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论文之历史人物梁启超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清末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一位伟大思想家

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虽然逝世时只有五十多岁，但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我们还能看到周恩来抄写的梁启超的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可见梁启超在当时的影响力。梁启超生于1873年，卒于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著述1400多万字，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之一。他学问渊博，贯通新旧中西。他的文章极其动人。严复称“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梁启超评说自己的文章“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胡适对梁启超崇敬之至，他曾讲：“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黄，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指辛亥革命)”。那个时代的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不受梁启超思想和文字的洗礼。毛泽东每当在《新民丛报》上看到梁启超的文章，都要反复地阅读。郭沫若认为梁任公在当时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正是因为梁启超在当时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他逝世后，天津、上海都举行了公祭，各界名流纷纷著文悼念。杨杏佛的挽联是“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胡适的挽联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平生自许，中国新民。”虽然大儒梁漱溟因门户之见，学派对立，称：“梁启超学术上的成就量胜于质，其参与政治失败多于成功。”他的老师康有为也因政见不和，骂他是“梁贼”。然而这都无损于梁启超的历史地位。国难危重 主张变法清末，中华民族危难深重，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竞相瓜分中国。满清政府犹如一个病入膏肓的老者，已无一丝生气。就像鲁迅所讲：“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此时在广东出现了两种主张变革社会的力量：一是由孙中山领导，主张从下层社会着手;一是由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主张从上层社会着手。梁启超《三十自述》记述了自己成长的历史，特别讲到拜康有为为师对自己的影响。他说，自己自幼好读书，祖父让他读《史记》、《纲鉴易知录》。其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他发愤读书，考取了秀才、举人。但他并不以此自满，得知康有为在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讲学，便去听讲求教。而当时康有为还只是一名秀才。举人向秀才学习，这在当时成为一段佳话。梁启超这样记述自己当时的心情：“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

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优秀学者。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末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

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意接受。

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扩展资料：

梁启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学者。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启蒙思想。

“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

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

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梁启超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19世纪末29世纪初，即清末民初。经济上，西方国家通过工业革命实现了工业化，确立了工业文明的主导地位；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逐渐衰落，逐渐融入到世界工业文明的潮流中。政治上，资本主义制度在多国确立，反封建、求民主的进步思想成为大势所趋。思想上，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交流、融合加强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一些西书开阔了梁启超的视野，从此他便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是 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随着时代不断的变化，他的政治主张也与时俱进，思想更是影响一代人，福泽中国至今。他出身贫寒，仅用一代就让梁家成为“精英家族”，9个子女个个是人才，被称为"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先生的一生，不仅成就不凡，他背后的两个女人也是值得钦佩的。陪伴23年的发妻去世时，梁启超与丫鬟生了4儿2女。梁启超与发妻李蕙仙的缘分，来自她的堂哥李端棻。17岁的梁启超参加广东乡试，考取了第8名，成为举人。主考官时李端棻看到他的文章非常赏识，他觉得这个年轻人日后定能撑起中国的一片天。于是，他当起了“红娘”，撮合梁启超和自己的堂妹李蕙仙，定了亲。当时梁启超还是个官话都说不好的穷酸学生，而李蕙仙是名门闺秀，才貌出众、知书达理，是大家追捧的大家小姐。两人地位的悬殊，让梁启超不安，于是约定金榜题名之时，便是迎娶佳人之时。天不遂人愿，梁启超在考场接二连三失利，而大他4岁的未婚妻，门槛都被提亲的人踩烂了。就在梁启超灰心丧气的时候，李蕙仙派人给梁启超传话：“ 婚约继续，可择日成婚”。比起功名，李蕙仙更看重的是他的才华。梁启超非常感动，在订婚两年后结了婚。婚后，颇有才情的李蕙仙，除了打理家里大小事务，还经常帮他参谋事业发展。1896年，两人来到上海，合力创办《时务报》以此鼓吹维新学派的主张，还建立了上海女子学堂。 在这期间，学识渊博的李惠仙，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李蕙仙甚至当起了梁启超的官话老师，这琴瑟和鸣的夫妻生活，让很多人艳羡，梁启超以“闺中良友”来称呼妻子。“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逃到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逃亡，李蕙仙带着家人避居澳门，成了梁家的顶梁柱。就在这时，一个叫何蕙珍的才女走进了梁启超的生活。1899年，梁启超在国外宣传维新思想 ，自幼生活在国外的何惠珍担任他的翻译。何蕙珍非常倾慕梁启超的才华，在她的亲近和示好下，更大胆的表白：“我之心惟有先生！” 梁启超也对她萌生了爱意。梁启超与李蕙仙的感情还是很好的，经常家书往来。1900年5月，李蕙仙收到了一封特殊的家书。信中写道：“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 ... 若更因慧珍得谙习英语，将来驰骋于地球，岂非绝好之事。”梁启超虽未在信中提想娶何蕙珍，但夫妻这么多年的李蕙仙，已经明白了丈夫的心思。聪慧的她解决这种问题也手到擒来，她平静的回了一封信，却让梁启超一下子断了对何惠珍的念想。她在信中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意思是，我能理解你，我不反对，但“ 事已至此，若君真有意，吾当禀报堂上，为你二人主婚。”“堂上”是指梁父，这些年李蕙仙把梁家经营的很好，是梁父非常认可的儿媳妇，如果让老爷子知道非气病不可。梁启超看到这句话，犹如一盆冷水当头泼下，对何蕙珍的旖旎想法，瞬时熄灭了。他赶忙回信解释，和何蕙珍是 “发乎情止乎礼”， “一言决绝，以妹视之”。李蕙仙的处理方式太棒了，不仅保全了丈夫，还维护了夫妻的感情，她的智慧和理性，依然值得现代女性学习。不仅梁启超一家人团聚，李蕙仙连续生了3个孩子，加上家里大小事务操劳，身体大不如前。李蕙仙比梁启超大4岁，大儿子梁思成从小体弱多病，她非常担心养不活，梁家后继无人。思前想后，她最后决定让梁启超纳丫鬟王桂荃为妾。王桂荃是李蕙仙的陪嫁丫鬟，一直帮她处理家务，如今18岁的王桂荃，模样清秀、聪明能干，能帮助她把梁家照顾的妥妥当当。梁启超比王桂荃大12岁，他对这个聪慧坚强的丫头非常欣赏，但他和康有为刚刚提倡“一夫一妻”制，不能自己立马就破了。他和王桂荃说，不能给她名分，孩子也只能叫她姨不能叫妈。王桂荃从6岁就生活在梁家，出身贫苦的她不奢求什么名分，于是梁启超与发妻李慧仙，和“小妾”王桂荃开始和和美美的日子。为了梁家，两位女子不仅和平相处，开枝散叶教育子女，更是共同操持这个家，为梁启超巩固好大后方。梁启超在各领域卓越的成就，都有这两位女人的功劳。1913年梁启超携家人回国后，梁启超忙于护国战争，李蕙仙过度操劳，埋下病根。1924年， 李蕙仙乳腺癌复发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55岁。此时，王桂荃第6个孩子刚出生不久，梁家9个孩子，年幼的年幼，求学的求学，王桂荃一人照顾起一家的生活起居。她不仅操持家务，照顾丈夫，还承担起教育子女的重任，孩子们都称她为“娘”。李蕙仙是强势严厉的母亲，对孩子们要求极高，而王桂荃补起了温柔母亲的角色。有一次，思成因为考试成绩不如弟弟思永挨了李夫人一顿暴打，王桂荃搂着他温和地说：“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看哪样好？不怕笨，就怕懒。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看你爹很有学问，还不停地读书。”梁思成说：“她这些朴素的语言我记了一辈子。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马马虎虎了。”他更是对王桂荃极高的评价：“她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见地、有才能，既富有感情又十分理智的善良的人。”1929年，梁启超因病去世，王桂荃全力撑起了梁家，但直到梁启超去世，她依然没有一个名分，甚至连“小妾”都不是。梁家九个子女，九子皆才俊，除了梁启超的言传身教，还有王桂荃很大的功劳，9个孩子无不夸赞她的勇敢、坚强、智慧。在梁家迎来磨难的年代，她却作为 “保皇党梁启超的老婆”饱受折磨，家产抄尽，子女定罪，居无定所，每天出来扫街。1968年，王桂荃因肠癌去世，9个子女都不在身边，连骨灰都不知道在哪里。梁启超与李蕙仙和王桂荃，留给孩子最多的就是精神财富，他们的“精英”思想已经浸入骨血里。9个孩子中有7个出国留学过，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求学，梁家的教育靠家书来传递。梁启超更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他把孩子当朋友，教导孩子要有知识、有见识、有主见、有格局、有生活，遇到事情也是用平等协商的方式和儿女沟通。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梁启超不仅给孩子求学、事业、婚姻上有所指导，更关注孩子如何对待人生的起伏，对现代的孩子教育，依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无论是自己买来研读收藏，还是送给孩子当礼物，都是既实惠又意义非凡！

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等，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梁启超17岁中举，曾与老师康有为等人一起联合发动“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回国后曾担任熊希龄内阁之司法总长。1917年结束从政生涯。1929年，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