,隐逸别情:陶渊明与王维比较》(42) 、张自华《陶渊明、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的比较》(43)等。此外学界还将王维与同时代诗人李白、杜甫、储光羲、裴迪等,与外国诗人华滋华斯、泰戈尔等进行比较。在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性进行研究中,还产生了大量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品《山居秋瞑》和《渭川田家》进行赏析的文章(约60篇)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文化意蕴、深层内涵进行探讨也是研究的一个方面,并产生了一些成果。如杨德才《王维山水田园诗所折射的文化心态》(44) 、潘晓彦《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悲剧意蕴》(45)等。2. 孟浩然研究 孟浩然是与王维齐名并肩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对孟诗的研究也是唐代田园诗研究的一个较重要的方面。共产生相关成果约60项。其中对孟诗艺术风格进行研究的成果最多。陈怡 的《孟浩然诗选·后记》(46)应是较早对孟诗艺术进行分析探讨的文章,陈文认为,孟的田园、隐逸诗学习了陶渊明的写诗经验,重视清新而浑然一体的感受,成功地创造出一个幽雅、恬静的意境以及与此意境相协调的“风神散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从而形成了清淡的独特艺术风格,为百花齐放的盛唐诗坛增添了别有韵致的奇葩。文章还抉发出孟诗创作的艺术精髓———“妙悟”,进行了独到、深入的分析,并对人们常常忽视的孟诗“浑健”的一面作了一定的强调。论述颇为全面、确切。陶文鹏的《论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47)一文则专门对人们很少注意的孟诗理论作了研究,角度比较新颖。文章通过对孟浩然谈诗的诗句进行钩沉整理,探讨出孟浩然重视诗歌着重写心灵、抒发感情这一美学特征,强调“情以物迁,词以情发”;指出孟诗创作中的美学追求是“以清真为核心,在清空、清幽、清淡、清旷的多种美感中洋溢着清新气息”;并对孟的诗歌美学观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也对孟浩然的田园诗作了较细致的分析,指出孟的田园诗大都取材于日常闲居的生活感受;艺术上,孟诗“善于在平淡闲逸的日常生活中把握微妙的情绪,融汇于清旷的境界”。文章最后还对孟诗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孟浩然从题材和精神旨趣两方面将田园隐逸和山水行旅结合起来,使陶的感受和谢的观赏融为一体,形成了情景交融、意在象外的意境和冲淡清旷的风格。另外象李明生、李浩的《论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自然特征》(48) 、柯素莉《孟浩然诗歌魅力探寻》(49) 、宁松夫《孟浩然山水田园诗意象论析》(50)等文,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孟山水田园诗的艺术风格作了一定的探究。一些文章还从比较的角度,将孟浩然与王维、陶渊明等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深入把握孟诗的独特风格。在孟浩然田园诗的研究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孟诗最有代表意义的诗篇《过故人庄》进行赏析,共有赏析文章28篇。近六十年唐代田园诗研究的问题与不足近六十年来,唐代田园诗的研究确实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无论是整体性探讨还是对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都产生了令人满意的一些成果,尤其是对一些山水田园诗创作大家(主要是王维)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更加令人瞩目。然而我们也能从中发现,整个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整体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研究者大多立足于唐代的某个阶段,且各个阶段的研究也极不平衡。从成果量的分布来看,盛唐占了绝对优势, 32篇整体研究论文中,专谈盛唐的就有21篇,中唐只有2篇,晚唐则只有寥寥1篇。当然,盛唐田园诗的创作十分兴盛,艺术成就也高,对盛唐作更多的关注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其他阶段的创作。从实际创作情况来看,中晚唐田园诗的创作数量不仅多,而且具有有别于盛唐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但到目前为止,只有林继中的几篇论文(见上)以及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对此作过一些探讨,一些中唐作家作品研究中也有零星的论述。晚唐田园诗则基本未被纳入研究视野。虽然有几篇从整体上研究唐代田园诗的文章,但往往关注的是某一个方面的特点,诸如文人心态、美学意蕴、文化内涵等,而缺乏流变史的勾勒,即田园诗创作从初唐、盛唐一直到中晚唐,其精神旨趣、艺术特征等方面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流变,这对整个唐代田园诗的研究当是极为重要的。第二,作家作品研究也极不均衡。首先我们对一些重要作家研究成果量的分布情况作一番考察。据笔者统计,相关作家的研究成果为:王维:约240项,孟浩然约60项,王绩:约22项,储光羲:约8项,杜甫: 5项,韦应物: 3项,白居易: 2项,柳宗元: 1项。从成果量的具体分布可以发现,王维研究占了绝对优势,是总成果量的2 /3强,这当然是由王维在整个山水田园诗史上的地位所决定的,对其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是理所当然。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孟浩然作为当时与身后与王维齐名的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其田园诗研究的成果却只及王维的1 /4,仅从数字上就说明,近60年来对孟浩然这样的大诗人的研究是不够充分的;再从成果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也主要是对孟浩然诗歌的基本风格作了一些分析,还有大量的单篇赏析,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显然不够。储光羲也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田园诗数量大,且富有个性和特色,但从成果量和研究的实际状况来看,对他的田园诗的探讨分析也是很有限的。再看中唐诗人韦应物和柳宗元,韦应物的田园诗创作不仅数量较多,且有较明显的新变痕迹,这一点虽然已为一些研究者所注意并有所论述,但相对韦应物的实际成就和地位来看,研究程度是不够的。柳宗元既是中唐卓有成就的散文大家,同时又是一位富有创作个性的优秀诗人,但长期历来,学界主要关注其散文创作,而相对忽略了他的诗歌。近些年柳诗研究虽然有较大的突破,但也更多关注他的山水诗创作,而对其田园诗的研究十分冷落。此外,中晚唐还有:刘长卿、钱起、白居易、李德裕、张祜、陆龟蒙、杜荀鹤、司空图、唐彦谦等一批诗人,他们不仅创作了较多的田园诗,且在题材选择、思想旨趣、风格情调诸方面都十分有特色,但对其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种研究格局的极不平衡,对于唐代田园诗的全面把握无疑是不利的。第三,研究选题重复,缺乏开拓创新精神。一些论者不仅习惯于将关注目标锁定在王维等大家身上,而且选题上也总是围着几个现成的论题打转。例如,对王维山水田园诗艺术的研究,从80年代开始,学界主要围绕其诗中的画意、禅意等问题进行阐述,尽管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论点重复、毫无新意的论文也屡屡皆是。对具体作品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一些名篇佳作上,而对其他田园作品少有关注,由此形成研究的盲点。第四,田园诗与山水诗的界定模糊。客观地说,田园诗和山水诗是有较为密切的联系,但它们毕竟分属两种不同的诗歌题材,各有属于自己的表现领域和风格内涵。魏晋南北朝时期,陶渊明和谢灵运分别开创了田园诗和山水诗两大题材,并为后世确立了创作典范。进入唐代以后,由于时代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变化和影响,从初唐王绩开始,田园和山水就有合流的迹象,到了盛唐,以王、孟为代表的诗人在创作中更增强了这一趋势,使有些诗歌山水、田园融为一体,难以分辨。然而从总体情况来看,大多数诗歌还是泾渭分明的,比如,我们决不会把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看作一首田园诗,也绝不会将王维的《渭川田家》认做一首山水诗。从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可以发现,相当多的研究者却更多地看重田园诗与山水诗的共性而相对忽略了二者的差异,因而多习惯于将田园诗和山水诗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甚且以山水诗为主以田园诗为次,这种状况对于更准确地把握田园诗独有的文体特征以及对其进行更深入地研究分析,无疑也是不利的。唐代田园诗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呈现一种文人士大夫的闲逸情趣渐渐削减而关怀民生疾苦的淑世精神逐步加强的趋势,这一现象也少有人注意。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去调整、克服以及进一步地深入发掘。
一、误落尘网，情寄林野：从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的精神绿洲唐朝以前，基本由世袭的门阀地主阶层左右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而自实行 开科取士的惟材是举政策之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文人们，就有可能通过寒窗苦 读而踏上仕宦之途，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他们既与渔夫、村夫、樵夫有着天然 的血肉联系，又有着希望能辅佐帝王治理天下的政治抱负。因此，中国古代文人无论 是为官还是为民，总是徘徊于「尘网」和「村野」之间。中国文人向来以「贫」为「清贫」，藉以表示对高门大户「富贵」的藐视。相对于 下层村野民夫来说，他们不是忧患物质上的困顿，而主要是苦于精神上的压抑和郁 闷。儒家的中庸使得他们懂得「得意之时不自喜，失意之时善自慰。」于是一小块宅 园，便是精神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加之，道家也好，佛家也罢，其基本精神也有一个 共同点：消极出世。「自然」、「无为」、「虚空」、「超脱」，这是精神的逃避处； 而园林、山水、「诗情」、「画意」，则是现实的逃避处。中国古代的文人园林、寺观园林及山水诗、山水画之所以在魏晋时期几乎同时兴起， 文人园林有别于皇家宫苑形成独特的风格：守观由过去的「舍宅为寺」转而到自然 山水中去开辟圣地；山水诗形成一种独具异彩的诗歌种类。这并非偶然的巧合，而 正是因为这一时期社会的动乱，文人士大夫逃避现实，浪迹山水、清淡玄理这样一种 文化氛围所致。因此，文人私家园林除了起居的生活需求外，更重要的是成为慰藉心 灵、消遣意兴、谈风颂雅之所在。东晋诗人陶渊明在他的《归园田居》（第一首）中写出了自己归隐前「羁鸟恋旧林， 池鱼思故渊」的苦闷：对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这一精神绿洲的希冀；写出了「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 巅。」这如诗如画的田园生活的安适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得以从「尘 网」解脱后的喜悦。而南宋四大家之一的杨万里在屡次上疏指摘朝政遭挫，而辞官 回乡后所写的一首绝句：「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 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又反映了归隐之后的闲情逸致与隐约可见 的忧思之情。明朝著名文人画家徐渭在绍兴前观巷的旧宅「青藤书屋」(1)，仅两间平房相套， 但主人的经营却极为精到：书屋南向套一天井，沿墙植一株青藤，苍老弘劲，似主 人那坎坷人生的写照。窗下一方石砌水池，徐渭称其「通泉，深不可测，天旱不涸， 若有神异。」而号之「天池」的池中一石柱称为「中流砥柱」，寓意极深。整幢书 屋虽布置平易简淡，所产生的意境与传统园林和诗画艺术的审美追求是一致的，而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正是由于文人的参与才能独树一帜，成为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 灿的明珠。基于摆脱尘世喧嚣，澄心净虑的要求，不少文人雅士喜欢结庐于名山胜水之间。如 周敦颐于庐山下筑「濂溪」；林通隐于西湖孤山，终日种梅养鹤，时人雅称「梅妻鹤 子」，这种情趣正如黄公望的《秋山招隐图》题跋：「结庐离市尘，幽心幸有托，开 门尽松荫，到处皆丘壑...。」(2)但大多数文人却追求「结庐在人境」，然「而无车马喧」（陶渊明《饮酒》）囿于 市井，但仍不忘将性情、兴致致力于自己拓一片小园，植一片绿丛，以留给自己回 想、遐思的余地。求出一种「引天风于庭柱，招野雉戏花径」(3)的情趣。事实上， 是为自己创造出方寸间的广阔。这别一天地恰好起到了接引自然与人的交流，抒发胸臆的作用。束束清溪恰似万顷 碧波，使人坦荡、「无为」：屈曲小径犹如廊引人随，通花渡壑，使人心静、神怡。 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从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以自然为师，仿自然而又稍稍脱于自 然的一种思想情态。二、智者乐水 仁者乐山：文人园林的意境追求与山水诗画审美格调的融汇《论语.雍也》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对山水的亲切感远胜西欧，这是因为欧洲人的绘画、雕塑、诗歌 题材大量以人为中心，强烈地体现出一种人文主义色彩；而以法国古典园林为代表 的西欧园林多为几何形体的规则构图。这与中国文人画中最高成就的山水画形成鲜 明的对照。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审美方式是一种「神与物游」(4)的方式，其审美活 动是围绕自然界的山川草木展开的。文人雅士将内心深处所企慕的政治理想通过对 自然界的观照而表露出来，有形的山山水水便成了最好的媒介。魏晋南北朝以后，文人士大夫为避重重战乱，纷纷洁身远祸，隐迹田园，对于自然 美的审美欣赏亦从自发阶段进入自为阶段。文人私家园林此时亦兴盛起来。中国的 传统之所以是文人造园，这是因为在文人的参与下，他们的诗画审美趣味中对山水 的品味直接影响着园林山水的构成。中国古代构园理论除了明代计成的一部《园冶》， 就很难找到其他有影响的理论著作。然而中国古代关于诗画的评论、鉴赏与理论著 作却数不胜数，这就极大地丰富了园林的创作意识和手法。无论造园的选址、布置， 还是挖池、叠山均要求符合画论，因此，中国的园林艺术也就充满了浓郁的诗情画 意。文人园林融入中国诗画艺术的清和淡泊之美，那飘逸高远、冲漠淡和的山水写意使 人如饮醇醪。以和为美，以善为柔，这是中国文人园林艺术的一个根本特徵，这自 然也是山水诗画意境追求在其审美领域内的投影。王维《渭川田家》的「斜阳照墟 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陶渊明《归园田居》的：「种豆南 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王锥《山居秋暝》的：「空山新 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无不充满了清丽幽远的诗情画意。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强调「意」的重要，所谓「意在笔先」、「贵得笔意」，都说明 书画构思的重要性。郑板桥称「一丘一壑之经营，小草小花之渲染，亦有难处：大 起造，大挥写，亦有易处，要在人之意境如何也。」（《郑板桥集"补遗》）所以 效果如何，皆出于意境的创造，文人园林也莫不如此。中国古代文人以为：书院、宅园不尚怪奇伟丽，而重寓意。犹如濂溪书院必辟莲池， 意在体现周敦颐的《爱莲说》，使片山多致，寸石生情。郑板桥称之：「风中雨中 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画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非唯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 我也」（《郑板桥.题画》），这正反映了物我相融，情景交融的境界。在中国绘画 中的那种着墨不多，讲究意境，意到笔不到，疏能跑马、密不透风，从统一中求变 化，从繁琐中求单纯，在小空间中创造无限大之艺术追求亦正是文人园林艺术所要 达到的意境效果。在意境创作中，景观最能发艺术家审美心理活动的契机，他们所追求的审美理想通 过这些景观具体化、形象化，最后达到景景有情，境与意浑。《园冶》称：「轩楹 高爽，窗户虚邻：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结茅竹篱，浚一派之长涯；障 锦山屏，列千里之丛翠，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夜雨芭蕉，似含鲛人之泣泪；晓风 杨柳，若翻蛮女之纤腰。移竹当窗，分梨为院：溶溶月色，瑟瑟风声：静扰一榻琴 书，动涵半轮秋水。清气觉来几席，凡尘顿远襟怀。」(5)在这里点出的园林景观无 一处不着一情字，心态随着景色而浮想联翩，然而不管是借入的千顷汪洋之壮观还 是四时烂漫之小景，作者都以山水诗画的意境来取舍。那雨打芭蕉的滴答声、瑟瑟 风声、寺院钟声以及光影、树影、水中斜影、溶溶月色下远近景色的朦胧美，无不 体现了文人园林的意境追求。古代山水画家亦很讲究烟云对主题景致的辅助作用。宋代画家郭熙就说过：「山水 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受这一绘画理论的影响，计成在论说借景时，也 格外谈到了烟云景象：「槛外行云，镜中流水，洗山色之不去，送鹤声之自来。(6)」 这种虚虚实实，时隐时现的悠悠烟水使影、形、声、色相交辉，给恬静的文人园林 增添了一种朦胧美，而这种朦胧美则较易引起审美主体的感发联想和移情。所谓： 「玉露荡胸襟，花竹怡性情。」促使观赏活动达到情景交融的完美境界。再者，同样是荷池曲桥，俪山石峰，怡园的就没有拙政园的可人有味：狮子林大俪 山石峰林立，却不如留园石林小院几座小峰顾盼有意，其中之奥妙还在于意境创作 之高下。所以不管是园林的山水造景、亭榭设计，还是花木栽植、楹联题对，均要注 重情感的诉说：「清冷之状与目谋，滢滢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 静者与心谋。」（柳宗元《钴锅潭西小丘记》）这就是所谓「寓情于景而景愈深」 也。三、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人格与淡泊虚静的审美情趣中国古代文人学士向以「清贫」、「孤高」自诩，其对艺术的审美追求，无不融入 了带有强烈社会色彩和理想色彩的感情内容，在其丰富的感情世界里，人品的雅俗 观十分鲜明，所谓「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左思《咏史》）「自古圣贤皆 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鲍照《拟行路难》）不仅反映了寒门出身的文人学子 对仕族门阀的不满，也表现了他们高洁的人品和坦诚的胸怀。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项脊轩"只「可容一人居」，「又北向，日过午已昏」，若 遇雨则「雨浑下注」，如此困窘，却能随时俗而安贫乐道，「偃仰啸歌，冥然兀坐， 万籁有声」，欣赏着「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轩虽小仍不 忘植兰桂竹木于其庭，可谓：「半亩小园，蕴涵着主人的高风：七尺陋室，显露着 学子的亮节」难怪唐代文人刘禹锡为其「陋室」作「铭」了：「山不在高，有仙则 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廉青。谈笑 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 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曰：「何陋之有？」（刘禹锡《陋室铭》）与这种甘居 陋室同一格调的便是乐于小园。学子雅士们常标榜自己的园小，以别于皇家的上苑。 言下之意：园虽狭小，而趣味极雅：人虽清贫，而操守极高。中国古代第一位山水 诗人谢灵运把自己的宅园称为中园，至北周庚汶提出了小园的建构主张，于是乖巧 精致的小园逐渐兴起，成为文人画士私家园林之主流。如三亩园、一亩园、半亩园、 勺园、芥子园等。「以少胜多，以雅胜俗」(7)是我国文人辩证艺术思想的又一体现。 「雅」是我国传统美学中独特的范畴，系指宁静、自然、风韵清新、简洁淡泊，这 和「俭」--以少胜多，以简胜繁是密切相关的。「半间一厅，自然雅称」并非为少 而少，而是以自然、雅称为目的的少。「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雄会万师」(8)这 虽是对古典戏剧艺术「一以当十」的形象描绘。而园林要在小范围内表现意态天然 的大千世界，更重视「一以当十」的艺术原则。园中一花一草，一树一石都要有灵 有性，以收到「笔愈少气愈壮，景愈简意愈浓」的艺术效果。园栽花木之中，竹是颇受青睐的，竹子挺拔、清秀、生机勃勃，与文人们倡导的刚 正不阿的气节，淡泊高远的情操相符。苏轼有过：「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 感慨；郑板桥的一首题画诗（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大中承括）称：「衙斋卧听萧萧 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苗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更是把无限的情思寄 予萧萧竹声里。不少文人雅士所居之处，以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为好。苏舜钦 的沧浪亭「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极。」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亦「茂林修竹」 称其风雅。柳宗元的小石潭更是「四面竹树环合」写其幽雅可人的小潭景致。竹在 这些文人画士的固有观念中，已非寻常之竹，而是一种理念和理想的寄托。于是画 竹也不称其为画了，而用「写」，真真如同写意一般。对于以「清」、「寒」为风骨的梅，文人们也爱之成癖。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与元 四大家之一的吴镇皆于屋前宅后遍植梅树，吴镇还自号「梅花道人」鲍照的《梅花 落》偏为「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的「梅咨嗟」：陆游的 《卜算子.咏梅》以鲍照为样板而贴切地表达了以梅自喻、自勉的孤高心境：「驿外 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晋代陶渊明独喜花之隐 逸者菊；而北宋的周敦颐却「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香远益清...」看来，他们的小园中理当少不了凛寒而立的秋菊和「可远 观而不可亵玩」的「花之君子」莲了。明代画家唐志契曾用「山性即我性，水情即我情」来表达自己创作山水画时的情愫。 同样，造园家也必须把自己的情感理想化入构思的意境中去，细心揣摩品味山水之 情，才能造好园。这种移情于物，赋与自然之物以人性的传统得到中国古代文人最 完美的领悟。他们认为以情感来领悟园中各景，才会觉得格外有致：含情多致，触 景生奇。至此，私家园林成为文人学子躲避现实矛盾、抚慰自己满是疮痍的心境以汲取足够 的勇气承受现实压力的环境。而这种特定的文化氛围亦是从儒家「以天下为己任」 的积极入世到道家的自由超脱及禅学求得个人内心世界的解脱再到消极出世的结果 ——依于老而逃于禅。加之园林艺术与山水诗画一样强调「外师造化，中发心源」。 因此，山水诗画的美学追求切入文人园林艺术的语汇便成为极其自然的事了。文人雅士「意尽林泉之癖，乐于园圃之间」(9)是历史使之然，但无论是文人园林 这一片精神绿洲，还是清和幽远、独具异彩的山水诗画无疑为现代文化建筑奠定了 意态天然的审美格调，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美学境界亦必将附丽于中华灿 烂文化的现在和未来。
山水田园诗起源于晋代，其中代表是东晋时期的谢灵运和晋代的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已是代代经典相传的佳句，到了唐代，山水田园诗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王维和孟浩然成为当时的主流。这类诗歌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诗境优美典雅，风格恬静清秀，语言清丽洗练。整首诗句都体会着作者的真实情感。东晋时期，陶渊明等人形成了一种东晋田园诗派，南朝山水诗派则以谢灵运、谢脁为主，王维、孟浩然等诗人形成我国盛唐山水田园诗派。这些诗人把细腻的笔触投向静谧的山林，悠闲的田野，创造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借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宁静平和生活的向往。 中国唐代诗歌流派。以反映田园生活、描绘山水景物为主要内容。继承和发展了陶渊明田园诗和谢灵运、谢朓等的山水诗。代表人物有盛唐的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等，中唐的韦应物、柳宗元等。唐诗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一种繁荣的局面，山水诗出现了丽日惊天的奇观，王维与孟浩然等继承了陶渊明、谢灵运山水诗传统，形成了一个与边塞诗派交相辉映的山水田园派。他们的作品较多地反映了闲适淡泊的思想感情，意境幽深，色彩雅淡，多采用五言古体和五言律绝的形式。他们在发掘自然美方面，既能概括地描写雄奇壮阔的景物，又能细致入微地刻画自然事物的动态；在自然景物的观察上别有会心，能够巧妙地捕捉适于表现其生活情趣的种种形象，构成独到的意境，把六朝以后的山水诗向前推进了一步。其中以王维成就为高，他是诗人，又是画家，能以画理通之于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于李杜之外，别立一宗，对后世影响很大。 一唐代山水田园诗产生的背景及特点在盛唐时期，人民生活安定，经济繁荣，国家昌盛，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士大夫文人的生活优越，为四处游山玩水，欣赏风景提供了一定得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当时的唐朝盛行佛道思想，道家的崇尚自然以及追求自然的和佛教的净心明性的境界为当时的文人提供了精神条件。文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就不免的对风景和自然发起兴趣，诗歌的创作中就逐渐转变成描绘山川美景，乡村的田园风光为主题。进过一定时期的发展，文人的隐逸情怀也与山水田园诗的形成有紧密的关系，但此际并不是影藏起来道德，而是酿成了一种向往自然、追求超然独立的文化心态和崇尚自然的审美趣味。 诗歌以描绘自然山水和田园风光，表现返朴归真、怡情养性的情趣，抒写隐逸生活的闲情逸致。诗歌风格清新自然，意境淡远闲适，写景状物工致传神，提高了诗歌表现自然景物的艺术技巧，是唐诗中最有特点的一种诗体。 山水田园诗的具体风格以清新、韵致高远、格局阔大，气象万千为主。具有更深厚的思想内涵，寄托了高尚情操和身世之感。盛唐诗人继承了前代山水田园诗人的成就而又有新的发展，其笔下景物不仅具化工肖物之妙，又能以清新自然的语言传田园之趣味、山水之精神，在山川风物中融入诗人的感情，即景会心，浑然天成。 二唐代山水田园诗的代表诗人 王维(701-761)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字摩诘，太原祁人。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王维诗代表了全盛的开元天宝那个时代的精神和气象。他继承和发扬了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而独树一帜，使山水田园诗成就达到高峰，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苏轼曾评论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其代表作有《送元二使安西》、《相思》、《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送沈子福归江东》等。 一、以动衬静﹑静中有动的艺术美王维对以动衬静﹑静中有动的艺术辩证法运用得可谓炉火纯青。诗中那些发自“象外之趣”而又摇曳多姿的静美之境，表现出了自然景物和田园生活中某种特别的情趣和意蕴。王维山水诗中的“动”，只是一种艺术手段，而描写和表现大自然中田林山水的静美境界，才是其山水诗中主旨所归。以动衬静，王维的田园诗和山水诗都表现了静的意境美，但静的特点在此二类诗中还是有差异的。其田园诗在优雅闲逸的情致和明朗淡泊的气氛中描写的多是闲静的意境；而他的山水诗，在幽深冷寂的氛围和浓厚艳丽的色彩中，表现的多是幽静的意境。静中有动王维在山水诗创作中，是同时以诗人的灵心、画家的慧眼和音乐家的锐耳来捕捉、表现自然美的。他把音响的描写当作为自然山水传神写照的一个重要手段，使声音成为构成形神逼肖、气韵生动、具有立体感的自然景物形象的要素，他对自然音响的素材能严格地选择、提炼，能融情入声，并运用多样化的手法使音响和景色和谐交流，使他的“有声画”显出鲜明特色。 二、空灵剔透，虚幻静谧，富于变化的意境美王维调动了他作为画家、音乐家、诗人的一切艺术手段，善于发现并把握那些特定的客观景物，艺术再现并创造独特的意境。如《鸟鸣涧》；莓苔青色可以浸染人衣。 三、原生态的感悟和气质美王维的诗给自然景色注入了人的气质、人的性格、人的精神，从而使他的诗形神俱佳、气韵生动。如《山居秋暝》。 四、空灵清妙的禅意美唐代经过佛教僧侣与那些宠信佛教的统治者不懈的努力，佛教教义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唐代社会审美心理结构的一块主要基石。王维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早年学佛，终身信奉，乐此不彼。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既能在总体上概括雄伟壮阔的山水景色，又能细致入微地刻画各种自然事物，笔下的自然意象，有雄壮之美也有精微之趣，欣赏王维的山水佳作，能够增强我们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王维的山水诗蕴含着祖国传统文化的美好景象，我们可以通过是个看到祖国的魅力江山，句句都可以滋润我们的心灵，王维的山水田园诗给我们中国的是个带来了宝贵的文化资源。孟浩然(689～740) 唐代诗人，本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曾隐居鹿门山。代表作如《宿建德江》、《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江上思归》等。他的田园诗主要是写隐居生活的高雅情怀和闲情逸致。如《过故人庄》、《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等。孟浩然是与王维齐名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是唐代第一个大量写作山水田园诗的诗人。 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的风格大多是平和冲淡，清新自然，不尚雕饰，而又能超凡拔俗，诗歌语淡而味浓，善于运用平淡的语言，融入个人的主观感受和情感意蕴，创造出清远拔俗的艺术境界，蕴含了浓厚的诗歌情致韵味。 孟浩然注意借景物来烘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借景抒情，融情入景，旷逸之情与静谧之景交融，营造了美妙的意境。完美的意境是诗人与自然、主观之意与客观之境、无形之情与有形之景的和谐统一中完成的。它是鲜明性与含蓄性、形象性与哲理性的统一。孟浩然笔下的山水田园诗已经达到了融情于景、情景融化的境地。他善于把自己的主观情感与具体的客观景物联系起来，把景物渲染成主观情景的诗歌意象，从而达到移情的效果。 孟浩然诗歌的总体风格是冲淡。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在描写山水田园时，很少极力去摹写，也很少雕琢粉饰。诗人信笔所至，着手成春，随手拈来，决不故意用力渲染，行文之间没有太多的波澜，而是平静如水。诗歌节奏的运动不是大起大落、忽疾忽徐，而是始终是缓慢舒展的。三唐代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成就王维和孟浩然可以再唐代时期的一大家，他们的创作影响着后人对诗歌的创作。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大多运用五言格律的形式写作,在当时已极富盛名.在他的诗中有壮阔山川景色的描绘,有山林隐逸者幽居情景的描写,有旅途情景的叙述,也有田园农家的生活的反映.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变化多恣,具有不同的风格与情调.有时气魄宏大意境开阔,有时刻画细腻,引人深思,有时生动逼真,有时含蓄凝练.王维还善于来用多种色彩,生动地表现大自然的景象。 在当时不仅有王孟还有韦应物和柳宗元也创作了不少山水田园诗，与王维投怀到大自然同的是韦应物的是个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成分，韦应物的使各种常带缺少政治热情和生活热情的思想感情，给人一种冷清孤寂的感受。而柳宗元则带着仕途的创伤投入到山水的怀抱，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他有些诗有模仿谢灵运的成分，还有的诗作注意总体气氛的烘托，语言上显得峭拔。
唐朝: 山水田园诗派,是盛唐时期的两大诗派之一,这一诗派是陶渊明\谢灵运\谢药的后继者,这一诗派的诗人以擅长描绘山水田园风光而著称,在艺术风格上也比较接近,通过描绘幽静的景色,借以反映其宁静的心境,或隐逸的思想,因而被称为"山水田园诗派".其主要作家是,孟浩然\王维\常健\祖咏\裴迪等人,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王维和孟浩然,也成为"王孟". 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大多运用五言格律的形式写作,在当时已极富盛名.在他的诗中有壮阔山川景色的描绘,有山林隐逸者幽居情景的描写,有旅途情景的叙述,也有田园农家的生活的反映.如<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的"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诗人从大处落墨,格调雄浑,气势磅礴,洞庭湖壮丽雄伟的景色得到了含蓄而有力的表现. 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成就最高的诗人.他的诗极富诗情画意,宋代大文豪苏轼曾高度评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从此,"诗中有画"就成了王维诗的定评.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变化多恣,具有不同的风格与情调.有时气魄宏大\意境开阔,有时刻画细腻,引人深思,有时生动逼真,有时含蓄凝练.王维还善于来用多种色彩,生动地表现大自然的景象,如<辋川别业>"雨中草色绿甚染,水上桃花红欲然""灰白的雨幕,碧绿的草地,粉红的桃花,交错组合,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山川春晓图,确实是诗中有画",令人陶醉.
赠汪伦(李白) 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简析] 李白游泾县桃花潭时，常在村民汪伦家作客。临走时，汪伦来送行，于是李白写这首诗留别。诗中表达了李白对汪伦这个普通村民的深情厚谊。 前两句叙事：“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李白将要乘舟离去，汪伦带着一群村民前来送行，他们手挽着手，一边走，一边唱。“将欲”与“忽闻”相照应，写出了诗人惊喜的情态。“将欲”，正是小舟待发之时；“忽闻”，说明出于意料之外。也许汪伦昨晚已设家宴饯别，说明第二天有事不能再送了。但现在他不仅来了，还带了一群村民一起来送行，怎么不叫诗人激动万分！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桃花潭就在附近，于是诗人信手拈来，用桃花潭的水深与汪伦对自己的情深作对比。“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两句，清代沈德潜评价说：“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唐诗别裁》）的确，这两句妙就妙在“不及”二字将两件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有了“深千尺”的桃花潭水作参照物，就把无形的情谊化为有形，既形象生动，又耐人寻味。潭水已“深千尺”了，那么汪伦的情谊有多深呢？ 明代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说：“伦，一村人耳，何亲于白？既酿酒以候之，复临行以祖（饯别）之，情固超俗矣。太白于景切情真处，信手拈出，所以调绝千古。”这一评论是恰当的。 独坐敬亭山(李白) 众鸟高飞尽， 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 只有敬亭山。 [简析] 这首诗是李白离开长安后，经过了长达十年的漫游，来到宣城时所写。在长期的飘泊生活中，他饱尝了世态炎凉的滋味，增添了孤独寂寞之感，然而傲岸倔强的性格仍一如既往。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借游仙、饮酒的方式排遣苦闷的诗，也写了许多寄情山水、倾诉内心情感的诗。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孤寂，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得到安慰的情景。 前两句“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状眼前之景，流露出孤独之感。天上众多的鸟儿高飞远去，无影无踪了；连仅有的一片孤云也不肯稍驻片刻，独自远远地飘走了，山中显得格外幽静。在诗人看来，世间万物都厌弃他，离他而去。“尽”“孤”“独”“闲”等词，表现了诗人强烈的孤独感。这正是封建社会中许许多多有理想、有才能而在政治上遭受压抑的士大夫所共有的精神面貌。 三、四两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用浪漫主义手法，将敬亭山人格化、个性化。尽管鸟飞云去，诗人仍没有回去，也不想回去，他久久地凝望着幽静秀丽的敬亭山，觉得敬亭山似乎也正含情脉脉地看着自己。他们之间不必说什么话，已达到了感情上的交流。“两不厌”，表现了诗人与敬亭山感情上的投契。“只有”，并不意味着太少，而是一种“人生得一知已足矣”的骄傲与满足。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简析] 李白是一位热爱自然、喜欢交游的诗人，他“一生好入名山游”，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中国，留下了许多歌咏自然美、歌颂友情的作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历来传颂的名篇，这首诗是李白出蜀壮游期间的作品，写诗人送别友人时无限依恋的感情，也写出祖国河山的壮丽美好。 诗的起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紧扣题旨，点明送行的地点及自己与被送者的关系。“故人”一词说明了两位诗人的深厚情谊。“黄鹤楼”是天下名胜，是诗人墨客流连聚会之所，又是传说中仙人乘鹤升天之处。而今两位潇洒飘逸的诗人在此道别，更带有诗意和浪漫色彩。第二句“烟花三月下扬州”，紧承首句，写送行的时令与被送者要去的地方。“扬州”是东南都会，自古繁华，而“三月”又正是春光明媚，百花争艳的季节。诗人用“烟花”修饰“三月”，不仅传神地写出烟雾迷蒙、繁花似锦的阳春特色，也使人联想到处在开元盛世的扬州，那花团锦簇、绣户珠帘，繁荣而又太平的景象。孟浩然要去的地方真是好地方，时间也选择得恰当。李白对友人的这次旅游自然十分欣羡。“烟花三月下扬州”这清丽明快的诗句，正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愉快与向往。但李白又是富于感情的诗人，当友人扬帆远去的时候，惜别之情油然而生。从《李太白集》里，我们可以看到李白、孟浩然之间有着不少赠答诗。在《赠孟浩然》中，李白写道：“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可见李白对孟浩然是多么敬佩，两人的情谊是多么深厚。 诗的第三、四句正是写李白送别诗友时的惜别深情。“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表面看来这两句诗全是写景，其实却有着诗人鲜明的形象。“孤帆”绝不是说浩瀚的长江上只有一只帆船，而是写诗人的全部注意力和感情只集中在友人乘坐的那一只帆船上。诗人在黄鹤楼边送行，看着友人乘坐的船挂起风帆，渐去渐远，越去越小，越去越模糊了，只剩下一点影子了，最后终于消失在水天相接之处，而诗人仍然久久伫立，目送流向天际的江水，似乎要把自己的一片情意托付江水，陪随行舟，将友人送到目的地。这两句诗表达了多么深挚的友情，然而在诗句中却找不到“友情”这个字眼。诗人巧妙地将依依惜别的深情寄托在对自然景物的动态描写之中，将情与景完全交融在一起了，真正做到了含吐不露而余味无穷。 另外在诗歌的用韵上，诗人也颇具匠心地选择了“楼”“州”“流”三个声调悠扬的韵脚，吟诵起来余音袅袅。这与孤帆远去、江流天际的景象以及诗人目送神驰、情意绵绵的神态十分吻合。再加上语言清丽自然，意境雄浑开阔，这首诗真是令人越读越爱，百读不厌，无怪乎千古传颂。 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品评李太白七绝的艺术特色时说：“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使人神远，太白有焉。”李太白的七绝在诗坛上的确是独步了。 早发白帝城(李白)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简析] 这是一首传诵千古的七言绝句。 公元758年春，李白因参加永王李璘幕府事被牵连，流放夜郎(今贵州省西部），行至白帝城才得赦免。在返回江陵途中，写下了这首诗，抒发了诗人愉悦的心情。 “朝辞白帝彩云间”，首句写诗人的回想，点出开船的时间是早晨，地点是白帝城。“彩云间”是写白帝城的高。彩云缭绕与诗人遇赦的喜悦之情十分和谐。 “千里江陵一日还”，次句写诗人的意愿，形容船行之速，千里江陵只要一天即可到达。诗人用夸张的手法，写了长江一泻千里之势，同时也抒发了诗人“归心似箭”的心情。 第三、四句形象地描绘轻舟快驶的情形。“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两岸猿猴的叫声还没停止，可那轻快的小船已经驶过了千山万岭。这两句诗人先写猿声，继写轻舟，用一个“已”字把“啼不住”和“过万重山”联结起来，借猿声回响衬托轻舟的快捷，这种修辞手法是十分巧妙的。诗人急欲东归的心情，洋溢于诗的明快的节奏之中。 全诗写景抒情，写的是轻捷明快之景，抒的是轻快愉悦之情，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 秋浦歌(李白) 白发三千丈， 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 何处得秋霜。 [简析] 这首诗采用浪漫夸张的手法，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的苦衷。 首句“白发三千丈”作了奇妙的夸张，似乎不近情理，一个人七尺身躯，而有三千丈的头发，根本不可能。读到下句“缘愁似个长”才豁然明白，因为愁思像这样长。“缘”，因为；“个长”，这么长。白发因愁而生，因愁而长。这三千丈的白发，是内心愁绪的象征。诗中有形的白发被无形的愁绪所替换，于是这三千丈的白发很自然地被理解为艺术的夸张。 后两句“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是说：照着清亮的铜镜，看到自己萧萧白发，简直没法知道自己的头发怎么会变得这样的白。通过向自己的提问，进一步加强对“愁”字的刻画，抒写了诗人愁肠百结难以自解的苦衷。“秋霜”代指白发，具有忧伤憔悴的感情色彩。 这首诗大约作于唐玄宗李隆基的天宝末年，这时候唐王朝政治腐败，诗人对整个局势深感忧虑。此时，李白已经五十多岁了，理想不能实现，反而受到压抑和排挤。这怎不使诗人愁生白发，鬓染秋霜呢？ 望天门山(李白) 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 [注释] 1．天门山：位于安徽省和县与当涂县西南的长江两岸，在江北的叫西梁山，在江南的叫东梁山。两山隔江对峙，形同门户，所以叫“天门”。 2．楚江：即长江。古代长江中游地带属楚国，所以叫“楚江”。 3．至此回：长江东流至天门山附近回旋向北流去。 4．回：回旋。 5．出：突出。 6．日边：天边。
李白山水诗研究 李康永 摘要 “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李白一生游览过许多地方，在祖国广阔天地里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爱慕和对前途的美好憧憬，他一生创作了许多山水诗。李白并不是以山水诗闻名，但是，李白的山水诗以雄奇、豪迈、大气、苍凉见长，突破了中国传统山水诗的借山水以自娱的窠臼。李白山水诗的突出特点是大自然山水形象的理想化、狂想化和个性化。李白对自然山水的审美，充满了一种人文、历史、地理和强烈的自我文化意识，使人文美与自然美相互交融，浑然一体。李白山水诗选择了“感物”的路线，摆脱了玄言，回归情感，情景交融，把人们对于自然山水的美感提升到一个空前的文化高度，对山水诗变体的成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 李白 山水诗 “盛唐风骚绝往昔，更添风华一谪仙”，李白的诗歌无论是在唐代以及唐以后，都有着特殊的内涵和特殊的魅力。提及其山水诗，则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占有着很大的比重。李白嗜爱山水，竟至于沉醉，乐极，“一生好入名山游”，甚至达到“爱此肠欲断，不能归人间”的痴迷程度。李白的山水诗，约莫有百余首，有继承庄子散文意境宏阔、浩渺奔放的浪漫主义传统的放浪诗作；有借鉴陶元亮融情入景的园田诗作；有袭二谢余风，而意境结构日渐佳境的山林诗作。李白很敬佩、赞慕二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谢公宿处今尚在”和“脚著谢公屐”以及“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中可以看出。另外还有与王孟等初唐山水诗人风格相似的意画诗作，还有游仙缥缈入天地山海的意念诗作等等。由此可见，李白山水诗的丰富多彩与绮丽。 李白一生的大半岁月是在隐逸漫游中度过的。他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他 “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李白一生游览过许多地方，四川、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苏等，黄河、长江流域。李白20岁前后游历了蜀中的不少名胜古迹，山水诗描绘了蜀中的雄伟壮丽的山川，培育了他壮阔的胸怀，豪迈的性格和热爱祖国大自然的思想感情。李白25岁后，出蜀漫游，在祖国广阔天地里培养了对大自然的爱慕和对前途的美好憧憬。李白被玄宗“赐金还山”后，又再度漫游，游踪遍及齐鲁，江浙、燕赵，歌咏祖国大好河山是李白此时期山水诗的主要内容。李白长流夜郎，中途遇赦，流浪于宣城、历阳，此时山水诗将游仙、山水和现实联系起来，反映李白深刻内心矛盾。所以他创作了许多山水诗，并把山水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 一、李白与山水诗的关系 李白是中国山水诗人中的另类，他有一种世外高人的气势和极富张力的生命力，非常的飘逸和洒脱，这种个性的因素使得李白的山水诗在表现手法上似乎没有了固定的形式和规律，这就造成把握李白山水诗的风格和意境很难。但就像看梵高的画一看就是梵高的画，李白的山水一看便是李白的山水。实际上，李白才是真正主宰着山水诗的形式和规律的。李白写的不是山水的细节，而是山水的气势，用他的话来讲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的气势，这也是写他本人的气势，正是他本人的气势推动着他写山水的气势，只有他桀骜放纵的个性才能把山水固有的气势从山水中张扬出来，张扬山水的气势就是张扬李白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力，即是把他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力扩张到山水中，他的生命力是无限扩张的，给人的感觉不是山水感染了他，而是他感染了大唐的山水。 二、李白写山水诗的原因 李白写山水诗首先是体现在他热爱祖国山河、热爱大自然上。李白热爱祖国河山,所以他可以忘记忧愁,以极大的热情去写祖国河山。 其次，是因为李白受到道家的影响。道家的自然思想使他对人生抱有一种朴素的唯物观念。人的生死荣衰如同万物，“兴歇皆自然”，无须感恩，不必抱怨，因为都是元气的构成，同属大自然，同有大自然。所以他要拥抱大自然，与之化为一体。在《山中问答》中，他诡秘地说：“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世俗不会理解他，他也不属于世俗的人间。他的神秘的桃花源，就是从碧山通往梦想的神仙世界，生活在“大块”中，与大自然元气混沌一片。这种道家、道教的思想观念随他的社会生活、政治遭际而日益加深，使他日益爱好大自然山水，也使他的山水诗里的山水形象不仅表现自我形象，而且融化为自我形象，使山水形象理想化、狂想化、个性化了。 再次，是因为受到二谢的影响。李白深为感佩谢朓：“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呤》）可见李白山水诗接受了谢灵运、谢朓的艺术滋养，承继发展了大、小谢山水诗歌艺术传统。 还有就是受孟浩然的影响。开元年间的山水诗人孟浩然便是这类盛世隐士而名士的一个代表。他虽曾归隐鹿门山，而青年李白深深景慕的就是这位声闻天下的孟夫子：“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赠孟浩然》）赞美他不慕荣禄、不事君王的清德风流。 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受到时代的影响了。到了唐代，人们在宦游中开阔眼界，在山水里抒发激情。李白也不例外，而且他还写出了许多千古名篇。 三、李白山水诗的艺术特色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伟大的，也是最典型的。他说自己的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杜甫称赞他的诗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种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确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特色。 第一，宏放高远。其一是指李白的山水诗描写的题材广泛，山水草木，虫鱼鸟兽，人文景致等都是其写作题材；其二是指时间宽度大，年代久远，空间高远，即所谓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李白写山水常追溯及远古历史发端。具体如《蜀道难》一诗,诗人从秦蜀远古的隔绝之状起笔：“蚕从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接着写蜀王派五丁开山,壮士们牺牲生命，才建成一条钩连秦蜀两地的天梯栈道：“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远别离》写洞庭、潇湘、九疑、苍梧等山水也是与远古的娥皇、女英、尧、舜、禹等人物相连。空间的高远则又是指李白善于用多种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山水进行整体的观察和描绘。如“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梦游天姥吟留别》，“西上太白峰，夕阳穷攀登，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登太白峰》)，“太白何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 邈尔与世绝。”(《古风》其五) ，“水从天汉落”(《赠崔秋浦三首》)，“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这些诗句山高水远，如同一幅幅远景山水画，具有构图宏大，视野开阔，境界邈远的特征。这既是大自然恢宏博大的写照,又是诗人心胸开阔的反映。 第二，意象飞动浩荡。这是指李白笔下的山水虽也有幽静、秀丽的一面，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离乱后……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但这并非主流，由于他思想奇逸浪漫，个性自由奔放，犹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所以，意象之景外化后常使其山水形象具有飘逸飞动之势，如“巴水疾如箭，巴船去若飞”(《巴女词》)，“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挂流三百丈，喷壑数十里。炎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望庐山瀑布》二首) ，“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与夏十二登岳阳楼》)，“遥看鹊山转，却似送人来。”(《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 第三，虚实相生与浓重的画意。虚实相生，这是意境创造的结构特征。宋人梅尧臣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说的就是意境。近人王国维先生也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他认为这就是“有意境”。这些用来评说李白的诗可谓恰如其分。就其山水诗而言,李白眼前之景象与胸中想象大多相融而莫分,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心物合一的地步。结合上文，我们可以认为意境从结构上看，正是“如在目前”与“见于言外”的统一。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讲，意境也就可分为实境和虚境，进而我们再来看李白的山水诗，他将虚的“见于言外”与实的“如在目前”发挥到了极致。如其《行路难》便是最好的说明，冰塞黄河，雪满太行，垂钓碧溪以及直挂云帆破浪济海等，看似实境，却均由心中抽象的情感和意念而来，是虚境的自然表现。实境与虚境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构成无比美好的世界。再谈谈画意，李白在此与王孟的造诣大约相当，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李白却把浓重的画意借助于其出神入化的意境抒发而加以表现，也就使得他的一些山水诗正如一幅幅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写意画，并且这些画的技巧炉火纯青，返璞归真，千态万状皆不离自然之道，而雕琢之迹全无，这正是中国诗画的最高境界。李白诗的山水名篇《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及《行路难》可作例证。《蜀道难》可谓一幅峥嵘嵯峨的蜀国山水图。览毕此诗，无不感到他在穷形尽相地描写蜀道艰难的实境时那种充满了激情，寄寓着许多慷慨悲壮的感受。同时作者驰骋想象,写景抒情,创造出蜀山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使其 虚境蕴含十分丰厚,以至众说纷纭,历代“解此诗者,几如聚讼”(《唐宋诗醇》) 。再者在此意境的基础之上，那种悲凉、愤懑的画意又随即映入眼前，或云感慨仕途坎坷；或言揭露时弊、讽玄宗幸蜀；或以为是劝告入蜀友人等等不一而足。 四、李白山水诗的语言特点 自然明朗是李白山水诗语言的基本特色,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朴素清丽、单纯自然的语言,受乐府民歌沾溉,而更多来自新鲜活泼的生活语言。“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脱胎于南朝乐府《西洲曲》:“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而“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欲倒非人推”,随意挥洒口语,更见性情的放旷。他多样化的语言又总归于率真自然、清新明丽,体现为自然之美。 李白山水诗的语言是完全个性化的。李白写不同风格的山水，就用不同风格的语言。他有许多著名的山水绝句，就是用清新流畅的语言写成的，如：“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洞庭湖五首》）这类诗所以能如实绘出秀丽山川的本色，正是得力于诗人清丽自然的语言。李白珍视语言的天然之美，反对过于雕饰的绮丽之风。 “李白的山水诗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他以描绘中国大好河山，表现大自然无穷景物之美为主旨，并于容情入景中兼以抒发主观情怀。李白把祖国雄伟壮丽的河山视为主体，作为审美对象加以审视，而且要以新的视角、新的色彩、新的声音、新的气势写出前人和同时代人巅峰之作。李白的山水诗是李白诗歌成就的代表之作，它不仅在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等方面反映了诗人的本体意识，而且其中也涉及到不少关于时代，社会，以及民生疾苦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总之，一句话，李白写山水诗不单纯写山水，李白的山水诗是难以脱离社会生活的窠臼的。 参考文献 1、《全唐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张家骐《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简论李白山水诗》 齐鲁学刊 ， 1992年 第05期 。 3、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4、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年版。 5、杨海波《李白思想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6、松浦友久《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7、裴斐等《李白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一、“神韵”与禅 唐代以王维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山水诗派的创作及其艺术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诗歌的特质。 清代著名诗论家王士祯（渔洋）论诗“独以神韵为宗”（《清史稿》卷266），标举“神韵”，作为其诗论体系的核心范畴。无论是否明确地使用这个概念，渔洋处处是以“神韵天然”作为评诗的价值尺度的。以他的“神韵”说来衡量诗史，最为符合渔洋审美理想的就是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唐代山水诗派的创作风格。在渔洋诗论中，对王维、孟浩然、常建等人创作，是非常推崇的。 同时，我们不难发现，王士祯的“神韵”说与禅学有十分深刻的联系。从渔洋的诗论中可以看出，渔洋以禅论诗，并非是在一般的比喻层次上，而是将禅的特征内化到“神韵说”的美学内涵中去。在这点上，王渔洋比严沧浪的“以禅喻诗”又大大推进了一步。 王士祯在论及山水诗派诸家创作时，常常以“入禅”的独特情境来形容诗的妙谛。如他说：“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观王（维）裴（迪）《辋川集》及祖咏《终南残雪》诗，虽钝根初机，亦能顿悟。”（《香祖笔记》）这里侧重指出王维、裴迪等人的五言绝句与禅悟相关的“得意忘言之妙”。又说：“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字字入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常建‘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刘眘虚‘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蚕尾续文》）论旨与前语相近，都是推崇一种超越语言局限的浑化境界。渔洋还论山水诗派诸人差别说：“会戏论唐人诗，王维佛语，孟浩然菩萨语，刘眘虚、韦应物祖师语，柳宗元声闻辟支语。”（《居易录》）都以佛事喻之，而论其他诗人“杜甫圣语，陈子昂真灵语，张九龄典午名士语，岑参剑仙语，韩愈英雄语，李贺才鬼语，卢仝巫觋语，李商隐、韩偓儿女语”等等，都不涉佛教。实际上是透露出王孟一派诗人与佛禅的内在渊源。 王士祯以“入禅”论王孟一派诗人，并且以之为“神韵”在创作上的典范，并非主观虚拟，并非凭空比附，而是从这派诗人的身世与创作中总结出来的。也就是说，以王孟为代表的唐代山水诗派，无论是在思想观念上，还是艺术风貌上，都与佛禅有客观的渊源关系。揭示其间的内在因缘，对我们了解这派诗人的艺术传统，确实是有一定裨益的。 二、山水诗派诸人与禅的瓜葛 我们所说的山水诗派，包括盛唐时期到中唐时期以山水为审美对象来表现诗人内心世界的一些诗人，不仅是王维、孟浩然、裴迪、常建、储光羲等主要活动于盛唐的诗人，而且也包括如刘长卿、韦应物、柳宗元等主要活动于中唐的诗人。在时间上，这些诗人往往都经历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沧桑变故，很难做机械的划分；在艺术上，他们的题材大致相近，手法、风格又有一脉相承之处。而且，他们大多数都与禅学、禅僧有密切关系，思想观念上深受禅风的熏陶。 王维之笃于佛，染于禅，已是治文学史的学者们的常识，勿庸赘述。清人徐增曾将王维与李、杜相比较，指出其诗与佛禅的关系：“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太白千秋逸调，子美一代规模，摩诘精大雄氏（指释迦牟尼）之学，字字皆合圣教。”（《而庵说唐诗》）说王维诗“字字皆合圣教”，虽然渲染过甚，但却道出其诗深于佛禅的特点。 关于孟浩然，论者们极少提及他与佛禅的关系，可资考证的文字材料也很少。但是最有力的论据莫过于他本人的诗作。从孟诗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孟浩然与禅僧往来颇为密切。与他经常唱酬的禅僧就有“湛法师”、“空上人”、“皎上人”等。诗人还常栖宿于禅寺僧房，与禅师们讲论禅理。题写于禅寺的诗作有《题终南翠微寺空上人房》、《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游明禅师西山兰若》、《题大禹寺义公禅房》、《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登龙兴寺阁》、《登总持寺浮图》等二十余首。从这些诗作中，可以看到孟浩然是深受禅风熏染的。 在这派诗人中，裴迪、常建、刘眘虚、綦毋潜等，都与禅僧多有往还，诗风也深受禅的影响。裴迪是王维的挚友，也是他的“法侣”。所谓“法侣”，也就是禅门中的同道。裴迪现存诗二十九首，《辋川集》二十首是与王维唱和之作，其中颇多禅韵。而其余九首中，与禅寺禅僧们有直接关系的就有《青龙寺昙壁上人院集》、《游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西塔寺陆羽茶泉》等四首。在诗中多次表达了对于禅门的向往，如“浮名竟何益，从此愿栖禅。”（《游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灵境信为绝，法堂出尘氛。自然成高致，向下看浮云。”（《青龙寺昙壁上人院集》）“有法知不染，无言谁敢酬。”（《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等等。都可以说明裴迪与禅有较深的关系。常建的诗也以富有禅意而为人知。其中最有名的是《题破山寺后禅院》，明显地表现出诗人对禅学的涵养工夫。綦毋潜在这派诗人中不太惹人注意，但是他的诗作却颇能体现出山水诗派的艺术特色。綦毋潜存诗只有26首，但与禅有直接关系、并在诗题上明确标示的，就在10首以上。如《题招隐寺绚公房》、《题灵隐寺山顶禅院》、《过融上人兰若》等。《唐才子传》评其诗：“足佳句，善写方外之情。历代未有。”“方外之情，正是栖心释梵、远离尘俗的情味。刘眘虚，也是山水诗派的诗人。他于开元十一年(723)进士及第后曾任洛阳尉、夏县令等职，”性高古，脱略势利，啸傲风尘。”“交游多山僧道侣。”（《唐才子传》）一方面是与禅僧多有往来，另一方面也就使其诗“善为方外之言。”（同上）诗中如“心照有无界，业悬前后生。”（《登庐山峰顶寺》）等句，流露出他的禅学修养。储光羲是山水诗派中较为重要的诗人，其诗中与禅僧、佛寺直接有关的有十余首，如《题辨觉精舍》、《题慎言法师故房》、《苑外至龙兴院作》、《题虬上人房》等。号称“五言长城”的著名诗人刘长卿，人们很少把他和王孟一派诗人联在一起，实际上，就艺术上看，刘长卿正是这派诗人中的劲旅。他的诗作，更多地表现出由盛唐而入中唐的士大夫的心态。长卿诗中那种清冷幽邃的山水画面，是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惊悸之后的士大夫心灵的外化。刘长卿的诗，有更深更泛的禅迹。与禅寺禅僧有直接关系的篇什有近三十首之多。从中也可看出，他与禅门关系之深。禅的幽趣，完全渗透于山水清晖的描写之中。如《和灵一上人新泉》、《送灵澈上人》、《游林禅师双峰寺》都是如此。韦应物是中唐著名诗人，一直被视为王孟一派的有力后进。“王、孟、韦、柳”并称，说明中唐时期韦应物和柳宗元对从陶、谢发端的山水诗艺术精神的继承与发展。韦诗中与禅寺禅僧有直接关系的也有近三十首之多。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的禅学意识是自觉的，也是很浓厚的。如诗中说“心神自安宅，烦虑顿可捐”（《赠李儋》）分明是“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坛经》）的禅学观念在人生观中的推衍。“缘情生众累，晚悟依道流”（《答崔主簿问兼简温上人》）是佛教十二缘起说的回响。柳宗元对佛教的信奉，更为人们所熟知。尤其是被贬永州之后，对于佛教有了更深的领悟。他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柳诗中如《晨诣超师院读禅经》、《禅堂》等作，都是借禅宗的观念来使自己达于“忘机”的境地。 综上所说，唐代山水诗派的诗人们，大多数与禅宗有着密切的关系，浸染于禅悦之风中，他们同禅僧有或多或少的交游。由此使我们不能不考虑到，禅的观念，禅的思想方法，对于这派诗人的艺术风貌，是否有着较为内在、深刻的影响呢？易言之，唐代山水诗派的艺术特征中是否有着禅的基因呢？答案是肯定的。 三、空明诗境与淡远风格 从质实到空明，这里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上的一个跃迁，这个跃迁的实现，主要是在盛唐时期，而主要是体现在以王孟为代表的山水诗人中。这方面王维的诗作是最为典型的。如有名的《终南山》一诗：“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入处宿，隔水问樵夫。”这首诗描写终南山的雄浑气势。“白云”两句，把山中的云霭，写得闪烁不定，飘渺幽约，诗的意境阔大雄浑，但又有一种空明变幻的样态。《泛前陂》一诗也是如此：“秋空自明回，况复远人间，畅以沙际鹤，兼之云外山。澄波澹将夕，清月浩万闲。此夜任孤棹，夷犹殊未还。”也创造出十分空明灵动的境界。这类诗作在王维集中比比皆是。如：“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汉江临泛》）“高城眺落日，极浦映苍山。”（《登河北城楼作》）“寥廓凉天净，晶明白日秋。圆光含万象，醉影入闲流。”（《赋得秋日悬清光》）都有着空明摇曳而又雄奇阔大的境界！ 不仅是摩诘诗，山水诗派其他诗人的创作也多有这种诗境。如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立公房》：“何如石岩趣，自入户庭间。苔间春泉满，萝轩夜月闲。”《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夕阳度西岭，群壑倏已暝。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宿王昌龄旧居》：“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渔浦》：“碧水月自阔，岁流净而平。”储光羲的《钓鱼湾》：“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等等，这类空明澄澹的诗境，在山水诗派中的作品是俯拾即是的。 与唐诗相比，魏晋南北朝诗尽管在形式美感的追求上下了很大功夫，但还较为质实，缺乏空明灵动的神韵。而盛唐诗之所以被推崇，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有了这样的诗境。严沧浪谓：“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花，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诗辩》）主要指这样一种诗境。 由质实到空明，决不止是一个诗歌的风格问题，也不止是个意境问题，而是诗歌艺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着它对于人类的价值。人们不再以客观摹写自然山水为目的，而是使山水物象成为心灵的投影。正如黑格尔所说：“在艺术里，这些感性的形式和声音之所以呈现出来，并不只是为着他们本身或是他们直接现于感官的那种模样、形状而是为着要用那种模样去满足更高的心灵的旨趣，因为它们有力量从心灵深处唤起反应和回响。这样，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显现出来了。”（《美学》）第一卷中译本49页）对于空明诗境，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它们的价值的。 那么要问，禅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回答是佛教禅宗的“空观”对诗人艺术思维的渗透。“空”是佛教第一要义。在佛家看来，“四大皆空”、“五蕴皆空”，只有把主体与客体尽作空观，方能超脱生死之缘。但要把实实在在的事物说成是虚无的，无疑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于是便“以幻说空”。大乘般若采用“中观”的思想方法，有无双遣，把一切事物都说成是既非真有，又非虚无的一种幻想。正如僧肇在《不真空论》所说：“诸法假号不真。譬如幻化人，非无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僧肇以“幻化人”为喻，说一切都非有非无，而是一种“幻化”。在哲学上，这当然是地道的唯心主义。但它对文学创造所形成的影响，便是复杂的了，难于用“唯物”和“唯心”来划界。 王维信奉佛教，主要是禅宗，而禅宗主要是发展了大乘般若学。对于这种有无双遣的理论，王维深谙其妙，在《荐福寺光师房花药诗序》中，他写道：“心舍于有无，眼界于色空，皆幼也。离亦幻也。至人者不舍幻，而过于有无之际。故目可尘也，而心未始同，心不世也，而身未尝物，物方酌我于无垠之域，亦过殆矣。”王维是以这种“幻化”的眼光来看人生，看世界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非有非无，亦有亦无，一切都在有无色空之际。这种思想方法，渗透在诗歌艺术思维中，便产生了空明摇曳、似有若无的审美境界。 山水诗派诗歌艺术风格，总的说来，以淡远最为突出，诗人以恬淡之心，写山水清晖，意境悠远，词气闲淡。前代诗论家不约而同地谈到这派诗人的淡远风格。胡震亨引《震泽长语》中说：“摩诘以淳古澹泊之音，写山林闲适之趣，如辋川诸诗，真一片水墨不着色画。”无非是言其“淡”。胡应麟把王孟与高岑相比较：“王孟闲淡自得，高岑悲壮为宗。”（《诗薮》）胡震亨又引徐献忠评孟浩然语：“襄阳气象清远，心悰孤寂，故其出语洒落，洗脱凡近，读之浑然省近，真彩自复内映。虽藻思不及李翰林，秀调不及王右丞，而闲澹疏豁，悠悠自得之趣，亦有独长。”（《唐音癸签》）“淡远”，是这派诗人的共同风格特征。 举几个具体作品为例。王维的《归嵩山作》：“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山中寄诸弟妹》：“山中多法侣，禅悦自为群，城郭遥相望，唯应见白云。”的确可以称之为“水墨不着色画”，“淡”是最突出的特征。这种“淡”，不仅是语言色泽上的“淡”，更多的是创作主体心境的“淡”。 关于孟浩然的诗作，更是以“淡”著称。明人胡应麟以“简淡”概括浩然风格，评孟诗云：“孟诗淡而不幽，时杂流丽，闲而匪远，颇觉轻扬。可取者，一味自然。”（《诗薮·内编》）如《北涧泛舟》：“北涧流恒满，浮舟触处通。沿洄自有趣，何必五湖中。”《寻菊花潭主人不遇》：“行至菊花潭，村西日已斜。主人登高去，鸡犬不在家。”都是冲淡的。孟的一些名作如《秋登兰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宿建德江》等篇，都以“淡”见称。闻一多先生形容得好：“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地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地分散在全篇中，甚至淡到令人疑心到底有诗没有。”（《唐诗杂论·孟浩然》） 王孟一派诗人基本上都有“淡”的诗风，那么，这与禅存在着什么联系吗？ 禅所达到的，并非事物本身，而是禅本体，但它不略脱事相，而是即物超越。禅宗有“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要旨，所谓“无相”，并非完全剥离“相”，而是“于相而离相”，也就是寄寓于“相”而超越之。正因为如此，禅宗主张任运自在，随处领悟，反对拘执束缚，更反对雕琢藻绘，一切都在本然之中，一切都是淡然无为，而不应是牵强著力的。禅家公案强调这种淡然忘机、不系于心的精神。“僧问：如何是僧人用心处？师曰：用心即错！”（《五灯会元》卷11）禅在自然而然中，不可以用心著力。又如：“问：如何是学人著力处？师曰：春来草自清，月上已天明。”（同上）意谓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如春日青草、月上天明一样自然。 “平淡”或“冲淡”的风格，来源于一切不系于心的主体心态，任运自在，不执着，不刻挚，如天空中的游云一般。山水派诗人，多有如此心态。摩诘所谓“万事不关心”是正面的表白。“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正是禅家“不住心”、“无常心”的象征。柳宗元《渔翁》诗中：“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也正是“不于境上生心”的禅学观念的形象显现。“淡远”“平淡”的风格，实际上是与无所挂碍、无所系缚、任运自如的主体心态有密切关系的。 四、幽独情怀与静寂氛围 唐代山水诗派主要以山水景物作为审美对象，作为创作题材，但实际上是在山水中“安置”诗人的幽独的心灵。这派诗人的篇什咏读既多，你就会发现在山水物象的描绘中，诗人那绋独孤寂的身影，似乎无所不在。最为突出的便是刘长卿的作品，常常出现的是自来自去，幽独自处的身影。有时不是写诗人自己，是写别人的形象，但细读之，就会发现那不过是诗人心灵的投影。如《送灵澈上人》：“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归远。”这似乎是写灵澈禅师，实际上却是诗人幽独情怀的外射。再如《江中对月》：“空洲夕烟敛，望月秋江里。历历沙上人，月中孤渡水。”在一片澄明而迷蒙的月光中、秋江里，“沙上人”静消消地独自渡江，诗人偏爱这类意象，不能不说是由创作主体的幽独心态决定的。在长卿诗中，即使是仅从字面上看，就可以随处看到“孤”“独”这类诗句。如“独行风袅袅，相去水茫茫”，“悠悠白云里，独往青山客”、“片帆何处去，匹马独归迟”，“江海无行迹，孤舟何处寻”，“人语空山答，猿声独戊闻”。“芳时万里客，乡路独归人”。实际没有办法多举，到处都是，诗人的幽独情怀是一望即知的。 岂止是刘长卿，这派诗人多在山水描写中寄寓幽独心境。孟浩然《涧南即事贻皎上人》：“约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书取幽栖事，将寻静者论。”《岁除夜有怀》：“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王维《答张五弟》：“终南有茅屋，前对终南山，终年无客常闭关，终日无心长自闲。”《秋夜独坐》：“独坐悲双鬓，空空欲二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韦应物《寺居独夜寄崔主簿》：“幽人寂不寐，木叶纷纷落。寒雨暗更深，流莺度高阁。坐使青灯晚，达伤夏衣薄。宁知岁方晏，离群更萧索。”《善福寺阁》：“残霞照高阁，青山出远林。晴明一登望，潇洒此幽襟。”韦的名作“《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似写“幽草”，实则是“幽独人自伤怀抱。”柳宗元《禅堂》：“发地结青茅，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杳然喧中寂。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不仅写出了自己被贬之后的幽独处境，而且道出了禅观对这种心境的影响。 这么多表现幽独情怀的诗篇出现决非偶然，几乎成为这派诗人的共同心态。回过头来又可以使我们意识到他们更多地以山水为题材写诗，并非为了摹写山水形貌，而是为了在一方山水物象中，寄寓幽独的情怀。他们渲染山水的宁静与远离尘世喧闹，正是为了寄托一颗幽寂的诗魂！ 与此密切联系的，就是唐代山水诗人创作中那种共同的特点，静谧的氛围。诗人们在写山水物象时不约而同地烘托山水之静，而没有谁在写它的喧嚷。实际上写山水也正是为了写这种遗弃尘世的静谧。同时写风声、水声、虫声、林声……，却是为了更加反衬其静。王维《过香积寺》、“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泉声，更显得深山古刹的静谧。《秋夜独坐》中：“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这些诗中的果落、虫鸣、鸟声，恰恰是为了反衬山林的极度静谧。诗人是孤独的，似乎这世界只有他一个人，他用心谛听着大自然的心律。孟浩然、常建、刘长卿等人的诗作，也都以十分静谧的氛围来写山水。如孟诗《寻香山湛上人》：“松泉多逸响，苔壁饶古意，谷口闻钟声，林端识香气。”《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樵人归欲尽，烟鸟栖初定。”常建《白湖寺后溪宿云门》：“洲渚晚色静，又观花与蒲。入溪复登岭，草浅寒流速。圆月明高峰，青山因独宿。松阴澄初夜，曙色分远月。”刘长卿《秋日登吴公台上寺》：“野寺来人少，云峰水隔深。夕阳依旧垒，寒磬满空林。”《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履痕。白云依静渚，春草闭闲门。”这类例子甚多，是没有办法尽数列举的。静谧的氛围，是山水诗人的一个突出特点。 这与禅有什么关系？有的。禅宗之“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禅那”的修习方式，突出地表现为反对、废弃坐禅，但有一点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对“心”的修养——不过修养方式不同罢了。禅宗不再限于静坐凝心，专注观境的形式，进一步摆脱了心对物的依附关系，把心视为万能之物。 禅毕竟是避世的，它尽管可以混迹于尘俗之中，但要取得一份心灵的自在，“参禅学道，须得一切处不生心。”（《黄蘖宛陵录》）“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坛经》），对一切事物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实际上还是一种“鸵鸟政策”。禅又是一种对于自己内心世界的返照，于外间世界的风云变幻不取不舍，而以本心为独立自足的世界。这种对内心世界的返照和体认，必然带来的体验的独特性。参禅者的内心是孤寂的、幽独的。唐代山水诗派诗人们的幽独情怀，是与“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巨大变革有极大关系的。唐王朝从鼎盛的峰巅跌入了一个幽深的峡谷，亲身经历了这场大变乱的诗人们，热情凝结了，心态幽冷了，由外向投射转入主观内省。其社会原因是主要的。但是，诗人们在与禅的接近中，与禅的反照内心一拍即合，于是在幽独情境的描写抒发中，就参入了相当多的禅的底蕴，像柳宗元的《禅堂》、《晨诣超师院读禅经》、王维的《鹿柴》、《过香积寺》、《终南别业》等，都是相当显豁的例子。 禅家尽管一再宣称“行住坐卧，无非是道”，而实际上，还主要是在静谧山林中建立寺院，在生灭不已的朝晖夕阴、花开花落中“妙悟”禅机的。禅僧乐于与大自然打交道，倾心于禅的士大夫也乐于栖息于山林，至少是暂时获得一份心灵的宁静。王孟一派诗人，把山写得如此空明静谧，实非偶然，这与他们的禅学习染有直接关系。 其实，山水中的静谧氛围，并非全然是客观描写，主要是一种心境的建构。“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坛经》）禅是以心为万物之本体的，所谓“静”，只是一种心灵之静。大乘佛学以“心静”为“静土”，“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境，则佛土净”（《维摩诘经·佛国品》），把“净”易为“静”，道理全然是一样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公的《饮酒》，说明此意最为恰当，又安知其中没有大乘的影迹？ 禅与唐代山水诗派的关系很深，也难一一说明；而山水诗派的艺术精神，其形成因素也决非一端，禅的影响也只是一个侧面，然而，从这个视角所进行的透视，会有补于对唐代山水诗的深一层理解。 山水诗: 《鹿柴》王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春晓》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鸟鸣涧》王维 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 《竹里馆》王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宿建德江》孟浩然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山中》王维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 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山居秋瞑》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过故人庄》孟浩然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饮酒》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赠汪伦(李白) 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简析] 李白游泾县桃花潭时，常在村民汪伦家作客。临走时，汪伦来送行，于是李白写这首诗留别。诗中表达了李白对汪伦这个普通村民的深情厚谊。 前两句叙事：“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李白将要乘舟离去，汪伦带着一群村民前来送行，他们手挽着手，一边走，一边唱。“将欲”与“忽闻”相照应，写出了诗人惊喜的情态。“将欲”，正是小舟待发之时；“忽闻”，说明出于意料之外。也许汪伦昨晚已设家宴饯别，说明第二天有事不能再送了。但现在他不仅来了，还带了一群村民一起来送行，怎么不叫诗人激动万分！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桃花潭就在附近，于是诗人信手拈来，用桃花潭的水深与汪伦对自己的情深作对比。“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两句，清代沈德潜评价说：“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唐诗别裁》）的确，这两句妙就妙在“不及”二字将两件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有了“深千尺”的桃花潭水作参照物，就把无形的情谊化为有形，既形象生动，又耐人寻味。潭水已“深千尺”了，那么汪伦的情谊有多深呢？ 明代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说：“伦，一村人耳，何亲于白？既酿酒以候之，复临行以祖（饯别）之，情固超俗矣。太白于景切情真处，信手拈出，所以调绝千古。”这一评论是恰当的。
王维是盛唐时期杰出的诗人兼画家,是整个盛唐文化精神的凝聚,是盛唐的第一位大诗人。王维以他的山水田园诗独树一帜,其诗歌创作成就很高,对后世诗人及诗歌创作有深远影响,后世的许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论述。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王维的生平及思想、王维的艺术成就以及王维山水田园诗对后世的影响。其中也有汲及王维山水田园诗语言特色的研究,本论文就这一论题进行系统的分析和阐述,以图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有所贡献。基于此目的,我对涉及本论题的前人关于王维诗歌创作的研究进行了阅读,就研究现状而言,概括起来可分以下几个方面：一 关于王维生平及思想的研究关于王维的生平有不少研究,如赵殿成笺注的《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介绍了王维的生平、生活背景，记录了王维四百二十一首诗歌；还有陈铁民著《王维年谱》（选自《王维新论》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一文将诗人一生的行事作了详细的考述；陈铁民在《王维生平五事考辨》（同上）中确切地说了王维隐居、做官的时间及次数、地点；陈铁民还在《王维生年新探》（同上）中推定了王维生于701年。王维的思想比较复杂。他一生奉佛，尤其到后期，他对佛教的信仰更深了，《论王维的佛学信仰》（选自陈铁民《王维新论》）中提到王维大抵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来汲取佛学思想的。他对奸臣专权的黑暗统治感到不满，不愿同流合污，但又具有封建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于是产生逃避现实的想法，正是这些使王维转向佛学。
[目录] 一 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意境 二 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的成因 [原文] 王维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字摩诘，官至尚书右丞，后人称王右丞。他的诗清而弥腴，淡而自远，自成一家。尤其是他的山水田园诗清逸明秀，意境深远。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的主要特色一是“画意”，一是“禅意”。 “画意”即“诗中有画”，读王维的诗，头脑中能够闪现出一幅幅优美静谧的图画。这图画清丽、淡雅，虽着墨不多，却美丽而有韵味。王维诗歌的这一特色与他“好静、清新、恬适”的审美理想和高超深厚的艺术修养有关。王维创造山水田园诗的时候，能够把大自然的美丽和他自身和谐宁静的心境融合在一起并描述出来，使人感受一种自然的静态美。王维兼诗人、画家、音乐家于一身，他能够把画家的眼睛捕捉到的美景和音乐家的耳朵悉听到的优美旋律都融到他的诗中，使他的诗同时具有优美图画的静态美和音乐艺术的动感美。 [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1] 蘅唐退士选编，吴兆基编译 《唐诗三百首》 长城出版社 1999年第一版 [2] 朱起予 《王维隐逸趣尚论》 江海学刊 1990年第二期 [3] 吴绍礼 《王维田园诗新探》 人大复印资料 1995年7月刊 [4] 陈小玲 《王维后期山水田园诗诗境说略》 黄冈师专学报 1995年2月刊 [5] 史少青 《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个心灵的境界——从〈辋川集〉看王维后期的人生观》 思茅师专学报 1993年2月刊 [6] 王 波 《试谈佛教思想对王维诗歌意境的影响》 人大复印资料 1993年10月刊 [7]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第二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2003重印）
啊，如果在高中，初中我肯定拿一大堆的资料，把他粘贴上去，还附带自己的理解，现在不行了，一点不记得了
第17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第18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读者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在《归园田居》中，他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比喻为“羁鸟”和“池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 陶渊明的诗在南北朝时影响不大。刘勰著《文心雕龙》，对陶渊明只字未提。钟嵘《诗品》列陶诗为中品，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认为其诗“其源出于应璩”。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推崇备至：“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文选》收录陶渊明的诗文十余首，是作品被收录较多的作者。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对唐宋诗人有很大的影响。杜甫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宋代诗人苏东坡对陶潜有很高的评价：“渊明诗初看似散缓，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苏东坡更作《和陶止酒》、《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和陶劝农五首》、《和陶九日闲居》、《和陶拟古九首》、《和陶杂诗十一首》、《和陶赠羊长吏》、《和陶停云四首》、《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和陶刘柴桑》、《和陶酬刘柴桑》、《和陶郭主簿》等109篇和陶诗，可见陶渊明对苏东坡影响之深。
中国古代的田园诗指歌咏田园生活的诗歌，多以农村景物和农民、牧人、渔夫等的劳动为题材。东晋大诗人 陶渊明 开创了田园诗体后，唐宋等诗歌中的田园诗便主要变成了隐居不仕的文人和从官场退居田园的仕宦者们所作的以田园生活为描写对象的诗歌。田园诗和 边塞诗 并称唐代开元、 天宝 年间两大 词派 ，前者恬淡疏朴，后者雄浑豪迈。
王维 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扬了 谢灵运 开创的 山水诗 而独树一帜，使山水成就达到高峰，在 中国诗歌史 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王维其他方面也有佳作。有的反映军旅和边塞生活，有的表现侠义，有的揭露时弊。一些赠别亲友和写日常生活的小诗，如《 送元二使安西 》、《 相思 》、《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 送沈子福归江东 》等，古今传诵。这些小诗都是 五绝 或七绝，情真语挚，不用雕饰，有淳朴深厚之美，与李白、 王昌龄 的绝句相媲美，代表盛唐绝句最高成就。
一切似乎都与人世毫不相干。诗人的心境亦复如是。他好像已忘掉自身的存在，而与这辛夷花融合为一了。诗人找到了客观景物与主观禅学意念的契合点，所以虽只是写景，那离世绝俗、超然物外的禅意却被表现了出来。还有如《辋川集》中有一首《临湖亭》：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在诗中王维追求写意效果，讲究浑然一体，充分传达诗人的主观意趣。表达了诗人闲适静穆的心情。在情景交融意境的表现方面，王维的诗具有天工化成、自然入神之长，如《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去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诗人写所见到的终南景色，虽只用云起时三字，却能唤起读者的丰富想象，可谓以一当十，而这水穷云起之景又与诗中所表现的那纯任自然、无牵无挂、宛如云飞水流一般自在的意兴正相契合。 三、幽寂静谧，禅意盎然。王维的母亲是个佛教徒，他从小就受到禅宗思想影响，丧妻后他即独身修身参禅，中年以后的宦海沉浮使他潜入空门，晚年的他则干脆“万事不关心”了，唯有参禅悟道。所以他的山水诗和酬赠诗中常常透出几分深远玄妙的禅意。王维诗中最爱用“静”、“澹”、“远”、“闲”一类字样，还有“禅”、“寂”、“空”、“无”等佛家用语，他能够用静定从容的闲适心情，去观察大自然，抒写于笔端，作成绝佳的诗句。他对于禅理的玩味与修习，使他常以一位禅者的目光览观万物，然后将禅理化于聪慧澄明的审美感觉，创造出其他诗人所难以企及的静美、澄旷、寂悦。特别是他在描写大自然中一刹那间的纷纭动象，是那样的清净与静谧，禅韵盎然。在王维的诗中，禅味最浓的要数作于辋川的那些诗。如《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诗人独坐在幽深的竹林里弹琴长啸，无人知晓他的存在，只有明月来相伴。大自然最了解他内心的孤独，明月的清辉带给他一种寂静的快乐。竹林、明月与诗人情景相照，情趣高雅，意境悠美，达到了物我合一而物我两忘、禅意与诗情水乳交融的境界。还有《鹿柴》也是这样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空山里寂静无人，只听见深林里飘荡着断续的人声，一缕夕阳透射在密林深处的青苔上，是那样的恍惚而凄清。这正是王维所追求的那种远离尘嚣的空寂的境界，虽然孤独，却也蕴藉。清代王渔洋说，王维的这类小诗“字字入禅”，“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蚕尾续文》）。也就是说，王维的这类山水诗具有禅趣、禅悦、禅味，言有尽而意无穷，传达出了禅的意蕴。自然，也充分表现了诗人对山水美景的独特品味。当然，王维直接以禅语入诗的诗歌，更是充满了禅意。如《过积香寺》：不知积香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前六句写诗人寻访积香寺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古木”“无人径”、“何处钟”突出了山的“深”、寺的“僻”，“咽”、“冷”二字则更见山之幽、之深，寥寥数字营造出幽静空寂静的意境。后两句直接以禅语入诗，抒写了诗人向往去除一切尘世烦扰，遏除妄念的心境。总之，王维以他的才情、以他的经历、以他的追求、以他的情感、以他的悟性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意境独特而隽永的诗篇。我们今天读他的诗，在感受自然美和情感美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自己身心的净化、对当今无所不在的浮躁的荡涤。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一句话就可以让人有无穷的体会。王维的诗是有音乐美、绘画美、禅静美的结合。特别是有禅学悟道的加入，想像在幽静的山林里，是人怀着一颗空明静寂的心在浅吟，本身就营造的一种意境美。。。。
摘要：《二十四诗品》历来被视为以诗评诗的典范，作为我国古典文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意义更加重大。虽然其是否为唐末文学家司空图所作尚不能确定，然而其中对诗歌的感悟与理解的确与司空图的美学思想和理论主张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将司空图的诗歌理论（见于《司空表圣文集》中的“论诗杂作”）与《二十四诗品》进行比较分析，即可见二者的相通之处。 关键词：司空图 诗歌理论《二十四诗品》“论诗杂作”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关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其中汪涌豪先生在《论〈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诗论异趣》一文中,认为《二十四诗品》通篇充盈道家气息,而司空图一生中儒家思想始终占有主导地位，进而为《二十四诗品》并非司空图所作提供了新的思路。而实际上，儒家思想、禅宗思想共同影响了司空图的后半生；另一方面，从《诗品》内在精神来看，它应是道心、佛性、禅理、儒思的统一，前三者无需赘言，至于儒家思想的体现则有必要说明一下。如果说前三者都表现为对尘世的一种超脱的话，那么儒家则崇尚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在《诗品》中的“幽人”、“高人”、“畸人”都是不拘束于现实而能够实现真正审美精神的主体形象，然而在这些形象的背后我们又隐约可见另一个灵魂，它在慨叹“大道日往，若为雄才”（《悲慨》），感受着“壮士拂剑，浩然弥哀”（同上）——这种发自心底的悲痛，足见其并未全然忘却世事。所以朱东润先生在《司空图诗论综述》一文中这样说：“《诗品》所能表现者，适为诗人当国破家亡之际所造之幻境，其目的在于自慰，其结果则转成幻灭而使诗人深堕于怅惘之境地……”而这样的心情，在当时又有谁比司空图更深有体会呢？ 在司空表圣文集里，有论诗短文五篇，即《与李生论诗书》、《与王驾评诗书》、《与极浦书》、《题柳柳州集后》和《诗赋》，谈到了创作的体会和诗文鉴赏的经验。我们统称其为司空图的“论诗杂作”。按照与汪文同样的思路研读这些作品中所传达的美学思想和诗学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司空图的“论诗杂作”与尚不能确定为司空图所作的《二十四诗品》之间，恰恰有着许多惊人的同趣之处。 一、“品”与“味”的契合 24首四言诗构成了这部《二十四品》，由于最早见于《虞侍书诗法》、《诗家一指》等著作，所以被后世称为《二十四诗品》，简称《诗品》。我想先从这个名称说起，这里的“品”是值得玩味的：首先它不同于南北朝时期钟嵘所作《诗品》之“品”，它不是品级的“品”， “《诗品》，品诗也” （杨振纲《琐言二则·一》），是对艺术人生的思索与感悟，既有对诗歌韵味的咀嚼，也有对诗人心境的解读，生动凝炼地道出了各种创作体验与内心感受。作者从“雄浑”到“流动”细细地品味，从而完成了一次对艺术人生的巡礼。“品”的是一种滋味，这种滋味既指不同诗歌所呈现的不同的格调韵味，也指这种格调韵味中潜藏的诗人的创作心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与“品”相关的“格”、“韵”、“味”，与司空图的诗论体系是相通的。司空图曾在他的《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诗味说”：“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把“味”作为诗歌的第一要义提出来，并指出“味在酸咸之外”，进一步要求诗歌能表现“味外之味”。还是在这篇文章里，谈及王维和韦应物的诗作，司空图赞道：“澄澹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遒举哉？”在《与王驾评诗书》一文中又赞道：“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风之出岫。”在《题柳柳州集后》一文中更有这样的表述：“今于华下方得柳诗，味其搜研之致，亦深远矣。”从以上这些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司空图是惯于以品味的方式去探寻诗美的，这与《二十四诗品》对各种形态的美的咀嚼玩味又不谋而合。虽然我们还不能由此断定司空图就是《二十四诗品》的作者，但至少可看出二者对诗学研究的视角是一致的。 其次，对于《二十四诗品》名目中的“品格”用语，在司空图的“论诗杂作”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如“渟蓄”、“抑扬”、“温雅”、“澄澹”、“遒举”、“遒逸”、“渊密”、“沉郁”、“清厉”等，虽然远不及诗品面面俱到，但却是阴柔、阳刚并举，而且通观司空图的这几篇文章，虽然字数不多，篇幅不长，但涵盖面却相当之广，简略地评论了从初唐到他所处的时代约30位风格各异的诗人。可见，司空图对前代诗歌有着整体上的把握，对初、盛、中、晚各家各派的特点也是了然于心的。 二、对“全美”的追求 司空图非常注重和强调诗歌的“全美”。“全美”这一概念是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提出的：“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此前,他曾列举了自己的二十几联诗,然后自评曰:“皆不拘于一概也。”在《题柳柳州集后》也有这样一段话：“噫！后之学者褊浅，片词只句，不能自辨，已侧目相诋訾矣。痛哉！因题《柳集》之末，庶俾后之诠评者，无或偏说，以盖其全工。” 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司空图不但在诗歌创作上追求全美，而且也把这种观念运用到了对诗歌的品评上，主张以宽广的视角对诗人诗作进行全面的衡量。他在评价诗作的美学风格时，往往兼顾到了“全美”，如在说王维、韦应物诗“澄澹精致，格在其中”的同时，又从另一方面进行补充说明：“岂妨于遒举哉？”也就是说，在司空图看来，“澄澹”与“遒举”两种风格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于同一诗作中，或是同一诗人身上的，不过，只有以“全美为工”的诗人才能达到此种境界。再者，对于那些诗风单一、诗境狭窄的诗人，司空图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那些自己本身诗才浅薄而又不能以通达的眼光看待别人作品的诗评家，司空图也是持否定态度的。 再来看《二十四诗品》，作为一部诗歌理论著作，一个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丰厚性和包容性。可以说，二十四品各则名目都是在一定美学基准上选定的品格用语，曾有研究者把它们纳入到“素美、壮美、华美”三个范畴内（参见成复旺、黄葆真等合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二册第四章），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而这也正与司空图“以全美为工”的诗学主张相一致。实际上，它荟萃了各种美学品格与创作感受，从“雄浑”到“流动”，凡二十四品。但是，从理论的角度看，它到底有没有一个体系，这也是一个在学术界争论了很多年的问题。有人认为，《二十四诗品》在排列顺序上体现出了“脉络”、“伦次”，而所作的解释又不尽相同；也有人认为，它并没有什么的理论体系，只是就诗的意境、风格问题陈述了24则意见罢了。但不管怎样，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诗品的确包罗万象，对各种风格意境及创作经验都有所阐释。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评论的那样：“故是书亦深解诗理，凡二十四品：曰雄浑、曰冲淡……各以韵语十二句体貌之。所列诸体皆备，不主一格。……”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称赞的“诸体皆备，不主一格”，也正是司空图在诗歌创作上的一贯的主张。他曾自评己诗“皆不拘于一概也”，批评贾岛诗作：“大体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 三、两相呼应的诗学理论 如果我们进一步将《诗品》与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两相对照，就会发现，虽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一个是四言韵文，一个是以散文为主（其中《诗赋》一篇为四言韵文），但是在内容上却有高度的一致性。 1．“思与境偕” 在《与王驾评诗书》一文中，司空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思与境偕”。 用“思与境偕”来概括诗歌创作的意境理论，是对前人诗歌意境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对唐代诗歌创作，特别是对陶渊明以来的山水田园诗创作实践的总结。具体来讲，这一理论主要是针对写景之作提出的，要求作品的思想感情与生活景象相融合，诗人要钟情于自然，并于自然山水中见其性情；在此中，诗人本身被艺术化，成为一首自然与人和谐浑成的诗。诗本身的工巧就有赖于与这种诗化生活情调达到同一，景中含情，景中有“我”。而通观《二十四诗品》，每一则几乎都是一首精致的四言山水诗，都是自然之趣与人之情绪相结合的产物，无一不体现出这种创作观念。 2．关于“气” 《二十四诗品》中最能体现壮美气质的莫过于《雄浑》、《劲健》二则了。而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在于都谈到了对“气”的崇尚。首篇《雄浑》其实就是暗指一股浩大的自然之气，也只有它才能“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而这股“气”在作品里就会呈现出“劲健”的风格。《劲健》一则里首段极言“行气如虹”，突出一个“气”字，“饮真茹强，蓄素守中”也是从“气”的劲健来阐明风格的劲健，也就是指作家或作品的正直健康真实丰富的思想感情。而具有此种风格的诗就会达到“天地与立，神化攸同”的境界。司空图一方面欣赏“澄澹”的诗风，另一方面也对“劲健”的诗风大加赞赏：“愚尝观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柳柳州集后》），这话虽说夸张，仍不失为知音。“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这九个字，乃韩愈诗劲健风格的绝妙注解。而在评论元、白诗的时候，则称其“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与王驾评诗书》），不论这段话说得是否妥当，但足见司空图对“气”的注重。 3．关于“淡” 《二十四诗品》第二则便以“冲谈”名篇，后面又有多处谈及“淡”，可见这又是一个贯穿于其理论中的一重要概念。而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素”、“清”、“浅”、“空”等等，都要求诗人心胸淡泊，恬静自安，发而为诗，吐词朴素自然，饶有超然尘外的闲适意趣。回顾诗坛，陶潜的田园诗，王孟韦柳的山水诗，便是实例。司空图对陶潜的关注在此不必缀言,单从他对唐代诗人的品评上即可见其明显的倾向：在历数了沈宋、王昌龄、李杜、王维、韦应物、大历十才子、元白、刘禹锡、杨巨源、贾岛、孟郊、刘德仁这些诗人后，他所要着力表现的诗人还是王维和韦应物,称道二人诗歌“若清风之出岫”（一说“若清沇之贯达”）。此外，对“澄澹精致”诗风的偏爱，又与其对元白的贬斥相得益彰：因为元白的诗歌，尤其是“因事立题”作“新乐府”（白居易语），力求发挥诗歌的讽谕作用，自然与淡然的境界大相径庭。从另一个角度看，《诗品》虽“诸体皆备”，然而就是没有一则对元白诗风的称道，这也是耐人寻味的。 4．关于“含蓄” 司空图“三外说”（散见于其“论诗杂作”中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和“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一个核心就是“含蓄”，在阐释“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时，他借用戴叔伦的一段话：“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见司空图《与极浦书》）指出作诗、赏诗都应保持一段审美距离来感受那种朦胧飘忽的妙境，进而提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而这些都是对含蓄的解读。这与《含蓄》一品中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一样，告诉我们含蓄的艺术效果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境界，但同时要想做到含蓄，又谈何容易！ 5．“实境”与“题纪之作” 《二十四诗品》中的《实境》一则，道出了真切地直接写所见所感而达到的境界。对于实境，作者有明确的回答：“取语甚直，计思非深”，而如何能达到“实境”，则是“情性所至，妙不自寻”。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司空图《与极浦书》中谈及的“题纪之作”。司空图在强调了诗人写景要含蓄隐约，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后，不忘指出一个例外，“然题纪之作，目击可图，体势自别，不可废也”，这与《二十四诗品》所说的“实境”之作是一回事，都注重直观性与可见可感性。 6．对诗歌艺术的推崇 在《雄浑》一品中有“具备万物，横绝太空”一句，与司空图《诗赋》中的“挥之八垠，卷之万象”所言情境气势极为相近，都极言诗歌的无穷魅力。不仅如此，《诗品》作者还有意将诗歌上升到一个“神奇”的境界中去玩味，道出了一些玄而又玄的创作体验：如“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自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含蓄》）；“妙造自然，伊谁与裁”（《精神》）；“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缜密》）；“神出古异，淡不可收”（《清奇》）；“情性所至，妙不自寻”（《实境》）“夫岂可道，假体遗愚”（《流动》），这些都说出了创作过程中的所体会到的诗的神奇。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只标妙境，未写苦心”，然而“神”“奇”“妙”的背后却是苦心自见。这一点与司空图又不失为知音：在司空图看来，诗之妙处，亦难以言诠，在谈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时，他深有感触：“岂容易可谈哉”？（《与极浦书》）；并明确地指出过“文之难而诗尤难”，又讲“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化，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与李生论诗书》）；“知道非诗，诗未为奇……神而不知，知而难状”（《诗赋》），其共同之处是在对诗的神化中，都体现出了对诗歌艺术的崇敬和对更高诗境的追求。 综上，通过《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诗歌理论的比较，从中确实找到了许多可以相互生发之处，在没有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证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到底是谁之前，我觉得尊重历史上的判断，还是可取的，毕竟，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之间的确有着不可抹杀的联系。正如王寿昌在《小清华园诗谈》中所称：《诗品》“理熟言弥粹”，这样的作品应该是在“深谙古作家”的前提下产生的。而从司空图的“论诗杂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但能从容地品评诗坛前辈诗歌的风格特色，而且对有唐一代诗歌发展脉络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就曾言简意赅地描述了这样一段唐代诗歌小史： “国初，主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风之出岫。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阆仙、东野、刘德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逾褊浅矣。” 通观司空图一生的诗文创作理论主张，正是在追求主观世界与自然界的默契，人与艺术的和谐，而《二十四诗品》正体现了人的心灵与艺术世界的共鸣，这不能不被视为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之间的一个很好的结合点。我们并没有牵强地生拉硬拽，只是作一种客观的展示，而诸多“偶然”的“遇合”则有力地证明着一个必然的存在，也期待着能有更多新的研究、新的发现来为我们拨开迷雾。但不论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这两个点是否可以连成一条线，他们各自的存在意义都是不容忽视的
陶渊明的田园诗论文提纲
陶渊明的诗文平易朴实，淳厚有味，语言真切，朴素，简洁，明确，通俗而精练，深入浅出。在编写论文的时候要注意把这些陶渊明的诗词特点理清，那么写作的思路就清晰了。
内容提要：
中国诗坛，人才辈出，其中“五柳先生”就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出身在东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他的田园诗不多，却在中国诗歌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厌恶污浊的官场，绝然躬耕田园，矢志不改。在田园生活中，他领略了田园的美好，民风的淳朴，也尝尽了生活的艰辛。他还将当时士大夫所不耻的田园风光、劳动生活带入到诗歌领域，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田园诗创作的先河。他的田园诗风格自然质朴，体现了自然质朴的创新美、自然淡永的抒情美、意境盎然的形象美、质朴无华的语言美，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自然”的风格至今都可称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几乎无人能超越其艺术的高峰。
关键词：创新、抒情、形象、语言
学校(院系)：*****
班级：*****
学号：*****
中国诗正文：坛，人才辈出。其中“五柳先生”就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出身在东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他就是第一个以田园景色和田园生活为题材，创立了我国古典诗歌田园诗派的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末年著名诗人，田园诗派的开创者，别号“五柳先生”。这是作者晚年，时适战乱频繁，作者为了洁身自好，归隐田园，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于是托名“五托先生”，写《五柳先生传》来表现他的志趣。陶渊明的田园诗不多，却在中国诗歌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厌恶污浊的官场，绝然躬耕田园，矢志不改。在田园生活中，他领略了田园的美好，民风的淳朴，也尝尽了生活的艰辛。虽他饱受困顿之苦，却不返官场半步。这种高洁的德操常人难以企及，也震撼着人心。他还将当时士大夫所不耻的田园风光、劳动生活带入到诗歌领域，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田园诗创作的先河。
提起陶渊明，人们便会谈起他的隐逸和他的田园诗。他的归隐，绝不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仙踪难寻，而是真真切切的不愿做官，实实在在的躬耕田园。他不仅真正参加了劳动，而且讴歌着田园风光、劳动生活，为诗歌题材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其自然质朴的风格更为他获得了“田园诗人”的桂冠，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语)。我认为，陶渊明的田园诗之所以受到历代特别是唐宋以来诸多名家的推崇，原因就在于其自然质朴的风格。
一、自然质朴的创新美
陶渊明的诗在生活题材上，在语言锤炼上，在表现手法上，都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其田园诗作，继“风骚”，承“三曹”，开诗坛田园之先河。在《归园田居》其三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苏轼与友人读完此诗，在《书渊明诗》中无限深情的写道：“览渊明此诗，相与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愧者矣!”劳作的甘苦，通过陶渊明的田园诗，第一次在文人创作中得到歌颂。四十四岁以后，陶渊明连遭不幸，阅历日深，对衣食和劳动有了更加现实深刻的理解。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劈面则提出“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可以看出陶渊明高于晋人和文学史上很多优秀作家之处，就在于他以躬耕不懈寻求到了人生的新意境。
他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在语言上的通俗、朴素、精练、深情而近似“田家语”的白描手法，都达到了“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艺术效果。“榈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的信笔拈来，“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等用质朴语言形象创新性的反映了诗人对劳作的新认识、新感情，苏轼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别此语之妙也。”(《题渊明》)陶渊明的田园诗不烦绳削的佳作，较之晋宋那些穷力追新，极貌写物，因辞累句叠而损伤了真正自然美的山水诗，给人以清新自然的享受。
二、自然淡永的抒情美
诗的生命是情感，陶渊明的田园诗有对田园宁静恬淡乡间生活的写照：“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对他亲躬陇亩则更是自然朴实的抒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农村生活环境较之官场的“雷同毁异，物恶其上”的喧嚣倾轧，更使诗人深感田园生活的清净闲适。在田园劳作中，他也切实找到了和劳动人民“话桑麻”的共同语言：“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仕途痛苦反复使他清醒看到官场生涯与他“性本爱山丘”的心性是不相容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清人温汝能说：“陶诗多真趣。”(《陶诗汇评》)这里点出陶渊明田园诗中那种舒适淡永的一往深情，确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对田园之爱于字里行间真切流出，给人以丰富有韵、回味无穷的美的感染。
元代陈绎真评论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时说：“陶渊明心存忠义，心处闲逸，情真景真，几于《十九首》矣。”《诗谱》这段话点明了陶渊明田园诗所写的事均出自他的真情实感，自然美妙。在表达感情的方式上，陶渊明的田园诗善于把自我抒情自然融合于客观事物中，如《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于自然摹写典型景物中，物我合一，表现了诗人闲适、恬静、淡泊的自我心境。陶渊明田园诗的质朴自然抒情，是和诗的内容相关联的，质朴来自贫困寒微的生活境遇，清净自然淡永是傲视腐化罪恶社会和崇尚自由人生品格的体现。
三、意境盎然的形象美
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创作过程中所塑造的形象是用点染白描手法，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并不着意刻画，苏东坡说：“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之有奇趣。”(《冷斋夜话》)所谓“奇趣”，包括诗中流露出的真情实意，也包含诗人艺术上的独特创造所给人的审美意境，古人曾指出陶渊明的田园诗“遇境成趣，趣境两忘”的特点。(许学夷《诗源辩体》)
陶渊明田园诗塑造的形象还富有理想的色彩。诗人在《桃花源记》提出了“桃花源”的社会理想，这里人人参加劳动“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劳动成果归自己，没有封建剥削，“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塑造形象时，能够使景，“依依远人村”;事，“种豆南山下”;理，“欲辩已忘言”，巧妙融合，创造出景、情、理浑融深厚的艺术境界。诗人把对自然景色的观赏体会与领悟到的人生真意联系到一起，使诗歌的景、情、理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正如苏轼所言“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这种独特塑造形象的风格构成了陶渊明田园诗意境盎然的形象美。
四、质朴无华的语言美
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虽然极近普通的“田家语”，却是经过高度艺术提炼的，而在这精粹传神的语言中又都含有丰富的情感、典型的形象。“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一个“贮”字，用在这里，形象生动新鲜传神，中夏清幽林阴好像是可贮存、可掬取的一泓清泉。“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一个普通的“翼”字，同样使我们清晰动感地看到那和煦南风温存抚爱着欣欣向荣的禾苗的景象，生意盎然。“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平淡无奇的四句诗却写出了一片生动田园生活和谐欢快的声音和气氛。北宋诗人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能够做到如此平淡朴素而又寓意深远，的确难能可贵。他的一些诗句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看似淡然没有精雕细琢，细细品味，其实都是颇具匠心的“奇句”。
总之，陶渊明的诗歌语言就是经过提炼的“田家语”，是自然的再现，简净、含蓄却又至为丰美，是蕴寓于通俗中的神奇。正如苏轼在《与苏辙书》中云;“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著名诗词评论家叶嘉莹教授也评道：“陶渊明的殆无长语的省净的诗篇，与他躬耕归隐的质朴生活，在其省净的简单之外，原都蕴蓄着一种极为繁复丰美的大可研求的深意。”元好问评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虽然陶渊明的田园诗在绮靡文风盛行的东晋并未受到多大的关注，但是到了唐宋以后，却得到了诸多诗人的企慕与推崇。其以无穷的魅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在东晋以后的诗人诗作中找到这种影响的痕迹。如谢灵运的山水诗，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还有诸多的学陶渊明田园诗等。也正如清代文人沈德潜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承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义曹有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可见在中国诗史上，陶渊明的诗歌创作熏陶和影响一大批诗人。陶渊明也不愧为我国文学史上把五言诗的创作推向高峰的一位大诗人。
学校(院系)：九江职业大学师范学院
班级：06语文教育(2)班
学号：0631240
[参考文献]：
1、郭兴良、周建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
2、郭兴良、周建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
3、袁行霈著《.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北京
4、程郁缀著《唐诗宋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李华主编《陶渊明诗文常析集》巴蜀书社出版，1998年版
陶渊明的田园诗论文提纲元代陈绎真评论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时说：“陶渊明心存忠义，心处闲逸，情真景真，几于《十九首》矣。”《诗谱》这段话点明了陶渊明田园诗所写的事均出自他的真情实感，自然美妙。在表达感情的方式上，陶渊明的田园诗善于把自我抒情自然融合于客观事物中，如《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于自然摹写典型景物中，物我合一，表现了诗人闲适、恬静、淡泊的自我心境。陶渊明田园诗的质朴自然抒情，是和诗的内容相关联的，质朴来自贫困寒微的生活境遇，清净自然淡永是傲视腐化罪恶社会和崇尚自由人生品格的体现。 三、意境盎然的形象美 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创作过程中所塑造的形象是用点染白描手法，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并不着意刻画，苏东坡说：“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之有奇趣。”(《冷斋夜话》)所谓“奇趣”，包括诗中流露出的真情实意，也包含诗人艺术上的独特创造所给人的审美意境，古人曾指出陶渊明的田园诗“遇境成趣，趣境两忘”的特点。(许学夷《诗源辩体》) 陶渊明田园诗塑造的形象还富有理想的色彩。诗人在《桃花源记》提出了“桃花源”的社会理想，这里人人参加劳动“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劳动成果归自己，没有封建剥削，“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塑造形象时，能够使景，“依依远人村”;事，“种豆南山下”;理，“欲辩已忘言”，巧妙融合，创造出景、情、理浑融深厚的艺术境界。诗人把对自然景色的`观赏体会与领悟到的人生真意联系到一起，使诗歌的景、情、理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正如苏轼所言“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这种独特塑造形象的风格构成了陶渊明田园诗意境盎然的形象美。 四、质朴无华的语言美 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虽然极近普通的“田家语”，却是经过高度艺术提炼的，而在这精粹传神的语言中又都含有丰富的情感、典型的形象。“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一个“贮”字，用在这里，形象生动新鲜传神，中夏清幽林阴好像是可贮存、可掬取的一泓清泉。“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一个普通的“翼”字，同样使我们清晰动感地看到那和煦南风温存抚爱着欣欣向荣的禾苗的景象，生意盎然。“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平淡无奇的四句诗却写出了一片生动田园生活和谐欢快的声音和气氛。北宋诗人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能够做到如此平淡朴素而又寓意深远，的确难能可贵。他的一些诗句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看似淡然没有精雕细琢，细细品味，其实都是颇具匠心的“奇句”。 总之，陶渊明的诗歌语言就是经过提炼的“田家语”，是自然的再现，简净、含蓄却又至为丰美，是蕴寓于通俗中的神奇。正如苏轼在《与苏辙书》中云;“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著名诗词评论家叶嘉莹教授也评道：“陶渊明的殆无长语的省净的诗篇，与他躬耕归隐的质朴生活，在其省净的简单之外，原都蕴蓄着一种极为繁复丰美的大可研求的深意。”元好问评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虽然陶渊明的田园诗在绮靡文风盛行的东晋并未受到多大的关注，但是到了唐宋以后，却得到了诸多诗人的企慕与推崇。其以无穷的魅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在东晋以后的诗人诗作中找到这种影响的痕迹。如谢灵运的山水诗，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还有诸多的学陶渊明田园诗等。也正如清代文人沈德潜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承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义曹有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可见在中国诗史上，陶渊明的诗歌创作熏陶和影响一大批诗人。陶渊明也不愧为我国文学史上把五言诗的创作推向高峰的一位大诗人。 学校(院系)：九江职业大学师范学院 班级：06语文教育(2)班 学号：0631240 [参考文献]： 1、郭兴良、周建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 2、郭兴良、周建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 3、袁行霈著《.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北京 4、程郁缀著《唐诗宋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李华主编《陶渊明诗文常析集》巴蜀书社出版，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