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横画和捺画保持隶书的特点，常伸展到字形边界甚至超出边界；2、字形与隶书相比呈扁方形；3、突出的特点是撇捺向两侧伸展，收笔前的粗顿以及抬峰，使整个字形厚重稳健略显飞扬、规则中正而有动态，颇具审美价值。]
魏碑算是楷书的一种，它和晋朝楷书、唐朝楷书并称三大楷书字体。魏碑产生时,正值隶书向典型的楷书发展过渡时期。魏晋之际已经有了楷书，钟繇的《宣示表》、王羲之的《黄庭经》等楷书作品已然是比较成熟的楷书，但是大批西晋知识分子随晋室南渡之后，北朝的书风就和南朝大异了。北朝现存的碑刻大多是民间无名氏书法家的作品，和南朝士大夫所谓“风流蕴藉”的书法风格自然不一样。钟繇和王羲之完成了部分由隶变楷的过程，由于晋室南渡，北魏的民间书法家们没有继承多少他们的成果，而是遵循原来民间书法的发展轨迹，更多地是直接从汉魏时期的隶书演变而来。和南朝碑刻相比，清朝书论家刘熙载认为“南书温雅，北书雄健”；与唐楷相比，唐楷注重法度，用笔和结体趋于规范统一，魏碑则用笔任意挥洒，结体因势赋形，不受拘束。清朝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赞誉魏碑有“十美”：“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一句话概括:魏碑是一种具有强烈隶书风格的楷书,因此更加古朴而雄浑。 魏碑体是北朝碑刻的统称,其特点是笔力、字体强劲,是后世书法的一种楷模魏碑书法艺术，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佛教的造像题记；一类是民间的墓志铭。仅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就有三千余品，而著名的是《龙门二十品》。墓志在南北朝时十分盛行，其中北魏的墓志铭比前代都多，书法中带有汉隶笔法，结体方严，笔画沉着，变化多端，美不胜收。康有为称魏碑有十美，概括了魏碑书法雄强、朴拙、自然天成的艺术特点。魏碑是指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现存的魏碑书体都是楷书，因此有时也把这些楷书碑刻作品称为“魏楷”。魏碑原本也称北碑，在北朝相继的各个王朝中以北魏的立国时间最长，后来就用“魏碑”来指称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在内的整个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这些碑刻作品主要是以“石碑”、“墓志铭”、“摩崖”和“造像记”的形式存在的。
太夸张了，中国文字也不过3000多年历史
一、魏碑体的特点： 1、横画和捺画保持隶书的特点，常伸展到字形边界甚至超出边界； 2、字形与隶书相比呈扁方形； 3、突出的特点是撇捺向两侧伸展，收笔前的粗顿以及抬峰，使整个字形厚重稳健略显飞扬、规则中正而有动态，颇具审美价值。 “魏碑体”的形成及其意义 摘要:北魏时期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关键时期，北魏洛阳时期形成了一种风格独特的楷书，我们称之为“魏碑体”。在清朝康有为的大力推崇下，名声大噪，享誉书法史，但是“魏碑体”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它的形成与发展交织着政治、宗教和历史文化的变迁。从目前发现的众多碑刻墨迹当中，笔者想通过此文理出一条魏碑体形成发展的轨迹。本文将着重探讨“魏碑体”在北魏时期的形成与发展，并对“魏碑体”所包含的意义与价值作简要的分析。]
太夸张了，中国文字也不过3000多年历史
揭开浙江省造光绪元宝“楷书”版银币之谜
关于这枚钱，钱币学者孙浩介绍说：浙江地处沿海，通行洋银甚早，清季虽已设厂造币惟大量产制银元是民国以后的事。由于筹建较迟，光绪二十五年浙局开铸后即奉旨停工，机器拆迁他处；营运期间所出银币数额不多，因正面采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碑文的书法，俗称“魏碑”。然而存世另有一种铭文为楷体之“浙江楷书”，极罕见。惜国内文献记载欠缺，故早年藏界对其出处及年代的说法纷纭，莫衷一是。“楷书”版在多数钱币书籍之记载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如大陆出版之钱屿《金银货币鉴定》、董文超《中国历代金银币通览》、李晓萍《中国近代金银币图典》、台港之张惠信《中国货币图录》、林国明《中国金银币目录》等，包括由杭州市钱币学会编辑出版之《浙江钱币》一书皆如是说。
浙江首座正式的造币厂是在浙江巡抚廖寿丰向朝廷准设浙江银元局后，自德国购置机器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开铸。而后来清廷却以各省设局过多，成色重量参差、不便商民使用，荼靡经费，于该年四月下令除特许外均停铸银元，因此其即于是年七月奉旨停工，设备拆运至北京，作为筹办“京局”之用，后京局造币厂在次年毁于八国联军战火。浙江当局因此也没有再继续生产银币。因此“浙江省造光绪元宝”银币实际流传下来的数量相当稀少。
本人三十年前有缘得到一枚浙江省造光绪元宝楷书（缶宝）七钱二分银币，当时不知其价值，近来从网上查询得知其珍稀。该币从网上查询之档案完全吻合，该币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浙江省在尚未筹办好造币厂之前，国内湖北银元局（背面英文证明）代铸样币。该币楷书端庄秀丽、铸工精良，龙图及楷体字口深峻，镜面版底精铸，均匀淡彩银光，精美绝伦。从实物痕迹中可看出当时同批铸品可能销毁（流通过程中无法形成此痕迹），因浙江银元局正式开铸（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没有采用楷体（采用“魏碑”字体）。从实物中看出该币银色滋润，光泽柔软，声音脆而洪亮，柔和悦耳，余音悠长，淡淡墨色呈油汗状物包浆，层次色泽十分丰富，流通磨损痕迹自然，边齿规整均匀，齿内包浆十分明显，币面币背机铸纹（特别是“江”字周围机铸纹理）清晰可见。该币正面整体金黄色（镜面版底精铸）呈样币形式，而反面色泽并不匀称则以普通流通币形式出现，因浙江银元局当时只需正面币模（样币正面即可，后面来历说明）。该币因何原因流落民间不得而知。直径，厚度，重量克。
结论：由于筹建较迟，浙江省在尚未筹办好造币厂之前，委托湖北银元局试铸了该款（楷体）样币，浙江银元局打破了各省千篇一律、千钱一面（楷书体）样式，选择了“魏碑”字体。注“魏碑”版的由来（即浙江光绪银币由来）：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1897年1月），浙江巡抚廖寿丰请准后向德国购置机器，订购设备时包括样币和模具（二十三年浙江省造，来自德国奥图·拜赫厂档案揭露），由于交付时（奥图·拜赫厂档案记录：1898年2月16日即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交付）正面币面上所标示的“光绪二十三年造”与实际年份不符，故正面币模弃用。浙江银元局需要正面币模（背面币模随德国设备而来），只好委托当时国内铸模工艺比较成熟的湖北银元局设计，而湖北银元局只是将自己的正面币模去掉“湖北”加“浙江”并铸成样品呈浙江审核（即：背面无作用，只是镶配上去才能铸成正面样品），浙江银元局审批未通过，重新要求湖北设计另外一种款式（“魏碑”字体，见：2015-07-19，新浪博客深谈『1899年浙江省造魏碑体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币试铸样币』的特征及防伪设计）。最终正面采用湖北“魏碑”模具，反面采用德国“二十三年造背面”模具。（见2018年5月30日，孙浩：【史海钩沉】浙江“二十三年”与魏碑版光绪元宝银币）
(本图片本人实物拍摄并填补了百度百科“浙江省造光绪元宝缶宝七钱二分”空白)
摘自网上各位专家对该款国产样币的评论：这枚浙江省造光绪元宝整体呈金黄色，熠熠发光的钱币造型给人一种贵族之气，也同时展现出它距今年代的久远。钱币的设计非常精致，不仅图案保存完整，刻字还异常的清晰，这在当今的钱币市场中已经变得并不多见，小而精的造型更是让众人大开眼界。楷体字磅礴大气、镌刻细腻、分布匀称、字体清秀挺拔、笔画刚劲有力，端庄秀丽、犹如石碑。整个币面的造型非常和谐美观。背面中央精刻着全身舞动的飞龙，神龙目光炯炯有神、身姿娇健、霸气威武、纹路清晰、如刀刻所成。整器历史留来的沧桑感清晰可见，品相完好、币面干净、字迹清晰、色泽温润、包浆纯正、小巧别致、异常精美，具有非常高的艺术观赏价值、考古价值和收藏价值。
关于揭开“浙江楷书版银币”谜底的来由：浙江“楷书”如此，本人百思不得其解，近来看到2018年5月30日孙浩：【史海钩沉】浙江二十三年与魏碑版光绪元宝银币的文章，才解开谜底，而此币图册2018年5月30日之前已上百度（6月17日更正为1898年）。
关于“浙江楷书版银币”改刻问题的释疑： 改刻必有痕迹，流通币与样币不同（样币版底为镜面Proof），还可用高倍放大镜检测或用超声检测字体内部结构，再说改刻者也不可能改刻如此无隐蔽、离谱的东西。而该币正面版底为镜面Proof、“江”字周围机铸纹理、包浆、秀丽字体都证明是原币无疑。
答：北碑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碑刻莫过是魏碑。魏碑书法的风格雄强矫健，与南方飘逸俊秀的书风迥异。它那种方棱分明、锋铩铦利的笔画十分特殊，用目前通行的五字执笔法来写魏碑是很 近年来书学研究有长足的进步，对于笔法发展的认识，也有较大的突破。其中沙孟海先生的《古代书法执笔初探》（注1）和王玉池先生的《从高昌砖志谈魏碑》（注2）这二篇书论堪称杰作。若去对照分析研究，魏碑写法之谜会豁然开朗。 沙孟海先生在《古代书法执笔初探》一文中认为：写字执笔方式古今不相同，主要是随着坐具不同而移变。他根据晋代习俗是“席地而坐”，又以多幅古画中的人物执笔姿式为据，得出了唐代以前书法执笔是斜执笔的结论。令人遗憾的是，他没有把这个科学的结论用以分析魏碑的笔法，而在《碑与帖》一文中说：“北碑戈戟森然，实由刻手拙劣，信手切凿，决不是毛笔书丹便如此。”（注3）使这个见解没超过一般学者的范围。 王玉池先生在《从高昌砖志谈魏碑》一文中，根据《高昌砖 —————————— （注l） 见《中国书学研究交流会论文选集》 （注2） 见香港《书谱》1984年二期 （注3） 《高昌砖集》中《画承及妻张氏墓表》前五行已刻，后三行只书丹，未刻。沙先生根据刻书不合，而认为北碑戈戟森然，实是由刻手造成的。但是，沙先生忽略了北方刻工之所以会有这种固定的刀法，是因为他们长期刻魏碑书的结果。由于形成了习惯性刀法，即使是写的一般字，也会刻出如魏碑书的效果。《高昌砖集》中保留了不少北碑笔法的墨迹，这个事实能雄辩地说明魏碑的方整不是主要靠刀刻出的，而是毛笔写出来的。 集》里保留着不少典型的北碑写法的墨迹，而这些墨迹书写的年代与中原北碑兴起属于同一时期，因此他认为：毛笔是能够写出魏碑中那种见棱见角的字来，虽然有刀刻使字变方整的现象，但不是主要因素。他以为魏碑这种方饬的笔画，可能是古人用一种现在已失传了的笔法来写的，并推想这种失传的笔法是“偃笔侧锋”，把笔杆、笔锋同书写面保持斜角、譬如四十五度角，很容易写出魏碑那种犹如刀刻般的书法效果。 沙孟海先生虽然得出了唐以前是斜执笔的科学结论，但是他没有用这个结论去认识魏碑的写法，遗憾地被刀刻的因素所迷惑；王玉池先生虽然认识到魏碑方饬的笔画，可能是用“偃管侧锋”的笔法写出，而刀刻不是主要因素，但是，他把这种认识也遗憾地停留在推想阶段。
所谓“汉字性质”都是指的文字体系的“特征”。文字类型学把文字体系的“特征”分为三个方面（三相），每个方面又分为几个层次： 1、符号形式（符形相）：文字的基本符号形式，分为如下的层次：a.图符（图形符号），b.字符（笔画结构），c.字母符号。 2、语言段落（语段相）：基本符号所代表的语言段落，分为如下层次：“长语段”分为a.篇章，b.章节，c.语句；“短语段”分为d.语词，e.音节，f.音素（音位）。“长语段“都是原始文字，“短语段”才是成熟文字。 3、表达方法（表达相）：基本符号的表达作用，分为如的层次：a.表形，b.表意，c.表音。表达方法是创造文字的方法。 每一种文字体系都有三方面的特征，不同方面的特征同时并存，并不彼此排斥。三方面特征的聚焦，就是这种文字体系的类型。有单纯类型，有兼容类型。
其实汉字的性质说的是：汉字是一种义音结合的文字，是形、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这是汉字区别于印欧文字的主要特征。我们之所以可以通过分析汉字的字形来帮助理解词义，是因为汉字有着悠久的历史，尤其是古代象形文字，在创造汉字时即能够以形辨义，虽然经过历史的发展，汉字在形体上有所变化，但汉字总体上改变不大，通过字形依然可以帮助理解意义。
5很难拿到论文，100也许会有人花点功夫。
第一，表意字字形在词义研究中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们能够帮助我们确定字的本义，字义就是造字时准备让它表示的意义，确定本义，对于正确理解字义的发展变化有很大帮助。例如，行字有行走、道路、行列等意义，从古文字字形看，“行”的本义应该是道路，行走和行列这两个意义，分别是从道路这个本义引申出来的，从行走这个意义又引申出流行，通行，施行，经历，行为等意义。
从行列这个意义又引申出排行，行列等意义，商行，银行的行大概又是行业之行的引申义，字义发展变化的途径就很清楚了。第二，能借助于某个表意字的字形，能纠正长期以来对它所代表的词义的内涵的不确切的理解，例如暴虎冯河的暴古义训释为“徒搏”，但是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发现“暴”应该是徒步搏虎，并不是一定不拿武器。第三，借助表意字字形能找出早已被人们遗忘的本义。
内容 ：改汉姓 穿汉服 学汉礼 结汉亲 用汉制 迁都洛阳评价：加速了北方民族封建化的进程，促进民族间的融合，丰富了中华文化
改革内容改革概述 孝文帝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范围极其广泛，内容也极为丰富。总体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第一，推行均田制。在均田制的同时又颁布了与之相联系的三长制和租调制。均田制使农民分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成为国家的编户，保证了地主们的基本利益及土地私有制。而租调制则相对减轻了农民的租调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从另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整顿吏治。吏治的败坏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同时也使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矛盾。在这项改革措施中，以“治绩”的好坏为标准。整肃了官僚机构，巩固了封建统治。第三，迁都洛阳。为了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加强对黄河流域的控制，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495 年正式迁都洛阳。第四，实行汉制与移风易俗。主要内容有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复姓、定族姓、迁都洛阳等，这是孝文帝改革中最重要的措施。 推行均田制 推行均田制：即按一定的标准，将国家控制的士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土地不得买卖。均田制推动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设立三长制：这是北魏基层的行政组织，它的职责是检查户口，征收租赋，征发徨役和兵役，推行均田制。三长制的推行健全了地方基层政权，取代了宗主督护制，保证了国家对人民有效的控制。 推行新的租调制：规定一对夫妇每年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量的租调。改革了原来赋税征收上的混乱现象。使农民的负担大为减轻。 整顿吏治 北魏孝文帝制定官吏俸禄制，整顿吏治。俸禄由国家统一筹集，不许官吏自筹。惩治贪污。这些措施使吏治有所好转；推行“均田制”，把国家控制的土地（露田）分配给农民，成年男子每人四十亩，妇女每人二十亩，让他们种植谷物，另外还分给桑地。农民必须向官府交租、服役。农民死了，除桑田外，都要归还官府。这样一来，开垦的田地多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比较稳定，北魏政权的收入也增加了。 迁都洛阳 魏孝文帝是一个政治上有作为的人，他认为要巩固魏朝的统治，一定要吸收中原的文化，改革一些落后的风俗。同时，北魏自定都平城以来到孝文帝已近百年。平城气候恶劣，生产粮食不能满足京城的需要。平城地处偏僻，是北魏政府很难有效的控制中原地区，北方的少数民族柔然也逐渐强大起来，对北魏构成威胁。他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迁到洛阳。 他怕大臣们反对迁都的主张，先提出要大规模进攻南齐。有一次上朝，他把这个打算提了出来，大臣纷纷反对，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 孝文帝发火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你想阻挠我用兵吗？”拓跋澄反驳说：“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险，哪能不讲。” 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宫里，再单独召见拓跋澄，跟他说：“老实告诉你，刚才我向你发火，是为了吓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是个用武的地方，不适宜改革政治。现在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都不行。这回我出兵伐齐，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领文武官员迁都中原，你看怎么样？” 拓跋澄恍然大悟，马上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张。 公元493年，魏孝文帝亲自率领步兵骑兵20万南下，从平城出发，到了洛阳。正好碰到秋雨连绵，足足下了一个月，到处道路泥泞，行军发生困难。但是孝文帝仍旧戴盔披甲骑马出城，下令继续进军。大臣们本来不想出兵伐齐，趁着这场大雨，又出来阻拦。孝文帝严肃地说：“这次我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给后代人笑话。如果不能南进，就把国都迁到这里。诸位认为怎么样？” 大家听了，面面相觑，没有说话。孝文帝说：“不能犹豫不决了。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不同意的站在右边。” 一个贵族说：“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么迁都洛阳，我们也愿意。”许多文武官员虽然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也都只好表示拥护迁都了。 孝文帝把洛阳一头安排好了，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里的王公贵族，宣传迁都的好处。后来，他又亲自到平城，召集贵族老臣，讨论迁都的事。 平城的贵族中反对的还不少。他们搬出一条条理由，都被孝文帝驳倒了。最后，那些人实在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 “迁都是大事，到底是凶是吉，还是卜个卦吧。” 孝文帝说：“卜卦是为了解决疑难不决的事。迁都的事，已经没有疑问，还卜什么。要治理天下的，应该以四海为家，今天走南，明天闯北，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再说我们上代也迁过几次都，为什么我就不能迁呢？” 贵族大臣被驳得哑口无言，迁都洛阳的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孝文帝把国都迁到洛阳以后，决定进一步改革旧的风俗习惯。 迁都洛阳原因： 洛阳是古代帝王理想的建都立业之所，也是汉文化积淀深厚之地，迁都洛阳是北魏孝文帝一生最重要的功业之一。作为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这一举措体现了一代帝王的雄才大略。孝文帝为何要迁都洛阳，今天仍值得我们去探究。 第一，与倾慕汉族文化有关。孝文帝拓跋宏受过良好的汉文化教育，对汉民族的文化极其崇拜。他从小由其祖母冯太后抚养，冯太后是汉族人，知书达理，聪明果断，曾执掌北魏大权二十多年，她参照汉族的文化制度，颁布了许多重要的改革措施。孝文帝在她的熏陶下，成长为汉文化忠实的推行者。 孝文帝说过：“此间（指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魏书·任城王传》），这段话清晰表明：为了向先进的汉文化学习，改变本民族的落后面貌，就必须迁都到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去，而洛阳是中国文化比较集中的地方。迁都以后，孝文帝推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可见孝文帝迁都与其倾慕汉族文化有关。 第二，统治中原的需要。孝文帝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他不愿仅仅做“夷狄”君王，还要做中国人的君王。要想做中国人的君王，自然要把国都放在中国正统的国都所在地更名正言顺。孝文帝曾说：“国家兴自北土，移居平城，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魏书·任城王传》）这表明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北魏都城平城位置偏北，不利于对广大中原地区的统治。他关于“帝宅”、“王里”的说法，说明他要通过迁都洛阳以获得汉族地主认可的正统地位。另外，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以后，连年对南齐用兵，直到卒于南征的军事行动中，可见孝文帝还希望通过迁都洛阳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 第三，解决粮食供给问题。平城偏北地寒，粮食产量非常有限。当时有人作《悲平城》诗：“悲平城，驱马入方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后来，作为京城的平城人口日益增多，官吏队伍逐渐庞大，粮食供给问题凸显出来。当时平城没有水陆漕运，交通极不发达，从关内运粮到平城，不仅费时费力消耗多，成本也极其昂贵。而洛阳处于北方的中心地带，平原地区，交通便利，迁都洛阳就解决了最根本的粮食问题。 第四，地理环境的影响。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地处偏北，地形多山，气候干旱，气温偏低，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自然条件制约着北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洛阳地处黄河中下游西岸，卧居中原，山川纵横，素有“九州暖地”之称，四季分明，气候宜人，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自然成了古代帝王理想的建都场所。曾是东周、东汉、曹魏等朝代的都城。孝文帝迁都洛阳真乃明智之举，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举措，不仅展现了一代帝王的雄才大略，其结果使洛阳在曹魏、西晋之后再度繁华、辉煌。 孝文帝还是一位卓越的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和改革家。 实行汉制与移风易俗 1.易服装：鲜卑贵族一律改穿汉装。 2.讲汉语：孝文帝宣布以汉语为“正音”, 称鲜卑语为“北语”，要求朝臣“断诸北语，一从正音”。（ 3.改汉性，定门第等级。孝文帝下诏，将鲜卑人原有的姓氏改为汉姓。他还参照汉族门阀制度的做法，来确定鲜卑贵族的门第高下，并按照门第高低来选拔人才，任命官吏。 4.通婚姻：孝文帝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通过这种政治联姻把两族统治者的利益和命运紧密联在一起，以巩固统治。 5.改籍贯：凡已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以洛阳为原籍。目的：进一步学习和采纳汉族的典章制度和生活方式，促进鲜卑族贵族积极接受汉族文化。作用：促进了鲜卑人对汉族文化的认同，争取到汉族地主的支持，有力地推动了政权向汉族王朝统治模式转化。 史实 有一次，他跟大臣们一起议论朝政。他说：“你们看是移风易俗好，还是因循守旧好？” 咸阳王拓跋禧说：“当然是移风易俗好。” 孝文帝说：“那么我要宣布改革，大家可不能违背。” 接着，孝文帝就宣布几条法令：改说汉语，三十岁以上的人改口比较困难，可以暂缓，三十岁以下、现在朝廷做官的，一律要改说汉语，违反这一条就降职或者撤职；规定官民改穿汉人的服装；鼓励鲜卑人跟汉族的士族通婚，改用汉人的姓。北魏皇室本来姓拓跋，从那 时候开始改姓为元。魏孝文帝名元宏，就是用了汉人的姓。 魏孝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北魏政治、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鲜卑族和汉族的融合。 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决心开始进行改革。他的汉化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首先得力于他知人善任。他不仅重用主持改革、提倡汉化的鲜卑贵族，还重用了许多有才干的汉族人。他深知笼络汉族地主对于巩固北魏统治的重要性，所以他一直不持民族偏见，重用汉人。对南朝投降过来的官吏，他也能不加怀疑，待之以礼。孝文帝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为自己的改革组织了一个智囊团，在这些智囊的支持和帮助下，孝文帝从改革鲜卑旧俗，学习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着手，开始了自己的改革。 他首先下令，禁止鲜卑贵族穿着胡服，一律改穿汉族衣服。后来又禁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一律改说汉语。公元496年，孝文帝又下令改变鲜卑贵族的姓氏。他先把皇族的姓氏拓跋氏改为元氏，所以孝文帝拓跋宏又称为元宏。还把其他的100多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同时下令改变鲜卑人的籍贯。规定凡是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就算是洛阳人，死后不许归葬塞北。孝文帝这些强制性的政策，都是为了减少民族差异、民族隔阂。许多贵族虽然心怀不满，却也只能执行。 为了拉拢汉族地主，扩大统治基础，孝文帝还主张同汉族通婚。他自己率先娶汉族大姓卢、崔、郑、王4家的女儿为妃，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汉族大姓，还为自己的5个弟弟都娶了汉族地主的女儿为妻。这种姻亲关系，把汉族地主和鲜卑贵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壮大了北魏的统治力量。而且，血统的交融，加速了鲜卑的汉化。孝文帝还废除了鲜卑族原来的政治制度，让王肃仿照南朝齐，重新制定了一套官制礼仪，修订法律，改革官职名称等。 孝文帝还延用了汉族的门阀制度。他把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按门第分成4等，并按照门第等级，来确定官职的高低。这套制度在北朝一直沿用，从而形成了关陇氏族和代北氏族两大门阀集团。直到唐朝，武则天修《姓氏录》，才彻底否定了门阀制度。孝文帝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使北方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与汉族逐渐趋同，使中原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的食物、服饰、艺术、生活用具等，逐渐融入汉族人民的生活之中。孝文帝还颁布“均田令”，实行租调制，为北方经济的恢复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使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封建化。 孝文帝对汉族的文化艺术也有很大兴趣。他从小就接受汉族文化的教育，不仅“五经之义”能拿过来就讲，史书传记、诸子百家涉猎颇多；对汉族的诗文也很有研究。孝文帝不仅改革鲜卑贵族的生活习俗，还教育他们学习汉族文化，从更深的文化层次改造他们。孝文帝对自己民族的落后有清醒的认识，不夜郎自大，不固步自封，虚心学习。他积极创办学校，传播文化知识，还搜集整理天下书籍，使因战乱而衰落的北方文化开始复兴。在他的带动下，鲜卑人进步很快。 孝文帝对北魏宗教艺术的发展也有很大贡献。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就是个极其虔诚的佛教徒，他本人也崇信佛教。因此，孝文帝大力提倡佛教。在他统治期间，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当时最重要的佛教艺术形式，就是石窟艺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洛阳龙门石窟就是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那一年开始开凿的。 通过孝文帝的改革，鲜卑族的经济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比起同期进入中原的其他民族，如羯、氐等，鲜卑族的汉化程度无疑是最高的。改革的历史作用 孝文帝的改革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以及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但从另一方面，孝文帝的改革也促进了北魏政治、经济的发展，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作用。鲜卑族用武力征服了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但却不得不被汉族较高的文化所征服, 并从中吸收了汉族文化精华，更加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巩固了封建统治。同时汉民族也从中吸收了鲜卑族文化中优秀的部分，使自己的发展更为完善。 孝文帝的改革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推动作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就是各个民族不断交流、融合所产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应该具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与民族情感，懂得民族间的尊重与友爱。然而孝文帝的改革也遇到了鲜卑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在孝文帝的坚决镇压下才保证了汉化政策的推行，巩固了改革的成果，由此也可见孝文帝改革的勇气与决心以及高瞻远瞩的改革眼光。 整合： 1.北方社会经济有了明显发展：农业生产工具得到改进，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粮食产量增多，畜牧业得到发展。手工业生产日益活跃，商业活动也日趋活跃。 2.政权封建化加速：迁都洛阳以后，鲜卑统治者接受了汉族先进文化制度，大大加速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对北魏社会政治生活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促进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北魏孝文帝改革不仅缓和了民族矛盾，巩固了封建统治，更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为结束长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评价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魏孝文帝作为一个落后民族的统治者，为了政权的巩固，抛弃狭隘的民族偏见，比他的前辈提供了新东西。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推行均田制，并颁布与之相联系的三长制和租调制。均田制使农民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抑制了土地兼并，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征发摇役。三长制使许多农户成为国家直接掌握的编户，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租调制则相对减轻了农民的租调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整顿吏治。吏治的败坏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也使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矛盾。通过整顿吏治，整肃了官僚机构，巩固了封建统治。第三，促进民族融合。主要内容有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汉姓、定族姓、迁都洛阳等，这是孝文帝改革中最重要的措施。
孝文帝的改革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以及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但从另一方面，孝文帝的改革也促进了北魏政治、经济的发展，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作用。鲜卑族用武力征服了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但却不得不被汉族较高的文化所征服, 并从中吸收了汉族文化精华，更加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巩固了封建统治。同时汉民族也从中吸收了鲜卑族文化中优秀的部分，使自己的发展更为完善。孝文帝的改革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推动作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就是各个民族不断交流、融合所产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应该具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与民族情感，懂得民族间的尊重与友爱。然而孝文帝的改革也遇到了鲜卑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在孝文帝的坚决镇压下才保证了汉化政策的推行，巩固了改革的成果，由此也可见孝文帝改革的勇气与决心以及高瞻远瞩的改革眼光。但是，在历史上，一度因改革而强盛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死后仅30余年便迅速地分崩离析，走向灭亡了，这事实本身就很自然会引起历史学者对孝文帝改革（尤其是他的汉化措施）的作用与意义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并形成不同的看法。因此，对孝文帝改革持否定态度者也不乏其人（尽管仅占少数）。早在古代，批评孝文帝汉化政策的言论就多见于有关典籍，马端临、叶适、王夫之、赵翼等人均在自己的著作中斥责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是“好名慕古而不实见国家大计”（《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四），强调“国势之衰，实始于此。一传而宣武，再传而孝明，而鼎祚移矣”（《廿二史剳记》卷十四）。指出孝文帝是典型的虚伪之徒，“拓跋宏之伪也，儒者之耻也。夫宏之伪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读通鉴论》卷九）。近些年来，对孝文帝汉化改革持否定意见的论著明显增多。陈汉玉《也谈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郝松枝《全盘汉化与北魏王朝的速亡──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经验与教训》（《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赵向群等《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与拓跋民族精神的丧失》（《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等论著，就是其中的代表者。其主要观点是：一是孝文帝改革的思想和内容是恢复礼乐，是“迂腐的儒化”，“消极的汉化”，学来的主要是汉文化的糟粕，汉人的繁缛腐朽。二是孝文帝的改革不但没有振兴北魏，反而加速了北魏国家和拓跋民族的衰亡。认为孝文帝汉化改革，丢掉的是拓跋的长处──勇武质朴，削弱了北魏的军事力量，这是孝文帝终不能强大魏国的重要原因。三是孝文帝推行的不加扬弃的全盘汉化，尤其是大定族姓，移植门阀士族制度，这使得尚无文化积淀的鲜卑拓跋贵族迅速腐化，这严重消蚀了北魏统治者的锐气与活力，激化了社会矛盾与冲突，致使北魏统治迅速由盛转衰，归于灭亡。总之，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不适合北魏国家的国情和族情，是北魏政治危机的开端，北方的革命性完全被南方的虚腐性所取代，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整合：1.北方社会经济有了明显发展：农业生产工具得到改进，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粮食产量增多，畜牧业得到发展。手工业生产日益活跃，商业活动也日趋活跃。2.政权封建化加速：迁都洛阳以后，鲜卑统治者接受了汉族先进文化制度，大大加速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对北魏社会政治生活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促进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北魏孝文帝改革不仅缓和了民族矛盾，巩固了封建统治，更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为结束长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分类: 文化/艺术 >> 历史话题 问题描述: 北魏建立后，孝文帝太和中改革的官职与前期有怎样的差别？与世宗显明中确立的官职又有怎样的差别？ 解析: 一、太和改制前北魏政治与财政体制的转型 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在牛川“即代王位”后，“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分治其众。以上谷张兖为左长史，许谦为右司马，广宁王建、代人和跋、叔孙建、庾岳等为外朝大人，奚牧为治民长，皆掌宿卫及参军国谋议。长孙道生、贺毗等侍从左右，出纳教命”[3]。这是北魏立国之初体制转化的第一步，形成部落大人制和魏晋十六国以来班爵制并存的胡汉杂糅体制，非驴非马。但其政治体制此时仍是胡族体制据主导地位，中央政治体制上的内外官并行制更为明显。 拓跋鲜卑内朝形成的时间，远早于登国年间。史载，拓跋什翼犍在建国二年（339），“始置百官，分掌众职”[4]。这实际上就是《魏书·官氏志》所言：“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于者应选。又置内侍长四人，主顾问，拾遗应对，若今之侍中、散骑常侍也”。这种带有氏族制残余的制度经过百余年发展后，到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又设外官系统，“置幢将及外朝大人官”[5]。至此，拓跋魏最终形成了内外朝制政治体制，并以制度形式确定下来。 有关北魏初期内外官并行的政治体制，严耀中有深入研究。他指出北魏建国伊始，便并存着内、外两个官员系统，各有职司，分庭抗礼，认为北魏内行官的文官系统主要职责在于“主顾问，拾遗应对”；掌机密，出入诏命；“察举百僚”；“摄行祭事”；典掌内库；典诸曹；领御食、医药等事；折狱。内行官中武职系统的主要任务是禁卫皇帝和宫室。但随着北魏版图扩大和被统治民族人数的急剧增多，外朝官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并成为北魏的主要行政机构。自太和之后，有关北魏的史料上就再也找不到关于内行官员的记载。这是孝文帝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6]。 北魏初期内外朝并存的现象，在赵超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7]一书中也有颇多记述，从中也能清楚观察出北魏内外官制一直延续到太和官制改革之际。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山西灵丘县考古发现的北魏文成帝拓跋浚和平二年（461）南巡碑，其中随行拓跋浚的280余位随从中有所谓的内阿干、库部内阿干、内行内三郎、内行令、内行内小、库部内小幢将等内朝官称谓，这对我们了解北魏前期政治制度特别是内外官制度有重大帮助[8]。 当然，太和改制前北魏制度转型并非单纯的内外官体制的形成，还包括爵制、礼制改革，中央集权逐渐加强，生产方式变迁等诸多方面。这一切都对该时期北魏财政体制产生了一定影响，只不过内外朝体制对北魏太和改制前财政制度的影响更大而已，这是首先要明确的。 与北魏太和改制前政治体制形成相联系的就是其财政体制的形成，而财政管理属于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关北魏太和改制前财务行政的内容，《魏书》载之甚略。但众所周知，北魏立国伊始就设立了所谓尚书三十六曹的机构，依照魏晋官制，尚书部分诸曹应是掌管财务行政的机构，北魏太和改制前是否如此，值得探讨。 皇始二年（397），拓跋珪任命崔逞“为尚书，任以政事，隶三十六曹，别给吏属，居门下者”[9]。这是文献所见到的北魏最早设置尚书三十六曹的记载。次年（398），拓跋珪命崔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10]。天兴二年（399），拓跋珪命“吏部尚书崔宏通署三十六曹”[11]。但在同年又“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12]，解散了尚书省。天兴四年（401），“复尚书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译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到天赐二年（405），又“复罢尚书三十六曹，别置武归、修勤二职。武归比郎中，修勤比令史，分主省务”[13]。此后十余年的拓跋嗣统治时期就干脆找不到尚书省机构了。这正如陈琳国所指出的，北魏拓跋珪、拓跋嗣时期“三省制并没有坚持下去”，“在主持三省的汉族士人被杀或黜免以后，三省殆同虚设，甚至废弃不置了”[14]。北魏初期尚书三十六曹的频繁废立说明该时期北魏体制波动之剧烈，这是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同时也说明在魏晋时期负责财政管理的尚书诸曹在拓跋珪、拓跋嗣时期徒有其名，不可能发挥财政管理的职能。 拓跋焘刚继位，就“以河内镇将代人罗结为侍中、外都大官，总三十六曹事”[15]，将三十六曹恢复。五年之后，即神 元年（428），拓跋焘“置左右仆射、左右丞、诸曹尚书十余人，各居别寺”[16]，尚书省担负起中央行政中枢的重任。但是，拓跋焘所恢复的尚书制从形式到内容又都显著保留着鲜卑制的残余，因而它既与魏晋的尚书省，也与北魏太和改制后的尚书省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就是突破“八座”之制，并设多曹[17]。表现在财政管理上就是财政权力在集中于皇室的基础上又呈现分散态势。 太和改制前，由于部落酋长和诸部大人对皇权的分割，国家权力呈现分散状态，皇权尚不强大，其财政管理体制表现出相应的多头管理特点。这种分头管理财政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诸部大人和部落酋长在财政收支上的自主性。随着皇权的加强，部落大人权利渐趋衰微，中央财政权力逐渐集中。就中央财政体制而言，内朝官系统参与负责财政管理的内容颇多，外朝官则在财政管理上几乎无所事事。 《通典·职官典》言，“后魏初有殿中、乐部、驾部、南部、北部五尚书。其后亦有吏部（初曰选部）、兵部、都官、度支、七兵、祠部、民曹等尚书。又有金部、库部、虞曹、仪曹、右民、宰官、都牧、牧曹、右曹、太仓、太官、祈曹、神都、仪同曹等尚书（自金部以下，但有尚书之名，而不详职事）”。《通典》所述北魏尚书制度之沿革是就整个北魏王朝而言，较为准确的反映了北魏尚书制度的演进。但就其所言北魏初期五尚书的设置而论，在北魏前期发挥作用的主要财政职官为殿中、驾部、都牧尚书、内行长等。 北魏殿中尚书何时设置不得而知，但从《魏书》记载看，殿中尚书在拓跋珪时就已有之。如雁门原平人段霸，在拓跋珪时“以谨敏见知，稍迁至中常侍、中护军将军、殿中尚书”[1]，但其职责不明确。到拓跋焘时，殿中尚书的职责开始明确，史言，“佛狸置三公、太宰、尚书令、仆射、侍中，与太子共决国事。殿中尚书知殿内兵马仓库，乐部尚书知伎乐及角史伍伯，驾部尚书知牛马驴骡，南部尚书知南边州郡，北部尚书知北边州郡。又有俟勤地何，比尚书；莫堤，比刺史；郁若，比二千石；受别官比诸侯。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比官，皆使通虏汉语，以为传驿，兰台置中丞御史，知城内事。又置九豆和官，宫城三里内民户籍不属军戍者，悉属之”[2]。北魏前期的殿中尚书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知殿内兵马仓库”，从“殿内”一词清楚反映出其服务于皇室衣食住行的职能，职位颇为重要。 驾部是太和改制前掌牛马驴骡的重要机构。北魏驾部设有驾部尚书令、驾部给事中、驾部郎中、驾部校尉等职。《魏书·官氏志》言北魏兴安二年（453），“置驾部尚书、右士尚书”[3]，此说有误。应该说早在太武帝拓跋焘时就已经有了驾部尚书一职，如安原，“世祖即位，征拜驾部尚书”[4]；尉元，“神 中，为虎贲中郎将，转羽林中郎。小心恭肃，以匪懈见知。世祖嘉其宽雅有风貌，稍迁驾部给事中”[5]；阉官孙小在拓跋焘时，“转小领驾部，课理有方，畜牧蕃息”[6]；张修虎也曾任“都牧、驾部二曹给事中”[7]。北魏“驾部掌车舆、牛马厩牧等事”[8]，具有生产与使用两种管理职能。就生产而言，驾部负责掌管皇室牲畜的饲养、繁衍，“畜牧蕃息”就是证明；就使用管理而言，驾部负责保障皇室成员出行所需的车舆、马匹。驾部在北魏太和前职能的重要与该时期北魏游牧经济色彩的浓厚有直接关系。 太和改制前，内行长虽主要负责侍卫工作，但内行长也领羽猎曹、龙牧曹，兼有掌管皇室财政的职能。史载，长孙头在拓跋浚时“迁内行长，典龙牧曹”[9]；罗伊利“除内行长。以沉密小心、恭勤不怠，领御食、羽猎诸曹事”[10]；吕文祖在拓跋弘时，“补龙牧曹奏事中散。以牧产不滋，坐徙于武川镇”[11]。游猎曹、龙牧曹是太和前负责皇室畜产的财政机构，猎郎、羽郎是其中的重要官职。如韩备曾“迁宁西将军，典游猎曹”[12]。游猎曹的设置与北魏初期对游牧经济的重视有直接关系。魏道武帝拓跋珪天赐三年（406），“置散骑郎、猎郎、诸省令史、省事、典签等”[13]。拓跋珪天赐三年设置猎郎，这是《魏书·官氏志》首次出现的与财政有关的官职。北魏早期任猎郎史书有载者为道武帝拓跋珪时的长孙翰、周几、叔孙俊，明元帝拓跋嗣时的古弼、安原等人。这些猎郎都是以“善骑射”者充任。猎郎除了掌管射猎外，还兼有出使、监军等职责。羽郎亦是北魏时期重要财政官职，除上文所述罗伊利以内行长之职“领御食、羽猎诸曹事”外，穆泰在孝文帝时也曾“典羽猎四曹事”[14]。 值得注意的是，商贾部是拓跋焘时较为独特的财政机构之一，如费于就曾“迁商贾部二曹令”[15]。商贾部的设立与拓跋鲜卑的经商传统直接相关。众所周知，太和八年孝文帝颁定俸禄制前，北魏各级官员无俸禄，从商逐利是各级官员维持生计的手段之一，就连皇太子也不例外，“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逐利”[16]。太和八年班禄后，孝文帝就“罢诸商人，以简民事”，但同时又“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17]。这说明北魏太和改制前皇室和官僚经商的普遍，一批系官商人专门从事商业活动，这就需要专职机构管理这些商人，而为皇室服务的系官商人就可能归属商贾二曹管理，服务于皇室财政。但商贾曹属于哪一机构所管则不得而知。 拓跋鲜卑早期的游牧传统使其在入主中原后对游牧经济颇为重视。游牧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使都牧制成为北魏前期颇具特色的财政体制之一，牧曹尚书主要掌管牧场及畜牧，具体负责国家畜产。拓跋弘时，高车人乞伏居“为散骑常侍，领牧曹尚书”[18]。吕罗汉在孝文帝初期平定秦益二州羌民之乱后，孝文帝命其将所获生口、马匹进行重新分配，“其马印付都牧，口以赐卿”[19]。拓跋祯在孝文帝初期“后征为都牧尚书”[20]。前揭文所言张修虎就曾任“都牧、驾部二曹给事中”。北魏还有“都牧令”、“都牧给事”等官。如宇文福在太和初曾任都牧给事一职。到太和十四年七月，孝文帝“诏罢都牧杂制”[21]，废除了牧曹尚书。牧曹尚书的废除，暗含着太和改制以后农业经济已经压倒畜牧经济而占主导地位这样的信息。 财税储藏属于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和改制前，内库与外库是北魏前期存贮物资的两套不同系统。拓跋焘时已经设有库部尚书，其是否象后期那样“掌凡戎仗器用”[22]，不得而知。但就内朝财务机构而言，御府与内库则是两个重要的财税储藏部门。负责掌管御府的机构称为“内藏曹”。史载阉官张佑在太和初期，“稍迁散骑常侍，都绾内藏曹。时文明太后临朝，中官用事。佑以左右供承合旨，宠幸冠诸阉官，特迁为尚书，加安南将军，进爵陇东公，仍绾内藏曹”[23]。此处的“绾”就是“统管、总揽”之意。从该段史料中可以看出，内藏曹就是专为皇室服务的财政供应机构。储藏着衣服、金银、珠玉、珍玩、绫罗、锦绣等。而内库不仅储藏弓矢兵仗，还藏有绫绵布帛等。如和平二年（461）冬，拓跋浚“诏出内库绫绵布帛二十万匹，令内外百官分曹赌射”[24]；太和元年柔然遣使献良马、貂裘，冯太后“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绣器物，御厩文马、奇禽异兽，及人间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历观焉”[25]；太和十一年，孝文帝“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其御府衣服、金银、珠玉、绫罗、锦绣，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出其太半，班赍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戍士，各有差”[26]。这些都反映出内库与御府在物质储藏上的区别。北魏太和改制前内库和御府一次就可支出几十万匹的绢帛，储藏物资之多以及赏赐范围之广，足以说明内库和御府物资储藏量之大，也证明了内朝财物在整个财务活动中的主导地位。 少府在北魏时期的演变颇为复杂，秦汉时期少府属于掌管皇室财政的机构，东汉以后特别是魏晋时期，少府又逐渐向手工业管理机构演变，西晋时少府“，统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黄左右藏、左校、甄官、平淮、奚官等令，左校坊、邺中黄左右藏、油官等丞”[27]。北魏少府机构在拓跋焘以前就已经出现，《魏书·段霸传》载，段霸“以谨敏见知，稍迁至中常侍、中护军将军、殿中尚书，领寿安少府”。“寿安”就是北魏皇太后所居寿安宫。段霸以阉官身份掌领寿安少府，明确无误地说明北魏太和改制前期少府属于专司皇室财政储藏的机构之一。 太和改制前侍御史在财政管理上扮演着颇为独特的角色，如拓跋焘时的赵黑，“有容貌，恭谨小心。世祖使进御膳，出入承奉，初无过行。迁侍御，典监藏”[28]。侍御史在东汉时属少府系统，“察举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违失举劾之”[29]。魏晋以后侍御史脱离少府，但仍是宫廷近侍之官。北魏时期这种由宫廷近侍之官——侍御史掌管库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财政体制变迁中的重要现象，是皇帝加强对财权直接控制的重要表现，突出体现了皇室财政囊括国家财政的特色[30]。 大司农在北魏太和改制前属于外朝财政机构，如雁门平原人张黎，由于“善书计”，深得拓跋珪赏识，明元帝拓跋嗣命其“管综机要”，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初期，“以其功旧，任以辅弼，除大司农卿，军国大议，黎常与焉”[31]。太和改制前大司农属于六卿之一，地位崇高。虽然魏晋以来司农掌仓储委积，但在北魏前期由于太仓尚书的增设，分割了大司农的部分职责，大司农从而成为掌管绢帛麻布和贡赋的机构，这是北魏财政体制变迁的重要方面之一。北魏太延年间，司农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收取“任土作贡”之物。如拓跋焘太延五年（439）指斥沮渠牧犍十二条罪状中的第二条就是“民籍地图，不登公府，任土作贡，不入司农”[32]。北魏前期大司农卿职位虽高，但由于外朝财务处于一种低水平的运行状态，其在国家财政中所起的作用毕竟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仓部尚书是北魏在管理仓储方面的独创。北魏立国之初，掌管储藏粮廪应该是大司农，但到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皇兴四年（470），冯太后宠幸的面首之一李“复为太仓尚书，摄南部事”。对此胡三省解释曰：“魏中世分殿中尚书所掌仓库，置太仓尚书，掌仓粟事也”[33]。仓部尚书是北魏所创置。西晋武帝时始置仓部郎，属度支尚书管辖。北魏的仓部尚书即前太仓尚书[34]。从李“复为”太仓尚书可见此前北魏就已经有此职，可能出现于太武帝拓跋焘时，如穆顗在拓跋焘时曾经“领太仓尚书”[35]。北魏初期的太仓尚书属于掌管京师太仓粟米收支的专职机构，并兼掌粟米征调[36]。太仓尚书和大司农共同构成掌管国家财赋支出的事务性机构。 从北魏太和改制前财政诸官的设置明显看出，北魏初期形成泾渭分明的内朝和外朝财务系统，殿中尚书、驾部尚书、少府、侍御史、内库等都属于皇室财政管理机构，这也反映了皇室财政处于主导地位的现实，而作为掌管国家财政的行政机构尚未出现，只有太仓尚书和大司农在管理粮食绢布，起着物资的储备收藏作用，内朝财政重于国家财政的态势极为明显，这和北魏太和改制前所形成的内重外轻的政治体制相一致的，也说明了北魏太和改制前财政运行机制的低下。
对视觉文化传播运用分析探讨论文
如今，以电视、电影、报纸、书刊、互联网等为代表的大众媒体，特别是影像媒体，正在日益制造和传播着各种各样的视觉符号。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来临，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也标志一种新传播理念的拓展和形成。当然，这更意味着人类思维方式的一种转换。视觉传播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其本质就是通过各种媒介，将特定的视觉信息最准确地、最快捷地传递给大众。在现代社会，这种全新的视觉文化在各个领域发展并运用。
数字化媒体造就视觉样式的丰富性
数字化媒体的出现，使得社会环境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网络技术、数码艺术设计、数字电影电视、多媒体广告短片等新兴科技不断地挑战并充实着传统的视觉传播形式。与此同时，也使视觉传播的样式出现了新的特征：形态上的平面化、静态化，开始逐渐向动态化、综合化方向转变；从单一媒体跨越到多媒体；从二维平面延伸到三维立体和空间；从传统的印刷设计产品更多转化到虚拟信息形象的传播。
20__年，在“艺术与科学——国际数码艺术交流展暨学术研讨会”上，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互动作品《吹皱一江春水》为观众营造了一个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互动情境：观众向输入设备吹气，悬挂在墙面上的一幅中国山水画中的水塘便会随气流的长短强弱泛起阵阵涟漪，观众在与作品的互动中得到了巨大的与自身密切相关的理解和创造的愉悦。新兴媒体的应用不仅带给人们全新的视觉感受，在视觉样式的扩展和应用方面为人们提供了无止境的可能性，还导致了人们不同于以前的心理状态、价值取向、审美意识以及时空观念。
数字化：传统媒体跻身新媒体行列
如今，广告锐减、读者分流、影响力下降等等问题像梦魇般困扰着纸质媒体，传统媒体特别是报纸在年轻受众群中被不断边缘化的现实，让曾经习惯主流媒体地位的纸媒们变得无所适从和惶恐不安起来，看着新媒体不断地羽翼丰满，在新技术的滋润下日益强大，这种不安更加与日俱增，一时间如何摆脱困境便成了纸质媒体的共同话题。
1.反思图片与文字地位，纸媒探索视觉传播模式
20__年起，《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深圳商报》、《新京报》等一系列都市报先后成立视觉中心或视觉部，将以往仅为文字报道作陪衬的摄影部变身为拥有一套独立采、编以及后期制作能力的视觉部，印证着图像的地位在纸媒中的提升。
将摄影、图片编辑、版式设计、后期制作等所有视觉传播元素集中于同一部门，按统一的流程完成视觉制作是目前国内报刊视觉传播的最新尝试。《新京报》视觉中心在运作中提出了文本系统和视觉系统并行，将新闻视觉化与版面标准化、媒体个性化、评价市场化归纳为视觉传播时代的报纸四大特征，对报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国内一些成立了视觉部门的报纸，目前也无法完全达到视觉表达的逻辑性要求，在画面上无法建立一个读者观看的层次，从报纸版面上可以看出有设计理念，在刻意经营一种效果，但仍难掩混乱感，缺乏总体设计。因此，建立统一的标准和流程至关重要。
2. 纸媒的数字化：电子报刊
传统报业向数字报业发展，平面媒体的内容不再仅仅经过印刷在纸张上呈现。同时，这个数字化传播平台又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传统媒体”不再是相对封闭，各自独立，互不兼容的了，而是可以“跨媒体”运作，可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数字化了的传统媒体，具备了多媒体和双向互动传播功能，实际上就具备了新媒体的特征。
对我国视觉文化传播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当今媒体高度发达，特别是数字化媒体的出现，更是构筑起了视觉文化的'全球化平台。数字化媒体将成为传媒主流。正因为如此，在消费社会中，文化消费者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当下，以视觉为中心的视觉文化符号传播正向传统的语言文化符号传播传统提出挑战，并使之日益成为我们生存环境的更重要部分。显然，现代文化正在脱离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在现代传播科技的作用下，特别是在数码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三者合力作用下，日益转向以视觉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来临，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也标志一种新传播理念的拓展和形成。当然，这更意味着人类思维方式的一种转换。当前，我国视觉文化传播中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缺少现实观照与艺术精神的视觉文化；充满暴力、色情倾向或心理因素的视觉文化对青少年产生消极影响。
由视听媒介或视觉媒介传播所形成的负面的社会文化传播现象，需要理智地去对待。要区分视觉文化传播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促使视觉文化传播在扬弃过程中健康地发展。一要坚持我国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本原则。对视觉文化传播媒介特别是电视、互联网的管理和制约，必须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正确的文化前进方向为前提，对于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必须予以坚决抑制。二要以法律规范作为控制手段，调节视觉文化传播系统的各种内外关系。对媒介暴力、媒介色情等内容，应该实行影视作品分级制，控制视觉文化传播中的负面影响，建立中国的以年龄为基础的“内容分级制”，限定儿童不宜接触的内容。三要通过媒介教育来发展受众认识和利用视觉媒介的能力。四要通过政策规定、调整和平衡各种媒介文化传播方式，比如对传统文化中的书面或印刷文化、广播文化、精英文化形态予以保护和倾斜，形成当代文化传播的合理架构，以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对多元文化形态的需求。五要倡导媒介自律，增强视觉传媒工作者的责任意识与危机意识，提高媒介机构及传媒工作者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规范自身的传播活动，自觉防止和抑制越轨行为，行使好自己的文化传播权，履行自己的职责。
视觉传达毕业论文题目
视觉传达毕业论文题目具体有哪些呢，大家有了解过吗?下面是我为大家介绍的视觉传达毕业论文题目，欢迎参考和阅读，希望能帮到大家!
视觉传达毕业论文题目
1.浅谈计算机图形图像设计与视觉传达设计
2.基于视觉传达设计中视觉思维模式创新的研究
3.新媒体艺术语言在视觉传达中的应用
4.基于视觉传达艺术发展的民族传统设计创新探讨
5.数字广告中数字媒体的视觉传达设计
6.视觉传达设计视角下的科技图像创作研究
7.动态构成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运用与研究
8.跨界与融合--数字信息时代背景下视觉传达设计的新思考
9.色彩符号与企业形象的视觉传达
10.汉字象形造字法在视觉传达中的设计应用
11.中国传统元素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12.“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在现实中的应用探究
13.新媒体语境下的视觉传达设计探讨
14.移动互联网背景下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15.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图形创意表现研究
16.从空无、自然、融合三个角度谈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艺术美
17.“私人定制”视觉传达中的定制式设计理念
18.数码技术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19.基于视觉传达要素的制造装备人机优化设计方法研究
20.敦煌联珠纹的形态特征与其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
21.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下的视觉传达设计
22.浅析视觉传达设计与品牌形象的有效整合
23.现代视觉传达的多维感官设计运用探析
24.探究UI设计的视觉传达艺术
25.旅游纪念品视觉传达设计与开发
26.色彩的视觉传达在广告设计中的运用
27.基于视觉传达设计领域的互补设计方法研究
28.信息时代的视觉传达设计特征与发展研究综述
29.动态视觉传达设计在数字媒体中的应用及发展方向
30.视觉传达的灵境语言
31.本土文化视域下的视觉传达设计及拓展重构
32.探讨视觉传达设计发展趋势的分析
33.独特的视觉传达系统研究
34.订制婚礼中视觉传达设计的应用研究
35.视觉传达设计中图形创意的应用与商业价值研究
36.基于观者位移产生的动态错觉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
37.关于多媒体设计与视觉传达的完美结合研究
38.视觉传达设计中民族文化符号的应用
39.浅谈视觉传达设计中图形创意的表现
40.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探析
41.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色彩应用分析
42.视觉传达设计在空间设计中的新发展
43.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视觉疲劳现象研究
44.基于信息设计的视觉传达领域新应用
45.文化产业背景下视觉传达设计的转型
46.江汉大学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探析
47.视觉传达设计创新性思维模式初探
48.浅析视觉传达设计创新思维的内涵及原则
49.展示空间中的视觉传达设计元素分析
50.女性身体元素在竞技体育中的视觉传达
51.谈信息时代下视觉传达设计的发展
52.视觉传达设计中笔墨艺术元素的应用
数字化广告的视觉传达效应探析
54.论包装色彩视觉传达的话语意义
55.浅析现代婚庆视觉传达设计
56.数字时代的视觉传达专业的内涵与外延
57.视觉传达设计中抽象图形的针对性提炼与表现
58.探讨视觉传达艺术设计的创新设计理念
59.数字媒体对视觉传达设计的影响分析
60.浅谈视觉传达设计的多元化发展
61.对视觉传达设计中情感理念的表现研究
62.视觉传达设计中视觉思维模式的创新
63.网页设计之视觉传达研究
64.虚拟现实环境下计算机图形图像设计与视觉传达设计
65.数字媒体时代视觉传达专业图形创意课程改革研究
66.景颇族服饰视觉呈现中的社会情境表述
67.视觉传达技术在茶叶包装设计上的运用
68.从视觉心理角度解读自由版式中的视觉游戏
69.基于视觉信息传达的网页界面设计研究
70.“东方葵”的图像叙事与视觉传达
71.网络广告中的视觉传达设计艺术探究
72.浅析视觉营销在商品E化过程中的应用
73.广告视觉传达设计的研究与探讨
74.从标志设计的演变谈视觉简化心理
75.视觉传达设计中传统装饰艺术符号的融入
76.节约型包装视觉传达设计研究
77.数字时代视觉传达设计的新观念探索
78.图表设计与可视化分析
79.技术推动观念 VR技术引发的视觉传达新观念
80.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多媒体艺术的表现形式
81.基于数字媒体语境下的视觉传达设计
82.虚拟现实环境下计算机图形图像设计与视觉传达设计
83.视错觉表现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
84.论互联网时代视觉传达设计的方法和表现特性
85.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多媒体艺术表现形式研究
86.考虑视觉传达效果的夜视环境视觉定位方法研究
87.当代中国设计活动中审美形态的来源--以视觉传达设计为例
88.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
89.数字时代视觉传达设计的新观念
90.交通标示颜色的视觉传达作用仿真分析
91.视觉传达设计中的传统文化符号探究
92.中国传统家具元素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探析
93.视觉传达设计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实效性研究
94.当代视觉传达设计中的适老性问题研究
95.黑暗中颜色刺激作用的视觉传达分析研究
96.视觉传达设计的交互动画特效制作手法探析
97.学习类网页设计中视觉传达理论的应用研究
98.字体创意设计是加深视觉传达记忆的根蒂
99.对中国甲骨文文字符号视觉传达的属性研究
100.广告视觉传达设计艺术在信息网络时代的传播研究
101.中国禅道文化中的神、意、形、色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102.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多媒体艺术表现形式分析
103.公共艺术形态下的视觉传达设计研究
104.浅谈数字图像时代视觉传达设计的几个要素
105.浅析视觉传达设计的情感效应
106.如何做到视觉传达艺术设计的与时俱进
107.试论传播学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
108.隐喻图形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109.视觉传达设计中视觉思维模式的创新
Graphic在视觉传达中的应用研究
111.数字媒体时代视觉传达设计的特征与发展
112.当代视觉传达下汉字图形化设汁的形、意研究
113.网络媒体的视觉艺术传达设计研究
114.数字时代视觉传达设计的新思维探讨
115.中国传统元素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
116.浅析视觉传达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117.“新古琴双行谱”中的视觉传达设计
118.视觉传达图形创意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119.从视觉传达的角度对新媒体时代地产广告的探究
120.分析创新设计理念在视觉传达艺术设计中的具体实施
121.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基础课程改革探索
拓展：测绘工程论文题目
1、改善GIS数字底图的质量
2、教学实习在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中的应用
3、数字化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的数据采编
4、数字化地形测量的几个问题探讨
5、数字化地籍测量在城镇地籍调查中的应用探讨
6、数字化成图几种作业模式的分析比较
7、数字化测图与地籍信息系统研究
8、数字化测图在地籍补测中的两种应用技巧
9、数字化测图技术在郑州高新区房地产测量中的应用
10、数字化测图教学方法探讨
11、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地籍图测绘中的应用与建议
12、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地籍测量中的应用与实施
13、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地籍测量中的应用初探
14、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城镇地籍测量中的应用
15、数字化测绘技术在源影寺古砖塔测绘中的应用
16、数字图像边缘检测方法的探讨
17、数字土地利用现状图的制图概括
18、数字土地利用现状图的制图综合
19、数字地图系统设计
20、数字地形图测绘中的几个问题探析
21、数字地籍测绘实施中的技术问题
22、数字地籍测量中GPS控制网的建立
23、数字地籍测量主要误差来源探讨
24、数字地籍测量作业探讨
25、数字地籍测量应用分析
26、数字地籍测量控制网的建立及精度分析
27、数字地籍测量有关作业流程及精度控制的探讨
28、数字地籍测量精度的讨论及控制方法
29、数字平顶山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初步研究
30、数字摄影测量生产的质量控制
31、数字水准仪SPRINTERM的试验与评述
32、数字水准仪及其在机场跑道板块高程测量中的应用
33、数字水准仪及水准尺的'检定与精度分析
34、数字水准仪的测量算法概述
35、数字水准仪自动读数方法研究
36、数字水准仪观测模式及其应用实践
37、数字水准测量外业数据格式的转换与统一的实践
38、数字水果湖水下地形和淤泥厚度测量
39、数字测图中的坐标变换方法
40、数字测图中设站错误的内业改正
41、数字测图技术在罗营口水电站坝址地形测量中的应用
42、数字测绘产品的质量检查与质量控
43、数字综合法用于平坦地区地形图修测
44、数字高程模型与等高线质量相关性研究
45、数字高程模型及其数据结构
46、数字高程模型在农地整理排水渠道规划设计中的应用
47、数字高程模型地形描述精度的研究
48、数字高程模型的生产及更新
49、数字高程模型的裁剪与拼接技术
50、数学形态学在遥感图像处理中的应用
51、数据化测量在河道治理工程中的应用
52、数码相机可量测化的研制
53、斜拉桥变形观测方法及精度分析
54、斜距法在工程中的应用
55、断面测量内外业一体化系统研究
56、断高法在高等级公路测设中的应用
57、新州公路平面控制测量问题研究与施测
58、方位交会法在城区测量中的应用
59、方向交会法坐标计算之初探——待定点坐标的计算
60、方向后交最佳点位分析
61、施工测量中快速设站方法
62、无像控基础地理空间数据更新方法
63、无反射棱镜全站仪测距性能测试
64、无反射镜测距的目标特性研究
65、无定向导线环在城市地籍测量中的应用
66、无控制DEM表面差异探测研究
67、既有铁路航测数字化测图的特点与质量控制
68、时态地籍数据库设计与宗地历史查询的实现方法
69、明暗等高线自动绘制方法
70、智能全站仪ATR实测三维精度分析
71、智能全站仪快速测量处理系统
72、曲线拟合高程在公路测量中的应用研究
73、曲线放样中的坐标转换及转换精度分析
74、曲线矢量数据压缩算法实现及评析
75、最小二乘平差理论在制图自动综合中的应用
76、最小二乘法在土地复垦场平整中的应用
77、最小二乘法对多周期函数的周期筛选优化
78、有关地籍调查的几个问题探讨
79、有限条件下坐标转换矩阵的确定与精化
80、有非对称缓和曲线的曲线主点测设方法
81、服务城市化的测绘工程专业培养计划探讨
82、村庄地籍测量之初探
83、条码信号复原技术在数字水准仪中的应用
84、条码因瓦水准标尺校准方法的探讨
85、极坐标法测设平面位置的精度分析
86、构建城镇地籍管理系统的研究
87、栅格数据矢量化及其存在问题的解决
88、标准化大比例尺数字测图的实践与体会
89、树状河系自动绘制的结构化实现
90、根据三斜距确定点的三维坐标及精度
91、桥梁墩_台的沉降观测和沉降值的预测
92、模拟GPS控制网精度估算方法研究
93、模糊数学在土地利用更新调查质量评定中的应用探讨
94、模糊综合评判及其在测绘中的应用
95、气象因素对全站仪测量的影响
96、水下地形分析中空间数据存储与管理方法的研究
97、水下地形测量误差分析及对策
98、水下地形测量误差来源及处理方法探讨
99、水下地形测量高程异常点剔除方法研究
100、水位改正中虚拟验潮站的快速内插
当代艺术其实就是要研究特定 文化 背景下的文化现象,而当代艺术本身就是一种需要深究的文化艺术现象。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视觉艺术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符号学(semiotics)在其中主要涉及到将人们在视觉感官和心理体验上感知到的对象以点、线、面、体、光、色的方式进行拟造、组合加以运用,然后再在对象视觉中通过转换再生的思维过程。在广义上,我们可以将艺术作品中的象征图象,以及艺术作品本身都理解为符号。
【关键词】视觉艺术;符号;转换;再生
著名符号学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说:“人是符号(sign)的动物。”1人类籍由符号来表达内心世界,传递信息。将日常所思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包括声音、视觉、肢体行为将一个整合的概念传达给对方。符号学(Semiotics)是一种关于符号和运用符号,包括观看符号的理论。符号学并不是一种历史性的学科,而是一种阐释性的学科,但它能够在历史的探索中被加以有效地整合。符号学集中关注构成和表征的问题,将“文本”看作是产生意义的符号的特定合成。这是一种不带霸权和强制要求的有限度的视角。2
艺术的起源不论从模仿说、巫术说、劳动说的角度出发我们都可以看作是人类符号化的开始。原始人用肢体捕捉动物的动作,用声音模仿动物的鸣叫,用矿物质将动物的形态描绘在崖壁上,手舞足蹈用简单的语言交流,于是就有了最初的舞蹈符号、音乐符号、美术符号、语言符号。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复杂化,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符号内容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微妙化,同时也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不同的领域得到了广泛深入的运用。
视觉艺术作为一门研究经由肉眼产生联想的人文科学,符号学(semiotics)在其中主要涉及到将人们在视觉感官和心理体验上感知到的对象以点、线、面、体、光、色的方式进行拟造、组合加以运用,然后再在对象视觉中通过转换再生的思维过程。在广义上,我们可以将艺术作品中的象征图象,以及艺术作品本身都理解为符号。作为一套工具,符号学提供一系列我发现可以深入细致分析艺术作品的有用思想和观念。当这些思想和观念可能由心理分析、叙述和修饰理论引发产生时,它们就产生与传统艺术史并不发生矛盾的洞察力。事实上,这些思想和观念常常能够使学生在运用主体间的可使用的 方法 上更为精确,并使阐释更具有系统性。3
一、视觉艺术符号的分类
在符号与其所指涉的对象(即其指向与涉及的事物和领域)的关联上,目前在符号理论研究领域普遍认为可以将符号区分出以下三种不同的类型,同时也是符号的三个层次:4
1、图象符号(ICON):图象符号是通过模拟图形与对象之间的相似而构成的,图象符号是一个直接感知的过程,在图象学中属于写实的范畴。如肖像画、照片等,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作品的时候通常都能够得到比较直观的感受,比如说“画面上有什么内容。”
2、指示符号(INDEX):指示符号与所指涉的对象之间具有的因果或是时空上的关联。如“指示牌、路标”。从广泛的角度来说,设计艺术中的视觉流程法则也属于指示性符号的范畴,由于生理的特点,眼睛在浏览的时候会表现出一种时间性、方向性与选择性,也就是说视线会沿着画面重心,即最佳视域,向某一个方向有选择性的移动,体现出视觉的流动性特征。
3、象征符号(SYMBOL):象征符号与所指涉对象之间无必然的或是内在的联系,通常是指约定束成的结果,它所指涉的对象以及有关意义的获得,是由长时间多个人的感受所产生的联想集合而来。同时符号的象征性也是是符号学里最深层次的特性,是符号产生与对象思维过程中相关内涵的延伸以及联想。比如线条的曲折、色彩的冷暖、材质的软硬都会给人以相应的情感体验。
二、视觉艺术符号的理解
人类的意识过程,其实是一个将世界符号化的过程,思维无非是对符号的一种挑选、组合、转换、再生的操作过程。因此可以说,人是用符号来思维的,符号是思维的主体。那么我们又如何从符号学的视角和运用符号学的工具去解读图像,符号如何能够使我们从我们已经认知的事物中疏离出来,以便理解某些新的事物?在这里,我想就当代油画家张小刚的作品《男青年》按照符号学的原理进行分析。
张晓刚《男青年》布面油画
1、生成图象意识
要对视觉符号进行阐释有时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结合上心理学的以及历史学的概念进行理解。
当我们在欣赏一件视觉艺术作品时,我们首先会在思维中形成一个表象,即作品中有什么内容,是具象符号还是抽象的符号。如,当我们在接触到当代油画家张小刚的作品《男青年》时,首先意识到的是一个男青年,带着眼镜,脸上一块红色的疤,灰蓝色的调子,一块红色的疤痕这些图象性的符号。 2、探询图象的象征性意义
得到以上信息后我们接下来会想知道隐藏在艺术家(即符号创作者)创作意图中的“更深层次的”,或派生出的意义。如果我们说一件作品具有一种更深层的意义,我们通常指的是作品传达了一种我们在最初观察中还无法确定的潜在的观念,以即是符号的象征意义。当然需要找到艺术家的意图我们必须对艺术家本人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有一个基本了解。
我们现在就来试着探询阐释艺术家想要传达的观念信息。我们知道张小刚出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他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动荡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他们那个年代的人身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画面(符号)本身,留着小平头的男青年,干净白皙的肌肤,一幅标准文弱书生的派头。我们知道眼镜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的象征,中山装是那个年代的通用着装。灰兰色的背景衬托阴郁、孤独与冷漠的气氛。面颊上被生生揭开的一块,形状如肩章的伤疤显得尤其冷艳。结合上面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将它理解为那个热情火红时代的鲜红烙印。目光被吸引到左下角,略显呆滞,嘴唇微启似在观看一个什么令人震惊的场面,又面无表情,一种孤寂、压抑的情感得到充分的表现。所有的一切符号都在追忆一个时代的伤痕主题,这除了是一种回忆,同时也折射了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
视觉艺术符号的创作者在产生一个理念之后,综合自己对象征性符号的理解把握,选择合适恰当的视觉手段,将理念传达出来。然后接收对象即观众再通过自己对象征语言的掌握与理解,把接收到的视觉信息在思维中转换再生。(下转第99页)(上接第98页)当然,鉴于个体情感特质、生活 经验 、知识结构的差异,一件作品最终还原到观众思维中的形态是各有不同的,所以有了“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当一个人看见一幅绘画,表现的是关于一只果盘的荷兰静物画时,这个图像在其他的事物中)就是关于某种别的事物一个符号,或表征。观看者在她或他的脑海中形成有关该事物的一个意象,她或他就会把这个意象与该事物联系起来。心理的意象,而不是形成这个意象的个人,就是解释符。这个解释符指向一个客体。该客体对每一个观看者来说是不同的:对一个人来说它可以是真实的水果,而对另一个人来说也可以是别的静物画,对第三个人来说可以是一笔巨款,而对第四个人来说也可以是“17世纪的荷兰”,等等。而该绘画所表现的客体因此基本上是主观的和由接受者决定的。
视觉艺术本身就是关于符号的表达方式,创作者借由它向观者传达自身的思维过程与结论,达到叙述的目的;换言之,观者也正是通过创作者的作品,与自身经验加以印证,最终了解创作者所希望表达的思想感情。显而易见,作为中间媒体的视觉艺术作品,这时就充当着创作者思想感情符号,而这个符号所需表达的信息是否可以被观者准确的、快速的、有效的接受与认知,就成了创作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志。这正是由创作者在创作的思维过程中对符号的挑选、组合、转换、再生把握的准确有效程度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1]李幼燕著《理论符号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版。
[2]米克·巴尔:《观看符号/解读绘画——运用符号学理解视觉艺术》载于《世界美术》2007年第1期。
[3]巴尔·布列逊:《符号学与艺术史》1991年。
[4]常宁生《艺术史的图象学方法及其运用》载于《世界美术》2004年第一期。
内容摘要：一部视觉艺术史的发展史也就是色彩的发展史。从上古的色彩崇拜到古典时期的色彩模仿，从浪漫主义时期对色彩的解放到印象主义对光和色的迷恋，在艺术史上，每一次对色彩的再认识和再阐释，总会引起视觉艺术的巨大变革，从而产生新的视觉艺术现象和理论话语。
关 键 词：色彩随类赋彩固有色民间色彩光印象
所谓色彩，在普遍意义上讲是人对色彩的感觉。对色彩的 爱好 和对色彩的选择，具有极大的主观性，所以不应把某种色彩标准绝对化，应承认多样的和发展着的色彩标准，从不断变动的色彩观中认识它们各自的特点，研究它们各自的异同之处，把握它们的内在联系，从而在色彩世界中达到“万物皆备于我”，而不是被束缚在一个狭隘的范围之内。偏爱是容许的，但偏执和偏见却无益于艺术的发展。
固有色——永恒美丽的理想色彩
太古之民把色彩作为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将描画对象从背景中显现出来，即从空间背景中分离出物象，所以他们只认识红和黑，因为红色最引人注目，黑色与亮底色对比最大，因而在他们看来红是美的，黑也是美的，所以红黑搭配是美的。诉诸于艺术表现，他们将自然的一切色彩通归结为红与黑。河姆渡新石器时代的木器即以红、黑为装饰;世界各地的彩陶以红、黑为装饰;原始的洞窟壁画大都采用红黑二色……对黑红配置的喜好沿袭至今，这在一些民族的服饰中表现尤为典型，中国的藏族服装、彝族服装等都以红色为主色。
人在实践中丰富了感觉，增加了对外在事物的认识，并且在早期艺术活动中抓住物象永恒的、持久的固有色，寻求它们在空间的恰当联系。这样，人们发现了色彩的静态美，这样便有了对色彩永恒价值的追求，有了固有色的理念。
艺术离不开模仿，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艺术的力量就是模仿。达·芬奇甚至说：“……假如你在用自己的艺术模仿自然界所产生的形式的全部特质时不是一个万能大师，那么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画家。”固有色的色彩观正是产生于对自然的永恒和凝固的色彩美的模仿。
固有色观念曾长期主导美术创作，在西方，文艺复兴的作品最具代表性。在中国可以举出唐代人物、宋代花鸟和许多杰出的民间艺术作品。他们在固有色的表现和色块空间安排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成就。运用固有色的经验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色彩配伍。例如文艺复兴大师常采用的玫瑰红、天蓝、银灰，中国民间艺术常采用的朱红、群青、大红、石绿、金黄，这些色彩配伍具有对立统一的美。
二、色彩衔接。中国民间口诀有“工间绿，花簇簇;青问紫，不如死”等等。固有色的不同衔接方式会形成千变万化的色彩观感。
三、纯度对比。这种对比是调整色彩间相对关系的重要手段，其强弱得体，宾主分明，达到色彩在空间中的力度平衡。
四、明度对比。在二维平面上制造三维效果，所用手段就是明暗对比，精到独特的明暗对比不仅使图像具有立体感，还使画面具有了厚重感。
五、面积对比。面积对比更使色彩在体量上有轻重之变，在空间上有互补之美，从而产生鲜明的色彩节奏。
从远古起，艺术的移情说就伴随着模仿说，固有色为模仿自然来服务的同时，也还有浪漫主义的表现一路，他们不以模仿为补色目的，却以“画画无正经好看就中”为旨归。他们抽出固有色的单纯性、凝固性，以固有色的空间平衡为手段，驱便于工作色彩率意为之，以求理想的色彩效果，如苗族 刺绣 、民间剪纸、蔚县剪纸、绵竹门神就是以固有色观念而作浪漫派处理的色彩典范。
光印象——瞬息即逝的自然色彩
光学发现了色的物理本性，揭露了色与光的内在联系及色光的分解与混合现象;生理学发现了人类的色觉的本质，从而得以了解色衰与补色的关系，全色要求的基础。这些发现给艺术色彩学以伟大启发，由此而产生了印象派色彩观。于是画家用色追寻光，追寻光的颤动、光的流逝、光的迷离恍惚，从固有色的永恒和凝固中走出来，走向空间和时间的流动，得到的是瞬息即逝的光印象。
可以说，印象主义的色彩观和色彩技法，既是光学成就的产物，也是西方艺术传统的产物。只是这些传统到了印象派画家那里更系统化、理论化了，并且以此确立了它在艺术史中的地位。印象主义认为色即是光，因此：
一、凡视觉可感受的物象都是光照射的结果，凡有光必有色，物的色决定于光源色、环境色(反射色)和色彩间的对比。即色彩随光源和环境而变，并且在画面上是相对而存在的。
二、以日光光谱色代替古典的调色板。
三、追求光谱的金色效果，并往往引用光谱的色彩组合。
四、补色关系对于印象主义画家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例如在大自然中日光与天穹光便是一对天然补色。
五、以光的混合代替颜料混合，因而采取色彩细碎分割和并置的手法，使色彩更加“响亮”。
六、在色彩并置时常施以明度相近的，非准确的冷暖并置。这就是同时对比的手法。此时相同的色各自将对方推向自己的补色，以增强双方的色价，同时各自失去稳定性，而获得光的颤动性，呈现一种有生气的活力，于是达到色的非物质化，成为颤动的光。歌德曾经说过：“同时对比决定了色彩美学的实用价值。”
印象主义使色从其所联结的物体中解放出来，排除物的固有色，由此绘画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印象派是光的崇拜者，光的虔诚宣教者，他们开启了一个灿烂的世界，但是他们追随光的同时却失去了艺术曾经具有的精神力量和阐明世界的象征内容而停留于事物的物质表层。
表现色——回到主观的现代色彩
实践表明，获得光的华丽外衣，是以牺牲质的内在精神为代价的，这个矛盾在技巧上直接表现为 素描 与色彩的矛盾，当表现特别需要素描的时候，色光的变幻不能不退居次要地位。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拉斐尔前派便是这样;当表现特别注重色光的时候，素描不得不退居次要地位，印象派便是如此。毕萨罗教导青 年画 家勒贝尔说：“多注意形体的色彩，而不要太看重于素描刻划，太准确的素描索然无味，而且不能给人以整体印象……”这正是印象主义者在素描和色彩之间的取舍。
雷诺阿在他的印象主义实验取得非凡成功的同时感到印象主义的危机，于是游意大利向前辈大师学习，他拜倒于拉斐尔画前，并高度赞赏安格尔油画的单纯宏伟。他研究了拉斐尔之后终于感到自己忽略了素描，从意大利归来后，他致力于牺牲色彩以使形体单纯化，加强素描，回到古典的作画方法，取消画面偶然的光，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古典时期”。他的作品“伞”和他在那不勒斯所画的裸女就是开始回归古典和固有色观的记录。
印象派之后诸家正是看到了印象主义色彩观局限于表面的光色变化而忽略其不变的内部结构，所以他们走上了与印象主义相反的道路。首先是塞尚，这位现代艺术的开山者力排事物的闪动模糊的外表，致力于表达所谓不变的真实和内在的结构。就色彩而论，塞尚不同于印象主义的是使之色彩秩序化，经过组织，使色彩变得更规则，更简练，但更强烈，因此更具有安定感、明晰感，从而达成视觉形象的非同寻常的强度。他的艺术观和他的艺术实践深刻地影响了其后的画家，如马蒂斯由塞尚得到启发，抛弃印象派画家的“魅力、光亮和明快”，追求绘画的“稳固性”，认为在一切构成画面的色彩中必须建立一个平衡，因此表面的感觉必须加以提炼，正是提炼了的感觉构成画面。康定斯基说：“内在因素，即感情必须存在，否则艺术作品便是赝品。内在因素决定画面的形式。”毕加索概括说：“我不是模仿自然，而是面临自然——并且利用自然。”塞尚之后诸家竞相与印象主义的客观主义反其道而行之，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因此着意于形式美、抽象美的追求，走向表现主观。在色彩上自然同时从客观色彩走向主观色彩了。
但是现代主义是接过印象主义的手中武器而走向其对立面的，印象主义发现了自然的色彩，现代主义将这些发现秩序化、凝固化、强力化。或者说印象主义捕捉感性的色彩，现代主义挖掘理性的色彩，现代艺术将色彩的主观性及其精神价值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并且完善于主观的个人感情与客观的色彩规律之结合。
参考文献：
[1]《意大利艺苑名人传》 ，(意大利)乔尔乔·瓦萨里著，刘耀春译 ，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3年版
[2]《现代美学体系》，叶朗 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3]《楚艺术史》，皮道坚 著 ， 湖北 教育 出版社，1995年版
[4]《境外谈美》，陈望衡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3年版
[5]《楚史》，张正明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6]《诗学》，亚里士多德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7]《古画品录》，谢赫 著，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
[8]《意大利文艺复兴美术》， 徐庆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9]《印象主义》，马凤林 著，湖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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