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4年底，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内设有9个所级专业研究室（中心），另外还有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国家级科技基础条件平台、3个国土资源部重点实验室。 所级专业研究室（中心）：区域地质与编图研究室、构造地质研究室、地层与古生物研究室、变质岩及前寒武纪地质研究室、火成岩研究室、同位素地质研究实验室、岩石圈研究中心、能源资源中心、三维地质调查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土资源部大陆构造与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北京离子探针中心部级重点实验室：国土资源部同位素地质重点实验室、国土资源部地层与古生物重点实验室、深部探测与地球动力学重点实验室 截至2014年底，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共有职工461人，其中在职职工249人、离休人员14人、退休人员198人。在职职工中，管理人员30人，专业技术人员215人，工勤人员4人。专业技术人员中，研究员及教授级高工70人，副研究员及高级工程师52人，中级职称及以下88人，博士研究生导师32人、硕士研究生导师34人，专职中国科学院院士7人（该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院士数据包括2015年12月新增的一名中国科学院院士：高锐 ） 、国土资源部百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入选者7人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5人 。 中国科学院院士：沈其韩、肖序常、李廷栋、许志琴、任纪舜、杨文采、高锐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曾令森（2014年）、刘福来（2007年）、侯增谦（2004年）、朱祥坤（2003年）、季强（1998年） 国土资源部百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入选者入选者项目名称资助年份侯增谦中国西南地区构造-岩浆作用研究1996年刘福来苏鲁地体超高压和非超高压花岗质片麻岩的判别标志及其年代学格架2002年张建新北阿尔金HP/LT变质带的演化历史及北祁连山HP/LT变质带的对比2004年任留东南极拉斯曼丘陵高级区深熔作用的性质和发生过程2004年杨天南苏鲁大陆深俯冲的上盘基底变形效应2005年曾令森韧性剪切变形与剪切带地球化学动力学的研究2005年周喜文胶北低压泥质麻粒岩锆石、独居石微区岩相学与年代学研究2007年 科研设备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通过建设实验室，拥有同位素地质、地球化学及年代学研究方面拥有多接收器等离子体质谱计Nu Plasma HR，固体质谱计MAT261、MAT262，稀有气体质谱计MM1200等仪器设备，和超净化学实验室、激光进样等配套设施。建有齐全的放射性同位素体系（Ar/Ar，K-Ar，Rb-Sr，Sm-Nd）和过渡性金属同位素体系（Fe，Ti， Cu， Zn）及其分析技术方法。为地学研究与地质调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撑，还搭建了中国国内外地质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平台。 学术资源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建有一个所级图书室，创建于1956年。图书室主要服务对象为：以基础地质研究为核心的科研人员；藏书专业内容主要以地层古生物、大地构造、区域地质、岩石矿物、经济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同位素地质等为主，也有部分计算机及语言方面的书籍。据2016年1月该研究所官网显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图书室共藏书3万余册，其中中外文专业书8300余册，工具书700册，中外文期刊合订本5200册，中外文交换刊近2000册，中外文散刊若干册，中外文期刊共200余种，报纸11种。2003年来订外文原版刊物12种，中文刊物29种，交换和赠送刊物60种。 2011年，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全年共承担国家科技项目29项，其中973项目1项、863项目1项、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项、基础性工作项目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8项、面上和青年项目58项（其中新开26项），经费22325万元；承担地质调查计划项目11项、工作项目67项，经费11792万元；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论文222篇，其中SCI、EI检索刊物论文121篇，核心期刊论文99篇；公开出版专著1部。1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项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获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2012年，该研究所全年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73篇，其中SCI、EI检索刊物论文109篇，核心期刊论文61篇；公开出版专著2部；获发明专利1项。 2013年，地质所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论文230篇，其中SCI、EI检索刊物论文145篇（其中国际SCI检索论文70篇，国内SCI检索论文68篇），核心期刊论文83篇，其他论文2篇；公开出版专著1部；获专利5项。技奖1项。 2014年，该研究所全年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论文273篇，其中SCI、EI检索论文194篇（其中国际SCI论文121篇），核心期刊论文79篇，国内引用率列全国科研机构第14位；出版大型图册/图件1套，专著5部；得专利7项。共获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1项，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一等奖1项（排名第2），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2014年度地质科技十大进展2项。 部分国家级获奖成果成果名称获奖年代奖称奖次主要完成者中国地质类及亚洲地质图（1/500万）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王晓青、黄汲清、郭文魁等中国大地构造基本特征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黄汲清、肖序常、任继舜等中国震旦亚界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邢裕盛等LJL-82型东方罗盘仪1987年国家科学发明奖四等奖韩同林中国古地理图集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王鸿祯、楚旭春、马丽芳等 亚洲大地构造图（1/800万）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李春昱、王荃、汤耀庆等 中国及邻区特提斯演化（专著） 1997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黄汲清，陈炳蔚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2011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张洪涛、潘桂堂、侯增谦等（非该研究所第一单位） 参考资料： 《岩石矿物学杂志》 《岩石矿物学杂志》是由中国地质学会岩石学专业委员会、矿物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学术性期刊，创刊于1982年。《岩石矿物学杂志》主要报道内容为：岩石学、矿物学领域各分支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成果，与岩石学、矿物学有关的边缘交叉学科的创造性和综合性研究成果，岩石和矿物鉴定的新方法、新技术和新仪器以及与岩石学和矿物学有关的最新地质科技信息、研究动态、研究简报、问题讨论、书刊简介、会议简讯等。《岩石矿物学杂志》被《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自然科学技术版）、《中国地质文摘》、《中国化学化工文摘》等、俄罗斯文摘杂志以及美国《BibliographyandIndexofGeology》（BIG）、《Chemical Abstracts》（CA）、《GEOREF》、《剑桥科学文摘》等收录，并一直是《中国地质文献数据库》、《中国地质文摘》以及《中国地质文摘》（英文版）的核心期刊，还分别被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引文分析数据库（CSTPC）、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重庆维普）及台湾中文电子期刊思博网收录为统计源期刊，已连续六次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1992，1996，2000，2004，2008，2011年版）选定为地学类中文核心期刊。
2009年，计算所共有在研项目369项。当年新立项目课题164项，包括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项目11项、科技支撑计划项目3项、国际合作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1项、杰出青年基金项目1项、重点项目1项、联合基金1项、面上和青年基金25项；北京市创意文化产业项目1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性项目3项、对外合作重点项目1项。另外还有院地合作等其它项目。年度到款亿元。2009年，计算所共取得科技成果31项。其中，863计划重大成果“曙光5000A”系统峰值运算速度达到万亿次，Linpack值为万亿次，在2008年11月发布的第32届TOP500排行榜上位列第10，是当时除美国以外世界上最快的高性能计算机，在2009年4月召开的科技成果鉴定会上受到鉴定委员会的高度评价。全年共发表学术论文562篇，其中期刊论文178篇，会议报告384篇；被SCI收录85篇，被CPCI收录212篇，被EI收录466篇，被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收录210篇；申请专利142项，授权专利152项。 2010年，计算所共取得科技成果50项。其中，973项目重大成果“延长摩尔定律的微处理芯片新原理、新结构、与新方法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原理、新结构与新方法，并研制出万亿次原型芯片TGAP、16核可扩展性验证芯片Godson-T。项目组在计算机领域顶级会议上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论文，部分科研人员还应邀在ISCA会议上做特邀报告，部分成果被国际同行引用。2010年曙光6000在2010年5月31日发布的第35届全球高性能计算机TOP500排行榜上排名第二，龙芯3B芯片流片成功等。计算所部署的其它科研方向也取得了新进展。2010年全所共发表论文591篇，其中期刊论文213篇，会议论文378篇。第四届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优秀论文奖和优秀著作奖共评出优秀论文奖一等奖十篇，优秀论文奖二等奖十八篇；优秀著作奖二等奖一部。 2011年，计算所共有在研项目495项。当年新立项目课题247项，包括科技部“863”项目2项、“973”项目8项、“火炬”计划1项、科技支撑计划1项；工信部重大专项21项；发改委项目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1项、重点项目2项、国际合作1项、对外交流与合作2项、面上和青年基金42项；网安中心项目15项；北京市项目11项；中国科学院项目22项；横向项目76项。年度到款额达亿元。2011年，计算所共取得科技成果45项。申请中国专利115件，其中发明专利113件，实用新型专利2件；申请国际PCT3件；获得中国授权专利158件，其中发明专利157件，实用新型1件；获得国外授权专利6件。 2013年，计算所共有在研项目627项（包括新增项目239项）。其中，主持或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课题38项（新增7项）；主持国家973计划项目2项，参与25项（新增8项）；主持或参与国家863计划课题23项（新增13项）；主持或参与国家科技支撑课题14项（新增9项）；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5项（新增1项）、面上项目58项（新增15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2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3项（新增3项），青年基金72项（新增28项）；主持或参与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课题3项、院重点部署项目3项（新增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科院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项目3项（新增3项）、国际合作项目4项、院地合作项目13项；承担横向项目155项（新增68项）。年度科研经费到款超过亿元。2013年，计算所共发表论文390篇，其中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A类国际学术会议和期刊论文35篇。 2014年，计算所共有在研项目650项（包括新增项目203项），其中，主持或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课题32项（新增3项）；主持国家“973”项目3项（新增1项），参与课题26项（新增5项）；主持或参与国家“863”课题31项（新增10项）；主持或参与国家科技支撑课题14项（新增1项）；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项（新增4项）、面上项目64项（新增17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2项（新增1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4项、青年基金77项（新增11项）；主持或参与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课题2项、院重点部署项目5项（新增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科院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项目5项（新增2项）、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科技部的国际合作项目5项（新增2项）、院地合作项目11项；承担横向项目171项（新增53项）。2014年，计算所申请发明专利214项，获得新授权发明专利68项，授权专利总数达1095项。2014年计算所发表代表性论文94篇。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和中国计算机学会联合主办的学术性期刊，创刊于1958年，是中国第一个计算机刊物，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国内外公开发行。 宗旨是报道中国计算机领域最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和最新科研成果，是中国计算机类最有影响的学术期刊之一，一直被评为中国计算机类核心期刊，是国务院学位办指定的评估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中文重要期刊”。《计算机研究与发展》刊登内容覆盖述评、计算机基础理论、软件技术、信息安全、计算机网络、图形图像、体系结构、人工智能、计算机应用、数据库技术、存储技术及其他计算机相关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重大应用成果。 《计算机学报》 中国计算机领域代表性学术刊物，其宗旨是报道代表计算机科学技术领域前沿水平的科研成果。《计算机学报》始创于1978年，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和中国计算机学会共同主办、科学出版社出版，以中文编辑形式与读者见面，同时以英文摘要形式向国际各大检索系统提供基本内容介绍。 刊登的内容覆盖计算机领域的各个学科，以论文、技术报告、短文、研究简报、综论等形式报道以下方面的科研成果：计算机科学理论、计算机硬件体系结构、计算机软件、人工智能、数据库、计算机网络与多媒体、信息安全、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以及新技术应用等。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与中国计算机学会联合主办的英文学术期刊, 1986年创刊，双月刊，ISSN 1000-9000。 主编是李国杰院士，编委会由85位国际权威专家组成，其中外籍编委占60%。 栏目的设置反映计算机科学技术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突出国际研究热点和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研究。为了方便读者阅读，避免综合性期刊论文内容分散，该刊每期设有专题栏目将相关领域的文章集中发表。读者对象为中国国内外大专院校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师生以及科研院所研究人员。2005年起JCST由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代理国际出版发行。中国境内由报刊发行局总发行，邮发代号2-578。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 创刊于1989年，是中国CAD & CG领域第一个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该刊以快速传播CAD与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知识与经验为目的，刊登有创新的学术论文，报导最新科研成果和学术动态，及时反映该领域发展水平与发展方向。 刊登的内容包括综述、计算机辅助几何设计、.图形算法与技术、CAD/CAT/CAM/CG系统设计与应用技术、虚拟现实与计算机动画、图像与图形的融合、用户界面与多媒体技术、科学计算与信息可视化、VLSI设计与测试及电子设计自动化、可信计算与信息安全、系统集成与协同工作等。
可能要延迟毕业。
当然是正规的，教育部的，学位论文100元。
这是个正规机构，一般200元左右。
当然有用!地方上的论文一般由省市教育学会评选,省市评选的都有用,为何国家评选的反而没有用?而且中国教育学会是国家教育部的直属单位,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平起平坐!不信请看教育部的网站介绍:教育部直属单位（主要社团）教育部机关服务中心 教育部机关文印中心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 教育部对外汉语教学发展中心（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孔子学院总部）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国家语委普通话与文字应用测试中心）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中央电化教育馆（教育部基础教育资源中心） 中国教育电视台 教育部教学仪器研究所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处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人民教育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教育报刊社 教育部考试中心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中国留学服务中心）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教育部外资贷款事务中心） 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 语文出版社（语言文字报刊社、语文音像出版社）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处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处 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秘书处 中国教育学会秘书处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处 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秘书处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秘书处
不同的学科，对论文框架、论述方式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
论文结构包括哪几个部分
1.标题
论文标题应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语词来反映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尽可能避免使用不常见的缩写省略词,字符,代号,符号和公式等.论文标题一般不超过30个字.
2.作者
这里应给出作者姓名和所在单位的名称。如果是毕业论文，还可以说明指导教师的姓名。
3.论文摘要
摘要即摘录要点,是对论文内容的简短陈述,提示论文的主要观点,见解,论据或概括地简单介绍论文的主要内容.摘要文字要简明,确切.论文的中文摘要一般以200~400字为宜。
4.关键词(或主题词)
关键词是指用来表达论文全文主题内容信息的单词或术语,供资料查询之用.每篇论文的关键词一般选取3～5个词语.
5.正文
正文是论文的核心部分,也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其功能就是:展开论题,分析论证.正文的内容就是深入分析文章前言提出的问题,运用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相结合进行分析论证。正文撰写必须做到实事求是,客观真切,准备充分,思维逻辑清晰,层次分明,通俗易懂.
论文正文部分需要包括前言、文献综述、研究设计、结果与分析、结论等几部分内容。其中，
①、前言
前言是论文的起始部分，主要是用来简要说明研究问题的内容,目的,方法和意义,阐明全文的主要观点(文章论点)。
②、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是论文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文献综述可以放在前言后面作为独立的一个章节，有时也可以放在前言中，作为前言的一部分。
③、研究设计
研究设计也是论文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是理工科论文，研究设计部分需要说明本论文的设计思路、主要方法和过程。如果是文科论文，则需要说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总之，研究设计就是要说明你用了什么方法和步骤来解决你的研究问题。
④、结果与分析
结果与分析是对研究的数据和结果进行讨论和分析。这部分是论文的精华部分，在呈现研究结果并对结果进行分析时要注意逻辑性。
⑤、结论
结论部分需要简要说明从该项研究结果取得的正确观点、理论意义或实用价值、推广前景。
6.参考文献
为撰写论文而引用的有关图书资料称之为参考文献。论文撰写过程中，凡引用前人或他人的观点、数据和材料等都要在文中出现的地方标明，并在论文末尾的参考文献中列出。
7．致谢
最后需要对支持或帮助你完成论文的单位、老师、同学、家人、朋友等表示感谢。
论文主要内容：
一、论文的标题部分
标题就是题目或题名，标题需要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论文中重要的特定内容逻辑组合，论文题目非常重要，必须用心斟酌选定。
二、论文的摘要
论文一般应有摘要，它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摘要应该包含以下内容：
1、从事这一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
2、研究的主要内容
3、完成了哪些工作
4、获得的基本结论和研究成果，突出论文的新见解
5、结构或结果的意义
三、论文关键词
关键词属于主题词中的一类，主题词除关键词外，还包含有单元词、标题词和叙词。关键词是标识文献的主题内容，单未经规范处理的主题词。
四、引言
又称为前言，属于正片论文的引论部分。写作内容包括：
1、研究的理由
2、研究目的
3、背景
4、前人的工作和知识空白
5、作用和意义
五、正文部分
论文的主题，占据论文大部分篇幅。论文所体现的创造性成果或新的研究结果，都将在这一部分得到充分的反映，要求这部分内容一定要充实，论据充分可靠，论证有利，主题明确。
六、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文章在研究过程和论文撰写是所参考过的有关文献的目录，参考文献的完整标注是对原作者的尊重。不只在格式上有具体要求，在数量、种类、年份等方面又有相关要求。
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组成（例如附录）可有可无。
1、题名
题名应简明、具体、确切，能概括论文的特定内容，有助于选定关键词，符合编制题录、索引和检索的有关原则。
2、作者
作者署名置于题名下方，团体作者的执笔人，也可标注于篇首页地脚位置。有时，作者姓名亦可标注于正文末尾。示例：王军1，张红2，刘力1。
3、摘要
摘要是对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要求扼要地说明研究工作的目的、研究方法和最终结论等，重点是结论，是一篇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的短文，可以引用、推广。
4、关键词
关键词是反映论文主题概念的词或词组，通常以与正文不同的字体字号编排在摘要下方。一般每篇可选3~8个，多个关键词之间用分号分隔，按词条的外延（概念范围）层次从大到小排列。
5、正文
为了做到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常常将正文部分分成几个大的段落。这些段落即所谓逻辑段，一个逻辑段可包含几个小逻辑段，一个小逻辑段可包含一个或几个自然段，使正文形成若干层次。论文的层次不宜过多，一般 不超过五级。
6、参考文献
为了反映文章的科学依据、作者尊重他人研究成果的严肃态度以及向读者提供有关信息的出处，正文之后一般应列出参考文献表。
引文应以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为原则。所有引用别人的观点或文字，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都必须注明出处或加以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
对已有学术成果的介绍、评论、引用和注释，应力求客观、公允、准确。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等，均属学术不端行为。
7、致谢
一项科研成果或技术创新，往往不是独自一人可以完成的，还需要各方面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在许多论文的末尾都列有"致谢"。主要对论文完成期间得到的帮助表示感谢，这是学术界谦逊和有礼貌的一种表现。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论文
一、研究设计架构1、研究三要素2、研究的三大取向 3、研究取向选用之准则 二、文献探讨1、确定主题 2、可研究的主题 3、文献探讨的目的4、质化、量化及混合方法三种研究取向之文献探讨5、设计技巧与策略6、撰写文献探讨的模式三、写作策略与研究伦理上之考量1、撰写研究计画2、写作建议 3、预期出现之伦理上议题4、研究设计 四、绪论 1、绪论的重要性2、质化、量化及混合方法取向研究之绪论 3、绪论范例 五、研究目的之陈述 1、研究目的之意涵及重要性 2、质化研究之研究目的陈述 3、量化研究之研究目的陈述 4、混合方法取向研究的研究目的陈述 六、研究待答问题和假设 1、质化研究之研究待答问题与研究假设 2、量化研究之研究问题及研究假设 3、混合方法取向研究待答问题及研究假设 七、理论之使用 1、量化研究中理论之使用 2、质化研究中理论之使用 3、混合方法取向研究理论之使用 八、名词释义、研究限制与研究重要性 1、专有名词之定义 2、研究范围与限制 3、研究之重要性 关于研究设计内容可行性因素1、说明法律因素,对合同责任、侵犯专利权、侵犯版权等问题的分析2、说明用户使用可行性,是否满足用户行政管理、工作制度、人员素质的要求.3、逐一说明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案,并说明未被推荐的理由.4、说明项目是否能开发；还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开发，对项目目标有什么变动等.
语言学论文研究设计包括阐述课题研究的背景、研究的对象和内容、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假设、研究原则方法和手段、评价、实施步骤和措施等等这些部分。研究设计的主要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是：阐述课题研究的背景、研究的对象和内容、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假设、研究原则方法和手段、评价、实施步骤和措施等等这些方面。教育科研课题确定之后，就要进行课题研究设计。教育研究设计是对教育研究活动开展的全过程的设计，是确保教育研究质量的关键环节。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作者：李春青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国防科技与军事是密切相关的两个领域。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军事上的需要促成了国防科技领域的形成与发展；国防科技的发展为军事提供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手段，在此同时还会促使军事领域不断发生变革，甚至导致出现军事革命；军事上的变革和战争提出了新的需要又会给国防科技发展以新的推动力。国防科技与军事之间相互关系的这种机制或逻辑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近几年来，新军事革命问题成为人们关心的热门话题。实际上，新军事革命正是上述客观规律在军事高技术迅速发展这一特定条件下的反映。当然，国防科技与军事的关系还会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一、军事上的需要是国防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社会的需要是科技发展的动力。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05页)。同样的，作为整个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防科技，则是社会的特殊需要———军事需要的产物，而且这种需要比任何力量都更能把国防科技推向前进。自从国家产生以后，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以及维护和获取国家的根本战略利益，便产生了国防和国家间的战争。为了巩固国防或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各国都力图掌握更先进的军事技术手段，于是便组织专门力量研制武器装备，国防科技便由此产生。由于新的武器的发明和使用可以造成军事上的巨大优势，从而使得“最幼稚的公理论者”，也从“手枪战胜利剑”的铁的事实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防科技对于军事及战争的重要影响，因此国防科技便愈来愈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正如科学学创始人丁·贝尔纳所认为的：“自古以来，改进战争技术，一直比改善和平生活更需要科学。这并不是由于科学家具有好战的特性，而是因为战争的需要比其他需要更加急迫。各国君主和政府不那么乐于向其他研究工作提供津贴，都乐于向军用研究工作提供经费，因为科学界能研制出新的装备，而这种装备由于十分新颖，在军事上极为重要”。这里如实地指出了为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研制武器装备，是国防科技发展的动力和主要任务与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从50年代至80年代末，在长达40余年的冷战岁月，美苏两国进行了激烈的军备竞争，两国都执行优先发展国防科技的战略，并要求国防科技部门为军队研制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在战术技术性能上超过对方的先进武器装备。在军事需求的强烈刺激下，两国的国防科技发展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达到了极度的繁荣。许多其他国家在这种临战状态下也被迫采取相应的对策加速国防科技的发展。据统计，到80年代中期，世界各国每年的国防科研经费累计高达800～1000亿美元。就这样，在冷战的军事需求的推动下，国防科技发展进入了军事高技术时代。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主要国家都调整了军事战略，压缩了军费开支，军事需求从原先既追求武器装备的数量又重视其质量转向主要追求其高质量，国防科技也因此而进入注重发展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新时期，即进入了“打什么仗需要什么武器就能研制出什么武器”的新时期。自90年代初开始，美国国防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及三军，每年都要研究并提出美军的军事需求，同时根据这种需求制定和调整其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计划。例如，1996年，美军又确定了新的未来11大军事需求，为满足这些军事需求还分别制定了国防科技“基础研究计划”、《国防技术领域计划》和《联合作战科学技术计划》，这些计划对所要研究发展的科学技术领域及武器装备所要达到的性能要求都有明确的规定。俄罗斯、日本及西欧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由于未来的军事需求主要是关于信息战能力的 需求，因此有关国家的国防科技发展正紧密围绕夺取信息优势的信息战技术、C3I系统和精确制导武器等军事高技术开展研究工作。综上所述，国防科技完全是在军事或国防的需要的推动下不断获得发展的。国不可一日无防，国防不可一日无科学技术。展望未来，世界各国的国防科技都将在军事需求的不断推动下，继续不断地获得发展，并随着军事需求的高技术化而日益走向高技术化。二、国防科技发展对武器装备的影响军事上的需要导致国防科技的发展，而国防科技发展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必须不断研制出新型武器装备，因而必然对武器装备，即对军事技术手段产生重大影响。总体上看，直接从事武器装备研制的国防科技对武器装备发展的影响是全面的、决定性的。这集中表现在：使武器装备的原理和种类不断多样化、结构逐渐复杂化、性能日益得到提高。由于国防科研的开展，使许多新的理论、原理和技术被用于武器装备之中，从而不断出现一批又一批概念全新的武器装备。从利用机械能杀伤敌人的冷兵器到利用化学能的近代火器(包括枪、炮、普通炸弹、氢弹、中子弹、激光武器、电磁微波武器)，甚至是利用生物遗传密码对付敌人的生物武器等，各种各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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