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分裂
梁启超对国民性批判的探讨无疑在促进中国人的近代化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首先，它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长期以来，生活在专制主义思想氛围下的大多数人，已经被奴役和压制得十分麻木愚昧，他们只能盲从着专制主义统治者的旨意，在既定的轨道上蹒跚前行，却无法超越这落后狭隘而又陈旧的轨道。专制主义的精神毒害，使国民愚昧无知、麻木不仁，进而受到列强的入侵而盲然不知所措。梁启超等启蒙主义思想家对国民性所作的剖析、发出的“新民”的呼唤无异给了国人猛烈的一击，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其次，它影响了五四以来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代启蒙学者。在思考“国民性”问题的这个方面，梁启超给予鲁迅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梁启超撰写的有关论文，大部分都发表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而鲁迅正是这些报刊的积极读者。还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对这一问题有过深入的研究。最后，梁启超在鼓吹变革政治制度的同时，对国民性问题作了深层思考，为中国这头睡狮的觉醒拉开了序幕。 综上所述，梁启超对中国国民性的弱点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并指出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纲常名教是造成国民性弱点的原因。梁启超正视国民性弱点，揭示它的原因，提出如何改造国民性，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对后来的学者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为后人的反封建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浅谈梁启超的新民思想》论文：
摘要：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在我国近代思想史上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人的近代化”这一重要的启蒙主题，他把“新民”作为解救中国的方案加以论述，提出了国民性改造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文化重构议题，这在今天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新民思想启蒙
梁启超的“新民”学说是对中国近代哲学的一个独特的贡献，他以“新民”说回答了中国近代关于如何培养和造就近代的理想人格这一现实问题。“新民”这一词源自《大学》――“大学之道，在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总体上是想通过做启蒙工作，把民众培育成具有新型人格的国民，进而实现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
一、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发展与内容
十九世纪末，晚清社会在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近代化”伴随着洋务运动的破产和“戊戌变法”的失败，行程趋于停滞。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多舛命运引起了进步人士更深层次的思考。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一方面广泛学习和研究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另一方面深刻地总结改良运动失败的原因。
他在经历一番痛苦的思考过程后逐渐认识到，近代中国由于缺少文化意识层面的改革所造成的国民性的愚弱是中国当前问题的病根。梁启超因而将国人对近代文明的认识触角触碰到了“精神文化”的层面。紧接着，梁启超发表了《新民说》、《新民议》等一系列有着重大影响力的文章，由此也建构了他“新民思想”的基本理论框架。
该理论的出发点是想通过引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来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对国民心理的摧残，从而洗涤国民奴性，提高国民素质，进而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培养出合格的国民。梁漱溟明确指出“余为新民说，欲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而从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受病之所在”。
他认为“新国”必先“新民”，他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梁启超将“新民”视为中国当今第一急务，指出了“人的近代化”对于“社会的近代化”的重要意义。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主要做了以下两件事，来实行“新民之道”。
（一）激烈地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道德，以帮助国民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培养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
梁启超认为封建社会的专制制度是造成国民道德缺陷和国民性衰弱的罪魁祸首，他还列数了专制制度的十大罪状，指出正是这些罪状使人民沦于奴隶的境地，养成了“奴性”的道德，因此他提倡“破坏主义”，主张用激烈的手段彻底地扫除封建制度及其一切附属物。
他还指出了我国国民性的种种缺陷，认为务必要来一次彻底的改造，而争取自由、解放思想，同封建道德彻底地决裂是达到此种目的的关键。梁漱溟极力歌颂自由，他说“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他希望每个国人要以“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向几千年的专制制度和奴隶主义宣战。
同时，梁漱溟还号召人们发扬我国古代的尚武精神，做到自爱、自治、自立、自任、自牧，这些都是国人应该养成的新道德。他认为，国人只有拥有了这样的自由精神和新道德，就能摆脱传统道德的束缚，成为真正具备独立思想和完整人格的“国民”。
（二）引入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同中国的传统思想进行比较，让国民知道当前国家病根所在，进而能“自警厉自策进”
梁启超在“新民思想”中抱着十分开放、兼容的文化态度，他提倡“国民性改造”应该“博采西方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由此，梁启超从1899年到1903年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两种刊物上总共发表了八十多篇文章和专著，进行启蒙宣传。
他向国民广泛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理论和学说，竭力鼓吹民族主义、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民权等资产阶级的思想与精神。梁启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以资产阶级的思想和道德精神来“药中国之时弊”。梁漱溟通过比较中西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差异，其中主要向国人介绍了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天赋人权论”和“三权分立学说”等三种学说。
他指出国民应该具备国家思想，培养忠于国家而不是忠于朝廷的观念，克服几千年来的“束身寡过主义”，养成服从群体利益的“公德”。他阐述了义务和权利对等的思想，激励国民起来反对专制制度，捍卫自身的权利，追求自由和民主。
梁漱溟还参照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说，构建了以“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为宗旨的“新民思想”体系，该理论触及到了社会近代化问题的核心――精神文化的近代化问题。
二、对梁启超“新民思想”的评价
“新民思想”是历史的产物，它的产生合乎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逻辑。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次启蒙思潮的核心内容，它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制约，梁启超在论述新民思想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谬误。
梁启超强调教育新民，但他却割裂了革命和教育的辩证关系，没有将改变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及专制制度同新民相结合起来，所以他的新民教育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也没有找到一条成就中国的新民之路。同时，它的思想局限性还表现在，其没有将民主主义同民族主义有机结合来从更高的层面来探讨新民之道。
但不能否定的是，“新民思想”这一学说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我们关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层思考，从该意义上说，其于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第一，准确把握新民思想，有助于我们认清历史。中国社会的变迁没能像西方一样培育出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层，比如西方的市民阶层，他们代表了新的生产力。
中国历史的大变迁、改朝换代的变故通常是通过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实现的，但农民起义始终不是市民的，不是新的生产力引发的革命。当西方工业化国家已诞生一个庞大的市民阶层时，中国社会仍处于被剥夺者地位的是在人数上占绝对多数的农民，他们的生存状态沿续着贫、弱、愚、散，即使有进步，主要是因为统治阶级当时的让步或妥协。
梁启超看到了国民的“奴性”，于是开始宣传西方的自由民主学说，倡导新民，塑造国民自由、独立、平等、尚武之精神，虽然未能造就中国之新民，但对当时的国民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第二，准确理解新民思想有利于我国民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发展。梁启超对新道德标准的阐述，对自治性和责任感的强调，直接影响了这个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以及民主教育建设。
民国初年，新的民主教育宗旨就受“新民思想”的影响，吸收了其中关于私德与公德的思想。为了实现民主教育，让受教育者成为社会的主人翁、积极的现代化公民，这些有识之士都十分重视给予受教育者以公德意识、和国家意识自治能力的培养。
文化的进化和发展是连续性的，就如市场经济作为同资本主义天然联系的产物，可也以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获得新的生命力一样，新民思想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下，仍然可以赋予其时代价值，使其有益于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
所以，批判地继承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于塑造新型建设者的思想道德，对于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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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知识】 本文是一篇证论文，做为变法维新当时新文体的代表作家，梁启超自己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上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议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以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致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他的议论文写得平意流畅，清晰自然，气势恢宏。 本文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写的。勉励处于逆境的同人，不要因一时受挫而灰心，鼓励他们克服困难，继续前进。 【主旨】 全文的中心论点：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本文写自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维新派人士有的被杀，有的流亡，有的退隐。梁启超逃亡日本，还想努力进取，于是写《论毅力》，勉励处于逆境中的有志于天下事者，不要被失败吓倒，不要被暂时的逆境所困扰，要坚持不懈，继续前进。
始皇论 秦始皇，那是一个传奇的人物。秦始皇即嬴政，出生于赵国，秦庄襄王之子，他从13岁的时候就继承了王位，但是政权却一直在吕不韦手中，但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终于自己掌握了大权，之后便开始了统一六国的宏图霸业。 对于秦始皇，人们对他的看法、态度是不一样的。有人说，他暴虐无道，残忍至极，是个暴君，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和骊山墓，先后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巡游，在名山胜地刻石纪功，炫耀声威。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又派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至东海求神仙等等，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 他焚书坑儒，只因自己的心情不愉快，便将460名儒士及众多大量的十分珍贵的历史书籍烧毁，给后人留下了难以弥补的过错。 但对于秦始皇，人们说的更多的是他的丰功伟业，他是第一个将国家统一的人，在春秋战国时，各国诸侯都被称为“君”或“王”，战国后期，秦国与齐国曾一度称“帝”，不过这一称号在当时并不同行，秦始皇认为以前的“三皇五帝”都不及他，于是便创造出一个新的头衔给自己——“皇帝”从那以后，“皇帝”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称谓。秦始皇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他也为了替子孙万代奠定基业，它设置了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在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 他北击匈奴，秦始皇兼并六国后，为解除匈奴对秦的威胁，命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最后赢得了胜利。他开发了北疆，秦始皇让迁去的民众与刑徒，一面屯垦，一面戍边，开发了边疆，他修筑了长城，保护了北部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也为了减少人民的负担。他统一了货币，铜钱造型为圆形方孔，俗称“秦半两”。原来六国通行的珠玉、龟贝、银锡等不得再充当货币。他统一了文字，制定出一种新字体，这便是“隶书”。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秦始皇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是对中国古代文字发展、演变做了一次总结，也是一次大的文字改革，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秦始皇虽然霸道一生，但死后却十分悲惨，秦始皇死于他第五次东巡途中，秦始皇死后，赵高采取了说服胡亥威胁李斯的手法，二人经过一番密谋，假造秦始皇发布诏书，由胡亥继承皇位。将秦始皇的尸体与咸鱼摆在一起然后运回咸阳。 秦始皇虽然有过，但是他为人们留下了长城，灵渠，统一了思想与文化，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世界的角度看，秦始皇都是以为伟大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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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梁启超晚年“血尿”病案研究】 - 中国知网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本文以梁启超晚年“血尿”病案作为研究的核心与线索，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讲述选题、研究意义;对学术前史进行回顾，重点关注当下的梁启超研究和医疗视野下的梁启超研究;讲清研究方案，并对文章的参考文献进行简要说明。第二部分是正文，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一章系统回顾了梁启超“血尿”病的病况。首先是病况简述，再对梁启超从1924年到1929年逝世之间的病情做了详细的梳理，最后发现梁启超的病情具有持续时间长，病情不稳定，病因复杂的特点。第二章对“血尿”病案造成的社会影响进行讨论。选择了陈西澄与医学生陈志潜的讨论来研究医学非专业人士与医学专业人士对该事件的不同观点。选取梁启超与梁仲策的文章，从病案的亲历者和陪护者的视角来进行观察。通过徐志摩与鲁迅的文字，就该事件的旁观者态度进行探讨。第三章对“血尿”病案进行再研究。第一节对“血尿”病案的社会影响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得出该案所引发的社会讨论，其实是不同阶层、领域的人的一场思维模式大论战”的结论。第二节运用医疗技术对病案进行分析，认为是当时医疗技术水平的不足，可能导致了误诊。第三节则运用了多种论证结合的方式，尝试推翻错误观点，证明梁启超并未被“割错肾”。第三部分是结语。首先对梁启超前瞻性的思想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予以揭示。其次我们应该对未知领域保持谨慎的态度，对中西医冲突保持“实用主义”的态度。文末也提出了关于医患矛盾的若干值得思考的问题。
梁启超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的9个子女个个成材，满门精英，还出了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3位院士。梁启超在育儿方面可谓多任务管理的佼佼者。在梁启超的育儿观中，有很多到今天仍然非常有价值的思想和尝试。其最根本的精神，是中西方元素在育儿过程的融会贯通。梁启超非常重视子女的学校教育，宁可别的方面省一点，也绝不让孩子上差一点的学校。在他的家信当中，他常劝导儿女们不要为上学的经费计较。他的每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其中7人有留洋经历，绝大多数在美国名校取得学位。像大儿子梁思成，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二儿子梁思永，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往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但梁启超并不只以西学为荣，当他发现子女们国学功底不足时，便邀请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来做家庭教师，办起了国学班。课程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名家名作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还进行短文写作和书法临帖练习。在学问上，梁启超引孩子们入门，但专业方向却由他们自己选择，充分发扬了民主精神。他本来建议女儿梁思庄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读生物学专业，认为这门专业在中国所学之人甚少，可以成为开路人，但梁思庄并不太感兴趣。梁启超得知后，马上去信，说：“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意，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用姐姐哥哥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的治学之路，所以赶紧寄这封信。”梁思庄后来按自己意愿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成为图书馆学专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在家庭生活中，梁启超也倡导民主开放的氛围。吃饭时，他总是等人到齐了才开始动筷。他在饭桌上高谈阔论，但子女们不必听他讲完，中间吃完了可以自行离开。即使过一会儿再回来吃些菜，都不会受到任何干涉，全家把吃饭看做是每天团聚交流感情的好时光。梁启超给孩子们的信，坚持写了近二十年，哪怕中间因为便血住院，还被误割一肾，也没有停过。这些家书是他和孩子们情感联结的纽带，也是指导他们渡过一个个人生关口的锦囊。以至于在梁启超去世之后，他那十几二十岁的孩子，仍然能依着父亲的教诲，在各自的道路上，通向自己的目标。
倘若这样的文白夹杂的语言还看不懂，建议再去多读几年古书，从“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然后“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将这区区几本书些背下来，然后认真看看相应的注释书，这样才算具备了最基本的东西——看懂古书的功底。因为梁公写得《读书分月课程》等一些列教人读书的对象并不是连他的介绍都看不懂的人哦。说话太直白，见谅。
主要作品有《少年中国说：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敬业与乐业》、《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民说》、《饮冰室主人自说》、《中国文化史》。
《饮冰室主人全集》、《李鸿章传》、《王安石传》、《饮冰室合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等。
1、《新民说》
《新民说》是梁启超在(清)光绪二十八(1902年)年至三十二年(1906年)，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在《新民从报》上的二十政论文章。
1916年部分收入《饮冰室文集》；1936年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同年并出版单行本《新民说》。
《新民说》的主要期望唤起中国人民的自觉，要从帝国时代皇帝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并讲述现代国民所应有的条件和准则，在二十世纪中国起了启蒙的作用。
2、《清代学术概论》
《清代学术概论》是中国近代学者梁启超创作的学术史著作，原系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一书所作的序，因篇幅过大，遂独立成书。
初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连载1920年11月~1921年1月《改造》第三卷第第五期，192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清代学术概论》分启蒙、全盛、蜕分、衰落等4个阶段，叙述清朝一代学术演变过程，分析各学派的特点及其形成和发展原因，论断颇有独到之处，是近代较早的简明清代学术史著作。
《清代学术概论》系统地概述了从明末到20世纪初200多年间中国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梁启超认为，“清代思潮”的总趋势是“以复古为解放”，意即以复古的形式表达自己时代的新思潮。
《清代学术概论》运用资产阶级研究法，以进化发展观点，从思潮与人物相结合方面对清代学术思想进行了总的历史考察，因此，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
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201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梁启超。该书内容叙述明清以降中国学术之演变，经纬交织、层次繁复，分别以问题叙史、人物（学派）叙史、学科叙史，构成社会思潮史、学派史与学科史三大板块。
4、《李鸿章传》
《李鸿章传》是2009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梁启超。本书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写到他参加镇压太平军、甲午海战，创办洋务运动，周旋于世界外交舞台直至死去的一生。
作者把李鸿章同古今中外要人霍光、诸葛亮，秦桧，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伊藤博文等做了对比，指出李鸿章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能够忍辱负重，但是他没有长远的眼光，不知道为后世立百年大计，仅满足于修修补补。
总之他的失败也就是晚清政府的失败，是晚清政府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必然结局。
5、《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2009年05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梁启超。本书主要讲述了梁启超对于中国历史发展变化的见解与看法。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梁启超
《治国学杂话》（部分）梁启超 学生做课外学问是最必要的，若只求讲堂上功课及格，便算完事，那么，你进学校，只是求文凭，并不是求学问，你的人格，先已不可问了。再者，此类人一定没有“自发”的能力，不特不能成为一个学者，亦断不能成为社会上治事领袖人才。 课外学问，自然不专指读书，如试验，如观察自然界……都是极好的，但读课外书，至少要算课外学问的主要部分。 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兴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要如此。因为我们在工厂里、在公司里、在议院里……做完一天的工作出来之后，随时立刻可以得着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 但是将来这种愉快得着得不着，大概是在学校时代已经决定，因为必须养成读书习惯，才能尝着读书趣味。人生一世的习惯，出了学校门限，已经铁铸成了，所以在学校中，不读课外书，以养成自己自动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终身的幸福。 读书自然不限于读中国书，但中国人对于中国书，至少也刻和外国书作平等待遇。你这样待遇他，给回你的愉快报酬，最少也和读外国书所得的有同等分量。 中国书没有整理过，十分难读，这是人人公认的，但会做学问的人，觉得趣味就在这一点。吃现成饭，是最没有意思的事，是最没有出息的人才喜欢的。一个问题，被别人做完了四平八正的编成教科书样子给我读，读去自然是毫不费力，但是从这不费力上头结果，便令我的心思不细致不刻入。专门喜欢读这类收的人，久而久之，会把自己创作的才能汨没哩。在纽约、芝加哥笔直的马路崭新的洋房里舒舒服服混一世，这个人一定是过的毫无意味的平庸生活。若要过有意味的生活，须是哥伦布初到美洲时时。 中国学问界，是千年未开的矿穴，矿苗异常丰富，但非我们亲自绞脑筋绞汗水，却开不出来。翻过来看，只要你绞一分脑筋一分汗水，当然还你一分成绩，所以有趣。 所谓中国学问界的矿苗，当然不专指书籍，自然界和社论实况，都是极重要的，但书籍为保存过去原料之一种宝库，且可为现在各实测方面之引线，就这点看来，我们对于书籍之浩瀚，应刻欢喜谢他，不应刻厌恶他。因为我们的事业比方要开工厂，原料的供给，自然是越丰富越好。 读中国书，自然像披沙拣金，沙多金少，但我们若把他作原料看待，有时寻常人认为极无用的书籍和语句，也许有大功用。须知工厂种类多着呢，一个厂里头得有许多副产物哩，何止金有用，沙也有用。 诸君勿因初读中国书，勤劳大而结果少，便生退悔。因为我们读书，并不是想专向现时所读这一本书里讨现钱现货的，得多少报酬，最要紧的是涵养成好读书的习惯，和磨炼出好记忆的脑力。青年期所读各书，不外借来做达这两个目的的梯子。我所说的前提倘若不错，则读外国书和读中国书当然都各有益处。外国名著，组织得好，易引起兴味，他的研究方法，整整齐齐摆出来，可以做我们模范，这是好处；我们滑眼读去，容易变成享现成福的少爷们，不知甘苦来历，这是坏处。中国书未经整理，一读便是一个闷头棍，每每打断兴味，这是坏处；逼着你披荆斩棘，寻路来走，或者走许多冤枉路(只要走路断无冤枉，走错了回头，便是绝好教训)，从甘苦阅历中磨炼出智慧，得苦尽甘来的趣味，那智慧和趣味都最真切，这是好处。摘自中华书局《读书指南》全文阅读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子、哀时客、饮冰室主人、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十七岁中举，后随其师康有为参与维新变法，事败后流亡日本，在当地创办《新小说》杂志，并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来往密切;回国后又曾组织进步党争取宪政。1920年后，脱离政界，先后在清华、南开任教授，并专心著述。一生完成一千二百万字以上，涉及社会科学所有领域，1932年林志钧所编之《饮冰室合集》搜集较为完备。有关其生平的资料则以丁文江、赵丰编订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最为丰富。 梁是清末民初中国文坛上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物，他自1899年起提倡的文学革命开辟了近代文学理论探索和文学创作的新局面。而他本人的创作虽然成就并不很高，但却是自己理论的实践者，为新文学的真正发展开拓了道路。（宇慧撰写）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
梁启超算是一个伟人吗，他有哪些积极事例？他应该是在那个时代取得最大成就的人，而且相对来说都是往正确的方向走。早年潜心学问。幼年时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他聪颖过人，“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被誉为“岭南奇才”。18岁拜读于康有为门下，接受当时最进步思想——君主立宪。叱咤政坛。卓如之笔，可敌十方报纸。尤其是在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在广州论战的时候。到后来的民国，他创办报纸学刊，敢于执笔抨击权威，到各地讲演，世人俱道卓如为一大杰，袁世凯，孙中山都争着要他。
脱离迂腐，敢于叛逆。从四书五经到君主立宪，从君主立宪到共和革命。在明白老师康有为走的路线已经过时的时候，毅然背着恶名（当时背弃师门可以要召天下骂名的），走革命路线。晚年回归教育。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并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其留学美日，学贯中西，在诸多领域都有非凡的思想及学术贡献。举个例子，对于中国早期证券市场。
梁启超说：“华人不善效颦，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实。”；“托拉斯者，原语为trust，译言‘信’也，多数之有限公司互相联合，而以其全权委托少数之人，为众用信用者。故得是名。”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在强而有力的法治国家才能生存。而中国，不知法治为何物。股份有限公司，必须有责任心强的国民才能够成功。
这点就算现代中国也少有人能够明白。其学生遍布天下，如蔡锷，徐志摩，蒋百里等。其子女思成、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等具为那个时代的杰出人才。鄙人觉得，梁任公乃晚晴民国为数不多没有污点的人，最大的成就乃开启民智，令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综上所述，梁启超的确算是一个伟人。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虽然逝世时只有五十多岁，但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我们还能看到周恩来抄写的梁启超的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可见梁启超在当时的影响力。梁启超生于1873年，卒于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著述1400多万字，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之一。他学问渊博，贯通新旧中西。他的文章极其动人。严复称“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梁启超评说自己的文章“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胡适对梁启超崇敬之至，他曾讲：“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黄，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指辛亥革命）”。那个时代的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不受梁启超思想和文字的洗礼。毛泽东每当在《新民丛报》上看到梁启超的文章，都要反复地阅读。郭沫若认为梁任公在当时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正是因为梁启超在当时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他逝世后，天津、上海都举行了公祭，各界名流纷纷著文悼念。杨杏佛的挽联是“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胡适的挽联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平生自许，中国新民。”虽然大儒梁漱溟因门户之见，学派对立，称：“梁启超学术上的成就量胜于质，其参与政治失败多于成功。”他的老师康有为也因政见不和，骂他是“梁贼”。然而这都无损于梁启超的历史地位。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清末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一位伟大思想家
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虽然逝世时只有五十多岁，但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我们还能看到周恩来抄写的梁启超的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可见梁启超在当时的影响力。梁启超生于1873年，卒于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著述1400多万字，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之一。他学问渊博，贯通新旧中西。他的文章极其动人。严复称“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梁启超评说自己的文章“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胡适对梁启超崇敬之至，他曾讲：“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黄，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指辛亥革命)”。那个时代的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不受梁启超思想和文字的洗礼。毛泽东每当在《新民丛报》上看到梁启超的文章，都要反复地阅读。郭沫若认为梁任公在当时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正是因为梁启超在当时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他逝世后，天津、上海都举行了公祭，各界名流纷纷著文悼念。杨杏佛的挽联是“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胡适的挽联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平生自许，中国新民。”虽然大儒梁漱溟因门户之见，学派对立，称：“梁启超学术上的成就量胜于质，其参与政治失败多于成功。”他的老师康有为也因政见不和，骂他是“梁贼”。然而这都无损于梁启超的历史地位。国难危重 主张变法清末，中华民族危难深重，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竞相瓜分中国。满清政府犹如一个病入膏肓的老者，已无一丝生气。就像鲁迅所讲：“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此时在广东出现了两种主张变革社会的力量：一是由孙中山领导，主张从下层社会着手;一是由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主张从上层社会着手。梁启超《三十自述》记述了自己成长的历史，特别讲到拜康有为为师对自己的影响。他说，自己自幼好读书，祖父让他读《史记》、《纲鉴易知录》。其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他发愤读书，考取了秀才、举人。但他并不以此自满，得知康有为在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讲学，便去听讲求教。而当时康有为还只是一名秀才。举人向秀才学习，这在当时成为一段佳话。梁启超这样记述自己当时的心情：“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