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孔子的思想体系 关于孔子的思想体系最起码有三个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一是孔子有没有思想体系？二是如何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体系的构成是怎样的？三是用那些材料来证明或“复原”这个思想体系？首先应该说明，我们现在常说的“思想体系”或“学说体系”是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认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其思想必然是成体系的，研究他的思想，重要的就是完整、深刻地理解他的思想体系。然而事实上对哲学家、思想家本人来说，他不一定都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进行体系建构的，在很大程度上说，他有什么样的思想体系是后来研究者进行“复原”或“重构”的结果。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的研究来说，尤其存在这样的情况。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也无可厚非。所以，我们还是按照学术界的研究习惯，我们仍然可以认定孔子各个方面的思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这个前提下，来相对地理解他的思想观点。 近代以来，从学术思想角度来讨论孔子思想体系的构成，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形成多种说法：如以仁为中心说，以礼为中心说，以中庸为中心说，以仁义为中心说，以仁义礼的统一为核心说等等。特别流行的是仁核心说和礼核心说。两说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绝对对立。仁核心说排斥礼，礼核心排斥仁。我认为，这种“中心说”、“核心说”从大的方面讲都是习惯了孔子以后二千年大一统政治体制及其相应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也是当代社会既定思维模式定向制约的结果，是迫切需要摆脱的；从小的方面讲，人们往往容易抓住一个概念、范畴当作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而忽视它的整体性，自然互相矛盾。 另外，西方学者由于对孔子思想体系的把握不够，对孔子思想评价多有误解，最典型的就是黑格尔。黑格尔眼中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①黑格尔“不能从中获得特别的东西”的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黑格尔对孔子的认识不但只是凭少许不严谨的译本，而且只看到了那零散的道德教训，而没有触及孔子思想的整体结构，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深化对细节的把握。另外，黑格尔以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为模式构筑了唯一的“世界精神”的哲学发展史，对中国历史和文明发展的道路却缺乏同情的理解，也许潜意识中还有日尔曼人所惯有的那种偏见和傲慢。 今天，对孔子思想体系要深入、全面地把握，集中探讨其核心是完全必要的，但又是很不够的。笔者无意消解中心，也不想另立中心，只是想实实在在地对孔子整个思想进行深入其内的细心研习以后，再出乎其外，不带任何思想偏见和既定的思维模式来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构成，并尽力展示其原状，以实事求是地把握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作为一个西周乃至上古文化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他以平治天下为已任，构筑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系对他来说是奢侈的，他是着眼于当时的时势，思考社会的整合有序、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途径。这样，如果要说他有什么思想体系的话，那也是他在不自觉的、开放的思维方式中构建了具有历史文化功能的与历史现实水乳交融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孔子思想体系里不一定非得有唯一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核心，而且最重要的并不是理论推演的逻辑性与思辩性，而是它的世间性、实用性，可以包容个人与社会，承担传统与变革，结合理想、信仰与此间生活等等。我们今天的研究可以从不同方面了解和“复原”这个思想体系。 2、孔子思想学说的集大成性质 要探讨孔子思想学说的体系，我们应该有一个基础认识，孔子的思想学说有集大成的性质。孔子展之所以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乃至人类屈指可数的大思想家、学问家，最基本的就是他的思想学说是“集”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的“大成”。上古文化在西周是一个集大成，但在这是制度意义上的集大成，到了孔子可以说是思想学术意义上的集大成。关于这方面古来人们都有认识，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孟子·万章下》）赵岐注：“孔子集先圣之大道，以成己之圣德者也，故能金声而玉振之。振，扬也。故如金声之有杀，振扬玉音，终始如一也。”朱注：“此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成者，乐之一终，《书》所谓‘《箫韶》九成’是也。金，钟属；声，宣也；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终，终之也。条理，犹言脉络，指众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圣者，德之所就也。盖乐有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若独奏一音，则其一音自为始终，而为一小成。犹三子之所知偏于一，而其所就亦偏于一也。八音之中，金石为重，故特为众音之纲纪。又金始震而玉终诎然也，故并奏八音，则于其未作，而先击镈钟以宣其声；俟其既阕，而后击特磬以收其韵。宣以始之，收以终之。二者之间，脉络通贯，无所不备，则合众小成而为一大成，犹孔子之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也。”戴震亦释此句云：“圣智至孔子而极其盛，不过举条理以言之而已矣。”（《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条）《孟子·公孙丑上》中有人欲比较伯夷、伊尹与孔子，孟子直截了当地答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朱子语类》卷第五十八还载：当有问朱熹何谓“集大成”。朱熹回答说：“孔子无所不该，无所不备，非特兼三子之所长而已。但与三子比并说时，亦皆兼其所长。” 张载对孟子的话有深刻的理解，“孟子所谓始终条理，集大成于圣智者与！”（《正蒙·大易篇》） 《释氏稽古略》说明孔子的集大成是集古代圣王遗教的大成：“圣人生于鲁，集大成于古帝王之教也，甚矣！” 王夫之尝谓，“孔子之术，合三代之粹而阐其藏者也”(见《读通鉴论》卷三) 刘师培说：“周室既衰，史失其职，官守之学术，一变而为师儒之学术。集大成者厥唯孔子。”① 王国维论孔子的集大成云：“孔子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践躬行之学也。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夏殷周诸圣贤之学说，无不集合而组织之，以大成儒教；其圆满之智如海。又多才多艺，至其感化力之伟大，人格之完全，古今东西，未见其比。”② 综上所述，古今以来人们对孔子思想学术上集大成的认识主要有这么几个含义：一是集伯夷、伊尹、柳下惠这样的三圣之事为一大成之事；二是孔子既圣且智，孟子通过所谓金声玉振，始终条理来比喻和说明；三是集三代及其以上圣王德业的大成；四是集古代思想学术的大成。
孔子作为中国私学教育的第一人，是我国最早、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孔子教育思想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孔子的教育思想》
摘 要：孔子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孔子办教育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二是孔子教育弟子全面发展，把德育放在首位;三是教育弟子了解国情，热爱祖国，弟子积极参加改革。
关键词：教育思想;德育;德政礼治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05-314-01
孔子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创办私学，把文化知识传播到民间，为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孔子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的东西很多，下面仅从三个方面加以探讨：第一，孔子办教育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第二，教育弟子全面发展，把德育放在首位;第三，教育弟子热爱祖国，积极参加改革。
一、孔子办教育的目的是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服务的
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社会历史正处于大变革时代，奴隶社会正在崩溃，封建社会即将诞生，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孔子要历史回到西周奴隶制盛世去是不可能的。他在鲁国从政与当权者季氏不合，从三十五岁开始招收门徒，培养自己的追随者。随后又带着弟子遍访东方各国，历尽艰辛地宣传自己的主张，终不被各国执政者所用，最后，他只得痛苦地回到鲁国。返鲁后，他广招门徒，开门设教，意欲通过办教育培养人才，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要培养推行德政礼治的人才。在一个国家推行德政礼治，要靠圣君、贤臣和良民。圣君、贤臣、良民不是天生的，但可以通过教育培养出来。因此，他很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说：人之“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主张人人都应受教育，这就是他的“有教无类”的光辉思想。在他看来，春秋时代不但没有圣君，就是具有君子品德的圣君也没有见过。即使如此，既定之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否则就是非礼和不忠。受过教育的小人就成为良民，是施政、供驱使的对象。贤臣是实行“德政礼治”的决定力量。而贤臣主要是从受过教育的贤人、君子、士中选拔出来的。贤人是具有最高品德的知识分子，只要当权者任用他，就成为贤臣，有了贤臣，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君子是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士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有了合格的君子和士，也可以从中选出贤臣。孔子办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教育培养出一批贤人和优秀的君子与士，供各国国君选作贤臣。通过贤臣治国，实行“德政礼治”，就可以使国家达到像西周初期那样的“太平盛世”。
二、孔子办教育也非常重视全面发展，并把德育放在第一位
首先，孔子“四教”，德育为主。孔子施教的首要内容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四教之中，文是文化历史知识的学习，行、忠、信都是思想品德的修养。孔子认为思想品德教育是主要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是从属的，只有先接受他所要求的思想品德教育，然后学习文化知识才有用处。因此，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要求弟子首先培养自己具有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品德，“行有余力”，然后才学文化知识。孔子还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也可以看出孔子在教育学生时，把思想品德教育是放在首位的。
其次，孔子施教把德育放在首位，从古人概述孔子传授《六经》的教育意义时，也可以得到证明。最早提到《六经》的《庄子》载：“邹鲁之士，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礼记・经解》和《史记・滑稽列传》也有类似记载，不过是出自孔子之口。可见孔子总述《六经》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时，把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放在《六经》教育的第一位的。
三、教育弟子热爱祖国，弟子积极参加改革
孔子本人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对生育他、长养他的鲁国，怀着深厚的感情。当祖国处于危急的时刻，他挺身而出去拯救她，使她免受耻辱。如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鲁定公与齐景公会盟于夹谷，孔子为相，正当两君相见时，齐人恃其强大，发动突然袭击，“鼓噪而起，欲以执鲁君”。面对这突发事件，孔子不畏强暴，临危不惧，坚持面对面的斗争，终于赢得胜利，鲁定公平安回国。充分反映了他不辱君命，维护鲁国尊严的爱国主义精神。孔子自己爱国，也教育弟子爱国。公元前484年，齐恃强伐鲁，鲁政在季氏，孟孙氏和叔孙氏向齐求和，孔子的弟子冉求和樊迟在季氏门下为吏，则主战，二人带着季氏门下的七千甲士和三百徒卒，大败齐师于鲁郊。孔子称赞冉求、樊迟说：你们“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保卫了祖国，使人民免遭屠戮。
孔子办教育，重视教书育人，为社会培养出一批有用人才。孔门弟子有三千人，他们开始把文化知识传播到民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弟子中学有成就者七十二人，被称为“贤人”。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德行最好;宰我、子贡善于言辞，长于办外交;冉有、季路，善于从政;子游、子夏，善于文学。由于孔子施教重视社会实践，弟子在实践过程中，逐步看清了社会需要，学成后，不拘泥于师教，积极参加社会改革。其中，有名的要数子夏。孔子死后，子夏到魏国河西收徒讲学。他曾“为魏文侯师”，“文侯师事之，咨问国政焉”，给战国初年任用李悝变法，大力推行改革政策的魏文侯出谋划策，作出过重要贡献。其他弟子在学习期间，就陆续从政者有：子路为鲁季氏宰(总管)、为卫蒲邑大夫，后又做过卫大夫孔悝的邑宰。子夏为莒父宰，冉求为季氏宰，子游为鲁武城宰，冉雍为鲁季氏宰，密子贱为鲁单父宰，巫马期也曾为单父宰，仲弓为莒父宰，子羔为费宰，宰我为临淄大夫，子贡常相鲁卫，惠叔兰曾为卫司寇等。他们大都是在积极推行改革政策的大夫门下任得力助手。子路、冉求、冉雍等在帮助鲁国新兴势力的代表季氏推行改革政策方面，作出过突出的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孔子办教育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二是孔子教育弟子全面发展，把德育放在首位;三是教育弟子了解国情，热爱祖国，弟子积极参加改革。概括起来就是：教育要为政治服务，教育要把德育放在首位，教育弟子爱国。这些我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我们今天在进行教育改革时，还值继承和借鉴。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约驭博、寓教于乐等,分析其教育思想对当今教学方法有重要启示。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析孔子教育思想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孔子教育思想》
作者简介：王雪(1991-)，女，汉族，四川渠县人，大学本科，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数学与信息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研究方向：数学与应用数学。
摘 要：在东方的教育发展史上，孔子是不可不提及到的人物，他的教育思想至今对我们产生影响。解读他的教育思想，对当今社会教育具有启发和教育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孔子;《论语》;因材施教仁;教学思想;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1
孔子(约公元前551-前479年)是我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和“礼”，提倡“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强调忠孝和仁爱。教学思想与教学方法是承认先天差异，但更强调“学而知之”，主张“有教无类”，重视因材施教，这些思想在《论语》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孔子的教育思想从多方位的分析和总结，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了解他的思想，对于教育的发展意义重大。
一、教育对象：有教无类
据记载，孔子门生三千，而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教育沿袭着“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被贵族子弟垄断，平民子弟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之所以有这么多学生，是因为孔子首次提出“由教无类”认为世界上一切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无论贫贱之人，还是富贵之人，都有接受的权利。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束修”是一条腊肉干，是当时贽见老师的礼物，只要有愿行束修之礼的，也就是愿意在孔子门下接受教育的，孔子是不会拒绝的。这并非孔子受他的礼，而愿意教他学习，只是“束修”是当时人们都能承担的，任何人均可到他们下接受学习。这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故事跟能说明孔子对待受教育者资格的要求。有一个名为互乡的地方，此地之人不善，难与言。互乡一童子求见孔子而孔子接受了，门人非常疑惑，孔子解释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述而》)这就是说，只要一个人肯进取，不管其曾经怎样，只要现在能洁身自爱，以求获得教育机会，我们就不可以剥夺他受教育的权利。充分说明了有教无类的教学思想。
二、教育方法，内容和目标
1.教育方法
在孔子的教学思想中，“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是教育的基本方法。因材施教，根据学习的人的志趣、能力等具体情况进行不同的教育。孔子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子路》)这就体现了孔子对学生的了解。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也。”(《雍也》第21章)意思是教学上要根据不同学生，不同的智力水平，教授难度不同的教学内容。此举虽无“因材施教”四字，但在朱熹的《四书集注》中“夫子教人，各因其材”，充分说明孔子教人，因材施教。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意指：一个人不到他倾全力去尝试了解事理，但却仍然想不透的程度，我是不会去启示他的。不到他尽全力想要表达其内心的想法，却想不到合适言词的程度，我是不会去开导他的。如果告诉他一个角落是这样的，他还不能推悟出其它三个角落也是一样的，那我就不会再多说什么了。句中一“启”一“发”充分体现了孔子的启发式教学。这个方法对当代教育具有启示的作用。
2.教育内容
孔子教育内容：“孔子教学继承了西周六艺教育传统，教学纲领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基本科目是诗、书、礼、乐。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其中道德教育内容：仁与礼、孝悌、忠信。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意指：人心若没有了仁，把礼来如何运用，人心若没有了仁，把乐来如何运用。说明仁礼在教学的重要。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意指侍奉父母，他们若有过失，要婉言劝告。话说清楚了，却没有被接纳，仍然尊敬他们，不要违逆对抗，继续操劳而不怨恨。这是孝悌充分体现。子曰：“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意指人没有信用就没有立足之地。一个国家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要垮掉，强调忠信在教育上重要性。他向学生讲授“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儒学思想中教学内容后又增加“六艺”，包括为礼、乐、射、御、书、数。包含了道德修养、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和训练。孔子教学不以书本为学习全部资料，而是在书本学习同时，在生活中也同时学习。这样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打下基础。
3.教育目标
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意指一个真君子做到了内心的仁、知、勇，从而就少了忧、惑、惧。这体现了孔子在教育人学习要达到的教育目标。而在培养目标上，孔子注重“举贤才”为国家培养人才也是孔子教育的目标。“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与孔子的举贤才是一致的，从这句话中就体现了孔子为国家培养人才的目标。孔子告诫学生“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论语・里仁》)，孔子推荐学生担当政治事务，在举荐人才时有原则，首先，学习不优异，不可做官：其次，要在国家政治开明时才可做官，否则宁可隐退。所以在孔子教育思想中只有做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和“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才达到了教育的目的。
孔子教育思想对历史的贡献，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扩展了教育对象;“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重视文化的传承，对教材进行建设，为后世儒家奠定了进经籍教育体系的基础;更提出了“终身学习”的思想，“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通过他自己证明了这一说法，对教育的启示：在教学中，教师不放弃每一位学生，了解每一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学习思想，从而选择适合学生方法进行教学，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从而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社会和个体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教育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更是不可磨灭的。
参考文献：
[1] 朱熹(宋).《论语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
[2] 刘嘉铭.《教育公共基础笔试》[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11论文期刊：
[3] 曲红艳.《孔子教育思想浅析》[J].黑龙江科技信息 2008年21期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
对于孔子思想，大家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呢？下面就随我一起去阅读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相信能带给大家帮助。
论文摘要: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约驭博、寓教于乐等,分析其教育思想对当今教学方法有重要启示。
论文关键词:
孔子;教育思想;当代教育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一生非常重视教育,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因素,因此至今仍有不朽的生命力,它对今天的教育仍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从中我们可以获得极大的教益和启示。
1 倡导“有教无类”,主张“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与全面教育相结合
孔子,作为我国第一所私学的开创者,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提倡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孔子在招收弟子时,不重身份,不看财产多少,也正因为如此,孔子的弟子很多,各个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还有父子二人同学于孔子的,如颜回、曾参等。孔子的这种思想观点,奠定了后世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开历史之先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教学中不能没有统一要求,但不从学生实际出发,忽视学生在资质、性格、才能、兴趣等方面的差异就无法达到统一要实现的目标。孔子将因材施教与全面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解决了教学过程中的这一矛盾。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纯,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已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这样,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就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因材施教”这个概念孔子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是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指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遂有了“因材施教”的名言。但孔子的教学实践却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他始终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各方面才能的人。孔之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与他对学生有深刻、准确、全面的了解是分不开的。孔子十分注意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观察了解学生,他非常熟悉学生的特点,能够用精辟的语言相当准确地概括出学生的特征。如:“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一位学生的才能特点、性格特征,孔子心里也都有数。并且他还把学生的性格特征分为三种类型:“狂者”、“中行”、“狷者”,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即人有偏激、拘谨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三种不同性格。
再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共西华曰:“由也问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样的问题,由于询问者的情况不同,孔子的答复也不同,“一进之,一退之,所以约之于义理之中,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由于学生的个性特点不同,所以在他们问仁、问礼、问政、问孝的时候,孔子的回答往往是深浅难易、繁简详略各不相同。
在因材施教的同时,孔子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全面教育。《论语述而》篇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同样学习文行忠信、诗书礼乐,程度不同,能力也各异。有的“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有的“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之宰”;有的“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同样是身通大艺者,也各有特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我们从孔子运用“因材施教”这一原则的经验中,可以受到两点启发:第一,教育和教学必须从学生实际出发,避免盲目性;第二,既要坚持共同目标和统一标准,又要善于发现和注意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避免一刀切。
2 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
谈到“启发式教学”,许多人都会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产婆术”著称的启发教育,但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育,而且“启发”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所创造的。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其内涵要比苏格拉底更丰富、更为深刻。我们不妨将之称之为“产婆术”的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与孔子的启发教学作一下比较。
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一心想当政治家,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方法和这位青年进行了下面的对话(以下都苏问,欧答)问:“虚伪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偷盗、欺、奴役等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那些极大地损坏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答:“不能。”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答:“这当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朋友。”苏问:“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临崩溃,他欺自己的士兵说援兵马上就到,从而鼓舞了斗志取得胜利,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呢?”答:“应该算是正义的。”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了下去,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答:“应属于正义类。”苏格拉底仍不罢休,又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杀,偷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吗?”答:“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从这一段生动的对话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抓住思维过程中的矛盾,启发诱导,层层分析,步步深入,最后导出正确结论。
下面再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按照宋人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未达其辞。”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明白时的矛盾心理。这个时候老师应该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启发思路,这就叫“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一种想说又难以表达的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孔子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却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或者可以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但二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地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的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化,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被老师牵着鼻子走,这种启发式教学虽然能够是学生印象深刻,但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得不够,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恐怕难以深入。
而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第二种矛盾且暂无法解决时,教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可见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自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两种启发式教学都很有效,都能促进学生进行思维,但是,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3 求知应求实,勤奋,学思并重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主张求知应先端正态度,求知应先求实。一个有智慧的人贵在自知,明白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一个人能够做到自知,就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也就能通过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另外孔子曾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他对当时人们对历史上不确凿的事任意牵强附会大为不满,教导学生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要向古人学习,古人对待历史不确凿的作法就是存疑。存疑,并不是有疑问不提出来而有所保存。恰恰相反,他是指在自己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要敢于对自己认为不确凿的问题提出疑问。“尽信书,不如无书”,在当今的教学实际过程中恰恰就需要这种思想,要鼓力学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所接触到的事物,要敢于从课本中走出来,不要唯书本马首是瞻,对自己认为有错误的问题要敢于质疑。否则,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一旦失去,在学习上就永远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孔子政治思想的论文
导语：孔子是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下面是我整理的孔子政治思想的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过渡性社会，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在这个时期社会动荡，道德失范，礼崩乐坏。针对这样的时代背景，孔子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张恢复周代的礼乐制度，以礼治国，即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系统和等级制度。在《颜渊》中有“君君，臣臣，子子”，又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一、孔子的正名思想
孔子说“必先正名”，在孔子看来要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维护社会的安定首先要进行正名，即“辨位”。“正”是规范，端正，拨正的意思。“名”是名分，角色，权利义务，次序，身份地位的意思。“正名”即“辨位”的意思，调节一个社会不同分和不同群体的身份关系以及权利义务。在封建社会君臣、长幼、上下代表的是不同的身份、权利和财产关系。孔子主张要安于本位，各安其位，各安其命。卫国的卫灵公不喜欢自己的太子，于是太子出走，卫灵公死后皇位由其孙子继位，九年后，卫灵公的儿子回来要求恢复君位，于是孔子在《子路》篇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孔子看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是造成社会次序混乱，社会动荡，礼乐不兴的主要原因。在齐景公向孔子问政的时候，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哉得而食诸？”孔子认为，为君者就要像君王的样子，做君主该做的事，为臣者就要要做臣子该做的事，同样的父亲和儿子也要各自做各自该做的事情。
二、仁道的政治思想
仁道思想是孔子提出的重要政治思想，是孔子仁爱思想在政治中的体现。孔子认为统治者治国要遵循仁道。梁启超曾说“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于仁”。由此可见，孔子的仁爱的思想是儒家思想的基础。孔子曾说“仁者，爱人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克己复礼为仁”。在孔子看来，人们之所以有礼不遵，社会混乱是因为行礼必须有“仁”这个内在的基础，有了“仁”，行礼才能变成人们的`自觉行为。因此，可以说仁是礼的内在基础，礼是仁的外在目的。仁就是指一种内在的道德品质，仁道是统治者治国的方略。儒家思想中的“博施济众”，“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孔子仁道思想的重要体现。孔子同时提出了“为仁由己”的修行方法，仁完全要靠自己的修行，不能靠别人而达到。
三、德礼政刑并举的政治思想
德礼政刑并举的思想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重要主张，孔子主张以德治国，辅之以刑罚。在《为政》中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则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单纯的以行政命令和刑罚制裁治理国家虽然可以暂时的抑制不良行为，但是却无法根本性的消除不良行为的产生，也无法深入民心。而道德和教化结合行政制度相结合才是治国的最有效的方法。孔子的德治首先需要统治者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在《子路》篇中有“其身正，不令而行。身不正，虽令不从。”在《颜渊》中有“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主张“养”、“教”、“治”相结合，即“养民”、“教民”、“治民”。养民意思是使人民富裕起来。主张对人民应富之、足食、足兵，取信于民。统治者要劝农，惜力役，轻徭薄赋，节财均用，缩小差距。“教民”指的是要教化民众，使人民识礼仪，维护社会稳定。“治民”指的是治理民众。德礼政刑并举的思想是孔子主张的统治者治国的最佳的治国方略，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四、孔子的大同政治思想
大同思想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孔子提出的理想的社会形态。孔子向往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在《礼记.礼运》中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提出仁道思想，德礼政刑思想，是为了达到大同理想社会，体现了孔子的人生理想和民本主义思想。
孔子的“正名”、“仁道”、“德礼政刑”的政治思想是孔子所提出的重要政治主张，为新时代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作用。
孔子作为中国私学教育的第一人，是我国最早、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孔子教育思想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孔子的教育思想》
摘 要：孔子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孔子办教育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二是孔子教育弟子全面发展，把德育放在首位;三是教育弟子了解国情，热爱祖国，弟子积极参加改革。
关键词：教育思想;德育;德政礼治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05-314-01
孔子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创办私学，把文化知识传播到民间，为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孔子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的东西很多，下面仅从三个方面加以探讨：第一，孔子办教育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第二，教育弟子全面发展，把德育放在首位;第三，教育弟子热爱祖国，积极参加改革。
一、孔子办教育的目的是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服务的
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社会历史正处于大变革时代，奴隶社会正在崩溃，封建社会即将诞生，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孔子要历史回到西周奴隶制盛世去是不可能的。他在鲁国从政与当权者季氏不合，从三十五岁开始招收门徒，培养自己的追随者。随后又带着弟子遍访东方各国，历尽艰辛地宣传自己的主张，终不被各国执政者所用，最后，他只得痛苦地回到鲁国。返鲁后，他广招门徒，开门设教，意欲通过办教育培养人才，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要培养推行德政礼治的人才。在一个国家推行德政礼治，要靠圣君、贤臣和良民。圣君、贤臣、良民不是天生的，但可以通过教育培养出来。因此，他很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说：人之“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主张人人都应受教育，这就是他的“有教无类”的光辉思想。在他看来，春秋时代不但没有圣君，就是具有君子品德的圣君也没有见过。即使如此，既定之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否则就是非礼和不忠。受过教育的小人就成为良民，是施政、供驱使的对象。贤臣是实行“德政礼治”的决定力量。而贤臣主要是从受过教育的贤人、君子、士中选拔出来的。贤人是具有最高品德的知识分子，只要当权者任用他，就成为贤臣，有了贤臣，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君子是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士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有了合格的君子和士，也可以从中选出贤臣。孔子办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教育培养出一批贤人和优秀的君子与士，供各国国君选作贤臣。通过贤臣治国，实行“德政礼治”，就可以使国家达到像西周初期那样的“太平盛世”。
二、孔子办教育也非常重视全面发展，并把德育放在第一位
首先，孔子“四教”，德育为主。孔子施教的首要内容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四教之中，文是文化历史知识的学习，行、忠、信都是思想品德的修养。孔子认为思想品德教育是主要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是从属的，只有先接受他所要求的思想品德教育，然后学习文化知识才有用处。因此，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要求弟子首先培养自己具有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品德，“行有余力”，然后才学文化知识。孔子还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也可以看出孔子在教育学生时，把思想品德教育是放在首位的。
其次，孔子施教把德育放在首位，从古人概述孔子传授《六经》的教育意义时，也可以得到证明。最早提到《六经》的《庄子》载：“邹鲁之士，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礼记・经解》和《史记・滑稽列传》也有类似记载，不过是出自孔子之口。可见孔子总述《六经》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时，把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放在《六经》教育的第一位的。
三、教育弟子热爱祖国，弟子积极参加改革
孔子本人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对生育他、长养他的鲁国，怀着深厚的感情。当祖国处于危急的时刻，他挺身而出去拯救她，使她免受耻辱。如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鲁定公与齐景公会盟于夹谷，孔子为相，正当两君相见时，齐人恃其强大，发动突然袭击，“鼓噪而起，欲以执鲁君”。面对这突发事件，孔子不畏强暴，临危不惧，坚持面对面的斗争，终于赢得胜利，鲁定公平安回国。充分反映了他不辱君命，维护鲁国尊严的爱国主义精神。孔子自己爱国，也教育弟子爱国。公元前484年，齐恃强伐鲁，鲁政在季氏，孟孙氏和叔孙氏向齐求和，孔子的弟子冉求和樊迟在季氏门下为吏，则主战，二人带着季氏门下的七千甲士和三百徒卒，大败齐师于鲁郊。孔子称赞冉求、樊迟说：你们“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保卫了祖国，使人民免遭屠戮。
孔子办教育，重视教书育人，为社会培养出一批有用人才。孔门弟子有三千人，他们开始把文化知识传播到民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弟子中学有成就者七十二人，被称为“贤人”。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德行最好;宰我、子贡善于言辞，长于办外交;冉有、季路，善于从政;子游、子夏，善于文学。由于孔子施教重视社会实践，弟子在实践过程中，逐步看清了社会需要，学成后，不拘泥于师教，积极参加社会改革。其中，有名的要数子夏。孔子死后，子夏到魏国河西收徒讲学。他曾“为魏文侯师”，“文侯师事之，咨问国政焉”，给战国初年任用李悝变法，大力推行改革政策的魏文侯出谋划策，作出过重要贡献。其他弟子在学习期间，就陆续从政者有：子路为鲁季氏宰(总管)、为卫蒲邑大夫，后又做过卫大夫孔悝的邑宰。子夏为莒父宰，冉求为季氏宰，子游为鲁武城宰，冉雍为鲁季氏宰，密子贱为鲁单父宰，巫马期也曾为单父宰，仲弓为莒父宰，子羔为费宰，宰我为临淄大夫，子贡常相鲁卫，惠叔兰曾为卫司寇等。他们大都是在积极推行改革政策的大夫门下任得力助手。子路、冉求、冉雍等在帮助鲁国新兴势力的代表季氏推行改革政策方面，作出过突出的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孔子办教育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二是孔子教育弟子全面发展，把德育放在首位;三是教育弟子了解国情，热爱祖国，弟子积极参加改革。概括起来就是：教育要为政治服务，教育要把德育放在首位，教育弟子爱国。这些我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我们今天在进行教育改革时，还值继承和借鉴。
孔子与水摘要孔子一生对水情有独钟，他通过对水的观察和思考，从而提出自己深刻的见解和认识，告诉我们要有河水般的执着精神、进取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人生价值。关键词孔子水进取作为儒家的圣贤,孔子给后人树立了道德大师的形象,他开创的儒家文化，不仅仅是维系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纽带，其中的许多精髓至今还深深植根于海内外炎黄子孙的血脉之中，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思想和国民性格,对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也泽被深远。孔子一生对水情有独钟，他通过对水的观察和思考,从而提出自己深刻的见解和认识.,进而以此更好的来把握和认识人生。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是人生的天然教科书,文人择水而居,临水而咏,踏水而歌,所思所想皆能折射出其独有的情怀，历朝历代名人都会对水加以推崇，管子说：“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等记载都把水视为离不开的重要物质，同时,它又是催生文学精品的产婆,文人自古就和水相亲,一不小心就留下千古绝唱.苏轼赤壁泛舟“不知东方之既白”,前后两篇《赤壁赋》,成为流传百世的华章。水无尊贵卑贱之分,再高的水流终究要落地而奔走。水的平民化是文人心灵的归宿.因此孔子面对大水时,不由叹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为何又会被孔子这样的智者所乐呢?因为水的许多特征与儒家的许多伦理道德有着相似之处“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真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尔也。孔子眼中的水,像德、像仁、像公正、像坚强的意志。有人说水是宇宙的缩影,孔子则更加具体化,认为它是仁德之人的缩影,儒家独特的思维把水完全人格化了。孔子乐水绝不仅仅是对自然的陶醉，更主要的是对水的观察和体验,从中领悟人生的真谛,并把水之美和人类道德精神联系起来,并由此推衍出儒家的文化道德内涵，成了儒家文化的道德之水、人格之水。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人生境遇人生在世,不如意处十有八九。孔子生于鲁国,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动荡的社会,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诸侯之间时常发生兼并战争.年轻时的孔子可谓意气风发,立志作出一番大的成就“.吾十五有志于学”,他不但十五岁便立志学习周礼,立志甚早,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这番美妙的憧憬,内容却显得有些渺茫,实现不易,孔子用道德建构的“理想国”，以喋喋不休的劝说来进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业。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孔子率领自己的门徒周游列国,所到之处,处处碰壁,不是冷遇便是奚落“.伐树于宋，削迹于卫，戚戚然以至于死。”孔子也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如此悲惨的境况，不能不使他无数次地黯然神伤，终于不平则鸣，喊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巨大牢骚。自古文人仕途失意,便想乘桴入海,绝尘弃缘.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人呢?孔子也不例外.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进取精神孔子在不得志时,曾经发出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叹,事实上,孔子并不是真的想隐逸在苍茫的大海中,过道家所谓“逍遥游”式的生活,其实这只不过是老人家“干七十余君无所遇”的无奈与感慨。孔子实际上是个主张积极入世并身体力行的人，他认为作为一个“士”,应该走出家门,辅佐明君.而不是囿于乡里,一事无成。不肯出去从政治国的人根本就没有资格称作士；并且特别反感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有人以《论语.先进》“四子伺坐章”为例,说孔子也有超然出世的思想。一天，孔子饶有兴致地问围坐在自己身边的几位得意弟子的志向，子路、冉有、公西华纷纷慷慨陈词，惟有曾点与众人的志向相左“：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番话显得很没有抱负，没想到却得到了夫子的赞同：“吾与点也!”。“乍一看来,沐浴春风，与世无争,其实这种境地正是建筑在其前述子路以勇武卫国,冉求以礼乐治国,公西华以外交护国的基础上,是国家治理成更高水平的表现,正说明孔子积极入世的态度.事实上,孔子为了入世治国‘,席不暇暖‘’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他自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是何等积极,何等自信!他的一生屡遭坎坷,却从未停息过对理想的追求,一次孔子,站在滔滔大河边上,望着滚滚东流的河水,思绪万千，一方面感叹人生年华如流水，一方面赞美水之无畏无惧、百折不回的进取精神，禁不住发出这样的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复返,青春终会老去,万事万物都将成为一江春水,面对有限的人生,作为天地间渺小如草芥的人又怎样度过这一生呢?孔子告诉我们用积极的观点来看待人生，像流水一样，不断向前涌进。他这话的意义，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这方面孔子本身也是以身示范，尽管在弘道的过程中,处处碰壁,但是他依然如奔流的河水.执着、义无返顾的追求着他心中的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站在大海、大江、大河、小溪旁，面对昼夜不停的流水，感悟人生的真谛，像孔子一样学习水不断进取的精神,真是受益无穷。参考文献：[1]周瀚光朱幼文.管子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2]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2.[3]刘向撰赵善诒疏证.说苑疏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4]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5]骆承烈.孔学研究.齐鲁书社.2002.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
对于孔子思想，大家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呢？下面就随我一起去阅读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相信能带给大家帮助。
论文摘要: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约驭博、寓教于乐等,分析其教育思想对当今教学方法有重要启示。
论文关键词:
孔子;教育思想;当代教育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一生非常重视教育,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因素,因此至今仍有不朽的生命力,它对今天的教育仍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从中我们可以获得极大的教益和启示。
1 倡导“有教无类”,主张“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与全面教育相结合
孔子,作为我国第一所私学的开创者,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提倡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孔子在招收弟子时,不重身份,不看财产多少,也正因为如此,孔子的弟子很多,各个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还有父子二人同学于孔子的,如颜回、曾参等。孔子的这种思想观点,奠定了后世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开历史之先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教学中不能没有统一要求,但不从学生实际出发,忽视学生在资质、性格、才能、兴趣等方面的差异就无法达到统一要实现的目标。孔子将因材施教与全面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解决了教学过程中的这一矛盾。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纯,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已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这样,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就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因材施教”这个概念孔子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是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指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遂有了“因材施教”的名言。但孔子的教学实践却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他始终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各方面才能的人。孔之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与他对学生有深刻、准确、全面的了解是分不开的。孔子十分注意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观察了解学生,他非常熟悉学生的特点,能够用精辟的语言相当准确地概括出学生的特征。如:“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一位学生的才能特点、性格特征,孔子心里也都有数。并且他还把学生的性格特征分为三种类型:“狂者”、“中行”、“狷者”,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即人有偏激、拘谨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三种不同性格。
再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共西华曰:“由也问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样的问题,由于询问者的情况不同,孔子的答复也不同,“一进之,一退之,所以约之于义理之中,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由于学生的个性特点不同,所以在他们问仁、问礼、问政、问孝的时候,孔子的回答往往是深浅难易、繁简详略各不相同。
在因材施教的同时,孔子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全面教育。《论语述而》篇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同样学习文行忠信、诗书礼乐,程度不同,能力也各异。有的“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有的“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之宰”;有的“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同样是身通大艺者,也各有特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我们从孔子运用“因材施教”这一原则的经验中,可以受到两点启发:第一,教育和教学必须从学生实际出发,避免盲目性;第二,既要坚持共同目标和统一标准,又要善于发现和注意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避免一刀切。
2 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
谈到“启发式教学”,许多人都会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产婆术”著称的启发教育,但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育,而且“启发”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所创造的。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其内涵要比苏格拉底更丰富、更为深刻。我们不妨将之称之为“产婆术”的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与孔子的启发教学作一下比较。
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一心想当政治家,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方法和这位青年进行了下面的对话(以下都苏问,欧答)问:“虚伪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偷盗、欺、奴役等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那些极大地损坏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答:“不能。”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答:“这当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朋友。”苏问:“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临崩溃,他欺自己的士兵说援兵马上就到,从而鼓舞了斗志取得胜利,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呢?”答:“应该算是正义的。”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了下去,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答:“应属于正义类。”苏格拉底仍不罢休,又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杀,偷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吗?”答:“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从这一段生动的对话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抓住思维过程中的矛盾,启发诱导,层层分析,步步深入,最后导出正确结论。
下面再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按照宋人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未达其辞。”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明白时的矛盾心理。这个时候老师应该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启发思路,这就叫“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一种想说又难以表达的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孔子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却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或者可以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但二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地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的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化,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被老师牵着鼻子走,这种启发式教学虽然能够是学生印象深刻,但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得不够,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恐怕难以深入。
而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第二种矛盾且暂无法解决时,教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可见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自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两种启发式教学都很有效,都能促进学生进行思维,但是,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3 求知应求实,勤奋,学思并重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主张求知应先端正态度,求知应先求实。一个有智慧的人贵在自知,明白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一个人能够做到自知,就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也就能通过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另外孔子曾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他对当时人们对历史上不确凿的事任意牵强附会大为不满,教导学生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要向古人学习,古人对待历史不确凿的作法就是存疑。存疑,并不是有疑问不提出来而有所保存。恰恰相反,他是指在自己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要敢于对自己认为不确凿的问题提出疑问。“尽信书,不如无书”,在当今的教学实际过程中恰恰就需要这种思想,要鼓力学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所接触到的事物,要敢于从课本中走出来,不要唯书本马首是瞻,对自己认为有错误的问题要敢于质疑。否则,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一旦失去,在学习上就永远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学说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不仅被历代的读书人称为“圣人”，而且在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孔子在世界上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被列为世界十大名人之一。但孔子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形象，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孔子形象。我们一直想了解：孔子本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对中国文化、世界文化有什么样的影响？这对于我们当前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所能做的，大家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接近历史上本来的孔子，但同时，我们的认识又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这也就是为什么孔子永远值得人们重新研究的缘由所在。孔子开创的中国文化传统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并不象有些学者所说的变成了“游魂”。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去解读它、了解它。孔子的一生是追求人生理想境界的一生，是追求社会治平、世界太平之道的一生，同时又是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世界上许多伟大人物的人生都有悲剧色彩，但他们每个人的具体经历和情景是各相不同的。孔子在他那个时代，可以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似乎是逆着潮流而走。但是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自己的民族和人类，所以说他是东方的圣人。在现在中西对话中，孔子是东方文化的象征。 一那么下面我先简单地谈谈孔子其人。孔子后来被尊为圣人，其实他这个人的一生也是很平常的。他晚年的时候曾经总结自己一生的修养过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个总结大体上说明了孔子一生的生命历程。孔子三岁丧父，少年丧母，家境贫困。孔子生于陬地，在他幼年的时候，母亲就把家迁到鲁国的都城曲阜。为什么迁到曲阜？曲阜是当时的文化政治中心。鲁国是周公的后代，周公是“制礼作乐”之人，曲阜在当时是文化典籍集中的地方，孔子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成长。孔子在很小的时候玩游戏就显示了与众不同之处，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拿礼器来做礼仪方面的游戏，这与一般的儿童不一样。孔子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我年少时地位卑贱，所以学会了很多卑下的事情。孔子曾经在鲁国当过管理粮草和牛羊的官吏。这是很小的事，但他做得很认真，一丝不苟。当他管理仓库的时候，“会计当而已矣”，很认真很仔细；他在做牛羊官的时候，牛羊很肥壮。这就说明孔子无论做什么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事情，都非常认真地做好，不眼高手底。这就是一个伟大人物的行事。孔子一生非常勤奋地学习，从未间断，自“十有五而志于学”就没有间断过。他的学习态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在学习中体会到乐趣。不同于现在的一些人以学习作为实现其他的目的的手段，学习是孔子生命的一部分，可以是培养完善自己的人格，提高自己的境界。就象他讲的一句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在学习中对知识产生一种乐趣。孔子一生就是这样的，他非常珍惜自己的生命。“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可以说是对其一生的一种总结。孔子一生无所不学，但学无常师（《论语·子张》）。在他一生的经历中，他曾向当时一个很小的诸侯国的人学习请教过历史文化问题，还曾专门跑到东周（今洛阳）问礼，据说还向老子问过礼。这里顺便说一下，中国文化里头主要的有两派，一派是儒家，以孔子为代表，一派是道家，以老子为代表。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儒家和道家是“儒道互补”，两家思想不同，但可以相互补充，形成张力，使得中国文化延续不断。这个说法可以商榷。我认为，儒、道是同根而生的。特别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比如湖北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比现在的通行本早得多，这里头有些关键的地方与现在通行本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现行本批判儒家的地方，出土本却很多地方和儒家思想没有根本上的不同。这就更证明了，他们的根本思想是同根的。当时孔子生活的时代，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时代。在周商时代，学校教育是官学，贵族可以学习，一般
儒家创始人孔丘和墨家创始人墨翟都是伟大的思想家,儒家与墨家都重视教育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孔子和墨子教育思想的异同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试析孔子和墨子教育思想的异同》
作者：刘晓筝
摘 要:儒家创始人孔丘和墨家创始人墨翟都是伟大的思想家,儒家与墨家都重视教育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孔子和墨子在教育作用上都肯定教育必须为社会政治服务,都认为人性可变,环境和教育能影响和改变人性。孔子提出培养统治阶级需要的德才兼备的治术人才。墨家主张培养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兼士或贤士。在教育内容、教育教学原则、教育对象以及对待古代文化典籍等方面,孔子和墨子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关键词:孔子;墨子;教育思想
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至公元前221年秦并六国,前后500年,王室日衰,诸侯争霸,七国称雄,史称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生产力的大解放,带来了经济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革,促成了政治的变革,礼崩乐坏的局面标志着王权的衰落。在这种局面下,文化教育方面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主要标志是官学衰落,私学兴起。
一、孔子和墨子私学简介
1.孔子私学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当时的社会正处于王权衰落、礼崩乐坏的动荡期。此时,统治阶级忙于政治争斗,无暇顾及教育,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文化和教育下移。孔子适应社会需求,首创私学,而且规模、影响都很大,实现了从学在官府到百家之学的转变,破除了政教合一的禁锢,使教育独立化,开辟了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新篇章,推动了历史发展,培养了众多人才,为当时的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后世影响深远。
2.墨子私学
墨子是孔子之后开设私学规模、影响较大者。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他自立门户,开办私学,创立了与儒家相对立的墨家学派。墨家学派独树一帜,重视科技教育,包括光学、几何学、物理学以及木工、防守器械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从学者众多,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曰: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儒、墨两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并称显学。
儒家与墨家都重视教育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但两者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二、孔子和墨子教育思想中的相同之处1.在教育作用上都肯定教育必须为社会政治服务
第一,孔子继承了文王、周公的道德和文化传统,倡导以德治国,执行德治、仁政。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只靠政令、刑律,不如徳治和礼教。孔子认为政治、道德和教育三者是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教育是德政教化的手段。他在论语为政篇中提出为政以德,希望国君用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依靠政令和刑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不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民众做到有耻且格。他指出只有重视道德修养与教育,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昌盛繁荣。孔子认为道德修养与道德教育,不仅可提高社会个体的道德素质,对治理国家、维护社会安定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社会由个体组成,要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必须注意个人的道德修养与教育,社会成员个人的道德素质是社会道德风气的基础,社会道德风气又影响着社会成员的道德面貌,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孔子把教育看得比政令、刑律更为重要有效。他虽然认为教育和政治关系密切,但并不把二者等同,教育只是通过传播文化、培养人的道德情操、提高人的素养来影响政治。
第二,墨子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他希望通过教育提高民众的觉悟和素质,实现社会的完善,使大家兼相爱,交相利。针对当时社会弊病,他认为连年征战,劳民伤财,百姓不得安居乐业,就是因为人们之间不相爱,交争利。因此,他提出兼爱、非攻的主张,强烈希望停止战争,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他反对奴隶主世袭制度,主张尚贤、尚同,希望统治者与劳动人民兼相爱,交相利,共同建设一个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的理想社会。
2.教育和环境能够改变人性
在教育和人性关系方面,孔子和墨子都认为人性可变,环境和教育能影响和改变人性。
第一,孔子明确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指的是人先天的素质,习则指的是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孔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很接近的,后来有较大差别,主要是教育和学习的结果。人的聪明才智不是先天的,是后天学习的结果,任何人只要接受教育,努力向学,就一定能获得成功。因此,孔子特别重视教育。他认为人只有学而时习之才能获得一切知识能力和美德。但是孔子保留了命定论残余,把人性分成等级,认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承认有少数生而知之的圣人和学而不能的下民。
第二,墨子也重视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他发展了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他认为人的本性如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人们所处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的人性。墨子以染丝为例,说明环境和教育对人的作用及影响。墨子反对命定论,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否定了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理论,强调人性平等,肯定了教育和环境可以改变人性,同时强调发挥人的主动精神,认为人的富贵贫贱不是先天决定的而是后天环境和教育以及人主观努力的结果。
三、孔子和墨子教育思想中的不同之处1.教育目的不同
第一,在教育目的上,孔子提出培养德才兼备的从政君子,即士和君子,让士和君子参与国家政事管理。同时孔子还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将学优和仕优联系起来,以学优保证仕优,赞成任人唯贤,反对当时统治阶级内部任人唯亲的世袭制度,以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治术人才。
第二,墨子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主张培养以兼易别的兼士或贤士,就是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人。墨子认为只有兼士才能做到爱人若爱己,才能清除乱不得治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的社会弊端,使天下太平。
2.教育内容不同
第一,在教育内容上,孔子从培养治国安民的治术人才的教育目的出发,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主,学习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他认为诗礼乐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因而重点突出对诗礼乐的学习并将其作为培养学生道德情感的教材。他要求学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他认为弟子们学习诗,可以培养他们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才能,要求学生要按照诗的观点立身处世。他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特别强调思想品质和伦理道德教育。总体来说,孔子忽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轻视生产劳动知识、技能的教育,偏重于文事。
第二,墨子为了培养贤士、兼士,在主导思想上,以兼爱为中心,强调道德教育和无差别的爱,以培养贤士、兼士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坚定的政治信念。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注意自然科学、生产技能、军事知识和技能以及论辩才能的培养、训练,帮助学生获得各从事其所能的实际本领;培养、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使他们具有说服他人、推行自己政治主张的才能。总体来说,墨子的教育内容突破了六艺的范围,具有自己的特色。
3.对行的看法不同
第一,孔子强调的行是道德实践,以礼仁为核心,以孝为基础。在道德教育方法上,主张诉诸内,不主张诉诸外,主张培养具有礼仁孝品质的君子。他认为一般知识的学习也要贯穿着道德教育,以知识学习促进道德修养。渊博的学识能避免道德的偏差,学而不行,停留在口头,等于未学。他重视道德实践,把礼仁贯彻实施于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提倡知行结合,学以致用。他重视伦理道德的培养,十分强调内心动机的问题。在道德修养方面,强调欲望服从理性,以行为动机作为衡量道德行为的标准。提出克己复礼为仁的道德标准,克己要求从自我做起,有一种高度的主观自觉能动性。仁是主观意识,道德是人们内心的思想情感,它通过行动体现出来。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道德实践,身体力行是道德的基础。孔子所说的道德教育的内容包括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在论语中有多处强调实践力行的言论,孔子提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听其言而观其行,要达到我欲仁,斯仁至矣的理想道德境界,必须言行一致,把内在的道德品质与外在的表现完美地结合起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指内在的道德品质,文则指外表的礼仪行动。孔子认为只有内在的好品质而没有相应的外在表现,就容易流于粗野;只有外在的表现而没有内在的道德品质,就会流于虚浮。把内在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道德实践统一起来,才能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孔子以此来协调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维护上尊下卑的封建统治。
第二,墨子强调的行内容更宽泛。在道德教育上主张无差别的爱,以兼爱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睦;以非攻去除强凌弱,众暴寡的非正义征战;以尚贤破除世袭特权,实现贤人政治;以节用非乐制止劳民耗财;以非命鼓励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社会实践中自强不息。通过天志明鬼约束统治者的行为,使之体恤百姓。生产、科学技术、军事方面的行,目的在于帮助兼士获得各种实际本领,培养思维逻辑能力和论辩能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墨家所培养的兼士,不仅接受了兼爱非攻的系统道德教育,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而且还具备了运用科学技艺到实践中的能力。墨子主张动机与效果的统一,以此作为判断行的标准。他认为一个完全的道德行为,应该兼有内外各种因素。在行为未发之前,有动机、欲望等因素;在行为出现后,应有实际的效果。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由此可见,墨家十分注重思想与实践的结合,在道德教育方法上不仅诉诸内也同时诉诸外。墨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兼士,这些兼士贤士必须具有一定的实践能力。
4.教育教学的原则不同
第一,关于教育教学的原则,孔子采取了叩则鸣,不叩则不鸣的消极等待态度,对传授学生知识方面,则采取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拱己以待的被动方法。
第二,墨子采取了与孔子完全不同的教育教学原则。墨子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弊为己任,他想以上说下教的社会教育手段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不赞成儒家拱己以待的教育原则。因此,墨子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强说人的态度。他主张在教学中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对学生劝教说教,叩则鸣,不叩亦鸣,问则答,不问则讲。
5.教育对象不同
第一,在教育对象上,孔子教人是来者不拒,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扩大了受教育的对象,打破了少数奴隶主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使那些愿意学习而在经济上、时间上又允许学习的人,不论贫富、贵贱、国别,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开发了人才的来源。
第二,墨子则进一步拓宽了孔子的教育对象范围。他主张每个人都要接受教育,将王公大人和匹夫徒步之士都作为自己的教育对象,将受教育的群体扩大至下层劳动者。墨子对不来者也主动施教,他发挥强说人的主动精神,送教上门,以教人为己任,希望用上说下教的方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6.对待文化典籍的差异
第一,在对待古代文化典籍方面,孔子注重述,偏重于古代文化知识、政治知识等间接经验,采取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保守态度。晚年他以严谨的学术精神,整理编辑了5诗65书65礼65乐65易65春秋6等六书。孔子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整理、保存了我国古代文化典籍。
第二,与孔子相比,墨子在文化典籍方面更偏重作,即具有述而又作的创造性精神。他认为: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不仅应该继承古代文化中善的东西,还要创造出新的善来,使善的东西日益增多;不仅要继承古代文化知识、政治知识等间接经验,而且要把它们运用于实践中,在实践中检验、完善、扩充和发展这些间接经验。
四、结论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促使思想领域空前活跃,私学兴起,养士之风盛行,直接推动了各个学派发展,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和墨家当时并称显学,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两个学派,它们之间既有激烈论争,也有相互吸收、渗透,从而达到了学术上的繁荣,极大促进了各自的进一步发展。儒家和墨家的教育思想都包含有很多的合理主张,对后世有十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重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黄济.教育哲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
[2] 王炳照,等.简明中国教育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 刘琦.译评论语[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5]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6] 刘晓筝.从5四书6看儒家道德修养与道德教育思想[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5).
1、关于孔子的思想体系 关于孔子的思想体系最起码有三个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一是孔子有没有思想体系？二是如何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体系的构成是怎样的？三是用那些材料来证明或“复原”这个思想体系？首先应该说明，我们现在常说的“思想体系”或“学说体系”是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认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其思想必然是成体系的，研究他的思想，重要的就是完整、深刻地理解他的思想体系。然而事实上对哲学家、思想家本人来说，他不一定都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进行体系建构的，在很大程度上说，他有什么样的思想体系是后来研究者进行“复原”或“重构”的结果。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的研究来说，尤其存在这样的情况。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也无可厚非。所以，我们还是按照学术界的研究习惯，我们仍然可以认定孔子各个方面的思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这个前提下，来相对地理解他的思想观点。 近代以来，从学术思想角度来讨论孔子思想体系的构成，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形成多种说法：如以仁为中心说，以礼为中心说，以中庸为中心说，以仁义为中心说，以仁义礼的统一为核心说等等。特别流行的是仁核心说和礼核心说。两说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绝对对立。仁核心说排斥礼，礼核心排斥仁。我认为，这种“中心说”、“核心说”从大的方面讲都是习惯了孔子以后二千年大一统政治体制及其相应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也是当代社会既定思维模式定向制约的结果，是迫切需要摆脱的；从小的方面讲，人们往往容易抓住一个概念、范畴当作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而忽视它的整体性，自然互相矛盾。 另外，西方学者由于对孔子思想体系的把握不够，对孔子思想评价多有误解，最典型的就是黑格尔。黑格尔眼中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①黑格尔“不能从中获得特别的东西”的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黑格尔对孔子的认识不但只是凭少许不严谨的译本，而且只看到了那零散的道德教训，而没有触及孔子思想的整体结构，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深化对细节的把握。另外，黑格尔以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为模式构筑了唯一的“世界精神”的哲学发展史，对中国历史和文明发展的道路却缺乏同情的理解，也许潜意识中还有日尔曼人所惯有的那种偏见和傲慢。 今天，对孔子思想体系要深入、全面地把握，集中探讨其核心是完全必要的，但又是很不够的。笔者无意消解中心，也不想另立中心，只是想实实在在地对孔子整个思想进行深入其内的细心研习以后，再出乎其外，不带任何思想偏见和既定的思维模式来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构成，并尽力展示其原状，以实事求是地把握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作为一个西周乃至上古文化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他以平治天下为已任，构筑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系对他来说是奢侈的，他是着眼于当时的时势，思考社会的整合有序、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途径。这样，如果要说他有什么思想体系的话，那也是他在不自觉的、开放的思维方式中构建了具有历史文化功能的与历史现实水乳交融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孔子思想体系里不一定非得有唯一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核心，而且最重要的并不是理论推演的逻辑性与思辩性，而是它的世间性、实用性，可以包容个人与社会，承担传统与变革，结合理想、信仰与此间生活等等。我们今天的研究可以从不同方面了解和“复原”这个思想体系。 2、孔子思想学说的集大成性质 要探讨孔子思想学说的体系，我们应该有一个基础认识，孔子的思想学说有集大成的性质。孔子展之所以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乃至人类屈指可数的大思想家、学问家，最基本的就是他的思想学说是“集”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的“大成”。上古文化在西周是一个集大成，但在这是制度意义上的集大成，到了孔子可以说是思想学术意义上的集大成。关于这方面古来人们都有认识，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孟子·万章下》）赵岐注：“孔子集先圣之大道，以成己之圣德者也，故能金声而玉振之。振，扬也。故如金声之有杀，振扬玉音，终始如一也。”朱注：“此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成者，乐之一终，《书》所谓‘《箫韶》九成’是也。金，钟属；声，宣也；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终，终之也。条理，犹言脉络，指众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圣者，德之所就也。盖乐有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若独奏一音，则其一音自为始终，而为一小成。犹三子之所知偏于一，而其所就亦偏于一也。八音之中，金石为重，故特为众音之纲纪。又金始震而玉终诎然也，故并奏八音，则于其未作，而先击镈钟以宣其声；俟其既阕，而后击特磬以收其韵。宣以始之，收以终之。二者之间，脉络通贯，无所不备，则合众小成而为一大成，犹孔子之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也。”戴震亦释此句云：“圣智至孔子而极其盛，不过举条理以言之而已矣。”（《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条）《孟子·公孙丑上》中有人欲比较伯夷、伊尹与孔子，孟子直截了当地答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朱子语类》卷第五十八还载：当有问朱熹何谓“集大成”。朱熹回答说：“孔子无所不该，无所不备，非特兼三子之所长而已。但与三子比并说时，亦皆兼其所长。” 张载对孟子的话有深刻的理解，“孟子所谓始终条理，集大成于圣智者与！”（《正蒙·大易篇》） 《释氏稽古略》说明孔子的集大成是集古代圣王遗教的大成：“圣人生于鲁，集大成于古帝王之教也，甚矣！” 王夫之尝谓，“孔子之术，合三代之粹而阐其藏者也”(见《读通鉴论》卷三) 刘师培说：“周室既衰，史失其职，官守之学术，一变而为师儒之学术。集大成者厥唯孔子。”① 王国维论孔子的集大成云：“孔子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践躬行之学也。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夏殷周诸圣贤之学说，无不集合而组织之，以大成儒教；其圆满之智如海。又多才多艺，至其感化力之伟大，人格之完全，古今东西，未见其比。”② 综上所述，古今以来人们对孔子思想学术上集大成的认识主要有这么几个含义：一是集伯夷、伊尹、柳下惠这样的三圣之事为一大成之事；二是孔子既圣且智，孟子通过所谓金声玉振，始终条理来比喻和说明；三是集三代及其以上圣王德业的大成；四是集古代思想学术的大成。
孔子作为中国私学教育的第一人，是我国最早、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孔子教育思想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孔子的教育思想》
摘 要：孔子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孔子办教育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二是孔子教育弟子全面发展，把德育放在首位;三是教育弟子了解国情，热爱祖国，弟子积极参加改革。
关键词：教育思想;德育;德政礼治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05-314-01
孔子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创办私学，把文化知识传播到民间，为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孔子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的东西很多，下面仅从三个方面加以探讨：第一，孔子办教育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第二，教育弟子全面发展，把德育放在首位;第三，教育弟子热爱祖国，积极参加改革。
一、孔子办教育的目的是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服务的
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社会历史正处于大变革时代，奴隶社会正在崩溃，封建社会即将诞生，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孔子要历史回到西周奴隶制盛世去是不可能的。他在鲁国从政与当权者季氏不合，从三十五岁开始招收门徒，培养自己的追随者。随后又带着弟子遍访东方各国，历尽艰辛地宣传自己的主张，终不被各国执政者所用，最后，他只得痛苦地回到鲁国。返鲁后，他广招门徒，开门设教，意欲通过办教育培养人才，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要培养推行德政礼治的人才。在一个国家推行德政礼治，要靠圣君、贤臣和良民。圣君、贤臣、良民不是天生的，但可以通过教育培养出来。因此，他很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说：人之“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主张人人都应受教育，这就是他的“有教无类”的光辉思想。在他看来，春秋时代不但没有圣君，就是具有君子品德的圣君也没有见过。即使如此，既定之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否则就是非礼和不忠。受过教育的小人就成为良民，是施政、供驱使的对象。贤臣是实行“德政礼治”的决定力量。而贤臣主要是从受过教育的贤人、君子、士中选拔出来的。贤人是具有最高品德的知识分子，只要当权者任用他，就成为贤臣，有了贤臣，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君子是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士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有了合格的君子和士，也可以从中选出贤臣。孔子办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教育培养出一批贤人和优秀的君子与士，供各国国君选作贤臣。通过贤臣治国，实行“德政礼治”，就可以使国家达到像西周初期那样的“太平盛世”。
二、孔子办教育也非常重视全面发展，并把德育放在第一位
首先，孔子“四教”，德育为主。孔子施教的首要内容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四教之中，文是文化历史知识的学习，行、忠、信都是思想品德的修养。孔子认为思想品德教育是主要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是从属的，只有先接受他所要求的思想品德教育，然后学习文化知识才有用处。因此，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要求弟子首先培养自己具有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品德，“行有余力”，然后才学文化知识。孔子还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也可以看出孔子在教育学生时，把思想品德教育是放在首位的。
其次，孔子施教把德育放在首位，从古人概述孔子传授《六经》的教育意义时，也可以得到证明。最早提到《六经》的《庄子》载：“邹鲁之士，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礼记・经解》和《史记・滑稽列传》也有类似记载，不过是出自孔子之口。可见孔子总述《六经》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时，把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放在《六经》教育的第一位的。
三、教育弟子热爱祖国，弟子积极参加改革
孔子本人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对生育他、长养他的鲁国，怀着深厚的感情。当祖国处于危急的时刻，他挺身而出去拯救她，使她免受耻辱。如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鲁定公与齐景公会盟于夹谷，孔子为相，正当两君相见时，齐人恃其强大，发动突然袭击，“鼓噪而起，欲以执鲁君”。面对这突发事件，孔子不畏强暴，临危不惧，坚持面对面的斗争，终于赢得胜利，鲁定公平安回国。充分反映了他不辱君命，维护鲁国尊严的爱国主义精神。孔子自己爱国，也教育弟子爱国。公元前484年，齐恃强伐鲁，鲁政在季氏，孟孙氏和叔孙氏向齐求和，孔子的弟子冉求和樊迟在季氏门下为吏，则主战，二人带着季氏门下的七千甲士和三百徒卒，大败齐师于鲁郊。孔子称赞冉求、樊迟说：你们“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保卫了祖国，使人民免遭屠戮。
孔子办教育，重视教书育人，为社会培养出一批有用人才。孔门弟子有三千人，他们开始把文化知识传播到民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弟子中学有成就者七十二人，被称为“贤人”。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德行最好;宰我、子贡善于言辞，长于办外交;冉有、季路，善于从政;子游、子夏，善于文学。由于孔子施教重视社会实践，弟子在实践过程中，逐步看清了社会需要，学成后，不拘泥于师教，积极参加社会改革。其中，有名的要数子夏。孔子死后，子夏到魏国河西收徒讲学。他曾“为魏文侯师”，“文侯师事之，咨问国政焉”，给战国初年任用李悝变法，大力推行改革政策的魏文侯出谋划策，作出过重要贡献。其他弟子在学习期间，就陆续从政者有：子路为鲁季氏宰(总管)、为卫蒲邑大夫，后又做过卫大夫孔悝的邑宰。子夏为莒父宰，冉求为季氏宰，子游为鲁武城宰，冉雍为鲁季氏宰，密子贱为鲁单父宰，巫马期也曾为单父宰，仲弓为莒父宰，子羔为费宰，宰我为临淄大夫，子贡常相鲁卫，惠叔兰曾为卫司寇等。他们大都是在积极推行改革政策的大夫门下任得力助手。子路、冉求、冉雍等在帮助鲁国新兴势力的代表季氏推行改革政策方面，作出过突出的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孔子办教育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二是孔子教育弟子全面发展，把德育放在首位;三是教育弟子了解国情，热爱祖国，弟子积极参加改革。概括起来就是：教育要为政治服务，教育要把德育放在首位，教育弟子爱国。这些我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我们今天在进行教育改革时，还值继承和借鉴。
孔子的仁与礼论文
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以下是我整理的孔子的仁与礼论文，欢迎阅读！
摘要：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和礼各自的地位和价值及其相互关系，一直是众所注目的重要问题。或云仁重于礼，或云礼重于仁，众说纷纷，莫衷一是。事实上，仁固然是孔子的发现，但仁的发现原本是对礼的意蕴深入开掘的结果，而礼的价值也正由仁的发现而重新确立。仁是礼的内在根据，仁心外化而成礼，依礼而行而成仁，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恰成一辩证的统一关系，而其前提则是：仁作为一个德性范畴乃是一个动态的存在，即仁由根之于心的潜在的德性，到经过礼的规范而实现为完美的人格，其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仁之作为潜在的德性和礼之作为外在的规范，各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价值。仁不发于心，则礼便成为毫无意义的虚文；而失去礼的规范，则仁流为自然性情，虽不失为直，但却难免于野，甚至难免为乱。由仁之作为动态的范畴这一特点，我们又不妨推断：人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或即是孔子未曾明言的独特的人性观。
关键词： 孔子 仁礼相成 动态 人性观
孔子的学说，当时深得其心的弟子颜渊已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叹（《论语·子罕》以下引《论语》只出篇名），不同的弟子对孔子学说的理解也已有差异。孔子卒后，关于孔子学说的真谛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两千多年来，解释孔子的着述汗牛充栋，但孔子的思想却不仅没有因此而变得清晰明朗起来，相反，却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更加难以把握了。不过，在众多不同的解释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些为大家所一致认同的东西，这就是仁和礼。尽管人们对仁和礼各自的内涵及相互关系仍有不同意见，但几乎无人否认，仁和礼是孔子思想中具有纲领性意义的两个概念。
一、仁的发现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仁的观念在孔子之前已经产生。据学者们研究，仁字和仁的观念皆渊源于古东夷文化，后来进入“中国”，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春秋时，仁往往与忠、义、信、敏、孝、爱等并列，被看成是人的重要德性之一。但是，孔子以前，仁并未受到特别的重视，只有到了孔子这里，仁才被从其它德性中超拔出来，并被赋予新的丰富的内涵。（1）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世衰道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降而为“自诸候出”，再降则“政在大夫”，三降则“陪臣执国命”，“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完全乱了套。但是，在这崩溃和混乱的局面中，礼乐文化反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一方面，有识之士鉴于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竭力强调以礼治国的重要性，认为礼是“国之基”，“人之干”，“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左传》昭公五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下，一股颇具规模的礼治思潮蔚然兴起。
另一方面，那些越位逾分的大夫和陪臣，为了巩固其已经获得的地位权力，满足其高高在上的虚荣心，也需要用礼乐来文饰自己。他们除了自己亲自学习礼乐知识外，还重用一些懂得礼乐知识的人。掌握一定的礼乐文化知识成为当时一般士人入仕为官的一条捷径。如此一来，学习和研究礼乐文化竟成为一时的社会热门（关于春秋时期礼治思潮的兴起和学礼之风的盛行，吴龙辉博士有较详细的论述
孔子十分重视礼，认为对一般人来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对统治者来说，“上好礼，则民易使”（《宪问》），“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子路》）。因此，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无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但孔子对于礼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曾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
孔子的意思是说，礼乐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和节奏，而是有着更为本质的内涵。那么，这个更本质的内涵是什么呢？《论语·阳货》中的一段记载，给我们提供了很珍贵的启示：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从以上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三年之丧这一礼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它是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种恰当的方式。一个真正热爱和怀念父母的人，会自觉地遵守这一规定，否则便于心难安。这种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孔子称之为仁。仁既是礼所由生的内在根据，也是人们自觉守礼的内在动力。只有仁发于心，则行才能合于礼，仁心不动，礼就失去了根据，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虚文。既然是虚文，当然就可以随意改动，也可以随意废弃了。宰我欲改三年丧制，孔子便斥之为“不仁”，原因即在于此。由此可见，所谓礼的本质内涵不是别的，正是仁。孔子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的确，为人而不仁，如何能理解礼乐制度的本质内涵呢？不能理解其本质内涵，又如何能尊重其仪文形式呢？
毫无疑问，在孔子的心目中，仁显然超越礼而具有先决性的意义和价值。《论语·八佾》如下一段记载，可以证明这一点：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曰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
冯友兰解释此段说：“子夏以‘绘事后素’而悟及‘礼后’，盖人必有真性情，然后可以行礼，犹美女先有巧笑美目，然后可施脂粉也。否则礼为虚伪形式，非惟不足贵，且亦可贱矣。”又说：“不仁之人，无真性情，虽行礼乐之文，适足增其虚伪耳。”
（3）冯友兰用“人必有真性情，然后可以行礼”来释“礼后”，可以说十分恰当独到。所谓“真性情”，即是根之于心、流露于外的仁心、仁性。由此可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对于礼的优先性和决定性的地位，的确是无可怀疑的。
必须注意，孔子并没有因为仁的发现而贬低或轻视礼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和规范价值，相反，恰恰是仁的发现为礼的合理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根据。礼既然是仁心外化的必然表现，那么只要是人，如果他内心还有一点真性情，如果他不想泯灭这点真性情而沦为禽兽的话，那么他就应该而且必须自觉地遵守礼的规范，否则，他就是“不仁”。
更为重要的是，属于心性范畴的仁还为礼的永恒性奠定了基础。世道会变，但人之为人本诸自然的一些基本性情不会变（如亲情、友情、恻隐之情等等），与这些性情相适应的一些人类行为的基本规范也不会变。荀子说：“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荀子·天论》）董仲舒也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三策》，见《汉书·董仲舒传》）这些话人们往往只道其荒谬的一面，而未见其合理的一面。如果能从儒家心性论的角度去审视，则这些话未尝没有一定的逻辑必然性。换言之，礼的合理性、权威性、永恒性在儒家那里不是凭空确立的，而是有其心性的基础。事实上，从本诸自然的人之常情出发来论证传统礼义道德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这是自孔子以至当代新儒家一脉相传的家法。可以说，由孔子创立的儒家仁学，自始至终都担负着为传统礼义辩护的理论使命。
冯友兰曾说：“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一开始试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与以理论的根据。”（3）这话非常正确。而孔子所给与原有制度的“理论的根据”不是别的，正是仁。如果说，礼是孔子归本三代、述古得来的话，那么作为礼之根本的仁，则完全是孔子动心忍性、敏求善思，自家体贴出来的，是孔子述中所作。仁基一立，本诸三代的礼乐制度，在三代礼乐秩序这一现实的根基崩解之后，又获得了一个新的“生长点”
（1）。在这个“生长点”上，三代礼乐这颗数千年历史孕育而成的文化的种子，经孔子亲手采撷、点播，又重新生根发芽。孔子之后，在历代儒家不断地浇灌和护理之下，这棵新芽历经两千多年的时空穿越，终于又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儒家文化及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发现仁，并且把礼乐文化植根于仁的基础上，这确实是孔子对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借助于仁，中国传统文化顺利地实现了由上古向中古的转折；借助于仁，孔子之前数千年和孔子之后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得以沟通连接，而没有中绝断裂。大哉仁！大哉孔子！
二、仁、礼相成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面，仁和礼实在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混然一体，而非毫不相干、各自独存。它们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如果说，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的话，那么礼便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其本质的唯一恰当的方式和途径。孔孟都曾把礼比喻为出入房屋所必经的门户。孔子说：
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
孟子说：
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孟子·万章下》）
以礼为门，这个比喻形象而又恰切，准确地反映出礼在孔子和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一个人，除非自甘堕落做那见不得人的“穿窬”者（《阳货》），否则，便不能出不由户，也不能行不由礼。只有经过礼这道门，人才能实现其人之为人的本质，或者说，只有经过礼这道门，仁才能由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的德行。而只有当仁由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的德行时，它才能成为一种真正完美的人格。孔子教人“成仁”、“成人”，实际上就是引导人们将其潜在的德性经由礼的规范和约束，在实践中实现为完美的人格。可以说，离开礼，别无其他“成仁”、“成人”的门路。《论语·宪问》篇载子路问孔子“成人”之道，孔子即回答说：
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卡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恭而无礼而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看来，一旦失去礼的规范和约束，不仅“成人”无望，而且还会使一些原本可贵的品质走向它们的反面，带来种种弊端，甚至酿成大乱。特别是“勇”，孔子认为“君子道者三”，而“勇者不惧”居其一（《宪问》）。他还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可见，他主张有勇。但“勇而无礼则乱”，“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乱，小人有勇而无义则盗”（《阳货》）所以，他又明确表示自己“恶勇而无礼者”。其弟子子路以勇武闻名，孔子也很看重他，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听了很高兴，而孔子却接着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孔子认为子路虽是一个难得的治国之才，但还不是一个仁者：“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也。”（《公冶长》）孔子为什么不以仁许由，原因或不止一条，但子路的“勇而无礼”，恐怕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孔子认为应“为国以礼”，而子路却总是“其言不让”（《先进》），“野哉由也”是孔子经常训斥子路的话。孔子曾说“事君尽礼”（《八佾》），又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但他认为子路及其另一位弟子冉求都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只可以说是有才能的“具臣”，而不能说是“以道”、“尽礼”的“大臣”。
尽管他也肯定子路、冉求都不至于跟随着乱臣贼子去做那“弑父与君”的悖逆之事，但从君子人格的完美性上看，由于不能“以道”、“尽礼”，所以总不免有所缺欠。在众多的弟子中，孔子唯一许为“三月不违仁”、并且曾想以衣钵相传的人是颜回。为什么呢？原因也可能不止一条，但颜回对礼的地位和价值有着深刻的体认，深得孔子仁学和礼学的关系之奥秘，或许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克己复礼为仁”即是孔子传给颜回的仁学大法。颜回请问其目，孔子又教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十六字诀。颜回听了恍然有悟，恭恭敬敬地谢道：“回虽不敏，请事斯语。”（《颜渊》）后来颜回赞美孔子对他教育的恩德时，用的也是“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这样的话。看来，颜回对礼的体会和践履与孔子许其为仁之间，恐怕有着不小的关联。而礼对孔子“成仁”或“成人”之教的价值及其在孔门儒学中的地位，也由此可以想见了。
从成就完美人格的角度来说，仁可以说是德之质 ，而礼则是德之文，文质须相辅而行，才能成就完美的人格。所以孔子说：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卫灵公》）
又说：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
三、由仁礼相成看孔子的人性观
仁礼相辅相成的关系，或者可以这样来比喻：根之于心的性情之仁犹如一块璞玉，虽然蕴含着上好的玉质，但未经雕琢之前，它还不能说是纯美纯善的艺术品。它不仅质朴无文，混沌未开，而且还混合着其它杂质，甚至藏污纳垢。这时，充其量它只是一块上好的玉材而已，既非艺术成品，也就没有多少观赏价值。一块玉材只有经过一番精雕细刻之后，才能剔去杂质，尽现文理，成为美仑美奂、赏心悦目的艺术珍品。同样，根之于心的仁要从潜在的德性之真发展为现实的人格之美，也必须经过一番刻磨雕琢的功夫，只不过刻磨雕琢的工具不是刻刀，而是礼。因此，学礼、知礼、视听言动皆不违礼是人们修养成人必不可少的功夫。仁不存于心，礼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仁虽存于心，没有礼的约束和规范，也未必能实现为完美的人格。《三字经》中“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几句话，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而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这句话，也必须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也才感到妥帖。
通过上述喻论，我们似可对孔子的人性观有所解悟。有的学者说，孔子对人性未曾有明确的主张，此说似可商榷。仁作为潜在的德性根之于心，其质地美善，但未经礼的雕琢之前，它又非纯美纯善，这就是我们从上述喻论中得出的结论。如此，则似乎可以肯定：人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即是孔子的人性观。以此为基础，孔子既确立了仁的自主性地位，又确立了礼的规范性权威。因为人性有善，所以“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因为人性非纯美纯善，所以需要“学礼”、“知礼”，“克己复礼为仁”，“不学礼，无以立”。毫无疑问，如果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果为孔子的人性观，则人在修养成人的过程中，其来自内部的自由、自律和来自外部的他由、他律，应当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其间并无逻辑上的矛盾和不彻底。有的学者之所以有此看法，主要原因可能即是未能认清孔子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这一独特的人性观。
关于孔子人性观的上述认定，还可以使我们对于从孔子到孟荀之间儒学发展的逻辑线索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事实上，孟子的性本善和荀子的性本恶，恰是孔子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两个方面合乎逻辑的分化和发展。孟子就其性美善的一面而言性善，以此为基础，强调“存心养性”，强调道德自觉；荀子则就其人性非纯美纯善的一面而言性恶，强调克己修身，强调礼法规范。看起来矛盾对立、不可调和，事实上却本出一源，都是上承孔子而来。
从仁礼相辅相成的关系中推论孔子的人性观乃是一个尝试，结论未必恰当，但研究孔子的人性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以子贡在孔门弟子中的地位及其与孔子关系的密切，他所“不可得而闻”的，别人恐怕也难得而闻。因此，《论语》所载孔子明确论及人性的话只有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也就不奇怪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太相信子贡的话。从《论语》所载内容来看，孔子的确不象后来的孟子和荀子那样，直接而明确地谈论人性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这可能与他对人性动态而复杂的特点的深刻体认有关。
比如，当宰我欲改三年之丧而孔子批评他“不仁”时，这正如我们平常指责某某人“没人性”一样，其中正暗含着一个人性本善的价值预设。再如，孔子论“直躬”，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这个“直”实际上就是父子天性的自然流露。天性由中而出，不加伪饰，是为直。孔子很珍视直性，反对不直，认为“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直所透露出来的真性情乃是“礼之本”，如父子天性即是孝敬之本。失去了这点天性，什么孝敬什么礼义，统统失去了意义。这点天性乃是善的种子，或者用w阳明的话说，是照亮人生的“一点灵明”，可贵无比。
但是，孔子又说，“直而无礼则绞”。这又说明，直之为性虽然可贵，但若无礼乐文饰节制，也未必即是美德，纵使父子天性也不例外。如果对父母不能“生事之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则单凭一点父子天性，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孝敬。如此一来，则孔子关于天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必经礼乐规范而后至美至善的思想，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细审上引孔子话语，其间虽无一个性字，但其所论却都是人性在具体情况下的具体表现。孔子正是从这些各不相同的人性表现方式中，展露出人性动态而又复杂的特点。只要我们转换角度，改变方法，放宽视野，则就不难发现，孔子的人性观绝非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可范围，而是有着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