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复兴之际，回首我们的民族走过的五千年漫漫岁月，展望中国更美好的未来，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华精神的伟大力量，它是推动我们民族发展和复兴的强大驱动力。 没有这一强大的驱动力，中华民族不可能在过去五千年的岁月中生生不息，作为人类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没有这一强大的驱动力，中华民族不可能在其发展的进程中繁衍兴盛，融会众多民族，并且形成和维系了团结统一的趋势。这一大趋势穿越数千年时空历久而弥坚。没有这一强大的驱动力，中华民族不可能在20世纪后期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压力与日俱增，民族的生存和命运又一次面临挑战之际，掀起改革开放大潮，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开辟民族复兴的新纪元。 中华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脊骨，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会。它包含自强精神、仁爱精神、勤奋精神、探索精神、创新精神、爱国精神、气节精神、革命精神、改革精神和开放精神十个主要方面。进一步建设和弘扬中华精神，是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需要。 中华精神是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会 中华精神融会古今，是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整合。如上所述，一部中华民族从远古至今的发展史证明了它的强大生命力。自强精神是一种具有强势张力的进取精神和斗争精神。中国古代哲人通过观测宇宙的变动不居，提出"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思想。自强，包含民族的自强和个人的自强两个层面。不畏艰难困苦，不屈服于任何压迫者，是中华民族的本色精神。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地与生存环境抗争，与内外邪恶势力抗争的历史。自强不息，不仅是指在常境和顺境中的奋斗，更是指在困境和逆境中的奋斗。历代俊彦豪杰追寻"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壮怀激情，力行"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坚忍精神。自古以来，身处逆境而奋发有为的范例不胜枚举。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司马迁受腐刑之辱，仍发愤作《史记》，开纪传体史书之先河。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成大业。其精神皆垂范后世。 仁爱精神源远流长，是我们的人民亲和共处所依凭的准则。千百年来，经过世代哲人先贤的琢磨锤炼，激浊扬清，仁爱思想升华凝聚，成为中华民族构建伦理道德大厦的基准和标尺，并广为人民所认同。仁爱精神内涵十分丰富。易经中以"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推重君子之德，即是强调一种"仁"的精神。《尚书》中说"有容，德乃大"，也体现了仁爱宽容的精神。什么是"仁"？"仁"就是爱人，与人友好相亲。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子张问仁。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诸问之，曰："恭、宽、信、敏、惠"。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忠恕之道"，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墨子所提倡的仁爱精神则达到了极致。墨家主张"兼爱"，推崇一种"天下之人皆相爱"的和谐境界，此即"强不执弱，众不却寡，富不欺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孟子以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为仁义礼智之端，是对仁爱精神更具深义的阐发。概而言之，仁爱精神涵盖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十个方面。这样的仁爱精神熏陶、哺育了一代代华夏儿女，并不断得到发扬光大。 勤奋精神是我们的民族得以安身立命，创造财富和探索未知的巨大力量。勤奋，是我们民族历来推重的美德之一。我们民族的传统认为，勤奋包括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探索和勤于劳作。手不释卷，孜孜不倦，谓之勤学；霄衣旰食，励精图治，谓之勤政；胼手胝足，持业不辍，谓之勤劳。勤奋，包含勤勉与奋发有为两个相互依存的因素。有志于奋发有为方能勤勉，非勤勉不能有所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业精于勤，荒于嬉"。"书山有路勤为俓，学海无涯苦作舟"。这许多广为流传的古训俗谚，体现了我们民族所崇尚的勤奋精神。自古以来，以勤奋精神立学、立言、立德和立业者恒河沙数。悬梁刺股，苇编三绝，愚公移山，等等，都是人们所熟知的佳话传说。正是这样的勤奋精神，激励着我们的民族世世代代奋斗不息。探索精神是中华文明发展昌盛的强力推进器。中国历代的哲人智士都把探索未知作为人生的重要目的。这一探索指向宇宙法则和价值标准两个方面，即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把握和对人生价值的认识，强调通过格物致知以追求真理和追寻价值。格物致知被认为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因而，这样的探索被赋予崇高的意义。故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屈原不畏"路漫漫"，而"上下求索"，虽九死不悔。此外，这样的探索，不仅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包含了在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方面的探索。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仅是在思想、政治方面的研究包罗宏富，邃密精深，流派纷呈，产生了灿若群星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而且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创造了许多杰出的成就，在世界上引领风骚数千年。在文化艺术方面的累累硕果，更是风采卓异，璀灿多姿，是世界文明中的瑰宝。 创新精神是中华文明得以不断发展的巨大动力。中华民族是富于智能和创造力的民族。中华文明的发展正是与五千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各方面与时俱进的推陈出新或发明创造相伴随。以科学技术为例，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世界著名的中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博士指导下所着《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指出，当代世界的基本发明和创造，可能有半数以上来源于中国的古老文明。他列举了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除了"四大发明"，在现代农业、现代航运、现代石油工业、现代气象观测、毒气、枪炮、降落伞、载人飞行、白兰地、威士忌、蒸汽机的核心设计，几乎都源于中国的发明。李约瑟博士认为，"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中国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水平"。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举世公认。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封建制度的僵化和由此导致的国势衰弱，这样的创新精神受到束缚和压抑。新中国的建立为我们民族的创新精神的发展开辟了天地，但是长期存在的左倾指导思想的错误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这种发展的巨大潜力。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大解放和生产力大解放，是中国人民得以充份发挥智能和创造力的美好春天。二十二年来中国在思想理论、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各方面的创新发展如同熔岩喷发，不可遏止，取得了划时代的辉煌业绩，再次向世界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创造力和创新力。 气节精神是天地间的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气者，乃正气、骨气；节者，为节义、节操。中国传统精神认为，人的生命包含着价值因素，是生命价值的载体。生命，只有承担了道义，才是可贵的。因此，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都以气节操守为立身之本。王夫之提出："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就是这种精神的凝聚。孟子万世传颂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中华气节操守精神的经典标尺。文天祥以生命实践了自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树立了气节精神的丰碑。五千年来，历朝历代都涌现了许多具有这样高风亮节的仁人志士。他们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人民鞠躬尽瘁，或刚正不阿冒死请命，或毁家纾难精忠报国，或血战沙场马革裹尸，或临危不惧舍身取义。他们的浩然正气，彪炳史册，光照千秋。正是这样的国魂精神，推动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征服千难万险，越过漫漫历史长河走到今天。 爱国精神是我们的民族的优秀传统。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坎坷多艰，在不断融会众多民族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爱国精神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无尽源泉，是维护和保卫国家民族利益的永恒动力。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祖国荣誉重于一切，爱国就是要卫国和兴国。千百年来，无数爱国志士的嘉行懿德广为人民所传颂。贾谊"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岳飞"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陆游"位卑未敢忘国忧"；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秋瑾"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报祖国"。孙中山第一个提出"振兴中华"，以炽热的爱国激情"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邓公年七十四，壮心不已，掀动矌古未有的改革大潮，二十年间打造出一个富强的中国，正是因为他所说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样的爱国精神代代相传，中华民族根深叶茂，能够抵御任何狂风暴雨。革命精神是我们的民族外抗强暴，内拒奸恶的利剑。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为着追求自由和幸福，追寻光明和进步，为着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中国人民敢于斗争，从不畏惧，绝不屈服。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一次次反抗压迫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统治者，迫使他们做出调整政策的让步或是导致改朝换代，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改革精神在中国有久远的传统。《周易》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反对因循守旧，泥古不化。为着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促进国家的强盛，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殚精竭虑，不畏艰难，不顾身家性命力促变法改革者。战国时期有商鞅变法。商鞅主张"便国不必法古，利民不循其礼"。韩非力倡变革思想。他认为"世异必变"；"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之为备"。西汉时有晁错之变法。北宋有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明代又有张居正变法。近代的"戊戌变法"更为世人所熟知。他们或是力主改革土地所有制，废止世袭特权，巩固封建统治；或是建言削蕃，加强中央集权；或是改革税制以缓解社会矛盾；或是变法以求富国强兵。无论成败，他们的努力顺应历史潮流，体现了时代精神。他们的思想或主张在当时或是后来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实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当代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总体目标的改革，更是一场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在中华大地上进行的除旧布新的伟大创举。仅仅二十余年，中国面貌一新，走上富强之路。改革精神在神州大地从来没有这样深入人心并展示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开放精神在中国经历了由重在政治交往的开放，到以有限地引入西学为目的开放，再到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发展过程。《尚书》中提出的"协和万邦"的开放思想指向协调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对异族异域的融会。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也是一种政治交往。墨子提出"兼爱"、"非攻"，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汉唐以来，由于中国的强盛，统治者以中央王朝自居，因而其外交策略多有俯视世界的意味。例如，汉初陆贾提出将"宽博浩大，恢廓密微，附远宁近，怀来万邦"作为汉王朝的外交指导思想。此外，由于中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长期居世界领先地位，也使得中国难以认识到向外国学习和与外国的经济交往的意义。"丝绸之路的形成虽然对于沟通中西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文化意义，它对于中国对外交往的历史发展的影响只是局部性和阶段性的。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则更是以宣示国威为其宗旨。直到近代，在列强倚仗坚船利炮欺凌的压力之下，国人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落伍。从而有冯桂芬提出"学西方，谋自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魏源提出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后有"中体西用"之倡和洋务运动之兴。中国旨在接纳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的开放意识逐渐觉醒。本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和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迟滞状态的紧迫性使以开放求发展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邓小平以求实精神所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全面开放。在新的历史时期，开放精神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并带来了历史性的巨大变迁
【全面的】 一、战国秦汉时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形成时期） 以官僚制代替世卿世禄制度，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标志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的初步形成。秦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汉代巩固了这一政体。在此政体中，皇帝是国家元首，下面是被称不宰相的三公，下有九卿，他们组成中央政府。从汉武帝始，皇权明显加强，相权逐步削弱。二、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发展）由于加强君主专制的需要，进一步削弱了宰相权力，加强了从汉武帝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尚书机构，并改称尚书省，还建立了分割尚书省权力的中书省和门下省，隋唐正式确立三省六部制是这种变化的完成。隋代将地方机构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唐中期为道州县三级制，同时出现了新的二级行政区－－府。道在唐代前期是监察区，唐代后期，各个方镇管辖的行政区域也称为道。唐代京都和陪都所在的州地位比一般州高些，称之府。此外，唐还在边疆地区设置都护府，地位与州相同。三、五代辽宋金元时期（进一步发展）鉴于唐末以后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宋进一步加强皇权，以二府三司制（“中书门下”和“枢密院”。“盐铁度支”和“户部”）代替了三省六部制。首先削减州郡（府州军监）一级长官的权力，不许他们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州郡的兵权、财权和司法权也都收归朝廷。又规定州郡长官由文官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相互牵制。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划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使（管财政兼监察地方官吏，简称“漕臣”）、提点刑狱（管司法兼监察，简称“宪臣”）、安抚使（管军事，“帅臣”）、提举常平（管常平仓救济、农田利用等，简称“仓臣”）等四司，统称“监司”，也都由文官担任。路州县的官员都由中央官兼摄，属于临时指派（“差遣”）的性质，三年一替。这样，地方长官的权力分散，任期短暂，武力削弱，无法与朝廷对抗。其次，分割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权力，一是在宰相之下设置“参知政事”作为副相，与宰相合称“宰执”，以此来分割宰相的行政管理权；二是设置枢密院，以枢密使管理军事，以分取宰相军权；三是设三司使（又称“计相”），分管盐铁、度支和户部，分取宰相的财政大权；四是设审刑院，以分割宰相的司法权。使中央的行政、军事、财政、司法四权都分别直属于皇帝，宰相仅仅掌管全国行政事务而已民。禁军不再设最高统帅，把禁军分为“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衙将领虽统率军队，而军队的调遣和移防等事则须听命于枢密院。同时，还实行“更戍法”，禁军的驻屯地点，每隔几年就要更调一次，而将领不随兵调动，防止军队为将领私有，从此结束了武人专横跋扈的局面。同时，按照“守内虚外”的政策进行军事部署，禁军一半是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其余分戍到全国各要冲地区，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发展了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严格考试程序，增加录取名额，提高被录取人的待遇，广泛地吸收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评价：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藩镇跋扈，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如：将帅无权、指挥不灵，官吏众多、行政效率低下，开支巨大。金：阿骨打称帝后，为了夺取抗辽斗争的最后胜利和巩固扩大政权，扩充和整顿了金朝的军队，确立了猛安谋克制，这是金朝特有的一种军事和行政制度。猛安谋克原是女真人在氏族社会末期的部落组织（猛安，意思是部落军事酋长；谋克，意思是氏族长），阿骨打加以发展，对归附的首领，一律给以猛安或谋克的称号，对其部众则和女真本部族战士一样进行军事编制，规定以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猛安称千户长，谋克为百户长。各户壮丁，均是士兵，战时应征出战，平时从事生产。猛安谋克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地方行政组织。这种兵农合一的制度，对金的经济发展和军事胜利起了重大作用。元的一省制在加强皇权方面又有新发展。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领六部，掌管全国政务；设枢密院掌管军事；设御史台掌管监察。在地方上，设立行中书省，是中央的中书省的派出机构，是中央分权于地方，行中书省设丞相一人，凡地方军政大事无不统领。在各级政府中另外设一官职－－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或色目人充当），掌管并督察地方行政。作为山东、山西、河北则称为“腹里”，作为中央直辖区，由中书省直辖。设立宣政院通领宗教事物和西藏地区，皇权继续加强。四、明清时期（高度发展）明代:1.调整中央和地方官制。在地方，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只管理民政和财政；另设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主管刑法与军队，实行三司分权。在中央，由于中书省权力过于集中，丞相胡惟庸气势凌人，朱元璋以谋反罪诛杀胡惟庸，遂废除丞相制,以掌管行政事务的内阁代替了沿用一千多年的宰相。在军事上，将大都督府改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皇帝独揽军事大权。2.制定和颁布《大明律》，维护皇帝独裁的封建专制统治。3.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监视臣僚。4.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四书》《五经》的文名命题，规定文章格式为股文，采用八股取士，以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清代：更是进一步以皇帝的机要班子－军机处取代内阁，从而形成了绝对专制主义中央集体政体。1、清初在中央设内阁，置六部，同时保留着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凌驾于内阁、六部之上，凡军国大事都由它决定，皇权受到限制。2、雍正帝设军机处，挑选亲信的满汉官员充任。军国大事完全由皇帝裁决，军机大臣只是跪受笔录，然后负责传达给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员去执行。这样中央六部长官和地方军政首脑都直接听从皇帝指挥，议政王大臣会议名存实亡(后撤销)，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进一步强化。3、为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对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实行了严酷的思想控制。一方面提倡程朱理学，尊孔读经，开科取士，对士人进行笼络和引诱；另一方面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言行，则进行残酷镇压。综之，封建主义中央集权政体发展变化的总趋势是：加强皇权，削弱政府权。这也说明封建制度的日趋没落。【概括的】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演变与发展的特点：①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集中体现，其内容既有较明显的继承性与共性，也有和时代特征相关的特殊性。② 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强化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最大特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演变过程也始终矛盾交织：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和斗争；地方和中央关系的博弈（皇权加强意味着地方割据势力削弱，反之就膨胀）；政治行政手段和不同程度思想文化专制措施的结合。③维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皇权；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是历朝封建统治者实行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原因（其中前者是根源）。④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历史影响十分深远：在封建社会前期的秦汉至隋唐时期，其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文化发展等积极作用是主要的。而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北宋至明清时期，其消极作用则逐渐增大，尤其是明清时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强化，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其危害尤为严重。望采纳！！！
我国封建土地私有制产生于春秋战国，到秦汉最后形成，为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早期阶段。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由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三种形式组成，并在不同的历史时一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阶级斗争的涨落，在比重上迭有升降，然而地主土地所有制总是占着支配地位。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重大发展，铁器得到广泛使用，逃往的平民和奴隶纷纷开垦荒地，这些新垦之地，为开荒者隐瞒下来，成了私田。私田的产生，土地国有观念动摇了。春秋中期，私田土地急剧增长，到末期出现土地买卖，此时奴隶主也更热心于私田的扩大和经营，各国先后进行了税制改革，放弃土地国有的井田制，承认了土地私有制。 战国时期各国都实行改革和变法，商缺两次变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它标志着占统治地位的井田制宣告结束，土地私有制已经形成。这一时期，地主阶级虽已形成，但人数还不是很多，所占土地数量也不大。 秦汉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充分发展。公元前216年，秦政府颁布命令:“使黔首自实田”，私有土地得到了封建政权的确认和保护。秦灭六国后，对于地主占有大量土地没有干预，虽下令迁徙各国旧贵族和豪富，但他们占有的土地状况并未改变，到秦末依然是“官者田连降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给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 西汉政权建立后，采取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农民占有少量土地。但封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土地兼并，至西汉末年土地终于引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颠覆了西汉政权。东汉政权建立后，为了限制豪强大族兼并土地，公元三十九年下令度田，地方豪强竟发生武装暴动，度田不了了之。以后东汉政府再也没有推行干预地主私有制的政策，东汉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在不断发展，出现了战国秦汉时期又一次土地兼并高潮。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前期为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一时期是历代封建王朝对土地所有制关系进行国家千预极为频繁时期，然而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仍在向前发展，土地日益集中。 三国长期战乱，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量“既不在官，亦不在民”的无主荒地，曹操为了解决急需的军粮和普遍存在的饥荒间题，将这些无主荒地转化成国有土地，实行屯田。西晋建立后，屯田制罢废，贵族官僚争相侵占官田，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益盛，国有土地在削弱，私有土地在发展。十六国时期，使北部中国遭受严贡破坏，豪门大族趁机大量占有土地和人口，规模庞大的田庄，这不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和皇权的集中。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年)下令均田，试图将所有权不同的各类官私土地最大限度地纳入国家统一分配的轨道，但却没有撼动地主土地，魏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受到破坏。后来北齐、北周虽重新颁布了均田令也多流于形式了。 随唐两朝基于建国之初荒闲土地大量存在，为使流亡的农民回到土地上进行生产，实行赋役制度，继续推行了均田制。随唐两朝的均田制对于地主的土地兼并多少给予限制，农民也得到了一点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况，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始于太和九年的均田制，随着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至唐中叶彻底崩溃。总之，魏至唐前期土地制度有着与过去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一时期政局变动大，土地制度随着也几次变动，可以说是秦汉至明清土地制度变动最大的时期，也是国家对土地占有进行干预最频繁的时期。从唐后期至明清(1840年前)为封建上地所有制的后期阶段。这一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步摆脱国家法权的强力扭曲，土地自由买卖已冲破了汉唐间政治上的干预和社会传统的制约;:仁地兼并由非法到合法，由隐蔽到公开，以更大的势头向前发展着。均田制弛坏后，封建国家采取“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的政策，以庄田制经济为特点的大土地所有制得到普遍发展，并且延续到明清。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均田制为庄田制所代替，这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中又一转扳点。北宋建立之初，自耕农有所发展。但赵宋政权认为“富室连我汗陌，为国守财尔……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因而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土地买卖无任何限制。土地兼并较之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主田庄迅速发展，土地迅速集中。北宋以来长期积累的土地兼并和集中的问题，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得到了调整和缓和。但明中叶后“毋许兼并”又变成一纸空文。土地兼并产生的流民问题，最终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清统治者鉴于明朝灭亡的教训，对官僚地主的特权加以限制，除了用暴力手段在华北大规模圈地外，更多的用经济手段通过买卖占有土地。 综上所述，中唐以降，“两税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复见”，这一变化，不但彻底结束了长达三百牟之久的均田制，而且标志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已摆脱“三代之制”田土的授受、买卖、转移、继承的法杖限制，以一种较为自由发展的形式进入新的里程。在“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新时期，地主阶级千方百计购置田产，形成了累千上万亩的大地主，实通绝了地主阶级独占夭下田土的愿望。在土地所有权转移方式上，几随着唐宋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由买卖渐成地权流动的主要方式。虽曹一度以圈占、投献等强制手段夺取土地还相当严重，但随着官田制度的衰落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通过买卖日益成为取得土地的主要途径。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带来的变化是土地所有者由有身份性的官僚贵族地主扩大到非身份性的庶民地主。庶民地主的出现和发展是地主制经济充分发展的标志。在土地的经营方式上官私庄田契约租佃关系日益普遭，随着土地私有权的日益深化，佃户手中的使用权亦在向长期化方式发展，形成了永佃权，以及土地关系中资本主义萌芽新因素的渗入，劳动者与土地结合由超经济强制发展为经济强制。这些都是不同子前期、中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出现的新特点。也是土地私有制成熟的主要标志。封建社会 战国 确立土地私有→奖励军功，促进新兴地主崛起。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变法。新的国家赋税制度和法律条文，促使土地所有制逐步由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变，如春秋时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cui）征”和鲁国的“初税亩”，都属于这一情况。 秦朝 确立土地私有→按亩纳税（地租）、按户籍征发赋、役（兵役和杂役） 汉朝确立土地私有→按亩纳租税（少）、按人丁负担赋、役（重）, 基本上是以税人为主，人身控制严格。 其间有一次不成功的王莽改制，他仿照古代井田制全国土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土地问题，相反又把农民禁锢在"王田"里当牛做马，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 北魏到隋唐时期（孝文帝改革——780年） 封建土地国有制→以人丁为主负担均田制、租庸调制（庸在隋出现，唐朝取消年龄限制，保证了农民的劳动时间）、府兵制。 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是三位一体。 由于土地私有制→地主追求土地的欲望增强，地主进行土地兼并→国有土地大量流失造成土地地主私有的既成事实（均田制彻底崩溃，租庸调制无法实施）→780年实行两税法（户税和地税、时间固定、人身控制松弛）。→法律上推动封建的土地私有大量出现，地主在大规模的庄园中实行分工合作的劳动，有利于封建经济发展。 两税法实际上是在国家承认地主土地兼并的前提下，依据土地资产向地主征税，性质上属于地主利益的再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 北宋王安石变法之方田均税法 募役法是对“庸”的继承和发展，即使地主和官僚也不例外。方田均税法是对两税法税地的继承。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每户占有土地的多少和贫瘠收取赋税，官僚、地主不得例外。这些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 1581年，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改革赋税制度，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赋役合并、将田赋、徭役、杂役分摊在田亩上，即役归于地、量地计丁、计亩征收、折银征收。说明了封建国家重视土地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重视人口。而折银征收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清朝的摊丁入亩 雍正帝在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为固定丁数的基础上，推行“摊丁入亩”的办法，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彻底解决就丁、田并征的双轨制征税形式，从而完成了自唐代两税法以来我国封建赋役制改革——并役于赋、人头税归于土地税的历史进程。1712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样，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阶级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促进康乾时期经济的较快发展；隐蔽人口的现象也逐渐减少，促进了我国人口增长。
唐朝耕地面积达到八百五十万顷。粮食产量也有提高。天宝八年，官仓存粮达九千六百万石。长安洛阳米价最低时每斗仅十三文，青州、齐州每斗仅五文。唐朝后期，由于人口南移加上土地开垦及大修水利，南方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唐朝的疆域在最盛时期东至朝鲜半岛，西达中亚咸海,南到越南顺化一带，北包贝加尔湖，总面积达1251万平方公里650年唐朝统计户380万。705年达到615万户，3714万余口。到了开元盛世740年，户万，口万。安史之乱前一年的754年，户达万，口达万。安史之乱时期760年户万，其中不课户万，口万，其中不课口万。唐朝后期户籍统计和管理混乱废弛，数据难以信任。基本上在三、四百万户。具体有多少农民和地主估计就连当时的地方官都没法回答你啊，呵呵
问题一：在中国古代“和”被看成万物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有了阴阳相和，有了不同的基本因素之和才有万物，才有一切。“和”成了生存之力，生命之依。重和，则体现了强大的内聚力、向心力与融合力，不仅天与人的对立可和，阴与阳可和，大至无限小至具象的不同对立均可相和。在“和”精神的影响下，中国古典舞体现为壮美与优美的对立统一，体现为雄浑与淡雅，豪放与含蓄的并重与相渗。作为中国的民族美学原则，无论出发点各异，但最终要归结到“和”的内核上来。问题二：在人的精神活动中经常把自然物与自然现象人格化，从中直观自身。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那是因为山水具有君子所应具有的美德。又《说苑·杂言篇》：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知；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在孔子看来，“知者”、“君子”见大水一定要观赏一番而得到美的享受，就在于“水”具有与“知者”、“君子”相“比德”的特征，即有“似德”、“似仁”、“似义”、“似知”、“似勇”、“似察”、“似礼”、“似善化”、“似正”、“似度”、“似意”等等美好的特征。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没有专门谈到自然美的问题，他在继承孔子“比德”的自然审美观时，对孔子的思想又有了一些新的发挥。《孟子·离娄章句下》载：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孔子在观察水时，意在比附人的精神品质，把水的自然态势看作是人的精神品质的表现和象征，而孟子的解释则是从自然规律中联想到社会现象，从而悟出哲理。孟子分析了客观存在的河水和雨水。由于河水有本有源，可以滔滔不绝地奔流，注满沿途的沟坎洼地后，不分昼夜直归大海，而雨水则不同，雨季之时，雨水也能使沟塘充盈，可是因为无源无本，雨季之后用不了多久即会干涸。这就是有“本”之水“源远流长”的道理。孟子认为孔子屡次赞颂水的原因就在于一个“本”字，从自然现象中悟出社会哲理，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传统，如“水滴石穿”等等，实与孟子的倡导分不开。古典舞《小溪·江河·大海》采用拟人化的表现方法，贯之于水的形象，每位演员都似一滴流动的水，从始至终运用“圆场”的主题步态，通过迂回折转的队形变化、流畅的舞台调度、纱裙的巧妙利用、艺术表现的准确到位，生动逼真地描绘了一幅潺潺小溪、欢腾江河、滔滔大海的动感的自然壮丽画卷，深情地奏响了一首生命的乐章。作品揭示了自然界一条既简单又深刻、既有启发性又富哲理性、亘古不变的规律，那就是“滴水成河”、“百川归海”、“奔流不息”、“生命不止”……问题三：“象外之象”着重以有限之形传达无限之意，跨越了写实再现而进入到“意象”的表达。从古典舞的形态特征来看，是以“象外之象”来求得“象”的形态与“意”的蕴含相统一的。这不仅是古典舞如此，可以说整个中国舞蹈都是以这种写意表现的“意会”方式来表达一种意境的创造。这既是古典舞以形传意的必然，也是传统艺术与古典美学对内在意蕴的强调。考据《易传》中突出的“象”，尤其是提出的“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这两个命题，从而构成了我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要义。其中，《系辞传》有一段名言：“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而，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表明，“言不尽意”但可立“象”尽意。就是说，借助于形象，可以充分地表达圣人的“意会”，从而在美学意义上对“象”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法则规定。由此可见，《易传》中的“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的命题，其核心便是突出表现的写意性，而写意就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意会”本源。由此，以这“象外之象”的观念来观照中国古典舞的写意“意境”的塑造，便如袁禾对中国舞蹈意象创造手法的归纳之说那样：一是以意象造型立“象外之象”；二是借自然物象写主观情思；三是以物象之象征性质的不断改变营造新的意象；四是通过虚拟创造内心视像；五是利用道具的象征创造意象。如此看来，古典舞“写意性”的表现，便从舞蹈的种种束缚中得到释放。舞蹈那种与生俱来的，有着表现意义的“虚拟性”与“多义性”，恰恰通过写意发挥出来。 像古典舞《高山流水》将创作者的主观情感灌注到舞蹈表现的对象之中，使对象成为一个拟人化了的，甚至是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思交融化了的复合体。尤其是舞蹈视角并不是以营造壮阔的舞蹈意象为目的，而是让观众真正把山川变成生活的“人”来欣赏。而是化宏观为微观，以微观展现宏观，化景物为情思，传达于观众，令观众展开充分的想象，于无高山流水之处，看到高山流水之势。以虚喻实，思之则实。凭借着观众能动的接受作用而达到它以咫尺之“图”，写百川之“景”的目的。舞蹈以男子凝重沉稳的动态造型象征山之雄伟敦厚，以女子流畅婀娜的形体韵律象征水之清丽奔涌，可谓“化实为虚”的极好表现，并用“象外之象”的写意手法充实和丰富作品的审美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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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汉唐铜镜艺术之比较的论文
摘要 汉代和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非常重要的朝代，那种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力求国家雄强的意识以及开放、富庶、包容并蓄、充满自信的民族自豪感，一直影响至今。汉唐两代不同时期的铜镜艺术的特点便是这种创新精神和雄强意识的折射。
关键词 汉唐 铜镜 开拓创新 雄强意识
铜镜是古人用以梳妆照面的生活用具，它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古人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它正面照容，反面欣赏，巧妙地将古人的生活实用和艺术欣赏融入方寸之间。体现了古代匠师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创造力。同时，铜镜又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工艺美术品，承载着古人对美好事物的祈愿和向往，反映生活真实的或理想的状态。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珍品，而且是研究其流行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及时代风尚不可缺少的实物资料。
中国古代铜镜的发明和铸造，自齐家文化时期开始至明清结束共计四千余年，虽历经不同朝代，但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独特的风格与特点，有着不同时代所赋予的鲜明特色，形成了我国铜镜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纵观整个铜镜发展史，其中最具魅力、艺术价值最高的当属汉唐两代，其铜镜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可以说这是与当时国家强盛分不开的。下面就汉唐两代不同时期的铜镜艺术特点试做一比较。
一、汉镜不同时期的艺术特点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汉武帝在经过文景之治、修养生息后，国力恢复，扫平匈奴设立沙河四郡，使西汉人形成“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雄强国家意识。同时，开辟了丝绸之路。沟通欧亚。对外交流，使国力达到汉代强盛的顶点。这一阶段流行的铜镜在中国铜鉴史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气度恢弘、凛然而不可侵犯，透射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凶悍之气。厚厚的边沿，凸起的铭文带都显示出一种坚实的存在感，有岩岩泰山之气象。
西汉前期，汉镜主要仍沿袭战国镜类风格，此时最流行的是蟠螭纹镜，其地纹较粗疏，主纹多由双线和三线构成，布局有缠绕式，间隔式及博局纹相间式，并出现了铭文。具有了新的装饰特征。
西汉中期。铜镜工艺高度发展，形制和花纹都出现了显著的变化，镜面增大，镜壁加厚，弦纹钮和桥形钮少见，代之而起的是半球形圆钮和连峰钮、兽形钮等。平素缘或内向连弧纹缘。主题纹饰广泛使用四分布局方式，即以四乳为基点，将镜背分为四区，其间布置主要纹饰。此时，战国以来流行的地纹已经消失。这时期流行的镜类有星云纹镜、日光镜、昭明镜、重圈铭文镜、禽兽纹镜、连弧纹镜等。
西汉后期至东汉中期，铜镜工艺又有新的变化。镜背纹饰由静化趋于动化，出现了象征祥瑞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及各种瑞兽、禽鸟和具有升仙之意的羽人等形象，图案生动活泼，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表现手法仍以阳线勾勒，但比以前更细腻。非常美观。这一时期铜镜注重边缘装饰，多在边缘上饰花纹带，同时，铭文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常见的铭文有“尚方”、“善铜”和纪氏铭等，并出现了地支十二字和七言韵语。
东汉晚期出现的神兽镜和龙虎镜等，采用浮雕技法，使镜背纹饰成为半立体状，高低起伏，形象逼真。同时。也出现了以剔地平雕技法刻画的龙凤纹镜、对鸟纹镜和变形四叶弯凤镜、变形四叶兽首纹镜等，图案清晰，具有剪纸效果，富有民间艺术风味。此时的.纹饰布局也有新的变化，出现了“轴对称”的新方式，如直行铭文镜类，即在钮上下直行书写“位至三公”或“可至三公”等铭文，两侧对称饰双夔纹或双头龙凤纹，使内容和形式更好的统一，这时期铜镜铭文有“位至三公”、“长宜子孙”和“君宜高官”等，反映了当时的人们渴望高官厚禄、子孙繁昌和家常富贵的愿望。
二、唐镜不同时期的艺术特点
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取得政权。建立了强大的唐帝国。经过唐初太宗的贞观之治后，到高宗李治、武则天时期。大唐国力发展到封建社会的鼎盛。这一时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昌盛，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此时。与唐朝进行友好交往的国家多达七十多个。频繁的贸易交往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开放的风气带动的对异域文化的渗透吸收，显露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自于中亚、西亚等古国艺术品纹饰中兽与葡萄纹的组合，对唐镜的变革创新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自汉代张骞通使西域，葡萄纹被引种到中国。直到唐代，这种果实堆砌、枝条漫卷、花叶铺陈的充满生命力的纹饰大量出现在丝织物中，契合了盛唐对精神和物质上绮丽奢华的追求。唐代工匠为宫廷铸造铜镜时将禽鸟、蜂蝶纹饰和隋镜中的小跑兽一起放到他们喜爱的葡萄纹中，创造出体现欧亚文明融合的“瑞兽葡萄镜”。它是唐镜中出现数量最多的一个品类，也是唐代铜镜的代表。在中国古代铜镜中也是最具特色的。是盛唐文化的一个灿烂结晶。它的演变主要是镜钮由圆形过渡到伏兽形，又向戏耍扭颈的瑞兽形象发展，内区瑞兽的数量由少到多又到简化，形态上由瑞兽奔驰到攀援戏耍，最后发展到扭捏作态：外区葡萄、枝蔓、硕果间饰的禽兽，由长尾乌发展至瑞兽蜂蝶相问，外缘由斜立锯齿纹向三角缘发展，小花瓣由密渐疏。内外区之间的双线高圈，早期较宽。中期较窄，后期葡萄枝蔓过梁缠绕，双线圈若隐若现。
玄宗时期。因为帝王对丰腴饱满造型的偏爱，此时流行各种饱满华丽的铜镜纹饰。表现丰硕鸟体造型的双鸾镜和宝相花镜就是其中典型的作品。我们在汉镜中常见到的环绕镜缘的铭文，到了唐代中期已消失无踪，这是唐人为了让他们喜爱的各种花鸟造型表现出最突出的装饰效果，于是汉镜中直抒胸臆的“长毋相忘”等爱情内容，在唐镜里面被双鸾鸟替代，成为温婉含蓄的东方对称的美。此类镜中，花鸟图案构图对称，灵活而不拘规格，每一种形态和构图都充满生气。表现出优美轻快、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意境。
唐代中期开始，铜镜的外形逐渐发生了变化，突破了以往方、圆镜的禁锢。出现了菱花形、葵花形、亚字形等形状。这种变革使得花鸟纹饰与镜形相呼应。为后世对铜镜外形的变革提供了开阔的思路。
唐代的铜镜，不仅形式多样，纹饰丰富，而且在铸造工艺上更为创新，创造出金银平脱、螺钿、槌金银、彩漆绘、嵌琉璃、镂空等特种工艺镜，唐镜中最为豪华的制品当为金银平脱镜，它的特点是精雕细刻、鲜艳华丽。唐代铜镜工艺一扫过去那种拘谨、抽象、神秘和图案化的作风，形成了一种色调鲜艳、构图完美、雍容华贵、自由活泼和富于生活气息的新风格。
三、汉唐铜镜艺术之比较
在中国铜镜的发展历程中，汉镜是一个鼎盛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两汉四百多年间，随着漆器和陶瓷器取代青铜日用品的同时，铜镜却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成为汉代铜器铸造业中最多的产品。它的造型、纹样、技巧和意境均可称承前启后、开一代之先河，直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某些镜类还很盛行，使得这一时期的铜镜均可冠以“汉式镜”的称呼。汉镜的主题纹饰异常广泛，天上人间，奇禽异兽，五彩纷呈，立体的展现了汉人那开阔的视野，雄伟的气势，强烈的情感，汉人的情结无不蕴涵其中。唐镜是一个发展繁荣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另一个高峰。博大精深的汉唐文化在此时期孕育出了更灿烂的成果，它不仅突破了以往铜镜以圆为主的形式，出现了葵花形、菱花形、亚字形等花式镜。镜钮除圆钮外，也采用龟钮或兽钮的。主题纹饰也突破了汉镜的刻板及图案化，饱满绮丽，布局灵活多变。题材和风格除了反映当时新的工艺美术外，有的还吸收了中亚和西亚的因素。如常见的葡萄纹、花鸟与动物以及灵活多变的浮雕、高浮雕的装饰技法等，充满了异域的人文色彩，无一不显现出融合外来文化的痕迹，这些都充分反映了盛唐欣欣向荣的气息。
纵观汉唐两代的铜镜艺术，可以反映出两代那种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力求国家雄强的意识以及开放、富庶、包容并蓄、充满自信的民族自豪感。其影响一直至今。
问题一：在中国古代“和”被看成万物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有了阴阳相和，有了不同的基本因素之和才有万物，才有一切。“和”成了生存之力，生命之依。重和，则体现了强大的内聚力、向心力与融合力，不仅天与人的对立可和，阴与阳可和，大至无限小至具象的不同对立均可相和。在“和”精神的影响下，中国古典舞体现为壮美与优美的对立统一，体现为雄浑与淡雅，豪放与含蓄的并重与相渗。作为中国的民族美学原则，无论出发点各异，但最终要归结到“和”的内核上来。问题二：在人的精神活动中经常把自然物与自然现象人格化，从中直观自身。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那是因为山水具有君子所应具有的美德。又《说苑·杂言篇》：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知；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在孔子看来，“知者”、“君子”见大水一定要观赏一番而得到美的享受，就在于“水”具有与“知者”、“君子”相“比德”的特征，即有“似德”、“似仁”、“似义”、“似知”、“似勇”、“似察”、“似礼”、“似善化”、“似正”、“似度”、“似意”等等美好的特征。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没有专门谈到自然美的问题，他在继承孔子“比德”的自然审美观时，对孔子的思想又有了一些新的发挥。《孟子·离娄章句下》载：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孔子在观察水时，意在比附人的精神品质，把水的自然态势看作是人的精神品质的表现和象征，而孟子的解释则是从自然规律中联想到社会现象，从而悟出哲理。孟子分析了客观存在的河水和雨水。由于河水有本有源，可以滔滔不绝地奔流，注满沿途的沟坎洼地后，不分昼夜直归大海，而雨水则不同，雨季之时，雨水也能使沟塘充盈，可是因为无源无本，雨季之后用不了多久即会干涸。这就是有“本”之水“源远流长”的道理。孟子认为孔子屡次赞颂水的原因就在于一个“本”字，从自然现象中悟出社会哲理，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传统，如“水滴石穿”等等，实与孟子的倡导分不开。古典舞《小溪·江河·大海》采用拟人化的表现方法，贯之于水的形象，每位演员都似一滴流动的水，从始至终运用“圆场”的主题步态，通过迂回折转的队形变化、流畅的舞台调度、纱裙的巧妙利用、艺术表现的准确到位，生动逼真地描绘了一幅潺潺小溪、欢腾江河、滔滔大海的动感的自然壮丽画卷，深情地奏响了一首生命的乐章。作品揭示了自然界一条既简单又深刻、既有启发性又富哲理性、亘古不变的规律，那就是“滴水成河”、“百川归海”、“奔流不息”、“生命不止”……问题三：“象外之象”着重以有限之形传达无限之意，跨越了写实再现而进入到“意象”的表达。从古典舞的形态特征来看，是以“象外之象”来求得“象”的形态与“意”的蕴含相统一的。这不仅是古典舞如此，可以说整个中国舞蹈都是以这种写意表现的“意会”方式来表达一种意境的创造。这既是古典舞以形传意的必然，也是传统艺术与古典美学对内在意蕴的强调。考据《易传》中突出的“象”，尤其是提出的“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这两个命题，从而构成了我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要义。其中，《系辞传》有一段名言：“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而，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表明，“言不尽意”但可立“象”尽意。就是说，借助于形象，可以充分地表达圣人的“意会”，从而在美学意义上对“象”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法则规定。由此可见，《易传》中的“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的命题，其核心便是突出表现的写意性，而写意就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意会”本源。由此，以这“象外之象”的观念来观照中国古典舞的写意“意境”的塑造，便如袁禾对中国舞蹈意象创造手法的归纳之说那样：一是以意象造型立“象外之象”；二是借自然物象写主观情思；三是以物象之象征性质的不断改变营造新的意象；四是通过虚拟创造内心视像；五是利用道具的象征创造意象。如此看来，古典舞“写意性”的表现，便从舞蹈的种种束缚中得到释放。舞蹈那种与生俱来的，有着表现意义的“虚拟性”与“多义性”，恰恰通过写意发挥出来。 像古典舞《高山流水》将创作者的主观情感灌注到舞蹈表现的对象之中，使对象成为一个拟人化了的，甚至是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思交融化了的复合体。尤其是舞蹈视角并不是以营造壮阔的舞蹈意象为目的，而是让观众真正把山川变成生活的“人”来欣赏。而是化宏观为微观，以微观展现宏观，化景物为情思，传达于观众，令观众展开充分的想象，于无高山流水之处，看到高山流水之势。以虚喻实，思之则实。凭借着观众能动的接受作用而达到它以咫尺之“图”，写百川之“景”的目的。舞蹈以男子凝重沉稳的动态造型象征山之雄伟敦厚，以女子流畅婀娜的形体韵律象征水之清丽奔涌，可谓“化实为虚”的极好表现，并用“象外之象”的写意手法充实和丰富作品的审美意境。
由于汉唐以来,龟兹、于阗等国已经成为中印交通的要冲,因此很多佛教经典都是先传到龟兹、于阗等地,然后再传入我国...因此也可以说,魏晋以前的龟兹,不但是东西文化融和交会的枢纽,更是佛教文化的第二中心,大乘佛教经典的宝库。...
唐朝的政治经济对文化的影响唐朝时候，国家强盛，实力日益加强，经济和文化都处于世界先进地位。国家的繁荣统一对文化的发展也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唐初诗歌，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转变，相反地齐梁诗风凭借着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盛唐时代，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充满蓬勃向上精神的浪漫主义的诗风是这时期诗坛的主流。中晚唐文学却有多方面的发展，除诗歌风格流派更加复杂多样而外，古文运动在这时期取得了胜利，传奇小说也发展到了全盛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涌现了一大批有卓越成就的诗人。伟大的诗人李白，具有进步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但他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理想无法实现。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生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在天宝年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这个前所未有的文学全面繁荣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变革的结果，但更为根本的还是决定于文学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本文将就唐代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具体的论述。唐朝的创建：隋末农民起义蓬勃发展时，隋朝太原留守李渊乘机起兵，攻占长安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定都长安。李渊和他的儿子李世民消灭了各地割据势力，镇压了各股农民起义军，统一了全国初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学：变革浮艳的宫廷诗 树立新诗风隋朝前后只统治三十多年，作家大半是南北朝旧人，受南朝文风影响极深，加上隋炀帝大力提倡梁陈宫体，因此浮艳淫靡文风仍然泛滥文坛。但是，由于隋初国势增强，对外战争取得一定胜利，隋文帝又曾提倡改革文风，隋初的一些诗歌，尤其是边塞诗歌中也曾出现了一些比较清新刚健的作品。这又表明隋代文风开始向唐代过渡的特点。唐初诗歌，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转变，相反地齐梁诗风凭借着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唐太宗时的虞世南、高宗时的上官仪，都是皇帝优宠的专写浮艳的宫廷诗的代表人物。武后时的沈全期、宋之问也写了大量宫廷诗，但是他们继承前人的成绩，完成了五、七言律诗形式的创造，对诗歌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唐代诗风转变的关键，在于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起诗人和宫廷诗人展开了斗争。高宗时，"初唐四杰"崛起于诗坛，他们虽然还没有脱尽齐梁诗风的影响，但是已经提出了轻"绮碎"，重"骨气"的主张，对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深表不满。他们的诗或表现从军报国的壮志，或揭发贵族生活的荒淫空虚，或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题材内容扩大了，思想感情也开始变化了。武后时代，陈子昂更高地举起了诗歌革新的旗帜，有破有立，提出了在复古中实现革新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完全摆脱了齐梁浮艳习气，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上存在的种种矛盾。显示了刚健的风骨。终于改变了齐梁诗风统治的局面。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 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学：诗歌、散文全盛 各种艺术繁荣发展 诗歌多浪漫主义经过了将近四百年的分裂动乱的痛苦之后，隋唐时代终于实现了人民所渴望的国家的统一。隋唐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的地位，不得不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在政策上不得不照顾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豪门士族的势力。自隋代开始，士族势力逐渐削弱，隋末农民大起义更给士族以沉重的打击。隋唐实行均田制，把国家掌握的官田、无主地、荒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一部分农民。对地主豪族过多地占有土地也有限制，某些豪族逾限占有的土地曾被没收，一部分农民就从地主豪族的部曲转为政府的均田户。在生产发展中，租佃剥削方式的庄园地主经济，逐渐代替了奴役部曲剥削方式的豪门地主经济。租庸调税法的实行，赋税、徭役负担有所减轻，中小地主阶级逐渐抬头，劳动人民的处境也有一些改善，再加氏族志的重修，户等的重新划定，士庶界限逐渐消失，豪门士族的势力更日益衰微了。正由于这一系列生产关系的调整变化，唐代国家迅速强大起来，从贞观至开元一百多年中，农业、手工业生产不断上升。贞观时期，斗米值三四钱，成为历史佳话。手工业方面，绫绵、陶瓷、纸张、金属制品等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国家政治、经济达到了昌盛繁荣的顶点。。唐朝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发展时期。那时，各民族进一步融合，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亲密，唐朝疆域空前广大。唐朝时，北方先后有突厥，回纥民族，东北有秣褐民族。唐朝在北部边境先后建立了都护府和都督府。西南有南诏和吐蕃；南诏为彝族和白族的祖先，曾接受唐朝云南王的封号；吐蕃为藏族的祖先，与唐几次通婚，保持"和同为一家"。边疆各族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国家空前规模的统一，对文学繁荣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过去由于南北对立，文化发展殊途。在学术上是"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在文学上是"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但自隋代统一，双方就开始互相吸收。盛唐的诗歌，中唐的古文，正体现出南北文化汇流的汪洋浩瀚的局面。同时国家的统一，水陆交通的发达，也使作家生活视野扩大了。唐代作家如李、杜、高、岑、元、白、韩、柳等都走过很多地方，都有许多出身地位、思想性格不同的朋友，这是六朝文人，乃至许多两汉文人所不及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国内各民族关系比过去更为融洽，中外文化的交流，也比过去更为活跃。中国传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乃至日常生活的饮食、服饰，都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而有重要的发展。唐代在中国各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外来音乐，建立了燕乐、清乐、西凉、高昌等十部乐曲。舞蹈方面，剑器舞、胡旋舞等也来自西域。绘画方面也吸收外国色彩、晕染的技巧，出现了敦煌许多壮丽的壁画，也出现了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等绘画大师。各种艺术的发展，大大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王维的山水诗，号称"诗中有画"，显然受到山水画的积极影响。音乐的发展，不仅有助于诗歌的入乐传唱，还直接促成了词的诞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使唐人精神生活大大地丰富了。我们读李颀、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歌，可以看出当时艺术创作饱满的内容，新鲜的活力，也可以看出当时作家们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时代精神。鲁迅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不算弱。例如汉人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直前无古人。......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这种魄力和信心，正是来自国家的强大和统一。 伟大的诗人李白，具有进步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但他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理想无法实现。他写出许多热烈追求光明理想，猛烈抨击黑暗现实，极度蔑视腐朽无能的权贵人物，勇敢冲击封建礼教制度的光辉诗篇，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他的诗风壮浪纵恣，摆脱拘束，丰富多彩，千变万化，不愧是屈原以后另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中晚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学： 古文运动兴起和胜利 现实主义诗歌发展 古文运动的胜利，是中唐文学发展的重大成就。六朝骈文统治文坛的局面，虽然自隋代李谔、王通，到初唐陈子昂、盛唐李华、萧颖士等都曾经努力反对，却一直很少改变。到中唐时代，由于社会矛盾的发展，政治思想的斗争趋于尖锐，骈文已经无法适应这种要求。韩愈首先发起了复兴儒学的运动，幻想通过加强儒家思想的统治，遏制佛老思想的流行，加强中央集权，并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在文章上他也反对六朝骈俪的文风，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他的政治主张虽然受到一些人拥护，并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在文体改革上，却得到和他政治见解颇不相同的柳宗元等人的支持，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古文运动。韩、柳二人除写了许多政论外，还写了不少传记、杂文、寓言、游记之类的文学散文，以深厚的功力，独特的风格，锤炼精粹的语言，显示了散文在艺术表现上的优越性，终于使骈文在文坛上失去了统治的地位。 尽管盛唐的政治开明，经济发展但是封建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也继续存在，继续发展。这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土地兼并问题上。唐代虽然有过均田的措施，占田的限制，但到高宗时代，洛阳豪贵占田逾限者已很多。到玄宗天宝年间，更"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在经济繁荣外衣下面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玄宗早年虽颇能"励精图治"，晚年却沉湎酒色，信任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内政日趋腐败，对外穷兵黩武。天宝十载、十三载两次征南诏，全军覆没，更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玄宗为加强边防，设置节度使，更种下了边镇节帅拥兵作乱的祸根。天宝十四载(755)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这一变乱持续了八年，唐帝国的统治力量受到严重打击，开始由盛而衰，逐渐走向没落。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次动乱虽然最后被平定，国家元气已经大伤。原来存在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日趋尖锐。。安史之乱所破坏的社会经济，虽然到贞元、元和时代逐渐恢复，但整个北方已今非昔比，经济重心逐渐转向南方。德宗时权德舆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新唐书·权德舆传》)南方的扬州、苏州、杭州、广州、鄂州、洪州、成都等城市比以前更加繁华，歌楼妓馆，更加发达。但是这种畸形的繁荣，更助长官僚、地主的享乐欲望。安史乱后，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地主的庄园经济日益发展。以前的许多均田户，逐渐沦为庄园地主的佃户，有很多农民则流亡道路，衣食无着。王朝的税收办法，也不能不适应土地兼并迅速、无数田园易主的形势，在德宗建中元年，改租庸调为两税法。这个新的税法解除了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负担，一度保证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加以航运的恢复，江淮物资能够顺利北运。宪宗时，国家实力有所增强，曾经先后平定了剑南、淮西两个藩镇，其余藩镇也开始表面上归附中央。这就是史家所谓的"中兴"，对中唐文学的繁荣有很大的刺激作用但这个局面没有维持很久，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两税法的弊端百出，人民的负担又越来越加重了。到穆宗时，人民的赋税负担比德宗时增加了三倍。其他杂税徭役，更有增无已。皇帝公开奖励各地官僚进奉"羡余"，立"月进"、"日进"等名目。各地藩镇官僚更借进奉为名，残酷搜刮，"唯思竭泽，不虑无鱼"。人民起义反抗的浪潮，此伏彼起，。在社会矛盾复杂尖锐的形势下，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潮流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局面。安史乱后，元结、顾况等揭发社会矛盾的诗歌，成为杜甫的同调。中唐时代，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更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掀起新乐府运动。他们的新乐府诗揭发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残酷剥削，对人民的深重疾苦表示同情，对国势的削弱也深感不安。他们的诗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除了以白居易为首的现实主义诗派而外，中唐时代诗歌的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多了。大历年间，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李益、卢纶的边塞诗，都是盛唐诗风的余响。贞元、元和之际，韩愈、孟郊以横放杰出的诗笔，开创了奇险生新的新风格。青年诗人李贺，更融合楚辞、乐府的浪漫幻想的传统，以浓丽的色彩，出人意表的想象，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苦闷和追求。刘禹锡的学习巴楚民歌，柳宗元的借山水以抒幽愤，艺术上也有独到的成就。 晚唐诗歌，随着国势的衰危动乱，风格面貌也有很大的变化。杜牧、李商隐的诗歌，在艺术上有一些新的发展，但无论写忧国忧民，或写爱情生活，都有相当浓厚的感伤情调。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在黄巢起义前后写的一些揭露社会黑暗的诗篇，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传统，但感情更愤激，批判的锋芒也更尖锐，从他们诗里，我们看见了唐朝国势摇摇欲坠的景象。 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伟大诗人是杜甫。杜甫生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在天宝年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安史之乱发生后，许多盛唐诗人的浪漫豪情消失了，对动乱的现实也很少反映，杜甫却和人民一起经历了一段饥寒流浪的生活，写出了很多惊心动魄的诗篇，愤慨外敌的入侵，期待国家的中兴，描绘了人民深重的灾难。他的诗象一面镜子，照见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赢得了"诗史"的称号。宏深博大的思想内容，海涵地负的艺术才力，"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毫发无遗憾"的严肃创作精神，使他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代表。唐朝文学自身的发展：唐代文学的繁荣，也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从先秦到汉魏六朝，文学经历了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诗歌、散文、小说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遗产。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辉传统的建立和发展，不同思想倾向的表现，不同题材领域的开拓，不同文体特征的探索，以及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手法技巧的革新，都为唐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财富，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深刻的教训。这些都是唐代文学繁荣的必要条件。但是，更值得重视的是唐代作家对文学遗产所采取的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隋及初唐时期，齐梁形式主义诗风虽然还占统治地位，但初唐四杰已开始对它表示反对，到了陈子昂，更大力扫荡齐梁诗风，标榜"风雅比兴"、"汉魏风骨"的传统，在复古之中实现革新。李白继承着陈子昂的革新精神，一面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一面又学习楚辞和乐府，创造了独特的浪漫主义的诗风，完成诗歌革新的使命。到了杜甫，更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明确提出"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主张，既有批判，又有继承，既注意内容精神，又注意声律形式。正因为如此，他的现实主义的诗歌才能够"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负起了继往开来的任务。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散文方面，韩愈一方面指责六朝文风："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但是他并不全废骈俪，而且他的"陈言务去"的主张，也受南朝文人"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启发。这些唐代杰出作家在对待遗产上，都体现了一种既批判又继承的共同精神。这种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向古人学习的精神，使他们借鉴而不流于摹仿，继承而又能有所创造。这是非常值得珍贵的。 也许，只有唐朝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才会产生这样深厚的文化积淀，才会对我们的今天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我们要做的就是怎样继承并将其发扬光大，因为它是值得我们永远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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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汉唐以来,龟兹、于阗等国已经成为中印交通的要冲,因此很多佛教经典都是先传到龟兹、于阗等地,然后再传入我国...因此也可以说,魏晋以前的龟兹,不但是东西文化融和交会的枢纽,更是佛教文化的第二中心,大乘佛教经典的宝库。...
口、资源和环境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三大问题。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了进一步落实地理新课程理念，全面实施地理素质教育，发挥乡土地理这一综合性学习载体的作用，充分开发、合理利用乡土地理课程资源，深入开展乡土地理教学与实践活动，促进学生更好地了解、认识家乡，关心家乡的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问题，引导学生学以致用进行以环境与发展问题为中心的探究性实践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培养学生地理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形成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增强学生爱国、爱乡的情感，为家乡的可持续发展服务。经地理组建议，教务处研究决定，以"中学地理新课程实践反思与促进学生发展"为主题，举办泉州三中首届中学生优秀乡土地理小论文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评对象：初一、初二、高二学生。 二、参评内容：必须紧密结合家乡的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四个主题，突出地方性、实践性、创新性，协调人地关系，谋求可持续发展。 三、参评要求：学生撰写的小论文字数高中组在2000字左右，初中组在1000字左右，尽量用电脑打字文稿，题目下注明作者的年级、姓名以及指导教师姓名(只填1名)。参评小论文于2008年4月30日前交给所在班级的地理老师。 四、评选及奖励办法：我校地理组在各年级评荐的基础上，将小论文评出一、二、三等奖各若干名。同时将推荐5篇优秀小论文参评泉州市第十四届中学生优秀乡土地理小论文。泉州市教科所将依高中、初中组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各若干名，同时评选出优秀指导教师奖若干名并颁发证书。
地理位置（经纬度、省份、城市、热度带（温亚热热带））、特产、经济、自然风光、交通（什么以水运为主啦，以公路为主啦，云云）。历史，再发挥点文采。注意，一定要写提纲，切忌整片copy。
乡土地理材料是地理课的重要内容之一，广泛结合乡土地理材料进行中学地理教学，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尤其是初中地理教学。由于初中学生具有好新奇、好追问、好探索的特点，在中学地理教学过程中，尽量结合客观存在于学生生活之中的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