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有篇原创的。正好是我们前几天的考试题目。史记，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反而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做了预言。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鲁迅先生誉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入木三分。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史记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1、论文题目：（下附署名）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内容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参见《汉语主题词表》和《世界汉语主题词表》）。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问题-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方法与步骤；d.结论。6、参考文献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研究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英文：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获取最佳论文选题的途径：1、选择你有浓厚兴趣，而且在某方面较有专长的课题。2、在不了解和了解不详的领域中寻找课题。3、要善于独辟蹊径，选择富有新意的课题。4、选择能够找得到足够参考资料的课题。5、征询导师和专家的意见。6、善于利用图书馆；图书馆的自动化、网络化为读者选题提供了便利条件。
如果只是一般的毕业论文，特别是非正规全日制毕业论文，只要内容严谨就行，不必太在乎创新性，多参考前人成果，但不要全盘照抄。在“中国知网”查一下相关论文，外网虽然只能看提要，但这些提要会起到很重要的提示作用，此外，里面列的“参考文献”也是非常有用的东西，可以找一些来看看，对启发思路作用很大。如果想写好一点，可以看一看张新科的《史记学概论》，里面涉及了当前史记研究的各个方面。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原称《太史公记》。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司马迁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作者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不过《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元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史记》全书完成。[编辑本段]【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编辑本段]【最激动人心的思想】 表现进步的民族观 进步的经济思想 强烈的民主性批判性 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编辑本段]【创作态度】 严谨实录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客观公正 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司马迁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评价分明 项羽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编辑本段]【内容体例】 内容结构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重要人物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文章内容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编撰主旨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参考内容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司马迁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史记》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体例结构 本纪 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 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孔子世家 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 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编辑本段]【全书篇目】 本纪
我这里有篇原创的。正好是我们前几天的考试题目。史记，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反而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做了预言。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鲁迅先生誉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入木三分。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史记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众所周知，《史记》是全人类文化遗产，《史记》是一部国学根底书，它总结了上古三千年的文化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浓缩、爱国主义的思想源泉，伴随中华民族的复兴，实现中国梦，深入开展《史记》研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从隋唐开始《史记》就走向世界，《史记》作者司马迁195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已故思想史专家陕西师大赵吉惠教授曾经这样说：“评价司马迁应与孔子并列，东圣孔子，西圣司马迁。”1981年日本东京大学滕枝晃教授参观敦煌，路过兰州大学做了一个讲座，他说了这么三句话：“孔子在中国，儒学在日本；司马迁在中国，《史记》学在日本；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当时我们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及中期，《史记》的研究确实有些停滞。但是我敢跟大家负责任的讲，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史记》研究步入了两千年来的黄金时代。我们发表的论文、论着总字数达到7000万字，同时有许多高校开设了《史记》研究课，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期说《史记》应该进入高校课堂，在我们这一代人实现了。我举这个数字说明我们现在已经走到领先地位，但是我们大型的总结工作毕竟还尚未出世，因此我们要组织这个北京史记研究会来团结首都学术界的同仁与全国学人共同努力推进《史记》研究，要领先于世界，要弘扬司马迁，这就是我们成立北京史记研究会最大的现实意义！
《史记》研究性学习是指在某些专题上深度的研究并学习《史记》我们每个人学习的专题都不同，我是第一专题，研究的是“在刘邦和项羽交战的过程中，项羽可以说是战无不胜，刘邦可以说是逢战必败，后来刘邦却越战越强，项羽却走向灭亡？”主要是研究这个，研究的方法是在地图上找出两人的战役，分析没场战役双方的兵力变化，导致了什么后果，从而找出原因。这可不是什么性格方面的了，性格太好说，又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这一专题我们应该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这次是大论文，最少四千字，应该要五六千的，要严格按照老师说的框架结构来写。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来写完它，一共有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项羽和刘邦两个人的战争，这个是主观的看他们的战役，导致的后果，又对整体大局的影响。两人参与的核心战争，每一次的兵力实力变化，影响两人战争胜利的因素，影响二人实力变化的因素，这些都要总结。 第二次的是客观从侧面人物来看他们对整个战争的影响，有多大和作用。主要写的是韩信，彭越，黥布等人，还是要分析他们的战争，韩信开辟北方战场，彭越游击断粮道，黥布谋反项羽这些等最后再一总结。 第三部分就是要总结分析原因了，因为前两次都分别分析，最后再一总结原因，这一次可花了我不少时间，看刘项本纪，韩信彭越本纪等，这些我都看了，花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最后在第二天终于把它搞定。多少还是有成就感的。毕竟历时一个月的研究和穿越。也从来没写过这么长的论文，心里有一点小激动呢。 再下来第四部分就是要修改论文了，论文大体已经成型，现在进入修改阶段。老师把我们每个人的论文都看了一遍并批注了修改意见，然后老师给我们发下来让我们自己回去修改，这样一来我的论文就完成了。历时一个月的研究和学习终于结束了，满满的收获啊。 《史记》研究性学习，不仅仅只是让我们去完成学习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学习的过程，让我们享受这个学习穿越楚汉之争的过程，一下来学到了不少东西。自身有了很大的收获，学习也提高了很多。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体会到了学习研究那些东西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妙，我不仅学习到了他们，更是在享受这个过程。如果只是仅仅靠这网上的资料抄袭过日子，那最后是没有收获的，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下一次还有人间词话的研究学习，我心，期待！
还有1000字的论文呢?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原称《太史公记》。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司马迁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作者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不过《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元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史记》全书完成。[编辑本段]【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编辑本段]【最激动人心的思想】 表现进步的民族观 进步的经济思想 强烈的民主性批判性 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编辑本段]【创作态度】 严谨实录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客观公正 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司马迁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评价分明 项羽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编辑本段]【内容体例】 内容结构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重要人物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文章内容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编撰主旨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参考内容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司马迁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史记》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体例结构 本纪 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 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孔子世家 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 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编辑本段]【全书篇目】 本纪
关于《史记》思想性的几点思考传统观点认为，《史记》是一部有着丰富人民性的著作，并认为司马迁的思想是与封建正统思想相对立的。这种观点的最大缺陷是割离了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把司马迁超然于时代之外《。史记》的思想性是丰富的、多层次的，也是矛盾的，司马迁的价值观还是统治阶级的，他的历史观依然是帝王史观，是英雄创造历史，人民群众不过是帝王将相的有益补充，其人民性不过是司马迁正统思想价值的偏移。!关键词《#史记》；司马迁；价值取向；历史观；封建正统思想目前关于《史记》思想性的论述甚多，但对于其思想性的定位似乎都不够准确，故旧话重提，结合笔者研读《史记》的体会谈几点思考。首先要承认的是，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各种思潮斗争激烈的时代，儒、道、名、法等思想间既相互斗争又兼容并蓄。这种时代特征，反映到司马迁思想上就表现为多面性与矛盾性，那么反映到《史记》中，其思想性肯定就不会是单一的、纯粹的，而应是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甚至是矛盾的。同时，在《史记》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各种倾向思想的地位也不会是同等的，其中肯定有个核心，有个主流。一、关于《陈涉世家》陈胜、吴广起义为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之滥觞，特别是陈胜，虽然仅只“王六月”，但对推翻秦朝统治是功不可没的。为此，司马迁把他归入与诸侯等列的“世家”篇。《太史公自序》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把陈涉与汤、武相提并论，这个评价不能说不高。那么，司马迁到底是如何看待陈涉起义的？把他列入“世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是我们认识《陈涉世家》的基础，也是我们界定《史记》思想性的一个突破口。韩兆琦指出：“《陈涉世家》是为整个农民军而不是只为陈涉一人立传。”!"#$%&’(“)司马迁高度地评价陈涉，是与他一贯地重视下层人民、重视人民群众力量的进步思想分不开的。”!"#$%&’’)并由此而得出结论说“：这是一首最早的农民战争的颂歌，是作者进步历史观的集中表现。”!"#$"*+)杨燕起认为：“司马谈父亲司马喜‘为五大夫’，这是秦爵二十级中的第九级。汉初治用，相当于大夫，虽为高爵，得免役，但仅是统治阶级中的一个下层人物。《史记》记述之能关注社会经济生活及下层官吏与民众的疾苦，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家世也会有重要关系。”&!（’()*#）还有的研究者甚至说：“《史记》是一部‘人民历史’，而司马迁是‘人民历史’的开创者……司马迁站在农民的立场，歌颂了农民起义。“”司马迁是‘人民歌手’。”&+’上面提到的几段论述都出自《史记》研究名家，具有一定代表性。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没有把握住司马迁的本意，将其思想中的人民性因子夸大了，因而也就把司马迁的思想性拔高了。谢贵安指出：“建国以来，史学界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史记》有‘人民性’，‘处处从人民立场上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支撑这种观点的主要证据有四：一是司马迁‘大胆地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的历史功绩’；二是‘写了不少游侠、刺客、龟策、日者、货殖等下层社会的人物’；三是‘热情地颂扬了那些对国家民族有贡献、对广大人民有过好处的历史人物’；四是‘司马迁从同情广大被压迫人民出发’，‘敢于揭发和抨击那些强暴的统治者及其御用的大小爪牙的各种罪行’。这种观点及其证据是错误的。”&,’显然，尽管这四点证据反映了司马迁有同情人民、反对暴政的一面，但要证明司马迁“一贯地重视下层人民”《、史记》是一部“人民的历史”是不够的。“史书的整体性质是由其价值取向来决定的……而价值取向有时会因作者本人感情波动的冲击而偏离整体性质。”&,’那么，就《史记》的价值取向而言，笔者认为应该还是统治阶级的。《太史公自序》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泽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从这段文字中能梳理出三条信息：一是表现出了一种对汉家盛世的自豪感，这也是对汉武帝文治武功的最大肯定；二是说明《太史公书》的内容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录先人所言”；三是表明了司马迁在写作方法上，是尽力保持历史的原貌，尽量避免将个人的情感掺杂其中。前两条都说明《史记》的价值取向是为汉王朝歌功颂德的，是为表彰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的。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世家”篇除了陈涉和孔子外!，其余不是诸侯就是显贵，而“列传”中除《日者列传》等极少数篇幅外，其他的传主都与“人民群众”扯不上关系。这也证明了《史记》记人叙事是以帝王将相的活动为中心的，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第三条信息表明：对于帝王将相也好，对于平民百姓也好，司马迁都是意图按照“实录”的原则把他们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即其所说的“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他对《陈涉世家》的处理也是这样，只是尽量展现这次农民暴动的整个过程。当然，记载历史不是像兰克"所强调的那样，严格奉行“纯粹客观主义”，超然于历史之外的历史学家是没有的，历史学家的情感体验必然会干预历史，甚至左右历史。《史记》一书中有司马迁自己的影子，这是必须承认的。作为一位思想家，他的感情是丰富细腻的，也是异常敏感的。在其统治阶级的价值观里面，包含有人民性的因子，凭着思想家的敏锐观察力，他从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下层人群所受的苦难，从而表现出同情，这就是《史记》整体性质的偏离。白寿彝说：“有人把司马迁抬得太高，说他歌颂陈胜等农民领袖，歌颂农民起义。实际上没有这种事情。但他的思想，在当时来说，的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一些愿望。”&.’（(/"）但更主要的是，司马迁从秦末农民战争中看到了下层群众的巨大威力，认识到要想巩固汉王朝江山一统的牢固地位就必须调解、缓和社会矛盾，特别是缓和统治阶级与广大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司马迁如实纪录这场农民暴动，其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想要给汉朝统治者以警醒。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陈涉世家》是为整个农民军而不是只为陈涉一人立传”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这是司马迁写《陈涉世家》的第一层意思。其次，西汉王朝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产物，刘邦虽是个亭长，但在秦二十级爵位中是排不上号的，只能划入“民”一类。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汉是一个由农民政权建立的王朝，那么这个政权与陈涉的“楚”政权之间是有传承关系的。之所以把陈涉写入“世家”，司马迁看重的是“由涉首事也”，陈涉对西汉政权的建立是有功的。事实证明，整个西汉一朝，从来没有把陈涉当成过“盗贼”，相反，“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卷,《)陈涉世家》，(/#./）。汉景帝时，黄生与辕固生之间关于“汤武弑君”与“汤武受命”的著名辩论，正是肯定了陈涉起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司马迁的这种思想不但与“人民性”毫无关联，而且是相当正统的。这应该是司马迁高度评价陈涉及把他写进“世家”篇的真正原因。二、关于“帝王史观”与“人民史观”司马迁的价值观就其主体来说是统治阶级的，但是包含有人民性的因子。问题是，司马迁思想中人民性因子到底占多大的比重？这个比重会不会随具体情况的变化而改变？另一个问题是，司马迁所说的“人”的作用，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侯外庐说：“《史记》大量记录了普通人民的生活，这正表现了他是把人民的生活作为历史主体和研究对象的。”!"#这是把“民”与“下层劳动人民”等同起来了。白寿彝说：“司马迁所说的人的作用，究竟是指哪些人？从《史记》看来，还是指杰出的个别人物……司马迁认为在历史上起作用最大的还是帝王将相……司马迁怎样估计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我认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看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有的同志认为，司马迁歌颂了农民起义，我认为司马迁还做不到这一点。我的看法是：他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起了决定作用，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识到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司马迁承认人民群众有一定的作用，但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个别的领袖人物。”!$#%&’’(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一些研究者正是把现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不恰当地加到了司马迁身上。班固给《史记》下的论断是“不虚美，不隐恶”，这个论断对于当今我们评价司马迁和《史记》也同样适用。张大可说：“（《史记》）发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春秋》效孔子‘修旧起废’，为人伦立准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合此三端，即以人物为中心，帝王将相为主干，颂一统之威德，正是秦汉中央集权政治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司马迁推崇道家，只不过是文景时代政治思想遗留的一种反映而已。他反对独尊儒术，但倡导融会百家思想为一体，自成一家之言，与汉武帝统一思想的方向是一致的。”!’*（#&+"）这个分析是比较理性的。另外，《史记》固然是一部以帝王将相为研究主体的通史，但人是社会性的，帝王将相的关系必然要涵盖整个社会，只有把他们放到整个社会之中去考察，才能揭示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像《史记》这样的宏篇巨著，它的笔触必然要涉及到普通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作为封建士大夫的司马迁以及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只可能把帝王将相作为他的历史研究主体，普通人民的生活只能是帝王将相生活的补充，所谓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不折不扣的“为统治阶级献治安策”。其实，《太史公自序》向我们交代了《史记》的写作动因：“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这就是说他的《史记》是以宣扬西汉盛世、以载明圣盛德、以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为内容的。他的道德观、价值观都是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标准的，他理想的政治模式，还只是停留在“王道”的水平上。另外，从《史记》的体例来看，也能明确地看出这一特点。“《本纪》编年，广载军国大事，摘载诏令制诰，以象征历史发展的统绪。《世家》述开国承家的诸侯。《列传》叙人臣事迹，辅弼君上，如众星之拱卫北辰。这种不同的题名及载述笔法，是一种等级序列。所以纪传史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形象地照映了封建政体的等级秩序，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的思想体制。这就是纪传史之被封建王朝颁令为正史的内在原因。”!’’#%&),-)+(所以，司马迁的历史观还是帝王史观。三、关于“正统”与“叛逆”《汉书·司马迁传》中有一段评论.“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卷$/，&/0,"）除此之外，历来的研究者还有几个共识：一是认为司马谈的思想是道家，而汉武帝时代的思想主流则是儒家，司马迁受其父影响，所以他的思想是非正统的；二是认为司马迁反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学说，而这些东西在当时是正统的；第三是认为司马迁揭露批判了以汉武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歌颂了农民起义和游侠、货殖、龟策、日者等下层人民”，这是一种“叛逆”思想。由此得出结论：司马迁的思想是与正统思想相对立的叛逆思想。如白寿彝说：“和董仲舒的正统思想相反的，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一派思想。”!$#（&/’“）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实际上是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阴阳五行禁忌学说、正统儒学相对立的。”!$（#&,*“）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把自然现象的天和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分开，并把迷信说法的历史来源、迷信活动的历史过程加以揭露，是对汉武帝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一个打击，本质上是和统治阶级思想对立的。”!$（#&,1）俞樟华也认为“：汉武帝为了控制舆论，统一思想，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在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而占据整个社会之际，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不受欢迎的，是必然要受到冷落，乃至于遭到打击的。”&’()其实，班固的这个评论是站不住脚的。比如他说“是非颇缪于圣人”“，圣人”是以谁为标准？在当时而言无非是指孔子了，而实际上司马迁就是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居的，他的《史记》也是仿效《春秋》而作，司马迁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是与孔子相同的，这“是非颇缪于圣人”又从何说起？司马迁的思想主流是正统的，这点是无疑的，否则封建统治者也不会把《史记》列为正史之首。至于班固与司马迁的分歧，我们应该从更深层次去认识，实际上，两人的思想指向都是一样的，都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不过是方式不同而已，两人是“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至于司马谈父子的思想倾向问题。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他并没有压制其他思想。而司马谈父子的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的底蕴是很深厚的，只不过他们是偏向于先秦的“醇儒”而远离西汉的“俗儒”而已，所以司马谈父子与汉武帝之间思想冲突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太史公自序》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说明司马谈之“发凡起例”，一为效法孔子总结历史，二为宣汉之盛世。所以清代钱大昕指出：“《史记》的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卷(《*与梁耀北论史记书》）这恰恰说明司马谈父子的思想是与汉武帝以及整个潮流合拍的，是正统的。张大可说：“（《史记》）发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春秋》效孔子‘修旧起废’，为人伦立准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合此三端，即以人物为中心，帝王将相为主干，颂一统之威德，正是秦汉中央集权政治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司马迁推崇道家，只不过是文景时代政治思想遗留的一种反映而已。他反对独尊儒术，但倡导融会百家思想为一体，自成一家之言，与汉武帝统一思想的方向是一致的。”&’")（+*,）当然，“尊汉”不等于唱赞歌，“所以《史记》的主题既是尊汉，为巩固中央集权的西汉王朝服务，却又暴露了一些专制主义的黑暗，讽刺汉朝皇帝的一些隐私”&’"（)+-）。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向统治阶级献治安策”，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另外，对于司马迁对董仲舒思想的继承问题，我们也应该有个正确认识。董仲舒思想体系中既有“天人感应”思想，也有“灾异”学说，司马迁所批判的，正是董仲舒在当时受到打击的“灾异”学说，而对他被尊为正统的天人感应思想，司马迁则是全盘继承了的。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分析《史记》的思想性，也应该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既要看到司马迁思想中的个性，也要看到他所具有的共性。否则，对司马迁思想倾向的把握就不是全局性的，对《史记》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评价就会失之偏颇。
《史记》研究性学习活动学生论文逆 水 也 能 行 舟——谈韩信忍辱负重明月如水，疏桐如剑，萧萧寒夜中，太史公披衣而起。一只瘦笔写下了一位千古名将——韩信。人言韩信厚脸皮，却不知这叫忍辱负重。穷困潦倒的他，不得不寄人篱下。他何尝不知寄人篱下的痛楚？他何尝不知大丈夫当自强自立？然而他更知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因此他也就不在乎所谓的脸面了。“跨下之辱”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然而他无怨，他反而从中学会了忍，懂得了立世之道。于是他决定进入沙场。我常常惊叹于他的追求，我常常拍案于他的胆识。无数次的碰壁，然而他却始终不屈。先随项梁，项梁兵败被杀，他明白自己应该另择明主。于是他投入项羽帐下，然而却未得重用。他明白了“竖子不足与谋”，于是他投向了汉军……一次次的碰壁，一次次的惨痛，然而承受着过重生命负重的他却没有丧失信心，他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命运却偏偏与他做对。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明明找到了自己的“伯乐”却仍要经历坎坷。虽然只是一介小吏，他却尽心尽职，他认为这是上天在教导他“三军未行，粮草先行”的道理。因此他也就毫无怨言。好不容易“登坛拜将”，本是他平步青云之时，命运却又来给他开玩笑。人言可畏，他遭到人们的轻视、嘲讽。然而在命运遭受无数挫折的他已经成长起来。他不会再屈从于命运，他要战胜命运。井陉大战，一战定威名。他成功了。人们曾嘲讽过他，曾侮辱过他，他承受过太多命运的负重，然而他了解少康，明白姬昌，体谅重耳——他学会了忍辱负重。一挥而就，烈烈寒风之中太史公放下瘦笔，凝望星空。忍辱负重，虽是逆水行舟,但终有出头之日。命运的负重是人生前进的动力。司马迁，我心中的英雄陈 慧此题看后也许有人会笑，耻笑我崇拜一个受了宫刑的人——不是男人的男人，但我是很严肃的。他失去了作为一个男人应有的尊严，但这是他无法的选择。他在苟活与赴死之间也许有过彷徨。人生的意义让他选择了苟活。如果一个人的历史像沙漠中的足迹，风过后，所有的都被覆盖消失，那么这一个人是否真正活过？他不愿那样默默无闻。生命的美好，是因为它能创造辉煌。他为创造生命应有的价值，他在极度屈辱中完成了他生命的杰作——《史记》。我不是司马迁，我也没有能力去想像，站在他的立场该有的承受能力，有的只是站在山脚仰望站在山顶的他。英雄，不一定一生都是金光闪耀，只要在某时某地发挥应有的最大潜能。司马迁，已做到了。假如有一天，让我选择所处的年代，我会毫不犹豫的回到他的时代也成为他的门徒，磕头一百也值得。我愿在他难过时，决然支持他——我心中的英雄。司马迁的痛苦让他欲哭无泪，而我最痛苦时还能挥洒泪水。我的痛苦和他相比简直是水滴与大海的关系。英雄，我无法达到你的高度，但我会努力用最大的力量去承受人生每一次打击，效仿你为完成生命的价值而生存。杂 感 一 则朱 亮我们将要学习《史记》这部历史巨著了。鲁迅先生曾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来评价它。从文学角度.历史角度，这无疑是一部百科全书，融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我们决不否认《史记》的价值性，但对司马迁却有几句肺腑之言，不吐不快。就当时那种封建时代，一个人要想仕途显达一展政治抱负，首当其要的是要有显赫的家世，纵不能如此也要在朝中有些熟人。有句老话叫“朝中无人莫当官”，这就足以揭露当时那种依靠身世或人际关系而走上仕途的社会现象。司马迁一开始做史官，虽无大权，但好歹也是个朝廷命官。就凭这一点他的子孙也可以轻松踏上仕途。但，司马迁下狱将要接受官刑时，他不为自己着想也应为后人着想，他能苟活于世吗？难道一部《史记》就比他的子孙还重要吗？难道他就不相信他的子孙会为他完成吗？其实，说得不客气一点，这就是人的本性——怕死。人就是这样，总喜欢为自己的苟且之事找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虽然性命是保住了，但精神与人格上却是遭受了何等的打击。司马迁毕竟是想让后世人知道如何立足于世，如何面对万千大众，又能如何重新踏上个人的成长之路，而这一点足以在后人的心灵深处留下浓重阴影。刘 邦 的 “黑 子” 太 多戴于谦在我没学《高祖本纪》之前，我只知道刘邦就是汉高祖，仅此而已。但是在我学完《高祖本纪》之后，我对刘邦这位汉代开国皇帝有了更深的了解。许多人认为刘邦是个英雄，但我不敢苟同，因为我不喜欢刘邦这个人。理由之一：太史公在《高祖本纪》中的第二段就写到：“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一个好酒喜欢女色的人，还有喝酒不给钱，怎么可以怎能称其为英雄，大丈夫？完全是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无赖而已！理由二：在见吕公时刘邦竟然不要脸的说：“贺钱万”。既然没有钱为何说大话？难道不怕在众人面前丢脸？这种虚伪，爱吹牛的人何以谓英雄？理由三：在秦王子婴投降后，刘邦就准备在宫中居住休息，享享帝王之乐。由于樊哙，张良谏最终才还军霸上，还跟秦人说：“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并且与父老乡亲约法三章。”如此蛊惑人心，收买人心，追求享乐者可谓英雄？理由四：可以说刘邦是个假仁假意的人。在兵败固陵后，行屠城父；在咸阳时却说：“杀人者死”。虽然城父邑不比咸阳，但城中的平民百姓却是无辜的。如此行为可以说是英雄吗？理由五：在未央前殿为太上皇祝寿时刘邦却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在文武百官面前，不顾老父亲的颜面，不注意场合说这些大煞风景令人扫兴的话，岂是英雄所为？这恰恰证明刘邦是一个小鸡肚肠，爱记仇的人。当然，对于刘邦这个人的评价，我们不能只看到他的缺点，而否认他的优点，例如：他有伟大的抱负，知错即改，谦虚，有宽容之心，当机立断……不过，也许我们对英雄的要求太苛刻了。我 眼 中 的 刘 邦夏 琳刘邦在楚汉相争中胜利了，所以在后世的评价中他总是占着上风。我想我该用司马迁的那句话来简述我的观点：“不以成败论英雄”。读完《高祖本纪》，我对刘邦有了些初步的了解。他虽有许多优点，但在我看来只要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也可以将这一切掩埋。刘邦的无赖形象在我脑中犹为深刻，从他“好酒及色”到“折券弃责”，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这些无不淋漓尽致的表现无赖形象。所以，在后来的楚汉之争中，“为之奈何”成了他的口头禅。多么可笑！又多么荒唐！假如张良、萧何都不在他的麾下，那结果可想而知了，因此我觉得他的皇位是受之有愧的。刘邦是虚伪的。正当秦人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时，他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虽说行军打仗要足智多谋，但我所能看出来的却是他的心机。战争多年，军中粮饷定是所剩无几，向来“仓粟多，不乏”这种收买人心的方式似乎过于荒唐。宁可让士兵们饿肚子，也要让他撑起那么一副慈善的形象。他的目的达到了“秦人惟恐沛公不为秦王”，这时他定是在窃喜，而我读出的是好一个虚伪的刘邦！中国自古崇尚“百善孝为先”但是刘邦却在众臣面前戏弄其父，其粗俗鄙陋无人能及。他这样说道：“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产业所就孰与仲多？”我想当太公听了这些话后该是多么的尴尬，被自己儿子在众人面前羞耻，其威严何在？此时的刘邦已是一个逆子的形象，同时也表现了他的骄傲自大。刘邦是有优点的，也是优点成就了他的美名。他是成功了，但至少他不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那种英雄。相反我却更欣赏项羽的自刎乌江。在我心中他的一言一行铸就了真正宁死不屈的精神。有时我甚至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若楚汉之争最终项羽胜利了，刘邦会有勇气自杀吗？我对虞姬和诗的看法缪红霞虞姬，一代绝色佳人，并且才华出众。作为一代英雄——项羽的爱妾，她是当之无愧的。她跟随项羽征战，项羽的性格，她是了如指掌的。在四面楚歌后，项王吟诗抒发自己的情感。美人和之：“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有人认为，项羽选择自杀，一半的责任在于虞姬。面对自己的爱人，爱妾竟然说：“大王意气尽。”这可能让项羽觉得连自己最心爱的人都这样说，也许局面真没有办法挽救了。虞姬的自刎更让项羽觉得活着没意义,他于是选择了自杀。但我认为，虞姬作为项羽最贴心的人，绝不会在项羽兵败之际打击他的。虞姬可能会想，既然刘邦夺取天下大权已定，项王现在意气将尽，要打败刘邦需很长时间，何必让自己的项王整天都生活在打打杀杀的征战中？那么，即使项王夺得天下，又怎么样呢？我不想让他活在这种征战中，还是让他放弃征战吧，可是那样我的项王又会心灰意冷，我会对不起他的，让我用自刎来向他谢罪吧！虞姬是一个懂得项羽的人，她和这首诗是有道理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她怎么会打击项羽呢？小议荆轲刺秦王仲子鹏荆轲刺秦王是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但与历史上众多刺客行刺帝王的事件相比，它显然是失败的。他为什么失败呢？首先，作为一个刺客，必须要有过人的胆识与冷静的态度。胆识，荆轲是拥有的，然而冷静和沉着的心态就与之无缘了。根据《刺客列传》中的记载，荆轲在几乎万无一失的机会下却失手了，这就足以说明他心中的紧张。在秦王逃脱却无法拔剑而围着铜柱跑时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但荆轲显然不够冷静，不能正确认清优势，竟然只想捉住秦王。在那样紧张的情境下一味追击秦王，终致失手被杀。其次，荆轲的剑术明显不高：卫元君当然知道武能强国的道理，但是却不用荆轲，足以说明荆轲的剑术不高。鲁勾践也说过：荆轲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他不擅长刺剑之术，而荆轲又不愿虚心请教，以致在秦王没有准备的状况下仍然失手。从《刺客列传》中可以看出：荆轲显然是一个比较自傲，贪图享乐但又贪生怕死的人。盖聂与鲁勾践只不过与荆轲产生了一点小误会，荆轲却从此不与他们见面，不以他们为同道。太子丹封他为上卿后，他整日贪图享乐，日日欢娱，直到太子丹找他责问时才说出自己的想法。在行刺秦王时，荆轲本可以一击必杀，想活捉秦王来保全自己，这些足以看出他的贪生。荆轲出发之前说过还需要等一个友人同去，我们虽然不知道他的友人是谁，但也许会因为这个人而成功。然而他却在太子丹一激之下，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计划，足见其冲动有余，智谋不够。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当时的诸侯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几百年来一盘散沙的诸侯令人们深受其害，其势必有一方强者来统一天下，而秦国各方面均为上上之选。荆轲欲以一人之力而扭转天下之大势，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英雄》中，无名在最后关头懂得了高山、流水两人的想法，明白了天下大势，放弃了刺杀秦王的机会，乃是为天下谋福。但荆轲却无法意识到这种大势。我认为，这才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总之，诸多方面都决定了荆轲的行刺是注定要失败的。人生因《史记》而精彩刘小杰在灿烂的古代文化中，有这样一本浓缩着精华的史书——《史记》。这是一本不朽之作，它记述了华夏文明五千年历史的五分之三，滋养了中华文化的沃野旷畴。读《史记》，它让我明辨了人间的是非善恶，分清了尘世的人情冷暖。人生因《史记》而精彩，而丰富。弹指间，忽然感觉我已经不像从前，曾经一度的浑浑噩噩仿佛烟消云散；曾几何时的恍恍惚惚再也难觅踪迹。难道这就是《史记》“润物细无声”的魅力？《史记》为我拨开了人生的迷雾，让我阅遍世间的坎坷与辛酸。不论源自何方，不论情归何处，仿佛一切在《史记》中早有定论。我知道，虽然我没有蔺相如的过人才智，但我一定能做到像他一样为人耿耿，无私无畏；虽然我不及屈平的刚正不阿，卓越才情，但我会努力学习他的光明磊落，不屈不挠；虽然我没有仲尼的博学多识，临危不惧，但我可以像他一样勤敏于学，韦编三绝。再看看《史记》：周公的博大胸怀，深沉果断；刘邦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管仲的人生阅历和治国方略……大到人生理想，小到言行举止，值得我学习的东西太多了。遇到困难，像孔子那样坚持真理；遇到矛盾，像蔺相如那样化干戈为玉帛……人生的一切可以因《史记》而改变。一个折断了翅膀却想飞翔的人，最大的勇气莫过于付出比别人更多的痛苦；一个渴望飞翔却没能飞高的人，最大的依靠就是拥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史记》就是我勇气的源泉，就是我精神的支柱。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读《史记》就像登山、观海一样，每一遍的投入都会有全新的感受。
项羽为人残暴是历史定论，没有谁否认项羽为人的残暴；为什么还要再谈项羽的残暴，主要是出于一点考虑：项羽的残暴与项羽的败亡有无关系？项羽为人的残暴最突出也最为人垢病的是他屠杀秦降卒20万，尽失秦民之心，终于导致项羽功败垂成。在现实中国这个大地上，人们都认同这么一个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项羽坑杀秦降卒20万，如此残暴，怎么可能得到天下的民心呢？如果一个人失去了民心，他怎么可能成功呢？如此层层推理，人们大多认为：项羽的残暴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是他失败的唯一原因。所以，讲项羽失败的原因如果不讲他的残暴，那就是放过了最重要的原因。我不认同这么一种推理！如果历史研究真的如此简单，那么历史研究也就失去了它自身的价值和魅力。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两句话并不错，因为这是历史的经验。我们可以找出许许多多的史实证明这是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问题在于历史还有反证：项羽比秦始皇还残暴吗？秦始皇以武力并吞六国，杀人无数，终成帝业；但是，从来没有人认为秦始皇杀人无数导致秦始皇的败亡。我们至多能说，秦始皇的成功中已经蕴含着二世亡国的因素，但是，这类话太具有普遍性了。哪个开国皇帝不是在建国的成功中包蕴着日后数世、数十世败亡的因素呢？如果以此作为普遍真理，那么真理也太普遍了。因为秦始皇并未因生前的残暴导致秦朝在秦始皇统治之时崩溃，所以，我们不能以此作为论定秦朝二世而亡的真正原因。贾谊《过秦论》中篇专论“二世之过”，贾谊认为，秦二世如果能够改变秦始皇的暴政，施仁政，完全可以挽狂澜于既倒，不致于迅速致亡。可见，秦始皇的残暴如果能在其继任人的手上加以变革，也可挽救秦朝的败亡。项羽与秦始皇的最大不同，在于他在四年之中就由人生的颠峰跌至人生的谷底，因此，将残暴列为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值得玩味。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我们做一点假设，探讨一下项羽失败的原因，就会发现，政治幼稚、军事被动对项羽的失败造成的影响比项羽的残暴更为重要。如果项羽政治上成熟一些（当然，一个政治成熟的人不会像项羽一样残暴），他至少有三次可以消灭刘邦的机会：第一，项羽入关；项羽率领40万大军，挟巨鹿之战胜利之威，兵进函谷关，却遭到刘邦兵团的阻击——不准入关。如果此时项羽认识到秦朝的灭亡是刘邦、项羽相互关系的历史拐点，那么，项羽就有了一个消灭刘邦集团和最佳借口——不准入关。以项羽此时的军力和威望，可一鼓作气彻底解决刘邦集团。第二，鸿门宴上；刘邦必须来鸿门赴宴，以便给项羽一个说法、解释，否则他就会面临毁灭性的军事打击。不来解释，会招致军事打击；来解释，有可能遇害：二害相衡取其轻，刘邦必来！第三，汉元年八月，刘邦在接受项羽分封后回到汉中仅仅三个月，就出兵关中，三秦王中除了雍王章邯还坚守在废丘外，司马欣、董翳都投降刘邦。章邯坚守废丘，整整坚持了10个月。章邯这10个月在等什么？他时时刻刻在等项羽！如果此时项羽出兵关中，与章邯里应外合，趁刘邦在关中立足未稳，至少可以将刘邦逐出关不，赶回汉中，甚至有可能一举消灭刘邦。但是，项羽此时仍然没有认请刘邦是他称霸天下的最大敌手，却置刘邦于不顾，而出兵齐地，深陷齐地不可自拔，给刘邦以可乘之机，巩固了关中之地，举兵东进，占领彭城，引发了彭城之战。这三次机会，项羽如果能把握住其中的任何一次，刘邦、项羽的历史都可以重写。项羽是楚汉战争时期最出色的两大军事家（项羽、韩信）之一。项羽的军事生涯伴随其一生；但是，项羽在楚汉战争中上最大的败笔恰恰是军事上他太缺乏战备眼光。如果项羽在刘邦派韩信经营北方战线之前及早开辟北方战场，如果项羽在韩信开辟北方战场之初就精心应对北方战场，那么，刘邦就不可能最终在战略上形成对项羽的包围，项羽最终也不会因为战略上的重大失误而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项羽在军事上缺乏战略眼光对项羽的最终的失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我们把项羽的政治失误和军事失误与项羽的残暴相比较，那么，我们应当承认，项羽的失败最重要的原因恰恰不是残暴。我们在理论上都承认这样一个真理：失人心者失天下，得人心者得天下。但是，我们在楚汉战争的现实中却看到了另一个“真理”：残暴并非是项羽失败最重要的原因，至少与政治幼稚、军事被动二者相比是如此。
项羽力大无穷，他只不过不屑用那些阴谋诡计罢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一、项羽失败的原因 一、缺乏谋略和视野，不具备政治家 读 司马迁《史记》得知： 项羽，是一位英雄。天生神力，"吴中子弟皆惮之"。其志向博大高远。他很讲信义，只因允诺了项伯"善遇"刘邦的进言，他不顾亚父"示之者三"，于鸿门宴上放走了罗网中的刘邦。当兵败乌江时，他拒绝登上乌江亭长的救生船，面对身后的丛林干戈，他笑对死亡，气概何其豪迈。英雄项羽最终自刎死掉了......耳畔怆然响起悲歌一曲："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折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至死将失败的原因归之为时运不济。然而，真的只是时运不济使然吗？ 有人说：项羽最大的失误，就是在鸿门宴上未听从谋士范增之言，以至放"虎"归山，招致最后的失败。这一失败看出项羽是一个在政治上看不清方向认不清真假的人，又在险境中不能急中生智，化险为易的人，怎么能领导众人走向成功呢？ 二、项羽性格中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缺陷 1、目光短浅、自满自得 足勇少智、缺乏宽宏大量的国君气质 细读史书可知，项羽性格中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缺陷：他空有高志却目光短浅；爱慕虚荣，不乏自满自得的小农意识；凡事勇在先，智在后，残忍有余，仁善不足；缺乏从谏如流、宽宏大量的国君气质。这就决定了他的一生，只宜做一名叱咤风云的将军，却不具备一种帝王的胸怀。他真正的失误不在于杀没杀刘邦，而是误在自身不能克服的性格弱点上，就算他于鸿门宴上杀了刘邦，以后也一样会败于张邦、王邦、李邦。 2、残忍有余，仁善不足；缺乏从谏如流、宽宏大量的国君气质。且看一下《史记》中的几个小片断： 新安。章邯率部归降。项羽不是对降兵善加督导，化为己用，反因害怕降卒不服而"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 新丰鸿门。闻刘邦欲关中称王，项羽大怒，欲以四十万大军击压刘邦十万军。刘邦恐，急笼络项羽季父项伯，卑曲称臣，高颂项王。项羽显然沾沾自喜，颇以为得意，遂听从项伯言而"善遇"刘邦。这就有了鸿门宴上范增"数目项王"而"项王默然不应"的千古遗憾。 入关后。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令"秦人大失望"。 既灭秦。有人劝说项羽："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羽此时却心怀东归意，说："人富贵了不回归故乡，就如同穿着好衣服在夜里行走一样，谁能知道呢？"劝者见项羽目光如此短浅，不由意冷心灰，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羽闻之，大怒，"烹说者"。 汉二年冬。因封侯不当，田荣起兵反叛。项羽平叛后，"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 这样的例子不必一一列举下去。 项羽的性格弱点贯穿了一生的始终，他似乎并无意加以改变，这对一个有着远大抱负和理想的英雄来说，是他的致命伤。他的成长过程，只是一部勇猛成长史，却忽略了对更高层次人格的追求和塑造。他的失败是必然的失败，不过是一名强悍的勇士而已。 二、刘邦取胜的原因： 一、以名人为榜样，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努力追求人生的高度，这是刘邦战胜项羽的最重要原因。 1、工于心计，善于吸引他人为己所用 请看刘邦。他天生狡黠、油滑，爱吹牛皮，颇象个混混儿。他的出身极其普通，其名子不为世人知这与项羽的名将后裔身份。在一贯重视光环和背景的人们心目中，刘邦显得黯淡，这使得二人在刚起兵的时候，刘邦只能落个从属的地位。但刘邦自有他的一套。狡黠和油滑自然不是领导者的气质，沛公却善于不断拔高自己。他自比"信陵君"，从而给自己定出了人生的高度。他常不自觉地模仿信陵君的处世、行为方式，为自己的性格添加了理性和工于心计的优秀的一面，这使得他的人生成为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的一生。他也因此受到乡里人士的敬重。 刘邦从信陵君那里学到了很多优良品，例如，他学到了用笼络手段壮大力量的方法。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善于根据情势揣摸人的心理，润滑人际关系，有较强的凝聚力，能够吸引他人为己所用。 史记载：刘邦先行入关后，项羽闻讯，欲击之。是时，刘邦自忖以十万军不敌项羽之四十万军，乃急笼络项羽季父——项伯，恭敬地"以兄事之"，并"奉卮酒为寿"，与之约为婚姻。项伯遂感于厚爱，力劝项羽"善遇"刘邦，并于鸿门宴上拔剑与项庄对舞，"常以身翼蔽沛公"，使得范增的杀"邦"计划全盘落空！ 从表面看，刘邦似乎无甚特殊才能，但其麾下人才济济，萧何、韩信、陈平......皆忠诚效命，连自视甚高的张良也敬佩的对人说："沛公殆天授也"。以一个平民出身的"浪子"，团结着一大批才高气傲的谋士、将军为之效力，岂一般的手段所能致？ 二、宽容、仁慈、有大胆量。 与项羽"诸所过无不残灭"之举相反，刘邦做事较有分寸。楚国长老皆赞曰："沛公，长者也。"史记载：汉元年十年，沛公兵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 项羽兵败死后，刘邦以鲁公礼葬项羽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 三、遇事冷静，喜用智不斗力。 楚汉久相持未决，项羽曾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斗力。"以己之短敌彼之长，这样的傻事，刘邦自然不会做。 攻打宛城时，为免强攻损兵之弊，刘邦听从陈恢的建议，许原宛守为殷侯（相当于现 四、为实现大谋，坚忍克己。 刘邦入关后，从樊哙、张良谏， 封秦重财物于府库，不取分文。并当众宣布："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同时派人到各县乡村广而告之。秦人大喜，献上牛羊酒食犒劳军士。沛公又推辞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这样秦人更加高兴了，唯恐沛公不为王。这一点，聪明的范增看的十分清楚："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刘邦的本性也是贪财好色的，但是为了达成目标，他变得很能克制自己。这与项羽每攻城破镇后遂"收其货宝妇女"形成鲜明的对比。 "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为了做成大事，刘邦常能忍受相当的痛苦，做出惊人之举。楚汉荥阳对峙时，项羽欲烹刘邦之父以迫其退兵，刘邦竟说：我们已约为兄弟，我父亲即你父亲，如果要烹你父亲，"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羽惊怒，要胁计划因之破产。 总结起来，争霸中的项羽与刘邦俱怀统一江山的大志，项羽禀赋优于刘邦，可惜的是他不注重自我管理，动辄怒、大怒，遇事率性而为，毫无克制，这是成功的大忌。相反，刘邦在起初表现平平，但他善于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不断以高标准来完善和要求自己，培植优秀品质，克制天性中的不良成份。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值得深悟之。 人生在世，谁无理想？谁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谁不渴望自己成功。我们不妨以项羽为鉴，学一学刘邦，探索人生成功之道。
关于项羽的800字议论文5篇
我的梦里，常常出现一个少年，白衣扬鞭，胯下乌骓，飞逝而过。那是你吗?霸王项羽?我在长江边唤你，只有一声声的海浪回答。下面我为大家收集整理了“关于项羽的议论文”，欢迎阅读与借鉴!
关于项羽的议论文1
也许你会提起鸿门宴中项羽的优柔寡断，但我却认为这恰恰才是他大度的体现;或许你会因为‘霸王别姬’说他儿女情长，但我却认为这才是他男子汉的体现，或许你会说他有勇无谋，但试想在他的一生中又有哪一次战役是侥幸成功的呢?
在我眼中，项羽是一个侠骨柔肠的大侠。，因为他有大侠的海量和大度。鸿门宴上，项羽放走了一生的劲敌刘邦。乃至其后来乌江自刎的下场。以史册中项羽的残暴，他为什么要放走刘邦?那不过是多杀一人而已。他不是圣人，也无须假仁假义。刘邦曾跟他结义，这固然是其中原因，就因为项羽败了，鸿门宴放刘邦才成了项羽败北的关键。如果项羽胜了呢?那么这鸿门宴就可能被世人所称颂的了。可能会说项羽放走刘邦是一个绝妙的计谋，是其成功的主因。如果说这还不足以说明他大度，那么他对樊哙的宽恕就应该足以表现出来了，鸿门宴中樊哙带着武器闯入军营，并没有让项羽所杀，反而赐座，赐酒还赐给他肉，并不止一次的称之为壮士。或许这就叫做英雄惺惺相惜吧!
项羽也是一个英雄，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史记》中曾写道：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
这足以说明项羽的胸心壮志，和他的胆量!
这也许就是为他之后的一番事业打下的基础。
项羽也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军事家!
仔细去观察会发现，每一场战役他都经过了严密的谋划。有人拿他和同一时期的韩信作比铰，说项羽之兵法大不如韩信。那只是很少有人注意项羽的兵法罢了。其实他们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只是韩信更加隐忍罢了。但他们不都是因政治想法的幼稚而失败的吗?项羽是该杀的人不杀，不该杀的却杀了;而韩信则是该反的时候不反不该反的时候却反了。这些注定了两个人的失败。
然而项羽的一生又是悲惨的一生，他最终还是没有作成天下的君王，但是他的所做所为却永垂青史!
项羽，一个有情有义的大丈夫，一个单纯、可爱、善良的政治家，虽然是政治斗争中的败将，但却显得真诚，直率;项羽，一个伟大的英雄，一个有理想，勇敢的有为之士，哪怕是面对自己的敌人，也能发出真诚的赞叹;项羽，本来一个侠骨柔肠的大侠，他的真诚、勇敢让李易安也为之动容，写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千古名句。在这里我也要大大的赞叹一声：”项羽，真大丈夫也，真大侠也，真英雄也!“
关于项羽的议论文2
看完《鸿门宴》后，很多人都有会认为项羽是“妇人之仁”，错失了杀死刘邦的大好时机。但苏轼却认为项羽有“君人之度”。这并不是因为苏轼一时新血来潮，来个唱反调，这是他发自内心地赞赏。
当时的时局对刘邦是不利的，若项王一举入关杀死刘邦还好说，问题是他若在鸿门宴上杀死刘邦就不好了，刘邦手下虽说只有十五万余兵，但尽待在关内，加之刘邦手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他们大多对刘邦十分忠心，倘若得之刘邦已死，必尽其力而反之，彼可于大路埋伏(项羽素傲，必取大而舍小)，但见来时可往来冲突，却不与其正面交锋，此可疑其兵也，然后可使一人佯装投降，传书与羽言其为内应，里应而外合也，羽必信之，待羽入城，三下围攻，可擒矣(此乃关门打狗之策)。
项王可能考虑到此为人和与他势力不利也，故作个顺水人情，放刘归去。
刘邦善用人，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也正是如此，项王手下如韩信、陈平等皆降刘邦。项王会败，这是一个原因，可胜败兵家常事，一场战争的胜负不会抹杀真英雄的形象。
项羽不肯学书，书足以记姓名而已，不肯学剑，剑一人敌，要学的是万人敌。他打仗不管兵法，每战必披甲持乩，亲自出战。一者鼓舞士气，二者削敌锐气。真英雄莫过于此!羽曾以3万楚军大破汉兵56万，打得刘邦抱头鼠窜。这是多么的霸气啊!项王曾和刘邦讲和，划鸿沟为界，这是多么的豪气啊!他曾因兵败，而在乌江自刎，这是多么有骨气啊!
无论是打仗，做人，甚至是作诗，都掩饰不了他的英雄之气：
力拔山兮气慨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可奈何
项羽的这首诗也因此流传千载。
司马迁说过：“他爱马，爱美人，爱故交，最后自刎而死!这是一个十足的让人快意的英雄……”我想这是对项羽英雄之气的最好诠释吧!
项羽的死，不在与别的，只是他的英雄气，是他那天生的英雄气，注定了他悲剧般的命运!
关于项羽的议论文3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当项羽在垓下被刘邦的数万汉军重重围困时，当时四面楚歌的悲调响起时，当霸王视若掌上明珠一般的美人虞姬拔剑自刎时，这位名震古今的人物注定逃脱不了悲情的命运。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的生命成为悲剧?
英雄?项羽出身楚国贵族后裔，从小随叔父项梁习武，并且被叔父项梁灌输了大量的复仇思想。仇恨的种子，在项羽的童年时便已深深扎根，少年项羽便起兵会稽，南征北战，所到之处几乎攻无不克，所当着破，所击者服，威震四海。超凡的军事才能与高强的武艺使项羽所部在项梁死后迅速成长，臣服十八路诸侯。巨鹿之战的破釜沉舟，以少胜多，更是将项羽的人生推向了高峰。
论军事，就武艺，项羽无疑是个英雄，他用武力强劲地推倒了暴秦统治的最后一根支柱，他作为抗秦联盟领袖，贡献无穷。
懦夫?悲哉!悲哉!这位推翻暴秦的头号功臣的心灵竟然是极度脆弱的，他总是把这种脆弱——这份骨子里的怯懦转化为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败笔。心若不弱，他便不会坑杀二十万秦军降卒，意若不变，他便不会在鸿门宴放走劲敌刘邦;目光若不短浅，他便不会满足于诸侯们的奉承阿谀;任人若不唯亲，他便不会饶恕左右逢迎的项伯而怀疑视他如子的亚父……一切，都是因为他在仇恨的滋养中长大，都是因为少年成名的他心过于浮躁，意志过于不坚定，终使他只沉浸在万人俯首的王位的快乐中而未胸怀天下。而这种“快乐”的剧毒已深深浸入他的骨髓，表现出政治上的无知与幼稚。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项羽是犹豫的，怯懦的，他更适合在太平之世为国建功立业，而不该降生在这乱世啊，壮哉，悲哉!英雄?懦夫!
我想，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项羽，注定只能成为大将，而刘邦，显然更具帝王之相。项羽常哭，是面兄弟，对美人，有感而发的真性情;而刘邦亦常哭，那是为了逢迎他人，维护汉军，巩固大汉王朝之社稷的良策。而对于项羽个人，这是不公平的，他不应该被上天安排来承受这一切苦难，他不该成为刘邦登帝的牺牲品!然而历史不容改变，事实不容置疑，如今的我们只能针对项羽个人进行人性弱点的剖析。
怯懦的英雄项羽啊，当你在乌江自刎结束自己悲剧一生时，希望你这条真性情的汉子能换个天下，换个人间。
关于项羽的议论文4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的这首诗赞扬了项羽宁死不苟活的精神，但是我暑假读过《史记》中关于项羽的内容后，我对项羽有了自己的看法。
项羽是一个英雄。他是一个武艺高强的人，可以冲锋陷阵，转瞬间就能杀敌百人，他用兵大胆，敢于“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
我佩服他的胆略和勇猛。观看秦始皇出行时，他竟敢说自己可以取而代之。千古英雄，谁敢如他一般出此豪言?从这点看，项羽的确是英雄。
但项羽更是一位失败的英雄。
首先，我认为他不注重文化学习，只崇尚武力。他甚至认为读书无用，只要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已经足够了。可他没想到，不学习，有些方面就会无知，无论带兵打仗，还是治理国家，无知都会成为绊脚石。
其次，我觉得他不善于用人，不能把握好时机，无知使他不知人，更不善用人。张良、韩信都曾经投奔于他，可他竟不能知人善任，使这两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为刘邦所用，最后把自己打得一败涂地，总算有个谋士范增的才智也给浪费了。要么不执行范增的计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绝好的机会呀，可项羽偏偏痛失良机，要么中人家的计策，不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致使范增离开他，在忧愤和疾病中去世，使自己彻底失去谋士。
项羽还是一位不善于总结自己失败的英雄。项羽在临死前曾说：“天要亡我。”而不从自身找原因。项羽英雄盖世，却只会逞匹夫之勇，不能驾驭天下英雄，到死都认识不到自身的弱点，只是自欺欺人地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天，真是可悲呀!
关于项羽的议论文5
乌骓马一声长嘶，嘶裂了乌江岸原本的宁静，平静的江水沸腾般的兀自翻滚起来。黑云潮涌，八方雷动，你身披黑色的大氅，在江边站成一块黑色的巨石。
你是项羽，是我的西楚霸王，你在“楚汉之争”中败于刘邦，自刎于乌江。虽然是败，但你有去争的勇气，这就够了。“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就让这猎猎江风和潇潇雨滴为你送葬，为你唱一曲不朽的乌江颂。
你站在庭院中，用枝叶构建出繁盛的景色。而淅沥的春雨，为思念划上一道寂寞的灰。你是梧桐，是我的“树之精灵”。“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愁正苦”，你就是这样的温柔，一如婉约的江南女子，顶着油纸伞悠悠地滑进人的视线里。可是，这样柔弱的你，却也有刚烈的一面。烈火焚烧之时，你用勇气做筋骨不畏高温灼热。终于，你化成一张琴，名曰，焦尾，身已残，心未死。就是要用这残缺的身体，也要奏出个千古绝唱!
你站在刑场上，笔直如钢，像一棵历尽风雨的老树，你就是谭嗣同，我的变法英雄。无论变法之路如何艰辛，你依然坚持不懈，你用勇气做笔，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大书上写下了深重的一笔。你就是一把捅破封建束缚的利剑，尖锐犀利。
你站在吊灯下，神情时而凝重，时而舒缓。你应该是个画家吧。灯光是温暖的橘红色，农夫一家围坐在桌前享用他们的晚餐，就连刀具也在那一刻反射出幸福的银色来，你却依然视而不见地专心作画。仿佛经过了几千个世纪，你终于笑了。笑得好像是刚分到糖果的孩子。我知道了，你就是凡?高。我的艺术天才，尽管那时大家都排斥你，认为你是个疯子，但你依然用百分百的勇气去坚持自己的信念，你成功了，那幅《吃土豆的人》成了传世的经典，而在天堂的你，会不会笑得像你的作品《向日葵》那样灿烂?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花的勇气;“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石灰的勇气。物且如是，何况为人?勇气是前进的助推器，是流在人血液里不屈的人的精魂。不论输赢就让我们以勇气作为支持自己的脊梁，对着南下的长风高吟。
我自横刀向天笑，且拿勇气寄乾坤。
它有史书价值！
史记》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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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概率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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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清代《史记》的研究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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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史记》中人物肖像描写方法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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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论史记五体的体系关联
作者 阮芝生
刊名台大历史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7期 (19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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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論史记五体及“太史公曰”的述与作
作者 阮芝生
刊名台大历史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6期(1979/12)
页次17-43
我这里有篇原创的。正好是我们前几天的考试题目。史记，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反而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做了预言。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鲁迅先生誉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入木三分。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史记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