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财政既有收入也有支出，假如财政收入大于支出，节余过多，则意味着财政资金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利。假如财政收入小于支出，则意味着财政支出要依靠借债来维持，这种状况可能导致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不平衡，引发通货膨胀。
内涵：国家财政运用价值形式对社会产品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两个阶段及其基本形式，即国家财政资金的筹集（组织收入）和供应（安排拨付支出）。亦称岁入与岁出。它包含财政分配的各种形式和内容。
财政收支的最理想状态是财政收支相等，因为这时财政资金得到了最充分的利用。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财政收支相等的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
扩展资料：
财政支出
国家为实现其职能,根据既定的政策、制度，把集中起来的财政资金分配使用于不同的方面。财政支出是实现国家职能的财力保证。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国家的性质、职能不同，决定着财政支出具有不同的使用方向和内容。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各种主要的生产经营活动是资本家私人的事业，国家不具有组织经济的职能，只是运用行政或经济的手段干预经济。
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支出的大部分是用于军事支出和国家机构的开支，其次是用于国家债务的还本付息。只有少量是用于经济开发和智力投资等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支出。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具有组织经济的职能。国家财政资金主要用于经济建设和社会文教卫生方面，其次是国防和国家管理方面。此外，还有偿还债务、对外援助等支出。
这些支出按经济性质可分为：
①直接生产性支出。即直接用于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能力的各项支出，如基本建设投资支出、企业挖潜改造支出、支农支出等。
②间接生产性支出。即虽不直接用于生产，但能够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改进生产手段、增加潜在的生产能力，如文教、科学研究等支出。
③非生产性支出。如国防和行政管理等支出。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与可能的矛盾将会长期存在。为了正确处理这个矛盾，使国家建设规模同物力财力相适应，保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财政支出管理一般遵循以下原则：
①量力而行。在支出安排的总量上按照年度财政收入规模安排支出。
②先维持，后发展。在支出安排的顺序上，是在保证维持上年消费水平和生产规模的前提下，根据财力可能安排扩大再生产投资和提高人民消费的支出。
③有计划安排各类支出的比例。在支出结构上安排好积累性支出与消费性支出及其各自内部的比例关系。
④厉行节约。在支出的使用上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在财政分配活动中，财政收入与支出既是各自相对独立，又具有内在联系。财政收支平衡、财政结余、财政赤字，是财政收支关系在量上的不同表现。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财政收支
我说你这位阶级兄弟姐妹，关系劳苦民众的论文你就想花200点搞来？你太没诚意了，太敷衍我们农民兄弟了吧，你这样的就该下回乡，刨回地，运回粮，卖回菜。
一、 从GDP增长看农村社会发展的政策依赖性 中国经济持续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通过对农业部门的分析我们能发现，农业部门始终存在着较总体经济更加不稳定的增长结构，无论农业部门GDP的总量还是其增长率，都能印证这一点，而增长的时序变化则与相应时期农业政策的变革力度息息相关。 1982—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发布了中央1号文件，把每年的首要工作布局均放在了三农领域，通过大胆的谋篇布局，切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的生产关系更加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持续不断地进行了深化调整工作。正是这几年的大动作，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接体现在GDP上就是农业GDP增长率迅速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度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明显降低，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一个例证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是农村居民住宅建设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政策效果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80年代末。 20世纪80年代末，农村经济进入了平台期，增长幅度逐渐趋缓。自1993年开始，农业GDP又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时期，但是，结合当时的经济背景来看，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快速的通货膨胀引起的名义GDP的大幅提高，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处于粮食保护价政策的发力期。1995—1996年，我国开始全面实施保护价收购政策，由于粮食价格较高，1995年农户家庭当年从粮食作物获得纯收入比1990年增加了1448元，占同期农民家庭纯收入增加值3776元的，占同期农民家庭全年纯收入增加值5635元的。这说明在保护价政策实施的初期，保护价政策对于农民收入增加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是随着其后粮食价格的不断下滑，农户家庭粮食作物纯收入由1995年的2436元减少到2000年的元，减少元，粮食作物减少值占种植业纯收入减少值的。对于家庭经营中非农产业不发达，种植业结构单一的粮食生产农户来说，粮食价格的不断下降成为农户收入水平增加的主要制约因素[ 2 ]。由此可以看出，在保护价实施初期，由于政府维持了较高的收购价格，使得这一政策对农民收入增加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但其后随着政府不断下调保护价标准，同样又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以粮食保护价政策为中心的农村经济政策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十分明确。 1997年以后，农村经济再次进入平台期，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连续多年的负增长。期间，中央虽多次出台农业新政，但均未能扭转发展乏力的局面。究其原因，可以说一是因为农业内部缺少内生增长的有效机制，二是庞大的冗余农业劳动力和二元制的社会结构限制、消耗了农业自身发展的有限资源，而同时又缺少外部资源的注入。 2004—2005年，中央连续出台了两个1号文件，直接将农民增收问题作为政策运作的目标。2004年采取“两减免、三补贴”等更为直接的政策措施，全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创纪录的2600多亿元。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着力于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直接带有资金支持的政策占到相当大的比例。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作为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心。从2004年的政策效果来看，2004年度仅“两减免”、“三补贴”就使农民直接得到实惠451亿元。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934元，比2003年增加314元，增长12%，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打破了1997年以来的低速增长局面，粮食总产量达到9390亿斤，超过预期的9100亿斤，增产9%，实现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双重政策目标[ 4 ]。 再回过头来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农业领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审视，足以看出政策导向式的发展特征伴随了农业经济的每一个高潮与低谷。比较前后两个时期的1号文件，以前的重点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可以说是在农村经济的内部进行的成功变革，这一基于体制自身的变革基本上已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其效力的极限；而后两次均把政策目标直接指向了农民增收上。虽然2005年度的中央政策更进一步提出了要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但无论是从政策本身的功能还是从农业领域的现状来说，政策性依赖仍是目前农村经济中最为突出的发展特征。 二、 当前“三农”问题的困境 总的来说，农业经济的最大困境还是其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的不足。仅就2005年与2004年作一个对比，2004年“增收”效果可谓满意，但从2005年的上半年情况来看，同样的政策力度若想取得与2004年相似的目标的难度已明显加大。一方面2004年农产品价格较之2003年有很大的提高，农产品产量达到历史新高，加之自然灾害较少以及减免农业税、增加直接补贴等措施均能对农业的生产生活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2005年一季度，农产品价格已有所回落，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扬，而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却难以有新的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市场制约机制将使农业产出效益在现有的生产率水平上迅速达到封顶状态。长期的发展轨迹说明，政策成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惟一有效的依赖，而这一依赖同时又是不可靠的、难以持久的。 当前“三农”的困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描述。 1. 人口压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 2003年底，全国农业人口有9亿3千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其中农业劳动力3亿1千万，占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农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农村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而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仅为％，城乡消费水平比为︰1[ 3 ]。 据有关方面统计，2002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指数为，大大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小于的水平；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受各种福利和补贴的因素，我国这一指数还会更高一些。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为，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指数为，而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和印度同期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分别为，，和。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占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份额达到80％以上。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一方面，农业经济总量很低，仅占全国经济总量的％，另一方面，农业人口却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而2004年之前，这14％的农业经济总量不但要维持占总人口70％的全部农业人口自身的生存、发展的需求，还在很大程度上供养了以地方财政为基础的数量巨大的各类财政供养人员。从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员比例来看，美国为人／百万美元GDP，法国为人／百万美元GDP，日本为人／百万美元GDP，英国为人／百万美元GDP，而中国则为39人／百万美元GDP[ 5 ]。既使按全国平均水平来衡量农村人口的人均财政负担，比例也相当之高。 与此同时，几乎全部的乡村建设、教育、卫生资源建设等关系生产发展和劳动力资源再生的各项投入，绝大部分都落在了农业人口自己身上，换句话说，农业人口的生老病死花费基本上都依靠其自身的收入，低收入也就意味着低投入。以卫生事业为例，我国卫生财政支出约整个财政的2%，而全部投入资源的80%分布在城市，只有20%分布在农村。 农业社会几乎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而建国后几十年的“抽农补工”政策以及“两种户籍”造成的农业人口的大量积淀，演变成今天似乎回天乏力的局面，几乎任何异乎寻常的大举措在根深蒂固的“三农”问题面前都像是花拳绣腿，人口压力与当前农村经济的现状之间存在着强大的离心力量，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凝结了层次复杂的各种矛盾。 由于农业经济先天的脆弱性以及其长期以来薄弱的基础，农业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低，在市场化进程中几乎没有任何主动权、话语权，而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一直都在低产出、高负担的恶性环境中艰难地发展，在这其中，人口的压力又处于一个绝对中心的位置。 2. 社会资源压力与内在发展动力的不足 在人口压力不断增大的条件下，农村社会的自然资源供应总量也已接近其潜在的最大值，在现有条件下，农村社会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已出现瓶颈效应。从最基本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来看，形势均不容乐观[ 6 ]。而在社会再发展资源（如金融资源、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同样面临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从表1中可以看出，多年以来，年末实有耕地面积的绝对数量都是减少的，其中生态退耕所占比例最大。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一方面，要还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之债，大力进行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另一方面，城镇化建设也将有新的发展高峰，伴随着城镇化加速，相应的建设用地比重也会提高，这些都必然以牺牲耕地为代价，耕地形势将更为严峻。 表1 1998—2003年中国耕地面积变化[ 7 ] 单位：千公顷 年末实有 年内新增 年内减少 年内净减 年份 地区 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 建设占用 灾毁耕地 生态退耕 农业结构调整 耕地面积 1998 129, 1999 129, 2000 128, 1, 2001 127, 2002 125, 2, 1, 2003 123, 2, 2, 2, 在人力资源方面，表2列出了2003年农户家庭人口与劳动力的统计情况，同样能看到，对三农发展最具有长远价值的人力资源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局面。“三农”内部人力资源的积累与再生机制已经大大落后于经济发展所需，人力、科技资源的积累能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和阻碍。 表2 2003年农户家庭人口与劳动力情况[ 8 ] （每个农村居民户） 指标名称 单位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被调查户数 户 20283 家庭常住人口 人 农村人口 人 家庭劳动力 人 其中：农村劳动力 人 在农村劳动力中： 1.文盲、半文盲 人 2.小学文化程度 人 3.初中文化程度 人 4.高中文化程度 人 在农村劳动力中： 有专业技术职称人数 人 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人数 人 在家庭劳动力中： 1.从事农业家庭经营劳动力 人 2.从事非农业家庭经营劳动力 人 ……………… 全家劳动力外出从业时间 天 205 195 204 216 全家外出从业劳动力数 人 ……………… 注：…表示省略了部分内容。 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中有在外出务工，而专职从事农业经营的家庭劳动力只占。以北京市为例，2004年全市万外来农民工中，的人年龄在15岁至49岁之间。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的人数为万人，占全市农民工的比重为，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在全部农民工中男女比例相差较大，男性万人，女性万人[ 9 ]。可见，农村中最富有生产力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为城市的发展服务，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一趋势会更为明显。这也就意味着，在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经济已经釜底抽薪，所投入的单位人力资本价值日趋降低。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负担比是，从事农业家庭经营的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比例是，按现有的从事农业经营的劳动力数量并把的人口负担比计算进去，农村户均人口应为，与现有的相比，即使按现状计算，农村人口中完全属于冗余的人口比例也达到了，而这些人口的生存与发展并不能得到多少基于社会的外部给养。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人力资本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基础性资源的缺失仍将限制农业人口的发展，即使农村人力资本的产出能够有很大突破，农村经济的弱质性也将阻碍其自身的受益能力，内在发展动力的缺失是三农问题的根本性障碍，任何投入都会像雨水一样迅速渗漏，发展资源的不足与发展动力的缺失将形成三农问题中一个长期的且互为因果的根本性矛盾。
从“全面小康”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推进可以看出，国家非常重视农村、农业、农民相关问题。新农村建设是在新形式下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消费水平的提高不仅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更关系着和谐社会和小康目标的实现。因此，政府应不断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制定有效的财政支农政策，以多种方式支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消费能力。我们在贯彻财政支农政策和评价财政支农效率的时候，需要弄清楚财政农业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由此为人们提供理论基础，并提出政策建议。 由于近几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低迷和消费能力偏低的情况，国内不同的学者和研究结构提出多种观点。薛誉华（2002）通过分析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超缓的原因，认为提高广大农民文化知识水平、发展规模农业是增加农民收入、促进消费的根本所在。李长英（2004）通过基准垄断模型及其扩展模型的分析，认为鼓励国外和城市企业向农村直接投资是提高农民消费能力的有效途径。孙伟艳等（2004）通过分析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特点及作用，得出了农业产业化经营不仅是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也是农民增收的有效组织形式的结论。宋元梁（2005）通过建立动态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城镇化与农民收入进而消费增长的关系，认为加速城镇化建设是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江勇（2006）在其文章中指出，农业农村经济整处在新的结构调整，加快发展时期，发展劳务经济也具备一定的优势，因此可以通过发展劳务经济来解决农村富余人员，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消费。本文结合当前的国家农业政策，专门从分析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与农民消费水平的关系入手，以新的视角讨论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对农业财政支出是增加农民收入消费的有效途径。 二、建立模型的理论依据 根据各种消费能理论，建立消费函数的一般形式为ct = a0 +a1 yt +a2 ct-1 +a3yt-1① 其中，ct 、ct-1在这里分别代表农村居民t期和t-1期的消费，yt、yt-1分别表示t期和t-1的农村居民收入，此式子说明人们当期的消费不仅与当期的收入有关，还受到前期收入、前期消费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符合消费理论的观点。然而yt-1与 ct-1之间呈现高度的相关性（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指出：当期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当期的收入），即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我们建立模型的时候首先要合并高都相关的解释变量从而减少解释变量的个数，达到消除多重共线性的目的。 另外，我们还必须知道政府对农业的支出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凯恩斯的乘数理论表明，当政府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便能够增加社会需求水平，成倍的刺激居民消费和国民经济。同样的，在农业经济中，政府投资兴建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为农产品的运输和销售提供了便利和可能，优化了农民交易的交易条件，从而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促进了消费。也就是说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导致农村居民消费同方向增加，属于正向的效应。我们可以从关于乘数的数量关系式来得出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yt-yt-1=d0（gt-gt-1）所以，yt=(gt-gt-1)+yt-1 ② 其中，gt、gt-1分别表示t期和t-1期政府财政农业支出，d0为财政支出的乘数，我们将②代入①式中得到下面的式子：ct = a0 +a1 {(gt-gt-1)+yt-1} +a2 ct-1 +a3yt-1，把gt-gt-1用△gt来表示，即△gt为模型的另一解释变量，合并yt-1与 ct-1得到：ct =b0+b1△gt +b2 ct-1 ③ 三、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的收集 根据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及其现状以及数据的可取性，我们选取了1986年至2005年的数据为
“三农”与市场 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7-08-31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都以农业为生，农业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离开农业，他们的生产生活就会陷入困境，这是我国传统社会最大的国情。在传统社会中，土地问题又是农业中的最大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则是农业发展变化中的核心所在，也是农业、农村、农民经济生活中的关键所在。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传统社会经历了一次经济体制变革时期，由西周时期的领主制经济体制向地主制经济体制过渡，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与变动，到秦汉时期，地主制经济体制得到确立。废井田“民得买卖”，开创了经济运行的新纪元。地主制经济体制是以地主经济为核心，包括国有经济、自耕农经济、佃农经济、手工业经济、商业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构成。其中小农经济(包括自耕农经济和佃农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基础。当地主经济无限扩张时，地主制经济体制下的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自耕农经济会受到极大打击而衰败下去，广大自耕农便沦落为佃农，或地主的依附农，或雇佣工人。佃农经济因受自耕农破产挤压，原来的佃农中有相当部分受到排挤，而沦落为流民，主佃之间的依附关系，随着小农经济破坏而得到强化，整个农民阶层社会地位在下降。与此同时，手工业者也因小农经济破产，产品找不到出路而倒闭。这时地主制经济体制就会发生倒退，甚至是逆转。不甘心破产、没落的小农和手工业者就会为争取曾经有过的经济利益进行抗争，一场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爆发了。在农民战争洗涤下，地主制经济体制又回到正常轨道上，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利益暂时得到平衡，劳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又会得到巨大的发挥，社会经济又会在新一轮经济关系中得到恢复和发展，并走向繁荣昌盛。 经过一场巨大的农民战争洗礼，新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安定社会秩序，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鼓励垦荒，并给垦荒者以土地所有权，在规定时间内免于升科纳粮、免除徭役负担，没有耕牛、籽种者给予资助，大力兴修水利，或资助农户凿井溉田，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在受灾年份可以免除部分田赋，或给予赈济，或对地主兼并土地行为进行抑制，等等。这时，小农经济在较为宽松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得到恢复和发展。整个社会经济在小农经济发展拉动下，也由衰败走向恢复，并走向繁荣和昌盛。这一切都受到地主制经济影响和约束。 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土地可以买卖，并不固定在某个人手中。由于土地所有制不同，所以中国社会经济运行与西欧领主制经济体制运行有巨大不同，西欧在领主制经济体制约束下，庄园内部实行分工制，生产各种各样产品以满足庄园内部生产生产需求，与市场联系不密切；中国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由于各个经济单位规模小，产品又单一，对市场有强烈依赖性，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每家每户都是一个独立经济单位，由于他们经营土地面积规模都不大，南方地区，耕地多的农户，所占有的土地不过数十亩，占地少的家庭，所耕种的土地不过三五亩，少的甚至几分地而己。北方自耕农虽然耕地面积大些，多者上百亩，少者十几亩或几亩，但单位面积产量比南方要低。从家庭人口结构看，不论南方或北方，家庭成员也不多，一般为四五口之家，数世同堂大家庭虽有，但为数不多。地主占地有的很大，多者以万计，但绝大部分土地是划分为小块，出租给农民，以收取地租为生。土地收获物以粮食为主，很单一，无法完全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各个经济单位之间必须进行交换，才能实现自身经济再生产。这成千成万经济单位存在，以及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情况下，为市场经济发展堤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 不过，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当时社会的购买力。我国传统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市场经济繁荣与萧条，取决于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活跃，农民生活富裕程度来衡量。有人认为个别地区市场发展是靠当地官僚集中、消费水平高来拉动。但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看，这仅仅是很特殊的事例，不能把它扩大化。手工业工人、商人、官僚数量也不大，据研究，到明清时期，城镇人口还占不到百分之十，也就是说最多也不过十分之一而己。尽管这些人与市场关系很密切，对市场经济依赖性很强，消费也较高，但必竟人少，对整个社会经济来说，购买力还是有限，对市场经济整体而言，起不到拉动作用。所以农村经济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至为关键所在。舍此，而去寻找其他什么原因，都是拾芝麻丢西瓜，抓小而不抓大。 中国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体，是农民赖以生存最基本条件。明清两代农业经济发展与衰落，农村经济繁荣与衰败，农民需要增加与缩减的发展变化历史过程，生动地描绘了“三农”与市场之间水与鱼关系。水丰则鱼多，水枯则鱼亡。农民口袋钱多，市场则购销两旺。当地主制经济体制正常轨道运行时，自耕农经济大量存在，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农业得到发展，商品量增加，农民钱袋子也随生产发展而逐渐饱满起来，农民钱多了，市场出现购消两旺，商人发财。到王朝后期，市场逐渐走向萎缩，商号倒闭，其原因是政府重农政策不能坚持到底，在地主经济迅速上升情况下，重农政策转化为弃农政策，把农民当作羔羊任意宰割，自耕农承受不了苛重赋役剥削，而抛弃土地，佃农经受不了地主沉重地租掠夺，而离开土地，农业生产遭到破坏，这时农民钱袋子又变得空敞，市场失去拉动力，而变得疲软。商品卖不出去，市场就不景气。这时就会出现商家破产，商人失业，手工业倒闭，社会经济萧条。这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从前，有很多人谈论中国商业不发达时，总喜欢把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王朝“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这可能是一种误解。除汉武帝采用告缗钱办法，抑制商人发展以外，其后历代王朝都没有对商人采取过打击或剥夺政策。虽然在政治上有限制商人参加科举规定，但并不影响商人当官，历代买官商人所在有之。况且，汉武帝时所采取的告缗钱政策，主要还是针对逃税不法商贾，是针对人，并不是针对要不要商业制度，守法商贾准予照常营业，同时小商小贩并没有受到打击，盐铁买卖也照常进行。当时政府行为并不是取缔市场，禁止买卖，这一点还是很明确的。不能因为惩治不法商人，而笼统地把它夸大为“抑商”。
受到疫情的影响，大部分人已经好几个月处于零收入的状态，而物价却在连连上涨，这大大冲击了人们的消费能力，限制了人们的购买欲望。年前的时候，猪肉受到非洲猪瘟的影响，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而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猪肉的价格能够得到控制，恢复之前的价格，但是伴随着疫情的到来，猪肉的价格再次回升。更严重的是，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和病毒的传播，人们不得不将自己的活动范围限制在自己的家中，尽可能的减少出门。
而很多企业原本早就应该开工，但是因为疫情，不得不一直推迟，还有很多小企业没有扛过疫情，就已经宣布破产了。新冠疫情是毫无征兆的出现的，人们对于疫情的爆发毫无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因而在疫情出现时，才会表现得那么的不堪一击。另外，不仅仅是人们的活动受限，日常的购物消费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运输部门无法顺利的将一些日常用品准时运送到需要的地方，加上一些人囤货严重，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几个月收入的空窗期后，人们的消费能力开始下降。疫情被控制住了以后，有消费欲望的人也开始收敛自己的消费行为，而对于一些原本应该热卖的商品，也开始出现史无前例的销量下滑，而诸如房产等高消费品，消费市场更是惨不忍睹，为了扛过疫情，甚至有的房地产商家开始打折促销房产，不过销量依然在急剧下降，没有丝毫上升的趋势。而这些现象还只是此次疫情对于人们生活消费的不利影响的很小一部分。
不过幸运的是疫情已经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企业和个人的生活也开始逐渐恢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疫情结束了。为了减少疫情带来的损失，在这样的关头，我们也应该高度重视，不能掉以轻心，这样才能让疫情早日结束。
全国范围内的疫情反弹，人们的收入储蓄和消费心理在疫情的影响之下发生了哪些变化？居民实际的消费出现了哪些新形态？疫情地区和非疫情地区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又存在哪些差异？中欧市场营销学教授、中欧-瑞安全球品牌战略与时尚产业研究基金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王琪先后于2020年10月、2021年12月和2022年4月（上海因新冠肺炎疫情封控期间）带领团队在全国范围内共收集了近5000份消费者问卷，围绕消费者的收入及储蓄、可持续消费、体验消费和小众爱好、科技新消费等问题展开调研。调查背景中欧-瑞安全球品牌战略与时尚产业研究基金自成立以来，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致力于长期跟踪、研究消费者在每一特定经济环境下的消费心理、消费态度以及消费行为。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研究基金密切关注着疫情之下全国消费者收入储蓄及消费选择的变化。01消费者普遍计划提高储蓄来应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2022年4月的调研数据显示，疫情地区自我报告的个人收入增加的人群占比略低于非疫情地区，分别为和，而个人收入减少的人群占比则明显高于非疫情地区，分别为和。（见下图）问题1：2022年4月份，您的个人月收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此外，对于不同的收入群体而言，疫情地区收入减少的人群均明显高于非疫情地区。无论是在疫情地区还是非疫情地区，收入越高的人群收入增加的占比越高，收入越低的人群收入减少的占比越高。总体而言，收入越高的人群受疫情的负面影响越小，收入越低的人群受疫情的负面影响越大。（见下图）注：低收入是指：月收入5千元以下；中等收入是指：月收入5千-1万；高收入是指：月收入1万元以上问题2：2022年4月份，您的个人月收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4月份储蓄比（总储蓄占总收入的比例）来看，疫情地区储蓄比增加的人群占比低于非疫情地区，储蓄比减少的人群占比则高于非疫情地区，这与疫情地区收入的减少不无关系。（见下图）问题3：2022年4月份，您的总储蓄占总收入的比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于2022年第三季度的储蓄计划，总体有近65%的受访者预计第三季度会提升自己的储蓄比。相较于非疫情地区，疫情地区这一人群占比更高。这反映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会通过提高储蓄比的方式来应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正所谓“手头有钱，心里不慌”。（见下图）
2020年新冠疫情对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门影响:①财政收入减收因素影响明显。②财政应急性支出大幅增加。
在这次新的疫情之下，城乡居民的消费方式更多的是线上购物，或者是到超市。主要的支出就是食品和洗漱用品。
风险是现代财务管理的基本概念之一,是贯穿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一个重要范畴。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财务管理专业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在近几年的国家发展中，事业单位的运行体制进行了修改，随着改革体制的逐步深入，单位中各个部门的管理制度也开始进行改变，财务管理是事业单位中的重要部门，财务部门原有的核算方式与事业单位的相关制度有所出入，因此，事业单位中财务管理制度不适应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
一、事业单位财务的特征
事业单位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在我国的事业单位中大部分单位都是不能自给的单位，在单位开展各项活动和处理事件时都需要财政部门的拨款，并且财政部门的经费几乎都是每年的纳税收入，由于这样的特殊性，事业单位中的财政部门的工作与大型私营企业的工作方式，与在单位中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同之处，由此可以看出事业单位中的财政管理制度，区别于私营单位财政管理。
二、事业单位中的财务管理
1.事业单位中的财政管理作用
在我国的管理体制下，事业单位的工作有着其特殊性，在单位中贯穿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抱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态开展工作，主要展开公益性的活动为主。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主要工作任务为管理与科学化的分配各种资源，将部分资源合理化分于单位中各个执行部门，协调各个部门有效的开展工作。在实际的工作中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的主要作用包括，在年初根据实际情况预算今年的整体开资;管理整合单位每年没能及时回笼的资金;其次管理与计算出单位的资产;计算单位每年进行实际业务的支出资金;还要管理事业单位中为每个项目申请的基金;
2.财务管理的弊端
事业单位中的财务管理，由于收入的特殊性，加之我国现代对于事业单位的工作的改革，单位的财务管理在实际的操作中容易出现多种问题，其中问题有工作中的内部问题，也存在外部造成的不可调控的问题，在本文中主要将造成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单位内部问题简单阐述与分析，在外部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所造成财务管理的问题还有待国家进行相应的制度调控解决。
(1)外部环境造成现代制度的不健全
随着我国对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改革逐渐深入，各省份事业单位的各个部门的改革还在进行的同时，相当一部分成员抓住财务管理与控制的漏洞而造成不良的影响，其中主要体现在执行力上，由于财务管理制度的不健全，对于单位经费的管理缺乏严格的把关，在单位对上级申请项目资金时，项目缺乏必要的论证实行，导致实际资金与项目脱节，资金没有或很少的部分用到相应的项目上，由此导致财务管理对资金的使用记录出现含糊不清现象。
(2)财务管理的实行力度不足
由于在事业单位部门使用资金时缺乏计划，给单位财政部门的管理造成困难，并且财务部门都是在后期结算总账，部门在前期的时候时没有做好严格计划，每次结算时各个部门都在向财务部进行汇报，很可能导致超出今年的总预算情况，并且在这样的模式下进行工作，使部分成员钻了空子，造成资金流向不明现象或出现死账，造成资金的使用率降低。
(3)财务管理预算的松散
在事业单位中部分财务管理部门的自身出现松散现象，其中造成影响和资金流失不明的环节主要在于部门预算上，在实际的预算当中做出不合理的规划，导致资金没有用到实处，如在预算中出现浪费现象，部门人员使用公款旅游，单位公用车辆超标，公款吃喝，招待费用谎报等现象，严重导致事业单位的经费不足，也对自身的公众形象造成严重影响。在财务管理中没有对于单位经费做出详细的规划，如：根据今年的实际情况，对全年的重要项目保留足够资金，导出项目在实际的实行中出现资金不足后又用其它资金继续进行项目实行，长期出现这样的情况将导致部门资金使用不明确，造成后期工作的困难。
(4)财务管理中个人的违纪行为
由于对事业单位的管理进行改革，财务管理出现变化，财务管理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很少有学习的时间，因此财务管理工作人员会出现后备知识存储不足，长期的工作中员工出现由于自身工作技术的匮乏，造成差错性工作，加之单位财务制度章程的不重视以及操作流程建设的不完整，或者只重视其工作制度的完整假设，在工作的监督不完善，导致员工在工作中出现错误的时候有空可钻，为弥补自己错误，从而引发出会计事故的发生。因此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工作素养及专业技术的不标准导致了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中出现问题。
三、改善财务管理的方式
1.改善财务管理的重要性
财务管理部门是行政事业单位的核心部门，在工作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是部门开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门，因此有效的使财务管理部门的适应目前的事业单位管理制度是促进我国事业单位发展的重要环节，将财务管理的作用发挥能促进各个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将资金最大化的利用，使得我国的社会经济与群众获得更多福利措施。
2.改善财务管理方法方式
(1)加强财务管理制度
根据各个事业的单位的实际情况从新建立更加健的财务管理制度，在建立制度时要注意对于事业单位的项目工作流程进行改变，如：实际项目在开展前由所属部门做出详细的项目预算，财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考察项目所需要的资金并且做好专项基金，避免出现项目在开展前出现问题，也可以要求部门提前一年做好工作安排，并向财务管理部门申请资金，这样更能防止出现资金不足现象，并且在建立制度的时候注意制度与制度之间不能出现矛盾等情况，规范部门的消费制度，车辆管理制度等等。
(2)实行制度时严格把关
在相应的管理制度推出后，财务管理部门在适应制度的时候要严格把关，对于单位的主要重要支出要做出相应的计划。在监管部门财务支出是要详细的记录部门项目资金使用的情况，并且在每年的实际资金使用的数据进行分析，在年终做出相应的总结，在工作中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当前的形势做出分析，并将信息整理后给上级部门，快速根据事实情况当事业单位的工作做出最新的安排。
(3)对单位员工进行培训
由于工作中，财务管理工作者自身对于事业单位的财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不管国家的宏观调控，还是内部管理制度对于会计工作者造成的因素，其中主要还是财务管理工作者自身知识存储不足造成的，通过对工作者自身素质和知识储备的提升将会克服外部的因素，同时提升财务管理在事业单位的作用，因此在工作中不断充实工作人的知识存储能有效的解决单位中的问题，在社会的发展同时，要求他们不断的巩固自己所学习的内容，在自身技术问题解决的同时，让会计工作者感受到单位对其的重视程度，一方面起到监督会计工作者的工作监督作用，另一方面让会计工作者感受到部门对其自身发展的重视，感受到部门的关爱，提高工作者的忠诚度，避免个人弄虚作假行为的发生。
四、结束语
财务管理部门是事业单位的重要组成部门，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不断成熟，若想我国的社会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重视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这是发展中的主要内容，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在工作中，财务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应该关注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对现在制度作出正确的理解，把握住事业单位工作的性质，在实际的项目发展中，一定要对施工工程项目的成本进行控制，以期在实际的单位工作中，能够有效地发挥财务管理的作用，为国民经济做出自身的贡献，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持续发展。
我国一些县市区采取乡政财政所管理的财务制度，在一定程度方面强化了对基层财政资金之监管力度。可对一部分乡镇实施审计时发觉依旧在财务方面存有一部分问题。通过审计调查状况来看，一部分乡镇政府在财力较为困难的状况下，尽力完成预算支出，保证了诸项事业的发展，可是存于财政财务管理当中一部分具备普遍与倾向特点的问题，严重影响着乡镇之政权、财权、事权的建立与正常行使，给乡镇各项经济与社会事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
1乡镇财政所财务管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预决算管理流于形式，漏缴税金使税款流失
乡镇预算编制较为粗化，没有全面具体地体现乡镇本级的收支状况，只是依据市级财政规定核对同上级来往的科目，决算编制时，也没有对本级的收入与专项资金编制。[1]并且变动随意，少数人决定，没有履行程序予以批复调整。乡镇政府在兑付员工个人借款利息，下发各类员工个人奖金、补助款时，一般不会代扣代征个人所得税，抑或在支付建设工程款项时，在对方单位出具了一般收款收据的状况下，乡镇政府没有代扣代征营业税金以及附加税，及至凭借白条收据支付抑或垫付工程款,不知不觉中致使国家税款流失。
国有资产管理未到位，会计资料稽核审查不严瑾
个别乡镇没有完善本乡镇国有资产管理机制。资产收益收支不进账，譬如承包款与租金直接抵扣其他经费支出。[2]购置资产不予以资产登记，资产明细不明确，个人利用资产不办理交接手续及至不归还。国有资产处置没有通过集体决策，不执行批准程序。会计稽核制度属于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关键性工作，可在乡镇政府日常财务管理工作中，会计凭证等会计资料的稽核同审查工作者、稽核工作者岗位责任制的构建往往是财务管理当中极易忽略的问题。
资金管理混乱，财务监督职能未发挥
乡镇本级财力同其他专项资金模糊不清，混淆应用，挤占挪用专项资金问题十分普遍。拨发的专款跟踪管理未落实，资金成效未能体现。应用专款尤其是建设项目资金不规范，许多项目不具备工程预决算，未采取招、投标，结算不具备正规税务发票。一些领导法制观念淡薄，乡镇财务监督力度不够。目前乡镇采取任期制，一部分领导重视完成上级分配的各项目标任务，忽略乡政内部的财政财务管理，随意安排账务、变更会计工作者和运用专项资金，一些乡镇会计集中核算独立性很低，监督职能没有有效发挥。
债权债务结算不及时，往来款项长期挂账
在总预算帐与机关帐中存有许多笔借出款项，大多数是外出差、学习培训、项目等的借支。若当事人调动，几年及至十几年不结清账目，则长时期挂着账，有部分乡镇的白条积累达几十万元。有些乡镇在小城镇建设活动中、新农村建设活动中、招商引资活动中等举债导致直接负债抑或挤挪专项资金致使隐形负债。
2强化和改进乡镇财政所财务管理工作的措施
完善制度建设，规范财务管理
建立起切实可行的有关财政财务管理办法，应当对财政财务管理工作要求不断细化。主要应注重如下几个方面：
1).政府要统一完善乡镇内控制度，确立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构建资金、票据领用、财产物资、政府采购等一系列管理制度等。形成切实可行的监督机制，规避风险。并且，强化对财务工作的监管，督促各乡镇切实落实财务管理制度，规范财务管理工作;
2).严格履行建账监管制度，依据财政部门的规定，乡镇运用的各项帐薄，均应采取建账监管，会计、出纳得到的原始发票一定要符合规定且严格履行不相容职务分离制度，并且强化往来账目的管理制度，构建往来款定期审核与清理制度。建立起组织机构，确立专门人员负责，针对呆账、死账、坏账实施清理调整，严格防范利用往来款调理财政收支;
3).进一步强化对票证的管理。构建起一系列严瑾的票据领取上缴内控监督制度，进而规范收入管理;
4).财政要强化对乡镇平时办公费用的监督管理，杜绝铺张浪费现象，让乡镇财政财务管理工作加速步入规范的、制度的、法制的轨道。
落实责任审计，加强预算监督
主要应注重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应当加强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的应用，不断健全完善乡镇主管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把关口往前移，广泛推行主管领导任中审计，借助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使得乡镇主管领导不断确立正确的政绩观，规范财政财务收支管理工作;
2).利用审计廉政成绩，促使乡镇主管领导加强严格要求自己的观念。应当增大对违法违纪案的惩处。针对违反财经纪律的人要及时给予处理，进而起到警醒的作用;
3).借助财务审计效果，使得乡镇主管领导加强勤俭节约理念，对审计环节体现出来各单位财务管理工作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而使得各单位强化内部控制与管理;
4).借助政绩审查成绩，使得乡镇主管领导加强务实理念，将政绩审查同干部考察有机融合，将审计体现出的统计数据状况、经济效益状况、个人廉洁状况写入审查报告，当成领导干部任免奖惩的关键性依据，将领导行使权力与担负的责任联结起来，加强权力应用的约束监督力。
强化队伍建设，提升核算水平
乡镇政府应当依据《会计法》的规定，严格执行财会工作者持证上岗制度，确保财务工作者队伍的相对稳定，不可随意变更，定期不定期对财会工作者实施业务培训，借助考试考核等进一步提升财会工作者的业务素质与核算水平。
注重乡镇债务，消除财政风险
主要应注重做好如下几个方面：
1).构建债务责任追究机制，由乡镇财政所与债务产生的相关单位一同对债权债务实施清理，同时对将来产生的债权、债务于其业务出现时实施审核，严瑾把关，构建债权债务及呆账死账坏账之责任追查制度，使得乡镇转变新官不管陈旧账目的做法，进而降低不必要的损失;
2).理清债务性质，按年逐渐偿还，针对那些共公事业基础设施建设构成的债务，可列进乡镇预算与上级补助等规划，逐渐消化，对于新办企业与实体构成的债务，要拍卖其资产予以偿还，对于财政担保方面的债务，要核实用款对象，落实偿还计划，建立起偿还责任等。
结束语
近年来，各地出现政府财政规模膨胀与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并存的怪现象，因此“政府的钱是如何花的？”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地方财政支出运行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课题组”于2008年8月至2009年3月间，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的协助下，以北京地区市区（县）两级政府为样本，走访了市财政局、市审计局，东城、西城、海淀、平谷等区县的人大和部分区县的财政、审计、监察部门，并对十余名行政事业单位的财会人员进行了访问调查，结合研究外省市相关文献资料，总结出目前政府财政支出的四大顽症。顽症一：过度公务消费已成集体性活动调查显示，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建造高档楼堂馆所等巨大的公务消费已成为了政府的一种惯常的集体性活动。表征一，既得利益者对制度约束抵制或变相抵制。如出国考察在各行政事业单位基本上演变成为一种福利待遇，当财政部门要求削减出国考察经费时，便遇到了一定程度的阻力。公车改革的阻力最大，甚至出现了改革后财政投入更多而不得不叫停的情形。虽然各地具体改革方案不尽相同，却具备同一个特征，即被改革的对象是主持改革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改革失败的原因在于： 改革政策过多的考虑了如何补偿既得利益者的损失， 而忽视了现行制度和“改革”结果给公共财政和纳税人造成的损失和伤害。表征二， 对权力部门的约束无力。通常有能力建造高档楼堂馆所的都是政府、财政、税务、法院等权力部门。比如某地方财政局严重超标的办公大楼项目经过了当地发改委、规划局等四、五个政府部门正式审批。当地纪检监督部门分析，“因为财政局是一个权力单位”，相关部门都有“ 碍于面子、没有坚持原则的问题”，从而形成了财政局怎么报就怎么批的状况。对于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约束尚且如此，可想而知， 对党政“一、二把手”的约束自然更是无能为力。表征三， 由于现有制度的漏洞与不合理。行政事业单位常常出现“为了花钱，而花钱”的情形。如某部门研究室的科研项目延期一年，但项目资金的使用期限并没能延长。那么根据制度要求，必须按原来的期限把钱突击花光，花不完只好安排境内外公费考察。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一些单位集体公款吃喝的起因，往往也是为了要把钱花掉。表征四，公共财政观念的普遍缺乏。朋友聚会抢着买单，最后一位站出来说：“我来付，单位能报销。”于是大家欣然接受，甚至达成共识：能花公家的钱就不花个人的钱,“他人的便宜不能占，公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当公共部门、兄弟单位、上下级之间，彼此用公款热情招待成为一种时尚；当节假日前提醒下属 “别忘了表示表示”成为一种常态；当上级部门到下属单位，管吃管住管游山玩水成为一种习惯；当不同省份的同一系统单位间礼尚往来，互通有无，过度的公务消费就形成了一种集体性活动，加之“法不责众”和“从众心理”，公务消费问题难以治理。顽症二：年底突击花钱，愈演愈烈每年四季度， 各大商场、图书大厦的“团购卡”处于“热销”状态，前来购买的预算单位络绎不绝。这只是“年底突击花钱”的表现形式之一。“年底突击花钱”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不利于财政资金的合理利用、造成浪费， 影响财政支出预期效果的实现。近年来，“年底突击花钱”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虽然，不同地区不同预算单位“年底突击花钱”的情形不尽相同，在财政资金流量不大的基层地方政府，这类问题也不太明显。但凡是急于在年底前将钱花完的“ 预算单位”莫不是一样的初衷：担心结余款若被“清零”，来年财政拨款数额可能会受影响。造成这样的操作结果，主要是预算的编制和执行中的几种情况引起的：第一种情况， 预算单位的预算编制不实。在项目预算编制过程中，预算单位打出了太多富余，财政款拨下来后一时又安排不出去，只好年底突击花钱。此类虚报预算的心理很容易分析，不是担心未来不确定因素多、无法预测，必须留有余地；就是为了弥补公用经费不足；或者干脆是受利益趋动，财政资金多多益善、不要白不要。第二种情况，预算单位前期执行缓慢。预算执行“前松后紧”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或是计划做的较粗、前期工作抓的不紧；或是担心钱不够，前期不敢花；也有一些是客观因素，如因政府采购时间较长使财务支出时间后移；部分项目因为相关手续一时没能办全，使开工时间后移从而造成财务支出后移；因工程项目的检查验收周期，或一些修缮项目（如院校的学生宿舍）只能在假期开工等自身特殊性问题导致的后移等。第三种情况，部分财政资金拨付的时间较迟并且数额不确定。就预算单位而言，下半年还能从财政部门“要到”多少钱或者财政部门还能追加多少资金是一个未知数，有时部分财政资金拨付下来很晚（如十一、二月份才到位），从而致使年底突击花钱成为必然之举。顽症三：重分配轻效益，财政支出效率低下近年来，随着财政收入的逐年增加，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政府向民生建设方面的财政投入呈快速增长之势，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财政支出效率低下的问题凸显出来，主要表现在拨款缓慢、资金闲置、设备闲置、重复建设、重复拨款、财政投入的效益不高或者效果不明显等方面。从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层面来看，决策失误是导致财政支出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当中不乏劳民伤财、中看不中用的工程，大量财政资金配置项目因为缺乏科学论证和法定程序，造成重复建设、重复拨款，如2006年北京审计局抽查昌平等7个区县的专项补助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发现6个区县有31个项目多头或重复申报， 涉及的补助资金达亿元。在基本建设投资方面，由于条块分割，许多预算单位除了能从本级政府获得财政资金，还可从上级行业主管部门获得二次分配。加上缺乏统一规划协调，以致经常出现“马路不断被开膛破肚”，就2006年4月14日至12月22日，北京永定路路段就先后被4个管线单位、分4次挖掘过。失误的决策不仅无法实现社会资源和公共资源的最优配置，还造成巨大的损失浪费。从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层面来看，资金闲置、设备闲置、工程质量差等问题，导致政府往往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财力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财政宏观调控和社会调整功能大打折扣，公共产品相对“昂贵”。如2006年北京市审计局抽查20所医院亿元设备购置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当年购置设备支出仅为亿元，新购设备中仅有3所医院的设备全部投入了使用；2005年北京两级财政在房山、怀柔、门头沟、平谷、密云、延庆等6个区县共投资亿元建设了1350个村卫生服务站，第二年抽查中，因缺乏医护人员、运转经费不足、前期选址不合理、未建设必要的工作生活设施等原因，有112个未投入使用（占抽查量的33%）。许多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不实，概预算很粗（甚至有的故意压低概预算以争取获得批准之后再追加）、招投标制度不健全、施工监理机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实际运作当中违法现象普遍，层层转包、偷工减料、赶工期等问题经常发生，如刚交付使用即漏洞百出的北京西客站就是实例。顽症四：屡审屡犯，法无威慑力目前我国预算执行方面的审计工作，不可谓力度不大。但在超预算支出、虚列支出、挪用、擅自改变资金用途、预算执行缓慢等审计内容上的“屡犯”，许多被审计单位仍然“有恃无恐”。调查中发现财政支出中存在一些特别现象，如“合法不合理”等值得关注。例如，为了改变预算执行缓慢的状况，北京市曾提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要求，财政部门也出台了相关配套措施。但在实际的财政支出过程中，却出现了单纯追求执行率而忽视了财政资金使用效果的问题，甚至还出现了“为了合法而违法”的奇怪现象。如某单位虚列支出，将尚未开工的项目款提前打入对方帐户，然后再将款项打回来，以符合财政支出率方面的相关规定。为了解决“合法不合理” 的问题， 预算单位采取了一些“变通”做法，于是又出现了“合理不合法”的情况。如因长期未作调整的差旅费标准导致的住宿超标“常态”；“事出有因”或“情有可原”的擅自改变支出用途或将专项资金调剂或者挪作他用等等。在对审计部门的调查结果时还发现，科研项目的资金流向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科研项目后期往往需要花费较大资金，为了不影响支付进度，目前“通常”的做法是先将项目资金提出来，用的时候再补上，从而造成帐面上显示的资金流向经常与实际使用情况不符。如将一笔资金通过购买商场购物卡等方式提出来，结项后通过支付印刷费、专家评审费、招待费（餐费）等费用又补了回去。利用项目资金购买日用消费品、甚至高档消费品的情况十分严重，有的项目餐费占比重较大，也有将项目资金“私分”的现象。一位承担社科研究项目的科研人员解释说，课题组成员不得提取劳务费的规定不切实际。现实中，项目负责人为了调动科研人员对申报项目和相关工作的积极性，一定要变相支付劳务费。同时，课题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需要相关部门和人员的支持和配合，为了课题研究的可持续发展，餐费或招待费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这也符合“人情社会”、“饮食文化”的国情。| 点评 |重在制度建设熊英形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四种顽症的现实原因很复杂，其中制度层面值得关注。目前的财经制度存在很多缺陷，如法律制度缺位、法律规范之间有冲突、法律规定脱离实际、配套制度不科学或不严谨等。比如，为满足依法增长教科文卫和农业等方面的法律条款（即“法定支出”的要求），必须将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投入相关领域。而每年财政收入增长多少年底才能知道，因此超收收入难以纳入预算管理。政府编制的财政收入计划定得过低，致使年底财政超收部分过多，从而大大增加了财政突击拨款的总量（北京市2007年财政收入计划增长13%，但实际增长）；在专项转移支付问题上，因其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资金量较大、拨付时间较晚，每年各级人大召开时间的差异性（下级人大先于上级人大召开），使得下级政府难以将上级拨付的专项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支出方案。监督“软化”和问责 “缺位”更为突出。调查显示：“缺乏责任追究”是“屡审屡犯”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中，审计机关几乎不会动用法律赋予的“行政处罚权”，甚至连“处罚建议权”都难以启动。对尚未构成犯罪的个人行为，难追究责任，对单位行为的处罚更不易实现。缺乏“问责”的“监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虽写入审计结果报告，但最终“黑不提，白不提”，使得许多预算单位并不害怕被审出问题资金。已经花掉的财政资金（如违规发奖金），也是“泼出去的水”，一般难以追回。其次，是普遍存在的预算编制不科学。“高报”预算是财务人员的一种普遍心态，担心领导临时决定要做什么事，届时来不及做预算要不到钱。第三，在预算执行方面，或过失为之，或明知故犯。有的是为其生存发展所迫。如某中学多年没能给职工长工资，为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将项目结余资金用来给职工发了奖金；有的是受利益趋动。如各级政府及其财政职能部门拥有财政资金支配权，同时又是一级预算单位，因此在财政资金分配上容易向本单位倾斜，并能够得到其他相关权力部门的“照顾”。在针对预算单位财会人员设计的调查问卷当中有这样一道题：“当领导的指示与财经纪律不一致时，您将如何做？”几乎所有的答卷人都选择了这样的答案：“提醒领导注意，如果领导一再坚持，按领导指示做。”显然，这也是一种明知故犯。此外，决策者和执行者的传统做法、惯性思维以及陈旧的财政观念，也是不可忽视的成因。有些领导干部养成了“拍脑袋”做决策的习惯。领导“拍板”时通常没有“屡犯”的故意，经常还是在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但是，由于忽视了决策程序和预算支出规则，其结果往往造成下属部门的行为违法。近年来预算改革进展很快，但一些单位仍然沿用预算制度改革前的做法，如某学校一直保持设立“校长基金”。一位资深审计人员接受调查时表示，现在的各预算单位负责人并非没有法律意识，只是其中许多人观念转变跟不上预算改革发展的形势。如目前绝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不能设“小金库”，但是对于预算外资金应当纳入预算管理缺乏正确的认识。事业单位的领导普遍认为，“既然资金来源不是财政拨款而是单位‘创收’，就应当由本单位自由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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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对绝大多数的朋友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让朋友们都能顺利的编写出所需的论文，论文频道我专门编辑了“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希望可以助朋友们一臂之力！ 一、前言 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这种制度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转型国家，标志分权程度的联邦制程度指数都处于增长状态，导致世界平均的分权程度从1975年的上升到了1995年的（Arzaghi and Henderson，2005）。 与此同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关于非传统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强调，为探讨政府制度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理论支持，从而促进了对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性的研究。在此背景下，财政分权成为近期经济增长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热点，近10年来发展起来的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也日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根据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分权有助于增加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品的激励，因为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能更好地响应地方选民的偏好，有效地提供地方公共服务（Tiebout，1956）。近期的研究认为，由于各种功能的公共支出之间存在竞争性和替代性，有利于当地居民福利的地方公共服务支出就会受到挤占。钱颖一和罗兰（Qian&Roland，1998）认为，财政分权将影响政府支出构成，财政竞争使得基础设施的边际区域价值大于边际社会价值，从而使基础设施的支出份额增加，地方公共产品支出减少。Heine（2006）认为，流动性强的个体会以自己所拥有的退出选择为谈判筹码，不惜损害流动性差的个体的利益，要求政府增加生产性服务的提供。 相对于理论上众多的文献，关于财政分权对公共支出结构影响的研究较少，大多都是关注分权对于某一类公共支出水平或绩效的影响。傅勇和张晏（2007）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对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产生了扭曲作用，导致文化类支出不足。一个待检验的假说是，中国特有的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的体制会使地方政府之间展开标尺竞争，这种竞争会对政府的支出结构产生扭曲。 二、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 财政分权之所以能引起地方支出结构的改变，最主要的基础就是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拥有了自主安排支出的权力。因此，现有的文献在探讨财政分权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时，无不将重点集中在支出分权的作用上。而对于这种作用方式，现有的分析思路无非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支出分权使得财政的决策者由全国选民转为地方选民，因此，可以认为财政分权下的支出结构的改变主要是反映不同区域选民的不同偏好；二是从地方政府入手，认为中央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使财政的决策者更接近于居民，从而更容易获得居民偏好的信息，与集权体制相比，会使地方的财政支出发生改变。这两种分析思路虽然角度有所不同，但落脚点其实是一致的，无非都是强调居民的偏好和需求发生了改变，或得到了更好反映。这种分析思路既表明了财政分权会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同时，居民偏好的不同也形成了分权体制下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具体特征。 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其中涉及了各方面的因素，有体制上的也有地方官员本身的原因。各方面的原因纠缠在一起导致了目前这样一个结果，即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上重视基础建设投资，轻视科教文卫支出；重视生产性投资，轻视社会福利支出；重视政绩建设支出，轻视居民生活投资；重视行政管理支出，轻视民生投资。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2008年官方公布的中央财政支出结构。以科教文卫事业为例，其4项支出的总和只占到中央财政支出的，而仅仅一项工业商业事务就占到了。中央的财政支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地方政府在进行财政支出预算时可能会参考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可以说地方政府重视经济而忽视科教文卫事业是有其根源的。而事权的下放导致了中央在减少科教文卫事业支出的同时，却将财政支出的压力转嫁到地方政府的身上，因此为了保证科教文卫事业的总支出，地方政府不得不加大在这一方面的支出比例，这也就造成了地方财政支出的紧张。为了缓解这种财政负担，地方政府不得不加大经济投入以获得高额回报来缓解财政压力，这就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三、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影响的原因 （一）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过分强调GDP 在我国，地方政府最大的激励可能来源于中央所制定的晋升机制，而晋升的标准，据Li and Zhou（2005）的统计分析，认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是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官员的重要考核标准。这种考核标准，使得在分权的体制下，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越来越呈现商业性的趋向。地方政府往往扮演企业家的角色，或者是将精力投向经营盈利企业（黄佩华，2004），或者是努力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张卫国，2005）。这意味着作为官僚机构的地方政府只对取得生产率和效率等市场目标负责，而不管是否满足了公众的需求和期望。中央政府将更多的支出职责下放给地方政府并赋予它更大的支出自主权，却缺乏合理完善的考核、激励和约束的政策，一味强调经济建设，这是导致教育事业投入比例低的根本原因。 （二）地方政府“投资饥渴症” 地方政府普遍患有“投资饥渴症”，即地方政府部门几乎普遍都有无边无际的投资冲动，甚至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就象一个企业，一切以投资问题为中心，而对社会、文化、环境等其他问题很少关注。甚至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过度让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加大了居民的财政负担，这都是不容忽视的现象。这种过度的投资不仅对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造成了不良影响，更是对地方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利影响。从出发点来讲，投资与招商引资的努力是积极的，问题是政府为何总喜欢自己亲自上阵？反过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地方政府喜欢上项目？显然是因为地方政府、地方官员能在其中获得好处；另一方面，日益沉重的财政压力也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这么做，同时，不合理的干部考核制度更加剧了这一问题。因此，想要治疗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必须在确立市场化取向的前提下，加快制度改革，这是解决“近忧”和“远虑”的根本途径。 （三）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建设 这个问题也是不难理解的，为了名声与晋升的需求，地方官员在任期间都会或多或少地进行政绩建设，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后，分税的比例使财权不断向中央集中，导致地方财政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财政 拮 据，一些领导干部要出政绩、搞建设，不是紧着手中这点钱办事，而是要用这点钱办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事，因此政府拖欠也是必然的。这种投资体制再不改、干部考核机制再不变，这种现象将无法根除。 （四）财权与事权分配的不合理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两个比例”，即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以及提高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第一个比例的提高，在财政收入逐年下降的情况下，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第二个比例的提高，却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要支付超过收入能力的责任，地方政府自然要选择首先完成考核的“硬指标”，比如GDP增长，至少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软指标的被忽略，比如说教育质量。 可以说，地方财政过于追求投资性建设也是为了缓解在财政支出上的压力。事权的下放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地方政府的资金不足，如2008年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央与地方的比重就分别为和。为了确保这一部分的支出地方政府不得不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所以高回报性的投资必然成为政府所追求的目标，这也是事权和财权分配不合理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四、完善财政分权、优化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思路与对策 （一）加强民生建设，合理地调整财政支出比例 我国对于GDP过于执着，可以说是在刻意追求GDP的增长。虽然GDP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但是它有许多的缺陷，无法反映经济增长对于地区环境的影响，而且存在无效的GDP与消失的GDP，也无法反映居民的幸福程度。所以，经济增长应该采用更为综合的指标进行衡量。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要更加注重居民的幸福指数，打造好民生建设与公共基础事业建设。这需要中央政府的合理规划和指导，根据各省的经济 发展状况作出合理的安排，下达相应的指标。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支出比例倾斜的问题，也能更好地优化地方公共支出的结构。 （二）制定全面的官员考核制度 在我国，当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拥有人事任免权，并以GDP的增长作为考核标准的政治体制下，支出分权导致地方政府偏好于经济建设支出和除科教文卫之外的其他部门事业费的支出，而与居民的福利息息相关的科教文卫支出随着分权程度的加深，则会更加降低。收入分配所产生的激励作用在经济投入的支出上，也是最明显的，但它似乎并不能降低行政管理费用的支出，而且，倾向于地方政府的收入分配也不能使地方政府在支出中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科教文卫。因此，要纠正我国地方财政这种支出结构的偏向，显然，在分权体制下，必须要改变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激励。在对地方所制定的晋升机制中，转变GDP的考核方式，以居民利益的实现和提高作为 考核地方政府工作的标准。同时，在不同的地区对官员的考察指标也要有所不同，应该按照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标准，不能一刀切。
学历高低直接关系收入 2006年02月21日 10:18 青年时报 时报讯 据省统计局对全省5984名城镇就业者的抽样调查， 2005年，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就业者人均就业收入最高，为39894元，比上年增长；大专学历的就业者人均就业收入34099元，增长。而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的就业者去年人均就业收入为23374元，增长；初中文化程度就业者为18524元，增长；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则仅为14832元，增长。其中，最高学历组就业者的年收入与最低学历组就业者的年收入之比为倍，比2004年的倍有所扩大。（吴磊 肖俊健 王晶晶） 综上所述，个人认为应该有咖。
关于“学历无用论”的论调一直都存在。总有一些人，打着“学历无用”的口号劝说那些高考失利的学子另谋出路。亦或是，对于那些一心向上，想要提升学历的人予以贬低。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关于如何理解“学历无用论”
在中国，学历与收入
读书越多，赚的还是会多的。在我老板年轻的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学历高的人普遍少，而且都进了国企，他们虽然说这辈子没什么钱，但有车有房，衣食富足，不能定义为穷。而学历低的人，如果不打工，只要下海经商，大部分都能够赚钱，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不外如是。
但现在呢？不一样了，生意已经不是那么好做了，竞争关系很大，这时候，有底蕴的公司，有背景的公司的竞争力就可以展现，现在开公司，如果技术能力不够格，产品没有秘密核心技术做支持，很容易被有钱的公司击垮，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做工程，垫资回款，搞死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