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 汉字的起源，可追溯到距今8000年左右的两类符号：汉字演变一类是以甘肃大地湾遗址的彩陶上的刻符为代表的抽象的、方折形的符号；另一类是以河南贾湖遗址的甲骨上的刻符为代表的肖生象形的符号。前者有序地演变为西安半坡临潼姜寨上的刻划符号系列；后者则发展成为大汶口陶器上的图象。到龙山文化后期，父系社会基本确立，该时期出现了良渚文化玉器上的成组的刻符。这些刻符，有与大汶口陶器图象相同或相象者，也有与西安等地的刻符相类者。这些刻符可能是当时的雏形前汉字系统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良渚文化处于中国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诞生的前夕，夏朝应该是正式的汉字系统形成的最关键的时期。那么，问题是：汉字为什么出现得这么晚？根据考古学、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语言诞生的时间，距今约几十万年，而真正的汉字系统却是直到距今约5000年的时候才形成的。趋势 汉字从甲骨文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根据史实，这些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改革和自然流变。汉字改革是指人们有意识地、主动地治理汉字的过程，而汉字的自然流变是指汉字自然的变化过程。汉字的改革一般是非连续的、剧烈的、短期内完成的；而汉字的自然流变是连续的、缓慢的、长期的。汉字的自然流变有时间上的因素，也有地理上的因素，它使得汉字的字形、字音、字义多样化，造成异体字越来越多，字音读法不同，字义发生变化，导致了汉字不统一、不规范。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然演变后，人们必须对汉字进行改革，使得汉字规范化、统一化。此外，汉字不可能一产生就很完美，就能满足各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也会主动地改革汉字，使得汉字满足生产力继续发展的需要。而当改革的措施推广之后，汉字又开始新一轮的自然流变。汉字演变 汉字的变化好像路的变化一样。路是人们走出来的；路走出来之后，人们隔一段时间就得修缮一次；修缮之后，路又渐渐发生一些变化，如变宽、变直、损毁，或者出现新的分支，需要再次修缮。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前的路渐渐不能满足时代 发展的需要，需要建设新的道路，如铁路、高速公路等等。修路相当于汉字的改革，而路渐渐自然变宽、变直、损毁、分支等变化，相当于汉字的自然流变。这两种变化过程有着不同的性质、趋势、规律和作用，因此过去我们笼统地把这两种变化放在一起讨论汉字的历史演变，得出的一些结论，如“汉字的发展趋势是由繁到简”，难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汉字演变-古字到小篆 在这本书里，古字是指包括大篆在内的小篆以前的文字，含有金文、甲骨文和大篆等字体。汉字演变 金文：古代称铜为金，故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又叫钟鼎文、铭文。金文始见于商代二里岗的青铜器，不过商代二里岗发现的青铜器有金文的只有少数几件。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金文增多；至西周时，青铜器上金文已经较为普遍。商代金文多为象形字以及由象形字合成的会意字。这些字像一幅幅图画，生动逼真，浑厚自然，有的呈团块状。 甲骨文：古代用写或刻的方式，在龟甲、兽骨上所留下的文字。现在发现最早的甲骨文是商朝盘庚时期的甲骨文，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甲骨文大部分也是象形字或会意字，形声字只占20％左右。甲骨文象形程度高，且一字多体，笔画不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大篆：据传为周朝史籀所创，故又称籀文、籀篆、籀书等。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大篆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所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中，其中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大篆是古字向小篆过渡的一种汉字字体。 小篆：小篆是由大篆简化而成。相对于大篆而言，小篆的形体结构简明、规正、协调，笔势匀圆整齐，偏旁也发生一定的变异和合并。与大篆相比，小篆的图画性已经大大减弱，每个字的结构已经比较固定。 相传小篆是战国时期秦国宰相李斯负责整理出来。如果小篆的确是在短时期内整理出来的，则在秦国国内必然有一个主动推广小篆和主动摒斥包括大篆在内的古字的改革过程。 秦国以外的国家所用的文字统称为“六国文字”。六国文字属于古字范畴，图画性强，形状不定，难以识别。 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攻破齐国首都临淄，齐亡。至此，秦统一六国。秦王嬴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秦始皇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实行一系列的巨大改革，以加强和方便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对全国的统治力量。文字改革就是其中之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规定以小篆为统一书体在全国推行，并“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的各种文字。为推行小篆，秦始皇命令李斯、赵高等人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书文，作为标准的文字范本。由于皇帝的高度重视以及皇权巨大的影响，小篆迅速在全国推行开来，而纷繁复杂的“六国文字”也随即退出历史的舞台。汉字演变-小篆到隶楷 在小篆通行不久，民间又创造一种比小篆更为简便、更为定型的新书体。这就是“隶书”。隶书开始时是写得比较草率的和不够规范的小篆。到秦始皇统一文字时，隶书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规范的字体。隶书改篆书一味圆转的线条为方折的笔画，顺应了社会对书写方便和规范的需要。汉字演变 相传，有一位名叫程邈的犯人，在狱中把民间流行的隶书整理出三千个字，传给秦始皇。秦始皇大为赏识，并破格提拔程邈为御史，并准许其字用于皂隶小民之间。此后，隶书不仅仅在秦朝民间广泛流行，政府文件一般也都用隶书书写，但重要的诏书仍用小篆书写，所以隶书在秦代又称“佐书”。 隶书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隶书以前的汉字是用绘画式的线条书写的，而隶书以后的汉字是用横竖撇点折等笔画构成的。自隶书出现后，汉字的结构基本上固定了下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随着秦王朝的覆灭，小篆也就迅速退出历史舞台，隶书成为社会首要书写方式和书法的典范。其后不久，出现了更为规范的楷书字体。汉朝以后楷书占据正统地位。汉字演变-繁体字到简化字 下面详细说一下在这个阶段的汉字结构上的改革过程。 汉字中许多字自古以来在民间就有多种写法，有的写法笔画多，有的写法笔画少。笔画多的叫做繁体字，笔画少的叫做简体字。 隶书和楷书走上历史舞台之时，自然而然地消除了小篆形式的各种繁体字和简体字，但是针对隶书和楷书形式的一些汉字，人们又渐渐创造出的新的书写形式，有的写法笔画多，有的写法笔画少。一般笔画少的占多数。这些笔画少的书写形式叫做简体字，笔画多的叫做繁体字。简体字一般不被官方认可，只流行于民间，因此又叫俗体字。顺便说一下，上个世纪，我们实行简化字运动后，有些简体字或俗体字取代占正统地位的繁体字，成为占正统地位的文字，这些简体字叫做简化字。可见“简化字”和“简体字”是两个相关但不相同的概念。 1909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首次向国人阐明简体字的优越性，并且说明简体字并非本身不雅观。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近代简化字运动的开端。 1922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划委员会成立了汉字省体委员会，正式进行汉字简体字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并通过钱玄同的《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此案首先说明了减省汉字笔画的重要性，指出虽然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而减省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但是当时汉字的弊病已日益明显，而治本的方法又一时拿不出来，所以减省笔画的治标方法是当时唯一的选择。此案还讲述了减省笔画的几种方式，而这些方式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民间使用的历史。 1935年，经过了十几年的学术讨论和准备，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但该表推行不久就遭到某些保守人士的反对。1936年，教育部奉行政院的命令，正式下达了“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的训令，标志着民国时期的简化字运动的夭折。 但是，简化字运动在人民群众仍旧继续进行着，特别是红军解放的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简体字。它们出现在人们手写的稿子和各种印刷品上，人们称之为“解放字”。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解放字”也普及全国，在群众中为新中国汉字简化运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汉字简化工作很快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正式成立，并选举吴玉章为主席。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是马叙伦，下设拼音方案组、汉字整理组、教学试验组、编辑出版组、秘书处。1954年10月，这个委员会将多方研究讨论并经过四次大的修正的《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上报中央，得到中央的批准，并下达地方进行进一步审阅，并开展初步试验。同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隶属于国务院直属单位。1956年国务院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以及《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开始正式推行汉字简化方案。汉字演变 根据国务院的决议，《汉字简化方案》分四批进行。1956年2月推行第一批简化字260个，包括230个简化字和方案之外的30个偏旁类推字；1956年6月推行第二批简化字95个；1958年推行第三批简化字70个；1959年推行第四批简化字92个，另外附录了54个简化偏旁。四批合计517个简化字，其中有30个是《汉字简化方案》之外的偏旁类推字，而《汉字简化方案》中还有28个没有推行。1964年，文改委编印了《简化字总表》，此表分为3个表。第一表收录了352个不作偏旁的简化字，第二表收录了132个可作偏旁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收录了1754个简化字，是应用第二表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对基本上以《新华字典》收录的8000个汉字进行类推简化。总表外还有两个重要的附录：一个是被看作简化字的异体字表，一个是国务院批准的生僻地名用字表。《简化字总表》的编印表明中国第一次简化字运动最终取得了成功。 第一次简化字运动的效果突出：①它把2235个汉字从平均个笔画减省到个笔画，学习起来和书写起来都方便了许多；②消除了一批异体字；③构造更为合理，比如“偿”容易读成“shǎng”，变成简体字“偿”后就不会误读了；④在结构上更为美观，字形之间的差异也更为突出。笔者曾经把繁体字和简化字的汉语报纸给不认识汉字的德国人和泰国人看，让他们比较那种形式的汉字更美观，结果他们大多数认为简化字美观。 在扫盲试验中，简化字扫盲的效率比繁体字扫盲的效率高出20％左右。 第一次简化字运动也存在一些问题：①有些字简化不合理；②有些繁体字该简化的没有简化。这些问题，相对于其上述有益的效果而言，是次要的。 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惯性，简化字运动也不例外。第一次简体字成功之后，有些人又在思索着如何进一步简化汉字，于是开始了第二次简化字运动。其大致过程如下： 1966年到1971年，汉字简化工作处于停滞状态。1972年3月，中国科学院下设文字改革办公室，文字改革工作开始恢复。当年7月，文字改革办公室开始拟定《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并广泛征集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1973年国务院同意恢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名称，归国务院科教组管。1975年文改委拟定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以下称《二简》。1977年文改委在广泛征集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拟定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修订稿，收录了简化字853个。 1977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快文字改革的步伐》，并于次日开始试用《二简》中第一表中248个简化字。1978年3月教育部通知要求全国统编教材一律试用《二简》中第一表字，开始推行《二简》。 但是《二简》中不合理的地方很多：①没有规律地简化了一些字；②不合理的兼并了一些汉字，如把“雕”和“刁”并为一个字。此外，汉字的整体局面被“一简”深刻地冲击后，刚刚恢复平静，又受到“二简”的冲击，弄得有些混乱。因此，从1978年开始人们反对《二简》的呼声越来越高。1978年8月，全国报刊都停止了试用《二简》中第一表中的简化字。汉字演变 从1980年起，有关机构开始修订《二简》，一直持续到1985年。但是在似乎修订完善的时候，被政府废止了：1985年12月，文改委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二简》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并在通知中明确指出“1977年12月20日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自本通知下达之日起停止使用。”这个通知宣告了第二次简化字运动的失败。 第二次简化字运动为什么失败了？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第二次简化字运动的效益非常有限。第一次简化字运动对汉字的结构改动得那么大，而产生的效果在扫盲试验中，简化字扫盲的效率比繁体字扫盲的效率只提高了20％左右。第二次简化字运动的规模远不及第一次简化字运动，群众基础也赶不上第一次简化运动，合理性也不如第一次简化字运动，因而其产生的效益不会有多大。 第二次简化字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思索的问题和很多值得吸取的教训。其中关键的一点是“不熟不做”。因此，1992年11月6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批转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请示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今后对汉字简化应持慎重态度，使汉字保持稳定，以利社会应用。汉字演变-自然流变 （1）汉字结构的自然流变汉字演变 汉字结构上的自然流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异体字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同一个字不同的书写形式越来越多；②笔画的模式越来越多；③书写方式越来越多。 汉字在起源之时，实际上是一幅幅逼真的图画，各个部落甚至各个人在写这些字，或者说画这些画时，都可能不一样，所以每个字的写法有很多种。这种现象在商代甲骨文中仍然非常明显。例如，甲骨文中“尊”字的写法至少有20种，“羊”字写法至少有45种。一个字多种写法相互之间称为异体字。 在汉字结构变革过程中，新的字体取代了旧的字体，旧的字体中各种写法往往同时也被废止了，即消除了许多异体字。但是对于新的字体而言，通过自然演变，在民间又有简化、草化、快写、随便写的现象、要求和趋势，由于各地、各时、各人在简化、草化、快写、随便写时没有统一的规矩，国家又一直没有制定汉字书写的标准，所以一个汉字又产生多种写法，出现了新的异体字。 此外，由于人们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不断增长，现有的字往往不够。因此，就会另造一些字来，由于各个时期各个人造的字往往没有经过专门的机构进行审查就流传开来了，有些字实际上是表示同一个意思，这就又增加了异体字出现的机会。 在字体方面，汉字也发生过较大的流变。例如，隶书走上历史舞台不久，其笔画经过自然流变，形成了楷书。宋朝发明了印刷术，为适应印刷，尤其是书刊印刷的需要，笔画发生进一步的自然流变，出现了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宋体。随看文化事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在西方文字字体的影响下，汉字又出现了黑体、美术字体等多种新的字体，如海报体、综艺体、勘亭流、少女字体、仿宋、扁宋等。这些字体一般用电脑而不是手来“书写”，所以现在又可统称为“电脑字体”。 此外，为手写之便捷以及书法艺术的开拓，人们还创造出行书和草书等多种书写方式。行书的结构和楷书基本相似。草书的结构虽然和楷书差别较远，但是草书一般只作为一种书法，或者作为一种速记方式，在信息交流中应用较少并常遭排斥。 （2）汉字数量的自然流变 在自然流变过程中，汉字的数量是逐渐增多的，这是因为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制造出一些新字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此外，异体字的自然增多也是汉字数量增加的原因之一。 （3）汉字读音的自然流变 从远古时期到现在，汉字的读音发生过一定的自然流变，如上古时期，有一些复辅音，现在都从汉语中消失了。此外，在音调方面，也有一些显著的变化。长期以来，汉字一直没有一个规范的注音工具，是其读音自然流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4）汉字字义的自然流变 从远古时期到现在，有些汉字的字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汉朝以前，“低”只表示“头向下垂”；汉朝以后，“低”才表示和“高”相反，包括“矮”、“地势低洼”、“声音细小”、“程度差”等意义。 （5）汉字的规范化问题 上述汉字的自然流变如果不加以约束、规范和清理的话，将带来严重的混乱。汉字演变 传说中创造汉字的“仓颉”可能是远古时期一个伟大的汉字整理者。周朝史官史籀可能也是一位杰出的汉字整理者。他撰写的童蒙识字课本《史籀篇》客观上起到了规范汉字的作用。上述秦朝以小篆统一中国汉字，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汉字整理规范运动。其后不久，隶书的出现，进一步规范和简化了汉字。此后，汉代的许慎、唐代的颜元孙、宋代的郭忠恕和张有等都对字形混乱的局面做了一些拨乱反正的工作。此外，始于汉末的反切汉字注音方法和魏晋的韵书，为汉字读音的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对汉字而言，也是一场大规模的整理和规范过程。在字义方面，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文运动的推进，即提倡用口语书写文章，反对用文言文书写文章，废弃了许多汉字在文言文中特有的意义，也使得常用汉字的数量至少减少了很多。 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展简化字运动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汉字的规范化运动，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清理和废除异体字；②统一和规范汉字的字形、笔画、笔顺；③统一和规范汉字的读音。关于这个方面的历史，读者可以参考高更生先生所著的《现行汉字规范问题》一书。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人口的流动急剧增长，文化教育和广播电视事业蓬勃发展，全国人民的普通话水平提高很快，很多偏远乡村的老人虽然不会说普通话，但是能听懂普通话。这说明现在中国人民在汉字的发音问题上统一和规范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从上述汉字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启示： （1）汉字的结构可以在短时期内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体现在大篆向小篆的变革之中、小篆向隶书变革之中、繁体字向简化字的变革之中。 （2）汉字的改革是和生产力的大发展相互对应着。 这体现在汉字两大改革活跃时期（秦朝和20世纪）都是发生在生产力大发展的时期。这种现象可以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汉字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工具，生产力的大发展为生产工具的革新提供了技术和人文基础，而生产工具的革新将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又满足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此外，生产力大发展和汉字改革都需要中国处于一个相对统一和稳定的政治局面。这也是其原因之一。演变过程
提供一些简单好写的古代汉语论文的选题，供参考。1.论汉字的性质 2.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3.许慎六书说论评 4.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 5.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6.“‘何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7.现代汉字构形特点 8.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 9.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 10.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 11.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 12.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 13.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 14.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 15.汉字考释方法述评 16.汉字析形方法研讨 17.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18.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 19.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 20.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 21.汉字起源研究述评 22.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 23.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 24.形声字起源试论 25.甲骨文形声字研究 26.《说文》省声研究 27.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 28.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 29.汉字前途讨论述评 30.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31.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 32.论汉字的音义联系 33.江永“女书”源流研究 34.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 35.主谓间“之”字探源 36.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 37.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可以写某个具体的字的字体、读音、字义的演变
古代汉语教学与中学文言文教学如何有效衔接,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汉语教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论文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改革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传承
论文摘要:古代汉语是高等院校中文类专业的主干课和基础课，承担着培养学生的古代汉语素养和古代典籍解读能力等教学任务。这门课程沙及到哲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的内容，甚至包括天文、律历、姓氏名号、职官等文化常识，可谓内涵丰富、外延广阔。而以上这些内容，正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在当前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改革更应该侧重于观照传统文化的解读方式，将传统文化的传承视作其重要任务之一。
和我国高校的其他课程一样，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古代汉语的教学改革也刻不容缓。新时期的古代汉语课程改革，我们认为在发挥其“工具性”作用的同时，更应该提倡在古代汉语教学中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人文素质 教育 、审美情操培养等多方面的功能，对此，笔者已撰文讨论。本文就古代汉语教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相关问题试做讨论。
一、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谈起
我们到的教学材料表明，古代汉语这门课，在1958年以前，不同高校在不同的时期，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各有不同。据王力先生说，“有的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 作文 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话，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后，学者们重新考虑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以提高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从.此，古汉语的教学改革开始，并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自从王力先生于1962年主持编写并出版适用于全国高校文科专业的第一套古汉语教材以来，古代汉语课有了较为确定的内容，即采用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结合的原则，并以这三个方面作为古汉语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从此，古代汉语课程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教学目的，即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
培养这一能力就是为学生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等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以上这些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知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应该观照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将其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本身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
我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内涵包括睿智的哲学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伦理体系、辉煌的文学艺术、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浩瀚的文化典籍等诸方面。古代汉语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它的内容就是以上传统的优秀文化内容的复合体。
现行古代汉语教材大多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作为参照，学者们或采用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原则，如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振家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或主要突出文选和通论两部分，如易国杰主编的《古代汉语户。但他们的教材都彰显了我国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下面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为例(以下简称王本)，仅就文选部分和通论所承载的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加以讨论。
王本《古代汉语》在文选部分选取了《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经典的史学作品，还有《诗经》、《离骚》、唐宋古文、唐宋诗词等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诸子百家的哲学作品(尤其是正统的儒家作品)，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在古代汉语教材的课文中比比皆是。
有反映个人修养的，如《论语·学而》，讲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说明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作为古汉语的教学内容，必然使学生通过学习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有反映教与学关系的，如《礼记·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一观点到现在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又有反映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论语 ·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叹息时所说的话，意思是个人对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人不能逃避现实。
另外教材所选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其中的 名言 :“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体现了古人心系天下，先于民忧，后于人乐的传统道德观念。以上这些都是古人优秀的品质，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可使学生受到熏陶，起到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作用。
通论是现行古汉语教材都非常重视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王本《古代汉语》“通论”涉及到文字学、训沽学、音韵学的诸多内容，还涉及到文体、修辞等语言学知识，古代的姓氏名号、车马宫室、职官、乐律、天文历法等丰富的文化知识。以文字学知识来说，包括“汉字的构造，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等内容，给我们揭示了汉字和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汉字的书体有甲骨文、金文、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 草书 、行书等。
对学生来说，从汉字人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我国历史上对汉字较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可以说汉字本身及许慎依据汉字形体结构阐释字义的过程，都积淀着丰富的古代传统文化信息。《说文解字》通过说解汉字展示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容，陆宗达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即古代社会生产、古代的科学、古代医疗学、社会制度等，包括范围很广阔。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已经不单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古汉语知识学习，而是观照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知识空间扩大了很多。
还有一些关于古代的姓氏名号、服饰、车马、宫室、天文等方面的内容，给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空间就更大了。比如，我们通过学习“古代的姓氏名号”，就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冠而称字”，所以，称别人的“字”以示尊重。我们知道了古人还可以有“号”，如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古人去世以后还有谧号，而溢号往往根据此人生前品行业绩而定，如陶渊明溢号“靖节先生”，显然是依据其高洁之行得来的。
学了天文律历，我们得以了解古人善于将音乐中的十二律对应岁时的十二月，再读陶渊明的《自祭文》“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就知道“律中无射”实际指的是9月份，是用乐律名称表达时序，因为“无射”刚好和“季秋”时节相对。学生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接纳、传承的过程。 三、当前的文化大背景决定了古代汉语课堂应该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曾一度出现了文化“向西看”的情形，且势头不小。曾有人盲目地仿效，不论是非，不辨美丑，置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于不顾。就拿节日习俗来讲，人们迷恋于“ 圣诞节 ”、“情人节”，不管是否符合国情，只要是西方的，就很乐意“拿来”，使传统文化备受冷落。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传统文化有了回归的趋势。如，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充分展示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四大发明、中 国画 、 武术 、中国戏曲、皮影戏、古代音乐等等。开场戏《击击而歌》，更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古老而热情的迎接贵宾的喜庆仪式，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意蕴。
2009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传统节日， 清明 节、 端午节 、 中秋节 等重要传统节日和 春节 一同作为法定假日，这将有利于弘扬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因为中国每个传统节日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还有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 留学 ，“孔子学院”在许多国家的建立等，都为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之如。
在以上大的文化背景下，作为高校的教育者，我们有责任加人到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更应该走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队伍的最前列。从这个方面讲，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应义不容辞地将古状汉语课堂作为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主阵地，这是责任也是义务。
四、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 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教师是严峻的挑战，不仅要求古汉语教师要有专业献文化素养，还要有好的 教学 方法 。我们所说的“专业的文化素养”主要指古汉语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还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面，对我国古代的政治、历史、天文、教育、哲学、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人地理解教材，才能有效地进行古代汉语教学。
“好的教学方法”贝组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各种方法或者技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唤起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兴趣，导他们去探究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加人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的队伍中来。具体来说，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如讲到《论语》时，教师应结合现实，引导学生感受古人为人处事的准则、教书育人的方式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
再次，改革教学方法。古代汉语教师不能一成不变地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而应及时地运用新的教学手段，多样化的教学活动，精心组织古汉语教学，注重弘扬民族精神。比如，运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文化解读的教学模式、生动活泼的图片等再现古文字、历史、诗词画面，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准确地理解古代文化知识的积极意义，从而受到美的熏陶。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适时地对高校古代汉语课程进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的改革。这种改革的重点正如东北师范大学张世超教授所讲:“我们的古汉语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字、词、句、语法等知识的讲解上，我们更要通过《论语》、《古文观止》、教材中的优秀篇目来塑造学生的品格，了解我们华夏悠久灿烂的文化传统，并要将之发扬光大。”
【论文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传统文化传承
【论文摘 要】古代汉语教材中含有大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有益营养，古代汉语教学活动和教学过程也存在大量的弘扬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良好机会。作为教师，应当充分利用好这个优势，想方设法，为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提升学生人生境界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古代汉语作为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历史学、中文秘书学、教育学、哲学等许多文科专业都需开设的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课程，它在承担起培养学生古书阅读能力的同时，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我们的教学自然应当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找到正确的途径和方法，肩负起育人的职责。
一、古代汉语教学的传统文化传承作用
(1)促进华夏文明生生不息。古代汉语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具有非同寻常的社会作用，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从事古代文化典籍研究的人已日渐减少;另一方面古文化距离我们又比较遥远，古代文献资料又是用文言写成的，这种语言对现代人来说已日渐陌生，这更增加了文化传承的难度。古代汉语是学习、传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基础所在，要使文明延续，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掌握古代汉语文言这把开门的“钥匙”，才能让我们领略无限风光，在阅读、思考、传承和创新中继承文明，使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家园。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中华文化为源头、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文化是针对文化的传承而言的，它强调的是文化的本源和沿着这个本源传承下来的全部遗产，是迄今为至中华民族经过筛选、淘汰，不断丰富又不断增长的人文精神的总和。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伟大的高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此传承文化时，对那些缔造过我们民族精神，价值趋向的核心思想必须继承下来，它是我们精神的家园。
(3)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学生作为一名合格社会公民，主要应解决做“人”的问题。古代汉语教学，要在着眼字、词、句教学的同时，更注重领会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人文情怀，在堂堂“君子之文”中，重德修能，体味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时代发展到今天，多元文明渗透到许多领域，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不同程度的冲击。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文明的成果，我们寄希望于有识之士的倡导，寄希望于普通民众的热爱，更寄希望于对古代汉语教学的更上层楼，因为它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其他专业无可比拟的优势。
(4)发挥传承文化的载体作用。古代汉语课要发挥文化载体的作用，担负起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职责，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因为这关系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繁衍。学习古代汉语，有助于掌握古代优秀文化遗产，提高全民族的道德修养，坚定民族自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民族的凝聚力。倾注了无数先哲心血的这笔财富是由文言文这种语言形式写成的，要了解这些文化，必须具备阅读经典作品的能力。
(5)发挥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的鉴别作用。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深邃厚重。漫长的岁月里，祖先为我们留下了璀璨夺目的文化典籍，这些遗产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医药、卫生、服饰、礼仪、典章制度等诸多领域，它们都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而这一切都是以古汉语文言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继承和研究它，要去粗取精，为今天服务，就必须扫除语言文字障碍。这就必须熟悉古汉语的语词、语言、语法构造，以做到游刃有余。
二、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
再次，改革教学方法。古代汉语教师不能一成不变地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而应及时地运用新的教学手段，多样化的教学活动，精心组织古汉语教学，注重弘扬民族精神。比如，运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文化解读的教学模式、生动活泼的图片等再现古文字、历史、诗词画面，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准确地理解古代文化知识的积极意义，从而受到美的熏陶。
参 考 文 献
[1]张雪辉.重视传统文化传承的理念与语文教学转向[J].基础教育参考.2006(8)
[2]韩振.传统文化是古汉语教学的重心——张世超教授访谈录[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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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语法的特点是：1、词类之间互用多。比如，有的名词用作动词有的形容词用作动词。2、省略句比较多。比如，主语常常蒙前省，介词、量词往往省略。3、倒装句比较普遍。比如，有的谓语、宾语、前置，有的状语后置。
与古汉语比较,现代汉语语法有以下7个特点： 1、量词越来越丰富； 2、介词、语气词基本上已完全更换； 3、代词系统明显简化； 4、词类活用现象显著减少； 5、先秦时代没有的动态助词成为常用的词类,动结式动补短语、被字句、把字句等成为基本的句法结构和句式； 6、代词宾语在否定句、疑问句中的位置有了改变； 7、句子的连带成分增多,结构趋于复杂,表意更为准确、精密.
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专著1部，编纂1部，与人合作编著2部。主要的有：1. 《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2002年2月第二次印刷。2.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全四册），中华书局2005年1月第一版。3. 《宁波方言词典》（合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4. 《〈中国语文〉1990年第1期读后》，《中国语文》90年6期。5. 《〈汉语大词典〉一 、二、三卷读后》，《中国语文》91年4期。6. 《亲属称谓词的变读再补》，《中国语文》91年6期。7. 《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与张永言先生合撰），《中国语文》95年6期。8. 《先唐佛经词语札记六则》，《中国语文》97年2期。9. 《系词“是”发展成熟的时代》，《中国语文》98年2期。10. 《〈世说新语〉词语考辨》，《中国语文》00年2期。11. 《汉语“说类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中国语文》03年4期。12. 《〈老乞大〉诸版本所反映的基本词历时更替》，《中国语文》05年6期。13. 《〈朴通事〉的成书年代及相关问题》，《中国语文》06年3期。14. 《唐宋类书好改前代口语——以〈世说新语〉异文为例》，〔台湾〕《汉学研究》18卷2期（2000年12月）。又载于《南大语言学》第一编（商务印书馆2004年5月）。15. 《从汉语史看“多”“少”直接修饰名词问题》，《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八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10月）。16. 《〈齐民要术〉校释商补》，《文史》03年第3辑（总第64辑）。17. 《“作（为）某地”式试解》，《古汉语研究》89年4期。18. 《评新版中学语文课本文言文的注释》，《古汉语研究》90年2期。19. 《新版中学课本文言文注释商兑拾补》，《古汉语研究》92年3期。20. 《〈史记〉标点商榷》，《古汉语研究》92年4期。21. 《也说“麀鹿攸伏”之“攸”》，《古汉语研究》95年3期。22. 《〈世说新语〉“如馨地”再讨论》，《古汉语研究》96年4期。23. 《方位词“里”考源》，《古汉语研究》99年2期。24. 《〈汉语大字典〉的功臣──读周志锋著〈大字典论稿〉》，《古汉语研究》01年1期。25. 《“所以”完全变成连词的时代》，《古汉语研究》02年2期。26. 《试论〈齐民要术〉的语料价值》，《古汉语研究》04年4期。27. 《汉魏六朝词语杂释》，《语言研究》90年2期。28. 《〈两拍〉词语札记》，《语言研究》93年1期。29. 《〈中古汉语语词例释〉读后》，《语言研究》94年2期。30. 《常用词历时更替札记》，《语言研究》98年2期。31. 《关于〈训世评话〉文本的若干问题》，《语言研究》03年4期。32. 《论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语言研究》06年2期。33. 《也说〈诗·新台〉之“鸿”》，《古籍整理研究学刊》92年3期。34. 《〈清平山堂话本〉校点献疑》，《古籍整理研究学刊》93年2期。35. 《说“狼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94年2期。36. 《〈晋书〉点校商兑》，《古籍整理研究学刊》97年1期。37. 《〈高僧传〉标点商兑》，《古籍整理研究学刊》97年3期。38. 《〈齐民要术〉“喜烂”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02年5期。39. 《释“严妆”》，《辞书研究》90年1期。40. 《〈元语言词典〉评介》，《辞书研究》00年1期。41. 《几组常用词历史演变的考察》，《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一辑），巴蜀书社，1998年7月。42. 《从词汇史看八卷本〈搜神记〉语言的时代》（上），《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三辑），巴蜀书社，2000年12 月。43. 《从词汇史看八卷本〈搜神记〉语言的时代》（下），《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四辑），巴蜀书社，2001年11月。44. 《也说“面善”“万国”──兼论编纂方言词汇集的重要性》，《词库建设通讯》（香港）总第16期（1998年5月）。45. 《词源札记——报复、凡是、经费、同情、组织等52词的词源》，《词库建设通讯》（香港）总第19期（1999年3月）。46. 《“比数”的语源和词义》，《词库建设通讯》（香港）总第21期（1999年11月）。47. 《“伐轮”、“伐辐”及其他》，《徐州师范学院学报》86年2期。48. 《〈左传〉“死且不朽”解诂》，浙江省语言学会编《语言论丛》，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49. 《“聊赖”释义辨正》，《文史知识》91年4期。50. 《〈红楼梦〉标点琐议》，《红楼梦学刊》92年第三辑。51. 《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札记》，《俗语言研究》第四期。52. 《〈章太炎遗嘱〉释文校正》，《学术集林》卷七（上海远东出版社96年4月）。53. 《〈周氏冥通记〉词汇研究》，《中古近代汉语研究》（第一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54. 《上博楚简〈孔子诗论〉释读管窥》，《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纪念文集》（《汉语史学报专辑》[总第三辑]），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55. 《汉魏六朝“进”字使用情况考察——对〈“进”对“入”的历时替换〉一文的几点补正》，《南京大学学报》01年2期。56. 《宁波方言词语札记三则》，《吴语研究：第二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57. 《“承”有“闻”义补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03年1期。58. 《佛经词语考释四则》，《浙江大学学报》05年5期。59. 《〈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评介》，《语言科学》06年2期。60. 《〈女仙外史〉释词》（上），《周口师范学院学报》06年3期。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27 Initials of Qieyun切韵27声母的分布——用黄伯虔师“轻重不平衡”理论处理《切韵》的作业汉语史学报<>, 黄笑山 切韵韵目小注的“同”与“别”语言研究集刊第四缉<>, 20071000黄笑山 On the Fanqie Structure of Chongniu in Jingdian Shiwen经典释文重纽反切的统计及结构特点浙江大学学报37<5>, 20070910黄笑山，李秀芹 中古介音-r-消失所引起的连锁变化语言暨语言学<>, 20070101黄笑山 切韵分韵和诗文用韵的关系问题商务印书馆<>, 20070101黄笑山 从泰汉关系词看中古汉语三四等韵的差异南开语言学刊<2>, 20070100黄笑山 Several Questions baout Translation of the Phonetic Term in the Chart of IPA对国际音标及其译名的理解浙江大学学报36<5>, 20060905黄笑山 The Adevances of Methods ofr Researching Rhyme Classifications of Poems and Riming Compositions in Middle Chinese中古诗文用韵考研究方法的进展语言研究第26卷<第3期>, 20060900金雪莱，黄笑山 《庄子·大宗师》“简”字义释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7<4>, 20060000李秀芹，黄笑山 国际音标（修改至1993年，1996年更正）南大语言学<第二编>, 20051200黄笑山 音位构拟的原则及相关问题音史新论：庆祝邵荣芬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 20050501黄笑山 汉语史研究中的音位原则音韵论丛<>, 20040100黄笑山 《〈七音略〉校注》跋《〈七音略〉校注》<>, 20030701黄笑山 《切韵》元音分韵的假设和音位化构拟古汉语研究<3>, 20020931黄笑山 儿郎伟和悉昙颂的和声新疆大学出版社(语言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20020809黄笑山 “儿郎伟”和“悉昙颂”的和声新疆大学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20801黄笑山 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中国人民大学人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5>, 20020531黄笑山 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人大复印资料<>, 20020509黄笑山 切韵元音分韵的假设和音位化构拟古汉语研究<>, 20020309黄笑山 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浙江大学学报<>, 20020109黄笑山 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浙江大学学报32<1>, 20020101黄笑山 儿郎伟和悉昙颂的和声其他新疆大学出版社(语言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0<0>, 2002-08-09 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其他人大复印资料0<0>, 2002-05-09 切韵元音分韵的假设和音位化构拟一级期刊古汉语研究0<0>, 2002-03-09 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其他浙江大学学报0<0>, 2002-01-09 儿郎伟和悉昙颂的和声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3>, 20010930黄笑山 “儿郎伟”和“悉昙颂”的和声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10301黄笑山 “儿郎伟”和“悉昙颂”的和声其他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0<0>, 2001-03-01 方块壮字的声旁和汉语中左韵母<<中古近代汉语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0401黄笑山 方块壮字的声旁和汉语中左韵母其他中古近代汉语研究0<0>, 2000-04-01 汉语中古语音研究述评古汉语研究<>, 19990915黄笑山 汉语中古语音研究述评一级期刊古汉语研究0<0>, 1999-09-15 中古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古汉语研究<>, 19981110黄笑山 中古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级期刊古汉语研究0<0>, 1998-11-10 <<切韵>>与母独立试析古汉语研究<>, 19970901黄笑山 <<切韵>>与母独立试析一级期刊古汉语研究0<0>, 1997-09-01
本书汇集论文32篇，有对汉语史研究和训诂学研究的关系的论述，有对当前中古、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的综述和展望，也有对该领域一些研究语料的价值的分析，更主要的是对中古、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中诸多疑难问题的考证及进一步探讨。所做工作涉及汉语俗语词、俗字的考释、口语语法规律的探索、俗语言文献的整理等多个方面，对汉语史研究、古籍整理、辞书编纂以及高校语文教学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后附有“本书重要词语音序索引”。董志翘（1950—）男，浙江嘉兴市人。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主任，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汉语史、训诂学及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重点社科项目1项、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3项、省政府社科基金项目1项。出版专著《中古虚词语法例释》、《训诂类稿》、《<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中古文献语言论集》、《<观世音应验记三种>校注》、《20世纪以来中古汉语词汇研究论纲》等9部、译著l部，参编大型语文辞书4部，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20余篇。其代表作曾获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项（2002）、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1项（2003）、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项（1995、2001）、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项（2002、2006）。序21世纪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随想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概述训诂学与汉语史研究汉文佛教文献语言研究与训诂学汉译佛典的今注今译与中古汉语词语研究——以《贤愚经》《杂宝藏经》译注本为例试论《观世音应验记三种》在中古汉语研究方面的语料价值《高僧传》的史料、语料价值及重新校理与研究故训资料的利用与古汉语词汇研究——兼评《故训汇纂》的学术价值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比数”新解扬雄《方言》与中古、近代汉语词语溯源（二例）佛教文献与《世说新语》疑难词语考释《世说新语》疑难词语考索中古汉语中的“快”及与其相关的词语汉译佛典中形容词的“同义复叠”修饰中土佛教文献词语零札中华版《高僧传》校点商补梁《高僧传》“疆场”例质疑“儿”后缀的形成及其判定——兼与竺家宁先生商榷《唐律疏议》词语杂考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词语略考汉语词汇研究与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的整理
古汉语中词的兼类与活用的联系和区别古代汉语中的词类转换情况多而复杂，而现在语法界对词的转换的处理方法不统一。例如：在“（诸葛）亮身率军攻祁山”句中，“军”充当宾语，是“军队”的意思，具有名词的语法特点，属名词类；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句中，“军”带补语“细柳”，是“驻扎”的意思，具有动词的语法特点，又属动词类，对此有人认为“‘军’兼属名词、动词两类”，应把它作“兼类”讲，不应作“活用词”讲；有人认为“‘军细柳’的‘军’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不属兼类”。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兼类”和“活用”两个概念的理解。前者认为一个词只要兼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类，就属“兼类”，不要有“活用”的说法；后者认为一个词只要改变了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的作用，就是“活用”，不需要有“兼类”的说法。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都比较片面，都没有对“兼类”和“活用”作出科学的解释。我主张古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应二者兼而有之。为什么要“兼类”和“活用”二者兼而有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词的“活用”，什么是词的“兼类”的问题。什么样是词的活用呢？从语法角度讲，汉语中的每个词，都属于一定的类别。按本类的语法属性去用词叫本用，反之，叫活用。张世禄教授给“活用”这样定义：“有些词往往在实际的语法结构中临时充当别的成分，和它们经常的用法不合的，这叫‘词的活用’。”（《古代汉语》）廖序东教授给“活用”是这样定义的：“如果一个词偶尔改变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所起的作用，这就叫词的活用。”（《文言语法分析》）这两位教授对词的活用下的定义都强调“临时”或“偶尔”。这就说明词类的活用实际是词在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词类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围，不能算是兼类。例如：名词，其语法特点是：可以自由用作主语、宾语；可以用作名词谓语，但不能用作叙述句的谓语，不带宾语；它的前面可加名词、数量词、形容词，但不能加副词。“人”这个词，被用作主语、宾语、定语，是它的经常“职务”，因此它是名词； 至于“人”在“有狼当道，人立而啼。（《中山狼传》）”，这句中的“人”，不是作主语，也不是用作宾语、定语，而是作“立”的状语，意思是“像人似的”。这是它的临时“职务”。这个作用和意义 ，离开了这个具体的句子，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个“人”是名词作状语，这是它临时取得了作状语的作用，是词的活用，而不能说“人”是兼类词。什么叫词的兼类呢？“如果一个词经常具备两类词的语法特点，那就是词的兼类。”（《中学语文教师手册•古代汉语》243页）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词的兼类和活用不同，活用属临时用为某类，兼类属经常用为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兼类和活用有着很大的联系，当一种活用经常化，约定俗成，就变成了兼类了。吕叔湘先生说：“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尔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这种活用如果经常化了，就成了词类转变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46至47页)兼类的词由于在实际语法结构中多次“活用”，以至经常化而把它们的“变性”固定下来，这往往就是词义的引申转变，但是词义的引申转变和“词类活用”毕竟不是一回事，词义的引申转变，是使语言中形成“同词异义”的现象，产生大量的“多义词”，这属于词汇学、词义学范围。“词性活用”则是实际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所以是属于语法学的范围。活用可以发展为兼类，而兼类词，当其中某一类用法在历史中消亡了，这样兼类词就变成了单类词。例如“衣”现在属名词，而在先秦，它兼属名词和动词两类。“衣”在《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四部书中使用的情况如下表：书 名 名 词 动 词 合 计《论 语》 8 5 13《孟 子》 4 9 13《荀 子》 40 9 49《韩非子》 50 22 72合 计 102 45 147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例如“友”，在《论语》中出现19次，其中作名词用7次，作动词用12次。“军”，在《左传》中出现42次，其中作名词22次，作动词20次。由于这些词在现代汉语里都是名词，所以当看到“乘肥马，衣轻裘”(《论语》)，“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晋军函陵，春军汜南”(《左传》)，就自然而然将它们看作词类活用；而古代它们本属兼类。我们读秦汉时的代的古籍，深感词类活用的情况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词类活用的确较现代为多，而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古代属兼类词，发展到后来成了单类词。而古代汉语语法书大部分将其视为词活用。中学语文教材，在注释时将兼类词全部注释为活用，这就使学生感到古代词类活用很多，形成古代汉语“词无定类”感觉。对于那些本属兼类的词，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属活用的临时义，而在古代它们属常用义，“像夏雨雨人”的“雨”，往往容易看成是活用，其实在古代“雨”是兼类词，名词义、动词义都是常用义。而教材编写者是以今度古，这显然是不合适的。综上所述，兼类和活用两种提法并存的理由：一、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不符合汉语语言发展的实际和规律。“兼类”不仅古代汉语中有，现代汉语中也有。只不过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比现代汉语更多罢了。而我们承认现代汉语中的“兼类”，却不承认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显然是主观臆断，忽视了语言源和流的关系。二、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混淆了词汇学和词义学与语法学的概念，因为兼类属于词汇学和词义学的范畴，词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畴。三、“活用”和“兼类”是互不包含的两个定义，如果只取其一，均有不能涵盖的部分。四、只取一种提法不利于文言文的教学。因为词类转换是古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如果只取“活用”的提法，那么活用的词就太多了，学生会望而生畏；如果只取“兼类”的提法，似乎造成词无定类的感觉。既然如此，那么怎么样区分词的“活用”和“兼类”呢？一、 看其出现的频率高不高。词的兼类和活用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偶尔”转类，后者是“经常”转类。因此，兼类的词已被人们约定俗成，有社会性，在古代汉语书面语言中，它的出现频率是比较高的。如“目”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20次，其中用作动词的6次；“名”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37次，其中用作动词的15次；近二分之一；“轻” 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9次，其中用作动词的就有6次。活用的词，从整体上来说，是常见的现象，但就某一具体的词来说，只是偶尔用作别类词。例如“臣”本是名词，在“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语哉!”(《史记•苏秦列传》)句中的两个“臣”不属本用，也不是兼类，而属活用。“臣人”，“臣”后带有宾语“人”“臣人”是名词用为使动，使人来臣；“臣于人”，有介词结构作补语，是被人所臣的意思。所以在古汉语中词的转类出现频率的高低是区别兼类和活用的重要条件。二、看辞书义项收没收。兼类词由于它们经常用作几类词，因此它们所兼类的几个词类的义项，大都被辞书列为义项。例如：“雨”“亲”“枕”等兼类词的几个义项，在辞典中都可以查到。而活用的词，它活用的这个义项，因其是临时赋予的，其意思主要根据语境来确定，辞典一般都不作为一个义项列出。所以辞典中是否查到这个词作别类词的义项可以作为区别兼类和活用词的主要依据和简便方法。三、 看是否读破。前人把用本义、按本音读出的字，叫如字；用改变一个字的读音表示其他意义或词性的转变的读音，叫读破。古代汉语中读破，绝大多数是把原来读为平声或上声的字变为去声。由于有些词，尤其是名词，经常转类为动词，也就经常要读破，因此兼类词，尤其是名词兼属动词，多数是多音词，辞书中大都把它们列为多音多义词。例如“语”，本来是名词，读“yǔ”，但有时用作动词，读“yù”。如《鸿门宴》中“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中的“语”就是一例。“王”当名词用时读wáng,当动词用时读wàng。名词活用动词，尽管也有人主张在朗读时采用破读的方法，但由于它们是“偶然”转类，这类词，字词典都不会列为多音多义词。因此，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列为多音多义词，都是兼类词；但不能说，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没有列为多音多义词，都不是兼类词。因为有许多古书中注明的“读破”词由于诸种原因并没有保留下来，辞书也无法将其注为多音多义词。四、 看有没有派生词义的能力。兼类词往往有固定的词义，因此，它就具有按词义引申规律派生新义的能力。如“履”以“踩踏”为基本义，又派生出“实行”、“执行”等义，如“处其位而不履其事”(《礼记•表记》)中的“履”就是“实行”的意思。而活用的名词的临时义则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派生新义的能力。综上所述，古代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并存，不但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可能.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论文引言心理动词是动词里很有特点的一个小类。吕叔湘明确地把心理动词列为动词的小类。此后，学者对心理动词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心理动词的判定、分类和句法功能等几个方面展开。相对其他的动词小类，心理动词研究仍显薄弱。古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落后于现代汉语，且研究方法滞后。笔者不揣鄙陋，就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的一些想法求教于方家。二、心理动词的判定及分类心理动词判定问题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难点，很多学者提出自己的判定标准，概括来说可分为三种：(1)意义标准，如黄伯荣、廖序东等；(2)形式标准，如周有斌、邵敬敏等；(3)形式与意义相结合标准，如王红斌等。一方面，由于单一依据意义标准或形式标准在语法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因为心理动词自身的复杂性，它不仅牵涉语法问题，而且和心理学、认知科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在心理动词研究中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动词表示情感、意向、认知、感觉、思维等方面的活动或状态，心理动词原则上都是及物的。心理动词内部的分类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结合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心理动词，分为状态和动作两个大类。状态心理动词表示心理情绪状态，如“哀”、“患”、“妒”等，该类动词一般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行为心理动词表示心理动作行为，如“猜”、“测”、“悉”等，该类动词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依据情绪的特点，状态心理动词分为负面和正面两个次类，如“怜”、“怨”、“厌”、“惋惜”等为负面心理动词，表达心理负担意义；如“爱”、“喜”、“敬重”等为正面心理动词，表达积极的心理意义。动作心理动词可分为思维和感知两类。三、心理动词的研究方法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目前所见主要有李启文、陈克炯、刘青等几篇，与其重要的词类地位并不相称。现在的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研究方法陈旧，还停留在心理动词所带宾语、状语、补语等的描写上；研究内容狭窄，主要是专书、专题的描写和统计上。鉴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存在的问题，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一)心理动词及物性研究汉语中的一些词的组合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发生一些变化，心理动词也是这样。及物性是施事通过行为对受事的影响，及物性事件的典型形态句法是“施事+受事”。及物动词作为动词的一个小类，其内部也不是匀质的，有的及物性高，有的及物性低。从抽象层面看，及物性是一个语法原型，构成一个及物性的连续统。越靠近原型，及物性越强，反之及物性就越弱。将及物性理论运用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可以加强我们对心理动词的认识。心理动词及物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心理动词能否带宾语。如“怒”、“悲”在上古汉语中是动词，可以带宾语，如：(1)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中忠也。(《荀子·臣道》)(2)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庄子·徐无鬼》)而现代汉语里，“怒”、“悲”变成形容词，不可以带宾语。“怒”、“悲”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动词的及物性逐渐减弱，情态特征逐渐增强，最终从动词转变为形容词。二是心理动词带宾语能力的强弱。有些心理动词以带宾语为常，宾语类型丰富；有些心理动词常不带宾语，且宾语类型较单一。以《世说新语》“知”、“安”为例，“知”作心理动词共99见，其中带宾语85见，带宾语比重占86％；“安”6见，带宾语只有2例，带宾语比重占33％，如：(3)由是知之。(《世说新语·文学》)(4)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Y,-T孰愈?”(《世说新语·品藻》)(5)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世说新语·言语》)(6)岳于是始知必不免。(《世说新语·仇隙》)(7)不知有功德与无也。(《世说新语·德行》)(8)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世说新语·德行》)(9)一坐成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世说新语·文学》)(10)劭亦安其言。(《世说新语·品藻》)“知”的宾语类型有体词性宾语，如名词(3)、代词(4)、偏正l生名词词组(5)；谓诃性宾语，如偏正性动词词组(6)、并列词组(7)；小句宾语，如(8)。“安”所带宾语类型简单，只有名词—类，如(9)、(10)。(二)语义场理论语义场是指若干个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义位聚合而成的系统。将分散、零星的个案研究纳入相应的聚合群中，加以系统地考察，能更好地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发现一些语言规律。陈克炯将“怜”系、“怨”系、“厌”系、“忧”系和“惧”系均看作同义义场。陈先生发现各系心理动词的述谓功能存在不匀质的现象，除了与各系词义所反映的心理负担轻重的不同有某种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各系对不同宾语的选择性上存在差别。为此，我们调查了《世说新语》里12个表“忧怕”义的心理动词带宾语的情况，统计情况见表l。一方面，“忧怕”类动词内部的使用频率也不平衡。使用频率最高的3个分别是“忧”、“患”和“恐”，共43例，次之是“惧”、“畏”和“惮”3个，共18例，这6个动词共占“忧怕”类动词91％，即《世说新语》“忧怕”义主要由“忧”、“患”、“恐”、“惧”、“畏”和“惮”这6个动词承担。另一方面，心理动词的使用频率与所带宾语的比例不一定成正相关关系。如“忧”使用次数最多，带宾语比例为53％，而“恐”少于“忧”，带宾语比例却为86％，使用频率与带宾语的能力并不是正相关的。据此可以认为表“忧怕”义的动词在组合功能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语义场内部并不是匀质的。这一研究方法可运用到其他义的心理动词语义场的研究之中。(三)心理动词的量级问题受程度副词修饰是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心理动词受程度副词修饰有量级的差别。如《世说新语》心理动词所带的程度副词共有15个，它们分别是：甚、大、了无、深、殊、雅相、绝、至、雅、弥、横、殊自、深相、真、奇。这些词内部也存在级的差别，大致可分为“极”类和“甚”类。“极”类有殊、殊自、绝、至、横、奇共6个，表示程度达到极点；“甚”类有甚、大、了无、深、雅相、雅、弥、深相、真共9个，表示程度超过一般但未达到极点。同一心理动词用表1不同程度的副词修饰，其表达的程度量自然不同。“极”类副词的程度量要高于“甚”类副词，如：(11)a.向雄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淮横怒，遂与杖遣之。(《世说新语·方正》)b．族人大怒，便举棵掷其面。(《世说新语·雅量》)(12)a．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藏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b．左右宜深慎此!(《世说新语·假谲》)上面各组a句均使用的是“极”类程度副词．b句使用的是“甚”类程度副词。每组的a句的情绪量要高于b句。(四)心理动词的过程结构表达动词的过程结构与许多语言现象，特别是与语言的“体”表达有密切关系。郭锐系统分析了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认为动词的过程结构就是起点、终点和续段三要素的组织。根据三要素的有无和强弱的差异，他把汉语动词过程结构分为无限结构、前限结构、双限结构、后限结构和点结构五类。郭先生认为前限结构的动词多为心理动词。这一观点正确地揭示了汉语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颇有见地。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存在较大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汉语动词过程表达使用的助词“着”、“了”和“过”在上古和中古汉语还没出现；二是古代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主要是由置于谓语动词之前的“已”、“既”、“方”、“正”等副词或置于谓语动词之后的“毕”、“竞”、“讫”、“已”、“罢”等半虚化动词来表达。(13)吾以君为垦知之矣，故入；犹未知之也，又将出矣。(《国语·晋语四》)(14)君子垦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礼记·学记》)(15)想芏，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尚未回来。(《红楼梦·第七十八回》)(16)暗自想罢，不觉大喜，因此就有些不甚防备。(《七剑十三侠·第七十七回》)上举(13)、(14)例分别为副词“已”、“既”用于心理动词之前表时态，(15)、(16)例分别为半虚化动词“毕”和“罢”用于心理动词之后表时态。(五)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认知与心理动词密切相关，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李明从“叙实性”角度分析了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问题，引申路线是：言说—认为—以为。在这个过程中，词义一步步打上主观性的烙印，预设义逐步融入词汇的理眭意义，最终成为词语的常用意义。心理动词的语法化也是主观化的过程，高增霞认为“怕”的语法化历程是：害怕—担心—担心—认识情态—认识情态。我们认为，除了“怕”以外，其他“害怕”类心理动词也具有类似的语法化过程。如“恐怕”最初只是一个心理动词，在使用过程中主观性增强，逐渐成为副词。根据调查发现，“恐怕”较早出现在文献里的时代是唐代，为“害怕”意义，明清时期逐渐演化出表情态的副词用法。其语法化过程是：心理动词一心理动词／副词—副词。在这个过程中，“恐怕”的动词义逐渐减弱，主观义逐渐增强，主观义最终基本取代动词义，“恐怕”的词性就由动词转变为副词。
音转的“四有”模式内容提要：音转的的定义、形成，音转的“四有”模式的作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音转的理论价值。重点是我所理解的音转的“四有”模式，我称其为“三因一果”规律和“时”“空”的经纬学理论。关键词：音转 “四有”模式 时 空 字 音文史类的同学都会认为古代汉语是一门比较难学的学科，或者说是一门没有为什么的学科。往往是老师讲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或者书上讲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虽然，有很多的学者在研究这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音韵上的问题。可是，真正的成就往往屈指可数。这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一：音韵在古代没有具体可考的资料，更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很好的语音存储机器。一般是都是口述相传的，这也是音韵学难考证的重要原因。二：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很多的语音都存在了偏差，或者说根本是完全不同的两中语言，那么就使得音韵学变得更为广泛和复杂，并且相当的繁琐和具体。没有一定的同意规律。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如人为的感情色彩等，都会在音上有所变化，使得音韵学变得困难重重没有规律。我就与音韵学相关的内容——音转的“四有”模式做一个简要的描述。不过先得了解一下音转的定义，就是要知道音转是什么之后，才能做其他的了解吧。通俗的讲就是字词失去其“正音”，即正确的读音。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在使用同一语词表达同一意义时，其语音有可能呈现出某种变异性。这种意义不变而语音有所变异的现象，便是音转。音转是以同一个语词并表达同一个意义为基准来说的。所谓同一个语词，这就意味着其声或韵尽管发生了流转性变异，但终究还是一个“音”，变异中并没有失去其主要的共同音素。所以黄承吉曾多次强调：“凡字原只一声，故只一音，虽周流参差于各方之口舌，而原即此音也。承吉尝谓古无定音者，参差之口舌也；谓音实有定音，以虽参差而原即是此音也。”【1】所谓表达同一个意义，这就意味着音转尚未导致语词的分化，仍然是属于同一个语词的问题。如果代表的虽是相同的意义，但声韵了不相涉；或声韵虽然相关，但代表的意义各不相同，便都不能看作是音转，而是同义词或同源词的问题。最早使用音转这个词语的，是三国时期的魏人张揖。他在《上广雅表》中说：“窃以所识择撢群艺，文同义同，音转失读，八方殊语……”所谓“音转失读，八方殊语”，【2】即就时代和地域的变化而言。音转是造成失读的原因。失读指失去字词的正确读音，古人又称“正音”或本音。音转是语言本身的问题，是地区语言和历史语言中普遍而又必然存在的一种语音变异现象。方言的形成，音转是其重要原因。一般来说，音转是异地异时的现象，不应同时同地而有转音共存。比如，“yǎng【3】”为“我”之转，“云”为“曰”之转。如果甲地的人施身自谓称“我”，乙地的人施身自谓称“yǎng”，那么，甲地之人便不会同时又自称为“yǎng”，乙地的人同时又自称为“我”。同样，如果彼时的人表述说话用“曰”，此时的人表述说话用“云”，那么，彼时的人便不会又用“云”，此时的人同时用“曰”。但是，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许多本为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音转之词，难免发生交融互收现象。尤其在文献语言中，因为许多音转之词往往“音别为字”，异域性、历时性的音转现象便很可能以共时态而反映出来。所以，同一篇文章同一部著述便有了既用“曰”又用“云”的情况，甚至于出现了“yǎng须我友”“今者吾丧我”之类的语句。基本的我们知道了音转是什么东西了，那么我就音转的“四有”模式做一个描述吧。音转的“四有”模式在吴泽顺老师著的《汉语音转研究》这本书里有专门的章节介绍，吴老师将其列在了“音转原理”这一章节里的第一节。我觉着，音转的“四有”模式不能孤立，所以，他应该是和后面的“同源分化导致音转”以及“音转规律”，还有前面的“音转的时代层次”都是融合的。所谓的音转“四有”模式里的“四有”指“时”、“地”、“字”、“音”。“时”指的是时间，当然就存在古今了，“地”是指地域，南北。“字”就表面理解就是文字了，不过应该是理解为文字的变革。“音”的理解就应该是读音了，不过也应该是读音的转变，可是，前三者是因，后者才是果。音转的“四有”模式如果在严格的意义上应该只有“三有”。或者说“三因一果规律”来的更为贴切。音转是一种客观现象，究其原因，从宏观上讲，不外“时”“空”二字，也就是索绪尔讲的共时变化与历时变化。我国明代的陈第，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4】因为汉字属表意文字体系，字音和字义关系密切，所以陈第将文字与时地相并列。在讲到音转的前三有模式是第四者的因时，问题就转到了音转的形成的问题上了，对于这个因果关系，陈第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然一郡之内，音有不同，系夫地者也；百年之中，语有地转，系夫时者也。况有文字后有读音，由大小篆而有八分，由八分而隶，凡几变矣，音能不变乎？【5】除了将文字书体的演变作为音转的原因有些生硬之外，很明显，陈第将时间变迁、地域差异和文字变化看作音转产生的原因，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这也是我说的，将音转的“四有”模式理解为音转的“三因一果”规律的原因了。这在以前的格里木音变的三大规律中同样有类似的讲解咯。回到“四有”模式上，如果非有“四有”之说，那么必定要存在关系，很明显的就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吴泽顺老师将其理解为不是平列的关系。而在“时”“地”关系上吴老师同样为之定位为交叉关系，而我在看过之后，我想我的理解除了吴老师的交叉关系之外，还应该有平行关系，即我定义为经纬关系。在时间或者空间的单独作用下同样可以产生音变，或者说音变就是一个运动的自由音韵体。这样可能有些难以理解，我们可以将音变理解为或假设为地球的表面的很多的自由体，但当经线或者纬线或者共同作用下就会产生变异，那么整个的球表面就是一个客观的音转体，它在不停的变化，却不为人知。在“字”对音转的作用，吴老师说其具有超时空性质。我借伟人的肩膀再次采用。我们认为应限于文字书体的演变，还应包括通假字、方言错字、方言造字以及同源通用字等。超时空性也就体现在一下两个方面：1）文字的变化时空交错。文字的变化可能是共时平面的，也可能是历时纵向的，它往往随语言的变化而变化，并不受时空的限制。2）文字的使用超越方言方言变异造成方言与共同语之间语音上的差异。为了记录方言词，人们往往采用方言造字和方言借字两种方法。如此，音转的“四有”模式在某种意义上都存在关系和得到解释。由此音转的“四有”模式的存在有着其理论的价值，我做一个简要的带过：1）“四有”模式所彰显的语言历史观，推动古音的研究2）“四有”模式所揭晓的音转原理，推动了古义的探索。
提供一些简单好写的古代汉语论文的选题，供参考。1.论汉字的性质 2.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3.许慎六书说论评 4.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 5.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6.“‘何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7.现代汉字构形特点 8.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 9.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 10.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 11.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 12.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 13.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 14.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 15.汉字考释方法述评 16.汉字析形方法研讨 17.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18.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 19.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 20.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 21.汉字起源研究述评 22.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 23.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 24.形声字起源试论 25.甲骨文形声字研究 26.《说文》省声研究 27.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 28.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 29.汉字前途讨论述评 30.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31.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 32.论汉字的音义联系 33.江永“女书”源流研究 34.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 35.主谓间“之”字探源 36.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 37.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一、文字部分 《说文》部首的文化学研究（贝部研究、女部、玉部） 《说文》部首研究 《说文》省声研究 《说文》中农业文化探讨 《说文》重文研究 《说文解字》“女”部字研究 《说文解字》“尸”部字研究 《说文解字》“心”部字研究 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 对汉字性质的认识 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 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 汉字的结构（论汉字的结构规律或者论汉字的结构类型等） 汉字的形体演变（汉字形体演变中的文化探讨，汉字形体演变的原因探讨等） 汉字起源研究述评 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汉字考释方法述评 汉字前途讨论述评 汉字析形方法研讨 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 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 会意兼形声问题探讨 假借字与通假字 古今字和异体字 甲骨文形声字研究 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 江永“女书”源流研究 六书性质特点（六书文化探讨、从六书的演变看汉字的造字法等等） 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论汉字的性质 论汉字的音义联系 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 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 浅论《说文解字》一书的历史价值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试论词义引申的规律与方式 说会意 说假借 探求本义的方法种种 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 现代汉字构形特点 形声字起源试论 形声字声符说略 形声字义符说略 许慎六书说论评 义符表义与声符表义异同论 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二、词汇研究 《论语》（某个或某些）代词研究 《论语》常用词汇研究 《孟子》（某个或某些）语气词研究 《世说新语》第二人称代词研究 《儒林外史》某类虚词研究。 《诗经》叠音词研究 《诗经》连绵词研究 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 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 词义引申的原则和方法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词义引申的分析 对词义转移的分类考察 对确认古汉语中词的同义关系（或其他关系）的看法 古今词义变化(现象\原因\规律) 同义词和同源词浅说 先秦偏义复词研究 先秦同义复词研究（《左传》、《论衡》、《墨子》等） 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 专书的词汇研究 汉语词汇双音化动因研究 三、语法部分 “是”的用法及其发展 《韩非子》中的被动句 《老子》（某种）句型研究 《论语》句法研究（判断句研究、祈使句研究、疑问句研究） 《孟子》中的“其”字 《孟子》中的“之”字 《史记》（某种）固定结构研究 《荀子》副词研究 《战国策》中的“是”字 《左传》“焉”字研究 《左传》“之”字研究 《左传》被动句研究 《左传》判断句研究 《左传》祈使句研究 《左传》疑问句研究 《左传》中语气词“也” 被”字的词义演变 词类活用问题探讨(起源\新说\评价) 从《韩非子》看先秦的副词 从《庄子》看先秦的宾语前置句 从唐宋元明清的白话作品切入考察近代汉语语法的有关问题 古代汉语“把”字句研究 古代汉语“所”字结构（或“者”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之”字结构（或“其”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处置式考察 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现象综述 古代汉语词序研究 古代汉语单句（或复句）研究 古代汉语活用现象研究 古代汉语兼语式研究 古代汉语介词（或连词）研究 古代汉语连动式研究 古代汉语判断句研究 古代汉语省略现象研究 古代汉语使成式考察 古代汉语双宾语考察 古代汉语重叠词研究 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 近代汉语代词研究 近代汉语量词研究 秦双宾语句的类型 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唐诗句法研究 指代性“见”字词性研究 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主谓间“之”字探源 专书的语法研究 四、音韵研究 专书的用韵研究 学习音韵学的心得体会 陶渊明用韵研究 论音韵学在古籍阅读中的作用 联系古音考察现代汉语方音问题 汉语语音演变规律考察 联系汉语语音史研究现代汉语语音规范方面的有关问题 古代韵文用韵考察 五、方言研究 方言词汇研究 方言语法研究 方言音系研究 方言保存的古代汉语特殊成分 六、训诂学研究 标点研究 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 试论“据文证义”的训诂方法 试论“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 校勘研究 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注释研究 反训研究 七、修辞研究 《左传》的外交辞令研究 杜甫诗文修辞研究 以义为单位，给一部先秦文献（或其中的一部分）作词表 《红楼梦》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左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水浒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古今修辞方式的比较 《孟子》论辩艺术研究 《战国策》外交辞令研究 八、其他相关研究 辞典学理论研究 中学文言教学研究 《说文》释义方式研究 古代汉语字词典释义辨正 总之选题尽量对专书、专人进行词汇、语音、语法研究。
再论传统“六书”之真谛传统“六书”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问题。近两千年来，有人推崇，有人否定，有人具体分析，有人加以改造。无庸置疑，这是一个古老而草创的理论。然而至今，我们是否真正地把握了这个旧理论的精髓？近代文字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可以给我们以启示。甲骨文出土以后，刘鹗的《铁云藏龟》于1904年拓印出版，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当年获睹，兴奋不已，“辄穷二月力，校读之”，撰就我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契文举例》，为“开辟中国近代学术史的新纪元”揭开了序幕。毫无疑问，这凭靠的是他深厚的旧学根柢和较高的鉴别能力，其中主要是他长期攻治许慎《说文解字》的素养，不仅具有分析小篆形体的丰富实践，而且基本上把握了许慎有关“六书”理论的精髓。可以说，《契文举例》是依托旧理论处理新材料的典型例证。就当代而言，裘锡圭先生的新“三书说”，孙雍长先生的十种“思维模式”，王宁先生的11种“构形模式”等等，都是关于汉字构形问题的最新理论，是对传统“六书”的改造与创新。因此，如果能够吸收历来众多学者的有益的思想，就能够进一步理请传统“六书”的本原意义，进而把握“六书”所反映的先民“造字”的思维历程和思考方式。这对进一步明确汉字的性质，理解古今字的产生、类化字的形成、音译字的转化，建立崭新的文字学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汉字的性质汉字是一种古老的最具个性的文字符号。对于它的性质，历来众说纷纭。而要揭示传统“六书”之真谛，又先要明确当时汉字的性质。索绪尔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表意体系，------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的声音模写出来。”（〈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的这个论断，不仅是着眼于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和文字构形的依据，而且是着眼于汉字的整体系统的。在记录语言的词的职能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并无区别，其区别只在于连接词的纽带是语音还是词义。汉字在表义与表音的相互促进中，一直顽强地坚持固有的表意特点，不断采用新的方式增强其表意功能。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当汉字所记录的词所指的事物发生了变化，汉字总是及时调整其字符，使之符合事物的特点。2、汉字中的假借字向形声字转化，成为汉字演变的一种规律，形声字中的一部分声符是作为别词手段的。3、从早期形声字的来源看，它们不但不是表音性的产物，而且明显是汉字顽强地维持其表意体系的结果。由此可见，汉字，包括形声字，是以意符为纲的。二、《说文解字》与“六书”首先必须明确，《说文解字》是处在语文学时代，就其起始的目的来说，是为了“正字”，即为了正确地认字和写字。其《后叙》即阐明认字和写字两大问题。不过，由于许慎博学多能，对汉字形体又深思熟虑，全面考察，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观上突破了原来的目的，以至于引起后来学者浓厚的兴趣，并据此而作进一步的探讨与钻研，把它看成一部文字学的专著。传统文字学称作“小学”，也表明其起点是很低的识字教学，只是由于两汉经学今古文斗争中古文经学家的推崇，“小学”才上升为考证和释读儒家经典的津梁，即讲解古代文献的工具，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对于“六书”，班固引刘歆称为“造字之本”。所谓“造字”，当有两层含义：一是就汉字的整体系统而言，即把语词转化为文字；二是就汉字的单个形体而言，即单个形体如何体现所记载的语词。许慎所谓“作书”当指后者，且云：“厥意可得而说”。因此，“六书”是对“著于竹帛”之“书”的说解条例，即许氏所谓“说字解经”的“字例之条”。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也造成了“小学”固有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其分析对象是秦代规范过的小篆，而汉代学者所说的“六书”就成了传统文字学分析汉字构形的法则。应当指出，许慎《说文解字》对汉字字形的编排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系统论思想，但是，他对“六书”产生的顺序尚未经过深入的思考，其排列也就自然不着眼于汉字演变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系统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来思考并加以解释，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班固所谓“造字”，许慎所谓“作书”，其实质即为语词构造一个书面形体，也就是“汉字构形”。这个过程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摸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当时人的思维方式。上古时期，人类认知思维的特点必定是重形体、重感知、重体验。在汉字初创时期，其构形思维必然只着眼于词所指称的意义内容上，即用字形直接显示词义，以达到“目治”的目的。但是，作为造字的这种构形方式明显地有其局限性，因而古人构形思维的着眼点必然转向词的语音上。汉语是单音成义的词根语[孤立语]，音节的有限必然带来同音字的增多，因而引起表义上的困扰。为摆脱这种困扰，先民造字构形的思维便自然发生逆转，从着眼于词的语音又回复到着眼于词的意义。这一曲折的思维历程，给先民们带来新的启迪，到最后，在造字构形上，便同时兼顾词的意义和语音两个方面。根据这种造字构形历程的合理推测，“六书”出现的先后顺序大体是：象形——象意（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三、传统“六书”新解许慎于《后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又云：“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渐多也。”这是许氏对9千多小篆形体的基本分类，即区分为“文”和“字”两大类：象形、指事、会意皆“依类象形”（后二者含有象形因子）；假借、转注、形声属“形声相益”。因为前三者是“本于物象”；而后三者为“孳乳渐多”，即以“文”为根基而孳生也。由此可见，许慎所谓“六书”当初只是有关认字和写字的说解条例，并不是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完备分类。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处于语文学时代，对汉字的理解不可能没有局限性。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作为说解的“六书”分类粗疏，二是对“六书”本身的界说过于简略。因此，有必要对“六书”作出新的解释，以揭示其真谛。1、象形：许氏之八字界说中，“画”“物”二字最关键。象形即取象于物形。过去，有学者把象形分为独体与合体两类。其实按构形方式来说，独体象形就是绘形象物，即用简洁的笔画描绘语词所指称的物体，构成一个独立的图象。例如“子、自、止、贝、行、它、晶、网”等。合体象形就是烘托显物，即利用一种相关物体图象的陪衬，来显示所要表达的另一物体。例如“页、眉、须、果、聿、牢、血、州”等，其中“人、目、页、木、又、牛、皿、川”都是用来衬托其余主要部分的。这两类象形字，是绝大多数汉字构形的基础。2、指事：许氏之解说中，“见意”二字是其关键。参照许氏在正文中所举的例字，其构形方式应当分为两类：一类是符号见意，即用纯粹抽象的符号来代表意义抽象的语词。这种指事字大多取象于上古原始记事方式中的契刻记号和记绳之法。例如“一、三、五、、上、下”等。另一类是加标指物，即在代表某个物体的图象上加上标记，用以指示该物体的某一部分，代表意义具体的语词。这一类字形中的记号不具有图象性质，仅具有指示部位的作用。例如“刃、本、末、亦、朱”等。3、会意：许氏所说“比类合谊”较为确切。“会”有“会比”、“领会”二义。会比，自然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这部件可以是图形（不能独立成字的部件），也可以是字形。因而“会意”就包括两类：一是会比图形，即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按照事理关系形象地比配在一起，以表示某一语词的意义，其内容大多是某种事物过程的表象。例如“丞”（拯）、“正”（“征”）、“韦”（围）、“各”（），其他如“立、并、既、即、莫”等。二是会合字形，即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字在一起，借助构件字的意义关联，使人领会出新的意义。例如“占（以口占卜）、鸣、炎、淼、轰、从、牧、取”等。4、假借：许氏谓“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就当今严密的思维而言，许氏所定界说，是指因音同而借字；而许氏所举例字，却是指因义转而借字。因此，许氏所谓“假借”实际上也包括两种：一是转义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有联系，即通常所谓引申关系，如本义为“命令”之“令”假借为“县令”之“令”，本义为“衣小”之“褊”假借为凡窄狭之称的“褊”，本义为“茵席”之“因”借用为表凭靠、因缘之“因”，本义为“育子”之“字”共用为文字之“字”等。二是同音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毫无联系，而只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如本义为一种鸟名的“难”假借为难易之“难”，本义为朝暮的“莫”借为表否定的“莫”，其它如“孰、辟、而、汝”等。“假借”是否能作为一种汉字构形方式即前人所谓“造字法”，历来分歧很大。戴震的“四体二用”说，至今还有影响。我们认为，许氏给“假借”所下的定义，是着眼于需要造字的语词意义，而不是汉字的形体结构。所谓“本无其字”，这“其”是指语词意义，是就语词需要造字的前提而说的。所谓“依声托事”，这“声”首先是指语词的声音，然后才兼及那个借字的读音；这“事”是指语词的意义。假借，作为一种方法，虽然没有造出新的文字形体，但是，从语言里需要造字的那个语词来说，从先民们造字心理的初始事实来说，假借又确实使原无字形可“目治”的语词终于取得了一个能代表它的书写符号。从这个角度来说，假借是为适应语词义转或音同而利用原来文字形体的构形法（即前人所谓“造字法”）。许慎举“令、长”为例，是把引申而未分化之“共字”亦视为“假借”，这在当时是合情合理的。“四体二用”说，既忽略了先民造字历程中的思维特点与心理事实，也不符合许氏给“假借”所下定义的原意。先民们在思考为语词构形之时，他们的头脑里不可能具有今天的语言学观念，即不可能分清哪是假借，哪是引申。如果把引申借字排除在汉代学者所说“假借”之外，这是没有历史主义的观点。我们应当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把“假借”称作“不造字的造字法”。这样，既承认了它的实质，又看到了它的特点。5、转注：许氏云“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关于“转注”，历来分歧最大。其中“主义派”有代表性者三家：江声主“形声即转注”说，戴震倡“互训即转注”说，朱骏声为“引申即转注”说。我们认为，要探明其原意，应当采取“以许证许”的原则。许氏《后叙》曰：“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据形系联，引而申之------毕终于亥。”又许氏解释“会意”云：“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据此，所谓“建类一首”之“类”，应当是“方以类聚”“比类合谊”之“类”，即“事类”，也就是语词意义的事类范畴，“建类”即建立事类范畴；其“首”即《后叙》所言“建首”之“首”，即大致标志事类范畴的统首字，“一首”即统一其部首意符。“同意”指与意符所代表的事类范畴相同，类属相同。如此说来，“转”谓义转，即由词义引申或音同假借而字义转变；“注”谓注明，即注入部件而彰明原来字形的义类。孙诒让于《名原转注揭橥》云：“凡形名之属未有专字者，则依其声义，于其文旁诂注以明之。”此深得许氏之旨。故简言之，转注者即字义转变而注入意符也。转注字当包括两类：一是追加意符，例如“考、纠、蛇、娶、燃、暮”等，其中“老、系、虫、女、火、日”即是后加的意符；二是改造意符，例如“悦（说）、讣（赴）、间、措（错）、赈（振）”等，其中“心、言、日、手、贝”即取代了原来的“言、走、月、金、手”。有一点容易引起学者误会，需要在这里补充说明：“六书”中每“书”所举字例，除“转注”外，都是平列二字；而“考、老”二字并非平列关系，“老”是类首字（建类一首），而“考”是转注字（同意相受）。许慎谓“‘考’从‘老’省”，即是佐证。如果这样理解“转注”，那末我们常说的“古今字（区别文）”、“类化字”、“音译意化字”的出现，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古今字如：“辟”为“避”，“奉”为“捧”等。类化字如：“凤皇”为“凤凰”，“遮姑”为“鹧鸪”，“次且”为“趑趄”等。音译字如：“师子”为“狮子”，“匍”为“葡萄”等。以上三种后出字都是所谓“转注字”。6、形声：许氏云“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学者一般都把“以事为名”当作“形”，把“取譬相成”当作“声”。这不一定符合许氏的原意。《说文》云：“名，自命也。”而且其《叙》中“名”字仅此一见。言及文字时，或曰字，或曰文，或曰书，皆不用“名”。因此，所谓“以事为名”之“名”当指名号、名称，即字音。这与“依声托事”之说一致。后一句“取譬相成”自然指意符。“譬”者，喻也，使人晓谕也。这与“比类合谊”也相一致。上个世纪20年代的文字学家顾实，就曾有过类似的看法。（参见《中国文字学》）在讨论“转注”时，清代学者江声认为，所谓“建类一首”是指《说文》部首，而《说文》在每一部首下都说“凡某之属皆从某”，那就是“同意相受”。这显然是把同形符字看作转注字，混淆了形声与转注的界限。其原因在于他缺乏历时的观点。如果着眼于静态分析，是指结构类型，这是共时观点；如果着眼于动态分析，是指构形模式的演化，这是历时观点。从历时观点来看，形声也包括两类：一是追加声符，例如“齿、星、凤、饲、囿”等，其中“止、生、凡、司、有”即为后加的声符。二是音义合成，即孙诒让所谓“形声骈合”，这是受追加部件（意符或声符）这一构形方式的启发而同时使用形符和声符构成的形声字。加注声符的构形法，体现了先民们把字形与字义直接联系起来的自觉性。从现实的结构平面来看，转注与形声二者同构而相混；从历时演进的角度来看，二者异构而易分。转注字在构成之前已有初文，形声字在构成以前并无初文。前者如“蛇”与“它”，“娶”与“取”，“燃”与“然”，“悦”与“说”等；后者如“江、河、陵、陆、芹、菜”等。相对来说，转注是改造旧体的构形法，而形声是创造新字的构形法。章太炎有言云：“转注者，恣文字之孳乳也；假借者，节文字之孳乳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例。”就此“二书”后来的客观作用而言，章说很有道理；可是，就构形模式的演化而言，章说不合史实。应当说，假借是救助“象形、指事、会意”之穷尽，而转注是适应“引申、假借”（其结果是一字多义）之繁多。这也证明：汉字始终在强烈地维持自己的表意体系与基本格局。主要参考文献许慎《说文解字》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孙诒让《名原》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孙雍长《汉字构形的思维模式》，《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王伯熙《六书第三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四期白兆麟《“转注”源流述评》，《安徽大学学报》1982年第二期《孙诒让论“转注”》，《校勘训诂论丛》，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孙雍长《汉字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管窥蠡测集》，岳麓书社，1994《转注论》，岳麓书社，1991萧璋《谈〈说文〉说假借》，《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