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 吸血鬼-德古拉吸血鬼传说起源于人类对血的崇拜和恐惧。 一方面血是灵魂和生命的象征， 而另一点上他们又把血认为是灾难不祥的标记。 “我对以色列的孩子说，你们不可吃任何活物的血，因为那就是它们的生命，否则你们就会受到惩罚！〃 （摩西律法，《旧约·利未记》） 最早的吸血鬼形象难以确定，但一般来说有以下论点： 该隐，因为杀死自己的兄弟亚伯而受到耶和华的惩罚，变为永生不死的嗜血怪物，也就是吸血鬼的祖先。 注意：很多人都认为德库拉是吸血鬼的始祖，其实不是，德古拉只是十九世纪末期一位欧洲的作家笔下的小说人物，而并非来自真正意义上的吸血鬼传说。 吸血鬼特征则起源于狂犬病，或是一种名为卟啉病的疾病，因为病人的行为举止经常令人联想到吸血鬼，同时卟啉病人的外观也会发生变化（如口鼻等处坏死等等）。细节后文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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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最早的要从日本的神话传说中的鬼怪开始说了，日本叫 昔话（むかしばなし）然后是代表性文学作品中的鬼怪。比如源氏物语中的妖魔鬼怪。发展到近现代，很多作家都有这方面的题材。比如森鸥外、芥川龙之介等等。他们不仅写日本的本土鬼怪，还有中国古典中的鬼怪。当今的我推荐你看些日本的恐怖电影或动画电影。比如宫崎骏的《平成狸合战》，那就是个妖怪大巡展
我不建议你写日本鬼文化或者狐狸，这个题目太大了，而且在国内不太容易获取大量的日本的民俗著作或者传说故事，虽然国内有几本专门介绍日本鬼文化的书和一些网页，但材料不足，可靠性也不够。这个工作量太大，时间花费的也会很久，否则就会写的以偏概全并且没有深度。我建议你考虑写中国的鬼文化，这个材料充足容易获取，像记载古代的鬼神故事的有《搜神记》，笔记小说《聊斋志异》《萤窗异草》《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等，现代有不少研究著作，如《中国鬼话》《鬼域世界》和一套古代道教神仙鬼怪的研究著作，不记得准确的书名了，呵呵。同样，写中国鬼文化也太大了，只能挑一方面，比如你喜欢的狐狸，我个人更喜欢某个形象或习俗或者传说的历史演变。如果你非要写日本的，我建议你写中日比较或者鬼文化中中国向日本传播等方面，不过还是日本方面的材料不好搜集。如果你真的决定写鬼文化，我想我俩可以深入谈谈。你应该是写本科毕业论文吧，我可以帮你改改看看，如果你相信我的话，期待你的论文！xu_titan，我用手机上的，不能登陆
古代文学是传播我国古代辉煌 文化 的一条重要的途径，而论文的选题则是写作古代文学的首要任务，题目有一半文的作用。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古代文学论文选题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论文选题方向一：欧美文学史 1. 希腊神话的思想艺术特色哈姆莱特形象 2. 《威尼斯商人》的结构特点 3. 伪善性格的集大成者(达尔丢夫形象谈) 4. 《吝啬鬼》主人公性格谈 歌德《浮士德》对18世纪德国现实的反映 5. 《巴黎圣母院》中的“大自然” 6. 赋予人物以极端欲念——巴尔扎克人物性格塑造艺术谈 7. 《红与黑》的心理描写特征 8. 于连——英雄还是野心家 “心灵的辩证法”——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艺术 9. 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心理描写特征 10. 雨果创作的人道主义主题综述 11. 《人间喜剧》对大革命后法国社会的反映 12. 一个野心家的成长——拉斯蒂涅形象谈 13. 平面与极端——雨果人物性格特征谈 14. 《新爱洛伊丝》热爱大自然问题 15. 《罪与罚》对“超人”思想的批判 16. 陀思妥也夫斯基作品的宗教倾向 17. 欧洲现代长篇小说奠基作——《堂吉诃德》的流浪汉小说结构与严肃主题 18. 《约翰·克里斯朵夫》主人公形象分析 19. 劳伦斯长篇小说的思想主题 20. 《静静的顿河》的史诗性质 21. 高尔基《母亲》的文学史地位 22. 《母亲》中母亲形象 23. 《母亲》中巴威尔形象 《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形象谈 24. 《玩偶之家》娜拉形象谈 古代文学论文选题方向二：比较文学 1. 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特性比较 2. 希腊戏剧的早生与中国戏曲的晚熟 3. 欧美浪漫主义文学与中国“五四”文学 4. 哈姆莱特与于连形象比较 《红与黑》于连、《高老 5. 头》拉斯蒂涅、《罪与罚》拉斯柯尔尼柯夫形象比 6. 英国文学中的堂吉诃德 娜拉与安娜形象比较 7. 娜拉与中国“五四”文学女性形象比较 8. 巴比塞《火线》与海明威《永别了，武器》比较 9. 雷马克《西线无战事》与海明威反战长篇比较 10. 伏脱冷形象与靡非斯特形象比较 11. 俄国文学“多余人”形象与中国现代文学“多余人”形象比较 12.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比较 13. 朝鲜《春香传》与中国《西厢记》比较 14. 鲁迅《狂人 日记 》与果戈理《狂人日记》比较 15. 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与中国曹禺《雷雨》比较 16. 左拉创作与茅盾创作中的自然主义比较 古代文学论文选题方向三：文艺理论部分 1、唐代笔记小说中的亲属称谓语研究 2、魏晋南北朝时期公文写作理论述论 3、明代《水浒传》传播初探 4、《文艺复兴》研究 5、女性文学史的书写立场及策略 6、论《洛丽塔》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7、“80后”文学现象研究 8、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空间化追求 9、袁枚“性灵”美学思想研究 10、20世纪小说叙事时间与生命体验 11、薛家将 故事 的演变及其文化解读 12、卡彭铁尔小说时间的“返源旅行” 13、从中国文学翻译策略选择看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 14、从鲁迅作品对 儿童 形象的塑造中看其 教育 观 15、抗战文学中的重庆主题 16、五四新文学缘起的政治文化再考 17、重写文学史的理论与实践 18、现实主义的困惑与探索 19、在文学与政策之间 20、《左传》故事“经典化”探研 21、从西方科幻小说看中国同类作品的困境与发展 22、“五四”小说的叙事 猜你喜欢： 1. 最全古代文学论文题目参考 2.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大全 3. 有关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 4. 2017最新古代文学论文选题 5.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余杰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余秋雨！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胡适《吴敬梓评传》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一、吴敬梓的生平与著作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家自其曾祖起一直科第不绝，官也做得相当发达，有过五十年“家门鼎盛”（吴敬梓《移家赋》）的时期，但到了他父亲时已经衰败。他少年时代生活还颇优裕，随父亲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并不局限于八股文训练，还涉及到经史、诗赋。 祖辈的科第发家和当时的家门不振使他早年也醉心举业，二十岁时考上了秀才，这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最高功名。 三年后父亲亡故，他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族人欺他这一房势单力孤，蓄意加以侵夺，这使他看到人情世态的凉薄，并由此产生了对家族的厌恶和反抗的情绪，祖传遗产也在短短几年内随着这种情绪的增长而加速散尽：他一面往来于家乡与南京，涉足花柳风月之地，肆意挥霍；一面随意散发钱财给向他求助的人。他被乡里视为“败家子”而“传为子弟戒”（吴敬梓《减字木兰花》词）。而且他几次乡试都没有考中，也遭到族人和亲友的歧视，感到在家乡很难居住下去，便在三十三岁时把家搬到了他所喜爱的有着名山胜水的南京。 到南京以后，家境虽已很困窘，但他仍过着豪放倜傥的生活，与四方文酒之士交游，甚至在没落之中，仍变卖了家产，以葺先贤祠。同时，他对仕途也失去了兴趣。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推荐他入京应“博学鸿词”科考试，他也称病不去。而他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接济过活，有时竟到了“囊无一钱守，腹作于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程晋芳《寄怀严东有》）的地步。虽然他性格豪爽，但内心的辛酸还是难免的。当他的好友程晋芳也陷入困境时，他感慨地说道：“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程晋芳《文木先生传》） 吴敬梓是旧时代一种很特别的人物。《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借高先生对杜少卿的批评，描绘出他自己的精神面貌来： 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道：“不可学天长杜仪”。 这里正是写出了吴敬梓与由“正经人”所组成的世界和他们的人生规范的冲突。在吴敬梓看来，在所谓“正经人”的世界里，人心为功名富贵和虚假的道德所掩蔽，失去了生命应有的健康性，更失去了求知和求真理的热情，倒不如“和尚道士、工匠花子”生活得自然本色。他必须从这个“正经人”的世界中逃脱出来，才不致使自己的生命遭到窒息。 但生活的理想究竟在哪里，这对吴敬梓仍然是艰难的课题。他看到“衣冠人物”的堕落，想到的是原始儒学以人格修养为先的原则，觉得讲求礼乐仁政和君子式的“文行出处”，才是挽救士风的途径。他晚年曾用心于经学，认为这是“人生立命处”（《文木先生传》），并曾著《诗说》（已佚）。他的这种努力，与时代风气是一致的。清代重实证的经学，在一部分学者那里具有同教条化、官方化的程朱理学相对抗，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来改造社会文化的用意，正如皮锡瑞论清代“经学复盛”的原因，谓“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指八股）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经学历史》）。 当然，这种以古老经典为依据的思想学说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是极有限的，它对于吴敬梓也只是一种晚年生活的寄托而已吧。 《儒林外史》约作于吴敬梓四十岁至五十岁时，这正是他经历了家境的剧变而深悉世事人情的时期。此书现在所见的最早刻本（卧闲草堂本）为五十六回，而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记为“五十卷”（即五十回），他是吴敬梓长期交往的好友，所言当为可信。五十六回中，末回为后人所添加，这已为学界所公认。而我们认为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内容也是后人窜入的，这主要是两大块：一是三十八回至四十回前面一大半，即萧云仙在青枫城的故事；一是四十一回结尾至四十四回前面一小半，即以汤镇台野羊塘大战为核心的故事。这两部分偏离全书的主题和结构，思想倾向与全书不合拍，艺术性也很差。 此外，吴敬梓还著有诗文集《文木山房集》。 二、《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 《儒林外史》虽然一般归类为长篇小说，但它的结构却不是现代意义上严格的长篇小说的结构。全书中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而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的连环套；前面一个故事说完了，引出一些新的人物，这些新的人物便成为后一个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有的人物上场表现一番以后，就不再出现，有的人物还再次出现，但基本上只是陪衬性的了。这种特点，鲁迅谓之“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中国小说史略》）。但全书也不只是若干短篇的集合，它以明代为背景，揭露在封建专制下读书人的精神堕落和与此相关的种种社会弊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心主题，也有大致清楚的时间线索。在情节上，也存在内在的统一：第一回以王冕的故事喻示全书的主旨；第二至三十二回分写各地和各种类型的儒林人物；第三十三回以后，随着杜少卿从天长迁居南京，全书的中心便转移到南京士林的活动，并以祭泰伯祠为主要事件（在剔除后人窜入的部分以后，上述面貌就很清楚）；最后以“市井四大奇人”收结全书，与第一回遥相呼应。总体说来，这是一部短篇艺术与长篇艺术相结合的作品。 在封建时代，“士”是社会的中坚阶层。按照儒学本来的理想，士的职业虽然是“仕”，其人生的根本目标却应该是求“道”（《论语》所谓“士志于道”），这也是士林人物引以为骄傲的。然而事实上，随着专制政治的强化，读书人越来越依附于国家政权，而失去其独立思考的权利乃至能力，导致人格的奴化和委琐。如何摆脱这种状态，是晚明以来的文学十分关注的问题。 《儒林外史》首先对科举大力抨击。在第一回“楔子”中，就借王冕之口批评因有了科举这一条“荣身之路”，使读书人轻忽了“文行出处”——即传统儒学要求于“士”的学问、品格和进退之道。第二回进入正文开始，又首先集中力量写了周进与范进这两个穷儒生的科场沉浮的经历，揭示科举制度如何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引诱并摧残着读书人的心灵。他们原来都是在科举中挣扎了几十年尚未出头的老“童生”，平日受尽别人的轻蔑和凌辱。而一旦中了举成为缙绅阶层的一员，“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房子、田产、金银、奴仆，也自有人送上来。在科举这一门槛的两边，隔着贫与富、贵与贱、荣与辱。所以，难怪周进在落魄中入贡院参观时，会一头撞在号板上昏死过去，被人救醒后又一间间号房痛哭过去，直到口吐鲜血；而范进抱了一只老母鸡在集市上卖，得知自己中了举人，竟欢喜得发了疯，幸亏他岳父胡屠父那一巴掌，才恢复了神智。读书人——特别是那些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如何为科举而癫狂的情状，通过这两个人物显露得极其充分而又带着一种惨厉的气氛。 作为儒林群像的画谱，《儒林外史》的锋芒并不只是停留在科举考试上。小说中所描写的士林人物形形色色，除了周进、范进这一类型外，有张静斋、严贡生那样卑劣的乡绅，有王太守、汤知县那样贪暴的官员，有王玉辉那样被封建道德扭曲了人性的穷秀才，有马二先生那样对八股文津津乐道而完全失去对于美的感受力的迂儒，有一大群像景兰江、赵雪斋之类面目各异而大抵是奔走于官绅富豪之门的斗方名士，也有像娄三公子、娄四公子及杜慎卿那样的贵公子，喜欢弄些“礼贤下士”或自命风雅的名堂，其实只是因为活得无聊……。这些人物并不能简单地一概归之为“反面角色”，但他们都从不同意义、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在读书人中普遍存在的极端空虚的精神状况，从而反映出社会文化的萎靡状态。他们熙熙攘攘奔走于尘世，然而他们的生命是无根蒂的。在这些人物中，像马二先生好谈文章而不识李清照，范进当了一省的学道而不知苏轼为何人，反映出科举对士林文化修养的破坏；像上至某“大学士太保公”借口“祖宗法度”以徇私，下至穷秀才王德、王仁标榜“伦理纲常”而取利，则反映出士林人物在道义原则上的虚伪性。《儒林外史》描摹出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景观，从根本上揭示了封建制度对人材的摧毁和它自身因此而丧失生机。 《儒林外史》中也有一部分为作者所肯定所赞颂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是士林中为数不多的贤者，一类是市井小民（其中包括普通民众和“市井奇人”）。而他们又有共同之处，即信守自身的人生原则，前者不为功名富贵所驱，后者与之绝缘。这一部分人物刻画得不是很成功。书中的杜少卿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他对当时被定于一尊的朱熹的经解表示大胆的怀疑，在南京游清凉山时，他一手携着妻子，一手拿着金杯，一边走一边大笑，使路旁游人都“不敢仰视”，他的身上带有比较多的离经叛道的味道。但这只是表现出一种生活态度，真正代表作者的社会理想的则是庄绍光、迟衡山、虞博士等“真儒”。在作者看来，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原始儒学精神可以重建合理合情的社会价值。但这是一种观念化的、缺乏真实生活基础的愿望，因此他笔下的“真儒”们成了一种贤人政治的符号，性格显得单调而苍白。作为全书核心事件的祭祀泰伯祠的场面，也貌似肃穆庄重，实际是腐气腾腾。写普通市井人物如牛老爹、卜老爹等时，作者往往把下层社会的忠厚本分视为美德；而所谓“市井奇人”，其实是隐士情调的化身。这表明尽管作者观察社会弊病的眼光冷峻而深刻，但对于如何纠正这些弊病，他实在有些茫然。由于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迷信，他难以从活生生的现实中找到社会变革的方向。 但同时应该注意到，作者通过描写的这一部分人物，也还是触及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即：只有摆脱政治权力体制，人们才有可能保持自身的人格尊严。这些人物中也有写得比较成功的，如傲然以“败家子”面貌出现的杜少卿，表现了对社会公认价值的蔑视和对自由生活的热爱。另外有一个沈琼枝也很引人注意，她是一个被盐商娶为妾而只身逃至南京、企图以自身的技艺谋食的奇女子，大胆泼辣，敢作敢为。这一形象，反映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女性开始有了一种挣脱其自古以来的依附性地位的微弱可能性。 《儒林外史》的出现，标志了中国小说艺术的重大发展。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这样评价：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又说：“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在这里鲁迅强调了“公心”，即作者对于世事的讥讽，并非出于因个人遭遇而产生的对某些人物或对社会的激愤，更无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用意，而是出于对社会的真切认识，包含了一种忧患之心。 在把《儒林外史》称为“讽刺杰作”时，特别要注意的是它的写实性。以前的小说中，像《金瓶梅》也有讽刺的妙笔，某些不动声色而入木三分的刻画手段也为《儒林外史》所继承，但从全书来看，它仍有不少夸张和漫画式的成分。《儒林外史》则不同，它的讽刺，主要是通过选取合适的素材和准确的、透入人物深层心理的刻画来完成的。许多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素来不以为有何不妥、有何深意可究的事情，经过作者的提炼和描摹，有时加上稍稍的夸张，便清晰地透出了社会的荒谬与人心的伪妄；而当人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却又觉得它仍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卧闲草堂本第三回总评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指出了小说以写实为讽刺之根基所形成的警醒人心的力量。 吴敬梓的眼光是十分尖锐的，但他并不缺乏对社会中平凡人物的理解和同情。他笔下的人物固然有严贡生那样十分卑劣粗俗、令人厌恶的角色，但这类人物只是现实生活里各色人物中的一小部分，作者并不是把他所讽刺的对象一味当作所谓“丑类”来描绘。像严贡生的同胞兄弟严监生，临死时因见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便伸着两根指头不肯断气，这一细节常被举为讽刺吝啬鬼的例子，但作者其实也写到他为了把妾赵氏扶为正室，舍得大把大把地花银子。两相对照，显得这位严监生既可怜又可笑，却也颇有人情味。又如马二先生，迂腐古板中又有一种古道心肠。他差点上了洪憨仙的大当，但在洪憨仙暴死后，却拿出银子来为他办理后事。许多人物看起来很可笑的行为，说到底只是表现着平凡的人性的弱点。而作者在表现其尖锐的社会批判意识时，也很少把具体的个人行为仅仅归诸其自身道德品格的原因，而能真实地写出这些个人行为缘何而产生。像周进在贡院中头撞号板、嚎哭吐血的情节，单独地看似乎非常愚蠢可笑，但是因为在这之前书中描写了周进作为一个老“童生”所遭受的种种凌辱，读者会觉得他的举止是很自然的，甚至是令人悲悯和同情的。 还有像匡超人从一个纯朴的农家青年逐渐蜕变为一个圆滑而无耻的文人的过程，更强烈地揭示了人是其命运和环境的产物的事实。因而，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所提出的社会批判就具有格外深刻的意义。 小说从传奇性向非传奇性发展，本质上是一个逐渐深入人性真实的过程。因为愈是在排除偶然因素的平淡而日常化的生活中，愈是能反映出人物的真实面貌和深层心理。《儒林外史》在这方面的成就尤其值得赞赏。它的故事除了末尾写“四大奇人”的部分，几乎完全排除了传奇色彩、幻想的或诗意的成分，以及激烈的戏剧化的矛盾冲突，成为平平实实的生活原貌的描述。这一特色，比同样是写实的《金瓶梅》、《红楼梦》还要突出。而在这些平实的、每每是细琐的叙述中，展现了作者异乎寻常的艺术功力。像马二先生游西湖的一节，平淡得既没有辞采也没有情节可言，却把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写到透彻无遗的程度。这位马二先生对着眼下这“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全无会心，茫茫然一路大嚼过去，固然写出一种迂儒本色，而作者写他怎样看女人，那更是微妙。第一次他是看见一船船前来烧香的乡下妇女，从发型到衣着到脸部以至脸上的疤疥都细细“看了一遍”，却“不在意里”。因为这些乡下妇女对马二先生而言并没有吸引力，他的“看”只是对“女人”的一种不自觉的反应，心中实无所动，所以看得那么放肆。第二次他又在湖边看三个富贵人家的女客在船中换衣裳，一直看到她们带着丫环缓步上岸，到了快要遇上的时候，却“低着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这一回其实是有点“在意里”了，所以在举止上反而有了自我节制。第三次写到他在净慈寺遇上成群逐队的富贵人家的女客，但尽管他“腆着个肚子”，“只管在人窝里撞”，却是“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彼此视若无物。因为太近的女人，古板而讲究“君子”之行的马二先生是不敢看的，所以他就把自己封闭得更严，成为一种麻木的状态。但这“不看”的态度，毕竟还是因为感觉到了女人对他的心灵的触激，所以不看也是一种“看”。就这样，马二先生在西湖边经受了女人引起的小小骚动，而平安地从“天理”与“人欲”之间穿行过去。淡化故有情节、从细琐处见精神的写作方法，在过去的小说如《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的某些佳篇中虽也可以看到，但还从没有写得如此深入而微妙。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知道吴敬梓是怎样洞察人心，善于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但他并不以叙述者的身份对此进行分析介绍，而喜欢纯用白描手法，以人物自身的动作、对话来表现，笔锋内藏而涵蕴深厚。这方面的例子还有不少，如第五回写严监生之妾赵氏在正室王氏病重时每夜焚香，哭求天地，表示自己愿代王氏死。到了王氏提出一旦自己死去她可以扶为正室时，“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只一句，便写透了赵氏的内心。当然，这也是她在卑贱的地位上的苦苦挣扎。 《儒林外史》的语言是一种高度纯熟的白话文，写得简练、准确、生动、传神，极少有累赘的成分，也极少有程式化的套语。如第二回写周进的出场： 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 简单的几笔，就把一个穷老塾师的神情面目勾勒出来。像“旧毡帽”表明他还不是秀才，“右边袖子”先破，表明他经常伏案写字，这些都是用笔极细的地方。而这种例子在小说中是随处可见的。白话写到如此精炼，已经完全可以同历史悠久的文言文媲美了。 《儒林外史》当然也有一些不理想的地方。如果与稍后的《红楼梦》相比，论结构之宏大完整、人物之类型众多，它都显然不如《红楼梦》。但《红楼梦》还是有较多的“古典”气息（如它的以神话为象征的哲理内涵、诗词歌赋的运用，以及宝黛爱情故事的诗化成分等），《儒林外史》朴素、平实而深刻的艺术风格，则更接近于现代小说。鲁迅小说中一些简洁的描写和冷峻的笔调，可以看出与《儒林外史》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特殊地位的。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余杰 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 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 《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 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 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余秋雨！ 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 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胡适《吴敬梓评传》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
书中提到了王冕这个人，王冕还是个勤奋好学，自学成才，孝敬母亲的人。
鬼节在国内因为信仰不同分作两个不同的称呼，其实一回事。在道教来说，是日为「中元节」，则为地官赦罪日，相传是鬼门关大开的日子。佛教则称之为「盂兰节」，传说由农历七月一日起，地府中的游魂野鬼就开始被释放出来，他们可以在人间游离一段时间，接受人们的祭祀，直至七月三十，鬼门关会再度关闭，鬼节的节期亦就此结束。 中国有鬼节，西方也有鬼节，称之万圣节，时间是10月31日。在中世纪，人们穿上动物造型的服饰、戴上可怕的面具是想在万圣节前夜驱赶黑夜中的鬼怪。现在，孩子们带着开玩笑的心理穿戴上各种服饰和面具参加万圣节舞会，这些舞会四周的墙上往往悬挂着用纸糊的巫婆、黑猫、鬼怪和尸骨，窗前和门口则吊着龇牙裂嘴或是面目可憎的南瓜灯笼。孩子们还常常试图咬住悬挂着的苹果。墨尔本的万圣节没有美国，加拿大等国那么隆重，倒也有很多有趣的活动。去年，附近的邻居们邀请我们和他们一起过万圣节。大人们聚集到一起，点起烧烤炉聊天喝酒。孩子们则带上鬼面具，穿上怪衣服，呼啸着涌到各家各户，并按传统发出“是款待我还是要我耍花招”的威胁。邻居们不管是否被吓着，总是准备了一些糖果、苹果等点心，孩子们则一一收入自己的袋内。我第一次在墨尔本过万圣节，到真被这些小鬼们吓了一跳。好在他们对吓唬我这个聋子（英文差劲）没有什么兴趣，把准备好的糖和巧克力搜刮一空，又嬉笑着趣骚扰别家店铺去了。 鬼节也好，万圣节也罢，不过是历史积攒下来的文化。不同国家，不同的种族，不约而同的把死灵的世界在现实的世界中表现出来，除了对未知世界的疑虑和困惑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
祭 灶 我国春节，一般是从祭灶揭开序幕的。民谣中"二十三，糖瓜粘"指的即是每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的祭灶，有所谓"官三民四船家五"的说法，也就是官府在腊月二十三日，一般民家在二十四日，水上人家则为二十五日举行祭灶。 祭灶，是一项在我国民间影响很大、流传极广的习俗。旧时，差不多家家灶间都设有"灶王爷"神位。人们称这尊神为"司命菩萨"或"灶君司命"，传说他是玉皇大帝封的"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负责管理各家的灶火，被作为一家的保护神而受到崇拜。灶王龛大都设在灶房的北面或东面，中间供上灶王爷的神像。没有灶王龛的人家，也有将神像直接贴在墙上的。有的神像只画灶王爷一人，有的则有男女两人，女神被称为"灶王奶奶"。这大概是模仿人间夫妇的形象。灶王爷像上大都还印有这一年的日历，上书"东厨司命主"、"人间监察神"、"一家之主"等文字，以表明灶神的地位。两旁贴上"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对联，以保佑全家老小的平安。 灶王爷自上一年的除夕以来就一直留在家中，以保护和监察一家；到了腊月二十三日灶王爷便要上天，去向天上的玉皇大帝汇报这一家人的善行或恶行，送灶神的仪式称为"送灶"或"辞灶"。玉皇大帝根据灶王爷的汇报，再将这一家在新的一年中应该得到的吉凶祸福的命运交于灶王爷之手。因此，对一家人来说，灶王爷的汇报实在具有重大利害关系。 送灶，多在黄昏入夜之时举行。一家人先到灶房，摆上桌子，向设在灶壁神龛中的灶王爷敬香，并供上用饴糖和面做成的糖瓜等。然后将竹篾扎成的纸马和喂牲口的草料。用饴糖供奉灶王爷，是让他老人家甜甜嘴。有的地方，还将糖涂在灶王爷嘴的四周，边涂边说："好话多说，不好话别说。"这是用糖塞住灶王爷的嘴，让他别说坏话。在唐代著作《辇下岁时记》中，间有"以酒糟涂于灶上使司命(灶王爷)醉酒"的记载。人们用糖涂完灶王爷的嘴后，便将神像揭下，和纸与烟一起上天了。有的地方则是晚上在院子里堆上芝麻秸和松树枝，再将供了一年的灶君像请出神龛，连同纸马和草料，点火焚烧。院子被火照得通明，此时一家人围着火叩头，边烧边祷告： 今年又到二十三， 敬送灶君上西天。 有壮马，有草料， 一路顺风平安到。 供的糖瓜甜又甜， 请对玉皇进好言。 送灶君时，有的地方尚有乞丐数名，乔装打扮，挨家唱送灶君歌，跳送灶君舞，名为"送灶神"，以此换取食物。 送灶习俗在我国南北各地极为普遍，鲁迅先生曾写有《庚子送灶即事》诗： 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 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 他在《送灶日漫笔》一文中说："灶君上天的那日，街上还卖着一种糖，有柑子那么大小，在我们那里也有这东西，然而扁的，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那就是所谓'胶牙饧'了。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调嘴学舌，对玉帝说坏话。"鲁迅诗中提到"黄羊"的典故，出于《后汉书·阴识传》："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巳后，暴至巨富。至识三世，而遂繁昌，故后常以腊日祀灶而荐黄羊焉。"阴子方看见灶神，杀黄羊祭祀，后来交了好运。从此，杀黄羊祭灶的风俗就流传下来了。 唐宋时祭灶的供品是相当丰富的。宋代诗人范成大的《祭灶词》对当时民间祭灶作了极其生动的描写： 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 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 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米饵圆。 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 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嗔。 送君醉饱登天门，勺长勺短勿复云， 乞取利市归来分。 腊月二十三日的祭灶与过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在一周后的大年三十晚上，灶王爷便带着一家人应该得到的吉凶祸福，与其他诸神一同来到人间。灶王爷被认为是为天上诸神引路的。 其他诸神在过完年后再度上天，只有灶王爷会长久地留在人家的厨房内。迎接诸神的仪式称为"接神"，对灶王爷来说叫做"接灶"。接灶一般在除夕，仪式要简单得多，到时只要换上新灶灯，在灶龛前燃香就算完事了。 俗语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说法 。有的地方，女人是不祭灶的，据说，灶王爷长得像个小白脸，怕女的祭灶，有"男女之嫌"。对于灶王爷的来历，说起来源远流长。在中国的民间诸神中，灶神的资格算是很老的。早在夏代，他已经是民间所尊奉的一位大神了。据古籍《礼记·礼器》孔颖达疏："颛顼氏有子日黎，为祝融，祀为灶神。"《庄子.达生》记载："灶有髻。"司马彪注释说："髻，灶神，着赤衣，状如美女。"《抱朴子.微旨》中又记载："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这些记载，大概是祭灶神的来源吧。还有，或说灶神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或说是神农氏的"火官"；或说是"黄帝作灶"的"苏吉利"；或说灶神姓张，名单，字子郭；众说不一。民间则流传着一个颇为有趣的故事。 据说，古代有一户姓张的人家，兄弟俩，哥是泥水匠，弟弟是画师。哥哥拿手的活是盘锅台，东街请，西坊邀，都夸奖他垒灶手艺高。年长月久出了名，方圆千里都尊称他为"张灶王"。说来张灶王也怪，不管到谁家垒灶，如遇别人家有纠纷，他爱管闲事。遇上吵闹的媳妇他要劝，遇上凶婆婆他也要说，好像是个老长辈。以后，左邻右舍有了事都要找他，大家都很尊敬他。张灶王整整活了七十岁，寿终正寝时正好是腊月二十三日深夜。张灶王一去世，张家可乱了套，原来张灶王是一家之主，家里事都听他吩咐，现在大哥离开人间，弟弟只会诗书绘画，虽已花甲，但从未管过家务。几房儿媳妇都吵着要分家，画师被搅得无可奈何，整日愁眉苦脸。有天，他终于想出个好点子。就在腊月二十三日张灶王亡故一周年的祭日，深夜，画师忽然呼叫着把全家人喊醒，说是大哥显灵了。他将儿子媳妇全家老小引到厨房，只见黑漆漆的灶壁上，飘动着的烛光若隐若现显出张灶王和他已故的妻子的容貌，家人都惊呆了。画师说："我寝时梦见大哥和大嫂已成了仙，玉帝封他为'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你们平素好吃懒做，妯娌不和，不敬不孝，闹得家神不安。大哥知道你们在闹分家，很气恼，准备上天禀告玉帝，年三十晚下界来惩罚你们。"儿女侄媳们听了这番话，惊恐不已，立即跪地连连磕头，忙取来张灶王平日爱吃的甜食供在灶上，恳求灶王爷饶恕。从此后，经常吵闹的叔伯兄弟和媳妇们再也不敢撒泼，全家平安相处，老少安宁度日。这事给街坊邻友知道后，一传十，十传百，都赶来张家打探虚实。其实，腊月二十三日夜灶壁上的灶王，是画师预先绘制的。他是假借大哥显灵来镇吓儿女侄媳，不料此法果真灵验。所以当乡邻来找画师探听情况时，他只得假戏真做，把画好的灶王像分送给邻舍。如些一来，沿乡流传，家家户户的灶房都贴上了灶王像。岁月流逝就形成了腊月二十三给灶王爷上供、祈求合家平安的习俗。祭灶风俗流传后，自周朝开始，皇宫也将它列入祭典，在全国立下祭灶的规矩，成为固定的仪式了。 返回 扫 尘 举行过灶祭后，便正式地开始做迎接过年的准备。每年从农历腊月二十三日起到除夕止，我国民间把这段时间叫做"迎春日"，也叫"扫尘日"。扫尘就是年终大扫除，北方称"扫房"，南方叫"掸尘"。在春节前扫尘，是我国人民素有的传统习惯。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大江南北，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气氛。 有趣的是，古时有关扫尘的由来，却有一个颇为诡异的故事。传说，古人认为人的身上都附有一个三尸神，他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人的行踪，形影不离。三尸神是个喜欢阿谀奉承、爱搬弄是非的家伙，他经常在玉帝面前造谣生事，把人间描述得丑陋不堪。久而久之，在玉皇大帝的印象中，人间简直是个充满罪恶的肮脏世界。一次。三尸神密报，人间在诅咒天帝，想谋反天庭。玉皇大帝大怒，降旨迅速察明人间犯乱之事，凡怨忿诸神、亵读神灵的人家，将其罪行书于屋檐下。再让蜘蛛张网遮掩以作记号。玉皇太帝又命王灵官于除夕之夜下界，凡遇作有记号的人家，满门斩杀，一个不留。三尸神见此计即将得逞，乘隙飞下凡界，不管青红皂白，恶狠狠地在每户人家的屋檐墙角做上记号，好让王灵宫来个斩尽杀绝。正当三尸神在作恶时，灶君发觉了他的行踪，大惊失色，急忙找来各家灶王爷商量对策。于是，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于腊月二十三日送灶之日起，到除夕接灶前，每户人家必须把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哪户不清洁，灶王爷就拒不进宅。大家遵照灶王爷升天前的嘱咐，清扫尘土，掸去蛛网，擦净门窗，把自家的宅院打扫得焕然一新。等到王灵官除夕奉旨下界查看时，发现家家户户窗明几净，灯火辉煌，人们团聚欢乐，人间美好无比。王灵官找不到表明劣迹的记号，心中十分奇怪，便赶回天上，将人间祥和安乐、祈求新年如意的情况禀告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听后大为震动，降旨拘押三尸神，下令掌嘴三百，永拘天牢。这次人间劫难多亏灶神搭救，才得幸免。为了感激灶王爷为人们除难消灾、赐福张祥，所以民间扫尘总在送灶后开始，直忙到大年夜。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的风俗 ，由来已久。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 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返回 春 联 春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从五代十国时开始，明清两代尤为兴盛，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每逢过年，有在大门的左右悬挂桃符的习俗。桃符就是用桃木做的两块大板，上面分别书写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tu)”和“郁垒”的名字，用以驱鬼压邪。这种习俗延续了一千多年。到了五代，人们才开始把联语题在桃木板上代替了降鬼大神的名字。据历史记载，后蜀之主孟昶（chang）在公元964年除夕题于卧室门上的对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宋代以后，民间新年悬挂春联已经相当普遍了，所以王安石的《元日》诗中写的“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当时春联盛况的真实写照。由于春联的出现和桃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人又称春联为“桃符”。 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提倡对联。他在金陵（现在的南京）定都以后，命令大臣、官员和一般老百姓家除夕前都必须书写一副对联贴在门上，他亲自穿便装出巡，挨门挨户观赏取乐。当时的文人也把题联作对当成文雅的乐事，写春联便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 入清以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对联犹如盛唐的律诗一样兴盛 ，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联佳对。 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发展，对联传入越南、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国。这些国家至今还保留着贴对联的风俗。 返回 年 画 过年，人们除了贴春联，剪窗花外，还喜爱在客厅里、卧室中挂贴年画。一张张新年画给家家户户平添了欢乐的节日气氛。 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他反映了人民大众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年画，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春联由神荼、郁垒的名字而向文字发展，而年画依然沿着绘画方向发展。 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年画的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而渐渐把财神请到家里，进而在一些年画作坊中产生了《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彩色年画、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 因明太祖朱元璋提倡春节贴春联，年画也受其影响随之而盛行开来，全国出现了年画三个重要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形成了我国年画的三大流派。 我国收藏最早的年画是南宋《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木刻年画，画的是王昭君、赵飞燕、班姬和绿珠四位古代美人。不过我国民间流传最广的是一幅《老鼠娶亲》的年画。这画描绘了老鼠依照人间的风俗迎娶新娘的有趣场面。其画构图生动活泼，热闹非凡。此画曾给鲁迅先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正如他说的那样，这幅寓教于乐的《老鼠娶亲》，不但唤起成年人的兴趣，对儿童的艺术感染更为强烈。 民间流传新年除夕之夜是老鼠娶亲的吉日良辰，人们要放一些食物在床下、灶间，算是送给鼠新郎的礼物，以祈求来年五谷丰登。有些老奶奶在临睡前常逗孩子说："快把鞋藏好，别让老鼠偷走当花轿了。"此话即源于此。因此，年画《老鼠娶亲》特别能引起孩子们的共鸣。 返回 年夜饭 除夕这一天对华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这一天人们准备除旧迎新，吃团圆饭。在古代的中国，一些监狱官员甚至放囚犯回家与家人团圆过年，由此可见"团年饭"对古代中国人是何等的重要。 一年一度的团年饭充分表现出华族家庭成员的互敬互爱，这种互敬互爱使一家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家人的团聚往往令一家之主在精神上得到安慰与满足，老人家眼看儿孙满堂，一家大小共叙天伦，过去的关怀与抚养子女所付出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这是何等的幸福。而年轻一辈，也正可以借此机会向父母的养育之恩表达感激之情。 孩子们在玩耍放爆竹的时候，也正是主妇们在厨房里最忙碌的时刻，年菜都在前几天做好了，而年夜饭总要在年三十当天掌厨做出来。在北方，大年初一的饺子也要在三十晚上包出来。这时家家的砧板都在噔噔噔地忙着剁肉、切菜。此时，家家户户传出的砧板声，大街小巷传出的爆竹声，小店铺子传出的"劈劈啪啪"的算盘声和抑扬顿挫的报帐声，再夹杂着处处的说笑声，此起彼伏，洋洋盈耳，交织成除夕欢快的乐章。 说到除夕的刀砧声，邓云乡撰写的《燕京乡土记》却记载着除夕一个十分凄凉的故事：旧社会穷人生活困难，三十晚上是个关。有户人家，丈夫到三十晚上很晚了尚未拿钱归来，"家中瓶粟早罄，年货毫无。女人在家哄睡了孩子，一筹莫展，听得邻家的砧板声，痛苦到极点，不知丈夫能否拿点钱或东西回来，不知明天这个年如何过，又怕自己家中没有砧板声惹人笑，便拿刀斩空砧板，一边噔噔地斩，一边眼泪潸潸地落……，这个故事让人听了．确实心酸。 吃年夜饭，是春节家家户户最热闹愉快的时候。大年夜．丰盛的年菜摆满一桌，阖家团聚，围坐桌旁，共吃团圆饭，心头的充实感真是难以言喻。人们既是享受满桌的佳肴盛馔，也是享受那份快乐的气氛，桌上有大菜、冷盆、热炒、点心，一般少不了两样东西，一是火锅．一是鱼。火锅沸煮，热气腾腾，温馨撩人，说明红红火火；"鱼"和"余"谐音，是象征"吉庆有余"，也喻示"年年有余"。还有萝卜俗称菜头，祝愿有好彩头；龙虾、爆鱼等煎炸食物，预祝家运兴旺如"烈火烹油"。最后多为一道甜食，祝福往后的日子甜甜蜜蜜，这天，即使不会喝酒的，也多少喝一点。古代，过年喝酒，非常注意酒的品质，有些酒现在已经没有了，只留下许多动人的酒名，如"葡萄醅"、"兰尾酒"、"宜春酒"、"梅花酒"、"桃花酒"、"屠苏酒"等等。在这些酒中间，流传最久、最普遍的，还是屠苏酒。但是屠苏酒的名称是如何来的？又是用什么制作的？从来传说不一。 屠苏是一种草名，也有人说，屠苏是古代的一种房尾因为在这种房子里酿的酒，所以称为屠苏酒。据说屠苏酒是汉末名医华佗创制而成的，其配方为大黄、白术、桂枝、防风、花椒、乌头、附子等中药入酒中浸制而成。这种药具有益气温阳、祛风散寒、避除疫疬之邪的功效。后由唐代名医孙思邈流传开来的。孙思邈每年腊月，总是要分送给众邻乡亲一包药，告诉大家以药泡酒，除夕进饮，可以预防瘟疫。孙思邈还将自己的屋子起名为"屠苏屋"。以后，经过历代相传，饮屠苏酒便成为过年的风俗。古时饮屠苏酒，方法很别致。一般人饮酒，总是从年长者饮起；但是饮屠苏酒却正好相反，是从最年少的饮起。也就是说合家欢聚喝饮屠苏酒时，先从年少的小儿开始，年纪较长的在后，逐人饮少许。宋朝文学家苏辙的《除日》诗道："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说的就是这种风俗。有人不明白这种习惯的意义，董勋解释说："少者得岁，故贺之；老者失岁，故罚之。"这种风俗在宋朝仍很盛行，如苏轼在《除夜野宿常州城外》诗中说："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苏轼晚年虽然穷困潦倒，但精神却很乐观，他认为只要身体健康，虽然年老也不在意，最后罚饮屠苏酒自然不必推辞。这种别开生面的饮酒次序，在古代每每令人产生种种感慨，所以给人留有深刻的印象。直至清代，这一习俗仍不衰。今天人们虽已不再大规模盛行此俗，但在节日或平时饮用这些药酒的习俗仍然存在。 年夜饭的名堂很多，南北各地不同，有饺子、馄饨、长面、元宵等，而且各有讲究。北方人过年习惯吃饺子，是取新旧交替"更岁交子"的意思。又因为白面饺子形状像银元宝，一盆盆端上桌象征着"新年大发财，元宝滚进来"之意。有的包饺子时，还把几枚沸水消毒后的硬币包进去，说是谁先吃着了，就能多挣钱。吃饺子的习俗，是从汉朝传下来的。相传，医圣张仲景在寒冬腊月，看到穷人的耳朵被冻烂了，便制作了一种"祛寒娇耳汤"给穷人治冻伤。他用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温热的药材，用面皮包成耳朵样子的"娇耳"，下锅煮熟，分给穷人吃，人们吃后，觉得浑身变暖，两耳发热。以后，人们仿效着做，一直流传到今天。新年吃馄饨，是取其开初之意。传说世界生成以前是混沌状态，盘古开天辟地，才有了宇宙四方，长面，也叫长寿面。新年吃面，是预祝寿长百年。 返回 守 岁 我国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守岁从吃年夜饭开始，这顿年夜饭要慢慢地吃，从掌灯时分入席，有的人家一直要吃到深夜。根据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至少在南北朝时已有吃年夜饭的习俗。 守岁的习俗，既有对如水逝去的岁月含惜别留恋之情，又有对来临的新年寄以美好希望之意。古人在一首《守岁》诗中写道："相邀守岁阿戎家，蜡炬传红向碧纱；三十六旬都浪过，偏从此夜惜年华。"珍惜年华是人之常情，故大诗人苏轼写下了《守岁》名句："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由此可见除夕守岁的积极意义。 年三十守岁，俗名"熬年"。为什么称作"熬年"呢？民间世世代代流传着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相传，在远古的洪荒时代，有一种凶恶的怪兽，人们叫他"年"。每到大年三十晚上，年兽就要从海里爬出来伤害人畜，毁坏田园，降灾于辛苦了一年的人们。人们为了躲避年兽，腊月三十晚上，天不黑就早早关紧大门，不敢睡觉，坐等天亮，为消磨时光，也为壮胆，他们就喝酒。等年初一早晨年兽不再出来，才敢出门。人们见面互相拱手作揖，祝贺道喜，庆幸没被年兽吃掉，这样过了好多年，没出什么事情，人们对年兽放松了警惕。就在有一年三十晚上，年兽突然窜到江南的一个村子里，一村子人几乎被年兽吃光了，只有一家挂红布帘、穿红衣的新婚小两口平安无事。还有几个童稚，在院里点了一堆竹子在玩耍，火光通红，竹子燃烧后"啪啪"地爆响，年兽转到此处，看见火光吓得掉头逃窜。此后，人们知道年兽怕红、怕光、怕响声，每至年末岁首，家家户户就贴红纸、穿红袍、挂红灯、敲锣打鼓、燃放爆竹，这样年兽就不敢再来了。在《诗经·小雅.庭燎》篇中，就有"庭燎之光"的记载。所谓"庭燎"就是用竹竿之类制作的火炬，竹竿燃烧后，竹节里的空气膨胀，竹腔爆裂，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这也即是"爆竹"的由来。可是有的地方，村民不知年兽怕红，常常被年兽吃掉。这事后来传到天上的紫微星那儿，他为了拯救人们，决心消灭年兽。有一年，他待年兽出来时，就用火球将它击倒，再用粗铁链将它锁在石柱上。从此，每到过年，人们总要烧香，请紫微星下界来保平安。 在这"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晚上，家人团圆，欢聚一堂。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茶点瓜果放满一桌。大年摆供，苹果一大盘是少不了的，这叫作"平平安安"。在北方，有的人家还要供一盆饭，年前烧好，要供过年，叫作"隔年饭"，是年年有剩饭，一年到头吃不完，今年还吃昔年粮的意思。这盆隔年饭一般用大米和小米混合起来煮，北京俗话叫"二米子饭"，是为了有黄有白，这叫作"有金有银，金银满盆"的"金银饭"。不少地方在守岁时所备的糕点瓜果， 都是想讨个吉利的口彩：吃枣（春来早），吃柿饼（事事如意）吃杏仁（幸福人），吃长生果（长生不老），吃年糕（一年比一年高）。除夕之夜，一家老小，边吃边乐，谈笑畅叙。也有的俗户人家推牌九，掷骰子，赌梭哈，打麻将，喧哗笑闹之声汇成了除夕欢乐的高潮。 返回 爆 竹 当午夜交正子时，新年钟声敲响，整个中华大地上空，爆竹声震响天宇。在这"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的"三元"时刻，有的地方还在庭院里垒"旺火"，以示旺气通天，兴隆繁盛。在熊熊燃烧的旺火周围，孩子们放爆竹，欢乐地活蹦乱跳，这时，屋内是通明的灯火，庭前是灿烂的火花，屋外是震天的响声，把除夕的热闹气氛推向了最高潮。历代的诗人墨客总是以最美好的诗句，赞颂新年的来临。王安石的《元日》诗：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人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描绘了我国人民欢度春节盛大的喜庆情景，清代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一书中，对当时除夕爆竹作了如下记载："除夕之次，子夜相交，门外宝炬争辉，玉珂竞响．而爆竹如击浪轰雷，遍乎朝野，彻夜不停。"《红楼梦》中也有描绘："院子内安下屏架，将烟火设吊齐备，这烟火俱系各处进贡之物，虽不甚大．却极精致．各色故事俱全，夹着各色的花炮。说话之间．外面一色色的放了又放。又有许多'满天星'、'九龙入云'、'平地一声雷'、'飞天十响'之类的零星小炮仗。"从这也可以看到旧时新春燃放烟花的盛况。 爆竹声响是辞旧迎新的标志、喜庆心情的流露。经商人家．放爆竹还有另一番意义：他们在除夕之夜大放炮仗是为了新的一年大发大利。 大家放完爆竹回到屋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拜天地、迎神、祭祀祖先。古时，这种礼俗很盛。因各地礼俗的不同，祭祖形式也各异，有的到野外瞻拜祖墓，有的到宗祠拜祖，而大多在家中将祖先牌位依次摆在正厅，陈列供品，然后祭拜者按长幼的顺序上香跪拜。南方人还在祭祖之后，查看历书上所载今年的吉利方向，燃灯笼火把，提壶挈酒，奉香鸣爆竹，开门出行，迎接喜神，称"出天方"或"出行"，浙江叫"出寻"，上海叫"兜喜神方"。此俗为趋吉、祈求神灵保佑一年百事顺遂。 除夕守岁是整夜不睡、通宵达旦的。 春节早晨，开门大吉，先放爆竹，叫做"开门炮仗"。爆竹声后，碎红满地，灿若云锦，称为"满堂红"。这时满街瑞气，喜气洋洋。 春节期间，各街巷通衢里，大户人家悬灯结彩。街头巷尾，乡里材社，到处百艺杂陈，各献高技，热闹非凡乡间多延请戏班剧团演戏，还开展听道情、扭秧歌、唱花鼓及各式品种的娱乐嬉戏，也有舞狮子，耍龙灯等种种文体活动。人们欢天喜地，共庆新春。 返回 拜 年 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 古时"拜年"一词原有的含义是为长者拜贺新年，包括向长者叩头施礼、祝贺新年如意、问候生活安好等内容。遇有同辈亲友，也要施礼道贺。 拜年一般从家里开始。初一早晨，晚辈起床后，要先向长辈拜年，祝福长辈健康长寿，万事如意。长辈受拜以后，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在给家中长辈拜完年以后，人们外出相遇时也要笑容满面地恭贺新年，互道"恭喜发财"、"四季如意"、"新年快乐"等吉祥的话语，左右邻居或亲朋好友亦相互登门拜年或相邀饮酒娱乐。 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六中描写北宋汴京时云："十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相互庆贺。"明中叶陆容在《菽园杂记》卷五中说"京师元旦日，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亲友多出实心。朝官往来，则多泛爱不专……"。清人顾铁卿在《清嘉录》中描写，"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至有终岁不相接者，此时亦互相往拜于门……。" 古时，倘或坊邻亲朋太多，难以登门遍访，就使遣仆人带名片去拜年，称为"飞帖"，各家门前贴一红纸袋，上写"接福"两字，即为承放飞帖之用。此俗始于宋朝上层社会。清人《燕台月令》形容北京年节："是月也，片子飞，空车走。"成为时尚。"大户人家特设"门簿"，以记客人的往来和飞片，门簿的首页多虚拟"亲到者"四人：一曰寿百龄老太爷，住百岁坊巷；一曰富有余老爷，住元宝街；一曰贵无极大人，住大学士牌楼；一曰福照临老爷，住五福楼。以图吉利讨口彩。至今的春节赠送贺年片、贺年卡，便是这种古代互送飞帖的遗风。 上层士大夫有用名帖互相投贺的习俗。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说："宋元佑年间，新年贺节，往往使用佣仆持名刺代往"。当时士大夫交游广，若四处登门拜年，既耗费时间，也耗费精力，因此有些关系不大密切的朋友就不亲自前往，而是派仆人拿一种用梅花笺纸裁成的二寸宽、三寸长，上面写有受贺人姓名、住址和恭贺话语的卡片前往代为拜年。明代人们以投谒代替拜年。明朝杰出画家、诗人文征明在《贺年》诗中描述："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蔽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憎嫌简不嫌虚"。这里所言的"名刺"和"名谒"即是现今贺年卡的起源。贺年卡用于联络感情和互致问
调查人： 调查时间： 调查地点： 调查对象： 关于大学生传统民族节日意识的调查报告前言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日趋频繁，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也渐渐统一化，这就造成很多人淡化了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而注重外来节日，像2月14日的“西方情人节”、4月1日的“愚人节”、12月25日的“圣诞节”等西方国家节日在中国变得相当流行，而中国传统的节日像农历5月初5的“端午”等节日却被我们中国人淡化了。就此问题，我对西安部分高校的部分在校大学生做了关于中国传统民族节日意识的调查，现就调查结果做以下分析报告。一． 当代大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的了解和重视程度大部分大学生认为中国传统节日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值得倡导并隆重举行的，比如说“端午节”是纪念我们伟大的爱国英雄——屈原的；还有部分大学生认为对中国传统节日的了解程度不是很高，不明白部分节日的意义，所以表示不是很提倡，有的人甚至表示对中国传统节日都不是很了解，在调查中我发现很多人不能完全说出中国传统节日有哪些，有些竟然表示不知道“端午节“这个节日。二． 当代大学生对西方国家节日的了解及重视程度部分大学生认为要与西方国家“接轨”，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及文化，就必须接受西方国家的文化及节日传统；大多数人表示对于西方国家的节日既不能说完全摒弃，也不能说是完全不接受，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并不代表是否定某一方，而是两者的融合，对于节日这一问题而言，他们表示可以接受，但不会去隆重庆祝，毕竟那是别人的节日。三． 大学生热衷外国节日的主要原因 由于对我国文化、民族传统知识的欠缺以及盲目从众崇洋媚外的心理导致部分大学生对外国节日表现出“狂热”的态度，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而当代大学生从小就被社会定位为为了考试而拼命学习的一类人，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钻研”那些课本知识以应付考试，忽视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了解，错误的认为科技、经济等某方面优于中国的部分西方国家就是自己的偶像，从而导致崇洋媚外，热衷于外国的文化教育及服饰等各种东西，当然西方国家的节日也成为他们青睐的对象。四． 调查中出现的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 在调查时与部分大学生的交流中，发现了极少部分大学生的一些令人无奈又“匪夷所思”的观点。1. 建议给中国传统节日重新“易名”极少部分大学生由于对西方国家的过度崇拜，竟然给部分中国传统节日加上一个类似于西方节日名字的名字，比如“中国情人节”，更令人无语的是有人建议将“清明节”改名为“中国鬼节”。2. 部分人表示“不承认”中国有些传统节日部分人认为当“节日”的概念被“假日”替换以后，是节日就应该有假期，可是中国的很多节日都没有放假时间，这样一来，他们觉得这些节日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节日，从而忽视甚至不承认那是中国传统节日。他们表示这样的节日犹如“食而无味”，所以不愿接受。五． 保护中国传统节日文化遗产刻不容缓在调查中，少量大学生对韩国申报端午祭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这一事件表示义愤填膺，他们认为中国人民应注重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对于2005年韩国申报中国的“端午节”为他们的节日这一事件，我们应该予以重视，对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去重视，保护中国传统节日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刻不容缓。六． 结论与建议通过该调查发现，当代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节日的重视程度较为欠缺，这是由于对我国文化知识及传统观念的缺乏而导致的。我希望当代在校大学生能加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了解，树立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爱国热情。七． 附录由于我的调查时口头形式的，所以没有统计初详细的数据，该报告只是反映了调查中出现的显著问题，故不能作为有力的论据。
All Saint’s Day ....万圣节英语不是这么说的啊 应该Halloween．在10月31日的~呵呵 楼上的说的是Trick or treat~就是要糖或点心不给就吓人.我们这里每年都有网上找的解释:凯尔特人(Celtic) 相信太阳神帮助他们种植农作物。但是，每年太阳神都会被一个名叫Samhain的邪恶力量攻击并被囚禁六个月。Samhain，还有两个称号，分别是"Lord of Dead(死亡领主)"以及"Prince of Darkness(暗黑王子)"，他带者寒冷以及黑暗的冬天来到凯尔特人的土地。凯尔特人非常害怕10月31日的夜晚，因为他们觉得这晚，有一堆邪恶灵魂潜伏在任何地方。他们在家生起火来让那些邪恶灵魂离开他们的家(上一个没有翻译的段落有一句是说火焰可以把鬼魂吓走的。)他们相信是Samhain把死人叫出来的，他们还相信Samhain会把死人变为其他东西，好像猫。凯尔特人会装着可怕的伪装来把那群邪恶灵魂赶走。(这就是万圣节的原型)后罗马占领了凯尔特人的土地，把罗马的节日和凯尔特人10月31日的Samhain祭典合在一起，就成了现在的万圣节。鬼节四大鬼节：三月三、清明节、七月十五、十月初一三月三江淮、江南一带，每年农历三月三称为鬼节，传说这一天鬼魂出没，夜晚，家家户户在自家每间房屋里鸣放鞭炮，来吓走鬼、驱鬼。清明节我国传统节日 参见 “ 清明节 ”词条。七月十四/十五相传,每年从七月一日起阎王就下令大开地狱之门,让那些终年受苦受难禁锢在地狱的冤魂厉鬼走出地狱,获得短期的游荡,享受人间血食,所以人们称七月为鬼月,这个月人们认为是不吉的月份,既不嫁娶,也不搬家。每年农历七月十四/十五日为盂兰节,又称中元节、七月半或鬼节，过去人们在这天晚上除拜祭自己的祖先外,还准备一些菜肴、酒、饭、金银衣纸之类到路口去祭祀鬼神。七月十四/十五日包容的节俗比较复杂，既是民间的鬼节，又是道家的中元节，佛教的盂兰盆节，僧道俗三流合一。道教有所谓天官、地官、水官，合称三官，这三位是玉帝派驻人间的代表，每年都要考察人间的善恶，向上天汇报。三官分别以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为诞辰，这三个日子也叫三元。七月十五日，叫中元，正值地官校籍赦罪之时，这一天，他要拿出厚厚的花名册，根据神仙、凡人、动物们的表现，勾勾画画，赦罪免刑。民间在中元节这一天搞一些祭祀活动，拯救那些孤魂野鬼，应当与地官的赦罪有关。七月十五又是佛教的盂兰盆节。据说释迦牟尼有个叫目连的弟子，其母虽然年轻漂亮，却无嘉言懿行，爱财小气，尤其仇视僧人，死后被打入恶鬼行列，目连按佛组指点，在七月十五日这一天，准备百味五果，各种用具，装入盆中，供养十方僧众，其母才脱离恶鬼界，升入天堂。佛祖有鉴于此，推而广之，要求佛门弟子尽心行孝，每年的七月十五，做盂兰盆，施佛及僧，报答父母恩情。佛家盂兰盆会的意义与儒家的孝道合拍，这一天则成为民间祭祀已逝父母及先人的鬼节。农历7月14/15日是阴间最大的节日——鬼节，又称中元节或盂兰盆节，是我国三大冥界重要节日之一。民间有阳间过元宵节阴间过鬼节的传说。据说，当日阎王也会披着盛装和鬼众们共度佳节，并且让我们活着的人一起为他们祝福，祝愿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们心想事成，快乐享受人间没来得及享受的幸福。因此，我国许多地方界时将举办祭祀、参佛、净墓、回顾、赏花、垂钓等活动以示庆祝。七月十四/十五，鬼门关大开之日。不管是烧纸钱送祝福，还是捧雏菊寄哀思，或者互联网上祭先人，或者是放河灯，今天活着的人一起思念过去的人，共同送去对先人的祝福，是人灵性的自发，是感情的延伸，是最基本的信仰。而且同时“活着的人要好好珍惜活着的每一天，不要愧对社会和朋友，不要愧对了已经永远离去的亲人。因为，总有一天我们要和他们相见，到时候，你可以自豪地说，在人间是好汉，在阴间也要做鬼雄！”道教的“中元节”按照道教的文化逻辑，一年的时空应该分成上下阴阳两半，而且，中国道教认为养育世界万物的三个基本元素，是天、地、水。所以，道教将上半年看成是天官，下半年是地官。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这里说的“官”，不是指人间官员的“官”，而是指意时空流动过程中的节段，类似于中国围棋对奕中的“官子”的那个“官”。中国道教主要产生在中国农业文明发达地区，所以，中国道教一向认为天玄地和地玄天，地生万物，水为生物之本，且地含水。这就是说，由于中国农业文明注重地水两元素对人类万物的重要作用，所以，在中国道教文化理念中一直蕴涵着以地为中心去观察世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其“方法论”。按照道教这种世界观，道教习惯将一年的“天官”（上半年）的正月的十五称之为“上元节”；下半年的地官节段的七月十五，则叫做“中元节”；由于地含水，水作用地，所以，地官下半年中段的十月十五则是“下元节”。这上、中、下三元，则组构出了道教对世界的三元一体系统认识。中国道教不同于世界上的的许多宗教。世界上的许多宗教都是神人合一的，或者就像基督教那样讲究“道成肉身”的三位一体，这使得宗教传播者往往被高度神化。中国道教传教的目的很明确，道教传播者不是神而是人，所以，道教传播道德伦理是“因材施教”的。对智慧高的人，就明示《道德经》的道理，对那些智慧不够或者没有多少时间去深入反省自身道德伦理建设的人，就采取编写故事去说明道理，“寓教于游乐”，就是来源于中国道教的传教方法。中国道教的“中元节”，其实主要是传播道德伦理的节日，也就是倡导人们在这天注重修德。中元节这天，有思想和有时间的人就要集中在一起一起共同学习老子的《道德经》，且要互相交流和沉思反省自身。而对于一般教众，道教则创造了一些故事去“寓教于游乐之中”。比如，道教杜撰出有有个叫做陈子祷的人与龙王女儿结婚，分别在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这三天生下了“天官、地官、水官”三个孩子，这“三官”主管人间的赐福、赦罪、解厄三个任务，他们法力无边，分别要在这三天到人间巡游，检察人们的道德品质是否好还是坏，对于那些道德品质好的人，他们就给予赐福，否则，他们就要降罪。但是，中国道教又是一个很宽容和随时给予人转变更新自己的机会的宗教，所以，“中元节”并不仅仅是个奖励善良和惩罚恶劣的的节日，而主要是个“赦罪节”，所以，“中元节”又是中国节日中的“忏悔节”和“赎罪节”，一年中有罪过的人可以在中元节这天通过各种仪礼去检讨自己和请求天地人的宽恕。十月初一十月初一，谓之“十月朝”，又称“祭祖节”。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新收时祭祀祖宗的习俗，以示孝敬、不忘本。故人们也在十月初一用黍?祭祀祖先。十月初一祭祀祖先，有家祭，也有墓祭，南北方都是如此。今天江南的许多地区，还有十月初一祭新坟的习俗。 十月初一，也是冬天的第一天，此后气候渐渐寒冷。人们怕在冥间的祖先灵魂缺衣少穿，因此，祭祀时除了食物、香烛、纸钱等一般供物外，还有一种不可缺少的供物--冥衣。在祭祀时，人们把冥衣焚化给祖先，叫做"送寒衣"。因此，十月初一，又称为"烧衣节"。后来，有的地方，"烧寒衣"的习俗，就有了一些变迁，不再烧寒衣，而是"烧包袱"人们把许多冥纸封在一个纸袋之中，写上收者和送者的名字以及相应称呼，这就叫"包袱"。有寒衣之名，而无寒衣之实。人们认为冥间和阳间一样，有钱就可以买到许多东西。关于祭祖节还有这样一个蔡伦造纸和蔡莫烧纸的故事。 蔡伦刚发明出纸时，买卖很好。蔡伦的嫂子慧娘就让丈夫蔡莫向蔡伦学习造纸。回来开了一家造纸厂，但蔡莫造的纸，质量不好，卖不出去，二人很着急。后来，慧娘想了一个办法，摆脱了困境。 某天的半夜，慧娘假装因急病而死。蔡莫伤心欲绝，在她的棺材前悲哀不已，他边烧纸边哭诉："我跟弟弟学造纸，不用心，造的纸质量太差了，竟把你气病了。我要把这纸烧成灰，来解心头之恨。"他烧完了又抱来纸烧，烧了一阵之后，只听见慧娘在棺材里喊："把门开开，我回来了。"这可把人们吓呆了，人们把棺材打开，慧娘装腔作势地唱道：阳间钱能行四海，阴间纸在做买卖。不是丈夫把纸烧，谁肯放我回家来？慧娘唱了很多遍说："刚才我是鬼，现在我是人，大家不要害怕。我到了阴间，阎王就让我推磨受苦，丈夫送了钱，就有许多小鬼帮我，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三曹官也向我要钱，我把全部的钱都送了他，他就开了地府后门，放我回来了。"蔡莫装作糊涂："我并没有送钱给你啊？"慧娘说："你烧的纸就是阴间的钱。"这样一说，蔡莫又抱了几捆纸，烧给他的父母。在场的人们一听，便以为烧纸有很大的好处，都向蔡莫买纸。慧娘慷慨地送给乡亲，这事一传十，十传百，远近的乡亲都来买蔡家的纸，烧给自己死去的亲人。不到两天，积压的纸被抢购一空。慧娘"还阳"那一天正是农历十月初一，因此，后人都在十月初一祭祀祖先，上坟烧纸，以示对祖先的怀念。 十月初一，有的地方还有祭牛王的习俗。相传这一习俗起源于春秋秦国。某日，秦文公命人砍倒一棵梓树，梓树忽然化为一头牛。秦文公令人追杀。牛一下跳入水中，再也没有上来。人们就立"怒特祠"祭祀此牛神。怒特，是高大健壮、威风凛凛的公牛。这样的公牛，在人们的心目中，有着驱疫辟邪、保护牛类的功能。鬼节起源鬼节源于目连救母的故事：“有目连僧者，法力宏大。其母堕落饿鬼道中，食物入口，即化为烈焰，饥苦太甚。目连无法解救母厄，于是求教于佛，为说盂兰盆经，教于七月十五日作盂兰盆以救其母。”据说当时目连在阴间地府经历千辛万苦后，见到他死去的母亲刘氏，发现她受一群饿鬼折磨，目连想用钵盆装菜饭给她吃，菜饭却被饿鬼夺走。目连只好向佛祖求救，佛祖被目连的孝心感动，授予其盂兰盆经。按照指示，目连于农历七月十五用盂兰盆盛珍果素斋供奉母亲。挨饿的母亲终于得到了食物。为了纪念目连的孝心，佛教徒每年都有盛大的“盂兰盆会”，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鬼节”。书上说古时候的这一天，人们会事先在街口村前搭起法师座和施孤台。法师座跟前供着超度"地狱"鬼魂的地藏王菩萨，下面供着一盘盘面制桃子、大米。施孤台上立着三块灵牌和招魂幡。过了中午,各家各户纷纷把全猪、全羊、鸡、鸭、鹅及各式发糕、果品、瓜果等摆到施孤台上。主事者分别在每件祭品上插上一把蓝、红、绿等颜色的三角纸旗，上书"盂兰盛会"、"甘露门开"等字样。仪式是在一阵庄严肃穆的庙堂音乐中开始的。紧接着，法师敲响引钟，带领座下众僧诵念各种咒语和真言。然后施食，将一盘盘面桃子和大米撒向四方，反复三次。这种仪式叫"放焰口"。清代文人王凯泰曾有诗曰：“道场普渡妥幽魂，原有盂兰古意存。却怪红笺贴门首，肉山酒海庆中元。”描写的便是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过鬼节的习俗。由此可见，“鬼节”是因传统美德的孝心而起的。如今我国北方的人们仍然在这一天用烧纸钱的方式祭奠早去的先人，表达对亲人的思念之情。虽然祭祀方式简单，但基本上保存了鬼节淳朴的意义。因为血脉的召唤，感情的延伸，以及对自己未来的提醒，都赋予了鬼节丰富的人文内涵。即使年代不同了，烧去的礼物也不同了，但永远捎不完活着的人对远去亲人无尽的绵绵哀思和深深的怀念。但“不同年龄段的人对这个特殊的节日有着不同的感受，因为，未来的节日正毫不留情地向自己走来，从朦胧到清晰，从思念到恐惧，从恐惧到坦然，想念过去人的时候，其实也在思考着自己今天活的经历、内容、方式和活的追求。”汉语中用“鬼”组成的词如“鬼雄、鬼魅、鬼才”之类举不胜举，民间关于鬼的传说更无法搜集穷尽。我国的鬼文化源远流长，达到几近完美的程度。鬼节文化在上古神话中难以见到死后世界的描绘，“鬼”字最初也并不是现在的意义。甲骨文中“鬼”本是会意字，下面是个“人”字，上面是个可怕的脑袋，意即像人的怪物。后来逐渐演化成人死之后所变之物。《礼记•祭义》已说得很明确：“众生必死，死必归士，此之谓鬼。”《礼记•祭法》则进一步指出：“庶人庶士无庙，死曰鬼。”那就是达官贵人死后有庙供奉，终年有人祭祀，则成了神，普通百姓死后无庙享祭，四处飘泊，才是鬼。我国第一部辞书《说文》中解释的“鬼，人所归为鬼”就是现在的含义。先秦典籍中涉及到“鬼”的的文字很多，孔夫子有名句“敬鬼神而远之”，可见儒家是信奉鬼神的，但只是“敬”而已。后来虽有东汉王充的无鬼论，但总还无法动摇国人对鬼神的迷信。到了清代蒲松龄笔下，虽有凶神恶煞般的厉鬼，但更多的是重情意、懂礼仪年轻漂亮的女鬼，读了《聊斋》之后，不但不觉得鬼可怕，反而觉得十分可爱。我国鬼文化的完善和充实得益于佛道两教。道教是我们地产，佛教是汉魏时从西土传人，融入儒家文化和世俗文化，人死后的阴间世界（佛家也称冥间），也就是鬼们生活的世界逐渐构建起来。道家的主要建筑是丰都城，并在四川东部长江之滨的平都山上具体演示。风景秀美的平都山本是道家的七十二福地之一，西汉的王方平和东汉的阴长生都曾在此修炼，后得道成仙。丰都的由仙而鬼，与两位仙人的姓氏有关，王、阴倒读便是阴王，遂成了“阴间之王”，经过历代的演绎，加上《西游记》《钟馗传》等神魔小说的渲染，丰都便被营建成一座阴森可怖的鬼城，于是有了奈何桥、鬼门关、阴阳界、天子殿、无常殿、城隍庙等阴间地面和各级官府。比之于道教的阴间，佛教的冥间要完整系统得多。佛教有所谓“十界”之说，也就是世界上存在着十种境界，分别是佛、菩萨、缘觉、声闻、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前四者称“四圣”，即已经超凡入圣，脱离了生死轮回之苦，后六者叫“六凡”，要在秽土中不尽地轮回，最后三者又叫“三恶道”“三恶趣”，是更为不幸的境界，而地狱则是不幸之最。说起地狱，叫人不寒而栗，且有十八层之多，越往下层，苦难越深重。地狱中不但有阎罗、判官、鬼卒等凶神恶煞，还有刀山、油锅、碾盘、锯解、石磨种种酷刑，因此人死后最怕的是进入十八层地狱。鬼节历史清明祭扫坟茔和丧葬礼俗有关。据载，我国古代“墓而不坟”，就是说只打墓坑，不筑坟丘，因此无从祭扫。后来墓而且坟，祭扫之俗便有了依托。秦汉时代，祭墓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礼俗。《后汉书•明帝记》引《汉官仪》云：“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寝于墓侧，汉因而不改。诸陵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三伏、社、腊及四时上饭。”皇帝几乎是逢节便祭，一般官吏和普通百姓没那么多时间和金钱，便逐渐定格在二十四节气中的清明。届时，官府允许官吏请假祭扫，民间也“田野道路，士女遍满，卑吏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坟。”到了唐代，祭扫之举已将寒食、清明合二而一了，时值春暖花开，可以挑担载酒，热热闹闹去上坟，清明不但是祭祀的鬼节，也成了踏青游乐的日子。从世俗的观点看，这两个鬼节的设置也恰到好处。清明正值北方雪化冰消之时，经过一秋一夏的雨水冲刷和一个冬天的冰雪压盖，坟茔上黄土有些被冲落，变矮变小，借清明扫一扫，添点土，让先人的房子不至于漏风淋雨；而七月十五，立秋已过，天气渐凉，到了该添衣服的时候了，也该给地下的先人送点钱去，置办点衣服，不至于到了冬天挨冷受冻。中华民族是礼仪之帮，从来注重对祖先的祭奠追思。记得以前我家春节祭祖时上面的横批就是“木本水源”“慎宗追远”， 即不忘祖先之意。文革期间，破四旧，反迷信，谁还敢上坟烧纸？市上也没有烧纸可买，但仍有不少人家买小学生订本子用的白纸去坟上偷偷地烧给亲人。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祭祀用品成了商家赚钱的一大门类，每到清明和七月十五，满街的烧纸，在店家门口，推成一座座小山，种类之繁，数量之多，不亚于端午、中秋成垛的果品盒。而且很有些现代商品意味，烧纸都成沓成捆，整齐美观，均匀地印着古钱币的印记，还有花花绿绿的美元、港币，大面值的，一张就是数亿，加上大小不一的黄灿灿的金元宝，如果真有冥国银行，也得自愧财力不足，甘心倒闭。烧掉这么多“钱”是否真能使离去的亲人在阴间过富足日子？无法得知，有句话叫“心诚则灵”，意到心到而已。记得小时候老人说，印现成的烧纸不好使，面值再大也没用，最好使的是拿着木头刻成铜钱样的凿子，用小榔头一下一下在纸上打。打纸时有很多讲究，最好是先人的后代，一定要男孩，榔头必是木头的，打的痕迹不能叠在一起。小时候，过年或两个鬼节，我就经常做这件事。老人告诉我，打上个印就行，可自己怕不清楚，到阴间不好用，总是用力地打，还怕钱少了，先人不够用，总是打得密密麻麻的。虽然现在纸多了，样子美观了，我倒觉得小时候由后人一凿子一凿子打出的纸钱倒更能体现出对先人的真情。当然，鬼节这一天，从山野到街路，到处火光闪耀，烟气缭绕，纸灰飞扬，造成环境的污染，有时还会酿成火灾，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有什么办法呢？祖上传下来的习俗，中国人还没有学会像西方人那样用鲜花表达对逝去的亲人的哀思和怀念的习惯。鬼节祭祀，不能简单看成是迷信，西方基督教国家，现代科学已把人送上了月球，把火箭发射到了火星，但对上帝仍然笃信不移，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寄托。我们给已逝亲人烧几张纸看似土俗，实际上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和伦理内涵。这是对离去亲人的一种感激和怀念，是同另一个世界人的一次对话，是同先人的一种沟通，是人类种族和精神的一种延续。即使亲人活着的时候，有不孝顺或照顾不周的情况，在上坟烧纸的时候，念叨几句，也能求得心理的一种平衡。也许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文化程度的提高，我们民族会找到更好的纪念先人的办法，但对先人的纪奠和追思却是什么时代都不可缺少的。传说中阴历7月15日是鬼门关大开的日子,在那天它们可以在阳间逗留一天.包括一些孤魂野鬼在那天都可以接受阳间人们的供奉,所以那天也称之为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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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吕美耶是日本当代女作家 可是她中文很好 她的《传说日本》就是写日本的神话传说之类的民间故事 你可以参考一下 下面是她的博客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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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了莫里哀的经典剧作《吝啬鬼》，作品不长，但是作者在其中所塑造的阿巴贡这一文学形象却给世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一经典形象与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葛朗台、果戈里的长篇小说《死魂灵》中的泼留希金被并称为外国文学中的“四大吝啬鬼”。查阅相关资料后我发现莫里哀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但他并没有因此就美化资产阶级，《吝啬鬼》就是一部典型的讽刺资产者的贪婪和吝啬的杰作。下面我想从文本出发，大致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下主人公阿巴贡在金钱关系下扭曲的人性特点。 第一个特点我归纳为对金钱的变态占有欲。这一点可以首先体现在他对金钱的吝啬上。我们知道，阿巴贡实际上是一个百万富翁，拥有万贯家产，但他更是一个守财奴。他生活在封建社会，但是，他对那个时代许多人所重视的东西，诸如门第，声望等等并不是十分看重。他所看中的东西只有钱。金钱就是他的唯一，他爱金钱胜过一切，甚至胜过他自己。他自己平时省吃俭用，书中说他“生活水平还不如一个乞丐”。据说有一次半夜他饿的不行了居然跑去偷吃自己家马的荞麦，后来还被自家的马夫发现后打了一顿。他虽富有，却极力克扣亲生儿女的花销，使他的子女“窘得抬不起头来”，逼得他的儿子和女儿“为了对付每天的花销”不得不“到处举债”。为了花更少的钱，他自制了一种历书，把吃斋的日子加多了一倍，为的是让全家人多断几回食；他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财主，家里也有许多仆人，可是仆人们不仅穿着破烂，而且每当赶上过节应给仆人发东西或者要辞退仆人的时候，他就不停地找茬儿和仆人吵架，为的是趁机扣发仆人的赏钱和工资。有一次他还把邻居家的猫告上了法庭，因为那只猫偷吃了他剩下的一块羊腿肉。在他要请客人来家里吃饭的时候，他要求厨子师傅花很少的钱做出菜来，最好准备一些大家都不大爱吃的而且一吃就饱的东西。他还吩咐仆人们要多往酒里兑水，而且要给客人加酒也得人家问过不止一次才倒。他还要求女儿看好撤下来的东西，当心别糟蹋掉了。 对金钱的狂热使吝啬鬼不仅吝啬物质上的东西，而且吝啬情感与思想，比如阿巴贡他恨透了“赠送”这个字眼儿，以至于他问候人时从来不说“我赠你一个日安。”而总是说“我借给你一个日安。”正如剧本中的仆人阿箭所说“他爱钱比爱名声、荣誉和道德全厉害多了。他一见人伸手，就浑身抽搐。这等于打中他的要害，刺穿他的心，挖掉他的五脏。”他还很害怕别人说他有钱，因为他怕别人来偷窃他的钱。就是在家中他也十分多疑，当看到仆人穿着肥大的灯笼裤时就疑心里面藏着他的东西。他还不愿意给帮他做事的人酬劳，媒人帮他四处奔波，可是一谈到钱就变了脸色。警卫员帮他查找金币的下落，他也不愿意给人报酬。 金钱是他思考一切的出发点。即使是婚姻大事也不例外。他要将女儿嫁给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又要让儿子娶一个寡妇。而年过六旬的他则想取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巧合的是这位姑娘正是儿子的意中人，为此父子两人闹翻，最终居然还是以钱来解决的：儿子的仆人为了帮助小主人，故意偷了他藏在花园里的一万金币，使他痛不欲生，最后他的儿子以还他这一万金币作为交换条件，让他放弃娶那位姑娘。在金钱和“爱情”面前，他不得不放弃了后者，这里又一次将他对金钱的无比狂热展现得淋漓尽致了。 其次，他对金钱的变态占有欲还体现在他对金钱的贪婪上。阿巴贡的主要生财手段是放高利贷，并因此成为了当地数一数二的有钱人，但他却任然不断地挖空心思想获得更多的财富。当他看到儿子的衣着打扮时，他指责儿子在衣着上的花费足够放一大笔债了，当儿子说到添置衣服的钱是赌钱赢得的的时候，他又马上想到可以用赌赢的钱去放大利。可见，在他的生活中，他几乎是时时、事事都想着要怎样才能获取更多的财富。并且，为了获取财富他可以不择手段。阿巴贡放债的手段极其毒辣阴险，一开始他使用甜言蜜语让人相信他是很愿意以低额的利息把钱借给别人的，一旦诱人上当之后，他便谎称手头没有现款，要向别人转借，要以二分利息借进，因此多出的利息必须由借债人来承担。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把利息加到二分五厘，比其他的高利贷者还要高出四分之一。 我总结的第二大特点是对亲情的极端冷漠。真正的吝啬鬼认钱不认亲，阿巴贡就是最好的例证。正如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莫里哀从阿巴贡对待一双儿女的行为着手来向我们生动地阐述了这句话。他想尽了一切办法极力克扣子女的生活费，并贪婪地没收子女从他们已故的母亲那里继承的遗产。更令人愤慨的是，阿巴贡不顾女儿已有心上人的现实，硬是要把女儿许配给一个年龄和他相当的老头，因为对方非常有钱而且答应不要嫁妆。而对于儿子的婚事，他准备要儿子娶一个有钱的寡妇，因为这样不仅可以不花钱，还可以从中大捞一笔。在阿巴贡的眼里，儿女的幸福不算什么，钱才是他的心肝宝贝。亲情也不算什么，怎样最大限度地利用儿女的婚姻赚得最多的钱才是最要紧的事。可见，在阿巴贡这里，钱才是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而阿巴贡与儿子克莱昂特还成为了情场上的对头，因为这个年过六十的老头想娶作“续弦”的年轻姑娘正好是儿子的心上人！当他发现了儿子对玛丽雅娜的爱情之后，恼羞成怒，父子对骂，互不相让。在金钱社会中，阿巴贡与儿子同样产生了矛盾，儿子迫于无奈打算带玛丽雅娜私奔，但由于父亲的吝啬他没有积蓄，只好去借高利贷，可是谁知那个放债人就是自己的父亲！真相大白之后，父亲痛骂儿子浪荡败家，儿子怒斥父亲丧心病狂。最后不欢而散。对于这一点，歌德曾精辟地指出：“ 《悭吝人》使利欲消灭了父子之间的恩爱，是特别伟大的，带有高度悲剧性的。”这本是一部喜剧，可是歌德却用“高度悲剧性”来评价这部作品，可见在金钱关系下，人与人之间原本应有的脉脉温情就只剩下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了，这不是悲剧又是什么？ 以上两大点就是我在阅读《吝啬鬼》时对于金钱关系对人性的扭曲的一点思考，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一个可恶、可憎又可笑的吝啬鬼形象，这也引发了我们对资产阶级金钱关系对人性的危害的思考。而对于世界文学舞台来说，阿巴贡又是不可多得的经典文学形象，那么作者莫里哀究竟使用了什么方法让这一形象变得如此富有魅力呢？ 通过阅读全文我发现，莫里哀几乎是通篇都运用了夸张的表现手法，从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刻画阿巴贡的“吝啬”形象，将一些细微的行为放大化或者设置一些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出现的行为，来达到深刻揭示人物吝啬、贪婪、自私、冷酷的性格特征的目的和极佳的讽刺效果。
欧洲文学中的四大吝啬鬼 纵观欧洲文学发展的过程，汇集品目繁多的吝啬鬼群像，其中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莫里哀喜剧《悭吝人》（《吝啬鬼》）里的阿巴贡，巴尔扎克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葛朗台，以及果戈理小说《死魂灵》里的泼留希金，堪称为欧洲文学中不朽的四大吝啬鬼典型。 这四大吝啬鬼形象，产生在三个国家，出自四位名家之手，涉及几个世纪的社会生存，从一个角度概括了欧洲四百年来历史发展的进程。从创作的时间上说，泼溜希金出现最晚，果戈理的《死魂灵》写成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但从人物形象的阶级意识上说，泼留希金应列为最早，他是前苏联封建农奴制下的地主。夏洛克排行第二，他是十六世纪，即封建社会解体，资本原始积累初期旧式的高利贷者。阿巴公算作老三，他是十七世纪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资产者，葛朗台成了老四，他是十九世纪法兰西革命动荡时期投机致富的资产阶级暴发户。 这四代吝啬鬼，年龄相仿，脾气相似，有共性，又有各自鲜明的个性特征。简言之，泼留希金的迂腐，夏洛克的凶狠，阿巴公的多疑，葛朗台的狡黠，构成了他们各自最耀眼夺目的气质与性格。 一般公认，世界文学领域有四大吝啬鬼：一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二是莫里哀笔下的阿巴贡，三是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四是果戈理笔下的泼留希金。高中语文课本中选载其中三个供中学生阅读，这对开阔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有一定的作用。 英国杰出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非常成功地塑造了夏洛克这个贪婪、阴险、凶残的吝啬鬼形象。夏洛克是个资产阶级高利贷者，为了达到赚更多钱的目的，在威尼斯法庭上，他凶相毕露，"我向他要求的这一磅肉，是我出了很大的代价买来的，它是属于我的，我一定要把它拿到手里。"象一切吝啬鬼一样，贪婪是其共性。夏洛克之所以拒绝两倍乃至三倍借款的还款，而坚持按约从商人安东尼奥的胸口割下一磅肉，是因为安东尼奥借钱给人时不收利息，影响了夏洛克的高利贷行业，所以他要借机报复，致安东尼奥于死地，好使自己的高利贷行业畅行无阻，从而聚敛更多的财富。夏洛克作为典型的吝啬鬼形象，其个性是阴险凶残，当法庭调解让借款人安东尼奥出两倍甚至三倍的钱偿还他时，夏洛克险恶的说："即使这六千块钱中间的每一块钱都可以分作六份，每一份都可以变成一块钱，我也不要它们，我只要照约处罚。"说着便在自己的鞋口上磨刀，时刻准备从安东尼奥胸口上割下一磅肉，凶残地致安东尼奥于死地，而且一味固执，没有丝毫的同情怜悯。这就是夏洛克不同于其他吝啬鬼的个性。中学生阅读欣赏时，一定要把握其这个个性。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在他的名著《欧也妮•葛朗台》中也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吝啬鬼形象——葛朗台。高中语文教材选文时只选其《家庭的苦难》一章中的一部分，并且给选文定名为《守财奴》，"守财奴"，即看守财产的奴隶，人本应是财产的主人，是财富的支配者，可是葛朗台却成了守财奴，"看到金子，占有金子，便是葛朗台的执着狂"，金钱已经使他异化。他为了财产竟逼走侄儿，折磨死妻子，剥夺独生女对母亲遗产的继承权，不许女儿恋爱，断送她一生的幸福。作者通过葛朗台一生的描写，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贪婪和吝啬是相辅相成的，吝啬鬼们聚敛财富时都是贪婪，在使用财富时都是吝啬。象其他吝啬鬼一样，葛朗台既贪婪成癖，又吝啬成鬼。 但巴尔扎克毕竟是大手笔，他笔下的葛朗台作为吝啬鬼的典型性是"执着狂"，尤其是一个"狂"字，高度概括了葛朗台的个性特征。中学生欣赏这个人物形象时，只有抓住"狂"字这把钥匙，才能深刻领会其典型性。过了七十六岁的葛朗台老头在看到女儿把玩自己的定情之物金梳妆匣时，竟"身子一纵，扑上梳妆匣，好似一头老虎扑上一个睡着的婴儿"。一个"纵"和一个"扑"字将老葛朗台贪婪到发狂的形象活化到纸上。当独生女声明匣子是情人寄存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扑过去想抢回时，老头竟"使劲一推，欧也妮便倒在母亲床上。"梳妆匣上镶嵌的金子异化了父女之情，使吝啬鬼发狂。但抢夺女儿的情物梳妆匣把太太气得晕死过去的现实使葛朗台从癫狂的漩涡中跳出，变得异常清醒，"孩子，咱们别为一个匣子生气啦，拿去吧"，老箍桶匠马上把匣子扔到床上，并且到自己的密室拿一把金路易来也摔在床上，声称是送给欧也妮的。葛朗台的"大方"，搞得太太和女儿面面相觑，莫名其妙。其中的隐秘只有吝啬鬼自己清楚。为一只梳妆匣气死了太太，女儿按律将继承家庭财产的一半，那等于要了葛朗台的命，狡诈的葛朗台知道以小失大划不来，便百般讨好自己的女儿，甚至常在她面前哆嗦，装模作样，以亲情为诱饵，女儿放弃对亡母财产的继承权，并且常利用女儿对情人的特有感情占便宜。这些都表现了吝啬鬼个性的另一个侧面——"狡诈"。但葛朗台毕竟是拜金狂。当他到弥留之际，生命力退守在眼睛里时，他能够睁开眼时，竟几小时地用眼睛盯着金子，脸上的表情仿佛进了极乐世界。当神甫把镀金的十字架送到他唇边，给他亲吻基督的圣像，为他做临终法事时，他竟做了一个骇人的姿势，想把金十字架抓到手里，这最后的努力送了他的命。他临终对女儿的遗言是"把一切照顾得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帐。"一生疯狂地追求金钱，占有金钱，最后被金钱所累时仍竭力呼唤着金钱而走向坟墓，金钱已经使他异化成鬼，一个疯狂狡诈的吝啬鬼。 中学生欣赏这一典型形象时，只有抓住其性格特征——癫狂和狡诈，才能深刻理解其典型意义。 象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一样，俄国文学大师果戈理在他的名著《死魂灵》中也塑造了一个吝啬鬼形象——泼留希金。中学语文教材选文就定名为《泼留希金》。 作为吝啬鬼，夏洛克和葛朗台虽个性不同，但都有贪婪吝啬的共性，都是处心积虑地聚敛财富的资产阶级代表。而果戈里笔下的泼留希金则是俄国没落地主的典型，是俄国封建社会行将灭亡的缩影。虽然贪婪吝啬三者如一，但腐朽没落则是泼留希金的个性。他实为富豪却形似乞丐，这个地主蓄有一千以上的死魂灵，要寻出第二个在他的仓库里有这么多的麦子麦粉和农产物，在堆房燥房和栈房里也充塞着尼绒和麻布、生熟羊皮、干鱼以及各种蔬菜和果子的人来就不大容易，然而他本人的吃穿用度却极端寒伧。衣服很象一件妇人的家常衫子，且沾满了面粉，后背还有一个大窟窿。头上戴的帽子，正如村妇所戴的，颈子上也围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是旧袜子?腰带还是绷带?不能断定。但决不是围巾。他的住室，如果没有桌子上的一顶破旧睡帽作证，是谁也不相信这房子里住着活人的。他的屋子里放着"一个装些红色液体，内浮三个苍蝇，上盖一张信纸的酒杯......一把发黄的牙刷，大约还在法国人攻入莫斯科之前，它的主人曾经刷过牙的"。泼留希金虽家存万贯，但对自己尚且如此吝啬。对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女儿成婚，他只送一样礼物——诅咒；儿子从部队来信讨钱做衣服也碰了一鼻子灰，除了送他一些诅咒外，从此与儿子不再相关，而且连他的死活也毫不在意。他的粮堆和草堆都变成了真正的粪堆，只差还没人在这上面种白菜；地窖里的面粉硬得象石头一样，只好用斧头壁下来......泼留希金已经不大明白自己有些什么了，然而他还没有够，每天每天聚敛财富，而且经他走过的路，就用不着打扫，甚至偷别人的东西。这就是泼留希金的所作所为。 欣赏这个人物，首先抓住他的腐朽没落的本质特征和他对自己吝啬之极的个性，才能充分认识作者塑造这个形象的社会意义。 总上所述，高中语文教材所选的三个吝啬鬼形象，其共性都是敛财时的贪婪和用财时的吝啬，但贪吝的特征却各不相同。夏洛克和葛朗台虽都属于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但前者是高利贷者，后者是资产阶级暴发户；前者贪吝得阴险凶残，后者贪吝得狡诈癫狂。而泼留希金则是俄国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的典型，与前两个不同的是他竟对自己极端吝啬，以致形似乞丐而实为巨富。这三个人，金钱都将他们异化成鬼，成了金钱的奴隶。 莫里哀是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喜剧大师，他的创作对一切不合理性的社会导恶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吝啬鬼》一剧的情节从古罗马作家普劳图斯的《一坛金子》脱胎而来 。主人公阿巴贡是个典型的守财奴、吝啬鬼。他爱财如命，吝啬成癖。他不仅对仆人及家人十分苛刻，甚至自己也常常饿着肚子上床，以至半夜饿得睡不着觉，便去马棚偷吃荞麦。他不顾儿女各有自己钟情的对象，执意要儿子聚有钱的寡妇，要女儿嫁有钱的老爷。当他处心积虑掩埋在花园里的钱被人取走后，他呼天抢地，痛不欲生，活画出一个视钱如命的守财奴形象。 莫里哀擅长塑造概括性很强的艺术形象。阿巴贡几乎成了吝啬的代名词。莫里哀笔下的人物性格鲜明，但稍嫌单薄，近于批评家所说的"扁形人物"。莫里哀的喜剧大多遵循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原则，冲突集中，结构严谨。莫里哀常用"闹剧"手法来营造喜剧气氛，增强喜剧的讽刺效果
阿巴贡是莫里哀喜剧《吝啬鬼》（又名《悭吝人》）中的主人公。他生性多疑，视钱如命，就连赠你一个早安也舍不得说，而说借你一个早安。莫里哀擅长塑造概括性很强的艺术形象。莫里哀常用闹剧手法来营造喜剧气氛，增强喜剧的讽刺效果。视钱如命，极端吝啬是阿巴贡形象的典型特征。他虽然拥有万贯家财，但是“一见人伸手，就浑身抽搐”，似乎被人挖掉了五脏六腑。为了不花一文钱，他要儿子娶一个有钱的寡妇；为了不用陪嫁，他要女儿嫁给一个年已半百的老头；自己也打算娶一个年轻可爱的姑娘而分文不费。他不给儿子钱花，逼得儿子不得不去借高利贷。为了省几个菜钱，他把吃素的斋期延长一倍，让厨师用八个人的饭菜招待十个客人。为了省一点马料，他半夜亲自去偷喂马的荞麦而遭到马夫的痛打。他总是为自己一万银币的安全担心，怀疑所有的人都想偷他。作者用了酣畅淋漓的艺术夸张手法突出了阿巴贡种种变态心理，绝妙而逼真地勾画了他极端吝啬的性格特点。喜剧真实地描写了阿巴贡身上“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的冲突。阿巴贡是要求享受的，他不仅需要马车夫、厨师、女仆，也要请客喝酒，而且年逾花甲，仍希图女色，看中了年轻美貌的玛丽亚娜。但是这一切享受都不能威胁到他的积累。所以，他让厨师兼做马车夫，在酒中掺水，一心要娶不用花钱的女人。因此，当他的儿子克雷央特以一万银币要挟他，让阿巴贡在要玛丽亚娜还是要一万银币之间进行选择时，阿巴贡宁可放弃玛丽亚娜。喜剧尖锐地揭露与鞭笞了阿巴贡重利盘剥的贪婪本质，他放债手段狡黠，心肠狠毒。在法定利率为五厘的当时，他却把高利贷的利率提高到二分五厘，而且乘人之危，用一大堆破旧的家具与破铜烂铁来顶替三千法郎的现金。这些破旧东西显然是债户们被逼得倾家荡产时被阿巴贡攫为己有的。喜剧的故事曲折，情节复杂，矛盾集中，结构巧妙，富有情趣。四幕七场阿巴贡的著名独白，是吝啬鬼的心理的绝妙写照。阿巴贡的形象是欧洲文学史上著名的吝啬鬼的典型。 葛朗台---虽然本书以欧也妮·葛朗台的故事为核心贯穿始终，但老葛朗台无疑是其中性格最鲜明的人物。贪婪和吝啬是他的主要性格特征。在老葛朗台眼中，金钱高于一切，没有钱，就什么都完了。他对金钱的渴望和占有欲几乎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他半夜里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密室之中，“爱抚、把抚、欣赏他的金币，放进桶里，紧紧地箍好。”临死之前还让女儿把金币铺在桌上，长时间地盯着，这样他才能感到暖和。对金钱的贪得无厌使老葛朗台成为一个十足的吝啬鬼：尽管拥有万贯家财，可他依旧住在阴暗、破烂的老房子中，每天亲自分发家人的食物、蜡烛。贪婪和吝啬使老葛朗台成了金钱的奴隶，变得冷酷无情。为了金钱，不择手段，甚至丧失了人的基本情感，丝毫不念父女之情和夫妻之爱：在他获悉女儿把积蓄都给了查理之后，暴跳如雷，竟把她软禁起来，没有火取暖，只以面包和清水度日。当他妻子因此而大病不起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请医生要破费钱财。只是在听说妻子死后女儿有权和他分享遗产时，他才立即转变态度，与母女讲和。伴随贪婪和吝啬而来的是老葛朗台的狡猾和工于心计。对于每一笔买卖，他都精心算计，这使他在商业和投机中总是获利。另外，时常故意装做口吃和耳聋是他蒙蔽对手的有效武器。老葛朗台的贪婪和吝啬虽然使他实现了大量聚敛财物的目的，但是他却丧失了人的情感，异化成一个只知道吞噬金币的巨蟒，并给自己的家庭和女儿带来了沉重的苦难。老葛朗台是巴尔扎克刻画得最成功的吝啬形象之一，已成为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人物而广为流传。守财奴的宗教信仰巴尔扎克笔下守财奴葛朗台在弥留之际，给女儿欧也妮留下一句遗言：“把一切照顾得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账。”葛朗台所说的“那边”，无疑是指宗教世界--天国了。又是“天国”又是“交账”，是虔诚的基督徒，还是爱财的守财奴？大凡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为了“万能”的上帝和超出凡尘的“天堂”，可以禁锢人间七情六欲，甚至不惜以身殉教。但在葛朗台的身上，却丝毫找不到一点宗教徒笃信教义的影子，倒是能瞥见对金子贪婪的欲望燃遍周身的表现，在葛朗台准备撬侄子查理托欧也妮保管的贵重梳妆匣上的金板时，往日一向温顺恬静的女儿急得跪下向他乞求说：“看在圣母面上，看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面上，看在所有的圣灵面上，看在你灵魂得救面上，你不要动它！……”欧也妮幻想以宗教的教义来打动父亲，让父亲看在圣母面上，能体谅一下女儿对信物的感情。但葛朗台对女儿的哀求无动于衷，金子的诱惑，使他情不自禁地对妻女露出绝无情义的丑态。葛朗台是一个宗教徒，但宗教的教义究竟对他有什么约束力呢？从这里，不是可以窥见端倪了吗？所以说，葛朗台在濒临死神拥抱之际，“神甫把镀金的十字架送到他唇边，给他亲吻基督像，他却做了一个骇人的姿势想把十字架抓在手里”。这个在旁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举动，而出自葛朗台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他对于宗教的教义没半点兴趣，即使在弥留之际，葛朗台对黄金的贪欲与执着也丝毫没有减弱，所以当神甫一出示“镀金的十字架”时，这位“似乎已经死去几小时的眼睛立刻变活了”，接下来就想攫取到手，--离开金子，他是死不瞑目呀！金子就是他最现实的上帝，是他全部信仰的寄托所在。葛朗台诚然不是虔诚地信奉宗教，但由于对金钱的贪欲，使他很自然地希望死后还能有一个超尘脱世的世界会收纳他。在那里，他可以继续占有黄灿灿的叫人“眼花缭乱”的金子，甚至能继续不择手段地去强取巧夺。只要我们认识了葛朗台守财奴的本性，就不会为他对宗教亵渎的举动与“临终遗言”这两者间的矛盾而迷惑不解了。这时，基督教所宣扬的“天国”，恰恰符合葛朗台的心意，因此，尽管他不愿意为教义做出牺牲、有所忏悔，但又希望宗教的天国是的确有的。换句话说，在葛朗台看来，宗教的存在，是由于他的需要。说到底，这个贪婪成癖的守财奴心目中，宗教是无足轻重、徒有虚名的；金子倒是举足轻重、至关重要的。葛朗台对宗教的不屑一顾，而对于宗教所宣扬的天国倒确信其有。这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变态心理，使我们即看到了葛朗台至死不悟的守财奴灵魂，又看到了葛朗台虚伪--宗教的存在，只是为了他的存在。 《死魂灵》写于19世纪中期。当时俄国正处在尼古拉沙皇专制时代，农奴制度占统治地位，新兴的资本主义开始有所发展。在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下，加上天灾和时疫的流行，农奴大批死亡。腐朽的官僚机构在新的人口调查没有进行以前，不让把死魂灵的名字从农奴册上注销，地主仍需给已死的农奴缴纳人头税。果戈里成功地塑造了具有独特个性的地主阶级的典型人物泼留希金。作者采用多种艺术手段来刻画泼留希金的形象。通过肖像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果戈里塑造的泼形象，惟妙惟肖。比如，写他的装束，“决不定这人的男是女来”，身上挂着一长串钥匙，“过分的给与农人的痛骂”。“那衣服可更加有意思”，“非常龌龊”，“上面不露出一些棉花团”。凸出的下巴，瘦削的面容，像个乞丐。果戈里廖廖几笔，就把一个贪婪、吝啬的地主典型活画在读者的面前。果戈里的刻画人物时，善于运用夸张的艺术手法，给读者造成鲜明的印象，从而达到讽刺和鞭挞反面人物的目的。比如，泼留希金非男非女的装束，像“刷马的铁丝刷”的胡子；他走过的“道路就用不着打扫”等，都是在用夸张的手法来突出人物的形象。对泼留希金的庄园，果戈里采用由远及近，由大到小，由表及里，步步深入的方法描绘了庄园的外貌、庭院的布局和室内的陈设。“这房屋就更显得寒碜”，“墙壁和门上，满生着青苔”，屋内“桌子上面，竟搁着破了的椅子”，“旁边是一口集摆的钟”，“蜘蛛已经在这里结了网”，写字桌上放着“一个不过胡桃大小的挤过汁的二柠檬”，一个“内浮三个苍蝇”的酒杯，“一把发黄的牙刷”。墙壁上“乱到毫无意思的挂着许多画”，烛台上“灰尘蒙得很厚，至于仿佛是蚕茧”，屋子的一角“躺着一堆旧东西”，“上面积着极厚的灰埃”……通过这些描写，使读者看到了主人公的生活环境，给人以鲜明、强烈的印象。果戈里还善于把叙述、描写和议论结合起来，对农奴主进行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小说前半部分写乞乞科夫看到的泼留希金的庄园，侧重于描写。后半部分侧重于叙述，在叙述之中，既有描写，也有议论。泼留希金“也曾为体面的夫、体面的父”，主妇亡故后，“泼留希金就像一切鳏夫一样，急躁，吝啬，猜疑了起来”。他的吝啬，“也日见其分明”。“孤独的生活，又给贪婪新添了许多油”，对人的情感，“更日见其浅薄，微弱”，“对于跑来想从他的农产物里买些什么的买主”，“更难商量”了。从此，泼留希金这个悭吝鬼，“干草和谷子腐烂了，粮堆和草堆都变成真正的肥堆”，“地窖里的面粉硬得像石头一样”，所有的东西都收进仓库，“在那里面霉烂，变灰”。泼留希金又是一个巨大的浪费者，泼留希金“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这一部分中，关于“人类情感”议论，关于“是一个鬼，不是人”的论文，作者都以饱含辛辣讽刺和无情嘲笑的犀利语言，对农奴主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四大吝啬鬼形象，产生在三个国家，出自四位名家之手，涉及几个世纪的社会生存，从一个角度概括了欧洲四百年来历史发展的进程。从创作的时间上说，泼溜希金出现最晚，果戈理的《死魂灵》写成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但从人物形象的阶级意识上说，泼留希金应列为最早，他是沙俄封建农奴制下的地主。夏洛克排行第二，他是十六世纪，即封建社会解体，资本原始积累初期旧式的高利贷者。阿巴贡算作老三，他是十七世纪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资产者，葛朗台成了老四，他是十九世纪法兰西革命动荡时期投机致富的资产阶级暴发户。 夏洛克作为典型的吝啬鬼形象，其个性是阴险凶残，当法庭调解让借款人安东尼奥出两倍甚至三倍的钱偿还他时，夏洛克险恶的说：“即使这六千块钱中间的每一块钱都可以分作六份，每一份都可以变成一块钱，我也不要它们，我只要照约处罚。”说着便在自己的鞋口上磨刀，时刻准备从安东尼奥胸口上割下一磅肉，凶残地致安东尼奥于死地，而且一味固执，没有丝毫的同情怜悯。这就是夏洛克不同于其他吝啬鬼的个性。正如前文所说，他是个放高利贷者，所以极痛恨慷慨的安东尼奥，决心要“惩治”他。一方面是因为其慷慨的行为妨碍了他不当得利，另一方面是因为民族、宗教等更深入的问题。而正是因为他对善良的安东尼奥的咄咄相逼，才更显示出他的吝啬鬼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