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保护好这些墓穴，因为它们有非常高的考古价值和文化价值，对我们研究商朝的历史很有帮助。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当地的考古学家研究石家庄甚至是河北省关于商代时候的一些情况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个墓地位于河北省周家庄附近，这个墓葬据相关的考古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在发现这个墓葬的时候，已经发现这个墓葬有被人盗过的痕迹，而且由于那些盗墓的分子手段非常的粗暴，结果导致这个墓葬遭到了比较严重的破坏，他们在发现这个墓葬之后，就连忙组织相关的工作人员对这个墓地进行抢救性的挖掘和保护，而这个工作他们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左右的时间，而最近他们终于将抢救挖掘这个工作基本上完成。
经过他们的发掘和挖掘和统计，在这个地区总共发现了大概22座的墓葬，而其中有十几座是商代时期的墓葬，在这些墓葬里面还同时发现了一些兵器和玉器等一些陪葬物，是非常有商代时期的特点的。负责这次考古工作的领队在介绍的时候，表示这个墓葬根据现在挖掘的情况来判断应该是商代后期的，而且还是当时一个比较有地位的社会贵族的墓葬，根据目前发现的这个墓葬的规格来看，应该是属于目前河北地区规格最高的一个墓葬群，通过这次的挖掘和发现，可以说是填补了河北地区关于商代后期历史的一些空白。
因为在此之前，虽然在一些历史书历史书上面有介绍过河北的地区是有商代一些贵族的存在的，但是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实，这次发现了商代后期贵族的墓葬，就可以完全的证明了之前的说法，而且考古工作人员也可以根据这次发现的墓葬里面的一些东西，对于商代后期的一些情况进行一些非常细致的研究。
经考古专家初步判断，周家庄墓地是商代后期具有一定规格的贵族墓葬群。它对整个商代的历史、地理及政治格局的演变等，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以后当地可能会设博物馆，作为一个纪念据点。
石家庄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经过考古人员长久的努力，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的周家庄墓地的22座墓葬被发掘出来，其中17座是商代墓葬，并且出土了大量的爵、兵器、玉器等陪葬品，这一发现对于石家庄来说意义非凡。
一、方便历史研究
经过考古研究院分析，该墓葬属于商代后期具有一定规模的贵族墓葬，规格在河北中南地区是最高的。这次发现填补了冀中南地区商代后期的考古空白，为研究商周时期历史、地理和人文、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这片墓地的发现，也把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的商代后期历史文化串联起来，对于商代的政治格局演变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增加历史资源
石家庄的旅游资源相对来说不算太丰富。这次墓葬的发掘，出土文物丰富多样，不仅对研究历史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充实了当地的文博场馆，丰富了文物资源的储备，有利于更好的打造文化旅游产业。当地可以以“商代历史文化”为主题，创办展览，吸引广大爱好者前来旅游消费，带动当地经济的进步。
三、带动相关领域进步
古代墓葬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古代墓葬的发现，有助于相关人员进行相应地保护和开发，最大程度的避免被盗墓的可能，对于文物资源的保护意义重大。石家庄这次的墓葬发掘就发现，这批商代墓葬都被盗窃过。由此可见，墓葬的及时发现也终止了继续被盗的可能。此外，墓葬的开采技术运用为日后的墓葬发掘提供了借鉴和经验参考。对于石家庄这座城市来讲，也更能吸引相关产业在此驻足发展，利用这一特殊的历史资源为其增色，吸引更多的人投入到城市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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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墓发现和确认的消息传出后，在各专业人士之间以及普通百姓之间均引起了大量的质疑。发现和确认曹操墓都是官方和职业考古机构的行为，权威性毋庸置疑；提出质疑的多是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古代文学等各行业内造诣颇深的专家，质疑的根据也非常确切，即便是普通百姓，也常常提出一些符合逻辑、颇有见地的质疑。 纵观各方的质疑，绝大多数人认可将西高穴大墓的年代定位于东汉末年或曹魏时期，规模比较大，另外墓主人应该和古邺城密切相关。以上三点争议不大。但是约有超过80%的质疑者不认可墓主是曹操。争议主要的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专业之争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魏晋南北朝史博士张国安认为，考古学家并不负有判定墓主人的职责，对于考古材料，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但并不能就此取代历史学的研究。如“魏武王”三个字涉及复杂的礼制、语境等诸多问题，如何解读是一个历史学课题，判断墓主人不是一个考古学问题，考古学者应该尽快公布所有材料供学术界研究，而不是自己径直下结论。其他如古文学、古文字学、金石学等各学科的专家都曾就本人研究的专业方向先后发表了自己的质疑。曹操高陵考古队队长潘伟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社科院学部委员刘庆柱等认为，非考古专业人员的质疑缺乏专业性，外行充专家，学术问题娱乐化。地域之争1、河南方面的人士认为现在的西高穴大墓为曹操墓确信无疑；2、河北邯郸市历史学会会长刘心长等表示西高穴大墓认定为曹操墓依据不足难以服众，且方位不合帝王陵墓的传统，真正的曹操墓应当在距离现在西高穴大墓不远的河北境内（漳河对岸偏西偏北的山地中）。这种意见属于河北方面的主流意见。3、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魏晋南北朝史博士张国安认为，曹操墓可能在西高穴村东南方向的亮马岗村（古称野马岗）一带。4、河北邯郸民间学者张立刚（网名“山尖子”）认为曹操墓在河北邯郸磁县的索井村，他并提出了曹操墓应当是由曹操墓、陪葬墓等若干大墓组成墓群。具体请见参考资料中的“曹操西陵研究”博客。这种意见比较旁门，支持的人比较少，突出之处是如果曹操墓真的在这里，那么其“风水”位置是比较理想的 。5、另外安徽亳州方面认为亳州有公认的曹操家族墓，并且已经成功发掘出曹操女儿曹宪和曹操父亲、祖父及其他族人的墓葬，由此判断曹操墓也有可能在安徽亳州。 证据之争 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表示，“这些证据我觉得都不是第一手证据，都不是很有力的证明。”但考古专家孙新民指出，同类八件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中有七块为科学发掘出土，只有一块是从盗墓分子手中追缴而来。位置之争1、 目前判定西高穴大墓为曹操墓，文献记载与邺城西门豹祠、铜雀台以及后来发现的鲁潜墓志等的相对位置是重要依据。然而历史上邺城、西门豹祠等位置多次变动，西门豹祠甚至先后有十多个位置，鲁潜墓志并非从墓中取出，确切来源无法确定，因此以此为依据确定曹操墓显得依据不足。另外假定由鲁潜墓志标明的相对位置找到曹操墓，反过来应当是根据 高陵（曹操墓）图册 曹操墓也能找到鲁潜墓，但是至今在相应的位置并没有找到鲁潜墓。2、 目前考古发掘已经证明，同一陵园之内只有两座墓葬，中轴线在两座墓葬之间，两墓葬一南一北对称分布，相距30米，朝向一致坐西向东。《三国志》卷1《武帝纪》记载，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曹操曾就自己陵园的规划建设，下达过如下指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由此可见，就曹操亲口安排的自己陵园规划而言，他本人是独自居于先王所在的主位，位置在最为尊崇的顶端，左、右两侧不能有其他墓葬与之并肩等列；陪葬的诸侯、大臣，则以功勋地位的高低，在自己前方的左、右两边依次排列，左为尊位，右为卑位。显然，目前的考古发掘结果，和曹操本人的规定以及当时的礼仪都有很大差别。此外，曹操要求王公大臣在自己陵墓附近陪葬，也就是说曹操墓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墓群，但目前经过详细探测，陵园内只有两座墓。3、 都城与陵区方位的历史传统没有在都城西南方位的，两汉帝陵、已知魏陵、西晋帝陵都是如此，汉献帝的禅陵也在山阳城西北，按洛阳方位算是东北，没有例外。西南在八卦中属于坤位，建造上常常是造厕所的方位。西高穴2号墓，东西向而偏南，不是如想象中偏向东北，接受铜雀台上典礼的祭拜。因此这个墓认定为曹操墓，此处也是绕不过去的坎 。4、 曹操后代如曹丕等的有关文档，多次显示曹操墓在“阿”、“冈”的字眼，也就是与“山”密切相关。然而西高穴大墓却在平原上，附近并没有什么山。墓主之争1、曹操高陵考古队队长潘伟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社科院学部委员刘庆柱等认为，西高穴大墓墓主就是曹操。2、著名考古学家、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徐苹芳（已故）：西高穴大墓绝不可能是曹操墓，因为西高穴2号墓的形制与曹休墓是一个级别的，也就是侯这一级的，而不是王或帝王级的。西高穴大墓当然也是有考古价值的，但定性应当是东汉末年的大墓。而曹操墓之所以被质疑，并不存在外行内行之说，而是证据不可靠。3、魏晋南北朝文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有关方面公布的“曹操墓在安阳”证据并非第一手材料，都不是很有力的证明。在还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公布相关消息，有悖学术研究的严肃精神。不能否认西高穴墓墓主认定的其他可能 。4、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著名三国文化研究专家方北辰，从礼制研究入手认为西高穴大墓不是曹操墓，并从陪葬物品、墓的形制、方位、规格以及墓主骨骼年龄等方面分析，西高穴大墓二号墓墓主是曹宇（曹操与环夫人之子，与曹冲为同父同母的兄弟），一号墓墓主是曹奂（曹宇的儿子并未入葬是空墓） 。5、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魏晋南北朝史博士张国安认为，从位置、陪葬物品、墓的形制结合历史记载判断，西高穴大墓的墓主是曹奂。6、中国盗墓史研究学者，江苏省考古学会会员倪方六：能认定墓主的东西，都具有惟一指向性，即所谓“铁证”。现在西高穴墓葬中出土的东西，没有一个是“惟一”的，都可以作出 高陵（曹操墓）图册 完全相反的解释。比如“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这是认定墓主是曹操的关键东西，但恰恰是这件东西透露出，墓主一定不是“魏武王”本人。 常理而论，“魏武王”是不会把自己的东西写上名字再随葬的。曹操更不会，他惟恐别人找到他的墓 。 7、另外，西安市委党校历史教授、三国史研究专家胡觉照认为安阳“曹操墓”实则五胡十六国时期军阀姚襄墓穴。8、从事历史研究三十余年、著有专著《曹操墓研究》的邯郸市历史学会会长刘心长说：“曹操墓不是孤墓而是群墓，如果这座墓不能确证为曹操墓，而是陪葬墓的话，极有可能是曹操最亲信的大将夏侯惇的墓。 ”9、四川一位古文化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钱玉趾认为西高穴大墓的墓主可能是曹魏时期名臣常林的墓葬。10、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徐光冀先生认为，此墓很可能是曹操墓的陪葬墓。11、历史学者、作家刘秉光认为墓主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第三任皇帝石虎。称呼之辩历史上除了曹操外，十六国时期冉闵，姚襄等也都有“魏武王”的称号。而考古单位对八件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碑却只是指向曹操，其做法也受到一些民众的质疑；有学者怀疑，曹操葬礼由曹丕主持，时曹丕继为魏王，应不会直称父亲为“魏武王”，而只称作“武王”；就算要使用全名，也应该用“汉魏武王”而不是“魏武王”；学者以此判断发现之陵墓不为曹操墓。遗骨之惑 河南发掘点并没有享寿七十岁的曹操妻子卞皇后遗骨，证明此墓并非曹操墓。卞皇后太和四年去世，与曹操合葬高陵，卞皇后二十岁嫁曹操，是曹丕生母，曹丕享寿四十岁，卞皇后此时就已经超过六十岁，之后到太和四年去世，享寿七十岁。另外文献记载曹操墓中有迁葬来的曹冲遗骨，但是实际考古发现也与此不符。 另外，还有的学者提出，同时期的帝王墓，王后都是在墓主的东南方向另起一墓，如果这个曹操墓的东南方向附近没有发现卞皇后墓，则可以肯定不是曹操墓。玺印之疑 根据《晋书·礼志》，曹丕于曹操墓的墓道筑了一个石室，放了金玺。河南发掘点不但没有金玺，连藏玺的石室都没有，证明此墓并非曹操墓。 曹操遗令“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曹丕连金玺都不敢放进墓室，河南发掘点却出土了金银珠玉，证明此墓并非曹操墓。 此外根据已公布的此墓考古报告，墓内发现一铜质印章，上边的篆体文字经古文字学者考证为“奂”字，印章的质地以及上边的文字都与曹操的身份不符。造假之嫌 学者闫沛东向媒体明确指出曹操墓考古队队长参与造假，因为考古队获得安阳方面230万元挖掘资金后挖出空墓难以向对方交差。对此，曹操墓地考古队队长、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潘伟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切等闫沛东公布证据后再作答复。但闫沛东在2011年12月被河北警方确认为逃犯，真实姓名为胡泽军。
酒泉丁家闸五号墓社树壁画考南昌东晋漆盘的启示——论南北朝墓葬艺术中高士图像的含义逝者的“面具”——论北周康业墓石棺床画像风格背后——西汉霍去病墓石刻新探关于墓葬壁画起源问题的思考——以河南永城柿园汉墓为中心西汉石椁墓与墓葬美术的转型山东临淄东汉王阿命刻石的形制及其他关于汉代丧葬画像观者问题的思考墓主画像研究墓主画像的传承与转变——以北齐徐显秀墓为中心逝者的“面具”——论北周康业墓石棺床画像青州北齐画像石与入华粟特人美术——虞弘墓等考古新发现的启示论“邺城规制”——汉唐之间墓葬壁画的一个接点崔芬墓壁画初探压在“画框”上的笔尖——试论墓葬壁画与传统绘画史的关联2006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承担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等课题。郑岩多次参与国内外研讨会，并协同著名美术史家巫鸿先生发起“汉唐之间”中国考古美术的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论文集三部。郑岩先生多次提出“美术考古学”这一美术史领域的次学科，并且将其定义为“以考古提供的材料为核心，融美术史与考古学的交叉学科”，郑岩在其亲自撰写的文章《考古学提供的仅仅是材料吗？》和《论“美术考古学”一词的由来》二文中详实的论述了美术考古学这一美术史新学科的发展演变史。郑岩先后翻译多部外文美术史著作，其个人论文亦多次被翻译到国际学术界，在汉唐美术史与美术考古领域达到国际水平。
公元218年6月，曹操写下了一道特殊的命令《终令》，这是一道安排他后事的命令《三国志·武帝纪》，记载了这道《终令》的内容，其规西门豹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公元220年，在洛阳的寝宫，曹操留下他生命里最后一道命令《遗令》，曹操在遗令中除了交代要薄葬外，再一次提出将自己葬在邺城西面的高岗上。这道《遗令》比两年前的《终令》内容更加细致，但对于墓葬地点的描述却是一致的。
河北省临漳县三台村有一处高大的土台，城墙夯土的痕迹依然十分明显，这就是三国时代的邺城遗址，也是曹操在《终令》中提到的邺城。邺城的西边，是地势较高的黄土塬地貌，遍布着村庄和农田。如果曹操墓在邺城西边的这一片田地，那么经历了岁月变迁，曹操的墓葬究竟藏匿在哪里呢？
曹操生前要求将自己葬于西门豹祠西原上，唐代的地理名著《元和郡县志》记载，曹操的西陵距离邺城三十里，与西门豹祠相距大约十五里，并且都在邺城的西边。因此，找到了西门豹祠，就等于找到了曹操墓的一个重要坐标。西门豹是战国时期邺县的县令，他带领当地人们治理漳水，破除了巫婆每年都要为河伯娶媳妇的迷信，将残害百姓的巫婆投进了漳河。西门豹治邺有方，受到百姓爱戴，当地人们为他修建了祠庙，西门豹祠由此而来，因此，要想寻找曹操的墓葬最关键的一步，就是首先要找到西门豹祠的位置。关于西门豹祠的位置最早的记述是距离曹魏时期，仅仅二百多年的北魏郦道元的地理名著《水经注》。1985年，在河南安阳市安丰乡出土了一件后赵建武年间的勒柱石刻，上面刻有西门豹大夫画像，以及西门豹祠的重建时间、面积等内容。
后赵建武年间是公元335年至公元348年，时间距曹操去世的时间约有一百多年。《水经注》成书年代距离曹操去世，也只是二三百年，《水经注》的文字记载与所出土的勒柱石刻内容完全一致，考古专家认为出土后赵建武年间，勒柱石刻的西门豹祠遗址正是郦道元所描述的西门豹祠。在古邺城西的漳河北岸，有一处古城遗址，正是战国时代所建的武城，在他的东南方向约七里的漳河大桥南侧，安阳县安丰乡乐镇村东，有一处隆起的土台，台上立着一块宋代石碑，碑文明确记载这里就是西门豹祠。它的位置与《水经注》中所记载的西门豹祠的位置完全一致，专家认为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的西门豹祠，正是曹操在《终令》所指的西门豹祠，只是经过了后世的重修。
在考古人员认定的西门豹祠的西部，是地势较高的开阔地带，曹操在《终令》中所说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的地带，应该就是指这里。为考证西门豹祠西原的地貌特征是否同文献记载相符合，河南省安阳市的考古工作者对西门豹祠西原的地貌进行了测绘。考古人员通过gps卫星定位系统发现，这片开阔地带地势很高，比今天的漳河河渠明显高出12米，而在曹魏时代，这里的地势应当更高，同周边的土地相比，这片土地又很贫瘠，直到现在许多地方不能种植庄稼。曹操在《终令》中要求将自己埋葬在瘠薄之地，由此看出曹操首先看重的这里是一块不能种庄稼的瘠薄之地。考古人员通过种种迹象分析，埋葬曹操的陵墓应当就在这片开阔地域，也是曹操《终令》里所说的邺之岗西。由于曹操墓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又经过了1700多年的风雨冲刷，在地面上很难找到陵墓遗存的痕迹了。难道曹操墓地没有一点地理上的特征可供辨别吗？
刘心长是邯郸市历史学会会长，他几乎走遍了邺城周围十几里的山岗田野，对那里的文物古迹进行了细致的实地勘察。经过数年研究，认为曹操墓就在河北磁县时村营乡中南部，讲武城乡西部以及河南安阳县安丰乡，共约五平方公里的范围，并把这一区域称作曹操墓田。刘心长划定曹操墓田区域的理由是，这一片区域正好在邺城的西边，又是岗丘地带，而去土地较为贫瘠。
2007年，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好穿越曹操墓田所在的区域。河南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南水北调，安阳固岸考古队队长潘伟斌提出，同刘心长一致的观点，认为决定曹操墓葬的人正是曹操自己。潘伟斌等人结合文献记载，对实地进行了细致的踏勘，把曹操墓可能所在的位置缩小到了更小的范围。曹操墓极有可能在河南安阳安丰乡，靠近漳河的一块不大的区域，一时间困扰世人的曹操墓葬之谜，再一次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明祖陵的历史文化价值明祖陵位于江苏省盱眙县洪泽湖的西岸，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高祖、曾祖、祖父的衣冠冢及其祖父的实际葬地。朱元璋一统天下以后，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在此地建祖陵，追封并重葬其祖父朱初一、曾祖朱四九和高祖朱百六三代帝后，次年在陵前建享殿，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朱棣又建棂星门及围墙。明祖陵虽为衣冠冢，但作为明王朝的“祖宗陵”，其历史文化价值是十分丰厚的，需要我们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对其文化内涵进行挖掘、辨析和再认识，有的需要发扬，有的则需要扬弃或批判。首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孝道”思想。中国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体、以农民为社会主要构成力量的社会形态，决定了人们必须依赖土地、用汗水来获得生存，同时又要不断地挣扎、力图摆脱土地去谋求更加理想的生存环境的双重人格。在科技研究尚不能成为人们生活的自觉需要与追求的情况下，在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农民战争就成了必然要上演的一幕。在这出戏中，“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已经成了定律。成功者不仅可以赢得自己的荣华富贵，更可以光宗耀祖、福荫子嗣。在中国封建社会列代王朝更迭过程中，大凡由农民起义出生而获得政权者，这种定律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而对父辈的“孝道”又是这种定律中的重要内容。明祖陵以及明皇陵的兴建，就是朱元璋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孝道”思想影响的一种物质性的典型体现。后来，朱元璋将马皇后追谥为“孝慈皇后”，并将马皇后的所葬地命名为“孝陵”，最后又在他71岁驾崩后与马皇后合葬，这一系列的作为也许有其他原因可以分析，但它是朱元璋“孝道”思想的再度体现应是毋庸置疑的。“孝”是儒家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儒家思想的体系主要靠“仁”与“孝”两根大柱来支撑。从明祖陵兴建过程中提炼出“孝道”这一儒家传统文化内涵，不仅有历史文化的根源，也应有现实的意义。其次，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理论。明祖陵及其四周的原始风貌因沧海桑田而丧失殆尽，今人难以一睹其山水形胜。根据《帝乡纪略》等记载，明祖陵营建的地点杨家墩原来只是一个方圆数百丈、高丈余的漫土堆，位于淮河下游西岸，地处河洼与岗坡相接之处，由于杨家墩所处的地势像龙头，加之葬身这块“地气暖”的风水宝地后，其子嗣能出天子的传说，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祖母王氏在死后就葬在了这里，期待这块宝地可以给朱家带来好运，果然在第三代就出了朱元璋这个开国皇帝。因此，杨家墩在明代又被称为朱明王朝“肇基帝运”、“耀灵显吉”的“基运山”，是“葬祥孕秀”的圣地。这种风水宝地出贵人的传说尽管有附会成分，但毕竟有地形地貌等作为依凭，它与山水形胜对人的成长会有潜移默化影响是同样道理，我们要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进行审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能简单地将用“封建迷信”将其一棍子打死。风水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风水学也是一门具有学术根基与生命力的学问，我们从后起的明代帝王陵墓地形选择中不难看出，明祖陵的风水理念影响是深远的。朱元璋的明孝陵坐落在南京紫金山的独龙埠玩珠峰下，其他如位于北京昌平区天寿山下的明十三陵，位于北京西郊金山脚下的景泰陵，以及位于湖北钟祥县城东北松林山下的明显陵等，无不与灵山秀水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明祖陵找到原型。第三，体现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帝王君临天下思想。朱元璋父亲朱五四（朱世珍）、母亲陈氏的合葬墓英陵（即明皇陵）在安徽凤阳，朱元璋与马皇后的合葬墓明孝陵在南京，这与他的出生地与定都所在地有关。其祖陵所在地为何在现在的江苏盱眙，很值得回味。元明时期的盱眙也许不能以今天的行政区划作为隶属标准，同时，根据《帝乡纪略》、《泗州志》等记载，应与朱元璋祖父朱初一当年曾葬在杨家墩有关。但从思想根源上来进行分析，应与中国封建帝王视天下如囊中之物的君临天下思想有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出自《诗经·小雅·北山》，是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期的有识之士对“君权神授”社会现象的概括，这种现象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始终。正是在这种封建帝王君临天下思想的指导下，朱元璋可以将自己的祖陵、皇陵乃至于自己及后裔的陵墓按照需要来任意择地而建。从《帝乡纪略》卷一可知，明祖陵玄宫的营建地点并不是原来朱初一夫妇合葬墓原址上的扩展，而是在其西北，原因主要是怕风水跑掉、王气外泄，同时也是为了将高祖朱百六、曾祖朱四九的魂灵能招进杨家墩。其三代祖先衣冠共处一茔，一方面表现了朱元璋对祖先的追思与孝道，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朱元璋作为封建帝王的率意而为，因为天下每一寸土地都是他朱皇帝的。第四，体现了中国帝王陵墓的墓葬制度。明祖陵虽不在明代皇帝的16座陵墓之内，但却是明代诸位皇陵中的“祖宗陵”，因此，明祖陵又有“明代第一陵”之称。在陵墓规制上，明祖陵虽仿照明皇陵，但它们是明代帝王陵寝“家族成员”中的最早表现形式，对明代帝王陵寝的规制有一定的影响。明祖陵营建前后28年，里外三层，最外面为土筑罗城，罗城内筑砖城，最里面为砖砌内皇城；有玄宫（地下宫殿），玄宫上培土为“山”，封为“万岁山”；有内外御桥、金水河、下马碑；主要建筑有皇城正殿、金门、红门等。其建筑空间布局与明孝陵相比，除神道长短及走势有所变化不同、建筑规模大小有别外，在陵墓建筑规制上是基本相同的。明代帝王陵墓建筑的空间布局我们可以从汉代的茂陵、唐代的乾陵中寻找到一些依据，但最重要的还是明代自身的陵墓规制在起重要作用，因为它反映了这一时代的人们的思想与追求。我们要始终将明祖陵置身于明代帝王陵墓“祖陵”这一特殊位置来进行认识，这样才使人们不至于疏忽或看轻对明祖陵文化价值的认识与研究，从而为早日寻回明祖陵在“明清皇家陵寝”中的“首席”地位作出努力。第五，明祖陵石刻艺术是明祖陵历史文化价值的典型体现。明祖陵被洪水浸泡了300年，土木建筑荡然无存，唯有神道上的石刻为我们留下了历史的记忆与永恒，成了明祖陵600多年历史的见证。如果没有明祖陵石刻，很难想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明祖陵会是什么模样。明祖陵石刻共由21对石刻组成，据有关专家研究，从数量上看，比明皇陵少11对，比明孝陵多4对，比明十三陵多3对。在石刻种类上，明祖陵比明皇陵少虎羊豹，比明孝陵、明十三陵少象、骆驼和獬豸。这应该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及意识形态的变化有关，与朱明王朝的政治需求有关，与社会习俗与伦理道德的需求有关。明祖陵石刻在雕刻手法上采用了浮雕、半浮雕的技法，石刻线条细腻流畅，技法娴熟，石刻中的狮子、石望柱（华表）等的雕刻技法有唐宋石刻粗犷、简朴的特点，对此后的明清陵墓石刻影响深远。但我们不能忽视明祖陵及明皇陵是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才出现的这一重要时代背景，不能忽略位于南京周边的南朝陵墓石刻对明祖陵及明代皇陵石刻的影响。我们要将明祖陵、明孝陵等明清皇家陵寝石刻的研究与南朝陵墓石刻的研究结合起来，为明祖陵等明清帝王陵墓石刻研究向纵深发展开启新的途径。我们今天能够见到南朝陵墓石刻，那么，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及王公大臣们、那些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当时所有石刻艺术大师们，也应毫无疑问地会领略到这些前朝帝王陵墓石刻的艺术风采，匠师们在制作明代帝王陵墓石刻时，受南朝陵墓石刻的雄浑厚重与意气风发的艺术风格影响是必然的。
墓葬研究是以考古出土之墓葬材料为基础，结合文献材料来探讨社会习俗以及宗教行为与观念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墓葬研究与人对死亡及死后世界观有著密切关系。由于生死之事是每一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无论古今社会，一个成员的死亡，常隐含其对整个社会存在的威胁。故生死之事不但具有社会意义，也具有宗教意义。在古代社会中，由于人的生命一般均相当短促，死亡更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件。人类普遍习俗都会在某个社会成员死后，透过一套丧葬礼制的施行，帮助死者离开生者的社会而进入另一个世界。而我们也可以从生人处理死者和面对死亡的态度窥探此社会宗教信仰的特色。丧葬制度通常包括了丧礼仪式和埋葬两部分。丧礼为生者替死者所施行的一套仪式，以结束他与这世界的关系，并且保证或引导死者进入另一个世界；埋葬则将死者的身体以一种生者认为恰当的方式加以处理。葬礼为丧礼的延续，而在许多文化中，葬礼后还有祭祀，为生者企图与死者往来的活动。由于中国人一向对丧葬采取谨慎的态度，故人类著实可以利用墓葬材料来讨论中国古代的宗教与社会现象。先秦两汉文献讨论墓葬制度时通常有二方面的重点，一是有关墓葬制度发展，一是墓葬制度的等级问题。前者可以藉由墓葬的建筑形制讨论社会对死后世界的观念，而后者则是说明墓葬可以反映出社会阶级为基础的丧葬礼仪。曾子曾说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句话不但是他个人的期望，也可以反映丧葬之礼在当时社会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中国史上重视丧葬的情况，至少从那些商王大墓的存在已经可以窥知端倪。到了春秋，大墓及丧礼制度的出现都可作为那个社会中人们对于葬礼重视的象征。到了战国，虽然也有一些薄葬的言论出现，但这些主张却恰好说明厚葬是整个社会的大势所趋。这并非说所有考古发掘得到的墓葬均为厚葬。而是说，一般人即使实际没有能力实行厚葬，仍然会有一种要求厚葬的企望，这正说明战国以来，普通墓葬会高级身分所使用的陶礼器陪葬品的重要原因。
古墓古墓是人生终止时最后的定格，也是储存墓主生活时代的若干文化信息的府库。叠叠累累的古代墓葬屡经沧桑变故，因各种原因往往多遭破坏。而最通常的破坏形式，是有意的盗掘。历史上的盗墓相当普遍，甚至曾经成为某些区域的地方风习，成为某些家族的营生手段，成为某些社会群体的行业特征。 盗墓，是渊源古远的社会文化现象。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已经可以看到有意识的墓葬破坏现象的遗存。在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社会变化之后，厚葬之风兴起，于是盗墓行为益为盛行。陕西凤翔的秦公1号大墓，是迄今所发现的先秦时期规模最大的墓葬，也是中国应用科学考古方法发掘的最大的墓葬。这座古墓发现盗洞247个，其中有10数个盗洞直接打入椁室。 司马迁写述中山地方风习，注意到“掘冢”行为的普遍。掘冢盗墓虽然是“奸事”，当时却有人因此起家致富。西汉时不法贵族作恶地方，盗墓竟然成为一种骄悍者嗜好的游戏，于是有“国内冢藏，一皆发掘”，“所发冢墓，不可胜数”的情形。两汉一些严重的社会动乱，如吴楚七国之乱、推翻新莽王朝的民众暴动等，都有大规模盗墓的记录。汉魏之际曾经发生盗墓的高潮，据说曹操军事集团甚至设立了名号为“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专门指挥盗掘冢墓的官职。 唐人所谓“群盗多蚊虻”，“荒冢入锄声”，“髓髅半出地”，“白骨下纵横”等诗句，也反映了盗墓风习的普遍。唐代宗时，郭子仪父亲的墓葬被盗掘，有人疑心是鱼朝恩指使。而郭子仪在御前说到此事时，承认自己所统领的军队也多有破坏陵墓的行为。据史书记载，自唐末到五代初，关中的唐帝陵墓除唐高宗、武则天合葬乾陵外，被逐一盗掘，无一幸免。 宋元明清时代的冢墓发掘和冢墓破坏事件史不绝书。作为政府行为的掘墓事件，最为典型的是金王朝扶植的伪齐政权在中原地区对两京冢墓的大规模破坏。刘豫曾经专设主管盗掘陵墓的官员“河南淘沙官”和“汴京淘沙官”。元代蒙古贵族信用的僧侣，有发掘南宋陵墓的行为。明万历年间，宦官陈奉处理民间盗发李林甫妻杨氏墓一案，为“得黄金巨万”的信息所诱使，竟然“悉发境内诸墓”。武昌市民反对其恶行，曾经掀起激烈的抗议风潮，几乎形成暴动。 盗墓现象的普遍，历代都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于是有“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的说法。 对墓主随葬物品的财产追求，是古来最为普遍的盗墓动机。晋人皇甫谧宣传薄葬，有“丰财厚葬以启奸心”之说。盗墓者对墓葬的无情破坏和对死者的极端伤辱，大体都是出于财宝之“欲”。所谓盗墓“奸心”启于厚葬的说法，虽然颠到了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却大略可以说明“自古及今”“无不发之墓”的主要原因，是对“丰财”的欲求。 对随葬品的某些特殊需求，也是我们在分析历代盗墓动机时不能不注意的。宋代有盗墓以取犀带、玉带的史例。有人因此甚至不惜发掘自己父亲的墓葬。张邦基《墨庄漫录》说，宋徽宗喜好古青铜器，于是地方官纷纷发掘冢墓求其器以献上。陶弘景墓被盗掘，据说是为了劫取其中的“丹砂异书”。盗墓者分割“僵尸人肉”以为药，以及盗窃枯骨“以之合药饵”，则是盗墓史中的奇闻。通过发掘前人墓葬，取其营造材料以为己用，也是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在河南南阳的考古发掘资料中，可以看到晋人发掘汉墓，并利用汉画像石作为建墓材料的实例。江苏徐州还发现晚唐时人利用汉墓墓室重新下葬的情形。这样的现象，在文献资料中也有反映。 发掘政敌及政敌家族的冢墓，在中国古代权力争夺中曾经被作为厌服对方的极端手段。掘墓，又是政治惩罚与政治迫害的一种形式。发墓，剖棺，鞭尸，同时又都用以发泄政治仇恨。《左传》中已有掘墓复仇的史例。司马迁记述伍子胥“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的故事，在民间有广泛的影响。清雍正年间兴文字狱，曾经发生吕留良因此被戮尸的著名事件。 盗墓技术的发明和传承，在史籍中有资料反映。而相应的反盗墓技术也逐渐成熟。如以疑冢或虚墓迷惑盗墓者的方式等，以石椁铁壁和储水积沙等强化防护的方式，以及以机弩、伏火、毒烟等杀伤盗墓者的方式等，都各有防盗的效用。 传统礼制对墓葬的保护，表现出中国文化对宗法关系的重视。历代多有严禁盗墓的法律。社会舆论对于盗墓行为也予以严厉谴责。古来还流行这样的民间传说，盗墓时会遇到崩雷晦雨、狂风大雾、鼓角之声或者神异动物的警示，如果不理会这种警告，常常会遭致严酷的报复。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多有盗墓行为与再生奇迹相联系的传说，甚至正史中也不乏此类记载。我们还看到，盗墓这种不光彩的行为，有时却可以导致原先皇室贵族专有的宝用之器得以流散民间，使得黯然埋没于尸骨旁的许多绝世珍宝重见天日，放射出古代文明之光。这种盗墓行为于是具有了与原始动机完全无关的工艺史意义和艺术史意义。骨董多来自盗墓所得，而因此所促成的金石研究的进步，有积极的学术文化影响。简牍资料曾经多次充实我们民族文化的宝库，而有时发现途径是由于盗墓活动。例如汲冢遗书的出土，就是中国文化史的幸事。当然，盗墓者因文化品味的低下、鉴识眼光的鄙劣以及行止习惯之粗暴，往往导致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直接在盗墓现场或转卖途中即被破坏。这种行为对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严重损害，无疑是不可宽恕的。 盗墓对考古工作的干扰与破坏，不仅表现在使墓葬中许多在洗劫中残破遗失，还在于无知的盗墓者往往只根据市场价值尺度进行选择，将一些虽然未必为骨董商人看重，却具有极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文物归于毁弃。此外，墓葬对于考古工作的意义，并不仅仅表现为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墓葬形制、葬式等看来并不直接具有商业价值的遗迹现象，其实都包涵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而野蛮的盗掘，往往使这些现象遭到不可挽救的破坏。盗墓行为对考古工作的严重损害，在近期仍然有明显的表现。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物因盗掘而出土，其发现地点以及其他有关遗迹现象至今仍不能明朗，其考古学的价值于是无法实现，以致于通过科学考古工作本来可能为认识古代社会历史表现出重要意义的资料不能够发挥作用。这些都是使关心和爱重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深为痛心的。
能够有助我们更加准确的了解过去的时代文化，汉代墓葬群的发现同时也丰富了我国的文物宝库，这次汉代墓葬群更具有代表性，而且其中蕴含的汉代文化也更为丰富，研究的价值也更高，也能弥补我国在汉代史书记录中的空白
这个墓葬群对考古意义重大，而且也可以通过研究这个墓葬群，了解当时的社会发展背景，然后也可以了解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考古意义非常的大。
首先，不论是什么考古遗址的出现，都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当时代的文化。虽然考古事业一直在不断的进步，但不可否认我们当今对于古代文化的了解还是不够的，还有许多谜底等着考古发掘来进一步发现。我们会一直并且长期处于一个不断了解、不断学习的状态。
当然即使是没有特别意义上的发现，即使是出土的文物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墓中所发现的文化也可以丰富我国的文物宝库。不仅如此，新发现的这个汉代墓葬群的规模比较大，相对于一些性质比较小的墓葬群来说，它更具有代表性，相对来说所蕴含的文化也更丰富一点，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的研究价值也比较高。
其次，据研究发现这个墓葬群应该是汉代的，想必大家都知道汉代有两个都城，一个是西汉的长安，另一个就是东汉的洛阳，所以不言而喻最近所发现的这个墓葬群它有很大的研究意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之后迁都洛阳，洛阳就成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出现在洛阳当地的墓葬群，其研究意义可想而知。据此，我们可以研究当时洛阳城里的经济、文化尤其是社会习俗等。
同时，这个墓葬群也又出现在黄河流域附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上黄河流域的水文信息，尤其是黄河河道的变迁具有重大的意义。
综上所述，对于考古来说，这一墓葬群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希望接下去进行的考古发掘，能够顺利进行，有所发现。考古需要耐心与细心的工作，考古也需要技术的支持，希望未来，我们能探究更多的古墓，弥补史书的空白。
西汉青铜羽人 我国西汉时期，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铁器大量使用，冶铜业及其制造业降于次要地位。因此，汉代的青铜器与商周时代的青铜器相比大为逊色。但因民间日用器皿、皇家及贵族宫廷中使用的奢侈品、装饰品仍多采用铜器，特别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铸造青铜货币，所以青铜器制造仍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1966年，在陕西西安市西关南小巷发现一处西汉窖藏，出土了一批西汉贵族用铜器，包括钫、铜薰炉、灯、铛等，制造工艺都很精细。其中一件青铜人作跪坐状，通高15．3厘米，重1．3公斤。长脸，两大耳竖立高出头顶，脑后梳有锥形发髻，尖鼻阔嘴，眉骨、颧骨隆起。身着无领紧袖右衽长衣，束带，赤足。背部有双翼，膝下也有鳞状垂羽。双膝间有半圆形凹穴，底部有一固定器物的插孔。青铜人双手作捧持状，手持何物不知。据专家考证，这就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羽人形象。 我国古代有关神仙思想起源很早，其中有传说讲述人修行成仙后长出羽翼，飞到天上成为仙人，这种有羽翼的仙人便是羽人。 古文献中有一些这方面的记载，《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王逸注：“人得道身生毛羽。”洪兴祖补注：“羽人，飞仙也。”《太平御览》卷六六二引《天仙品》云：“飞行云中，神化轻举，以为天仙，亦云飞仙。” 羽人的形象在汉代画像石中多见。 例如1954年南京博物院发掘的江苏睢宁县九女墩汉墓出土的画像石，有一幅表现羽人的石刻。画面上一个采摘仙果的羽人，头戴冠，身穿短衣，头后长发飘扬，背上有羽翼，腿上有羽毛。汉代铜镜上纹饰内涵丰富，西汉末至东汉中期流行一种制作精细的规矩纹镜，纹饰内区一般为一圈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铭文，外区在代表天宇的规矩纹中间，穿插着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还常配以羽人、鸟、兽形象，旋转奔驰，图案精美。 无独有偶，1987年在河南洛阳东郊也出土了一件鎏金羽人，此人与西安市西关南小巷出土的羽人极其相像，惟其手中持一中空长方体和圆柱体的连体插物架，由此可知西安的羽人手中原来可能也有一个相似的插物架。The color-painted and red-grounded coffin excavated from the tomb of the Han Dynasty in Ma Wang Dui is a rare treasure of Chinese lacquer history with rich contents and advanced painting skill. However, few people had made specific and profound research on it since its coming out of the land in 1972.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ried to make a preliminary study on its painting structure, pattern design, color matching and corresponding factors. 丧葬用具是汉代髹漆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诸侯王、公主、贵人皆樟棺，洞朱，云气画。公，特进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1）。这里棺上髹漆，也视等级不同而分为三等，即洞朱云气画，黑漆、坎侯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朱地彩绘棺（图1），就是洞朱云气画。棺长米、宽92厘米、通高89厘米。其绘画内容非常丰富，绘画技巧极其高超，是我国漆工艺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但自1972年出土以来，还没有人对它作过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对此棺的绘画结构、纹饰、设色和线描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分析研究，以就正于方家。 一、朱地彩绘棺的绘画结构（布局）的分析 朱地彩绘棺的画面运用对称与平衡的构图原则，布局工整，摆设匀称，图案精巧多变。具体从以下部分研究： 1、盖板（图2），画面有边框，纹饰绘勾连雷纹，主题是二龙二虎呈祥，穿梭蟠绕，空地以云纹填补，使整体花纹构成一华盖之状。图中两龙首相向于画面中上方，身披鳞甲，向两侧屈伸；二虎相背，形象写实，位置在龙首下方，实居全画幅中央。画面以此二虎为中心，花纹结构形成对称的格局，摆布很均匀。 2、头挡与足挡（图3、4），绘菱形云纹边框，头挡的主题，正中是一座山峰，两侧各有一鹿，昂首腾跃，足挡画的是双龙穿璧，悬着的谷纹巨璧，安排在画中央，绶带分垂，龙身夭矫宛延，穿璧而过。画面上保持对称布局。 3、左侧壁（图5），以云纹为边框，正中绘一山峰，两旁对称构图，各画一龙纹，呈波浪起伏状，左侧近龙首处一虎，回首向山；近尾处一鹿，鹿首向左，两角粗壮，四足翘举，反身而跃。右侧绘一朱雀，展翅跃飞，与左侧的虎相应；龙尾之前，有一仙人攀附龙身，与左侧的鹿相对应；空隙处以云纹作适当点缀，使画面保持匀整。 4、右侧壁（图6），也有云纹边框，画面为繁复的勾连云纹，暗含龙首爪之形，极穿插变化之能事。 二、朱地彩绘棺纹饰的分析 朱地彩绘棺，其绘有六条龙、三只虎、三只鹿、一只凤、一位仙人和一座仙山，以及一只悬挂的玉璧，这些云气纹与动物纹均为汉代漆器主要的纹饰之一，它们从不同侧面，集中反映了汉人的升仙思想。 1、云气纹。关于云气纹，书多有记载，如：“云气画惟裳”（2）。 因此，云气画是汉代漆器压倒一切的装饰内容：它或作主题纹饰，或作非主题纹饰，完全没有这种装饰的漆器很少。汉代云气纹如此盛行，是因为汉人笃信人有灵魂，不仅死后可以成仙，甚至生前就可以成仙，长生不老。《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注引《太原真人茅盈内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乃于华山之中，乘云驾龙，白日升天。”这种相信人可以长生不老，可以成仙的信仰，在汉武帝时期达到了顶峰。朱地彩绘棺中的每个部分中，均饰有缭绕的云气纹，还有云纹边框，纹饰为繁褥的勾连云纹，系当时贵族彩绘漆棺的流行图案。 2、动物纹。漆器上的动物纹，是以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草虫的形象入画的，它们有的来自现实生活，有的则是幻想中的神兽仙禽，有的作吉祥物出现，而朱地棺所绘龙、鹿、虎、朱雀都是古代的瑞兽，即所谓“四灵”。《礼记·礼运》有“麟、凤、龟、龙谓之四灵”的记载。 （1）龙纹。龙纹是汉代漆器最主要的纹饰之一。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它是我们祖先在人类历史上独创的精神文化，即是我国古代人们幻想中的神灵动物。它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汉代，人们特别重视龙的崇拜。汉人认为，龙是吉祥物，它能为人们辟邪除凶，给人们带来平安幸福。汉代铜镜常有“左龙右虎辟不祥”（3）。“左有青龙，喜怒无殃咎，千秋万岁。（4）”其次，汉代广泛流传着乘龙升天成仙的说法，人们渴望成仙，所以，对龙有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龙在汉代的地位较前期已有很大的提高，这与汉书记载的刘邦为称帝而提高身世的神话有关：“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是交龙于上，而已有娠，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5）”从此天子为龙种，天子与龙有了血缘关系，龙就变得更加高贵无比了。并且，经皇帝的大力宣传，大力推崇，龙在社会中，占据了超越一切的重要地位。由于上述原因，漆器上的龙纹总是占据着画面的中心位置，总是作为主体纹饰出现，其他一切纹饰都要服从于它，从属于它。朱地棺所绘的六条龙足以说明这一问题。这些龙有虎爪蛇尾，均为汉代漆器上龙纹的主要造型——蛇体型，它们蜿蜒修长如蛇，舌细长如蛇信（图7）。这种形态的龙纹，基本上是先秦龙纹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它们身上披麟甲而有凤羽，均应为翼龙，又叫飞龙。其动感极强，凌厉而豪迈，有倒海翻江的气势、遨游于太空云气之中。 （2）虎纹。汉代漆棺上的虎纹，多用作吉祥纹饰，汉铜镜上常有“驾交龙、乘浮云、白虎引合直上天。”的铭文。虎是汉代“四灵”、“五灵”或“四神”之一。《淮南子·天文训》说：“西方，金也……其兽白虎”。表明白虎是四灵中的西方之神。它具有辟邪去凶的神力。“刘氏作镜佳且好，白虎辟邪不知老。（6）”白虎还被视作瑞兽。《东汉会要·祥瑞》记载，汉安帝延光三年（公元124年），颍川的地方官报告皇帝说，阳翟两次出现白虎祥瑞。朱地彩绘棺画面中绘有三只斑虎，张牙舞爪，威风凛凛，形象写实。 关于朱地彩绘棺盖上龙虎斗（图2）这一题材，它起源于何时，无据可查。但李正光先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先秦以前有凤和龙斗，凤和虎斗的图象，而未见龙虎斗的纹样，我们知道，在氏族社会，每个氏族毫无例外地确定一种动物、植物或自然现象为自己氏族的标志，这种标志称为图腾，我国上古时代也有图腾崇拜，前人说，吴人和越人以龙为图腾，巴人以虎为图腾，楚人以凤为图腾，因此，凤斗龙，凤斗虎的图象，是象征楚人与吴越与巴人之间的战争，这样的图象就作为纪念楚人战胜巴越人的丰碑而出现了，秦的统一，各国逐步变分为合，他们的图腾也从此化敌为友了，到了汉代，龙、虎、凤都统一于中原，因此，棺盖上的二龙二虎相斗，应该不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秦汉时，人们相信人死之后，灵魂可以飞升上天，而上天须乘龙或“瑞兽”才得至。因此，它应该是用来保护和导引死者灵魂升天之意了（7）。1995年永州市鹞子岭M2：68出土一件通高厘米、梳口宽厘米的鎏金镂空龙凤虎纹铜梳柄，上面也有二龙二虎相斗的纹饰。 （3）鹿纹。这也是汉代漆器纹饰中较多的一种。先秦至汉代视白鹿为仙兽。《楚辞·哀时命》就有“浮灵雾而入冥兮，骑白鹿而容与”的记载。《汉乐府·长歌行》说白鹿乃是仙人的坐骑：“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瑞应图》曰：“天鹿者，纯善之兽也，道备则白鹿见，王者名惠及下则见。”朱地彩绘棺的头挡及左侧壁中共绘有三只鹿，其中两只昂首腾跃。 （4）凤纹。这也是汉代漆器装饰最主要题材之一。凤也和龙一样，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动物，是我们祖先，在遥远的古代创造的一种精神文化，为幻想中的神鸟（8）。它能为人类带来光明，降临祥瑞。凤凰的出现，即预兆着天下太平，人们能生活得更加幸福美满。同时，汉人还将凤鸟看作神仙和天帝的使者，如“凤鸟下，见神人”（9）。根据汉代文献记载，凤鸟种类有近20种之多，朱雀为其中的一种。无论朱雀、朱鸟，还是凤凰，均为南方之神，代表南方。朱地彩绘棺的左侧壁中，绘有一朱雀，它只身于右边的龙身之间，展翅欲飞，气宇轩昂。 3、几何纹。作为汉代漆器主要纹饰之一的几何纹，共有10余种之多，菱纹为其中一种，这些纹饰往往是作为二方连续纹样或四方连续纹样，装饰在漆器的口沿、圈足或四周，或作装饰带，布置于画面之中。朱地彩绘棺除盖板外，其余四面均饰以菱形几何纹作边框的装饰。 4、璧纹。璧是汉代重要的礼器，它的用途非常广泛，主要用于祭祀、婚礼和聘礼。所以，漆器上常有璧纹作装饰，而漆葬具上的璧纹尤其多见。朱地彩绘棺足挡所绘双龙穿璧的纹饰，悬挂的璧为谷纹。何谓谷纹璧，《周礼·春官·典瑞》有“子执谷璧”的说法，郑注也有解释：“谷，善也，其饰若粟纹然。”所谓“饰若粟纹”，是指璧面琢磨排列有序的凸起的许多小乳丁，看似一颗颗的粟粒，所以称之为谷纹璧。 漆葬具上的璧象征天，它最直接地反映人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原注：“璧圜像天”，“琮八方像地”。彩绘棺悬挂着的玉璧（图3）之所以象天，除了直观的譬喻象征意义外，玉石艳丽晶莹的光泽，流动如云的纹饰及滑腻如脂的质地，都可能使古人把它和彩霞璀璨变化无穷的天联系起来。《论衡·谈天篇》：“儒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销炼五色不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玉璧在漆画中，除少数悬璧图外，大都和四灵（或五灵）、大傩及升仙等内容有关的画面组合在一起。所以，朱地彩绘棺的双龙穿璧，就有墓主人乘龙升天的寓意。长沙砂子塘汉墓的双鹤穿璧，就有墓主人灵魂乘鹤升天之意。长沙曹女巽墓苓床有祥云拱璧，因为死者躺在此床上，其灵魂就可以冉冉升天。另外，汉代画像石墓的门楣上常常雕刻横向的一对背向的龙，大有二龙中间穿一璧、三璧、五璧、七璧，甚至多达九璧者，多为奇数璧，将蟠龙刻于墓门的门楣上，有辟邪守门之寓意。二龙穿璧正是其“避”的谐音。是以保护其墓内的主人不受侵害。 5、羽人纹。所谓羽人，就是身长羽毛的人。或者人得道，成为“羽化登仙”之人。据史料记载：“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10）”东汉王逸注：“《山海经》容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汉人还认为，凡人要升仙，必须经过羽化的阶段，首先要学修德，方能“中生毛羽，终以飞升”。除具有这种精神修练外，还要在技术上具备一套升仙体能，存思导引，服丹药，行房中术，方能羽化成仙。传说西汉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鸿宝苑秘枕中之书，铸成黄白，白日飞升”，其中鸿宝苑秘、枕中之书，实为导引守道成仙之书，黄白乃为金丹银丹之说。刘向《列传仙》记载一个叫渥全的人，他学道后，体生羽毛，飞升成仙。 汉代漆棺纹饰中，又见到不少羽人，朱地彩绘棺的左侧壁有一裸体侧身，双手攀龙的白须羽人，即仙人（图11），云�纹中，多有羽人出现，马王堆一号墓黑地彩绘棺就是如此。绘有羽人纹的还有湖南长沙砂子塘一号汉墓的漆棺（11），江苏邗江姚庄101号汉墓的漆奁和盒（12），江苏邗江县扬寿乡新莽墓的漆案（13），朝鲜汉墓出土的玳瑁漆盒、江苏连云港市海州网瞳汉墓的漆盒（14），长沙211号汉墓的漆盒（15），这些羽人，一般都是肩、头、腋、手、足长有毛羽，他们出现的场合，除少数单独出现外，大多数是处于仙境之中，他们腾云驾雾，遨游于太空之中。另外，作为羽文化主体，它们也屡屡出现在汉代的陵墓画像石图像中，或伴随在西王母，东王公旁，或以仙禽瑞兽为左右护驾升天。除此之外，羽化也出现在帝王贵族官僚的宫殿官府中，可见对羽化升天的崇拜，已达到了宗教般的狂热激情，可以说是一种宗教式的布道，使羽化观念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羽人形象于魏晋南北朝以降走向衰落，逐渐消失殆尽。 6、仙山。神话中高大的树木，险峻的高山有通天作用，人可以利用其升入天界，这种作用在仙话中被继承下来。朱地彩绘棺的头挡的正中和左侧壁板上绘有高山，周围饰以缭绕云纹，它应是仙山，虽然东海的蓬莱三山也是所谓仙山，战国时每有求不死药之举，但画面上的山并没有海，因而可能是百神所在之昆仑山的象征，以上均代表仙界。神话是仙话的一个源头。《山海经》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因昆仑是神话中离天最近的地方，具有通天的作用自不必说，同时它又是天帝的下都，昆仑之主又是天帝的女儿，从昆仑山往来于天、地间是极方便的。“神之游，过天门，车千乘，敦昆仑”（16）。天上的神灵在跨过天门，步出天界停留的第一站便是昆仑山。神话的仙化使昆仑山成了有名的仙山，聚居着以西王母为首的仙人群体，那里有为西王母取食的三青乌、羽人、九尾狐、玉兔和有能让人长生不死的仙药，成为最重要的仙人系统。昆仑的通天作用更加突出地表现在人们的意识中。“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是谓太帝所居”（17）；“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铜；二曰玄圃；一句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18）。昆仑仙话体系的形成、发展是神话仙话的结果，天界与昆仑本来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见，嘉祥武氏祠西王母、东王公迎接墓主人升仙的图画被置于祠堂顶部亦是有其道理的。 三、朱地彩绘棺绘画设色的分析 汉代的漆器以五光十色、瑰丽多彩而得到人们喜爱。所以漆器的着色，是漆器装饰的一个重要方面。黑、红二色是中国古代漆器的传统。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禹作漆器，黑染其外，而朱画其内”（19）的说法。到汉代，黑、红二色仍然是漆器的基本色调。红色是用漆油调丹沙而成。《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利数世，家亦不訾”。“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巴蜀寡妇清暴富的故事，说明漆器髹红色所需丹沙之多。不过尽管黑红二色仍是汉代漆器的底色，但是，在黑红底之上，都彩绘出万紫千红的花纹来。 汉代对色彩已有较深刻的认识和研究，当时人们认为颜色有正色和间色之分，青、赤、黄、白、黑五色为正色，正色混合，千变万化，可以调出许许多多的间色来。如西汉史游的《急就篇》、东汉许慎的《说文》等书，记载汉代纺织品可以染出二十多种不同的颜色来，而汉代漆画的颜色，则比丝织品还要丰富得多。考古发现的汉代漆器的颜色，有黑、红、金、银、朱红、黑红、紫红、灰、黄、赭、蓝、白、青、绿、草绿、灰绿、褐、橙黄、棕黄、粉绿、铁色、栗色、粉褐、藕褐、赤褐、黄白、赭黄、藕白、棕黑、乳白、鹅黄、浅赭、草黄等数十种颜色。这些色漆，主要是用丹沙、石黄、雄黄、红土、白土、铅粉等矿物性颜料和蓝靛等植物性颜料，与漆、油调合而成。 作为汉代漆器中着色极为成功的作品——朱地彩绘棺，里外通体髹鲜艳耀眼的朱漆，外璧朱漆地上的纹饰，用青绿、粉褐、藕褐、赤褐、白、黄棕等明亮色彩平涂，绘出各种“祥瑞”图案：盖板的两龙为粉褐色，赭色勾边，鳞斑纹内填以绿色，白色的牙齿。两虎为赤褐色。龙虎间穿插粉褐色流云。盖板周沿，饰以赭黄色勾连雷纹。棺的左侧壁中的山是用赤色，龙是粉褐色，虎为褐色，并带酱黑色条斑纹，伏鹿为藕褐色，仙人为粉褐色，头发白色，云为藕白色，左侧面、头挡、足挡也都绘有各种彩色图案。除少部分因脱落、氧化产生的色彩混淆外，大部分彩绘保存较好，由于有凸出的线穿扦在各色之间，从而缓和了色彩对比的矛盾冲突。流动线和各类动物纹饰都是描绘在朱地彩绘棺上，不但色彩明快，对比强烈，同时给人鲜明和谐的感觉，全器显得富丽堂皇。 四、朱地彩绘棺绘画线条的分析 线是中国传统绘画最基本的表现手段，原始社会的彩图就已用线、点来进行装饰，楚墓中出土的漆器和帛画，线的运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汉代漆器上的绘画，无论是漆画还是油画，都是用毛笔来进行的。其主要画法，有线描、平涂和渲染，其中又以线描为主。汉代漆绘的线条，以纤细为其特征，既挺拔，又柔和，而且富有弹性。 朱地彩绘棺的用线，就更加令人佩服。不但线描的技法很多，并达到娴熟的地步。如云纹四周的流动线，有刚有柔，有长有短，粗细随意，刚则挺拔有力，柔则圆转舒徐，笔力流畅，毫无凝滞之感，真是线随云势、云动线威，驰骋飞舞，整个画面气势磅礴，表现出云海翻腾的强烈运动感。每根线头，又有节奏地饰以横点。所绘线条，色由厚到薄，形成浅浮雕感，与凸出的云纹轮廓线协调统一。根据用笔的方法进行分析，有中锋、侧锋、转笔和甩笔。用笔不但使用指力、腕力和肘力，更多地地方使用臂力。因为棺大，如不靠臂力，弯曲自如的长线是无法描绘的。有些线，从笔锋可以看出它不是描的，而是写的，用不同的线和笔触来表现用笔的转折、顿挫、节奏，充分地创造、运用和发挥了线的表现力和线条美。彩绘棺的线描，充分反映出汉初这些无名画师的技艺非凡。过去人们一谈到线描，总是用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梁楷的折芦描，以及“曹衣出水”、“关带当风”等名典来说明其技法和成就。殊不知早在战国晚期至汉初的漆器绘画，就已为我国绘画艺术线描这个基本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堆漆手法的分析 “堆漆”是西汉漆器装饰手法的新创造。所谓“堆漆”，是利用漆粘稠不易展开的特性，使图象高出画面，有时还特意用漆灰或油灰堆起，使图像具有立体感，有如后世壁画的沥粉堆金。朱地彩绘棺就是采用此种方法进行装饰的。技法中最值得研究的是，神怪与禽兽的描绘，采用线和面结合的表现方法来选型，利用色的厚、薄和笔痕处理物象的轮廓和形体结构、前后关系和透视感；每个形态都似一座浅浮雕。如羽人头部的颧、额、鼻、眼都处理得轮廓分明，结构清晰（图11），对四肢的描绘，则注重胫骨肌和肱肌的表现，采用堆色的方法使之隆起。基本形态完成后，在适当的地方用线勾划，把形体结构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根据动势，用细如发丝的线，在头部和膝、肘关节及臂部描出毛须，来增加羽人的奇异和运动感。真是“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内，力健有余”。对动物的爪、牙的描写，则用笔尖饱色欲滴成点，甩笔有锋，从而增强了物象的凶猛和牙、爪的锋利感觉。根据用笔方法进行分析，描绘神兽时还采用了刮和推笔等方法，用笔不但使用笔尖，还使用了笔腹与笔根对肌肉的绘制，是在笔含色饱满时，用腹部随结构偏转重压，使颜色向一边挤出，使之产生一种厚薄不匀的浅浮雕感。这种技法，可能是由于漆器工艺本身的特定条件促使而形成的；因为漆器表面光滑，只有用漆和油调矿物色才能有牢固的附着力。又因矿物色调漆和油，色稠不易展开，容易形成堆画，没有渗透。如头挡的谷纹璧，谷粒明显凸起，增加了璧的真实感。古代画师在长期的实践中，从髹漆到漆书，从线描到平涂，逐渐掌握了矿物色调漆和油绘引起色稠这个特点，采用各种不同的工具和技法，利用色的稠粘，用厚薄等方法来塑造图像，从而取得了像朱地彩绘棺这样高质的艺术成就。这种方法，在战国晚期就已开始运用，长沙楚墓出土的彩绘狩猎纹漆奁，就是用类似的方法绘制的，不过技法还未达到彩绘棺的高度。汉代称之为“油画”，《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大贵人、贵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画軿车。”这里的“油画軿车”，就是指用油漆描绘花纹的车子。既然使用的材料是色调漆和油，造型的技法是面线结合，并以色块来体现物象的形体结构的朱地彩绘棺的漆画，也应该叫油画。过去很多人认为，油画是外来种，油画外来之说是值得商榷的。傅举有先生在“中国漆器的巅峰时代”一文中指出：“汉代漆器上的‘油画’，和始于古希腊、十七世纪传入中国的西洋画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都是用油调颜料作画，颜色有较强的遮盖力。所以有人说：中国油画不是外来品种，但是中国的油画和西洋油画毕竟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如西洋油画所使用的油，是亚麻仁油、核桃油、罂粟油等快干油；而汉代的油画，则主要是用我国特产的干性植物油——桐油”。朱地彩绘棺就是有力的物证，只是西汉以后，漆器绘画被针刻、镶嵌等新兴技法所代替，加之单线平涂的壁画、绢画和纸画的兴起，致使这种技法逐渐失传。 六、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朱地彩绘棺的主要艺术风格有： 一、构图讲究对称平衡，题材没有脱离汉代的仙灵思想，以龙、虎、鹿、朱雀、仙人等多种象征祥瑞的图像，表现死者与它们一同攀登仙山，寻求“登之乃神”的神仙极乐世界。 二、设色既艳丽夺目，又与当时的宗教观念密切相关，这种对色彩的处理方法，取其强烈、明快等特点，由于它的吸引力，一直为我国人民所喜爱，直到今天，我国的民间工艺、年画、建筑装饰还保留着这种风格。 三、绘图技巧娴熟，以线描为主，兼用平涂渲染，还通过堆漆使纹饰显出浮雕感。漆器上的画面一般都不大，在有限的平面上，不事细致的描绘，而以简炼的线条，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进行高度的概括和夸张，着重于神态的表现。综上所述，无论从构图、纹饰、设色、线的技法，新工艺的使用，朱地彩绘棺的绘画技巧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他不但具体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绘画艺术风格，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西汉初期绘画艺术的珍贵资料。 注 释 ① 《后汉书·礼仪志》 ② 《后汉书·舆服志》 ③ 王土伦：《浙江出土铜镜》附《历代镜铭选录》，文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④ 同上 ⑤ 《汉书》卷一《帝经》 ⑥ 汉代铜镜铭文 ⑦ 李正光：《龙虎斗——朱地彩绘棺》，《轪侯家》，第二期。 ⑧ 傅举有：《中国漆器的嶷峰时代——汉代漆工艺综论》，《中国历史暨文物考古研究》，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 ⑨ 《汉代铜镜铭文》 ⑩ 《楚辞·远游》 ⑾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砂子塘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63年第2期。 ⑿ 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姚庄101号西汉墓》，《文物》1988年第2期。 ⒀ 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县扬寿乡宝女墩新莽墓》，《文物》1991年第10期。 ⒁ 南京博物院：《江苏连云港市海州网瞳庄汉木椁墓》，《考古》1963年第2期。 ⒂ 中国考古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发掘报告》第121—123页。图版84、83。 ⒃《汉书·礼乐志》 ⒄《淮南子·坠型训》 ⒅《水经注》引《昆仑经》 ⒆《韩非子·十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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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的建筑物以木头为主要材质，所以地面上的古国景象很难被保留住，但在地面以下却还有另一个世界。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石室墓在中国开始出现。实际上，木构的宫殿和石室墓的建造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两条并行发展的线索。西汉一代留给今天的人们最深刻的印象也许就是数不清的古墓，以及同样多的遗憾。在陕西渭河的北岸，分布着9位西汉皇帝的陵墓，其他贵族墓葬一共500多座，它们中的很多都曾被盗墓贼光顾。今天看这些皇帝的陵区，显得有些荒凉。实际上，当年的陵园里面有很多建筑，祭祀用的寝殿、便殿和庙宇，还有几千名常备工作人员住的房子。寝殿一般直接建在封土上。汉阳陵博物馆副馆长王保平介绍说：当时史书明确记载，为了修陵，他把东方豪强、达官显贵，还有南方的一些官僚贵族，都迁徙到这陵邑里居住，也是当时相对一个稳定国家的举措，像当时的长陵有25万人左右，茂陵住了有28万人左右，阳陵我们推测也有十多万人，所以说是一座中小的比较繁华的城市。但是，好景不长。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占领首都长安，公然盗掘皇陵。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中，下一个朝代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看到了这种惨痛的景象，他在即位后命令废止陵邑制度，提倡薄葬，同时，也废除了烦琐的祭祀活动。原来建筑在封土上的豪华寝殿被搬了下来，在墓园中专门建筑房屋，进行日常祭祀。但是，这并不是中国古墓历史的主流。□到公元7世纪唐朝建立后，皇帝陵墓的建造又开始了气派庄严，唐朝的皇陵一般建在山中，依托山体的自然形态，营造出皇家的威严。唐朝皇陵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是乾陵。乾陵的主人是唐太宗的儿子李治和他的妻子武则天。和中国其他陵墓不同的是，这座陵墓的两位主人地位完全颠倒了———妻子的名声远远超过丈夫，乾陵总是被人们说成是武则天的陵墓，而不是唐高宗李治的陵墓。也正是这位雄才大略的女人用自己的陵墓完善了中国的陵寝制度。乾陵位于梁山上，以山为陵，海拔1049米，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南侧两座山峰较低，像天然的门户，衬托出陵墓的雄伟。神道从两峰之间直通地宫墓门，长约4公里，两旁放置着石像，象征文武官员。乾陵的陵园面积有240万平方米，当年建有378间宫殿楼阁，但历经战乱，都被毁掉了。如今，乾陵的地宫仍旧在安睡中。乾陵博物馆讲解员介绍说：我们进行考察以后，发现墓道口封得非常严密，全部是用长方形的石条封的，一层400多石条，一共有39层石条，要想进墓门的话，你先要把几千块石条拿开，才能看到门，有多少道门才能进入陵寝，谁都不知道。但是这几千块石条很难拿开，因为石条横排，两个两个的左右中间，用一种八字形的铁的那种细腰栓板，以榫卯的方式，把左右两个卡住了，然后每上下三个中央再打上洞，然后用铁棍把三个三个串起来，所以，几千块石条，左右和上下是固定死的，每层石条之间剩下的缝隙，再把熔化的铁锡汁灌进去，因为这座山本身就是一座石灰岩的山，唐人把山掏空打开了，然后又与山封成了一个坚固的整体，石条的外层再用沙土掩盖。唐朝灭亡后，中国陷入分裂状态。一个名叫温韬的武官，率领手下的兵丁掘开了十几座唐朝皇家的陵墓，发了一笔横财，之后便驱动数万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挖掘乾陵，但这一次，出现了奇怪的事情。据说温韬来挖乾陵的时候，遇到雷电大雨，他认为是上天对他的惩罚，一种威慑，一种警告，乾陵就没有被盗掘。不论传说是否真实，乾陵被幸运地保存了下来。接下来的中原王朝宋朝的帝王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的陵墓大部分被毁坏了。 □人们只有在中国的西北地区，还能看到宋朝时一个地方政权的国王陵区，被人们称为“东方金字塔”。从公元11世纪到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被一个叫西夏的王国统治。这个王国的首都就在今天的银川。银川郊区的贺兰山脚下，保存着西夏国王的陵墓区，但是这里的景象看起来有些奇怪：一片荒芜的沙野上，奇迹般地伫立着上百个或圆或方的黄土堆，其中有些土堆的样子和古埃及的金字塔有几分相似，人们把它们叫做“东方金字塔”。它们曾让人们感到困惑，这些土堆究竟是什么用途呢？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考古学家们有了比较确切的认知。宁夏博物馆原馆长钟侃介绍说：土堆里面是实心的，都是用土沙或土石把它夯实的，可是，它的外表每一层，都出来一个平台，都往外出檐，另外它是八角型的，实际上它就是一座塔，也就是它外观上和塔应该讲非常近似，所以我们叫它陵塔，每一层平台上面，还可以看到留下少许残留的当时的檐，就是塔檐上面覆盖那个瓦的，现在还残留在那上面。神秘的“东方金字塔”终于露出了当年的模样，原来，它的外形像一座金碧辉煌的大佛塔。作为陵区中最高大的建筑，陵塔仿佛沉默的卫士，俯瞰着整座陵园。但是，这些曾经辉煌的陵区后来被蒙古人的铁蹄摧毁了。无数次的劫难、战争仍旧无法阻挡人类对权力和财富的野心。□朱元璋不仅有效地统治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而且对女皇帝武则天修订的传统陵寝制度进行了重要改革。公元14世纪，当欧洲还处在黑暗的中世纪时，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强盛的王朝明朝建立了。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曾经当过僧侣和流浪汉的下层平民，但是他当上皇帝后，气魄也非同凡响。这位皇帝的墓葬明孝陵如今还沉睡在风景秀丽的南京郊区。后来，朱元璋的子孙把都城迁到了北京，有13位皇帝埋葬在北京郊区，因此叫十三陵，这也是当今世界上保存最大、保留最完整的皇帝陵墓群。十三陵承袭了朱元璋陵墓的规制。在十三陵区之内，有一条超过7公里的“总神道”，一组由24座石兽和12座石人组成的石雕群严肃庄重地排列在道路两边，似乎在恭候皇帝的灵魂通过。虽然陵墓建筑还是十分豪华，不过，讲究实际的朱元璋在保证了皇家威严的前提下，去掉了前代的很多繁文缛节。从前祭祀用的寝宫不见了，那种耗费人力物力的日常供奉不再存在，服侍的人员也减少了很多。从此，中国皇家的陵园制度不再有更多的变迁，就像当时的中国社会，基本进入了稳定发展的轨道。□公元17世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替代了明朝，皇帝陵墓中的祭祀活动在清朝时又兴盛起来。无论在政治制度，还是陵园制度上，清朝基本沿袭了明朝的规则，而且比明朝更加遵守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和前代所有帝王陵区都不同的是，清朝皇家的陵园被分割在两个地区，一个位于北京东面的河北省遵化市，叫东陵，另一个位于北京西面的河北省易县称西陵，两个陵区之间相隔300多公里。清朝最初选择的皇家陵区在东陵，但是清朝的第四位皇帝雍正帝却出人意料地找了另一处风水宝地作为自己的墓地，也就是西陵。雍正帝的做法让后人产生了很多疑惑，至今仍旧众说纷纭。但不论这位皇帝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清陵从此分为东西，雍正帝的儿子乾隆即位后，觉得父亲的做法不太对，但是又没办法，只好增加了一个规定，以后父子两代不葬一地，相间于东西选址建陵。在皇家的制度变来变去之间，庞大的清帝国一步步地走到了辉煌的尽头。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登基时只有3岁，6岁时就宣告退位了，而皇帝陵墓的历史也就彻底结束了。当今天的人们流连观赏一座座古墓时，被吸引的往往是墓里出土的珍稀文物。 早在公元前的中国，就出现了专门从事墓葬营生的工匠。这些工匠中，有石工、木工、漆工、窑工、画工以及专门从事制造明器的工匠。墓中的饰物、器物、俑以及被王侯贵族墓葬普遍使用的寝、墓厥、墓碑、神道两侧的石雕、华表、石望柱等等，都印刻着人类进步的足迹。古墓因为有了它们而不再幽暗和阴森，文明和智慧的光芒也照亮了地下的世界。人类文明史昭示着后人，灵魂并不存在，权力和财富是虚幻的假象，只有人类的创造力，才会不朽。
可以给你几个具有时代特点的墓葬：秦始皇陵、唐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主要是他的墓葬走向以及排位，还有各各陵园上的享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