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五权分立。孙中山创立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及考试等五权独立的五权宪法，其目的是要补救三权分立的缺点，希望借此创立五权分工合作的新政府制度。 不过五权分立建立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
这是孙东川教授等人自2004年以来全力以赴开展的研究工作。他们认为，研究与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是当代中国人、尤其是管理学界的历史使命和历史机遇。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英译为the Chinese school ofmodern guanli science（CSGS），其中guanli为汉语“管理”之拼音。中国人的管理理念很丰富，涵盖了英语的management，administration等单词，没有哪一个英语单词可以完整地确切地表达汉语的“管理”；“管理科学”的丰富内涵也不是management science（MS）或administrationscience（AS）所能表达的，唯有表达为guanli science（GS）。就是说：管理（guanli）= management + administration + ……管理科学（GS）= management science（MS）+ administration science（AS）+ ……中国人研究管理和管理科学，不能简单套用英语世界的概念，不能削足适履、自废武功、“被绑架”。孙东川教授等人主张构建中西合璧的管理科学话语体系，争取中国人在管理世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他们提出：管理是人类的第二类活动，它为第一类活动服务，使之提高效率和效益（第一类活动是生活的与生产的作业）。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基本定义。图1表示管理科学的内涵与结构。这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知识体系，大大超过了西方的MS和AS。?CSGS具有以下特点：1.它是中国的：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它是在中华大地上生长起来的，适合中国国情，能够有效地解决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问题，而且，中国人应该是创建中国学派的主力军；2.它是现代的：运用现代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体现世界上最新的管理科学与管理工作成就；3.它是先进的：博采众长，推陈出新，综合集成；4.它是世界的：具有普适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尤其是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所借鉴；5.它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将会不断完善与发展，永葆青春。创建CSGS的基本途径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近为今用，综合集成。其中“近为今用”是重点，其含义是从我国近期的社会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上升到理论高度，指导当前和今后的社会实践。所谓“近”，主要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新中国的60多年—中国共产党的90多年；“近”还可以上溯到辛亥革命（1911年）—洋务运动（始于1860年）—鸦片战争（1840年）。图2是创建途径的形象化表示：“三室一厅”的工作模式。“中国模式”是“中国学派”的学术形式，“中国学派”是“中国模式”的实践形式。实践先行，理论随后。有了实践形式，才能产生学术形式；有了“中国模式”，才能产生“中国学派”。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尤其是经济领域和管理领域。在管理领域，“中国模式”已经基本形成并且不断发展与完善，CSGS要靠管理工作者和管理科学研究者积极打造和创建。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凡是发展的都是合理的，凡是成功的更是合理的。中国模式是存在的，发展的，成功的，无疑是十分合理的。经济发展与管理工作是正相关，社会安定团结与管理工作是正相关。尽管当前我国的管理工作还有不少问题，甚至很严重，但是，我们应该把握大方向——对于我国的管理工作基本肯定而不是全盘否定，同时，克服缺点和错误，加以改进与提高。研究中国的管理，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建树，建立一个体系或框架，并且为它起一个名称——国内许多学者都想到了，而且采取了行动。目前名称多种多样，例如：和谐管理（HeXie management），和合管理，中国管理学，东方管理学，中国式管理，中道管理，中国管理科学，中国现代管理科学，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科学，等等。虽然这些名称在字面上差异比较大，其实学者们的心愿都差不多：研究中国的管理，创建一些理论与方法，用以改进和提高中国的管理工作，并且为管理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CSGS具有最大的兼容性，是个大平台（大舞台）、聚义厅，是个大家庭。CSGS是一个大学派，是一个总的名称，它可以而且必然会分为若干小学派。如同先秦诸子百家，CSGS也会有新的诸子百家。CSGS可以借鉴和移植系统工程中国学派的许多内容。创建CSGS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千军万马长期作战。“干”字当头，又好又快地完成我们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孙东川教授及其学术团队相信：再有5-10年时间，中国的管理工作将会有极大的改观，CSGS的创建工作将会基本就绪。事实上，两者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CSGS将为世界的管理科学宝库增添具有中国特色而熠熠生辉的丰富内容。 孙东川于1980年开始由工科专业转向系统工程与管理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由于他有较好的数学、运筹学和控制论的知识基础，并且具有在企业工作的经验，所以，很快就完成了转型，成为新领域的佼佼者。他推导了PERT等效计算的一组公式，证明了确定critical path的必要条件与判别定理，提出了“最紧急路线”的概念和判别准则。在一些企业成功地开展了PERT的应用研究。他在系统模型、系统工程方法论和系统工程基本原理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例如，面对一些教科书上以讹传讹的Hall三维结构，他追根溯源，找出. Hall的原作，指出其中第三维应该是“专业维”而不是“知识维”（1983）。孙东川教授先后编写了三部系统工程教材：《系统工程简明教程》（孙东川，陆明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张钟俊教授写序，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此书出版后被推荐为“七五”期间全国高等工科院校试用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系统工程引论》（孙东川，林福永，孙凯），中国工程院院士汪应洛教授写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2009年第2版，此书每年重印，总印数已超过2万册；中国科学院规划教材《系统工程基本教程》（孙东川，朱桂龙），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人怀教授和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前理事长、国际系统研究联合会前主席顾基发研究员写序，科学出版社，2010. 这三本教科书都很受欢迎，在系统工程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书中较多的内容被其他教科书引用。孙东川教授坚持按照钱学森体系来阐述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他指出：系统工程中国学派已经形成——这就是钱学森学派，这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是系统工程学科的宝贵资产；他认为：系统工程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同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系统工程在中国可以实现更大的辉煌；人类社会到了共产主义还需要系统工程，一万年以后也需要系统工程，系统工程将与时俱进，永葆青春！ “中山文化”这一重要的创新理念是孙东川教授在1998年提出来的。1999-2001年他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99BJL048）“中山文化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现实意义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专家鉴定意见是：“本项目立论正确，有创造性，开辟了研究孙中山先生的新领域，研究成果堪称佳作，填补了研究‘中山文化’这块学术园地的空白，具有国内领先水平。”2001年11月初，以项目研究成果为基础，在澳门召开了“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暨中山文化研究成果报告会”，海峡两岸四地学者出席，会议开得很成功，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博士从夏威夷专程到澳门赴会。“中山文化”定义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40年，他和以他为首的革命志士，在为实现振兴中华的目标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过程中所创立的革命学说、价值观念和思想理念，所表现的革命风范、奋斗精神和献身精神，及其合理延伸。中山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包括：（1）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 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在1000万字以上，不同版本在国内外大量出版，影响深远。孙中山先生在遗嘱中特别指出：“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是所至瞩！”（2）孙中山先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理念 孙中山先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理念，不但反映在他的著作中，而且凝聚在他提出的奋斗口号和题词中。例如，“振兴中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等。为了培养革命和建设事业人才，1924年春季他亲自倡导成立两所学校：“武学校”黄埔军校，“文学校”广东大学（1926年更名为中山大学），他给文学校的题词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他在生命弥留之际呼吁：“和平，奋斗，救中国”。他说：“革命者是要做大事，不是要做大官。”他认为革命者都是人民公仆，大总统也不例外。（3）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风范、奋斗精神和献身精神 孙中山先生的人格是高尚的、伟大的，他的精神感人至深，有众多至死不渝的追随者。他干革命不屈不挠，愈挫愈奋。他一生不知道遇到了多少挫折，多次危及生命，但是他从来不退缩。许多亲密战友牺牲了，但是丝毫不能动摇他的革命决心。孙中山先生是勤政廉政的楷模。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他募集了大量的革命经费，但是他从不为自己谋一点私利，全部奉献给革命事业。他的大哥孙眉先生倾家荡产支持他的革命事业，从夏威夷富甲一方的“茂宜王”变成一贫如洗的平民；1912年初，广东省革命力量推举孙眉担任广东省都督，孙中山先生不予批准。孙中山先生的家事遗嘱是：“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留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4）以上所说，特别是（2）（3）还包括：在孙中山先生漫长的革命岁月中，他的战友、学生和追随者等一大批革命志士的杰出表现、创造和奉献。他们前仆后继，义无反顾，抛头颅，洒热血，很多人牺牲了年青的生命。（5）中山文化还包括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以上各点的合理延伸这里所说的“合理延伸”，包含两个方面。其一，他的革命继承者们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山文化所作出的贡献，包括思想理论的贡献和革命实践的贡献。其二，在全中国普遍出现的社会现象，例如大中城市一般都有中山路、中山广场、中山公园及孙中山先生塑像等；又如，每年11月12日和3月12日，孙中山的诞辰与忌辰，北京、南京、广州等地都要举行纪念活动。翠亨故居、广州中山纪念堂、南京中山陵，北京香山碧云寺衣冠冢等，都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参观和瞻仰的重要地点。神州大地到处都有中山文化氛围，令人追念伟人，激励革命斗志。中山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孙中山先生留给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宝贵的历史遗产。孙东川教授多次参与广州、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相关的全国性纪念活动和学术活动，积极宣扬中山文化。在他的推动下，澳门辛亥革命与中山文化研究会、澳门辛亥·黄埔协进会先后成立，积极开展研究工作和社会活动。他还多年担任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常务理事。 孙东川教授还开展过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省级劳改系统研究、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等，都取得了比较出色的研究成果。综上所述，孙东川教授的研究领域比较宽，成果比较丰硕。但是，他自己认为有利有弊。弊端在于不能朝着一个方向深入下去，作出系列性的重大研究成果。（主要是客观原因造成，他自己感到身不由己，很惋惜。）因此，他告诫他的弟子和年轻学者：要与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白头偕老！千万不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呼吁青年学子学习袁隆平院士几十年如一日，专心致志研究杂交水稻的精神；要做到：心无旁骛，目不斜视，勇往直前，持之以恒！孙东川教授认为，市场经济给教育界和学术界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浮躁，普遍的浮躁。不少人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挣钱很多却永不满足。这样，中国出不了大学问，出不了大师。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他认为，借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共同致富的重大举措，现在需要大力提倡：让一部分人先静下心来做学问！逐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静下心来做学问。这需要大学校长和教育部等国家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出台有关政策措施。孙东川教授表示：要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CSGS，哪怕只有绵薄之力，哪怕只能作铺路石子，也心甘情愿，在所不辞。他认为：老教授应该超越马斯洛，上升到第六层次：物我两忘——孜孜以求，做学问不带功利性。孙东川教授的座右铭：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冯来兴副教授男，1969年10月生，中共党员、博士。自1993年大学毕业以来，一直在高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教授课程：为本科生教授《政治学概论》、《中国政治学说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和《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与实践》等多门课程。并为研究生讲授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程》。主要研究：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科学研究工作，先后主持或参与省级以上课题十项，在省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其中，“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政治安全的挑战及对策”和“论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分别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社会主义论丛》全文转载。先后参与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共中央组织部、省社科规划、省高校人文社科、省教育厅教学改革、省思想政治教育等课题十余项。肖飞副教授男，1957年9月出生，湖南衡阳人，中共党员，湖南师范大学哲学学士，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孙中山研究所所长。主要经历：1979年9月——1983年7月，在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学习毕业；1983年8月——1986年3月，在湖南农学院衡阳分院任教；1986年4月——1993年7月，在中南工学院任教；1993年8月——2010年5月，在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任教。教授课程: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要研究：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重点研究孙中山、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刘立新副教授男，汉族，副教授，人文社科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室教师。主要经历：1988年本科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获教育学学士学位，1988年从师于高等教育学家潘懋元先生门下，1991年毕业于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获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教授课程： 近年来一直承担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主要承担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并承担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的一系列科研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参与撰写与编辑了《孙中山研究论文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论文集》等四部著述，发表论文10多篇。主要研究：长期以来一直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高等教育学与心理学等领域，均有一定的创建与成就。在学期间先后参与《高等学校管理学》、《青年心理学》、《创造性思维与能力》、《归因理论研究与应用》等8部著述的撰写和编辑，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在高等教育学、高等学校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归因理论以及思想德育教育、中国近现代史等方面有较深的造诣和独特的见解。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并立志在此领域有所突破。郭智勇讲师、博士男，1963年1月出生，湖南祁阳人。主要经历：1979年9月－1983年7月，就读于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专业 (本科)1983年9月－1986年10月，就读于福州大学地矿系生物地层专业 (硕士研究生)1986年10月－1995年7月，任教于桂林治金地质学院地质系 (讲师)1995年7月－2001年8月，深圳华储实业总公司工作 (经理)2001年9月－2006年6月，脱产就读于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 (博士研究生)文字代表作：1、《风动还是心动—从奥义书看<庄子·齐物论>的理路》2、《梦觉皆幻—从印度思想体系对<庄子>内篇世界观的一种把握》3、《从字词的演化规律和实例看<庄子>内篇的成书年代》4、《逍遥的三个层次—庄子内篇的结构》5、《<庄子>内篇的轮回思想和解脱思想研究》6、《论相同命题在<吕氏春秋>和<公孙龙子>中的不同意义》7、《贵己还是贵已—对战国三子思想传统理解的质疑》8、《义之美与仁之善—从〈吕氏春秋〉与〈淮南子〉天性的区隔看中国文化内在的两个价值取向》9、《财富是想出来的—知识经济时代读中山先生〈行易知难〉》胡剑宾讲师、硕士男，汉族，原籍河南省兰考县人，1969年6月出生。主要经历：1983年9月——1986年7月 河南省开封市第二师范学校 学习1986年8月——1989年8月 河南省兰考县魏庄中学 教学1989年9月——1991年7月 开封市教育学院政史专业 学习1991年8月——1994年8月 河南省兰考县魏庄中学 教学1994年9月——1997年7月 河南大学政治系中共党史专业 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1997年7月——今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教学教授课程：主讲《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政治理论课程。注重互动式教学和现代教学手段的应用，小组主题活动是本人课堂教学的特色。陆文学讲师、硕士男，1971年8月出生，宁夏灵武人。主要经历：1993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199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西北史研究中心，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8年来到中山学院工作至今。教授课程：主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来院之后，先后开设过《旅游地理学》，《实用美学》，《地方政府学》，《社会学》，《社会调查方法与原理》，《西方经济学说史》等课程。主要研究：为中国近代史及民族社会学。发表论文若干篇，主要代表作有《妇女乃国家兴衰存亡的根本————郑观应女性观辨析》，《岭南文史》2009年第4期；《变中的不变———论孙中山的民族同化思想》，《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从消极的到积极的民族主义———1919年之后孙中山对其民族主义思想重新阐述的过程和原因》，《孙中山研究》第2辑，2009年3月；《清代宁夏人口的地理分布及变化》，《固原市专学报》2005年第2期等。目前承担中山学院教改项目一个，参与其他研究项目若干。李德黎讲师、硕士男，1975年生，四川人。主要经历：2005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思政专业，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擅长演讲辩论、拓展培训、公务员面试培训，曾担任电子科大中山学院辩论队教练与人文系辩论队教练，在中山广播电台《夜色正缤纷》和《聊聊吧》中担任客座嘉宾。教授课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课程。讲课风格富有激情，善于结合时事来阐明观点。主要研究：近年来主攻三维仿真领域成为中山市三维仿真领域的先驱和代表，2010年受中山市政府委托为上海世博会中山馆制作网上三维展厅，于2010年5月22日在中山政府网与中山实体馆同步直播开放；并先后为中山政府网（英文版、日文版）、中山文联网、中山党史网建立了三维仿真互动平台。近年来的主要科研成果：1．论文《传统宗法关系与腐败德滋长》获得2006年广东省“反腐倡廉”征文优秀奖，并作为大会主题发言。2．《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发展探索》（参研）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教研课题(2005)3．《发展中山创意产业的探索》（参研），中山市社科联课题（2006）4．参编《风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5．论文《我国理工科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现状》和《高校学生政治辅导员的工作定位》6．论文《发展中山创意产业的六大着力点》发表于《新经济》2008年5月期7．论文《三维仿真漫游技术在建设孙中山文化工程中的作用》发表于《孙中山研究》2008年12月8．《中山文艺资源的抢修和保护》（参研）中山市政府专项基金2008-20099．《中山文化资源的三维仿真保护平台》（参研）中山市科技局项目2008-2010 罗越富讲师、硕士男，1981年9月，讲师，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人文社科系旅游管理教研室主任。学历背景：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管理学学士学位 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地理专业硕士毕业，获理学硕士学位教授课程：主讲旅游学概论、旅行社经营与管理、旅游地理、餐饮管理、旅游信息管理信息系统、现代企业管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旅行技巧学等课程。研究方向：旅游文化、旅游电子商务科研成果：在《旅游论坛》（原《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合作经济与科技》等杂志上共发表5篇文章，其中1篇被人大复印资料《旅游管理》全文转载。课题研究方面参与了中山市黄圃镇项目《广东鳌山海蚀文化旅游区总体规划》的调研和撰写；中山市旅游局课题项目《加快中山特色旅游发展的研究》的调研和撰写；参与中山市旅游局课题项目《孙中山文化资源发掘与对外推介》的撰写。获奖情况：2007-2009连续两年获人文社科系优秀教学奖2009年度获得中山学院优秀教师奖石岐区休闲文化征文二等奖林丹彤讲师、学士女，旅游管理专业讲师。教授课程：《旅游学概论》、《社交礼仪》、《休闲学概论》、《导游实务》、《旅游市场学》、《插花鉴赏与创作》、《园林规划设计》、《园林树木学》、《花卉学》、《粤语》、《就业指导》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主要研究：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十六篇（其中核心期刊四篇），文学作品多篇，摄影作品两幅。《中山日报》专栏作者。学院生生花艺协会创办人兼指导老师，曾于2001年组织指导花协会员参加第七届中国（中山）菊花展览会的插花比赛及其他工作，获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三等奖四项。2006年出版著作《插花，艺术与生活》，2007年获中山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8年获中山学院优秀教案奖、教育部第八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文科组优秀奖。主持市、校级科研项目各一项，参与省、市、校级科研项目六项，横向项目两项。闵祥晓硕士、讲师女，山东德州人，硕士，讲师主要经历主要经历：2005年本科毕业于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旅游管理专业；2007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2007年7月起任教于电子科大中山学院人文社科系旅游管理专业教师。教授课程：《会展概论》、《市场营销学》、《旅游文化》、《旅游政策与法规》、《民俗与旅游》等。主要研究：旅游规划原理及会展基本理论。主要论文成果：2006年《江南三大名楼旅游合作与发展的条件及途径分析》2009年 《曲阜“三孔”旅游区景区空间结构整合分析》2009年 《曲阜“三孔”旅游区购物点空间体系分析》2009年8月《香山商业文化的现代传承》主要科研成果：2006年8月-10月，参与《黄鹤楼公园旅游总体规划》的编制；2007年9月-2008年7月 ，参与中山市黄圃镇《广东鳌山海蚀文化旅游区》旅游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2008年参与中山市社科联《慈善万人行本体论研究》课题；2009年参与中山市社科联《中山慈善万人行价值提升研究》课题；获奖情况：诗歌《活在民间的宝贝》获2008年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征文大赛三等奖。卢育林讲师、硕士 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与武汉理工大学，分别获经济学学士及管理学硕士学位，中共党员，讲师、经济师职称。主要从事第三产业经济、资本市场以及旅游、会展、酒店等服务行业经营管理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经历：1992-1997年在中国银行的信贷、投资和计划、财务部门实习和工作，具有多年的实际经济管理工作经验。1997年进入中山学院工作至今，多次获得过“吴桂显奖教金”、“优秀共产党员”、年度考评“优秀”等荣誉。教授课程：《旅游经济学》、《景区经营与管理》、《会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项目评估》、《证券投资学》、《财政学》、《银行经营与管理》、《西方经济学》、《会计学》等。科研成果：在《教育与经济》、《学术论坛》、《经济师》、《金融论坛》等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9篇；主持和参与科研课题4项：《混业经营模式下银行业的风险和成本研究》、《中山市保税物流发展规划（2010-2015）》、《孙中山文化资源发掘与对外推介》、《中山市口岸发展规划（2010-2015）》等。 王春芳副教授、在职博士生女，博士、副教授。新疆乌鲁木齐市人。专业方向：新闻发展史、广播电视新闻。主要经历：自1989年工作以来，在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从事新闻主持、记者工作近十几年，后调入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两年。2007年调入广东省中山市，在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人文社科系从事新闻教学工作。2008年入选为中山市社会科学人才库成员。教授课程：新闻评论，深度报道，广播电视新闻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媒介素养，播音与主持，基础写作等。获得奖项：在媒体和教学单位工作期间，采访制作的多期节目、新闻报道、科研课题和论文，获得了国家、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各级多项奖类。多篇新闻专业论文在全国新闻核心期刊上发表，如论文《20世纪中国大陆女性作家创作中的女性意识的演进》发表在全国核心期刊《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学版》2007年第6期上。《警惕新闻报道中的犬儒主义倾向》发表在新闻核心期刊《当代传播》2007年第6期上。《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危机及其对策》发表在全国双核心期刊《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版2008年第五卷上；《从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看构建和谐大众传媒文化》发表在《现代视听》2008年第8期上；并被《新华文摘》2008年21期选为推荐文章。《大震过后，警觉激进民族主义》获广东省高校校报2008年度好新闻言论类二等奖。所撰写的《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危机及其对策》获中山市社科优秀成果论文二等奖。阮波副教授、硕士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副教授, 中山市社科专家库成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山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山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中山市舞蹈家协会理事。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后以同等学历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文艺美学专业。教授课程：目前主要从事大学写作、实用美学、中西方文化与文学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研究成果：创作大量的文学、音乐、舞蹈、美术、建筑、影视等美学评论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评论版）》、《读书》、《作家》、《学术论坛》、《河南科技大学学报》、《语文教学与研究》、《舞蹈》等全国核心期刊。已出版的专著包括散文集《春风不相识》、评论集《返回身体的原点》、文集《即兴行走》，作品被北京国家图书馆、国家863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超星数字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粤人文库”、中山市级图书馆等各级图书馆收藏。曾蝉联2000-2001、2002-2004、2005-2007三届中山文艺奖一等奖，并获得五个一工程奖、优秀论文奖等奖项。曾在《成都晚报》、《新快报》、《大地》、《作品》、《中山日报》等报刊撰写专栏，同时从事美学的评论和社会宣传推广工作，在美术馆、图书馆、书城等文化机构开办艺术类讲座，出任各类文艺演出的评委、导赏等工作，曾参加广东省女作家散文研讨会、亚洲与世界文明研讨会、香山文化研讨会、广东省青年作家代表大会、全国名报名社名刊研讨会等各类学术交流研讨活动。罗永雄讲师、硕士男，1979年8月出生于新疆伊犁，祖籍广东兴宁。2007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传播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曾任新疆经济报编辑、昌吉日报社记者、编辑，北京新势整合公关咨询顾问公司客户经理，现为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讲师。1997年进入新疆大学学习新闻学，学习期间曾在新疆经济报社编辑部供职，毕业后进入新疆昌吉日报社任经济口记者，具有丰富的业界实践经验，从业近4年，累计编辑版面20个，刊发新闻稿件500余篇，50余万字，荣获省级新闻奖一次，地市级新闻奖三次。2004年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攻读应用传播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先后参与编写《媒介产业案例分析》、《经济传播学总论》等3本教材，完成出版共计约10万字的书稿。期间在北京新势整合公关咨询顾问公司供职，负责传播策划与媒体的联络沟通。2007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在人文社科系新闻教研室任教，先后在国内各类学术刊物发表《情境限制下的个体认知颠覆与沉默螺旋的扩散——从“洞中个体”的沉默到优势意见的加强》等5篇学术论文。主要学术研究方向为：媒介伦理、 媒介传播与社会文化、影视文化传播等。教授课程：先后担任《传播伦理与法制》、《社会学》、《大众传播与文化》、《电视节目主持与制作》、《媒介热点研究》、《应用文写作》、《电影艺术欣赏》、《公关与广告传播》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陈亚辉副教授、硕士男，湖北武汉人，硕士，讲师。2004年6月毕业于武汉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2007年6月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获管理学硕士学位，2009年3月至今任行政管理专业教研室主任。教授课程：《经济学原理》、《电子政务》、《管理统计学》、《行政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概论》、《网站规划与设计》。主要研究：2007年进入学院工作以来，获得的主要荣誉包括：2007年荣获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优秀教案二等奖,2008年荣获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优秀共产党员，中山市优秀共产党员。2009年荣获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优秀教师二等奖，优秀教学奖。主持或参与的科研课题包括：2007年主持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青年教师基金立项课题《中山市专业镇可持续发展研究》；参与中山市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调研课题《孙中山民生主义与中山和谐社会构建研究》、中山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委托课题《中山市流动人口综合调控体制研究》、中山市港口镇政府委托课题《港口镇城郊经济发展规划》。2008年参与中山市对外贸易经济经济合作局委托课题《中山市外经贸发展规划研究》、《中山市口岸发展规划（2010-2015年）》、《中山市保税物流监管体系发展规划（2010-2015年）》。2009年参与中山市民政局委托课题《中山市孤残儿童救助制度研究》、《中山市社会中介组织管理体制研究》、《中山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研究》。2010年参与广东省社科联规划课题《中山慈善万人行善款管理和使用的绩效评估研究》、广东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与政治文明建设关系研究》。目前已发表科研论文包括：1.基于钻石模型的武汉东湖高新区竞争力研究．当代经济，2006(6)2.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当代经济，2006(7)3.论科技园区内社会资本在创新集群中的作用．社科纵横，2006(10)4.能力胜任模型在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训方案中的应用.中国电力教育.2009(2)5.论城市人口综合调控指标体系的构建．管理观察，2009(3)邓雪琳讲师、在职博士生女，讲师，在读博士。2001年获得湖南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学位，2004年获得湖南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现在武汉大学修读行政管理专业博士学位。自2004年以来一直在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工作。教授课程：《大学语文》、《人力资源管理》、《中外公文名篇选读》、《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等课程的教学。主要研究：高等教育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 近年来在CSSI来源期刊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10篇，另在优秀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合计近30余篇，主持院级课题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课题总计13项。2008年10月被选为中山市首批社科骨干，2009年2月入选中山市社会科学人才库。2007年，论文《党的群众工作方法与社会工作方法有机结合的研究》入选《广东省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调研报告选编》。2009年，论文《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地方政府公务员考核》获学院“一等奖”。2009年，在“孙中山思想与中山现代化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论文《孙中山人才思想与中山市现代化建设》。李芳讲师、硕士女，汉族，湖南娄底人，党员，在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人文社科系担任讲师。主要经历：1999年9月-2003年7月 中南大学 行政管理本科2003年9月-2006年7月 武汉大学 行政管理硕士硕士期间共发表5篇学术论文～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人文社科系-行政管理专业教师教授课程：《公共政策学》、《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管理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获得学院首届优秀教案二等奖（2006年）担任人文社科系系务委员会委员和教学质量小组成员（2007年起）多次组织学生实践：2007年组织学生进行民政部低保户入户调查（中山）；公共政策课程组织政策调查以及安排学生到中山市政府部门座谈；社会调查课程组织主题广泛的校园、校外小组调查；组织认知实践—民企学习发表两篇学术论文，参与中山市社科联课题《和谐中山》（2007-2008年）丁婷婷讲师、硕士女，讲师，毕业于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行政管理硕士，行政管理学士，英语语言与文学学士。自进入学院工作以来，获得2007-2008年优秀教案评选三等奖，获2007年、2008年、2009年年终教师考核二等奖。教授课程：《地方政府管理学》、《市政学》、《秘书理论与实务》、《社会礼仪》、《专业英语》等课程教学。科研成果：1、2009年主持院级《秘书学》教改课题一项2、2008年参与中山市对外贸易经济经济合作局委托课题《中山市外经贸发展规划研究》、《中山市口岸发展规划（2010-2015年）》、《中山市保税物流监管体系发展规划（2010-2015年）》3、2007年参与中山市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调研课题《孙中山民生主义与中山和谐社会构建研究》、中山市港口镇政府委托课题《港口镇城郊经济发展规划》4、《创新教育》杂志2009年4月刊发表教研论文《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学方法技巧与考核手段研究。5、《经济学研究导刊》杂志2009第17期发表科研论文《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中的人本途径建构》郑莉婷硕士女，生于广东中山，人力资源开发硕士学位教育背景：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管理学院， 主修经济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主修人力资源开发(HRD)，获社会科学硕士学位。工作经历：—广东省侨外出国人员服务中心 (广州)，任培训部专员。2005. 9—戴德梁行房地产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任人力资源主任。2007. 8 — 2008. 12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任人力资源部部长。2009．2---现在 教师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人文社科系 行政管理教研室教授课程：人力资源管理, 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开发, 社会调查与统计, 管理学，领导学，管理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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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人权思想2001年2月13日 16:14 杜钢建关于孙中山人权思想的内容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学术界同仁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作过探讨和论述。本文旨在讨论孙中山人权思想的实质和倾向，并联系现代中国思想界状况及未来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努力揭示孙中山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在中国近百年人权思想史上，孙中山人权思想无疑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上面深深烙下了民权主义的印迹，反映出近现代中国人权思想的曲折历程和艰难险阻，孙中山的人权思想是民权主义的，而不是人权主义的。这一点决定了孙中山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集体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自形成以来便一直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人权主义为标志为旗帜的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个人本位主义的。个人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处于下风，与之相应，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研究孙中山的人权思想，不能不在总结近百年人权思想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孙中山思想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当代中国固然需要研究和宣传民权主义，但更需要认识倡导人权主义。一近代中国人权思想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条是个人本主义的思想路线。前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近代西方个人主义人权理论传统；后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徘徊于两条路线之间。然而，从总体上和结构上看，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与严复、陈独秀、胡适等人代表的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就民权和人权的观念而言，孙中山最早接受的是民权观念的影响。在其民权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起先人权是被包含在民权之中的。他在针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时所讨论的大量问题既是民权问题，也是人权问题，由于民权和人权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且在含义上有交叉和相同的方面，所以孙中山乃至近现代许多思想家在探讨民权问题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论及人权问题。孙中山对人权问题的探讨既有自觉的一面，也有不自觉的一面，孙中山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观念作过大量的介绍和宣传，此种介绍和宣传最终是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民权主义纲领服务的。早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充分阐述了“国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和改革主张。在当时朝庭上下仿行西法兴利除弊的改革形势和氛围的影响下，孙中山一方面积极上书为民请命。另一方面努力组织兴中会，意在创立“合众政府”。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传统与近代西方共和制度经验相结合，逐步形成孙中山的民权主义。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近代西方相继出现的三民主义思想归结为“皆基本为民”。在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一直被他视为“政治革命的根本”。而民权主义的核心内容归结起来就是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民权主义所关心的是政体问题，是统治权力归谁掌握的问题。[1]民权主义与人权思想的关系表现为孙中山关注的是集体意义上的民权，而非个体意义上的人权。民权主义与人权思想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于“国民”观念。国民在法律关系上应当是平等自由的。平等自由的国民不堪忍受君主专制政体，从而有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需要。使国民人人平等成为孙中山早期民权主义的奋斗目标，国民观念当然涉及个人的人权问题，但在总体上它所要实现的直接目标是集体意义上的民权，孙中山讲国民主要是从“国民全体”意义上而言的。国民全体被作为与君主个人相对立的权利主体看待。民权主义中的民权主要指国民全体之权，当然，其中包含个体意义上的国民。由于“国民”概念摆脱不了个体含义，单个个人也可称之为国民，所以随着孙中山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日益膨胀，后来他更多地喜欢使用“人民”的概念来解释民权主义。“人民”一词纯属集体性质的表述。任何单个个人是不能称之为人民的。民权也就被理解为人民之权。“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2]，人民在理论上被捧到至高的位置。尽管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具有集体本位主义倾向，但他对“国民”、“民权”观念的热情宣扬对于传播和普及民主思想，对于抵制封建专制主义和推进革命斗争，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且已载入史册的事实，况且在当时的时代条件决定革命首先需要关注的是统治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的问题。几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将人民完全推到了君主的对立面”。同专制君主相对的是正是普遍化了的被统治阶级—人民大众。同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使民族矛盾激化到无可复加的地步，在国内外重重对抗关系中，人民或国民全体的地位问题成为一切革命斗争的焦点。夺取政权实现民权自然而然地成为革命斗士们的历史任务和崇高理想，在民不聊生战乱频仍国难当头的乱世，个人的人权同民众整体的灾难相比，便会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客观形势已经发展到不夺取政权实现民权便无从保障个人人权的地步，在孙中山及其他革命者的心目中，民权自然会比人权重要得多。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民主立宪制度实现后，人权问题自然会随之迎刃而解，这是当时在革命志士中普遍流行的看法。�民权的实现意味着人权的实现，这在道理上已经被当作不言自明的真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在将民权上升到主义高度时，便以为人权也会随之上升。以民权带人权、以民权保人权，这的确是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时的初衷，在早期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理论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民权主义会导致排斥人权的倾向出现，尽管在后期他实际上已经自觉地走上以民权压人权以民权挤人权的道路，但在早期他的确是想以民权带人权以民权保人权。在孙中山的思想中民权与人权的关系终于从一致走向对立，这种令人遗憾不解的局面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理论原因。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发展中，民权与党权关系的变化是导致民权与人权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要夺取政权，必须缔造一个革命党，这是一切企图走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人们年遵循的常识。具有暴力主义倾向的孙中山从革命初期就一直努力组建革命党，并逐渐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努力提高党的地位，在党与民的关系中，起初党在理论上从属于民依附于民，党权在民权之下，这在孙中山早期思想中是确切无疑的。但是，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激化，兵权日益显得重要。“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孙中山：《与汪精卫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89页。）重兵权是革命本身的需要。谁来掌握兵权呢?当然是领导军政府的革命党。党权的重要性是从兵权的重要性中引伸出来的。在革命之际，兵权重于民权，党权又重于兵权，这在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中也是明白无误的道理，他将革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或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在这三个时期或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中的事情，此前的军政和训政都得由“革命党”来主持。在漫长的革命程序中，民权一再被推迟，人权也就更提不上议事日程。[3]党权成为革命的关键，民权的重要必在革命和建设中都不得不让位于党权。随着革命程序论不断深入党心军心民心，党权高于民权重于民权的观念也就被普遍接受了，从兵权重于民权到党权重于民权，这在逻辑上和实践中都是必然的结果。党权重于民权高于民权的观念的形成，与孙中山思想深处的英雄史观和独裁倾向分不开。民权实际上被理解为统治权力，而人民则被理解为奴性十足的后知后觉的群盲。在这些群盲被改造以前，民权当然只能归属于革命党。人民必须由党来教训；党在教训人民的过程中可以使用强迫手段和专政工具。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党比人民伟大得多、崇高得多，在民权主义的旗号下，人民早已被架空，民权被党权取代，民权被党权鲸吞，人民的地位在伟大英明的党的面前无形中被降低到无知无识的“皇儿”地位，孙中山说：“中国奴制已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强迫手段，迫着他来作主人，教他练习练习”。又说：“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以五千年被压作奴隶的人民，一旦招他着皇帝，定然是不会作的，所以我们革命党人应当来教训他，如伊尹训太甲一样”。[4]对于没有出息的人民，党有绝对的权力去教训他、强迫他。名义上人民是共和国的皇帝，但这个被戴上皇帝荣冠而不懂得怎样当皇帝的可怜儿还要接受母亲党的皮鞭教训，是党将皇权夺过来的，也是党想将皇权恩赐给人民。尽管此种恩赐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理论上，事实上那还是遥远地未来不可知的事情，但人民必须为此感戴党，服从党，任凭党用专政手段来教训和开导。在“革命”的党的脚下，人民等待的不是如何享有民权，而是无期无尽的无数个人权利的丧失和牺牲。在党权压迫下，人民不仅未能得到民权，而且连人权都作为受教训受培养的代价付出了，这种现象在实践中的普遍出现肯定不是孙中由所愿意看到的，但他在理论上造就的党权意识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而且实际上导致了这种结果的出现，国民党掌权后的专政主义做法并未使孙中同清醒过来。党权意识的膨胀终于改变了民权主义的初衷。孙中山由早年倡导人权自由一晚年反对讲人权自由的思想转变过程与党权意识的膨胀过程是一致的。他曾明确表示：“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5]什么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呢?这就是党权至上，为了党国必须牺牲个人自由和权利。党权在革命中代表兵权，在建设中又代表国权，党和国家已经混然一体。在革命时期党权可以从兵权处找到至高无上的凭据；在和平时期党权又可以在国权的外衣下取得合法性。为了党国的利益，个人的自由权利算得了什么!“个人不可以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6]国家要得完全自由，领导国家的党就更需要无限的自由。在党国面前，个人自由、天赋人权这些曾经被作为理想追求的美好事物便统统成为充满危险和罪恶的东西。党国的团体利益集体利益要求将个自由天赋人权打入冷宫。“个人有自由，则团体无自由”；“自由这个名词，……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7]一个政党在受压迫的时候往往向往平等自由人权而它一旦成为执政党以后，便要反过来压迫自由，不讲平等，废除人权，被压迫者翻身以后转过来继续压迫别人，这就是中国现代史的无情事实。此时，民权主义实际上发展成为党权主义，而且是一种在国权主义形式下的党权主义。在孙中山后期的民权主义思想中，不仅人权被排除了，而且民权也被阉割了，党专政和党独裁一旦走出理论和书本，便在实践中横行无阻为所欲为。执政党的专政主义做法终于引起在野的共产党人士和其他自由派人士的普遍不满和抗争。孙中山学说中的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由蒋介石在实践中发扬光大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仇视心态正是对孙中山学说倾向的继承。当国民党将孙中山思想学说奉为圣经不容批评时，孙中山的思想学说便只能僵化固执下去，再也没有革新和复兴的机会，难怪胡适对“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的现象充满了愤怒情绪和危机预感，孙中山身后发生的事情固然与他全人无直接关系，但他的学说中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和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在执政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上起何种作用，这不能不看作历史留下的问号。�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从早期赞成个人自由天赋人权，到后期反对个人自由天赋人权，对于这种转变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呢?这种转变究竟意味着从进步转向后退和落后，还是意味着从幼稚转向成熟?这个问题值得认真讨论，不容回避，乔丛启先生正《从幼稚到成熟—孙中山法律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载于《中国法学》1991年5期)一文中有许多精辟深刻的见解，但他将孙中山在自由人权问题上的思想转变也视为“从幼稚到成熟”的表现，对此笔者无论如何又不敢苟同。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评价在权利问题上的集体本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也无从正确理解孙中山民权主义学说的现实意义。二近现代中国思想界在权利问题上一直存在着集体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的斗争。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严格地说来属于集体本位主义的范畴，而且还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重要代表。因此，对于孙中山的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可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对于其中有助于增强民主观念民权意识以及有助于保障自由人权的内容应当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其中否定个人自由和人权的集体本位主义观点必须坚决予以摒弃。�专制主义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和传统。至今人们的民主观念和民权意识依旧淡薄。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今天更有必要大讲民权，大讲人权，几十年来，极左思想的专制主义在人们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长时期中人权研究是禁区，不让讲人权的结果导致民权观念比孙中山时期还要倒退，且人权虚无主义思想极为严重。（请参见拙文《谈克服人权虚无主义》，载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2年1期。）从现在开始，不仅需要讲民权，而且仍然有必要将民权上升到主义高度来讲，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依旧值得提倡和宣传，孙中山对民权的大声疾呼，对封建专制思想的激烈抨击，对照今天中国的现实来看，依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他关于五宪法的理论是其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五权分立相互制的思想对于增进民权保障人权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民权主义为旗帜的五权宪法理论对于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赞成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作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宣传，特别是基于海峡两岸的认同。可以说，过去一百年，中国需要提倡民权主义；今后一百年，中国依然需要宣传民权主义。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需要克服其中与个人自由权利不相协调的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民权主义与人权主义在本质上应当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根据孙中山对民权的理解，民权与人权本不矛盾。无论是他讲的选举、罢免、复决这些直接民权，还是他主张的人民主权和间接民权，在性质上都不是排斥个人人权。民权注重的是国民全体的权利；人权注重的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二者侧重的方面不同。这两方面的权利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孙中山后期的民权主度逐渐将民权与人权对立起来，将人民或国民全体的权利与个人自由权利对立起来，这就背离了民权主义的初衷，陷入了集体本位主义的理论黑洞。孙中山没有意识到人权是民权的基础，更没有认识到人权主义是民权主义的前提。[8]在他的民权主义理论中，或者将人权依附于民权，或者以民权排斥人权，始终没有解决好民权与人权的关系。民权主要是指人民对国家的管理权利，并表示人民对公共权力活动的参与程度，人权则主要指个人作为人必需享有的基本权利，表明个人相对于公共权利活动的独立程度得到保障时，才能进一步谈到由众多个人组成的人民对公共权力的参与和介入。在个人的基本人权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空谈人民主权和其他民权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在人权主义发达的社会，民权主义才有可能实现。对于近现代中国来说，首先需要实现的是人权，其次才是民权，如果在理论上需要对人权与民权作严格区分的话，人权的实现程度与民权的实现程度虽然有联系，但二者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来说，实现人权比实现民权更为迫切。人权的核心是自由；民权的核心是民主，争自由与争民主这两个目标虽然是一臻的，但在实践中应有先后顺序的差别，现代社会文明发展规律表现为自由度提高在前，民主度提高在后，然而孙中山和近现代的许多思想家对此不加区分。他们对于民主民权的问题比对于自由人权的问题抱有更为浓厚的兴趣。甚至重民主轻自由、重民权轻人权的倾向相当严重。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有着共同之处，二者一脉相承。[9]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思想界的兴奋点在于暴力革命和夺取政权，打的都是民主旗号。或者要使人民当“国家主人翁”。然而连自由民都没有当上的人民如何能经受得住皇帝或国家主人之类荣冠的重压，先当自由民恐怕才是正道。由此看来，民主主义民权主义须以自由主义人权主义为前提，这应当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孙中山思想中的集体主义倾向由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今人对他不必苛求。然而，当前研究人权理论问题，对于极左思想造成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必须进行揭露和抵制。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不知从何时开始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被划上了等号，而个人主义则被视为社会主义的障碍。极左理论家们经过长期营造，终于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贴上了姓“社”姓“资”的标签。集体主义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而个人主义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其实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集体主义源于封建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倡导集体主义的思想家也大有人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国家主义、工团主义等都是集体主义的表现。近代以来，反对个人主义、反对个人权利和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层出不穷，特别是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10]法西斯主义是现代集体主义的重要代表，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共通之处。中国的“文化在革命”就是践踏个人权利蔑视个人人权的封建集体主义的特殊表现。邓小平将它称为“封建法西斯主义”，这一点也不过份。极左思想就是对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东西感兴趣。李大钊早在共产党成立那年就针对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指出，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一致的。他研究二者的关系的得出结论说：“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11]然而，后来极左思潮不断膨胀，终于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公然贩卖集体主义，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灾难。�孙中山学说中的集体主义倾向同几十年来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倾向虽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它们之间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它们都受到关于革命斗争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影响，它们都从斗争形势需要出发，将党国利益同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强迫牺牲个人自由权利。如果说孙中山当年对革命斗争形势及其需要的估计和判断还有合情合理可以理解之处的话，那么极左思想对所谓阶级斗争形势及需要的估计和判断则是蓄意恶毒和天理不容的。极左思想打着社会主义幌子压迫个人自由权利，反对个人主义。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按照李大钊的说法，绝不是“合理的社会主义”。极左思想所推崇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封建法西斯主义”。同孙中山的集体主义思想相比，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没有丝毫的诚意。孙中山的集体主义对集体抱有真诚的情义，大公无私；而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实质上是在集体的幌子下谋取私利，心怀卑劣。鉴于极左思想的封建集体主义和人权虚无主义泛滥成灾，今天研究人权理论尤其需要倡导个人本位主义和人权主义。（请参见拙文《关于人权主义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于《兰州学刊》1992年5期。）对于近现代史上的人权思想，包括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观，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判断和评价。对于其中有利于发扬自由保障人权的思想，应当敢于继承和发扬；对于其中不利于自由人权保障的思想，要敢于揭露和摒弃。只有这样，人权思想才能不断沿着正确的方向演进。[1]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3-331页。[2] 《总理遗教》。[3] 请参见拙文《论严复的“三民”人权法思想》，载于《中国法学》1991年5期。[4] 《总理遣教》。[5]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0页。[6]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敏282而页。[7]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敏282而页。[8] 请参见拙文《社会主义与人权主义》，载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2年2期。[9] 参见拙文《从专政到宪政》，载于《浙江学刊》1992年3期。[10]参见拙文《人权绝对论与人权相对论——当代美国关于人权的法哲学论辩》，载于《法学研究》1992年3期。[11]李大钊《自由与秩序》(1921年)。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光辉旗帜。他系统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三民主义，并为之奋斗了终生。先生刚强不屈，连遗言都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推翻封建帝制，捍卫共和制度。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创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先生最大的历史功绩。为了维护之后的共和，从护法到北伐，孙中山先生时刻都没有停歇。 孙中山先生晚年更加进步，促进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成立，直接推动了国内第一次革命高潮的来临。他对三民主义作新的解释，成为了国共合作的基础。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支持下，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孙中山与工农日益接近，他参加工农群众的集会，称赞工农是革命的先锋和基础，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国父、先总理中山先生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大明高皇帝，下开民主共和之道路。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四十余年，武昌首义，倾覆满洲专制政府，结束封建帝制，创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我党定性为软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倡导国民革命，图谋民生幸福，促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民主革命先行者，顺应世界之潮流，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持不懈的民主革命精神。如今，孙中山这面旗帜即民主、自由、共和之象征。这是本人对孙中山的评价，可供你参考！
学位论文一般都要引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在这些年审读硕士学位论文的过程中，发现这方面有些共性的问题值得一谈。在文献综述中，可以根据文献涉及的主题、发表的时间、作者所在地区、和自己论文的关系等分类方法，对所拥有的文献进行分类描述，主要谈进行了哪些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还存在哪些问题，自己对这些研究及成果的看法等。有些内容原本不属于文献综述的内容，如研究的理论基础，根据近些年硕士研究生，特别是教育硕士研究生的实际情况，我也建议他们把本来也不多的理论基础放到文献综述里，等于是综述有关理论基础的文献。就我看到的论文中，这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看不出哪些是引用别人的资料，哪些是自己的观点（做法）或对资料做了哪些处理。除了不注明出处外，不恰当的引用方法，将引用的资料作为自己文章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例如，作者准备写“探究式学习的原则”，一种写法是把它作为文献综述，那就要看看别人在“原则”方面都有哪些说法，综合一下，或在分析后取一种自己认可的，作为自己论文使用的“原则”。另一种是提出一种通过自己教学实践得出的“原则”，那就要写自己是怎样得出的，与已有的原则有什么不同等等，这应该是论文的主体部分。无论哪一种写法，下面的引用资料的方法都是错误的：第X章探究式学习的原则……任长松提出了探究式学习18条原则，在这里与大家一起探讨。第一条……第二条…………第十八条……引用这18条原则几乎占了7页纸，虽然写明18条原则的提出者，但仍属于不正当引用，因为这等于论文写作者将原作者的18条原则变成了自己论文的一部分。为避免上述问题出现，学位论文在资料引用方面要注意以下几点：（1）如果需要使用较多的已有研究成果，最好将文献综述和自己的研究过程分成两部分写作。（并不是所有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都需要文献综述，例如调查报告就不需要一定有文献综述部分）（2）引用的同一篇文献的资料不能过长。在有些规则下，引用超过30个字就需要用其他字体和不同段落区别开来，成页的应用更是不恰当。（3）注明出处。除了用双引号表明的引用（直接引用）要注明出处外，其他非直接引用的其他人观点和资料也需要注明出处。（4）文中的引文出处要和文后所列的参考书目一一对应，也就是说，文中用到的资料才在文后的参考资料目录中出现。研究过程的体验和方法的训练（主要体现在学位论文的写作中）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领域，理论和观点的创新并非易事，论文写作的基本教育研究能力训练实际是现阶段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教育硕士生的培养更是如此，否则学位论文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一般来说包括：1、绪论2、研究背景3、研究的目的与意义4、国内、外现状综述5、研究方法（包括研究的技术路线等）6、研究对象的理论基础与相关调查，效果分析等7、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总结与展望8、参考性文献9、独创性声明
据学术堂了解,一篇学位论文由六个部分组成:一、论文题目题目应反映毕业论文内容的逻辑组合,能概括整篇论文最重要的内容,用词准确得体,简短精炼,外延和内涵界定恰如其分,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若简短题名不足以显示论文内容或反映出属于系列研究的性质,则可利用正标题、副标题的方法解决,可通过副标题对正标题进行补充、延伸或限定,标题应避免使用不常见的缩略语、字符代号和公式等.二、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声明三、中文摘要毕业论文第2页为中文摘要,为1000字左右, 摘要的作用是读者不必阅读论文全文即能获得论文的必要信息.摘要应说明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重要性、研究方法、研究的主要内容、获得的基本结论或研究成果.要突出本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和新见解,语言力求精炼、准确.在论文摘要的末尾另起一行,注明论文的关键词.关键词是从论文中选取用以表示全文主要内容信息的单词或术语,一篇论文可选取3~8个关键词;多个关键词之间应用分号";"分隔.四、Abstract(英文摘要)毕业论文第三项为英文摘要,应语句通顺,语法正确,能正确概括文章的内容,800个单词左右.最下方一行为关键词(Key words),可选取3~8个关键词,英文关键词应与中文关键词一一对应.五、目录目录既是论文的提纲,也是阅读论文的指南,目录中必须标明页码,页号从正文开始连续编排直至全文结束.目录中的页码应与正文中的页码一致.六、正文正文是毕业论文的主体,要求论点明确,论据翔实、可靠,论证充分、有力.正文应做到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合乎逻辑.每一逻辑段落可冠以适当标题(章、节、分标题、小标题等).正文结构一般由引言(导论)、文献综述(文献回顾)、社会实践阐述、理论分析论证(设定分析前提与建立基本模型)、实证分析检验、结论等部分组成.正文段落的划分,应视论文性质与内容而定,正文层次序号全文应一致.论文的结论部分,应反映论文中通过实验、观察研究并经过理论分析后得到的学术见解,是学位论文最终和总体的结论.结论部分的写作要求准确、精练,结论的内容一般应包括:本文研究结果说明了什么问题;对前人有关的看法作了哪些修正、补充、发展、证实或否定;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或遗留未予解决的问题,以及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的关键点和方向.论文字数应一般不少于3万字.论文写作力求文字凝练,语言流畅,专业术语准确,避免语言晦涩、用词生僻、文理不通.七、注释学位论文的作者应当树立良好的学风和遵守学术规范,引用的文献、资料及其他人的观点必须注明出处,引用论点必须准确无误,不能断章取义.对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可以采用注释方式处理.注释一律采用脚注方式,脚注采用当页单独排序的方式.每篇学位论文的注释,不得少于30个.
我也想知道，就是没人回答。。。
我也在找……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辛亥革命（Revolution）作为民主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较早见诸记载的“辛亥革命”一词，出自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此书出版于1912年6月，收录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间的各报章事关革命的报道。同年，以“辛亥革命”为书名的，还有署名草莽余生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张绍曾为该书作序，指出草莽余生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间奔走南北议和，阅历广泛，“特就昔日所历之境，所与之役，与夫见闻……抄集成册。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1]其起止时间换算成公历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时限与《辛亥革命始末记》基本相合。上述两书所载事实，都发生于农历辛亥年，称之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但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一词使用并不广泛，称呼辛亥年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这段史事的词汇，名目繁多。民初的报章，如《申报》、《大公报》以及政府公报中，“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而“辛亥革命”极为罕见。即便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时所用名词也没有一定之规。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以孙中山名义发布的公文中，有“武汉首义”、“民国缔造”、“民国光复”、“革命”等说法。1917年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追述革命历程，称“一次革命，起于武昌，为推翻满清之专制。二次革命，则在南京，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而起。”不见直书“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说至今仍然沿用。在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开始升温且影响日广。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连载《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就其内涵有过精炼的阐述。1921年10月梁启超以《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为题，发表演讲，诠释了辛亥革命内涵。第一次国共合作初始，陈独秀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专门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在有关纪念中，“辛亥革命”字样出现得特别频繁。1927年双十前夕，中国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第一条就是“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词汇，以迄于今。[2] 革命背景变革之道立宪运动是中国清朝政府继自强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1895年）、维新运动（1895年－1898年）之后推动的第三次大型改革，目的在使大清帝国成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清政府废除军机处，发布内阁官制与任命总理、诸大臣。成员名单中过半数为清宗室（皇族）与满人，被讥嘲为“皇族内阁”。立宪派、舆论对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满，认为清政府实无诚意推行宪政，乃逐渐同情、倾向革命。清政府遂于是年（1912年）垮台，中华民国就此诞生。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革命党人曾经先后发动十次武装起义，屡次失败，而又能屡次重起，海外华侨的大量经济支援，实在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于海外华侨在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孙中山曾经用这样一句言语表达：华侨是革命之母。政治影响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思想影响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经济影响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社会影响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生活文化影响“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海外华人的影响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的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为：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 ，新思想的涌现 ，政党政治的影响。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转而支持孙中山。武昌起义后，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剪掉辫子，另一方面，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号召下，当地华人也积极捐款支持革命运动。当孙中山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展开革命之前，当地华人是不团结的，常有帮派和籍贯的斗争。不团结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帮派斗争影响华人社会的经济成长并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团的合作。1906年，孙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说：当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因此同盟会展开各种宣传活动，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团为孙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有机会学习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难题。通过不间断的联系，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逐渐被加强和发展起来。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输团结思想的组织。另一项最主要的发展便是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学校传播标准华语，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学。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间有了共同的媒介语。孙中山的革命思潮带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鼓励设立女子学校，女人被允许加入社会活动和参加孙中山革命。编辑本段革命意义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代长达270多年的腐败屈辱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中国的边防形势都有重大影响。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后，产生的北洋政府，在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在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提高国家地位方面的取得巨大成就，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编辑本段革命评价在民国前 ,几年，知识分子们和革命的参与者尚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不已，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不过，由于共和民主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真正的实施，因而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孙中山在1921年给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孙中山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则对于辛亥革命有了较高的评价。国民党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所领导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有极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
100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00年来，我们的民族从不断沉沦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国家从风雨飘摇、濒临灭亡边缘到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大踏步走向繁荣富强；我们的人民从穷苦不堪到总体上实现小康，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历史性巨变是必然的，其中蕴涵着深刻的历史启示。辛亥革命的发生并非偶然。它是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极大危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个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个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是因为，造成近代中国国弱民贫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在这种情况下，要挽救国家的危亡、寻求民族振兴的出路，就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封建主义。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中国革命运动，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崇高理想，特别是明确提出要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政治理念，把民主主义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这场革命没有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国家统一的局面很快为军阀混战所代替。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是失败的。认清辛亥革命失败的一面，可以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不过，如果把辛亥革命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具体分析它怎样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辛亥革命还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作出了积极贡献，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任何历史人物，即使像孙中山先生这样的伟大人物，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其历史局限性，会有缺点甚至会犯错误。辛亥志士们在革命理念和斗争实践中同样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失误，这需要进行认真总结。但是，辛亥志士们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抛头颅、洒热血，置生死安危于不顾，置功名利禄于度外，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他们气壮山河、感动天地的英雄事迹，为中华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是今天仍然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辛亥革命的精神遗产主要表现在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顽强奋斗的爱国情怀，“以浩气赴事功，置死生于度外”的献身精神，关心民生疾苦、立志为百姓谋福祉的高尚品德，顺应时代潮流、放眼世界的博大胸怀。100年前，这些思想成为推动人们投身革命的巨大精神力量。直至今天，革命先辈留下的精神遗产仍然没有失去思想光辉，仍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历史考试我就这么抄的 供参考
夏候敦，字元让，魏前将军，曹操的族弟。征讨吕布时，被曹性射中左眼，他拔箭啖目、鼓勇而战，反倒刺死曹性。深受曹操信任，曹丕继位后，任大将军。
张辽，字文远，智勇双全的一代名将，曹操麾下五大将之首。其指挥才能在合淝战役时发挥得淋漓尽致，仅以八百精兵就大破东吴十万大军，威震逍遥津。
曹彰，字子文，曹操的三子。曹操很赏识他的勇略，称他为「黄须儿」。与刘备争夺汉中之际，曾经活跃一时。晚年因为受到其兄曹丕的疏远，在失意中死去。
曹仁，字子孝，曹操的族弟。自曹操起兵就跟随征战。当战局不利时，就激励部下继续英勇奋战，经常能反败为胜，陈矫称赞他有「鬼神之勇」。后任魏大司马。
夏候渊，字妙才，迎娶曹操之女为妻。是魏国征西将军，善于突袭的勇将。后来驻守定军山时，中了法正之计，被黄忠斩杀。
张郃，字俊艾，起初是袁绍部下。官渡之战时，与高览一起投奔曹操。是五大将之一，屡建战功。连诸葛亮也承认他勇猛过人，是蜀国的大患。
曹丕，字子桓，曹操的次子。因长子曹昂战死，被立为世子。父亲死后，继任魏王。他逼迫献帝禅让，建立魏王朝而即位称帝。后来他将后事托付司马懿和曹休后才死去。
庞德，字令明，马超的心腹猛将。被曹操擒获后降曹，为曹军建功。关羽攻樊城时，他抬棺战关羽，几乎将关羽击败。后被关羽水淹七军，被俘后不降而死。
乐进，字文谦。本是曹操麾下的文官，后来转为武将，被列为五大将之一。他与张辽、李典共同把守合淝，抵御东吴进攻，立下了赫赫战功。
李典，字曼成，魏破虏将军。从讨伐黄巾军时就跟随曹操，历经百战。性格冷静谨慎，多次制止同僚的胡作非为。与张辽、乐进一起镇守合淝。
曹洪，字子廉，曹操的表弟。与兄长曹仁一起投奔曹操。身为曹军的核心大将，转战各地，奋战沙场。曾数次救曹操于危难中。
徐晃，字公明。曹操部下五大将之一。原为杨奉部下，被满宠说服后改仕曹操。曾经为了援救樊城，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连曹操也为他的果敢勇猛而惊叹。
于禁，字文则。严谨忠实，在官渡之战中立下大功，甚得曹操的赏识，被推举为五大将之一。但后来却变得贪生怕死，在樊城被关羽水淹七军擒获后，甚至乞求活命。
许褚，字仲康。很受曹操信任，与典韦一起统领曹操的近卫军。与马超交战时，单挑不分胜负。后来曹操危难，他拼死护主，被曹操赐名为「虎痴」。
典韦，被誉为「古之恶来」的勇将。因其勇猛甚受曹操喜爱，被任命为近卫军统帅。张绣夜袭曹营时，为了让曹操逃脱，他舍命坚守辕门，挺立而死，死后许久仍无人敢近。
貂禅，善于歌舞的绝代佳人，有可爱的面容，又有敢于深入敌穴施展「连环计」的胆量。
刘晔，字子阳。受郭嘉推荐，仕奉曹操。在官渡之战时，献投石车图，破了审配土山下射之计。效力于曹氏三代并多次献计。任魏国的太中大夫。
司马懿，字仲达，仕奉曹家四代的著名谋臣。以杰出的聪明才智，使诸葛亮六出祁山都无功而返，保住了三秦之地。后来排除异己，掌握实权，为建立晋朝打下基础。
荀彧，字文若。有王佐之才，曹操称之为「吾之张良也」，倍受重用，是卓越的战略家。官渡之战中鼓励一度消沉的曹操，最后促使曹军大捷。
程昱，字仲德，经荀彧保举辅佐曹操，是曹操的主要军师之一。兖州被夺后，激励垂头丧气的曹操，鼓舞斗志。在仓亭之战时，献「十面埋伏」之计大败袁绍。
郭嘉，字奉孝，曹操最信赖的谋臣。平定河北时病殒，年仅三十八岁。曹操大哭曰「天丧吾也」。赤壁大败后，曹操叹息道∶「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
贾诩，字文和。年轻时就被比喻为「张良•陈平」的谋士。任曹操的谋臣时，发挥了卓越的才智。曹丕之所以能即位，他有极大的功劳。
荀攸，字公达，荀彧之侄。与荀彧一起为曹操效力。擅长军事，经常在战场上献计，击败敌军。赤壁之战中，他与程昱一起担任随军参谋。
满宠，字伯宁。被刘晔举荐，效力于曹操。曾说服徐晃降曹。辅佐曹仁力守樊城时，曹仁一度想放弃城池，他力劝曹仁坚守，因而反败为胜。他也曾经大胜呼应蜀军北伐的吴军。
夏候恩，曹操的背剑官，负责掌管曹操的青釭剑。于长阪坡抢夺民财时，死于赵云枪下，青釭剑遂被赵云所夺。
文聘，刘表麾下将领。刘琮献荆州投降后，他也不得已降曹。曹操很赏识他的忠义，封他为关内侯。曹丕伐吴大败时，便是他背负曹丕逃脱的。
夏候杰，曹操部将。曹操进攻新野刘备时，他被匹马单枪立于长阪桥上怒喝曹军的张飞吓得落马而死。
郭淮，字伯济，魏国行军司马。在曹真、司马懿的节制下统军。后就任雍州刺史，追击反叛魏国的夏侯霸。曾设计救出了被蜀军围困在铁笼山的司马昭。
曹安民，曹操之侄。曹操遭到张绣夜袭时和曹操一起逃走，但是没能逃脱因而战死。
曹昂，字子修，曹操的长子。张绣夜袭曹营时，他将坐骑让与曹操，使曹操幸免于难，自己却死于乱军之中。
刘备，字玄德，东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被曹操认为是当世英雄，招揽了不少英雄豪杰、贤才隐士，后来亲自建立蜀国。献帝逊位后，自立为蜀汉皇帝。
关羽，字云长。桃园结义后，随大哥刘备征战，同扶汉室。他是武勇忠义的代名词。曾斩颜良、诛文丑。千里寻主，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倍受刘备信任，为蜀汉五虎将之首。
张飞，字翼德。与刘备、关羽桃园结义后，随刘备征战，同扶汉室。曾匹马单枪拒曹军于长阪；刘备入川时，他率军出战攻无不克。后被封为车骑将军，是蜀汉五虎将之一。
赵云，字子龙。蜀汉五虎将之一，是智勇双全的勇将。长阪坡一战，怀抱阿斗，视曹操百万军如无物；取汉中时，又单枪匹马击溃曹操追兵，被刘备赞为「一身是胆」。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先生，蜀汉丞相。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仕后，他出计献策使无处立身的刘备建立蜀汉。刘备死后，他又继承遗志，为匡扶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黄忠，字汉升。原为韩玄部下，曾与关羽激战三日不分胜负。归顺刘备后，在汉中战役中建立奇功，成为蜀汉五虎将之一。此后，人们把老当益壮的人都称誉为「老黄忠」。
魏延，字文长。受刘备重托任汉中太守。武艺高强，为蜀汉屡立战功。因为与诸葛亮有嫌隙，故在其死后反叛。但被获授锦囊妙计的杨仪等人杀死。
法正，字孝直，为刘备取蜀立下了大功。擅长谋略，向刘备进言攻打汉中，使曹操为之震动。后来夷陵之战时，众人都无法劝阻刘备，诸葛亮叹道∶「若法孝直在…」
伊籍，字机伯。原为刘表幕僚，曾向刘备透露的卢妨主和蔡瑁加害刘备的计谋。后改仕刘备，著有「蜀科」。此人机智伶俐，连孙权也叹服于他的能言善辩。
孙乾，字公佑，原是陶谦部下。陶谦死后，辅佐继任的刘备。作为刘备早期主要的参谋和外交官，多次建功。刘备入川后，他的待遇仅次于糜竺。
糜竺，字子仲，本是富商，在陶谦手下任别驾从事。陶谦死后，辅佐刘备。刘备入川后，他被任命为安汉将军，其位甚至在诸葛亮之上。
糜芳，字子方，糜竺之弟。任关羽的部下，镇守荆州南郡。听从傅士仁的劝说，背叛关羽，投降了东吴。后返回蜀国，被刘备追究罪责而处死。
简雍，字宪和，刘备部下。与刘备同乡，自刘备举兵起义就跟随身边，经常担任使者参谋，非常活跃。据说他性格沈静，处事淡然。刘备入川后，封他为昭德将军。
廖化，字元俭，关羽千里寻兄时收的部下。五虎将死后，他是为数不多的勇将之一，很受诸葛亮信赖。诸葛亮死后，他与姜维等人一起支撑蜀国。
刘封，刘备的养子。由于守卫上庸时，拒绝派兵增援被东吴围困、身陷绝境的关羽。因此激怒了刘备，遂于成都被斩。
关平，河北关定之子，关羽的义子。身为其义父的左右手转战南北，与关羽一起在麦城被杀。他性情稳重谦和，很受部下诸将的爱戴。
周仓，原为黄巾军余党，非常崇拜关羽。在卧牛山做强盗时，巧遇单骑走千里的关羽，于是跟随关羽，担任部将奋战沙场。关羽遇害后，他也自刎殉死。
严颜，蜀将。在刘璋手下众将中以勇猛著称，任巴西太守。顽强抵抗张飞的猛攻，在中计被俘后，受张飞的诚意打动而归降。以后成为老将黄忠的副将，建立了奇功。
马良，字季常，人称白眉马良。刘备入川后，他是关羽的主要谋士。他与诸葛亮交厚，尊亮为兄。力谏刘备不打夷陵，却不被采纳。后来诸葛亮南征时病死于蜀。
马谡，字幼常，马良之弟。才华外露，被诸葛亮当作接班人，但刘备临终说他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街亭之战时，因为纸上谈兵导致失败，被诸葛亮挥泪斩首。
王甫，字国山，蜀国随军司马。关羽进攻襄阳时，忠告关羽留神荆州的防守。关羽杀出麦城后，他死守麦城。但是不久得知关羽死讯，便从城楼跳下自杀。
沙摩柯，蛮王，生得碧眼红脸。率兵帮助刘备进攻东吴，并于战斗中放箭射死了名将甘宁。陆逊火烧八百里连营后，率部败退的途中，被吴将周泰斩杀。
关兴，字安国，关羽的次子。在刘备调解下与张苞结为义兄弟。征吴时为报父仇而战，立下了大功，没有辱没名将之后的名声。诸葛亮给了他很高的评价。
张苞，张飞的长子。为报杀父之仇，参加了夷陵之战，立下了显赫的战功。诸葛亮对他和关兴寄予厚望，常常带在身边。参加北伐时，不幸落马重伤致死。
蒋琬，字公琰。冷静沉着，被诸葛亮认为是可担当国家重任的人才。诸葛亮死后任蜀国的尚书令，主管政事。
费祎，字文伟，诸葛亮的参谋。是颇有能力的文官，留守后方，支援北伐。诸葛亮死后，他继承遗志，与蒋琬一起支撑走向没落的蜀国。
马超，字孟起，马腾的长子。少年英武，被称为「锦马超」。为报杀父之仇而起兵攻曹，曾杀得曹操割须弃袍，但最终仍被击败。投奔刘备后，被封为蜀汉五虎将之一。
马岱，马超的堂弟。和马超一起归顺刘备，南征北战屡建战功，诸葛亮很赏识他的忠义和才干。诸葛亮死前，亲授锦囊妙计给他，杀掉了日后反叛的魏延。
王平，字子均。原是魏国的牙门将，因对蜀作战时不受上司徐晃重用，遂降蜀。南征、北伐中表现活跃。街亭之战时任马谡副将，持正确主张，却不被马谡采纳。
李严，字正方，原是刘璋部下，刘备入川时归顺刘备。其勇猛与黄忠不分高下，得到刘备的高度评价。与诸葛亮等人同为刘备托孤之臣。
吴懿，字子远，刘璋的义兄。刘备攻打西川时投降。后来任刘备的部下，参加了北伐。其妹（吴夫人）嫁给了刘备，生下刘理与刘永。
吴兰，蜀将。刘备入川后成为刘备部下，担任马超的副将与魏国作战，屡建战功。在斜谷之战中，与曹操之子曹彰交手，不敌被杀。
雷铜，刘璋手下大将。与吴懿等人率军与刘备军交战，被包围后投降。守备巴西时，英勇善战，抵抗来犯的魏将张郃。但后来中了埋伏，被张郃刺死。
刘琦，刘表的长子。遭到欲立刘琮为王的蔡夫人等人的排挤，感到处境危险，故求救于诸葛亮，诸葛亮以「申生在内则死，重耳在外而安」劝他驻守外地，才逃过劫难。
孟达，字子庆。刘备入川时，他担任内应，颇立功绩。后因不肯救助危急中的关羽，恐刘备处罚而降魏。深得曹丕的宠爱，被破格提拔。后谋反不成，为司马懿所杀。
关索，关羽的三子。荆州失陷时逃难养伤。诸葛亮南征时投奔从军，担任先锋。凭借父辈传下来的武勇，与蛮王孟获大战，立下了功劳。
刘禅，字公嗣，刘备的长子，蜀后主。昏愚而好酒色，因宠用宦官黄皓，导致国力衰退。魏军攻川时，不顾众人反对，自缚于车，出城投降。可说是昏君的代名词。
张嶷，字伯岐，蜀将。参加了诸葛亮的南征和北伐。后为救出姜维，被魏军射死。据史书记载，他在外交方面颇有贡献。平定了异民族，并得到他们的信赖。
姜维，字伯约。诸葛亮发现了他的才干，因而全力培养他，临死前还向他传授兵法，把蜀国的未来托付给他。他不负所望，至死都贯彻了诸葛亮的遗志。
张翼，字伯恭。本是刘璋部下，后来投降刘备。南征北伐时，都曾领军参加，表现活跃。车骑将军夏侯霸死后，与廖化分领其位，任左车骑将军。
孟获，南蛮王。刘备死后，率蛮兵十万，反叛蜀国。经过著名的「七擒七纵」后，终于归顺。之后诸葛亮仍然命他统治南蛮，自守疆土。
祝融，南蛮王孟获的妻子，是传说中火神祝融的后裔。善使飞刀，单挑中，曾生擒蜀将张嶷、马忠，但在乘胜追击时中计被俘。
孟优，南蛮王孟获之弟。帮助兄长抵抗诸葛亮，并将智者朵思大王引见给了遭到惨败的孟获。最终仍不敌诸葛亮的智谋，与其兄一起归顺，并发誓永不反叛。
刘辟，黄巾军大将。黄巾之乱被镇压后，与龚都一起率领残党盘踞在汝南。一直协助刘备并把汝南让给了刘备。后与曹军部将高览交战时被杀。
龚都，黄巾军大将。黄巾之乱被镇压后，率领余部盘踞在汝南。官渡之战时，协助袁绍和刘备，在曹军后方骚扰。后与曹军交战时，被夏侯渊所杀。
孙权，字仲谋，孙坚次子。继承父兄的伟业，统治江东。多谋善断，广泛提拔人才并尽其所能，因此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是吴王朝第一代皇帝。
周瑜，字公瑾，人称美周郎。东吴都督，奉孙策遗命辅佐年幼的孙权。智谋高远，是东吴的栋梁。在赤壁之战中，以五万破曹军八十三万大军，创造了以寡击众的杰出战例。
鲁肃，字子敬。一直主张联刘抗曹。赤壁之战时，辅佐周瑜联合刘备，打败了曹操。与周瑜关系很好。周瑜死后继任都督，肩负重任。
诸葛瑾，字子瑜，诸葛亮之兄，经鲁肃推举仕吴。为人敦厚诚实，因此深受孙权信任。孙策死后，劝孙权顺曹操而绝袁绍。后期为吴蜀修好而屡次出使蜀国。
吕蒙，字子明。原是一介武夫，受孙权教诲，学习文武之道，成长为智勇兼备的名将。鲁肃死后就任东吴都督，最早看出陆逊的才干，与陆逊合作，并杀死了关羽。
陆逊，字伯言，孙权的军师。用兵谋略不在前任军师周瑜、鲁肃、吕蒙之下。献计夺取荆州，击败关羽；夷陵之战任吴军统帅，击败了来势汹汹的刘备。
潘璋，字文珪。与朱然协力，生擒了关羽，并因此功获赏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后来被关兴追杀途中，恍惚中看到了关羽的亡灵，惊愕之际被关兴斩杀。
徐盛，孙权部下，他的胆大在东吴首屈一指。曹丕征吴战役中，用疑兵之计吓退曹军，为以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不屈服于任何强敌，勇猛顽强，身经百战。
甘宁，字兴霸，是吴军首屈一指的勇将。曾仅率百骑夜袭曹营而无一伤亡，使孙权欢呼「曹操有张辽，吾有甘兴霸」，很得孙权信任。
凌统，字公绩，吴将凌操之子。与甘宁有杀父之仇，常想报复。后来与乐进单挑时，险些被斩，多亏甘宁相救，二人才终于和解，并结为生死之交。
周泰，字幼平，因勇猛得到孙权信赖。在宣城他为了护主，身负十二伤；后来在合淝战役中又救了孙权。孙权因此在宴席上将他身上的伤一一指与众人，盛赞其勇。
蒋钦，字公奕。与周泰一起归顺孙策。攻打南郡时任先锋，被曹仁击败，几乎被周瑜问罪斩首。征讨关羽时，指挥水军，包围关羽。
张昭，字子布，「江东二张」之一。与张纮一起被孙策聘用，长于内政。孙策临终对孙权说∶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不决问张昭。孙权经常向他征求意见，视之如父。
陈武，字子烈，吴将。黄面赤眼，容貌怪异。孙策与刘繇交战时投奔孙策。在赤壁之战中，出任第四队大将出战。在濡须与庞德交手，因战袍被挂住而被杀。
庞统，字士元，人称凤雏。与诸葛亮齐名并同时辅佐刘备。取西川时任总指挥，为了胜过诸葛亮，不顾军情急躁冒进，使刘备受挫，自己也被射死在落凤坡。
黄盖，字公覆。自孙坚举兵即为其部下，江东三代老臣。在赤壁之战中，自献苦肉计诈降曹操，终使吴军火烧赤壁，大破曹军。他也因此扬名天下。
全琮，字子璜，吴将。讨伐山越族立过大功。与陆逊一起出征，打击被诈降的吴将周鲂诱来的魏军。击败了薛乔，获得胜利。
董袭，字元代，吴将。曾向孙策推举虞翻和名医华佗。在濡须大战中，虽顽强奋战，但由于战船被大风吹翻，落水溺死。孙权找到他的尸体后，厚葬了他。
韩当，字公义，东吴孙氏三代老将。参加了杨州进攻战、赤壁之战、进攻关羽和夷陵之战等众多战役，指挥东吴水军的一翼。
太史慈，字子义，原为刘繇部下。武艺高强，尤擅弓箭，曾与孙策单挑不分胜负。后被孙策俘获，感孙策的仁德而降，为东吴的建国立下大功。
丁奉，字承渊，东吴名将。与张布一起杀孙琛，并升任大将军。在东吴后期的作战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张纮，字子纲，著名的「江东二张」之一。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被周瑜誉为有「经天纬地之才」。辅佐孙策和孙权，屡屡进谏。临终上表劝孙权迁都建业。
程普，字德谋，惯使铁脊蛇矛。效力于东吴孙氏三代的老将。在赤壁之战中任副都督，协助正都督周瑜击败曹操大军。
孙坚，字文台，兵法家孙子的后裔。任长沙太守时，参加了反董卓同盟并任先锋。第一个攻进洛阳城，得到了传国玉玺。后来在攻打刘表时中了埋伏，战死。
孙策，字伯符，孙坚的长子。继承其父的遗志，平定了江东，打下了吴王朝的基础。人称「小霸王」，勇猛无比。可惜年纪轻轻就遭人暗杀，便把未遂的志愿托付给了弟弟孙权。
袁绍，字本初，名门望族袁家头领。十八镇诸侯伐董卓时，他被推举为盟主之后，为称霸中原与曹操决战。因不听忠言且优柔寡断而众叛亲离，导致在官渡大败。
逢纪，字元图，袁绍的幕僚。献计夺取了冀州，解决了袁绍缺少军粮的问题，使袁绍逐渐成为北方第一大势力。对抗意识强烈，官渡之战后进谗言逼得田丰自杀。
郭图，袁绍的谋臣。常与慎重的沮授对立。官渡之战时持主战论，因为形势判断有误，导致袁军大败。袁绍死后，辅佐袁谭，抵抗曹军而战死。
许攸，字子远，袁绍的谋士。官渡之战时，因袁绍不信任他而投降以前的密友曹操，并带来了袁军囤粮于乌巢的重要情报，为曹操战胜袁绍立下了大功。
沮授，袁绍的谋士。献计战胜公孙瓒，其智谋不亚于诸葛亮。在官渡之战中，力主与曹操进行持久战，但不被重视。袁绍兵败后被擒，企图盗马逃走未成被斩首。
审配，袁绍的首席幕僚。官渡之战时两度献策，但都被刘晔识破。袁绍死后，辅佐袁尚与袁谭相争，造成袁家灭亡。被曹操俘获后不投降，朝袁绍陵墓方向跪拜后就义。
高览，袁绍麾下大将。在官渡之战时，曾与曹营猛将许褚交过手。后来与同僚张郃一起归顺曹操。在汝南之战中，被刘备部将赵云刺死。
颜良，袁绍部下猛将，与文丑一起被誉为「勇冠三军」之将。官渡之战任先锋，斩宋宪、魏续，败徐晃，使曹军诸将失色，不敢与他交手。后被当时寄身曹操的关羽所杀。
文丑，河北最强大的袁绍军中堪与颜良并称的猛将。在官渡之战时，为报颜良被杀之仇而出征，虽中了曹操的诱兵之计，仍击退张辽、徐晃，但也死于关羽刀下。
田丰，字元皓，袁绍的谋士。博学多才，具有优秀军师的资质。但由于性格刚直而不能迎合袁绍。在官渡之战中，因主张打持久战激怒袁绍，被囚禁。
淳于琼，袁绍手下大将。原与袁绍、曹操一样，同是西园八校尉之一。官渡之战时，在乌巢看守军粮。因贪酒误事，被曹操趁机火攻后，导致袁军大败。
辛评，原是韩馥部下。韩馥逃亡后，他转而辅佐袁氏，任袁谭的参谋。出使曹操时，曹操劝他留下，他坚辞不从。但袁谭却因其弟辛毗已降曹而疑忌他，他因而气死。
袁谭，字显思，袁绍的长子。父亲死后，与伪造遗书而被立为继承人的小弟袁尚不和。兴兵攻打袁尚，试图恢复对袁家的统治权。遭到曹操进攻后被杀。
袁熙，字显奕，袁绍的次子。帮助其弟袁尚与兄袁谭争位，并与曹操交战。其妻甄氏是有名的美女，后被曹丕夺走为妻，后生曹睿。
袁尚，字显甫，袁绍的三子。因容貌英俊而甚得其父的喜爱，拟立为继承人。但是由于袁绍在正式任命他为继承人之前病故，导致内部不和，造成了袁家的迅速衰败。
高干，并州刺史，袁绍之侄。在袁绍官渡失利后出兵救助袁绍。后来在壶关举兵反曹，与曹操帐下名将李典、乐进等人交手，英勇善战，但最后失败。
辛毗，字佐治，辛评之弟，辅佐袁谭。袁氏灭亡后效力于曹操，颇受信任。司马懿在五丈原与诸葛亮对峙时，他送去了魏主曹睿的诏书，平息了愤怒的军心。
沮鹄，袁绍的幕僚沮授之子，效力于袁尚，守备邯郸。敌将张辽攻来，出战与张辽交手不敌，正要逃脱时被弓箭射中。
吕布，字奉先，被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猛将。武艺高强，弓马娴熟，但生性反复无常，几次叛杀其主。最后也因部下背叛而被曹操擒获，缢死后斩首。
魏续，吕布部将。与侯成、宋宪一起背叛吕布，投降曹操。白马之战时，与颜良单挑，仅一回合即被斩杀。
宋宪，吕布麾下大将。见同僚侯成因琐碎小事被棒责，与侯成和魏续一起投降曹操。后来与袁绍军交战时，被猛将颜良斩杀。
高顺，吕布部将。是跟随吕布转战各地的猛将，绰号「陷阵营」。吕布败北后，他也被俘，一言不发，昂然就义。
候成，吕布部将，与曹军对垒时，无意中违反吕布禁酒令而遭毒打，怀恨在心，与魏续、宋宪一起叛变，盗走吕布赤兔马降曹。
曹性，吕布麾下大将。见同僚高顺被夏侯敦追赶，于阵中放箭，正中夏侯敦左目。不一会被盛怒的夏侯敦斩杀。
臧霸，字宣高。为陶谦的部下，在讨伐黄巾军方面表现活跃。后来成为吕布部下，各处转战。在与曹操作战时，联合各处山贼，很让曹操头痛。吕布灭亡后，归顺曹操。
陈宫，字公台。帮助行刺董卓失败的曹操，并与之同行。但见曹操滥杀无辜，鄙而弃之，后成为吕布的谋臣。虽然多次献计，但最后还是与吕布一起被杀。
董卓，字仲颖，西凉刺史。趁何进诛杀十常侍之际，进军洛阳，掌握了军政大权。废少帝立献帝，推行暴政，败坏朝纲。造成天下大乱，开启了三国时代的帷幕。
张济，董卓之车骑将军。张绣的叔父。其妻邹氏是倾国美女。因军粮不足，去进攻南阳的刘表，中箭身亡。
郭汜，董卓部将。董卓被杀后，听从贾诩建议，率兵急袭长安，杀死王允等人，并与李傕共掌朝政。后来沦为山贼，被部下伍习所杀。
徐荣，董卓部将。追击遭到吕布伏兵的袭击后败逃的曹操，一箭射中曹操肩头，但被飞马赶到的夏侯敦刺死。
李桷，董卓爱将。董卓被杀之后，与郭汜一起率军以报仇为名，重占长安。杀王允，挟献帝，逐吕布，继续推行暴政。后来中了杨彪的离间计，与郭汜自相残杀。
李儒，董卓的女婿和军师。屡屡献计，帮助董卓掌大权、收吕布、破诸侯。识破了王允的「连环计」，劝谏董卓但董卓不听。董卓被杀后他也被处死。
樊稠，董卓部将。董卓死后，击退了兴兵讨逆的马腾、韩遂，追击敌军时，因为念旧，放走同乡韩遂，他因此被李傕、郭汜杀害。
华雄，董卓手下的勇将，身长九尺。十八镇诸侯伐董卓时，他自请军令，大破孙坚，斩鲍忠、祖茂、俞涉、潘凤等将，后被关羽一刀斩杀。
李肃，董卓部下。把赤兔马献给吕布，并说服吕布叛变，改投董卓。后来参加了王允暗杀董卓的计画，假冒敕使，把董卓诱到宫中。
袁术，字公路。袁绍的异母兄弟，南阳太守。为人怠慢刻薄。得到玉玺后，僭称帝号，导致众叛亲离，被刘备所破，吐血数升后惨死。
纪灵，袁术部下，惯使三尖两刃刀。刘备率军进攻时，他与名将关羽单挑三十回合不分胜负。后来奉袁术之命进攻刘备，但由于吕布从中调停而退兵。
马腾，字寿成。西凉猛将，东汉名将马援之后。受献帝衣带诏书之托，与董承等十三人共立血书，誓杀曹操。事情败露后，被曹操诱到京城杀害。
韩遂，字文约。为了替义兄马腾报仇，与马腾之子马超共同起兵攻曹。但后来马超中了贾诩的离间计与他反目，他因此被迫降曹。
张鲁，字公祺，五斗米道的「师君」。在汉中建立了教派国家。遭曹操进攻后，把粮食封仓留给曹军。曹操感叹他的仁德，在他投降后厚待他。
张卫，五斗米道的教祖张鲁之弟。极力主张与曹操对战。后与曹军战于巴中，战而无功，被许褚斩杀。
阎圃，张鲁部下。担任参谋屡次献计。当张鲁听信杨松谗言欲杀庞德时，他力劝不成。张鲁投降后，他也被曹操封为列侯。
张绣，张济之侄。张济死后，他率军帮助刘表，与曹操交战。在军师贾诩的指导下，屡屡获胜。后来听从贾诩劝告，归顺了曹操，受到重用。
胡车儿，张绣部下勇士。出身异民族，张绣军第一豪杰。据说可以背负五百斤重物，一日行七百里。战曹操时，献计并亲自实施，把猛将典韦的铁戟偷来。
陶谦，字恭祖，徐州刺史，讨伐董卓的十八镇诸侯之一。曹操为报父仇兴兵攻徐州时，因自己年老多病而三让徐州于前来援救的刘备。
张宝，张角之弟。与其兄张角一起举兵造反，发动了黄巾之乱。自称地公将军，用其兄传授的妖术指挥贼兵作战。后来被部下严政刺杀。
张梁，张角、张宝之弟。与其兄一起举兵造反，发动了黄巾之乱。自称人公将军，在张角死后，继续指挥贼兵。后败于官军，在曲阳战死。
谈谈对鲁肃的评价摘要:鲁肃于建安五年投靠孙权伊始,就在与孙权的“密议”中提出了一条较为完整的政治路线,后在吊丧结刘、力主抗曹、借地资备、维系孙刘联盟等一系列事件中功勋卓著。但孙权未能给予全面公正的评价,史学家陈寿也随声附和,致使鲁肃的形象受到不应有的损害。应扫除蒙在鲁肃身上的历史灰尘,还其杰出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关键词:三国;鲁肃;功绩;评价吕蒙死后,陆逊代吕蒙领兵。孙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蒙曰:“……公瑾昔要子敬来东,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且其决计策意,出张苏远矣;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贵其长,常以比方邓禹也。又子明……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然其作军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其法亦美也。”[1](卷54《吕蒙传》)。上引孙权所论,是其对鲁肃的盖棺定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颇同意此说,并认为“孙权之论,优劣允当”。[1](卷54史臣评语)对鲁肃的上述评价究竟是否允当?我们以为尚需探讨,以期能对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一鲁肃(公元172年———217年),字子敬,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自幼丧父,与祖母及母亲居家。值东汉末年,天下纷乱,青年鲁肃“不治家事,大散财货,扌票卖田地,以赈穷弊结士为务,甚得乡邑欢心。”[1](卷54《鲁肃传》)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周瑜为居巢(今安徽巢县)长,[1](卷54《周瑜传》)率部下数百人来到东城拜访鲁肃,并求资粮。鲁肃当即指着家中尚存的两个各装三千斛米的之一赠与之。这一慷慨举动令周瑜对其为人处事益发感到惊奇,遂相与定交,结为知己。从此,鲁肃便通过与周瑜的亲密关系很快就登上了汉末政治斗争的舞台,表现出他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建安五年孙策死,弟孙权统事。周瑜因赴策丧留吴,其时鲁肃亦至吴①,瑜对肃称孙权可辅,劝其留下服事孙权以求攀龙附凤,鲁肃应允。周瑜又极力向孙权举荐鲁肃,称其“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也。”周瑜的劝留和举荐获得成功,鲁肃正式投靠孙权,被引为“宾客”[1](卷47《孙权传》),于是方有一番“语及大略帝王之业”的“密议”。《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笔者按:《资治通鉴》作“保守”二字为是。)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权曰:“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上引鲁肃的对策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一是汉室不可复兴;二是曹操不可卒除;三是应在确保江东的基础上观衅而动,乘北方多务之际,先除黄祖,进伐刘表,夺取荆州,然后竟长江之所极,据而有之(这自然应视作包括夺取地处长江上游的益州在内);四是在巩固了整个长江以南的割据后,再建号帝王,图取天下,完成统一大业。鲁肃的对策,自然是投合孙权的心思的。正因如此,所以在张昭非毁鲁肃,说“肃年少粗疏,未可用”的情况下,“权不以介意,益贵重之,赐肃母帏帐,居处杂物,富拟其旧。”然而鲁肃的对策又不仅是为了投合主子,讨得欢心而已;他确有自己独到的政治见解,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汉室的态度上。鲁肃所持“汉室不可复兴”的政治见解,不但高出孙权之上,而且和七年后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相比较,也实在有高出一筹的地方。①从孙权在“密议”中所反映的思想看来,他当时因羽翼未丰,只是想保有江东,尽力一方,以辅汉室,尚缺乏统一全国的进取精神。但鲁肃的一席话对他无疑是起了振奋精神的作用的。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明确讲过,如果象他设想的那样,“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1](卷35《诸葛亮传》)这里,汉室可以复兴的思想是十分明白的。如果说在建安十二年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以作号召,只是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并非本意的话;那末,在后主刘禅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自汉中北伐前夕的上疏(即有名的《出师表》)中又何以仍然要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呢?这自然是不能单以策略考虑解释得通的。所以,我们只能认为“兴复汉室”是诸葛亮一贯的思想,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他所主张重建的仍是刘家的一统天下,只不过是要将汉室皇帝的宝座让刘备这一支系来坐而已。“汉室不可复兴”的思想早在建安五年鲁肃就提了出来。这一建立在正确估量当时客观斗争形势基础上的政治见解,日后历史的发展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对于鲁肃的这种远见卓识,在孙权的评论中从未提及②,我们自然不能同意其对鲁肃的评价是“允当”的。二建安十三年八月,刘表病死。当时曹操已统一北方,极有可能趁机南下夺取荆州。鲁肃于此时向孙权提出战略性建议。《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在此建议中,鲁肃明确指出荆州在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分析刘表新亡后荆州形势发生变化的几种可能性以及应采取的对策。但建议的核心思想乃是以吊丧为名,前去进行多方面的外交活动,“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为了赶在曹操的前头,鲁肃在征得孙权同意后立即前往荆州,行至夏口(今武汉市),听说曹操已向荆州逼近,于是星夜兼程。等赶到南郡(今荆州市),得知刘琮已经降曹,刘备正在南逃。值此形势紧急的关头,鲁肃仍然北上,迳至当阳长阪与刘备相会,陈说形势,晓以利害,“劝备与权并力”,刘备自然很高兴地同意了。随后鲁肃与刘备等一道到了夏口。由是观之,鲁肃于刘表一死,即敏锐地预见到荆州形势必然有变,故而适时地提出了极力争取荆州的各种力量到自己方面来的建议。由于形势急转直下,鲁肃没有可能去作阻止刘琮投降的工作,但经过努力,终于及时有效地争取了刘备,预定的主要目的总算达到了,因而在战略上壮大了自己,争得了主动。孙刘联盟实际上的建立,为稍后赤壁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对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故应视作鲁肃的一大历史功绩。然而多年以来,人们一般都把孙刘联盟的功绩归之于诸葛亮。这固然是因为诸葛亮在《隆中对》里确曾提出过这一战略思想,且在时间上此鲁肃早出了一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不能将鲁肃的这一重大历史功绩予以忽略。也许有人要问,为何鲁肃不曾早于诸葛亮提出这一思想呢?大家知道,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任何思想、战略、方针、计划等的提出只有在社会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鲁肃之所以能在建安五年与孙权的“密议”中提出他的一套政治见解,却不能同时提出联刘抗曹的主张,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当时的形势是:曹操正忙于和袁绍集团拚死争夺,北方未定,无暇南顾;刘备尚在北方各军阀集团间依违周旋。因此,在孙权方面看来,当时既无联刘抗曹的必要,也无此种可能。官渡之战后,刘备于建安六年转而投靠刘表,寄寓荆州,受到刘表的疑忌而不被重用,只能在暗中求得有限的发展,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军事实体;曹操则正忙于统一北方,尚未对荆州造成实际威胁。所以鲁肃也不可能于此时提出联刘的主张。及至曹操统一了北方,刘表一死,荆州的形势立即紧张起来,成了各派势力注意的焦点。曹操为积极准备南下荆州,并企图进而扫平江东,正与刘琮暗中勾结。刘备本有可能趁机占据荆州,一则因为自己势单力薄;二则因与刘表父子同宗共族,加之刘表新亡,害怕失云“信义”;三则对刘琮的投降和曹操大军的迅速南下缺乏思想准备,故不仅未能占据荆州,反而被迫仓惶出逃。恰在此时,鲁肃向孙权提出上述建议并亲自出马付诸实行,终于取得联刘的成功。这不能不说是适合时宜的政治举措。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虽然提出了“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为援而不可图也”的思想,又设想在取得荆、益之后,仍要坚持“外结好孙权”的政策。这诚然表现了诸葛亮的明达事理和深谋远虑。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诸葛亮在提出上述思想主张后并未付诸行动;甚至在曹军大举南下,刘备兵败长阪时,也未能在联吴上主动迈出一步。而主动迈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的,恰恰正是主谋者和积极实践者的鲁肃。鲁肃提出这一思想虽较诸葛亮晚了一年,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先走了一步。而这一步以于三国历史发展进程所起的实际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试想,如果孙吴方面不采取这一主动行动,而持观望态度的话;那末,在曹操各个击破的政策下,刘备集团能否逃脱覆灭的命运?孙权集团能否继续保有江东?都是难以逆料的。我们在上面这样提出问题和论述问题,绝没有一丝一毫要贬低诸葛亮的意思,而只不过是试图客观地说明鲁肃的历史功绩是不应忽视的①。孙权明明是鲁肃联刘思想和实际行动的赞同者,但在评价鲁肃的功绩时却未能明确指出②,也不能认为是“允当”的。三赤壁战前,曹操挥师南下,降刘琮、败刘备、取江陵,一路之上势如破竹,大有鲸吞刘备、席卷江东之势。刘备在曹操轻骑追击下,放弃南逃计划,渡过汉水,与刘琦合兵一处,先退至夏口,后又接受鲁肃意见,退驻长江南岸的樊口(今湖北鄂州市北)。孙权则拥军驻于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观注形势的发展。由于曹操已“破荆州,威震四海”[1](卷35《诸葛亮传》),并将顺江东下,刘备、诸葛亮深感形势危急,再也不能不采取外交行动了。于是刘备听从诸葛亮的意见,派亮随同鲁肃前往柴桑拜会孙权,谋求援救。诸葛亮在与孙权的会谈中,一方面用激将法煽起孙权的抗曹热情;一方面又仔细地分析形势,陈述必能破曹的理由,鼓舞胜利的信心,促使孙权克服了某些犹豫不定的思想,坚定了抗曹的决心。诸葛亮此次出使,对于孙刘联合抗曹阵线的正式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无疑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孙刘联盟抗曹并非是没有阻力的,阻力主要来自孙权集团内的主降派。在孙权主持的军事会议上,以张昭为首的主降派对于曹操所发出的战争恫吓“莫不响震失色”[2]。他们慑于曹操声威,错误地分析形势,过高地估计了曹操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认为曹操已取得江陵,己方再无天险可凭,加之众寡实在不敌,与其抗曹战败,不如及早请降。一时间,投降派的主张甚嚣尘上,劝孙权迎降的人数占了压倒多数。值此关键时刻,鲁肃挺身而出,对孙权指陈利害,力排众议,极言主战,并建议孙权急速将出使鄱阳的周瑜追回,委以统军重任,迎击曹操。鲁肃这一决策的提出和周瑜的坚决主战,终于克服了内部的重大阻力,使孙权最后下定了抗战的决心,同时也选定了合适的统军主帅,从而保证了孙刘联军赤壁之战的辉煌胜利。赤壁之战中,鲁肃作为赞军校尉,协助周瑜、程普,筹画方略,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对于战争的胜利也是功不可没的。赤壁之战刚一结束,鲁肃最先从前线回来,孙权特地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肃将入门台拜,权起礼之,因谓曰:“子敬,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肃趋进曰:“未也。”众人闻之,无不愕然。就坐,徐举鞭言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软轮征肃,始当显耳。”权抚掌欢笑。这段趣话,一方面表现出孙权对鲁肃的政治军事才能和所建树的功绩十分敬重,同时也表现出他本人在胜利后的喜悦心情,对那班主降派自是无形的贬斥;另方面则充分反映了鲁肃统一全国的理想和抱负,这自然是他早在建安五年“密议”中提出的那种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对于鲁肃在赤壁之战的作用,从前引孙权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是作为鲁肃的优点和长处之一而加以肯定的。陈寿也评说:“曹公乘汉相之资,挟天子而扫群桀,新荡荆城,仗威东夏,于时议者莫不疑贰。周瑜、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1](卷54史臣评语)诚然,周瑜是个极力主战者,并作为统军主帅在赤壁之战中建立了殊功,堪称奇才。但将其与鲁肃等量齐观,似仍有不妥,因为没有分清主次,未能突出鲁肃作为主战派的首领和决策者[3]的应有地位。在这个问题上,陈寿的评论尚不及孙权来得恰当。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于卷54《周瑜传》中注引《江表传》后写道:“臣松之以为建计拒曹公,实始鲁肃。于时周瑜使鄱阳,肃劝权呼瑜,瑜使鄱阳还,但与肃暗同,故能共成大勋。本传直云,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瑜摆拨众人之议,独言抗拒之计,了不云肃先有谋,殆为攘肃之善也。”其为鲁肃之抱不平,驳陈寿叙史之失当,甚是得体。四赤壁战后,荆州所辖八郡分别为曹操、刘备和孙权所据有:曹操拥有江北的南阳、章陵二郡;刘备占有江南的武陵、长沙、桂阳和零陵四郡;孙权则据有江北的南郡和江夏二郡。这三大集团都力图巩固已有的地盘,并谋求向外扩展,于是荆州便呈现出微妙的形势。曹操方面对于赤壁战败,南郡丢失,到口的肥肉被人夺去是绝不甘心的,随时都想卷土重来。从刘备方面讲,被隔在江南,向外发展受到阻碍。要想依据《隆中对》所确定的政治路线行事,为夺取荆州、进占益州、实现其政治抱负,当务之急便是要取得居于战略要地的江陵,以作为前进的跳板。但因占据南郡(治江陵)的孙权集团是自己的盟友,为了抗曹,仍需结好,不便以武力强夺(即使是诉诸武力,也未见得能够取胜)。故于建安十五年由刘备亲自出马前往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会见孙权,请求将南郡拨归自己节制。这便是尽人皆知的“刘备借荆州”故事产生的历史背景。在“借地”问题上,孙权集团内部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反对借地,其代表人物是时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的周瑜。他对于要把经过浴血苦战从曹操手中夺得的南郡轻易地交给刘备在思想上想不通,感情上无法接受。从狭隘的集团利益出发他甚至建议孙权“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并将刘备的虎将关羽、张飞二人分隔开来,“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1](卷54《周瑜传》)可见周瑜等人不但坚决反对借给刘备土地,而且还想要将刘备集团予以吞并。持另一种意见主张借地的只有鲁肃一人,他是从抗拒曹操这个大局着眼的。史载:“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经过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孙权最终采纳了鲁肃的意见,刘备借得了南郡。①鲁肃何以主张借地?孙权又何以接受鲁肃的意见而不采纳周瑜的计策?其间的道理史载甚明。《三国志》卷54《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曰:吕范劝留备,肃曰:“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同书卷《周瑜传》载孙权不用周瑜之计是因为:“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据上引二条可知,被视作“英雄”或“枭雄”的刘备,是不大可能一下子就能制服的;而借地给刘备,让其势力有一定的发展,对于孙权集团说来虽有所失,但在当时形势下是最为明智的办法,可以从中收到不少实际的好处。其一,可以巩固孙刘联盟,便于保持自己有利的战略地位;其二,可以缩短战线,避免将自己有限的兵力分散,也有利于摆脱处于曹刘两大集团之间的腹背受敌的处境;其三,使刘备与曹操接境,给曹操树立了一个劲敌,可以牵制曹操的兵力,减轻对自己的军事压力;其四,不致因孙刘不和、相互攻战而令曹操坐收渔人之利。总之,是抓住了“共拒曹公”以图生存和发展这个主要矛盾,因而是唯一正确的策略。鲁肃主张借地,是与他在赤壁战胜后能客观地分析形势分不开的,也是他“曹操不可卒除”思想的体现。所谓“曹操不可卒除”,即曹操终归要除而又不可能很快除掉,而且单纯自身的力量是不成的,故而要与刘备结盟并保持盟好。正是在这种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思想指导下,于是才有主动联刘、力主抗曹和借地资备等一系列决策的提出和实施。这些举措反映了鲁肃思想的一贯性,体现他为了达到长远的战略目标而采取的灵活策略和巧妙的斗争艺术。鲁肃以其敏税的政治眼光,综观全局,深谋远虑,不因贪图眼前的局部利益而忽视长远的根本利益,在借地问题上同样是值得称道的。事实上,借地的客观效果是明显的。《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寥寥数语,活现出曹操当时的心境,可见所引起的反响之强烈。由于借地,孙刘联盟抗曹的体制得以巩固,对三国鼎立局面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这样认识问题恐怕是不算过当的。建安十五年,周瑜病死,鲁肃代瑜领兵。鲁肃自主持孙吴军务开始直至建安二十二年病逝为止,始终坚持与刘备集团结好的政策②。在此期间,孙刘两家在荆州的归属上有过争议,也动过干戈,致使联盟产生了裂痕,但联盟关系总算是维持着。这固然是因为孙刘双方都觉得大敌曹操尚存,确有维系联盟的必要;但与鲁肃的某些处置也不无关系③。及至吕蒙代肃领兵,因袭取江陵,擒杀关羽,导致孙刘联盟公开破裂,那就是后话了。总之,在鲁肃生前,孙刘联盟抗曹体制的巩固和维持是与借地密切相关的。前述在借地问题上,孙权舍周瑜等人的意见于不取,而接受鲁肃的意见,应该说是很有见识的。他甚至还主动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作夫人,缔结政治婚姻,显然是出于巩固孙刘联盟的同一目的。但是在鲁肃死后,孙权却一反过去之所为,视鲁肃劝他借地资备“是其一短”,这就显得极不公道了。孙权于鲁肃的生前和死后,在借地一事上表现出的不同态度,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为免节生枝蔓,在此不拟讨论。但需要指出的是,孙权基于形势的某种变化,将以往适合时宜的举措加以否定,因而以功为过,以是为非,并影响到对鲁肃的公正评价,这种识人论事的态度显然是不足取的。作为史学家的陈寿不能为鲁肃辩诬,反与孙权苟同,亦不足取。此外,孙权在肯定吕蒙“图取关羽,胜于子敬”的同时,又指责鲁肃所说的“羽不足忌”是“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对此,我们也认为是评价不当的。依鲁肃的智慧才德两论,应该说是出于吕蒙之上的,何以他不去图取关羽呢?原因就在于他要维系住脆弱的孙刘联盟,以便借助关羽所拥有的力量来牵制和抗拒曹操,并非在关羽面前无能为力。明乎此,就可以理解鲁肃在给孙权信中所言“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的本意了。因此,我们认为鲁肃之不图取关羽,是可以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来解释的。综上所述,鲁肃自建安五年正式投靠孙权开始其政治生涯,直至建安二十二年病逝为止,近二十年间,在“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始终为辅佐孙权保有江东,以图削除曹操,进而统一全国的宗旨而尽心竭力,在汉末三国的政治斗争舞台上充当了重要角色,参与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历史话剧。早在与孙权的“密议”中,他就提出了一条较为完整的政治路线,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加进了联刘的内容、吊丧结刘、力主抗曹、借地资备、维系盟好等都是这一路线的生动体现。正是由于有了这条路线,再加上他的身体力行,孙刘联盟才得以形成并能够维系,三国鼎立局面始能出现并得以延续。诚然,所有这些决非是鲁肃一人之力,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其间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鲁肃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尽管由于某些原因,在鲁肃的评价上显得不够公允;更由于后来一些文艺作品的艺术渲染,又致使鲁肃的形象受到不应有的损害。然而我们相信,一旦除去蒙在鲁肃身上的历史灰尘①,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杰出历史人物的形象,就会以其真实的面目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参考文献:[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3]刘勉之·论赤壁之战中鲁肃[N].人民日报,1958-01-16;1958-01-17·
少年大志，十五而立孙权是吴郡富春（现在浙江富阳）人，字仲谋，父亲孙坚曾被封为乌程侯、破虏将军，他的哥哥孙策也被曹操上奏封为讨逆将军和吴侯。孙权在小时候便跟着哥哥转战各地，见过世面，而且他又很爱读书，历史、文学各方面都广泛涉猎，这使得孙权初步具备了文韬武略。孙权有着开朗的性格，也很能容人。在父兄的军队中名望很高，在父亲战死后，有时还给哥哥出谋划策，让哥哥孙策大为惊讶，没想到弟弟竟有如此过人的谋略。孙策很高兴，在设宴招待宾客的时候，总是对弟弟孙权说：“你看，现在眼前的文臣武将，以后都会成为你的属下，辅佐你成就大业的。”为了让弟弟早日成材，孙策让他去做了一个县的县长，这时的孙权只有十五岁。 临危受命，稳固江东公元200年四月初四，孙策死，临终时， 孙策将孙权托付给了张昭，然后又将印信交给了孙权，对他说：“如果论率领江东将士征杀疆场，和天下豪杰逐鹿中原，你比不上我。但是如果论知人善任，合力稳定江东，哥哥我又不如你了。现在大任已经落到你的肩上，你自己好好努力吧。”孙策死的时候也很年轻，年仅二十六岁。孙权也没有辜负哥哥的希望，在二十七岁时联合刘备在赤壁大战中大败曹操，奠定了自己的霸业。 剿抚山越人，灭黄祖占夏口孙权听从了鲁肃的谋略，开始稳固江东，适时地出击，扩充领地。首先他解决了山越人骚扰的问题。山越人是秦汉时期百越的后代，为了逃避原来苛重的赋税，逃进山林中，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和社会，拒绝向孙权政权交纳租税。开始，孙权派兵镇压，但收效不大。为了集中兵力对外用兵，解除后顾之忧，孙权调集重兵开始对付山越人。大将吕范、程普、太史慈、韩当、周泰等领兵合围，逐渐将山越人的领袖抓获，其他山越人区别对待：强壮的青年人充实军队，老人、妇女统一管理，从事农业生产。孙权集中兵力终于解决了山越人的问题，后方得以彻底稳固，这为他下一步对外用兵奠定了基础。 解决山越人之后，孙权开始进攻割据在长江上游的江夏太守黄祖。208年，黄祖部将甘宁因不受黄祖赏识，而投奔孙权。孙权知人善任，待他如同旧臣，甘宁于是提出划江而治，二分天下的战略目标。此时江东已大体稳固，兵强马壮，粮草充足。这一计划的提出更坚定了孙权出兵的信心。黄祖匆忙备战，他先将两艘大船横着排在江面上，船上有上千将士，准备用弓箭击退孙权的战船。同时，又用大绳拴上巨石沉到江里，以此来固定大船。这样，两艘大船如同水上的城墙一样横断了长江。 孙权的江东水军并没有畏惧，将军董袭率领敢死队，每人身上穿双层甲胄，猛冲到了黄祖的大船边，董袭用刀砍断了两根拴巨石的大绳。面对江东水军的强大攻势，黄祖赶忙派将迎战，结果被杀。黄祖只好败退，最后还是被追杀丧命。战胜了黄祖后，孙权将夏口纳入了自己的版图。 赤壁大战，三分天下在孙权踌躇满志地想继续进兵荆州时，曹操却领兵南下，在他之前进入荆州地界。孙权联合刘备共抗曹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 当时的荆州牧（即荆州的行政长官）刘表刚病死，两个儿子刘琦和刘琮不合，鲁肃建议孙权派他去劝说他们与江东合作，同时尽力联合暂时寄居荆州的刘备，共同抗击曹操，然后再寻机夺取荆州，奠定帝王大业。以后孙权的行动基本上是按照鲁肃的计策施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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