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不好写啊。
外国人快速学好汉语的“终南捷径”[1] 汉语由口语与书面语两个部分组成，如同其他绝大多数的语言一样。要学好汉语，就必须将口语与书面语这两个部分同时学好，而绝不能偏废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这是因为，一个人，不论他（她）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即使他（她）在汉语口语的听说方面学得极好，但在汉语书面语的读写方面却学得极差或几乎没有学到什么东西，那么，就绝不能说他（她）已经学好了汉语。试想，一个读写能力极低或既不能读又不能写的汉语学习者，几乎就等于是一个“半文盲”或“文盲”，怎么能说他（她）已经学好了汉语？而在现实生活中，像这种汉语口语听说能力极强或很强，但汉语书面语读写能力极差的人，特别是那些汉语口语听说能力极强或很强，但汉语书面语读写能力极差的的外国人，却比比皆是。一位国外的汉语教学专家，早在三年前就已经敏锐地指出过这样的一种奇怪现象：“根据我们在西方国家教汉语的经验，虽然去中国专门进修一、两年汉语的学生在回国后，口语既流利又得体，但是，他们无论是在阅读报纸、文学作品和其他书面材料，或者是自己写信、写报告和文章时，仍旧还有不少困难。这些问题一直到高年级，甚至到毕业时还继续存在。”[2]“长期居留在中国从事外交、经贸等任务的外国人绝大多数是汉字文盲或半文盲。他们一般没有能力单独进行日常的书面交际，如通信和处理各种业务文件。”[3]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在汉语口语方面的听说能力极强，却在汉语书面语方面的读写能力竟如此之弱呢？其原因就在于：汉语的口语使用的是一种由有限的语音元素（一共有57个语音元素，其中声母21个，韵母36个）经由简单的组合规律组合而成的语音系统（一共有400多个无声调的音节和1 000多个有声调的音节）。而汉语的书面语所使用的却是一种由几千个书面符号即汉字（常用汉字为3 000多个）经由复杂的组合规律组合而成的汉字系统。并且汉语口语的语音系统与汉语书面语的汉字系统，二者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必然的或规律性的联系。仅上述原因就足以使得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在汉语口语方面的听说能力极强，却在汉语书面语方面的读写能力竟如此之弱，以至于那些“长期居留在中国从事外交、经贸等任务的外国人绝大多数是汉字文盲或半文盲”。那么，对于长久以来在汉语书面语学习方面一直在困扰着学习汉语的外国人的这一难题，其破解之道究竟何在？特别是，面对全球日益高涨的学习汉语的热潮，中国人何时才能拿出一套可以使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像学习汉语口语那样容易地学习汉语书面语的切实行之有效的并且成本极低而效率又极高的汉语书面语的学习方法或学习方案呢？如果不能破解这一难题，或不能很快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或方案，那么，很显然，汉语国际推广计划就只能仍然以高成本在慢速中前行，而汉语也很难像英语那样作为一种产业而被迅速地做大做强。实际上，苏永全中文电脑速记技术[4]与电脑网络的紧密结合，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迥异于传统纸笔书写系统的现代化的先进的书写系统。而有效地使用这种现代化的先进的书写系统，不仅可以使我们以每分钟100～200字的速度99％以上的准确率进行中文速记即听打，而且可以使外国人在汉语书面语的学习方面与汉语口语的学习保持紧密的同步，使外国人可以最低的成本，即以最低的时间、精力与金钱投入，在短时间内同时学好汉语的口语与书面语，即不仅在汉语口语的听说方面学得好获得成功，并且同时在汉语书面语的读写方面也同样学得好并获得成功。概而言之，使用苏永全中文电脑速记技术以同步高效完成听说教学与书写教学任务的具体实施步骤，可描述如下：1．在学生已经口头学完汉语拼音的声母与韵母之后，即开始借助普通电脑键盘，根据苏永全中文电脑速记技术对声母和韵母的定义，使用不同语速的声母和韵母的录音文件，训练学生在电脑键盘上反复练习汉语拼音的声母和韵母，直至学生将声母和韵母都定位于他（她）双手的十指之上，如同他（她）前此已将声母和韵母都定位于他（她）的发音器官上一样。2．在学生已经口头学完第一课的单词和基本词组之后（请务必注意，此处所说的是单词和基本词组，而非汉字！），即开始教学生使用苏永全中文电脑速记技术在电脑键盘上反复练习“书写”（也就是输入）这些单词和基本词组，并要求边念边“写”，直至这些单词和基本词组与相应的发音、字形与意义完全联结或融合在一起，并固化在大脑中。3．在学生已经口头学完第一课的句子之后，即开始教学生使用苏永全中文电脑速记技术在电脑键盘上反复练习“书写”（也就是输入）这些句子，并要求边念边“写”，直至这些句子与相应的发音、字形与意义完全联结或融合在一起，并固化在大脑中。4．对其后第二课、第三课等的单词和基本词组及句子，重复实施上述的第2步和第3步。如同上述那样在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引进苏永全中文电脑速记技术，并将该技术作为整个汉语教学过程中一项不可须臾离之的重要的教学工具加以使用，则苏永全中文电脑速记技术就将成为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在攀登汉语顶峰时可以加以利用的“终南捷径”。而苏永全中文电脑速记技术之所以可以成为外国人快速学好汉语的“终南捷径”，则是因为：1．使用苏永全中文电脑速记技术进行汉语书写的原理，与人使用其发音器官口说汉语的原理，二者是一样的，并且前者是在仿生学的意义上对后者所做的一种人工模拟。因此，汉语书面语的学习就变得与汉语口语的学习一样的比较容易。2．跳过了繁难、枯燥、耗时并需要重复练习同时又不得不一笔一划进行书写的汉字练写过程。3．通过使用键盘，与（汉语）思维或口语同步地进行书写。衷心希望海外三千万正在学习汉语的和更多的即将学习汉语的外国人，都能借由此一“终南捷径”以最低的成本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学好汉语。
汉语国际教育学年论文正好做好了。。
对外汉语专业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论文题目： 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知识教学
一、选题价值
(一)选题背景
随着不断推进的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外交流也变得日益频繁，汉语作为交流的工具，在与对外交往中的作用、价值和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最近几年，“汉语热”在全球席卷，学习汉语的人数越拉越多。其中包括：外国人、来华留学生、海外华人和我国少数民族。这成为对外汉语教学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不可回避的`使命。
(二)选题意义
通过实践分析和理论研究，目前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知识教学方面，、强化对外汉字教学内容和方法的结合等方面都是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深人的课题。
(三)研究内容及可行性分析
在对外汉语教学的方法有很多种，我们现在采用汉字知识教学方法。所以有必要进行对外汉语教学中应用汉字知识教学的必要而且是可行的。
(四)预期结果
(五)、研究进度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
确定论文题目 20xx年xx月19日
第二阶段：撰写毕业论文阶段
撰写论文开题报告 20xx年xx月19日～20xx年2月18日。
撰写论文初稿 20xx年2月18日～20xx年3月25日。
撰写论文定稿 20xx年3月25日～20xx年4月22日。
第三阶段：毕业论文答辩阶段 20xx年5月30日
三、论文提纲
(一)论文综述
(二)对外汉字教学的研究现状
(三)论文小结及启示
四、参考文献
[1]李大遂.对外汉字教学回顾与展望[J].渤海大学学报。2007(2).
[2]刘丽萍.笔画数与结构方式对留学生汉字学习的影响[J ].语言教学与研究，21308(1).
[6]郝美玲.留学生汉字正字法意识的萌芽与发展[J].世界汉语教学，2007(1).
[7]郝美玲，范慧琴.部件特征与结构类型对留学生汉字书写的影响[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8(5).
[10]王建勤.外国学生汉字构形意识发展模拟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05(4).
[12]江新.不同母语背景的外国学生汉字知音和知义之问关系的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6).
[15]吴门吉。高定国，肖晓云，等.欧美韩日学生汉字认读与汉字习得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6).
[18]江新，柳燕梅.拼音文字背景的外国学生汉字书写错误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04(1).
[21]马明艳.初级阶段非汉字圈留学生汉字学习策略的个案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070).
[24]施正宇.词·语素·汉字教学初探[J].世界汉语教学。20o8(2).
[26]万业馨.从汉字研究到汉字教学[J].世界汉语教学。2004(2).
其他回答：语法我就知道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他们的书你可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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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学词汇教学技巧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一、课题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一)目的
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体系中，词汇教学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学生学习和理解课文的前提，是学生掌握和扩大词汇量的重要手段。如何让学生在短短的课堂教学时间里，认识、理解、记忆词语，并最终能熟练运用所学词语进行交际，是每个对外汉语教学老师所关注的问题。
近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界对这类问题已经展开了具体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词汇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本人在实习过程中的亲身经历，绝大多数留学生认为，词汇难以理解，不会运用。在课堂讲解词汇的过程中，教师要运用最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语言来解释词汇，同时教师要适当地使用体态语，即便是这样，还有很多汉语学习者理解不了所学的词汇，就不用说是正确运用于句子和篇章当中了。
本文结合目前对外汉语教学界词汇教学方面的科研成果，针对留学生对词汇理解情况，对以往的课堂词汇教学技巧进行综合梳理。目的在于能够对汉语词汇教学方面的问题研究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进一步探讨词汇教学的课堂教学技巧与规律，这样便于汉语学习者学习词汇，更好地理解所学词汇，提高学习效率，同时也能更好地为对外汉语教育事业服务。
(二)意义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汉语热成为全球的普遍现象。目前，国外许多国家设有孔子学院，这预示着汉语正逐渐走向国际。本文结合当前汉语形势，运用正确的方法对对外汉语词汇课堂教学技巧进行综合分析，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几个课堂教学技巧进行综合分析。希望通过本文的综合分析，可以给对外汉语教师提供一些词汇教学的方法，给教师和学生更多的学习空间，旨在帮助外国留学生更好地理解词汇，教师能够用最简单，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所教授的词汇展示给外国留学生。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教师能够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学生也能够很好地完成学习任务，这样在教与学方面，达到完美的统一。力求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提供课堂教学技巧方面的参考，能够给以后的教学带来启示。
二、与课题相关的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其前沿水平：
(一)研究现状
对外汉语教学是目前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词汇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尽管当前词汇教学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但经过长期探索，词汇教学还是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一些科研工作者针对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情况进行科研研究，例如：李大农(2000)研究了韩国学生有关“文化词”的学习，提出了对韩国人汉语词汇教学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包括：“如何利用‘汉字词’迅速，大量地掌握汉语词汇;指导学生在使用汉语词汇的过程中注意交际场合和语体要求;把词汇教学的重点放在词汇的搭配和应用上”等等;何干俊(2002)就英国国家的留学生的词汇教学问题进行了探讨。
与此同时，针对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研究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如陈贤纯(1999)提出了编写集中强化型的词汇教学教材的建议;胡鸿， 褚 佩如(1999)也提出实行集合式词汇教学的方法;刘 珣 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简论》中强调汉语词汇教学要掌握每一个词语的具体意义和用法，把词的教学与句子教学相结合，同时注意利用词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在系统中学习词，掌握汉语构词法，重视语素教学，并提出不同的言语技能，对词汇的掌握有不同的要求，要通过加强词汇的重视与复习来减少遗忘。黄振英在《初级阶段汉语词汇教学的几种方法》中总结了演示描述法，联系扩展法，提问讨论法，汉外对应词对比法，词语联系搭配法，总结归纳法七种初级阶段词汇教学的方法，为后来的词汇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是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研究方面的宝贵财富。
(二)前沿水平
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词汇教学正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如何更好地进行词汇教学，对教学工作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杨希贵(2009)认为扩大词汇量是中级阶段留学生汉语学习的主要任务，并强调兼顾词汇学习的广度和深度。崔永华、杨寄洲(2002)主编的《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技巧》和周健(2004)主编的《汉语教学法研修教程》对词汇、语法等汉语各方面的教学技巧做了较为系统地总结，为对外汉语教师的课堂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前辈们的探索给我们带来很大启示，但词汇研究的现状与它的重要性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相关的研究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展开，尚没有达到应有的广度与深度。
对外汉语教学在词汇教学方面仍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是不容回避的。例如：词汇教学从哪儿教起?在教学过程中，如何确定词汇教学的重点?对外汉语教师可以采用哪些手段和方法?怎样才能使学生理解、掌握词语的意义?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因此，本文选取对外汉语教师和学生都十分关注的课堂词汇教学技巧，作为研究目标，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现状及其特点出发，对外汉语教学中词汇教学的重要性，以及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主要技巧等方面对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进行了论述，以期望有助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实践与理论研究，更好地为对外汉语教育事业服务。
三、拟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其新颖性：
主要研究问题：
近年来，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研究逐渐成为学者
们关注的目标，词汇教学的重要性引起了广泛的重视。然而，词汇教学研究的现状与它的重要性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介于此种情况，本文主要是通过研读李明的《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与习得研究》和崔永华、杨寄洲的《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技巧》，深入研究书中所包含的词汇课堂教学技巧，词汇教学技巧，以及词汇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理念，课堂词汇教学所要达到的教学效果，并对词汇教学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进行阐述和解读。同时紧密结合当前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过程中对杨老的词汇教学技巧的应用与发展的实践，希望能够对当下的对外汉语课堂词汇教学有一些借鉴和启示。
说是至关重要的。介于对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本部分着力将理论与本人在实习过程中的授课经验结合起来，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便达到更好的至关效果。第四部分内容主要为综合以上陈述，对本论文提出的词汇课堂教学技巧及规律做出综合总结，以及写作本论文的意义。
其实学得课本并不重要，所有的现代汉语书说的也都差不多。我给你列几个题目吧。1、句法方面的A、定语的位置。这个参考资料比较好找，主要是有些人说定语可以后移，有些人说不可以，你可以谈一下你的看法。这个是我毕业论文写的，你可以简单说一下。参考资料：[1]王松茂.汉语语法研究参考资料[H].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413。[2]刘忠华.简论古代汉语“定语后置”问题－“定语后置”说质疑[H].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8月第21卷第4期.32－34。[3]朱德熙.说“的”.中国语文，1961年第1期.95－130。[4]转引自温锁林.定语的移位[H].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11月第23卷第4期.74－78。[5]戚晓杰，卢正国.“中心语＋定语”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研究[H].东方论坛，2005年第5期.83－87。[6]赵世举.关于“定语后置”问题的新思考[H].襄樊学院学报，2000年1月第21卷第1期.57－63。[7]吕淑湘，马庆株.语法研究入门.北京:商务印书馆,－266[8]王亚非，王媛.汉语意合与英语形合的思考[H].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6年12月第18卷第4期.82－86。[9]石硫智.乔姆斯基“普遍语法”假说的反证——来自认识心理学的启示[H].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1月第28卷第1期.1－9。（这个不需要全看的，你自己选择）B、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探究这个主要是说，“AA的”后面是动词时是定语还是状语，我把他归为状位形容词重叠式。这个可以写个小论文。参考书目：李宇明1996非谓形容词的词类地位《中国语文》第1期。李宇明1996论词语重叠的意义《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潘晓东1981浅谈定语的易位现象《中国语文》第4期张敏1997从类型学和认知语法的角度看汉语重叠现象《国外语言学》第2期。朱德熹1982《语法讲义》[M]商务印书馆。2、语用方面的（这个论文比较好写一些）可以写一下我们平时说话的一些用语，从修辞的角度去写，这也属于语法方面。如《雷人的山寨词》、《小议网络语言的构词手段》希望写这些对你有用。
歇后语是汉语的一个特色．透过歇后语就能折射出许多有关汉民族的文化常识，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汉语的学习有着莫大的推动作用，其次对歇后语及其类似俗语的学习也会相应提高。进而加深他们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中国人的了解。 1．进行“汉语俗语词典”的编纂 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面向外国学生的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T作一直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特别是体现汉语词汇特有文化价值的“汉语国俗词语词典”还没有完成，产生这样局面的一个蕈要原因是，我们对外周学习者汉语学习词典的真正需求尚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在宏观上缺乏系统的考虑，微观上我们对这类学习词典的注释方法、编排体例乃至检索方式等都缺乏研究。 一个民族文化中特有的部分．体现在词汇层面就是国俗语中。所谓围俗语因素．就是反映本民族文化特有的概念而在别的语言中无法对译的词语．也就是说，是别的语言中很难找到与之完全对应的词汇。“现行HSK词汇等级大纲的编制以词的使用频度为原则．用使用频度来衡量词语的常用程度，以进行词筛选和确定的等级．加以语用标准、语义标准和语法标准的结合。”另外，揭示歇后语多用比喻辞格的方式，为这样的读者提供更多的方便。这些也是在词典编纂中应该考虑到的因素。如能有这么一部综合的国俗语词典的话．将会使第二语言学习者在俗语的学习过程中减少很多困难。故进行这方面的词典编纂是相当必要的。而且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在进行中了。 2．从文化角度导入 一定意义一卜说，教授一种语言就是在教授这种语言所依托的文化．学习一种语言就是在解读这种语占所依托的文化。中国历史文化，上下五千年，纵横古今，源远流长。可以说对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魅力的喜爱，也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学习汉语的动力之一。“我们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交际文化至少可分为三类：语俗文化，语感文化，语境文化。作为民旅文化载体的语言文化知识，如中国特有的称呼、姓氏、亲属之问的称谓等，即是这咀所说的语俗文化。”当然歇后语是属于语俗文化中的，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块文化举足轻藿的地位。 “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一般是以下几个环节：课堂语言输入，语言表达操练。语言规则吸收内化，语言技能，社会自然语占接触，语言交际能力。”在“课堂语言输入”这个环节，就需要有意的加入一些歇后语的认识．进而在语言表达操练中使学习者对这一语言想象进行掌握。歇后语主要有语义双关和谐音双关两种方法构成．没有一定的汉语基础是对它的理解和运用是有挑战性的。故对歇后语的学习．不应该放在汉语学习的前阶段，而应该是中后期。 近几年来．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界对于文化在教学特别是中高级阶段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逐渐有了共识。“所谓文化导入，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将有关的文化因素直接引入相关的教材。大家都认识到，没有提供足够文化因素信息的教材，讲文化导入教学仍然是十分困难的；第二层意思是将有关的文化因素直接引入以语言技能运用为核心的语言训练体系。” 文化导入是对外汉语教学不断循环深入的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是提高语言教学水平和语言运用得体性的必由之路。 3．在交际中学以致用 “语言交际能力就是指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交际活动既包括语言交际活动．也包括非语言交际活动。语言交际能力主要是指使用语言这一工具进行交际的能力，包括口头交际能力和书面交际能力。”针对具体怎样对这一能力进行培养，赵金铭前辈提出的六点是非常有价值的，它们具体是： l、要注重训练学生对语言多样性的把握．也就是要训练学生了解语言结构的多样性和语言功能表达的多种可能性： 2、要注重训练学生正确的语感和得体性表达．也就是大量的技能训练尤其是听读的基础上．建立正确的语感并形成语言得体表达的能力： 3、要注重训练学生整体性地理解和表达。也就是要以语篇为教学和操练的组织单位。训练学生自上而下地整体理解和表达意思： 4、要注重训练学生把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学习结合起来。把课堂内外的学习结合起来，也就是训练学生把握限制性的、模拟真实的学习机会。促进学习中的学用平衡： 5、要注重训练学生对文化因素的兴趣和敏感．训练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即训练学生对目的语文化的感知能力和适应能力； 6、要注重训练学生掌握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把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作为专项内容贯穿到教学中，使学生学会学习。学会交际。 以上六个原则是针对于课堂上学习的．除此之外．第二语言学习者还可以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留心日常生活中周围群众所使用的语言，利用起周围的语言资源来。因为歇后语更多的是出现在口语中，口语是学习习语的一个大宝库。言为心声，任何一种语言都是表达思想、进行交际的工具．它最重要的功能是交际。这一说法本身就包含了和语占相关的心理、文化、社会方面的因素。所以，只有在交际中加强对歇后语的不断运用，才能使学习者对汉语这一语言习惯好好地掌握。 4．对比性学习相对的来说，对比性学习就不怎么适合于全部的歇后语教学。毕竟英、汉语(这里以汉英两种语言为例)分属不同的语占。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第二语言学习者可以利用这两种语言中的意义对应部分，比如用英语中的谚语或者意思恰到好处的习惯短语来理解汉语中意义与其相对的歇后语。这部分虽说较少。但还是存在的。比如：王婆卖瓜——自卖自夸，ringing one’s own bell；猫哭耗子——假慈悲，to shed crocodile tears；鲁班门前耍大斧——不知高低。to teach one’s grandpa suck eggs；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on pins and needles；狗拿耗子——多管闲事．mind your own business；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keep silent as before 故在这几条教学措施中，对比性学习是适用范围相对较小的，但是在第二语言教学中也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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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现代汉语的词汇中，歇后语一直是一种很特殊的形式。作为熟语的一部分，歇后语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们语言运用的重要部分。但是关于歇后语的定义一直以来存在争议，究竟其属于固定短语还是固定句式，受到很多人的争论。同时，歇后语的起源和历史渊源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关键词】现代汉语；歇后语；定义；起源；分类；作用
一、歇后语的定义
曹炜先生在《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曾对谚语和歇后语的归属做过专门说明，归纳出谚语和歇后语在形式上同惯用语和成语的本质区别在于“惯用语和成语是固定短语，经常被人们作为词汇单位来运用，是词的等价物：而谚语和歇后语则是固定的句子，经常被人们作为现成句子来引用，不是词的等价物”。他列举了《言语词典》中的谚语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歇后语和谚语“作为词汇处理是匪夷所思的”。但是，通过列举歇后语的不同使用方法，我们不难发现，歇后语事实上还是应该归为词汇一类的。试举出如下例子：
土改那年，有福老汉娶过了老婆，喜上加喜，两年后生个胖小子，取名叫栓栓。当时，他已三十八岁。十八亩地里一苗谷，儿子成了心肝。（张发、秦榛《有福老汉》）
“咳，真是没法子！”李能显出十分为难的样子，“既是这么说，也只好警察打他爹――公事公办了。”（魏巍《东方》）
光有嗓子，不入弦，还不是猴儿拿虱子，瞎掰？（老舍《方珍珠》）
我决定打破沙锅问到底：“这么说，窗条子是故意钉成那样的？”（齐平《看守日记》）
他是抱元宝跳井，舍命不舍财的老财阀。（周立波《暴风骤雨》）
三个人让他说的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浩然《艳阳天》）
从以上的例子很明显可以看出，只有第一段文字中，歇后语独立成句，而后面四段文字中歇后语皆充当了句子成分，分别是充当谓语、宾语、定于、补语。由此可见一斑；歇后语虽然可以独立成句，但在句子中还是多数充当句子成分的。根据它的语法作用，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歇后语是语言中固定的材料单位，所以它的语法上的功能可以相当于一个词，也就是说，歇后语还是应该作为词汇的一部分，属于词汇单位。
弄清楚了歇后语的归属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定义。从形式上来看，歇后语大部分情况下是由前后两部分组成的，前后两部分是一个意思的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前一个部分用事或物构成一个形象的设喻，这个比喻是构成它形象、生动、活泼、风趣的依据。它主要是借用形象的比喻唤起人们的思绪，引导人们去联想，与后部分紧密结合起来顺理成章的表达本意。因此，它的选材十分广泛，多种多样，有时，有物，由当代的，有历史的，有现实的，有想象的，但都十分鲜明、形象，富有情趣。而歇后语的后半部分，则用判断、评议、推理、等对前部分加以解释、说明，指出含义，是歇后语的本义所在，这是对歇后语的点题。但在实际运用当中，可以说出来，也可以省去，根据表意的需要来定。那么，歇后语的前后两部分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在归纳歇后语的过程中，不难看出凡是歇后语，后半部分才是重点，也就是说，前一部分是一个引子，是为了引出后一部分；而后一部分既然是从前有部分引申出来的，自然就含有对前一部分的注释作用。所以，歇后语的前后两个部分的关系可以概括成为“引子”和“注释”的关系，简称为“引注关系”。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歇后语下一个定义：歇后语是汉语中由含有引注关系的两个部分组成的、结构相对固定的、具有口语特色的熟语。
二、历史溯源
“歇后（语）”一词，始见于唐代，是指一种歇后体诗。《旧唐书?郑綮列传》载有这样一则趣闻：郑綮善写诗，诗里总带“刺力”，诗的样式也有些怪，当时被人们称为“郑五歇后体”。这种本来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怪诗体竟不胫而走，广泛流传，以至连唐昭宗也经常听到下人的吟诵。这些诗有很多是讽刺时弊的，但唐昭宗非但不怪，反而觉得诗中大有“蕴蓄”，亲笔批“郑綮可礼部侍郎平章事力”。后来，郑綮真的当了宰相。不过，他当了官以后就寡言少语，更不写什么带刺歇后诗了。但歇后体却从此流传开来。唐代李涛有《答弟妇歇后语》云：“惭无窦建，愧作梁山。”诗中以“窦建”代德，以“梁山”代伯，表达“惭无德，愧作伯”的意思。到了宋代，歇后语就不仅指称诗体，也可以指称以“友于”代“兄弟”这样的藏词现象了。
根据温端政先生考证，今天这种词汇学意义上的歇后语，金元时期已为当时的杂剧所大量采用，因此，“歇后语在金元时代既已那样盛行，那它在唐宋时代已大量存在，是肯定无疑的”。与此相应的是李商隐的《义山杂纂》、宋代王君玉的《杂纂续》、宋代苏东坡的《杂纂二续》邓著作种豆记录了当时很多流行的歇后语，例如：
不相称：病医人 瘦人相扑 屠家念经（《义山杂纂》）
自做得：木匠带枷 铁匠披锁（《杂纂续》）
说不得：哑子做梦 贼被狗咬（《杂纂二续》）
这些口语中流传的歇后语在这些著作中出现并未被叫做“歇后语”，而当时被称作为“歇后语”的又不是这种语言现象。可见当代的歇后语与古代的“歇后语”并不是一回事。
关于现代歇后语的来源也是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歇后语是从“自注格谚语”发展而来的。一九三五年发表在《太白》半月刊上的一篇题为《歇后语》的文章说：“歇后语其实是谚语中的一个特殊形式。我们知道，谚语有种种格式。其中最普通的.是‘比喻’。……歇后语就是比喻法的特殊发展。”作者认为“比喻式”谚语中有一种“于隐喻之后”接着“注明喻意”的“自注格谚语”，像“豆腐刀――两面光”，就变成了歇后语。所以，他说“歇后语是自注格谚语的特殊发展”，“现有自注格谚语，然后产生歇后语”。这种说法有它的正确性，在歇后语没有专门的名称之前，一向被视为谚语的一种。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它是“谚语中的一个特殊发展形式”。但是把它说成是“自注格谚语的特殊发展形式”却不妥当。因为“自注格谚语”，就是前后两个部分存在引注关系的“谚语”，及我们现在说的谚语。说法不同，指的却是同一种语言现象，怎么能说哪个产生在前，哪个产生在后，哪个是由哪个发展而来的呢？ 也有人认为，歇后语是从“本来的或‘正规’的歇后语”发展变化而来的，及所谓的歇后诗体和纯语言游戏的歇后语。但是很明显，这个说法受了“歇后语”这个名称的影响：既然他们名称相同，就自然有内在的继承关系。这是把复杂的语言关系简单化了。所谓“本来的或‘正规’的歇后语”是以成语为基础构成的，其特点是原来必须是一个为当时读书人所共同熟悉的几部古书中的成语，必须把原来成语后的一两个字歇去，在用前面写出来的部分代替歇去的部分，这和我们现在所说的歇后语完全没有相通之处。上文说到过，歇后语前后两部分是一种引注关系，后一部分并不“歇”去，也不能都“歇”去。所以根本不能证明这两种语言现象的继承关系。
清代的翟灏在《通俗编》中人为歇后语是“上句借引他语，下句申释本意”的风人诗体的遗风：所谓风人体，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解释道：“论杂体则有风人，上句述其语，下句释其意。”例如“蚊子叮铁牛，无渠下觜处”等我，这些风人体和后来的歇后语是很接近的。因此，由“比兴引喻”的传统不断向两个方面发展，在书面上形成风人体，而在口语中形成歇后语，这是符合语言实际发展的。当然，再歇后语的发展过程中，不免会受到其它语言现象诸如古代歇后语、瘐辞、隐语、谜语等的影响。这样，在由比兴引喻逐渐发展到现代歇后语，而以古代歇后语的称谓来指称这种复杂的语言现象，就成了我们今天说的“歇后语”。
三、歇后语的分类
歇后语一般可以分为比喻和谐音双关两种类型。
比喻类的歇后语，常常是借助前一部分提出的事物的某种形象特点，生动地反应一种情况或形象地说明一种事理。这在歇后语中占了多数，例如：
铁公鸡――一毛不拔。
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
芝麻开花――节节高。
谐音双关的歇后语，一般使用了谐音双关这种修辞手法，利用音同或音近，暗示出本意，言在此而意在彼。例如：
坐飞机吹喇叭――响（想）得高。
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海里的水――到哪儿哪咸（嫌）。
四、歇后语的作用
歇后语的作用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语法作用，即其充当的结构，这在前文中歇后语的定义里已经说明，这里不再赘述。还有一种是其修辞作用，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六种。
其一，使用歇后语可以是语言通俗易懂。因为歇后语具有口语化、通俗化、亲切感人的特点，所以易被普通读者所接受。巧妙运用歇后语，可以使得口语得到有效加工，形成雅俗共赏、通俗易懂、耐人寻味的语言形式。其二，运用歇后语可以使语言生动活泼。这一点是因为，歇后语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人或事，或者取材于丰富逗趣的神话假象，读者通过这些栩栩如生的人事或幻想，有无穷的回味之感。其三，运用歇后语可以是语言含蓄、幽默而饶有风趣。其四，运用歇后语可以增强人、事的“立体感”，达到语言的形象化。因为歇后语的主要修辞手法就是比喻的形式，它的基本途径就是化抽象为具体、化无形为有形，因而可以使得自己的描述十分具体可感。其五，运用歇后语可以引人揣测，发人深思。其六，运用歇后语可以达到很好的讽刺效果。
五、结语
这篇文章对于现代汉语中的歇后语的内涵、起源、分类、作用做了大致的分析，对于我们研究现代汉语的词汇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1383 鸡的歇后语 师文 中国工会财会 2005/02 ******《淄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18 /2 《《醒世姻缘传》歇后语释例 》（路恩春 杜爱英）文章仅以书中出现的部分歇后语为例,在对其分类基础上进行简单诠释;以仅说出前段表面意思,隐去后段实际含义和前后两段同时出现为依据进行分类,同时第一部分又根据隐去的是词或句分为"词缩脚语"和"句缩脚语". ******《物理教学探讨 》2004 /22 /12 《成语、谚语和歇后语中的物理知识举隅》（濮玉春 盛宇）
关于歇后语的研究报告是一种风趣、俏皮的语句，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它由前半截做比喻，后半截起解释说明的作用。在研究歇后语的渊源时,有些语言学家和语言学专著还述及其它有关名称。
歇后语的含义
歇后语是中国汉族劳动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创造的一种特殊语言形式。它一般将一句话分成两部分来表达某个含义，前一部分是隐喻或比喻，后一部分是意义的解释。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通常说出前半截，“歇”去后半截，就可以领会和猜想出它的本意，所以称它为歇后语。
歇后语也叫俏皮话，可以看成是一种汉语的文字游戏。歇后语是熟语的一种，熟语包括成语、谚语、惯用语和歇后语四种。
歇后语由劳动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歇后语幽默风趣，耐人寻味，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
古代的歇后语虽然很少见于文字记载，但在民间流传肯定是不少的，如钱大昕《恒言录》所载：“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复斋所载宋时谚也。”这类歇后语，直到今天还继续为人们所使用。
对外汉语教学词汇教学技巧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一、课题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一)目的
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体系中，词汇教学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学生学习和理解课文的前提，是学生掌握和扩大词汇量的重要手段。如何让学生在短短的课堂教学时间里，认识、理解、记忆词语，并最终能熟练运用所学词语进行交际，是每个对外汉语教学老师所关注的问题。
近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界对这类问题已经展开了具体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词汇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本人在实习过程中的亲身经历，绝大多数留学生认为，词汇难以理解，不会运用。在课堂讲解词汇的过程中，教师要运用最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语言来解释词汇，同时教师要适当地使用体态语，即便是这样，还有很多汉语学习者理解不了所学的词汇，就不用说是正确运用于句子和篇章当中了。
本文结合目前对外汉语教学界词汇教学方面的科研成果，针对留学生对词汇理解情况，对以往的课堂词汇教学技巧进行综合梳理。目的在于能够对汉语词汇教学方面的问题研究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进一步探讨词汇教学的课堂教学技巧与规律，这样便于汉语学习者学习词汇，更好地理解所学词汇，提高学习效率，同时也能更好地为对外汉语教育事业服务。
(二)意义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汉语热成为全球的普遍现象。目前，国外许多国家设有孔子学院，这预示着汉语正逐渐走向国际。本文结合当前汉语形势，运用正确的方法对对外汉语词汇课堂教学技巧进行综合分析，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几个课堂教学技巧进行综合分析。希望通过本文的综合分析，可以给对外汉语教师提供一些词汇教学的方法，给教师和学生更多的学习空间，旨在帮助外国留学生更好地理解词汇，教师能够用最简单，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所教授的词汇展示给外国留学生。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教师能够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学生也能够很好地完成学习任务，这样在教与学方面，达到完美的统一。力求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提供课堂教学技巧方面的参考，能够给以后的教学带来启示。
二、与课题相关的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其前沿水平：
(一)研究现状
对外汉语教学是目前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词汇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尽管当前词汇教学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但经过长期探索，词汇教学还是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一些科研工作者针对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情况进行科研研究，例如：李大农(2000)研究了韩国学生有关“文化词”的学习，提出了对韩国人汉语词汇教学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包括：“如何利用‘汉字词’迅速，大量地掌握汉语词汇;指导学生在使用汉语词汇的过程中注意交际场合和语体要求;把词汇教学的重点放在词汇的搭配和应用上”等等;何干俊(2002)就英国国家的留学生的词汇教学问题进行了探讨。
与此同时，针对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研究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如陈贤纯(1999)提出了编写集中强化型的词汇教学教材的建议;胡鸿， 褚 佩如(1999)也提出实行集合式词汇教学的方法;刘 珣 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简论》中强调汉语词汇教学要掌握每一个词语的具体意义和用法，把词的教学与句子教学相结合，同时注意利用词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在系统中学习词，掌握汉语构词法，重视语素教学，并提出不同的言语技能，对词汇的掌握有不同的要求，要通过加强词汇的重视与复习来减少遗忘。黄振英在《初级阶段汉语词汇教学的几种方法》中总结了演示描述法，联系扩展法，提问讨论法，汉外对应词对比法，词语联系搭配法，总结归纳法七种初级阶段词汇教学的方法，为后来的词汇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是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研究方面的宝贵财富。
(二)前沿水平
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词汇教学正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如何更好地进行词汇教学，对教学工作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杨希贵(2009)认为扩大词汇量是中级阶段留学生汉语学习的主要任务，并强调兼顾词汇学习的广度和深度。崔永华、杨寄洲(2002)主编的《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技巧》和周健(2004)主编的《汉语教学法研修教程》对词汇、语法等汉语各方面的教学技巧做了较为系统地总结，为对外汉语教师的课堂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前辈们的探索给我们带来很大启示，但词汇研究的现状与它的重要性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相关的研究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展开，尚没有达到应有的广度与深度。
对外汉语教学在词汇教学方面仍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是不容回避的。例如：词汇教学从哪儿教起?在教学过程中，如何确定词汇教学的重点?对外汉语教师可以采用哪些手段和方法?怎样才能使学生理解、掌握词语的意义?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因此，本文选取对外汉语教师和学生都十分关注的课堂词汇教学技巧，作为研究目标，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现状及其特点出发，对外汉语教学中词汇教学的重要性，以及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主要技巧等方面对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进行了论述，以期望有助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实践与理论研究，更好地为对外汉语教育事业服务。
三、拟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其新颖性：
主要研究问题：
近年来，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研究逐渐成为学者
们关注的目标，词汇教学的重要性引起了广泛的重视。然而，词汇教学研究的现状与它的重要性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介于此种情况，本文主要是通过研读李明的《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与习得研究》和崔永华、杨寄洲的《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技巧》，深入研究书中所包含的词汇课堂教学技巧，词汇教学技巧，以及词汇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理念，课堂词汇教学所要达到的教学效果，并对词汇教学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进行阐述和解读。同时紧密结合当前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过程中对杨老的词汇教学技巧的应用与发展的实践，希望能够对当下的对外汉语课堂词汇教学有一些借鉴和启示。
说是至关重要的。介于对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本部分着力将理论与本人在实习过程中的授课经验结合起来，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便达到更好的至关效果。第四部分内容主要为综合以上陈述，对本论文提出的词汇课堂教学技巧及规律做出综合总结，以及写作本论文的意义。
毕业论文题目1.现代汉语语音研究2.汉语新词语研究3.汉语外来词语研究4.汉语字母词研究5.汉语媒体语言特点研究6.汉语修辞研究7.汉语多音字研究8.汉语复活词研究9.当代汉语科技词语研究10.现代汉语成语变化研究11.当代汉语词语语音形式的发展变化12.汉语惯用语研究13.当代汉语新谚语研究14.当代汉语青年流行语研究1.现代汉语同音误用研究2.谈谈副词“终于”的用法3.论正极意义和负极意义4.语用正误与语频统计5.因果关系与转折关系的上位义比较6.给病句一个理由1.作为文化符号的语言符号2.文化符号“道”和“道”族词汇的研究（说明：本题中的“道”也可换成“气”、“心”、“性”、“理”、“天”、“命”、“神”等字，分别成为不同的题目）3.当前我国社会称谓的使用问题4.“女士、先生、小姐、太太”使用情况调查5.“同志”的尴尬6.文学语言研究7.汉语语气词研究8.书名和社会文化心理9.店名和中国文化（说明：本题中的“店名”也可换成“人名”、“姓氏”、“地名”、“菜名”、“品牌名称”等等词语，分别成为不同的题目）10.鬼神名称和宗教文化11.命名和艺术世界——谈小说《西游记》的人物、地点命名在艺术建构中的作用12.成语和中国文化（说明：本题中的“成语”也可换成“歇后语”、“惯用语”、“俗语”等词，分别成为不同的题目）13.汉语动物名称研究14.汉语植物名称研究15.新时期小说语言粗鄙化现象研究16.“X吧”类新生店名研究17.说“秀”（英show）18.汉语象声词研究19.泛义动词“整”与“搞”的比较研究20.汉语感叹词研究21.东北方言动词“造”的研究22.东北方言语气助词“呗”的研究23.东北方言后缀“——巴”的研究24.新时期以来新生句法现象研究25.话语与政治的关系研究1.字词误读研究、字词误用研究2.汉字形体演变及识记研究3.褒义词考查分析4.同义词辨析与运用5.贬义词考查分析6.汉英词语对比研究（包括对外汉语教学）7.成语运用研究、习语运用研究8.新闻语言研究9.广告用语研究10.法律、商贸语言研究11.社交用语研究、文艺用语研究（小品、歌词等）12.词类区分研究13.语境与语言表达研究14.新辞格研究或辞格发展研究15.语境对词义（句子结构）的影响16.有特点的句法结构考察分析1.现代汉语语法2.汉语应答句研究3.标题语法研究4.标题语用研究5.标题语义研究6.东北官话地点方言研究7.东北官话语音研究8.东北官话词汇研究9.东北官话语法研究10.东北官话语用研究11.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研究12.现代汉语修辞研究1.现代汉语主谓谓语句研究2.现代汉语补语研究3.程度副词与状态形容词的组合研究4.程度副词与特殊的动词性结构组合研究5.“副＋名”的社会运用考察6.句法结构中的语义分析7.动词和名词的句法语义关系研究8.现代汉语歧义问题研究9.歧义现象和语境研究10.现代汉语形容词重叠式研究11.现代汉语程度副词重叠式研究12.成语和中国文化（说明：本题中的“成语”也可换成“歇后语”、“惯用语”、“俗语”等词，分别成为不同的题目）1. 当代作家语言研究（包括词汇、语法、修辞）2. 报刊语言研究3. 节目主持人语言特点考察4. 少儿节目语言特点考察5. 流行歌曲中的若干语言现象6. 法律语言研究7. 辩论、演讲语言的特点8. 对外汉语教材的对比研究9. 留学生汉语习得的语误研究10. 汉语各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研究11. 现代汉语插入语的个案或宏观研究12. 现代汉语委婉语的个案或宏观研究13. 汉语口语中的话语标记研究（如：对了、嗯、好、得了、回头、然后、我说等）14. 代词“人”、“人家”使用情况考察15. 句末语气词使用状况调查16. 谈“俗话”17. 汉外对比研究（如：亲属称谓、外来词、具体语法现象）18. 状语的类型与状语的位置（是否可以前置）19. 《现代汉语词典》收词情况分类考察20. 夫妻互称的历时、共时研究21.交际语言的若干问题研究1.对外汉语语音教学2.俄罗斯留学生汉语声调学习研究3.韩国留学生汉语单字音学习研究4.歧义格式的实验语音学研究5.哈尔滨方言单字音研究6.歧义结构的语音分化研究7.黑龙江方言语音研究8.“都”字歧义句的实验语音学研究9.哈尔滨方言声调研究10.实验语音学11.对外汉语单字音教学研究12.语音史研究13.语音的规范与发展毕业论文题目1.《审音表》与《现代汉语词典》定音比较研究2.第二语言教学流派研究3.对外汉语教学技巧研究4.对外汉语词汇教学5.对外汉语语法教学6.对外汉语汉字教学1.语言文化教学策略与方法2.汉语中介语研究3.对外汉语教学史研究4.对外汉语教材分析5.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听力训练6.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口语训练7.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技巧1.关于中国文化教学问题的宏观讨论2.语言课的文化教学3.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4.对外汉语口语课堂教学5.任务型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6.情景教学在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7.对外汉语中的俗语教学8.交互式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9.对外汉语教师的职业角色10.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近义词辨析1.惯用语与对外汉语教学2.对外汉语中的成语教学3.对外汉语写作教学4.对外汉语形容词教学5.对外汉语虚词教学6.程度副词的对外汉语教学7.祈使句的对外汉语教学8.疑问句的对外汉语教学9.感叹句的对外汉语教学
俄语中的汉语外来词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交往中相对稳定的一种媒介，是人与人相互往时所使用的交际工具，是人与人之间传递信息或是表达思想的媒介。俄语也不例外, 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 并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又产生了大量的新词汇,新语汇。下面是我分享的俄语中的汉语外来词的硕士论文，欢迎大家阅读。
俄语中的汉语外来词
引言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交往中相对稳定的一种媒介，是人与人相互往时所使用的交际工具，是人与人之间传递信息或是表达思想的媒介。同时，当社会生活出现社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等急剧变化时，语言往往能极敏感地反映出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体现出语言的适应性和生命力，特别是语言中的词汇，它先于语音和语法，活跃于社会生活中。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语言和词汇的形成是随着社会的形成而产生,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而丰富, 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 这是一个漫长、复杂的历史过程。俄语也不例外, 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 并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又产生了大量的新词汇,新语汇。
外来词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语言现象和词汇扩充手段，是语言间相互接触的结果。外来词也叫借词，是一种语言从其他语言中借入或引进的词。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对它的称呼不尽一致：吕叔湘(1942)叫“外来语”，罗常培(1950)称“借字”，孙常叙叫“外来语词”，周祖漠叫“外来词”或称“借词”，高名凯、刘正瑛叫“外来词”，其他如史有为、武占坤、葛本仪、刘叔新等也都采用了“外来词”一说。
对外来词种类的划分，可以从借入方式和来源两方面着手，主要包括全音译词、半音译词、音义兼译词、意译词、字母外来词、借形词等。俄语中不同时
期外来词的借用可以归结为俄罗斯民族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经济、政治及文化接触、军事冲突、自身生存空间迁移和扩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语言间的词汇相互渗透，使得俄语在10多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先后借用古斯拉夫语、德语、法语、英语等词汇，涉及社会科技、政治、宗教、艺术、体育、文化等多个方面。
由于俄语中的外来词来源很广，对别的语言中词语的借用既采用音译、意译等基本方式，也由其语言的特殊性决定了俄语外来词可以从形、音两方面对进行分类，主要有音借、直接借用、意借、仿借、同化等借用方式。
1 直接音借
这种方式在当今的俄语中是最常见的，可以说源于英语的外来词绝大
部分是通过音借这一方式进入俄语的;如нотбук (note-book，笔记本电脑)，хай(hi,嗨)，массмедия(massmedia，大众传媒)，факс(fax，传真)，сервис(service，服务，服务机构)，бар(bar,吧)，нон-стоп(non-stop，不停顿的，不间断的)，партнер(partner，合伙者)，хэз-бин (has been，动词to be的现在完成时表示过了高峰期的，过气的常用来形容明星，运动员等);还有Моторола(Motorola，美国“摩托罗拉”电子公司)，Сименс( Siemens，德国西门子公司)，Алкатель(Alcatel，法国阿尔卡特通信公司)，Нокиа(Nokia,芬兰诺基亚公司)，Сони(Sony,索尼，日本著名电子公司名称及其产品，品牌名):另外还有诸如Уефа(UEFA，欧足联)，прайм-тайм( prime time，黄金时段),райт-ту-лайф(right-to-life，生活的权利),корнер( corner,足球罚角球)，дистрибьютер( distrisbutor‘经销商)等词。
2 直接原文借用
近年来俄语在社会文化的作用下，自由化特征明显，一些外来词(特别是英美词)常常是不经过任何变化，以原母语的形式直接进入俄语，俄语中出现许多英语夹杂词(английские вкрапления )，如online(在线，网上…(ярмарка)также проводит торговлю online.(Изв.，13，09 ,2001) ;self-made -man(自我奋斗成功者)，ТомасКраун一удачливый миллионер,self-made man…(Изв.，24, 08, 1999);现在俄语中还有不少缩略词:如IQ(智商)Как Вы думаете,былбыВаш IQ выше,еслибывызанялисьчем-тодругим? (АиФNo35，1998);还有SMS(短消息)38-летниймужчина...отослалподруге SMS ...сообщая, чтоонсобираетсясовершитьсамоубийство.(Изв,09,08,2001);还有Театр- TV ,Рен-TV，Оранж-TV，TV-Пари等这类外来缩略词通过大众传媒，广告等途径流传甚广。
3 采用意借方式
近年来，受英语的影响，俄语中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意借词，也即是说俄语原有词在外来词的影响下取得了相应的新义。如现有俄语中十分流行的крутой一词，它从英语Cool一词中取得了新义，крутой原指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суровый,сторонний,而现在它的词义过度拓展，在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的意义，如1)Крутой парень...Он же убил сразу четырех.
(Правда,16,09,1994)(жестокий)
2)Цены на кладбище крутые.(Ви,04,01,1992)(очень высокий)
3)Сегодня у нас в стране никто не хвастается:у меня много денег,я-крутой...Даже крутой начинает юлить и прибедняться.(Неделя,1995,No1)(Очень богатый)还有如меню受英语词menu的影响增加了“计算机菜单”一义;пират原义为“海盗，海盗行径”，现又用来表示各种“非法盗版”(源于英语词pirate);мышь“老鼠，耗子”在英语mouse的影响下，取得了“鼠标”一义;бык“公牛”一词，现增加新义，用来表示“股票市场的牛市”(源于英语bull)。
4仿借
这是一种特殊的借词方式，是根据源语词的意义，利用俄语本身的词
素所构成的词(组)。在这里的词根，词缀都是俄语自己的，只有构词方式是外来的，是根据原词的形态结构，将各个词素对译成俄语词素的一种构词方式。如небоскреб(英，skyscraper,摩天大楼)，плотность(法，solidiloli,浓度，密度)，иглоукалывание(汉，针刺疗法);一般来讲，由几个词组成的词组由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时，总是以仿造语的形式出现的，如светлое перо源于英语的right pen，光笔)，новый русский (new Russian,俄罗斯新贵)，бежать в президенты (run for president，参加总统竞选)，темная лошадь(a black horse，黑马),белые воротники(white collars，白领)，синие воротники (blue collars，蓝领)，крёстный отец(God father,教父)，теневой кабинет (a shadow cabinet,影子内阁，在野内阁)джентльмены удачи(gentlemen of forture，海盗，亡命徒)等等[1]。
自1985年苏联实行社会制度的全面改革，特别是1991年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断地产生的新事物、新概念对现代俄语造成了强大的冲击和影响，导致当代俄语，尤其是语言中最敏感的词汇层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俄语词汇领域的各种变化给俄语学习者和工作者带来了很大困难，同时作为一个双语者，我们不仅要剖析俄语中的这些外来词，还要运用汉语知识对这些外来词做详细的分析，明确俄语中的汉语外来词，鉴于此，本文将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努力探讨俄语外来词的来源及形成过程，便于学习者更好的了解和运用俄语外来词。
一，写当时的时代背景。 二，当时的造船技术于郑和船队主舰宝船的结构及性能。 三，写当时到过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到当地发生的一些事情。 四，郑和下西洋的实质。 五，分析他下西洋有无必要。
当今海外儒学研究·异域汉学家研究儒学的新动向·对传统儒学的新发掘
首先是儒学复兴的问题。由于中国近百年来处于西方经济、文化力量的夹攻之下，传统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曾经一蹶不振，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儒学成为保守、落后、封建、愚昧的代名词。儒学经典的地位一落千丈，儒门冷落，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不仅儒学被彻底否定，而且连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也被说得一无是处;甚至出现“所有的中国书都不要读，线装书应丢到茅厕中去”的极端言论。面对着西方文化的挑战和儒学的失落，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哲学教授杜维明先生(美籍华人)坦然承认自己是当代新儒家，对儒家圣哲一往情深，发出了“儒家文化的第三期复兴”的预言。
杜维明认为，“五四”后的这七十年，除了西化思潮和马列主义之外，还有儒学的复兴。他在《大陆儒学新动向的涵意》中指出：应“把儒学、西化及马列看作三个鼎立的、互相抗衡的价值系统”(见《中国论坛》第319期，1989年1月)。并主张中国未来的希望乃在于马列、西化和儒家人文思想三者健康的互动，希望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对话，并在其中找到结合点。
所谓儒学第三期，就是以先秦西汉儒学为第一期，以宋元明清儒学为第二期，以近代的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开始的直至今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而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创新的现代新儒学为第三期。杜维明认为，如果说儒学第二期发展是针对印度文化，或者说佛教文化的挑战，作为一个创造性的回应，即消化了印度文化，提出一套东方特有的思考模式，而影响超出中国的范围，在整个东亚(包括日本、朝鲜、韩国、越南)范围内成为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的主导思想的话，那末儒学第三期发展就将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创造性的回应。他在《从世界思潮的几个侧面看儒学研究的新动向》中论道：“儒学在二十世纪后期放眼二十一世纪有很多战场，有很多奋斗目标，我认为它必须面临着美国文化、欧洲文化、东亚文化(及工业东亚)的挑战。”(《文化危机与展望》，第429页)又说：“儒学应该对他们有启发，因为儒学是人文主义的，是入世的，是力求转变世界的，而对人的理解是全部的，既不排斥人的神性，又不排斥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不排斥人与人的关系。”(同上，430页)可见，杜维明把儒学第三期的发展放在世界文化架构中的重要位置上，这是他思想开阔和创造意识的体现。
然而，儒学第三期发展前景到底如何? 能否回击西方文化的挑战? 能否实现“儒学的复兴”? 1964年获得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博士并留校执教、取得永久居住资格的刘述先教授，也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中坚人物，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三期新儒学(当代)是否能够表现活力，就要看它能不能继承传统的精神，改造传统的内容，以应付西方的挑战。他在《论儒家思想与中国现实的互动关系》中阐述了新儒家必须作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对于儒家思想与精神的再阐释，使其赋有现代的意义，而另一方面是努力作自我扩大，吸收现代一些更合理的方式，而对传统进行解构与改组工作。”(《当代新儒学论文集》外王篇，第14—15页，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5月版)这种对传统儒学需要新发掘、新诠解的见解是合理的。
异域新儒家对儒学作了多元化的诠释，有了新的发掘。例如，杜维明在《儒家传统与现代化》中就把儒家传统与儒教中国严格区分开来，提出儒家传统是理想化的儒学;儒教中国是政治化的儒学。而儒学的理想化不是儒学的政治化;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中国的西化。他指出：把现代化混同于西化，是“五四”不少知识分子认识上的通病。他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中揭露说：“阻碍中国强大的进步的潜势和儒教中国的惰性有关，自然经济的保守思想是儒教中国重农轻商的组成部分，家族社会的封闭心理是儒教中国重礼轻刑的理论基础，权威政治的官僚主义是儒教中国重人轻法的必然结果。”(第122页)这就是政治化儒学的弊端。杜维明提倡理想化的儒学，而理想化的儒学就必须彻底批判封建意识形态或封建遗毒。他说，“因为我从1978年以来，常常讨论关于儒学的问题，关于中国传统的问题，过分地强调了传统中国的价值，特别是儒家传统的健康方面的一些因素……”因为“我所面临的多半是西方学术文化的挑战。……假如我生活在另外一个环境，而有相当长的时间这个封建意识形态在我们社会里所发挥的消极作用，那我的注意力一定会转向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甚至不会过分地强调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这里涉及到对儒学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问题。杜维明认为，“这个封建意识形态，如果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积淀，它既然进入到我们血液和骨髓，发生化学作用，发生消极作用，那么，要想像包袱一样抛弃，根本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 杜教授提出了两个渠道同时并进的解决方式。一是引进西方资产社会所代表的价值，如个人主义、竞争等;一是从传统自身引出源头活水，否则就没有自我主宰的基础，没有真正的认同感。他说：“自我主宰的方向性必须从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现实中涌现出来，这个自我主宰也是建构新文化的认同。”(以上引文均见《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第115—11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总之，既要继承儒学的优良传统，又要批判地继承传统;既要引进、吸纳西方文化中一些价值泉源，同时又要扬弃批判其浮面现象。这样才能发展、创新理想化的儒学。这就是杜维明所要“复兴”的儒学。用杜氏的话说，就是我们“不得不作番掘井及泉的工夫让儒家传统的源头活水涌到自觉层面”，并且“通过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儒学才有创新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李毅《中国社会主义与现代新儒学》，第35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其次，是对儒学的新诠释、新发掘的问题。异域新儒家从解释学的道理上把传统儒学中具有生命力的思想，用现代的思想和语言加以创造性的转化。例如，他们对于孔子儒学之核心思想的“仁”，赋予了现代的价值和意义。
新儒家陈荣捷(美籍华人)在《儒家仁的概念的发展》(1955年《东西方哲学》第4期)一文中重新诠解了孔子的“仁”，指出在孔子以前，人们是在统治者对人民仁慈的特殊意义上使用“仁”的概念，而孔子则是“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把仁作为无所不包的、最高的美德的总称，作为排除一切恶的广义的“仁”，它包含了孝、礼、勇、忠等，它需要做到恭、宽、信、敏、惠等。这就相当于基督教中的上帝，是一切真、善、美的源泉，又是所有真、善、美的具体体现。但孔子从未给“仁”下过定义，这正是孔子思想的“深邃之处(见《中国哲学杂志》1975年第2期，《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仁的解释》)。因为在陈荣捷看来，孔子不把仁的含义固定下来就为后人对仁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例如，在孔子后一百多年的孟子说，“仁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把仁诠解为人心了。到了汉儒董仲舒就提出“仁”是“为人”，即“为他”。董仲舒说：“仁者，怛(忧虑)爱人。谨翕(敛)不争，好恶敦俭，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陂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必仁且智》)这就把孔子的“修己”和“爱人”的思想继承并发展为与他人“无争”，宣扬人不要有“伤恶之心”、“隐忌之志”、“嫉妒之气”、“感愁之欲”等。陈荣捷把它诠解为“为人”、“为他”，而且进一步认为南宋新儒家朱熹以生生解仁，是“对孔子以来各家仁说的最高、最准确、最深刻的概括”(《现代新儒学在美国》，第11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也就是说，“仁”不仅具有社会性，不仅是关心、爱护、帮助他人，而且是生命，是创造。因为在理学家朱熹看来，“理便是仁、义、礼、智”(《语类》卷三)，“宇宙之间一理而己，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朱文公文集》卷七○)。这就是说，理是唯一存在的，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仁”也就是理创生的。“仁即创生，是生生不息，它体现了宇宙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则，即创造的法则……这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永恒的价值与意义。”(施忠连《现代新儒学在美国》，第11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异域当代新儒家杜维明在肯定传统儒学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时也指出：儒学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主，即“它讲的做人的道理，可以适用于全人类。它的价值取向，在于如何使人深入到身、心、灵、神各个层面进行通盘的反省，在于促进人格的无穷无尽的发展”(《儒学传统的现代转化》，第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主持者刘述先也说：“孔子所教所依附的社会网络，到现在已明显地过时了：今日既已无君可忠，君臣关系自谈不上天经地义了。但人心中所具有的‘仁心’之感受，也不再适用于现代人吗? 不!可见孔子思想中有与时推移的成分，也有万古长青的成分。”(同上，第517—518页)
笔者认为，上述这种见解不无道理。这是从变与不变的“理一分殊”上发挥儒学传统文化中的“仁”对现代化的作用。传统文化中的“仁”，作为个体人格的最高境界是包括克己复礼、爱人、孝悌、忠恕以及敬、勇、宽、信、敏、惠等众多道德条目的总和，这要“为仁由己”(《论语·颜渊》);作为如何对待别人，孔子的原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即爱憎分明，正确待人。
异域的不少新儒家认为“仁”的阶级内容变化了，但“仁”的“修己”、“为人”、“为他”的精神则是永恒的，对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有它的价值。这是难能可贵的见解。比如，在市场经济卷起人欲之海千重巨浪的当今社会，我们应该既要讲经济效益，又要讲效益的仁义道德。
我们讲时间就是金钱和效益就是生命的同时，应该实行儒家的推己及人之道，即我的时间是金钱，则别人的时间也是金钱;我的效益是生命，则别人的效益也是生命，不能牺牲别人的时间和效益，来谋取一己之私的时间和效益，这才符合儒家的德业双修的传统文化的精神。
陈荣捷还把朱熹关于儒家生的观念和道家的“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死之徒”(《老子》76章)有机地联系起来，他在《朱子评老子与论其与“生生”观念之关系》一文中说：“(朱熹的)《仁说》通篇未尝引用老子半语，然(朱熹的)《语类》云：仁是个温和柔软底事物，老子说：‘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死之徒’，见得是。盖谓仁之能生，以其为柔，从来儒家绝无此说。”(见台湾《清华学报》新11卷第1、2期合刊本，1975年12月)这就肯定了朱熹给老子应有的声誉，并把朱熹哲学与道家相联系，有着中华文化的两家主干兼收并蓄的理路。
杜维明还对儒家的为人之学作了新的阐述和更深的发掘。传统儒学特别强调读书学习的目的性在于学为人，即学为圣人，以修身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杜维明认为，为人之学是东亚传统的核心价值之所在，它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以东方特有的方式回答人类的终极关切，诸如：世界最真实的、最高的存在是什么? 生命和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怎样才能成就真实无伪的人生? 如何认识和对待生与死的问题? 如何处理我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等。西方许多学者认为孔子儒学对死与鬼神不感兴趣，只关心现世人的生存问题，不如西方的宗教对人类的终极关切和全面关切，因此儒学是狭隘的、有限的。杜维明反驳了这种观点，指出：“在儒家的传统里，学做一个完善的人不仅是首要关切的问题，而且是终极关切和全面关切的问题。”(见《儒家思想新论》中文版，第49页)杜维明认为完善的人是人性的全面实现，是把希望寄托于人的自身，在日常生活中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但为己之学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而是自我实现，即人性在现实世界中的展现，开拓自己内在的无尽的精神力量，发掘自我固有的价值，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杜维明还指出内省是儒家大力提倡的精神修养的方法和成人的途径，在现代社会对于人的精神的发展仍有积极的作用。这就把孔子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作了更深的发掘，使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和孟子的“居仁行义”为现代人的人性修养服务。
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成中英，是海外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他创立了把中国哲学世界化、把世界哲学中国化的“本体诠释学”。
本体诠释学是讨论本体与方法的关系的学说，是把本体与方法结合在一起的哲学理论。在成中英看来，本体指世界的真实，似指实在;诠释“就是一个本体意识的发动，进而成为理性知觉的过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第117页)。也就是说，作为实在的人的本体意识，对你所得到的知识(即解释)达到理解(或了解)的过程。这种了解是意义问题，是评价问题，是价值判断问题，是开放的理性化过程。
成中英还认为中国的理性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中国人基于一种整体本体的思考，理性趋于具体化。而西方人则趋于抽象化。例如，中国的抽象理性的哲学中“不把哲学自身当作一种演绎的理性活动，而是影响和指导人的活动之一种综合的道德成就”(同上，第98页)。而西方哲学特别重视方法，方法的更替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动力。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把方法当作对象，产生了逻辑;基督教神学也是方法意识的产物，用启示的方法来反省人类终极原因和存在的源头。近代笛卡尔就是以怀疑法奠定了西方理论哲学的基础。总之，西方哲学在不断寻找新的方法，不断地反省理性，因而不断产生新哲学。而中国传统的体用不二论，主要是一种本体论。中国哲学主张体用一源、体用不二，认为用是体之用，体是用之体。成中英说，我的本体诠释学最主要的目标是肯定“本体是一元的，方法是多元的，多元的方法要在本体的过程中去实现。如何在本体的过程了解方法的多元，了解本体本身，来实现终极的整体意识”(同上，第280—281页)。这样，他的“本体诠释学”既是他的哲学本体论，又是他的哲学方法论，“是一种认识方法的方法论，也是掌握本体的本体论”(同上书，第259页)。七十年代欧美学术界重新提出了文化多元论，成中英也强调了中国哲学作为认识世界方法的方法论也应是多元的，但又强调地指出实在的本体是一元的，所以，他的“本体诠释学”既是本体与方法结合的哲学理论，又是中西哲学有所结合的创新。
因为在西方哲学中，从柏拉图到现在，都是认同：知识的模型要像数学一样严谨;把数学的模型，把理性的内在的完整性当作知识的最后标准，即精确和结构的完整。但是，现实的经验本身并非数学，并不是像理性一样规范的概念。所以西方的抽象的理性主义无法掌握真正的经验。成中英反思了这种理性主义，提倡诠释、“解构”，这是理性的开放。而且成中英还从中国哲学中找到了解释西方哲学问题的重要工具，这就是“易”学的启示。成中英在《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一文中说：“中国哲学正是强调完整性、变动性和内部转化。代表这个潮流就是《易经》哲学。《易经》本身包含了内在的理性，也包含了内在的本体意识。它肯定了一个变动的不变与不变动的变，它要肯定一个全体大用和一个整体一元。……在体与用上面，在方法与本体上面，恐怕再没有一种哲学有《易经》那样的灵活性、生命性。”(同上，第283页)又说：“整个理性面临着本体与方法的冲突，在西方还没有发现一种哲学来解决这个冲突，而《易经》哲学在这当中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同上，284页)也可以说，中国哲学是本体化的，西方哲学是方法性的。因为成中英认为“西方很早就把理性当作内在自主的活动，所以理性包含着一个辩证的过程，其自身的发展受历史发展的影响不大。它的发展代表理性不断地一种突破，也就是方法意识的不断突破。……与之相反，中国哲学中的方法潜藏在本体意识中，并不把方法脱离本体意识加以独立考虑。……所以中国人的方法往往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受现实条件的影响”(见《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第151页)。所以，成中英认为“中国人是本体的，西方人是分析的。……中国人重视整体的和谐，西方人重视分析的差异。……中国人强调从多归结到一，统一的观念非常强烈。”相反，西方人强调“由一到多进行分析。要了解一个事物，首先要了解它的结构、层层深入”(同上，第152页)。同时，“中国的实用主义，是人格修养的实用主义。……西方的实用主义是功利的，……这和儒家所提倡的，讲究过程、境界、精神状态的修身养性的实用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同上，第153—154页)。成中英在比较中西文化区别基础提出的“本体诠释学”的首要意义在于希望主、客体能够相互解释和结合;强调既能相互解释，又能重物重人，起了开放理性，沟通中西哲学和重建“新儒学”的作用。
美国费城天普大学教授、海外当代新儒家傅伟勋(华裔)也提出了“创造的诠释学”，即“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论”。他《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化重建课题的最大关键是在，我们能否与愿否培养多元开放的文化胸襟，大量吸纳优良的西学之‘体’到我们的文化传统”(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58—59页)。他分析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史，认为“传统以来过度的华夏优越感”常常“构成我们拒绝外来文化的一大因素”(同上，第55页)。同时，他又在美国《知识分子》1987年冬季号中指出：“只要有助于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之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西学西潮不论体用，皆可吸纳进来，而与中学融为一体。”(见《大陆讲学三周后记》)他的“创造的诠释学”对自由主义派的“全盘西化论”和“中体西用”的文化路向，都有针对性的批判作用。
法国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颇丰，人才辈出。本文从中选择几本较新的著作做一介绍，其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缘起、过程和影响等作了独到的分析。 一 法国汉学界早期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其实，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始终是海外汉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曾3次(第4、6和7次)陪同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1416—1451年)，曾先后被英国的米尔斯(J·V·G·Mills)全文译作英文①。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年)②、荷兰戴闻达(J·J·L·Duyvendak, 1889—1954年)③ 和美国的柔克义(W·W·Rockhill, 1854—1914年)④ 等人作了节译。曾经3次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明航海家费信的《星槎胜览》(1436年)已先后由柔克义、伯希和及福嘉第(G·Foceardi)⑤、戴闻达等著名学者部分翻译。曾于宣德五年(1430年)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1434年)，也由伯希和与柔克义作了简单辑录译注。伯希和与戴闻达还从《明史》与《明实录》中辑录了有关郑和航海的资料。在伯希和、方殿华(Louis Gaillard)⑥ 和布尔斯坦(Daniel Boorstin)⑦ 等人的多种著作中，都曾广泛地研究过郑和航海的资料。明人罗懋登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演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已由戴闻达节译。米尔斯介绍过明人郭钰订的《武备志》中的一幅详细的郑和航海图。伯希和与米尔斯还翻译过有关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明人祝允明著《前闻记·下西洋》条的内容。这些中文原始资料的辑录与译注，大大方便和促进了西方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法国汉学界早期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汉学家是伯希和。他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泰斗，而且还被奉为“超级东方学家”。伯希和发迹于当时设在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得益于1906—1908年的西域探险，成名于法兰西学院于1909年为他专设的“西域历史、语言和考古讲座”。他发表的大量汉学书评，完全是借助了他长期出任西方最早的汉学刊物《通报》(T' oung Pao，创刊于1890年，伯氏于1925—1935年任法方主编)的阵地。 伯希和于191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书评⑧，1933年于《通报》中发表了《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冯承钧先生的中译本译作《郑和下西洋》)⑨，1935年又于《通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及其航海的补充札记》⑩，1936年又于同一杂志中发表了《再论郑和下西洋》(11) 等著名论文。 伯希和有关郑和的主要著作，也是海外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奠基性著作，便是其《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一书。 全书共分4部分。其中第1部分对马欢所著《瀛涯胜览》的版本变迁作了探讨。其第2部分对费信所著《星槎胜览》的版本沿革、郑和七下西洋时分别所至国家、时间、船舶均作了考证。他对于郑和航海中的地名之考证，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其第3部分对明人巩珍《西洋番国志》中有关西洋各国的地名与《瀛涯胜览》和《明史》等书的记载作了比较。可惜，伯希和当时未曾读到过该书。第4部分对明人黄省曾所著《西洋朝贡典录》的版本演变、西洋各国的历史、物产、物品、习俗等作了详细考证。第5部分是对《明史·郑和传》的译注本。 伯希和的论著已有70年的历史了，但它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伯希和此著，乃西方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先驱性著作。 二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新著《启蒙之龙》 沉寂多年之后，法国德·拉图尔(de La Tour)造船厂的一名退休海军工程师多米尼克·勒列夫尔(Dominique Lelièvre)先生，客串出版了一本《启蒙之龙，15世纪初叶明朝的远航》(12)。这部400多页的洋洋大观的法文版书，是一部研究郑和航海的新论著。作者认为大航海家郑和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郑和在中国就如同哥伦布在欧洲一样名震遐迩。作者将中国在15世纪的海上远航置于其经济背景中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明朝初期的辉煌。书中首先讲到了在中国航道网络中游弋的中国船队之高超技术和庞大数量，直到永乐皇帝从1405年起发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上远航。100多米长的宝船，在30多年间往返于“西洋”30余国。同样也信仰佛教的穆斯林宦官郑和，率近3万之众的一支船队，为中国和世界航海史立下了不朽功业。郑和在7次下西洋期间，记述了其旅行的细节、各停泊口岸的习俗以及穆斯林和佛教城市。它成了衡量明王朝为维持世界秩序而对西洋各国所采取政策的一次宝贵机会。当时中国以其大吨位的宝船和广泛的外交、商贸网络，使几乎整个亚洲都奉行了向中国朝贡的政策，从而保证了明朝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权。中国皇帝受命于天而统治于地，皇恩浩荡地向藩部赐礼和封册。从尼泊尔到朝鲜、从萨玛尔罕到婆罗洲，众多国家都纷纷向大明天子朝拜。但郑和于1434年逝世时，欧洲贪婪发现新大陆的先驱——葡萄牙人便绕过了西撒哈拉海岸的博哈多尔角(Le Cap Bajador)。15世纪末，欧洲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海洋征服。中国却由于其制度的僵化和受具体环境的阻碍，坐失了此后5个世纪参与国际贸易交流的良机。 全书共分11章：中国海洋中的财富、明王朝的开国、郑和的远航、从南京到古里(Calicut)、战胜与说服西洋诸国、西洋与穆斯林地区、大建筑家永乐、7次下西洋的结束、明代大航海的衰落。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当时西方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中，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诞生。贵族、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都在追求探险、征服与殖民化，货币扩大了其控制权，打乱了旧有关系，最终结束了封建制度，成了控制商品与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却在千方百计地巩固其封建制度，中国哲学仍在主张“养性”和“修身”。从而使中国丧失了制海权，也就是失去了强国富民的根本。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先生指出，自15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刚从中世纪的黑暗中摆脱出来，而新近恢复活力的中国，又重新复苏了一种长时间内受到遏制的航海志向。中国自1405年起，便发起了其历史上最大的7次海上远航，其船队在30多年中游弋于“西洋”之中。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中国这样一个敢于进取的国家旗鼓相当。中华帝国演出了一场大舞台的“外交巴蕾”，并且使整个亚洲都卷入了其舞蹈步法中。但在1435年，就在葡萄牙的亨利王子(Henry le navigateur, 1394—1460年)考察非洲海岸的时候，中国的最后一位“航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晏驾了。航海家亨利王子于1415年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Ceuta)，于1418年左右发现了马德拉附近的圣港(Port Saint)以及马德拉岛(Madera)，他由于受元代赴中国与东方旅行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于是便派船队于1434年绕过了博哈多尔角(Le Cap Bojador)，此后又发现了亚速尔(Azores)群岛和加那利(Canary)群岛。1445年，他的一只船到达塞内加尔河，于次年又驶至冈比亚河。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年)前后4次远航，发现了西印度群岛，也就是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Vosco da Gama, 1460—1524年)3次东航，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并最后客死于科钦(1497—1524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年)绕过南美并横渡太平洋，环世界航行并确定大地为一圆形球体，成了第一个从东向西横渡太平洋的人(1505—1521年)。但欧洲人的大航海比郑和晚近一个世纪。当时，世界的命运部分地取决于海上的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不仅中国的非专业的史学家们都知道这一切，而且许多历史地图集和百科全书性著作也都作过记述。郑和下西洋的许多事实，要比葡萄牙人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情节，更容易证实得多。因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有明代的官方报告(《明史》与《明实录》)、出自帆船上乘客的描述(马欢、费信和巩珍)、在中国和锡兰发现的石刻资料、第二手的地图、演义小说等。有一部也门的编年史，也证实了中国船队曾于这个时代到达过阿拉伯世界(13)。葡萄牙船队却缺乏如此丰富的旁证材料，只有当事人的孤证。但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问题上，也如同在葡萄牙船队的问题上一样，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其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尚有许多考证工作，有待于学术界去作。 法国汉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年)于1941年在《草原帝国》中指出：“中国人从来没有海上的爱好”(14)。但是，中国人可能很早就越过了非洲并发现美洲。中国人于欧洲人之前发现澳洲，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中国人很早就很熟悉并经常来往于东南亚的岛屿之间，从苏门答腊经爪哇和婆罗洲而到达菲律宾群岛。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摩鹿加(Moluques，马鲁古群岛)和帝汶岛(Timor)。帝汶岛位于澳洲北部的梅尔维尔群岛(Melville)，距达尔文要塞(Fort Darwin)只有数链(encablure，每链约合200米)的航程。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人曾访问过澳洲大岛的海岸，当然不一定是郑和船队的人。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认为，中国人很早就曾经到达过美洲大陆。事实证明，中国有一种非常显著的海上航行的早熟性。中国的这种航海早熟性或其先进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在工艺技术方面涉及到了从造船术到航行技术诸多领域。中国人在罗盘、轴心舵、三角帆、水密舱、浮锚、桨橹、拆卸舵与折叠帆等方面，都远远走在前列。这种先进性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长期发展结果。中国的“南方”应该主要是指其以长江为中心的中东部以及沿海城市。中国的经济中心于明代之前就已经南移了，虽然其政治中心在北方。 中国没有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包括在内)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那种地中海地区的航海熔炉。但西方也没有中国那些与印度、印尼、南洋群岛、波斯、阿拉伯世界和东非很早就联系起来的南方海岸。中国的这种人口、物质和技术优势的古老结合，只会促进他们航海技术的发明、发展与多样化。这正如欧洲的南北接触、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流，促生了更有效的航行新技术一般，也正如葡萄牙船队正是两桅或三桅高舷帆船(Kogge)与大帆船(nef)的混血女一般，海上交流必然会促进航海业的发展。 总之，中国很早就曾认真地面对海上冒险，并为此作过各方面的准备。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需求。 到了明永乐时代(1403—1425年)，中华帝国又逐渐开始恢复宋元时代开通的与海外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时代起，中国的对外关系，才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转化。外国或番邦的使节、官吏和国王，不断地涌向南京和北京。虽然瘸子帖木儿(Tamerlan)曾囚禁过中国皇帝的使节，并且在撒马尔罕当着卡斯蒂利亚人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的面而侮辱他，但中国使节在其他地方却受到了友好接待。俞士吉于1402年出使朝鲜。明王朝还派出了许多使节出使外国及其番部——乌思藏、女真、蒙古、吐鲁番、哈密等。日本的统治者也向明朝进表称臣，而日本本来是一个唯恐失去其主权独立的傲慢国家。1403年，安南向明朝遣使，请求对黎朝册封。许多非常遥远的地区，诸如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古里(Calicut)、科罗曼德尔群岛海岸上的“西洋琐里”(Chola)等，都遣使恭贺朱棣登基，继承大统。曾被伯希和考证为“琐里国王”的“西洋”国王，早在洪武年间(1370年秋)便向明帝遣使奉礼，成祖曾颁即位诏于西洋琐里。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遣闻良辅和宁善使西洋琐里，他们同时还于1403年出使爪哇国，于1404年出使苏门答刺。在1403年，成祖复命中官马彬往使，西洋琐里国王亦遣使南京作答。东南亚所有这些国家(爪哇、苏门答刺、西洋琐里和古里)的使节，都是乘中国帆船前往南京的。例如，当明使Sun Xuan自浡林邦(Palembang)归国时，便携当地国王的儿子同行。明王朝还曾向暹罗遣使。1403年，满者伯夷(Majapahit，爪哇)的一个使团与琉球的一个使团到达中国。1405年，由忽鲁谟厮的“锁鲁檀”(Ezz-ud-din，君主)遣某一位马拉子出使中国。这一切都使永乐皇帝名扬四海。明王朝以在南京接待浡泥(Bornéo，婆罗洲)国王而圆满结束了这些外交使团的努力，而洪武帝却从未能最终说服该国王向明王朝纳贡。浡泥王决定放弃满者伯夷并不再向该国纳贡了。浡泥王是第一位入华朝天子的外国国王。尽管浡泥王为一小邦王子，在中国却受到极其热烈的接待。当浡泥王子于1408年在中国暴卒时，又由明政府在南京隆重安葬。 所以，在郑和之前，便有不少中国人走出国门，也有不少外国人进入中国。这应该是郑和远航的必要条件和历史背景。 由郑和率领的中国船队下西洋，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冒险。在近30年间(1405—1433年)，共有近3万军人，乘长达100多米的大帆船，他们先后到达印度海岸、南阿拉伯沿海和东非海岸。 作者根据南京刘家港和福建海岸发现的两通天妃宫石刻，而详细列举了郑和7次下西洋的时间、所到地点和成果。作者对于郑和和宝船的大小、人员、编组方式作了详细研究。他认为郑和船队与当时和稍后的欧洲船队，没有任何可比之处，要先进得多。葡萄牙人的远征最早使用的是小驳船，与吉尔·埃亚内斯(Gil Eanes)于1434年为绕过博哈多尔角而乘的船属于同一类型。葡船不及30吨的登记吨位，拥有双桅，区区20—30米长。其帆一般为三角形，由于鼓风的原因而被称为“圆帆”。其甲板也仅仅能供人行走，并用于保护商品不受海水损坏而已。那些固定在船头和船尾的帆布可以保护20多名船组人员。除了某些在港口操作的桨之外，船上一般不配备任何桨手座。驶过博哈多尔角之后，葡萄牙古帆船(barinel)和驳船(barca)成了葡国官方史学家苏拉拉(Zurara)经常提到的出洋船舶，而直到1440年前后，轻快帆船(caravelle)才被人广泛接受。古帆船是配桨的，肯定比小驳船稍微先进一些，更善于在航途中前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入河湾，以对河流沿岸进行考察。其吨位不超过50吨。郑和的船应该比这些葡船更先进许多，尽管其时代更早。 对于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建文帝一说，作者认为可能性不大。即使建文帝隐匿下来了，中国也没有必要派遣如此庞大的船队，以如此之多的人马，航行如此之远的路程，访问如此之多的国家。根据中国当时的实力，完全有能力从事秘密调查、派遣间谍或请求当地那些忠于明王朝的统治者给予协助。明王朝的特务机构很发达，当时已初具朝贡网络系统。因为郑和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即使建文帝尚在人间的话，也只会隐匿得更严密，逃亡得更遥远。所以，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最多也是一种借口，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原因。 反击倭寇，也不是郑和海上远征的主要原因。倭寇于永乐初年非常猖狂，不断对中国沿海发动袭击，但以宝船在海上远征，是不适宜完成抗倭使命的。况且，中国沿海有专门设备和防御工事来抗倭，根本用不着派宝船出洋抗倭。 至于发动征服或吞并土地，那也绝不是郑和船队的目的。郑和宝船中确有骑兵、火药、弓弩和当时最“现代化”的甲胄，但郑和只在出于外交或治安需要的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动用武力，他从不动用这一切以强行占地夺产。 郑和远航也根本谈不到传播中国的意识形态或传播宗教的问题。因为中国当时并不追求使“西洋”居民接受某种宗教的归化，或者是接受某种哲学的支配。郑和本人是穆斯林，有释道信徒们陪同他。船队中的官吏们，大多数都是受儒教培育出来的。郑和出访的是伊斯兰教和佛教国家，但他所宣扬的应为儒家文化。 所以，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既不是入侵，也不是宗教归化，更不是劫财夺宝，夺占土地更不可能了。 至于贸易，郑和船队所从事的是国家的统制贸易，当时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始终是受禁的，至少也是严加管制的。永乐所开创的不是一个贸易时代，而是一个对外交和贸易严加控制的时代。他基本上继承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外国人不信任的态度。外国人受中国官府的严密监视，而且中国商人也接受对其货物和人员的仔细清查。永乐还严禁中国人乘船私自出海。但这些条例从未被严格执行过。朝廷对于可以使某些家庭或某些宦官致富的各种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家垄断了整个贸易的权力，同样也垄断了某些重点出口商品，如盐巴、茶叶、瓷器、丝绸和金属。国家同样也垄断了马匹和明显的战略物质的进口。这些垄断的宽松程度，根据不同时代而各有所异。中国政府介入了从生产经过运输而到分配的整个过程。总而言之，郑和远航具有除了贸易之外的另一种目的——加强朝贡贸易制度。 对于郑和远航中的朝贡与外交的关系，作者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中华帝国的天子自认为身居大地中央。中国中心论的思想与皇帝对大地的统治权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中华帝国和其他胡人或蛮夷人、藩部和遥远的朝贡国。中国历史上的“胡人”受城市文明(粮仓和产业)的吸引，不断如同潮水般地涌向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辽阔领土。但中国中原王朝仍以其统一国家和以定居民为主体的政权来对抗胡人的侵边，以谷物和稻米食物来对抗奶肉食品，以社会等级稳定的制度来对抗动乱与战争。所谓“藩部”，即中国周边的汉文化近邻——安南、日本、朝鲜。这些国家均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向佛教和儒教开放、与中国分享其文字和定居生活。中国变成了东亚的一种文化标识或模式，完全如同希腊和罗马在西方的地位一样。明王朝对这些国家基本上执行了不干涉政策，只要求它们向天朝定期纳贡，取消了这些国家商品进入中国的关税。总而言之，区区一点国际贸易，与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中国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一部分外国向它纳贡，它又作为礼物而赏赐其他国家。明初在一段时间内，又回归到了古代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认为国际贸易行为是滋生动乱的策源因素，商人与经商是动摇祖宗业绩的祸首。 洪武帝曾派出了许多使团，去向亚洲国宣布他开国登基的喜讯。虽然也有许多外使到达南京，但很快就冷落下来了。永乐发动了新的外交攻势，但仍将朝贡政策作为国际交流的基本框架。永乐依照中国一种具有古老传统的哲学行事，那就是皇帝受天命而负责维持社会的和谐。中国对于其藩部至少是有些象征性的义务：维持所有人之间的“太平”。中国皇帝让那些小国跻身于文明国家大家庭之列，提高这些国王们于其国内的威望，使他们能真正接触中国文化，从而为他们打开了与中华帝国从事贸易的大门。由于这些原因，遥远的古里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国王，很快就非常自愿地接受了这种“藩属”地位，他们不用中国发出要求便会非常乐意地向中国皇帝纳贡，甚至还会催促天朝政府接受交纳贡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纳贡是对天子尊重的证据。但它事实上也是一种贸易，因为中国皇帝必须以重礼相赏，甚至还赏赐银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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