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Book of Songs" male image in Love Poems Summary: "Book of Songs" is China's first poetry collection, a collection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since the mid-five hundred years of poetry 305, is five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in the great master work. In the "Book of Songs", reflects the love and marriage of poetry, not only quantity, but also rich in content, is "The Book,"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st exciting chapter. For the female image "Book of Songs" love poems, there are many articles analyzing talk, and on which the male image rarely heard discussed.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Book of Songs" love poems in some of the works of male image to make a superficial analysis of the : Songs; Marriage; male image
一是朴实和率真。《周南•关雎》是一首有名的情歌。诗中的男子热恋着在河边采荇菜的姑娘，为了她，竟至长夜难眠，辗转反侧。但他没有沉浸在愁苦的情绪里，而是想象着总有一天要把她迎娶过来，共同过着琴瑟和鸣、鸳鸯共舞的幸福生活。诗中男子的相思之情是坦率的、大胆的：“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和愿望。他率真自然，没有哗众取宠，也没有巧舌鸣啭，他就是喜欢劳动中聚精会神的女子，唯一心愿就是把他娶回家去，过一种举眉齐案的朴素生活。这种朴实的感情和大胆的表露，只有植根于民间，和大地结合紧密的男子才会具有，也才能真实地打动与他同样朴实明媚的女子的芳心。也许，这样的形象显得平常，但是他是栩栩如生的，挺拔站立着的，他让天下的女子看到了树木的伟岸，感到了心灵的希望、喜悦和踏实，因为眼前深情相向的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坚强有力的男子汉，质朴热烈，而且眉清目秀，关键的是用情专一，没有花心。二是开朗和富有情致。《邶风•静女》一诗，是写男女情人幽会的。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诗从头至尾洋溢着轻松愉快的情趣，男子形象呼之欲出。“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是以男子的口吻说：有个幽静美丽的姑娘，正在角楼上等我呢。写出了男子赴约时的得意和愉快心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写他到达了见面的地点，却找不到姑娘的影子，这下可急坏他了，害得他抓耳挠腮，不知所措。“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原来姑娘并没有爽约，而是故意藏起来逗他的。当他正在懊恼，姑娘突然从矮墙后走出来，站在他的面前，将双手藏在背后，看他焦急悱恻的样子，更是疼爱有加，便把手中的一把绿草送给他，故意试探说这是送他的礼物，他心有灵犀，庄重的收起，捧到鼻子下嗅闻着，一语双关的说小草真的美极了。“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当姑娘再把从牧场采来的一把荑草递给他，他也故意表示吃惊，说这草更是美得出奇，但却不是草本身有多美，而是因为“美人之贻”，是美人送给的，有了美人手温的草也具有了生命。这就把古代青年男女在一起时那种天真活泼、调笑逗趣的情境，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出来。诗歌所表达的纯洁少男少女开朗的性格，深厚的情感和愉快的心境，给予人一种心灵的安妥，是对美好人生和幸福未来的憧憬和期待。还有一点，就是男女之间的机智和巧兮盼兮，投其所好，都是不用谁教的，那是与生俱来，被爱情所激发的冰雪聪明，情商打满分，智商也八九不离十。三
伊人，那个人。《诗经-蒹葭》里的伊人应是诗人爱慕的女子，后被引申为明君或贤臣。诗中一直没有出现伊人的具体形象,这反而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不同的伊人,诗歌经过读者的再创造,产生了更多的审美情趣,也带给读者更多的美感.当然更进一步地说这种“伊人”可能是象征着一种难以达到的人生目标,尽管你苦苦追寻,但它却总是遥不可及,这也就表现出东周时期诗人对人生意义思考的朴素观念 诗经.蒹葭》历来被世人认为是情爱诗的典范,关于诗中“伊人”形象的分析也是众说纷纭.文章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首待字闺中的女子求偶情诗,“伊人”是想象中的男性形象.诗经·蒹葭》是中国古典文学最古老最著名的爱情诗之一,对于它的研究,向来众说纷纭.古文经学家认为这是“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汉代郑玄、清代魏源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学说.也有许多学者对这种深求微言大义的说法提出反驳.朱熹在《诗集传》指出:“言秋
《诗经·淇奥》中的君子形象解读内容摘要： 《淇奥》是《诗经》中一篇优秀的颂赞诗，里面赞颂了一位品貌兼美、充满理想色彩的完美君子，充分展示了男子真正的美在于内在的气质品格和才华修养，深刻表达了我们民族对优秀人士的尊敬之情。“君子”在我们民族的思想意识里具有很高的文化内涵。本文通过对《淇奥》的文意理解和意象分析，从生态美学的角度对《淇奥》中的君子形象作初步的探讨，最后讨论了“君子形象”的现代意义——对生命和生存现状的思考，对心灵和理想的感受。关键词：《诗经》 《淇奥》 君子 生态美学 中庸之道 现代意义 一、 关于《淇奥》《诗经﹒国风﹒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瞻彼淇奥，绿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宽兮绰兮，猗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淇奥》收录于《诗经·国风·卫风》中，是一首人物颂赞诗，《淇奥》全篇共三段，反复吟诵了在那淇水弯弯的岸边，有一位高雅的德才兼备的君子。关于这位君子的人物原型，据《毛诗序》说：“《淇奥》，姜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这个武公，是卫国的武和，生于西周末年，曾经担任过周平王(前770—前720年)的卿士。史传记载，武和晚年九十多岁了，还是谨慎廉洁从政，宽容别人的批评，接受别人的劝谏，因此很受人们的尊敬，人们作了这首《淇奥》来赞美他。从诗本身而言，只是一曲形象的赞歌，时间、地点、人物的指针性不强，因此可以说，诗中形象并非实指，而是周王朝时代一个品德高尚的士大夫，具有泛指的意蕴。我们知道，先秦时代，我们国家四分五裂，诸侯割据统治地方，正是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走向统一的时代，人们希望和平、富裕的大一统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能臣良将身上。赞美他们，实际上是我们先民表达的一种生活向往。 从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君子的优秀形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外部形象：“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深刻地写出了这位君子相貌堂堂，仪表庄重，神态威仪，衣服也整齐华丽；“充耳琇莹，会弁如星”，君子连衣服和帽子上的装饰品都是很精美。外部形象的描写对于塑造一位高雅君子形象是很重要的，这是给读者的第一印象，这第一印象写好了，全篇的内容才会丰满。2、才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光写了这位君子的外貌，深层次的含义也写了这位君子的文章学问很好，赞美了这位君子的行政处事能力。“猗重教兮，善戏谑兮”则写出了这位君子不俗的外交能力。诗歌从内政外交两个方面来赞美这位君子杰出的个人才能，突出了良臣的形象，丰富了全篇。3、个人的道德修养：“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宽兮绰兮”写出了这位君子虽然地位显赫，但是心胸宽广，纯厚朴实，平易近人，的确是一位高雅的品德高尚的贤人。诗歌从这三个方面由外到内高度赞颂了这位君子，谦和、沉稳、雍容、学识、气度、人品，无一不具，而且样样都好到不能再好。当然，或许这位君子地位不够显赫，衣着也不够华丽，但是他平易近人、纯朴如水，仿佛朗月普照大地。他是个贤人，他是个良臣，再加上雅致的外部形象，人们更尊敬他了，所以诗歌第一、二段结束的“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表达了人们对这位君子的高度赞扬。也许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在古人的笔下，“君子”竟然这般完美！二、《淇奥》的意象解读 《淇奥》运用了多个内涵丰富的意象，这些意象对塑造诗中的君子形象起了很大的作用。题目“淇奥”是诗歌的中心意象，“淇”，淇河，在今天的河南，“奥”是通假字，通“隩”，读作yù，意思是河岸弯曲的地方，“奥”和“玉”又同音，则可取义“淇玉”，这是一块物华天宝的风水宝地。“淇奥”是淇河河岸弯曲的地方，它象征着一种清新淡雅、安静生态、人杰地灵的生活环境。“绿竹”四季常青、生机勃勃，象征的是一种欣欣向荣的生命力，深层次的含义是彰显和衬托君子的高雅节操。“切”、“磋”、“琢”、“磨”四个动作说的是如何治玉的。玉生在石头里面，所以要先把石头锯开，拿出玉，这就是“切”；切开石头拿出来的玉还有许多碎石，要把这些碎石去掉，所以要“磋”；玉磋好之后，我们把它加工成我们想要的器物，就是“琢”，所谓“玉不琢，不成器”；把玉加工成器物的最后工序就是要给玉抛光，以增加玉的光泽度，使玉器看起来更精致，这就是“磨”。用“切”、“磋”、“琢”、“磨”来写一个人，说明这样的人并非普通的凡夫俗子、肉眼凡胎，他是经过“切”、“磋”、“琢”、“磨”等工序锻造而成的，这样的人治学修身，才佩称得上“君子”。“圭”和“璧”都是上好的精致的玉器，“金”和“锡”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加工很困难，用罕见的珍贵的物品来形容一个人，说明这样的人学精行法，在人们心目中是多么的受尊敬。第二段中的“充耳琇莹，会弁如星”来写这个君子的耳坠和帽子这些装饰之精致漂亮，这些审美意象更增加和丰富了这位君子的内涵。 《淇奥》全篇基本上都是用“玉”这个意象来服务中心写君子形象的，可见玉的文化价值自古就在我们民族的心里根深蒂固。“玉”是我们民族心目中一个美好、高尚的字眼，我们常常以玉作喻，用来赞美那些美好的人或事物。玉的文化古已有之，它是唯中国深奥的一种特殊文化，玉之润可消除浮躁之心，玉之色可愉悦烦闷之心，玉之纯可净化污浊之心。所以君子爱玉，希望在玉身上寻到天然之灵气，这就是《淇奥》要用“玉”去描写一位高尚的君子的缘故。 《淇奥》全篇的这些意象一直贯穿全诗的始终，塑造了“君子形象”这个文学典型，是“君子形象”灵魂和生命力的所在，统摄着君子形象生命的“总特征”。正如黑格尔所说“把一切都融贯成为一个整体的那种深入渗透到一切的个性……这种个性就是所言所行的同一源泉，从这个源泉派生出来的每一句话，乃至思想、行为举止的每一个特征”，《淇奥》中的细节、人物、场景、事件都体现了这样的“特征”，使君子形象愈加的鲜明。这个鲜明的君子形象并不是创作者创作动机一瞬间的自然流露，它一定是经过长时间的材料储备和构思才将鲜活的君子形象呈现给读者，这在它的作用里可以看出。那么，君子形象在《淇奥》一篇中有什么作用呢？ 君子形象所显示的历史的真实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我们祖先解放自身的要求和改变当时生存秩序的愿望。在前面我们提到过先秦时期，国家四分五裂，诸侯争霸天下，我们的祖先渴望统一和平的时代，所以把解放自身的要求和改变生存秩序的愿望自然的寄托在那些“君子”身上，赞美君子，实则表达的是对一种新生活的向往。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人？“君子”在那样的时代自然地应运而生，因为他们身上被赋予了某种时代和历史的宿命色彩。君子形象是体现时代精神和人民审美理想的具有新颖生动的个性和丰富多样的性格内涵的革命者、创业者和建设者形象。“君子”身上所表现出的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风貌、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君子”是一个“理想性的人”，他的出现由社会生产所决定。人类对于自身的理想性设定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在人类真正的自由来临之前，即经济与政治上的自由充分实现之前，我们可以想象理想的“人”是什么样子？人对于自身的审美理想推动着人的进步，这个审美理想不仅仅是人的外在形态，是人的整体，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想状态，而人的理想状态既是肉体性的，也是精神性的，《淇奥》中的“君子”符合这样的审美理想。 君子形象的“理想化”是审美的升华。虽然说《诗经》大多数运用的是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但是《淇奥》中君子形象的塑造或多或少具备了一些理想主义的成分，我们不禁会问古今中外的现实社会里真的会有这样的“君子”吗？但是这里我们不讨论“君子”的真伪，既然“君子”被塑造出来，那么他的性格和灵魂应该是合乎理想的，黑格尔说过“艺术可以表现神圣的理想”。在这里，我认为君子形象一方面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它的审美意义也告诉了我们现实中我们缺失了什么，我们的人生又应该有怎样的信仰和追求。三、《淇奥》中君子形象的生态性解读 《淇奥》三段都以“瞻彼淇奥，绿竹…”开头，一咏三叹，这就为全篇奠定了一个“绿色”的抒情基调，为君子形象蒙上了一层生态色彩。在淇水的曲岸，绿色的竹子生机勃勃，随风飘扬，一片生态和谐的景象。我们知道，诗经所描写的时代里由于生产力局限，是没有工厂、没有现代科技的，也就不会有环境污染，不会有现代都市车水马龙的喧嚣嘈杂，这样的自然环境是原始的、生态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淇奥》是我国早期典型的一篇生态文学作品。说《淇奥》是生态文学的代表作，这是因为：第一，《淇奥》运用了“绿竹”这样一个典型的生态意象，揭示了生态内蕴。理解《淇奥》，我们可以发现创作者的高明之处，他将生邃的生态哲理、优雅的诗性气质和强烈的忧患意识熔铸成为一个别具洞天的意象世界，引领着我们读者在《淇奥》的意境中陶冶性灵，强化生态意识，探寻诗意生存的理想之途。这是生态文学作品的典型特征。第二，《淇奥》高度重视它的生态审美艺术性。《淇奥》通过塑造一位精神高尚、人格健全、血肉丰满的“君子”形象来实现对审美的自由理想和完美世界的构建。《淇奥》的创作者通过挖掘现实生活中的诗意美，在文学作品中谱写真、善、美的时代华章，来抚慰和疗救时代中人们荒芜的心灵，这是关于人类生存问题的思考，它关心和关怀人类生存的现状和意义等一系列问题，体现了生态文学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什么样的环境可以造就什么样的人，《淇奥》中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的基础和源头，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出现的“君子”不可能是“刁民”，他必定是生态的、绿色的，就像一株阳光下生长的植物，健康、无公害，是人们的理想追求，是一个理想的“人”，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四、君子形象与中庸之道 领悟《淇奥》中的君子形象，我们发现，这里的“君子形象”完全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君子之道，它是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精神修养以达到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的方法。“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历来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样的“和谐统一”就是通过“天人合一”来实现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反对把天和人割裂、对立起来，他们认为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理性与情感、鬼神与圣人都是相类相通的，因此可以达到统一。《淇奥》中的“君子”不论外在的形象，还是内在的道德修养和学识才能，每一个方面都可以堪称完美，可谓真正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中庸之道”的典型，君子的身上也体现了古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力量，深深融入在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上，《淇奥》以人为本，理想君子形象的塑造让我们明白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民族精神内涵，这个形象体现了我们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对每一个中华民族都是一种精神激励。五、结语：君子形象的现代意义 至此，我们从理解文意、意象分析、生态美学、传统文化等方面对《诗经·淇奥》中塑造的“君子形象”做了比较全面的解读，然而本文的目的不是要人们去了解一位古代文人笔下的“君子形象”，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君子”这一形象在现代语境里对我们现代人还有哪些传播教化的功能？ 《淇奥》的意境就像早晨的一滴清露，清新美好，它也像一支适宜的温度表一直挂在理解它的读者的心里，启发净化着人们的心灵，《淇奥》纯净、美妙、独具匠心的艺术魅力，带给了现代读者无尽的遐想和久远的审美享受，在失重的现代语境里，在文明缺失的现代社会里，重温《淇奥》，是一次对生命和生存的再解读，是一次对心灵和理想的再感受，它是现代人做人的一个风向标，是现代人理想生存家园的美好图景。
妇型人格”多发生在已婚女性群体中，其表现特征是“频繁抱怨这指责那，咄咄逼人，平息了一件事，还会挑出另一件事再进行一番抱怨指责，且这些事大多是鸡毛蒜皮小事，夫妻每天过的是六月天那般的日子，脸说变就变。”“怨妇型人格”是一种没有具体需求的频繁抱怨指责性人格。由于古代除几个大一统王朝时代外，基本上都是政治格局分散，故青壮年多被充军，或苟延残喘，或青云直上，或战死沙场，导致男性数量远不及女子，且刚成年成家就被拉去充军者不胜其数，故导致女人多守活寡或直接变成寡妇，故而思妇，怨妇增多；且当时三妻四妾，新人风头多盖过旧人，打入冷宫者大有人在
在《诗经》的闺怨诗中，略为分析，大致分出以下几类女性形象的类型：第一种：急切欲嫁类。性与爱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情感，爱情亦是每个人所追求之物。哪个少年不多情，哪个少女不怀春。思春欲嫁之情是每个待字闺中的少女的常态。《诗经》中描写少男少女的爱情的诗歌多的是，其中也有表达女子急切欲嫁、思春怀情的闺怨诗，其感情浓烈大胆，既传递着渴望爱情的青涩和勇敢，又表达了时光白驹过隙，青春韶华易逝的淡淡哀怨之情。《诗经》中的《召南·摽有梅》开头便用了恰当贴切的比兴衬托手法来表达情感。该诗写的是一位女子在田间时，望到树头仍有七分梅子未落，希望想追求她的男子不要再犹豫。又看到梅子纷纷落地，梅树上只剩三分梅子了，就急切希望有心追求的男子抓紧时间来追求她，体现了她急切找到心仪配偶而嫁的心理。最后这位女子看到梅子全都纷纷落下来了，联想到青春韶华、自身美貌易逝，经不起等待，便急切欲嫁，只要男子开口，她便答应。诗中这位女子急切欲嫁，带有淡淡哀怨的形象通过比兴衬托的手法生动的展现了出来，而诗中“摽有梅”借助比兴手法反复出现，从此成了女性急切欲嫁心理的象征词。第二种：哀怨弃妇类。古代社会中男性占据主要地位，女性几乎没有地位，重男轻女思想盛行，女性待字闺中时在家从父从兄，出嫁后从夫，可以说一生都是依赖着男性，是男性的附属品。加之一夫多妻制的依恃，古代常常有男性“二三其德”即三心两意，做出抛妻弃子的事情。《诗经》的闺怨诗中不乏此类弃妇表达哀怨之情的诗歌，而此类弃妇又可细分为三类：一是觉悟自强型；二是怨恨控诉型；三是痴情等待型。无论是哪种类型，通过女性真诚的情感表达，她们鲜活的女性形象都充分展现在了读者面前，并且强烈感染了读者。觉悟自强型。《诗经》中大家耳熟能详的《氓》就是典型例子。起初诗中的女子与男子处于热恋期中，女子的情感起伏在诗中也能充分看出，“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正是热恋中女子不够理智，导致其无法看到这段爱情起初的矛盾：“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古代的婚嫁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这段爱情本无良媒，男子暴躁易怒，还需女子将就“将子无怒，秋以为期。”本以为婚后会恩恩爱爱，白头到老，不料“士贰其行”、“二三其德”，男子三心两意，暴露暴躁易怒又不着家的性格，让女主人公自嫁给他便在家操劳至今。最后，女主人公觉悟，“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若是男主人公仍是这样三心二意而不反思，那就算了吧！女主人公维护爱情的尊严的同时也反映出她自身女性意识的觉醒和独立。女主人公虽是被丈夫遗弃的弃妇形象，但其觉悟的女性意识又使她的形象更饱满丰富起来，更为独立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怨恨控诉型。《诗经·北风·谷风》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诗中的女主人公依然是惨遭丈夫的侮辱和抛弃，她的丈夫新婚燕尔，忘却与女主人公往日的恩爱，对女主人公只有满心嫌弃和当其为“毒虫”。女主人公不愿放弃，痴情诉求“德音莫违，及尔同死。”，同时又不断充满怨气地控诉丈夫的无情和残忍。与《氓》不同的是，《谷风》的女主人公只有无力的挽留及痛苦的控诉，其思想上没有跳脱出对丈夫的依附，女主人公痛苦又无力的弃妇形象活脱脱地显现出来。痴情等待型。这种类型可见《诗经·召南·江有汜》。一位被遗弃的少妇痛苦地哭诉：“不我以”、“不我与”和“不我过”，并幻想丈夫能够回心转意，以长江尚有支流为由原谅另丈夫的“二三其德”，形成了这样一个痴情怨妇的形象。第三种：心牵浪子类。恋爱和婚姻有所不同的就是婚姻有了羁绊和牵挂，不会轻易地各自分飞。尤其是古代女性对丈夫的依附感情非常深厚，对于丈夫的远行或者遗弃不会那么容易地放下牵挂。如《诗经·卫风·伯兮》，诗中的女子深深地思念从军远征的丈夫，思念刻骨铭心，以致“愿言思伯，使我心痗。”女主人公只能待在家中等待丈夫归来，这种哀怨的心情岂是旁人能理解的？这样一个苦苦等待、默默付出的少妇形象便出来了。又如《诗经·小雅·白华》中的女主人公对其爱人有着哀怨、怀疑、埋怨、怨恨和思念。爱人远行，抛下女主人公在原地苦苦等待，期间的思念与等待是多么地难熬。女主人公纵然对爱人有怀疑、埋怨和怨恨，却也无法控制自己对他的思念。
女性意识，实际上就是有关于女性的观念，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就是指文学作品以人的解放为内核，以争取女性独立地位为标志，并在创作上表现出明显的性别特征和写作姿态。具体体现在女性对国难的积极救助，对家危的主动劝挽，对婚恋的自主抉择，对包办的坚决抗争，对爱而不得的伤感，对侮辱的反抗，对幸福的自庆，对痛苦的自悼等方面。一.对国难的积极救助，对家危的主动劝挽对国难的积极救助最典型的就是《鄘风;载驰》，作者是许穆夫人，堪称为文学史上第一位爱国女诗人。这首诗中，许穆夫人表明了自己要“归唁卫侯”的决心，对于卫人的强加阻扰表示愤慨，表现了女性在国家大事上的自觉和主动。她不顾大臣阻挠，义无反顾亲往卫国出谋划策。这种突破重重阻碍按照自己意愿去变革现实的行为，毫无疑问，体现了周代女性已经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主精神。虽然她的本意是关心家人，然而，在那个女性被杜绝了参政议事的意识的时代，她能由己之私想万民之苦，感情得到升华，是正义且振奋人心的。因此她肯定自己，敢于为自己辩解“女子善怀，亦各有行”“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与国难相提并论的是“家危” 。婚姻是女性最佳的生存保障。古代女性是受制于男性的，男子喜新厌旧，女子终而见弃，这是古代社会常见的悲剧。因此，在家庭危机出现时，往往会出现女子提醒丈夫以前许下的誓言，希望丈夫顾念旧情，以家为重，回到夫妻和睦的情况。如《郑风;遵大路》里妻子对丈夫的劝挽，《邶风;谷风》里女主人公说的“徳音莫违，及尔同死”。这些也能体现周代女子对婚姻的呵护和抗争，她们没有逆来顺受，而是给丈夫讲道理，她们有明确的目的和愿望，并付诸实践，努力改变现状，希望不被抛弃。二. 对婚恋的自主抉择，对包办的坚决抗争《诗经》产生时也是我国社会发展形态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原始的母系社会已经消失，取而代之是以男性为主的父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形态意识下，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渐降低，要求得在社会生存的一席之地，当时的女性不得不与男子结合，建立家庭，以获得确定的社会地位和建立稳定的社会关系。但是她们并非都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出现了自主择偶，私定终身的现象。如《召南;摽有梅》里说的：“求我庶士，迨其今兮。”现代的人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想着：这女子也忒大胆了吧。可是，我却觉得，这只能用“思无邪”来解释。女主人公是一个直率，敢说敢为的人。她很现实，也很果敢。她的言行无异是宣言:何时嫁人由我，怎样嫁人也由我，我的婚姻我作主，我的命运自己掌控！这种潜在的铿锵言词及其人格独立精神，不仅在那个年代罕见，甚至在民主意识普遍的今天，也难能可贵！再如《卫风;木瓜》里的：“投我于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和《国风;溱痏》里的“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摆明了已是“两情相悦”，望“永结同心”。更有甚者，出现“挑逗”现象。《郑风;褰裳》中，女孩向她的情人隔河喊出“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诗中的这个女子有着强烈的自主意识，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爱情中的价值，在爱与不爱之间，她去留从容。当然，她是爱这个男子的，所以她的说话语气中便多了几分期许，几分催促，几分娇嗔。这也是身处美好爱情中的女性宣言，告诉我们，在爱情面前，女性不必过分矜持，不要患得患失，不应回避猜测，而要争取主动，大胆表达内心感受，有追求的自由与被爱的甜蜜，适当的时候可稍加放纵，以退为进。这是何等的趣味盎然，这是何等的自然率真，这是何等的自信满怀。这是情感奔放的民间女子在以自由个性全身心地投入去迎接爱情的到来。但事情并不总是美好的，随着礼教桎梏的形成与加强，女性的爱情首先遭受到束缚与摧残，她们再也不能随便的和心上人约会言谈，偷偷摸摸的幽会还得担心随时被父母发现。这给她们带来许多的痛苦和矛盾。如《郑风·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诗里的这位姑娘，显然也很爱她的“仲子哥”，但是害怕父母、诸兄的管制和众人的非议，所以内心极其矛盾。在她对爱人的叮咛中，吐露了极其委婉动人的情感，也包含着对礼教束缚的不满。但她的力量是这样的弱小，根本改变不了这样的情况。当然也有一些勇敢的姑娘敢于作公开的反抗，如《鄘风·柏舟》：“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女主人公，矢志不从父母包办的婚姻，坚决忠于自己心爱的男子，发毒誓说至死也不会变心，她似乎豁出去了，以死相协，表现了“非君不嫁”的极大勇气。这是她对爱坚情贞的自我呼唤，也是她对阻碍婚姻自由者们的控诉。不管多么严酷的礼教束缚，强悍无情的外界压力，这个少女依然坚毅刚强，宁死不易其志。其中饱含的由爱情波折而引起的无限辛酸以及对婚姻不自由的深沉怨恨，是对“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的蔑视和反叛
《诗经》从文学的角度呈现了封建礼制完善之初，周代社会男女交往的原始生活画卷，表现出了对人的生命本体的尊崇和对人的个体价值的强烈追求。《诗经》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她们或者纯真烂漫，或者哀婉悲戚；或者情重绵长，或者懦弱痴情；或者热情泼辣，或者彷徨疑惧。本文试图通过对《诗经》中琳琅满目、异彩纷呈的爱情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再现周代社会千姿百态的女性形象，探求周代社会对女性的价值标准和心理取向的要求及其对后世的积极影响。虽然《诗经》篇章数量众多，产生的地域、时间不尽相同，描绘的社会风俗、生活面貌不相一致，但是都从各自方面反映了男女爱情生活中的各种情景场面和心理活动，再现了周代的社会风貌，对周代的家庭关系、婚姻制度、以及伦理道德、人生哲学、审美心志、生活情趣等方面都作了如实生动的刻画。 《诗经》中的爱情诗歌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描绘了周代社会各种生活画卷，其中的作品大都感情诚挚、气氛热烈、文体朴素、思想健康，与上层社会的荒淫、庸俗、虚伪以至矫揉造作之态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有不少清新可喜、具有优美情思、扣人心弦的优秀之作，是爱情诗中的珍品，而由此塑造的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成为劳动人民世代吟唱不衰的经典。
妇女问题，是关系社会文明的重要问题。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对妇女问题始终给以极大的关注。故其在作品塑造了众多封建社会的妇妇女形象，通过描写她们一生悲惨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宗法制的种种罪恶，愤怒地控诉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作者在同情她们的命运，关注她们的生活有的同时，也为她们的解放道路作了深层次的探索 鲁迅的思想行为一致的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同样充满着对封建宗法制度罪恶行径的愤怒批判。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妇女的奴役和压迫，导致中国女性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承受着肉体到精神的无尽痛苦与磨难。鲁迅以激进的民主主义与深厚的人道主义，对压迫和（）害妇妇的封建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明天》、《祝福》、《离婚》、《伤逝》中，他以深沉的笔触，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等一系列的典型形象，她们悲惨的生活和结局，深刻地展现了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被绞杀的过程，字里行间，熔铸着作者的激愤与不平。 本着“为人生”的启蒙主义精神，情着对受压迫妇妇的痛惜之情，鲁迅“自学地与抚驱者取同一步”，以悲愤的现实主义笔调，去揭露病态社会的魂灵，以期限引起疗救。作者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通过她们在封建社会及其道德礼教迫害下的悲苦人生命运，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黑暗和愚民政策所造成的罪恶。这是鲁迅塑造这些妇女形象的目的之一。怎样才能使妇女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获得真正的，争得做人的权利，这也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一直思考的问题。鲁迅对封建社会及其制度历来主张进行坚韧的战斗。为此，在他的作品中，多处描写了女主人公们的挣扎与反抗。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祥林嫂一生都在反抗与挣扎；而近姑，反抗更是强悍而出格；特别是子君，自学运用了时代的新武器——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来对抗婚俗，争取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这些反抗，对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虽然是微弱拭目以待，但却是顽强的，是茫茫黑幕笼罩下闪耀出的曾耀眼一时的火花，使人从中看到了“中国女性……在不远的将来，更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对这些女性们身上表现出的对封建恶习势力的奋不顾身的反抗行为，鲁迅显然是无限赞同与极力支持的。鲁迅的这一态度，与他指出的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把妇女解放运动融入社会革命大潮之中，只有解放了社会，妇女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 半个世纪前鲁迅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的反抗与挣扎，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她们这种抗争精神及不屈性格，却启示和鼓舞了无数的后来姐妹，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鲁迅作品所塑造的这些妇妇形象，其意义是深远的。
您是杀人还是提问？没有五千字的，我尽量写，鲁迅在揭示土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第一次逃到鲁镇工谋生，这种对族权和夫权的反抗本是正当合理的。但她不懂这是她求生存的权利，她逃走的目的只是为了逃避婆婆的虐待，最后她还是被婆婆劫回卖掉。她被强迫改嫁时，也拼命反抗，但这种是对“从一而终”的恪守，是对封建节烈观的愚忠。最后，她临死时发出究竟有没有魂灵地狱的诘头，虽然表明她对封建神权思想有所怀疑，但她的思想依旧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祥林嫂这一系列的挣扎和反抗，是不自觉的，其力量是微弱和苍白的，她最终还是被要深蒂固的封建大网络所捕杀。祥林嫂的最终死去，虽然与自己的愚昧软弱不无关系，但根子还是吃人的封建制度。 相对单四嫂、祥林嫂来说，《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爱姑十五岁嫁入施家，婚后其夫另有新欢，要撇掉她。为了不被丈夫离弃，她大闹的，不是离婚，而是不离婚。她在众人面前怒骂其夫为“小畜生”，其公公为“老畜生”，这种大胆、泼辣、不屈不挠的性格，使用权这场斗争显得激烈和火药味十足。“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最后，在七大人的“调停”下，爱姑的不愿离婚最终还是离了。 在庞大而坚固的封建势力面前，爱姑这条不安分的鱼，只能在水池中掀起几点水花，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被吃的命运。她想凭自己个人的力量，去冲破用几千年时间织成的强大的封建罗网，那只能是妄想。当她意识到这点时，却又可悲地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身上，认为他会为她主持公道。而封建秩序和封建利益的维护都是由七大人之流操纵的。爱姑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和行为，最终只能自吞失败的苦果。在潜意识里，爱姑认为被丈夫休掉是“失节”的大事。在封建社会性，只有休妻，没有离婚，而休妻是当时社会被人们尤其是妇女认为最耻辱的事情，被休之人，其地位是连寡妇也不如的。为此，爱姑才反抗，想讨回一个“说法”。爱姑表现出来的行为，说明她灵魂深处还是被封建伦理道德中的“从一而终”的观念牢牢地统治着。从这一角度看，尽管她的反抗激烈，但其意义是有限的。 单元四嫂、祥林嫂、爱姑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中，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更为严重。作者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是指开题者对科研课题的一种文字说明材料。这是一种新的应用写作文体，提供了有关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希望能够切实的帮助到大家。一、课题论证：（一）国内外研究：著名女性文学研究者谭正璧先生的《论苏青与张爱玲》，对两位女性作家进行比较，他认为张爱玲是重视人情甚于世情的作家，他重世情因而有后来不能居上的看法，与傅先生看重其对人性情欲的挖掘刚好相左。或许谭先生指出了张氏部分作品内容的某种局限，但评论者自己对作品内容的理解未必是没有局限的。不错，爱情婚姻两性关系是张爱玲观照人生的基本角度，但在她描写的媒妁婚姻、金钱婚姻、高等调情、通奸姘居及其它种种畸型变态的两性纠结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人性与社会文明的冲突。正是在这一点上，张爱玲超越了一般的海派小说家。对于此方面，谭先生显然注意得不够。
《诗经》从文学的角度呈现了封建礼制完善之初，周代社会男女交往的原始生活画卷，表现出了对人的生命本体的尊崇和对人的个体价值的强烈追求。《诗经》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她们或者纯真烂漫，或者哀婉悲戚；或者情重绵长，或者懦弱痴情；或者热情泼辣，或者彷徨疑惧。本文试图通过对《诗经》中琳琅满目、异彩纷呈的爱情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再现周代社会千姿百态的女性形象，探求周代社会对女性的价值标准和心理取向的要求及其对后世的积极影响。虽然《诗经》篇章数量众多，产生的地域、时间不尽相同，描绘的社会风俗、生活面貌不相一致，但是都从各自方面反映了男女爱情生活中的各种情景场面和心理活动，再现了周代的社会风貌，对周代的家庭关系、婚姻制度、以及伦理道德、人生哲学、审美心志、生活情趣等方面都作了如实生动的刻画。 《诗经》中的爱情诗歌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描绘了周代社会各种生活画卷，其中的作品大都感情诚挚、气氛热烈、文体朴素、思想健康，与上层社会的荒淫、庸俗、虚伪以至矫揉造作之态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有不少清新可喜、具有优美情思、扣人心弦的优秀之作，是爱情诗中的珍品，而由此塑造的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成为劳动人民世代吟唱不衰的经典。
李清照词中的淑女情怀来源：[内容提要]本文从三个方面浅谈李清照词中所表现出的淑女情怀。引论部分指出李清照作为一个文化女性具有与一般女子不同的淑女情怀；正文部分从李清照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文学追求和社会关注等不同层面去透视李请照作为一个文化女性对人生世事、美好情事、环境际遇所持的态度，从中揭示其文化女性的特质，结尾指出李清照作为一个文化女性的局限性。李清照是我国宋代一位杰出的女作家，被誉为婉约词之宗。她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工于诗词，长于文赋，精通音律，善作书画，在灿若繁星的中国古代作家中，犹如一颗耀眼的明珠放射出奇光异彩。这样多才多艺的女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少有的，而且在世界文学长廊中也是罕见的。特别是作为一位文化女性，李清照具有与一般女性不同的淑女情怀。“淑女”一词，最早出于《诗经·周南·关睢》篇：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淑女”指善良、美好、有修养的女子。李清照的淑女情怀与古代传统的淑女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主要表现在李清照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文化女性，她除了具有一般女子阴柔、善良的特性外，又有文化女性的特质，比如喜欢寄情山水、爱好文学艺术、关注国事等。以下分别论之。一、从李清照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看她的淑女情怀李清照出生在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一个有名的学者仕宦家庭，祖籍山东济南，父祖皆出于“蚤有盛名，识量英伟”的韩琦门下。父亲李格非，官至礼部员外郎，精谙经史，擅长诗文，和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文潜、陈师道、晁补之有密切的来往，在北宋文坛上颇有名声，与廖正一等并称为“后四学土”。母亲王氏，也是一个通文墨、懂诗书的大家闺秀。李清照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文学气息十分浓厚的家庭里，她所受到的教育并不是普通女子所能相比的。前期的李清照是一个性格活泼开朗、无比热爱生活的女子。她不像一般的大家闺秀，把自己的生活圈子局限于闺房绣楼之内，而是常常走出重门深院，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寄情于山水，表现出她那蓬蓬勃勃的春春气息。如写于十七八岁的《如梦令》一词集中地表现了她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情怀：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鸳。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了李清照青年时代那活泼开朗的性格。她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像一颗自由的种子，健康地成长着。在她身上基本看不到什么封建闺范、礼教枷锁的影子，而大自然的晚霞落日，绿水红莲、鸥鹭水鸟这些有名的景物却在她的身上留下了天然的素朴与自由的印迹。在《庆清朝慢》这首词中，她那无拘无束，活泼开朗的性格再次生动地表现出来：春天牡丹盛开时节，她随着香轮竞走的游园行列，前去赏花。她陶醉于明媚的春光和盛开的鲜花之中，快乐得如痴如狂，饮酒赏花直至深夜。李清照词中所表现的她早年的这种生活，虽然多少带有贵族少女的闲情逸致，但是，作品中洋溢着的蓬勃朝气和对大自然的由衷热爱跃然纸上，字里行间分明可以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那无拘无束、天真烂漫淑女形象。她的这种淑女形象既不同于古代贵族少女眷恋湖光山色也不同于一般少女无聊地游山玩水，而是寄情于山水，托怀于自然。李清照这种淑女形象的形成和她良好的家庭背景以及她自身的文学修养是密不可分的，她虽然出身于名门望族，但她的生活情趣却不在声色犬马，生活理想却不是养尊处优，而是潜心写作，钻研学术，把诗词创作作为自己献身的事业。十八岁时李清照嫁给太学士赵明诚，赵明诚是一个聪明好学的青年，自幼喜好收藏考订金石刻词。热爱文学艺术的李清照嫁给这样一个醉心于文学艺术品收藏与鉴赏的丈夫，自然是如鱼得水。夫妇两人情投意合，生活十分美满，但她毕竟是告别了无拘无束的少女时代，在庭院深深、显赫而又森严的赵府之内，只有丈夫赵明诚是知心人。可是，丈夫又经常要外出游学、为官，这就给多情的李清照带来极大的悲愁和苦闷。思恋之中，作为一个聪慧颖悟、才华过人的文化女性，她自然不免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倾诉于笔端。像她新婚不久后写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送别了丈夫，不免有些失落感，举目所见，不管是白云、飞雁、明月，还是落花流水，时时处处，皆与丈夫联系起来，这种感情既执著，又缠绵，摆脱不开，搁置不下：“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夫妻间的相思之情被描写得细腻委婉，使我们仿佛看到女主人眉头的一颦一蹙，心头的一震一颤，离愁别恨跃然纸上，使婚后不久的相思之情、思念之意，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相思之情、思念之情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它“剪不断，理还乱”，一旦萌发，难于消失；它刻骨铭心，像游丝一般萦绕于心。它可以从外在情态的“眉头”上消失，却又不自禁地钻入“心头”。李清照对这种感情作了独特、深细的体察和把握。女词人一路写来，或融情于景，或景中寓情，意象或隐或显，时露时藏，于词中的结尾处猛然出现，如群山的高峰，爆亮的灯蕊，令读者震动、深思。从中可见李清照既有一般女子温柔、善良、细腻的特点，也有作为文化女性多愁善感的一面。李清照在四十五岁以前，基本上过着学者、作家式的比较平静的生活，她沉浸在爱情和事业的幸福之中。因此在她的作品中所流露的是一个天真烂漫而又多愁善感的文化淑女情怀。后期的李清照由于生活环境的变迁，被迫从闺房和书斋中走出来，踏上了逃亡流徒的道路，由于国破、家亡、夫死的凄凉身世深刻地影响了她的思想，她的创作风格突变。 “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武陵春》；“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声声慢》等的作品不仅反映个人的不幸，而且带有深沉的家国之痛，将个人的不幸与国难家仇联系起来，委婉凄戚，孤独、愁闷。二、从李清照的文学追求看她的淑女情结李清照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文化气氛十分浓厚的家庭里，加之自己勤奋好学、博闻强记，终于成为“婉约以易安为宗”的一代词人。李清照的词既加强和维护了婉约词派的特点，又有自己“婉而售”的艺术风格。她的词流露出文化女性矜才尚艺的人生意趣。如前期代表作《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词中借描写重阳赏菊委婉曲折地表达了闺中寂寞和离情，展示出词人的内心世界，流露出她对爱情的向往，客观上具有冲破封建牢笼、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意义，全词委婉含蓄、温和优美，透露出词人与丈夫暂时离别淡淡的哀愁。以前的婉约词除常停留在女性闺房陈设、衣饰、容貌描写上，即使是写其心态、动作，也大抵是“带缓罗衣，香残蕙炷。天长不禁迢迢路。垂柳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 (晏殊)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椅，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是春山外” (欧阳修)，“想佳人妆楼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柳永)。这些虽然也写出女人的情深，但形象一般化，甚至可移到任何一首闺情词中。而李清照词中的女主人公，都是她自己，以己之情，抒己之怀，率直坦荡，不必像男士们去揣摩女人的心理；少女的时候，当她“蹴罢秋千”，慵整纤手，方觉一阵兴奋，不觉汗出，现在静下来，才觉“薄汗轻衣透”。“见客人来”，于是她“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点绛唇)。把一个天真、活泼而又有点儿爱娇的少女形象，写得如此活灵活现，却又耐人寻味无穷，怕不是男士们所能想象得出的。燕尔新婚的时候，早晨她买得一枝特别新鲜的春花，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鬃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减字木兰花)晚来一阵风雨过去，酷热消散，她先是理笙簧，后是淡淡妆，接写：“绛鞘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笑语檀郎。” (采桑子)。这些以率真之笔，抒率真之情；不扭捏造作，不矮揉造作，这不正是那个工作之余，“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李清照吗?男土们怎么会揣想出如此自然细腻的生活情景来? 李清照是诗、词、文都擅长的作家，而她的词成就最高，她的词近承二曼之高雅、秦观之抚媚、苏拭之清雄、周邦彦之丽密，陶铸熔冶，取精用弘，成为别具一格的“易安体”。无论是写活泼的少女，青春的少妇，多愁善感的思妇，还是冷冷清清的嫠妇，都与过去词人笔下的妇女形象不同，他们不再是任人摆布的歌妓舞女，而是有了个性，有了气质，有了人格，有了对生活对理想追求的女子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上，自然带有她自己这个抒情主人公的影子，在思想上、感情上、性格上、情态上都烙印着李清照本人的痕迹。这在李清照的“何况人间父子情，炙手可热心可寒”、《晓梦》、《金石录后序》等诗文中也都有鲜明的表现。除了创作，她还进行文学理论探讨，《词论》一文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词学主张和见解，“别是一家”的词学观点对后世词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纵观李清照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她的作品博采众长，“下开南宋风气”，词尤其突出，称得上“词无一首不工。其炼处可夺梦窗之席，其丽处真参片玉之般。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到须眉”的大家，形成了自己“婉转而又疏隽”的艺术风格。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无论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都希望自己做一个贤妻良母，而作为封建社会文化女性的李清照把自己思想感情全方位地倾诉于笔端，写诗、写词、写文章作为自己的生活追求，她这种文化女性的特质，百里挑一。三、从李清照的社会关怀看她的淑女意识李清照祟尚自由、鄙夷利禄，她对追名逐利的社会风尚极为厌恶。 “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这首《夜发严滩》的七言绝句，作者告诉人们，那些为名利奔波的人，人格低下，渺小，不能与正人君子为伍。李清照认为，社会上的许多纷争，都是起因于名利：“青州从事(美酒)孔方兄(金钱)，终日纷纷喜生事”(《感怀》)。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为追逐名利，打击陷害过苏拭等不少好人，李清照曾忿忿地作诗讽刺他：“炙手可热心可寒。”李清照希望能摆脱功利的滋扰去过自由、宁静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理想在现实世界中是难于实现的，于是，她便驰骋想象，到神话般的梦境中去寻找精神寄托。《晓梦》一诗，描绘了一幅美妙神奇的生活图画。在这里，人们摆脱了世俗的纷扰，摈弃了功名利禄的追求，成为仙人的“翩翩座上客”，与仙人谈笑风声， “意妙语甚佳”。这正是李清照人生的社会追求，也是李清照清高自传，不与流俗苟同的高尚情操，更是李清照区别于大家闺秀的鲜明表现。李清照又是一个具有极高爱国热忱的淑女，看到山河破碎，朝廷不思收复中原，她忧心如焚。北宋末年，在她还是一个阅世未深的青年女子的时候，就对国家的日趋衰败表示了忧虑，提出了警告。在和张文潜的《读中兴颂碑》的两首诗中，她借古讽今，指责了宋朝皇帝的荒淫奢侈，抨击了权奸们的腐败误国，表现了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敏锐的政治眼光。在她的诗中，她把北宋比作安史之乱前的中唐，这表现出她对北宋王朝日趋覆亡是有预感的。她的这种预感，不久就变成了残酷的现实。李清照南渡之后，在诗歌中，对投降派作了极为辛辣的讽刺和鞭挞，斥责了不能辅佐皇帝立国安邦的群臣，颂扬了历史上那些有名节的人物，宣扬了与敌人势不两立的思想。李清照的这种炽热的爱国之情，即使到了晚年，也仍然十分旺盛。绍兴三年，高宗赵构派大臣韩肖胄和胡松年使金看望被虏二帝。李清照听到消息后，立即写诗给这两位大臣。诗中，她陈述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对异族侵略者的痛恨和对中原故土的思念。她认为侵略者的豺狼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要对他们时刻加以提防：“夷虏从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赵构称帝后，把几百万绽黄金、几千万绽白银、几千万匹布帛和中原大片的土地送给金人，以求得苟安江南。李清照对此巧妙地模仿了赵构向使臣发布指令时的语气，加以揭露：“何必羹舍肉，便可车载脂。土地非所惜，玉帛如尘泥。”她时刻关注沦陷区的情况和人民的命运，“遗氓岂尚种桑麻，残虏如闻保城廓。”为了收复沦丧的国土，她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环土。”李清照这种炽热的爱国热情在她晚期写的《题八永楼》、《春残》和《打马赋》等诗文中，也都有鲜明的表现。对于人生，她拿张良、韩信、屈原、项羽自比：“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从大处落笔谈生论死，表现了与众不同的才女风范。团于词言情诗言志的传统，她的词篇中较少触及这方面的重大题材，不像她在诗篇那样，对于国事慷慨陈词。然而国破家亡的惨祸对她的打击太大了，她痛苦，忧郁，心头终日笼罩着愁云。自然她的词中也透露着家国之恨和兴亡之感。最有名的是《永遇乐》这首元宵词：落日熔金，暮云合壁，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这是李清照晚年名作，面对元宵之夜，杭州城内张灯结彩，一片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思念故国之情油然而生，昔日汴州元宵盛况立刻现在眼前。那时国家安定、京华繁荣，妇女们披珠带玉，打扮得花枝招展；看如今，自己流落异乡，面目憔悴，两鬓苍白，哪里还有心思观灯赏景。词人通过今昔盛衰的对比，将故国之思与自家之痛联系起来，使读者清晰地看到词人不是带着惋惜、艳羡的心情帘下拾笑，而是在咀嚼国破家亡的苦涩悲凉。李清照作为封建社会的文化女性，她不像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把自己锁在闺房绣楼内消磨自己的青春韶华，而是把触觉伸向广阔的社会，直面社会，靠着自己敏锐的细腻观察和深厚精湛的艺术造诣，用文学语言反映宋代上层社会、民族关系和阶级矛盾，可见李清照的社会关怀意识有别于一般封建淑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关注朝廷、关注国事、具有炽热爱国情怀的文化淑女的精神世界。这种文化淑女的精神，不仅是当时封建社会生活准则和狭隘生活天地里的一般女子所不具备的，就是在当今社会也同样有着积极健康的意义。李清照文学作品的内容，总的说来，大多是局限于个人的生活天地，她通过抒写个人的欢乐、痛苦、悲哀和理想，形象地展示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概括地反映她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有才华、有抱负、有理想的女子，怎样被禁锢在寂寞深闺和萧条庭院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活泼开朗的少女怎样变成一个忧郁寡欢、多愁善感的人；我们还可以看到，由于国家衰亡、中原沦丧，迫使她流离失所，最后在愁苦不堪中结束自己的一生。李清照的文学作品在思想、艺术上也有其局限和不足，调子比较低沉，感情比较柔弱，但是，瑕不掩瑜，从总体说来，李清照的诗词艺术还是精湛高妙的。李清照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文化女性，能够冲破封建社会的重重枷锁，投奔自然，直面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在她心灵深处闪烁着爱国热情和关注国事的积极精神为后人所称道，其“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高尚情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国捐躯。今天，重温李清照的文学作品，仍然觉得李清照人格魅力光彩照人，李清照的淑女情怀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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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三个方面浅谈李清照词中所表现出的淑女情怀。引论部分指出李清照作为一个文化女性具有与一般女子不同的淑女情怀；正文部分从李清照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文学追求和社会关注等不同层面去透视李请照作为一个文化女性对人生世事、美好情事、环境际遇所持的态度，从中揭示其文化女性的特质，结尾指出李清照作为一个文化女性的局限性。李清照是我国宋代一位杰出的女作家，被誉为婉约词之宗。她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工于诗词，长于文赋，精通音律，善作书画，繁星的中国古代作家中，犹如一颗耀眼的明珠放射出奇光异彩。这样多才多艺的女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少有的，而且在世界文学长廊中也是罕见的。特别是作为一位文化女性，李清照具有与一般女性不同的淑女情怀。“淑女”一词，最早出于《诗经·周南·关睢》篇：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淑女”指善良、美好、有修养的女子。李清照的淑女情怀与古代传统的淑女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主要表现在李清照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文化女性，她除了具有一般女子阴柔、善良的特性外，又有文化女性的特质，比如喜欢寄情山水、爱好文学艺术、关注国事等。以下分别论之。一、从李清照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看她的淑女情怀李清照出生在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一个有名的学者仕宦家庭，祖籍山东济南，父祖皆出于“蚤有盛名，识量英伟”的韩琦门下。父亲李格非，官至礼部员外郎，精谙经史，擅长诗文，和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文潜、陈师道、晁补之有密切的来往，在北宋文坛上颇有名声，与廖正一等并称为“后四学土”。母亲王氏，也是一个通文墨、懂诗书的大家闺秀。李清照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文学气息十分浓厚的家庭里，她所受到的教育并不是普通女子所能相比的。前期的李清照是一个性格活泼开朗、无比热爱生活的女子。她不像一般的大家闺秀，把自己的生活圈子局限于闺房绣楼之内，而是常常走出重门深院，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寄情于山水，表现出她那蓬蓬勃勃的春春气息。如写于十七八岁的《如梦令》一词集中地表现了她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情怀：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鸳。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了李清照青年时代那活泼开朗的性格。她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像一颗自由的种子，健康地成长着。在她身上基本看不到什么封建闺范、礼教枷锁的影子，而大自然的晚霞落日，绿水红莲、鸥鹭水鸟这些有名的景物却在她的身上留下了天然的素朴与自由的印迹。在《庆清朝慢》这首词中，她那无拘无束，活泼开朗的性格再次生动地表现出来：春天牡丹盛开时节，她随着香轮竞走的游园行列，前去赏花。她陶醉于明媚的春光和盛开的鲜花之中，快乐得如痴如狂，饮酒赏花直至深夜。李清照词中所表现的她早年的这种生活，虽然多少带有贵族少女的闲情逸致，但是，作品中洋溢着的蓬勃朝气和对大自然的由衷热爱跃然纸上，字里行间分明可以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那无拘无束、天真烂漫淑女形象。她的这种淑女形象既不同于古代贵族少女眷恋湖光山色也不同于一般少女无聊地游山玩水，而是寄情于山水，托怀于自然。李清照这种淑女形象的形成和她良好的家庭背景以及她自身的文学修养是密不可分的，她虽然出身于名门望族，但她的生活情趣却不在声色犬马，生活理想却不是养尊处优，而是潜心写作，钻研学术，把诗词创作作为自己献身的事业。十八岁时李清照嫁给太学士赵明诚，赵明诚是一个聪明好学的青年，自幼喜好收藏考订金石刻词。热爱文学艺术的李清照嫁给这样一个醉心于文学艺术品收藏与鉴赏的丈夫，自然是如鱼得水。夫妇两人情投意合，生活十分美满，但她毕竟是告别了无拘无束的少女时代，在庭院深深、显赫而又森严的赵府之内，只有丈夫赵明诚是知心人。可是，丈夫又经常要外出游学、为官，这就给多情的李清照带来极大的悲愁和苦闷。思恋之中，作为一个聪慧颖悟、才华过人的文化女性，她自然不免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倾诉于笔端。像她新婚不久后写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送别了丈夫，不免有些失落感，举目所见，不管是白云、飞雁、明月，还是落花流水，时时处处，皆与丈夫联系起来，这种感情既执著，又缠绵，摆脱不开，搁置不下：“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夫妻间的相思之情被描写得细腻委婉，使我们仿佛看到女主人眉头的一颦一蹙，心头的一震一颤，离愁别恨跃然纸上，使婚后不久的相思之情、思念之意，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相思之情、思念之情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它“剪不断，理还乱”，一旦萌发，难于消失；它刻骨铭心，像游丝一般萦绕于心。它可以从外在情态的“眉头”上消失，却又不自禁地钻入“心头”。李清照对这种感情作了独特、深细的体察和把握。女词人一路写来，或融情于景，或景中寓情，意象或隐或显，时露时藏，于词中的结尾处猛然出现，如群山的高峰，爆亮的灯蕊，令读者震动、深思。从中可见李清照既有一般女子温柔、善良、细腻的特点，也有作为文化女性多愁善感的一面。李清照在四十五岁以前，基本上过着学者、作家式的比较平静的生活，她沉浸在爱情和事业的幸福之中。因此在她的作品中所流露的是一个天真烂漫而又多愁善感的文化淑女情怀。后期的李清照由于生活环境的变迁，被迫从闺房和书斋中走出来，踏上了逃亡流徒的道路，由于国破、家亡、夫死的凄凉身世深刻地影响了她的思想，她的创作风格突变。 “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武陵春》；“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声声慢》等的作品不仅反映个人的不幸，而且带有深沉的家国之痛，将个人的不幸与国难家仇联系起来，委婉凄戚，孤独、愁闷。二、从李清照的文学追求看她的淑女情结李清照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文化气氛十分浓厚的家庭里，加之自己勤奋好学、博闻强记，终于成为“婉约以易安为宗”的一代词人。李清照的词既加强和维护了婉约词派的特点，又有自己“婉而售”的艺术风格。她的词流露出文化女性矜才尚艺的人生意趣。如前期代表作《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词中借描写重阳赏菊委婉曲折地表达了闺中寂寞和离情，展示出词人的内心世界，流露出她对爱情的向往，客观上具有冲破封建牢笼、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意义，全词委婉含蓄、温和优美，透露出词人与丈夫暂时离别淡淡的哀愁。以前的婉约词除常停留在女性闺房陈设、衣饰、容貌描写上，即使是写其心态、动作，也大抵是“带缓罗衣，香残蕙炷。天长不禁迢迢路。垂柳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 (晏殊)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椅，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是春山外” (欧阳修)，“想佳人妆楼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柳永)。这些虽然也写出女人的情深，但形象一般化，甚至可移到任何一首闺情词中。而李清照词中的女主人公，都是她自己，以己之情，抒己之怀，率直坦荡，不必像男士们去揣摩女人的心理；少女的时候，当她“蹴罢秋千”，慵整纤手，方觉一阵兴奋，不觉汗出，现在静下来，才觉“薄汗轻衣透”。“见客人来”，于是她“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点绛唇)。把一个天真、活泼而又有点儿爱娇的少女形象，写得如此活灵活现，却又耐人寻味无穷，怕不是男士们所能想象得出的。燕尔新婚的时候，早晨她买得一枝特别新鲜的春花，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鬃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减字木兰花)晚来一阵风雨过去，酷热消散，她先是理笙簧，后是淡淡妆，接写：“绛鞘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笑语檀郎。” (采桑子)。这些以率真之笔，抒率真之情；不扭捏造作，不矮揉造作，这不正是那个工作之余，“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李清照吗?男土们怎么会揣想出如此自然细腻的生活情景来? 李清照是诗、词、文都擅长的作家，而她的词成就最高，她的词近承二曼之高雅、秦观之抚媚、苏拭之清雄、周邦彦之丽密，陶铸熔冶，取精用弘，成为别具一格的“易安体”。无论是写活泼的少女，青春的少妇，多愁善感的思妇，还是冷冷清清的嫠妇，都与过去词人笔下的妇女形象不同，他们不再是任人摆布的歌妓舞女，而是有了个性，有了气质，有了人格，有了对生活对理想追求的女子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上，自然带有她自己这个抒情主人公的影子，在思想上、感情上、性格上、情态上都烙印着李清照本人的痕迹。这在李清照的“何况人间父子情，炙手可热心可寒”、《晓梦》、《金石录后序》等诗文中也都有鲜明的表现。除了创作，她还进行文学理论探讨，《词论》一文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词学主张和见解，“别是一家”的词学观点对后世词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纵观李清照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她的作品博采众长，“下开南宋风气”，词尤其突出，称得上“词无一首不工。其炼处可夺梦窗之席，其丽处真参片玉之般。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到须眉”的大家，形成了自己“婉转而又疏隽”的艺术风格。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无论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都希望自己做一个贤妻良母，而作为封建社会文化女性的李清照把自己思想感情全方位地倾诉于笔端，写诗、写词、写文章作为自己的生活追求，她这种文化女性的特质，百里挑一。三、从李清照的社会关怀看她的淑女意识李清照祟尚自由、鄙夷利禄，她对追名逐利的社会风尚极为厌恶。 “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这首《夜发严滩》的七言绝句，作者告诉人们，那些为名利奔波的人，人格低下，渺小，不能与正人君子为伍。李清照认为，社会上的许多纷争，都是起因于名利：“青州从事(美酒)孔方兄(金钱)，终日纷纷喜生事”(《感怀》)。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为追逐名利，打击陷害过苏拭等不少好人，李清照曾忿忿地作诗讽刺他：“炙手可热心可寒。”李清照希望能摆脱功利的滋扰去过自由、宁静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理想在现实世界中是难于实现的，于是，她便驰骋想象，到神话般的梦境中去寻找精神寄托。《晓梦》一诗，描绘了一幅美妙神奇的生活图画。在这里，人们摆脱了世俗的纷扰，摈弃了功名利禄的追求，成为仙人的“翩翩座上客”，与仙人谈笑风声， “意妙语甚佳”。这正是李清照人生的社会追求，也是李清照清高自传，不与流俗苟同的高尚情操，更是李清照区别于大家闺秀的鲜明表现。李清照又是一个具有极高爱国热忱的淑女，看到山河破碎，朝廷不思收复中原，她忧心如焚。北宋末年，在她还是一个阅世未深的青年女子的时候，就对国家的日趋衰败表示了忧虑，提出了警告。在和张文潜的《读中兴颂碑》的两首诗中，她借古讽今，指责了宋朝皇帝的荒淫奢侈，抨击了权奸们的腐败误国，表现了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敏锐的政治眼光。在她的诗中，她把北宋比作安史之乱前的中唐，这表现出她对北宋王朝日趋覆亡是有预感的。她的这种预感，不久就变成了残酷的现实。李清照南渡之后，在诗歌中，对投降派作了极为辛辣的讽刺和鞭挞，斥责了不能辅佐皇帝立国安邦的群臣，颂扬了历史上那些有名节的人物，宣扬了与敌人势不两立的思想。李清照的这种炽热的爱国之情，即使到了晚年，也仍然十分旺盛。绍兴三年，高宗赵构派大臣韩肖胄和胡松年使金看望被虏二帝。李清照听到消息后，立即写诗给这两位大臣。诗中，她陈述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对异族侵略者的痛恨和对中原故土的思念。她认为侵略者的豺狼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要对他们时刻加以提防：“夷虏从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赵构称帝后，把几百万绽黄金、几千万绽白银、几千万匹布帛和中原大片的土地送给金人，以求得苟安江南。李清照对此巧妙地模仿了赵构向使臣发布指令时的语气，加以揭露：“何必羹舍肉，便可车载脂。土地非所惜，玉帛如尘泥。”她时刻关注沦陷区的情况和人民的命运，“遗氓岂尚种桑麻，残虏如闻保城廓。”为了收复沦丧的国土，她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环土。”李清照这种炽热的爱国热情在她晚期写的《题八永楼》、《春残》和《打马赋》等诗文中，也都有鲜明的表现。对于人生，她拿张良、韩信、屈原、项羽自比：“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从大处落笔谈生论死，表现了与众不同的才女风范。团于词言情诗言志的传统，她的词篇中较少触及这方面的重大题材，不像她在诗篇那样，对于国事慷慨陈词。然而国破家亡的惨祸对她的打击太大了，她痛苦，忧郁，心头终日笼罩着愁云。自然她的词中也透露着家国之恨和兴亡之感。最有名的是《永遇乐》这首元宵词：落日熔金，暮云合壁，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这是李清照晚年名作，面对元宵之夜，杭州城内张灯结彩，一片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思念故国之情油然而生，昔日汴州元宵盛况立刻现在眼前。那时国家安定、京华繁荣，妇女们披珠带玉，打扮得花枝招展；看如今，自己流落异乡，面目憔悴，两鬓苍白，哪里还有心思观灯赏景。词人通过今昔盛衰的对比，将故国之思与自家之痛联系起来，使读者清晰地看到词人不是带着惋惜、艳羡的心情帘下拾笑，而是在咀嚼国破家亡的苦涩悲凉。李清照作为封建社会的文化女性，她不像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把自己锁在闺房绣楼内消磨自己的青春韶华，而是把触觉伸向广阔的社会，直面社会，靠着自己敏锐的细腻观察和深厚精湛的艺术造诣，用文学语言反映宋代上层社会、民族关系和阶级矛盾，可见李清照的社会关怀意识有别于一般封建淑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关注朝廷、关注国事、具有炽热爱国情怀的文化淑女的精神世界。这种文化淑女的精神，不仅是当时封建社会生活准则和狭隘生活天地里的一般女子所不具备的，就是在当今社会也同样有着积极健康的意义。李清照文学作品的内容，总的说来，大多是局限于个人的生活天地，她通过抒写个人的欢乐、痛苦、悲哀和理想，形象地展示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概括地反映她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有才华、有抱负、有理想的女子，怎样被禁锢在寂寞深闺和萧条庭院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活泼开朗的少女怎样变成一个忧郁寡欢、多愁善感的人；我们还可以看到，由于国家衰亡、中原沦丧，迫使她流离失所，最后在愁苦不堪中结束自己的一生。李清照的文学作品在思想、艺术上也有其局限和不足，调子比较低沉，感情比较柔弱，但是，瑕不掩瑜，从总体说来，李清照的诗词艺术还是精湛高妙的。李清照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文化女性，能够冲破封建社会的重重枷锁，投奔自然，直面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在她心灵深处闪烁着爱国热情和关注国事的积极精神为后人所称道，其“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高尚情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国捐躯。今天，重温李清照的文学作品，仍然觉得李清照人格魅力光彩照人，李清照的淑女情怀与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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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反映了当时人类生活和社会的风貌。其中，以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占有很大的比重，而这些作品又多是以鲜明的女性形象来照亮主题。她们或高贵、或质朴、或妖冶、或典雅，各尽其态，各展其颜。 总的来说，可分为以下几类：（1）大胆、坦率、泼辣的女性形象；（2）天真、活泼、热情的女性形象；（3）矜持、深沉、温柔的女性形象；（4）快乐、幸福、成功的女性形象；（5）胆怯、犹豫、幽怨的女性形象；（6）勇敢、痴情、忠贞的女性形象。先从这几个方面简单加以评析。
大胆、坦率、泼辣的女性形象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召南·摽有梅》中的少女渴望爱情，便大胆示爱，丝毫不掩饰求偶的急切心情：“梅子纷纷落地，树上果实累累，要娶我的小伙，赶快趁着吉期。梅子纷纷落地，树上果子所剩无几，要娶我的小伙，现在抓紧时机。”这表白简单，直白，毫不做作，生动形象地显示出这些女子天真烂漫、大胆淳朴、浪漫不羁、毫无礼教束缚的痕迹。与此相似，《郑风· 褰裳 》中的女子没有少女的矜持和羞涩，而是简单直接地隔河向情人喊出“子惠思我 , 褰 裳涉漆。子不我思 , 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泼辣，豁达，爽直却又不缺心计。明明在河边等得焦躁心急，却不直接催促，而是爽朗快利地激他调侃他，这女子的大胆、泼辣可见一斑。此外还有《郑风· 溱洧》中的女子主动去约心上人去洧河共赏美景，大方自然，言谈举止之间丝毫没有扭捏害羞和矫揉造作的痕迹，阳光开朗。
之所以会有思想如此开放的女性出现在《诗经》的篇章中是因为《诗经》时代是我国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演变的时期。这是一个思想相对开放自由，民风开放淳朴的时代，尤其在西周王朝渐临崩溃的条件下，那些传统原始的民情风俗开始获得复苏。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当时女性的主体意识大大增强。因此，她们不封闭，不保守，敢于率直地发出珍爱生命、珍惜青春的急切心声。
天真、活泼、热情的女性形象
说起天真活泼，就不免让人想起《邶风·静女》中的静女。“静女其姝，涘我于城隅。爱而不现，搔首踟蹰。”美丽贤淑的静女与心上人约好在城隅相会，但活泼调皮的她却故意早到并且藏了起来，让痴情的小伙儿等得焦急万分，“搔首踟蹰”，善良的静女看到此情景终于不忍再藏下去。“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她突然出现在情郎面前，并送他一支彤管，多么天真活泼！你再看 , 子仲家的大姑娘 , 丢下手中针线活儿 , 跟着男友跑到闹市跳舞去了。“ 不绩其麻 , 市也婆要。”又把“ 握椒”赠给心爱的人。而《溱洧》中的女子则与男子相约一起出游，并赠之以芍药。
由于民情风俗的逐渐复苏，女性自主意识大大增强。为了追求自身生活的幸福美好，她们对爱情更富于积极进取精神。她们带着少女特有的天真烂漫，热情地追逐着爱情的幸福，纵情地享受着爱情的甜蜜。
矜持、深沉、温柔的女性形象
在情感方面，女性历来比男性要承受更多的痛苦，因此，不是所有女子都可以像上文所述的那两种女子一样洒脱，必然有女子是天性内向的。她们爱把自己最真实最真挚的情感埋藏在心底，羞怯与矜持使她们不敢直接表现出自己的爱，不敢坦率地向心上人表白心意，只是内心深处默默忍受煎熬。
如《王风·大车》“岂不尔思？畏子不敢。”——“难道我不想你吗？！不是，我是怕你不喜欢我，所以才不敢表达自己的情意。”这位矜持的女子因为怕在感情上受伤害，怕遭到拒绝，便在爱情面前畏畏缩缩。无独有偶，《郑风· 东门之墠》中的女子爱着邻家男子，却不敢主动靠近，于是便有了“其室则迩，其人甚远”的感觉，使其渴望爱情的内心更加焦灼，“岂不尔思？子不我即”的小小埋怨也在心中生成。即使她们获得了男子的爱，且这份爱炙热到“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地步，也不肯主动去找男子以解自己相思之愁，只是自己心里小小声“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纵我不往，子宁不来”埋怨男子不来看望自己。寥寥几字，却把少女的深沉与矜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矜持女子就是如此，即使与男子一见钟情，嘴上也会死撑着说些什么要保持点距离之类的话，与心中的焦灼完全相反，必定深受相思之苦。
快乐、幸福、成功的女性形象
说到成功便使人不得不想起《鄘 风 ·载驰》中的许穆夫人，相传许穆夫人念故国覆亡，不能往救，赴漕吊唁，并陈立国大计，到漕邑被许大夫所阻，因赋诗以言志，她可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爱国女诗人。这首诗突出描绘了一位家忧国恨相互交织的巾帼英雄形象。在封建礼规和省亲报国的矛盾处理中，充分地显示了她的卓远见识和和刚柔并济的爱国风采。据《左传》记载，许穆夫人赋的这首诗振奋了国人团结抗击外族入侵的精神，赢得了齐桓公的赞赏。除了事业上成功的许穆夫人，还有许多女子在爱情和婚姻中取得成功，过的幸福快乐。比如，《王风·丘中有麻》“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丘中有麦，彼留子国。彼留子国，将其来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玫。”详细地叙述了一位女子与其情人的定情过程，纯真的爱情经过颇具匠心的经营，终于迎来了收获。又如，《鱼藻之什·鸳鸯》中的男女经过甜蜜的恋爱，享受着众人的祝福，即将踏入婚姻的殿堂，并将像鸳鸯一样永远相伴。
她们充满勇气和自信，勇敢追求爱情与事业，并取得成功。通过自己努力得来的快乐幸福对她们来说应该是更甜蜜的吧。
胆怯、犹豫、幽怨的女性形象
自从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后，就开始以男子为中心，妇女处于依附地位，没有独立的财产支配权，只是生产劳动的工具，且被一大堆残酷的礼制束缚着，因此《诗经》中的女子不可能都是快乐的，有很多是胆怯、犹豫，幽怨的。
例如《邶风·谷风》中的女子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被弃痴女形象。《谷风》中的女子和一个男子相爱结婚后，勤劳、刻苦。但当日子稍稍好过了之后，男子却另有所爱，遗弃了她。在男子新婚之夜，她被迫离开了家门。这时她痛苦地埋怨丈夫只顾与新欢亲热说笑而不屑与自己在一起。在她离开家门的时候，男子连送别都懒得来。她只有痛心地回忆往事“何有何亡， 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求之。”，同时告诉新来的妻子“毋逝我梁，毋发我笱”，在踏出家门 的最后一刻她还不忘嘱咐那个负心人“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尔新昏，以我御穷”，而且还说“不念昔者，伊余来塈”幻想着男子能念旧从而回心转意。可以看出这位女子善良、贤惠、感情深挚同时又过于软弱和缠绵。除了被弃之苦，《诗经》中的女子还承受着想爱却不敢爱的痛苦。如《郑风·将仲子》中的女子喜欢仲子，但由于残酷的礼教桎梏着她的爱，当仲子翻墙来看她时，她却不敢与他接近。明明极爱却不敢爱，怕父母兄长责骂。怕人说闲话……女子的心饱受折磨，家人、爱人难两全，只能痛苦地选择婉拒，为的只是不耽误恋人的幸福。一位聪明善良我见犹怜的好姑娘跃然纸上。
勇敢、痴情、忠贞的女性形象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封建礼制日盛的时代，女性必然会处处受到压迫，包括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更包括感情上，于是便涌现了一大批勇敢的痴情女子。她们执著于情，痴迷于爱对强加于自己的婚姻进行了坚决的反抗。
看《召南·行露》中的女子，尽管那个蛮横的男子以打官司相要挟，强迫她嫁给他，她也坚定地表示“ 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她不畏 *** ，不惧舆论，坚决拒绝了自己不爱的男子的无理求婚。表现了她的自尊、自立，以及为维护人格的尊严和爱情的坚贞所作出的抗争。而 《鄘风·柏舟》 中描写的则是一位要求婚姻自主的少女“ 凳彼两髦 , 实维我仪 , 之死矢靡它”，她为了真挚的爱情，毫不畏惧父母之命，誓死也不改变主张，向母亲 向苍天呼喊“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呼声虽微弱，但这股叛逆的反叛精神不微弱，它引导着后代女子在追求爱情自由的道路上不断抗争。《 鄘风·蝃蝀》中的女子更为勇敢“ 蝃蝀在东，莫之敢指。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乃如之人也，怀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她为了追求幸福，不顾世人的指责和讥讽，义无反顾地与意中人私奔，顽强地与封建礼制作斗争。作为一个几千年前的女子，她就敢于追求婚姻自由，不得不让人钦佩。而《卫风·氓》中的女子虽被弃，但敢于面对现实，且做出“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决定，这也不失为一种勇敢。
通过上述这些女性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女性的真实生活状况。她们地位低下，没有独立的财产权更没有参政的权利，只是被当作劳动和生育的机器，完全成为了这男性沙文主义的牺牲品。在这种压迫下，有的女子顺从了，有苦只是往心里咽：而有的女子则勇敢的起来反抗，她们可能会遭受很大的阻力，但起码有了自由的希望。
《诗经》处于一个特殊的过渡时代，也正是因为这样它的篇章中才会出现如此丰富多彩的女子形象。透过这些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女子由自由到受压迫的过程，从而使《诗经》更具历史感，使这些形象的特质更能闪烁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民族性格的光芒，反映出当时璀璨的社会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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蒹葭是一首古典诗歌，其中描绘了一个伊人的形象。伊人是一位深思熟虑的女子，她身穿白色的长衣，手拿一把绿绮。蒹葭的作者把伊人比作一朵蒹葭，这种草花纤细而脆弱，很容易被摧残。同时，作者还描写了伊人优雅的气质和她深情的心态。
古往今来的文学史上，歌咏美人的诗篇不少。而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也不乏此类诗作。《诗经》中歌咏美人的诗作主要集中于《国风》。笔者从中撷取了六首，对其塑造的“美人”意象进行比较分析，以管窥《诗经》时代的审美观。 这六首诗分别是《君子偕老》、《硕人》、《有女同车》、《野有蔓草》、《月出》和《蒹葭》。 原文如下：《君子偕老》(《鄘风》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发如云，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扬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绉絺，是绁袢也。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硕人》(《卫风》) 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幩镳镳。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有女同车》(《郑风》)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野有蔓草》(《郑风》)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月出》(《陈风》)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蒹葭》(《秦风》)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这六首诗塑造了六位美人，她们美得各有千秋、各有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