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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傅雷家书》 反思 傅雷精神
摘 要：《傅雷家书》是一部关于父亲写给子女书信的集子。它非一般书信，而是涉设到做人、文艺和追逐梦想，实现理想之精诚态度，书信充实的真挚情感、丰富学识、深刻哲理、流畅文笔，使得傅雷家书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大放异彩，具备了甚高的鉴赏价值。家书蕴韵着诸多的人生哲理和人文感悟，给人以刻骨的启迪和无限的反思，从而给力地体现了傅雷先生的思想、精神与其独具魅力的人生观、艺术观。换言之，傅雷家书是傅雷人格魅力最集中的体现。笔者将借助傅雷家书所折射出的独具魅力的人生观、艺术观两个方 面试 析傅雷精神。
关键词：傅雷家书;傅雷精神;人生观;艺术观
一、引言
傅雷夫妇已逝四十余年，而傅译文学作品现有十五卷，字数多达五百万字，无论从数量、技巧或水平，傅雷一代翻译巨匠当之无愧;笔者愚钝，认为傅先生留给后世最最宝贵的财富，《傅雷家书》当仁不让。楼适夷谈及《傅雷家书》时如是说：“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这也是一部充满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杨剑龙论及《傅雷家书》中这样写“在傅聪1953年 出国 到1966年傅雷夫妇自尽的13年间，傅雷以一颗慈爱之心不断地给儿子写信，谈生活，谈艺术，说做人，说从艺，循循善诱、谆谆教诲，善解人意、体察入微，将满腔热忱流泻于笔端，把一怀舐犊深情寄寓于信笺。”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先生在《傅雷与傅聪》一书中写道，“他的翻译作品中所透露的是外国作家的思想，而非他自己的思想。惟有《傅雷家书》，他生前也没有想到过将来他的这些信会编成一本《傅雷家书》，会有一百多万册的印制量，会受到那么多读者的喜爱。”傅雷家书，在艺术之林中以其独特的处事为人、真切的情感投入和深刻的音乐探讨，从而使得这部家书熠熠生辉，夺目放彩。此前，哪一位父亲用如此细微的笔触寄予子女这般无限又无微不至的关爱和 教育 ?傅先生的真情，学识真真切切拨动着人们渐渐冷漠的心弦，让人感悟，让人反省，让人向往，其所折射的傅雷精神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启迪着一代又一代寻觅通往幸福之路的青年人。许钧先生在《傅雷翻译研究》一书中将傅雷精神归纳为“热情、认真、执著、理想”，这或许是傅雷翻译工作之工作态度，而笔者借用家书，透过文字背后暗藏的本质，对傅雷精神的解读即是――慈爱、真诚、乐观、坚强、人本。此种强大的精神刻骨铭心地鼓舞笔者，激励着笔者的深刻反省、无限深思。
二、傅雷家书：傅雷人生观的反思
如何做人是傅雷教育儿女的重中之重，他将为人视为从艺的基础。家书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傅雷的谆谆教导：“人人多少有些惰性，假如你的惰性与偏向不能受道德的约束，又怎么能够实现我们教育你的信条：‘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我始终认为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紧的是Human(人)，要把一个‘人’尽量发展，没成为××家××家以前，先要学做人;否则那种××家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的贡献。”
“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真诚的‘不懂’比不真诚的‘懂’，还叫人好受些。最讨厌的莫如自以为是，自作解人。有了真诚，才会有虚心，有了虚心，才肯丢开自己去理解别人，也才能放下虚伪的自尊心去理解自己。”傅雷反对不懂装懂的自欺心理，崇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虚心求学态度。有一次谈及傅聪与杰老师时，他给儿子写道，“你能继续跟杰老师上课，我很赞成，千万不要驼子摔交，两头不着。有个博学的老师指点，总比自己摸索好，尽管他有些见解与你不同。但你还年轻，musical literature的接触真是太有限了，乐理与曲体的知识又几乎等于零，更需要虚心一些，多听听年长的，尤其是一个scholarship很高的人的意见。”傅雷在儿子的一次成功演奏之后赞赏道：“我更高兴更安慰的是：多少过分的谀词与夸奖，都没有使你丧失自知之明，众人的掌声，拥抱，名流的赞美，都没有减少你对艺术的谦卑!”他希望儿子谦虚谨慎，积极奋进，不怕挫折，不怕失败，不怕打击，他说：“只要你能坚强，我就一辈子放了心!成就的大小、高低，是不在我们掌握之内的，一半靠人力，一半靠天赋，但只要坚强，就不怕失败，不怕挫折，不怕打击――不管是人事上的，生活上的，技术上的还是学习上的――打击;从此以后你可以孤军奋斗了。”在谈及失败与错误时，他说：“得失成败尽量置之度外，只求竭尽所能，无愧于心。”“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与低潮之间浮沉，惟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只要高潮不过分使你紧张，低潮不过分使你颓废，就好了。太阳太强烈，会把五谷晒焦; 雨水 太猛，也会淹死庄稼。我们只求心理相当平衡，不至于受伤而已。”“一个人惟有敢于正视现实，正视错误，用理智分析，彻底感悟;终不至于被回忆侵蚀。”反窥现实，我们不禁感叹，傅雷精神影响深远，倘若现今的我们，尤其是年轻一代能真真领悟傅雷精神，更上一层楼的和谐就指日可待了!
傅雷家书中，人本观念熠熠生辉。除了教导儿子将为人为人生的重中之重，还时常关心儿子的身心健康，这在家书里比比皆是，譬如，傅聪即将出国 留学 时傅先生写道，“可是关于感情问题，我还是要郑重告诫：无论如何要克制，以前途为重，以健康为重。在外好好利用时间，不但要利用时间来工作，还要利用时间来休息，写信。”傅聪多次比赛前，傅雷都会耐心教导儿子，“比赛以前的几个月，一定要把身心的健康保护得非常好，才能有充沛的精力出场竞赛。俗语说‘养兵千日’，‘养’这个字极有道理。”在谈及傅聪练琴时，傅雷嘱咐儿子：“不过身体还得保重，别为了多争半小时一小时，而弄得筋疲力尽。从现在起，你尤其要保养得好，不能太累，休息要充分，常常保持fresh的精神。好比参加世运的选手，离上场的日期愈近，身心愈要调养得健康，精神饱满比什么都重要。”相形见绌，今昔的人父人母，尤其是都市里的爹妈，有几人能像傅雷这般照顾子女的精神成长?有几人能牺牲一丁点时间去关照子女的情感问题?有几人能奉行“人本主义”呵护子女的身心健康?错综复杂的社会体制又容许我们的人父人母能做到几分“人本”呢?这是体制问题?或者是人文问题?我们更明白的是这些问题一时间难以明辨，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人生观的深刻反省。
三、傅雷家书：傅雷艺术观的反省
傅雷家书不仅仅展现了傅雷对儿子的为人处事，身心健康诸多方面的关爱，同时还流露出其对音乐、绘画等颇有见地的才识和睿智。在谈及艺术境界时，他跟儿子分享道：“音乐主要是用你脑子，把你蒙蒙胧胧的感情(对每一个乐曲，每一章，每一段的感情)分辨清楚，弄明白你的感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等到你弄明白了，你的境界十分明确了，然后你的technic自会跟踪而来的。”在谈到音乐与技巧时，他也曾告诫儿子：“现在我深信这是一个魔障，凡是一天到晚闹技巧的，就是艺术工匠而不是艺术家。一个人跳不出这一关，一辈子也休想梦见艺术!艺术是目的，技巧是手段：老是只注意手段的人，必然会忘了他的目的。”笔者以为，这两点同样适用于翻译领域，如若译者能对原文的意思(每一个词，每一个句，每一个篇章的意思)分辨清楚，那么翻译的境界也就高超了，翻译技巧也会随之炉火纯青。反之，译者如若整天只顾研究翻译技巧，终若有所成，顶多是翻译匠而非翻译家。只注重翻译手段而不讲究翻译境界的人，必然会偏离亦或遗忘翻译目的的。
傅雷家书蕴涵着深刻的思想哲理，深深地启发着世人。在傅聪感觉职业生涯不乐观时，他鼓励儿子：“你说常在矛盾与快乐之中，但我相信艺术家没有矛盾不会进步，不会演变，不会深入。有矛盾正是生机蓬勃的明证。眼前你感到的还不过是技巧与理想的矛盾，将来你还有反复不已更大的矛盾呢：形式与内容的枘凿，自己内心的许许多多不可预料的矛盾，都在前途等着你。别担心，解决一个矛盾，便是前进一步!”“矛盾是解决不完的，所以艺术没有止境，没有perfect的一天!唯其如此，才需要我们日以继夜，终生的追求、苦练;要不然大家做了羲皇上人，垂手而天下治，做人也太腻了。”傅雷的这种矛盾观、积极向上的心态，笔者以为，在今天仍不乏极高的艺术价值，或曰，在今天这个竞争最为激烈的社会，此种矛盾观、乐观向上、积极上进的态度更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四、结语
傅雷在家书中提到给儿子写书信的目的：“长篇累牍的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的。第一我的确把你当作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方细节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我做父亲的只想做你的影子，既要随时随地帮助你、保护你，又要不让你对这个影子觉得厌烦。”在此，我们对傅雷家书的思想哲理、睿智见识、真挚情感便可管窥全貌。叶永烈先生在其论文如是说：“《傅雷家书》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傅雷一家的范围。哲学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研究傅雷的思想、哲理、 方法 ;教育家可以从《傅雷家书》探讨人才培养的规律以及家庭对成才的影响;文学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研究 散文 的笔法;艺术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汲取音乐、美术的营养;历史学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剖析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广大读者可以把《傅雷家书》作为一本优秀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一本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而笔者，欲跟诸位，尤其我们的青年人，共享家书在现实生活方方面面的重大教育意义和巨大指导意义，亦如笔者上文所提：《傅雷家书》教育儿子在为人处事上的睿智、交往中的真诚、学习中的谦虚，都值得我们借鉴;家书教育儿子不怕困难、不惧挫折、敢于面对的乐观坚强的态度更是值得我们铭记;家书中关于艺术境界的探讨，值得我们从事翻译的译者借鉴并学习;家书的“人本”思想、矛盾观等等理念，值得我们深思、反省。
参考文献：
[1]楼适夷.傅雷家书・读家书，想傅雷[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杨剑龙.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个人话语――论《傅雷家书》[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
[3]叶永烈.傅雷与傅聪――解读《傅雷家书》[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
[4]傅雷.傅雷家书[M].北京：三联书店，1998.
[5]傅雷.傅雷家书[M].北京：三联书店，1984.
论《祝福》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鲁迅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在《祝福》中塑造了三类女性形象：被奴役、被压迫的女性;封建礼教的代言人;有意和无意的帮凶。表达了作者对封建礼教的批判。
关键词：祝福;女性形象;封建礼教
鲁迅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女人的地位始终是最低下的，她们受的压迫最厉害，是“铁屋子”中最弱小的群体。早在1918年，鲁迅就写了著名的《我之节烈观》，深刻批判了封建 文化 对女性的戕害，表达了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愤恨。《祝福》可算得上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祝福》中的女性形象，可分为三类。
一、被奴役、被压迫的女性――祥林嫂
祥林嫂是旧中国广大劳动妇女的代表。她勤劳、善良、坚韧。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旧社会不但没有争得一个做人的起码权利，反而成为一个被践踏、遭迫害、受鄙视的对象，最终被封建礼教所吞噬。祥林嫂为了躲避再嫁的命运，逃到鲁镇到鲁四老爷家帮工，整日劳作，衣食不论，却非常满足，以至于“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只要暂时坐稳了奴隶，她也就感到了莫大的满足和幸福。然而，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却不会因此而放过她，生活的打击接二连三：婆婆把她绑到山坳里卖掉了，丈夫贺老六得伤寒死了，儿子阿毛被狼吃了，房子被大伯收去了。她再次成为无家可归之人。当再嫁再寡的她再次回到鲁镇的时候，就成为人们眼中的一个异类，成为一个“不干不净”的人，最终被大家排斥，倒毙在家家祝福的风雪交加的街头。至此，她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做”(《灯下漫笔》)了。
在祥林嫂短暂的一生中，她也曾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反抗：为躲避被婆婆卖掉而逃到鲁镇;再嫁时闹得“出格”; 面对人们的嘲弄、侮辱与伤害，给以无言的抗议;为取得精神上的平等，免除阴间被锯为两半的命运倾其所有到土地庙去捐了门槛;死前怀疑灵魂的有无等等。但这些反抗，无不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是受了“好女不嫁二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封建思想毒害的结果。她的“出格”的反抗，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贞节”; 她的捐门槛是为了赎“罪”。她拼命反抗的东西，实际上恰恰成了她拼命维护的东西。她是为了坐稳奴隶而进行的抗争，是在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泥沼中进行的抗争。她反抗地越厉害，说明受的封建礼教的毒害越深。她的反抗具有浓烈的悲剧性。封建礼教已经深入人心，生活在封建势力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农村的祥林嫂，其悲剧是无法避免的。祥林嫂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二、封建礼教的代言人――婆婆、四婶
从小说的 故事 情节看，祥林嫂的悲剧命运源于她的婆婆。作者通过卫老婆子之口交代了她婆婆的特点：“那女人虽是山里人模样，然而应酬很从容，说话也能干。”为了给小儿子娶媳妇，善于算计的婆婆公然地把逃到鲁镇的祥林嫂象畜生般捆走卖到山坳里去了。封建时代要求女子“三从”“、四德”，对家长绝对服从，女人一生的命运都寄托在男人身上。在婆婆家，祥林死后祥林嫂无子可从，作为封建家长的婆婆就可以把她随意卖掉;在山坳里，贺老六病死，儿子被狼吃掉，祥林嫂就只能被大伯赶出去，成为无家可归之人。这种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就连认为绑架祥林嫂的行为损害了自己尊严的鲁四老爷在气愤过后也释然地说：“可恶!然而……”
四婶是大户人家的太太，表面看来温柔敦厚，心地善良，实际上也是一个自私、顽固、残忍的封建礼教的维护者，一个杀害祥林嫂的凶手。是她，从精神上彻底打垮了祥林嫂，用封建礼教这把利剑把祥林嫂逼上了绝路。四婶对祥林嫂的态度可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念叨――不满――扫地出门。而发生这一切变化的根源在于祥林嫂能否为她出力。她对祥林嫂念叨是因为祥林嫂整日不停地劳作;她对祥林嫂不满是因为祥林嫂在遭受了丧夫失子的痛苦后，精神变得不济，做事时常丢三落四，又总是絮絮叨叨。她从内心深处开始嫌弃“不干不净”的祥林嫂，在祭祀时不让祥林嫂沾祭器，从精神上宣判了祥林嫂的死刑。尽管祥林嫂用自己辛苦挣得的血汗钱捐了一条千人骑、万人跨的门槛，希望自己能够重新获得做人的权利，但四婶的一句“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彻底打破了她的希望。害怕自己成为异类的祥林嫂最终还是无奈地成为了人们眼中的异类，被四婶扫地出门，在家家祝福的 除夕 夜，倒毙在了风雪交加的街头。作者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从更深层次挖掘出了祥林嫂悲剧的社会根源。
三、有意和无意的帮凶――柳妈、卫老婆子、老妇人
柳妈的出场是在小说的高潮部分――祥林嫂第二次到鲁镇的时候。关于柳妈她深受封建礼教的毒害又反过来用封建礼教害人。她对同处于被剥削阶层的祥林嫂本应同情、宽容，但有意无意中却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她不怀好意地用她那明亮的小眼睛盯着祥林嫂额角那引以为耻的伤疤，取笑力气大的祥林嫂何以竟自己愿意了，恐吓她死后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相争，阎罗大王只好把她锯为两半。并“好心”地为祥林嫂出主意――用自己的血汗钱到土地庙捐一条门槛来赎了这一生的罪名，然后又把自己和祥林嫂谈话的内容张扬出去，使人们得到了取笑祥林嫂的新材料。柳妈这一形象，使人们从更深广的角度认识到社会对祥林嫂的不宽容。处在如此险恶环境中的祥林嫂的被毁灭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卫老婆子和老妇人是小说中着墨不多的人物。但通过淡淡的笔墨，仍能窥探出他们的内心世界。卫老婆子是一个见风使舵、圆滑世故之人，她以介绍人打工为职业，从中谋利。她一开始以热心肠的身份出现，热情帮助孤苦无依的祥林嫂，极尽甜言蜜语之能事，把祥林嫂介绍到鲁四老爷家帮工。转而又加入到与婆婆一起绑架贩卖祥林嫂的行列中去。这个没有起码是非观念的女人，左右逢源，如鱼得水，从中尽情捞着自己的好处。对于祥林嫂的不幸遭遇，她不但不感到可惜、气愤，反而以艳羡的口气说他交了好运，儿子也胖，母亲也胖。她被金钱和封建礼教吞噬了灵魂，同时又帮着封建礼教吞噬着其他善良的人们。老妇人等则专以别人的痛苦为快乐。她让祥林嫂不断重复着自己悲惨的故事，不断揭开祥林嫂始终流血的伤疤。她始而同情，眼角流出几滴眼泪，口中发出几声叹息，继而也就冷漠，最终是厌弃了。这些麻木的看客，津津有味地咀嚼着别人的痛苦，成为祥林嫂悲剧命运的推波助澜者。
法捷耶夫曾说：“鲁迅，是短篇小说的名手，他善于简短地、清楚地在一些形象中表达一种思想，在一个插曲中表达一件巨大的事变，在某一个别的人物中表达一个典型。”作者在《祝福》中塑造的这三类女性形象，尽管身份不同，地位不一，却都深受封建礼教的毒害。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鲁迅这样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然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清闲’的新式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也正是《祝福》中这些女性形象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鲁迅.彷徨[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鲁迅.呐喊[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鲁迅.南腔北调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撰写文学论文，最好选择研究先锋作家作品，如余华、洪峰、阿城、残雪、莫言、格非、孙甘露、史铁生、海子、骆一禾、韩东、于坚、韩少功、张承志、马原、阎连科、刘震云、杨炼等人的作品，注意学习、运用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如福斯特、苏珊·朗格、罗兰·巴特、卡尔维诺等人的理论，这样写出的论文只要达到一般质量要求，肯定能通过。
怎么抒情怎么来，不过要注意修辞，避免掉书袋
形象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在比较文学学科萌芽时就已经产生，主要研究一国文学中异国形象的塑造和描述。近年来，对形象学进行研究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热点之一。接受学，文学接受的发生从对本文的阅读开始是读者在特定阅读经验期待视野的基础上，在特定接受动机的支配下，在特定接受心境影响下展开的。期待视野是在文学阅读之先及阅读过程中，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基于个人和社会的复杂原因，心理上往往会有一个既成的结构图式，读者的这种据以新闻记者本文的既成心理图式。姚斯认为，任何一个读者，在其阅读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之前，都已处在一种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识的状态。没有这种先在理解与先在知识，任何新东西都不可能为经验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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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论文了吧，论文是学术界进行成果交流的工具。你写论文时总是无从下笔？下面是我整理的【推荐】比较文学的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 要：
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有利于增进民族之间的了解、团结与合作，有利于各民族吸取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创造世界性文学。
关键词：
比较文学 民族文化 交融
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以及特定历史时代赋予的意识形态的载体。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商品交换的日趋频繁，各民族的文化也随着贸易往来、战争、迁徙而相互渗透、融合、影响。但是，这种渗透、融合以及影响直到十九世纪初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无意识的，缓慢的。一个民族吸取外民族的文化也是感性的，不自觉的。自从1816年法国在大学课堂开设比较文学教程后，人类才开始自觉地理性地将本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学与外民族的文学进行比较，比较出民族精神，文化的精品，从而辩证地快捷地吸取前人创造的文化精髓。近两个世纪以来，随着机器大生产的高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文明与落后的差距越来越大，各民族的性格特点暴露无遗。于是，吸取本民族的经典文化和外民族的精品文化，使本民族强盛、在竞争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当务之急，创造世界性文学将纳入议事日程。为此，作为民族文化精神比较的比较文学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在各国大学开设和发展壮大起来。
首先，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有利于我们对外民族文化去伪存真，他为我用，创造世界性文学。一个民族的文学总离不开本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地域环境。文学存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各民族文学都有相对稳定的阵地，起初接受外来文化是被动的，不自觉的，缓慢的，这是因为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支配着自己。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争鸣，汉魏六朝时的佛教，都足以说明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而蒙古族统治时的元朝，满州族统治时的清朝，中原人虽然成了他们的“俘虏”，但他们却成了中原文化的俘虏（汉化）。“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元文类鲁斋遗书》卷七），“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州旧制”（《清世祖实录》卷八四），体现了中国文化非同寻常的坚韧性，向心力，化合力。正因为这一特点，才使国人盲目地处在“举世皆浊，惟我独尊”的自我陶醉之中，使得一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儒家文化已经走过了辉煌时期，走进了死胡同。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七十年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艰难期，渐进期，当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碎了紧闭的国门时，有识之士认为应向西方人学习现代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尽管这种出发点是报仇雪恨的“制夷”，在某些国人看来过于委屈，但这却是思想意识的一次解放，它至少让国人睁眼看世界，看到了因自身落后惨败的甲午中日海战，泱泱大国输在历来向自己学习的弹丸小国手下，使国人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仅仅有先进的技术是不足以拯救国家的，要富国强兵还必须从制度上变革。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国人再次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应当从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民族精神上变革。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反省的过程中，鲁迅挖掘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国民的劣根性；柏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酱缸文化”，它很容易让人变成“酱缸蛆”。二十世纪上半叶翻译文学的兴盛，正是国人大量吸取外来文化有力的例证。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文学，除了少量的苏联文学翻译外，又迈入了闭关自守的误区，改革开放后的思想大解放，翻译界才又活跃起来。
从二十世纪初到世纪末，不管是作家的创作还是广大读者以及国民的思想意识无不受西方文化强劲的冲击和影响，他们无一不在吸取外来文化的精髓。鲁迅的《狂人日记》受俄国作家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影响，借狂人之口发泄内心的激愤；郭沫若的《女神》形式上受美国自由诗人惠特曼的影响，在思想上受印度诗人泰戈尔泛神论和德国诗人歌德的影响。王蒙五十年代曾说：“我们这一代是吸苏联文学的奶长大的。”就王蒙等人当时的创作来说无不在模仿苏联文学，而王蒙新时期的创作《春之声》、《蝴蝶》等一系列作品受到西方意识流作家作品的影响，这些关系与其说是中国作家在跟进摹仿外国作家的创作方法，不如说外国作家作品为中国作家提供了观察审视社会现实人生的新视角，他们不但为国人创造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而且拓展了国人的视野，启迪了国人的思想。不过，作家也好，读者也罢，他们生存在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土壤，在吸取外来文化精髓时不可能完全西化，因为还有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滋养着他们。他们从中西文化交融中吸取有价值的.养料。
比较文学正是站在理性的高度对各民族文化进行客观的比较，让作家继承借鉴有价值的创作手法及创作风格，让读者去伪存真，吮吸各民族文化的精华。而各民族在共同吸取前人文化的过程中对生存、生态、环境、发展等方面的认识会逐渐趋于一致，时间一长，作家自然会创作出人类共同关注关心的文学作品，世界文学的大同时代也就不远了。
其次，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增进民族间的了解，有利于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在当今经济一体化与世界多格局的国际环境下，各国民间往来、商品贸易、政治外交日趋频繁，互助互利的合作得到不断加强。但是，团结与合作的前提是了解，由于民族、地域环境、政治制度、历史渊源的差异，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质，要交往与合作就必须互相了解对方的特质，进而理解包容他们的这种特质，求同存异。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互相间的隔阂，建立互助互利的关系。日本大和民族，他们在侵华战争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心灵创伤，但是，我们在不忘耻辱的同时，还应该理性地看到大和民族不甘落后、敢为人先的开拓进取精神。他们从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一步一步跃入世界强国之林。因此，我们不要停留在痛恨仇视的民族感情上，应找准契机学习他们的民族精神。文学上，日本平安和江户时期曾大量吸取中国的古典文化，但二十世纪，日本文学已走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前面。日本江户时期的文学――世界上最短的诗歌形式――俳句，与中国的唐诗宋词在创作上的音韵格律意境有惊人的相似。
再次，开展比较文学，可以为文学研究开辟新道路，有利于其他学科如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研究的深入。这里比较文学已超过了这门课程本身，而是作为一种方法论运用到其他学科领域，使研究更为深入、成就更为显著。以前，我国是文学与理论研究大多局限在历时性的单线条的承袭与发展关系之中，极少把它放在世界文学及理论的大背景下考察，忽略了各国文学及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使我国的文学研究难以取得新的成果。我们的文学批评多是感性的直观的，缺乏西方文学批评的逻辑性、思辨性和理论深度。在这方面晚清著名文学理论家王国维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大胆运用了康德、黑格尔的思想，采用比较的方法，把《红楼梦》放在世界文学背景下进行研究，在研究宋元杂剧时自觉与西方戏剧进行比较，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学术著作《人间词话》、《宋元戏剧史》。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更不能只是纵向研究，而应将其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这样，就可以避免孤立的研究，使研究更为深入、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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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翻译，就意味着谈作品，谈作品的生命，作品的命运与它的特性；谈作品如何照亮了我们的生活；谈翻译，就是谈交往，转换和传承，谈本己与他者的关系；谈母语与别种语言；就是谈人的语言存在，就是谈谎言与真相，背叛与忠实……
——A。博尔曼（1942—1991）
在我们这个全球化速度不断加快的时代中，翻译变得日益日常化，语言间的转化需求变得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急迫，也更不可或缺。而全球一体化的各种制度建设中，如国际法的建设，对各种传统、文化更深人、准确的了解也变得更为重要。翻译研究，也从过去学科内的分支角色转化成独立的研究领域，并成为对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条件反思的对象：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建立起来的概念与其他文化的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以往由西方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是否因为语言文化本身的限制应当重新反思？而各种非西方的社会科学主体是否可以完全绕开西方知识体系来反思自身，并加入到西方学界对整个社会科学基础的批判重建中来？
本文所说的译介学，即翻译学，既是比较文学学科赖以存在的传统基础，又是对其存在局限性的冲击乃至挑战。发生于欧洲的比较文学，从起源处就根植于欧洲文化的巨大翻译传统之中：古希腊语言是在接受并改变了菲尼基语音系统而形成的；它与希伯莱文化的相互关系至今还是欧洲学者研究的中心；拉丁语传统更是对古希腊与希伯莱传统的一种翻译转化式传承；在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之前，欧洲知识界共享的是这种共同的知识与精神传统。文艺复兴在整个欧洲兴起的翻译热潮，从某种意义上说，为后来欧洲现代民族语言文学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现代民族语言的发展，也在欧洲文明内部引入了新的知识环境：过去共享的精神传统，现在因民族语言的发展而出现了沟通壁垒，欧洲知识精英开始需要学习别国语言以便去了解别国文化。而比较文学，特别是作为法国学派代表的影响研究的问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影响研究往往与翻译密切相连。而且，在大多数现有的译介学与影响研究的论述中，两者常常重叠在一起，难舍难分。所以，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翻译是比较文学学科产生的基础条件之一。
再则，从比较文学研究者所必备的学科条件来看，掌握比较对象双方的语文，具备一定的翻译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否则的话，比较工作的成效与存在必要性就丧失了。
那么，既然翻译这么重要，为什么译介学的形成没有与比较文学学科诞生同步，而要等到20世纪30—50年代呢？其中的原因是多重的，一是与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相关：现代语言学的发展特别重视作为思想文化媒介的语言本身的研究；二是对非欧洲语言文学现象的研究越来越依赖翻译，而翻译的特性，如它所传达的信息的真伪，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知识有限性问题就日益变成问题的中心。由此，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新发展的一部分来加以介绍，也就有其自明的合理性了。
“译介学”的法文对应词应是la traductologie，词根由“翻译”与“学问”两部分构成；而英文常见的说法则是Translation Studies，可直译为“翻译研究”或“翻译学”。总之，它是关于翻译的学问。译介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文学翻译、翻译文学文本和翻译理论三个方面。由于它所关注之重心在于两种文化转换中的语言媒介，故被称做译介学，亦可称之为译介理论。
译介学涉及的这三个方面是彼此相互联系也相互区别的：（1）对文学翻译的研究重在文学语言转换之技术与技巧的研究，是对翻译损益之技术评估。作为传统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它是翻译学研究必备的基础条件；（2）对翻译文学文本的研究，重心则落在译本的价值评价之上，它所关心的重点是对不同译本间的比照与得失研究；（3）翻译理论研究则涉及的是翻译理论范式的转换及其意义的史论性研究。译介学的这些研究对象决定了其性质：它是对语言转换现象所导致的文学关系乃至文化关系间的沟通、理解、误解及其意义的理论探讨。三者的侧重面所呈现的乃是翻译从实践到理论整体问题轮廓，缺一不能成立。
第一个层面表面上似乎只涉及翻译的技术问题，因而常常被向往理论的人所低估。但翻译技术性难题往往也是翻译理论中的难题，其中最典型的难点，可能就是诗歌翻译问题。在西方，从但丁到蒙田，从伏尔泰、狄德罗到里尔克（Rilke）、雅各布逊（Jakobson）都重复一句话：诗不可译，因为诗歌是“声音与意义之间不确定关系的一种延长”，不可译性就是诗歌的本质与价值所在。在汉语诗论传统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言已尽，意无穷”也是评价诗歌价值高下的标准。诗歌在同一语言中就具有“技术上”不可转译的特征，更不用说移入外语语境所面临的“技术”难度了。但这些理论上的结论，都是从具体实践操作中屡战屡败的经验中总结出来：诗歌的节奏、语音与整体意象语境从技术上对抗翻译，因而也成为翻译理论中的难点和研究制高点。比如，美国诗人庞德翻译中国古诗时，强调了汉字的表意、象形特征，突破英文语音文字所特有的诗歌传统，因而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新诗运动。但这场运动反过来影响一些中国诗人也尝试开拓汉诗的外形特征，效果却渺渺。殊不知汉诗正因为它的外型表意不表音，诗歌传统才如此追求严格的韵律。这诚然既是技术问题，更是文化问题。 第二个层面重在对原作之多种译本的比照研究，讨论其得失长短。比如，周兆祥对汉译《哈姆雷特》的诸种文本比较研究，不仅盘点了这些译本艺术上的得失，也带出了20世纪中国接受西方戏剧的具体语境。而后者已介入接受研究领域，也就是说从文本（texte）研究进入到了文化语境（contexte）研究。戏剧的接受语境超出了诗歌、小说的书面个体阅读接受范畴，既涉及舞台再现体系，又涉及直接面对观众的“集体”阅读场域。因其二度转换，即舞台转换，要直接面对进入剧场的接受者，其方式与情境，更能立体勾勒出原作所遭遇到的文化转换难度，从而综合呈现接受语境中对该作品的文化理解的具体状况：如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戏剧舞台上所搬演的莎剧，基本上都将莎式的性格悲剧演义成中国式的伦理悲剧，显示出传统戏剧模式、社会心理模式在接受西洋剧中的强势解释力。
如果说译本比较研究与原作的关系依然紧密，二度再现的文化语境研究已进入对原作与译作所承载的不同文化更深、更广的信息差异的辨析的话，下述现象可以说更远离了原作及其文化语境：翻译文本本身成为接受语境中的一个新的创作契机，自备一种艺术价值，自成一种艺术风格。最为人熟知的例子是翻译家林纾的公案。严格地说，林纾不能算翻译家，他只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但会听故事，而且更擅长转述故事。其“文笔”让钱锺书这样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家都为他所“诱”，而“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第二个例子是美日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寒山热”：在中国本土默默无闻的寒山诗译成日文后在日本大受青睐，长期流传，备受尊崇，其“俯拾皆是的佛教道教色彩”不仅“使他享誉东瀛”，而且经由日本，风行美国，与1958—1965年间在美国的文化运动中成为“垮掉的一代”的理想英雄，使它所承载的禅宗信息演化为一场美式的精神运动。第三个例子也是大家熟知的庞德英译唐诗个案。指责他的译文充满误读，英文文法不通，已完全无法解释他所掀起的20世纪美国的那场新诗运动。他独特的解读视角与其说是对唐诗的误读，毋宁说是“悟”读，如果他关注的是唐诗严格的韵律要求，而非汉字意象所造成的视觉特点，情况又会如何？总之，上述三例已不属狭义上的翻译研究，而属于广义的文化转换工作，即进入了影响研究、接受研究的范畴。因为原文的价值已不是重点，译文如何不忠于原文也不那么重要，它开始了自身的文化历险。文学史家将之纳入历史时所关注的，也不再是原作及原作者，而是译者与译品本身的特有价值，前者常常只作为后者的语境而进入史家的视野。这种翻译观中的“原著中心论”向“译文中心论”转向，其实是从对翻译“信、达、雅”与“神似”的基本诉求，转向对译者与译品的“创造性背叛”及其“艺术个性”的要求。前者是翻译的标准，后者是创造的标准，不在同一个评价范畴内。后一个标准是可欲难求的。严格地说它，是对一般意义上的翻译评判标准的超越。
第三个层面是从哲学角度讨论翻译研究所涉及的各种理论性问题，包括对翻译性质的理论思考，对翻译研究的范式（paradigm）转换之意义的梳理，对翻译史论研究中的标准的研究与评价等。
翻译的性质为何？关于这个问题的提问、反思与论证，在翻译史上构成了各种不同的翻译理论范式的基础。如为《圣经》翻译定下原则的古罗马翻译理论家圣·杰罗姆（Saint Jerome）说，“翻译是对意义的兼并”，也是“对意义的捕捉”；对现代翻译理论有深刻影响的本雅明说，“由于它所携带的那样一种语言种子，翻译间于文学创作与理论之间”。海德格尔说：“任何翻译本身都是一种解释。不需声明，它的存在就携带着解释原有的基础，开口与诸种层次。反过来，解释不过是忍而未发的翻译之完成罢了……本质上，解释与翻译不过是同一件事。”
圣·杰罗姆在翻译活动中看到的是原文（经文）中的绝对意义，所以他要求绝对忠诚于原文，强调“逐字对译”与“因义对译”原则。本雅明在翻译中既看到了创造的“原创性”，也看到了它所具有的理论的“反思”特质；而海德格尔则在翻译现象中看到的是译者的“理解”与“解释”之主体活动。后两者的见解可以说是18、19世纪以来由德国哲人施莱尔马赫（1768—1834）为代表的对翻译的反思模式（强调保存原作中的“陌生性”，主张译本本身就具有某种“次语言”的价值）的延续。古典模式将原文神圣化，认为原文中有绝对的意义，翻译活动不过是解经活动的附属部分，译者应当是原文的忠实的役者；近代模式则强调译者的主体性，不认为原文只有一种绝对的原义，每一个译者都可能发掘出原文不同的含义，而翻译活动也是一种创作活动，译本也有它特有的价值，是不同于原文语言，也不同于本土文学作品的“第三种语言”。
关于翻译理论范式的思考，在西方一直伴随着翻译实践活动的展开，一直是“经验”与“反身自省”的同步活动。中国有漫长的翻译历史，也形成了一些对翻译的论说：从西晋以来翻译佛法发展出来的“格物法”，到近现代译家严复倡导的“信达雅”说、傅雷的“神似”说，以及钱锺书的“诱、媒、讹、化”论。不过，对这四种论说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比如各说之间有否发生范式的转化？如果有，其理论意义为何？这种理论探讨的意义还在于它关系到其他相关领域标准的建立。例如，翻译史怎么写？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4）提供的标准是什么？有没有别的可行标准？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1991）的写品有什么标准上的不同，为什么？翻译文学史的材料选择标准是什么？实录法？对原作传播的贡献大小？译品本身的价值和影响？这几种写法各有不同的标准，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尽相同。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翻译问题日益突破学科界限而成为对人文社会学科基础思考的综合理论性问题。这种趋势使得传统比较文学视阈中的文学翻译身份定位受到冲击，或者说使它不再可能以故步自封的方式存在。否则，它很可能被吞没掉而不自觉。同样有“文化翻译”特征的文化人类学，尽管20世纪40年代以来也将“文化翻译”当作其方法论的特征0来界定，而且由于它“对其翻译工作中的‘化’的一面”过于自信，而自以为寻找到了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语法”，并成为“文化科学”，而受到非西方人类学者的批判，其“文化翻译之‘诱”’被认为“变相地强化了文化不平等的格局”，成为人类学界反思“文化翻译”的权力关系，“讹”的方法论价值的问题性场域。但将翻译纳入学科的方法论基础，非但没有削弱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基础，反而使之更具有自身反省的能力。这一点是否值得比较文学借鉴？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人类学与比较文学的学科基础从一开始就具有跨语言、跨文化的“翻译”特征。区别在于人类学翻译的是广义的他者社会文化文本，人类学者以自身的认知模式直接介入对他者文化的理解与“解释”之中，并追求建立普适的知识体系；而文学翻译所面对的，则是一种间接的文本，是对原作者之自我文化理解的翻译与解释。两者不在同一知识谱系中，因此，同样一个“讹”与“化”，涉及问题的性质与效果全然两样。比较文学只有在这种开放性的自省中，不断思考自身的存在合法性及学科边界，才能保存与发展自身的阵地。
当翻检《钦定词谱》时，我们发现“图谱合一”在明代万惟檀时就已经完成，“黑白圈平仄标注法”、“句中韵”是张埏用力处之一，“去声字”、按字数多少排列是万树的发明，无论是从词谱体例还是内部具体设计，可以发现其创新之处并不多。
《钦定词谱·凡例》谈到：调以长短分先后。若同一调名，则长短汇列，以“又一体”别之，其添字、减字、摊破、偷声、促拍、近拍以及慢词，皆按字数分编。
至唐人大曲如[凉州]、[水调歌]，宋人大曲如[九张机]、[薄媚]，字数不齐，各以类附辑为末卷。
每调一词旁列一图，以虚实朱圈分别平仄，平用虚圈，仄用实圈，字本平而可仄者上虚下实，字本仄而可平者上实下虚。至词中句法，如诗中五言、七言者，其第一字、第三字类多可平可仄，似不必拘谱，内亦参校旧词，始为作图。至一定平仄，别谱有异同者，必引证其句，注明本词之下。又可平可仄。中遇去声字，最为紧要，平声可以入声替上声，不可以去声替。沈伯时《乐府指迷》论之最详，谱中凡用去声字不可易者，悉为标出。表面看来，《钦定词谱》只是所收词调增多、考证更加准确而已。事实上，其更臻完美的思考与精益求精的设计使它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
一、词调前系调名考证词调是词体构成的重要部分。在唐五代时期，词调本事对词的内容、风格有限制作用。到了北宋，由于苏轼等人以诗为词，日渐打破了词调本事对内容的限制，词调与词内容的关系日渐疏远。
而自《教坊记》、《乐府杂录》、《碧鸡漫志》始，研究者开始关注词调的渊源流变，并对一些词调进行了本事溯源。到了明代，词学家们更加关注词调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杨慎考证词调3O余个，而董逢元《词名征》开始了词调系统的研究。到了清初，毛先舒对词调进行了大范围整理，编成《填词名解》一书，考证词调近四百。而查培继在编纂《词学全书》时，把《词名集解》作为第一部分出现，这是词谱史上第一次把词调与词谱对等看待。惜毛先舒的考证仍需深入，很多词调本事并未揭示清楚，甚至造成了一些失误。
从专门的词谱书籍来看，之前的编纂者似乎对词调的内容兴趣淡薄，从周瑛的《词学筌蹄》、张铤的《诗余图谱》到程明善的《啸余谱》、谢天瑞的《新镌补遗诗余图谱》再到清初赖以邻等人编制的《填词图谱》、万树的《词律》，他们基本上并未对词调的渊源流变进行较为详细的解说，偶然仅是简单的对词调进行一下溯源，说明词调的创始情况，而作为图谱的附庸存在。而《钦定词谱》最用力处即在于此。《钦定词谱·凡例》介绍道：词名原委及一调异名之故，散见群书者，悉为采注。
这种把调名考证融入词谱中的方法，可以有效的指导填词者“选调填词”。填词者只要一部《词谱》在手，不需要再查阅哪个词调适合填写什么风格、内容的词，直接翻阅《词谱》就可以完全解决填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大大方便了填词者，为清代的“填词须选调”理论的兴起及深人人心作出了重要贡献。
《钦定词谱》在词调考释上用力甚多，编纂者广搜博采，从经史子集中搜集各种有用材料来考证词调的渊源流变，如对词调[竹枝]的考证，《填词名解》仅简单的介绍道：唐乐府名，有蜀[竹枝]，有江南[竹枝]，有渔家[竹枝]，徐士俊云：泛言[竹枝]者，蜀词居多。
而《钦定词谱》却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考证：唐教坊曲名，元郭茂倩《乐府诗集》云：“[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里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词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按《刘禹锡集》与白居易倡和，[竹枝]
甚多，其《自叙》云：“[竹枝]，巴渝也，巴儿联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雎舞。其音协黄钟羽，但刘白词俱无和声，今以皇甫松、孙光宪词作谱，以有和声也。
这样精彩的考证在书中比比皆是，读之使人神清目爽，心下快然。同时，《钦定词谱》对前人妄自解说词调的作法采取了存而不论的求实态度，如在（抛球乐]下注日：唐教坊曲名，《唐音癸鉴》云：“[抛球乐]，酒筵中抛球为令，其所唱之词也。”《宋史·乐志》：“女弟子舞队三日[抛球乐]。”按此调三十字者，始于刘禹锡词。皇甫松本此填，多一和声。三十三字者始于冯延巳词，因词有“且莫思归去”句，或名[莫思归]。然皆五七言小律诗体。至柳永则借旧曲名，别倚新声，始有两段一百八十七字体，《乐章集》注林钟商调，与唐词小令体制迥然各别，以同一调名，故类列之。这种打破明人妄自解说的态度与作法，表明了清人注重实据的严谨态度，如果遇到不清楚的词调，编者还会在例词之后再加解释，如[添声杨柳枝]： 按《碧鸡漫志》云：黄钟商有[杨柳枝]曲。仍是七言四句诗，与刘白及五代诸子所制并同。但每句下各添三字一句，乃唐时和声，如[竹枝]、[渔父]，今皆有和声也。旧词多侧字起头，第三句亦复侧字起声，度差稳耳，今名[添声杨柳枝]。欧阳修词名[贺圣朝影]，贺铸词名[太平时]。《宋史·乐志》：[太平时]，小石调。
接着编者在顾复例词后注日：此调有唐宋两体，唐词换头句押仄韵，宋词换头处押平韵。按张泌词前段起句“腻粉琼妆透碧纱”，“腻”字仄韵，第三句“金凤搔头坠鬓斜”，平仄全异，后段起句“倚着云屏新睡觉”，“云”字平声，第二句“思梦笑”，“梦”字仄声，第三句“红腮隐出枕函花”，“红”字平声，“隐”字仄声，许桨词前段第三句“不知屏里画潇湘”，“不”字仄声，后段起句“重叠衾罗犹未暖”，“重”字平声，此两词皆换头处押仄韵者，故谱内可平可仄处之。
大概是编者仍担心读者理解不够通彻，其在“另一体”后继续注日：此词后段第二句仍押平韵，每句后添声俱用“仄平平”，宋词皆照此填，与唐词小异。
按此体见《梅苑》及《乐府雅词》，皆作[杨柳枝]。又按贺词八首名[太平时]，多用前人绝句，添入和声，即[添声杨柳枝]也。《词律》以[太平时]另列一体者，误。按欧阳修词前段第三句“垂杨慢舞彩丝绦”，“慢”字可仄，谱内据此，其余参校唐词。
细致考察的结果是：一方面大大提升了《钦定词谱》典范价值，为《钦定词谱》成为填词典范，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这种考证让词调的内容大大丰富起来，为词调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接受是可以，要求比较高。最好带着你导师的名字。
文学研究类论文要用MLA，不是APA。
MLA偏重偏重自然学科，APA格式是一个为广泛接受的研究论文撰写格式，特别针对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规范学术文献的引用和参考文献的撰写方法，以及表格，图表，注脚和附录的编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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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类论文的特点：
论文不是通俗读物，它通常具有鲜明的学科性和专业性。一篇论文一般可以明确归属于某一个学科专业领域，需要使用该专业领域的专门话语系统。跨域研究的论文则涉及2个或2个以上专业范畴，需要兼顾相关专业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术语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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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本科生发表论文的要求一般不高，不论是论文的学术价值和水平还是发表刊物的要求都不高，可以说是发表论文的基本要求，所以本科生发表论文不需要有过大的心理压力。本科生一般发表普通期刊就足够了，也就是省级期刊、国家级期刊或者部级期刊，具体的级别选择需要关注本校的具体要求，一般本科生发表论文大多是为了毕业或者奖学金，学校一定会有这方面的具体文件，需要本科生详细了解。
期刊分为普刊和核心期刊两种。普刊包括省级期刊，国家级期刊；核心期刊包括南大核心，北大核心，科技核心。1、直接投稿期刊杂志社，自己选定期刊之后，找到正规的联系方式投稿。2、发表职称论文实体公司3、发表职称论文网站
有省级期刊，国家级期刊，核心期刊。省级期刊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部门、委办、厅、局、所，省级社会团体和机构以及各高等院校主办，在新闻出版部门有登记备案，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私：六零16四八26四国家级期刊，即由党中央、国务院及所属各部门，或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民主党派和全国性人民团体主办的期刊及国家一级专业学会主办的会刊。
省级期刊省级期刊指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所属部、委办、厅、局主办的期刊以及由各本、专科院校主办的学报(刊)。国家级期刊国家级期刊指由国家部委、全国性团体、组织、机关、学术机构主办的刊物。核心期刊目前国内有7大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遴选体系，凡是这些来源期刊目录里有的刊物均可认为核心期刊，包括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57%。投稿的内容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基本上一半投稿的都被刷下去了。《光子学报》是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中国光学学会主办、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月刊。1972年，《光机技术》创刊，先后改名为《高速摄影与光子学》、《光子学报》。
2～6个月发表时限为2～6个月，如超过3个月仍未收到处理意见，请作者自行处理，双方另有约定者除外。作者寄回修改稿后1个月内未收到录用通知。《光子学报》（月刊）创刊于1972年，是中国光学学会主办并编辑、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承办、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月刊.宗旨是展示光子学研究领域的新理论、新概念、新思想、新技术和新进展，反映代表本学科前沿并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而为国际上关心的最新研究成果，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和讨论.主要刊登本学科的学术论文、研究简报、研究快报，内容涉及光学，尤其是瞬态光学、光电子学、智能光学仪器、集成光学、信息光学、导波光学、非线性光学、光物理、光化学、光生物学、光通信、光传感、光计算、光神经网络、光子功能材料、光子自身相互作用、光子的经典与非经典效应等。本刊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侯洵任主编，还聘请了多名院士和专家任副主编和编委。读者对象：从事光学、光子学及相关学科的科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高等院校师生。本刊载文已被国内外多家数据库收录，并被著名检索刊物SA(PA、EEA)、CA、PЖ、CSCD作为固定收录源刊。
2013年12月31日，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文献评价中心遴选完成的“2013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3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正式对外发布。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主办的《光子学报》入选“2013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光子学报》创刊于197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为EI数据库收录源刊、中文核心期刊（北大2011版）。曾于2012年入选“2012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