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代官府的回易》，《中国史研究》1981年4期，万字。2、《揽纳试探》，《文史》第13辑，，中华书局，万字。3、《宋代的官营便钱》，《中国社会经济史》1982年1期，万字。4、《税钞、粮食钞和盐钞》，《文史》第15辑，，中华书局，万字。5、《宋代货币地租分析》，《北京史苑》第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万字。6、《宋代财政岁出与户部月支》，《文史》第18辑，，中华书局，1万字。7、《宋代财政与商品经济发展》，《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万字。8、《南宋各界会子的起讫、数额及会价》，《文史》第25辑，中华书局，万字。9、《宋代的关子》，《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万字。10、《宋代地方财政研究》，《文史》第27辑，中华书局，万字。11、《从钱会中半看会子的法偿地位及其影响》，《中国钱币》1987年2期，万字。12、《北宋两税税钱的折科》，《许昌师专学报》1989年2期，万字。13、《<宋史>标点本举正》，《古籍整理与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万字。14、《北南宋物价比较研究》，《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万字。15、《王安石是经济改革家吗》，《学术月刊》1989年6期，万字。16、《南宋江北铁钱若干问题》，《中国钱币》1989年2期，万字。17、《叶适管理思想研究》，《浙江学刊》1989年4期，1万字。18、《宋朝礼与佛教》，《学术月刊》1990年5期，万字。19、《宋朝宗室制度考略》，《文史》第33辑中华书局，4万字。20、《宋代通判理州财事考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2期，万字。21、《宋朝对释道二教的管理制度》，《中国史研究》1991年2期，万字。22、《宋代僧道官制度考》，《古籍整理与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万字。23、《宋朝文官俸禄与差谴》，《中日宋史研究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万字。24、《宋代释道披剃制度研究》，《浙江大学学报》1991年3期，万字。25、《宋朝礼与道教》，《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1年11月四川大学出版社，1万字。26、《关于宋代亭户的几个问题》，《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论文集》1991年1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万字。27、《宋朝理财体制由三司到户部的变迁》，《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万字。28、《宋代的功德寺浅论》，《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3期，1万字。29、《宋代医官考》，《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1992年9月云南大学出版社，万字。30、《南宋对会子的两次大规模称提》，《中国钱币》1993年1期，1万字。31、《宋朝如何抑制官员贪赃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1万字。32、《儒家不与民争利思想的形成与影响》，《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第4期，万字。33、《湖北会子和关外银会子》，《宋代货币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10月，万字。34、《宋代火政考略》，《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1万字，与罗炳良同志合写。35、《关于宋代田赋征收白银的探讨》，《安徽钱币》1996年第2期，万字。36、《宋神宗时期铸行铜钱析论》，《北京金融》1996年第8期，万字。37、《宋金绍兴和议前南宋财政面临的严峻形势》，《岳飞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万字。38、《读<通考钱币考>》，《洪皓马端临与传统文化》中国青年出版，1万字。39、《陕西铸钱监考》，《中国钱币》1998年第1期，1万字。40、《关于宋代纸币管理与形制的几个问题》，《北京钱币十年》，北京市钱币学会十周年纪念文集，1万字。41、《关于宋代祠禄制度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万字。42、《〈大冶赋〉注释商榷》，《中国钱币》1999年第1期，万字。43、《发运司与提点坑冶铸钱事》，《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万字。44、《宋代西南二京的帝后神御殿》，《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万字。45、《南宋楮币诗十首释读》，《炎黄文化研究增刊》第七辑，2000年9月，万字。46、《宋代货币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几个问题》，《转变与定型：宋代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2000年10月出版。47、《宋史人名补校》，《文献》2000年第4期（另分部分于《文史》作补白）。48、《读〈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札记节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1万字。49、《宋代官员俸禄和其他颁给分项考析》，《中华同人学术论集》，中华书局2002年5月版，万字。50、《读〈唐宋金银之研究谣代金银之用途〉札记》，《中国钱币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9月版，万字。51、《宋代的童子举》，《文史哲》2002年第 6期，1万字。52、《宋代对铸钱业影响最大的几个铜场》，《中国钱币》2003年第3期，1万字。53、《宋代女性享受奉禄考》，《文史》总64辑，2003年第3辑，1万字。54、《南宋都城的花卉基地——马塍》，（韩）《宋辽金元史研究会第8辑别册》2003年12月。55、《宋代转运使补论》，《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谣辽金元史》2004年第3期转载。56、《宋代头子、宣头考略》，《文献》2004年第1期。57、《论宋代绢帛的货币功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58、《南宋晚期物价考论》，《文史》2004年第一辑《人大复印资料谣辽金元史》2004年第4期转载。59、《宋粮料院考》，《文史》2005年第一辑，2万字。60、《宋王朝与物价管理》，载《政府与经济发展》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约17万字，与王茂华合作。61、《墨与宋代社会生活》，载《宋史研究论丛》第六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约万字，与胡玉合作。62、《试论〈宋史全文〉（理宗部分）的史料价值》，载《文献》2005年第4期，约万字，《人大复印资料谣辽金元史》2006年第1期转载。63、《宋朝卖官鬻爵考》，载《文史》2006年第4辑，约2、4万字。64、《宋太宗与佛教》，收入《宋史研究论丛》（第七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约1、2万字，与彭琦合作。65、《南宋后期盐政考论》，收入《盐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巴蜀书社2005年12月版，约1、2万字，与郭兰合作。66、《试论北宋时期过度集权及其影响》，《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与史泠歌合作。67、《宋代僧人受戒制度研究》，《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68、《宋代的象棋》，《寻根》2007年第6期，与籍勇合作。69、《“八贤王”本事》，《国学》2007年第9期，与马元元合作。70、《北宋的年号寺观》，收入《宋史研究论丛》（第八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与马元元合作。71、《宋代寺院宫观中的御书阁、本命殿》，《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与王德领合作。72、《宋代保州宗室》，收入王少堂等主编《宋太祖故里与宋祖陵》，中国档案出版社2008年出版。73、《北宋中期宣抚使角色的转型》，《河北学刊》2009年第1期，与郑丽萍合作。74、《南宋王朝与观音崇拜》，《宋史研究论丛》（第九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75、《黄敏枝<宋代敕赐寺田表>补正辨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与马元元合作。76、《宋朝人的钱，多还是少？》，《国学》2009年第3期。77、《宏观把握 微观突破——简评<南宋宗教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第1期。
《中国现代文学史》本书是一部吸收最新研究成果、采用崭新教学理念编写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它清晰而详细地叙述了中国现代文学从1917年前后到1949年间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其间各种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学创作的基本情况及其主要成就，深入阐发了现代文学的思想文化含蕴。本书致力于培养和提高广大学生阅读、鉴赏、分析和评价现代文学作家作品及文艺现象的能力，使他们能够继承五四新文学的优秀传统，服务于当代的文化事业。本书的撰写者都长期从事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既有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专长，又具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因此，本书显示了以下的突出特点：首先，全面系统地覆盖了现代文学所有的重要领域，无论是对作家作品，还是社团流派，以及文学论争，都进行了应有的评价。尤其是以往一般现代文学教材忽略的通俗文学创作部分，本书亦给予了客观详细的描述和评价，强调了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并存及其实际影响，这也与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保持了应有的沟通和衔接。其次，结构清晰，层次分明，既突出重点内容，又具有广泛的知识覆盖面，点、线、面结合，追求叙述历史的深度和力度，立体化地展现了现代文学的直实形态。这体现了我们体例编排上的一些新的想法和追求．我们力图在相对简约的篇幅中，尽可能展示中国现代文学丰富而完整的面貌，其中包括对现代文学发生过程的描述以及上述提及的对通俗文学存在价值的关注等等；同时又尽可能地对相关内容按照历史时段或文体的分类加以相对集中的介绍和论析。以我们的体会，作为教材，这样可能更有利于教学层面的实际操作。《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版内容简介《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二年来本学科“重写文学史”的成果之一。在此期间，曾有《现代文学三十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多种文学史著作出版，另有一些文学史著作也在计划出版之中。这些情况，都说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本身的活力和文学史观方面的变化。社会变迁和历史意识的调整，促使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资源、社团杂志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变得更为丰富和复杂，对它的“重评”，不光在一般平面上展开，而且也在多种侧面上立体地展开，以至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外部研究”，越来越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本教材坚持一贯的叙述风格，即不是居高临下的叙述姿态，那种带有“教训”意味的为文风格，而是以一种与学生平等“对话”的方式来展开对各种文学现象、创作和作品的细致叙述，以一种力图逼近文学史真实的态度，跟阅读者一起“重回”文学史“现场”，在掌握必要的知识的同时，获得文学的美的享受。为体现上述效果，本书还对一些插图作了调整。建国前的文学史教材主要有：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亚东图书馆，1924年1月）周作人的《新文学的源流》（人文书店，1932年9月）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1929年4月）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9月）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1935年）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1936年）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年）等建国后的文学史：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开明书店，上卷1951年9月，下卷1958年8月）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7月）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11月）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1955）刘绥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许志英、曾华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孙中田等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吉林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组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复旦大学中文系1957级文学组学生的《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文史教研室现代文学组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1年）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钱理群等编撰的《现代文学三十年》孔范今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朱栋霖等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胡国强、苏光文等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十四院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等。 望采纳
研究宋代的史籍及著作《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虞云国先生的《细说宋朝》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祖宗之法》苗书梅《宋代官员的选任和管理制度》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梁庚尧《南宋的乡村经济》曾瑞龙《经略幽燕》王曾瑜《宋代军制初探》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988年白钢全书主编、朱瑞熙分卷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6卷“宋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张其凡《两宋历史文化概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戴建国《宋代法制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396页戴仁柱《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刘晓译邓广铭《辛稼轩年谱》，上海古籍1979年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学生书局，1989孔繁敏《包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8元，1998梁庚尧《南宋的土地利用政策》，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46种，1977年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庄景辉译本宋代官箴研读会编《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东大图书公司，2001苏基朗《唐宋法制史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孙国栋《唐宋史论丛》，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唐代剑《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线装书局，2003，姚瀛艇《宋代文化史》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 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张其凡《宋初政治初探》，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等等。宋代历史的基本史料主要有《宋史》，北宋史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南北宋之交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总论性论文王曾瑜 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朱瑞熙 二十世纪宋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孙景坛 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原名开贞，我国著名文学家、戏剧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幼年在乡读私塾，后到中学，1914年到日本留学，学习医学。此间改名为沫若，以取家乡两条大河——大渡河(古称沫水)、青衣江(古称若水)之名。五四运动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1919年到1920年，他创作了几十首充满革命激情的白话诗，1921年以《女神》为题，结集出版，这是我国新诗运动的奠基之作。1921年，他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建了进步文学团体创造社。1923年，郭沫若在日本帝国大学医科毕业，但他认为“要使祖国早日觉醒”，“必须创立新文学”，乃弃医继续从文。这期间，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唯物史观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路”，并表示马克思、列宁是“我辈青年所当钦崇的导师”。1924年，他回到国内，参加了1926年的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职。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前夕，1927年3月31日，郭沫若撰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其反动面目。南昌起义后，他赶赴南昌，并在南下广昌的路上由周恩来介绍入党。此后，为躲避国民党当局的悬赏缉捕，党组织安排他再次东渡日本。在日本，郭沫若克服经济上的拮据和资料的匮乏，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了深入研究，写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很多著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国内。此时，第二次国共合作业已开始，郭沫若在陈诚任主任、周恩来任副主任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担任厅长。1940年以后，他写了《棠棣之花》、《屈原》等一批历史剧，其政治性、艺术性都十分强烈，在中国话剧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稍后，他又写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史学论著。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任中国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都担任过重要职务。这时期他又写了《奴隶制时代》等历史论著，主编了《中国史稿》，创作了《蔡文姬》、《武则天》等历史剧本。教材中所举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作于1930年。郭沫若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当时社会生产状况出发，分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说明了古代社会阶级和阶级矛盾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同时，他不容置疑地指出，中国古代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对于马克思的那个铁则并不是例外”，从而对否认中国没有奴隶制时代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论调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少年时受同乡章炳麟影响，拥护辛亥革命。1913年入北京大学，毕业后一度担任校长蔡元培的秘书，后到沈阳、河南任教，1922年任天津南开学校教员，后升教授，出版《文心雕龙讲疏》。五卅运动爆发后，参加反帝活动，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党失去联系。1927年后，在北京一些大学授课，写作了一些考据和文学史方面的著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河南任教的范文澜积极宣传抗日，因受校方干涉，愤然辞职，参加了新四军，1939年再次入党。1940年到延安，任马列学院和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受中共中央委托，编写中国通史。1941年和1942年，《中国通史简编》分册出版。1947年，出版《中国近代史》上册，这两部著作是我国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说明中国通史的著作。新中国建立后，在史学界担任领导工作，1969年7月病逝。其所著论文编为《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于1979年出版。 吕振羽(1900—1980)，湖南邵阳人，著名历史学家。青年时代学电机工程，1926年大学毕业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30年代参加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撰文阐述马克思主义观点，著名的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等，其著作多被当局列为禁书。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30年代的一些观点，如鸦片战争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殷周奴隶制时代的生产工具是青铜器等，至今仍有一定影响。40年代，著有《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等。新中国建立后，在史学界、中央党校任职。著有《史论集》、《吕振羽史论选集》等。 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青年时代赴美留学，归国后研究马克思主义，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出版名著《历史哲学教程》。1940年到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其间写了大量史学论文和《中国史纲》先秦、秦汉部分。新中国建立后，在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任职，领衔编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8年含冤去世。 侯外庐(1903—1987)，山西平遥人，著名历史学家。自幼受家庭影响，学习四书五经，1922年到北京，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兼攻法律和历史。1927年赴法留学，1930年回国，先在东北，后到北京任教。抗日战争期间到重庆，边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边进行史学研究，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与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合著，五卷)等，着重对历史做整体研究，在思想史领域取得突出成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教授历史，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2006-11-07 13:02:40 - 检举
论视听作品的著作权问题初探
导语：在理论上，著作权归属的一般原则是——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文来简论视听作品的著作权问题初探，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论文摘要 作为一类现代艺术，视听作品体现了传播媒介与文学艺术及美学思想的结合，成为目前各种艺术中将视觉、听觉甚至触觉信息物态化的艺术形式。在视听作品广泛传播的同时，也对著作权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对其做了必要修订。本文以著作权理论为基础，对草案中与视听作品的归属、许可使用等相关条文进行简要探讨。
论文关键词电影作品作者视听作品著作权归属
2012年3月国家版权局公布了《著作权法》(修改草案)，该草案对现行著作权法进行了部分修改及法律解释，对视听作品的保护提供了有利的法律空间，给予了权利人进行意思自治的权利，体现了立法的不断进步和对权利人的尊重。然而，在对现行法律与草案进行对比分析的时候，笔者对相关条文产生了一些质疑和建议，以期完善视听作品的法律规定。
一、视听作品
在定义视听作品之前先应了解何为作品，与现行《著作权法》不同，《草案》中增加了作品的定义，并将《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中所称作品上升至法律，这体现在《草案》第三条规定的“本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形式固定的智力成果。”可见，要成为作品首先应满足独创性和可复制性这两个实质要件。那么，在具备作品要件的情况下，草案列举的第十二类作品——视听作品，是指固定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技术设备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需要指出的是，草案中所称的视听作品是有着一定艺术载体的作品，或具有独立意义的片段，而不是阶段性成果，也不是视听艺术中的构成要素。比如，剧本以文字表述为视听作品提供设计蓝图，他既是视听作品的基础，也是一部可以阅读的文学作品。视听作品中的音乐也可作为独立的音乐作品，单独加以利用，上述各要素，都可以各自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但是这些视听作品成分并不是视听作品。
修改草案在作品种类部分将“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改为国际社会较普遍使用的“视听作品”，同时在相关权部分取消了“录像制品”的规定，笔者认为，草案的修订不仅是名称上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草案以视听作品涵盖录像制品的思路是不可取的，其既不符合视听作品与录像制品各自的表现形式，而且也没有国际惯例可循。《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将录像制品定义为：是指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以外的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连续相关形像、图像的录制品。显然这是将电影作品与录制品作为两类事物进行保护。理论上，应当以独创性作为区分二者的标准，但会出现一种混乱的局面：电影作品是有独创性和可复制性的，而录制品则分为两种情况有独创性的录制品(如：对自然景观录制形成的动态画面并经过艺术构思做了后期剪辑)和无独创性的录制品(如：对社会现象的同步录像)，那么，以这种定义的分类标准显然产生了逻辑上的混乱，而草案以表述简洁，单设一类录像制品作为相关权客体的立法例不普遍为由，将二者被视听作品所包涵，这样的分类是错误的。故草案以视听作品兼并录像制品的方案是不妥的，因为没有认识到电影作品与录像制品之间的关系。
此外，一些视听作品并不存在所谓的制片者，(比如，个人利用软件在电脑上制作并通过网络传播的“微电影”)，甚至连一个有形的载体都没有。而著作权法将权属划分在两类不同的主体上，这使得有关视听作品著作权归属于制片者的条款适用于无制片者的新类型视听作品时，就显得无的放矢。综上所述，草案的不妥之处有：否认了录像制品的存在，在采用了视听作品的概念后，没有对其进行分类。笔者建议在视听作品概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必要的分类。
二、比较法视野下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归属
由于视听作品创作的过程以及创作手段相对比较复杂，不同的艺术理论对著作权法理论及立法的影响，各国著作权法对谁是视听作品的作者以及权利归属和行使问题，各国规定有所不同。两大法系共同坚守的基本原则是原始著作权归作者，而我国在视听作品著作原始归属上较之存在一些差异。
(一)视听作品的作者
大陆法系国家，比较侧重作者的主体地位，认为只有实际创作作品的自然人才能成为作者。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条规定：“完成视听作品智力创作的.一个或数个自然人为作者”，并以列举的方式限定了作者的范围。德国著作权法也将视听作品的原始版权归属于作者，但未限定作者的范围。
在理论上，著作权归属的一般原则是——著作权属于作者，但著作权人和作者是两个概念，除作者外，其他自然人、法人或社会组织也可以成为著作权的主体。现行著作权法倾向于将电影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于参与创作的人。同时在权利的配置上又采取了平衡的措施，以便于电影作品顺利完成、传播和行使权力。比如依照现行《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的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中，除去编剧、导演、作词、作曲、摄影等作者享有署名权以外，著作权的其他权利属于制片人。法国著作权法则一方面坚持电影作品的原始著作权人是相关各位作者，另一方面，为了便于电影作品的著作权的行使，又规定了法定转让，使制片人成为法定的著作权受让人。美国《版权法》第201条(a)款规定：“受保护之作品的原始版权属于作品的作者”。美国将电影作品定性为雇用作品，认为基于雇佣关系，所有作者都是制片人的雇员，依雇佣关系，雇员创作的作品之著作权归雇主所有。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电影作品的作者包括编剧、导演、作词、作曲、摄影等人。
(二)视听作品的著作权
然而，视听作品是将多数作者的创作成果融为同一的表现形式，除音乐、剧本之外，其他人的创作成果都无法从视听作品的整体中分离出来，获得独自的表现形式，因而，这些作者都无法对其创作成分单独利用并行使著作权。如何协调这些关系，同时又有利于权利的行使和作品的传播，各国著作权法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允许视听作品的制片者和作者之间通过合同约定作品的权属，如合同无约定或约定不明，归制片者。与现行《著作权法》相比，草案16条增加了视听作品著作权首先通过合同约定著作权归属的规定，如无约定则归制片者，编剧、导演、作词、作曲、摄影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可见，在著作权归属的一般原则基础上做了例外规定，除有约定外，将著作权人归为制片者，将作者归为编剧、导演、作词、作曲、摄影等作者。由这一表述可以推知我国著作权法并没有将视听作品的原始著作权赋予作者，而是明确的将原始著作权赋予了制片者。这一立法模式是将作者身份的认定与视听作品著作权的归属区分开来，作者是作者，著作权人是著作权人。这种模式的社会效果也是可观的，其有利于著作权法鼓励创作、鼓励作品传播目的的实现。
三、制片者权利的范围
在此次《著作权法》修订过程中，制片者与作者产生了针锋相对的利益诉求。制片认为，作者已经通过合同的约定获得了相应的报酬，不应再主张视听作品的市场利益，否则影响制片者投资的积极性。作者则认为，其应从视听作品的市场收益中分得一部分，鼓励作品的创作。
对此草案十六条规定：制片者使用剧本、音乐等作品摄制视听作品，应当取得作者的许可，并支付报酬。编剧、作词、作曲等作者有权就制片者使用或授权他人使用该视听作品获得合理报酬，合同另有约定除外。视听作品中可以单独使用的剧本、音乐等作品，作者可以单独行使著作权，但不得妨碍视听作品的正常使用。由此可知，除十六条最后一款外，草案赋予了作者以许可使用权，而没有将著作权转让的权利给予作者。那么，法条为什么将许可权和转让权分别加以规定?理论上，著作权的转让与著作权的许可有严格的区别。著作权的许可使用不改变著作权的主体，著作权转让则发生著作权主体的变更。在著作权许可关系中，制片者必须依赖于作者权利的存在才能对抗第三人，而在著作权转让关系中制片者则可以独立地以自己的著作权对抗第三人的侵犯。法条这样设计的目的还是让制片者享有视听作品的著作权。从而，制片者作为视听作品著作权的享有者，在取得作者许可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转让、设立质权或者法律允许的其他形式利用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编剧、导演等主创人员除了署名权和获取报酬权之外，无法对制片者转让著作权进行约束。这就意味着制片者可以自由地将视听作品的著作权转让给制片者之一或第三人，尤其在视听作品发行完毕后，由于后续期待的市场利益相对虚无时，制片者更加愿意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需要征得编剧、导演等主创人员的同意。综上，笔者建议在第十六条添加一款：未经编剧、导演同意，制片者不得转让视听作品的著作权。旨在平衡作者和制片者的利益。
对著作权法的修改过程也是作者与制片者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如何在不妨碍作品的利用和传播的情况下，又能合理分配各方的既得利益，还有赖于良好的法律设计，和司法机关在个案中的具体甄别。
试论著作权的继承杨唐勇（ 广东培正学院 法学系，广东 广州 510830）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08（2007）0420著作权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近代文化、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历史不很悠久。当著作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以后，著作权继承也逐渐在各国法律中确立下来了，我国也不例外。由于法律对著作权的保护有许多特殊之处，因而，对有关著作权继承问题的探讨也就显得很有意义。本文试图对著作权继承的理论基础、特殊性、法律的适用以及实践中具体操作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一、著作权继承的理论基础著作权的继承是指根据著作权人的合法有效的遗嘱、遗赠扶养协议或其它继承方式，在著作权人死亡时，将其所有的著作权移转给继承人享有的一种法律制度。从各国的法学理论和立法实践来看，著作权通常分为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两部分。其中，前者与著作权人人身的存在不可分离，不具有可转让性，不可以由其继承人继承;对于后者，由于这种财产权利与人身可以分离，具有可转让的性质，各国通常在其著作权法和继承法中明确规定公民死亡后，其生前享有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可以依法由其继承人继承。因此，在本文论述的著作权继承的法律关系中，仅仅指著作财产权继承这部分内容，而不含著作人身权这部分内容。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建立了著作权保护制度的国家都承认著作权的继承制度，并在著作权法中作出了相应的规定。[1]著作权成为继承的客体，其理论基础何在呢？首先，著作权是一种财产权，具有财产属性。从著作权客体来看，它是以某种客观存在的具体形式体现出来的创造性的智力创作成果，即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是作者智力创造性劳动的结晶。由于创作作品的作者付出的劳动通常都不是一般的简单劳动，而是能创造出较高价值的复杂劳动，这些劳动创造的价值均凝聚在作品之中。因此，作品是一种凝聚了一般人类劳动的劳动产品，必然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它可以在市场上交换、转让，和其他知识产品一样都是一种具有财产价值的无形商品。其次，著作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具有可转让性。著作财产权是一种财产权，可以与其主体相分离，从而可以转让。对此，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世界各国有关著作财产权转移的立法理论。各国对著作财产权的转移存在着不同的立法理论。大多数国家采纳著作权“二元论”的观点，主张将著作权分成著作财产权和著作人身权两部分，彼此相互独立，认为著作人身权不能转让，著作财产权可以转让，从而可以被继承。也有一部分国家采纳著作权“一元论”的观点。例如在德国，该国著作权法学者认为著作权是由著作财产权和著作人身权两部分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著作财产权的转让，必然涉及著作人身权的转让，由于著作人身权是不可转让的，因而著作权也就无法转让。该理论有碍于版权贸易的发展，于是，学者们又设计了一种“创设转移”或“创设继受”的理论，从而使得著作财产权可以转让，最终也可以被继承。可见，无论是采用“二元论”理论的国家还是采用“一元论”理论的国家，其著作权立法或继承立法都普遍承认著作财产权可以作为继承的客体。[2]著作权的财产属性以及它具有的可转让性特点，决定了它可以成为继承的客体。从民法学的理论来看，在继承法律关系中，继承的客体也就是遗产，判断某一客体能否成为继承客体，关键是看它是否符合遗产通常必须具备的如下特征：第一，遗产是公民遗留下来的财产，具有财产性。第二，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财产，具有特定的时间性。第三，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个人财产，并且是依法能移转给他人所有的财产，具有个人专属性和可流转性。第四，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个人合法财产，具有合法性。从我们前述分析中知道，著作权的客体符合了遗产必须具备的特征要求，因而，在遗产的具体范围上，各国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分别作出了相应的具体规定，通常都把著作权中的财产权规定为属于遗产的范围，能够成为继承的客体。我国充分借鉴了世界各国继承立法和著作权立法的经验，在继承法和著作权法立法过程中，均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可于公民死亡时由其继承人继承；在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中，也审结了许多涉及著作权继承纠纷的案件。例如，冯雏音等八人诉江苏三毛集团侵犯著作权纠纷案；[3]裴立、刘蔷诉山东景阳岗酒厂侵犯美术作品著作权案；[4]……通过对案件的审理，法院均肯定了作者的继承人依法享有被继承人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包括对作品的使用权、许可使用权、获得报酬权等；对著作人身权，继承人只能给予保护，而没有继承权。二、著作权继承的特殊性分析（一）著作权主体的特殊性著作权的主体是广泛的，既有自然人，也有法人和其它组织，甚至可能是国家（例如我国）。但是，能作为遗产成为继承客体的著作权，其主体只能为自然人，这是由继承法律关系的本质所决定的。因为继承法律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发生于自然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承受关系。法人或者其它组织作为著作权人，发生变更、解散、撤消或终止法律关系时，其著作财产权在法律规定的保护期内由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者其它组织享有；没有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由国家享有，但这不是继承。因为法人和其它组织不能成为被继承人，因而不产生继承法律关系。只有自然人死亡时，其著作权才能成为该继承法律关系的客体。由此可见，著作权的可继承性仅限于作为著作权主体的自然人个人。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在作为著作权主体的自然人死亡后，可以由其法定继承人或遗嘱继承人继承。[5]（二）继承期限的特殊性作为继承客体的著作财产权，各国著作权法普遍规定了一定的保护期限，超过了有效保护期，该著作财产权就终止，这种智力成果也就进入公有领域，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该保护期通常包括著作权人的生存期间和死后一定期间。目前，在世界各国的著作权立法和国际著作权立法中，对著作权的法律保护期限，有的国家规定为著作权人终身加死后25年，如波兰；也有规定为著作权人终身加死后75年的，如德国；还有规定为著作权人终身加死后80年的，如西班牙；甚至还有长达99年的，如科特迪瓦；但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为50年。这决定了继承人所继承的被继承人的著作权也有期限限制，只能限定在著作权人死亡后有效的保护期内。（三）继承数额的不完全确定性著作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其价值是不确定的。它本身并不具有直接的物质财富，必须经过物化过程才能产生一定的物质财富，通常要通过对作品的使用才可实现其价值。著作权人使用作品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可以是发表作品，从而可获得稿酬；也可以是许可他人以复制、发行、翻译、改编、网上传播等方式使用自己的作品，从而获得报酬；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使用作品的方式还将会不断出现，这都可能给著作权人带来财产利益。因此，著作财产权的财产利益在数额上是无法完全确定的。在著作权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了其著作财产权，他也可以通过类似方式使用该作品，从而获得报酬。甚至将来出现新的作品使用方式，该继承人也可使用，只要在著作权保护期内就可以取得收益。由于法律对著作权的保护深及作者死后的几十年，这就使得被继承人生前拥有的著作权中的财产利益在数额上是不能完全确定的，因此，继承人所继承的著作权在继承数额上具有不完全确定性。三、著作权继承的法律适用与继承方式各国著作权法或继承法都有关于著作权继承的规定。由于著作权继承与有形财产权继承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著作权继承当然也可以适用各国继承法中关于继承的原则规定。[6]不过，由于著作权的特殊性，许多国家并没有简单地援引其他单行法或民法一般原则来处理著作权继承问题，而是在著作权法中对著作权继承作出专门的、具体的规定。有些国家甚至在著作权法中特别指出民法中关于继承的某些一般性原则，不能适用于著作权继承。在这一类著作权法中较典型的，恰恰是在民法典中对继承的规定最为详尽的法国和德国。[8]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属于公民的，公民死亡后，他享有的著作财产权在本法规定的保护期内，依照继承法的规定转移。因此，在我国，著作权的继承有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或遗赠扶养协议继承等方式。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或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当享有继承权的继承人为复数时，通常要进行遗产分割，最终使每一个继承人得到自己的遗产份额，由其单独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由于著作财产权与物的所有权不同，因而其分割的方法也有区别。一部著作、一幅画的著作权是不可能像粮食、布匹等物品那样按继承人数分成相等的若干份。因为著作权是无形的，对著作权载体的分割不等于对著作权的分割。如果将一幅画的载体分割成若干块，不仅不能分得这幅画的著作财产权，而且会毁了这副画的载体，也会毁了这副画的著作财产权。因为它再也不能以这幅画的价值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了。[7]因此，在著作权分割过程中，对于被继承人死亡时只获得了权利而没有取得实际财产利益的那部分，通常要等到实际财产利益实现时，其继承人才可以通过分割而实际获得。对处于这种状态的著作财产权，共同继承人应该保持一种共同共有关系。但是，继承人也可以通过将它折作价款归其中一人所有，而由他向其他共同继承人支付相当于他人继承时应分得的同等份额的价值以补偿其损失，从而分割遗产。继承人还可以通过向第三人转让全部著作财产权并获得价款的方式，从而进行实际分割。当然，这只是在一般情况下平均分割著作财产权的办法，若发生继承人中有人应多分、少分或不分等特殊情况时，则应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区别对待。此外，由于著作财产权价值的不完全确定性，各继承人可结合著作财产权进行价值评估，以免日后产生更多的纠纷。参考文献：[1]王利民主编，《知识产权法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2]参见吴汉东等著，《西方诸国著作权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122页。[3]唐德华主编，《知识产权案例实录与解析精要》，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154页。作者简介：杨唐勇，男，江西泰和县人，广东培正学院法学系教师，硕士，研究方向：知识产权。
作者的著作权的构造著作权方面，分支性权利开始分段化、呈现出扩散的倾向。1、复制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网络中的信息内容的传播和利用方面，最主要的是复制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送信可能化权）。其中，信息网络传播权可以单列一项。如果我们把讨论的焦点集中于网络上信息传播的对象物上，信息网络传播的要素中，也包含有对象物的要素。2、放映权与转让权著作权分支权中，转让权的有关规定（同法第26条之2第1款）不适用于书籍等有形物的传播。电影不属于转让权的对象，就是因为对于电影规定有放映权。在这方面，判例上将家用电视游戏机的软件视为电影，认为放映权不适用权利穷竭规则，并进而得出以下判断，即，放映权中的转让权是为了达成放映目的的权利，从而穷竭[3]。在此，是让放映的要素中包含转让的要素，从而使放映于被转让的对象物的信息传播中包含了复制的要素。3、编曲权关于编曲权，在一个著作权管理部门侵害他人著作权的案件中，曾经探讨过日本音乐著作权协会的责任问题[4]。在此，编曲这一要素中，对于编曲行为对象物的曲子的复制也成了前提性的要素。4、进口权日本著作权法在著作权分支权的有关规定之外，还新规定了进口权（同法第113条第5款），其对象为复制物。5、公共出租权公共出租权是指从出租权的公共利用的角度所赋予的权利，它基于公共图书馆的利用这一著作权的限制而被承认。与出租的要素相同，公共出租的要素中也包含了复制的要素。6、复制权与出版权日本著作权法在著作权分支权的有关规定之外，还规定了出版权（同法第79条至第88条）。出版这一要素也是复制的一个形态，在此，复制这一要素，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信息内容的传播利用的著作权分支权单纯化的一个视点，（二）、著作邻接权人的著作权的构造著作权的分支权，在著作邻接权领域中是被选择性地适用的（请参考表1） 。这种选择性的适用，导致著作权的分支权的关系复杂起来。
论文类型根据发行论文的刊物填。具体如下：
第一级-T类:特种刊物论文，指在《SCIENCE》和《NATURE》两本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第二级-A类:权威核心刊物论文，指被国际通用的SCIE、EI、ISTP、SSCI以及A&HCI检索系统所收录的论文(以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检索为准)，或同一学科在国内具有权威影响的中文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论文不含报道性综述、摘要、消息等。
第三级-B类:重要核心刊物论文，指在国外核心期刊上刊登的论文(见《国外科技核心期刊手册》)或在国内同一学科的中文核心期刊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第四级-C类:一般核心刊物论文，指《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大图书馆2004版》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第五级-D类:一般公开刊物论文，指在国内公开发行的刊物上(有期刊号“CN”“ISSN” ，有邮发代号)发表的论文。
第六级-E类:受限公开刊物论文，指在国内公开发行的但受发行限制的刊物上(仅有期刊号、无邮发代号)发表的论文。
扩展资料
论文 既是对研究的学术问题进行探讨的一种手段，又是对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交流的一种工具。不同的人发表论文的作用也不同：
1、评职称（晋升职称）：研究生 毕业需要；教师 、医护人员 、科研院所的人员、企业员工 等 晋升高一级的职称时，发表期刊论文是作为一项必须的参考指标。
2、申报基金、课题 ：教育、科技、卫生系统 每年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其它各种基金项目、各种研究课题时，发表论文 是作为 基金或课题 完成的一种研究成果的结论性展示。
3、世界性基础领域的研究，比如在医学、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 等领域开展的基础性研究，公开发表论文 是对最新科技 科学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一种展示和报道。
以推动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论文
研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属于文学评论选题。此类选题可以通过分析人物来达到研究时态背景，研究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个体心理发展等方面的目的。
毕业论文的类型：毕业论文是学术论文的一种形式，为了进一步探讨和掌握毕业论文的写作规律和特点，需要对毕业论文进行分类。由于毕业论文本身的内容和性质不同，研究领域、对象、方法、表现方式不同，因此，毕业论文就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按内容性质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可以把毕业论文分为理论性论文、实验性论文、描述性论文和设计性论文。后三种论文主要是理工科大学生可以选择的论文形式，这里不作介绍。文科大学生一般写的是理论性论文。理论性论文具体又可分成两种：一种是以纯粹的抽象理论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是严密的理论推导和数学运算，有的也涉及实验与观测，用以验证论点的正确性。另一种是以对客观事物和现象的调查、考察所得观测资料以及有关文献资料数据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是对有关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概括、抽象，通过归纳、演绎、类比，提出某种新的理论和新的见解。按议论的性质不同可以把毕业论文分为立论文和驳论文。立论性的毕业论文是指从正面阐述论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一篇论文侧重于以立论为主，就属于立论性论文。立论文要求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严密，以理和事实服人。驳论性毕业论文是指通过反驳别人的论点来树立自己的论点和主张。如果毕业论文侧重于以驳论为主，批驳某些错误的观点、见解、理论，就属于驳论性毕业论文。驳论文除按立论文对论点、论据、论证的要求以外，还要求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按研究问题的大小不同可以把毕业论文分为宏观论文和微观论文。凡届国家全局性、带有普遍性并对局部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的论文，称为宏观论文。它研究的面比较宽广，具有较大范围的影响。反之，研究局部性、具体问题的论文，是微观论文。它对具体工作有指导意义，影响的面窄一些。另外还有一种综合型的分类方法，即把毕业论文分为专题型、论辩型、综述型和综合型四大类：1．专题型论文。这是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直接论述的形式发表见解，从正面提出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的一种论文。如本书第十二章例文中的《浅析领导者突出工作重点的方法与艺术》一文，从正面论述了突出重点的工作方法的意义、方法和原则，它表明了作者对突出工作重点方法的肯定和理解。2．论辩型论文。这是针对他人在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的见解，凭借充分的论据，着重揭露其不足或错误之处，通过论辩形式来发表见解的一种论文。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村集体所有制性质吗?》一文，是针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村集体所有制性质”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和分析，以论辩的形式阐发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没有改变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观点。另外，针对几种不同意见或社会普遍流行的错误看法，以正面理由加以辩驳的论文，也属于论辩型论文。3．综述型论文。这是在归纳、总结前人或今人对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介绍或评论，从而发表自己见解的一种论文。4．综合型论文。这是一种将综述型和论辩型两种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写成的一种论文。如《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一文既介绍了研究民族关系史的现状，又提出了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它是一篇综合型的论文。
文献按功能可分为事实性文献、工具性文献、理论性文献、政策性文献和经验性文献。
图书版权引进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论文
我国的图书版权，在引进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如版权信息不流畅导致版权所属不明确，出版单位没有对市场进行深入调研盲目引进图书，及签约过程中的疏漏，编译质量欠佳等。本文将先从图书版权的现状论起，并在后文给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我国图书版权引进的现状
(一)版权贸易的开展带来外国文化的冲击
随着版权贸易的开展，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文化作品进入到中国市场中来，国内读者在通过这些作品中认识世界的同时，价值观念和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也同样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于是，许多有远见的文人和学者都大声呼吁：要保护中国本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因为从古至今来看，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不仅是民族根基，更是民族融合的关键，同时也是国家凝聚力的体现，一个没有自己独特文化的民族，世界不会承认，一个没有自己独特文化的国家，历史也不会承认它。
(二)我国出版界的责任和使命
由于文化冲击和世界文化大融合的影响，出版界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不应只起到纽带作用，更重要的是，应该担负起“把关”、“筛选”、“守卫”的责任。所以，出版界的编辑们应当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在版权贸易中发挥好出版界的责任，不仅是牢牢把握出版方向，更重要的是要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是出版界的责任，更是历史使命。
(三)对待外来文化，要做到吸取精华，剔除糟粕
对于外来文化，我们不能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辩证的思维才是我们应该具有的正确态度。如今的国内图书市场，不仅有着国内作家的优秀作品，更有着一大批优秀的外国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科学领域里的最新科研成果，也有文学、艺术领域里的优秀作家的名著。这些作品中或者蕴含着与我们的民族精神相似的精神，或者有国人不了解的新技术、新知识。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不仅对国人无害，反而增加了国人对自己文化的了解和认同感。然而，外国作品也有很多糟粕，对于这样的作品，我们要严厉打击，绝不允许其进入我国图书市场，这便是出版界的防卫责任。它们的内容和表现的精神与我国几千年来传统精神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要把这种作品抵制在国门之外。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作品内容也很健康，用一般的眼光找不出庸俗之处。然而这种作品常常体现出与我国民族文化截然不同的思想观、价值观。对于世界观、价值观已经成型的成年人来说，他们会在大脑里对这些外来观念自动地进行甄别，因此受到的影响较小。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还在成长阶段，这样的书籍传递的思想很容易使孩子形成一种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甚至反对我国的传统固有的人生观、价值观。因此，对于外国的书籍，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对我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好的图书，好的思想，体现人类共有的美好情感，好的图书会启发智慧，鼓舞勇气，对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很大的益处。而一些庸俗堕落、肮脏不堪的反对我国社会形式，甚至扭曲历史的书籍会导致民族的对立，达到西方国家对我国和平演变的目的。因此，我们要重视图书版权，吸取精华，剔除糟粕。
二、图书版权引进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一)版权信息交流不畅造成的版权归属问题
版权信息交流不畅对于出版人来说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考虑版权贸易人员掌握外语的熟练程度，在进行具体的图书版权贸易工作时，信息交流不畅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搜集有用的国外图书信息很困难。二是较难找到图书版权的真正拥有人。虽然如今互联网发展迅速，能够为版权工作人员提供大量信息，但也有信息量过大而不能有效挑选的弊端。如何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信息，寻找有效信息，是版权工作人员有待克服的困难之一。
版权归属问题则主要分为出版商可能没有分清图书版权和附属版权及外方是否拥有全部的出版权两个方面。在外文图书出版合同之中，除了图书出版权之外，还有图书翻译权、海外出版发行权、影视作品改编权等附属权利。很多出版商可能并未注意到，拥有图书版权并不意味着拥有图书翻译权和海外出版发行权等附属权利，这样就为出版工作带来不便。例如，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和江苏凤凰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出版的《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和《吹小号的天鹅》等图书内容，因未经授权而编入了上海译文出版社持有国内专有翻译出版权的. 怀特《夏洛的网》的部分章节而被告上法庭。导致该书被迫下架，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
此外，外方出版单位也不一定拥有该书的翻译权和海外发行权;出版商同时也应该了解，拥有图书的出版权也不一定表示拥有了插画配图及封面权。
(二)图书引进问题
有的出版单位在图书版权引进之前，只是盲目引进，并没有深入调查图书市场，没有综合分析市场信息，没有预估可能存在的问题及风险，甚至在“领导意志”的作用下，盲目引进与市场严重脱节的版权图书，贸然投资，其结果可想而知;有的出版社对自身的实力不能进行正确判断，只是盲目跟风，引进一些“所谓”的畅销书，并且由于出版社自身缺乏成熟的图书运作模式。因此，图书投入市场后很快就被“边缘化”，无人问津。更有少数出版社，被一时的经济利益冲昏头脑，引进出版了不少为满足读者猎奇心理的书籍。这些书籍大多内容庸俗、境界丑陋不堪，在国外也是被排斥和谴责的，这也是我国图书出版商在进行图书版权引进过程中需注意的一大问题。总之，出版商引进图书之前，需要对市场进行调研，对自身的经济和营销实力进行评估，明智地选择图书引进。
(三)谈判、签约阶段出现的不良竞争问题
在图书版权引进的这一过程中，图书版权市场日新月异，于是许多人看到了商机，感觉对此有利可图，并对这一市场跃跃欲试。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出版社和个体书商被更高的利润蒙蔽双眼，企图通过出版外国图书的方式来获得巨额利润。如今的图书版权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竞争越来越激烈，有时甚至会出现十几家出版社为了一本畅销书的销售版权，不遗余力，共同竞标的尴尬画面。更有一些黑心出版商盲目的哄抬版税，从而使图书版权以难以置信的高价卖出，最终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出版社付出了高额的成本，然而却几乎没有利益，白白让外国的出版商获得了所有的利润。出版社之间对于图书版权的竞争本来无可厚非，但是竞争要控制在良性的范围之内，对于恶性的竞争一定要坚决制止。因为恶意的竞争不仅会破坏出版市场的秩序，更不利于图书版权贸易的正常发展。因此，建立良好的贸易秩序，合理竞争，有序竞争，使图书贸易市场合理化、规范化已经成为出版界亟须解决的问题。同时，在谈判签约方面，必须要做到细致和慎重。在进行版权贸易的签约和谈判中，与我们贸易的'对象来自不同国家的出版社。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国情，每个国家都会从本国的需求出发去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版权法。加之不同国家出版市场的情况各不相同，千姿百态。这样往往会导致我们国内的很多出版社对签约对象国家的法律和出版市场的情况前缺乏足够的了解，用惯性的眼光来考虑问题，只考虑到我们本国市场的情况，所以在谈判、签约阶段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解，从而导致了很多不必要的利益损失。
(四)推广问题
版权引进并不只是单单引进一个环节，而是一个系统的工作，涵盖翻译、出版、营销等诸多环节。在版权引进过程中，每个环节都要认真对待，细心布置。引进图书的种类往往多样，有的图书需要较多专业知识，需要认真组织翻译。但有些出版单位在获得的图书版权之后，为了快速推出，抢占市场，完全不顾及翻译的质量;有的出版社对出版把关不严，错印、乱印比比皆是;还有的出版社对营销工作投入不够，导致销售不理想。因此，引进版图书在诸如以上提到的缺乏整体规划以及对细节的缺乏完美追求的情况下运作，其效果便可想而知了。
三、图书版权引进过程中出现问题的解决办法
(一)加强版权保护
谈及版权保护问题，首先涉及的就是盗版问题。盗版问题严重损害了作者和出版商的利益，更影响了作者对文化作品创作的积极性。因此，加大版权保护力度对目前的出版界情况来说已经刻不容缓，更是如今出版界工作的重中之重。图书版权保护应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即“保护”和“惩罚”。“保护”，即强化公众尊重作者知识和劳动成果、保护版权，拥护正版。“惩罚”，即惩罚不良出版商利用我国公众的版权保护意识薄弱来进行的各种盗版活动。同时，更要做到要在公众中加大保护版权，支持正版的宣传力度，在整个社会中构建出尊重知识、尊重文化、尊重版权、尊重作者的氛围，让国人明白购买盗版是一种短浅的行为，这种行为将最终损害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创造力，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出版界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让公众抵制盗版和侵权。
(二)确定版权归属问题
国家应该积极立法确立中文翻译版权或影印权利归属权问题。只有明确版权的归属问题，才能更好地激发出版商和作者的出版及写作热情，使其为我们国家、社会和人民创造更大的价值。因此，版权归属问题应当被出版界的有识之士重视起来，绝不能放任自流，只有加强版权归属问题的建设，解决版权问题，才能有更强大的凝聚力，才能使外国图书和知识更好地造福社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三)引进图书要把握好方向
当今社会，许多科学、文化研究领域的优秀成果和相关图书都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在这些方面往往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为了促进我国经济和技术的高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大好局面，就必须学习国外文化和知识的先进之处，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所以，在引进图书的时候，出版商就要考虑到国家科学技术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现状，多引进西方领先领域的书籍，把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介绍给国内的有志于科研和创新领域的读者，使读者在阅读中了解自身，提高自己的能力，不断学习和创新，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新技术，从而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动力。
(四)要大力发展人才培养战略
版权引进工作相关人才奇缺是制约我国版权贸易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需要我们去积极克服这个困难。作为熟练的版权引进工作人才，他们必须摸准国际版权市场行情，选准书目，熟悉国内外版权法和著作权法，掌握熟练谈判技巧，了解市场需求，对哪类书好卖、哪类书不好卖，版权引进图书销售现状及发展趋势等一清二楚，并且还能够熟练运用外语进行版权专业交流，这样才能为图书版权引进工作的后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然而目前我国高校并没有开设版权引进的相关专业，暂时不能通过系统的学习来得到大量与版权引进相关的人才。虽然从事版权引进工作的相关人员可以通过学习国外版权经验来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然而由于出国培训条件受限，并不能解决我国出版界缺乏专业人才的根本问题。我国出版界的相关人员现在更多的是通过图书版权引进业务的实际操作来培养锻炼自身能力，这样学到的知识缺少系统完整性，并不利于工作人员自身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因此，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是当今出版界不可忽视的问题，必须大力发展优秀人才培养战略。
(五)注重引进图书的市场推广
引进图书的翻译和出版是一个跨文化传播的过程，引进图书的异域风情虽然可以成为一大亮点和吸引读者之处，然而对不少读者而言，他们对西方文化并不熟悉和了解，对外语也并未掌握到能够熟读的程度，这些都很可能成为阅读的障碍与挑战。因此，出版单位需要重视引进图书在后期的翻译制作，市场培养和宣传，采取各种手段，吸引更多的潜在顾客。出版商也可以采取各种营销措施，只要不违背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在竞争允许的范围内。这样的竞争和宣传可以引起读者对外国图书的兴趣，使国内读者更好地了解外国文化，同时也可以使出版商获得更大的利润。因此，加强注重引进图书市场的推广工作可以更好地促进出版界的繁荣，更好的发展国家经济，促进社会进步。
四、总结
图书版权引进是出版业的重要增长点，不仅能促进产业结构的改革，壮大出版行业的实力，还能够增强各国在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并在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因此，出版单位在引进图书的过程中，需要明确图书所属权，坚决抵制侵权行为，同时也需要理智、谨慎地引进图书，并做好翻译、出版、营销推广等工作。
相关范文：论国际贸易中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存的问题及对策分析[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知识产权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作用更加显著，随着加入世贸组织，重视和加强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培育国民的知识产权意识，对于我国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知识产权理论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了我国知识产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从国家和企业的战略高度提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关键词] 知识产权保护保护战略知识产权主要指个人及其组织在脑力劳动方面创造并完成的智力成果而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它具有无形性、双重性、确认性和独占性的特点。根据我国知识产权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公民和法人所享有的知识产权有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发明权，以及其他科技成果权等。知识产权保护在当今知识经济社会显得非常重要，它不但激励发明，创新知识，而且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和资金，加快配置技术创新资源，促使新技术商品化和产业化。本文从知识产权理论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了我国知识产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从国家和企业的战略高度提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一、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知识产权保护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对国际及国际经济关系的反映，是新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只有物质资料生产才能产生剩余价值，而知识产权作为一种非物质经济本身不产生剩余价值，只有参与物质生产部门的价值分割才能产生价值。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压低物质部门的产品价格，而提高与知识相关的非物质经济部门的价格，从而在国际贸易中取得较为有利的地位。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上把知识产权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相提并论，其重要性可见一斑。1994年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第十回合谈判过程中，形成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简称《TRIPS》协议；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TRIPS》协议同时生效，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TRIPS》协议也当然成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准则。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将产生重要的影响。1.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众所周知，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商品和服务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其中涉及知识产权的商品占有较大的比重，且这个比重还在不断攀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大量成功地引进外资和国外的先进技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国建立并实行了知识产权制度，为正常的国际贸易活动和投资活动奠定了基础性的保障制度。只有在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中，国际贸易和投资才能得到有效发展。2.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在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工业都将经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创造新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第二阶段，国内市场饱和，向国外市场出口；第三阶段，对外投资，向外国市场提供产品；第四阶段，外国生产，向母国市场出口。从发达国家角度说，当处于产品周期的二、三阶段时，它会极力支持自由贸易；而当到了第四阶段时，国内市场的产品为进口产品所替代时，该国产品的市场地位开始衰落，其市场占有率受到挑战。此时，它会转向知识产权保护，在贸易政策中会极力与知识产权保护挂钩，通过强制性措施来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以设法减慢产品周期的步伐。这对在技术上处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是有失公平的。这样知识产权的保护无疑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贫富差距愈加严重。二、当前我国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问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世界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建立和制定了相关法律制度，取得了世界各国公认的成绩。但从我国社会还正处在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制度还有待完善，在国际贸易中，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1.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比较薄弱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我国企业每年取得省部级以上的重大科技成果有几万个项目，而申请的专利数却不到10%，企业较为重视有形资产的保护，却忽视了其作为无形资产的保护，从而导致我国每年有很多知识产权被“抢注” 。所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已成为企业家的共识，加强企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也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和“分水岭”。目前，我国缺乏一套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知识产权保护涉及很多方面，包括法律、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如山西老陈醋商业秘密泄露事件的发生；景泰蓝、宣纸等民族绝技的泄密，国内大量的知名商标在国外被抢注。因此，在大力保护国外的驰名商标时，应加强对国内驰名商标的扶植与保护。2.知识产权人才缺乏国内大多数企业尚未建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没有专门负责知识产权工作的人员，真正了解和懂得知识产权知识的人才不多。企业万一牵连到知识产权争端，要么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要么要支付高额费用聘请外部人员应诉。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包括专利申请、商标注册、产权谈判及分析工作，因为专业人才的缺乏而无人胜任。3.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亟待完善我国有些法律和TRIPS相关法律还有很多不同甚至有许多空白。知识产权是法律赋予的一种合法垄断。一些跨国公司企图利用知识产权中的非法限制和排斥竞争实现其垄断地位。针对滥用知识产权的非法垄断行为，许多发达国家都通过制定反垄断法进行制约，但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反垄断法，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中也没有可操作的反垄断条款。这样，我国企业在遇到知识产权争端时就可能遭遇不利的被动状态，从而在国内市场上对其他企业的垄断行为束手无策、在国外市场上遇到严格的反垄断法控制而使自身陷入尴尬境地。三、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各国都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法律保护制度，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对我国而言，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涉及面较广的系统工程，虽然我国政府在这方面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制度，但真正从国民意识上重视知识产权问题还需一个过程。就目前看，应该做好以下方面工作：1.实施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1)政策倾斜，资金扶持。政策上要从笼统扶持转到重点支持专利项目上来，特别是那些高科技专利项目，建设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民族工业群体。同时，采取有力措施，保证专利制度各项奖酬的兑现，重奖一些重大发明专利技术。在资金上，面对“入世”后的新形势，各级政府都应建立专利基金，以财政、企业为主体，广开资金来源，多渠道、多形式筹集资金。重点支持那些有广泛的市场前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专利技术，如火炬计划、星火计划、高新技术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新产品开发项目等各种科技和经济计划项目。(2)加强立法，完善法律。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制定要以鼓励创新、优化环境为宗旨，进一步形成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我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抓紧修订和完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以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办法、保护遗传资源、传统知识等的立法。 同时，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程序，依法公正、高效地解决好知识产权纠纷。积极发挥跨部门执法协作机制和区域协作执法机制的作用，打击和防范群体侵权、反复侵权行为。巩固知识产权重大案件联合督办制度以及与外国政府、国际组织间的沟通对话机制。加强“奥运会”和“世博会”等各类展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升我国农业技术、农用工具、农药化肥等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认真落实知识产权司法解释，依法追究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3)重视人才，培养人才。科技以人为本，人才是国家的第一资源。国家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谁占有的人才越多，谁就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取得胜利。近年来，跨国公司已经加大了对中国本土人才的争夺，中国企业如果还不加强对人才的重视，将会失掉企业未来发展的动力源泉;同时，企业还应该加快深化自身的人才制度和结构变革，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要多渠道、多层次地开展人才队伍培养工作，特别是加大知识产权工作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力度，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工作水平，造就一支包括各类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在内的规模宏大的知识产权队伍。继续加强对各级政府领导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知识产权宣传与培训工作。(4)突出特色，借鉴经验。发展经济有特色，保护知识产权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要有符合本国和地区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重点和方向。近年来，美国将打击盗版等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点，其中媒体盗版是重中之重。同时，它们根据现代标准改进美国知识产权法规——特别是刑事惩处手段，包括通过修订及更新美国签署的双向司法援助及引渡条约，让盗版者及伪冒者在美国受到法律的制裁。我国也应注重在寻求传统知识资源的联合保护。当发达国家对全球现代工业知识产权“圈地运动”基本完成后，我们的“传统知识”便成为新世纪圈地运动的新目标。中国应当积极运用现行知识产权法律机制，对传统知识资源进行保护的同时，积极寻求国际联合集团式的保护。2.实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1)树立品牌 ，增强意识。知识经济时代,品牌之“名”越来越在于产品的知识含量之高,企业应保持产品在知识含量上的优势来谋求产品的竞争优势,只有企业掌握了过硬的知识产权,才能在市场上推出叫得响的民族品牌,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有了自己叫得响的民族品牌,更应该树立品牌保护意识,洞悉跨国集团在我国运用的品牌战略,以品牌的国际化带动知识产权战略。不仅要利用国内的资源条件和市场,更要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与市场,进行跨国经营,使我们的品牌发展成为全球化品牌。由于我国的一些企业在早些年没有商标保护意识,大量的国内驰名商标被在国外抢注,例如“同仁堂”“青岛啤酒”等,使这些企业在国外的发展受到了重重阻力,因此我们要吸取这些教训,要时刻注意自己的驰名商标的保护问题。否则无异于在扼杀企业在国外的发展之路。(2)加强申请，促进保护。据报道,仅加入世贸以来我国企业因知识产权纠纷引发的经济赔偿累计超过10亿美元。因此我们应从多个角度、立体地实施专利保护战略。实施专利保护战略作为企业发展的护身符已是我国企业的当务之急。第一，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机构,建立专利信息中心收集信息,构建知识产权保护网,通过专利信息中心,对与本企业产品相关的专利作分类管理。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统计表明,每年新技术发明创造的90%以上都会在专利文献中检索到,所以我们可以不断地更新我们的专利资料库,对相似技术进行排查并通过专业人员对相关内容进行侵权分析,在不构成侵权的情况下,使企业的研发人员了解本行业的技术发展趋势,为创新项目提供方向,保持研究开发中的合法性。第二，提高专利申请率，设置专利网战略。对每一项创新方案都申请一项专利,并在基本专利的周围设置大量原理基本相同的不同权利,并且技术开发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因此当一个企业拥有自己的自主专利权时,应通过不断改进原有技术而获得网状的专利保护范围。（3）加大创新，提高效率。实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必须加快建立企业技术创新体系, 增加知识产权的产出量，形成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中的主体地位。一要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确立知识产权的概念,充分利用知识产权文献,注意发现、申报和形成知识产权;二要加强企业技术中心建设,使技术中心成为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和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载体,成为吸引、凝聚科技人才,调动和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平台;三要加强产学研合作,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共同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建立研究所和实验室,共同培养技术人才。参考文献：[1]田晓菁: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摩擦及应对策略[J].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1）[2]黎 奔 刘路遥 卢鹏论:WTO框架下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滥用问题[J].商场现代化，2007（1）[3]丁永刚 张海鹏:论国际贸易中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存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7（5）其他相关文献：1.《知识产权与国际竞争》 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中国：直面国际经济摩擦》刘力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3.《知识产权学术前沿问题研究》南振兴 中国书籍出版社4. 《以制度和秩序驾驭市场经济》 洪银兴著 人民出版社5.《WTO与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研究》唐民皓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6.《我国知识产权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李浩 《国际贸易问题》2005/11期7.《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式跨越》刘勇 《国际技术贸易》2005/3期8.《跨国集团在华知识产权战略研究》吕文举 《国际技术贸易》2005/4期9.《知识产权保护的“西学中用”》 《国际技术贸易》2006/1期10.《中国知识产权战略若干问题》 郑成思 《新华文摘》2006/15期11.《知识产权-民营企业出口绕不过的壁垒》 夏瑞林《对外经贸实务》2004/612.《建立大类出口商品技术标准预警机制的建议》 江榕 《对外经贸实务》2003/913.《广州市大类出口商品技术壁垒预警机制的建立及改进》 江榕等 《世界标准化与质量管理》2004/11期其它相关论文：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著作权论文参考
著作权过去称为版权。下面我为大家带来了著作权论文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体育赛事节目的著作权保护
【 摘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体育赛事节目的传播方式有了很大改变，由于我国著作权法并未对体育赛事节目的性质作出明确规定，对于互联网环境下传播方式造成的种种侵权现象如何处理，理所当然的存在着很大争议。在我国著作权法修改中，应借鉴发达国家如何协调冲突主体矛盾，维护整体利益的经验，将体育赛事节目纳入著作权法保护的视听作品范畴。
【 关键词 】体育赛事；体育赛事节目；独创性
近年来，体育文化产业已然成为国际贸易大产业，我国体育产业亦迎来了新一轮的机遇和发展，随着科技传媒产业的日益发展，体育赛事转播业务更逐渐引起社会重视。然而，体育赛事转播业务的繁荣也导致了相关侵权纠纷的不断出现。由于目前对于体育赛事节目的法律属性界定以及相应的著作权保护问题我国并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对体育赛事节目性质的认定争议很大，各地法院大多数认为体育赛事节目没有达到独创性的要求，认为其性质为“录像制品”，应以邻接权加以保护。而最近引起关注的新浪网诉凤凰网体育赛事转播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一案，法院创新性认为，体育赛事节目属于作品范畴，由著作权保护，这引发了新一轮对体育赛事节目性质及权利保护探讨。
一、体育赛事节目的法律属性界定
在我国著作权法中，录像制品制作者享有其录像制品的权利为邻接权，其通过传播作品获取权利。而作者享有著作权，其通过创造作品获取权利。总体上，著作权人享有的权利范围大于邻接权人。对体育赛事节目属于作品还是制品的定性，决定着其受著作权还是邻接权的保护。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的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由此，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首先必须是人类的智力成果，第二具有可复制性，第三具有独创性。
（一）体育赛事节目是否具有可复制性的理论分析
有学者认为，体育赛事缺乏作品所必须的条件——可复制性。传统著作权法保护的不仅是具有独创性的表达，而且是对思想、观念或情感具有一定美感的表达。体育赛事作为竞技体育活动展现的是运动力量和技巧，无论其中的动作组合是否为“独创”的，由于其并非以展示文学艺术或科学美感为目标，不能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当然，在竞技体育活动中观众有时也能获得美的享受，如足球运动员轻盈的盘带和过人，跳水运动员空中优美的翻滚等，但这些美感是在展示身体力量和竞技技巧中附带产生的，与竞技技巧无法分离，著作权法并不能给予保护。这一观点符合著作权法的原理，然而这一观点针对的是体育赛事而非体育赛事节目。体育赛事本身作为客观发生的事实，以其过程的不可复制性，使其难以成为著作权法的保护客体。但体育赛事节目不同于体育赛事本身，其是指在体育赛事进行的过程中，通过摄像师拍摄机位的设置、摄像镜头的选择、主持人的解说、记者的采访以及编导的参与等，由字幕、回放镜头或特写等构成的，是通过摄像机等装备将体育赛事现场情况加工成体育赛事信号后再通过大功率设备进行发射从而使电视观众能够观看。竞技体育活动展现的是运动力量或技巧，不是以展现文学艺术或科学美感为目标，不能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但体育赛事节目不同于体育赛事，其另外包括了图像、文字、配音、剪辑等一系列后期加工的节目制作行为，融入了制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因此它属于节目制作者的智力创作成果。并且，其作为体育赛事活动的载体，很明显具有可复制性。
（二）体育赛事节目是否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分析
对体育赛事节目独创性程度高低的判断，在实践中有不同的理解。2010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央视国际有限公司诉世纪龙信息网络有限责任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中，认为“其中对于比赛进程的控制、拍摄内容的选择、解说内容的编排等方面，摄制者按照其意志所能做出的选择和表达非常有限，摄制者并非处于主导地位”。以体育赛事节目的独创性不高，认定体育赛事节目为录像制品。2015年，新浪网诉凤凰网体育赛事转播权纠纷中，法院认定“用户看到的画面，与赛事现场并不完全一致、也非完全同步。这说明了其转播的制作程序，不仅仅包括对赛事的录制，还包括回看的播放、比赛及球员的特写、场内与场外、球员与观众，全场与局部的画面，以及配有的全场点评和解说。而上述的画面的形成，是编导通过对镜头的选取，即对多台设备拍摄的多个镜头的选择、编排的结果。就此，尽管法律上没有规定独创性的标准，但应当认为对赛事录制镜头的选择、编排，形成可供观赏的新的画面，无疑是一种创作性劳动，且该创作性从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制作，会产生不同的'画面效果恰恰反映了其独创性。”不同于一般的电视节目，体育赛事节目具有现场性和实时性的特征，编导对不同体育赛事画面有选择性的取舍后，力图还原赛事活动本身，为满足赛事爱好者的观赏需求，节目制作中包含了编导的前期策划、机位排列、镜头剪切、主持人的解说、画面的剪辑编排等，这些无不体现了赛事节目蕴含了编导等原创性劳动，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因此，体育赛事节目整体上应作为著作权法的保护客体。
二、体育赛事节目法律属性的欧美法域规定
纵观著作权的发展历史，是著作权这种特殊的财产权随着复制和传播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扩张的历史。现今互联网科技的进步产生了更多复制和传播技术，如流媒体技术把连续的影像和声音信息经过压缩处理后放上网站服务器，由视频服务器向用户终端顺序或实时地传送各个压缩包，让用户一边下载一辩观看，而无需整个压缩文件下载到自己的终端才可以观看视频。美国曾在1976年修改版权法做国会报告时这样描述体育赛事节目“一场足球比赛正在进行，球场上摆放4架摄像机从不同角度进行拍摄，某导演坐在导播室内，将来自四架摄像机的画面进行选择或切换，通过电视广播出去，就构成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并在1997年将其归纳至“视听作品”，认为体育赛事是声音、影像或二者的结合。英国司法判例针对体育赛事节目是否具有可版权性的问题也是持支持态度。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在处理类似流媒体技术转播体育赛事节目侵权认定的案件中，都是坚持技术中立原则和整体效果原则，以平衡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利益。借鉴相关经验教训，我国在著作权修改草案中已经取消了有关“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与“录像制品”的区别，都将其纳入“视听作品”中，并规定视听作品是指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连续画面组成，并且能够借助技术设备被感知的作品，包括电影、电视剧以及类似制作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此项修改使得有关此类保护客体争议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三、结语
知识产权是法律基于公共政策创设出来的财产权，它的创设是为了激励人们从事文艺创作和创造发明，并保护相关的特定利益。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广播电视运营商的利益遭到严重打击，著作权法设置的利益平衡亦被打破。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体育赛事节目的法律保护，致力于我国体育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迁.论我国<著作权法>中的转播[J].法学家,2014(5).
[2]王迁.论体育赛事现场直播画面的著作权保护——兼评体育赛事现场直播画面的著作权保护[J].法律科学,2016(1).
[3]胡开忠.信息技术发展域广播组织权利保护制度的重塑[J].法学研究,2007(5).
[4]林子英.体育赛事网络转播画面的知识产权保护[J].中国知识产权,2015(9).
著作权方面的内容那么多，你写论文得先拟定一个主题啊。
知识产权法考试参考论文题目：1、综述：知识产权的客体（抽象）2、综述：知识产权的保护模式（权利及其实施）3、综述：知识产权的客体与保护模式之关系4、综述：物的分类（如古罗马法关于物的分类）5、综述：物权的保护模式6、综述：物权的客体与物权保护模式之关系7、综述：服务的分类——从服务贸易的角度8、综述：服务与信息9、综述：信息与财产10、综述：信息之上的权利11、综述：作品与人格12、综述：原件、复制品（临摹）与知识产权的行使13、综述：数据库之上的权利14、综述：著作权之内容15、综述：专利权之内容16、综述：著作权内容与专利权内容之区别17、综述：商标权侵权理论与案例18、综述：商标权和商号权之冲突解决16、综述：未注册商标与权利17、综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18、综述：商标与平行进口19、综述：商品化权的权利性质以及案例分析20、综述：商业秘密的保护模式以及案例分析21、综述：遗传资源的内涵、外延以及案例分析22、综述：遗传资源的归属以及案例分析23、综述：遗传资源的保护模式以及案例分析24、综述：传统知识的外延25、综述：传统知识的保护模式以及案例分析26、综述：知识产权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以及案例分析27、调查：各地地理标志的保护现状与对策以及案例分析28、调查：各地传统知识的保护措施与问题以及案例分析29、调查：民间文艺的保护措施与经济效益的实现以及案例分析30、调查：城市知识产权战略31、调查：企业知识产权战略
作者的著作权的构造著作权方面，分支性权利开始分段化、呈现出扩散的倾向。1、复制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网络中的信息内容的传播和利用方面，最主要的是复制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送信可能化权）。其中，信息网络传播权可以单列一项。如果我们把讨论的焦点集中于网络上信息传播的对象物上，信息网络传播的要素中，也包含有对象物的要素。2、放映权与转让权著作权分支权中，转让权的有关规定（同法第26条之2第1款）不适用于书籍等有形物的传播。电影不属于转让权的对象，就是因为对于电影规定有放映权。在这方面，判例上将家用电视游戏机的软件视为电影，认为放映权不适用权利穷竭规则，并进而得出以下判断，即，放映权中的转让权是为了达成放映目的的权利，从而穷竭[3]。在此，是让放映的要素中包含转让的要素，从而使放映于被转让的对象物的信息传播中包含了复制的要素。3、编曲权关于编曲权，在一个著作权管理部门侵害他人著作权的案件中，曾经探讨过日本音乐著作权协会的责任问题[4]。在此，编曲这一要素中，对于编曲行为对象物的曲子的复制也成了前提性的要素。4、进口权日本著作权法在著作权分支权的有关规定之外，还新规定了进口权（同法第113条第5款），其对象为复制物。5、公共出租权公共出租权是指从出租权的公共利用的角度所赋予的权利，它基于公共图书馆的利用这一著作权的限制而被承认。与出租的要素相同，公共出租的要素中也包含了复制的要素。6、复制权与出版权日本著作权法在著作权分支权的有关规定之外，还规定了出版权（同法第79条至第88条）。出版这一要素也是复制的一个形态，在此，复制这一要素，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信息内容的传播利用的著作权分支权单纯化的一个视点，（二）、著作邻接权人的著作权的构造著作权的分支权，在著作邻接权领域中是被选择性地适用的（请参考表1） 。这种选择性的适用，导致著作权的分支权的关系复杂起来。
试论著作权的继承杨唐勇（ 广东培正学院 法学系，广东 广州 510830）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08（2007）0420著作权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近代文化、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历史不很悠久。当著作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以后，著作权继承也逐渐在各国法律中确立下来了，我国也不例外。由于法律对著作权的保护有许多特殊之处，因而，对有关著作权继承问题的探讨也就显得很有意义。本文试图对著作权继承的理论基础、特殊性、法律的适用以及实践中具体操作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一、著作权继承的理论基础著作权的继承是指根据著作权人的合法有效的遗嘱、遗赠扶养协议或其它继承方式，在著作权人死亡时，将其所有的著作权移转给继承人享有的一种法律制度。从各国的法学理论和立法实践来看，著作权通常分为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两部分。其中，前者与著作权人人身的存在不可分离，不具有可转让性，不可以由其继承人继承;对于后者，由于这种财产权利与人身可以分离，具有可转让的性质，各国通常在其著作权法和继承法中明确规定公民死亡后，其生前享有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可以依法由其继承人继承。因此，在本文论述的著作权继承的法律关系中，仅仅指著作财产权继承这部分内容，而不含著作人身权这部分内容。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建立了著作权保护制度的国家都承认著作权的继承制度，并在著作权法中作出了相应的规定。[1]著作权成为继承的客体，其理论基础何在呢？首先，著作权是一种财产权，具有财产属性。从著作权客体来看，它是以某种客观存在的具体形式体现出来的创造性的智力创作成果，即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是作者智力创造性劳动的结晶。由于创作作品的作者付出的劳动通常都不是一般的简单劳动，而是能创造出较高价值的复杂劳动，这些劳动创造的价值均凝聚在作品之中。因此，作品是一种凝聚了一般人类劳动的劳动产品，必然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它可以在市场上交换、转让，和其他知识产品一样都是一种具有财产价值的无形商品。其次，著作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具有可转让性。著作财产权是一种财产权，可以与其主体相分离，从而可以转让。对此，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世界各国有关著作财产权转移的立法理论。各国对著作财产权的转移存在着不同的立法理论。大多数国家采纳著作权“二元论”的观点，主张将著作权分成著作财产权和著作人身权两部分，彼此相互独立，认为著作人身权不能转让，著作财产权可以转让，从而可以被继承。也有一部分国家采纳著作权“一元论”的观点。例如在德国，该国著作权法学者认为著作权是由著作财产权和著作人身权两部分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著作财产权的转让，必然涉及著作人身权的转让，由于著作人身权是不可转让的，因而著作权也就无法转让。该理论有碍于版权贸易的发展，于是，学者们又设计了一种“创设转移”或“创设继受”的理论，从而使得著作财产权可以转让，最终也可以被继承。可见，无论是采用“二元论”理论的国家还是采用“一元论”理论的国家，其著作权立法或继承立法都普遍承认著作财产权可以作为继承的客体。[2]著作权的财产属性以及它具有的可转让性特点，决定了它可以成为继承的客体。从民法学的理论来看，在继承法律关系中，继承的客体也就是遗产，判断某一客体能否成为继承客体，关键是看它是否符合遗产通常必须具备的如下特征：第一，遗产是公民遗留下来的财产，具有财产性。第二，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财产，具有特定的时间性。第三，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个人财产，并且是依法能移转给他人所有的财产，具有个人专属性和可流转性。第四，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个人合法财产，具有合法性。从我们前述分析中知道，著作权的客体符合了遗产必须具备的特征要求，因而，在遗产的具体范围上，各国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分别作出了相应的具体规定，通常都把著作权中的财产权规定为属于遗产的范围，能够成为继承的客体。我国充分借鉴了世界各国继承立法和著作权立法的经验，在继承法和著作权法立法过程中，均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可于公民死亡时由其继承人继承；在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中，也审结了许多涉及著作权继承纠纷的案件。例如，冯雏音等八人诉江苏三毛集团侵犯著作权纠纷案；[3]裴立、刘蔷诉山东景阳岗酒厂侵犯美术作品著作权案；[4]……通过对案件的审理，法院均肯定了作者的继承人依法享有被继承人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包括对作品的使用权、许可使用权、获得报酬权等；对著作人身权，继承人只能给予保护，而没有继承权。二、著作权继承的特殊性分析（一）著作权主体的特殊性著作权的主体是广泛的，既有自然人，也有法人和其它组织，甚至可能是国家（例如我国）。但是，能作为遗产成为继承客体的著作权，其主体只能为自然人，这是由继承法律关系的本质所决定的。因为继承法律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发生于自然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承受关系。法人或者其它组织作为著作权人，发生变更、解散、撤消或终止法律关系时，其著作财产权在法律规定的保护期内由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者其它组织享有；没有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由国家享有，但这不是继承。因为法人和其它组织不能成为被继承人，因而不产生继承法律关系。只有自然人死亡时，其著作权才能成为该继承法律关系的客体。由此可见，著作权的可继承性仅限于作为著作权主体的自然人个人。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在作为著作权主体的自然人死亡后，可以由其法定继承人或遗嘱继承人继承。[5]（二）继承期限的特殊性作为继承客体的著作财产权，各国著作权法普遍规定了一定的保护期限，超过了有效保护期，该著作财产权就终止，这种智力成果也就进入公有领域，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该保护期通常包括著作权人的生存期间和死后一定期间。目前，在世界各国的著作权立法和国际著作权立法中，对著作权的法律保护期限，有的国家规定为著作权人终身加死后25年，如波兰；也有规定为著作权人终身加死后75年的，如德国；还有规定为著作权人终身加死后80年的，如西班牙；甚至还有长达99年的，如科特迪瓦；但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为50年。这决定了继承人所继承的被继承人的著作权也有期限限制，只能限定在著作权人死亡后有效的保护期内。（三）继承数额的不完全确定性著作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其价值是不确定的。它本身并不具有直接的物质财富，必须经过物化过程才能产生一定的物质财富，通常要通过对作品的使用才可实现其价值。著作权人使用作品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可以是发表作品，从而可获得稿酬；也可以是许可他人以复制、发行、翻译、改编、网上传播等方式使用自己的作品，从而获得报酬；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使用作品的方式还将会不断出现，这都可能给著作权人带来财产利益。因此，著作财产权的财产利益在数额上是无法完全确定的。在著作权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了其著作财产权，他也可以通过类似方式使用该作品，从而获得报酬。甚至将来出现新的作品使用方式，该继承人也可使用，只要在著作权保护期内就可以取得收益。由于法律对著作权的保护深及作者死后的几十年，这就使得被继承人生前拥有的著作权中的财产利益在数额上是不能完全确定的，因此，继承人所继承的著作权在继承数额上具有不完全确定性。三、著作权继承的法律适用与继承方式各国著作权法或继承法都有关于著作权继承的规定。由于著作权继承与有形财产权继承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著作权继承当然也可以适用各国继承法中关于继承的原则规定。[6]不过，由于著作权的特殊性，许多国家并没有简单地援引其他单行法或民法一般原则来处理著作权继承问题，而是在著作权法中对著作权继承作出专门的、具体的规定。有些国家甚至在著作权法中特别指出民法中关于继承的某些一般性原则，不能适用于著作权继承。在这一类著作权法中较典型的，恰恰是在民法典中对继承的规定最为详尽的法国和德国。[8]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属于公民的，公民死亡后，他享有的著作财产权在本法规定的保护期内，依照继承法的规定转移。因此，在我国，著作权的继承有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或遗赠扶养协议继承等方式。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或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当享有继承权的继承人为复数时，通常要进行遗产分割，最终使每一个继承人得到自己的遗产份额，由其单独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由于著作财产权与物的所有权不同，因而其分割的方法也有区别。一部著作、一幅画的著作权是不可能像粮食、布匹等物品那样按继承人数分成相等的若干份。因为著作权是无形的，对著作权载体的分割不等于对著作权的分割。如果将一幅画的载体分割成若干块，不仅不能分得这幅画的著作财产权，而且会毁了这副画的载体，也会毁了这副画的著作财产权。因为它再也不能以这幅画的价值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了。[7]因此，在著作权分割过程中，对于被继承人死亡时只获得了权利而没有取得实际财产利益的那部分，通常要等到实际财产利益实现时，其继承人才可以通过分割而实际获得。对处于这种状态的著作财产权，共同继承人应该保持一种共同共有关系。但是，继承人也可以通过将它折作价款归其中一人所有，而由他向其他共同继承人支付相当于他人继承时应分得的同等份额的价值以补偿其损失，从而分割遗产。继承人还可以通过向第三人转让全部著作财产权并获得价款的方式，从而进行实际分割。当然，这只是在一般情况下平均分割著作财产权的办法，若发生继承人中有人应多分、少分或不分等特殊情况时，则应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区别对待。此外，由于著作财产权价值的不完全确定性，各继承人可结合著作财产权进行价值评估，以免日后产生更多的纠纷。参考文献：[1]王利民主编，《知识产权法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2]参见吴汉东等著，《西方诸国著作权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122页。[3]唐德华主编，《知识产权案例实录与解析精要》，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154页。作者简介：杨唐勇，男，江西泰和县人，广东培正学院法学系教师，硕士，研究方向：知识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