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审查的论文（仅列2002年以后发表者）1. 〈唐「望秩」类官员与唐文官类型〉，《唐研究》，第16卷，2010年12月，页373-401。〔此为唐史学界排名第一的学术期刊，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主编，有严谨的匿名审稿制度〕2. 〈小说的正史化﹕以《新唐书‧吴保安传》为例〉，《唐史论丛》，第11辑（2009 年2月），页 343-355。3. 〈论唐代的检校郎官〉，《唐史论丛》，第10辑（2008年2月），页 106-119。4. 〈论唐代的州县「摄」官〉，《唐史论丛》，第9辑（2007年1月），页66-86。〔《唐史论丛》为中国唐史学界最重要的刊物之一，编委包括中港台最知名的唐史学者，有评审制度〕5. 〈论唐代的侍御史知杂〉，《中华文史论丛》，第82辑（2006年6月），页83-95。〔此为中国大陆最著名的文史期刊之一，撰稿者多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第一流学府的第一流学者，有严谨的匿名审稿制度〕6. 〈论唐代的检校官制〉，《汉学研究》，第24卷第1期（2006年6月），页175-208。〔此为台湾排在前五名的文史类期刊〕7. 〈论唐代官员的办公时间〉，《中国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05年第4期，页73-77。〔此为大陆史学界排名第二的期刊〕8. 〈唐代的翰林待诏和司天台——关于《李素墓志》和《卑失氏墓志》的再考察〉，《唐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主编），第9卷，2003年，页315–342。9. 〈唐代校书郎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4本第3分，2003年9月，页527–58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为A&HCI期刊，在台湾的文史类刊物中常排名第一〕10. 〈唐代待诏考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新第12期，2003年，页69–105。〔此为香港排名第一的文史期刊〕 1.〈唐代文学研究与唐代官制——以基层文官为例〉，收在《第一届马来西亚传统汉学研讨会论文集》（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05），页123-139。2.〈论王维的〈相思〉和相关的课题〉，收在《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术论文集》第7辑﹕《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创系四十周年纪念专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05），页121-149。 1.《唐代基层文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 年11月，列为《联经学术丛书》之一。vii + 481页。〔此书实际上在 2005 年初才出版面市，并在出版之后获得国科会「补助出版人文学及社会科学专书奖」奖助新台币 20万元〕。本书的简体字版，已在 2008 年 5 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唐代中层文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 年12月，648 页，列为《联经学术丛书》之一。出版后获得国科会「补助出版人文学及社会科学专书奖」奖助新台币 20万元。简体版将由北京中华书局在 2010 年 11 月出版。 . 〈论唐代的检校郎官〉，「第八届国际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2007年11月31至12月1日在台湾台中国立中兴大学召开。2. 〈论唐代判官的含意、起源和演变〉，「第七届国际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台湾中国唐代学会和国立台北大学人文学院联办，2005年10月27-28日在台北大学民生东路校区）。3. 〈唐代官名和官制对唐代文学研究的意义〉，「第一届马来西亚传统汉学研讨会」（马来西亚新山市南方学院中文系和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2004年7月3日)。4. 〈论唐代的县尉〉，「第六届国际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台湾中国唐代学会和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暨研究所联办，2003年11月6–7日台北国家图书馆）。 1.学术随笔1. 〈追忆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教授〉，《汉学研究通讯》，26卷4期（2007年11月），页24-34。2. 〈万里寻碑记——我怎样找到《大悲菩萨传碑》〉，《台湾宗教研究通讯》，第三期（2002年4月），页134-183。 1. 《坐火车游盛唐﹕中国之旅私相簿》。台北﹕人人出版社，2002（探访唐代文史景观的摄影集和文字记录）。含240张彩色照片，124页。简体版﹕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5月。194页。2. 《男人的育婴史》。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212页。简体版﹕ 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2月。3. 《杜甫的五城﹕一个火车迷的中国壮游》。台北﹕尔雅出版社，1999。406页。简体版《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材料、问题、假设与历史研究，《史学月刊》2009年第一期，2009年1月《贞观政要》导读，《名家谈国学》，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唐高宗的真相·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说唐太宗·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3月盛世中国系列之贞观之治，《世纪大讲堂（第14辑）》，凤凰卫视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论唐代中后期的政治制度变化《清华历史讲堂初编》，三联书店，2007年3月关于“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中学版）2007年第2期我看隋唐史研究，《文史知识》2006年第4期、2006年第5期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变化与选官制度的发展，《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200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6月汉唐明比较一兼论中国古代秦以后的社会变迁，《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试论中国中古社会变迁，《中国中古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中国传统文化在21世纪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隋唐政治体制的发展变化（提要），《文化的馈赠（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武则天，《中华文明之光》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唐太宗与贞观之治，《中华文明之光》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翦伯赞的史学思想及其对我们的启迪，《翦伯赞纪念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传统文化与历史学，《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隋炀帝的历史功绩，《〈隋炀帝〉电影创作与隋炀帝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三省的发展和三省制的确立，《唐研究》第三卷，1997年〈贞观政要〉与贞观君臣论治，《国学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唐代农业发展的几个有利条件，《卞麟锡教授还历纪念唐史论丛》唐史论丛编纂委员会，韩国汉城，1995年汪篯〈汉唐史论稿〉简介，《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唐代文化发展的三个高潮，《唐代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唐玄宗治国之策与唐朝的盛衰，《北京日报》文史第四期,1993年6月23日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国历史文化》，韩国高丽大学出版部，1992年汪篯传略，汪篯《汉唐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论武则天的建言十二事，《武则天与文水》，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唐朝的特性，《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均田制讨论综述，《文史知识》1986年第4期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口号的发展，《自修大学》1986年第9期唐代三吴与运河，《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唐贞观廿十二年敕旨中有关三卫的几个问题一一兼论唐代门荫制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文集（第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唐代官制概述，《自修大学（文史哲经专业）》1986年第11期，光明日报出版社唐代进士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唐代士族及其衰落，《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唐太宗政治思想的形成，《唐太宗与昭陵（人文杂志丛刊第六辑）》陕西省社科院出版发行室，1985年唐代土地兼并的发展，《自修大学（文史哲经专业）》1984年第9期，光明日报出版社唐末阶级矛盾激化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黄巢，《百代英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文史知识》1982年第10期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安西四镇的废置问题，《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进士科与唐朝后期的官僚世袭，《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科举制与唐代高级官吏的选拔，《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唐代科举概述，《电大文科园地》1982年第2期天宝之乱是由于是相非其人吗，《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唐代科举应举和录取的人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1、《“太平天子”与“千年太子”：6-7世纪政治文化史的一种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43-51页。2、《南北朝隋唐时代的金刀之谶与弥勒信仰》，《史林》2011年第3期，第56-68页。《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11年第6期，第22-42页。3、《瑞祥抑或羽孽：“五色大鸟”与汉唐间的政治宣传》，《史林》2012年第4期，第39-50页。4、《音乐史与思想史：<景云河清歌>的政治文化史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总第26辑（2010年），第103-130页。5、《凉州瑞石与贞观政局》，余欣主编《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71-502页。6、《“朔旦冬至”与“甲子革令”：历法、谶纬与隋唐政治》，《唐研究》第18卷，2012年，第21-48页。7、《无年号与改正朔：安史之乱中肃宗重塑正统的努力——兼论历法与中古政治之关系》，《人文杂志》2013年第2期，第65-76页。 1、《唐前期宫廷革命研究》,《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3-288页。2、《长安与荆州之间：唐中宗与佛教》，《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125-150页。3、《隋唐长安的王府与王宅》,《唐研究》第9卷,2003年,第185-214页。4、《想象中的真实：隋唐长安的冥界信仰和城市空间》，《唐研究》第15卷，2009年，第137－169页。5、《幽冥之间：“见鬼人”与中古社会》，《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2期，第221-254页。6、《唐前期王府僚佐与地方州府关系考——以墓志资料为中心》，《早期中国史研究》第4卷第2期（2012年），第69-117页；7、《隋及唐初亲王与地方僧团之关系》，《哲学与宗教》第七辑，2013年；8、《隋唐长安寺院长生畜禽考》，《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2期，第26-35页。10、《转轮王与皇帝——佛教王权观对中古君主概念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4期。 1、《西方学术话语与东方史学脉络：以“Medieval”为例》，《人文杂志》2010年第2期，第147-157页。2、《朝河贯一与中世日本的构建》，《书城》2010年7月号，第29-32页。3、《跨文化中的迷惘：“民间宗教”概念的是与非》，《学术月刊》2010年第11期，第21-27页。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1年第1期）摘引，第154-155页。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宗教》全文转载，2011年第1期，第102-131页。4、《杜希德的贡献在今天的意义——从<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文版谈起》，《汉学研究通讯》第31卷第2期，2012年5月，第27-30页。大陆版刊于《南方都市报》2012年6月17日。5、（特稿）《西方范式与中国学研究：以“民间宗教”的历史学反省为例》，《中国学季刊》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6-106页。 1、Paul W. Kroll,Dharma Bell and Dhāranī Pillar: Li Po’s Buddhist Inscriptions,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509－510页。2、Daily Life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 Tang Dynasty(by Charles D. Benn, Westport, Connecticut -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2, xxii+317 pp.);China’s Golden Age: Everyday Life in the Tang Dynasty(byCharles D. Ben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xxii+327pp.)，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4卷，2008年，第642－648页。3、《评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总第101期，第373-382页。4、评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转型》，《中国学术》（总第29辑，2011年），第411-420页。5、特约书评（featured review）Patronage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China: The Xiangyang Garrison, 400–600 CEby Andrew Chittick，Frontier of Chinese History, vol. 7, 2012, 、孙英刚评陈怀宇《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6期，2012年，第397-406页。
唐碑，是唐人书法承随代余绪，又多取魏晋，追迹钟王，兼有新的突破。有的讲究从端庄中求其险绝；有的从稳健中求其浑厚；有的从匀称中求其挺拔；也有的从严谨中求其凝重。唐代书法家，大都各有创新，自成一格，如欧、柳、颜、褚等各家的楷书至今仍被后世所推重。唐楷书的特点是笔画形态平稳，安详、端正，结构搭配匀称，章法清朗，整齐。
唐鸿胪井碑本是一块重逾九吨，单体十多立方米的驼形天然顽石。公元713年，唐玄宗遣鸿胪卿崔忻从长安前往辽东，册封靺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714年夏天，使命完成后，崔忻原路返回长安，路经都里镇(今旅顺)，为纪念这次册封盛事，于黄金山下凿井两口，史称"鸿胪井"、刻石一块，永为证验。 刻石文字共29字，分3行自上而下自右向左书写："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做为渤海归入大唐版图的历史见证，史称"唐鸿胪井刻石"。 1895年，清朝将领刘含芳修建四柱石亭("唐碑亭")护卫刻石，并在崔忻题刻左侧加刻小字："此石在金州旅顺海口黄金山阴其大如驼唐开元二年至今一千一百八十二年其井已湮其石尚存光绪乙末年冬前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贵池刘含芳作石亭覆之并记。" 从公元713年至今，"唐鸿胪井刻石"已经经历了近1300年的历史。 1一历史编辑日俄战争(1904年2月8日—1905年9月5日)期间，日本占据旅顺以后，"唐鸿胪井刻石"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905年，日本特务人员来到旅顺考察刻石，次年写出调查报告，认为刻石是辽东一块稀有的唐代石碑，后将刻石搬移至日本东京。1908年4月30日，日本海军省以日俄战争"战利品"的名义将刻石献给日本皇宫。1911年，日本海军在旅顺的刻石遗址上建立了搬移中国文物的"记功碑"，也就是今天到旅顺黄金山仍然能够看到的"鸿胪井之遗迹"碑。2二索还史编辑民间后政府的索还策略为了讨回井碑，中国学者早早开始了准备，首先成立了唐鸿胪井碑研究会，加深对唐鸿胪井碑的历史研究，包括碑的历史价值，以及流失到日本的过程。2001年，北京的6名刻石回归志愿者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2005年7月4日，"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两名副会长张永年、王维明远赴日本东京，探访"唐鸿胪井刻石"的现状。当时，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日本皇室宫内厅委托中日友好协会，将5张"唐鸿胪井刻石"的相关照片转交给了张永年和王维明。《唐鸿胪井碑》研究论文集也于2010年4月出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文物追讨部部长王锦思表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已通过函件方式敦促日本归还刻石，下一步还将组织专家赴日本考察。如果通过民间努力不能促成文物回归，还将参照韩国讨要"北关大捷碑"等国际先例，请求政府出面。尽管最终能否成功追讨回井碑，难以预料，但按照牛宪峰(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的话说，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2014年8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通过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致函日皇明仁和日本政府，要求日本迅速归还所掠中国文物“中华唐鸿胪井刻石”。这是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讨文物。2014年12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文物追讨部部长王锦思等三位民间人士到达日本东京，计划23日前往日本皇室，递交要求归还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的信函。这天恰好是日皇明仁的生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助理孟惠忠表示，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间赶赴日本，一是今年恰好是诞生于唐朝的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建立1300周年；二是明仁天皇在12月23日庆祝81岁诞辰，应该让他知道他家里还存放着从中国掠夺去的文物。这次赴日，他们还将搜集有关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等方面的证据，将在日本皇宫宫墙外庆祝中华唐鸿胪井刻石1300岁生日，并特意从国内带来十三样“生日礼物”：曾放置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的辽宁旅顺的海水、岩石、枫叶、贝壳、鱼干，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制寿桃、一幅绘画、四个横幅等。孟惠忠表示：“这次前往日本，一定会遵守当地所在国法律，只是合理合法向日本皇室递交要求归还中国文物的信函。”惦念石头的古稀老人1994年，当时职教于吉林省白城师范学院的教授王仁富，在翻看《东北史地考略》时，想起了远在日本的"唐鸿胪井刻石"，从此开启了他长达20年的国宝追讨路。其间，他自费辗转全国，搜集、考察相关资料、遗迹，力图通过民间力量促成石碑的回归。2011年日本大地震，王仁富向日本皇宫捐款表慰问，同时询问"唐鸿胪井刻石"是否保存完好，不久得到日本皇宫回函，确认石碑安全无恙。这也间接成为石碑存于日本皇室的证据。韩国先例：向日本讨还"北关大捷碑"公元1592年后，日本入侵朝鲜失败，朝鲜建立"北关大捷碑"。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军将此碑掠夺到日本。1970年开始，韩国民众就积极努力地要求日本归还"北关大捷碑"。2005年5月，韩国政府正式要求日本归还此碑，同年日本将此碑归还韩国。3三索还的意义编辑文物是一个国家精神文化的载体，大量文物的流失会造成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裂痕，一个国家民族对历史认知的缺失。这正是为何中国、韩国、埃及等国家不遗余力地追讨海外流失文物的根本原因。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文物流失大国。有关统计显示中国至少有上千万件文物流失于世界47个国家。也有说法认为，其中流失于日本的中国文物是最多的，尽管尚未有具体数据以证实。"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是日本从中国掠夺的最具分量的文物之一，也是曾经东北地区唯一一块唐碑，它见证了唐朝册封管辖东北的过程，目睹了日本遣唐使西去东归学习盛唐的往事，记载了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对中国东北史、民族史、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是目前已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掠到海外份量最重、体积最大的文物，无愧于中国流失海外第一国宝。今年正值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建立1300周年、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7周年，要求日本国迅速归还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等被掠中国文物具有重要意义。冰山一角事实上，"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只是日本掠走中国文物的冰山一角。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结束长达五十年时间里，日本自中国所掳金银、文物数量巨大。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统计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360万件，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不见踪影，而民间流失的文物更是无法估计。被掠走的历史文物，曾经属于中国，现在却存放在日本，给中日关系带来严重的伤害，于情于理于法都不适宜，理应物归原主、完璧归赵，归还给曾经也是唯一应有的主人——中国。4四国内学者的研究编辑73岁的王仁富是白城师范学院教授，知名东北刻石研究学者。目前，王仁富教授是中国鸿胪井碑刻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索引学会理事、崔氏历史文化研究会顾问。1979年，王仁富在对旅顺口黄金山的"唐鸿胪井刻石"拓片上的29个字研究时，对其中的"崔忻"二字的断句，王仁富认为两个字应该是分开念，"崔"即代表人名，"忻"字应为动词。后来，他从《说文解字》中查阅到，"忻"字为开凿之意。另外，他又在《后唐书》中找到了唐朝崔氏出使靺鞨的资料，上面显示的出使者名叫"崔欣"，王仁富教授的这个研究成果已经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认可。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代, 也是中国古代书法史上的全盛时代和鼎盛时代。唐朝在楷书艺术上成就之高, 楷书大家之众, 楷书佳作之富, 流派之多, 影响之深,在古代书法史上都是空前的。楷书在唐朝登峰造极, 这是历史的必然。就楷书沿革论之, 汉末为创建期, 魏晋六朝为继承发展期, 隋唐在前人基础上始集大成。这是楷书本身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楷者, 法也、式也、模也, 是指笔画端方, 波磔势少的书体, 由古隶之方正, 八分之遒美, 章草之简捷脱化来的。篆书在秦朝开始“ 隶变” , 到西汉夭汉年间分书不断成熟,同时也出现了楷书。“ 西汉之末, 隶字石刻间杂为正书”（《宣和书谱》）。三国时的钟慈继承分书的书法特色, 独立成家, 所书《贺捷表》为正书之祖。到魏晋二王父子又创立本家楷法, 风靡后世。南北朝以魏碑最胜。隋朝楷书承上启下, 初唐几位楷书大家便是直接继承智永, 取法六朝。楷书到唐朝前夕, 已有了较好的基础。唐以前的书家对楷书进行了探索、创造, 取得了一定成果, 这是唐朝楷书家得以创造提高的前提。钟繇、二王、智永等人对唐朝楷书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三国时的《谷朗碑》为由隶入楷之先驱, 正楷入碑以此为最早。北魏《张猛龙碑》兼备当时各碑之美, 开欧阳询、虞世南之先导。隋碑极品《龙藏寺碑》, 是六朝集成之碑, 欧、虞、褚、薛、陆（柬之）传其遗法。欧阳询《九成宫》和《化度寺碑》中流露出刚劲之风, 主要是受北书的影响斧而这两碑结体谨严, 法度井然, 则又是吸收隋代书艺特色加以发展所至。虞世南彻底继承主派书艺, 所书《孔子庙堂碑》, 笔笔主法, 能代表唐朝王派楷书的艺术特色喜猪遂良创造性地发展王书, 独立成派, 可谓别子为祖。薛稷是学褚成就最大的唐代书家。初唐四大家欧、虞、褚、薛继魏晋南北朝之后, 完成了楷书的最后样式, 以颜真卿为代表的中唐书家便在楷“ 法” 的必然王国中, 追求意态的自由主国, 开创了新的书风。有创新精神, 成就卓著的颜真卿、柳公权、李邕等人的作品都不难在魏碑、齐碑、周碑中找到渊源。颜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二王、梁《座鹤铭》、北齐《文殊般若经碑》的痕迹。“ 多少代人的努力,为他们开拓了本体的生存空间, 积累了丰厚的经验遗产, 他们只要稍事建设, 便可安居乐业, 坐享其成”（《历史重负与时代抉择》, 见《书法研究》总二十七辑）。晋书占据高阜要津, 唐楷在险狭地带向前推进,登峰造极。从楷书厉史上说, 隋唐时期是最幸运的, 也是最关键的时期, 只凭前辈的勃勃进取精神和丰硕果实咨已预示着楷书在唐朝将彻底成熟。王派楷书发展到隋代, 在艺术特色上已变为法度井然。唐朝楷书继承了整齐有法的特色, 形成了风格不同而法度整严的各个流派。晋人尚韵, 唐人尚法, 宋人尚意, 明人尚态, 这是不同时代的规范和风格。清人梁巘在《评书帖》巾说“ 晋人尽理, 赓人尽法, 宋人多用新意, 自以为过唐人,实不及也” 。在楷书获得空前发展的同时, 唐朝书法理论研究有了新的突破, 出现了一大批书法理论家, 他们根据前人的经验和楷书美学规律, 在实践中对楷书艺术的创作规律进行了总结。汉魏以来, 论书者虽多, “ 竟无益于将来” （《书谱》）。唐朝则大不同了, 如欧阳询《八诀》、《三十六法狱、《传授诀》、《用笔论》, 虞世南《笔髓论》、《书旨述》, 李世民《笔法诀》、《论书》、《指意》, 孙过庭《书谱》, 张怀瓘《书断》、《论用笔十法》、《玉堂禁经》, 蔡希综《法书论》, 徐浩《论书》, 颜真卿《述张旭笔法十二意》, 李华《二字诀》,林蕴《拔橙序》, 释西亚《论书》及张彦远《法书要录》等等, 不胜枚举, 这些论著对楷书技巧, 法度阐述得那样详尽而具体, 使人一目了然, 在楷书创作实珍中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反映了唐朝对楷书美感的要求。在运行上, 最详尽的是一脉传承的智永“ 永字八法” 即侧、勒、努、趣、策、掠、啄、磔,体现了楷书笔法规律的主要内容。欧阳询以为此八法尚不能包括一切字的点画, 故增益减少其所有无, 著运行《八诀》, 生动详尽地形容了行笔的姿态。颜真卿又有《八法颂》和《述张旭笔法十二意》, 对笔法阐述颇有见地。欧阳询对结构很有研究, 其《传授诀》云“ 每秉笔必在圆正, 气力纵横轻重, 凝神静虑。当审字势, 四方停匀, 八边具备, 短长合度, 粗细折中, 心眼准程, 疏密敬正。” 相传由他创制的《三十六法》,是唐代论结体法度最详尽的, 成为楷书准绳。明李淳《大字结构八十四法》, 清黄自元《间架结构九十二法》, 便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成。九宫格字体的结构法是唐朝人创制, 很容易得点画措施的法度。唐朝人对楷书的结妙有特别的研究, 因专讲结构, 故精于楷书法度的书家特别多。就连草书大家张旭、怀素、孙过庭等都有扎实的楷书基本功。孙过庭说“ 若运用尽于精熟, 规矩谙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 意先笔后, 潇洒流落, 翰逸神飞” 。魏晋书法发展到情驰神纵, 淋漓挥洒的极端。随着初唐儒学传统的恢复, 孙过庭提出建立规矩法度的要求“ 运用之方,虽由己出, 规模所设, 信属目前” 。欲学业有成, 当按正确法则练习并持之以恒。入法是手段, 出法是目的。张旭写《郎官石柱记》,端庄谨严, 规矩至极, 这种楷书功底使他的书法“ 守乎法度者至严, 则出乎法度者至纵” 。唐朝书家无论擅长何体, 但于楷书无不精研入微, 乃时代所尚也。“ 真以点画为形质, 使转为性情” 。楷书妙在性情, 能气形质。唐人尚法, 在追求书法外在的客观的美的同时, 尤注重书法创作中的客观规律,将楷法总结提高到了完备的程度。唐朝掀起了文化革新的巨大浪潮, 楷书艺术的革新和提高是大势所趋。唐朝是繁荣强大的朝代。社会经济的昌盛必然又反映到文化领域。书法艺术作为上层建筑, 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魏晋六朝以来从属于门阀制度的贵族文化已不适应唐朝的需要, 诗歌、音乐、雕塑、建筑等领域的代表人物敢于全面突破旧的传统,革故鼎新。书坛上, 初唐以二王为代表的南派书法占着统治地位。王羲之是钟书的革新者, 其书以瘦劲、姿媚、雄秀见弧。由于当时腐朽的门阀制度和士族生活的制约, 南派书法难免有历史局限性。这种贵族化的优雅柔媚无法适应盛唐蓬勃开阔的气象。书法艺术面临着变革和提高。在楷书发展的趋势下, 唐朝统治者提倡书学, 特别推重楷书。我们知道, 经济基础是文化发展的最终决定条件, 但物质生产或生活并不直接决定艺术生产, 直接影响艺术生产的首先是政治。唐朝政治对楷书发展的影响直接而深刻, 表现在清明的政治使社会相对稳定, 从初唐唐太宗“ 贞观之治” 到中唐唐玄宗“ 开元盛世” , 社会经济空前兴盛, 文化艺术的发展成为当时世界的高峰。国家空前统一, 中外文化交流广阔, 各民族融合友好。所有这一切为书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另外, 唐朝统治者提倡书学, 在学校, 科举和考选官吏中对楷书有了具体的要求和措施。唐朝统治者对书法的偏爱, 使群臣争相仿效。“ 统治者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洽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 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2页）。自高祖、太宗以下, 高宗、中宗、聋宗、玄宗、肃宗、宣宗以及窦后、武后和诸王都是书法爱好者, 且多是当时的书家, 主要又精于楷书, 据朱长文《续书断》, 太宗书入妙品, 高宗书入能品, 善正书, 二玄宗书入能品, 少能八分正书。唐太宗深爱王书, 锐精临写, 尝从虞世南学“ 戈”法, 后总结出“ 为戈必润” 的经验。太宗女儿银川公主、晋阳公主善书, 入能品。盖唐世以书相尚, 至于子女皆习而能, 可谓盛矣。据《新唐书· 百官》, 贞观元年, 诏官职五品以上子嗜书者24人, 隶馆习书, 出禁中法书以授之。唐玄宗时, 曾募求能书者为直书及写书御人, 又以书直、画直、拓书有官者为直院, 于门下省置弘文馆, 又增置书、律学。唐朝的学校有六种：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书学似为专科学校, 有学生30人, 博士2人, 助教1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 学校考》中云, 书学学生“ 学书二日纸一幅, 间习时务策, 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凡书, 学《石经三体》, 限三岁, 《说文》二岁, 《字林》一岁。” 在这种书法专业学校里, 对学生学识及书写技巧要求甚高。据《唐六典》, 弘文馆是贵族子弟学习的地方, 里面也招收有学习书法的学生。出土于新疆的唐景龙（中宗李显年号）四年的手抄本《论语郑氏注》,书体是工整的小楷, 出自十二岁义学生卜天寿的手笔, 确实令人惊讶、钦佩！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 打好基础, 楷书有成。科举及考选官吏中, 对楷书的要求更加明显和严格。“ 唐翰林院有侍书学士, 国子监有书学博士, 科举有书科, 吏部以书判定, 书法为进身途径之一, 故唐人攻书者多”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第379页）。当时, 考中进士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 要取得官职还要经过吏部的“ 选试” , 内容是四项：身、言、书、判。对“ 书” 的要求是“ 楷法遒美”（《新唐书选举志》）, 即要把楷书写得端庄美观, 不失法度。马宗霍《书林藻鉴》云：” 楷法遒美者为中程, 聂以书取士也” 。《通典》载“ 其常贡之科有秀才, 有明法, 有书、有算” 。明书科的考试, 先行口试, 然后笔试《说文》六帖、《字林》四帖, 懂得训话, 兼能杂体书法者为及第。考明经、进士科的也须善书法, 如进士出身的柳宗元、刘禹锡、自居易的书法都很好, 且入书家之列。知识分子要耀科登第, 进入官场, 非通楷则不可, 这使楷书有了更广阔的土壤。唐朝统治者还特别重视书法人才, 重用楷书能手。唐中央政府设有侍书或翰林侍书一职。褚遂哀被魏征推荐给太宗, 太宗即日诏以侍书穆宗即位后召见柳公权, 说“ 我于佛寺见卿笔迹, 思之久矣” , 即日拜右拾遗, 充翰林书学士, 迁右拾阂、司封员外郎。钟绍京在武后时“ 以工书直凤阁” 。其时珍重楷书人才如此。在《新唐书· 百官》中, 我们可以看到唐朝中央各部门里安置了许多楷书能手, 如崇文馆10人, 司经局25人, 秘书省10人, 史馆50人, 著作局5人,官教2人。楷书写得好, 就有可能得到统治者的器重, 从而达官显贵, 潜心楷书者自然就多。书法艺术与社会道德伦理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楷书的发达是为了适应实用的需要。在唐代, 用楷书来写碑记、墓志铭、颂赞、告救、官阁铭和种种题额等等, 蔚然成风。随着佛教的兴盛, 源于六朝的写经, 到唐朝盛行起来。从朝廷到民间, 写经高手如云。方介堪先生有诗句“ 贤者耽内典, 遗墨宝皇唐, 庄严现妙相, 笔底有金刚, 花两三千界, 片纸留芬芳。” 唐贤写经遗墨, 雄深雅重, 法度备至, 反映了大唐风貌。包世臣说颜书“ 如耕牛, 稳实而利民用。” 颜书来自民间, 最后又为民间所喜爱而被广泛使用。当时, 公、卿、大臣家碑版, 铭刊之文, 得不到柳公权的字, 人以为不孝, 就连外夷入贡, 皆别具货贝以购求柳书。法度森严的颜体和柳体产生于唐朝现实生活, 符合唐朝人的审美标准, 最后又能满足唐朝社会生活需要。可见, 在统治者提倡下, 楷书在唐朝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随着使用范围空前扩大和人们在艺术上无止境追求, 艺术和实用的统一,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不期然而然。毛泽东指出：“ 为艺术的艺术, 超阶级的艺术, 和政治并行或相互独立的艺术,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唐代楷书, 百花竞艳, 流派纷呈, 成就辉煌, 这是狂会客观因素和书法家们主观努力的统一结晶。在主观方面, 唐朝楷书家不仅重视继承传统经验,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长期艰苦的临池和实践中, 积极开拓, 突破传统, 推陈出新。初唐欧、虞、褚、薛、陆, 并害叠轨,皆尚爽健, 学王而掺有己意, 继承王书又有所发展和创新, 各具面目。中唐和盛唐时期的李北海、颜鲁公、苏灵之等皆宗肥厚, 创新成就高于初唐。中唐后期的柳公权、沈传师专主瘦挺, 力图矫正盛唐肥厚之失, 也体现了一定的创新精神。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 楷书大家辈出, 成为后世之大宗。楷书佳作纷呈, 门类众多, 法度森严, 短长肥瘦各臻妙境。清人杨守敬在光绪年间辑成《楷法溯源》, 将历代楷书精英荟萃一书, 其所采帖目, 自魏至隋45种, 仅唐朝采35种, 五代1种；所采碑目, 自汉至隋共292种, 唐朝则达346种之多, 五代十国是8种。唐朝近三百年间, 出现了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薛稷、薛曜, 盛唐李邕、颜真卿、徐浩, 晚唐柳公权、沈传师等楷书大家。其中又以欧、虞、褚、颜、柳最有成就, 欧、颜、柳和元代赵孟颊为我国四大楷书家。欧阳询自幼敏悟绝人, 贯博经世, 书法在隋代已颇有名气, 尺续所传, 人以为法,名播海外。学书极勤。尝与世南同行, 见索靖所书碑,观之, 去数里复返, 三日乃得去。赏玩右军《指旧图》经月, 喜而不寐。在熔铸汉隶和晋魏楷书特点的同时, 参合六朝碑刻, 吸取诸家之长, 融会贯通, 创造了本家面貌, 世称“ 欧体” 。观其代表作《九成宫》、《化度寺》、《虞恭公》、《皇甫诞》诸碑, 用笔刻厉劲险, 法度森严, 于平正中见份绝、有执法面折庭净之风, 可谓“ 出类拨萃, 固非随波逐流者也” （明项穆语）。虞世南幼年学书于沙门智永, 性沉静寡欲, 笃志勤学。少与兄世基受业于顾野王，经十余年, 精患不倦。学书甚勤, 夜卧则画腹作书,故晚年尤妙。性刚烈, 议论正直。唐太宗重其才, 常于机务之暇共论经史, 每及古帝王之得失, 必规讽太宗。太宗称其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编有《北堂书钞》。代表作《孔子庙堂碑》等, 法度严谨, 外柔内刚, 潇散洒落, 温润圆浑, 后世奉为楷模。在唐朝楷书发展中, 初期阶段以欧、虞两家为代表, 基本是承袭总结隋代书法。欧、虞都是陈、隋人, 入唐时年纪已过六十,书法早已成家, 在隋朝算是最高水平了。进入唐朝后, 便发挥所长, 不断总结提高, 开唐楷规模。他们的楷书, 结构上完全成熟,所形成的楷书规范, 后世终未超出其蕃篱。以褚书为代表的唐楷擅变阶段, 乃是欧、虞与颜、柳之间的桥梁。褚遂良继承和发扬了隋代书法的最高成就, 又是唐楷创新的发端者。褚遂良出身颇有影响的名门, 家庭条件优越, 年青时便博涉文史, 工隶、楷、学史（陵）、欧、虞, 后取法二王, 融合汉隶, 自成一家。虞世南死后, 魏征知褚忠直, 推荐给唐太宗, 、说“ 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 太宗即日诏以侍书。辨御府二王书迹真伪, 备论所出, 一无蚌误。前后谏凑及陈便宜书数十上, 多见采纳。代表作《雁塔圣教序》反映了褚书的艺术成就。清人刘熙载说褚书为唐之“ 广大教化主” ,沈尹默先生称褚能推陈出新, 树立唐代新规范, 传到颜真卿便为书法史上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大道。颜真卿是唐朝最伟大的书法家, 为琅琊颜氏后裔, 其家世学渊博。幼贫, 缺乏纸笔,就黄土扫墙以习书。博学工词章。正色立朝, 刚而有礼。为人笃实、慈直, 有正义感, 以义烈闻名于时。直言谏挣, 不畏权势。忠君, 爱国, 积极维护国家统一。后人辑有《颜鲁公文集》。传世书迹较多, 如《多宝塔》、《勤札碑》、《麻姑》、《颜家庙碑》及《告身》墨迹等。颜真卿善于学习古人, 对二王、虞、褚、张旭、李（邕）等书, 无不博习, 又从当时（民）间书法中吸取了某些营养, 精神上又得到民间书手敢于创新的影响, 以其创作实践对群众性的创作成果作了总结和提高。和杜甫、韩愈在不同领域里革新了晋、宋、齐、梁以来从属于门阀制度的贵族文化, 达到了博大精深的程度。颜书对于东晋以下在书坛上占统治地位的、以二王为代表的南派书法来说, 在笔法、结构、布局和墨法各方面都有巨大的突破和创新, 彻底变革了瘦硬雄秀的书风而开创肥厚雄阔的一代新书风。魏晋书法有较高的成就, 但已不尽合唐人尺度, 不适合唐朝开阔的气象和时代精神。“ 逮鲁公出, 纳古法于新意之中, 生新法于古意之外, 陶铸前象,隐括众长。……于是始为唐代之书” （马宗霍《书林藻鉴》）。苏东坡诗云：颜公变法出新意, 细筋入骨如秋鹰。能将当时民间革新成果集中提高的颜真卿, 不愧是我国古代书法史上最有成就的变法大家。书如其人。颜公变法的胆略和变法后形成端庄而不可犯的风貌是一致的。高古森严的颜休同颜公的人格一样, 正直、忠烈、朴实、倔强、刚胜于柔, 内美外溢, 有特点, 有个性, 又有唐朝盛世的气象。中唐后期的柳公权, 学颜而加以遒劲丰润, 自成一家。初学王书, 遍阅近代笔法。穆宗尝问用笔之法, 他说“ 用笔在心, 心正则省正。” 耽志勤学, 不治生产, 所书《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 于严谨中见开拓, 圆厚中见锋利, 为后世宗法。我们常说颜筋柳骨, 这是颜、柳不同的书法特点。柳字抛弃了颜字竖画的肥壮, 把横竖画都写得均匀瘦劲又吸收北碑中的方笔长处, 写得爽利森挺还吸取欧、虞的紧密、颜的纵势, 写出了独树一帜的柳体。其师古不泥,极力变右军法, 用笔古淡, 自出新意。柳公权和沈传师等唐朝后期的书家从瘦挺这一狭隘地段努力进取, 开辟了别于鲁公的新道路, 其创新胆识及精神尤为可嘉。颜体和柳体集中反映了唐朝的楷书成就, 也是唐朝楷书成熟的最后完成阶段。颜、柳一出, 几成后世不变之法。
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
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君臣。
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
一、健全完善、居安思危的贞观君道贞观时期的君道集中表现为：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与最繁荣阶段。
（一）屈已纳谏 任贤使能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与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
在唐太宗时期，中国正处于贵族政治的最高峰，贵族是社会的精英，垄断一切统治权力。
为了更好地统治与治理好国家，他们必须认真纳谏与任贤使能，这是社会与时代对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要求。
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这是进谏与纳谏的基础，也是任贤与使能的关键。
反过来，帝王的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无疑又促进了君臣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基础。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
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
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大繁荣。
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唐太宗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
加之唐初金谏魏征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
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
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
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
群臣文化素质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
他们君臣关系之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
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的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
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①
（二）恭俭节用 宽厚爱民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
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
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贞观之初，太宗曾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②"若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而啖腹，腹饱而身毙。
"③太宗身体力行，公卿俭约为先，整个社会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与宽厚习惯。
他们又大力推行轻徭薄赋、舒缓刑罚、偃革兴文，与民休息等温和政策，这些都为唐初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
），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已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理性思维。
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 *** 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些转移到这方面，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
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乾隆皇帝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
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
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二、错综复杂、参差不齐的帝王君道中国封建帝王君道在大发展的同时，又呈现错综复杂、参差不齐之势。
有的开传统而又与传统君道相对立，有的总体上合乎传统君道，有的又在特定条件下部分调整。
在这其中，时代的影响，尤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演化和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君道的发挥有着重大影响 。
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早期，君道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状态。
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德治与法治两种统治方式轮流出现，到汉武帝时基本定型，此后随着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各朝统治者奉行的基本上都属于德治范畴。
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的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对君道的影响则相对处于次要地位。
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最关键的就是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与发展。
在贵族政治阶段，军人、贵族在政治上占有支配性地位，而他们当权的时期，也就是中国封建政治由产生、发展到成熟、繁荣的时期。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与政治是开放性的，这有利于君道的完善与成熟，是君道在总体上发挥比较好的阶段，在屈已纳谏、任贤使能两方面尤为突出。
贵族政治带来的贵族的高贵与开放心态、较为丰富与娴熟的政治阅历，使得他们有信心、有气魄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
当社会发展演进到唐朝，由于经济与文化基础的发展成熟和变迁，贵族政治发展到顶峰并开始衰落，逐渐向官僚政治发展，而官僚政治的严谨性与出身阶层的下层性，使得他们在总体上较为注重后二者：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由于这两大阶层的相持与融合，他们彼此互相冲突与妥协，过渡时期的唐朝君道在总体上就既注重屈己纳谏、任贤使能，又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无疑，唐中期以前在这方面做得最好。
此后，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官僚政治已比较成熟，对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强调更为突出，而对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者虽然也时有要求，但却相对忽略。
宋明理学既由此而生，又在此中起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是君道理念侧重点发生重要转折的理论基础的顶点。
由此可见，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就对帝王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着与促进了帝王君道的发挥。
总体上来说，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
他们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
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将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并且使帝王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这四者，从而有了君道的大发展与繁荣，这四者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
屈已纳谏可以使帝王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
谏臣着眼于细微之处，能给予及时的补救，而这就必然要任贤而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贤使能，才会真正做到屈己而纳谏。
这样，在贤臣与谏臣辅佐下，帝王往往会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这又使得他有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前提与保证。
四方面相结合，帝国又怎么会不强盛壮大，帝王君道又怎会得不到良好发挥呢？ 注释：① 吴兢著：《贞观政要·清高宗序》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②③ 吴兢著：《贞观政要·君道》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问题一：在中国古代“和”被看成万物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有了阴阳相和，有了不同的基本因素之和才有万物，才有一切。“和”成了生存之力，生命之依。重和，则体现了强大的内聚力、向心力与融合力，不仅天与人的对立可和，阴与阳可和，大至无限小至具象的不同对立均可相和。在“和”精神的影响下，中国古典舞体现为壮美与优美的对立统一，体现为雄浑与淡雅，豪放与含蓄的并重与相渗。作为中国的民族美学原则，无论出发点各异，但最终要归结到“和”的内核上来。问题二：在人的精神活动中经常把自然物与自然现象人格化，从中直观自身。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那是因为山水具有君子所应具有的美德。又《说苑·杂言篇》：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知；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在孔子看来，“知者”、“君子”见大水一定要观赏一番而得到美的享受，就在于“水”具有与“知者”、“君子”相“比德”的特征，即有“似德”、“似仁”、“似义”、“似知”、“似勇”、“似察”、“似礼”、“似善化”、“似正”、“似度”、“似意”等等美好的特征。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没有专门谈到自然美的问题，他在继承孔子“比德”的自然审美观时，对孔子的思想又有了一些新的发挥。《孟子·离娄章句下》载：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孔子在观察水时，意在比附人的精神品质，把水的自然态势看作是人的精神品质的表现和象征，而孟子的解释则是从自然规律中联想到社会现象，从而悟出哲理。孟子分析了客观存在的河水和雨水。由于河水有本有源，可以滔滔不绝地奔流，注满沿途的沟坎洼地后，不分昼夜直归大海，而雨水则不同，雨季之时，雨水也能使沟塘充盈，可是因为无源无本，雨季之后用不了多久即会干涸。这就是有“本”之水“源远流长”的道理。孟子认为孔子屡次赞颂水的原因就在于一个“本”字，从自然现象中悟出社会哲理，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传统，如“水滴石穿”等等，实与孟子的倡导分不开。古典舞《小溪·江河·大海》采用拟人化的表现方法，贯之于水的形象，每位演员都似一滴流动的水，从始至终运用“圆场”的主题步态，通过迂回折转的队形变化、流畅的舞台调度、纱裙的巧妙利用、艺术表现的准确到位，生动逼真地描绘了一幅潺潺小溪、欢腾江河、滔滔大海的动感的自然壮丽画卷，深情地奏响了一首生命的乐章。作品揭示了自然界一条既简单又深刻、既有启发性又富哲理性、亘古不变的规律，那就是“滴水成河”、“百川归海”、“奔流不息”、“生命不止”……问题三：“象外之象”着重以有限之形传达无限之意，跨越了写实再现而进入到“意象”的表达。从古典舞的形态特征来看，是以“象外之象”来求得“象”的形态与“意”的蕴含相统一的。这不仅是古典舞如此，可以说整个中国舞蹈都是以这种写意表现的“意会”方式来表达一种意境的创造。这既是古典舞以形传意的必然，也是传统艺术与古典美学对内在意蕴的强调。考据《易传》中突出的“象”，尤其是提出的“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这两个命题，从而构成了我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要义。其中，《系辞传》有一段名言：“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而，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表明，“言不尽意”但可立“象”尽意。就是说，借助于形象，可以充分地表达圣人的“意会”，从而在美学意义上对“象”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法则规定。由此可见，《易传》中的“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的命题，其核心便是突出表现的写意性，而写意就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意会”本源。由此，以这“象外之象”的观念来观照中国古典舞的写意“意境”的塑造，便如袁禾对中国舞蹈意象创造手法的归纳之说那样：一是以意象造型立“象外之象”；二是借自然物象写主观情思；三是以物象之象征性质的不断改变营造新的意象；四是通过虚拟创造内心视像；五是利用道具的象征创造意象。如此看来，古典舞“写意性”的表现，便从舞蹈的种种束缚中得到释放。舞蹈那种与生俱来的，有着表现意义的“虚拟性”与“多义性”，恰恰通过写意发挥出来。 像古典舞《高山流水》将创作者的主观情感灌注到舞蹈表现的对象之中，使对象成为一个拟人化了的，甚至是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思交融化了的复合体。尤其是舞蹈视角并不是以营造壮阔的舞蹈意象为目的，而是让观众真正把山川变成生活的“人”来欣赏。而是化宏观为微观，以微观展现宏观，化景物为情思，传达于观众，令观众展开充分的想象，于无高山流水之处，看到高山流水之势。以虚喻实，思之则实。凭借着观众能动的接受作用而达到它以咫尺之“图”，写百川之“景”的目的。舞蹈以男子凝重沉稳的动态造型象征山之雄伟敦厚，以女子流畅婀娜的形体韵律象征水之清丽奔涌，可谓“化实为虚”的极好表现，并用“象外之象”的写意手法充实和丰富作品的审美意境。
刘驰《六朝士族探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 梁满仓《汉唐间政治与文化探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 卫广来《汉魏晋皇权嬗代》，书海出版社，2002年。 马植杰《马植杰秦汉三国史论文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1998年。 谢宝富《北朝婚丧礼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李书吉《北朝礼制法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 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李小树《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王利华《中国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雷依群《北周史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傅克辉《魏晋南北朝籍账研究》，齐鲁书社，2001年。 王启涛《魏晋南北朝语言学史论考》，巴蜀书社，2001年。 汪波《魏晋北朝并州地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熊德基《六朝史考实》，中华书局，2000年。 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程维荣《拓跋宏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 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 王素《敦煌吐鲁番文献》，文物出版社，2002年。 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三联书店，2001年。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 李蔚然《南京六朝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 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 杨泓《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2000年。 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 刘长东《晋唐间弥陀净土信仰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米文平著《鲜卑史研究》，中州古籍版，2000年 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 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薛瑞泽《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三秦出版社，2001年 薛瑞泽《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唐长孺《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 胡阿祥《六朝疆域与六朝政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刘磐修《盛世探源——汉唐农业发展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韩国河《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2003年1月 王承文《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中华书局，2002年11月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 康中乾《有无之辨－－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 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商务印书馆，2003年3月 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世界汉学译丛），中华书局，2002年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章义和《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李文才《南北朝时期益梁政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 丁福林《宋书校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许福谦《南北朝二史八书疑年录》，北京出版社、文津出版社，2003年 王青《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神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张承宗《六朝民俗》（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2年 卢海鸣《六朝都城》（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2年 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化出版社，2003年 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化出版社，2002年 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化出版社，2003年 陶新华《魏晋南朝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 田余庆《拓跋史探》，三联书店，2003年 葛兆光《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03年 罗维明《中古墓志语词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刘季高《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 普慧《南朝佛教与文学》，中华书局，2002年2月 孙若风《高蹈人间—六朝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林超民、王跃勇主编《南中大姓与爨氏家族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 许辉、李天石《六朝文化概论》（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3年 戴洪才、周瀚光《六朝科技》（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3年 许辉、邱敏、胡阿祥主编《六朝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唐翼明《魏晋清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连镇标《郭璞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王家葵《陶弘景丛考》，齐鲁书社，2003年 汤伟侠《汉魏六朝教育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 彭自强《佛教与道教的冲突与融合——以汉魏两晋时期为中心》，巴蜀书社，2001年 范新干《东晋刘昌宗音研究》，崇文书局，2002年 小林正美著、李庆译《六朝道教史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章启群《论魏晋自然观——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刘纯鑫《魏晋南北朝诗文韵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周伟洲《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 李万生《南北史拾遗》，三秦出版社，2003年 李万生《侯景之乱与北朝政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高敏《南北史掇琐》，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张金龙《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甘肃教育出版社，2003年
浅议汉唐铜镜艺术之比较的论文
摘要 汉代和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非常重要的朝代，那种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力求国家雄强的意识以及开放、富庶、包容并蓄、充满自信的民族自豪感，一直影响至今。汉唐两代不同时期的铜镜艺术的特点便是这种创新精神和雄强意识的折射。
关键词 汉唐 铜镜 开拓创新 雄强意识
铜镜是古人用以梳妆照面的生活用具，它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古人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它正面照容，反面欣赏，巧妙地将古人的生活实用和艺术欣赏融入方寸之间。体现了古代匠师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创造力。同时，铜镜又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工艺美术品，承载着古人对美好事物的祈愿和向往，反映生活真实的或理想的状态。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珍品，而且是研究其流行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及时代风尚不可缺少的实物资料。
中国古代铜镜的发明和铸造，自齐家文化时期开始至明清结束共计四千余年，虽历经不同朝代，但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独特的风格与特点，有着不同时代所赋予的鲜明特色，形成了我国铜镜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纵观整个铜镜发展史，其中最具魅力、艺术价值最高的当属汉唐两代，其铜镜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可以说这是与当时国家强盛分不开的。下面就汉唐两代不同时期的铜镜艺术特点试做一比较。
一、汉镜不同时期的艺术特点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汉武帝在经过文景之治、修养生息后，国力恢复，扫平匈奴设立沙河四郡，使西汉人形成“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雄强国家意识。同时，开辟了丝绸之路。沟通欧亚。对外交流，使国力达到汉代强盛的顶点。这一阶段流行的铜镜在中国铜鉴史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气度恢弘、凛然而不可侵犯，透射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凶悍之气。厚厚的边沿，凸起的铭文带都显示出一种坚实的存在感，有岩岩泰山之气象。
西汉前期，汉镜主要仍沿袭战国镜类风格，此时最流行的是蟠螭纹镜，其地纹较粗疏，主纹多由双线和三线构成，布局有缠绕式，间隔式及博局纹相间式，并出现了铭文。具有了新的装饰特征。
西汉中期。铜镜工艺高度发展，形制和花纹都出现了显著的变化，镜面增大，镜壁加厚，弦纹钮和桥形钮少见，代之而起的是半球形圆钮和连峰钮、兽形钮等。平素缘或内向连弧纹缘。主题纹饰广泛使用四分布局方式，即以四乳为基点，将镜背分为四区，其间布置主要纹饰。此时，战国以来流行的地纹已经消失。这时期流行的镜类有星云纹镜、日光镜、昭明镜、重圈铭文镜、禽兽纹镜、连弧纹镜等。
西汉后期至东汉中期，铜镜工艺又有新的变化。镜背纹饰由静化趋于动化，出现了象征祥瑞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及各种瑞兽、禽鸟和具有升仙之意的羽人等形象，图案生动活泼，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表现手法仍以阳线勾勒，但比以前更细腻。非常美观。这一时期铜镜注重边缘装饰，多在边缘上饰花纹带，同时，铭文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常见的铭文有“尚方”、“善铜”和纪氏铭等，并出现了地支十二字和七言韵语。
东汉晚期出现的神兽镜和龙虎镜等，采用浮雕技法，使镜背纹饰成为半立体状，高低起伏，形象逼真。同时。也出现了以剔地平雕技法刻画的龙凤纹镜、对鸟纹镜和变形四叶弯凤镜、变形四叶兽首纹镜等，图案清晰，具有剪纸效果，富有民间艺术风味。此时的.纹饰布局也有新的变化，出现了“轴对称”的新方式，如直行铭文镜类，即在钮上下直行书写“位至三公”或“可至三公”等铭文，两侧对称饰双夔纹或双头龙凤纹，使内容和形式更好的统一，这时期铜镜铭文有“位至三公”、“长宜子孙”和“君宜高官”等，反映了当时的人们渴望高官厚禄、子孙繁昌和家常富贵的愿望。
二、唐镜不同时期的艺术特点
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取得政权。建立了强大的唐帝国。经过唐初太宗的贞观之治后，到高宗李治、武则天时期。大唐国力发展到封建社会的鼎盛。这一时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昌盛，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此时。与唐朝进行友好交往的国家多达七十多个。频繁的贸易交往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开放的风气带动的对异域文化的渗透吸收，显露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自于中亚、西亚等古国艺术品纹饰中兽与葡萄纹的组合，对唐镜的变革创新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自汉代张骞通使西域，葡萄纹被引种到中国。直到唐代，这种果实堆砌、枝条漫卷、花叶铺陈的充满生命力的纹饰大量出现在丝织物中，契合了盛唐对精神和物质上绮丽奢华的追求。唐代工匠为宫廷铸造铜镜时将禽鸟、蜂蝶纹饰和隋镜中的小跑兽一起放到他们喜爱的葡萄纹中，创造出体现欧亚文明融合的“瑞兽葡萄镜”。它是唐镜中出现数量最多的一个品类，也是唐代铜镜的代表。在中国古代铜镜中也是最具特色的。是盛唐文化的一个灿烂结晶。它的演变主要是镜钮由圆形过渡到伏兽形，又向戏耍扭颈的瑞兽形象发展，内区瑞兽的数量由少到多又到简化，形态上由瑞兽奔驰到攀援戏耍，最后发展到扭捏作态：外区葡萄、枝蔓、硕果间饰的禽兽，由长尾乌发展至瑞兽蜂蝶相问，外缘由斜立锯齿纹向三角缘发展，小花瓣由密渐疏。内外区之间的双线高圈，早期较宽。中期较窄，后期葡萄枝蔓过梁缠绕，双线圈若隐若现。
玄宗时期。因为帝王对丰腴饱满造型的偏爱，此时流行各种饱满华丽的铜镜纹饰。表现丰硕鸟体造型的双鸾镜和宝相花镜就是其中典型的作品。我们在汉镜中常见到的环绕镜缘的铭文，到了唐代中期已消失无踪，这是唐人为了让他们喜爱的各种花鸟造型表现出最突出的装饰效果，于是汉镜中直抒胸臆的“长毋相忘”等爱情内容，在唐镜里面被双鸾鸟替代，成为温婉含蓄的东方对称的美。此类镜中，花鸟图案构图对称，灵活而不拘规格，每一种形态和构图都充满生气。表现出优美轻快、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意境。
唐代中期开始，铜镜的外形逐渐发生了变化，突破了以往方、圆镜的禁锢。出现了菱花形、葵花形、亚字形等形状。这种变革使得花鸟纹饰与镜形相呼应。为后世对铜镜外形的变革提供了开阔的思路。
唐代的铜镜，不仅形式多样，纹饰丰富，而且在铸造工艺上更为创新，创造出金银平脱、螺钿、槌金银、彩漆绘、嵌琉璃、镂空等特种工艺镜，唐镜中最为豪华的制品当为金银平脱镜，它的特点是精雕细刻、鲜艳华丽。唐代铜镜工艺一扫过去那种拘谨、抽象、神秘和图案化的作风，形成了一种色调鲜艳、构图完美、雍容华贵、自由活泼和富于生活气息的新风格。
三、汉唐铜镜艺术之比较
在中国铜镜的发展历程中，汉镜是一个鼎盛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两汉四百多年间，随着漆器和陶瓷器取代青铜日用品的同时，铜镜却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成为汉代铜器铸造业中最多的产品。它的造型、纹样、技巧和意境均可称承前启后、开一代之先河，直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某些镜类还很盛行，使得这一时期的铜镜均可冠以“汉式镜”的称呼。汉镜的主题纹饰异常广泛，天上人间，奇禽异兽，五彩纷呈，立体的展现了汉人那开阔的视野，雄伟的气势，强烈的情感，汉人的情结无不蕴涵其中。唐镜是一个发展繁荣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另一个高峰。博大精深的汉唐文化在此时期孕育出了更灿烂的成果，它不仅突破了以往铜镜以圆为主的形式，出现了葵花形、菱花形、亚字形等花式镜。镜钮除圆钮外，也采用龟钮或兽钮的。主题纹饰也突破了汉镜的刻板及图案化，饱满绮丽，布局灵活多变。题材和风格除了反映当时新的工艺美术外，有的还吸收了中亚和西亚的因素。如常见的葡萄纹、花鸟与动物以及灵活多变的浮雕、高浮雕的装饰技法等，充满了异域的人文色彩，无一不显现出融合外来文化的痕迹，这些都充分反映了盛唐欣欣向荣的气息。
纵观汉唐两代的铜镜艺术，可以反映出两代那种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力求国家雄强的意识以及开放、富庶、包容并蓄、充满自信的民族自豪感。其影响一直至今。
问题一：在中国古代“和”被看成万物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有了阴阳相和，有了不同的基本因素之和才有万物，才有一切。“和”成了生存之力，生命之依。重和，则体现了强大的内聚力、向心力与融合力，不仅天与人的对立可和，阴与阳可和，大至无限小至具象的不同对立均可相和。在“和”精神的影响下，中国古典舞体现为壮美与优美的对立统一，体现为雄浑与淡雅，豪放与含蓄的并重与相渗。作为中国的民族美学原则，无论出发点各异，但最终要归结到“和”的内核上来。问题二：在人的精神活动中经常把自然物与自然现象人格化，从中直观自身。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那是因为山水具有君子所应具有的美德。又《说苑·杂言篇》：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知；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在孔子看来，“知者”、“君子”见大水一定要观赏一番而得到美的享受，就在于“水”具有与“知者”、“君子”相“比德”的特征，即有“似德”、“似仁”、“似义”、“似知”、“似勇”、“似察”、“似礼”、“似善化”、“似正”、“似度”、“似意”等等美好的特征。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没有专门谈到自然美的问题，他在继承孔子“比德”的自然审美观时，对孔子的思想又有了一些新的发挥。《孟子·离娄章句下》载：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孔子在观察水时，意在比附人的精神品质，把水的自然态势看作是人的精神品质的表现和象征，而孟子的解释则是从自然规律中联想到社会现象，从而悟出哲理。孟子分析了客观存在的河水和雨水。由于河水有本有源，可以滔滔不绝地奔流，注满沿途的沟坎洼地后，不分昼夜直归大海，而雨水则不同，雨季之时，雨水也能使沟塘充盈，可是因为无源无本，雨季之后用不了多久即会干涸。这就是有“本”之水“源远流长”的道理。孟子认为孔子屡次赞颂水的原因就在于一个“本”字，从自然现象中悟出社会哲理，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传统，如“水滴石穿”等等，实与孟子的倡导分不开。古典舞《小溪·江河·大海》采用拟人化的表现方法，贯之于水的形象，每位演员都似一滴流动的水，从始至终运用“圆场”的主题步态，通过迂回折转的队形变化、流畅的舞台调度、纱裙的巧妙利用、艺术表现的准确到位，生动逼真地描绘了一幅潺潺小溪、欢腾江河、滔滔大海的动感的自然壮丽画卷，深情地奏响了一首生命的乐章。作品揭示了自然界一条既简单又深刻、既有启发性又富哲理性、亘古不变的规律，那就是“滴水成河”、“百川归海”、“奔流不息”、“生命不止”……问题三：“象外之象”着重以有限之形传达无限之意，跨越了写实再现而进入到“意象”的表达。从古典舞的形态特征来看，是以“象外之象”来求得“象”的形态与“意”的蕴含相统一的。这不仅是古典舞如此，可以说整个中国舞蹈都是以这种写意表现的“意会”方式来表达一种意境的创造。这既是古典舞以形传意的必然，也是传统艺术与古典美学对内在意蕴的强调。考据《易传》中突出的“象”，尤其是提出的“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这两个命题，从而构成了我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要义。其中，《系辞传》有一段名言：“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而，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表明，“言不尽意”但可立“象”尽意。就是说，借助于形象，可以充分地表达圣人的“意会”，从而在美学意义上对“象”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法则规定。由此可见，《易传》中的“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的命题，其核心便是突出表现的写意性，而写意就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意会”本源。由此，以这“象外之象”的观念来观照中国古典舞的写意“意境”的塑造，便如袁禾对中国舞蹈意象创造手法的归纳之说那样：一是以意象造型立“象外之象”；二是借自然物象写主观情思；三是以物象之象征性质的不断改变营造新的意象；四是通过虚拟创造内心视像；五是利用道具的象征创造意象。如此看来，古典舞“写意性”的表现，便从舞蹈的种种束缚中得到释放。舞蹈那种与生俱来的，有着表现意义的“虚拟性”与“多义性”，恰恰通过写意发挥出来。 像古典舞《高山流水》将创作者的主观情感灌注到舞蹈表现的对象之中，使对象成为一个拟人化了的，甚至是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思交融化了的复合体。尤其是舞蹈视角并不是以营造壮阔的舞蹈意象为目的，而是让观众真正把山川变成生活的“人”来欣赏。而是化宏观为微观，以微观展现宏观，化景物为情思，传达于观众，令观众展开充分的想象，于无高山流水之处，看到高山流水之势。以虚喻实，思之则实。凭借着观众能动的接受作用而达到它以咫尺之“图”，写百川之“景”的目的。舞蹈以男子凝重沉稳的动态造型象征山之雄伟敦厚，以女子流畅婀娜的形体韵律象征水之清丽奔涌，可谓“化实为虚”的极好表现，并用“象外之象”的写意手法充实和丰富作品的审美意境。
由于汉唐以来,龟兹、于阗等国已经成为中印交通的要冲,因此很多佛教经典都是先传到龟兹、于阗等地,然后再传入我国...因此也可以说,魏晋以前的龟兹,不但是东西文化融和交会的枢纽,更是佛教文化的第二中心,大乘佛教经典的宝库。...
唐朝的政治经济对文化的影响唐朝时候，国家强盛，实力日益加强，经济和文化都处于世界先进地位。国家的繁荣统一对文化的发展也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唐初诗歌，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转变，相反地齐梁诗风凭借着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盛唐时代，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充满蓬勃向上精神的浪漫主义的诗风是这时期诗坛的主流。中晚唐文学却有多方面的发展，除诗歌风格流派更加复杂多样而外，古文运动在这时期取得了胜利，传奇小说也发展到了全盛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涌现了一大批有卓越成就的诗人。伟大的诗人李白，具有进步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但他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理想无法实现。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生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在天宝年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这个前所未有的文学全面繁荣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变革的结果，但更为根本的还是决定于文学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本文将就唐代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具体的论述。唐朝的创建：隋末农民起义蓬勃发展时，隋朝太原留守李渊乘机起兵，攻占长安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定都长安。李渊和他的儿子李世民消灭了各地割据势力，镇压了各股农民起义军，统一了全国初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学：变革浮艳的宫廷诗 树立新诗风隋朝前后只统治三十多年，作家大半是南北朝旧人，受南朝文风影响极深，加上隋炀帝大力提倡梁陈宫体，因此浮艳淫靡文风仍然泛滥文坛。但是，由于隋初国势增强，对外战争取得一定胜利，隋文帝又曾提倡改革文风，隋初的一些诗歌，尤其是边塞诗歌中也曾出现了一些比较清新刚健的作品。这又表明隋代文风开始向唐代过渡的特点。唐初诗歌，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转变，相反地齐梁诗风凭借着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唐太宗时的虞世南、高宗时的上官仪，都是皇帝优宠的专写浮艳的宫廷诗的代表人物。武后时的沈全期、宋之问也写了大量宫廷诗，但是他们继承前人的成绩，完成了五、七言律诗形式的创造，对诗歌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唐代诗风转变的关键，在于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起诗人和宫廷诗人展开了斗争。高宗时，"初唐四杰"崛起于诗坛，他们虽然还没有脱尽齐梁诗风的影响，但是已经提出了轻"绮碎"，重"骨气"的主张，对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深表不满。他们的诗或表现从军报国的壮志，或揭发贵族生活的荒淫空虚，或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题材内容扩大了，思想感情也开始变化了。武后时代，陈子昂更高地举起了诗歌革新的旗帜，有破有立，提出了在复古中实现革新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完全摆脱了齐梁浮艳习气，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上存在的种种矛盾。显示了刚健的风骨。终于改变了齐梁诗风统治的局面。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 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学：诗歌、散文全盛 各种艺术繁荣发展 诗歌多浪漫主义经过了将近四百年的分裂动乱的痛苦之后，隋唐时代终于实现了人民所渴望的国家的统一。隋唐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的地位，不得不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在政策上不得不照顾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豪门士族的势力。自隋代开始，士族势力逐渐削弱，隋末农民大起义更给士族以沉重的打击。隋唐实行均田制，把国家掌握的官田、无主地、荒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一部分农民。对地主豪族过多地占有土地也有限制，某些豪族逾限占有的土地曾被没收，一部分农民就从地主豪族的部曲转为政府的均田户。在生产发展中，租佃剥削方式的庄园地主经济，逐渐代替了奴役部曲剥削方式的豪门地主经济。租庸调税法的实行，赋税、徭役负担有所减轻，中小地主阶级逐渐抬头，劳动人民的处境也有一些改善，再加氏族志的重修，户等的重新划定，士庶界限逐渐消失，豪门士族的势力更日益衰微了。正由于这一系列生产关系的调整变化，唐代国家迅速强大起来，从贞观至开元一百多年中，农业、手工业生产不断上升。贞观时期，斗米值三四钱，成为历史佳话。手工业方面，绫绵、陶瓷、纸张、金属制品等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国家政治、经济达到了昌盛繁荣的顶点。。唐朝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发展时期。那时，各民族进一步融合，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亲密，唐朝疆域空前广大。唐朝时，北方先后有突厥，回纥民族，东北有秣褐民族。唐朝在北部边境先后建立了都护府和都督府。西南有南诏和吐蕃；南诏为彝族和白族的祖先，曾接受唐朝云南王的封号；吐蕃为藏族的祖先，与唐几次通婚，保持"和同为一家"。边疆各族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国家空前规模的统一，对文学繁荣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过去由于南北对立，文化发展殊途。在学术上是"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在文学上是"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但自隋代统一，双方就开始互相吸收。盛唐的诗歌，中唐的古文，正体现出南北文化汇流的汪洋浩瀚的局面。同时国家的统一，水陆交通的发达，也使作家生活视野扩大了。唐代作家如李、杜、高、岑、元、白、韩、柳等都走过很多地方，都有许多出身地位、思想性格不同的朋友，这是六朝文人，乃至许多两汉文人所不及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国内各民族关系比过去更为融洽，中外文化的交流，也比过去更为活跃。中国传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乃至日常生活的饮食、服饰，都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而有重要的发展。唐代在中国各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外来音乐，建立了燕乐、清乐、西凉、高昌等十部乐曲。舞蹈方面，剑器舞、胡旋舞等也来自西域。绘画方面也吸收外国色彩、晕染的技巧，出现了敦煌许多壮丽的壁画，也出现了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等绘画大师。各种艺术的发展，大大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王维的山水诗，号称"诗中有画"，显然受到山水画的积极影响。音乐的发展，不仅有助于诗歌的入乐传唱，还直接促成了词的诞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使唐人精神生活大大地丰富了。我们读李颀、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歌，可以看出当时艺术创作饱满的内容，新鲜的活力，也可以看出当时作家们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时代精神。鲁迅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不算弱。例如汉人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直前无古人。......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这种魄力和信心，正是来自国家的强大和统一。 伟大的诗人李白，具有进步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但他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理想无法实现。他写出许多热烈追求光明理想，猛烈抨击黑暗现实，极度蔑视腐朽无能的权贵人物，勇敢冲击封建礼教制度的光辉诗篇，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他的诗风壮浪纵恣，摆脱拘束，丰富多彩，千变万化，不愧是屈原以后另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中晚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学： 古文运动兴起和胜利 现实主义诗歌发展 古文运动的胜利，是中唐文学发展的重大成就。六朝骈文统治文坛的局面，虽然自隋代李谔、王通，到初唐陈子昂、盛唐李华、萧颖士等都曾经努力反对，却一直很少改变。到中唐时代，由于社会矛盾的发展，政治思想的斗争趋于尖锐，骈文已经无法适应这种要求。韩愈首先发起了复兴儒学的运动，幻想通过加强儒家思想的统治，遏制佛老思想的流行，加强中央集权，并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在文章上他也反对六朝骈俪的文风，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他的政治主张虽然受到一些人拥护，并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在文体改革上，却得到和他政治见解颇不相同的柳宗元等人的支持，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古文运动。韩、柳二人除写了许多政论外，还写了不少传记、杂文、寓言、游记之类的文学散文，以深厚的功力，独特的风格，锤炼精粹的语言，显示了散文在艺术表现上的优越性，终于使骈文在文坛上失去了统治的地位。 尽管盛唐的政治开明，经济发展但是封建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也继续存在，继续发展。这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土地兼并问题上。唐代虽然有过均田的措施，占田的限制，但到高宗时代，洛阳豪贵占田逾限者已很多。到玄宗天宝年间，更"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在经济繁荣外衣下面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玄宗早年虽颇能"励精图治"，晚年却沉湎酒色，信任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内政日趋腐败，对外穷兵黩武。天宝十载、十三载两次征南诏，全军覆没，更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玄宗为加强边防，设置节度使，更种下了边镇节帅拥兵作乱的祸根。天宝十四载(755)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这一变乱持续了八年，唐帝国的统治力量受到严重打击，开始由盛而衰，逐渐走向没落。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次动乱虽然最后被平定，国家元气已经大伤。原来存在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日趋尖锐。。安史之乱所破坏的社会经济，虽然到贞元、元和时代逐渐恢复，但整个北方已今非昔比，经济重心逐渐转向南方。德宗时权德舆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新唐书·权德舆传》)南方的扬州、苏州、杭州、广州、鄂州、洪州、成都等城市比以前更加繁华，歌楼妓馆，更加发达。但是这种畸形的繁荣，更助长官僚、地主的享乐欲望。安史乱后，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地主的庄园经济日益发展。以前的许多均田户，逐渐沦为庄园地主的佃户，有很多农民则流亡道路，衣食无着。王朝的税收办法，也不能不适应土地兼并迅速、无数田园易主的形势，在德宗建中元年，改租庸调为两税法。这个新的税法解除了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负担，一度保证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加以航运的恢复，江淮物资能够顺利北运。宪宗时，国家实力有所增强，曾经先后平定了剑南、淮西两个藩镇，其余藩镇也开始表面上归附中央。这就是史家所谓的"中兴"，对中唐文学的繁荣有很大的刺激作用但这个局面没有维持很久，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两税法的弊端百出，人民的负担又越来越加重了。到穆宗时，人民的赋税负担比德宗时增加了三倍。其他杂税徭役，更有增无已。皇帝公开奖励各地官僚进奉"羡余"，立"月进"、"日进"等名目。各地藩镇官僚更借进奉为名，残酷搜刮，"唯思竭泽，不虑无鱼"。人民起义反抗的浪潮，此伏彼起，。在社会矛盾复杂尖锐的形势下，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潮流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局面。安史乱后，元结、顾况等揭发社会矛盾的诗歌，成为杜甫的同调。中唐时代，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更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掀起新乐府运动。他们的新乐府诗揭发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残酷剥削，对人民的深重疾苦表示同情，对国势的削弱也深感不安。他们的诗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除了以白居易为首的现实主义诗派而外，中唐时代诗歌的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多了。大历年间，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李益、卢纶的边塞诗，都是盛唐诗风的余响。贞元、元和之际，韩愈、孟郊以横放杰出的诗笔，开创了奇险生新的新风格。青年诗人李贺，更融合楚辞、乐府的浪漫幻想的传统，以浓丽的色彩，出人意表的想象，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苦闷和追求。刘禹锡的学习巴楚民歌，柳宗元的借山水以抒幽愤，艺术上也有独到的成就。 晚唐诗歌，随着国势的衰危动乱，风格面貌也有很大的变化。杜牧、李商隐的诗歌，在艺术上有一些新的发展，但无论写忧国忧民，或写爱情生活，都有相当浓厚的感伤情调。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在黄巢起义前后写的一些揭露社会黑暗的诗篇，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传统，但感情更愤激，批判的锋芒也更尖锐，从他们诗里，我们看见了唐朝国势摇摇欲坠的景象。 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伟大诗人是杜甫。杜甫生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在天宝年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安史之乱发生后，许多盛唐诗人的浪漫豪情消失了，对动乱的现实也很少反映，杜甫却和人民一起经历了一段饥寒流浪的生活，写出了很多惊心动魄的诗篇，愤慨外敌的入侵，期待国家的中兴，描绘了人民深重的灾难。他的诗象一面镜子，照见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赢得了"诗史"的称号。宏深博大的思想内容，海涵地负的艺术才力，"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毫发无遗憾"的严肃创作精神，使他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代表。唐朝文学自身的发展：唐代文学的繁荣，也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从先秦到汉魏六朝，文学经历了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诗歌、散文、小说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遗产。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辉传统的建立和发展，不同思想倾向的表现，不同题材领域的开拓，不同文体特征的探索，以及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手法技巧的革新，都为唐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财富，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深刻的教训。这些都是唐代文学繁荣的必要条件。但是，更值得重视的是唐代作家对文学遗产所采取的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隋及初唐时期，齐梁形式主义诗风虽然还占统治地位，但初唐四杰已开始对它表示反对，到了陈子昂，更大力扫荡齐梁诗风，标榜"风雅比兴"、"汉魏风骨"的传统，在复古之中实现革新。李白继承着陈子昂的革新精神，一面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一面又学习楚辞和乐府，创造了独特的浪漫主义的诗风，完成诗歌革新的使命。到了杜甫，更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明确提出"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主张，既有批判，又有继承，既注意内容精神，又注意声律形式。正因为如此，他的现实主义的诗歌才能够"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负起了继往开来的任务。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散文方面，韩愈一方面指责六朝文风："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但是他并不全废骈俪，而且他的"陈言务去"的主张，也受南朝文人"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启发。这些唐代杰出作家在对待遗产上，都体现了一种既批判又继承的共同精神。这种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向古人学习的精神，使他们借鉴而不流于摹仿，继承而又能有所创造。这是非常值得珍贵的。 也许，只有唐朝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才会产生这样深厚的文化积淀，才会对我们的今天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我们要做的就是怎样继承并将其发扬光大，因为它是值得我们永远骄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