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防治疾病、保障健康的社会实践，在文明古国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人们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的系统总结便形成医学。医学的发展分为古代医学而延续至今的特称为传统医学，大众所说的西医其实指的是近现代医学，因而西医不同于西方古代医学或欧洲传统医学，还是以物理、化学、生物学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体系，一般称之为生物-医学模式，20世纪欧美又发展了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或称之综合医学模式，后基因组时代的系统生物学兴起，又诞生了系统生物医学或称之系统医学在全球迅速发展了起来，将成为继传统医学、西医学之后中、西医学汇通的现代化医学。 [1] 急性的时令病常被联系到天气的异常变化，而慢性缓发的全身性疾病则多被解释为人体内某些假想成分的过剩、不足或这些成分间失去平衡。治疗方法中既有经验证明有效的措施，又夹杂着许多基于臆想的成分。在人类文明史中，这两个阶段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现代医学只是近几百年才逐渐建立起来的。在文明出现的初期，许多医疗活动是由神职人员兼任的，对疾病的解释和治疗往往带有宗教迷信的色彩。后来，逐渐分化出以医疗为专业的医务人员。随着文明的进展，哲学思想逐渐替代神学的解释，疾病不再被视为鬼怪的加害或神明的惩罚。医学范围编辑医学包括许多科学门类，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为人类医疗保健服务。医学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一切有助于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知识和技术，都会成为医学的内容。然而作为医学的核心，还是分别以个体和群体为对象的临床医学和群体医学。医学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基础医学，它包括研究人体的结构、功能、遗传和发育的一些学科，以及研究病原体、免疫及病理过程、药物作用等内容的一些学科。基础医学也是一般生命科学的组成部分，正是基础医学近年取得的飞跃发展，带动了整个医学的阔步前进。从根本上讲，广大人群的健康幸福是一切社会实践的终极目的，而人群的健康同时又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必要保证。所以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医学，而一个国家的医学发展水平也被视为衡量这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唐朝前期，苗族分布的区域向西退缩至今川、黔、湘、鄂连接地带，集中居住区域则是今湘西、黔东连接地带。
唐朝至五代十国时期，苗族中与汉族直接接触较多的部分是分布在今川、黔、湘、鄂连接地带的部分。唐朝和五代的统治者们通过任命当地苗族中的上层分子为羁縻州刺史的方式，来对苗族人民进行统治。
唐朝时期设置的锦州、溪州、巫州、叙州等，都是苗族的聚居区。这一带的苗族中的上层分子便充当了羁縻州刺史。
五代十国时期，楚国马希范有溪、锦等州，仍以溪州彭士愁等为刺史，“立铜柱为界”此时，湘西、黔东一带的苗族已经进人阶级社会，所以唐朝和五代十国的统治者们能够通过苗族内部的统治者们来对苗族人民进行统治。 然而，溪、锦等州苗族内部的氏族或村社组织，依旧明显地存在，所以各羁縻州刺史统辖的是许多氏族或村社。
深人西南腹地的那部分苗族，也是随地组成氏族或村社，既受同区域内大民族统治阶级的支配，又保持自己本民族村的相对独立性。如定居在南诏东南部边境的那部分苗族，就是既受南诏统治阶级的支配，又保有自己政治、经济结构的特点，所以他们向南诏统治者们提出要求“立边城自为一国 。
宗教与教育 苗族的主要信仰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形式，苗族传统社会迷信鬼神、盛行巫术。也有一些苗族信仰基督教、天主教。
苗族信仰佛教、道教的极少。 传统地讲，苗族对一些巨形或奇形的自然物，往往认为是一种灵性的体现，因而对其顶礼膜拜，酒肉祭供。
其中比较典型的自然崇拜物有巨石（怪石）、岩洞、大树、山林等。此外，苗族认为一些自然现象或自然物具有神性或鬼性，苗族语言往往鬼神不分，或者两词并用。
多数情况下，鬼被认为是被遗弃或受委屈的灵魂和工具所变成的，常给人类带来灾难、病痛、瘟疫或其他不幸，比如所谓东方鬼、西方鬼、母猪鬼、吊死鬼、老虎鬼等，被称为恶鬼。 而有灵性的自然现象常被认为是善鬼，具有一定的神性，如山神、谷魂、棉神、风神、雷神、雨神、太阳神、月亮神等。
对于善鬼、恶鬼，苗族人的祭祀之法亦不同。对善鬼有送有迎，祭祀较真诚，对恶鬼则须贿赂哄直至驱赶使之远离。
在许多地区，苗族还认为自然界存在许多精怪。 比如牛在厩内以粪便盖身或在厩内打转、将粪踩成圆圈，猪吃猪仔或躺在食槽里，鸭吃鸭蛋，老虎进田，遇到两蛇交尾，母鸡发出公鸡的鸣叫等均属出现了相应的精怪。
在一些苗族地区，人造物崇拜有土地菩萨、土地奶、家神、祭桥、水井等。 土地菩萨苗语叫土地鬼，一般由几块石头垒成，土地屋多为木制或用三块石板搭成，极为简陋，设于寨旁路口处或大路边行人休息处。
家神信仰存在于川黔滇方言的部分苗族中，即在家中设立“家神”偶像。祭桥流行于黔东南大部分地区。
龙也是各地苗族的崇拜和祭祀对象。 图腾崇拜方面。
东部地区许多苗族与瑶族共同崇拜盘瓠（一种神犬）。他们世代传说着“神母犬父”的故事，把盘瓠视为自己的始祖。
中部地区一些苗族认为他们的始祖姜央起源于枫木树心，因而把枫树视为图腾。另有一些地区的苗族以水牛、竹子等为自己的图腾崇拜对象。
普遍地，祖先崇拜在苗族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认为祖先虽然死去，其灵魂却永远与子孙同在，逢年过节必以酒肉供奉，甚至日常饮食也要随时敬奉祖先。
许多地区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祭祖盛典，在湘西有“敲棒棒猪”、“椎牛祭祖”，黔东南有“吃牯脏”，黔中地区叫“敲巴郎”，黔西北、滇东北有打老牛习俗。 其中，黔东南的吃牯脏至今盛行不衰，最为典型。
吃牯脏亦称祭鼓节、鼓社节、鼓藏（牯脏）节，以宗族（鼓社）为单位，每七年或十三年举行一次。他们认为祖先的灵魂寄居中在木鼓里，祭鼓就是敲击木鼓召唤祖先的灵魂来享用儿孙的供品。
主祭者称为牯脏头，祭品牯脏牛是专门为此而饲养的。 每届祭祀活动前后延续三年之久。
大多数苗族人虔信巫术。主要的巫术活动有过阴、占卜、神明裁判、祭鬼等，此外还有蛊术等。
巫术活动由巫师主持。巫师大多是非职业化的。
他们在前述各种原生性崇拜和巫术活动中起着主持者的角色，有的地方巫师还兼任寨老。 巫师除了熟悉祭祀方法外，大多还能讲述本宗支的谱系、本民族重大历史事件和迁徙来源的路线，熟悉各种神话传说、古歌古词和民间故事，有的巫师还兼有歌师和舞师的职能。
所以说，巫师是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的传承人，在苗族社会中充任知识分子的角色。此外，巫师还掌握一定的医术，懂得一些草药，在为人驱鬼的同时，辅以科学的医药手段。
除了这些传统信仰之外，自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传教士深入我国内地传教，在滇黔川交界地区、贵州凯里、湖南沅陵等地区有一些苗族群众皈依了基督教，在滇东南有少数苗族信仰天主教。尤其是滇东北、黔西北一带的基督教信仰曾经势头强盛，影响极大。
外国传教使团或者传教士们在苗族地区开设了许多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甚至实施了一些经济发展项目，对于苗族社会的进步、政治地位的改善起到了不可抹灭的作用。著名的牧师有安顺的党居仁、柏格理、张道慧、王树德等，前二者均殉职苗区。
苗。
凯里市位于贵州省东南部苗岭山麓、清水江畔，是国家民委、国家体改委批准的民族自治地方改革开发实验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
全市总面积1306平方公里，总人口42万人，是一个以苗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居的城市，也是全国41个"绿都"之一.凯里设治已有500年历史，早在明清时期曾有"小京州"美称。几百年来，生活在凯里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
凯里山清水秀，景色迷人，是一个多民族大花园，被誉为"苗岭明珠"。凯里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古朴浓郁的民族风情和丰富独特的民族文化，被确立为贵州东线民族风情旅游中心.凯里气候温和，四季宜人，境内有瑶林仙境般的渔洞溶洞，有充满神话传奇色彩的香炉山，有如诗如画的清水江，还有数不清的苗族村寨。
凯里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境内生物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仅医药植物和野生动物种类就达400多种，拥有煤、铁、铅、锌、重晶石、铝钒土、石英石、硅石岩等矿藏，其中硅石中二氧化硅含量高达98%，名列西南之罐。
另外，黔东南州里还有雷山、榕江、黎平和从江几个少数民族风情颇为原始古朴的县。其中雷山县以苗族居多，其余三县都以侗族为主，以侗寨为其特色，花桥和鼓楼则是侗寨的标志性建筑，当您看到了鼓楼，您便知道自己已经来到了侗寨。
参考文献：中国鼠标旅游网（。
编辑本段[民族简介] 史料载，为蚩尤部族后，蚩尤者，炎帝属也，于炎黄一统后背而南下，入百越进入今天的湖南、广西、云南一带居住。
苗族（Miao nationality ），在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苗族总人口为：894,0116人，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湖北、海南、广西等省（区）。 苗族聚居的苗岭山脉和武陵山脉气候温和，山环水绕，大小田坝点缀其间。
出产水稻、玉米、谷子、小麦、棉花、烤烟、油菜、油桐等。除此，还蕴藏着丰富的木材资源和矿产资源。
苗族的先祖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时代活跃于中原地区的蚩尤部落。商周时期，苗族先民便开始在长江中下游建立“三苗国”，从事农业稻作。
苗族在历史上多次迁徙，大致路线是由黄河流域至湘（湖南）、至黔（贵州）、至滇（云南）。 苗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
原先无民族文字，2 0 世纪5 0 年代后期创制了拉丁化拼音文字。现今大部分人通用汉文。
苗族的音乐舞蹈历史悠久，群众喜爱的芦笙舞，技艺很高。苗族的挑花、刺绣、织锦、蜡染、首饰制作等工艺美术，瑰丽多彩，在国际上享有盛名。
苗族节日较多，较隆重的节日有过“苗年”、“四月八”、“龙船”节等。 苗族曾经自称“牡”、“蒙”、“摸”、“毛”，有的地区自称“嘎脑”、“果雄”、“带叟”、“答几”等。
他称“长裙苗”、“短裙苗”、“红苗”、“白苗”、“青苗”、“花苗”等。新中国成立后统称为苗族。
苗族的历史悠久，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就有关于五千多年前苗族先民的记载，这就是从黄河流域直到长江中游以南被称为"南蛮"的氏族和部落。苗族没有文字，苗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
苗族居住在高山地带，以农业为主，农作物有旱稻。包谷，荞子，薯类和豆类，经济作物是麻，一般是自己种麻，自己纺织.苗族人民有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如古歌，诗歌、情歌等等。
苗族也善舞蹈，芦笙舞最为流行。 苗族有自己的语言，苗语分三大方言：湘西、黔东和川黔滇。
1956年后，设计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方案。由于苗族与汉族长期交往，有很大一部分苗族兼通汉语并用汉文。
苗族地区以农业为主，以狩猎为辅。苗族的挑花、刺绣、织锦、蜡染、剪纸、首饰制作等工艺美术瑰丽多彩，驰名中外。
其中，苗族的蜡染工艺已有千年历史。苗族服饰多达一百三十多种，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服饰相媲美。
苗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尤以情歌、酒歌享有盛名。芦笙是苗族最有代表性的乐器。
编辑本段[宗教习俗] 苗族过去信仰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祀奉祖先。“祭鼓节”是苗族民间最大的祭祀活动。
一般是七年一小祭，十三年一大祭。于农历十月至十一月的乙亥日进行，届时要杀一头牯子牛，跳芦笙舞，祭视先人。
食时邀亲朋共聚一堂，以求增进感情，家庭和睦。 苗族的主要信仰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形式，苗族传统社会迷信鬼神、盛行巫术。
也有一些苗族信仰基督教、天主教。苗族信仰佛教、道教的极少。
传统地讲，苗族对一些巨形或奇形的自然物，往往认为是一种灵性的体现，因而对其顶礼膜拜，酒肉祭供。其中比较典型的自然崇拜物有巨石（怪石）、岩洞、大树、山林等。
此外，苗族认为一些自然现象或自然物具有神性或鬼性，苗族语言往往鬼神不分，或者两词并用。多数情况下，鬼被认为是被遗弃或受委屈的灵魂和工具所变成的，常给人类带来灾难、病痛、瘟疫或其他不幸，比如所谓东方鬼、西方鬼、母猪鬼、吊死鬼、老虎鬼等，被称为恶鬼。
而有灵性的自然现象常被认为是善鬼，具有一定的神性，如山神、谷魂、棉神、风神、雷神、雨神、太阳神、月亮神等。对于善鬼、恶鬼，苗族人的祭祀之法亦不同。
对善鬼有送有迎，祭祀较真诚，对恶鬼则须贿赂哄直至驱赶使之远离。 在许多地区，苗族还认为自然界存在许多精怪。
比如牛在厩内以粪便盖身或在厩内打转、将粪踩成圆圈，猪吃猪仔或躺在食槽里，鸭吃鸭蛋，老虎进田，遇到两蛇交尾，母鸡发出公鸡的鸣叫等均属出现了相应的精怪。 在一些苗族地区，人造物崇拜有土地菩萨、土地奶、家神、祭桥、水井等。
土地菩萨苗语叫土地鬼，一般由几块石头垒成，土地屋多为木制或用三块石板搭成，极为简陋，设于寨旁路口处或大路边行人休息处。家神信仰存在于川黔滇方言的部分苗族中，即在家中设立“家神”偶像。
祭桥流行于黔东南大部分地区。龙也是各地苗族的崇拜和祭祀对象。
图腾崇拜方面。东部地区许多苗族与瑶族共同崇拜盘瓠（一种神犬）。
他们世代传说着“神母犬父”的故事，把盘瓠视为自己的始祖。中部地区一些苗族认为他们的始祖姜央起源于枫木树心，因而把枫树视为图腾。
另有一些地区的苗族以水牛、竹子等为自己的图腾崇拜对象。 普遍地，祖先崇拜在苗族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他们认为祖先虽然死去，其灵魂却永远与子孙同在，逢年过节必以酒肉供奉，甚至日常饮食也要随时敬奉祖先。许多地区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祭祖盛典，在湘西有“敲棒棒猪”、“椎牛祭祖”，黔东南有“吃牯脏”，黔中地区叫“敲巴郎”，黔西北、滇东北有打老牛习俗。
其中，黔东南的吃牯。
苗族诗歌讲求音韵，有五言体、七言体、长短句。
语言简练和谐、匀称，通谷易懂，能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是苗族民间文学的最重要表现形式，使用范围极广。如至亲好友迎来送往，男女间谈情说爱，甚至做媒说亲，调解纠纷，制订乡规民约，教育子女，叙述家谱、家规，有时也用诗歌表达。
劳动时也用诗歌来助兴，劳动之余又借诗歌来消除疲劳。 创世歌：是一种很古老的神话故事歌，主要是叙述天地日月的起源，万物的产生。
这类歌有《开天辟地歌》、《万物起源歌》等。 祖先歌：主要叙述人类的产生，民族的来源和迁徙，如《人类起源歌》、《洪水滔天》等。
这类歌主题思想积极进取，在相当程度上曲折地反映了真实的历史，有史料研究价值。 婚姻歌：反映了苗族由氏族内婚到氏族外婚，由母系制到父系制的演变过程，是研究婚姻史不可多得的材料。
其中较著名的有各地普遍流传的《兄妹结婚》，黔东南的《开亲歌》、《男妇出嫁》、《换嫁歌》（女子换男子出嫁），黔北遵义地区的《接女婿》、《送亲歌》等。 迁徙歌：在苗族中大量存在。
各地苗族都有自己的迁徙史，因而都有自己的迁徙歌。其中著名的有黔东南的《跋山涉水》，松桃、铜仁地区的《修相修玛》，黔西北的《杨鲁话》，贵阳地区的《格罗格桑》等。
松桃和黔东南的迁徙歌，反映场面宏大，表述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斗争的激烈情况。 是一部英雄的史诗，对研究苗族历史很有价值。
理歌、议榔词：反映了苗族古代社会组织情况，主要是叙述各种社会伦理、行为规范，规劝人们去恶从善。 生产劳动歌：各地都有。
其中以黔东南的最为完整，如《刺绣歌》、《种棉歌》、《纺纱织布歌》、《蜡染歌》、《造酒歌》、《造船歌》等。 主题思想积极，多是鼓励人们努力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作品。
苦歌：是叙述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诗歌。有控诉土司压迫的，有控诉地主恶霸的，也有许多是怒斥官府的。
起义斗争歌：又称反歌，多是控诉旧社会的黑暗和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 如黔东南的，张秀眉之歌》、黔南的《柳天成》、黔西北的《陶新春》，都很有代表性。
这类歌情调激昂，富于战斗精神。 情歌：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时所唱的歌。
用词含蓄优美，富于抒情。有表白式、问答式等，多是托物言情。
由于没有文字，苗族的书面文学，在历史上多用汉文来创作，数量微乎其微。 在建国前仅湖南、川东一带发现较多。
近年来，贵州也陆续发现了一些苗族文人诗文。清康熙年间，今道真县小里梅江贡生张应迁、张应松、张懿德、张满德，一族四人皆有文誉，共著有《荫语山房诗稿》。
锦屏县亮江乡也发现了清代苗族文人龙绍讷的诗文，其中1878年刊印的《亮川集》四卷，收集了作者主要诗词和杂文。 内容多是描写苗乡侗寨的风土人情，有浓烈的乡土风味。
民国年间雷山县著名的苗族学者梁聚五也写了一些诗文。他的政论文充满了被压迫民族的感情，披露了少数民族政治上的无权和经济上的盆困状况。
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培养下，苗族开始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学创作队伍，涌现了一批苗族作家，他们的著作有许多在国内获奖，有的被翻译介绍到国外，受到好评。 在民间文学的研究、搜集、整理、翻译、出版方面，也有一批自己的人才，并取得了许多成就。
音乐 苗族音乐，有民歌曲调、芦笙曲调、唢呐曲调和箫琴曲调等，其中最普遍的是民歌曲调和芦笙曲调。 史歌：多为中老年人演唱，带有朗诵形式，往往是唱一段，道白一段。
歌词也很长，少的有几十行几百行，多的千行万行以上。如《开天辟地歌》、《祖先迁徙歌》、《婚姻根源歌》、《理歌》等等。
史歌以黔东南的最完整，也最有代表性，其曲调浑厚，拍节分明，矫健刚劲。 情歌：是民歌的一种，为青年男女所唱。
曲调很多，旋律柔和优美，调意富于抒情，一般是低声对唱。有些地方如六枝、晴隆的苗族情歌，还具有高吭豪放的特点。
飞歌：以其唱腔高吭、声调宏亮而得名。一般是青年男女交际时对唱。
也有的是劳动之余，为表达心情愉快，即兴独唱，也有多人合唱。 听者虽相隔数百米，也能把歌词听得分明。
这类歌以黔东南地区最为著名。 丧歌：是对老年人正常死亡的一种悼曲。
曲调悲戚，词意凄楚。歌者唱到悲恸时，常常声泪俱下，听者往往泪如泉涌。
黔东南、黔中南、黔西北、黔北等地苗族均有。六盘水苗族的悼歌曲调更为著名。
苗族音乐曲调大多是承袭传统唱法，著名歌手的主要成就不在于曲调的更新，而在于歌词的创作修饰与提高，所以曲调的变化很少。各地都有著名的歌师。
已故的黔东南雷山县苗族歌手唐德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熟练地掌握了苗族传统的古歌和民歌的唱法，能唱好几种民歌曲调。
他创作的歌词有数千首，其中仅苗汉对照新歌就有1300多首。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长期与疾病的斗争中积累并形成 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医药体系，是中国乃至世界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 于我国少数民族大多聚居于西南、西北、边疆和贫困地区，使当地的民族医 药和民间医药得到宽容宁静的藏身之地。以云南省为例，云南地处祖国西 南边陲，居住着26个民族，海拔从1 000米到2 000米，蕴藏着6 559种中药 和民族药资源。
特别是具有热带气候特点而又不受台风影响的西双版纳， 有丰富的南药资源，如稀有的龙血树（血竭）、儿茶、诃子、苏木等。近些年来 又引种成功了砂仁、丁香、肉桂、白豆蔻、胖大海等，砂仁产量已占全国产量 80%以上。
云南的道地药材三七，属五加科植物，除有类似人参的作用外， 还有降血脂、降胆固醇、降血压、软化血管、预防癌症、延缓衰老等作用，产量 占全国的80%以上。 优质的天麻、云茯苓、云当归、云木香、云黄连都是传统 的出口品种，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云南的猪苓、山慈菇、石斛、重楼、灵芝等 都是著名的野生优质药材。其中很多是傣药、_药、藏药等民族药，正在成 为许多学者研究开发新药的目标。
在我国西部其他民族地区，特别是藏、蒙、新、桂、宁5个民族自治区和贵、川、青等多民族省，都有和云南相似的特 点，民族医药开发利用的潜力很大，西藏、青海都把民族医药的开发列为本 地区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贵州省近几年民族药（主要是苗药）的 生产已占全省医药生产的40%以上。
苗族，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及中西部广 大地区，属温带向亚热带过渡气候。所用药物达数千种之多，常用者约400 种。
代表药物主要有大血藤、小血藤、腊梅根、见血飞、海桐皮、接骨木、白龙 须、骨碎补、马鞭草、杠板归、抱石莲、三角枫等。 青藏高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藏药资源，储量大，而且大都为青藏高原所 独有。
据初步掌握，在青藏高原地区有藏药植物科682属2 200多种； 其中，菌类14科35属50种；蕨类30科55属118种；苔藓类5科5属5种， 还有藏药动物57科111属159种；藏药矿物80多种。 为了发挥藏区的藏药 优势，先后在西藏、青海、甘肃成立了藏药制药厂30多家，年产值达5亿多 元。
有些藏药产品已经远销日本、印度等10多个国家。其中青海金诃藏药 集团开发的“七十味珍珠丸”等4种藏药成为我国唯一获得美国食品与药品 管理局（FDA）认可的产品。
这就让世界走近藏医药，让藏医药走向世界，并 对其进行有益的探索开启了充满希望的大门。 蒙药是在蒙古民族传统医药学基础上，汲取了藏、汉等民族以及古印度 医药学理论的精华而形成的具有民族风格的、独立的医药体系，在我国民族 药中占有重要地位。
历史上，蒙古族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蒙医药学家和著名 的蒙药典籍，其中较有影响的有18世纪的《识药晶鉴》是蒙药的奠基篇，收载 蒙药390种。 同时代的《药物识别》，全书分为四部，共收集药物678种。
19 世纪初，古布拉通尔吉用藏文编著《本草图鉴》，收载蒙药879种，成为今天学 习和研究蒙药的主要经典。现代蒙药发展较快。
据统计，•我国现有蒙 药2 230种。 中国民族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随着我国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必将 促进我国医学科学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促进我国医药文化的繁荣和医 药产业的兴旺，同时为各国替代医学提供更广泛的选择，为世界传统医学的 发展提供经验，为人类的医疗保健作出更大的贡献。
苗族的文化 苗族人民创造了丰富多采、风格独特的民间文学和艺术。
民间文学主要有诗歌和传说故事，多以口头传说流传至今。诗歌一般是五言体，间有七言体或自由体，大多只讲调而不押韵，一般曲调简单，变化不大，节奏也不太严格，篇幅长短不拘，分别为古歌、理词、巫歌、苦歌、反歌、情歌和儿歌等。
如《老人开天地》、《九十九个太阳和九十九个月亮》等就是讲述苗族历史的古歌，反映了古代苗族人民与自然界的斗争情景。苗族的诗歌和古老的传说故事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也是研究苗族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苗族是个喜爱歌舞的民族，音乐舞蹈和苗戏等具有悠久历史。史籍上早有男吹芦笙女振铃的记载。
苗族“飞歌”享有盛名，现已作舞台演唱或谱曲演奏。器乐分打击乐和管弦乐两类，以木鼓、皮鼓、铜鼓和芦笙最为驰名；此外还有芒筒、飘琴、口弦琴、木叶和各种箫笛。
舞蹈有芦笙舞、板凳舞、猴儿鼓舞等，以芦笙舞最为普遍，技巧很高，深受国内外赞赏。 苗族的挑花、刺绣、织锦、蜡染、剪纸、首饰制作等工艺美术，丽多彩。
苗族的蜡染工艺，已有千年历史，解放后已发展到能染彩色图案，并向国外出口。苗族的传统银饰多种多样，包括手钏、项圈、头饰、胸饰、银衣等，花纹雕凿精工，也享有盛名。
苗族人民创立自己的医学，把人体的疾病分为内科36症，外科72疾，治疗方法20余种。石启贵先生著有《苗医验方》、《畜医指南》。
陆科闵著有《苗族药物集》。19世纪末，松桃厅地甲司苗医师龙老二能为孕妇剖腹取出死胎。
治骨折、蛇伤、毒箭射伤、刀枪伤，苗药医有神速之效。苗药多用生药，现采现用。
传说苗族医药学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有个祖传八代的著名苗医大师，名叫龙玉六，他在生前根据对小时师父画像的回忆，复制了一张“喔登嘎像”，他用汉话解释为“母药王像”。其画像是一个古老时代的女人，皮肤有毛，上身裸露，下穿树叶，垂乳，赤脚，手持医具，充分表现了为子孙后代祛病保身的慈母之心，也表现了苗族人对本民族医药学渊源的追溯之意。用社会发展的眼光来看，苗族的母系氏族早于父系氏族一两千年。在这漫长的年代里，由于母亲对子女后代的病痛伤损问题思想负担最重，当然她们就会首先研究医药，并会有所发现、发明、发展和更新，这是苗族医药学发源的必然规律。苗医认为他们的始祖是喔爸嘎（意为公药王或药王爷爷），能飞行于山谷之间“岔芮岔嘎”，口尝百草等，与“神农尝百草以制医药”类同，也与《山海经》记载的“十巫”采药为医同意。西汉刘向在《说菀》中所说的“古之为医者曰苗父”的“为医者”，是讲以行医为主要职业的人；“苗父”，则是指苗族中有较高医药学术水平的苗族老人，如“公药王”、“药王爷爷”、“巫彭”及“十巫”之类著名的苗医始祖。而“苗父”，也绝不是单指某一个人，而是对多个老苗医的统称。九黎部落在蚩尤为首领的时期，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初具规模。尤其在山东至河南一带，出现了具有古城市气派的繁华景象。因此才引起黄河上游甘陕黄土高原之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的东进，从而才发生多次较持久的九黎部落与炎、黄部落的战争。在这些战争过程中，苗族早期的医药学不但能发挥一定的治疗作用，而且其本身也可得到较快的发展。《说文》云：“古者，巫彭初作医”。《山海经·大荒西经》云：“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上下也”。《山海经·海内西经》又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XX窳（qǐ yǔ）之尸，皆操不死药以拒之”。《山海经·图赞》云：“群有十巫，巫咸所统，经技是搜，术XX是综，采药灵山，随时登峰”。《世本》云：“巫彭作医”；《吕氏春秋·勿躬》也云：“巫彭作医”；《说文）云：“古者，巫咸初作巫”；西汉刘向《说菀》云：“吾闻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营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视，发十言耳。诸扶之而来者，举而来者，皆平复如故”；《列子》云：“黄帝时，有神巫，自齐来，处于郑，命巫咸”；《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归藏》云：“黄神与炎神争斗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巫咸曰：‘果哉而有咎’。”从这些经史文献来看，一方面足以说明巫彭、巫咸等众苗父都是九黎部落时的苗族医药先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不畏艰险，敢与青蛇、赤蛇等天敌搏斗，升降于险山峻岭之间采药，以及精心为各类轻重病人治疗的动人场面；还反映他们的医疗质量也达到能使轻重病人“皆平复如故”的高妙程度。这与苗族民间传说的喔爸嘎长年飞越于恶山陡水之间，尝遍千虫百草，精心研制医药，治愈十万八千个患病痛灾星的“代熊代夷”（苗族于孙），基本是一个类型。“三苗”时期，苗族医药学出现了革新的势头。湘西《苗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湖南城步苗族族源试探》说，阿濮仆僮和欢兜都是首先开采辰砂染衣、为药的革新人物。战国时代的楚国，苗族医药学发展至一定的高度，从屈原在湘黔苗地的著述来看，不但记载申椒、女萝、三秀、玉英、石兰、鹿、牛腱、琼浆、蜂、蛾、蝮蛇等150多种苗药。还根据事物生成“三生万物”及“阴阳三合”的原理，在《惜通》中记述了用“申椒”、“木兰”、“穗草”组成的治疗心绞痛的药方。此外亦记载了苗医的挂药疗法，吞服自然药汁法，粉散术，浴疗术，治神术等。他还指出人体的惠气，是抗御瘟神的能量，《大司命》中所说的“高飞兮安翔，乘清气兮御阴阳……愁人兮奈何，愿若今昔无兮，故人命兮有当，何离合兮可为”等，充分地表露了苗医破均衡的医学思想和大无畏的非天命观，为后来苗族医药学的发展立下了基础。清朝“改土归流”以后，苗族医药学得到汉文化的影响，因而在理论上或医疗技术上都有新的起色。如《苗族简史》记：“十九世纪末，松桃厅地甲司苗族医师龙老二，能为孕妇剖腹取胎，经治疗一个月，孕妇就恢复了健康”；雷公山苗族医生治疗蛇伤可谓里手，并能在短期内治愈能致人死命的疔、痈、疽和毒疮。光绪《凤凰厅志》记载：“苗医用苗药……或吞或敷，奏效最捷”，“苗医治麻风医术颇高”。云南《马关县志》卷二《风俗篇》记：“苗人……有良药，接骨生筋，其效如神”。苗医大师龙玉六的师父廖天登，就是清朝湘西凤凰道台的医官，最善用鹿马脉诊病，精通人体解剖结构。解放后，苗族医药学也相应有所发展，尤其是1985年中央发出抢救民族医药学遗产的号召以来，各地都认真地对苗族医药学进行发掘整理，取得可喜成绩。这也激奋了众多热爱本民族的仁人志士，他们以有此民族奇葩而自豪，个个热情满腔，亲密团结，共同奋战，争取尽快把苗族医药学拥上新台阶。
现代医学体系是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主要包括医药学概述、医学伦理学、社会医学、流行学、急症医学、法医学、生物医学工程、超声医学、航海医学、航空航天医学、潜水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医学，运动医学等。人类防治疾病、保障健康的社会实践，在文明古国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人们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的系统总结便形成医学。医学的发展分为古代医学而延续至今的特称为传统医学，大众所说的西医其实指的是近现代医学，因而西医不同于西方古代医学或欧洲传统医学，还是以物理、化学、生物学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体系，一般称之为生物-医学模式，20世纪欧美又发展了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或称之综合医学模式，后基因组时代的系统生物学兴起，又诞生了系统生物医学或称之系统医学在全球迅速发展了起来，将成为继传统医学、西医学之后中、西医学汇通的现代化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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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薛源;武汉市现代服务业投资环境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 2 陈晓宁;中国服务业利用FDI的影响因素研究[D];浙江工业大学;2006年 3 陈巍巍;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D];东华大学;2007年 4 张爽;扩大我国服务贸易的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06年 5 李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性研究[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07年 6 吴昊;生产性服务业理论与实证研究[D];苏州大学;2007年 7 刘欣;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D];湖南大学;2007年 8 肖蕾;大连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07年 9 刘恒杉;国际法律服务贸易研究[D];大连海事大学;2008年 10 姚峰;美国服务贸易研究[D];厦门大学;2007年
银饰特征 以大为美 苗族银饰以大为美的艺术特征是不言而喻的，苗族大银角几乎为佩戴者身高的一 苗族银饰 半便是令人信服的例证。 堆大为山，呈现出巍峨之美;水大为海，呈现出浩渺之美。苗族银饰以大为美的独特见识，用美学的观点来看是很有道理的。 以重为美 再看以重为美，贵州施洞苗族妇女自幼穿耳后，即用渐次加粗的圆棍扩大穿孔，以确保能戴上当地流行的圆轮形耳环，利用耳环的重量拉长耳垂。 有些妇女因耳环过重，耳垂被拉豁。 当地耳环单只最重达200克。 黎平苗族妇女的篓花银排圈讲究愈重愈好，重者逾八斤。 以多为美 苗族银饰上呈现出的"多"的艺术特征，也是十分惊人的。 很多苗族地区佩戴银饰讲究以多为美。 耳环挂三四只，叠至垂肩；项圈戴三四件，没颈掩额;腑饰、腰饰倾其所有，悉数佩戴。 特别是清水江流域的银衣，组合部件即有数百之多，重叠繁复，呈现出一种繁缚之美。 这种炫耀意识的物化在其他民族也不难见到。 傣族男子的纹身习俗讲究纹身部位愈宽、图案愈复杂愈美；求偶期的哈尼族少女浑身上下戴着密密的珠饰、贝饰;青海牧区藏族妇女的“加龙”背饰充分体现了追求大和多的审美原则；德昂族的腰箍多达三四十圈，可谓追求饰品数量的典型。 足见追求繁缚的以多为美，不止苗族一家。 值得一提的是，从贵州省博物馆所藏不同时期的银饰比较情况看，苗族银饰追求大、重、多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 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苗族银饰的发展速度更为空前。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苗族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编辑本段银饰历史 在明代以后的数百年里，苗族银饰经历了一个为服从民族审美定势需要，而演绎、 苗族银饰 组合、变异的民族化过程。 其一，所有的银饰原有品种在苗族审美标准的取舍下，有的根本末被接纳，有的引入后即被淘汰，有的屡经改造l]而面目全非，当然，也有的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特征。 其实，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加深认识和理解的过程。 其二，苗族银饰的民族化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毋庸置疑，人类的需要是艺术创作的第一源泉，群体的审美观念是艺术创造的规范。 苗族银饰的创新正是遵循这一逻辑而发生、发展的。 由于对银饰的需求，苗族对服装的审美意识逐渐同实用意识分离开来，由物质需要的依存关系衍化成审美的主客体关系。 由于群体审美观念的规范，在艺术创新的过程中，苗族银饰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 影响和规定苗族银饰造型的审美观点很多，那么，其中最根本的是什么呢?苗族从古至今都有“以钱为饰”的习俗， 史料也显示，“钱”饰与银饰是同时步入苗族服饰领域的。 这种通过“以饯为饰”所流露出来的夸富心态，对于苗族银饰的审美价值取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形成了苗族银饰最基本的三大艺术特征，即以大为美，以重为美，以多为美。 编辑本段银饰工艺 加工 苗族银饰的加工，全是以家庭作坊内的手工操作完成。 根据需要，银匠先把熔炼过的白银制成薄片、银条或银丝，利用压、寥、刻、搂等工艺，制出精美纹样，然后再焊接或编织成型。 苗族银饰 苗族银饰工艺流程很复杂，一件银饰多的要经过一二十道工序才能完成。 而且，银饰造型本身对银匠的手工技术要求极严，非个中高手很难完成。 除了在锤砧劳作上是行家里手，在造型设计上苗族银匠也堪称高手。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苗族银匠善于从妇女的刺绣及蜡染纹样中汲取创作灵感。 另一方面，作为支系成员，也为了在同行中获得竞争优势，苗族银匠根据本系的传统习惯、审美情趣，对细节或局部的刻画注重推陈出新。 工艺上的精益求精，使苗族银饰日臻完美。 当然，这一切都必须以不触动银饰的整体造型为前提。 苗族银饰在造型上有其稳定性，一经祖先确定形制，即不可改动，往往形成一个支系的重要标志。 苗族女性饰银，爱其洁白，珍其无瑕。 因此，苗族银匠除了加工银饰，还要负责给银饰除污去垢，俗称"洗银"。 他们给银饰涂上硼砂水，用木炭火烧去附着在银饰上的氧化层，然后放迸紫铜锅里的明矾水中烧煮，经清水洗净，再用铜刷清理，银饰即光亮如新。 原料 历史上的银饰加工原料主要为银元、银锭。 也就是说，苗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经年累月，积攒下的银质货币，几乎全都投入了熔炉。 正因为如此，各地银饰的银质纯度以当地流行的银币为准。 譬如民国时期黔东南境内是以雷山为界，其北边银料来自大洋，纯度较高，南边来自贰毫，银饰成色较差。 20世纪50年代后，党和 *** 充分尊重苗族群众的风俗习惯，每年低价拨给苗族专用银。 银饰文化 巫文化主宰了苗族银饰的精神内涵 在各种银饰图案中，寓含着巫术、信仰的图像占据装饰物的主要位置。 比如丹江苗族背部银衣有一个“宗庙”的图像造型，这是苗族原始宗教信仰的核心图样，其巫术的意义厚重，它具有统管全身银衣片的地位。 所以，每一件银衣都少不了这个“宗庙”图样，且大体稳定，不能随意创造、变形。 还有银花头围上的骑马武士和小孩银帽上的神像，也都如此。 苗族的图腾崇拜，是银饰的重要造型。 苗族图腾即与苗族有血缘关系的几种图像。 在苗族古歌中，传唱是枫木生出了蝴蝶妈妈(即妹榜妹略)，蝴蝶妈妈生下了十二个蛋，由鹊宇鸟孵化出苗族的祖先姜央和十二兄弟。 这样，与苗族始祖有关的有四种图腾。 水牛是苗族始祖姜央的兄弟。 西江、施洞、排吊等地苗族的银角是牛角的图样造型。 水牛是稻作农耕的主力，水牯牛又是祭祀祖先的牺牲。 传说苗族的先祖蚩 尤就是头有角的。 据《述异记》记载：“秦汉间说，蚩尤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觚人，人不能向o”苗族认为，水牛是具有神性的动物。 雷山苗族常常会把牛称为“牛妈牛爹”，逢年过节也不会忘了款待牛，要给牛吃酒肉和糯米饭。 他们从银匠那里取回新打制的银角时，除了付给工钱外，还要送糯米饭等，以示感谢银匠给自家制成了吉祥物。 在把银角拿回家里时要说：“把门敞开，拉牛来了!”并备酒肉庆贺。 苗族认为，除天地外，枫树是祖先之祖。 枫树也当然地在银饰上有所表现。 银饰上的吊花，多为三角形的枫叶纹，它也作为连结其他图样的中介造型。 苗族古歌当中提到了十余种鸟类，而帮助蝴蝶妈妈孵化十二个蛋的鹊宇鸟，有说是燕子的一种。 它是由被砍伐的古枫树梢变来的，所以也是被苗族作为图腾来崇拜的。 因而，银燕雀是苗族银饰中一种极为重要的图样造型。 雷山丹江的主体由银雀组成的银簪中，有四只银雀，中间的一只被做得很逼真，神态活灵活现，连一片一片的羽毛纹理也清晰可见，小雀则抽象简略。 都匀王司的银雀发簪主体就是一只神态逼真的写实的鸟，它展翅欲飞，身上的羽毛也一片片地微张，嘴里还衔着一个银笼。 蝴蝶的纹样造型在银围帕、发簪、银梳、耳环、衣帽饰、项圈、压领、银衣片、背带、腰链、吊饰、手镯、—戒指、烟盒、围腰银牌等几乎所有的银饰上都能看到，因为蝴蝶妈妈是传说中苗族的母亲。 上述几种图腾的纹样造型都是苗族银饰不可或缺的。 而期于的各种动物、花草图案造型则可以灵活搭配，给银匠留下了广阔的想象和创造空间。 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 在《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这样写道：“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相传蚩尤是苗族的祖先，而龙却是蚩尤的对手。 所以，苗族在古歌《十二个蛋》当中，“水龙”只是其中的一个蛋，并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苗族的历史文化中，有的地区有招龙、接龙的习俗，把龙视为至尊。 但也有好些地区并没有特殊的龙崇拜。 施洞龙船节的传说很能代表苗族与龙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小河口住着一位老人，名叫保公。 一天，他带着孙子九保下河打鱼，老人先上岸。 老人离开了一会儿之后，突然乌云翻卷，不见了孙子。 这时，老人不顾风狂浪急，潜下水去找孙子。 老人在水下见到一个老洞，他悄悄进去一看，龙正枕着孙子的尸体在睡觉。 老人愤怒至极，但他没有惊动龙，而是游回岸上，用火镰、火草扎猪尿泡里，又潜回龙洞，放火把龙洞烧了。 但是烧龙洞的烟雾却弥漫着整个清水江的上空。 一连七天七夜不见阳光，四下里漆黑一片。 鸟不出窝，鸡不打鸣，牛不犁田，人也没法做活路。 小孩位只有在屋檐的水口下用棒槌、包谷杆划着玩。 嘴里无意中喊道：“咚咚多！咚咚多！”如打鼓声。 这时，天竟然慢慢发亮，大家都兴奋极了。 不久，江面上飘起了一条四丈长、水桶一般粗、花花绿绿的龙尸。 在施秉县的胜秉寨，龙尸被捞了起来。 各地的寨老被招呼去吃龙肉，后来各寨子的人都去抢着吃龙肉。 不多久，就把整条龙都抢完了。 胜秉寨分得龙头，平寨分得龙颈，塘龙寨分得龙身，榕山寨分得龙腰，施洞的人去得晚了点，分得龙尾，杨家寨去得最晚，只分了点龙肠子。 当人们把龙肉分走后，夜里，龙的魂灵便给大家托梦说：“我害了老人的孙子，自己也赔了命，你们如果用杉树做成我的身子模样，在清水江里划上几天，让我又活起来，我就会保佑你们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于是，施洞一带便兴起了划龙船的习俗。 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在施洞等地苗族服饰刺绣中，龙就是随处可见的、有善有恶的、善恶互换的、可以与各种动物“嫁接”的一个符号。 但银饰比刺绣更多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苗族银饰中龙的图样，最多地是见于头饰。 特别是女性戴的银角，大多为双龙戏珠等吉祥图样。 项圈上，龙纹图案比较普遍，而且与别的花样、动物搭配特别丰富，在这里，龙只是动物大家庭中的普通一员，它可以和各种动植物平等共处于一个项圈之上。 如贵州黄平、凯里一带流行的：“龙凤抢宝单层响铃银项圈”，它单面浮雕双龙、双凤抢宝纹饰，中间是浮雕的龙纹圆盒，下部圈沿坠了猫、鹿、鱼和龙纹响铃吊饰。 又如贵州施秉一带流行的一种响铃银项链，它的链身吊坠凤凰、蝙蝠、老虎、蟾蜍、鸡、马、鱼、人及一串响铃，项链正中坠一个圆盒，一面饰浮雕牛头纹，一面饰葵花纹，盒下坠刀、剑、挖耳勺等吊饰，就是在实用的短剑上，也錾有很简单的龙纹。 这龙纹，是在最下层最不起眼的地方。 它也从侧面反映出了龙在苗族心目中的寻常地位。 苗族的龙有各种各样的，诸如牛龙、蛇龙、鱼龙、鸟龙、猪龙、羊龙、马龙、蚕龙、蜈蚣龙、蚯蚓龙、螺蛳龙、虾身龙、鸡头龙、双头龙、饕餮龙、狃龙、麒麟龙、穿山甲龙等等。 不过，施洞地区龙的这种“寻常性”也是有条件的，比如小孩佩戴的银帽饰，就有菩萨、仙童以及狮、虎、麒麟珍稀猛兽，没有龙的图样，这似乎又体现了龙的不寻常性。 因为孩子年幼，还承受不起这尊贵的龙。 苗族银饰中独特的迁徙文化 苗族的银饰虽然出现较晚，但由于苗族口传文化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漫长的迁徙和征战的历程在已经定居多年的苗族生活中依然刻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他们依然铭记着祖先迁徙和征战的千难万险，回忆着迁徙途中的风物，崇拜着祖先的勇敢顽强。 所以，他们银饰上对苗族长期的征战、迁徙历程、迁徙文化多有反映。 比如在台江和雷山丹江和的银花头围上，都有武士执刀棍骑马奔驰的造型。 施洞妇女佩戴的一种制作精细的银马围帕，中间是珠宝嵌镜面，左右两边各7名剽悍的男子头挽高髻手执兵器立于马背之上，相向而驰，造型生动。 这都是先祖们驰骋疆场不断西迁的征战场面，表现了施洞人对先祖的缅怀纪念。 施洞苗族妇女的衣背饰物 - 银衣片上，也有男子骑马的纹样。 卢山还有一种兵器银吊饰，将各种刀、剑、挖耳勺等挂在妇女的腰间，这都是当年征战迁徙的印痕。 另外，狮子这种猛兽和牡丹花卉在贵州苗族地区从未有过，但台江、施洞一代的妇女胸饰挂牌、镂刻有狮子和牡丹花的银衣片，刻有牡丹狮纹的银手镯、小孩银帽，花溪一带未婚女子佩戴的银锁胸饰，黎平的双龙双狮银饰吊牌……都离不了狮子，银饰中也常有牡丹花纹，这可以看作是苗族先民在中原地区生活，并吸纳了汉文化因子的写照。 鱼是苗族东方江边、海边生活中一种不可或缺的食品。 鱼除了多子的生殖崇拜含义之外，《苗放古歌》中唱道：“榜生下来要吃鱼……鱼儿多着呢！穿枋般大的鲤鱼。 在这儿得鱼给她吃，榜略好欢喜。”苗族迁徙到西部山区以后，不仅在水田里养鱼延续了在东方吃鱼的习惯，而且在银饰上有充分的反映，鱼是苗族从头到脚各种银饰少不了的纹样和造型。 苗族银饰中还有一种独特的饰物是响铃，不论是项圈还是挂牌、吊牌、围腰吊饰，都常常佩有响铃，这也是一种迁徙的遗风。 在响 *** 中，人们走过了一道道山水，前呼手应，永不失散。 透视出封建社会中缺乏的平等观念 苗族银饰产生于明代以后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 明、清时代人们的衣着首饰都是有一定等级规则的。 这从明朝末年的重要画家陈洪绶的《夔龙补衮图》中可以看出。 画面共三个仕女，前面一个年事稍大的是穿着华丽的贵妇，另外两上年龄幼小，为宫女身份。 贵妇的发髻之上还插有簪钗头饰，宫女的据打扮则一眼可见出差别。 至了清朝，宫廷中上至皇太后，下至贵妇的正式官样服装的具体规定和配套的各种珠宝饰物，在《大清会典》图卷和《大清通礼》卷中都有记载，任何人不得逾越。 但同样生活在明、清时代的苗族，在银饰的佩戴上却与服饰一样，无等级区分的。 不论你是寨老，理老，土司、鼓藏头及其家属还是普通百姓，只要在一个社区生活，人人都可穿着佩戴一样的银饰。 比如前文提到的黄平苗族姑娘出嫁时的盛装头饰，极其雍容华贵，但它却并非贵妇人的专有，那一带的苗家姑娘出嫁时都可佩戴。 西江苗族姑娘出嫁时必须佩戴银角，如果家里没有，可以去向亲朋借用，人们都乐于相借。 这也体现了古代苗族社会传承下来的原始平等的民族精神。 苗族银饰具有一种展示性 汉族的首饰只是一种点缀，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愈更简化。 大多数妇女在现代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再佩戴首饰，更少佩戴银饰。 而苗族在过节或婚嫁等人生的重要时刻，都要把银饰佩戴起来盛装相配，而且是以多为美。 苗族民谚说：“无银无花，不成姑娘。”有些人家在女儿年幼的时候就开始为她逐年打造银饰，一年积一点，存放在专门的木箱里珍藏。 等女儿长到十多岁了，在盛大节日和出嫁的喜日，姑娘就会装扮起来，向同胞们展示。 西江苗族要在全套银饰备齐之后，才能制作银角，而在节日期间有无银角展示，则能折射出姑娘的社会地位，没有佩戴银角的姑娘，跳芦笙舞时只能排在佩戴银角者的后面。 雷山丹江的苗族银花头围，要使佩戴者的整个额头都有银花环绕。 施洞姑娘的一种藤形银饰圈常常戴得把嘴都遮掩了，耳环也挂三四只的，最重的一只就有4两。 一件镂空的银衣由44枚银片缝缀在衣裳的前身后背。 黄平的一副银凤冠重达2公斤多。 从江西山的一副13件银排圈将近2公斤重。 好些地方苗族女子全身的盛装银饰加起来有二三百两重。 这是一种美的展示、力量的展示、财富的展示。 这种展示导致了银饰艺术的交流，使得苗族的艺术审美能力不断提高，从而促进银饰艺术的不断繁荣。 苗族银饰特别注重与服饰的搭配 节日里和人生重大喜庆日子里着盛装服饰，并搭配全套盛装银饰，有一种珠联璧合的效果，更显得雍容华贵，烘托了欢快热烈的节日喜庆气氛。 日常生活中着便装服饰搭配便装银饰，这样方便、简洁、大方，便于日常劳作。 西江和丹江的苗族便装，头饰只用一支焊有四粒小银珠的银簪，既作装饰也作固定发髻用。 只要梳苗族发髻的以上两地女子，都必用这种银髻。 还有围腰牌和围腰链，都不仅有装饰作用，还用于固定围腰。 耳柱过去也配便装，但现在日常佩戴耳柱的年轻女子比较少。 在农业生产相对发达的施洞地区还有次盛装，于一些礼仪场合穿着，并搭配相应的银饰，这样既庄重得体，又方便行动。 另外，在银饰自身的图案搭配上，一般讲究对称。 例如背部银衣的银片，各种动物图样都是一边一只，小孩银帽上的神像，也是左右对称的。 但在发簪上，也常常有不对称的造型出现，这种不对称使银饰显得更加灵动、更加呈现出生命的自然状态。
浅析苗族飞歌的演唱特点以及形式美特征论文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论文是讨论某种问题或研究某种问题的文章。写论文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下面是我整理的浅析苗族飞歌的演唱特点以及形式美特征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苗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 擅长歌舞， 特别是苗族飞歌在演唱的语言特点、共鸣以及呼吸方式上都存在浓烈的民族特点， 而且自身的表现形式也极具特色。本文主要对苗族飞歌的演唱特点和形式美的特征进行分析。
关键词:
苗族飞歌；演唱特点；形式美；特征；
引言：
苗族是一个善于歌唱的民族， 苗族文化虽然丰富， 但是没有文字， 所以歌也成为了苗族历史的传承，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苗族的婚丧嫁娶都离不开苗歌。歌不仅是苗族人恋爱的媒介， 同时也是苗族节日、婚庆以及劳作等多方面的调节和装饰， 可以说苗歌是苗族人的精神支柱。特别是苗族飞歌， 由于其旋律优美、亲切自然， 曲意与自然和人相通， 听后会使人难以忘怀。当前对苗族飞歌研究的专家、学者比较多， 而且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但是在声乐演唱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匮乏。为了弥补研究中的空白， 本文主要从苗族飞歌的演唱特点以及形式等方面进行研究。
一、苗族飞歌的演唱特点
(一) 歌词和曲调的关系更紧密。
从苗族飞歌的内容方面分析来看， 其是我国民族音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苗族飞歌与苗族人民的生活和文化具有直接联系。在飞歌中包括苗族人民的生活、农耕以及婚丧嫁娶等内容。苗族飞歌在演唱的过程中需要依词而唱， 进而传达出字里行间的情感和含义， 表现出苗族人民的情感。从形式上分析来看， 苗族飞歌一般都为30句， 可以分为三字、五字、七字以及八字句， 最常见的为五字句， 这种形式的歌曲句子短小， 演唱更方便， 同时在节拍以及节奏上都有固定的格式， 曲调的长短和快慢等都是固定的形式， 也可以在原来的曲调上进行适当的发展。[1]在苗族飞歌中， 一般首句都比较快， 后面越来越慢， 而且拖音比较严重。同时次句中也是先快然后逐渐减慢， 在减慢的过程中会越来越低， 越来越长。第三句以及第四句采用中等速度进行演唱， 然后逐渐加快， 到高潮部分进行快速连唱， 在最后采用拖音唱法。
(二) 旋律特色鲜明。
苗族的飞歌在旋律上比较独特， 它的旋律是五度相生律制， 也是我国五声音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以徵调最多。同时也有的飞歌虽然在前部和中部出现调式交替的情况， 但是在乐曲结束的部分往往是以徵调为最后的结尾。这种调式与苗族语言和多年来形成的演唱风格具有直接的关系。此外， 苗族的飞歌在节奏的长短以及快慢等方面都有比较固定的格式， 所以在记谱的过程中也存在固有的模式。
苗族人民通过在这些固定的格式上的创作和发挥， 使苗族飞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第一， 飞歌的调子一般都比较高昂， 而且气势恢宏， 能够体现出苗族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 以及敢于与困难斗争的精神， 进而展示出苗族人民永不服输的精神和气质；第二， 旋律起伏大， 节奏自由散漫， 在句中气息和休止自由结合， 能够体现出苗族人民的自由性格；第三， 歌曲中的滑音多， 在句头采用起腔的方式， 在句尾则采用甩腔的方式， 体现出苗族声乐的魅力。[2]
苗族飞歌中， 清水流域的飞歌代表性最强， 其中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歌手比如阿桑、阿泡， 他们都是苗寨中成长起来的优秀歌手， 并将苗族飞歌的特殊演绎方式展现给全国的观众， 比如在解放初期， 一首《毛主席来了》为我们展示了苗族飞歌的特点， 这也是苗族飞歌第一次展现在国家的舞台上， 随着这首歌的广泛传播， 苗族飞歌也展示出其独特的魅力。
这首歌曲的曲风豪放， 在演唱的过程中情真意切， 能够使人们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情感， 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徵调飞歌形式， 在整个乐曲中只出现四个音符:1、3、5、6， 其中5为整个曲调中的稳定音， 是整首曲调中的支撑。在整首乐曲中， 最大的特点就是从3走向到降3， 这也是该曲调中最大的特点。从这首歌的旋律分析来看， 整首歌曲为一个典型的四句体结构的歌曲， 整首曲调都是围绕第一句的旋律开展的， 一句和二句的材料是完全相同的， 第一句是1、3、5上行的大调性特点， 第二句旋律则降到3， 和1， 5形成一种柔和的、细腻的情感表达特点。[3]通过这两种情感色彩的交替， 给人一种古朴与现代结合的美感， 能够体现出一种独特的个性。歌手在演绎飞歌的过程中， 那些小三度级进拖腔形成了上翘下滑的特点， 由于苗族土语在字头的发音中语气比较夸张， 所以在飞歌的开腔中会存在装饰音， 而且为通过拖腔长音能够导致声带发生震动， 进而产生波音， 体现出苗族人民的洒脱、豪爽中透出几分细腻的性格。
(三) 苗族飞歌的'演唱形式。
苗族人民都喜欢唱歌， 而且都会唱歌， 所以从声乐的方面来看， 苗族飞歌的个性化比较强， 在演唱的过程中也具有自己的风格。从其演唱形式方面来看， 飞歌的演唱方式更多， 可以进行齐唱、独唱、重唱和对唱。而且飞歌在演唱的过程中也可以采用多声部的方式， 部分地区还融入了平腔和高腔山歌。在演唱方法上， 近年来比较流行的是原生态的唱法， 苗族飞歌都是采用苗家的方言以及自然的演唱方式进行演绎， 在演唱的过程中不需要伴奏， 偶尔会加入一些打击乐， 具有浓厚的原生态特点和民族地方 (下接第58页) 特色。所以飞歌也是一种地道的原生态唱法， 在演唱的过程中舒适自然， 主要是抒发心情， 在情感的表达上更加细腻和热情， 声音由弱到强不断的变化， 情感跌宕起伏， 在演唱到结尾习惯加一句“喔火”， 进一步突出歌曲的情感。
(四) 苗族飞歌曲调结构特点。
苗族飞歌的曲调有很多种， 而且每种曲调都有各自的特点， 在唱法上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同时在情感的表达上往往都采用高亢的唱法， 结构主要采用二片式结构， 其中上片为乐曲的歌头， 主要由两个乐句构成， 在节奏上更加自由， 而且唱法简单、舒缓。在曲调的开头往往以一个短小的“呃”声作为引子， 比较缓慢、悠长；下片则为乐曲的收尾， 这部分曲调的节奏鲜明活泼， 而且具有较强的跳跃感。歌曲的结尾处一般都习惯采用渐慢的方式唱拖腔， 通过这种方式与上片的节奏互相呼应， 形成一个完整的曲调形式， 这也是对整个曲调情绪的总结， 使飞歌更加古朴、清新。同时不同地区的飞歌形式也不同， 但是结构却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因此在演唱的过程中， 苗族人民还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 注重即兴发挥， 形成苗族飞歌的特色。
二、苗族飞歌的形式美特征
苗族飞歌与其他的民族歌曲相同， 在内容的表达上以及形式上都比较统一。苗族飞歌的演唱不是为了唱歌而唱歌， 同时唱歌也是一种对历史和文化的传扬， 所以在苗族飞歌中展现的内容都是真、善、美。通过对苗族飞歌的总结可以分为六个部分， 包括对美好爱情的反映、对自然界声音的模仿、日常生活以及礼仪的表达、人民疾苦的展现、生产的过程、生活知识的反映以及历史故事的讲述等。
苗族飞歌的形式美不仅体现在音乐方面， 同时也体现在音乐的形态和形式上。从飞歌传统的组成形式来看， 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它的美， 第一内容形式美， 其中体现出一定的教育功能与现实的审美结合在一起；第二， 自身的形式美， 很多歌曲都是受自然的启发， 也是飞歌原生态的表现， 其中经常包括一些潺潺的流水声以及鸟鸣声等， 这些声音都远远超过艺术音乐的魅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 苗族飞歌从音乐、民俗、历史以及语言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苗族地区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苗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被迫改变， 但是苗族的民歌却因为植根于肥沃的文化沃土中得以不断的传承和发展。通过对苗族飞歌的演唱特点及形式美特征的分析， 能够体现出飞歌的魅力， 也进一步证明苗族飞歌还有更大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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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饰特征 以大为美 苗族银饰以大为美的艺术特征是不言而喻的，苗族大银角几乎为佩戴者身高的一 苗族银饰 半便是令人信服的例证。 堆大为山，呈现出巍峨之美;水大为海，呈现出浩渺之美。苗族银饰以大为美的独特见识，用美学的观点来看是很有道理的。 以重为美 再看以重为美，贵州施洞苗族妇女自幼穿耳后，即用渐次加粗的圆棍扩大穿孔，以确保能戴上当地流行的圆轮形耳环，利用耳环的重量拉长耳垂。 有些妇女因耳环过重，耳垂被拉豁。 当地耳环单只最重达200克。 黎平苗族妇女的篓花银排圈讲究愈重愈好，重者逾八斤。 以多为美 苗族银饰上呈现出的"多"的艺术特征，也是十分惊人的。 很多苗族地区佩戴银饰讲究以多为美。 耳环挂三四只，叠至垂肩；项圈戴三四件，没颈掩额;腑饰、腰饰倾其所有，悉数佩戴。 特别是清水江流域的银衣，组合部件即有数百之多，重叠繁复，呈现出一种繁缚之美。 这种炫耀意识的物化在其他民族也不难见到。 傣族男子的纹身习俗讲究纹身部位愈宽、图案愈复杂愈美；求偶期的哈尼族少女浑身上下戴着密密的珠饰、贝饰;青海牧区藏族妇女的“加龙”背饰充分体现了追求大和多的审美原则；德昂族的腰箍多达三四十圈，可谓追求饰品数量的典型。 足见追求繁缚的以多为美，不止苗族一家。 值得一提的是，从贵州省博物馆所藏不同时期的银饰比较情况看，苗族银饰追求大、重、多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 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苗族银饰的发展速度更为空前。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苗族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编辑本段银饰历史 在明代以后的数百年里，苗族银饰经历了一个为服从民族审美定势需要，而演绎、 苗族银饰 组合、变异的民族化过程。 其一，所有的银饰原有品种在苗族审美标准的取舍下，有的根本末被接纳，有的引入后即被淘汰，有的屡经改造l]而面目全非，当然，也有的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特征。 其实，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加深认识和理解的过程。 其二，苗族银饰的民族化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毋庸置疑，人类的需要是艺术创作的第一源泉，群体的审美观念是艺术创造的规范。 苗族银饰的创新正是遵循这一逻辑而发生、发展的。 由于对银饰的需求，苗族对服装的审美意识逐渐同实用意识分离开来，由物质需要的依存关系衍化成审美的主客体关系。 由于群体审美观念的规范，在艺术创新的过程中，苗族银饰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 影响和规定苗族银饰造型的审美观点很多，那么，其中最根本的是什么呢?苗族从古至今都有“以钱为饰”的习俗， 史料也显示，“钱”饰与银饰是同时步入苗族服饰领域的。 这种通过“以饯为饰”所流露出来的夸富心态，对于苗族银饰的审美价值取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形成了苗族银饰最基本的三大艺术特征，即以大为美，以重为美，以多为美。 编辑本段银饰工艺 加工 苗族银饰的加工，全是以家庭作坊内的手工操作完成。 根据需要，银匠先把熔炼过的白银制成薄片、银条或银丝，利用压、寥、刻、搂等工艺，制出精美纹样，然后再焊接或编织成型。 苗族银饰 苗族银饰工艺流程很复杂，一件银饰多的要经过一二十道工序才能完成。 而且，银饰造型本身对银匠的手工技术要求极严，非个中高手很难完成。 除了在锤砧劳作上是行家里手，在造型设计上苗族银匠也堪称高手。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苗族银匠善于从妇女的刺绣及蜡染纹样中汲取创作灵感。 另一方面，作为支系成员，也为了在同行中获得竞争优势，苗族银匠根据本系的传统习惯、审美情趣，对细节或局部的刻画注重推陈出新。 工艺上的精益求精，使苗族银饰日臻完美。 当然，这一切都必须以不触动银饰的整体造型为前提。 苗族银饰在造型上有其稳定性，一经祖先确定形制，即不可改动，往往形成一个支系的重要标志。 苗族女性饰银，爱其洁白，珍其无瑕。 因此，苗族银匠除了加工银饰，还要负责给银饰除污去垢，俗称"洗银"。 他们给银饰涂上硼砂水，用木炭火烧去附着在银饰上的氧化层，然后放迸紫铜锅里的明矾水中烧煮，经清水洗净，再用铜刷清理，银饰即光亮如新。 原料 历史上的银饰加工原料主要为银元、银锭。 也就是说，苗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经年累月，积攒下的银质货币，几乎全都投入了熔炉。 正因为如此，各地银饰的银质纯度以当地流行的银币为准。 譬如民国时期黔东南境内是以雷山为界，其北边银料来自大洋，纯度较高，南边来自贰毫，银饰成色较差。 20世纪50年代后，党和 *** 充分尊重苗族群众的风俗习惯，每年低价拨给苗族专用银。 银饰文化 巫文化主宰了苗族银饰的精神内涵 在各种银饰图案中，寓含着巫术、信仰的图像占据装饰物的主要位置。 比如丹江苗族背部银衣有一个“宗庙”的图像造型，这是苗族原始宗教信仰的核心图样，其巫术的意义厚重，它具有统管全身银衣片的地位。 所以，每一件银衣都少不了这个“宗庙”图样，且大体稳定，不能随意创造、变形。 还有银花头围上的骑马武士和小孩银帽上的神像，也都如此。 苗族的图腾崇拜，是银饰的重要造型。 苗族图腾即与苗族有血缘关系的几种图像。 在苗族古歌中，传唱是枫木生出了蝴蝶妈妈(即妹榜妹略)，蝴蝶妈妈生下了十二个蛋，由鹊宇鸟孵化出苗族的祖先姜央和十二兄弟。 这样，与苗族始祖有关的有四种图腾。 水牛是苗族始祖姜央的兄弟。 西江、施洞、排吊等地苗族的银角是牛角的图样造型。 水牛是稻作农耕的主力，水牯牛又是祭祀祖先的牺牲。 传说苗族的先祖蚩 尤就是头有角的。 据《述异记》记载：“秦汉间说，蚩尤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觚人，人不能向o”苗族认为，水牛是具有神性的动物。 雷山苗族常常会把牛称为“牛妈牛爹”，逢年过节也不会忘了款待牛，要给牛吃酒肉和糯米饭。 他们从银匠那里取回新打制的银角时，除了付给工钱外，还要送糯米饭等，以示感谢银匠给自家制成了吉祥物。 在把银角拿回家里时要说：“把门敞开，拉牛来了!”并备酒肉庆贺。 苗族认为，除天地外，枫树是祖先之祖。 枫树也当然地在银饰上有所表现。 银饰上的吊花，多为三角形的枫叶纹，它也作为连结其他图样的中介造型。 苗族古歌当中提到了十余种鸟类，而帮助蝴蝶妈妈孵化十二个蛋的鹊宇鸟，有说是燕子的一种。 它是由被砍伐的古枫树梢变来的，所以也是被苗族作为图腾来崇拜的。 因而，银燕雀是苗族银饰中一种极为重要的图样造型。 雷山丹江的主体由银雀组成的银簪中，有四只银雀，中间的一只被做得很逼真，神态活灵活现，连一片一片的羽毛纹理也清晰可见，小雀则抽象简略。 都匀王司的银雀发簪主体就是一只神态逼真的写实的鸟，它展翅欲飞，身上的羽毛也一片片地微张，嘴里还衔着一个银笼。 蝴蝶的纹样造型在银围帕、发簪、银梳、耳环、衣帽饰、项圈、压领、银衣片、背带、腰链、吊饰、手镯、—戒指、烟盒、围腰银牌等几乎所有的银饰上都能看到，因为蝴蝶妈妈是传说中苗族的母亲。 上述几种图腾的纹样造型都是苗族银饰不可或缺的。 而期于的各种动物、花草图案造型则可以灵活搭配，给银匠留下了广阔的想象和创造空间。 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 在《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这样写道：“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相传蚩尤是苗族的祖先，而龙却是蚩尤的对手。 所以，苗族在古歌《十二个蛋》当中，“水龙”只是其中的一个蛋，并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苗族的历史文化中，有的地区有招龙、接龙的习俗，把龙视为至尊。 但也有好些地区并没有特殊的龙崇拜。 施洞龙船节的传说很能代表苗族与龙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小河口住着一位老人，名叫保公。 一天，他带着孙子九保下河打鱼，老人先上岸。 老人离开了一会儿之后，突然乌云翻卷，不见了孙子。 这时，老人不顾风狂浪急，潜下水去找孙子。 老人在水下见到一个老洞，他悄悄进去一看，龙正枕着孙子的尸体在睡觉。 老人愤怒至极，但他没有惊动龙，而是游回岸上，用火镰、火草扎猪尿泡里，又潜回龙洞，放火把龙洞烧了。 但是烧龙洞的烟雾却弥漫着整个清水江的上空。 一连七天七夜不见阳光，四下里漆黑一片。 鸟不出窝，鸡不打鸣，牛不犁田，人也没法做活路。 小孩位只有在屋檐的水口下用棒槌、包谷杆划着玩。 嘴里无意中喊道：“咚咚多！咚咚多！”如打鼓声。 这时，天竟然慢慢发亮，大家都兴奋极了。 不久，江面上飘起了一条四丈长、水桶一般粗、花花绿绿的龙尸。 在施秉县的胜秉寨，龙尸被捞了起来。 各地的寨老被招呼去吃龙肉，后来各寨子的人都去抢着吃龙肉。 不多久，就把整条龙都抢完了。 胜秉寨分得龙头，平寨分得龙颈，塘龙寨分得龙身，榕山寨分得龙腰，施洞的人去得晚了点，分得龙尾，杨家寨去得最晚，只分了点龙肠子。 当人们把龙肉分走后，夜里，龙的魂灵便给大家托梦说：“我害了老人的孙子，自己也赔了命，你们如果用杉树做成我的身子模样，在清水江里划上几天，让我又活起来，我就会保佑你们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于是，施洞一带便兴起了划龙船的习俗。 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在施洞等地苗族服饰刺绣中，龙就是随处可见的、有善有恶的、善恶互换的、可以与各种动物“嫁接”的一个符号。 但银饰比刺绣更多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苗族银饰中龙的图样，最多地是见于头饰。 特别是女性戴的银角，大多为双龙戏珠等吉祥图样。 项圈上，龙纹图案比较普遍，而且与别的花样、动物搭配特别丰富，在这里，龙只是动物大家庭中的普通一员，它可以和各种动植物平等共处于一个项圈之上。 如贵州黄平、凯里一带流行的：“龙凤抢宝单层响铃银项圈”，它单面浮雕双龙、双凤抢宝纹饰，中间是浮雕的龙纹圆盒，下部圈沿坠了猫、鹿、鱼和龙纹响铃吊饰。 又如贵州施秉一带流行的一种响铃银项链，它的链身吊坠凤凰、蝙蝠、老虎、蟾蜍、鸡、马、鱼、人及一串响铃，项链正中坠一个圆盒，一面饰浮雕牛头纹，一面饰葵花纹，盒下坠刀、剑、挖耳勺等吊饰，就是在实用的短剑上，也錾有很简单的龙纹。 这龙纹，是在最下层最不起眼的地方。 它也从侧面反映出了龙在苗族心目中的寻常地位。 苗族的龙有各种各样的，诸如牛龙、蛇龙、鱼龙、鸟龙、猪龙、羊龙、马龙、蚕龙、蜈蚣龙、蚯蚓龙、螺蛳龙、虾身龙、鸡头龙、双头龙、饕餮龙、狃龙、麒麟龙、穿山甲龙等等。 不过，施洞地区龙的这种“寻常性”也是有条件的，比如小孩佩戴的银帽饰，就有菩萨、仙童以及狮、虎、麒麟珍稀猛兽，没有龙的图样，这似乎又体现了龙的不寻常性。 因为孩子年幼，还承受不起这尊贵的龙。 苗族银饰中独特的迁徙文化 苗族的银饰虽然出现较晚，但由于苗族口传文化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漫长的迁徙和征战的历程在已经定居多年的苗族生活中依然刻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他们依然铭记着祖先迁徙和征战的千难万险，回忆着迁徙途中的风物，崇拜着祖先的勇敢顽强。 所以，他们银饰上对苗族长期的征战、迁徙历程、迁徙文化多有反映。 比如在台江和雷山丹江和的银花头围上，都有武士执刀棍骑马奔驰的造型。 施洞妇女佩戴的一种制作精细的银马围帕，中间是珠宝嵌镜面，左右两边各7名剽悍的男子头挽高髻手执兵器立于马背之上，相向而驰，造型生动。 这都是先祖们驰骋疆场不断西迁的征战场面，表现了施洞人对先祖的缅怀纪念。 施洞苗族妇女的衣背饰物 - 银衣片上，也有男子骑马的纹样。 卢山还有一种兵器银吊饰，将各种刀、剑、挖耳勺等挂在妇女的腰间，这都是当年征战迁徙的印痕。 另外，狮子这种猛兽和牡丹花卉在贵州苗族地区从未有过，但台江、施洞一代的妇女胸饰挂牌、镂刻有狮子和牡丹花的银衣片，刻有牡丹狮纹的银手镯、小孩银帽，花溪一带未婚女子佩戴的银锁胸饰，黎平的双龙双狮银饰吊牌……都离不了狮子，银饰中也常有牡丹花纹，这可以看作是苗族先民在中原地区生活，并吸纳了汉文化因子的写照。 鱼是苗族东方江边、海边生活中一种不可或缺的食品。 鱼除了多子的生殖崇拜含义之外，《苗放古歌》中唱道：“榜生下来要吃鱼……鱼儿多着呢！穿枋般大的鲤鱼。 在这儿得鱼给她吃，榜略好欢喜。”苗族迁徙到西部山区以后，不仅在水田里养鱼延续了在东方吃鱼的习惯，而且在银饰上有充分的反映，鱼是苗族从头到脚各种银饰少不了的纹样和造型。 苗族银饰中还有一种独特的饰物是响铃，不论是项圈还是挂牌、吊牌、围腰吊饰，都常常佩有响铃，这也是一种迁徙的遗风。 在响 *** 中，人们走过了一道道山水，前呼手应，永不失散。 透视出封建社会中缺乏的平等观念 苗族银饰产生于明代以后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 明、清时代人们的衣着首饰都是有一定等级规则的。 这从明朝末年的重要画家陈洪绶的《夔龙补衮图》中可以看出。 画面共三个仕女，前面一个年事稍大的是穿着华丽的贵妇，另外两上年龄幼小，为宫女身份。 贵妇的发髻之上还插有簪钗头饰，宫女的据打扮则一眼可见出差别。 至了清朝，宫廷中上至皇太后，下至贵妇的正式官样服装的具体规定和配套的各种珠宝饰物，在《大清会典》图卷和《大清通礼》卷中都有记载，任何人不得逾越。 但同样生活在明、清时代的苗族，在银饰的佩戴上却与服饰一样，无等级区分的。 不论你是寨老，理老，土司、鼓藏头及其家属还是普通百姓，只要在一个社区生活，人人都可穿着佩戴一样的银饰。 比如前文提到的黄平苗族姑娘出嫁时的盛装头饰，极其雍容华贵，但它却并非贵妇人的专有，那一带的苗家姑娘出嫁时都可佩戴。 西江苗族姑娘出嫁时必须佩戴银角，如果家里没有，可以去向亲朋借用，人们都乐于相借。 这也体现了古代苗族社会传承下来的原始平等的民族精神。 苗族银饰具有一种展示性 汉族的首饰只是一种点缀，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愈更简化。 大多数妇女在现代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再佩戴首饰，更少佩戴银饰。 而苗族在过节或婚嫁等人生的重要时刻，都要把银饰佩戴起来盛装相配，而且是以多为美。 苗族民谚说：“无银无花，不成姑娘。”有些人家在女儿年幼的时候就开始为她逐年打造银饰，一年积一点，存放在专门的木箱里珍藏。 等女儿长到十多岁了，在盛大节日和出嫁的喜日，姑娘就会装扮起来，向同胞们展示。 西江苗族要在全套银饰备齐之后，才能制作银角，而在节日期间有无银角展示，则能折射出姑娘的社会地位，没有佩戴银角的姑娘，跳芦笙舞时只能排在佩戴银角者的后面。 雷山丹江的苗族银花头围，要使佩戴者的整个额头都有银花环绕。 施洞姑娘的一种藤形银饰圈常常戴得把嘴都遮掩了，耳环也挂三四只的，最重的一只就有4两。 一件镂空的银衣由44枚银片缝缀在衣裳的前身后背。 黄平的一副银凤冠重达2公斤多。 从江西山的一副13件银排圈将近2公斤重。 好些地方苗族女子全身的盛装银饰加起来有二三百两重。 这是一种美的展示、力量的展示、财富的展示。 这种展示导致了银饰艺术的交流，使得苗族的艺术审美能力不断提高，从而促进银饰艺术的不断繁荣。 苗族银饰特别注重与服饰的搭配 节日里和人生重大喜庆日子里着盛装服饰，并搭配全套盛装银饰，有一种珠联璧合的效果，更显得雍容华贵，烘托了欢快热烈的节日喜庆气氛。 日常生活中着便装服饰搭配便装银饰，这样方便、简洁、大方，便于日常劳作。 西江和丹江的苗族便装，头饰只用一支焊有四粒小银珠的银簪，既作装饰也作固定发髻用。 只要梳苗族发髻的以上两地女子，都必用这种银髻。 还有围腰牌和围腰链，都不仅有装饰作用，还用于固定围腰。 耳柱过去也配便装，但现在日常佩戴耳柱的年轻女子比较少。 在农业生产相对发达的施洞地区还有次盛装，于一些礼仪场合穿着，并搭配相应的银饰，这样既庄重得体，又方便行动。 另外，在银饰自身的图案搭配上，一般讲究对称。 例如背部银衣的银片，各种动物图样都是一边一只，小孩银帽上的神像，也是左右对称的。 但在发簪上，也常常有不对称的造型出现，这种不对称使银饰显得更加灵动、更加呈现出生命的自然状态。
苗家婚俗<一> 多数苗族地区婚姻自主程度较高，各地苗族青年都有以择偶为主要目的的传统的自由社交活动形式。湘西叫做“赶边边场”或“会姑娘”，黔东南苗族则称为“游方”，广西融水叫“坐妹”或“走寨”，黔西北称为“踩月亮”，黔中及一些西部苗族称为“跳花”、“跳场”等等。在这类社交活动中，青年男女可以三五成群地或者单独地、公开地或悄悄地对歌和交谈。以对歌的形式谈恋爱是苗族婚俗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和富于民族色彩的风俗。一些苗族社区还有专供青年们谈恋爱的场所，如黔东南的游方坪、滇东北的姑娘房等。苗族青年择偶不重财产和家境，更看重个人才华和品性。找到合适的恋人后双方即可交换定情物。结婚，一般情况下需征得父母的同意。在大多数苗族地区，青年自主婚姻与父母包办婚姻并存，这两种情况不一定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只看哪种倾向更重。一般来说，父母和子女都互相尊重和征求意见，强迫成婚的很少。而且社会习俗允许并维护青年人的自由选择。因此更多的情况是自由恋爱后由父母主持婚姻。具体步骤是，青年人谈好了，男方征求父母的意见后请媒人到女方家说亲。正常情况，女方父母不会反对，有时须用鸡卜来决定婚姻是否可行。一经说媒定亲，双方即商谈结婚日期和聘礼。结婚前，男方必须为女孩的舅家送一笔钱或其他财物，称“舅爷钱”。如果父母不同意，青年男女可以私奔，寻求亲属或社会力量的支持，时间长了，父母也就承认既成事实了。当然也有听从父母之命的，也有少数因父母包办酿成感情悲剧的。还有一种形式就是抢婚或类似抢婚的形式。青年男女通过自由恋爱，愿作终身伴侣的，男方在某天夜里，邀约几个朋友或兄弟把女方带到或“抢”到家里来，即成婚姻。三天之后，才请个“全福”的老人带只鸡去给女方父母“报亲”，请他们认可这门婚事。然后双方商定“回门”(回娘家)办婚礼的日期和具体事宜。苗家婚俗<二> 苗族青年结婚的年龄一般在16-20岁之间，也有早婚的现象，大约在十四五岁，早婚夫妻通常要到双方成年方能同居。在婚姻选择上，同宗族(同姓氏)不婚，姑舅表婚优先，不同辈份不相通婚。不同民族甚至苗族不同支系间也基本上不通婚。许多地区苗族有结婚当日夫妻不同房的习俗，新娘与送亲的陪娘及新郎的姐妹共度第一夜。有的地方办婚礼是主要在女方家。黔东南苗族有“不落夫家”(坐家)的习俗，即新娘回门后即长住娘家，仅在逢年过节或农忙时经召唤才回夫家小住，直到怀孕后才长住夫家。坐家时间长达一两年至四五年不等。婚后因感情不合等原因可以离婚。一般地，提出离婚方须向对方赔礼赔钱。寡妇可以改嫁，也有地方有转房习俗，一般是同辈转房，但不带有强制性。苗族均为一夫一妻制家庭。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为苗族社会主要的家庭结构。女子与男子不管婚前婚后地位比较平等，在家庭事务中妇女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总体上还是男权社会。子女的血统从父，世系依父系计算，家庭财产按父系继承。苗族有父子连名制，现以黔东南为典型，其他地区多已不存。苗族有自己民族的姓氏，但是现在大多已通用汉姓。
“以木板二片，镂成细花，用以夹布，而灌蜡于镂中，而后乃积布取布，投诸蓝中，布既受蓝，则煮布以去蜡，故能制成极细斑花，炳然可观。” ——《岭外问答》 南宋·周去非 ———————————————起源 ———————— 苗族蜡染的起源，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秦汉时期称之为“蜡缬”。关于蜡染起源的说法繁多。有一说：苗族姑娘心念染织出美丽的花纹于衣物却一时无获，闷闷不乐，昏沉中，一花仙引她入了百花园，园中百花似锦，鱼鸟相谐。姑娘观得入神不知蜜蜂爬满衣裙，惊醒后发现衣裙确有蜂蜡的斑迹，遂将衣裙重新染色，意去除蜂蜡，却发现蜂蜡脱落处留下美丽白花 姑娘欣喜异常，将百花园中所遇唱予歌声中，招来众伙观摩学习，并将蜡染技法沿袭至今。编者尊重各种历史考究的结果，但若说起源，何不留存一个浪漫的故事，蜡染文化亦是人类文化的珍宝。 ————————纹样 ———————— 姑娘于花仙引入的梦境花园中见到了无数珍奇鱼鸟虫兽。这与蜡染中的纹样相映，也可以说是苗族姑娘，丰富想象力的延伸，乐观的苗族人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先祖故乡的缅怀融入到蜡染工艺中，从而演变出变化无穷，生动形象的蜡画纹样与图腾。细看图样，你或被其中精湛细致的描绘折服，亦或是被某个笨拙可爱的形象所逗乐，在这蓝白相间的花纹中，就印染着苗族人乐观的生活态度，还有千百年积累下的智慧。 ————————细说纹样与图腾 ———————— 鱼纹鱼纹在贵州苗族蜡染中时常出现，在苗家文化中，鱼纹代表着对生殖与繁衍的崇拜，对多子多孙的祈福。 ●龙纹男人龙与女人龙 贵州苗族蜡染中的龙，并不拘泥于传统龙威武的形象，显得稚拙却与自然和人更为亲切，同样也有着驱祸迎福，龙腾升达之意。 ●鸟纹鸟类是苗族姑娘山居生活的伴侣，苗族蜡染中的鸟纹多为欢快生动的形象，苗族姑娘借此纹样，寄托着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与希冀。 ●铜鼓纹铜鼓纹为贵州民间蜡染最为古老的纹样，在传承的过程中，铜鼓纹杨逐有变化但中心的环形辐射的太阳纹案得以保留。苗族人通过铜鼓纹，表达对先祖的缅怀，亦表现了对太阳的崇拜。 ●蝴蝶纹蝴蝶纹在苗族蜡染纹样中比较常见，其中蕴含着美丽而神圣的传说，以此表达对自然和祖先的热爱与崇拜。 ●螺旋纹丹寨苗族亦称为“窝妥”纹，此纹路始为先民对自然水纹的模拟，各少数民族中都对此纹路有不同解义，而在苗族文化里，螺旋纹同样载负着对祖先的缅怀。 ●花草植物纹花草植物纹在蜡染作品中多用于点缀装饰，而植物形状的描摹。有说苗族人民在历史的大迁徙中为了记录迁徙途中的艰辛跋涉，便将路途中的花草印于衣物上，以志对故乡的怀念。 ●星辰山川纹贵州苗族蜡染的纹样中星辰山川纹并没有具象的写实的纹样。有时一根弯曲的线条即代表山川河流，也可画作房屋，星辰。而这种抽象化的表达方式由于可以融入在蜡染作品的任何方面更能体现出其蕴含的深层意义，即对故乡河山的怀念和尊敬，已融入到每时每刻的生活中去。 传承与保护 ———————— 贵州苗族蜡染被列为贵州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蜡染文化的内涵也逐渐被深入地挖掘，更多的文化元素被融入各种艺术品或商品中，使之更容易被世人发现并接受。保护民俗文化并使之得以传承是我们每个旅游人的义务，希望在多年之后，还能让后辈感受到民俗文化的迷人魅力，人类文化的瑰宝仍能在文化历史舞台上闪耀光芒。 ————————如果对少数风格袋子感兴趣，购买贵州山宝免费送。
蜡染，古称"蜡缬"。传统民间印染工艺之一。今在布依、苗、瑶、仡佬等族中仍甚流行，衣裙、被毯、包单等多喜用蜡染作装饰。主要方法是用蜡刀蘸蜡液，在白布上描绘几何图案或花、鸟、虫、鱼等纹样，然后浸入靛缸(以蓝色为主)，用水煮脱蜡即现花纹。结构严谨，线条流畅，装饰趣味很强，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君友会王爱君文集《蜡染》篇释义：蜡染，是一种古老染色术，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人叫做Batik，日本人称为蜡缬染（亦称蜡染），利用这种方法染出来的图案，兼具了艺术的装饰趣味及实用价值。蜡染艺术出现在中国，历史悠久。根据二仪实录记载，秦汉间已有染缬，六朝时开始流行，隋代宫廷特别喜爱这种手工艺品，并且出现特殊花样。至于实物的出土，比文献记载还要早的，有长沙战国楚墓出现一面染缬模样的被面，花纹不详。晋代也有一片成品出土，图案是重叠斑花，也就是唐宋时代所谓玛瑙缬。中国蜡染在唐代尤为盛行，技术也成熟多了。当时的蜡染可分为两种：单色染与复色染；复色染可以套色四、五种之多。后人可从宋徽宗摹张萱捣练图中的两位妇女的衣裳及虢国夫人游春图中的几个骑马人物的衣服，窥见唐代蜡染图案之豪华美丽的情况。由于唐代中国文化对于日本影响颇大，奈良的正仓院，从唐代一直保存着各种唐代以来之中国工艺珍品，其中藏有一套蜡缬屏风，也是唐代由日本赴唐的留学和尚带回去的。蜡染在中国，自宋代以降开始衰退，而在同时的南洋各地（尤其爪哇、苏门答腊等岛）却大为盛行，至今，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人的平常衣服几乎都以蜡染布料制造。 主要源于苗族生活 蜡染是贵州省丹寨县、安顺县、织金县等地区苗族世代传承的传统技艺，古称“蜡缬”，苗语称“务图”，意为“蜡染服”。 丹寨县、安顺县及织金县是以苗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在长期与外界隔绝的艰苦坏境中，这里的居民逐渐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古老的蜡染技艺因此得以保留下来。按苗族习俗，所有的女性都有义务传承蜡染技艺，每位母亲都必须教会自己的女儿制作蜡染。所以苗族女性自幼便学习这一技艺，她们自己栽靛植棉、纺纱织布、画蜡挑秀、浸染剪裁，代代传承。在此状况下，这些苗族聚居区形成了以蜡染艺术为主导的衣饰装束、婚姻节日礼俗、社交方式、丧葬风习等习俗文化。 苗族蜡染是为生产者自身需要而创造的艺术，其产品主要为生活用品，包括女性服装、床单、被面、包袱布、包头巾、背包、提包、背带、丧事用的葬单等。现代蜡染绘画以工艺制作的偶发性，揭示艺术家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控制与非控制的自律的创作状态。蜡染艺术家特别重视利用蜡质材料，在绘画中媒介的转换作用，所产生的蜡纹肌理的纹络。强调艺术家所运用独有的蜡质，在作品中所展现蜡质材料本身的质感。以蜡造型，就是以蜡作为防染主旨材料，将艺术家构想的表现对象以蜡质塑造出来。在经过染涂颜色把艺术形象呈现出来，构成作品的主体内容，以蜡造型的艺术形式，是现代蜡染绘画的一种新样式。艺术家利用蜡质覆盖或遮盖在画布的表层，覆盖是将蜡质永久地附着在画布上，同其他颜料一样作为作品的一部分。遮盖是将蜡质材料作为一种绘画的媒介，暂时的附贴在画布上，起到一种转换作用。这种遮盖的方式是传统蜡染的常规工艺方法，遮盖的工艺法，在现代蜡染绘画中的应用，有其继承的含义。覆盖的绘画技法，在现代蜡染绘画中的运用，有其颠覆传统的创新意识。蜡染艺术突出地体现蜡和染这两种材料，在蜡染绘画中的独有的作用。蜡染绘画是借用固体蜡热熔制成的蜡液，以蜡液图绘图像。利用蜡液冷却后还原为固体蜡层的物化原理，塑造绘画形象。被固化了的蜡层，易于龟裂成纹，经过染色出现自然干裂的蜡花纹饰。故称其为蜡纹，蜡纹又很像冰花花纹，所以也有人称其为冰纹。由于蜡纹在蜡染中独有的艺术价值，有的学者和艺术家崇称它为蜡染的灵魂。 显然，蜡纹的纹饰在蜡染艺术造型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审美的价值。这些特殊的蜡裂痕迹的肌理，都是由于利用了蜡的特性功能才得到实现，蜡质的特性：遇热融化为液体，遇冷固化为固体复原性的特性，给蜡染绘画的造型和制作蜡纹带来可能。固化的蜡质具有拒水的防染性，以蜡造型的图像绘染或涂色后，仍然能保留下清晰的蜡图纹饰。这种转移性的返转图像，在造型艺术的其他绘画门类是从未采用的。这种独有的个性化的表现形式，在绘画领域是独一无二的艺术样式，所以显得特别的独特。这种有意味的形式表现都是取决于蜡性的物化过程所致。蜡品种的选用，蜡质的配置及其蜡温度的调控和施蜡的手法等因素，对蜡染绘画的创作，都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蜡的品类繁多，蜡的熔点也各不相同。蜡染人历经数千年的实际操作，筛选了蜂蜡和石蜡作为蜡染防染的主体材料，并在实践中添置松香来增大脆性或将蜂蜡与石蜡以不同的比例，调制成脆柔程度各异的软硬蜡质。国内外现代蜡染艺术家，也摸索采米浆、树脂、油脂、胶脂等具有防染性能的各种物质，作为防染材料用于蜡染艺术的创作，非洲人还利用粘土作为防染材料，用于蜡染的绘制。防染是蜡染艺术核心工艺的主体内容。凡具有防染性能的任何材质，只要适合作为蜡染绘画材料的任何画材，都可以作为蜡染或是什么染的材料，应用在蜡染绘画上，它的核心功能是防染。只有具备防染特性的物质，在蜡染绘画创作中，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1. 蜡染起源的几种说法 蜡染的发明以人们对物质特性的重复认识和利用为基础，并需要具备一定的环境因素和技术条件，因此它是在特定的物质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蜡染是基于人们对服饰美化的需要，在人类文明进步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是在多种染织工艺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蜡染产生的时间应在纺织。印色3和画馈工艺成熟之后。从原料上看，蜡染对面料没有特殊要求，棉、麻、丝、毛织物都能采用;防染材料也不拘于特定品种，动植物蜡均可使用，通常是用树脂和蜂蜡;染色只能用冷染工艺，一般是植物染色，以靛蓝为主。从范围来看，蜡染技术存在与世界上很多地方，风格和使用方式也多种多样。由于受地理和气候的影响，北方寒冷地区不宜进行蜡染，因此蜡染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埃及是古代文明的摇篮，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能够同时吸取东西方的各种文化，成为最早步入文明的古国之一。蓝靛在公元前2400年的古埃及及第五王朝就已经作为防腐抗菌剂使用，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学者普利尼斯在《自然史》中，描写了埃及人浸染织物时用蜂蜡访燃，并称这种方法为“古怪的”，这说明早在相当于西汉时期的埃及，蜡染技艺就已经广为流行了。英国 .迈尔斯主编的《纺织品印花》中认为，埃及蜡防花布早在公元前1500年已闻名遐迩。因此，埃及应被认为是蜡染的发源地之一。 印度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棉纤维的国家，而且印度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有从蓝草中提取靛蓝染棉纺织品的记录，因此棉织品的印染术也可能发端于印度。虽然印度气候潮湿，很难发现古老的织物残片，但从其他地区出土的蜡染棉织物可以判断，印度曾拥有高度发达的蜡染文化。赵丰教授在《丝绸艺术史》一书中考证了新疆民丰地区尼雅出土的绘有半裸女神像的蜡染棉织品，根据神像头后背光具有印度文化的因素，认为蜡染工艺在东汉时已传入中国西部边陲，印度应是蜡染的起源地之一。 我国无疑也是蜡染发源地之一，从大量史料记载和古代绘画中可寻觅一些线索。今年来发掘出土的精美的蜡染实物更是提供了有力证据，且把我国蜡染法院时间大大推前。陈维稷教授主编的《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认为，蜡染起源于西南少数民族，可追溯至秦汉之际，当时已利用蜂蜡和白蜡作为防染材料制作出白色图案的印花布，早于印度河埃及好几百年。美国人杜马斯 法兰西斯 卡特 在其所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西传》一书中说：“现存中国的早期蜡染实物，比埃及、日本、秘鲁、瓜哇所发现的实物要早得多，特别是在敦煌石窟和新疆吐鲁番出土的蜡染实物足以证明。” 马来群岛蜡染产业的优势使其他也被认为是蜡染起源地之一，美国人费雷斯特所著《蜡染》一书中也提到蜡染发源地在瓜哇，至公元1515年以后，到那里旅行的人才把蜡染技术传到世界各地。 以上这些地区被认为是蜡染的发源地，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区限制的；蜡染技术高超且工艺保存完整，另一方面原因是有出土文物或者文献资料可供佐证，至于在已经消失了的文明中是否有蜡染技术就不得而知了发展变迁随着苗乡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大潮的影 响，使人们对市场的依赖性增强，传统手工产品受到了中击，因此现代苗族人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近年来，苗族社区的过剩劳动力大批加入全国劳动力迁移大军，黔东南的苗族村寨中，60%的青年人外出打工，在工作的同时，他们也逐渐接受了发达地区的价值观念。另外，随着电影、电视等传媒深入到苗乡，拉近了边远地区与文化中心地区的距离，也加速了苗族传统文化的变迁。 "民族传统文化之所以能世世代代流传下来，传统的文化传承机制之所以能有效运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传统文化是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世代相传的。"过去由于居住在高山峡谷中的苗族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他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就只能是祖辈所创造的文化。但是当他们有条件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后，就有了比较和选择，他们的价值观念就会不同程度的发生变化。尤其是年轻人的求富意识和求知意识在外界信息的强烈j中击下表现得分外突出，他们对生存、对美、对快乐都有了与祖辈完全不同的理解。随着外界信息的传入，年轻人价值观的变化和他们对所处的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与几十年前相比，苗族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变，但改变更大的是他们的心态。以前苗族妇女画蜡染没有功利的目的，艺术劳动和生产劳动完全一致，可以说那时的苗族蜡染是一种地道的生产者为本身需要而创造的生产者的艺术。当我们翻看苗族妇女出售的蜡染时，凭直觉就可明确地判断出这是新的还是老的。她们的前辈在淡泊平静的心态 贵州苗族蜡染之下点蜡，'每一笔都透着灵气，构图也用心良苦，整个画面精致而饱满。现在尽管还有画的不错的妇女，但比起人人都是点蜡高手的时代来说，苗族蜡染无疑呈退步趋势。经济时代改变了她们的价值观，近年来画的蜡染多是草草了事，制作速度较快，笔画也显得粗糙。所以由于苗装的文化功能逐渐减弱，费工费时的服饰工艺也就逐渐衰落。 但新的文化旅游市场的开发拓展，使苗族服饰工艺从开发利用的角度得到了肯定，服饰工艺的传承不仅关系到苗族服饰文化的保存，也关系到了苗族人谋生技能的延续，因此可以说包括苗族蜡染文化在内的服饰工艺文化比苗族其他文化因子的发展机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