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创新一点的题目，一定要原创哦。之前也是很困难，还是学长给的莫文网，没几天就搞定了，靠谱啊日本文学中的传统美学理念——物哀村上春树与日本文学郁达夫的情爱书写与日本文学好色审美传统日本文学史研究中基本概念的界定与使用——叶渭渠、唐月梅著《日本文学思潮史》及《日本文学史》的成就与问题越界与位相:“日本文学”在近代中国的境遇——兼及中国日本文学教育孕育期相关问题的探讨中国近现代文学接受日本文学影响反思日本文学特质与当前日本文学研究——李俄宪教授访谈录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以南京大学引进课程“表象文化论”对日本文学教育的影响为例日本文学研究视域中“北京”的问题化——兼论日语学者日本文学研究的局限与可能浅论日本文学中的“物哀”倾向五四前后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日本文学经典中的“歧视”——兼论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状况周作人——我国日本文学译介史上的先驱文学批评理论观照下的日本文学作品解读——以夏目漱石《心》的解读为例多元文化与日本文学谈日本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日本文学特殊论”之我见基于民族主义的矛盾性——战后日本文学战争反思主题评析世界文学能成为日本文学吗?“新时期”构造中的日本文学——以森村诚一和川端康成为例论郁达夫小说与日本文学的悲美传统论日本文学中的“物哀”2010年度日本文学研究综述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研究日本文学民族特性论2006年日本文学研究现状与动向周作人与北京大学日本文学学科之建立——教育史与学术史的视角试论日本文学对《三国演义》的接受——以吉川英治《三国志》中的关羽形象为例日本文学作品中的“无常观”湖南留日作家的日本文学影响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研究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翻译释“幽玄”——对日本古典文艺美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的解析 优先出版日本文学知识与鲁迅对文学“关系”的言说直接间接影响兼具,创作风格小同大异——鲁迅与日本文学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谈谈日本文学的特征
难得刷到虫师的，首先我要吹一下漆原友纪nb，作者的世界观设定真的震撼到我，我从中感受一种美，或者说“美学”，作者对世界观的设定让我沉溺其中不能自拔，每一段故事都是引人深思的。虽然我不懂“日本的物哀文化”，但是文学方面应该都是有相通的，这种不同于喜剧的“大喜”“大悲”，是哀而不伤，从纯白的纸上渲染丝丝色彩同样触人心弦。最后，推荐一下漆原友纪的其他作品《水域》《猫面向西》
就是说无论你充满多大的希望去改变这个世界，最终仍旧会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身边的人一个个离自己远去。
你好，我也是日语专业的。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获得了学院级、校级优秀毕业论文，并获得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虽然不知道你在哪个学校，但日语毕业论文的要求一本一致，可以给你分享一下我的经验，你可以参考一下。
【关于文章】
【答辩阶段】
论文写好了要接受评阅组的检阅了。其中检查的要点包括：
以上就是关于获得优秀毕业论文的经验。
希望你以及看到此文者能够在日语论文写作中获得一定帮助。
转自西祠胡同：“物哀”（もののぁはれ）这种意识诞生于日本，是日本古有的美学思潮，艺术美的精神源泉，也是现今日本文学乃至精神生活各个层面的宽阔地窖。“物哀”一词最早提出者是江户时代的本居宣长，他认为“物哀美”是一种感觉式的美，它不是凭理智、理性来判断，而是靠直觉、靠心来感受。也就是说“物哀”指一种悲哀与同情相通，爱怜与感伤并存的情绪。他是一种超越理性的纯粹精神性的感情，一定程度上只能靠个体体会，难以言传。本居宣长的一些观点，现在的日本学者并不太赞同，但他关于“物哀”的论述，却是没有疑义的。“物哀”是种超越理性的纯粹精神性的感情。从文字上看，日文“哀”ぁはれ是由“啊”（ぁ）和“哟”（はれ）这两个感叹词组组合而成的。“这种感叹，最初是通过对人和自然其后发展到对人生世相，即对现实的接触--认识--感动的过程而产生的。到《源氏物语．玉小栉》章节中正式提出“物哀”概念时，现实之“物（もの）”可触动内心之“哀”，而现实之物可为人为事，也可以为自然、社会、生活白态，这就大大扩展了“哀”的精神范畴。从中文字上理解，“物”指世界万物，“哀”指各种情感。睹物伤情、物我同悲是物哀最直观的理解。中国不乏有许多诗句能描述此类意境：“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晾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亦如〈桃花扇〉最后一折那只千古绝调〈哀江南〉：“山松野草带花挑，猛抬头秣陵重到。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村郭萧条，城对着斜阳道。”等。“物哀”的含义远远大于“悲哀”、“悲情”。“悲哀”只是其中一种情绪而已。“物哀”却包含了赞赏、亲爱、喜爱、可怜、共鸣、同情、悲伤、怜悯、壮美、感动、失望等诸多情绪。叶渭渠先生曾在《日本文学思潮史》中提过久松潜一博士关于“物哀”的无类情韵：一感动，二调和，三优美，四情趣，五哀感。而其最突出的是哀感。” 扬薇也说过：“所谓的“物哀美”即指喜怒哀乐的种种感动和体验，其所展现的是一种哀婉凄清的美感世界”。说白了“物哀美”不等同“悲哀美”，而这种情绪里所包含的“同情”成分往往能诱发他人悲哀的共鸣。“物哀”比“悲哀”来的恬淡。叶渭渠说过：“‘物哀’是客观的对象（物）与主观感情（哀）一致而产生的一种美的情趣，是对客体抱有一种朴素而深厚感情的态度作为基础的。在这个基础上主体所表露出来的内在心绪是非常静寂的，它交杂着哀伤、怜悯、同情、共鸣、爱怜等种种成分。”在这里叶渭渠提到了“静寂”二字，这正是物哀的恬淡意境。川端康成写《伊豆的舞女》，其中“大学生‘我’与舞女两人邂逅之后，自始至终谁也没有向对方倾吐一句爱慕的话，而彼此对对方的感情又都处于似觉察又非觉察之间。作者有意识地将似爱情而又非爱情的情感色调淡化、‘物哀’化。” 试想若川端康成将此表现方式处理的强烈震撼，那她真是“悲哀”而不是“物哀”了。“物哀”正是通过遮掩在表层寂静下的暗浪激荡来传达隐隐约约甚至极深极痛的哀愁。“物哀”是种极端的审美意识。她使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异化，追求一种极端的“瞬间美”，在美的瞬间获求的寂静。川端康成认为“死是最高的艺术，是美的一种表现”认为艺术的极致就是死灭。这种极端主义的审美观很多人无法理解。以川端康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流派作家为例，川端一直试图营造一种高于尘世、超越世俗道德规范的极致美。历史最后也成全了这位悲情的作家，允许他以“自杀”完成了人生最后一部艺术。当然川端的极端心理与成长环境息息相关。川端康成一两岁上，父母先后辞世；七岁，祖母病故；十岁，姐姐芳子夭折；十六岁，唯一的亲人祖父也撒手人寰。成年后，先后知遇四位名叫“千代”的少女，并对她们产生了情感，也自以为她们对自己都有爱情。但事实上，除了第二个千代（即“伊豆的舞女”）对他有暧昧之意外，其余的对他均无爱意。但他却执迷不悟，始终一往情深，活在自己的“千代”情节中。并深信 “几个千代当然都是幽灵，至少是靠完的力量驱动的幻影”。再与千代们爱情的一次次失败后，川端变的孤僻，信天命。曾经有学者指出川端的这种极端主义精神源于缺少一个凡人该有的温馨，川端求死实际上是以死来求得温馨的瞬间美。爱，带上了困惑，那是物哀。我一直在想为何“极致美”只有在日本才得以整齐呈现。这或许和日本自古以来的潜在文化有关。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国歌都是气势磅礴的，唯独日本的国歌带有哀调。就连日本的国旗都是中国人最忌讳的纯白色做底，在他们的审美意识里，白色是种极端的纯净之色，象雪，而雪又是如此纯洁。但雪又是那么容易融化，蕴涵着无偿的忧伤。在古代，日本人更以“樱花”自比，将瞬间美的观念转变为视自杀为人生之极点的行为。“殉死”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追求瞬间生命的闪光，企图在死灭中获得永恒的寂静。因此，扑捉“极致美”的生命瞬间闪光点，成了物哀美的重要部分。但这种极端美的表现方式上却并不悲惋沉重。中国、欧洲习惯于用各中悲痛欲绝的场面来表现悲哀的心绪。日本多采用寂静地忍受着的表情、动作、言语，但却显现出一种内在张力，让观众主动的从恬然平静表层下体验暗浪激荡，品位历经时间消弭留下的清涩感动，调和之美，没有任何呼天抢地。掩卷之后的哀绪却伴随着忆往昔的风流雅事席卷而来，幻化成滔天大浪，一发不可收拾。“物哀美”贯穿了日本各个创作领域。是美与善的终极追求。美，是余韵，是冷艳。善，则是博大的爱与悲悯。近年来兴起的耽美是“物哀美”的终极体现。强调不被世俗所浸染腐蚀纯然之美的耽美，将“物哀美”扩大并拉伸至极限。立足耽美界的三大巨擎《绝爱》、《间之楔》、《炎之蜃气楼》更是以极端爱将“物哀美”升华。以桑原水菜先生最新完结之作《炎之蜃气楼》为例，这部包含40本正传+17本外传的“宏伟巨著”，她花了13年时间才得以竣工。在除佩服日本人“慢工出细活”的严谨工作态度及超强耐力外，不得不为《炎》FANS们视觉、听觉、心理上疲劳得以释放缓口气。《炎之蜃气楼》讲述日本最混乱和复杂的战国时期，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400年间的感情纠葛，他们在不断的转生种相遇，却永远经历着同样的结局。直江和景虎，在我看来就是两人感情的追逐……同时引出一系列人性的讨论。整整13年，作者想通过岁月表达的也许是她本人对“爱”这和字的权示。直江和景虎，两个拥有着同样优秀的头脑与判断力的主从，也同样拥有着绝对的领导才能。却因为一方对另一方固于执着的爱而甘愿成为对方的“仆从”。用自己的一切守护着对方，执着着自己的信念与爱，却因为自己得不到对方任何的回映而绝望。既爱又恨的复杂心理贯穿了《炎》的全篇。而长达400年之久，不停轮回心中的那份感情，不管是爱或恨也早已发哮了吧！“物哀美”却没咆哮。她亦如往常，缥缈如雾，平静恬阔，凄艳委婉，从字里行间飘扬而起，袭向每一个执卷而读人的心头。
日本文化在历史长河，以“真实”为基础，自力地生成“哀”的特殊品格，并继而形成浪漫的物哀，幽玄的空寂和风雅的困寂三者相通的传统文化精神。在物哀文学观念发展过程中，紫式部作出重大贡献，她在《源氏物语》中，从简单的感叹到复杂的感动，深化了主体感情并由理智支配文学素材，使物哀的内容更加丰富充实，含赞赏亲爱、共鸣、同情、可怜、悲伤的广泛含义，而且感动的对象超出人和物，扩大为社会世相，感动具有观照性。在紫式部看来，物哀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对人的感动，以男女恋情的哀感最为突出；第二层是对世相的感动，贯穿在对人情世态，包括天下大事的咏叹；第三层则属观照性的，它是对自然物的感动，尤其是季节带来的无常感，即对自然美的心。川端康成在《雪国》中表现出的虚无与《源式物语》中的物哀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物哀的第一层是对人的感动。尤其是男女恋情的哀感。这在《雪国》的创作动机中表现了出来，川端康成曾说过：“《伊豆的舞女》也罢，《雪国》也罢，我都是抱着对爱情表示感谢的心情写就，这种表现，在《伊豆的舞妇》中纯朴地表现了出来，在《雪国》中则稍微深入，作了痛苦的表现。”从男女间的恋情出发来表现悲哀思想，这是日本古典文学传统。《雪国》中驹子真心爱上岛村，不能自持，岛村清楚地知道驹子迷恋上他，但他认为驹子的爱情追求甚至她的生存本身就是徒劳的，可悲的，岛村在驹子为生活而生活，为爱情而爱情这一女性悲哀的苦海是漂荡着，他的内心为苦涩所浸泡。他倾心叶子，叶子可望而不可及，这种虚无感与物哀是相通的。物哀的第二层是对世相的感动。《雪国》整部作品都是在偏僻乡村发生的，似乎与现实联系不大。但联系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发现，在川端康成创作《雪国》时，日本军国主义正进行疯狂的侵略战争，川端康成没有下面反映这场战争，而是通过虚实相生的艺术形象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正如日本评论家岛崎秀树说：“川端康成对军国主义是消极抵抗，《雪国》便是例子。” 川端康成把现实抽象化，把虚无世界把对世相的感动贯穿在人情世相中，暗示人生徒劳。物哀的第三层观照性，它是对自然物的感动。自古以来，日本文学家以自然为友，以回时为伴，很了解自然的心，即自然的灵性。他们在自然中发现美的存在，进而创造文学的美。雪国在夜空下一片白茫茫，山上还有白花、杉树。在雪国，月色也是别有特色，“山头上罩满了月色，这是原野尽头惟一的景色，月色虽以淡淡消去，但余韵无穷，不禁使人产生冬夜寥峭的感觉。”“盈盈皓月，深深地射了进来，照亮得连驹子的耳朵的凹凸线条都清晰地浮现出来。”在这些景物描写中，浸透着岛村的主观情绪流露出淡淡的哀愁，这与物哀是相通的，物哀不是直观而是靠情绪，想象力去感受自然，在欣赏自然景物时潜藏着一种爱情的哀愁情绪留有诗韵，包含无常的哀感和无常的美感。 日本传统文化经由镰仓时代禅宗世俗化演绎出空寂幽玄，即强调从“无”的境界中发现完全的、纯粹的、可谓“无中万般有”，平安时代，闲寂与以幽玄为基调表现苦恼的更具情绪性的空寂相分离，表现出以风雅为基调，表现寂寥之情更具情调性的特征。不像物哀那样耽于悲衣与同情的感情咏叹，而是让人们不断体味其不乐的寂寥感，一种精神性的“寂”。川端康成也说：“风雅，就是发现存在的美，感受已经发现的美，创造有所感受的美。” 川端康成在《雪国》中不厌其烦地描写雪夜、夕阳、甚至于叶子的死，作者都展现出“银河泻入心理”那种欣赏似的闲寂的虚无。正如川端康成喜叹引用的清少纳言在《枕草子》里的一句话：“往昔徒然空消逝”。在他眼里，终极的空虚才是真正的美的所在，而对于美，我们还需要感受。这种感受性格是川端康对于闲寂的继承与发展。 总之，川端康成是以“虚无”本来面目表现社会人生的，在《雪国》里，川端康超越了世俗道德的规范，在朦胧中展示事件，创造出一种虚幻的美，超越现实美的绝对境界。他所守望的是一片看不到颗粒的精神田野。
文化 作为人类文明的积累在社会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日本 传统文化 是在继承和吸收中形成的,其发展进程主要反映在社会 教育 活动中。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有关于日本传统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论日本传统艺道文化的美学特征
摘要：日本艺道是日本独特的艺术和艺能,体现了日本民族独特的审美趣味。日本中世纪发展起来的艺道文化范围甚广,并且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蕴含闲寂、空寂、幽玄、风雅、枯淡等美学特征,形成颇有禅思色彩的美学范畴。其中空寂和闲寂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流,在文化和艺术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茶道和俳谐道两个领域,构建了幽玄美和风雅美的世界。
关键词：艺道 空寂 闲寂 茶道 俳句
古代日本从中国引进了各种艺术和艺能,这些艺术和艺能在长期的演变中,受到了日本本土风俗习惯的影响,变成了日本独特的艺术和艺能,并将之称为“道”。日本中世纪发展起来的艺道文化,范围甚广,涉及歌道、俳谐道、能艺道、花道、茶道、书道、画道、棋道乃至剑道、 柔道 、武士道等,直接与“文武两道”有关的技艺,都通称为“道”,并且拥有各自的艺道理念和艺道的规范。而各种艺道的理念十分复杂,各种艺道的规范也迥然不同。真正有代表性的是茶道、歌道、书道、花道、连歌道、能乐道,所谓“六艺”就是指这六种艺道。 “道”指有关活动中的出神入化的技巧及合规律性的自由创造的能力。日本人把技艺、技巧推崇到“道”的绝对地位,其意在于表明对技艺、技巧本身审美价值的重视程度。他们把中国人称呼的技艺、技巧称之为“艺道”,认为艺道较之于通常的技艺、技巧更能体现他们的审美价值和精神价值。日本美学和艺术思想中高度尊崇技巧、技艺之美,表明了日本民族审美趣味的独特性。
“道”的含义,在日本有一个演变的过程。“道”字和大陆文化一起传到日本,平安时期,“道”字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偏重于学术、技能方面。到了中世纪,随着日本自身的艺术观的形成,“道”字的含义发生了变化。“道”成了通向澈悟人生之路、之行程。大歌人藤原俊成的儿子藤原定家制定了歌道的理论,在其代表作《和歌大观》中,定家提出了“汉诗言志,和歌唱情”的理论,指出了日本文化的特点,给其后的“道”观以极大的影响。继歌道之后,便有连歌之道、能乐之道,后来便把茶汤也称作茶汤之道。这些道综合在一起,称之为“艺道”。日本的艺道不强调天赋和智能上的聪愚,而强调忠诚专一、全神贯注、认真磨练的精神,这是“道中人”和“道外人”的基本区别。他们认为,在实践中对“艺道”的体悟同思维上对“道”的认同是同样的道理,同佛教禅宗对“佛性”的直觉领悟也是同样的方式。因此,“艺道”可以通接“天道”、“人道”、“自然之道”、“万物之道”,从而赋予“艺道”以神奇性和神秘性,也使艺道文化蕴含了禅意美。
1 日本传统艺道美观——追求禅意禅境
中国宋代的佛教禅宗涌入日本后,对日本文化生活各方面都有深刻影响。室町时代禅宗在日本的流行,适应了日本民族的精神需要。日本民族不仅把佛禅思维和审美情趣推向艺术领域,而且推向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奉禅趣禅境为最高精神境界,并处处追求表现禅意,禅意同日本民族原有的神道教的生命意识融化在一起,成为艺术美的极致和日本艺术精神的核心。
日本禅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调本体论上的“空”是万物的本性,“空”就是禅悟所需要把握的真如。所谓“禅悟”,就是以直觉的方式体验和领悟万物的“空”的本性。东方美学研究者邱紫华认为,艺术美须蕴含禅意禅趣是日本民族的艺术美观的基点之一,即艺术必须表现对生命本体的领悟和“无我”的自由心境。
禅对日本艺道美观的影响在于:首先,禅的“有限即是无限”的观念,决定日本艺术不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并形成日本艺术形式小巧和简化的特点。就诗歌而言,典型地表现在俳句的形式上。俳句形式非常短小,但美学追求却是以简约的形式和浓郁的意象来表现丰富的情感,以浓缩的语意抒发深厚的思想。其次,以自然界中个别事物来显现“真性”、“真如”。禅宗的真实观、真理观就是“真如”、“真性”,也就是主体领悟到事物本质的本性的“空性”、万物的“空性”。把这种生命的神秘感受贯注于艺术创造之中,艺术家就成了造物主的代言人。因此,在艺术中只要以禅意去描绘一景一物、一山一水的自然本色、天然情态就都富有禅趣。日本的艺术往往不加雕饰,破除人工的痕迹而追求淡泊浑朴,强调表现景物的原色和天然的生气,这也正是禅意的表达。再次,禅宗思想不仅对日本艺术创造有深远影响,而且渗透审美意识中,形成颇有禅思色彩的美学范畴。如“空寂”、“闲寂”、“枯淡”、“幽玄”等。室町时代由于禅宗对文化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一时期的审美意识也完全禅宗化,由古代的“真实”“物哀”为主体的审美观转向以“空寂”的幽玄和“闲寂”的风雅为主体的审美观。“空寂”和“闲寂”的审美意识渗透到日本艺术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
“空寂”的含义是幽玄、孤寂、枯淡;“闲寂”的含义是恬适、寂寥、古雅。作为一种精神理念,在萌芽初期阶段,两者常常是同义的,主要表达一种以悲哀和净寂为根底的枯淡和素朴、寂寥和孤绝的精神,与禅宗精神有着深刻联系。禅宗以“悟”为目的,“悟”的体验是超越理智分析的神秘存在,因此“悟”带有神秘色彩,在作为艺术表现时,就产生了空寂的幽玄美。空寂以幽玄作为基调,充满苦恼之情,更具情绪性,多体现在生活艺术上;闲寂是以风雅做为基调,充满寂寥之情,更具情调性,多体现在表现艺术上。艺道中的茶道、歌道、画道、俳谐道、能艺道足以表现日本中世纪的空寂和闲寂的文化精神和美学特征。中世“空寂”主要体现在作为生活艺术的千利休的茶道精神上,近世“闲寂”主要体现在作为表现艺术的松尾芭蕉的俳谐趣味上。
2 千利休的茶道——空寂的幽玄美
茶道是日本民族特有的审美生活方式之一。日本茶道的源流,应上溯至8世纪上半叶。当时日本从中国引进茶文化,完全是照搬中国贵族书院式的茶道模式。室町时代末期,村田珠光等一反书院式茶道,提倡“空寂茶”。茶道大师千利休继承吸取了村田珠光等人的茶道精神后提出来浓缩为四个字“和、敬、清、寂”茶道精神。千利休提倡茶道应以“无中万般有”、“一即是多”的禅宗思想为根底,去掉一切人为的装饰,追求至简至素的情趣。他改革了茶室,由书院式的豪华建筑改为简素的草庵式建筑,以简素和非对称性为其基本特色,从茶室建筑、装饰和摆设,到煮茶 方法 、使用茶具样式和吃茶礼仪,进一步融入禅的简素清寂的精神。狭窄的茶室和茶庭空间,简洁的内部摆设,反而使人感觉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情趣,蕴涵着无边的开阔和无垠的幽玄。朴素的草庵式茶庭,不规则的露地式茶庭和形态不匀整的茶具,使人进入回归自然、返朴归真、与造化合一的古雅和空寂的理想境界。千利休的茶道俗称“空寂茶”。由此,在日本有“茶禅一味”的说法,茶道也因此成为修炼精神和交际礼法之道。
茶道是日本文化的结晶和日本人生活的规范,是日本人心灵的寄托,是应用化了的哲学、艺术化了的生活。日本的茶道虽然源于中国,但在大和民族独特的环境下,它与宗教、哲学、伦理、美学自然地融为一体,成为日本一门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活动。茶道中的“本来无一物”的哲学思想,不对称、简朴、素淡,是日本文化的代表。千利休贯彻于茶道中的“空寂”,是强调从“无”的境界中发现完全的、纯粹的、精神性的东西。从美学的角度言之,其草庵式茶道,肯定简素,完成了茶道这一特殊艺术以“空寂”为中心的幽玄美。
如果是说中世以千利休为代表的茶道的美表现为“空寂的幽玄美”,近世以松尾芭蕉为代表的俳谐艺术美则表现为“闲寂的风雅美”。
3 松尾芭蕉的俳句——闲寂的风雅美
日本 文化史上的安土桃山时代末期,即江户前期,流行以芭蕉为代表的“闲寂美”的俳句。俳句是日本民族诗歌的一种独特形式,形成于室町时代,后以松尾芭蕉为代表的俳人,将俳句推向了全盛期。俳句无论在形式上或是在审美情趣上,都是由日本古代诗歌演变而来。拥有俳圣美誉的松尾芭蕉在俳谐 艺术世界进一步 发展了“闲寂”的审美情趣,创造了以“闲寂”为中心的风雅美,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了日本歌论的美学范畴。这里所谓“风雅”的概念,是指日本人美意识中自然感的美。芭蕉主张俳句的特殊性格:一是风雅之诚,二是风雅之寂,三是不易流行。禅道修业、回归造化,成为芭蕉俳句思想的重要源泉。芭蕉出于“一切皆空”的佛法观,追求空虚的幻想世界,故而其俳谐观和自然观贯彻了“山川草木悉无常”的思想,这 也给他的“风雅之寂”平添了几分玄妙的禅趣。芭蕉以传统的日本精神——“贯道之物”为根本,创造了俳句闲寂风雅的新风,俗称“蕉风”。
在俳句的世界里,松尾芭蕉是无与伦比的一代宗师。他经过苦心钻研,将俳句从俳谐的诙谐导向真诚,开辟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境界,被世人誉为“芭蕉风格”。而显示这一风格的代表作,就是如下这首俳句:“寂静古池塘,青蛙跃入池中央,水声扑通响”。这首俳句既表现了自然的美感,又巧妙地将恒定的存在与瞬间的动作结合起来,从而暗示了无止境的事物与此时此刻的事物的并存这一人生的哲理。从芭蕉的 “徘眼”来审视,可以看到,古池周围一片幽寂,水面的平和更增添一种“寂”的气息,青蛙跃进池水,猝然打破了这一静谧的世界,水声过后,古池又恢复了宁静。在这一瞬间,动与静达到了完美的结合,表面是无穷尽的宁静,内里却蕴含着一种大自然的生命律动和无穷的奥秘,以及作者内心的激情。可以说,芭蕉感受自然不是单纯地观察自然,而是契入自然物的心,将自我的感情也移入其中,以直接把握对象物生命的律动,这样,自然与自我才能在最高层次上达到一体,从而自我能获得一种精神的愉悦,进入幽邃的幻境,艺术上的“闲寂”之风雅也在其中了。芭蕉在奥洲小道旅行,置身于景色优美而沉寂的意境,心神不由为之清净,于是作了一首名句:“一片闲寂中,蝉声透山岩”。这首徘句的“闲寂”精神,与《古池》是相通的,都是体现了芭蕉的“闲寂风雅”的典型佳句。芭蕉是俳人,也是禅僧,他的禅文化精神流贯于他的俳论和俳作。这些“俳禅一如”的俳句,不仅贯穿了日本自古以来的传统精神,而且体现了流行于其时的日本化了的禅文化的精髓。
日本文化和美学研究者叶渭渠认为,芭蕉的艺术观以及基于此的艺术 实践,一是源自于日本传统的“真实”、“物哀”、“幽玄”的 文学思想,二是受中国老庄思想和朱子学世界观的影响。芭蕉将老庄的“天人合一”思想和朱子的“天道既人道”思想移在徘句上,在把握主客合一的基础上,寻觅俳句的人生救济的至高之道。在表现上,他的俳句深受汉诗内在张力的表现的影响。他的“闲寂”看似消极无力,但内里却蕴藏着无限的力量。
松尾芭蕉一生写了一千多首俳句以及诸多俳论,他发现了禅文化中存在的美,创造并完成了一个时代的日本美。正如川端康成所说,芭蕉在俳句方面对传统美的传承与创造,的确是个“登峰造极者”。人们尊他为“俳圣”,这是当之无愧的。从芭蕉的俳句、俳文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日本的“闲寂”的风雅之美,并进一步领会到这种美只有在永恒的孤绝精神之中才能产生,而这种孤绝的精神只有在自然、自然精神和艺术三者浑然一体中才能放射出光芒。
空寂和闲寂作为审美理念,其意义是非常暧昧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流,空寂和闲寂在文化和艺术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茶道和俳谐道两个领域,构建了幽玄美和风雅美的世界。
4 结语
艺道文化是日本独特的文化之一,体现了日本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技艺之称为“道”,不仅意味着艺技达到至高至纯的技法,而且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精神内涵(下转第145页)(上接第141页)和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哲理。日本艺术家把佛教的苦行和禅宗悟禅引进艺道之中,通过反复的实践和体悟获得艺术技巧的成熟,从而达到化境。在日本艺术精神中,艺术显现禅意禅趣之境是重要的审美原则之一。日本各门类艺术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都 总结 出某种 经验 性的理论,也陆续形成一些艺术美学特征。最典型的是“空寂”和“闲寂”两大范畴。作为美学范畴,空寂和闲寂是日本传统审美意识同佛教禅悟相结合的产物,是禅宗“无”的观念在艺术创造和审美领域的延伸,充分显现了日本民族的审美趣味和欣赏的审美情态。千利休的茶道和松尾芭蕉的俳句充分表达了禅意和禅趣的精神追求,也蕴含了空寂的幽玄美和闲寂的风雅美的审美特征。
参考文献
[1] 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M].北京:三联书店,1989.
[2] 藤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
[3] 邱紫华.东方美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 叶渭渠,唐月梅.物哀与幽玄——日本人的美意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 叶渭渠.日本文化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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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李白诗歌艺术研究的深入化、多样化，人们纷纷从意象、意境、创作手法、创作心理等多方面对李白诗歌艺术进行综合的研究，尤其是在对李白诗中的月亮意象和酒意象的广泛、深入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良好成果。以此同时，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却很少有人论及，这不能不说是李白诗歌艺术研究（特别是意象研究）中的缺陷，更加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进一步深入、细致、广泛地加以研究，并试图通过一定的科学手段和理论成果来填补其中的空白。《论李白诗中的“水”意象》的文献综述指导教师： 孟修祥教授 （长江大学文学院）学 生： 王强斐 （长江大学文学院）“水”作为一种包容性极大的自然意象在李白的诗歌中频繁出现。据统计，在李白一千余首诗歌中，共出现“水”字四百七十六个，平均每两首多诗就出现一个，其中并不包括与“水”相关的江，河、湖、海等。著名学者袁行霈先生对李白诗中宏伟自然意象进行过统计，其中写到江（江水）六十次，河（黄河）四十一次、波（波涛、波澜等）七十四次，海（沧海、沧溟）六十四次……（《李白的宇宙境界》，载《中国李白研究》.一九九0年集•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这些精确的数据在告诉我们：千万不能忽视对李白诗中的“水”意象的研究。然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李白诗歌艺术研究的深入化、多样化，人们纷纷从意象、意境、创作手法、创作心理等多方面对李白诗歌艺术进行综合的研究，尤其是在对李白诗中的月亮意象和酒意象的广泛、深入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良好成果。以此同时，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却很少有人论及，这不能不说是李白诗歌艺术研究（特别是意象研究）中的缺陷，更加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进一步深入、细致、广泛地加以研究，并试图通过一定的科学手段和理论成果来填补其中的空白。我们知道，李白诗中的“水”（这里所说的“水”含概所有一切与水相关的自然物质，包括上述所说的江河湖海以及泉溪泽泊等等）意象具有非常丰厚的蕴意。诗人笔下的“水”千姿百态，它们不仅出现的次数多，而且涉及的范围广，与中国文化意义上的“水”意象和其他诗人笔下的“水”意象相比有着自身的特点，而且与诗人的生命精神息息相关。因此，笔者拟以李白诗中的“水”意象为考察对象，探考它们所涉及的内容、特点和蕴涵，并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上的“水”意象比较，进行合理的归纳、梳理，探讨与“水”意象相关的诗人的生命精神和“水”意象的建构对其诗歌风格的影响等等。李泽厚先生在其论著《美的历程》一书中这样高度评价李白的诗歌：“盛唐之音在诗歌上的顶峰当然应推李白，无论从内容或形式上，都如此。”对于如此“顶峰”之上的李白的诗歌，更值得我们去深入、广泛地进行研究。对李白其人其诗的研究，从上世纪到本世纪初一直保持着经久不衰的热度。李白研究已经逐渐成为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热点，备受人们的关注。李白是属于中国的，李白同时也是属于全世界的。他和英国的莎士比亚一样，引领着不同角度的文坛。李白不仅给我们留下许多美好的不朽诗篇，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且他那傲岸的气骨，开豁的胸襟和自信乐观的人生态度使我们深受鼓舞，积极奋进地去改造自然、创建美好家园。可以说，研究李白诗歌艺术，就是研究李白其人和他所在的那个时代，而李白诗中的“水”意象探究，实际上就是对诗人一生的生命精神的解剖和袒露；客观地挖掘、审视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的内在意蕴，对于研究李白和重现盛唐时代面貌有着十分重要的文化历史价值。这是因为，中国的诗学是一种生命的诗学，“意象正是生命感觉和文化的一个载体，”（杨义）；所以，“我们对意象的分析也就是对当时的文化环境的分析。”（杨义）这同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环境意义上的解释和分析，而且还具有“关于精神关注点及其凝聚浩散过程的文化分析”的重要意义（杨义）。因为，诗歌的情感抒发和意象表达，往往委婉地潜伏在意象经营和文化展示的皱折之间，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合理的、客观的把握“水”意象建构对李白诗风的影响和透过这个意象来审视李白的人生感悟、生命精神以及更深意识的思想和思维，再现“盛唐之音”的瑰丽画卷。这就需要我们细致、深入和新颖地运用各种学术理论和最新的研究成果作为“铲子”和“钥匙”，研究、挖掘出属于诗人自身的诗歌奥妙，打开诗人的生命精神的密码，客观地审视和评价其人其诗。对此，杨义先生有一段精彩的阐释：“我们对古代诗人审美意象的发生，发展和变迁过程的分析，实际上是对古代中国诗人精神现象史的分析，意象分析实际上和文化是有联系的。”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意义所在。文学作品和诗歌既然是一种生命的投影，势必打上作者的生活烙印和生命痕迹。因此，只有通过认真地剖析李白的诗歌，特别是诗歌中的“水”意象，我们才能更加真实清楚地找到他所留下的生活痕迹和生命投影，以及一些至今还未解开的谜团的“密码”；在这些十分重要的生命历程的烙印里，蕴含着十分重要的文化研究价值。诗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以其简洁精练的语言、丰富多义的意蕴让人们难以解读。对李白诗歌艺术中的意象研究至今还不超过三分之一个世纪，其可以借鉴的研究的理论成果亦十分有限，这难免给我们的研究者带来很大程度上的困难。笔者对此专门作了一个统计：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李白诗歌意象进行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房日晰的《论李白诗歌意象的跳跃性》（《唐代文学论丛》总第三辑，1983年版）、姬默的《李白与月亮》（《中日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10月版）、卢燕平的《“飞”意象与李白诗的飘逸美》（《天府新论》1993年第3期）、李浩的《李白诗歌中的鸟类意象》（《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张天健的《论李白诗歌月亮的意象》（《中国李白研究》1992-1993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版）、褚兢的《论李白诗歌中“水”的意象》（《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贺超的《试论李白诗歌中明月的意象建构》（《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傅绍良的《论李白诗中的月亮意象和哲人风范》（《陕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3期）、陈吕洪的《月光下的李白——李白诗中的月意象简析》（《大理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姚星的《略论李白山水诗的意象特征》（《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5期）、张春义的《简论李白诗歌的心态意象化与意象心态化》（《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9月第5期）等；二.本世纪初到至今关于李白诗歌意象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张炳蔚的《论李白诗中的太阳意象》（《西北大学学报》、2001年2月第1期）、张保宁的《试论李白诗歌中的人格意象》（《荆州师范学院》、2002年第1期）、杨洁梅的《浅析李白诗水意象的审美境界》（《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9月第16卷第3期）、孙太玉的《略论李白诗中的黄河意象》（《济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13卷第4期）、陈娟的《李白诗文中的大鹏意象》（《语文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32期）等。以上这些论文的统计是通过对资料进行人工检索和中国期刊网搜索所得的，相信还有遗漏之处。通过上述论文的检索、统计，我们不难发现，关于李白诗中的“水”意象研究成果不是很多，这里面似乎除了姚星、褚兢、杨洁梅、孙太玉等人的4篇论文外，关于其他学者的研究文章微乎其微，更不必说有关于李白诗歌水意象研究之类的专著了。如果在将以上4篇相关的论文进行分类和细斟，那么符合本题的论文只有褚兢的《论李白诗歌中“水”意象》和杨洁梅的《浅析李白诗中水意象的审美境界》这2篇文章了。因为这2篇论文都是从水作为包容性的自然意象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探讨的，而姚星和孙太玉二人则分别从山水意象和黄河意象的方面来探究诗人李白的生命精神，以及山水意象、黄河意象的建构对李诗诗风的影响的。下面主要就上述四位作者的论文作简要的综述：一.孙太玉认为李白诗中出现的黄河意象有五种情况：1.李白亲自泛游黄河的感受。2.诗人站在岸边远眺黄河；3.诗人登上泰山、华山之巅远眺黄河；4. 叙述平生经历，关涉黄河；5.以黄河做比喻，抒发诗人的喜怒哀乐之情。作者认为，这些黄河意象反映出诗人李白赞美黄河和以黄河自喻，表达内心的真情实感；文章认为，李诗中有关大量的黄河意象描述是来自于黄河这一博大壮美的意象适应于诗人的审美追求，与诗人的个性、人格和感悟符合；李白诗歌中的黄河意象造成了李诗壮浪纵恣、豪放刚健的诗风。二.姚星在其文中指出，李白的山水诗，往往具有独特的意象。他认为，李诗不仅从意象的选择上典型、明确，而且在意象的组合方式等方面上独具匠心，以完整的形式、具有独立的生命区别于其它诗歌样式，呈现出明显的特征。三. 褚兢文认为，李白诗歌中关于“水”的意象，除了以创作意象的形态直接出现外，还以象征或隐喻的方式写水。文章指出，李白诗中显现出水美学意象的那部分内容可分成三个不尽相同却有相互关联的意义的义，即：1.时间意识；2.忧郁情结；3.生命观照。作者强调，以上这三类意义在不同场合下出现，寄寓了诗人不同的情感，但其后二层意义却无疑是由第三层意义衍化和派生出来的。在李白的诗里，水的意象的三层不同内涵，具有紧密的关联和递进关系；由水而派生出来的时间意识（如“人生苦短”、“时不待我”等对时间流逝的感慨和珍惜。）转化为内心忧郁情结，最后有潜意识压入心灵深处作为文化基因遗传下来，成为一种审美观照，最终又化为一种文学意象而重新表现出来。作者从“水”意象的意蕴出发探源，结合心理分析的理论提炼出自己的观点，新颖生动、言之有理。四.杨洁梅文认为，李白在诗歌中大量使用水的意象，不仅对其作了形态万端的精彩描绘，同时还在对它们的审美中注入了自我生命感受的诗情体验，使其具有极富个性的丰厚审美底蕴。文章指出，水在李白诗歌中是具有很强的整合力的意象、与月、山等组合成复合意象群，构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审美系统。作者还将李白诗中的水意象进行分类：1.流水意象；2.清水意象；3.达到“天人合一”审美境界的“水”意象。文章还认为，通过对上述的流水意象、清水意象的分析，可探究出李白诗中水意象中“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在文中，作者指出，李白诗中的流水意象体现了伤逝情结和对抗力量，反映出诗人典型的个性和审美倾向，最具有代表性和引人注目；文章还指出，清水意象不仅表现了水之明净的性状，而且还体现了诗人的精神性质；清水意象正是诗人融通自然的那种富于生命色彩的、质朴的气质禀赋的映现。最后，文章结论出李白诗中的“水”意象建构而成的清莹明净的水之审美世界，乃是诗人投身自然、超越现世功利和人生愁苦的精神品格，体现其卓然而立、至真至纯的人格美——此乃“天人合一”的至高至美之境。作者最后还指出，正是由于李白诗中的那些汹涌澎湃、惊心动魄的流水意象和清莹明净的清水意象，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性，构成了李诗诗风的特色。以上所列均为四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它们有的着力于阐释李诗中“水”意象的结构或建构，如水意象的选择和组合方式等，有的侧重于探讨水意象的内在意蕴和内涵之间的关系，也有的针对水意象的分门别类上的分析，挖掘不同种类的水意象所体现的抒情个性的生命精神，重在分析水意象的建构对李白诗歌风格的影响等等。在这见智见仁的探讨中，在这宏观把握和微观细梳中，难免会有所偏颇，留下一些遗漏和不足，有待我们去深入研究，弥补阙口，止于至善。针对这种解读和评析，孟修祥先生是这样阐述的：“迄今为止，我们对李白诗所作的一切说明、描述和阐释，都是在诗的存在论意义上进行的，我们所作的这一切阐释的有效性的后面，都带着某种片面性和局限性。”这是因为，解读李白及其作品“在一个内在的系统中作整体性的理解”是有“困难性”和“复杂性”的。（孟修祥.《谪仙诗魂》、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这里所说的“李白诗所作的一切说明、描述和阐释”就包括了所有一切关于李白诗歌艺术的研究，而所谓的李白诗中的“水”意象研究也含在其中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解读上的局限性呢？它和研究李白诗歌艺术中“水”意象的剖析有何内在的关联？在此，除了孟先生所说的对李白诗歌解读上的“困难性”和“复杂性”之外，似乎还有三个方面的原因：1.李白诗歌本身就包含了丰富的内涵，而我们主观上的理解则造成了不能客观、全面地综合深入分析李白诗歌，以及诗歌内部语言相互之间的结构关联，因此也造成了透视李诗中的“水”意象的局限和不足；2.从研究的时间跨域上看，李白诗歌艺术中的意象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还不足30年。在这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研究的理论系统还不太完善，研究的学术成果参考、借鉴还不十分充分，这就影响到研究角度的展开。所以，李白诗歌中“水”意象的研究有待重视和突破其局限性。3.从研究者自身的角度和研究环境来看，每个李白研究者研究的角度也许会存在着异同，他们自身的才力和关注点就直接影响到研究领域的进展；还有，由于研究环境的局限，我们在有限的学术成果理论的借鉴和运用基础上，很难做到完整意义上的阐释。这就是李白诗歌研究和其诗歌中“水”意象研究的一些问题。这其中包括理论知识扩充量的不足、研究时间的过短、研究环境的制约、解读意义上的偏狭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笔者认为，关于李白诗歌中“水”意象研究的缺陷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研究者的不够重视。我们知道，李白诗歌中大量出现水的意象，并不是偶然的情况，里面必然夹杂着诗人的审美倾向、生活体验、生命感悟等思想意识，以及“生命痕迹”内在的意蕴，其潜伏着巨大的思想文化价值。然而由于这个研究领域的外在的口径小，人们往往会不够重视，从而将研究的眼光转向那些研究的热点和大范围的领域；他们认为这样会更有研究的意义和重要价值。从而造成了“水”意象极少有人问津的“尴尬境地”。殊不知在出现次数过多的“水”意象里蕴涵的价值实在。2.由于研究者的精力有限，往往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对于李诗意象研究中的“水”意象分析，在目前国内外研究中属偏僻地带，李诗中的水意象不论从其结构、组合，还是从承接文化意蕴、独具特点的方面都有着其独特的典型性，用一个词来概括它们，就是“包罗万象”。的确，对于研究者的精力和时间上的考虑是个问题。这里面不仅仅涉及诗歌艺术、文化、宗教、思想等多方面的内容，而且对于水意象在李白诗歌中的分类和归纳上存在的一定的复杂性和困难性。由于种种原因，李白诗中“水”意象的研究得不到很好的开展，从而也留下了研究的缺憾。至今，李白研究的领域已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探索，如对李白生平、宗亲关系、旅行交游、思想情结和诗歌艺术上的综合研究，不断运用新的理论成果和开放独到的研究眼光，逐渐走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当代学术研究道理上来，影响着人们在研究中开放头脑、与时俱进、大胆创新，不断从多个角度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细致和新颖生动的研究了。也只有通过“面面俱到，多管齐下”的宏、微观研究，才能促使李白研究的局面呈现出多样性和时代性，这才符合当代李白研究的典型特征，也顺应了学术研究发展的浪潮。所以，在保持研究热度的同时，注重从各个研究的角度掀起“李白热”的热潮，不断发掘有价值的学术，充分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打通研究的渠道，为今后的李白研究作好铺垫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像诸如李白诗歌艺术中“水”意象的探讨应多下些力气，并注意保持研究力度的集中和平衡。综上所述，李白诗中“水”意象所具有的丰厚内蕴在更深层的层面中折射出诗人的审美倾向、个性特征、生活体验，在“水”意象的背后，隐藏着诗人李白的生命精神和哲理思索。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既传承中国文化意义上一般水意象所具有的意蕴，如水隐喻和象征着时间意识和人格品质，又典型地独具自己的特性，是中国古典诗词和其他诗人笔下的水意象所不具有的。意象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范畴。研究李白诗中的“水”意象不仅仅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尤其是水文化所代表着的象征寄寓知识，而且还需要我们对李白其人其诗有着比较清楚的了解，从而能作出合理的判断和客观的评价。否则，难免会造成意义上的曲解和以一概全的片面理解，以及研究过程中的局限和缺漏。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的大量出现，绝非偶然，我们应当重视它们的存在，深入研究它们。因为，在这些包容性极大的“水”意象里，不仅融入了诗人的生命感悟，而且强烈地体现了诗人的生命精神，反映了盛唐文化和时代背景，寄寓了深刻丰富的含义；从他的诗歌中的“水”意象的客观真实探讨中，我们定会找到诗人生活的“生命密码”，以及重现盛唐时代绮丽壮美的画卷。同时，诗中的“水”意象建构还深深地影响了李白诗歌风格的呈现。正是这些清莹明净的水意象，撑起了李白诗风清真自然的典型特征，正是这些奔宕雄奇的水意象，造成了李诗豪放飘逸、奇之又奇的艺术表现境界。我们也可以说，水的平静、洁净、澎湃和舒缓造就了李白诗歌意境的独特气象；而李白诗中的这两种动静不同和蕴涵不一的水的有机结合为一体，使得李诗绽发出天仙般的瑰丽色彩和迷人魅力来。“水”意象在李白诗中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正符合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的哲学观点：“幸福的人从不幻想，只有感到不满意的人才幻想。未能满足的愿望，是幻想产生的动力；每个幻想包含着一个愿望实现，并且使令人不满意的现实好转。这些驱动着人的愿望，依愿望者的性别、性格以及所处环境而变化。”（（奥）弗洛伊德著、孙恺祥 译.《论创造力与无意识》中的《诗人同白昼梦的关系》、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8月第2次印刷）正是由于这些“感到不满意”、“未能满足的愿望”的压抑和痛苦折磨中，诗人才寄情山水、移愁化苦，并借用“水”意象的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抒发内心的彷徨和苦闷。可以说，自然的山水给了诗人安慰心灵的作用。诗人投身于自然之中，徜徉在明媚祥和的山水之中，感受大自然所带来的身心上的愉悦、静谧、温馨和浪漫，忘忧止痛，将个人的荣辱得失统统卸下，尽情地娱乐在湖光山色的美好景色之中。是大自然的具有柔情和灵性的水消解了诗人的烦恼和忧伤，同时又是自然美好的水，赋予了诗人创作的灵感和激情。正是那种舒缓的柔和矛盾的急，在交织碰撞中喊出了诗人内心真实的呼声：“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苦闷压抑，“行路难，行路难，今安在？”的迷惘困顿——这些压迫感和痛楚感一旦注入诗歌的语言之中，必定会发出异样的响声；这响声就具体表现在李白诗歌的自然洒脱、不拘一格的流畅；同时，由于诗人内心的苦闷和愤懑因害怕政治迫害而不能直抒胸臆，而造成其辞闪烁的特点，使得诗歌艺术上呈现出强烈的跳跃性来。过度的失落，理想的破灭、现实的残酷在矛盾中对抗着，使得诗人在创作时思路开阔、思维敏捷，加之意象飘忽，一时天上，一时地下，形成了时空的快速转换、意象的节奏性也在跳跃起伏中流露出来。李白把他个人的政治失意、孤独冥思完全消解和融化在这或缓或急的流水中。同时，他的感慨人生苦短、时不待我的悲剧意义，在这正常又不平凡的岁月交替规律中感悟人生、体察万物，从而投归自然的怀抱里，与山水同乐，达到了“物我一如”、“天人合一”的至高至纯的审美境界。可以说，自然的山水（特别是自然的“水”）使李白得到了重生和超越。可见他诗中的“水”意象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地位。水意象在李白诗歌中完全摆脱了先秦和传统文化中“水”的浓厚的“比德说”的束缚，水在李白的诗歌里得到了转换和重生。在李白眼里，自然的水不仅有灵性，而且还和人一样可以交心倾诉，当为知己和挚友，既能同欢娱，亦能共忧愁。水在李白诗歌中一立体生动的形象凸现在世人面前，这是古代诗词中难以具备的高度，是不能具有的。惟有李白才可以做到。诗人笔下的水各呈形态，各具特点，解释李诗中的水是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水的。我们在研究时应当区分对待、正确把握。研究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可以采用宏观把握和微观梳理想结合的方式进行，从大处写意、小处着眼，充分挖掘李诗中水意象的深刻内涵。同时，还要注意水意象与其他的自然意象的特殊组合规律，分析这些与水相关的复合意象里头所包含的意蕴，如水月、人水、山水、舟水、鱼水及水禽等，才能做到具体、全面和更加客观地认识。水意象作为诗歌结构的重要载体打上诗人李白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烙印。今天我们对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探析实际上就是对李白其人其诗的探析，水意象真切地反映了诗人的生命精神和盛唐时代和文化特征。因此，李白诗中的水意象具有一定的文化研究价值。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对李白诗中水意象的形成的原因、内容、特质等进行细致入微的探讨，更深一层地挖掘李白诗歌的文化内核和诗人的生命精神的实质所在。本文正是站在这个研究的角度和立场上出发和进行分析和阐述的。中国的诗学是“生命——文化——感悟”的多维诗学，对抒情个性的关注实际上就是对文化价值的高度重视。文化价值由人来树立评判的标准，只有在高扬关注个体的终极人文关怀中，才能建立起一套完整人文学术系统，使学术研究向深度和广度扩张。换句话说，也仅仅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深入李白诗歌这口丰富的“大油田”，开凿挖掘出灿烂的优秀文化，不断展示在世人面前。以上这些语言是笔者在研究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的分析中的感想，写下来并期望得到方家指正。
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时七位名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合称。他们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在政治上，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更因此被杀。相反王戎、山涛等则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并成为其政权的心腹。在文章创作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他以老庄崇向自然为论点，说明自己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又如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透过比兴、寄托等手法，隐晦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恶行，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由是透过七贤的文章创作，可窥略到他们各自的志向意趣。嵇康嵇康（223-262）三国魏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字叔夜。谯国至（今安徽宿县西南）人。嵇康是魏宗室的女婿，任过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著有《养生论》。与阮籍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魏氏春秋》：“（嵇康）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 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他的朋友山涛（巨源），后来投靠司马氏 当了吏部尚书，曾劝他出去做官，他遂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加以拒绝。因“非汤武而薄周孔”，且不满当时掌握政权的司马集团，遭钟会诬陷，为司马昭所杀。嵇康在政治思想上“托好老庄”，排斥“六经”，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决破礼法束缚。他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他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明胆论》），肯定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嵇康自幼聪明好学，才思敏捷。其文“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与山巨源绝交书》、《难自然好学论》等为其代表作。诗长于四言，风度清峻；《幽愤诗》、《赠秀才入军》较有名。所撰《声无哀乐论》，认为同一音乐可以引起不同的感情，断言音乐本身无哀乐可言，而其目的则在于否定当时统治者推行的礼乐教化思想。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并曾作《琴赋》，对琴的奏法和表现力，作了细致而生动的描述。阮籍阮籍(210～263)，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时明帝曹睿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阮籍作品今存赋 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阮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过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诗歌为例，《晋书·阮籍传》说他“作《咏怀诗》八十余篇”，看来全部流传了下来。明代曾出现多种辑本，张溥辑《阮步兵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注本有近人黄节的《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山涛山涛是竹林七贤中最年长的一位。他之加入竹林名士，是以其风神气度。同为竹林七贤的王戎对他的评论是："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也就是说，他给人一种质素深广的印象。而大器度，正是其时名士之一种风度。虽然山涛与嵇康、阮籍情意甚笃，但是志趣其实并不相同，这从他举嵇康自代以至引出嵇康与之绝交一事，即可说明。他走的是另一条入仕的道路。山涛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他谨慎小心地接近权力。在曹氏与司马氏权力争夺的关键时刻，山涛看出事变在即，"遂隐身不交世务"。这之前他做的是曹爽的官，而曹爽将败，故隐退避嫌。但当大局已定，司马氏掌权的局面已经形成时，他便出来。山涛与司马氏是很近的姻亲，靠着这层关系，他去见司马师。司马师知道他的用意与抱负，便对他说："吕望欲仕邪？"于是，"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郎中。久之，拜赵相，迁尚书吏部郎。"开始做的当然都是小官，到了任尚书吏部郎的时候，山涛的仕途便一帆风顺了。嵇康曾有《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后人因此对山涛颇多鄙夷。虽然山涛并不像嵇康那样是非分明，刚直峻急，但也只是行不违俗而已。譬如他也饮酒，但有一定限度，至八斗而止，与其他人的狂饮至于大醉不同。山涛生活俭约，为时论所崇仰。他在嵇康被杀后二十年，荐举嵇康的儿子嵇绍为秘书丞，他告诉嵇绍说："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可见他二十年未忘旧友。至于他投靠司马氏，似也无可非议。因为士人求知的目的是"经世致用"，他们想必也有所谓的"实现自身价值"的问题。但他们拥有的纯知识的地盘却是如此之少，除了天文、历法以外，其他的科学技术几乎都是"医卜星相"、"百工"的贱业。法律、经济和管理也大多是吏胥的专利，琴棋书画之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业余爱好，他们所能做的也就只有读书与做官了。在皇权垄断一切的社会，仅有一技之长以至鸡鸣狗盗者自不必言，就是有经纬天下之术的盖世英才，舍"货与帝王家"之外也少有一展身手的。向秀魏晋间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字子期。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人。生卒年不详。少颖慧。与嵇康等友善。向秀本隐居不出，景元四年 (263)嵇康被害后，在司马氏的高压下，他不得不应征到洛阳。后任散骑侍郎，又转黄门散骑常侍。向秀好老庄之学。当时《庄子》一书虽颇流传，但旧注“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作《庄子隐解》，解释玄理，影响甚大，对玄学的盛行起了推动作用。但向秀未注完《秋水》、《至乐》。稍后，郭象在《庄子隐解》的基础上补完《秋水》、《至乐》注释，又加发挥，成为今日所见的《庄子注》。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之一。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着〈酒德颂〉一篇。阮 咸阮咸，字仲容，“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之侄，叔侄二人时人并称为“大小阮”。他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山涛认为他“贞索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 必绝于时”(见《晋书》本传)， 但晋武帝认为他耽酒浮虚而不为所用。他与阮籍一样放达任诞， 狂浪不羁。他曾与姑母家鲜卑婢女私下要好，母亲死时，按礼姑姑要还家，但阮咸要求把婢女留下，这在当时是不为礼教所容的。后来婢女走了，阮咸借驴骑上追赶，终于把婢女追回来了，并生了一个儿子叫阮孚，为世所讥。他不随便交朋友，只和亲友知交弦歌酣饮。有一次，他的亲友在一起喝酒，他也来参加，不用酒杯，而是用大盆盛酒，喝得醉醺醺的。当时有一大群猪走来饮酒，阮咸就和猪一起喝酒。他一面饮酒，一面鼓琴，真是不亦乐乎。于是“与豕同饮”就传为笑话。阮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为当时著名的音乐家。有一种古代琵琶即以“阮咸”为名。他曾与荀勖讨论音律，荀勖自认为远不及阮咸，便极为嫉恨。阮咸也因此被贬为始平太守。阮咸还有著作《律议》传世，见《世说新语·术解》注。王戎王戎(234—305)，字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生命教育研究文献综述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以及教育理论的不断深入，生命这一教育的起点，在经历了功利性、机械性教育价值的压抑之后，又重新回归了教育本身，成为教育不能回避的重要基础。本文旨在对目前关于生命与教育的研究作一系统、完整的概括，以期为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改革提供参考。一、生命概念关于生命的阐释，基本上比较集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生命哲学领域，20世纪中期以来，存在主义哲学家也对生命这一概念进行了一些研究。这些成果，构成了教育的哲学基础。目前，国内外的哲学家，教育家对生命的本质、生命的特性以及生命的层次类型等都作了一定的研究，为教育提供了新的视野和角度。（一）生命概念从生命的概念来看，基本可以分为两类：（1）力量说。研究者认为，生命不是被评判的价值对象，而是一种有待展开的人性力量。如叔本华将生命的本质视为力量的冲动，认为力量就是生命意志，是生命克服一切阻力，保存自我，努力向上的一种力。尼采将生命归结为强力意志。蒂里希认为，力量是“生命在自我超越的运动中，克服内外阻力的那么一种自我肯定”。柏格森则将这种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他从生物进化论出发，认为生命是一种向上的冲动，生命的本质是创造，而且这股“生命之流”绵延向前，无始无终，构成了世界。生命并非一个确定的“物”，而是一种永恒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绵延，就是创造。雅斯贝尔斯认为，不应当把人作为一个单纯的存在物来描述，而应作为精神，作为超出主体和个体的力量去理解。（2）过程说。在力量说的基础上，一些研究者更致力于生命力量的外在表现形式上，也就是生命展现的过程，即过程说。狄尔泰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的生命不仅是生物学上的事实，更是在其复杂性中所体验到的人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人不仅仅是理性的存在，更是理性、情感、意志的统一体。人不仅从内向外，从主体到客体单向把握“物理世界这个大文本”，而且要“返身走向自我认识”，走一条“由外向内的理解之路”。在此基础上，狄尔泰将生命看作一种“生命—表达—理解”的循环过程，在认识人的世界，理解人的世界为目标的过程中，显现出生命的内在力量。还有的学者，从发生学的角度，认为生命是一种从强烈的追寻自己的存在的“生的冲动”——寻求生命的自我确认和生命表达方式的“意识的生命”——自觉的生命体验和生命确认的“自觉的生命展现”的过程。（二）生命特性从哲学角度看，生命的基本特性有：（1）有限性。如柏格森认为，时间是不可以转、不可重复的，生命之流的每一个瞬间都融会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保存在记忆中的时间才是最真实的，有意义的。狄尔泰同样强调“过去”，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所能把握的过去了的瞬间。（2）无限可能性与独特性。生命不是被决定的，正如柏格森所说，“生命并非像摄影机一样，将每个细节都排演、拍摄、贮存起来，只等放映”。生命是从“无”中创造。这种“无”，是包罗万象和充盈，是创造的源泉。生命在向着未来的生成中面对着无限的可能性，不同的选择造就了不同的个人，人的独特性显示出了人存在的价值。（3）自由与超越性。“自由”是雅斯贝尔斯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他把人的存在和自由看作是同一个本质。认为自由是保持自己的本质在连续中生活的能力，是自我确认的方式。因此，他强调自由的独立自主性以及人的自由选择对生命的意义。超越性是哲学家们普遍认为的生命的实质。西美尔提出，生命有超越生命的能力。生命不仅创造出更多的生命来时时更新自己，而且从自身创造出非生命的东西，如教育、文化、科学和艺术。又如海德格尔所说，人是宇宙间唯一能够“是其所不是”和“不是其所是”的存在物。有的学者从人类学的角度认识生命，认为生命具有（1）未完成性。“人是一个没有完成，而且也不可能完成的东西，他永远向未来敞开着大门，没有完整的人，将来也不会有完整的人。”这一特性，显示着生命的可塑性、可能性以及需要性等。（2）文化性。生命的不完善性，是文化产生的前提。文化经过不同时代，不同人的创造，成为一种历史积淀，即“客观精神”，个体生来不可避免的生活在客观存在的文化世界中，受到历史沉积的文化的限制。（3）超越性。生命始终就是在自然性与超自然性、历史性与未来性、现实性与可能性、有限性与无限性，这些对了的两极中同时存在，人的生命不存在于任何一极，而是在这种否定于统一中不断创造、超越。还有的学者从教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生命具有统一性及层次性，从而为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基础。（三）生命的层次及类型从生命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看，人是三重生命的统一体。（1）自然生命。生命首先是具体的、现实的。自然的生理性肉体生命是人存在的物质载体和本能性的存在方式，是最基本的生命尺度。人首先是一种自在之有。（2）精神生命。意识性使人的生命扬弃了动物自在的本能，成为自为的精神存在。精神的最终归宿应该是个体的精神生活，包括认知的、情感的和意志的，即“作为精神而完成的生命，既包容着真理，又包容着激情；既包容着屈服，又包容着里比多；既包容着正义，又包容着强力意志”。（3）社会生命。人是社会的存在。忽视社会生命对人的自然和精神生命的某种决定作用，就不可能正确认识自然生命的本能的冲动和释放，不能正确认识人的自由。只有意识到社会生命，才能开掘、充实和引领自己的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自然生命、精神生命、社会生命是生命整体的三维，每一维都是全息的，他们互相关联、影响、包容和嵌套，共同构成人的完满生命。从生命自身的发展层次来看，生命是四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自然生命。自然生命不仅是肉体的固定组成、自然自在的顺序发展和本能冲动的任意释放，而是能够意识到的自身生命的存在和发展，并能对其作出自主地选择。因此，它不仅是人的现存的自在之有，还存在着主观形态中的自由自由。（2）价值生命。“作为对自然生命的否定，对精神生命的超越及在感性活动中实现对二者的统一，是一种自为之有的存在状态”。价值生命是人在由种生命向类生命的进化中，扬弃了自然生命的自在性，超越了精神生命的内在性和主观性而获得的一种新的个体性的生命形式，是真、善、美三种内在生命尺度的完整统一。（3）智慧生命。是指对于人及其行为、思想以及其存在相关环境及事物、现象进行反思、探究，从而使人类的认识更加明晰、正确、深刻，使人的精神更加健康、完满、崇高的一种生命存在状态。（4）超越生命。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存在，人总是不满足于现实世界的追求，而是在不停的寻求着对已有本我的无限超越，追求有限性的不断突破，以寻求更深的意义和价值。也即蒂里希所说的“终极关怀”。四种生命有机融合，以提升个体生命为基本追求。二、生命视野下的教育（一）教育的起点教育的起点是人的生命，这是生命赋予教育的最基本意义。然而，不同的角度，却有着不同的起点说。一种是从整体抽象意义上，认为教育与生命是同源共生的关系，人的完整生命是教育的起点。在这种完整性中，生命的自然特性决定了教育“何为”的界限，而生命的超越性又为教育“为何”留下了大有作为的空间。与此相同，有的学者认为“内在于人并能为人所意识、所体验的人自身本质力量”，即是人的自觉自为的生命，教育应当以其起点。还有地认为，教育应当坚持生命优先的原则，以人的原始的生命力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另一种是从生命的具体性意义上，认为身体之在的正当性应成为我们重新审定全面发展教育的起点。“从感觉崇拜到身体崇拜，构成了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发展逻辑，身体成为在体论和认识论的关注焦点”。还有一种是从生命的不同特性出发，确立教育的起点。有的学者从生命的有限性出发，认为教育的起点应当是“活在当下的人”。教育要使人珍视以瞬间的形式存在的现在，关注人的当下的生活，以帮助个体达到对生命有限的克服。有的学者从生命的自然特性出发，认为“生命的需要”是教育的根本出发点。还有的学者从生命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出发，认为正是生命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现实与可能的临界点，为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教育的起点也就在这种临界点上。此外，还有的学者将人的“三性”，即独特性、可教性以及需要性作为教育不能忽视的重要起点。（二）教育的本质关于教育的本质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活动说和过程说。活动说主要是把教育视为生命的生成活动。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的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的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有的学者认为，教育并不是知识的堆积，而是一种唤醒。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到积极天份中沉睡的可能性，因此，需要教育来唤醒人所未能意识到的一切”。教育本身就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还有的学者将教育看作人类自身的“解放行动”。总之，教育这种活动，“将开启世界的钥匙——独立和仁爱授之于人，赋予他作为一个自由人只身跋涉而步履轻捷的能力”。过程说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教育这一过程。有的学者将教育看作一种生命的过程。如“教育是生命本质觉醒和显现的过程，教育是个人向‘类’、世界和自我不断开放的过程”。又如“教育是以人的生命存在的‘应然’为理由的不断超越的过程，是生命自组织的过程”。教育被视为“一个内在的、从自我出发的、倾注着个人感受和生活体验的生活活动过程”。教育成为生命不断展现、生长、生成并超越的连续性过程。有的学者将教育视为一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互融合、此消彼长的一种个体发展过程。教育所要努力的就是试图“位于确定世界与纯机遇的变幻无常世界这两个异化图景之间某处的一个‘中间’描述”。还有的学者认为，教育过程就是一种生命情感的化育过程。生命情感是引向生命深层的普遍关怀，关涉这人在世的一切作为，是建构人生的基础性质素。因此，教育“要把每个人都培养成活生生的生活的人，可能健康的生活的人，化育他们完整的人格，让他们以积极的生命情感去善导他们自我的人生”。个体生命经由教育润泽，生命情感得以翻升。不论是将教育视为一种活动，还是一种过程，尊重和理解都是教育的关键。教育要尊重生命的本体地位，尊重个体生命的自由和尊严，尊重个体的独特性，并且尊重生命的成长机制。同时，教育还在于理解。在狄尔泰看来，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可以理解，所以存在着人类的共同精神。而且，理解在主客体之间建立的是一种对话的关系，在这种“我——你”的关系中，不仅实现对物质世界文本的把握，更能形成对自我、对他人的深刻认识，进而形成价值。因此，理解使教育成为可能。（三）教育的目的及价值关乎生命的教育目的，从其侧重点不同，可以分为反思型、建构型以及超越型教育目的。反思型教育目的侧重于引导个体反观自身生活、生命。如“教育应当引导个体去作积极的自我探寻，意识到有一个‘我’生活在世界中，并作为一个真实的生命体在这个‘生活的世界’中积极去交往、感觉、理解，用肉身、心灵去感觉，用整个身体去感受。”或是“启发、拓展个体全面的生活视野，引导个体的价值追求取向和方式，关怀个体生活价值”。抑或是“促进生命的和谐发展，不仅包括热爱生命，敬畏生命、珍爱生命的教育，而且包括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认知与情感、理性和价值和谐发展的教育”。建构型目的，侧重于对自我的引导和重塑。“教育作为一种人类的生存方式，是属于‘生活世界’的，它的功能不仅在于文化的复制，还在于确立社会秩序和个人价值观念，通过交往帮助学生建构社会角色，推动人的价值生命的实现”。超越型目的，侧重于对生命的超越的价值追求。教育要引导人从生存走向存在，“走向完整、和谐、无限的境界，引导人的生命进入‘类生命’”。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应帮助学生个人的自我选择，促使其找寻个人的本原存在，使其通向真理和自由的“亮光”，这就是教育的本真目的。与此相应，有的学者认为，教育就是要“将外在的规范内化到自己的精神之中，形成一种肯定自身、确定自身、持存自身和发展自身的‘力’”。总之，“任何具体的教育目的都有沦为虚妄的危险，只有将生命教育导向完整和无限的教育目的才有意义”。虽然教育的目的各有侧重，但是意义的获得—这种教育的价值观还是得到了普遍认同。狄尔泰等哲学家将生命意义感的获得作为生命的价值追求，并将这种思想渗透到了教育之中。“生命也许会执著于生命本身，但是更应该执著于生命的意义”。意义感是生命本性得以确证与实现的感受，是生命本性的体现、生命力量的焕发所得到的感受，是生命世界与生命个体的共鸣共振所产生的感受。教育的价值就在于让人寻求并体验这种感受，教育能够透过、撕开遮蔽在现实上的“覆盖层”，“在黑暗中空虚时找到一块从前人们无法知道的，能有效地遮住阳光的地方”。通过对束缚的穿越，个体逐渐领悟到生命沉淀的精华。（四）教育的内容狄尔泰认为，经验是一切知识的唯一来源。知识来源于经验，来源于历史的生活和生活的历史，这乃是我们全部经验的总体。教育实际上就是获得经验，经验是教育的内容。有的学者认为，教育应当是人文艺术的教育和科学的教育相结合，人文艺术从精神的之维涵育人的生命情怀，科学知识则是从实存之维扩展着人的发展空间，个人只有在科学和人文知识的统一之中，才能产生理智的智慧和积极的生命情感，才能实现生命的完整、和谐。有的学者从现有的学校教育内容出发，将教育的内容分为：生命智育、生命道德教育和生命美育。生命智育突破了传统的将智力局限于认知或理智方面，认为智育是借以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以发展学生探索真理的智慧，辨别真理的情感，促进生命的发展。生命道德教育，脱离了知识的“真空”，旨在让主体在现实的生活中，直面生活的问题和困境，发展道德信念，滋养道德情感，实现善的充盈。生命的美育，是让个体在自然、社会以及艺术中获取美的内容，形成美的观念和意识，获得审美的技能和方法，发展创造美的能力。（五）教育的方法生命视野下的教育方法，并不完全排斥传统。但是更加强调生命哲学的方法论在教育学范畴的运用，如直觉体验、陶冶、交往等，这与教育的“返魅”直接相关。直觉体验是生命哲学方法论的重要标志，以柏格森和狄尔泰为代表。“直觉是理智的交融，这种交融使人们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以便于其中独特的，从而是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直觉是一种超出正常的、理性之外的感性，“是想象而不是概念，是体验而不是分析，是物我契合而非客观剖析，是不可言转的意会而不是转述”。柏格森认为，直觉体验具有独特的教育特征，教育突破专业的束缚，超越功利与权威的实用主义，改变传统的学子模式，让个体充分自由的占有多方面知识的基础上，培养良好的、敏捷的、正确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是直接体验产生的有效条件，也是提高其有效性的重要保证。如果柏格森比较注重教育中个体直觉的形成的话，狄尔泰则更加关注体验的意义。他说：“如果说在自然科学中，任何对规律性的认识只有通过科技量的东西才有可能……那么在精神科学中，每一抽象原理归根到底都是通过与精神生活的联系获得自己的论证，而这种联系是在体验与理解中获得的”。教育关乎人的精神世界，不能把自然科学的方法与逻辑移植到具体的教育情境中来。“体验是主体的人与客体的世界发生联系的最直接的方式和途径，无需中介，是主体直接把握和领悟到的意义”，也是教育的方法。 陶冶和交往，是雅斯贝尔斯着力推崇的教育方法。他理想中的教育，是在宗教、人文的精神陶冶中，在人与人之间的“爱”的交往中，使人能够回归自己，找到真实的自我，归向终极的自由。他认为，“透过古代那种纯朴而深邃的伟大，我们似乎达到了人生的一个新境界，体验到人类的高贵以及获得做人的标准”，陶冶成为人的第二天性。虽然，我们现在的教育不再以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作为“陶冶的世界”，但是不能否认，教育就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陶冶过程。此外，平等的、主体间的、“爱”的交往、对话等生命交流的方式，已日益走进教育的视野，成为教育的方式。（六）教育的媒介生命与教育，最终在生活世界中融合。“现实的生活世界”是人的个体生命存在的根基，是人区别于神、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教育最真实、最坚实的基础。所以，走向生活，回归生活世界是教育获得生命力的唯一出路。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产生于人的生活世界。生活本身就具有教育的价值。人的出生、发展和成熟，人的身体、心理、思想、信仰的形成，人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人生价值的发现、生命光彩的绽放等都是在生活世界中实现的，而教育，正是在这种实存的生活世界中才能把握住抽象的生命，并对其进行引导，唤醒。此外，有的学者将文化作为生命与教育的公共区间。每个人都首先生活在已有的文化积淀中，教育，则使其攀登于他降生于其间的文化高峰，使其掌握存在于一个特定的文化所具有的存在和行为的先在图式。只有通过教育，人获得文化特质，才能够成为人类的个体，成为文化中的人。文化，成为教育与生命的中介。三、生命教育广义的生命教育，是一种生命关怀下的教育，是一种渗透着生命意义的抽象的教育理念，如上述所论述的。狭义的生命教育，则是一种具体的教育，更加关注实践层面和操作意义，而我们目前直接以生命教育为题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实践层面。所以，笔者将采用狭义的概念，将其视为生命视野下的具体的教育形态，对其进行总结。（一）生命教育的提出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以及伴随而生的各种问题，使人们失去了生命的意义感和归属感。而学校教育，由于工具性的价值取向，疏离了“人”，以至频繁的出现对生命的漠视甚至践踏的严重问题。因此，“人类要幸免于难，就必须从内心深处改变，即从生命教育做起”。1968年，美国学者杰•唐纳•华特士首次明确提出生命教育的思想，并且在美国创建阿南达村、阿南达学校。开始倡导和实践生命教育思想。日本也于1989年修改的新《教学大纲》中针对青少年自杀、杀人等日益严重的社会现实，提出以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之观念来定位道德教育目标。在我国台湾，生命教育已作为课程实施，香港，也有类似的教育。在大陆，生命教育的呼声也日渐高涨，生命教育的实践模式呼之欲出。（二）生命教育的目的生命教育系指导个体去了解、体会和实践“爱惜自己、尊重他人”的一种价值性活动。在积极方面，要让个体尊重生命、肯定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并达成自我实现及关怀人类的目标。在消极方面，要避免个体做出危害自己、他人和社会的行为。（三）生命教育的内容及层次生命教育的内容包括：（1）生存意识的教育。也就是珍惜生命的教育。具体又包括生命安全的教育、生活态度的教育以及死亡体验的教育。（2）生存能力的教育。主要在于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抗挫能力以及安全防范和自救能力的提高。（3）生命价值升华教育。要重视培养学生对生活的热爱，还要注重学生的审美教育，让学生在审美的过程中体验人生的意义。生命教育的层次有：（1）认知层次。认识和了解身体及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熟悉与人相处的法则以及知道爱惜自己和他人生命的方法。（2）实践层次。具备维护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的能力，并能够加以履行。（3）情意层次。具有人文关怀，社会关怀和正义关怀，能够不断的自我省思，欣赏和热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四）生命教育的载体生命教育作为一种学校教育的重要形态，其载体主要是课程。生命教育课程集中体现了其教育的目标和教育方法的有机统一。在我国台湾的中小学，生命教育课程已得到了普遍地开展。如独立的生命教育课，为生命教育设置专门的科目和课时，还编定了专门的生命教育教材，并配备专门的教师，以体现生命教育的系统性。此外，还有综合课，生命教育作为综合课程里的单元教授，在使学生获得系统的生命知识教育的同时，又能实现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学校根据学生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来确定生命教育课程教材的编写、教师的师资培训以及教育方法的应用等，并细化、制定教育的目标。通过课程这一载体，将生命教育全方位的推行。而在大陆，这方面的实践
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时七位名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合称。 他们常集於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在政治上，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更因此被杀。相反王戎、山涛等则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并成为其政权的心腹。在文章创作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他以老庄崇向自然为论点，说明自己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又如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透过比兴、寄托等手法，隐晦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恶行，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由是透过七贤的文章创作，可窥略到他们各自的志向意趣。 ------------------------------------------------------------ 嵇康 嵇康(224—263)，三国时谯国銍县(今安徽宿州西南)人，字叔夜。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於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 ---------------------------------------------------------- 阮籍 阮籍(210－263)，三国时期曹魏末年诗人。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徵、寄托，藉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於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獮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 山涛 山涛(205—283)，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於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 向秀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徙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 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 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 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 ---------------------------------------------------------- 刘伶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之一。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 阮咸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 之一。阮籍之侄， 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琵琶。 ------------------------------------------------------------ 王戎 王戎(234—305)，字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参考资料：百度 回答者：苛鱫 - 秀才 二级 1-5 21:40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时七位名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合称。 他们常集於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在政治上，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更因此被杀。相反王戎、山涛等则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并成为其政权的心腹。在文章创作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他以老庄崇向自然为论点，说明自己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又如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透过比兴、寄托等手法，隐晦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恶行，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由是透过七贤的文章创作，可窥略到他们各自的志向意趣。 回答者：baogong2004 - 探花 十级 1-5 22:05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时七位名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合称。 他们常集於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在政治上，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更因此被杀。相反王戎、山涛等则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并成为其政权的心腹。在文章创作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他以老庄崇向自然为论点，说明自己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又如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透过比兴、寄托等手法，隐晦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恶行，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由是透过七贤的文章创作，可窥略到他们各自的志向意趣。 ------------------------------------------------------------ 嵇康 嵇康(224—263)，三国时谯国銍县(今安徽宿州西南)人，字叔夜。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於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 ---------------------------------------------------------- 阮籍 阮籍(210－263)，三国时期曹魏末年诗人。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徵、寄托，藉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於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獮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 山涛 山涛(205—283)，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於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 向秀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徙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 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 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 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 ---------------------------------------------------------- 刘伶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之一。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 阮咸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 之一。阮籍之侄， 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琵琶。 ------------------------------------------------------------ 王戎 王戎(234—305)，字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竹林七贤的作品 嵇康：善古琴，作品是《广陵散》 阮咸：制作了同名乐器——“阮咸” 刘伶：好酒，传世作品《酒德颂》 向秀：竹林七贤瓦解之后，写有《思旧赋》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 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竹林，是一种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景观，走进乡间，走进山野，随意举目便能瞧见，一点不稀罕。然当士子走进这平常的竹林，竟产生了文化史的奇观，产生了政治史的奇迹，产生了心灵史的奇谈。 奇观，奇迹，奇谈，一连串奇字，在魏晋间化出了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 竹林和七贤浑然一体，难分难解，人称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信老庄，尤崇庄子。他们与竹林物化真趣的景象，用庄子化蝶的故事来比喻，真不知是竹林化作了七贤，还是七贤化作了竹林？抑或竹林本就是七贤，七贤本就是竹林。 竹林七贤是个群体，如若将他们喻为竹子的话，七人犹如七棵青翠的竹子，参差散立在岚气笼罩的竹林中。 有人认为竹林七贤皆是些脱俗之人，其实，他们身上有很多的俗气，各自又有各自不同的俗气。其可贵之处，在于以苦苦的挣扎来蔑视俗，打破俗，跳出俗。其可悲之处，在于挣脱的失败，以及由此带来的沮丧，或“迷途知返”，重新与俗合流。 他们的身上有同，至少都有过同，这个同是高蹈出世，是做隐士，是学神仙，是与人间的烟火保持某种距离。没这个同，不可能联袂走进竹林中；没这个同，不可能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将竹林视作为家；没这个同，也就不可能被人呼作“竹林七贤”。 然而，正像偌大个世界中，没两棵竹子会是一模一样的，竹林七贤是七个人七个样。这七棵“竹子”，摇曳多姿，各有各的静态舞姿，各有各的青黄季节，各有各的风韵精神。 他们身上有异，有反差很强烈的异，这个异是来自如何对待以祸患为底基的荣华富贵？如何对待以烦恼为伴俦的身家性命？如何对待寂寞为主题的漫长生涯？如何对待说空非空生前身后的名？没这个异，竹林也就太平静了；没这个异，七贤的生存状态也就太简单了；没这个异，竹林七贤也就失去了作为千古话题的意义。 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竹林七贤合成活灵活现的众生相。 惟有如此，竹林七贤才是呼之欲出的士人群体。 竹林七贤的精神，使士子和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东晋王子猷每居空宅，便令人种竹，咏啸着说：“何可一日无此君。” 北宋苏东坡面对惨淡人生，洒脱地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有人不禁要问，此书既然为书，为何不写成章节的式样，一气呵成，而要弄成这一篇篇支离破碎的劳什子，是否存心在赶新潮，学时髦？ 回答是：非也。不得不如此。 原因有二：一是史料的多寡不均。竹林七贤的史料量，其中嵇康、阮籍、山涛、王戎是正常的。然翻开《晋书》中的向秀本传，会一阵傻眼，傻眼不在传主的传奇，不是传主的名望，也不是传主的其他什么东西，而是本传太短，短得实在不成样子，若扣除一篇不太长的《思旧赋》，居然只有区区九行，不，说得精确一点，是八行半。向秀本传是这样，阮咸、刘伶两人的本传也差不离。三人的本传如此短少，那么是否能借助别的史料？可检览的结果，除了《世说新语》有零碎的记载，其他史书的相关存录更是微乎其微。既然要写竹林七贤的整体，那就不可能绕过向秀、阮咸、刘伶。可是，如此少的史料，拿来给三人做综述性传记，确实有些捉襟见肘，且与其他四人严重的不均衡。 二是人物的时代跨度太悬殊。无论是杀身成仁的嵇康，还是抱疾而终的阮籍，都亡于曹魏王朝崩溃的前夕，是十足的魏人；而其他五人，一并进入了三家归晋的时代，山涛基本活动在晋武帝一朝，王戎身当晋末的八王之乱，向秀、阮咸、刘伶有各自的大限。由此，缺乏一根主线，贯穿始终的主线，若是硬行做来，必产生阅读的凌乱感。 面对这样结构的史料，是棘手的，正因为棘手，为何以前全面研究竹林七贤的成果寥若晨星，也就有了答案。 孙子曰：“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 兵法变化之妙，存乎一心，文法当是同理。 冥思苦想，反复变局，方得出这不是办法的办法。 这不是办法的办法，旨在让每一篇有个鲜明的主题，有个相宜的适度，有个史料互补的机会。分之，各为一题；合之，汇成总题。 谈起撰写中国历史的文或书，给人的感觉，似乎有很翔实的史料层垒堆积在那儿，从事史学者只要信手拈来，做些排比、翻译、诠释，就能把古人栩栩如生地传递给今人。其实不然，大不然，作者面对的是已入土的时代，一种没有任何一个活人能充当见证人的时代，它只记录在虫蠹风朽的断简残篇之中，隐藏在布满暗红水渍绿锈斑驳的文物之内，镌刻在黑幽森然角缺身裂的碑石之上。秦时明月汉时关，古人故事，陈物旧书，要予以复活，绝非一件省心的事。 将历史化为现场，顾名思义，应该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更不能是点线的。想时容易做时难，这个难，难在分寸的把握上。过分渲染气氛，会向小说靠拢，活是活了，但活得不可信，活得失去了那个时代的味。过于强调忠于史料，无血无肉的枯燥呆板又会接踵而至。故而，既不可太虚构，又不可胶柱鼓瑟，一种特殊的中庸之道便成了写作的原则。 要完整再现过去的时代是不可能的，不得已而求其次，求的是尽量靠近过去的时代，尽量发掘过去的时代。在确立主题思想后，通过史实钩稽，加以文学手笔，哲学思考，心理分析，“还原”历史场景、人物活动及风土人情，勾勒出时代、王朝、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轨迹，揭示盛衰转化的生态起伏，揭示成败相依的悲剧因素，揭示祸福相倚的永恒命题。 史学是对人的生活的记录，文学是对人的生活的描写，哲学是对人的生活的思索，三位一体，均源于人基本的生活。把学问变成纯粹的学问，远离人的生活，这是违背了学问的初衷。 史料是骨架，文笔是血肉，思辨是精神。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能成为文化史上硕大的丰碑，成为文史二界的经典，其中的行文方式，足以让人寻味。 风流倜傥的清代大才子袁枚，有一方印章，上镌“钱塘苏小是乡亲”。笔者不才，然也想治一方印章，上刻“夏阳马迁是祖师”。 备了这样的印，怯弱的胆气兴许能壮些。 竹林七贤不仅在文学上颇负盛名，而且个个是出了名的好酒者。有关其事迹在古文献中多有记载，在传世名画和出土文物中也有反映。南京市西善桥东晋墓中，发现一幅刻砖壁画《竹林七贤图》，图上人物广袖长衫，衣领敞开，跣足袒胸坐于竹林中，嵇康抚琴，阮咸弹阮，刘伶捧杯，阮籍、山涛、王戎席地而坐，面前置酒杯，向秀似醉，颓然坐地。东晋画家史道硕所绘的《七贤图》，也是以竹林七贤为题材的。唐常粲的《七贤像》，形象地描绘了七贤各自独特的风姿。此外，上海博物馆收藏一幅唐代画家孙位的《竹林七贤图》，也称《高逸图》，此图织本设色，画面已残缺，仅剩下四个人物：上身赤裸，抱膝而坐的山涛，手持如意、赤足而坐的王戎，手握酒杯回首欲呕的刘伶和执尘尾扇、面露讥笑的阮籍，均刻画得入木三分。 竹林七贤生活在晋王朝统治比较昏暗的年代，由于不满于当朝的统治者，常“饮酒昏酣”、“遗落世事”，颂扬老庄学说，纵酒清谈，正如杜甫所云“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悉绝”，除了借酒消愁，主要目的是隐于酒乡，遁世避祸。宋人叶梦得说：“晋人多言饮酒，至于沉醉，未必真在乎酒。盖时方艰难惟托于酒，可以疏远世故而已。陈平、曹参以来，已用此策……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欲全然用此，以为保身之计，……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耳！”竹林七贤以酒来躲避政治上的迫害和人事上的纠纷，常常做出一些怪诞癫狂的举动。 刘伶以其善饮、豪饮而闻名于世。其酒量之大，举世无双，可称为中国古代的“醉星”。“杜康造酒醉刘伶”的传说在民间流传极广。 据记载，刘伶平日少言寡语，惟以饮酒为乐事。常纵酒狂饮，数日不止，刘伶常带着酒，并命人拿着铁锹跟在后面，嘱令说，“我如果醉死了，就地把我埋掉。”刘伶的妻子见他嗜酒如狂，苦苦劝说，刘伶对妻子说：“要我戒酒可以，但是我自己总下不了决心，只能向鬼神的力量才能戒掉，你快去置办酒肉敬鬼神吧！”妻子听了十分高兴，马上准备了酒肴，要刘伶对鬼神起誓，哪知刘伶在神前祝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罢取过酒肉大吃狂喝，顷刻间，喝得烂醉如泥。某日，妻子酿制了一大缸酒，刘伶见了又要酒喝，妻子说：“待酒熟之后，让你喝个大醉。”酒熟了，妻子唤刘伶喝酒，刘伶兴冲冲地揭开了酒盖，酒香扑鼻，刘伶忍不住俯身就喝，妻子一把将他推进了酒缸，随即压上了盖子，气恼地对缸中的刘伶说：“这回叫你喝个够！”三天以后，刘伶妻听缸中寂然无声，急忙打开缸盖，发现缸中酒已见底，刘伶垂头坐于酒糟上，妻以为刘伶死了，急得大声呼叫，谁知刘伶慢慢地抬起头，笑着对妻子说：“你不是答应我让我喝个大醉吗？如今怎么让我闲坐在这里？”其妻啼笑皆非，知道无法让他把酒戒掉，只好任他日日长醉。 刘伶性情旷达，不为礼教所拘束，常常喝醉了酒，把身上衣服脱光，裸体在屋里一边喝一边晃来晃去。一天，有人去访刘伶，见他如此模样，实在看不下去就讥讽他说：“你也是礼教中人，似这等行径实在有失体统。”刘伶听了，醉眼一翻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裳，你怎么跑到我裤子里来了？”客人哑口无言。 竹林七贤，莫不嗜酒。阮籍又是酒徒中巨擘之一。他为了逃避混乱政局的滋扰，便以酒避祸全身。据说，晋文帝司马昭为其子司马炎求婚于阮籍女，阮籍不敢直接回绝，只好一醉六十余天，天天酣睡，使司马昭始终找不到开口的机会而作罢。阮籍家附近有一小酒店，女店主颇有姿色，阮籍常去喝酒，醉了就躺在女店主身旁酣睡，虽有醉态却从无越轨行为。他母亲死时，他正与人下棋，棋友劝他赶紧回家，阮籍坚持下完棋，然后饮酒三斗放声大哭，口吐鲜血，几至昏厥。 听说步兵营厨人善酿酒，储酒数百斛，阮籍竟主动找晋文帝要求补步校尉之缺，此举颇为刘伶所不喜，阮籍笑对刘伶说：“校尉府中有美酒300石，够我们享用一番了。”从此二人躲在校尉府中日日酣饮，直到把酒喝光，阮籍又毫不含糊地提出辞职。司马昭的谋士钟会，每欲加害阮籍，但阮籍天天烂醉如泥，使钟会无法罗织罪名。阮籍靠酒的掩护，躲过一场又一场灾祸。 阮咸是阮籍的侄子，对酒的嗜好不下于叔父阮籍。“处世不交人士，惟其亲知弦歌酣宴而已。”据《世说新语》说，阮咸常与族人一起聚众饮酒，饮酒之具不用普通的杯、盏，而用大盆来盛酒，众人围坐肆意痛饮。有一天，大家正围坐喝酒忽然一群猪跑过来，挤在盆边喝酒，阮咸见了，并不哄赶，而是不在意地与猪同盆喝酒，共享快乐。 阮咸之子阮孚也是一个酒徒。他身材矮小而秃顶。为人机敏诙谐，深得皇帝喜爱。皇帝曾将十余个酒瓶上都扣上帽子，置于室内以戏耍阮孚，意思是粗矮的酒瓶与阮孕的身材相仿。阮孕进屋见状，立刻装作诧异的样子说：“弟兄们为什么在此相对闲坐，还是趁早随我回家吧！”于是持酒而归，逗得皇帝抚掌大笑。后因将皇帝所赐的金貂换酒喝而遭弹劾。阮家父子皆可谓酒坛怪杰。 山涛喝酒更有一绝。据说，山涛饮酒八斗而止，多一点都不喝。一次皇帝请山涛喝酒，为了证实山涛八斗之量，让人拿出八斗酒让山涛喝，趁山涛不注意时合人偷偷多加了一些酒进去，山涛喝够八斗，再也不喝了，皇帝也连连称奇 提要：通过检索《大正藏》的相关译名、实地考察遗址并综合分析文献资料后得出结论：东汉至西音时期汉译佛经中的释迦牟尼说法处“竹林”，大多数译为“竹园”，有关“竹林七贤”系东晋士人附会佛教典故的观点值得商榷。 自古至今生长竹子的河内山阳，处于邮至洛阳之间，魏晋之际为达官贵人的庄园别墅区，属政治敏感地区，竹林之游发生于此地引人注目。“竹林七贤”故事的传播过程中，两晋之际的琅琊王氏家族起了重要作用，最终通过孙盛之笔，在历史的记忆 中定格。 关键词：竹林七贤 佛经 山阳 关于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贤同游竹林的记载，自东晋初期见著于史传后，一千多年间几乎没有人对其真实性提出疑问。近代学术巨子陈寅倍先生首发新论，认为“竹林七贤”系东晋士人受佛教“格义”学风影响，取释迎牟尼说法的“竹林精舍”之名，附会《论语》“作者七人”之事数而成，并非历史实录。此论石破天惊，影响了当代学术界的研究思路。一些学者沿着这条思路继续发展，对“竹林七贤”说进一步“证伪”，认为竹林七贤之甲的年龄差异和居地距离，使其不可能同时聚会于山阳，而且考证出造假者可能是东晋谢安。然而，笔者通过对“竹林之游”遗址的实地考察，并梳理了与竹林七贤有关的文献资料后感到：尽管大师与时贤的观点
有过，大学毕业答辩，那是我第一次经历过的答辩，没有经验和精力，所以很难忘。
就是大学毕业的论文答辩，那个时候正处于疫情时期，是在网上答辩的，一度相当紧张。
不难，只要PPT做得好，一般能得高分，我可以帮你做PPT，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
只有自己前期准备充分，答辩时候放轻松，不要紧张
在中国这个传统和成见看得特别重要的文化的国度里，嵇康应该说是一个特例。从他的生活行为到他的哲学美学思想，就表面而言，都显得与中国文化传统格格不入。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他的骨子里还是特别看重传统的道德标准的；比如，一方面，他“言论放荡，非毁典谟”(《晋书·嵇康传》)，“轻贱唐虞而笑大禹”，“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但另一方面，他抱着终身不仕二主，保持作为一个士人的名节，甚至还准备参加田丘俭的起事，试图把政权从司马氏手里夺回来还给曹魏宗族。假如说，这种矛盾贯穿着他的终生的话，那么，《声无哀乐论》却就是他试图从有限的人生中解脱出来的审美建构。正因此，这篇关于音乐哲学问题的论文便显得具有特别的意义。一、人的自觉和审美的自由境界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里说，魏晋之际是文的自觉的时期。这个“文的自觉”首先是以人的自觉为先导。当然，这个“人”不是今天的历史的实践主体，也不是结构主义的静态化的结构要素之一的人，而是追求自我完善、在变幻莫测的生死循环的永不止息、人与人的福与祸、权力与毁灭、囚犯和权贵之间的无常的转化和变换过程中寻求灵魂净土的“人”。这种追求和嵇康所生活的时代是密不可分的。长年的战乱使得整个社会显现一片凋蔽的景象。曹操在他的《蒿里行》中曾有如下的描绘：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王粲的《七哀诗》也描绘了这样悲惨的景象：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这简直就是一幅战乱之后的“难民图”。凄冷和悲惨的社会境况和个人生命的霎时幻灭，造成了这个时代的人生的苍凉感和生存的艰难迟重的感悟。那种源自灵魂深处的生存欲的强烈的跳动，给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心灵投上一层苍凉和浑厚的悲壮的色彩。渴望和平，渴望破碎的河山复归于一统。可是当这个统一的局面实现之时，跟着来的是人与人的倾轧和权力的勾心斗角。在这种政治的倾轧中，所谓的有识之士便惟有独善其身了，借助诗、酒、药，游览名山大川，沉迷于声色之乐来排遣个人有限生命的忧患。阮籍的《咏怀诗》可谓是此方面典型代表：“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这儿描绘了衰朽和趋向死亡的无可奈何。个人在这个生死频繁交替的时代，更是如一草芥。“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先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在这样的优患中，惟有回到自我的内心世界，找到灵魂凭依的栖居之所。这便是嵇康的“养生论”的社会基础和社会背景。而“养生论”亦是他的“声无哀乐”的音乐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他在《养生论》里有如下一段话：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哀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唏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这儿提出的养生的中心是：一要清心寡欲；二要不为名位利禄去伤德——自然生命之特性；三是不要贪美味佳馔；四是不为外物所累。由此而回到自我的心灵世界，达到生存的“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虚”的“至乐”境界。在《答难养生论》的驳难中，嵇康又从反面论证了养生需要净化的条件，即“名利不灭”、“喜怒不除”、“声色不去”、“滋味不绝”、“神虑转发”。实际上，从嵇康自己的表白来看，他的确是达到了他的上述“养生”的准则，但至于是否能从内心世界上实现这些原则，并乐斯于此却就难以取证了。但他作为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在音乐演奏中体会到那妹凭于音乐旋律的绝对自己的心境却是无可置疑的。在他的《琴赋》中，深刻而又细致地描绘了在听琴时的心灵的解放。最后他感叹地说：于时也，金石寝声，匏竹屏气，……感天地以致和，况歧行之众类，嘉斯器之懿茂，咏兹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厌，信古今之所贵。乱曰：音音琴德，不可测兮!体清心远，邈难极兮! 良质美手，遇今世兮!纷纷翕响，冠以艺兮!识音者希，孰能珍兮!能尽雅琴，惟至人兮!在音乐美的绝对的自律性的存在中，他感受到了心灵和天地的合一。而这些，对那些总是把音乐和哀乐联系起来的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因此，想认识“琴”的“不可测”的至理，惟在于像有他嵇康这样的“至人”。当然，这个“至人”不是孔、孟，而是“采药山泽，会得其意，忽焉忘反”的庄子式的“至人”。“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于是，我们看到，嵇康看待音乐与哀乐的关系是从他自身的追求的这种人从物欲和各种功利目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角度来立论的。只能净除这种种之“欲”，音乐的形式之美才更能体现契合于宇宙的精神。假如我们把嵇康的上述关于人生的自由境界的“养生”之问题，加上一个“审美的”前缀的话，似乎便可以看作为康德的关于审美鉴赏的心理感受的规定：规定一个对象为美时的这种关系，现在是和快感结合着的；而鉴赏判断却声明这种快乐是对每个人都有效；所以绝不是一个伴着表象的快适，也不是对于这对象的表象，也不是善的概念所含有的那种规定根据。所以除掉在一个对象的表象里的主观的合目的性而无任何目的(既无客观的也无主观的目的)以外，没有别的了。(《判断力批判》上册，中译本，第59页)康德的论述是就审美的时间特殊性所产生的心理感受性质来说的。而这个性质的核心便是摆脱外在限制的心灵的自由，是无任何目的的合目的性，正如嵇康所说的“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两相比较，我们可见，康德的论述和嵇康的论述都贯穿着一个共同的思想和审美的追求：无欲无动、淡泊无为。但也因此见出中西美学落实在人生问题上的根本分野。在嵇康这儿，这种审美性质的构成，就是人生的至尚追求和生存的目的，关键是人们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实现它并转化成为个人的生存状态。而在康德那儿，这种心境不过是人的诸多心境的一种心境之特征而已，至于它是否会转化成为个人的切实的生存状态；那完全是另一个问题。嵇康在《答难养生论》之时，已解了这个秘密了：“有主于中，以内乐外，虽无钟鼓，乐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轩冕也；有至乐者，非充屈也；得失无以累之耳!”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审美鉴赏之特征在此化成了嵇康的人获“至乐”的标志。这儿，还有必要添上一笔的是：在前此，中国古代的乐论总是强调音乐的“群”的“和”的意义。就是说，音乐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助教化，淳人伦”，而嵇康却从这种“群”之“和”转移到了“个人”之“和”。这种“和”是作为社会个体的自我之完成和终结。这可以说是嵇康对中国音乐哲学思想的新的发展。二、《声无哀乐论》的理论难题和“声无关哀乐”的理论宗旨自先秦以来，物感心动，发之于声，声之比而成乐，正因此而说“乐与政通”，“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几乎丝毫没有怀疑的余地。如刘向《说苑·修文》所说：乐者，至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是故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忧；?奔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奋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断之礼义，含生气之和，带五常之竹，……皆安其位不相夺也。这种把音通于“哀乐”并进而等同于“哀乐”的音乐观，一直就被认为是不变的真理。嵇康针对这种观点，提出“声无哀乐”，既要有极大的理论勇气，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文化传统的压力，同时他的理论自身的逻辑统一性也面临严峻的挑战。这里，有相互关联的两个命题：其一，“声”无“哀乐”之义是声与哀乐是非对应的，有什么样的“声”未必一定有什么与之相对应的“哀”与“乐”，但这不等于说“声”就不包涵某种情感；其二，“声”无“哀乐”表明声本身不存在哀乐之谓，所谓什么声有什么感情等等，完全是听者的主观附与。我把前者称之为弱证明，后者称之为强证明。此处先说弱证明。嵇康正确地指出了把声与古圣贤的德等等之类的问题对应起来，既有夸大事实的一面，又盲目崇信古人。但由这种“夸大”和“盲目”并进而从理论上彻底推翻这一论断并非易事。也就是说，推翻“物感心动”而有“介之卢而闻牛鸣知其三犊牲牺”的论点是容易的，但再进一步，证明声根本和哀乐无关却就要难得多。关于嵇康的论证声无哀乐的哲学基础，有诸多不同的观点。李泽厚和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关于嵇康的部分说他是从元气论的观点来构筑音乐的本体论，把音乐的无关于哀乐的自身之“和”看成是外在自然之和的自然延伸。至于这种延伸怎样和“音之比”的人的有目的的创造活动联系起来却没有明确的证明。吉联抗在他的关于《声无哀乐论》的注释本小册子里说嵇康是以二元论的方式来论证声无哀乐，即社会之内容的哀乐为一元，声自身之数比的关系之构成为另一元。这和哲学上的作为看待精神与物质问题的二元论完全不是一回事。修海林著的《古乐的沉浮》(山东文艺出版社，1 9 8 9年)，说嵇康是以唯物论的哲学思想基础来论证音乐的自律性存在。这儿的解释似乎更有些不着边际。如果把音乐看成一种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物，显然难以说何以大自然从来就没有提供过任何一部乐曲。而且，嵇康只是开始从自然的演化说明音乐之“和”的数比是秉承了自然的“和”的性质，但并没有说这“和”的性质就直接成了音乐。我认为，解释嵇康的声无哀乐的理论问题应该站在人生论的立场上，才是切合于中国美学问题的原则。嵇康的“声无哀乐”的立论目的很显然，那便是：假如说任何一种声都与一定的社会内容相联系，人们在音乐的感受中也就根本不存在自由的心境之可能了，生之有限性的悲惨乃至到了连一片净土也找不到的地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嵇康从他的切身的音乐实践中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这可以从他的《琴赋》里找到例证。对此，前边已有引述，此处不赘。正是从这样的切身感受出发，嵇康站在他的时代的玄学思辨的高度，阐述了他的主张： 首先，就音乐来说，它是以乐曲的不同数比的关系构成的一种自律性文本。但是，又该怎样解释诸如此类现象呢？比如伯牙与钟子期的以音乐的相互心灵的感应，善听察音乐的人与不善听音乐的人自然会对音乐之美有不同的领悟。这些岂不是都证明了音乐自身即有哀乐?嵇康的证明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坚决摈弃这些俗儒之妄见，听凭自身心理感受的契悟，即“得之于心”。他说：然和声之感人心，亦犹酝酒之发人性也。酒以甘苦为主，而醉者以喜怒为用。其见欢戚为声发，而谓声有哀乐，犹不可见喜怒为酒使，而谓酒有喜怒之理也。显然，这个反驳是非常有力的。由此，另一方面再回到音乐自身来说：且声音虽有猛静，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何以明之?夫会宾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欢，或惨氽而泣；非进哀于彼，道乐于此也；其音无变于昔，而欢戚并用，斯非‘吹万不同’邪?夫唯无主于喜怒，亦应无主于哀乐，故欢戚俱见。……由是言之，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珠涂异轨，不相经纬， 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就音乐自身来说，“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再就音乐演奏的乐器来说，不同材质制成的乐器亦有一种自然之“太和”：啼声之善恶不由儿口吉凶，犹琴瑟之清浊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谭，而不能令籁篱调利，犹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篱不因慧心而调节器，然则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也。嵇康是从音乐自身的特点和听者对音乐反映的主观差异这样两个方面来证明声无哀乐。就音乐自身的形式化特点来说，某种特定的或清或浊的乐曲，不论在什么条件下，不因演奏的善与不善而改变其基小性质。从听者来说，同样一首乐曲，由于与自我的“审美关系”不同，则会有或哀或乐的巨大差异。在此，音乐好比是一个应合哀与乐的契机，因而会有‘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假如我们把嵇康的上述观点，和1 9世纪的音乐美学经典之作，汉斯立克著的《论音乐的美》所提出的音乐形式美相比，更可见中国人早于欧洲人一千多年前即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该书第二章说：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这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 它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之中。优美悦耳的音响之间的巧妙关系，它们之间的协调和对抗、追逐和遇合、飞跃和消逝——这些东西以自由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直观的心灵面前， 并且使我们感受到美的愉快。这些说法正是嵇康在《声无哀乐论》说的“官商集比，声音克谐”，“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但是，汉斯立克并没有说“声无哀乐”，他认为声与哀乐及情感是非对应的，而且，由于音乐正如艺术的装饰之美一样，不同的线条有不同的表情特征，比如“一些弧形曲线，有时轻悠下降，有时陡然上升，时而遇合，时而分离，这些大大小小的弧线相互呼应，好像不能融合，但又构造匀称。”音乐之形式美正是这种宽泛的多义性的表情特征。嵇康也谈到这一点。他说：“然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过去，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正是嵇康的声无哀乐理论的漏洞。其实，这儿也是从音乐的表情性功能来二二分化，即音乐本身之象征的功能和感受者的哀乐之感受。因此，“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这样，嵇康基本上完成了他的理论目标，把“声无哀乐”释为“声”非对应于“哀乐”，然后再从个人的心理感受音乐美的差异来张扬个体在聆听音乐之自律性的形式之时的“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的自由的心境。把音乐之美，从传统的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转化成为个体人格的心灵自由的媒介，是嵇康《声无哀乐论》这篇名作所要说的中心内容。三、“声”无关于“哀乐”和音乐教化问题的社会赋予我在前边说过，证明音乐无关于哀乐远远比证明音乐非对应于哀乐要难得多。这里有这样两点要明确：第一，嵇康并不否认音乐的教化作用，第二，嵇康把音乐与哀乐的传统的直接对应性关系割裂开来的目的何在。贯穿在《声无哀乐论》里的逻辑线索是把我前边说的“弱证明”和“强证明”混为一体来谈的。也就是说，在嵇康看来，说“声无哀乐”就是等于指音乐本身不含有任何的社会内容。遗憾的是，嵇康的这一证明并不是完全成功的。其一，嵇康举乐器之不同来证明声无关于哀乐。那么，这儿的问题是：不同的声音何以相互区别呢?一方面是他说的形式的区别，即所谓的“声之比”而成为“乐”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宽泛的表情性特征的问题。不同的声音虽然经过提炼、净化，但其任何一种声音的特征，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表情性，而这种表情性也是感受者把它与特定的哀乐对应起来的基础。否则，仅仅靠从纯形式的角度去感受音乐，那么音乐只可能是“和寡”之艺术形式了。再说，音乐家和音乐鉴赏家也非是由纯形式的“数比”之关系去思考和感受音乐之美。反过来说，纯粹之数比是无所谓美与不美的。乐曲之数比在于落实在怎样打动人的感官这一层次上才有美与不美的问题。即就嵇康自己之对琴之声所抒发的自由心境的美的感受而言，正是在于声音之数比所封闭起来的与生活隔绝的“自律性”的媒介，缘此而契合于他的人生之感悟。当然，只是这种“感悟”不能用传统的哀乐去加以诠释罢了。其二，嵇康在由说“声与哀乐是非对应的”过渡到“声与哀乐无关”这一强证明之时，偷换了概念。如：他一方面说，“玉帛非礼敬之实，歌哭非悲哀之主也。”证明是：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其哀乐之怀均也。就是说，玉帛不是礼之本身，而只是借以表达礼的内容的媒介。音乐也是如此。如把这种或哭或欢当成音乐之本身的特征，岂不是说：“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嵇康在此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他的证明：起先他是描述音乐之构成的特征，如汉斯立克所说的那一系列形式特征，即专注于作品之本身，然后跟着便置这音乐本体之说明于不顾，而跳到关于对音乐的价值论的说明。也就是说，嵇康是从音乐本体的自律性存在之设定，然后跳到社会的历史的特定条件下对音乐评价的差异来得出“声”无关于“哀乐”这一结论的。于是，我们看到嵇康为他解释音乐的教化问题开辟了广阔的天地。那便是：他把音乐的教化问题看成是教化问题，并不是音乐自身特性的自然顺延，而是从外在方面对音乐之社会价值的功能给予。这正是所谓“声有哀乐’’的社会根源。他说：……言语之节，声音之度，揖让之仪，动止之数，进退相须，共为一体，君臣用之于朝， 庶士用之于家，少而习之，长而不怠，心安志固，从善日迁。然后临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变，然后化成。社会的礼仪和所谓之“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正是人们比附音乐之“数比”的秩序关系，从上到下比附成为一个社会化的系统，年深日久，便深化成了所谓的一种教化方式。再一个教化问题是从音乐所具有的“导情”的功能看待的。音乐自身无所谓“情”，无所谓“哀乐”，但通过听音和演奏却可以抒发人心中的积愫，从而令人心气和畅。这又是人们从社会的功能上来给予音乐教化意义的又一个原因。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夫言移风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后也。”理由在于：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故歌以叙志，舞以宣情，然后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风雅，播之以八音， 感之以太和，道其神气，养而就之，迎其惰性，致而明之，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合乎会通，以济其美。故凯乐之情，见于金石，含弘尤大，显于声音也。 应该说，嵇康从社会对音乐的价值赋予的角度对音乐的无关哀乐和这种哀乐因而是外在于音乐自身的证明还是成功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因此完成了他的“声”无关“哀乐”的强证明。不过却由此为他的理论宗旨找到了社会学的基础，，即音乐的哀乐的价值内容是社会历史的赋予。在特定的条件下，一定的历史主体总是体现为个人。所以，就对特定的音乐作品而言，就是独立的审音者。从而审音者赋予音于作品的他自身的独特的人生价值也便是合情合理的。这个隐含在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里的深刻的美学思想，在一定程度接触到了马克思在《1 8 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鉴赏音乐的耳朵和音乐作品的意义之展示的内在关联性。这一点，正是嵇康非得把音乐自身之特点与作为社会内容之体现的哀乐的传统的直接对应性关系割裂开来不可的目的所在。“今不求乐于自得之域，而以无笑噱谓齐楚体哀，岂不知哀而不识乐乎?”“自得之域”是人们从音乐中感受到的形式化的自我。人们也是借助这种形式来触摸自我的自由状况。难怪嵇康在临刑的一刹那，之所以奏《广陵散》，是触摸他最后之自由乎?主要参考资料1、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晋书·嵇康传》。3、《三国志·魏志·王粲传》。4、《世说新语》中《任诞》、《德行》、《稚量》等有关嵇康的言论。5、吉联抗译注：《嵇康·声无哀乐论》，人民音乐出版社。6、修海林著：《古乐的沉浮》，山东文艺出版社，其中有关嵇康的专论。7、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其中有关嵇康的专论。
前言的解释
(1) [uttered words]∶以前说过的话 前言不搭后语 背弃前言 (2) [introduction;preface;foreword]∶作者对作品的引言,通常用以说明下面要说的和写的主题和范围 详细解释 (1).前人的言论。 《 国语 ·晋语四》 ：“夫必追择前言，求善以终。” 三国 魏 嵇康 《声无哀乐论》 ：“今若复谓之诬罔，则前言往记，皆为弃物，无用之地。” 宋 俞文豹 《吹剑四录》 ：“始余作此编，盖即前言往事，辨证 发明 ，以庽劝戒之意。” 清 龚自珍 《己亥杂诗》 之三○二：“多识前言畜其德，莫抛 心力 贸才名。” (2).以前说过的话。 《论语·阳货》 ：“ 偃 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唐 刘禹锡 《 乐天 示过敦诗旧宅有感一篇吟之 泫然 追想昔事因成继和以寄苦怀》 ：“忽忆前言更惆怅，丁宁相约速悬车。” 所云平 史超 《东进东进》 第七场：“ 陈 将军 ，听说省 韩 终于 撕下伪装，背弃前言，出动大军向 黄桥 进攻了？” (3).文体名。刊印在图书正文前面，用以说明写作目的、 经过 和资料来源等或对图书内容加以评介。 曹靖华 《采得百花酿蜜后》 ：“总之，这些前言、后记，可以说是交给读者的一把开门入室的钥匙吧。”
词语分解
前的解释 前 á 指空间，人面所向的一面；房屋等正门所向的一面；家具等靠外的一面，与“后” 相对 ：前面。前边。前方。面前。前进。前程。 指 时间 ，过去的，往日的，与“后”相对：以前。前人。前此。 前科 。前嫌。前言。前 言的解释 言 á 讲，说：言说。言喻。言道。言欢。言情。言必有中（恘 ）（一说就说到点子上）。 说的话：言论。言辞（亦作“言词”）。语言。 言语 。言简意赅。 汉语的字：五言诗。七言绝句。 洋洋 万言。 语助词，无义：
音乐美学试题一、填空题（每空1分，共20分）1、音乐美学是一门 的学科。2、音乐美学是 与 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是具有 的音乐基础理论学科。3、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完整的音乐美学专论。4、先秦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是 、 、 。5、 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音乐美学论著。6、 被人们誉为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奠基人。7、1806年，德国音乐理论家舒巴特的 一书的出版，“音乐美学”这一名称便开始被广泛地接纳和采用。8、 一书中，德国理论家盖茨首次使用 和 这样两个名称，来概括西方音乐美学中的两种观点。9、音乐具有 、 功能。10、构成音乐的基本要素有 、 、 、 。二、选择题（每题2分，共20分）1、道家主张的美学思想是（ ）A、仁，礼 B、以“天”为本 C、“性恶”论 D、“性善”论 2、《声无哀乐论》是 的著作。（ ）A、孔子 B、韩非子 C、嵇康 D、阮籍 3、明中叶，以 为代表的主情思潮，追求自由的精神。（ ）A、周敦颐 B、李贽 C、陶潜 D、吕温4、 把自己的歌剧音乐风格称作“激动”风格 。（ ）A、蒙特威尔第B、佩尔戈莱西 C、格鲁克 D、舒曼5、不是音乐音响基本组织形式的审美特征的是。 （ ）A、节奏和节拍 B、旋律与调式、调性C、曲式结构 D、音高与视觉6、不是音乐风格的表现的是。（ ）A、个人风格 B、地域风格 C、传统风格 D、时代风格7、明末琴家，徐上瀛编有《大还阁琴谱》，其中收 一篇，是琴论专著。（ ）A、《琴赋》 B、《溪水琴况》 C、《读律肤说》 D、《焚书》8、 创造的“十二音体系”，是一种高度有序化的音乐创作方法。（ ）A、勋伯格 B、阿多诺 C、德彪西 D、斯特拉文斯基9、阴阳家的音乐美学思想专著是 。（ ）A、《淮南子》 B、《论衡》 C、《吕氏春秋》 D、《乐记》10、不是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的是。（ ）A、孔子 B孟子 C、荀子 D、庄子 三、名词解释（每题5分，共10分）1、《声无哀乐论》2、“自律论音乐美学”与“他律论音乐美学”四、简述题（每题15分，共30分）1、简述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2、简述节奏与节拍的审美特征。五、论述题（每题20分，共20分）简论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主要特征。参考答案：一、填空题1、古老而年轻 2、美学；音乐学；哲学性质 3、《荀子 乐论》 4、孔子；孟子；荀子 5、声无哀乐论 6、毕达哥拉斯 7、《音乐美学思想》 8、《音乐美学的主要流派》； 自律论音乐美学；他律论音乐美学 9、艺术功能；实用功能 10、音高；音强；音色；音长二、选择题1、B 2、C 3、B 4、A 5、D 6、C 7、B 8、A 9、C 10、D三、名词解释1、 《声无哀乐论》，嵇康著。 《声无哀乐论》认为，天地产生万物，音乐是万物之一，也是由自然之道，由天地的元气所产生，因而它独立于天地之间，有自己的“自然之理”。它关于音乐的具体观点，主要有1、“和声无象”“音声无常”，即“声”不表现一定的感情，它与感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2、“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即音乐的和谐特性来自天地自然，是音乐的“自然之理”。3、“声音以平和为体”，就是没有或哀或乐的倾向，也就是没有哀乐。4、“躁静者，声之功也”，认为音乐只能凭音乐的运动变化引起听音乐或躁或静的情绪反应，而不能唤起相应的感情。5、“声”能使人“欢乐而欲惬”，即乐曲能以丰富的音调吸引人们，使人心随曲调的运动而运动，从中得到美的享受，感到心满意足，欢欣愉悦。 《声无哀乐论》是继《乐记》之后的又一重要的音乐美学论著，是提出并正面论述音乐特殊性的唯一论著。2、 1929年出版的 《音乐美学的主要流派》一书中，德国理论家盖茨首次使用自律论音乐美学和他律论音乐美学这样两个名称，来概括西方音乐美学中的两种观点。“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基本观点，音乐美是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这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它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中。音乐只能作为音乐来领会，只能通过音乐自己来理解，只能从它本身来欣赏。“他律论音乐美学”，立足于从音乐自身的形式和要素及其构成中寻找音乐的本质，而不是从音乐与某些外界对象的联系中求得对音乐的解释。表现在和声学，律学等音乐技术理论的研究。音乐所展示的是纯粹的形式，这形式不受任何外来力量的支配，超越一切具体的形象和观念，是形而上学的思维之力，自由而无目的的游戏。 四、简述题1、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音乐美学思想。 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提出“尽善尽美”的审美思想，即明确区分了美，善。肯定了美的独立意义，又对美与善的的相互结合，和谐统一提出了明确要求。并对美与善作了主次、先后之分。二是提出“思无邪”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准则。规定音乐中的情绪的表现必须有一定节制，适度而不过分。三是提出“乐则《韶》、《舞》，放郑声”的正乐主张，认为治理国家必须用《韶》、《舞》一类的雅乐，而禁绝郑声。四是高度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 孟子主张“性善论”，从“仁”的方面发展了孔子的思想。 荀子主张“性恶论”，从“礼”的方面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主要思想有，一是论音乐的特征，认为音乐表现形态的特征是“审一定和”，音乐表现对象的特征是“穷本极变”，音乐的本质是以“审一定和”的“声音”之道表现人的本性及其变化，表现“人之道”。二是评判墨子的“非乐”思想，充分肯定音乐的社会功能。三是明确提出“中和”范畴，强调“中和”必须以礼乐为本，又以“中和”为准则对音乐进行取舍，认为合乎“中和”的是“礼乐”反之则是“邪音”，主张“贵礼乐而贱邪音”。四是强调区分审美层次的高下，认为重在得“欲”的是“小人”重在得“道”的是“君子”，主张“以道制欲”、“美善相乐”，用道德引导音乐欣赏活动，约束享受音乐的欲求，使人们通过欣赏，既能感受到音乐之美，也感受到音乐之善，从而得到真正的快乐。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奠基于孔子，发展于孟子，生熟于荀子，成熟的标志便是提出“中和”、“礼乐”这两个范畴。《荀子 乐记》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完整的音乐美学专论。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特征是以礼乐为本，以“中和”为准则，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与教化作用。2、 人体及外部世界在时间上有秩序的活动与变化使人产生节奏体验。 音乐的节奏突出地显示出艺术的基本感性特征：有序与丰富。音乐节奏的有序性主要表现为发音点在时间上呈等距离及按时间比例分布，而丰富性则体现在长短组合的丰富变化上。 节奏体验的相似性是音乐表现各种对象的必要条件，也是音乐具有各种社会功能的重要原因。在现代流行音乐中，节奏甚至成为音乐最重要的结构特征。节奏不仅是音乐的基本组织形式之一，甚至可能单凭自身构成完整的音乐作品。节奏形态的文化差异十分明显。中国音乐的节奏形态极为丰富，随意念流动的自由节奏和散板节奏颇具特色，与欧洲专业音乐中以等分时值为基础形成的节奏型很不相同。这种现象表明了人类对节奏美追求的多样性。 节奏的复杂化与不规则化是现代音乐发展的重要特征。在现代音乐中，二等分时值的节奏型大减少，长短变化的极度对比，非正拍落音的大量运用，使得节奏的变化扑朔迷离，难以预料。 音乐中的律动常常是靠循环往复的强弱交替造成的，这种强弱循环变化的规律就是节拍。节拍的审美意义在于它是节奏有序性的集中体现。以欧洲古曲音乐为代表的大多数音乐文化表现出对节拍均匀、规则律动的追求。从更广阔的审美视野及感受性丰富性的要求来看，人们对节拍的审美追求绝不仅限于均匀、规则的律动，而往往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基本规则所带来的审美效应。打破节拍的规则性，也就打破了音乐节奏的机械性，从而使音乐获得了一种流动感。五、论述题 1、强调实证，重实逻辑思辨。 由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始，西方学者便大多倾向于“从自然科学观点去看没学问题”。在针对音乐艺术的美学思考中，这一倾向也是十分明显的。在西方人的文化传统中，音乐研究历来被视为一门科学，因此，科学思维所特有的逻辑方法和实证原则，在西方音乐美学中得到普遍的贯彻。从古希腊到20世纪，西方音乐美学在其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曾不同程度地借鉴与接受来自数学，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这使得音乐美学研究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思维视觉，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音乐艺术的美学本质进行微观的分析和研究。同时，由于采取了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思维方式，西方音乐美学的各种理论体系需要不断的接受经验证实和逻辑推论两方面的检验，这就使得前人的思想成果能够通过逻辑上的通用性，与后人的理论相贯通，从而形成有系统的积累。近代西方音乐美学能够发展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学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点。 2、注重音乐本体研究，善于理论联系实际。 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西方音乐美学思想中。在古希腊及中世纪，西方音乐美学思想中的抽象思辨成分占据着较大的比重。但是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西方音乐美学便走上了一条更加面向音乐实践的发展道路。从那时起，每一中音乐美学观念的形成，每一起音乐美学问题上的争论，几乎都与当时当地的现实音乐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方音乐美学家在阐述其理论的过程中，也比较善于结合对音乐作品的具体分析，善于观察并致力于解决音乐审美现象中的各种实际问题。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西方音乐美学研究更加推崇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是将研究问题的起点放到具体的审美经验和艺术现象上去，回避和拒绝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与信条。事实证明，这种态度给音乐美学理论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3、由古至今，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 时期到中世纪结束，西方音乐美学在其初始萌芽阶段经历了大约两千多年的漫漫历程。虽然古希腊人在音乐美学问题上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惊人的成就，但直到文艺复兴运动之前，西方音乐美学的总体发展速度仍然是相当缓慢的。随着西方近代文明的开始，西方音乐美学也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新思想，新观念不断的涌现，并且逐步走上了专门化，学科化的道路。音乐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的人文学科，首先在西方文明不仅在物质财富的创造方面占据了世界的领先地位，在精神财富的创造上，同样获得了无可否认的优势。音乐艺术的繁荣和学术思想的自由，这是音乐美学高度发展所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彼此相关，而且缺一不可。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史上的每一起高峰，都伴随着音乐艺术的一次蓬勃的发展，而音乐艺术的繁荣则体现着人性的解放，体现着人的创造力的饱满和旺盛。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明，为音乐美学提供了上述条件，因此，近代西方音乐美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4、积极扬弃传统，不断开拓创新。 古希腊音乐美学中较为盛行的道德功利主义，恰恰是近代自律论音乐美学所反对的观念；中世纪音乐美学中显著的禁欲主义倾向，又恰恰是西方情感论音乐美学的对立面；19世纪浪漫主义的音乐表情原则，在20世纪的形式论音乐美学中已成为批判的对象。如此看来，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的自我否定的过程。各种理论学说的建立，都以积极地扬弃传统思想为基点。对前人的理论宁肯怀疑而不肯盲从，批判大于继承，否定多于肯定，这是西方音乐美学家所普遍尊崇的学术态度。正是这种态度，造就了西方音乐美学不拘一格，百家争鸣的局面。 5、崇尚理性，忽视感性。 美学在西方哲学中是作为认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音乐美学作为一般美学的分支，也同样被治愈这一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西方美学所致力于达到的根本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在美的现象中寻找到某种永恒的客观法则，进而以这些法则作为审美判断的共同标准。音乐美学领域中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这些做法的结果是使得音乐脱离了听觉感受的自然选择，彻底变为理性思考对象，从而丧失了作为艺术存在的根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