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学是中国古代私人办理的学校，与官学相对而言。历时2000余年，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官学是指中国封建朝廷直接举办和管辖，以及历代官府按照行政区划在地方所办的学校系统。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官学教育制度。
官学是指中国封建朝廷直接举办和管辖，以及历代官府按照行政区划在地方所办的学校系统。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官学教育制度。中央官学国家的中央官学，在汉朝正式创办。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纷乱，官学时兴时废，及至唐朝，中央官学繁盛，制度完备，南宋以后逐渐走下坡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中央官学逐步衰败，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名存实亡。清朝末年，完全被学堂和学校所代替。根据中央官学各自所定的文化程度、教育对象和教学内容的不同，可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官学分为最高学府、专科学校和贵族学校三大类。最高学府太学和国子监是中国封建国家的最高学府 ，是封建王朝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太学和国子监在办学育才、繁荣学术、发展中国古代文化科学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代太学、国子监都注重考试。但考试形式方法不尽相同。汉初定岁试，后实行二岁一试。考试分口试、策试和设科射策。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更定课试之法，每两 年考一次 ，不限录取名额，以通经多寡授以不同的官职。这种注重课试、以试取士的做法，打破了世卿世禄、任人唯亲的制度，对于选拔封建贤德之才，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当时世界教育史上也属罕见。唐代中央官学的旬试、岁试、毕业试；宋代太学的三舍试法；明清国子监一年积满八分为合格的积分试法，都可看成是汉朝太学课试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太学、国子监强调自修、自由探究学术。汉代尤是。以后历代均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发扬汉代太学这一优良传统，并培养出许多大学问家。专科学校如东汉末创立的鸿都门学；南朝的史学、文学、儒学和玄学；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都是属于培养某种专业人才的专科学校。它们的教师、教材、教法、生徒及管理制度等都有比较完备的规定。贵族学校如东汉的四姓小侯学，唐朝的弘文馆、崇文馆，宋代的宗学、诸王宫学及内小学，明朝的宗学，清代的旗学、宗学，都是属于这一类型。东汉明帝永平九年(66)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初期可入学的，只有四姓子弟。后来，门户开放，一般贵族子弟，不分姓氏，皆可入学。此学影响渐大，声名益彰，匈奴亦慕名遣子入学。私学多数是个人，如一些名士，大儒或者家族私自设立的学习场所，比较自由，教授东西也比较随意，多数是教授者本人精通的领域。汉武帝虽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并没有禁止私学，太学里所立的五经博士都是今文经学，而古文经学仍可由私人传授。由于私学力量日益增强，至东汉末争取到了压倒官学的地位。有的贯通古文今文的经学,而被称为“通儒”,如马融、郑玄就是当时著名的“通儒”，他们的私学中的学生达到上千人。汉代经学既重“师法”，又重“家法”，太学专经博士，必须严加遵守,否则就不能被选充博士,或即使当上了博士，一经发现，也有被撤换的可能。例如西汉太学博士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因改师法就很久不准进太学当博士。又如东汉张玄被拜为“颜氏公羊春秋”博士，因他不守家法，兼讲“严氏公羊春秋”，经学生告发他学问不专，光武帝不得不撤换他的博士职。 这种“师法”、"家法"的学风，皆由私学培养而成。孔子将春秋传之子夏,子夏传给公羊高,是为“公羊春秋”，数传至胡母生、董仲舒，又数传至眭孟，孟传之严彭祖和颜安乐而成为两家。汉代太学生可以向校外的著名经学专家学习,经师大儒往往自立“精舍”、“精庐”,开门授徒。所以汉代是经学的极盛时代，学习经学是做官的唯一途径。经学大师的学生多至无法容纳，有的可以及门受业。而有的则只要挂上一个名字，便叫做著录弟子，不必亲来受业。私家传授经学的，主要是古文学派，讲求名物训诂，注重考证，后世名之为“汉学”。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士族制度，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复杂，天下分裂，国主屡迁。自东汉末已经开端的趋向老、庄之风至魏晋而日盛，300 余年间成为“清谈”或“玄学”。但封建统治阶级并不放弃儒学，他们的“玄学”实际上是“儒”“道”兼综的“新学”。他们用玄学的观点注解儒经，如何晏作《道德论》和《论语集解》，王弼著《周易注》和《老子注》。西晋“竹林七贤”（阮籍、嵇康、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极力提倡老、庄,而尤重庄子。南朝梁时,称老、庄、周易为“三玄”。玄学也促进了佛、道的发展。东晋僧徒支遁、慧远最负盛名。慧远不但精通玄学，并擅长儒学，企图以佛学来融合儒、玄，在庐山30多年聚徒讲学，使佛教有很大的发展。在儒、道、佛三家的斗争中，佛教哲学逐渐汉化，佛教发达对中国哲学有很大的影响。佛经的“义疏之学”、禅林、精舍的讲学形式，以及寺院的戒规等，对于儒家的经学义疏、对于儒家在景色秀丽的山林中建立精舍讲学以及后来书院制度的产生，可能都有启发和促进作用。儒学与道、佛既斗争又融合，魏晋经学与汉学的注重章句训诂变为注重义理，开辟了宋代“理学”发生和发展的道路。儒家经学的发展历史，就是中国古代私学发展的历史。官学虽然也起了一定作用，然而对学术发展的最大功劳在于私学。尤其是儒家以外的各家，在官学中没有什么地位，其所以能保存下来，全赖私学。先秦的私学搞百家争鸣，到汉以后儒学独尊，官学中独有儒学，所能容纳的学生有限，大部分还是靠私学收容，并形成许多新的流派。西汉有师法家法,东汉发展了古文经学,魏晋经学虽然中衰，但具有特色，如王弼注的《周易》被称为“独冠古今”。两晋私学也颇发达，名儒聚徒讲学，生徒常有几百或几千人。如雷次宗在庐山，顾欢在天台山，刘儒业冠于当时，士子贵族莫不下席受业；沈德威在太学当博士，回家还要授徒讲学，皆其著例。南朝的官学时兴时废，教育多赖私学维持。北魏虽曾一度禁止私学，整个北朝为了促进汉化，官学比较发达，但私学也颇盛，如徐遵明讲学20余年,前后学生多至万人,刘献之、张吾贵、李铉等皆当时名师大儒，无不聚徒讲学。隋唐官学极盛，私学亦兴。隋朝王通是一个大儒家，门弟子遍及全国，唐代的卿相多出其门下。曹宪在隋时已聚徒讲学，常数百人，当时公卿以下，亦多从之受业。颜师古以考定五经著名，未显达时以教授为业。孔颖达在未做官以前也以教授为务。刘焯以儒学名重海内，从国子学回家乡后专门从事著述和教授。尹知章在国子学当博士,每日回家还收私徒讲授。韩愈从独孤及、梁肃学古文,成为一代文豪,对复兴古文有功。他的名弟子李翱、皇甫湜、张籍等皆当时名士。柳宗元贬柳州时,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下者必为名士。科举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资源，而设置的一种考试制度，让读书人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学而优则仕的一种制度。科举制的殿试部分是由皇帝亲自主持、以分科考试形式录用人才的取士制度。魏晋以来，采用九品中正制，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 到明朝，科举考试形成了完备的制度，共分四级：院试(即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内容基本是儒家经义，以“四书”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详细内容可参考百度百科：古代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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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文学科的语根意义》，首发于《人文杂志》，，《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2．《论文、史、质话语》，首发于《西北大学学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转载3．《文史哲的解构意义》，首发于《唐都学刊》，,《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摘4．《文心雕龙体系的产生及其含义 》，首发《人文杂志》，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4年第2期转载5．《<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总体性范畴 target=_blank title=网上书城检索试论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总体性范畴》，首发于《西北大学学报》，.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1992. 3转摘6．《德里达与钱钟书：解构批评的遗产》，《文学理论前沿》，第4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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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意义上的方法概念,是指研究主体在把握对象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手段、工具、途径的总和.而研究方法的理论便是方法论.文学理论也有自己的方法体系,也有自己的方法论.文学理论的方法体系总的说来包括三个层面,即哲学方法的层面,科学方法的层面,专业方法的层面.（1）哲学方法的层面.哲学方法是在总体上把握世界的方法,对于每一个具体学科都具有指导的意义,因此哲学方法是文学理论方法体系的最高层次,也是这一体系的理论基础,它包括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方法,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等等；（2）科学方法的层面.这是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逐渐形成的方法,以其横断性和交叉性而为文学理论所吸收和借鉴,它处于中间层次而对文学理论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它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突变论、耗散结构理论、模糊数学理论等方法；（3）专业方法的层面.这是适用于文艺学自身专业特点的特殊方法,其中既有从自身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传统方法,如赏析方法、考证方法、评点方法等,也有从其他学科中移植过来,后来逐步固定下来的方法,这些方法比较具体,也最接近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如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文化学方法等.这里对于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不准备作专门解释,只就几种常用的专业方法作一些介绍：（一）经验方法经验方法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所采用的重要方法,其特点在于凭感受,凭体会,通过鉴赏、体验、玩味而悟出某些道理,在其结论之中包含着大量感悟和猜测的成分,而这一切大都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因此我国许多古代文论家往往本身就是文学家和艺术家.这种经验方法十分注重提炼和遵循法式和规则,以相对固定的理论范式来规范和指导文学创作,并从而建立某种师承和学统,像王昌龄的《诗格》、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王骥德的《曲律》,直至金圣叹的《读第五才子书法》、《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等,都表现出这一理论倾向.它在阐发文学理论时习惯采用具象性的说理方法,很少运用以逻辑性见长的推理和演绎方法,而是采用比喻、训诂、比附、类推、暗示等手法,如刘勰以人体比喻文章的“风骨”：“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刘勰：《文心雕龙?风骨》.）又如《毛诗序》用训诂手法来说明文学的社会功能：“风者,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再有,经验方法在提炼和运用概念、范畴时往往体现出素朴的辩证法思想,它所使用的概念范畴许多是相互对应的,在事物内部不同矛盾方面的相互对立和联系之中揭示文学的本质、规律,像文与道、文与质、形与神、风与骨、意与境、情与理等都是如此,而且其运用的概念范畴常常表现一种浑整性,倾向于对事物进行总体把握,例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出的重要概念“结构”就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作为形式因素的“结构”,而是既包括形式,又包括内容的一个浑整的概念.另外,我国古代文论常常采取感性化的叙述方式,其中有的方式是诗化的,如论诗诗,有杜甫的《戏为六绝句》、陆游的《论诗诗》、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等；有的是散文化的,如随笔、序跋、书信、评点、注释等.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上述特点有明显的长处,它能够完整地、辩证地把握对象,而不至于在人为的分析解剖之中割裂和肢解对象,它能够从感性层面直接深化到理性的层面,在理解问题时充分发挥主体性,包括灵感、悟性、直觉和才情,避免了抽象的理论推演所造成的刻板和机械.当然它也存在着弱点,如缺乏系统性、体系性,很难形成那种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它所提出的概念范畴的内涵也不太明确、不太确定,很难作定量分析和科学的验证；其特有的叙述形式也往往造成理论上的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总之这种经验方法的长处应当在今天继续得到发扬光大,而其不足之处则有望在现代思维的帮助之下得到扭转和改进.（二）社会学方法文学的社会学方法的形成由来已久,但是文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却是在近代的事.1800年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出版《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中译本名为《论文学》）一书是其标志.该书开了“以文学以外的因素来解释文学”的先例,用斯达尔夫人的话来说,该书旨在“考察宗教、风尚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宗教、风尚和法律的影响”（斯达尔夫人：《论文学?绪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来法国学者丹纳提出“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说,即以一定种族内在的遗传因素,地理、气候、政治、立法、战争、宗教等外在条件,以及作为后天因素的时代精神来解释文艺的产生和演变.与他们两人同时代的还有圣伯甫、居约、左拉等人就此提出过重要的见解.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文学社会学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提出过系统的文学社会学理论,但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文学现象的有关论述却为文学社会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今仍然不失其经典意义.其后学梅林、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人也在这条道路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文学社会学方法的基本要点在于确认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强调文学的两头关联着社会生活,一方面它来自社会生活,受到社会生活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通往社会生活,反过来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因此文学社会学主张将文学放在整个社会生活的大背景前来加以考察,考察社会生活对文学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而文学反过来对于社会生活又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目前文学社会学的发展极为迅猛,其学科领域不断得到拓展,其学术成果也十分令人瞩目,例如在文艺生产、文艺传播、文艺消费、文艺政策、文艺管理、文艺预测等方面的研究,对于现代社会的优化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正在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必须指出的是,在文学社会学发展史上经历过重大的曲折和失误,这就提醒我们,在文学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用中要谨防庸俗社会学的倾向,切忌将文学现象与社会现象作简单的比附,把物质经济生活对于文学的制约看成直接的决定作用,将文学简单地从属于政治和经济需要,而忽视了文学自身的审美特点和艺术本性,否则将给文学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殷鉴不远.而当代西方文学社会学将文学理论社会学化、自然科学化的苗头的出现则向我们提出了警示,使我们不能不对此引起重视,即文学理论在吸取社会学的成果和方法时必须守持自己的本位,社会学的研究不能代替文学理论的研究,社会学的方法也不能代替文学理论的方法,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的社会属性的研究仍然需要与对其审美属性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三）心理学方法德国心理学家冯特于1879年在莱比锡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心理学的诞生.此后,心理学渗透到各个学科,也对文学研究产生了影响,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以文学与心理学的交叉渗透为主要特点,它要借助心理学的原理、原则和范畴来研究文学现象,如心理学根据人的表象运动的规律来研究文学创作中想象和联想的特点和作用；它也要借助心理学所特有的方式、技术和手段来进行文学研究,如采用问卷调查、个案测试、数据统计等来研究文学的社会功用和读者群体的价值取向.在运用心理学方法时也要避免机械地将心理学的理论搬用于文学研究之中,而忽视文学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内容的倾向,在现代学术思潮中产生重大影响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就犯有这样的毛病,他将该学说中的重要范畴如“情结”、“本我”、“力比多”、“升华”等直接搬用于文学研究,得出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都是出于作者的“恋母情结”的结论.这显然是武断的、不符合事实的.可见文学心理学方法的运用最好还是要与文学社会学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达致合乎科学的结论.（四）形式主义方法这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中盛行的一种文学研究方法,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到英美新批评派,再到法国结构主义,再到嗣后的解构主义,乃是贯穿本世纪之始终的重要思潮.形式主义方法的要点在于强调文学以形式为本位,认为形式并不是内容的附庸,它本身就是独立自足的,并不受到内容的限制,与社会、历史、文化、道德、宗教无关.这种方法以文本为中心,对文本以外的世界、作者和读者存而不论,认为主张从文本以外的因素出发去研究文本只是一种谬见.于是文学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内容、文学的社会作用、文学发展的社会根源等等,都被排除在这种方法的视野之外.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的一句名言来说就是：“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什克洛夫斯基：《文艺散论?沉思和分析》第6页.莫斯科,1961年版.）例如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它强调文学应具有“文学性”,体现“陌生化”原则.所谓“文学性”,“就是使一部作品成其为文学作品的东西”（雅各布森：《最近的俄罗斯诗歌》第11页.布拉格,1921年版.）,它不在内容,而在语言技巧、修辞手法、结构布局等.所谓“陌生化”,就是通过形式因素的强化、重叠、颠倒、浓缩、扭曲、延缓而使文学语言对日常语言产生疏远和变异,从而收到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正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说：“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技巧的艺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四篇论文》第12页.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总之,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强调文学的本质在于形式,而文学的魅力在于形式的变化.另外,它还强调对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阅读和赏析（也就是所谓“细读”）,从而体会出作品的文字形式的音韵、格律、节奏和意蕴.而新批评派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吸收了现象学文论的意见,将作品分为五个层面,即（1）声音层面；（2）意义单元；（3）意象和隐喻；（4）象征和象征系统；（5）形式与技巧.这对于传统的“内容－形式”二分法无疑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形式主义方法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坚持研究的客观性,重视对于作品形式因素的细致赏析等主张,都有可借鉴之处,但它存在着非历史主义的缺陷,最好的办法仍然是将它与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以及其他方法结合起来.（五）比较文学方法比较文学方法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古罗马人强调摹仿古希腊人,罗马重要作家维吉尔、奥维德等人的作品大都是对于希腊文学的摹仿,因此在古罗马文论家贺拉斯、麦克罗皮斯的论著中,都主张将维吉尔、奥维德等人的作品与其希腊原作加以比较,揭示其摹仿之处和从属关系.这里已经包含着比较文学的萌芽.近代以来,受到其他一些学科比较方法（如“比较解剖学”、“比较语言学”）的影响,比较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研究方法终于形成,法国人诺埃尔和拉普拉斯于1816年出版了一部文学作品选集,题名为《比较文学教程》,这是“比较文学”这一名称的首次出现.比较文学旨在对于跨国家、跨地区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学现象进行对比或类比研究,从其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关系中界定出各自的特点,寻求共同发展的途径.在比较文学中影响较大的两个派别是注重影响研究（交叉研究）的法国学派和注重平行研究的美国学派.法国学派的研究方法比较严谨,同时也比较拘泥,它往往将研究范围限于同一文化系统之内,而且限于存在着直接接触和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学现象,它在研究方法上崇尚实证和考据,带有较强的实证主义倾向.法国学者基亚在《比较文学》一书中的这一段话可以昭示其宗旨：“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比较文学家跨越语言或民族的界限,注视着两国或几国文学之间主题、书籍、情感之交流.”（基亚：《比较文学》,《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79－8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这就开启了影响研究的方法论.例如通过实证考据研究元人李行道的杂剧《包待制智赚灰阑记》的创作受到佛经、可兰经、圣经的影响,而该剧又影响了后来布莱希特的剧作《高加索灰阑记》,便是采用影响研究方法的一例.法国学派有时陷于对比较对象之间事实联系的烦琐考证,而忽视对于文学现象的美学分析,特别是囿于欧洲文化系统的狭小范围内讨论问题,并且将法国视为欧洲文学的中心和辐射源,存在着欧洲中心论的倾向,因此存在着局限性.美国学派就是在否定法国学派上述局限性的基础上,在二次大战以后异军突起的,它主张对于文学进行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研究,特别是注重对于无实际接触、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的研究.如果说法国学派是以比较对象之间的实际联系为研究的出发点的话,那么美国学派则以比较对象所包含的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正像奥尔德里奇所说,该学派注意的是“两部没有必然关联的作品之间在风格、结构、语气或观念上所表现的类同现象”.（奥尔德里奇：《比较文学论文选集》,《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1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寻找比较对象之间的共同之处,而且也寻找它们的不同之处.总之,这一派别强调平行和对照,以问题为中心,对众多的文学问题以及相关的知识和信仰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值得重视的是,这一学派打破了法国学派的欧洲中心论,力图勾划出一幅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图景,特别是有人开始认识到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认为只有把欧美文学与中国文学结合起来加以理解和思考时,才能真正解决重大的理论问题.这无疑代表了比较文学的一种积极的方向.目前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正在蓬勃展开,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也许多拓展和创新,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问题,总之,在我国比较文学的前景是美好的.总之,上述几种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各自的理论背景和操作原则,在把握文学的本质和规律时形成了特有的角度和途径,显示出自己的优长之处,同时它们又是相辅相成、殊途同归的,在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建设方面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都值得重视,值得借鉴和吸取,而在具体操作中最佳的选择是对其加以融会贯通和综合利用.
没有绝对正确，没有绝对原则。
文学理论的方法体系总的说来包括三个层面，即哲学方法的层面，科学方法的层面，专业方法的层面。
1、哲学方法的层面。哲学方法是在总体上把握世界的方法，对于每一个具体学科都具有指导的意义，因此哲学方法是文学理论方法体系的最高层次，也是这一体系的理论基础，它包括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方法，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等等。
2、科学方法的层面。这是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逐渐形成的方法，以其横断性和交叉性而为文学理论所吸收和借鉴，它处于中间层次而对文学理论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它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突变论、耗散结构理论、模糊数学理论等方法。
3、专业方法的层面。这是适用于文艺学自身专业特点的特殊方法，其中既有从自身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传统方法，如赏析方法、考证方法、评点方法等，也有从其他学科中移植过来，后来逐步固定下来的方法，这些方法比较具体，也最接近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如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文化学方法等。
总之，上述几种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各自的理论背景和操作原则，在把握文学的本质和规律时形成了特有的角度和途径，显示出自己的优长之处，同时它们又是相辅相成、殊途同归的，在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建设方面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因此都值得重视，值得借鉴和吸取，而在具体操作中最佳的选择是对其加以融会贯通和综合利用。
首先，要坚持整体的、综合的研究视野。其次，要正确处理好文学的审美规律与其他规律之间的关系。再次，要坚持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相结合。然后，要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研究方法的相统一。
扩展资料：
文学理论的现代发展
文学理论的自主性，在于理论自身的学理建设。80年代下半期和整个90年代，是中国文学理论比较全面地建立自身学理的时期，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时期。
在文学理论学理的探索、建构中，无疑，西方文学理论发生过重要影响；80年代初期，在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的时候，中国文学理论中的西化倾向十分流行。但是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审美研究、作品形式、结构等因素的内在研究，和那时中国美学问题的大讨论，都对中国文学理论改造起到良好的作用。
同时在讨论中，不少学者对现代文论传统进行了有批判的吸收，并且力图打通古今中外。所以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景象，新说屡起，佳作迭现。文学理论中的新作，都是在解构旧说的基础上出现的，同时又是新的建构。
因此，这十多年的文学理论，不是一味的解构，不是一味地听从外国人说话，不是把外国人的文学理论进行简单的移植，而是在批判。借鉴的基础上，对文学理论既有改造，又力图有所创新，并且卓有成效地创立了一些新的文学理论范畴。
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文学理论在不断地走向边缘化，不被人们重视，但是应当承认，文学理论是个有成绩的部门，真正的理论创新，自会留下自己的印痕。自然，不必把成绩估计过高，但也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新的理性精神的解构与建构，正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学理论（文艺学门类之一）
我们知道,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先秦文学还处在一种文史哲不分的状况,所谓纯文学的概念尚未形成。文学史重点介绍的对象,如《老子》、《庄子》、《论语》、《韩非子》等,既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哲学著作;同样,《尚书》、《左传》、《国语》、《国策》等,恐怕首先是历史著述,其次才是文学创作;就是文学色彩较为明显的《诗经》、《楚辞》,也多少不无历史和哲学的意味。在这一时期(其实后代也有延续),作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历史家,我们甚至可以说,诸如老子、庄子、孔子等人,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远远高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世界文化名人,他们的贡献更多地表现在哲学、伦理学方面。所以,对于此类作品,仅仅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入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观念;而且即使是文学研究,也不能不多几个视角,在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之间互为参照,进行比较,这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作品,更好地把握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而两汉以降,哲学、宗教对文学的影响同样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如经学之于两汉文学,玄学之于魏晋文学,禅宗之于唐宋文学,理学、心学之于宋明文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该时期的文学特色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以魏晋时期的文学研究为例,文论中的意、物、文关系之讨论,创作中的玄言诗、宫体诗,或源自先秦道家思想,或与印度佛学相关,若只是将视野局限在文学范围内,恐怕很难探究其发展演变的深层原因,因此也就难以对之作出客观公允的评判。 文学家兼通其他艺术,如绘画、音乐、书法等,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种颇为常见的现象。魏晋时期的文人不少具有多方面的才能,竹林名士如嵇康、阮籍、阮咸等人,除了擅长诗文以外,在音乐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既能演奏,亦能作曲。如嵇康作过“嵇氏四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阮籍作有《酒狂》,阮咸则有《三峡流泉》传世。王羲之、顾恺之二人分别以书法、绘画著称于世,但在当时也颇有文名。魏晋时期的文论多有取譬音乐者,如曹丕《典论·论文》论文气不可力强而致,谓“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陆机《文赋》更直接从音乐中借用来“应、和、悲、雅、艳”五个术语用于评论文病,认为好的文章应该具备“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的特征,给人以“犹舞者赴节之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的美感。当然,造成此种现象之原因不能完全归结为兼才的出现,而毋宁说是由于音乐、绘画、书法和文学同步成熟所形成的时代风气。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固然可以举出像王维那样集诗人、画师、乐师于一身的特殊人才,但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而导致的体式、风格、技巧的趋同或新变。对于这两方面——在多个艺术领域都颇有创获的文人和不同艺术样式相互影响的研究,也需要我们有一种开放的视野,需要打通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壁垒。 还有一种情况应该提到。中国古代文学中有一类综合了两种以上艺术样式的特殊文体,如词是文学(诗)和音乐相结合的产物,戏曲则除了文学、音乐之外还有表演的成分。我们固然可以撇开其他因素对之作纯文本的研究,等同于一般的抒情文学或叙事文学,但那也就取消了它们的独特性。事实上,对于词(应该还包括散曲)这类特殊文体,不论是探讨它的起源、发展,还是研究其文体特性,音乐的引入都必不可少;而且应该承认,在词的起源,词体的演变,词、曲之间的过渡衔接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仍需从词与音乐的关系,从诗乐分合的历史入手去进行探究;戏曲亦然。清人李渔曾区分案头之曲与场上之曲,这说明他已明确意识到戏曲并不只是曲词,还有一个表演的问题。研究中国古代戏曲,除音乐因素外,至少还有表演、剧场、观众等因素必须关注。换句话说,要有戏剧意识,在戏剧艺术与文学艺术的关联中来考察研究古代戏剧文学。李渔《闲情偶寄》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主要原因也就在此。 古代小说的情况与此相类而略有不同。英国著名小说理论家福斯特曾经这样描述小说:“它处于两座峰峦连绵但并不陡峭的山脉之间……一边是诗,另一边是历史。”[3](P4)中国古典小说有不少正属于这种情况。譬如,早期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文学史家将其作为小说来评价,同时它又是研究魏晋时期社会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与当时其他历史著述具有同样的价值。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更是如此,尽管不乏虚构的成分,但大体上并不违背史实。就是《三言》、《二拍》之类的白话小说,也因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对于这些作品,除了从文学角度进行考察研究,也还有必要关注诸如历史家与小说家如何处理同一题材,以及文体的差异在其中起了何种作用等问题。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不把它当历史看,但仍无法回避历史。 三 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悠久的文学传统,中国古人很早就在文学批评中有意无意地尝试了跨学科比较的方法;而自近代以来,运用该方法研究古代作家作品的论文、著作更是层出不穷,并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果。 上文曾提到陆机《文赋》借音乐以评文,而据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将文章与绘画作过比较,认为“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文与画各有短长。这已经体现出一种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比较意识。相对说来,早期的跨学科比较似乎更关注比较对象之间的同而不是异,如扬雄《法言》谓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论文质关系,认为“形文”、“声文”、“情文”虽然表现形式不一,但都遵循文质相符的原则。宋代苏轼评论前人诗画,仍着眼于二者的相通。他对王维诗的评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外,如“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韩干马》),同样是将杜甫诗与韩干画并举,寓含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味。《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更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宋元人大多附和苏轼此论,如《王直方诗话》引述苏轼二诗,谓“欲常以为法”。元人杨维桢《无声诗意序》道:“东坡以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二者同体也……故能诗者必知画,而能画者多知诗,由其道无二致也。”王冕《梅谱》也说:“写梅做诗,其来一也。名之虽异,意趣实同。”明清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诗、画到底分属两种艺术样式且各有其特征,因而不宜简单等同。如明人张岱指出,前人之所以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原因在于“摩诘一身兼此二妙,故连合言之”;实际上,诗以空灵为妙,“可以入画之诗,尚是眼中金银屑也”。(《琅环文集·与包介严》)叶燮也承认,像杜诗“碧瓦初寒外”、“晨钟云外湿”,即使让董源、巨然那样的高手来画,恐怕也只能束手搁笔。(《原诗·内篇下》)应该说,像这类对诗、画异同的辨析,与跨学科比较方法的精神是相通的。 不止是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比较,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除了诗与音乐、诗与绘画、诗与书法的比较外,诗与史、诗与禅也都是谈论较多的话题。王充的《论衡》、刘知几的《史通》,是讨论诗史之别、文史之别较为典型的例子;严羽的《沧浪诗话》则立足于诗禅的相通,所谓“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范温《潜溪诗眼》论韵,更是出入诗文书画,兼及立身行事,堪称古代韵论中空前绝后之作。钱钟书先生对之极为称许,认为范温所论,“因书画之‘韵’推及诗文之‘韵’,洋洋千数百言,匪特为‘神韵说’之弘纲要领,抑且为由画‘韵’而及诗‘韵’之转捩进阶……融贯综赅,不特严羽所不逮,即陆时雍、王士祯辈似难继美也”。[4](P13611363)虽然这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跨学科比较,但的确表现出一种较为开阔的视野和融贯会通的态势。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外来文学观念和方法的引入,以及古代文学研究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比较成为一种为研究者普遍采纳的研究手段。这不难理解,正如方孝岳在其193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中所说:“百年以来,一切社会上思想或制度的变迁,都不是单纯的任何一国国内的问题;而且自来文学批评家的眼光,或广或狭,或伸或缩,都似乎和文学作品的范围互为因果,眼中所看到的作品愈多,范围愈广,他的眼光,也从而推广。所以‘海通以还’,中西思想之互照,成为必然的结果。”[5](P227)中西思想之互照对于文学研究的影响,除了推动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展之外,还促进了人们对文学自身性质的思考。在外来文学观念、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反思中国文学传统,文学自身的独立意识渐趋明显——以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为内涵的纯文学观念彻底取代了传统的泛文学观念,文学的审美特征及功用得以被重视。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联受到关注,从而引发了文学与哲学、历史、宗教和文学与其他艺术样式的比较。另一方面,随着中外比较文学的拓展与深化,为更好地认识中外文学各自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研究者的目光必然会从文学层面延伸到文化层面,而这也会将研究导向多学科、跨学科比较。说到底,文学和其他艺术样式、社会意识形态一样,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该文化的具体表现,因此,对于文学的深度研究便不能不将其置于整个文化的有机构成中来考察,不能不关注文学与其他文化构成之间的关系。 以是之故,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跨学科比较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产生了一批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钱钟书之《谈艺录》,朱光潜之《文艺心理学》、《诗论》,宗白华之《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等。这些论著的一个共同特色,就是打通文学与艺术的疆界,或探询中外古今文艺创作的共同规律,或在比较中凸显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各自的特色。前者如钱钟书《谈艺录》“说圆”一节,通过广征博引,多方比较,论述“贵圆”乃是中外文艺创作史上共有的现象;后者如朱光潜《诗论》对莱辛“诗画异质说”的讨论,指出中国画推崇“气韵生动”而诗歌却偏重物象刻画以传情达意,均与莱辛所说有明显的差异。此外,如闻一多有关《诗经》物象的研究,融语言学、民俗学、文化学于一炉;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以史释诗、以诗证史,兼及不同作家、不同文体的比较辨析,也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比较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与三四十年代不无相似,同样是文学观念的变革,同样是方法、理论的引入,同样是中外文学比较和跨学科比较。所不同者,在方法、理论的借鉴上较先前更为丰富多样,跨学科比较的对象更为宽泛,研究更趋深入, 成果也更为显著。以唐代文学研究为例,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戴伟华的《唐代幕府与文学》、《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等专著,对唐代科举制度、幕府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作了较前更为深入全面的探讨;孙昌武的《唐代文学与佛教》、葛兆光的《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则将目光集中于唐代宗教与文学的关系。1996年,漓江出版社推出了由梁超然主编的“唐诗与中国文化丛书”,分别为林继中的《唐诗与庄园文化》、朱易安的《唐诗与音乐》、陶文鹏的《唐诗与绘画》、张明非的《唐诗与舞蹈》、陈飞的《唐诗与科举》、毛水清的《唐诗与佛教》、黄世中的《唐诗与道教》、梁超然的《唐诗与儒家》。丛书以“唐诗与中国文化”为名,同时也可以说是应用跨学科比较方法对唐诗的研究。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论文,围绕唐代文学与政治、历史、宗教、艺术的关系作了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跨学科比较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盛行,于此可见一斑,无怪徐公持先生在概括上个世纪后20年古典文学研究特点时,特别将“学科的拓展与打通”列为该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徐先生指出:“自80年代中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逐渐融入其他学科的观念和方法,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等。这大大拓宽了研究视野,增添新的研究手段,并且为学科开拓了许多边缘性的研究课题。尤其是文化学的研究视角的确立,给本学科带来了新的气象。”[6](P159)1998年9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博士点新世纪学科展望及信息交流座谈会上,罗宗强先生也谈到这一点:近20年来,“与观念和方法多元共存的同时,学科交叉也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普遍现象,国学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得到了发扬,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语言学、宗教与神话等等学科广泛介入古代文学研究,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界在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表现出多元并存的活跃局面”。[7](P105) 四 由此说来,跨学科比较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确有其独特的意义,而不应视为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专利。但有意思的是,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很少有人提跨学科比较,而似乎更倾向代之以“多学科融和”、“学科交叉”一类术语,那么,比较文学研究者心目中的跨学科比较,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究竟有无差异?这种方法称谓上的差异,是否意味着古代文学研究者对该方法有自己的理解和取舍? 事实恐怕正是如此。如前所述,跨学科比较的意义主要在于将文学与人类整个精神活动联系起来,通过比较更好地认识文学的独特性、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的基本差异,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推进跨国别、跨文化的“总体文学”的研究。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国别文学研究,其所关注的重点不在“总体文学”而在中国文学自身,尽管对于中国文学自身的认识也需借助比较,但到底与比较文学关注的重心不同。此外,就跨学科比较的功用而言,更侧重解决理论层面的问题,因而更近于比较诗学;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则主要以具体的作家作品为对象,即使与其他学科发生关联,也不必强求比较或从中抽绎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是否可以说,这两个差异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更倾向于“多学科融合”——引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来考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现象,而不是像比较文学研究者那样从国别文学研究走向总体文学研究。 就具体的操作层面来说,无论是跨学科比较还是多学科融合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真正做到以文学为本位。在罗宗强先生的上述发言中就曾谈到这个问题。他一方面肯定了多学科的交融“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向”;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对存在问题的隐忧:“多学科融合的落脚点是什么?……文史哲不分、文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文学心理学等等,落脚到什么地方?是落脚到不分,落脚到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还是落脚到文学?是用文学来解释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还是用这些学科来解释文学?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似都还没有完全解决。”[7](P106)这确实是多学科融合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实际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有不少成功应用多学科融合解决文学问题的研究,但也有一些论著不过是将文学作品当作印证其他学科理论的材料,这在罗先生提到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研究中表现尤为突出。其实类似的情况在哲学、历史、宗教、艺术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只是由于和文学关系较近而不那么明显罢了。 如果认真追究起来,这种解释的偏离可以说由来已久。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等诗于史,等诗于禅,等诗于画,其实也就是以史释诗,以禅释诗,以画释诗,就是抹煞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韦勒克将文学研究分为两种类型: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认为外部研究尤其要注意“以文学为中心”,也是有见于外部研究常常会偏离文学。[8](P67)跨学科比较同样如此。既然是比较,就免不了要互为主客、彼此参照,因此也必然就会有用文学解释、印证其他学科特性的时候。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是跨学科比较的经典之作,尚且难免以诗证画、以诗证史,更何况才力远在钱钟书、陈寅恪二人之下的一般人的研究呢!所以,问题的关键恐怕不在名目,而在研究者的动机、目的。外部研究也罢,跨学科研究或多学科融合也罢,关键是如何应用。不错,我们是可以强调、可以规定必须以文学为本位,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往往因人而异,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知识构成、研究兴趣等因素对其研究指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鲁迅论《红楼梦》有一段名言,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9](P145)阅读如此,学术研究当然也不例外。 与一般说的多学科融合或外部研究相比,跨学科比较之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特殊意义或许在于:(1)不同于外部研究的单向考察。跨学科比较强调比较,因之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变换视角,互为主客,虽然不能保证绝对不偏离文学研究,但较之单向考察当更有利于回归文学,而且双向阐发确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文学的特性。毕竟比较的最终目的仍在解决文学问题,作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之一的跨学科比较所以不同于比较史学、比较宗教学或比较艺术学中的同类研究,根本原因也就在此。(2)不同于多学科融合的多角度切入。多角度切入自有其优势,即能够以一种宏观的视野多方位、多侧面地研究文学现象,然相对说来在具体问题的考辨方面不免鞭长莫及,难以深入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内部去识同辨异;而跨学科比较在此方面似更具条件,尤其是在相邻学科的比较中更易于聚焦放大,洞幽烛微,辨疑似于毫厘之间。(3)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更为密切。跨学科比较需要在一个更为宽泛的背景下来进行,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彼此的共性与个性,既与各自的构成要素相关,也受制于特定的文化背景。所以,随着跨学科比较趋于深入,自然会将研究导向文化层面,并由此整合文学的外部研究,形成点面结合的立体研究格局。 总之,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跨学科比较与多学科融合、外部研究的关系应该是互补而非互斥,也就是说,对于跨学科比较方法可以采取一种灵活的态度,而不必拘泥于比较文学理论的约定。我们相信跨学科比较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总体文学,但仍可以将研究限定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范围之内;承认跨学科比较更多理论色彩,但也可以借助该方法来考察具体的文学现象;我们赞成跨学科比较应该在具有体系性的独立的学科之间进行,但未尝不可以将之用于文学内部,譬如对于文学史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等现象,若能循此思路进行比较,识同辨异,相信会有更客观公允的认识。说到底,方法总是由研究对象来决定的,是对象选择方法而不是方法选择对象,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出发,以跨学科比较为平台整合传统与现代学术范式,应该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选择。
我国古代文学辉煌灿烂，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她历史悠长，光彩夺目，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文学经典形象和故事，因此我国古代文学经典是我们当代人值得不断学习、探索、挖掘的富矿。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
关键词：国学;古代文学
一、从学科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认识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五四运动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的学术史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早很多古代文学中得到了证实。其中，宋学和宋代文学观念的关系，是国学与古代文学相互渗透的典型代表;二是，国学学术史具有比较独特的特点，在很多时候可以更好地凸显文学家多方面的思想观念，使古代文学家的思想得以充分展示。同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全面地研究古代文学的文学成就;三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的相关研究必须客观、公正，才能对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评价。因此，从学术史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对国学和古代文学的关系有更系统的了解，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可靠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王兆鹏;江汉论坛2006-05-1545
2、文话: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王水照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7-2037
摘要：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
关键词：古代文学;实践教学
一、诗歌部分
作为广义的概念，诗歌在中国古代涵盖了古诗、词、曲、民歌等内容。从认知、能力、素质三方面的教学目标来说，古诗、词、曲的实现途径和效果是基本一致的。对这一部分内容，我们设计了三个实践教学目标：识记、背诵名篇;理解、鉴赏古诗;对古诗进行文本解读、设计教学方案并付诸实践。下面依次谈谈具体操作。
1.识记与背诵。在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中，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有本专业的学生在入学初就按学号顺序划分为若干小组，每组最多10人，安排一名指导老师，按照系部制定的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方案在两年理论学习同时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本课程的实践教学也依赖于这一前提，二者紧密配合，互为体系的组成部分。一定阶段的内容结束后，老师给出必背篇目，每个小组的成员到本组小组长那里背诵过关，小组长做出详细记录并评分;小组长集中到学习委员那里过关并评分;学习委员的背诵情况则由任课教师直接负责。同时，老师在课堂上会进行不定时不定人数的随机抽查背诵，抽查到的同学的背诵情况若与小组长记录情况不符，本组同学需抽时间接受学习委员的检查过关。这种方法比之期末试卷中的填空默写更能落到实处。此外，职业技能训练中每学期都有古诗背诵的任务。
2.理解与鉴赏。这一目标和实践任务安排在第二学期专业技能训练中的“文学作品欣赏”中，学生对给出的古诗篇目进行鉴赏，写出书面的小文章，同组成员间互相交流，老师评改。
3.古诗解读、讲好一首古诗。古诗解读安排在第三学期专业技能训练的“文本解读”中，学生从分析文本的角度写出书面的文章，小组交流教师评改。诗歌部分结束后，安排时间由各组准备教案，选派一人在课堂上讲一首古代诗词。
4.在识记、理解、鉴赏、深入认识之后，分班组织古诗词朗诵会，使学生对古代诗词有一个感情上的升华。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期间参赛选手可以请老师指导。班委做好会务工作。朗诵完毕，由学习委员、普通同学、老师组成的评委评分并确定名次，给出相应的奖励。通过这样扎实的过关，到综合性活动朗诵古诗词、讲一首古诗词的时候，学生基本上可以表现的游刃有余，也为他们今后在中小学课堂上讲授古诗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散文部分
古代散文一个是语言的隔阂，一个是与政治、道德的紧密联系，都使得学生学起来比较费劲。而要集中在课堂上去疏通文意，再去理解、分析文章，是很不现实的。因此需要学生在课前利用课余时间去自主学习，搞清楚文中的字词、特殊用法、句式等，大体上搞懂文章的字面意思。课堂上，大家先互相汇报自主学习的成果，然后再分小组讨论文章的主题、写法、结构等。
1.课前预习。在每次课前一周布置预习内容，包括文学常识、文言字词读法意义、文章大意结构以及相关的问题。学生自己利用工具书、网络等自主学习，并分组整理学习成果。
2.汇报学习成果。用一堂课时间让学生分组解决上述基本问题，采用面对全班讲解的方式，过后老师不再重复，只对缺漏的部分做出补充。
3.提高与升华。解决基本问题之后，针对选文中涉及的观点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论辩，如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认为“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得一士”就可以称霸天下，让学生结合战国历史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树立自己观点并证明自己观点的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另外，学生口头讨论之后，形成文字，在此过程中学习古人立论的构思和写作技巧。散文部分的实践性学习可以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点燃他们对古代文化的兴趣，同时能够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语表达。课堂气氛也从之前老师一言堂时的沉闷而变得比较活跃。
三、小说与戏剧部分
小说和戏剧都属于叙事性文体，很多古代的小说和戏剧也都搬上了现代荧屏。但总体来说，学生在这两个方面的基础仍然有很大差距。因此，在具体操作方面，有细微的差别。
1.小说
唐传奇、明清小说的故事是学生之前都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很大一部分内容基本上交给学生自主学习。大家互相讲一讲小说所写的故事、对人物的看法以及对主题的讨论，自由发表观点。老师只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常识和主题趋向进行总结和点拨。这样就有效利用了学生已有的知识积累，也避免了在课堂上占用过多的时间去叙述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学生感觉到自己参与其中了，会增强他们进一步学习和探索的兴趣和动力。
2.戏剧
戏剧部分是整个古代文学中比较难的地方，同时也是学生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虽然它与现代影视在性质、作用上有一致之处，但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缺失，学生很难直观地去把握古代戏剧的真正面貌。所以在进入这一部分之前，先放映电影《霸王别姬》，里面有许多古代戏剧唱段、扮相等，虽然主要是京剧，但已经足以让学生对古代戏剧有所认识了。看完之后，就结合影片内容讲解古代戏剧的一些常识，并让学生写观后感。
3.综合性实践活动
小说、戏剧部分结束以后，布置学生按照分组，每组同学选取古代小说或戏剧中的某个片段或场景，自编自导自演一个小的舞台剧。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然后在班上表演并上交剧本。学生通过选题、改编、分派角色到具体揣摩人物的语言、动作乃至心理活动，不止对戏剧和小说的文体性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古老的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亲近感。
四、小结
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同时，课堂内的实践教学与职业、专业技能训练中的实践学习双线并行、互相配合。经过这一系列的主动参与和探索，学生不仅在活动中掌握了知识、提高了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对古代文学“高山仰止”、望而生畏了，而是从内心里感受到了古代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和活力，甚至喜欢上古代文学。这正是我们古代文学教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那就是——发掘古代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意义，使她进入现代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王兆鹏;文学遗产2006-03-1547
无为，其实它的意思并不是单纯的什么都不做，道家事实上是在强调自然的作用，就是说，当你顺应自然的规律，不要人为跨越自然的过程，或者强制改变。无为而无不为，其实意思就是说，当我发现事情可以做，我就顺应规律作，我发现事情遇到阻力，我就自然地放下，其实，举个例子，如果你谈恋爱，你发现这个爱情已经没有意思，失去了味道，你不会因为社会的道德约束而勉强维护感情，而能够当放手就放手。不过，我说的这个例子不一定好，因为人人有自己的情况，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他的意思就是不要因为社会的约束或者人为的希望而强制改变生活的什么东西，因为一旦你开始改变一个东西，你就违反了它的自然规律，你就等于拔苗助长，这样能听懂吗？ 所以，他对于生活的指导意思，其实说简单也简单，因为如果你悟出来了，做起来一点困难都没有，说难也难，因为如果你无法跳出自己控制事物的欲望或者混乱的思想，你就没有办法做到，永远都不能。 指导就是，学会认清并且顺应自然的规律，该干什么的时候就干什么，不要因为自己的主观愿望刻意去改变什么，比如说，一个很小的小孩希望去旁边玩沙子，他妈妈突然说：“别玩了，脏！”然后，就要试图阻止小孩，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利用自己的父母权威来压制小孩自然的探索的本性，这将会给他的未来留下深刻影响，负面影响。 然后，当你能够用一种欣赏的，而非得失的眼光看整个世界，你就会懂得放手的妙处，你不去希求得到什么东西，你就是这么生活，体验每一刻的生活，不去处心积虑的要获得什么，就是顺应自然过好每一刻，这时候你会发现，反而你生活中具备了所有你需要的美好的东西，你会觉得生活非常快乐，充实，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 庄子的哲学 “仁义”二字被视为儒家思想的标志，“道德”一词却是道家思想的精华。庄子的“道”是天道，是效法自然的“道”，而不是人为的残生伤性的。 庄子的哲学主要接受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他认为“道”是超越时空的无限本体，它生于天地万物之，而又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表现在一切事物之中。然而它又是自然无为的，在本质上是虚无的。 在庄子的哲学中，“天”是与“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天”代表着自然，而“人”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相背离的一切。“人为”两字合起来，就是一个“伪”字。 庄子主张顺从天道，而摒弃“人为”，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顺从“天道”，从而与天地相通的，就是庄子所提倡的“德”。 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导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去掉什么，忘掉什么，忘掉成心、机心、分别心。既然如此，还用得着政治宣传、礼乐教化、仁义劝导？这些宣传、教化、劝导，庄子认为都是人性中的“伪”，所以要摒弃它。 作为道家学派始祖的老庄哲学是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唯一能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学说分庭抗礼的古代最伟大的学说。它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的地位绝不低于儒家和佛家。 庄子认为人活在世上，犹如“游于羿之彀中”，到处充满危险。羿指君主，彀指君主的刑罚和统治手段。对于君主的残暴，庄子是一再强调的，“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所以庄子不愿去做官，因为他认为伴君如伴虎，只能“顺”。“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还要防止马屁拍到马脚上，“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适有蚊虻仆缘，而拊之不时，则缺衔毁首碎胸。”伴君之难，可见一斑。庄子认为人生应是追求自由。 与佛教相类似的，庄子也认为人生有悲的一面。《齐物论》中有“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庄子认为如果能做到“齐物”，那么他便能达到“逍遥”的境界。这是庄子哲学中另一个重要概念，这是个体精神解放的境界，即无矛盾地生存于世界之中。庄子并不否认矛盾，只是强调主观上对矛盾的摆脱。庄子用“无为”来解释这一术语，与老子不同，这里“无为”是指心灵不被外物所拖累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状态。这种状态，也被称为“无待”，意为没有相对的东西。这时，人们抛弃了功名利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这句被普遍认为《逍遥游》一篇主旨，同时也是《庄子》一书的主旨。这是一种心与“道”合一的境界。 庄子认为一般人很虚伪，“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他批评儒家“以仁义撄人之心”，这样会导致 “天下脊脊大乱。而君主的专制统治和对知识的爱好，只会使人心更加败坏，“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阫。” 流沙河认为，庄子的为人主要有四点，“一曰立场，站在环中。二曰方法，信奉无为。三曰理想，追慕泽稚。四曰修养，紧守心斋。” 所谓环中，就是不持有任何立场。《内篇·齐物论》中有“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杂篇·则阳》中有“得其环中以随成”。无为在《庄子》中经常出现，庄子认为无论治国还是做人，都要无为。但无为颇难解释，流沙河认为是“伪”或是“人为”的意思。“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是追求自由。“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所谓心斋就是要排除心中的种种杂念。
提供几篇范文供你参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与启发，字数限制只能粘贴部分：1."中国梦"文化起源和发展梦如同人的身影一般，既司空见惯，又神秘莫测，既虚无飘渺，又真实可见。若说梦是幻觉，然梦中之人物事件，醒后皆历历在目；若说梦是真实之表现，然醒后难找与梦中人物事件完全一致者。有时日有所思，夜即梦之；有时梦中所见，日即遇之。梦之神秘至此，我们的祖先亦早知之，即产生梦文化。梦反映出人类内心世界，以及潜意识和意识之间的联系。在人类文明史上，梦始终被人们视为一个谜。在原始部落中，梦甚至是被当成天神降临或是妖魔附体。中国梦文化的历史演变梦文化的含义,梦是做梦者的一种心理体验,一旦这种体验突破梦者个体的界限,在人们之间互相交流,大家共同关注和思考的时候,它便成为一种具有社会性的文化现象,它是一种很奇特复杂的文化. 中国梦文化作为中国特殊的精神文化,具有自己固定的思想内涵和清晰的历史线索,在形式上与宗教哲学,艺术类的精神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它不是以一种"凝聚态"的形式存在活动演变的,是以"发散态"的形式存在演变活动的.梦文化的这种形式,与其它的"凝聚态"精神文化,具有更强的渗透力和作用力.梦文化的主体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环节和角落,都可以看到梦文化的存在和它产生的影响.中国古代占梦迷信的历史演变,历代占梦书的流传和考证,种种的占梦术的秘密,90年出版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是中国现代出土时间最早的梦书文本,在具体剖析占梦术的过程中,揭穿蒙昧性欺性,采取客观的态度,肯定占梦过程在不自觉的形式中,可能接触到梦的性质以及其活动机制的某些方面.研究历史文化现象,对于陈腐的东西不能够没有批判,但是批判要有实事求是的分析依据,讲明道理,破解除迷信,解放旧思想.梦体验是在个体身上发生的,过程和感受也是个体性的,它不只是属于某些个体,人人共同具有共同感受的.在人们日常交往中,互相交流这种体验与感受,大家共同关注和思考的时候,它便形成一种具有社会性的文化现象-梦文化.来自：.中国政治模式成就“中国梦”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模式是否成功，标准和标志可能是多维的，但最主要的是看能否促进和保证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全面、稳定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福祉。由此判断，中国现有的政治模式是成功的。“为了下次选举还是为了下一代”，是人们对政党竞选口号的尖锐批评为什么30年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取得“井喷式的发展”?一种观点把中国30年的进步归于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这只说对了一半，忽视了中国现有政治模式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推动、促进和保障作用。中国的政治模式在一个落后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表现出巨大的优势。来源:.“中国梦”与世界梦什么是中国梦？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伟大国家。为什么要把中国梦与和谐世界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梦的三个突出的特点所决定的。第一，规模大。在近代史上，崛起大国中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国。美国1776年独立，1913年人均GDP超过英国。1914年美国人口是9800万。今天，中国在崛起，人口是13亿。可以想象，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会有多少人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个规模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转贴来源:
我爱中国的文化，在五千多年来，我们的文化就没有中断过，一代接一代，传承下来。我们的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一腔诗情;一股正气。祖先们的光辉我们是忘不了的，不说那古代的伟大发明，就说说诗文：李白、白居易、杜甫，他们传递于我们的，是那一行行文字中的激情与豪迈，又不失风度，都是绝世佳品。唯有这一点，就足以能让我的中国梦自豪了。一场自豪的中国梦当然少不了历史上涌出的那些人物。就说二十世纪，有多少革命者与解放者为中国崛起而奋斗?数也数不清。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是伟大的领袖，他们也是怀着那个中国梦，将中华崛起。我在想，这个中国梦到底是什么?是整天痴心幻想?张口闭口要奉献却不拿出实际行动?还是从现在出发，好好想想少年之重任。我们现在，都有着踌躇满志的中国梦，我们的目标都很统一——国富民强。我们想要达成这个目标，最主要的还是好好学习，努力报国，我们的中国如今越来越强大，已在世界之林中占有一席之位，这意味着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将来成为祖国的建设者，在这方面，谁都比不了我们。中国要在我们的斗志中更强、更强，更强!所谓的“少年强则国强”就体现在这里。“资本主义国家，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差，中国要努力的地方还有太多，可这都需要我们呀，我们用这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确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这正是中华少年为之努力的原因。我们学习，我们读书是为了将来有知识，有力量，从而报效祖国、我们的国家需要人才，需要力量，而我们就是下一代，我们就是祖国未来之火，我们要点燃东方民族的志向，为着我们的中国而一搏，正是我们的任务。在未来的时代中，我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超不过不要紧，但一定要让中国人活的有脸面，更要有一身正气。时代的沧海桑田让人疲倦，但是我们中华民族要用自己的中国梦，让全世界人都知道这中国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