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井上靖写了一本《敦煌》，你可以看看
有关中国壁画、绘画等美术史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中涉及较多的专题。中国壁画艺术起自北朝，隋唐走上峰顶，至晚清、民初濒临谷底，壁画画种从美术史记载、论述领域完全消失，壁画家从画家行列除名，直接的影响是造成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断层。李化吉《中国壁画的衰落与复兴》论述了盛唐时期是中国壁画顶峰期，宋以后，山水画、卷轴画开始占据主流地位，一直延续到近代。壁画退出主流地位，逐渐跌落末位，至明以后竟然“了无痕迹”。究其原因一是“灭佛运动”，“灭佛”封杀了壁画客观生存环境的发展空间；二是对画工的歧视，唐以前画家画工同作壁画还是正常的，到北宋，壁画是“众工”贱役范畴，画家参与是可耻的事，到南宋，画院也被概括在“画工”之列。其结果，壁画完全失去生存空间。有关中国绘画艺术的精髓线描研究方面和论文有夏朗云《从文献和石窟等文物上看吴道子莼菜条及陁子头道子脚的历史形态和意义》和刘韬《关于克孜尔石窟壁画“屈铁盘丝”式线条的研究》。陈瑞林和谭曙珍《敦煌与中国现代壁画——本土传统与外来影响的再选择》论述了中国近现代基督教壁画、商业壁画、政治宣传壁画、艺术壁画的发展，勾勒了壁画在近现代的演变轨迹。毛建波和陈永怡《敦煌壁画临摹与现代中国画——以“浙派人物画”为中心》论述浙江画家临摹、学习敦煌壁画，成为“浙派人物画”形成和成功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推力，说明敦煌壁画临摹对现代中国画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 还有不少论文对敦煌艺术本身的制作方法、艺术语言、表现手法展开论述。关晋文《敦煌石窟早期壁画绘制方法小议》、马玉华《敦煌北凉北魏时期石窟壁画的制作》都基于作者多年临摹敦煌壁画的经验和认识，论述了敦煌石窟早期洞窟壁面地仗的制作、洞窟壁画绘制方法、制作工序。张建山《莫高窟第257窟九色鹿本生故事画色彩的表现手法》论述了作者对九色鹿本生故事壁画的色彩表现手法的认识。徐艺《莫高窟419窟彩塑之艺术语言研究》从塑形、绘色两个方面论述了作者对敦煌隋代雕塑艺术造型语言的理解。谢振瓯《敦煌壁画中经变故事的图式观与造型观回望》认为敦煌经变画的图式观、造型观是“本自心源，想成形迹”的意象手法，敦煌壁画直至今日仍然是解答当下中国现代绘画发展诸多疑问的的一部无可替代之经典。 五、古代壁画考古研究 古代壁画考古研究一直是敦煌学、石窟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次会议中有许多论文从多方面、多角度涉及这一研究领域。 有关龟兹石窟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考古研究的一个热点，有多篇论文涉及。龟兹石窟中保存有大量的裸体人物画，引起学者们关注。但近年来有些学者在龟兹石窟壁画裸体问题研究中存在资料不确、论说偏颇的现象。霍旭初《克孜尔石窟壁画裸体形象问题辩真》对此现象进行澄清辨析，认为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的出现，在一定的时期范围和特定的题材范围里，符合佛教造像的“表法”原则，有的是进行戒定慧教育达到“弃贪离欲”的反面视觉教材，还有许多裸体形象属于“禅观”的内容。通过对比研究，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与印度笈多王朝时期佛教艺术造型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有些壁画可能采用的就是笈多佛教艺术传来的“样本”。 龟兹石窟壁画艺术的代表图案“菱形格”图案形式，是学界长期以来探讨的问题。史晓明《克孜尔菱格画的形态学类型与艺术风格——以菱格画的本体语言为契机》认为菱格画的形式语言是点、线、面和色彩，在形态学上属于装饰性写实风格。王文杰《形视于目，手会于心——克孜尔壁画菱形格图案形成机制与结构》在以往学者关于菱形格图案多种单一来源观点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探索，认为它是菱形格山岳图案、音乐歌舞、纺织美术、犍陀罗艺术启发、龟兹地理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王征《龟兹石窟壁画美术风格类型和年代研究》在调查龟兹石窟壁画的基础上，分析壁画表现技法中的用线、用色、形体动态等表现形式，将美术风格和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进行研究，确定壁画风格类型，进而讨论其年代分期。吕明明《克孜尔壁画中的王族供养人》通过对克孜尔约35个有供养人的洞窟中的11个洞窟的王族供养人画像进行对比研究，证明龟兹地区的佛教是受王族保护并大力扶持的。 壁画艺术可谓是利用塑造形式和图画形式表达人类情感或思想的一个艺术领域。如同所有艺术皆源于娱乐的本能，壁画艺术也不例外。壁画艺术乃是最贴近人类生活的一种艺术，是在生活环境的影响中诞生，生活环境的影响不仅在人类之间，在所有生物的相互关系中皆会产生影响。人类的生活环境会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影响，人类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方方面面的启发而创作出相应的艺术作品，即不同的环境会塑造出不同的创意作品。如今这样的艺术作品会为现代人枯燥无味的生活提供可以休闲放松的地方，而这就是艺术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也就是作为艺术家应尽的义务。这样的艺术随着时光的流逝发展成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大体上分为个人艺术和大众艺术，而壁画艺术则从古至今以大众艺术行为的代表性艺术形态发展到今日。尤其像洞穴壁画，作为绘画的实用性最突出的一种佛教美术，由古代印度从教化角度创造出炉并传播到中国之后被赋予教化方面的装饰意义，为强调寺院的庄严性而被塑造得更加华丽、细腻。对于颜色采用而言，从最初的基本色调逐渐变得多种多样，并为了满足需要，开发并引进丰富的天然矿物颜料，从而促进了调色方法的发展。从东方概念上的“色”则超越了单纯的视觉方面的意义，随着其时代的价值观和美观等诸多条件而展现得异彩纷层、变化无数。尤其就绘画而言，从色彩的作用上，对比和协调等塑造领域和对象注入感情而加以美化。这样的色彩从东方的审美意识即美的意识上启始于礼乐，所谓礼乐与人类感情的适度开放具有密切关系。早在东方壁画中出现的色彩，将与阴阳五行思想相融合的五色视为神圣色彩，所采用的色彩会随着思想境界以及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了绘画的样式，随之出现的色彩从表现上由象征性发展到感性的表达。“敦煌”通过丝绸之路，容纳、反映了西域绘画样式和技术，是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通道，从地理上也占重要位置。除了其地区的特点，敦煌壁画历经上千年的漫长岁月，在同一个地方经历不同的时代被持续创作，于是本论文将通过敦煌壁画所采用的颜料的分析和研究，推测各个时代所采用的颜料特性以及其变迁过程。为研究壁画材料，本论文对出现在古文献里的颜料相关记录和敦煌石窟壁画所采用颜料的调查分析，以从阴阳五行中相当于阴阳五行的五方色(白、赤、青、黄、黑)和五间色(绿、碧、红、蛾黄、紫)等10种基本颜色为中心，阐明其特点，观察不同时代从其色感和颜色上有何发展变化，为将来研究开发现代壁画材料和寺院壁画制作提供重要的基础依据。'
敦煌学，可以围绕莫高窟文化和日本的关系而言。日本人很信佛，每年敦煌的很大一部分外宾就是日本人，他们给莫高窟捐了不少东西，我记得别人给我说过，莫高窟的有一个保护系统就是日本人发明的......呵呵，日本人也盗过藏经洞宝藏哦... 我觉得这个题材可以商量、斟酌
那个S同学 莫高窟没有保护系统是日本人发明的 只有莫高窟的陈列中心是日本人出资建的 论文的话你先看下《敦煌学50讲》就算入门了 然后再决定论文走向吧 日本的桔瑞超和大谷光瑞将大批敦煌文献带到日本 掀起日本研究敦煌学的浪潮
自从我知道中国有一个敦煌开始，就做着有关敦煌的梦。总有一天，我会站在那里，作为一个匆匆走过世间的短暂生命，饥渴地虔诚地仰望那百世的珍藏。这种梦是懵懂的，灰暗的，也是遥远的。但是，有了梦，便有了希望。终于有一天，我走进了敦煌，走进了莫高。车子离开敦煌，穿过沙漠，向东南行驶20多公里，在一色的沙漠中看到了几处斑斑点点的绿。绿色的后面还是黄沙，还是沙丘。我以为，还要走多远呢，车子进入了停车场。莫高窟就在那里，那几处绿的背后。看到了几座白色的道士塔。再走几步路，走过了一座桥。桥底下是干涸的河流。迎面看到了一座高大的牌楼，挂着“石室宝藏”的牌匾。后面是不高不大的土丘，也未见穿行的人流，看不到任何的不平常。这就是我梦中的敦煌么？看不到云岗石窟华丽的窟檐，十几米高的露天的佛雕，气势恢宏、华美壮丽。看不到麦积山石窟高耸的山，山岩上蜂窝状的、一盅又盅的窟窿眼，还有石壁上丰腴的、慈目而悲苦的佛像，饱尽沧桑而不腐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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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点。人口18万多，全市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旅游服务业次之，为敦煌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 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面积万平方公里。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敦，大也；煌，盛也。”盛大辉煌的敦煌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被迁徙到河西的三苗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以狩猎为主，开始掌握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敦煌地区曾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和陶器、铜器。夏、商、周时，敦煌属古瓜州的范围，有三苗的后裔，当时叫羌戎族的在此地游牧定居。敦煌地区发现游牧民族留下的许多岩画至今历历在目。战国和秦时，敦煌一带居住着大月氏、乌孙人和塞种人。以后，大月氏强盛起来，兼并了原来的羌戎。战国末期，大月氏人赶走乌孙人、塞种人，独占敦煌直到秦末汉初。敦煌历经了汉风唐雨的洗礼，文化灿烂，古迹遍布，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主要景观。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十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座。题材多取自佛教故事，也有反映当时的民俗、耕织、狩猎、婚丧、节日欢乐等的壁画。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族，成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朝所有。此后，升敦煌为沙州路，隶属甘肃行中书省。后升为沙州总管府。元朝远征西方，必经敦煌。当时瓜、沙二州屯兵济济，营寨栉比，屯垦农兵遍布党河、疏勒河流域。敦煌一度呈现出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和西域的贸易更加频繁。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这一时期途经敦煌漫游到中原各地。元朝统治者也崇信佛教。莫高窟的开凿得以延续。现存元代洞窟约10个。自元朝以后，千里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扫除元残部，派宋国公冯胜率兵三路平定河西获胜，修筑了嘉峪关明长城，重修了肃州城。明王朝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防卫，设置了关西七卫。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在敦煌设沙州卫。后吐鲁番攻破哈密，敦煌面临威胁。明王朝又在沙州古城设置罕东左卫。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敦煌被吐鲁番占领。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置，成为“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了。清康熙后期，清王朝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开始从甘肃各地移民2400户到敦煌垦荒定居，同时又迁吐鲁番、罗布泊大批兵民于沙州一带。雍正末，沙州已有耕地10万余亩，引党河水分10渠灌溉，农业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形成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绿洲。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沙州卫升敦煌县，隶属安西直属州，直至辛亥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一直是县府所在地。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立敦煌市。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敦煌，历经沧桑，几度盛衰，步覆蹒跚地走过了近五千年漫长曲折的里程。悠久历史孕育的敦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使敦煌依然辉煌；那遍地的文物遗迹、浩繁的典籍文献、精美的石窟艺术、神秘的奇山异水……使这座古城流光溢彩，使戈壁绿洲越发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就像一块青翠欲滴的翡翠镶嵌在金黄色的大漠上，更加美丽，更加辉煌。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下，因地处莫高乡得名。它是我国最大、最著名的佛教艺术石窟。分布在鸣沙山崖壁上三四层不等，全长一千六百米。现存石窟492个，壁画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彩塑佛像等造型2100多身。石窟大小不等，塑像高矮不一，大的雄伟浑厚，小的精巧玲珑，其造诣之精深，想象之丰富，是十分惊人的。【鸣沙山】位于敦煌市南郊七公里处。古代称神沙山、沙角山。全山系沙堆积而成，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宽20公里，高数十米，山峰陡峭，势如刀刃。沙丘下面有一潮湿的沙土层，风吹沙粒振动，声响可引起沙土层共鸣，故名。据史书记载，在天气晴朗时，即使风停沙静，也会发出丝竹管弦之音，犹如奏乐，故“沙岭晴鸣”为敦煌一景。人若从山顶下滑，沙粒随人体下坠，鸣声不绝于耳。据说晚间登沙山，还可看到沙粒滑动摩擦产生火花。鸣沙山与宁夏中卫县的沙坡头、内蒙古达拉特旗的响沙湾和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境内的巴里坤沙山并被为我国“四大鸣沙山”。这是大自然现象中的一种奇观，古往今来以“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被誉为“塞外风光之一绝”。【月牙泉】月牙泉在鸣沙山下，古称沙井，俗名药泉，自汉朝起即为“敦煌八景”之一，得名“月泉晓彻”。月牙泉南北长近100米，东西宽约25米，泉水东深西浅，最深处约5米，弯曲如新月，因而得名，有“沙漠第一泉”之称。【雅丹地貌】敦煌雅丹地貌地处敦煌西200公里处，分布区长宽各10公里，土丘高大，多在10~20米，长200~300米。又名三陇沙的地名始见于汉代，位置在古玉门关外，丝绸之路北线由此通过。三陇沙雅丹地貌，其走向与盛行的西北风向垂直，而与山地洪水流的方向一致，和玉门关形成敦煌第二大景区，因其怪异特点，故有魔鬼城。 【敦煌古城】位于敦煌市至阳关公路的南侧大漠戈壁，距市中心25公里。是1987年为中日合拍大型历史故事片《敦煌》，而以宋代《清明上河图》为蓝本，仿造沙洲古城设计建造而成，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米。敦煌古城的建筑风格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情，城开东、西、南三门，城楼高耸；城内由高昌、敦煌、甘州、兴庆和汴梁五条主要街道组成，街道两边配以佛庙、当铺、货栈、酒肆、住宅等，敦煌古城再现了唐宋时期西北重镇敦煌的雄姿，被称为中国西部建筑艺术的博物馆，具备拍摄古代西部国边塞军事片的独特优势，现已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在这里已先后拍摄了《封神演义》、《新龙门客栈》等二十多部影视剧。【阳关】位于敦煌市西南70公里外的南湖乡境内，为汉武帝开辟河西，“列四郡，据两关”的两关之一，自古为丝绸之路西出敦煌，通西域南道的必经关卡，西部边境之门户。唐代诗人王维首“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更使阳关名扬千古。阳关建于汉元封四年（前107年）左右，曾设都尉管理军务，自汉至唐，一直是丝路南道上的必经关隘。历史的久远使关城烽燧少有遗存，据（元和郡县志）载阳关，在县（寿昌县）西六里。以居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本汉置也，渭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后魏尝于此置阳关县，周废。”巴黎藏敦煌石室写本（沙州地志）（P．5034）载：阳关，东西二十步，南北二十七步。右在（寿昌）县西十里，今见毁坏，基址见存。西通石城、于阗等南路。以在玉门关南，号日：“阳关”（注：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可见唐时阳关已毁，仅存基址。古寿昌城在今敦煌市南湖乡北工村附近，阳关在寿昌故城西6里，或10里处，当指约数而言。专家考证，阳关故址就在今南湖乡西面对‘古董滩”的流沙地带。
难，不如写点小说。
把你的作品看看，如果写得不错的话可以投读者，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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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期刊的篇名跟刊名有什么区别吗 篇名是刊物内文章的名，也就是题目；刊名是这个刊物的名。例如，我在《中国教育学刊》上发表了一篇《高中文言文学法指导》，前者是刊名，后者是篇名。 问题二：杂志个部分的名称是什么？？？ 全国发行的佛教和社科宗教类杂志 名称 地址 邮编 电话 网站 1 《法音》 北京西四阜内大街25号 100034 2 《中国宗教》 北京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院 100725 3 《佛教文化》 北京西城区北长街27号 100031 4 《中国佛学》 北京建国内大街5号世界宗教研究所 100732 5 《世界宗教研究》 北京建国内大街5号世界宗教研究所 100732 6 《中国 *** 》 北京市广安门外大街荣丰A5楼702室 100031 7 《中国藏学》 北京市北四环东路131号 100101 8 《敦煌研究》 甘肃省兰州市滨河东路292号敦煌研究院 730000 9 《五台山研究》 山西太原市州南路282号山西社会科学院 030006 问题三：写刊物名称是什么意思？ 刊物名字:科普刊物、智力开发、作文学习(三项任选一项) 问题四：中国知网中刊名是红色代表的是什么啊？ 1. 紫色。将鼠标置于紫色期刊名处会提示“紫色对应中国知网独家期刊”。 2. 蓝色和灰色。蓝色是搜索结果的基本色，没有特殊含义。灰色意味着已经点击过该期刊，在点击文章名也有相同效果 3. 红色。经反复查证，红色并不表示CSSCI或北核，具体代表哪里期刊还没有搞清楚。 对于这样的结果感觉挺有趣。不知大家有何感想？欢迎大家不吝赐教！ 补充： 经查证，红色期刊名表示搜索得到的匹配结果，红色表示强调。 其他颜色如上所述，没有变化。 希望对你有用处！ 问题五：求问这篇文献的期刊名是什么？还有哪年？第几卷？哪期？ 这是一篇会议论文，会议是在2013年召开，但是文章的发表在2014年129期（在文献的sciencedirect下方可以看到），由于是会议论文，所以没有卷，如解决问题还望采纳，有疑问请追问 问题六：写论文的参考文献用期刊的期刊号是什么 是的，你所举的这个例子是学术或学位论文引用规范中的一种，即：作者．题名〔J〕．刊名，出版年，卷(期)∶起止页码 。所以，1998.（3），是指1998年第3期。 下面提供一些参考文献引用规范，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1 、期刊作者．题名〔J〕．刊名，出版年，卷(期)∶起止页码 2、 专著作者．书名〔M〕．版本(第一版不著录)．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3、 论文集作者．题名〔C〕．编者．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4 、学位论文作者．题名〔D〕．保存地点．保存单位．年份 5 、专利文献题名〔P〕．国别．专利文献种类．专利号．出版日期 6、 报告作者．题名〔R〕．保存地点．年份 7、 报纸作者．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满意的话，请支持。谢谢。） 问题七：ijiset期刊的中文名是什么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ve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IJISET) 国际创新科学工程和技术杂志 问题八：世界上最著名的杂志是啥？ 01.《TIME》（《时代周刊》）美国，1923年创刊。即便其在2003年度美国“国家期刊奖”中一个提名也没有获得，但话语惯性与品牌传统以及以红框构成的各式封面累积依然维系着《时代周刊》的地位，品质沉淀是这本至尊杂志的最可贵底蕴，每年年底的“年度风云人物”评选也许永远都是其最荣耀的时刻。 02.《NationalGeographic》（《国家地理杂志》）美国，1888年创刊。 财力物力惊人并不是造就《国家地理杂志》殿堂的根本，不懈的职业态度与拓展性极大地推动了这本超级王牌杂志的发展，国家地理频道以及众多衍生产品共同缔造着其殿堂并不断扩充，新作“泳衣百年”特刊则彰显了其锐意改革中切合时下市场之难得的新派作风。 03.《Fortune》（《财富》）美国，1930年创刊。创刊75年的《财富》以其地球人都知道的两个知名运营品牌“财富论坛”和“世界500强”依然继续维系着其在财经领域的话语霸权，杂志本体操作得依然让人看不出其有丝毫的老态，即便是在那些锐意改变一切的新经济杂志面前，《财富》依然保持着可贵的新鲜。 04.《Vogue》（《时尚》）美国，1892年创刊。老牌《Vogue》的时尚集团地位已不容置疑，在学者中《Vogue》亦已进阶化身成为时尚影像历史的代表者，《Vogue》在意大利获得的发展尤其值得称道，其与意大利人的时尚与热情结合诞生了时尚杂志的超级范本，意大利版《Vogue》发展至今已经创立了《L'UomoVogue》（参见50）、《VogueBambini》、《VogueGioiello》、《VoguePelle》、《VogueSposa》这5本同样出色的子刊，昭示着《Vogue》的惊人魅力。 05.《TheEconomist》（《经济学人》）英国，1843年创刊。其严谨的作风已使其成为这个时代最值得信赖的政经观察家，在全球范围内搭建的观察员队伍素质超群，并在其每年年初发布的全年预测中组成强大的战线，组建各种研究工作机构并监测各个经济地区的投资及人居环境，都在散布着这本杂志的话语权。 06.《Playboy》（《花台的右角，雨水先落在窗前铁栏杆再顺着花草的叶脉滴到盆子的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花的职业习惯。巷子里叶子葱翠，老屋子年久失修，多是低矮红砖房，好些房子里还用着原始的马桶，属于简易的痰盂，我经过公子》）美国，1952年创刊。依然是知名度极高的老牌杂志，有着53年历史的 ** ，如今更有改版做主流男性杂志的决心，值得尊重的传奇创始人HughHefner（赫夫纳）在思索《花台的右角，雨水先落在窗前铁栏杆再顺着花草的叶脉滴到盆子的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花的职业习惯。巷子里叶子葱翠，老屋子年久失修，多是低矮红砖房，好些房子里还用着原始的马桶，属于简易的痰盂，我经过公子》品牌难得的资源优势是否应耗在与老对手《Penthhouse》（《阁楼》，参见63）以及新晋后生《Maxim》（《马克西姆》，参见 37）的比拼上及是否应该更明确地去追逐主流广告商？ 07. 《VanityFair》（《名利场》）美国，1913年创刊。 依然出色地扮演着“从新星到巨星”的全球最华贵舞台提供者的角色，更让人佩服的是，其在美国“国家期刊奖”中常常在“最佳杂志”、“最佳摄影”、“最佳专栏”、“最佳随笔”及“最佳评论”等多数奖项评选中均能获得提名，这种浮于华丽世界中却扎实经营杂志本体内容建设的用心值得称颂。 08.《Newsweek》（《新闻周刊》）美国，1933年创刊。 相信没有人会......>>
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点。人口18万多，全市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旅游服务业次之，为敦煌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 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面积万平方公里。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敦，大也；煌，盛也。”盛大辉煌的敦煌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被迁徙到河西的三苗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以狩猎为主，开始掌握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敦煌地区曾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和陶器、铜器。夏、商、周时，敦煌属古瓜州的范围，有三苗的后裔，当时叫羌戎族的在此地游牧定居。敦煌地区发现游牧民族留下的许多岩画至今历历在目。战国和秦时，敦煌一带居住着大月氏、乌孙人和塞种人。以后，大月氏强盛起来，兼并了原来的羌戎。战国末期，大月氏人赶走乌孙人、塞种人，独占敦煌直到秦末汉初。敦煌历经了汉风唐雨的洗礼，文化灿烂，古迹遍布，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主要景观。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十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座。题材多取自佛教故事，也有反映当时的民俗、耕织、狩猎、婚丧、节日欢乐等的壁画。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族，成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朝所有。此后，升敦煌为沙州路，隶属甘肃行中书省。后升为沙州总管府。元朝远征西方，必经敦煌。当时瓜、沙二州屯兵济济，营寨栉比，屯垦农兵遍布党河、疏勒河流域。敦煌一度呈现出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和西域的贸易更加频繁。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这一时期途经敦煌漫游到中原各地。元朝统治者也崇信佛教。莫高窟的开凿得以延续。现存元代洞窟约10个。自元朝以后，千里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扫除元残部，派宋国公冯胜率兵三路平定河西获胜，修筑了嘉峪关明长城，重修了肃州城。明王朝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防卫，设置了关西七卫。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在敦煌设沙州卫。后吐鲁番攻破哈密，敦煌面临威胁。明王朝又在沙州古城设置罕东左卫。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敦煌被吐鲁番占领。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置，成为“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了。清康熙后期，清王朝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开始从甘肃各地移民2400户到敦煌垦荒定居，同时又迁吐鲁番、罗布泊大批兵民于沙州一带。雍正末，沙州已有耕地10万余亩，引党河水分10渠灌溉，农业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形成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绿洲。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沙州卫升敦煌县，隶属安西直属州，直至辛亥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一直是县府所在地。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立敦煌市。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敦煌，历经沧桑，几度盛衰，步覆蹒跚地走过了近五千年漫长曲折的里程。悠久历史孕育的敦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使敦煌依然辉煌；那遍地的文物遗迹、浩繁的典籍文献、精美的石窟艺术、神秘的奇山异水……使这座古城流光溢彩，使戈壁绿洲越发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就像一块青翠欲滴的翡翠镶嵌在金黄色的大漠上，更加美丽，更加辉煌。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下，因地处莫高乡得名。它是我国最大、最著名的佛教艺术石窟。分布在鸣沙山崖壁上三四层不等，全长一千六百米。现存石窟492个，壁画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彩塑佛像等造型2100多身。石窟大小不等，塑像高矮不一，大的雄伟浑厚，小的精巧玲珑，其造诣之精深，想象之丰富，是十分惊人的。【鸣沙山】位于敦煌市南郊七公里处。古代称神沙山、沙角山。全山系沙堆积而成，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宽20公里，高数十米，山峰陡峭，势如刀刃。沙丘下面有一潮湿的沙土层，风吹沙粒振动，声响可引起沙土层共鸣，故名。据史书记载，在天气晴朗时，即使风停沙静，也会发出丝竹管弦之音，犹如奏乐，故“沙岭晴鸣”为敦煌一景。人若从山顶下滑，沙粒随人体下坠，鸣声不绝于耳。据说晚间登沙山，还可看到沙粒滑动摩擦产生火花。鸣沙山与宁夏中卫县的沙坡头、内蒙古达拉特旗的响沙湾和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境内的巴里坤沙山并被为我国“四大鸣沙山”。这是大自然现象中的一种奇观，古往今来以“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被誉为“塞外风光之一绝”。【月牙泉】月牙泉在鸣沙山下，古称沙井，俗名药泉，自汉朝起即为“敦煌八景”之一，得名“月泉晓彻”。月牙泉南北长近100米，东西宽约25米，泉水东深西浅，最深处约5米，弯曲如新月，因而得名，有“沙漠第一泉”之称。【雅丹地貌】敦煌雅丹地貌地处敦煌西200公里处，分布区长宽各10公里，土丘高大，多在10~20米，长200~300米。又名三陇沙的地名始见于汉代，位置在古玉门关外，丝绸之路北线由此通过。三陇沙雅丹地貌，其走向与盛行的西北风向垂直，而与山地洪水流的方向一致，和玉门关形成敦煌第二大景区，因其怪异特点，故有魔鬼城。 【敦煌古城】位于敦煌市至阳关公路的南侧大漠戈壁，距市中心25公里。是1987年为中日合拍大型历史故事片《敦煌》，而以宋代《清明上河图》为蓝本，仿造沙洲古城设计建造而成，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米。敦煌古城的建筑风格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情，城开东、西、南三门，城楼高耸；城内由高昌、敦煌、甘州、兴庆和汴梁五条主要街道组成，街道两边配以佛庙、当铺、货栈、酒肆、住宅等，敦煌古城再现了唐宋时期西北重镇敦煌的雄姿，被称为中国西部建筑艺术的博物馆，具备拍摄古代西部国边塞军事片的独特优势，现已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在这里已先后拍摄了《封神演义》、《新龙门客栈》等二十多部影视剧。【阳关】位于敦煌市西南70公里外的南湖乡境内，为汉武帝开辟河西，“列四郡，据两关”的两关之一，自古为丝绸之路西出敦煌，通西域南道的必经关卡，西部边境之门户。唐代诗人王维首“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更使阳关名扬千古。阳关建于汉元封四年（前107年）左右，曾设都尉管理军务，自汉至唐，一直是丝路南道上的必经关隘。历史的久远使关城烽燧少有遗存，据（元和郡县志）载阳关，在县（寿昌县）西六里。以居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本汉置也，渭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后魏尝于此置阳关县，周废。”巴黎藏敦煌石室写本（沙州地志）（P．5034）载：阳关，东西二十步，南北二十七步。右在（寿昌）县西十里，今见毁坏，基址见存。西通石城、于阗等南路。以在玉门关南，号日：“阳关”（注：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可见唐时阳关已毁，仅存基址。古寿昌城在今敦煌市南湖乡北工村附近，阳关在寿昌故城西6里，或10里处，当指约数而言。专家考证，阳关故址就在今南湖乡西面对‘古董滩”的流沙地带。
有关中国壁画、绘画等美术史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中涉及较多的专题。中国壁画艺术起自北朝，隋唐走上峰顶，至晚清、民初濒临谷底，壁画画种从美术史记载、论述领域完全消失，壁画家从画家行列除名，直接的影响是造成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断层。李化吉《中国壁画的衰落与复兴》论述了盛唐时期是中国壁画顶峰期，宋以后，山水画、卷轴画开始占据主流地位，一直延续到近代。壁画退出主流地位，逐渐跌落末位，至明以后竟然“了无痕迹”。究其原因一是“灭佛运动”，“灭佛”封杀了壁画客观生存环境的发展空间；二是对画工的歧视，唐以前画家画工同作壁画还是正常的，到北宋，壁画是“众工”贱役范畴，画家参与是可耻的事，到南宋，画院也被概括在“画工”之列。其结果，壁画完全失去生存空间。有关中国绘画艺术的精髓线描研究方面和论文有夏朗云《从文献和石窟等文物上看吴道子莼菜条及陁子头道子脚的历史形态和意义》和刘韬《关于克孜尔石窟壁画“屈铁盘丝”式线条的研究》。陈瑞林和谭曙珍《敦煌与中国现代壁画——本土传统与外来影响的再选择》论述了中国近现代基督教壁画、商业壁画、政治宣传壁画、艺术壁画的发展，勾勒了壁画在近现代的演变轨迹。毛建波和陈永怡《敦煌壁画临摹与现代中国画——以“浙派人物画”为中心》论述浙江画家临摹、学习敦煌壁画，成为“浙派人物画”形成和成功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推力，说明敦煌壁画临摹对现代中国画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 还有不少论文对敦煌艺术本身的制作方法、艺术语言、表现手法展开论述。关晋文《敦煌石窟早期壁画绘制方法小议》、马玉华《敦煌北凉北魏时期石窟壁画的制作》都基于作者多年临摹敦煌壁画的经验和认识，论述了敦煌石窟早期洞窟壁面地仗的制作、洞窟壁画绘制方法、制作工序。张建山《莫高窟第257窟九色鹿本生故事画色彩的表现手法》论述了作者对九色鹿本生故事壁画的色彩表现手法的认识。徐艺《莫高窟419窟彩塑之艺术语言研究》从塑形、绘色两个方面论述了作者对敦煌隋代雕塑艺术造型语言的理解。谢振瓯《敦煌壁画中经变故事的图式观与造型观回望》认为敦煌经变画的图式观、造型观是“本自心源，想成形迹”的意象手法，敦煌壁画直至今日仍然是解答当下中国现代绘画发展诸多疑问的的一部无可替代之经典。 五、古代壁画考古研究 古代壁画考古研究一直是敦煌学、石窟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次会议中有许多论文从多方面、多角度涉及这一研究领域。 有关龟兹石窟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考古研究的一个热点，有多篇论文涉及。龟兹石窟中保存有大量的裸体人物画，引起学者们关注。但近年来有些学者在龟兹石窟壁画裸体问题研究中存在资料不确、论说偏颇的现象。霍旭初《克孜尔石窟壁画裸体形象问题辩真》对此现象进行澄清辨析，认为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的出现，在一定的时期范围和特定的题材范围里，符合佛教造像的“表法”原则，有的是进行戒定慧教育达到“弃贪离欲”的反面视觉教材，还有许多裸体形象属于“禅观”的内容。通过对比研究，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与印度笈多王朝时期佛教艺术造型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有些壁画可能采用的就是笈多佛教艺术传来的“样本”。 龟兹石窟壁画艺术的代表图案“菱形格”图案形式，是学界长期以来探讨的问题。史晓明《克孜尔菱格画的形态学类型与艺术风格——以菱格画的本体语言为契机》认为菱格画的形式语言是点、线、面和色彩，在形态学上属于装饰性写实风格。王文杰《形视于目，手会于心——克孜尔壁画菱形格图案形成机制与结构》在以往学者关于菱形格图案多种单一来源观点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探索，认为它是菱形格山岳图案、音乐歌舞、纺织美术、犍陀罗艺术启发、龟兹地理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王征《龟兹石窟壁画美术风格类型和年代研究》在调查龟兹石窟壁画的基础上，分析壁画表现技法中的用线、用色、形体动态等表现形式，将美术风格和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进行研究，确定壁画风格类型，进而讨论其年代分期。吕明明《克孜尔壁画中的王族供养人》通过对克孜尔约35个有供养人的洞窟中的11个洞窟的王族供养人画像进行对比研究，证明龟兹地区的佛教是受王族保护并大力扶持的。 壁画艺术可谓是利用塑造形式和图画形式表达人类情感或思想的一个艺术领域。如同所有艺术皆源于娱乐的本能，壁画艺术也不例外。壁画艺术乃是最贴近人类生活的一种艺术，是在生活环境的影响中诞生，生活环境的影响不仅在人类之间，在所有生物的相互关系中皆会产生影响。人类的生活环境会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影响，人类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方方面面的启发而创作出相应的艺术作品，即不同的环境会塑造出不同的创意作品。如今这样的艺术作品会为现代人枯燥无味的生活提供可以休闲放松的地方，而这就是艺术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也就是作为艺术家应尽的义务。这样的艺术随着时光的流逝发展成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大体上分为个人艺术和大众艺术，而壁画艺术则从古至今以大众艺术行为的代表性艺术形态发展到今日。尤其像洞穴壁画，作为绘画的实用性最突出的一种佛教美术，由古代印度从教化角度创造出炉并传播到中国之后被赋予教化方面的装饰意义，为强调寺院的庄严性而被塑造得更加华丽、细腻。对于颜色采用而言，从最初的基本色调逐渐变得多种多样，并为了满足需要，开发并引进丰富的天然矿物颜料，从而促进了调色方法的发展。从东方概念上的“色”则超越了单纯的视觉方面的意义，随着其时代的价值观和美观等诸多条件而展现得异彩纷层、变化无数。尤其就绘画而言，从色彩的作用上，对比和协调等塑造领域和对象注入感情而加以美化。这样的色彩从东方的审美意识即美的意识上启始于礼乐，所谓礼乐与人类感情的适度开放具有密切关系。早在东方壁画中出现的色彩，将与阴阳五行思想相融合的五色视为神圣色彩，所采用的色彩会随着思想境界以及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了绘画的样式，随之出现的色彩从表现上由象征性发展到感性的表达。“敦煌”通过丝绸之路，容纳、反映了西域绘画样式和技术，是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通道，从地理上也占重要位置。除了其地区的特点，敦煌壁画历经上千年的漫长岁月，在同一个地方经历不同的时代被持续创作，于是本论文将通过敦煌壁画所采用的颜料的分析和研究，推测各个时代所采用的颜料特性以及其变迁过程。为研究壁画材料，本论文对出现在古文献里的颜料相关记录和敦煌石窟壁画所采用颜料的调查分析，以从阴阳五行中相当于阴阳五行的五方色(白、赤、青、黄、黑)和五间色(绿、碧、红、蛾黄、紫)等10种基本颜色为中心，阐明其特点，观察不同时代从其色感和颜色上有何发展变化，为将来研究开发现代壁画材料和寺院壁画制作提供重要的基础依据。'
二、敦煌壁画随情赋彩的色彩艺术 敦煌曾是一块被历史特别眷顾，也曾是被历史深深遗忘的地方。这个地方拥有着众多充满色彩与韵律的象征符号，敦煌石窟不仅是世界上著名的艺术宝库，还是一座丰富多彩的颜料标本博物馆。它保存了北朝至元代十余个朝代千百年间的大量彩绘艺术颜料样品，是研究中国乃至世界古代颜料化学发展史的重要资料。敦煌壁画中的色彩，历经数千年的历史，仍然光彩夺目，它所表现的个体形象和整体色调都很优美，这不但归功于当时的艺术家们所研制、选用的材料，而且艺术家们用以情赋彩的手法，加强了自己作品的诗意化、情感化、现代化和意象化，使之随时观摩敦煌壁画均有百看不厌之感。现就以第61窟中的壁画为例，可作一些粗略的讨论。第61窟是莫高窟最大的洞窟之一，它是五代曹元忠夫妇开凿的，甬道于元代重绘。五代的石窟艺术有其独特的风格，塑像和壁画内容丰富，布局严谨，经变画情节增多，故事画再度兴起，画面上有许多社会生活场面。61窟位于莫高窟南区中部，主室覆斗形顶，顶中央饰团龙莲花井心，四坡画千佛，窟顶四角画四大天王。西壁详细描绘了文殊菩萨道场的五台山盛况，南、北两壁共画10铺经变画；东壁画维摩诘经变，东壁和南、北壁东侧下部画曹氏家族供养人49身、供养比丘尼3身；南北两壁西侧和西壁下部屏风画共33扇，画佛传故事。这是莫高窟晚期艺术中最详细的佛传图。61窟规模大，形制典型，内容丰富，壁画保存好，艺术水平高，其中内容完备。巨型的五台山全景图、联屏佛传故事画、字迹清晰和数量众多的榜题和曹氏眷属等身像，都是十分珍贵的研究资料。61窟室藻井图案——团龙莲花藻井，刻画精细至微，以石绿、赭石、白三色为主色，加黑、黄、朱红等色相间描绘，整个画面呈绿色主调，色彩丰富而和谐、高雅，人物面部色彩变化多端，但均统一入调，使整个画面气势宏大，有巧夺天工之妙。甬道南壁的炽盛光佛画，整幅以冷调完成，以石绿、石青、白三色相间，色彩稳重而协调；人物的面部和衣服多以红褐着色，节奏感强烈而不落入俗套；下半部以黄灰色虚画营创画面气氛，产生了色彩的虚实透视功能；战车上的色彩描绘极其丰富，可与印象派油画色彩相媲美。纵观整个画面用色，跌宕起伏，极富音乐色彩。东壁北侧女供养人以暖调呈现，红、黄、黑三色相间，古朴、厚重、大方，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北壁侧面不空绢索观音，用色丰富，冷暖相间，对比强烈，给人以激情奔放之感。南壁弥勒经变画，形象众多而繁杂，用红、绿相配，既有强烈对比，又有协调之感，是补色相配而不俗的典范之作。 莫高窟的所有壁画均完成于黑暗的石窟内，所有形象的赋彩都在昏暗的灯光下进行，但艺术家们通过高超的绘画技艺，使所绘形象栩栩如生，色调统一、协调，令人感叹不已。仅从敦煌壁的施色中，我们可以进行以点代面的思考，画家没在自然光下作画，而在昏暗的油灯下着色，没有自然的描写，都是艺术家胸有成竹的体现，色彩丰富，对比强烈，刻画精细，色调和谐统一。六朝谢赫在“六法”中提出要“随类赋彩”，讲的是着色时客观地反映事物，是对物象表面之色的描绘。笔者则以为创造敦煌壁画的艺术家们用色是“气韵生动”“随情赋彩”，在使用材料上充分强调发挥自己的意识、情感和想象，以饱满的激情，在极其艰苦的自然条件下，把自己的情感色彩挥洒在昏暗的石窟之中，使石窟永放光彩。 三、敦煌壁画与人为善的教育思想 在莫高窟各个时代的壁画中，有反映当时的一些生产劳动场面、社会生活场景、衣冠服饰制度、古代建筑造型以及音乐、舞蹈、杂技的画面，也记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但敦煌壁画中的众多经变画，传达了人心向善的教育思想，壁画不仅能从艺术上给人以视觉感受，而且要使观画人能品读出其中的教育哲理。敦煌壁画为了广泛吸引群众，大力宣传佛经佛法，必须把抽象、深奥的佛教经典史迹用通俗简洁的、形象的形式灌输给群众，感召他们，使之笃信朝拜。于是，在洞窟内绘制了大量的故事画，让群众在看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故事画内容丰富、情节动人、生活气息浓郁，具有诱人的魅力。敦煌壁画中的本生故事画是描绘释迦牟尼生前的各种善行，宣传“因果报应”“苦修行善”的生动故事。它是敦煌早期壁画中广泛流行的题材，如“萨捶那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救鸽”“九色鹿舍己救人”“须阁提割肉奉亲”等，虽然都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但仍保持着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的本色。例如，第98窟中的《摩河萨捶以身施虎品》描述了摩河萨捶太子与二兄长外出游玩，归途中见母虎和七只小虎饥饿不堪，母虎要给幼虎充饥。摩河萨捶以身拯救饿虎，于是他横卧虎旁，但虎已无力食他，他在山崖上刺破喉咙，坠崖投身虎旁，饿虎饮吸鲜血恢复体力，取食萨捶。二兄长收拾遗骸，起塔供养。如《恒伽达品》《善事人海品》等等，都表达了教育众人从善的思想，为维护社会安定和繁荣起到了一定的教育作用。绘画的内容和思想主题给我们现代人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艺术是为大众服务，不但要使观众赏心悦目，而且要起到一定教育作用。以积极、健康、向上为主题的艺术品仍然是当今社会所需求的主流，我们在艺术创作过程之中，尽最大可能地把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融合于艺术作品之中，在观众品读艺术作品时不但能给予一定的艺术熏陶，而且要能给予教育的感染。当然，艺术不等于教科书，但笔者认为，纯粹的无思想的艺术品，绝不能称之为上品。一件艺术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如果不能更多地净化观众的心灵的话，那至少要留给观众一个良好的心境。在这一方面上敦煌壁画的艺术创作做得相当优秀。敦煌壁画描写了神的形象、神的活动、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以寄托人们善良的愿望，安抚人们心灵的艺术，充分体现着“与人为善”的教育思想。因此，壁画的风格，具有与世俗绘画不同的特征。但是，任何艺术都源于现实生活，任何艺术都有它的民族传统，因而它们的形式多出于共同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技巧，具有共同的民族风格。可见古代艺术家，在佛教思想影响下，独具匠心，融艺术与教育为一体，留辉煌于后世。 人类的敦煌，人类要了解，文明要延续。它很神秘，很令人向往，值得我们从各个领域的不同专业、多个角度，全方位、立体式地去研究它，以便更早地、更全面地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把它的辉煌完全展现给人类，供世人研究、品读、借鉴，促使社会相关领域的研究发展。我们广大从艺者更要以敦煌艺术为契机，与时俱进、传承创新，早日创造出当代艺术的辉煌，共同缔造我国艺坛更加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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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点。人口18万多，全市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旅游服务业次之，为敦煌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 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面积万平方公里。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敦，大也；煌，盛也。”盛大辉煌的敦煌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被迁徙到河西的三苗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以狩猎为主，开始掌握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敦煌地区曾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和陶器、铜器。夏、商、周时，敦煌属古瓜州的范围，有三苗的后裔，当时叫羌戎族的在此地游牧定居。敦煌地区发现游牧民族留下的许多岩画至今历历在目。战国和秦时，敦煌一带居住着大月氏、乌孙人和塞种人。以后，大月氏强盛起来，兼并了原来的羌戎。战国末期，大月氏人赶走乌孙人、塞种人，独占敦煌直到秦末汉初。敦煌历经了汉风唐雨的洗礼，文化灿烂，古迹遍布，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主要景观。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十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座。题材多取自佛教故事，也有反映当时的民俗、耕织、狩猎、婚丧、节日欢乐等的壁画。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族，成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朝所有。此后，升敦煌为沙州路，隶属甘肃行中书省。后升为沙州总管府。元朝远征西方，必经敦煌。当时瓜、沙二州屯兵济济，营寨栉比，屯垦农兵遍布党河、疏勒河流域。敦煌一度呈现出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和西域的贸易更加频繁。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这一时期途经敦煌漫游到中原各地。元朝统治者也崇信佛教。莫高窟的开凿得以延续。现存元代洞窟约10个。自元朝以后，千里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扫除元残部，派宋国公冯胜率兵三路平定河西获胜，修筑了嘉峪关明长城，重修了肃州城。明王朝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防卫，设置了关西七卫。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在敦煌设沙州卫。后吐鲁番攻破哈密，敦煌面临威胁。明王朝又在沙州古城设置罕东左卫。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敦煌被吐鲁番占领。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置，成为“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了。清康熙后期，清王朝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开始从甘肃各地移民2400户到敦煌垦荒定居，同时又迁吐鲁番、罗布泊大批兵民于沙州一带。雍正末，沙州已有耕地10万余亩，引党河水分10渠灌溉，农业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形成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绿洲。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沙州卫升敦煌县，隶属安西直属州，直至辛亥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一直是县府所在地。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立敦煌市。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敦煌，历经沧桑，几度盛衰，步覆蹒跚地走过了近五千年漫长曲折的里程。悠久历史孕育的敦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使敦煌依然辉煌；那遍地的文物遗迹、浩繁的典籍文献、精美的石窟艺术、神秘的奇山异水……使这座古城流光溢彩，使戈壁绿洲越发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就像一块青翠欲滴的翡翠镶嵌在金黄色的大漠上，更加美丽，更加辉煌。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下，因地处莫高乡得名。它是我国最大、最著名的佛教艺术石窟。分布在鸣沙山崖壁上三四层不等，全长一千六百米。现存石窟492个，壁画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彩塑佛像等造型2100多身。石窟大小不等，塑像高矮不一，大的雄伟浑厚，小的精巧玲珑，其造诣之精深，想象之丰富，是十分惊人的。【鸣沙山】位于敦煌市南郊七公里处。古代称神沙山、沙角山。全山系沙堆积而成，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宽20公里，高数十米，山峰陡峭，势如刀刃。沙丘下面有一潮湿的沙土层，风吹沙粒振动，声响可引起沙土层共鸣，故名。据史书记载，在天气晴朗时，即使风停沙静，也会发出丝竹管弦之音，犹如奏乐，故“沙岭晴鸣”为敦煌一景。人若从山顶下滑，沙粒随人体下坠，鸣声不绝于耳。据说晚间登沙山，还可看到沙粒滑动摩擦产生火花。鸣沙山与宁夏中卫县的沙坡头、内蒙古达拉特旗的响沙湾和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境内的巴里坤沙山并被为我国“四大鸣沙山”。这是大自然现象中的一种奇观，古往今来以“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被誉为“塞外风光之一绝”。【月牙泉】月牙泉在鸣沙山下，古称沙井，俗名药泉，自汉朝起即为“敦煌八景”之一，得名“月泉晓彻”。月牙泉南北长近100米，东西宽约25米，泉水东深西浅，最深处约5米，弯曲如新月，因而得名，有“沙漠第一泉”之称。【雅丹地貌】敦煌雅丹地貌地处敦煌西200公里处，分布区长宽各10公里，土丘高大，多在10~20米，长200~300米。又名三陇沙的地名始见于汉代，位置在古玉门关外，丝绸之路北线由此通过。三陇沙雅丹地貌，其走向与盛行的西北风向垂直，而与山地洪水流的方向一致，和玉门关形成敦煌第二大景区，因其怪异特点，故有魔鬼城。 【敦煌古城】位于敦煌市至阳关公路的南侧大漠戈壁，距市中心25公里。是1987年为中日合拍大型历史故事片《敦煌》，而以宋代《清明上河图》为蓝本，仿造沙洲古城设计建造而成，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米。敦煌古城的建筑风格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情，城开东、西、南三门，城楼高耸；城内由高昌、敦煌、甘州、兴庆和汴梁五条主要街道组成，街道两边配以佛庙、当铺、货栈、酒肆、住宅等，敦煌古城再现了唐宋时期西北重镇敦煌的雄姿，被称为中国西部建筑艺术的博物馆，具备拍摄古代西部国边塞军事片的独特优势，现已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在这里已先后拍摄了《封神演义》、《新龙门客栈》等二十多部影视剧。【阳关】位于敦煌市西南70公里外的南湖乡境内，为汉武帝开辟河西，“列四郡，据两关”的两关之一，自古为丝绸之路西出敦煌，通西域南道的必经关卡，西部边境之门户。唐代诗人王维首“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更使阳关名扬千古。阳关建于汉元封四年（前107年）左右，曾设都尉管理军务，自汉至唐，一直是丝路南道上的必经关隘。历史的久远使关城烽燧少有遗存，据（元和郡县志）载阳关，在县（寿昌县）西六里。以居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本汉置也，渭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后魏尝于此置阳关县，周废。”巴黎藏敦煌石室写本（沙州地志）（P．5034）载：阳关，东西二十步，南北二十七步。右在（寿昌）县西十里，今见毁坏，基址见存。西通石城、于阗等南路。以在玉门关南，号日：“阳关”（注：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可见唐时阳关已毁，仅存基址。古寿昌城在今敦煌市南湖乡北工村附近，阳关在寿昌故城西6里，或10里处，当指约数而言。专家考证，阳关故址就在今南湖乡西面对‘古董滩”的流沙地带。
内容提要：本文从敦煌民间词所包纳的宽阔纷繁的现实场面，各不同社会阶层人士的生活境遇、行为方式、大量的爱情描写以及及时记事等四个方面，论述其有关题材范围和主要表现内容。并分析由其混沌多元状态的美学理想导致的主体自觉意识的缺乏，处于不成熟低级层面上的多样化面貌，与缘调切题、铺叙排比的制作方法等三点上显示出的艺术特征。据以总结这种新兴音乐文学样式——曲子词萌生初发阶段的文化功用多元取向与实验、创新性质。《论敦煌词的创作特征与艺术本质》考察曲子词这种新兴音乐文学样式的发展历程，如果认为以晚唐温庭筠、韦庄为鼻祖的花间词标志着它的臻达成熟，那么，自隋唐之际的六世纪末叶、七世纪初而直到中唐文宗开成末（840）的约250年间，便属于其始生萌芽阶段。这里主要由民间词与文士词两部分组成，无论质朴率拙、散透出真实生活气息，或清便宛转、多存声诗情韵，都共同显露了奇葩才芳的异常丰采，尽管还轻浅，但是已征兆着那未来的无限辉煌。关于文士词因另有专文论述，[①]故此处只涉及民间词。一所谓民间词，系指敦煌写本曲子词，卷中标明的具体抄录时间，最早在北魏太安四年（458），下则于宋至道元年（995）；而大体可以考定的制作年代，以后晋开运朝（944—946）的三首〔望江南〕“敦煌郡”、“龙沙塞”、“边塞苦”为最晚出，不过，基于它们绝大多数作成在盛唐时期，其次是中唐（参见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所以并不违背前面的界划。另一方面，抄卷署词作者姓名的仅有温庭筠、欧阳炯等四家六首，其余皆无题名，作者来源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行业：“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和希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而主要属于下层人士，也契合广泛的民间性。当然，上述两端只是外在表象问题，那根本的，在于敦煌词文化功用的多元取向和不规范化的原生态形式，正典型体现着曲子词初生萌发阶段特见的新创、实验、探索性质。下面将就其题材范围、表现内容与艺术手法等进行论析。顺便说明的是，这里所依据的敦煌词集，为最早，也最重要的抄卷《云谣集杂曲子》（伯2838、斯1441），以及周永先《敦煌词缀》、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和任二北《敦煌曲校录》；至于任二北后再汇辑《敦煌歌辞总编》，洋洋一千二百余首，举凡写本曲子，乃至属托于曲调、能发声歌唱的写本歌辞，诸如大曲、俗曲、佛曲、小调等等，莫不兼收并蓄、包罗无遗，但由于它们过为泛滥，已超轶狭义写本曲子词的范畴，故置而不从。首先可以看到的，是敦煌词所包纳的宽阔纷繁的现实场面，与后来成熟期的花间、南唐词传统相较，王重民称“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更将之条分娄析，归纳为疾苦、怨思、别离、旅客、感慨、隐逸、爱情等二十种，诚堪谓大观。但是，考虑到文学作品自身内涵的多元指向与复杂性，有些词实际上备载多方面包容，并非仅只单纯的一端，如果过分琐细地区划域轸，难免滋生削足适履、顾此失彼之弊，故而此文参照相关词作的主体取向，大略分类以统括概言之。对边塞生活的广泛描写，是敦煌曲子词的一大特色。由于迫近玉门关，唐代敦煌向为西北边防重镇，大批驻守军队，常与西域诸族发生战事；另一方面，这儿又是沟连中西亚的交通要冲，胡汉商贾云集，中西文化共存交融：以上诸般一并反射到曲子词创作中，自然会形成特定的地域风貌。如《云谣集杂曲子》的开篇之作〔风归云〕《闺怨》二首，所写相思离情是产生在那种具体背景上，有着不同于后来花间传统的意义，因闺中思妇而及长年塞上远征的戍卒，即便待得他荣耀归来，恐怕也是韶华老去、相顾憔悴不堪了。它们反复缠绵，切挚悲苦，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当时战伐频仍不休，乃至严重影响人民正常生活的沉重社会问题，其包容范围自然超迈泛泛习见的男女怨别伤离了。而〔生查子〕“三尺龙泉剑”、〔定风波〕“攻书学剑能几何”、“征战偻啰未足多”等篇着重抒写驰逐疆场以建树功业的热情与信心，气概豪迈宏阔，充溢着强烈的尚武精神，与盛唐边塞诗虽有文野精陋之异，然同样体达出大唐帝国蓬勃飞扬、四海一家的辉煌时代消息，制作年代似应相去不远。若考察词中主人公身份，则前篇是位挟怀利器、武艺高强而威猛善战的将军；后者设为问答，显然是联章体，“儒士”凭智谋策计来安邦平定天下，那斩将夺关的勇力便输一筹了——这正反映出一般文人渴望功名富贵的普遍心态。又如〔赞普子〕“本是蕃家将”，记叙吐蕃将领归降李唐王朝的历史事件，虽本意在炫耀中原天国之强盛威赫，但客观上也可见各民族的和解睦融；且主要篇幅是刻画西北游牧民族的独特习俗与生活场景，颇具异域色彩。《旧唐书•吐蕃传》云：“强雄曰选，丈夫曰普，号君长曰赞普”，当知是吐蕃语了。其次，是关于爱情的描写，这本属曲子词的传统本色题材，故在此际的敦煌词里也占有相当份量，而且它突破单纯闺怨离别的狭隘范围，表现了多方面的生活内容，显示出其丰富性及作者对这份人类特定情感的深刻理解。如〔拜新月〕“荡子他州去”，除去娓娓描述思妇对远行丈夫的绵绵眷念外，还有对他在外迷花恋柳不忠实行为的怨恨，但是女子只能“自嗟薄命”，最终还期待再相聚而“誓不辜伊”。全词细腻委曲，毕见她的坚贞和软弱，却正缘因没有社会地位、一切都取决于男方喜怒的不幸命运。所以〔抛球乐〕就直面写出被负心抛弃的一位痴情女子的怨悔，相对而言，她比较清醒冷静：珠泪纷纷湿绮罗，少年公子负恩多。当初姊姊分明道：莫把真心过与他。□□仔细思量著，淡簿知闻解好么？结句“淡薄知闻”语该包纳了多少惨痛教训与人生遗憾！或说这是一倡女，不过丝毫未影响词的实质——对真正爱情的渴望追求。那么，〔望江南〕“莫攀我”便代表着这些苦难女性的呼喊，从激愤的反问迸发的心声，一种肯定获取幸福生活权利和恢复自我价值的强烈意愿。上举诸作多角度地揭示封建时代男女不平等的现实，以及社会给女子造成的伤害。后来《花间集》里亦偶存相类之制，如牛峤〔望江怨〕“东风急”、尹鹗〔菩萨蛮〕“陇云暗合秋天白”等，却是借把玩遣兴眼光发为悬想，缺乏痛切地同情怜惜心，那原来的严肃含义便淡化、消释了。其他再如〔菩萨蛮〕“清明节近千山绿”，却又充溢着轻快明媚气氛，是青年男女爱情生活中的喜剧小镜头，折射出唐代社会风习的开放性，容许异性间比较自由地交往，不像宋以后的礼法束缚日趋严苛。而〔别仙子〕“此时模样”通过男子口吻抒写秋天夜月对远方恋人的怀想，这在同类题材敦煌词中是不多见的，它绵挚深沉，曲曲倾诉衷肠，特见真诚。与之形成艺术对比巨大反差的是〔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它率直奔放，通体燃烧着火样的热烈激情，一如千仞高巅泻落的滔滔大河，往而不复，毫无顾忌，“之死靡矢它”！说词者每将其共汉乐府《上邪》、明俗曲《挂枝儿》“要分离”并论，认为充分展现民间作品的当行本色。至若俞平伯称：“这篇叠用许多人世断不可能的事作为比喻”，但山盟海誓皆属“反说，虽发尽千般愿，毕竟负了心，却是不曾说破”（《唐宋词选释》上卷），可备一家言。然而倘如无其他佐证，仅从词作自身考察，似难品出最终“负了心”，故作顿挫之笔的言外意旨。再者，敦煌词还有许多篇什以各种不同阶层人士的各种不同生活内容、行为方式为表现题材，显示出广阔的现实人生视野，由之拥载着丰富深沉的社会意义。如古代交通不便、关山阻隔，无论外出谋生求学归来不易，即或通达平安信息也很困难，所以游子们羁旅天涯的乡思客愁便积郁得格外浓挚，而〔西江月〕“浩渺天涯无际”与〔鹊踏枝〕“独坐更深人寂寂”，或就物景描摹牵引出心思，情景交融互会到以情结景；或是往复呜咽，通篇直抒情愫竟不作一景语，其间的真实感受却并无二致，至若〔临江仙〕“岸阔临江底见沙”，在“莺啼燕语撩乱，争忍不思家”的同样叹喟里，又特地注入“如今时世已参差”的现实因素，最后则归宿为退遁林泉“沉醉卧烟霞”；那么，推想其身份当属失意宦游的士人，而非一般下层民众了。有关这层意思，〔浣溪沙〕“卷却诗书上钓船”表述得更加直白坦露，它斥责朝政腐败，“时世掩良贤”，只得采取与专制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并于另外三首同调之作“浪打轻船雨打蓬”、“云掩茅亭书满床”、“山后开园种药葵”中，模写高隐之士超脱世俗名利羁绊的淡泊襟怀和随缘自适的田园江湖乐趣，凡此与士大夫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究则独善其身”的传统出处进退观念都是一脉相承。又如〔杨柳枝〕由时光流逝而体达到人生倏忽的哲理，浸透着悲凉的生命意识：春去春来春复春，寒暑来频。月生月尽月还新，又被老催人。只见庭前千岁月，长在长存，不见堂上百年人，尽总化徽尘。它实质上类同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述而》）正是人类缘因社会文明进展到一定高度、自我存在有自觉觉醒时的必然发现；那“只见庭前”云云，更深深契合“江畔何年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与“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李白《把酒问月》）的感悟、思考。可以说，对人生本体意义的探索，隋唐一代的诗、词，其旨趣原是相通的。联章组词〔长相思〕以“作客在江西”领起，分述不同阶层人士“富不归”、“贫不归”、“死不归”的各种境遇，作者似乎已饱阅沧桑，老于世故，故能保持一份冷静客观的笔调，其实细味字里行间，仍不失悲天悯人的底蕴，尤其是他关注在人间群体的百态，不再凭以个体的自我作表现中心，应给予特别注意。最后，是敦煌曲子词的即时、记实性质，直接以时事入调，强调现实功用。这种精神在文人词里一度中断，待到了苏轼，特别是北南宋之交的大变乱时代才又有所恢复，及至南宋而继续强化，形成为一种传统，反过来并影响、改变着词为艳科小道，归旨于遣兴娱宾的另一种主导性传统，推原究始，则是敦煌词已作滥觞了。如〔菩萨蛮〕“千年风争雄异”和〔酒泉子〕“每见惶惶”，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引《晚唐书•昭宗纪》，说是为“乾宁四年（897）春正月丁丑朔，车驾在华州”避难外逃之事制作，另据尉迟屋《中朝故事》云：“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与朝臣有隙，将欲构难，干犯神京，上（昭宗）乃倾动，欲幸太原，行止渭北华州，韩建迎归郡中。”可知二词以叙述笔法表现了晚唐藩镇的又一次祸乱，唯质拙直率，其史料文献价值要高于文学的审美价值。又如颂扬敦煌地方首领抵御异族侵掠、安抚各族民众而尽忠唐王室、建立功业的〔望江南〕“曹公德”、“敦煌郡”，一般认为属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时代事，造语亦不求华藻，然意真字实。像这类性质的词篇还有不少，都并不局囿在个人的得失悲欢，而紧密结合重大社会事件，充满着强烈的现实干预意识，成为敦煌民间词的一种突出创作特色，与《诗•国风》、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可谓息息相通。二以上注目于大略要端，分从四个方面概述了敦煌写本曲子词所涉及的题材范围、表达内容，其余琐屑者便不必一一胪列。下面再进而论析敦煌词呈现的形式特点、审美取向，就其纷繁的创作现象中归纳、总结它含蕴的艺术实质。首先明显感觉到的，是诗歌传统的重大影响与自我美学理想的混沌多元状态，或者说是缺乏自觉的主体意识，这些正缘由曲子词萌生初发期的不成熟特殊历史阶段和它的民间文学性质所决定。因为作为一种刚刚出现的新兴音乐文学样式，还不可能即刻找寻到一套适应自己需要的表现类型、方法，在其不断探索改进、以期逐渐走向完善的漫长历程中，固然会总结新的经验、发现并发展新的规范，但时时回顾传统，主动或被动地借鉴、汲取它的营养，特别是相近艺术种类、而又渊源悠远的诗歌，便成为必然的举措。敦煌词主要属于民间制作，作者成员来自社会各个不同阶层、行业，当更易于就一己的耳闻目睹身历事即兴发作咏唱，借助此等流行载体以抒写、传现心声，记叙生活的情貌形态，也契合一般的诗化本质。所以，它的题材内容载具了颇为广泛的人生意义和丰厚的现实性，殊异于后来的文士词——自花间派开启的专力在男女恋情别思的个体心态描摹、指往狭深精细的新的艳科娱人传统，因为敦煌词基本上依然接受着诗的娱己传统。当然，内容与形式原来就是一对互为表里、相互依存而双向制约并进的有机存在物，具体的题材内容必然会选择而且反作用于最适宜其表达的艺术手法；正如上所言，处于原生的不稳定态势中的敦煌词，也很自然地要接受其他文学样式。首先是诗歌传统创作经验和审美情趣的影响。不过，这个传统本身就是复杂多样的，即如民间作品而论，缪远古老的十五国风与汉乐府姑置而不言，便是年代距之较为晚近的南北朝民歌也是春华秋月，风貌迥然各异的；另一方面，词作者社会身份的不同，决定了其生存环境、经历、文化素养及艺术偏嗜、水准的差别，当亦不言自明。凡此之类，折射、体达到词上，或趋向雅致清丽，或流于鄙俗不文，恰如王国维评〔天仙子〕诸篇所说：“情词宛转深刻，不让温飞卿、韦端己，当是文人之笔；其余诸章，语颇质里，殆皆当时歌唱脚本也”（《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二者，是敦煌曲子词原生混沌态的美学理想使其多样化的艺术风格面貌，处在不成熟期的低级层面上，这与后来自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前期和南宋后期鼎盛、深化阶段，词家们自觉地求新创变，打破传统模式而致力于审美的多元取向，显然是有着本质性区分；然而从另一种角度审视，这种低级状态却又拥具了整体上的一致，是为主体风貌、主导倾向的统一化下所包纳的多样，诚如清朱孝臧所概括的：“其为词朴拙可喜，洵倚声椎轮大辂”（《疆村丛书：云谣集杂曲子跋》）。当然，相当数量的敦煌词，限于民间作者的文化素养，艺术水准低下，显得鄙俗粗陋，读来几不终篇，实无可取；但其中的精萃之制，确是质重简咸，明快清新，充溢着特别的初发生命力和天然浑成之致，其境界为文士词藉功力取胜者所不能到。如〔望江南〕：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如〔浣溪沙〕：一阵风来吹黑云，船中撩乱满江津。浩瀚洪波长水面，浪如银。即问长江来往客，东西南北几时分？一过教人肠欲断，况行人。前者模写女子深夜不得成寐、对月怀想恋人的情景，通体纯出以口语，袒露衷曲无遗；虽不做一毫修饰、不假一丝喻托，却自真挚切实。尤其是结拍两句祝愿，新颖奇妙，而又入情入理，将她那怨、恩、怜、憾的诸般纷乱心绪生动描画出来——实际上一切归源于爱！故于率直发透间，复饶深蕴缠绵情味。后者则写大江上风劲云走、波起浪涌而津头乱舟浮摇之状，运用上下黑白色泽的对映比衬，去突出特定物象“船”的动荡感，由之制造某种惶急不安的气氛，引牵出下阕的问语，最终方才结尾处点明风涛险恶，教“行人”恐惧忧虑的题旨。它先景而后事、情，通篇贯注连接以因果推比，承转自然，似乎毫不费力，其清浅流畅、随口吟出，极具民谣船歌风味，并让人联想到李白《横江词》：“横江西望阻西秦，汉水东连扬子津，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杀峭帆人”、“横江馆前津吏迎，向余东指海云生。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的意象境界，浓重感受到相互间的类通处。三者，是缘调切题的制作方式和铺叙排比的表现手法，因为敦煌曲子词属于这种音乐文学样式初创阶段的产物，民间作者探索、尝试着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结合，还是比较拘谨的，难以完全放手，随心适意地处理两者间的协调关系。所以，一般而言，值创调之后，其曲调名便当然地具备对内容的规定、指向作用，使词中描写、反映的情景事物契合调名的本来意义——在这里，调名兼有乐曲与题目的双重性，如同诗歌的题目一样。如〔别仙子〕咏离别愁怨、〔赞浦子〕咏蕃将、〔天仙子〕咏女子憎爱分明思、〔破阵子〕咏从军壮志、〔内空娇〕咏美女形态容貌、〔献忠（表）心〕咏翊载皇室、〔酒泉子〕咏边塞战事、〔谒金门〕咏隐士出山朝帝、〔定风波〕咏平息战乱安定天下，等等不一而足，正显示了词调初行时的特别普遍现象。类似风气延续及晚唐西蜀的《花间集》，缘由年代相距未远，故而仍得流传维持，虽然势头已曾次减弱；待到了宋，古风顿失，曲调名与词中所叙写者大率无涉，它除却标志声律音乐的固有规范外，不再拥具其他意义，而词家往往于调名下另出题目，来说明此篇的旨趣内容。这种演变情况，从一个侧面说明曲子词的发展、丰富而趋于成熟的历程。另一方面，则是和后来文士词专注在心绪意态的抒发、偏重内向深层的创作主流不同，敦煌词多为缘事生发，故每假以情因事出或情隐事间的结构命思，又由其事常属为现实生活、社会人生的习经历见者，一旦通过铺叙排比的手法表现出来，也就觉得亲切生动，别显新鲜活泼。如〔南歌子〕二首：斜倚朱帘立，情事共谁亲？分明面上指痕新！罗带同心谁绾？甚人踏破裙？蝉鬓因何乱？金钗为甚分？红妆垂泪忆何君？分明殿前实说，莫沉吟！自从君去后，无心恋别人，梦中面上指痕新。罗带同心自绾，被狲儿踏破裙。蝉鬓朱帘乱，金钗旧殿分。红妆垂泪哭郎君。信是南山松柏，无心恋别人！这是联章体，特用对话的形式出之，配合紧密而一一仔细铺陈，推究其原来或许存在着某种故事背景，是以词中明显表示出具体的情节性内容，只不过现在已经无从考察指明了。倘若仅就眼前的词句看，上一首男方咄咄气势逼人，必欲盘根察底；后一首女子委宛诉述，言挚情切，二人的神态举止皆历历可以揣摩见，极像一幅形象逼真的画卷、一场活动紧凑的独幕剧，“设为男女两方相互问答，这是民歌的一种形式，源流都很长远。词的初起，有多样不同的风格”[②]。有人据〔南歌子〕的形式特征推测说：“此二词当时可能入歌舞戏，入陆参军，入俗讲，佐以说白，或其他辞体，以供讲唱”[③]，实在很有见地，又如〔鹊踏枝〕：叵耐灵鹊多瞒语，送喜何曾有凭据？几度飞来活捉取，锁上金笼休共语。比拟好心来送喜，谁知锁我在金笼里。愿他征夫早归来，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此篇主旨在描叙闺中思妇怨别念远的情怀，但却不作一正面摹写抒发语，也不去刻画其心境形态，而别从灵鹊报喜的古老民间传说立意，通过上下阕的女主角与鹊儿话语间接展示出来，构想、手法新颖奇特，妙趣忽生天外。它已不再只限于简单的拟人化，而颇见故事意味，即景促发，笔致流动，用了质实朴直的口语俗语，洋溢着浓郁真切的日常生活气息。至于〔鱼歌子〕《月》：“绣帘前，美人睡，庭前子频频吠。雅奴白：玉郎至，扶下骅骝沉醉。帏出屏韩，整云髻，莺啼湿尽相思泪共别人，好说我不是，你莫辜天负地”，写男子的浮薄轻狂和女子的抱怨责备，言外以见她的真挚情意，却是借助一个细节式生活小场面体现，这种模式对后来的文士词有所影响，如花间派的张泼、欧阳炯都有类近的仿效之制，只不过更为精整绮华罢了。另外，本篇的语言风格颇不一致，结拍是民间作品的当行本色，但“莺啼湿尽相思泪”却十分风雅，真可置之花间、南唐词语里，并无愧色，就总体言，它在敦煌词中显得较工丽，或许是经过了文士的润饰。最后，还必须顺便说明的，是唐圭璋曾归纳敦煌词的写作特点为七条：“一、有衬字，二、有和声，三、有双调，四、字数不定，五、平仄不拘，六、叶韵不定，七“咏题名”（《敦煌词校释》），后来吴熊和在此基础上更为参酌取舍，重又提出六条之说：“一、有衬字，二、字数不定，三、平仄不拘，四、叶韵不定，五、咏调名本意者多，六、曲体曲式丰富多样”，并且总结说：“敦煌词所表现的初期词体的特点，从上述六个方面大体可以看出。唐时词体初兴，为了寻求声辞相配合的合适方式与建立词体的格律，不可或缺地有个试验和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为时且并不短暂。初期词在字数、句法、叶韵这些方面还相当自由，甚至显得粗糙，不如后来的精密和整齐，但这却是词体发展的必经之途”[④]所论颇为详明精当，若与晚唐五代以后进展到成熟阶段的规范化了的曲子词相参较比照，便能够认识得更加清晰。不过，这里所论列的，除却“咏题名”、“咏调名本意者多”一条以外，大都偏重于从体式、格律、韵调等纯形式角度着眼，似当属外在的量化把握方式了，容易作出较精确切凿的“实性”判断；若结合前文所论述的有关表现内容，题材范围，以及艺术手法、审美意趣等内在质类的观照途径，尝试为趋向宽泛灵活的“虚性”感受，那么，最后的总体结论，就有可能更为深刻全面。注释：①乔力《诗之余：论中唐文士词的文化品位与审美特征》，见《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②俞平伯《唐宋词选释》，第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版。③张璋、黄番《全唐五代词》，卷七《敦煌词》第8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④《唐宋词通论》，参见第169—17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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