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祖陵的历史文化价值明祖陵位于江苏省盱眙县洪泽湖的西岸，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高祖、曾祖、祖父的衣冠冢及其祖父的实际葬地。朱元璋一统天下以后，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在此地建祖陵，追封并重葬其祖父朱初一、曾祖朱四九和高祖朱百六三代帝后，次年在陵前建享殿，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朱棣又建棂星门及围墙。明祖陵虽为衣冠冢，但作为明王朝的“祖宗陵”，其历史文化价值是十分丰厚的，需要我们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对其文化内涵进行挖掘、辨析和再认识，有的需要发扬，有的则需要扬弃或批判。首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孝道”思想。中国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体、以农民为社会主要构成力量的社会形态，决定了人们必须依赖土地、用汗水来获得生存，同时又要不断地挣扎、力图摆脱土地去谋求更加理想的生存环境的双重人格。在科技研究尚不能成为人们生活的自觉需要与追求的情况下，在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农民战争就成了必然要上演的一幕。在这出戏中，“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已经成了定律。成功者不仅可以赢得自己的荣华富贵，更可以光宗耀祖、福荫子嗣。在中国封建社会列代王朝更迭过程中，大凡由农民起义出生而获得政权者，这种定律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而对父辈的“孝道”又是这种定律中的重要内容。明祖陵以及明皇陵的兴建，就是朱元璋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孝道”思想影响的一种物质性的典型体现。后来，朱元璋将马皇后追谥为“孝慈皇后”，并将马皇后的所葬地命名为“孝陵”，最后又在他71岁驾崩后与马皇后合葬，这一系列的作为也许有其他原因可以分析，但它是朱元璋“孝道”思想的再度体现应是毋庸置疑的。“孝”是儒家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儒家思想的体系主要靠“仁”与“孝”两根大柱来支撑。从明祖陵兴建过程中提炼出“孝道”这一儒家传统文化内涵，不仅有历史文化的根源，也应有现实的意义。其次，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理论。明祖陵及其四周的原始风貌因沧海桑田而丧失殆尽，今人难以一睹其山水形胜。根据《帝乡纪略》等记载，明祖陵营建的地点杨家墩原来只是一个方圆数百丈、高丈余的漫土堆，位于淮河下游西岸，地处河洼与岗坡相接之处，由于杨家墩所处的地势像龙头，加之葬身这块“地气暖”的风水宝地后，其子嗣能出天子的传说，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祖母王氏在死后就葬在了这里，期待这块宝地可以给朱家带来好运，果然在第三代就出了朱元璋这个开国皇帝。因此，杨家墩在明代又被称为朱明王朝“肇基帝运”、“耀灵显吉”的“基运山”，是“葬祥孕秀”的圣地。这种风水宝地出贵人的传说尽管有附会成分，但毕竟有地形地貌等作为依凭，它与山水形胜对人的成长会有潜移默化影响是同样道理，我们要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进行审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能简单地将用“封建迷信”将其一棍子打死。风水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风水学也是一门具有学术根基与生命力的学问，我们从后起的明代帝王陵墓地形选择中不难看出，明祖陵的风水理念影响是深远的。朱元璋的明孝陵坐落在南京紫金山的独龙埠玩珠峰下，其他如位于北京昌平区天寿山下的明十三陵，位于北京西郊金山脚下的景泰陵，以及位于湖北钟祥县城东北松林山下的明显陵等，无不与灵山秀水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明祖陵找到原型。第三，体现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帝王君临天下思想。朱元璋父亲朱五四（朱世珍）、母亲陈氏的合葬墓英陵（即明皇陵）在安徽凤阳，朱元璋与马皇后的合葬墓明孝陵在南京，这与他的出生地与定都所在地有关。其祖陵所在地为何在现在的江苏盱眙，很值得回味。元明时期的盱眙也许不能以今天的行政区划作为隶属标准，同时，根据《帝乡纪略》、《泗州志》等记载，应与朱元璋祖父朱初一当年曾葬在杨家墩有关。但从思想根源上来进行分析，应与中国封建帝王视天下如囊中之物的君临天下思想有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出自《诗经·小雅·北山》，是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期的有识之士对“君权神授”社会现象的概括，这种现象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始终。正是在这种封建帝王君临天下思想的指导下，朱元璋可以将自己的祖陵、皇陵乃至于自己及后裔的陵墓按照需要来任意择地而建。从《帝乡纪略》卷一可知，明祖陵玄宫的营建地点并不是原来朱初一夫妇合葬墓原址上的扩展，而是在其西北，原因主要是怕风水跑掉、王气外泄，同时也是为了将高祖朱百六、曾祖朱四九的魂灵能招进杨家墩。其三代祖先衣冠共处一茔，一方面表现了朱元璋对祖先的追思与孝道，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朱元璋作为封建帝王的率意而为，因为天下每一寸土地都是他朱皇帝的。第四，体现了中国帝王陵墓的墓葬制度。明祖陵虽不在明代皇帝的16座陵墓之内，但却是明代诸位皇陵中的“祖宗陵”，因此，明祖陵又有“明代第一陵”之称。在陵墓规制上，明祖陵虽仿照明皇陵，但它们是明代帝王陵寝“家族成员”中的最早表现形式，对明代帝王陵寝的规制有一定的影响。明祖陵营建前后28年，里外三层，最外面为土筑罗城，罗城内筑砖城，最里面为砖砌内皇城；有玄宫（地下宫殿），玄宫上培土为“山”，封为“万岁山”；有内外御桥、金水河、下马碑；主要建筑有皇城正殿、金门、红门等。其建筑空间布局与明孝陵相比，除神道长短及走势有所变化不同、建筑规模大小有别外，在陵墓建筑规制上是基本相同的。明代帝王陵墓建筑的空间布局我们可以从汉代的茂陵、唐代的乾陵中寻找到一些依据，但最重要的还是明代自身的陵墓规制在起重要作用，因为它反映了这一时代的人们的思想与追求。我们要始终将明祖陵置身于明代帝王陵墓“祖陵”这一特殊位置来进行认识，这样才使人们不至于疏忽或看轻对明祖陵文化价值的认识与研究，从而为早日寻回明祖陵在“明清皇家陵寝”中的“首席”地位作出努力。第五，明祖陵石刻艺术是明祖陵历史文化价值的典型体现。明祖陵被洪水浸泡了300年，土木建筑荡然无存，唯有神道上的石刻为我们留下了历史的记忆与永恒，成了明祖陵600多年历史的见证。如果没有明祖陵石刻，很难想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明祖陵会是什么模样。明祖陵石刻共由21对石刻组成，据有关专家研究，从数量上看，比明皇陵少11对，比明孝陵多4对，比明十三陵多3对。在石刻种类上，明祖陵比明皇陵少虎羊豹，比明孝陵、明十三陵少象、骆驼和獬豸。这应该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及意识形态的变化有关，与朱明王朝的政治需求有关，与社会习俗与伦理道德的需求有关。明祖陵石刻在雕刻手法上采用了浮雕、半浮雕的技法，石刻线条细腻流畅，技法娴熟，石刻中的狮子、石望柱（华表）等的雕刻技法有唐宋石刻粗犷、简朴的特点，对此后的明清陵墓石刻影响深远。但我们不能忽视明祖陵及明皇陵是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才出现的这一重要时代背景，不能忽略位于南京周边的南朝陵墓石刻对明祖陵及明代皇陵石刻的影响。我们要将明祖陵、明孝陵等明清皇家陵寝石刻的研究与南朝陵墓石刻的研究结合起来，为明祖陵等明清帝王陵墓石刻研究向纵深发展开启新的途径。我们今天能够见到南朝陵墓石刻，那么，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及王公大臣们、那些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当时所有石刻艺术大师们，也应毫无疑问地会领略到这些前朝帝王陵墓石刻的艺术风采，匠师们在制作明代帝王陵墓石刻时，受南朝陵墓石刻的雄浑厚重与意气风发的艺术风格影响是必然的。
墓葬研究是以考古出土之墓葬材料为基础，结合文献材料来探讨社会习俗以及宗教行为与观念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墓葬研究与人对死亡及死后世界观有著密切关系。由于生死之事是每一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无论古今社会，一个成员的死亡，常隐含其对整个社会存在的威胁。故生死之事不但具有社会意义，也具有宗教意义。在古代社会中，由于人的生命一般均相当短促，死亡更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件。人类普遍习俗都会在某个社会成员死后，透过一套丧葬礼制的施行，帮助死者离开生者的社会而进入另一个世界。而我们也可以从生人处理死者和面对死亡的态度窥探此社会宗教信仰的特色。丧葬制度通常包括了丧礼仪式和埋葬两部分。丧礼为生者替死者所施行的一套仪式，以结束他与这世界的关系，并且保证或引导死者进入另一个世界；埋葬则将死者的身体以一种生者认为恰当的方式加以处理。葬礼为丧礼的延续，而在许多文化中，葬礼后还有祭祀，为生者企图与死者往来的活动。由于中国人一向对丧葬采取谨慎的态度，故人类著实可以利用墓葬材料来讨论中国古代的宗教与社会现象。先秦两汉文献讨论墓葬制度时通常有二方面的重点，一是有关墓葬制度发展，一是墓葬制度的等级问题。前者可以藉由墓葬的建筑形制讨论社会对死后世界的观念，而后者则是说明墓葬可以反映出社会阶级为基础的丧葬礼仪。曾子曾说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句话不但是他个人的期望，也可以反映丧葬之礼在当时社会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中国史上重视丧葬的情况，至少从那些商王大墓的存在已经可以窥知端倪。到了春秋，大墓及丧礼制度的出现都可作为那个社会中人们对于葬礼重视的象征。到了战国，虽然也有一些薄葬的言论出现，但这些主张却恰好说明厚葬是整个社会的大势所趋。这并非说所有考古发掘得到的墓葬均为厚葬。而是说，一般人即使实际没有能力实行厚葬，仍然会有一种要求厚葬的企望，这正说明战国以来，普通墓葬会高级身分所使用的陶礼器陪葬品的重要原因。
古墓古墓是人生终止时最后的定格，也是储存墓主生活时代的若干文化信息的府库。叠叠累累的古代墓葬屡经沧桑变故，因各种原因往往多遭破坏。而最通常的破坏形式，是有意的盗掘。历史上的盗墓相当普遍，甚至曾经成为某些区域的地方风习，成为某些家族的营生手段，成为某些社会群体的行业特征。 盗墓，是渊源古远的社会文化现象。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已经可以看到有意识的墓葬破坏现象的遗存。在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社会变化之后，厚葬之风兴起，于是盗墓行为益为盛行。陕西凤翔的秦公1号大墓，是迄今所发现的先秦时期规模最大的墓葬，也是中国应用科学考古方法发掘的最大的墓葬。这座古墓发现盗洞247个，其中有10数个盗洞直接打入椁室。 司马迁写述中山地方风习，注意到“掘冢”行为的普遍。掘冢盗墓虽然是“奸事”，当时却有人因此起家致富。西汉时不法贵族作恶地方，盗墓竟然成为一种骄悍者嗜好的游戏，于是有“国内冢藏，一皆发掘”，“所发冢墓，不可胜数”的情形。两汉一些严重的社会动乱，如吴楚七国之乱、推翻新莽王朝的民众暴动等，都有大规模盗墓的记录。汉魏之际曾经发生盗墓的高潮，据说曹操军事集团甚至设立了名号为“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专门指挥盗掘冢墓的官职。 唐人所谓“群盗多蚊虻”，“荒冢入锄声”，“髓髅半出地”，“白骨下纵横”等诗句，也反映了盗墓风习的普遍。唐代宗时，郭子仪父亲的墓葬被盗掘，有人疑心是鱼朝恩指使。而郭子仪在御前说到此事时，承认自己所统领的军队也多有破坏陵墓的行为。据史书记载，自唐末到五代初，关中的唐帝陵墓除唐高宗、武则天合葬乾陵外，被逐一盗掘，无一幸免。 宋元明清时代的冢墓发掘和冢墓破坏事件史不绝书。作为政府行为的掘墓事件，最为典型的是金王朝扶植的伪齐政权在中原地区对两京冢墓的大规模破坏。刘豫曾经专设主管盗掘陵墓的官员“河南淘沙官”和“汴京淘沙官”。元代蒙古贵族信用的僧侣，有发掘南宋陵墓的行为。明万历年间，宦官陈奉处理民间盗发李林甫妻杨氏墓一案，为“得黄金巨万”的信息所诱使，竟然“悉发境内诸墓”。武昌市民反对其恶行，曾经掀起激烈的抗议风潮，几乎形成暴动。 盗墓现象的普遍，历代都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于是有“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的说法。 对墓主随葬物品的财产追求，是古来最为普遍的盗墓动机。晋人皇甫谧宣传薄葬，有“丰财厚葬以启奸心”之说。盗墓者对墓葬的无情破坏和对死者的极端伤辱，大体都是出于财宝之“欲”。所谓盗墓“奸心”启于厚葬的说法，虽然颠到了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却大略可以说明“自古及今”“无不发之墓”的主要原因，是对“丰财”的欲求。 对随葬品的某些特殊需求，也是我们在分析历代盗墓动机时不能不注意的。宋代有盗墓以取犀带、玉带的史例。有人因此甚至不惜发掘自己父亲的墓葬。张邦基《墨庄漫录》说，宋徽宗喜好古青铜器，于是地方官纷纷发掘冢墓求其器以献上。陶弘景墓被盗掘，据说是为了劫取其中的“丹砂异书”。盗墓者分割“僵尸人肉”以为药，以及盗窃枯骨“以之合药饵”，则是盗墓史中的奇闻。通过发掘前人墓葬，取其营造材料以为己用，也是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在河南南阳的考古发掘资料中，可以看到晋人发掘汉墓，并利用汉画像石作为建墓材料的实例。江苏徐州还发现晚唐时人利用汉墓墓室重新下葬的情形。这样的现象，在文献资料中也有反映。 发掘政敌及政敌家族的冢墓，在中国古代权力争夺中曾经被作为厌服对方的极端手段。掘墓，又是政治惩罚与政治迫害的一种形式。发墓，剖棺，鞭尸，同时又都用以发泄政治仇恨。《左传》中已有掘墓复仇的史例。司马迁记述伍子胥“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的故事，在民间有广泛的影响。清雍正年间兴文字狱，曾经发生吕留良因此被戮尸的著名事件。 盗墓技术的发明和传承，在史籍中有资料反映。而相应的反盗墓技术也逐渐成熟。如以疑冢或虚墓迷惑盗墓者的方式等，以石椁铁壁和储水积沙等强化防护的方式，以及以机弩、伏火、毒烟等杀伤盗墓者的方式等，都各有防盗的效用。 传统礼制对墓葬的保护，表现出中国文化对宗法关系的重视。历代多有严禁盗墓的法律。社会舆论对于盗墓行为也予以严厉谴责。古来还流行这样的民间传说，盗墓时会遇到崩雷晦雨、狂风大雾、鼓角之声或者神异动物的警示，如果不理会这种警告，常常会遭致严酷的报复。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多有盗墓行为与再生奇迹相联系的传说，甚至正史中也不乏此类记载。我们还看到，盗墓这种不光彩的行为，有时却可以导致原先皇室贵族专有的宝用之器得以流散民间，使得黯然埋没于尸骨旁的许多绝世珍宝重见天日，放射出古代文明之光。这种盗墓行为于是具有了与原始动机完全无关的工艺史意义和艺术史意义。骨董多来自盗墓所得，而因此所促成的金石研究的进步，有积极的学术文化影响。简牍资料曾经多次充实我们民族文化的宝库，而有时发现途径是由于盗墓活动。例如汲冢遗书的出土，就是中国文化史的幸事。当然，盗墓者因文化品味的低下、鉴识眼光的鄙劣以及行止习惯之粗暴，往往导致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直接在盗墓现场或转卖途中即被破坏。这种行为对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严重损害，无疑是不可宽恕的。 盗墓对考古工作的干扰与破坏，不仅表现在使墓葬中许多在洗劫中残破遗失，还在于无知的盗墓者往往只根据市场价值尺度进行选择，将一些虽然未必为骨董商人看重，却具有极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文物归于毁弃。此外，墓葬对于考古工作的意义，并不仅仅表现为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墓葬形制、葬式等看来并不直接具有商业价值的遗迹现象，其实都包涵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而野蛮的盗掘，往往使这些现象遭到不可挽救的破坏。盗墓行为对考古工作的严重损害，在近期仍然有明显的表现。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物因盗掘而出土，其发现地点以及其他有关遗迹现象至今仍不能明朗，其考古学的价值于是无法实现，以致于通过科学考古工作本来可能为认识古代社会历史表现出重要意义的资料不能够发挥作用。这些都是使关心和爱重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深为痛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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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室壁画的丧葬文化探讨的论文
西汉早中期的壁画墓
中国墓葬装饰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由于商周时期的墓葬结构还未形成一种“建筑”，因此这一时期的墓葬装饰仅仅是简单的装饰。墓室壁画作为墓葬建筑装饰形式的一种，大约肇始于战国末年，经过长期发展，在西汉中期以后才逐渐流行。西汉早中期是我国壁画墓葬酝酿、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受考古发掘材料的限制，目前仅发现河南永城芒砀山柿园壁画墓和广州南越王石室墓两座。
芒砀山的汉墓设计独具特色，面积庞大且“斩山为廊、穿石为藏”。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社会中，规模巨大的工程让我们无法想象是如何完成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地下皇宫形成的时期比明十三陵要早1300年，而且建筑的面积规模远远胜出四倍。伟大的诗人李白曾有诗篇进行高度赞扬：“万人凿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山，掩泪悲千古”。如果从梁孝王算起的话，足有八代九王及王后葬于此，这些罕见的地下墓葬皇宫被当今的中外学者们誉为“天下石室第一陵”。在壁画墓的发掘中具有重大的发现，就是墓室彩色巨幅壁画《四神图》，它的发现成为我国唯一一幅西汉早期的墓室壁画，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经学者研究表明，该壁画的形成年代比敦煌壁画还要早630多年。《四神图》彩色大型壁画出土于芒砀山柿园壁画墓[1]。芒砀山柿园壁画墓俗称柿园汉墓，位于永城市芒砀山的保安山东南部的余坡，全长达米。全墓由墓道、甬道、主室、巷道以及各个侧室组成，墓室内建有排水系统。墓道长60米、宽米，分东、西两段；西段长30米，位于山体之上，地面全部用褐色纯净土夯筑；东段为凿山而建，南北两壁上下垂直；在墓道的尽头、甬道门前，有一东西长米、南北宽米、深米的长方形石坑。东段墓道内用长方形石块封填。甬道东西全长米、南北宽米、高米。甬道口设有门道。门道进深米、南北宽米、高米；甬道呈斜坡状，西高东低，顶与底平行倾斜，南北两壁垂直；甬道尽头有设一长米、高米的平底墓室门道，门道内墓室门的结构与墓门相同。
《四神图》彩色大型壁画位于主室顶部，从西端向东宽米，南北长米，面积平方米。“壁画主要内容包括：青龙、白虎、朱雀、怪兽、灵芝、云气纹等。在黑、白、绿、红四色构成的画面上，奇禽异兽、瑞鸟祥云，各有不同的寓意和象征。其中青龙处在中间的显要位置，占整个壁画面积的一半以上，龙头顶长角，长须飘飘，张口吐舌，舌尖卷一怪兽。龙翼丰满，两前足一踏云气一足踏翼，两后足一接朱雀尾一足生花朵，尾端伸出一株长茎花，满身鳞纹”[2]。朱雀绘制于龙身中段的东侧，口衔龙角，胫生花苞，背部装饰圆点纹样，足踏在边框上。白虎绘于龙身的西侧，足踏云气，仰首张口，欲吞一灵芝草。怪兽位于画面的南端，头作鸭嘴形，长颈，满身鱼鳞纹，背长巨刺，尾巴似鱼。画面所要表达的涵义是快乐、祥和、生机盎然，或许代表着墓室主人对死后幸福的美好向往与祈求，同时也映出了当时社会的繁荣、昌盛、和谐以及国富民强的盛世面貌。
西汉晚期的壁画墓
西汉晚期，壁画开始在中等规模的砖室墓中逐渐出现并流行。目前发现的西汉晚期壁画墓主要集中在西安和洛阳两地，主要有洛阳卜千秋壁画墓、洛阳烧沟61号壁画墓、洛阳浅井头壁画墓、西安交大壁画墓、西安理工大学壁画墓等，其中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壁画最为典型。此壁画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小学的校园内，在西汉时期它属于上林苑的东部方位，墓葬坐北朝南，平面呈‘古’字形，由斜坡墓道、东西两耳室和主室几部分组成。
2011年，笔者就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3]。墓道全长米，上口的宽度为米，底部的宽度为1米。耳室平面呈长方形，位于墓道东西的两侧，主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深米、东西宽米、高米。墓门位于南壁的中间，宽米、残高米，原装配有木质门，门框前设有竖砖的保护。壁画直接绘制于主室内部的四壁和顶部，底色的处理分为两层，最下面的一层为白色，上面的一层是赭石色。保存下来的面积大约24平方米。在墓室的中部有一周红色菱形装饰带，把壁画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部分的幕顶为天象图壁画，下部的四周绘制流云和动物图像。上部的壁画主要包括券顶和后壁的上部两部分。券顶部分以天象图和仙鹤、彩云为主，天象图绘以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象与星辰相配，内外各有两个大的同心圆圈。在星辰圈的中间南北一线，南边有一直经30厘米的朱红色太阳，中间还有一只展翅飞翔的金乌。北边同样有一圈黑色的轮廓线，中间绘制玉兔和蟾蜍。太阳和月亮的周围有彩绘‘S’形的四方连续图案（云彩图案），云彩之间配有白色、黑色的仙鹤。在星辰圈之外也布满了云彩和仙鹤。后壁的上部画面呈半圆形，正中间绘有动物，头似鹿角，身体的部位由于时间流逝已经残缺不全。其东西两侧有两只相对上飞的仙鹤，下部有一只卧倒的鹿。下部壁画包括墓室的四壁，均绘制有‘S’形的流云纹，云纹之间绘有各种动物和飞禽，各具情态，栩栩如生。
西安曲江池壁画墓，位于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西曲村西南约1公里处，是1985年发现的一座壁画墓。墓葬坐西面南，平面呈“甲”子形，由墓道、甬道、耳室、墓室组成，全长米、深米。壁画绘于墓圹第一层台阶以上及墓道第一层台阶以上，用料为白色粉状物，其内容多是食草类动物，其大小与实物相同。壁画轮廓清晰，线条洗练，风格粗狂豪放，造型生动，内容别具一格，在汉代墓葬壁画中也极为罕见。
汉代墓室壁画与汉代丧葬文化
中国的丧葬文化与许多传统礼仪一样，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逐渐形成的，而各个时期的丧葬文化又因其背后的经济、政治、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对于古人来说，丧葬并不是单纯地安葬死者，而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伦理规范和阶级秩序。汉代的墓室壁画在形式上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先秦两汉的思想和信仰的影响，结合当时观念、思想、习俗等形成了具有时代性的画像图式。先秦时期的思想观念、信仰内容广泛，直接影响到汉代人对天、对生死、对鬼神的看法，也是形成墓室壁画具体内容与结构的基本背景。
《易系辞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4]。可见汉代以前，中国人已经以“天”为尊。《礼记郊特性》曰：“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5]。汉代人对天的崇拜与注重，从两汉墓葬出现的数幅天象图壁画可以得到充分反映。汉墓中出现的大量羽翼仙人以及羽翼神兽的绘像、雕塑等，与汉代流行的.升仙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值得注意的还有汉墓中的“天门”形象。屈原《楚辞九歌大司命》中提到：“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所谓天门即天上之门，要登上天之门都要通过这道门。湖南马沙马王堆一、三号墓出土的两幅“T”形绯衣帛画就是典型的代表，分为天上、人间和地下三个部分。陕西旬邑县百子村一号东汉壁画墓后室后壁中间绘有一个很特别的“T”形图案，图案由黄、红两种颜色组成，门框用红线勾勒，然后用深赭黄色涂抹在门面上，被称之为“天门”图案。
在汉代流行的谶纬思想与董仲舒“天人感应”、“神权神授”论的影响下，汉代人也普遍相信上天会借助文字或图像向世人预示祸福吉凶，也会向仁君显示祥瑞的图像，这是祥瑞图在汉代广泛流行的主要原因。汉代人视墓室为死后安乐之处，或称之为现世家居的翻版，甚至墓室内的布局结构、家居用品、室内装饰等都要一应俱全。因此，墓室内出现了令后世瞩目的墓室壁画以及不同题材的画像装饰。从复杂结构中可以看出，汉墓一方面象征宇宙，上置天界星辰与神像、下置人间各种生活景况；另一方面又是人死后的居处，被刻意装修成阳宅家居的模样，有的分前堂后室，有的绘画或雕刻以象征天井。对汉代人来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这是基于人死而灵魂不灭的观念。汉代人对天上世界有很多美丽的联想，认为这个缤纷的天界是人死后灵魂理想的归宿。汉代人对死后的阴间世界则显得很抗拒，有关的文字和图画都不多，墓室内也罕见相关画像的描绘，这个地下世界的画面相对模糊。汉代人对天界、对天界内的天象神灵敬畏有加，但对阴间地府的恶鬼则避而远之。
墓室壁画在汉代墓葬中的作用或地位与画像石或画像砖相近，概括地讲包括三方面：图像式的墓葬记铭；记载或叙述具体场景与情节；记录或折射具有时代意义的观念。“图像式的墓葬记铭”：墓室壁画是一种舍文字而取图像形式的记铭，提供了比文字更为具体的形象画面。尤其是在记叙墓主的生平事迹方面，以及表彰其成就和品德的作用上，比文字形式的墓葬记铭更具体和更有感染力。但由于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制，还不能称作“墓志”。从在墓葬内“标志墓主”的作用上看，它们与后来的墓志有相近之处，可以算是墓志的先声。
将我国考古事业向前推进了一步、让人了解更多的西汉墓葬文化、将西汉的文物呈现到世人面前、便于揭开西汉的未解之谜、研究文物蕴含的意义等。
曹操墓发现和确认的消息传出后，在各专业人士之间以及普通百姓之间均引起了大量的质疑。发现和确认曹操墓都是官方和职业考古机构的行为，权威性毋庸置疑；提出质疑的多是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古代文学等各行业内造诣颇深的专家，质疑的根据也非常确切，即便是普通百姓，也常常提出一些符合逻辑、颇有见地的质疑。 纵观各方的质疑，绝大多数人认可将西高穴大墓的年代定位于东汉末年或曹魏时期，规模比较大，另外墓主人应该和古邺城密切相关。以上三点争议不大。但是约有超过80%的质疑者不认可墓主是曹操。争议主要的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专业之争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魏晋南北朝史博士张国安认为，考古学家并不负有判定墓主人的职责，对于考古材料，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但并不能就此取代历史学的研究。如“魏武王”三个字涉及复杂的礼制、语境等诸多问题，如何解读是一个历史学课题，判断墓主人不是一个考古学问题，考古学者应该尽快公布所有材料供学术界研究，而不是自己径直下结论。其他如古文学、古文字学、金石学等各学科的专家都曾就本人研究的专业方向先后发表了自己的质疑。曹操高陵考古队队长潘伟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社科院学部委员刘庆柱等认为，非考古专业人员的质疑缺乏专业性，外行充专家，学术问题娱乐化。地域之争1、河南方面的人士认为现在的西高穴大墓为曹操墓确信无疑；2、河北邯郸市历史学会会长刘心长等表示西高穴大墓认定为曹操墓依据不足难以服众，且方位不合帝王陵墓的传统，真正的曹操墓应当在距离现在西高穴大墓不远的河北境内（漳河对岸偏西偏北的山地中）。这种意见属于河北方面的主流意见。3、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魏晋南北朝史博士张国安认为，曹操墓可能在西高穴村东南方向的亮马岗村（古称野马岗）一带。4、河北邯郸民间学者张立刚（网名“山尖子”）认为曹操墓在河北邯郸磁县的索井村，他并提出了曹操墓应当是由曹操墓、陪葬墓等若干大墓组成墓群。具体请见参考资料中的“曹操西陵研究”博客。这种意见比较旁门，支持的人比较少，突出之处是如果曹操墓真的在这里，那么其“风水”位置是比较理想的 。5、另外安徽亳州方面认为亳州有公认的曹操家族墓，并且已经成功发掘出曹操女儿曹宪和曹操父亲、祖父及其他族人的墓葬，由此判断曹操墓也有可能在安徽亳州。 证据之争 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表示，“这些证据我觉得都不是第一手证据，都不是很有力的证明。”但考古专家孙新民指出，同类八件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中有七块为科学发掘出土，只有一块是从盗墓分子手中追缴而来。位置之争1、 目前判定西高穴大墓为曹操墓，文献记载与邺城西门豹祠、铜雀台以及后来发现的鲁潜墓志等的相对位置是重要依据。然而历史上邺城、西门豹祠等位置多次变动，西门豹祠甚至先后有十多个位置，鲁潜墓志并非从墓中取出，确切来源无法确定，因此以此为依据确定曹操墓显得依据不足。另外假定由鲁潜墓志标明的相对位置找到曹操墓，反过来应当是根据 高陵（曹操墓）图册 曹操墓也能找到鲁潜墓，但是至今在相应的位置并没有找到鲁潜墓。2、 目前考古发掘已经证明，同一陵园之内只有两座墓葬，中轴线在两座墓葬之间，两墓葬一南一北对称分布，相距30米，朝向一致坐西向东。《三国志》卷1《武帝纪》记载，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曹操曾就自己陵园的规划建设，下达过如下指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由此可见，就曹操亲口安排的自己陵园规划而言，他本人是独自居于先王所在的主位，位置在最为尊崇的顶端，左、右两侧不能有其他墓葬与之并肩等列；陪葬的诸侯、大臣，则以功勋地位的高低，在自己前方的左、右两边依次排列，左为尊位，右为卑位。显然，目前的考古发掘结果，和曹操本人的规定以及当时的礼仪都有很大差别。此外，曹操要求王公大臣在自己陵墓附近陪葬，也就是说曹操墓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墓群，但目前经过详细探测，陵园内只有两座墓。3、 都城与陵区方位的历史传统没有在都城西南方位的，两汉帝陵、已知魏陵、西晋帝陵都是如此，汉献帝的禅陵也在山阳城西北，按洛阳方位算是东北，没有例外。西南在八卦中属于坤位，建造上常常是造厕所的方位。西高穴2号墓，东西向而偏南，不是如想象中偏向东北，接受铜雀台上典礼的祭拜。因此这个墓认定为曹操墓，此处也是绕不过去的坎 。4、 曹操后代如曹丕等的有关文档，多次显示曹操墓在“阿”、“冈”的字眼，也就是与“山”密切相关。然而西高穴大墓却在平原上，附近并没有什么山。墓主之争1、曹操高陵考古队队长潘伟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社科院学部委员刘庆柱等认为，西高穴大墓墓主就是曹操。2、著名考古学家、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徐苹芳（已故）：西高穴大墓绝不可能是曹操墓，因为西高穴2号墓的形制与曹休墓是一个级别的，也就是侯这一级的，而不是王或帝王级的。西高穴大墓当然也是有考古价值的，但定性应当是东汉末年的大墓。而曹操墓之所以被质疑，并不存在外行内行之说，而是证据不可靠。3、魏晋南北朝文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有关方面公布的“曹操墓在安阳”证据并非第一手材料，都不是很有力的证明。在还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公布相关消息，有悖学术研究的严肃精神。不能否认西高穴墓墓主认定的其他可能 。4、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著名三国文化研究专家方北辰，从礼制研究入手认为西高穴大墓不是曹操墓，并从陪葬物品、墓的形制、方位、规格以及墓主骨骼年龄等方面分析，西高穴大墓二号墓墓主是曹宇（曹操与环夫人之子，与曹冲为同父同母的兄弟），一号墓墓主是曹奂（曹宇的儿子并未入葬是空墓） 。5、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魏晋南北朝史博士张国安认为，从位置、陪葬物品、墓的形制结合历史记载判断，西高穴大墓的墓主是曹奂。6、中国盗墓史研究学者，江苏省考古学会会员倪方六：能认定墓主的东西，都具有惟一指向性，即所谓“铁证”。现在西高穴墓葬中出土的东西，没有一个是“惟一”的，都可以作出 高陵（曹操墓）图册 完全相反的解释。比如“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这是认定墓主是曹操的关键东西，但恰恰是这件东西透露出，墓主一定不是“魏武王”本人。 常理而论，“魏武王”是不会把自己的东西写上名字再随葬的。曹操更不会，他惟恐别人找到他的墓 。 7、另外，西安市委党校历史教授、三国史研究专家胡觉照认为安阳“曹操墓”实则五胡十六国时期军阀姚襄墓穴。8、从事历史研究三十余年、著有专著《曹操墓研究》的邯郸市历史学会会长刘心长说：“曹操墓不是孤墓而是群墓，如果这座墓不能确证为曹操墓，而是陪葬墓的话，极有可能是曹操最亲信的大将夏侯惇的墓。 ”9、四川一位古文化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钱玉趾认为西高穴大墓的墓主可能是曹魏时期名臣常林的墓葬。10、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徐光冀先生认为，此墓很可能是曹操墓的陪葬墓。11、历史学者、作家刘秉光认为墓主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第三任皇帝石虎。称呼之辩历史上除了曹操外，十六国时期冉闵，姚襄等也都有“魏武王”的称号。而考古单位对八件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碑却只是指向曹操，其做法也受到一些民众的质疑；有学者怀疑，曹操葬礼由曹丕主持，时曹丕继为魏王，应不会直称父亲为“魏武王”，而只称作“武王”；就算要使用全名，也应该用“汉魏武王”而不是“魏武王”；学者以此判断发现之陵墓不为曹操墓。遗骨之惑 河南发掘点并没有享寿七十岁的曹操妻子卞皇后遗骨，证明此墓并非曹操墓。卞皇后太和四年去世，与曹操合葬高陵，卞皇后二十岁嫁曹操，是曹丕生母，曹丕享寿四十岁，卞皇后此时就已经超过六十岁，之后到太和四年去世，享寿七十岁。另外文献记载曹操墓中有迁葬来的曹冲遗骨，但是实际考古发现也与此不符。 另外，还有的学者提出，同时期的帝王墓，王后都是在墓主的东南方向另起一墓，如果这个曹操墓的东南方向附近没有发现卞皇后墓，则可以肯定不是曹操墓。玺印之疑 根据《晋书·礼志》，曹丕于曹操墓的墓道筑了一个石室，放了金玺。河南发掘点不但没有金玺，连藏玺的石室都没有，证明此墓并非曹操墓。 曹操遗令“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曹丕连金玺都不敢放进墓室，河南发掘点却出土了金银珠玉，证明此墓并非曹操墓。 此外根据已公布的此墓考古报告，墓内发现一铜质印章，上边的篆体文字经古文字学者考证为“奂”字，印章的质地以及上边的文字都与曹操的身份不符。造假之嫌 学者闫沛东向媒体明确指出曹操墓考古队队长参与造假，因为考古队获得安阳方面230万元挖掘资金后挖出空墓难以向对方交差。对此，曹操墓地考古队队长、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潘伟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切等闫沛东公布证据后再作答复。但闫沛东在2011年12月被河北警方确认为逃犯，真实姓名为胡泽军。
酒泉丁家闸五号墓社树壁画考南昌东晋漆盘的启示——论南北朝墓葬艺术中高士图像的含义逝者的“面具”——论北周康业墓石棺床画像风格背后——西汉霍去病墓石刻新探关于墓葬壁画起源问题的思考——以河南永城柿园汉墓为中心西汉石椁墓与墓葬美术的转型山东临淄东汉王阿命刻石的形制及其他关于汉代丧葬画像观者问题的思考墓主画像研究墓主画像的传承与转变——以北齐徐显秀墓为中心逝者的“面具”——论北周康业墓石棺床画像青州北齐画像石与入华粟特人美术——虞弘墓等考古新发现的启示论“邺城规制”——汉唐之间墓葬壁画的一个接点崔芬墓壁画初探压在“画框”上的笔尖——试论墓葬壁画与传统绘画史的关联2006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承担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等课题。郑岩多次参与国内外研讨会，并协同著名美术史家巫鸿先生发起“汉唐之间”中国考古美术的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论文集三部。郑岩先生多次提出“美术考古学”这一美术史领域的次学科，并且将其定义为“以考古提供的材料为核心，融美术史与考古学的交叉学科”，郑岩在其亲自撰写的文章《考古学提供的仅仅是材料吗？》和《论“美术考古学”一词的由来》二文中详实的论述了美术考古学这一美术史新学科的发展演变史。郑岩先后翻译多部外文美术史著作，其个人论文亦多次被翻译到国际学术界，在汉唐美术史与美术考古领域达到国际水平。
公元218年6月，曹操写下了一道特殊的命令《终令》，这是一道安排他后事的命令《三国志·武帝纪》，记载了这道《终令》的内容，其规西门豹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公元220年，在洛阳的寝宫，曹操留下他生命里最后一道命令《遗令》，曹操在遗令中除了交代要薄葬外，再一次提出将自己葬在邺城西面的高岗上。这道《遗令》比两年前的《终令》内容更加细致，但对于墓葬地点的描述却是一致的。
河北省临漳县三台村有一处高大的土台，城墙夯土的痕迹依然十分明显，这就是三国时代的邺城遗址，也是曹操在《终令》中提到的邺城。邺城的西边，是地势较高的黄土塬地貌，遍布着村庄和农田。如果曹操墓在邺城西边的这一片田地，那么经历了岁月变迁，曹操的墓葬究竟藏匿在哪里呢？
曹操生前要求将自己葬于西门豹祠西原上，唐代的地理名著《元和郡县志》记载，曹操的西陵距离邺城三十里，与西门豹祠相距大约十五里，并且都在邺城的西边。因此，找到了西门豹祠，就等于找到了曹操墓的一个重要坐标。西门豹是战国时期邺县的县令，他带领当地人们治理漳水，破除了巫婆每年都要为河伯娶媳妇的迷信，将残害百姓的巫婆投进了漳河。西门豹治邺有方，受到百姓爱戴，当地人们为他修建了祠庙，西门豹祠由此而来，因此，要想寻找曹操的墓葬最关键的一步，就是首先要找到西门豹祠的位置。关于西门豹祠的位置最早的记述是距离曹魏时期，仅仅二百多年的北魏郦道元的地理名著《水经注》。1985年，在河南安阳市安丰乡出土了一件后赵建武年间的勒柱石刻，上面刻有西门豹大夫画像，以及西门豹祠的重建时间、面积等内容。
后赵建武年间是公元335年至公元348年，时间距曹操去世的时间约有一百多年。《水经注》成书年代距离曹操去世，也只是二三百年，《水经注》的文字记载与所出土的勒柱石刻内容完全一致，考古专家认为出土后赵建武年间，勒柱石刻的西门豹祠遗址正是郦道元所描述的西门豹祠。在古邺城西的漳河北岸，有一处古城遗址，正是战国时代所建的武城，在他的东南方向约七里的漳河大桥南侧，安阳县安丰乡乐镇村东，有一处隆起的土台，台上立着一块宋代石碑，碑文明确记载这里就是西门豹祠。它的位置与《水经注》中所记载的西门豹祠的位置完全一致，专家认为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的西门豹祠，正是曹操在《终令》所指的西门豹祠，只是经过了后世的重修。
在考古人员认定的西门豹祠的西部，是地势较高的开阔地带，曹操在《终令》中所说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的地带，应该就是指这里。为考证西门豹祠西原的地貌特征是否同文献记载相符合，河南省安阳市的考古工作者对西门豹祠西原的地貌进行了测绘。考古人员通过gps卫星定位系统发现，这片开阔地带地势很高，比今天的漳河河渠明显高出12米，而在曹魏时代，这里的地势应当更高，同周边的土地相比，这片土地又很贫瘠，直到现在许多地方不能种植庄稼。曹操在《终令》中要求将自己埋葬在瘠薄之地，由此看出曹操首先看重的这里是一块不能种庄稼的瘠薄之地。考古人员通过种种迹象分析，埋葬曹操的陵墓应当就在这片开阔地域，也是曹操《终令》里所说的邺之岗西。由于曹操墓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又经过了1700多年的风雨冲刷，在地面上很难找到陵墓遗存的痕迹了。难道曹操墓地没有一点地理上的特征可供辨别吗？
刘心长是邯郸市历史学会会长，他几乎走遍了邺城周围十几里的山岗田野，对那里的文物古迹进行了细致的实地勘察。经过数年研究，认为曹操墓就在河北磁县时村营乡中南部，讲武城乡西部以及河南安阳县安丰乡，共约五平方公里的范围，并把这一区域称作曹操墓田。刘心长划定曹操墓田区域的理由是，这一片区域正好在邺城的西边，又是岗丘地带，而去土地较为贫瘠。
2007年，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好穿越曹操墓田所在的区域。河南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南水北调，安阳固岸考古队队长潘伟斌提出，同刘心长一致的观点，认为决定曹操墓葬的人正是曹操自己。潘伟斌等人结合文献记载，对实地进行了细致的踏勘，把曹操墓可能所在的位置缩小到了更小的范围。曹操墓极有可能在河南安阳安丰乡，靠近漳河的一块不大的区域，一时间困扰世人的曹操墓葬之谜，再一次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论文开题报告基本要素
各部分撰写内容
论文标题应该简洁，且能让读者对论文所研究的主题一目了然。
摘要是对论文提纲的总结，通常不超过1或2页，摘要包含以下内容：
目录应该列出所有带有页码的标题和副标题， 副标题应缩进。
这部分应该从宏观的角度来解释研究背景，缩小研究问题的范围，适当列出相关的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不只是你已经阅读过的相关文献的总结摘要，而是必须对其进行批判性评论，并能够将这些文献与你提出的研究联系起来。
这部分应该告诉读者你想在研究中发现什么。在这部分明确地陈述你的研究问题和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研究问题应该足够广泛，而次要研究问题和假设则更具体，每个问题都应该侧重于研究的某个方面。
死亡对于人们来说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茫茫宇宙，大千世界，人们在这里诞生、成长，直到最后的死亡。几千年来人们形成的丧葬礼仪，是既要让死去的人满意，也要让活着的人安宁。在整个丧葬的过程中，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坚韧的结——念祖怀亲。这个结，表现在生者和死者之间的实体联系中，也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精神联系之中。而这就揭示了中国人生死观的深层内涵。 停尸仪式 他被移到正屋明间的灵床上，在亲属们的守护下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刻，这叫做"挺丧 报丧仪式 报丧可以说是人死后的第一种仪式了，它用发信号的方式把有人逝世的消息告诉亲友和村人。 招魂、送魂仪式 客死在他乡的魂魄，找不到归途.除非他的家人替他"招魂"，使他听到那企望着他的声音，他才能够循着声音归来。 做‘七’仪式 人们认为，人死后七天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所以要举行"做七"，每逢七天一祭，"七七"四十九天才结束。这主要是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 吊唁仪式 一般吊唁者都携带赠送死者的衣被，并在上面用别针挂上用毛笔书写的"某某致"字样的纸条。 入敛仪式 入殓有"大敛"和"小敛"之分。小敛是指为死者穿衣服，"大殓"是指收尸人棺，汉族民间俗称为"归大屋"。 丧服仪式 在丧礼中，晚辈给长辈穿孝主要是为了表示孝意和哀悼。这本来是出自周礼，是儒家的礼制，后来，又被人们引申成为亡人"免罪"。
1. 华人风俗 传统华人的丧葬习俗，一般是原始观念和封建观念的混合体，千百年来一直在民间流传，形成各地风俗民情。 江汉平原：红白喜事一样锣鼓 江汉平原上人们娶亲一般是又吹喇叭又打锣鼓，为死人送葬只打锣鼓不吹喇叭，但潜江浩口镇一带风俗特殊，不管是娶亲还是送葬，只打锣鼓不吹喇叭。 传说，从前潜江有个县太爷是有名的色鬼，一听见娶亲的喇叭响，就吩咐手下人把新娘子拖进县衙过一夜，许多青年男女与之抗争丢了性命。 有一位穷秀才娶媳妇前灵机一动，用送葬鼓乐迎亲，即娶亲时只请打锣鼓的、放鞭炮的，不请吹喇叭的。果然，穷秀才平安地娶回了媳妇，县太爷却全然不知。 后来人们就学着穷秀才的样子娶亲，时间长了逐渐成为风俗传承到今。现潜江一带依然娶亲时不吹喇叭。 荆州：阎王请喝忘魂汤 “出门三五里，各处一乡风”。荆州各县的丧葬习俗不尽一致各有特点。据说阎王爷派阴差“无常”专门摄取那些在生死簿上已被注销了的人。因此，松滋县有这样一个习俗：病人弥留之际，其亲属要请健壮男子手执刀剑，围坐在病床前，还在床上罩上渔网，说这样可以阻止“无常”接近病人。人一旦撒手西去，家人却刻在门外烧“落气纸”，这是给阴差送的草鞋费，让他在押送阴魂时不要太粗野；人们还要请僧道“开路”，烧纸轿、纸马供死人代步用；“开咽喉”目的是让死者在阴间也能进食。 仙桃地区还有这样一个风俗，人死之后，在死者嘴里放几片茶叶。传说，人死了后也不忘亲人，天天哭泣不肯去见阎王。阎王就做了一种“忘魂汤”，又在汤里放上几片茶叶，派夜叉端去劝死者喝。死者口哭干了，以为端来的是茶，接过就喝，结果这一喝把什么都忘记了，乖乖地去见阎王了。 这件事不知怎么让死者的家人知道了，他们不愿意死者忘记自己的亲人，就设法糊弄夜叉。事先在死者嘴里放上几片茶叶，待夜叉来劝喝“忘魂汤”时，看见死者嘴里有茶叶渣，以为已经喝了“忘魂汤”。这样死者也就不会忘记自己的亲人了。 鄂东北黄冈：夫亡丧妻哭姐妹 鄂东北黄冈有一个奇特的风俗，不管是丈夫死了妻子，还是妻子失去了丈夫，他（她）们在哀诉哭泣时，总是一口一声“我的姐妹呀！”为什么不称夫妻而称姐妹呢？据说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风俗。 相传盘古开天劈地时，世上还没有人。盘古琢磨着怎样造出人来，一抬头看到太阳和月亮兄妹俩，就要他们结为夫妻生儿育女。 月亮妹妹性情乖巧，听了盘古的话，吓得脸色发白，忙躲到树林里去了。太阳哥哥脸色绯红，冲着盘古说：“我们是兄妹，怎能结为夫妻？”盘古说：“世上没有人，要你们太阳月亮做什么事？这样吧，我这里有一副石磨，你们一人拿一块磨，从天上往地下滚，要是磨合在一起，你们就结为夫妻；若磨合不到一起，你们就还做兄妹”。太阳这才点头同意。 盘古将磨交给太阳和月亮，他们提起往下一滚，盘古暗中用手一点，滚下去的磨正好合在一起。盘古说：“这是天意，你们只好这样办。”太阳还在犹豫，怕后人笑话，盘古给他一把针说：“要是有人敢看着你笑，你就用针扎他的眼睛。” 太阳哥哥和月亮妹妹结为夫妻。此后，世上夫妻都称为兄妹。后人也不敢看太阳，一看眼睛就针扎样疼。 满梅：将逝世者捆在椅子上 在满梅有一个奇特的风俗，即人死后要把尸体扶到椅子上坐着，还要用一根绳子捆起来，死者面前再放一张小方桌。 为什么有这样的习俗呢？ 据说从前有一个媳妇常虐待婆婆，婆婆年纪老了只好忍气吞声。 不久，婆婆死了，尸体被放在椅上坐着，亲戚朋友都来吊丧，媳妇也到椅前哭几声应景。不料婆婆阴魂不散，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把媳妇死死抱住，人们怎么也掰不开。 媳妇知道婆婆死也记住了自己的不孝，只好当着众多乡亲面，将自己如何虐待婆婆之事一一讲出。大家都跪下为媳妇求情，婆婆这才把手慢慢松开坐到椅子上。 后来人们怕再有这样的事发生，就把死人捆在椅子上，面前还放一张桌子挡住，这样死人也就跳不起来了。 土家人：欢喜跳丧送亡人 跳丧是土家人特有的丧葬习俗，又叫“散忧祸”、“撒尔活”。这种在亡灵前跳一夜丧鼓舞的习俗，据说是由巴人传下来的。 在土家山寨，不论哪家死了老人，乡邻们都不顾劳累从各家赶来，为亡人跳一夜“撒尔活”。长阳就有这样的歌谣：“半夜听到丧鼓响，不管是南方是北方，你是南方我要去，你是北方我要行，打不起豆腐送不起情，打一夜丧鼓送人情。”死者的家人也早早地准备好姻酒，腾出跳丧的场子，将亡人的棺材停放在堂屋正中，在棺材的左前方放一个自制的大牛皮鼓。 随着门外“嗵、嗵、嗵”三声铳炮响起，一班班男女老少涌进堂屋，他们在棺材前的空地上互相邀约，踩着鼓点边歌边舞。他们的头、手、肩、腰、臂、脚上下一齐协调动作，跳着变幻多姿的舞步。他们时而相互击掌；时而绕背穿肘；时而扭肩擦背；时而嘴唇触地衔物，说是“燕子含泥”；时而蹲下踮脚打旋；时而相互嬉戏；时而沉默；时而呼啸唱和。是欢乐还是悲哀，难以说清。不过土家人有这样一个习惯：热热闹闹陪亡人，欢欢喜喜办丧事。 武汉：清明扫墓奇观 每当清明前后，一向冷清寂静的石门峰、扁担山、九峰等公墓区顿时热闹起来。车声、鞭炮声、哭声、嬉笑声以及小商贩叫卖香烛、纸线、食品的吆喝声遍于四野。只见满山烟雾缭绕、火光点点，从山脚到山顶布满了人群，形成了武汉地区独特的祭扫习俗景观。 武汉人最看重的是庙祭和山头祭。从前富裕人家要烧91斤纸钱，表示对死者“九死一生还”的寄托，还要点9柱香、9支红烛，供奉的食物由必须有肉包子和香饼，以使死者在生还转世步出阴间时免受恶狗的缠噬。 当然，这些老规矩如今大多已不复存在了，但武汉人还是保留了一些传统习俗，只是在形式上加以变异。如扫墓时携同家人和朋友踏青，祭毕，人们围坐在一起吃一笼酒菜或面包冷饮，然后春游踏青，边聊边挖野菜，据说这种野菜吃后可使人避邪防病。有的人家并无家人坟冢，但也随扫墓人流来到郊外，选择一环境优雅之处，用树枝就地划一圆圈，权当祖宗之墓烧纸焚香，然后席地而坐野餐，最后踏青于郊野。这样的人家是以祭扫为次，郊游为主。 葬礼习俗：殓期 殓期指的是人死后至入棺这个阶段。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视为德之本。孔子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对以孝著称的门徒曾子说过：“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但自古以来，衡量“孝”的普遍标准，主要是看其对父母“生养死葬”的态度，因此丧葬仪礼一开始，其孝亲的特色就十分显著。 泉俗凡己50岁或做“公（爷爷）妈（奶奶）辈”者，在病危临终之际，均要“上厅边”，即让其卧于本家或祖厝厅堂边由四块床板临时搭成的简易床铺上，儿孙，媳妇都守候在旁送终。死者即将断气时，亲眷要边哭边为其更换寿衣，穿上鞋袜，动作要快，如迟至断气后，有“死者得不到”之嫌。死者寿终正寝后，当即用其被单复盖躯体与面部，亲眷围尸恸哭，治丧即告开始。 孝男出门，自池旁、埂边或大路口取回泥土一块，用瓦片取回，土上插香，置于尸体脚端处的地上，以示“人死入土为安”，并置米饭一碗，上插竹筷一双，称“脚尾饭”，或叫“辞生饭”。亲眷要不断地续香，焚烧冥纸（说是阴间使用的纸币），为死者前往阴间准备足够的“盘缠”。为让死者在冥冥之中走向光明，尚须点白烛一支或油灯一盏，要注意不使熄灭，称“点脚尾烛”。如再加上早在死者生前为备“百年”之后启用所“竖”之“生寿”（俗称“起大厝”），以及寿终之后“做功德”时所焚烧的纸糊大厝（内有纸糊的各种日常生活用品，甚至有佣人、汽车等），可谓是对死者的衣、食、住、行诸方面都考虑到了，而且类似的做法，在整个丧葬仪礼过程中，还会不断地出现。 治丧之家要在大门上挂上一块白布，或于原贴红联处覆盖白纸，让周围的人们都知道，并向堂亲姻戚报丧，给在外地或海外亲人发讯，子女闻讯奔丧。其中向姻戚报丧，尤要慎重。我国古代多流行族外婚，同姓不婚，因此联婚就成为加强部落、氏族、家族、各姓氏之间关系的极其重要的感情纽带。故《礼记.昏义》在记述婚姻的功能时，首先强调的就是“合二姓之好”。但联婚的成果，常因一方的不幸去世而产生波折。在泉州，有的外家因怀疑女儿在夫家受虐待而死于非命（有的也确为事实），就纠集人马前往亲家“吃人命”的事时有所闻。因此民间在为女性长辈举办丧事时，十分注意姻亲关系，并形成了一些相应的习俗，这在新编的《安溪县志. 风俗志》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收殓前，孝男年长者要手提小桶，领全家孝眷到附近公用井乞水，回到家门口，取水一碗进屋洗尸，余水倾倒门外，然后为死者举行“辞生祭”，即可入殓。入殓时，凡生肖五行与死者相克者，均应回避，以免犯“冲煞”，收殓后，孝男孝女需将死者生前所用过的日常生活用品，送至郊外或村外焚化，俗称“送草”，或叫“送脚尾”。事毕，再由道士在室内外进行一些祓凶驱邪的仪式，俗称“收乌”（或于守灵结束进行）。 ttp:// 想了解的仔细就买本书看求采纳
“墓”就是“慕”——“孝子所思慕之处。”换句话说，墓虽然是为死人修的，却是活人“思慕”的表现。如果想表现自己是个孝子，那就得在造墓下葬的事儿上多下点工夫。说“疑冢”之前，我们先来说说“冢”。中华文化那叫一个博大精深。比如说汉字，“墓”、“坟”、“茔”、“冢”、“丘”、“垅（垄）”、“山”、“陵”、“寝”，以及不太常用的“土”、“培”、“堬”、“垜”，表面看指的都是同一种事物——人死之后的埋骨之所，但在古人看来，这几个字的意思有着明显的差别。“墓”，指的是掘坑穴葬后盖土与地平齐，不植树。这当中透漏出的是中国人早期朴素的丧葬观念——“不树不封”，《礼记·檀弓上》说“古也，墓而不坟”，意思就是古人下葬之后是不会在地面上起坟头的。所以“墓”字在这几个字中堪称最为原始、正宗。“坟”，恰好与“墓”相对，它的本义就是土堆，在先秦专指葬后地面上积土成堆。“茔”，意思是墓地，是用作墓葬的那块土地的本身。“冢”，本义是大，《红楼梦》里面称秦可卿为“冢孙妇”意思可不是她死了，而是说她是嫡长孙之妻，嫡长，在家族中当然意味着“大”。《说文》，解释说：“冢者，高坟也。”也就是说只有封土高大的坟，才能叫“冢”。“丘”，本意就是葬穴上的封土堆，“垅”、“垄”的概念与此相近。但是，在礼法等级森严的先秦时期，普通人只能能用“墓”、 “坟”、“垅（垄）”，王公级别的人才能够用“丘”，如苏州虎丘，就是因为吴王阖闾葬在这里而得名。比“丘”规格更高的是“山”和“陵”。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说：“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意思就是，在秦朝，“山”是称呼天子坟墓的专有名词，到了汉朝，刘帮把规矩改了，叫“陵”，所以“山陵”专指帝王之墓，不能乱用。至今八宝山那个也只能用“公墓”，孙中山、蒋介石的安息之地才能叫“中山陵”、“蒋陵”。墓葬的最高级别是什么呢？是“寝”。寝原指正式的起卧房间，古代的宫殿都是“前朝后寝”，即前面用于朝见办公，后面用于起居饮食。君主死后要“寝庙奕奕”，就是说庙和寝相连，前面的“庙”中供奉牌位，用于祭祀，后面的“寝”中安放帝王生前的衣物用具，像生前一样侍奉。后来秦始皇把寝和庙分离，庙仍然留在国都，寝则转移到陵墓附近。按照礼仪，每个月庙中祭祀的日子，就有专人把寝里供奉的衣物送到庙中转一圈，表示皇帝来接受了祭祀。这种礼仪延续到了汉朝，但汉惠帝刘盈看望吕后所走的复道刚好在刘邦衣冠从寝到庙的那条路的上方，活着的皇帝不愿意绕路，大臣要避免礼制不合就只能打死鬼皇帝的主意，于是把庙也挪出了长安，迁到刘邦的长陵附近。从此寝、庙进一步与陵结合，非但有山一样高大的封土堆，还有巍峨的寝殿供灵魂游豫享乐，这才是最高等级、皇帝专用的墓地。除了称谓不同，还有很多其他规矩。比如《周礼·春官》称：“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墓上封土的高低和植树的多少都要与死者生前的地位相一致，否则便是越礼。汉代这个规定仍然有效，“别尊卑也。王公曰‘丘’，诸侯曰‘封’”，“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连盛殓用的棺材，也因为身份地位不同而有不同规格，身份越高，棺椁层数就越多。“天子之棺四重”，“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这就是说，除了直接盛放尸的“棺”，天子在棺外还可以加四重“椁”，封为公侯的人可以棺外三重椁，侯爵、大夫递减，到了“士”这一级只能用棺来直接下葬，不能再套椁。《论语》里说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早亡，颜回的父亲想拆了孔子的车给颜回做一层椁，被孔子断然拒绝。除了舍不得车的因素，孔子更怕越礼，因为颜回是“士”，按照礼法是不能用椁的。鼎，在先秦时最重要的礼器，贵族要“列鼎而食”，用鼎的数目是规定好的。天子九鼎，卿大夫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入葬的时候，随葬的鼎也要照此规定，丝毫不能逾越。可以说，看看墓的封土、棺椁、随葬礼器，大致就能判断出墓主是哪个阶层的人。上古人之所以不树不封，本质上还是因为生产力低下，人的寿命很短，犯不着为尸体费那么大劲。后来生产力发展，家有余财，生年延长，时间也充裕了，于是有功夫去怀念逝去的亲人。清代学者段玉裁认为，“墓”就是“慕”——“孝子所思慕之处。”换句话说，墓虽然是为死人修的，却是活人“思慕”的表现。如果想表现自己是个孝子，那就得在造墓下葬的事儿上多下点工夫。于是，不树不封的狭义的“墓”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高的封土，从堆土成丘到最后“因山为陵”——直接拿一座山当封土堆，一百里外都能看见儿子的一片孝心。其实还不仅是儿子，有钱有势的人往往生前就开始选址给自己营造墓地，跟买地盖房一个道理，自己选的才最满意，并不存什么忌讳。“始皇初继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秦始皇从继位就开始搞工程，前后征发了70多万人，对工程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但规模搞得再大，死后到底有没有灵魂、灵魂能不能来享受墓中陪葬的一切，这事儿谁都不敢打包票，秦始皇也不能先死一次试试，于是他后来开始研究长生不老，尽量避免自己赔本。地上的坟头越来越多，地下的墓穴当然也越挖越大，填进去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从生前的日用品或珍爱之物，到成堆的金银财宝、成箱古玩字画，中国社会的厚葬风气形成了。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的妇好墓，出土了两件“司母辛”大方鼎，另有近2000件青铜器、玉器，墓主妇好是武丁的第一位王后，可见早在商代就有了厚葬的现象，当然，比之后世帝王，这只是小巫见大巫。厚葬，本质上还是和儒家大力宣扬的“孝”相关。《礼记》说：“事死如事生”，《汉书》说：“事亡如事存”，孝顺的后背当然要把最好的东西献给尊长，死活不是问题，阴阳不是距离。尤其遇上老爷子指定某件珍品陪葬的时候，儿子再舍不得也得打落门牙和血吞。例如唐太宗李世民，一定要拿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真本殉葬。高宗李治虽然也酷爱王羲之，满心不乐意，最后还是得按照老爹的意思来。到了唐朝末年，节度使温韬以盗墓为己任，“唐帝诸陵发之殆遍”，李世民的昭陵也未能幸免，《兰亭集序》自此不知所踪。不知李治地下有知，会不会后悔得再死一次。
我们应该保护好这些墓穴，因为它们有非常高的考古价值和文化价值，对我们研究商朝的历史很有帮助。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当地的考古学家研究石家庄甚至是河北省关于商代时候的一些情况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个墓地位于河北省周家庄附近，这个墓葬据相关的考古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在发现这个墓葬的时候，已经发现这个墓葬有被人盗过的痕迹，而且由于那些盗墓的分子手段非常的粗暴，结果导致这个墓葬遭到了比较严重的破坏，他们在发现这个墓葬之后，就连忙组织相关的工作人员对这个墓地进行抢救性的挖掘和保护，而这个工作他们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左右的时间，而最近他们终于将抢救挖掘这个工作基本上完成。
经过他们的发掘和挖掘和统计，在这个地区总共发现了大概22座的墓葬，而其中有十几座是商代时期的墓葬，在这些墓葬里面还同时发现了一些兵器和玉器等一些陪葬物，是非常有商代时期的特点的。负责这次考古工作的领队在介绍的时候，表示这个墓葬根据现在挖掘的情况来判断应该是商代后期的，而且还是当时一个比较有地位的社会贵族的墓葬，根据目前发现的这个墓葬的规格来看，应该是属于目前河北地区规格最高的一个墓葬群，通过这次的挖掘和发现，可以说是填补了河北地区关于商代后期历史的一些空白。
因为在此之前，虽然在一些历史书历史书上面有介绍过河北的地区是有商代一些贵族的存在的，但是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实，这次发现了商代后期贵族的墓葬，就可以完全的证明了之前的说法，而且考古工作人员也可以根据这次发现的墓葬里面的一些东西，对于商代后期的一些情况进行一些非常细致的研究。
经考古专家初步判断，周家庄墓地是商代后期具有一定规格的贵族墓葬群。它对整个商代的历史、地理及政治格局的演变等，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以后当地可能会设博物馆，作为一个纪念据点。
石家庄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经过考古人员长久的努力，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的周家庄墓地的22座墓葬被发掘出来，其中17座是商代墓葬，并且出土了大量的爵、兵器、玉器等陪葬品，这一发现对于石家庄来说意义非凡。
一、方便历史研究
经过考古研究院分析，该墓葬属于商代后期具有一定规模的贵族墓葬，规格在河北中南地区是最高的。这次发现填补了冀中南地区商代后期的考古空白，为研究商周时期历史、地理和人文、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这片墓地的发现，也把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的商代后期历史文化串联起来，对于商代的政治格局演变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增加历史资源
石家庄的旅游资源相对来说不算太丰富。这次墓葬的发掘，出土文物丰富多样，不仅对研究历史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充实了当地的文博场馆，丰富了文物资源的储备，有利于更好的打造文化旅游产业。当地可以以“商代历史文化”为主题，创办展览，吸引广大爱好者前来旅游消费，带动当地经济的进步。
三、带动相关领域进步
古代墓葬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古代墓葬的发现，有助于相关人员进行相应地保护和开发，最大程度的避免被盗墓的可能，对于文物资源的保护意义重大。石家庄这次的墓葬发掘就发现，这批商代墓葬都被盗窃过。由此可见，墓葬的及时发现也终止了继续被盗的可能。此外，墓葬的开采技术运用为日后的墓葬发掘提供了借鉴和经验参考。对于石家庄这座城市来讲，也更能吸引相关产业在此驻足发展，利用这一特殊的历史资源为其增色，吸引更多的人投入到城市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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