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定稿】华为手机国际市场开拓战略研究
论文题目：华为手机国际市场开拓战略研究
1 文献综述
前言：
手机产业在我国已经有 20 多年的发展历史，如今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占 GDP 和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当前我国手机出口产量占据了全球 50%的份额，但其中大部分出口仍然是由外资品牌贡献，且大多属于加工贸易。因此，我国的手机产业发展整体态势并不乐观，研发实力较弱、产业链核心技术缺乏、品牌影响力不够等等，构成了我国手机产业发展的弊端。本土品牌手机企业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发展，2007 年以来，国内一些传统品牌手机厂商已经连续亏损，但与此同时，一批新的国产品牌快速崛起、山寨手机也迅猛发展、芯片核心技术取得突破等等，这些都显示了我国手机产业顽强的生命力和成长性。国内目前对手机行业的研究大多关注区域、企业、出口等微观层面上，而在中观层次上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的相关研究还较少。基于以上两点，本文通过对华为手机的国际市场开拓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理论综述
1 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综述
AnderSon和Gatignon(2011)认为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是指一个企业成功地将该企业的业务活动以及企业的营运活动扩张至海外市场的方式。Hin,Huang和Kim (2010)研究表明进入模式是指企业权衡其运作状况以及诸多外部环境变量等交条件之后所做出的方式抉择。Sharma和Errimilli(2011)指出,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包含两个层面的战略决策,制造以及营销活动的区位和它们的股权模式(零股权、合资和全资),市场进入模式即是企业以独资或者与其他企业合资的方式在东道国进行产品的生产或销售进而安排其产品市场的战略结构。张一驰,欧治（2011)认为企业有多种途径让其进入外部市场,比如说出口已有的产品,或者转移企业的技术、人力资源或其他资本至国外,甚至是将企业本身转移出去。
2 国际市场战略导向综述
李福海,揭筱纹,张黎明,（2011）认为战略是指企业依据应对将来一定时期内全局性的经营活动的理念、目标以及资源和力量的总体部署与规划而制定的。Gatignon和Xuereb(2010)等都从概念上将战略导向定义成企业为实现持续、高效业绩的特定方法。企业的发展壮大是以战略导向为基本指引,并依靠战略导向来提升企业的业绩。Hitt(2010)等则指出,战略导向显现出管理层感知环境及环境条件并作出的反应。Abdl(1999)等则认为企业战略并非关注企业现在的经营状况而是未来的状况,企业对其自身未来的定位是企业战略首先应关注的问题,这也即战略导向问题。罗眠(2011)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了战略导向选择的本质问题,他将战略选择和自然选择作对比,指出战略选择是同组织绩效存在相关性的问题,组织的战略选择同时也会受到组织环境、组织内部权力结构、制度和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 影响。他的研究基于了一个新的视角,突破了原有的框架,具有很强的创新性。
3 企业资源综述
Judge&Douglas (2011) 从资源论角度研究企业自然环境对于企业战略的作用。他们选择职能范围与环境问题整合作为资源变量,环境业绩与财务业绩则作为业绩变量。为了证明
将环境整合进入正式战略规划流程的能力与企业业绩正相关的假设,他们采取了问卷调查法搜集数据。结果表明,以战略规划为中心的环境管理的整合能力与财务绩效及环境绩效正相关。同时,职能越广,提供资源越多,则整合能力越强。也即如资源论中观点:关注环境亦可带来竞争优势。
Powell（2010）以资源论为基础,深入研究了全面质量管理。在对原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Powell (2011)从实证角度对于全面质量管理与企业竞争优势进行探讨及深入研究。他以美国东部一个地区员工超过50人的企业为样本,通过函调来进行数据收集,根据收集到的数据,他分析了全面质量管理要素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认为和全面质量管理相联系的多数特征的改进很难产生竞争优势,而那些具有隐蔽性和不可完全模仿的特征,如管理层的忠诚度和企业文化等,则可以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最后,他得出结论,正式这些具有不可完全模仿性的隐蔽资源驱动了企业的成功。
3 中国企业国际市场开拓战略综述
虽然我国的对外开放时间较短，”走出去”战略也正在进行中，国际市场开拓战略的相关研究也相继出现，虽然相对于国际上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随着国际市场开拓企业的迅速涌现，国内的学者仍然对企业的国际市场开拓战略的相关方面，如国际市场开拓战略、市场进入方式、经营模式等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的研究，具体研究如下所述：
鲁桐在 2011 年对前后几年间广东、浙江、湖南、北京等地的具有国际业务的 200 多家制造企业（其中大多为私营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由于我国民营企业大多在国际市场开拓的初期阶段，所以企业所采取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只为简单的商品贸易，并且其中的半数以上都选择直接出口。这说明我国企业和产品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生产过程中，而相关企业的国际经营也仅仅是为了给制造的产品选择一个合适的海外市场。
许晖（2010）采用关键因素分析法对荷兰的中资企业进行实地调查并进行评估，探究其国际市场进入模式以及国际经营战略决策等方面的问题。结果显示，在影响这些中资公司国际运营模式选择的因素中，东道国的市场环境往往显得比国内的市场环境更加重要。而对企业内部来说，自身的国际经营经验、组织决策以及战略则会比目标市场所能得到的资源禀赋显得更加重要。这其实也在侧面说明我国的企业在海外经营过程中还处于小规模阶段和国际扩张初期，并没有充足的国际资源投入。
同样在 2010 年，张一驰以国际投资和组织战略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数据来源上则采取了权威的 美国商务部的统计资料，对 1970 到 1990 年这一特定的.时期内我国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表明，可能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我国企业对美国市场的投资和进入模式会发生较大变化，但是其中兼并和收购（往往是技术收购）仍然是最主要的方式。这在揭示我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动机的同时也表明其国际经营方式的单一。
总结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
1、企业战略导向。战略导向是企业的一切经营管理活动都必须和企业的发展战略保持一致,也即企业所制定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经营目标和经营理念以及企业对资源和力量的全局的部署和规划。正是基于不同的战略选择,企业才会选择不同的市场进入战略,进入时机和进入模式。企业的一切行为都是源自其战略导向的要求。
2.组织资源。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除了企业战略导向起到指导作用以外,另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即是组织资源,即拥有了一些怎样的组织资源,这些组织资源的种类、性质和质量。企业只有选择了适当的进入模式,才能合理地分配和应用组织资源,让组织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用,因此,组织资源对进入模式的选择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
3.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问题是一个动态的多目标决策问题,要进行多个可选战略的确定和最优的或次优的战略的选择。国际市场的进入过程是一个逐渐学习和不断改变战略的过程,因此,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也应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4.中资企业国际市场开拓研究。赵楠（2011）、吴静芳（2010）、杨学军（2012）等也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或者其他经营模式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并分别对中资企业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建议和对策。另外，高贵富在 2011 年对我国民营企业这一特定的企业类型的国际市场进入进行了更加具体和详细的战略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的国际市场开拓战略选择方法以及国际市场进入方式，如出口型、投资性和契约型的模式选择类型。
基于以上认识，再结合本文选择的公司和其产品，本人认为有必要对华为公司的案例产品特点进行分析，并进一步细分市场，选择市场进入，结合国际市场开拓战略的形势和公司的特点，选择一个适合其发展的国际营销战略。
《华为开题报告》
《企业战略设计》
课程研究报告
华为公司战略研究
开题报告
班级：工商企业管理0901
姓名：王恒义
魏余强
王 杰
李鑫鑫
成绩：
指导教师：顾天辉 教授
(一)选题背景
华为是全球领先的电信解决方案供应商。基于客户需求持续创新，在电信基础网络、业务与软件、专业服务和终端等四大领域都确立了端到端的领先地位。凭借在固定网络、移动网络和IP数据通信领域的综合优势，华为已成为全IP融合时代的领导者。目前，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全球100多个国家，服务全球运营商50强中的45家及全球1/3的人口。
今天来看，华为的海外战略是成功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华为海外市场的销售收入已经突破20亿美元，占了总 销售收入的四成，而更值得欣慰的是，华为的所有出口产品均为高科技产品，均为华为的自主品牌。也就是说，华为的海外战略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道路———自主品牌出口。
华为模式的成功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对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的看法。2005年4月28日，英国电信宣布其21世纪网络供应商名单
，华为作为唯一一家中国厂商，与国际跨国公司入围“八家企业短名单”。英国电信对于供应商的选择在业内以苛刻著称，尤其对于此次被称为业界最具前瞻性的下一代网络解决方案。因为，英国电信未来5年将为此投资100亿英镑，所以“八家企业短名单”的产生就耗时两年。 一家历史不到20年的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也不过10年，能在竞争激烈的世界通信市场站住脚，令人欣慰，也让人思考。
（二）国外在该领域的研究综述
世界信息经济和互联网产业的迅猛发展，为通信设备制造业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发展空间，使其成为目前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中国电信业重组后，3G建网逐步展开，TD、CDMA和WCDMA的建设尤其快速壮大，市场规模有望继续扩大，这给通信设备商，尤其是中国厂商带来了巨大的机会。2008年，中国的通信投资建设丝毫没有减少，仅在大型网络建设和投资就超过1600亿元人民币，而在2009年，这一数字达到了3400亿元，不得不说，这给通信设备制造商带来了难得的契机。
而在国外市场，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使得西方富国纷纷出现财政困难，频频减少对通信设备的投入，这就却给低产品价格的华为公司设备带来了机遇。拿以前频频碰壁的北美市场为例：华为拓展北美业务始于2001年，到目前为止，华为在北美市场共
拥有8个办事处，1000名雇员，但是北美业务的突破却迟在了2008年。当时华为北美区CTO查理·马丁称：“华尔街的金融风暴给华为一个最佳的市场机会，我们已经大大增强了在北美市场的专注度，我们对前景感到欣慰。”
所以就整体而言，整个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处于一个产业比较成熟的阶段，有些产品已经进入衰退期，例如固话网络，而有些产品正处在成熟期，比如说GSM/CDMA产品、软交换产品、宽带网络等等，而也有些产品正处在成长期，比如说UMTS、光网络、移动数据业务，还有一些处在初创阶段，比如说LTE、100G传输网络等等。
（三）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研究综述
在国内理论研究方面，不如国外研究系统。郭莹等在《我国中小医药企业战略实现途径》中研究认为，由于规模偏小、资源有限，中小型企业往往无法通过多品种经营来分散经营风险，但可以通过市场细分，选择适宜的目标市场空间参与竞争，集中有限的资源为这部分市场服务，从而实现以小补大、以专补缺、以精取胜，以获取在目标市场的竞争优势而不是全面的竞争优势。选择“小而专、小而精”战略，企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还可将其与其他战略结合运用，如在创业阶段，企业以当地资源为依托，可采用资源战略；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若专注某一领域，可选择市场集中战略，有一定研发能力的企业还可选择产品开发战略，国内中小医药企业由于受规模和环境因素所限，更适合于采用差异化或集中战略；进入成熟阶段往往着力推行品牌战略，以图在将来成长为大型企业。
吴林萍在《中小企业的战略选择》中也侧重于“小而专、小而精”战略，除此，她认为中小企业在经营战略还有：依附协作战略、联合竞争战略、经营特色战略、拾遗补漏战略。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的制定策略：自主创新战略、技术改良策略、技术跟随战略。
中小企业的战略管理，着重要从市场、人才、创新、管理四个方面入手和展开，由此带动名牌战略、文化战略等其它职能战略的实施和展开。只有坚持不懈地实施战略管理，中小企业才能在残酷竞争中生存发展，不断壮大。
（四）该选题的主要研究目的，预期达到的研究目标
本文拟以“华为的战略研究”为题，根据国内外部分学者对企业战略理论的研究，结合国内企业的生存发展现状，对华为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通过对其供应、生产、销售、技术、人员管理、财务管理、发展思路及方向等方面的研究，从中找出在实践过
程中会出现的普适现象及解决办法。
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进一步丰富关于企业战略理论方面的研究，并为其他类似的型企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作者：周其仁
在中国逐步崛起、中国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明显加剧之时，中国改革的先行示范者——深圳迎来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深圳，用加速度腾飞和高质量发展向世界证明了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 今日，在一场主题为“进无止境——纪念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暨企业精神”高峰论坛上，众多专家学者汇集一堂，共同探讨深圳奇迹的动因与密码，展望深圳未来发展的机遇与方向。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指出，从“看到了造”到“想到了造”， 后发创新应成为深圳新的企业精神，只有通过技术创新和 科技 研发，才能在产品上获得独到性或取得成本优势，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和尊重。
我国经济面临成本大幅提高的困境
周其仁认为，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困难境地。如果说40年前中国是凭改革开放，然后以很低的成本加入了全球竞争的话，那么今天这个格局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在我们上头有很硬的天花板，这就是发达国家。虽然它们矛盾重重，面临经济增长的很多新问题，但是其具有独到性经济优势，能捕捉到关键的产品、关键的要素。”
举两个例子。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年，美国华尔街给全球经济烧了那么大的洞。但是2008年美国有一家公司叫苹果，它的产品重新定义了智能手机。今年受疫情影响，美国经济也是面临很大的困难。但是有一家美国公司的电动 汽车 特斯拉，也是引起全球包括中国消费者的热烈追捧，可能要重新定义 汽车 这个行业。
这种独到性优势，在全球竞争当中始终高高在上，特别是在贸易战、 科技 战打到“卡脖子”领域，没有独到性的话不行，这是我们头上的一块天花板。
几十年前中国多差钱，现在不差钱。这些钱进入了土地，进入了要素，你的成本就上去了。经济在不差钱的环境下运转，你的成本在极速提高。此外，还有市场竞争的成本、法定的成本。看一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间，名义的GDP增长了倍，工资总额增长倍，税收增长倍，最厉害的就是土地出让金增加了64倍。这些背后，就是成本的极速提高。
“即便疫情消失，我们要回到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的难度都非常大，这个难度在我看来是结构性的。”周其仁说。
解决之道：独特性+持续的成本优势
怎么对付上升的成本线呢？周其仁指出，有两个办法，也是2007年以来讨论突围的两个主要方向。
一个方向是，用新的办法来组织生产，把成本项往右下方推，会找到一条还可以持续下降的曲线。无论是政府改变营商环境，还是企业优化环境，控制成本永远有潜力；第二个方向，用更高的投资买更高端的设备，开发新产品。如果你生产的是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那么这就是整个商业世界最重要的东西。
“要么有本事生产别人要、别人不能生产的东西，要么是成本比别人低，就靠这两个东西来立足。用我的语言，一个是独特性，一个是持续的成本优势，这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周其仁说。
中国市场是个后发国家，后发国家的特点就是等到你和平下来搞经济建设的时候，发达国家早走到前面去了。前面有人造出来，我们看到以后，马上造出来就可以，这就是后发优势。
中国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看到了也不会造；第二个阶段是慢慢会造，造不好；第三个阶段造得不好，但是成本低，价格有足够的吸引力；第四个阶段，把品质提上去。
周其仁提到，以色列是个小国家，但是以色列有很多独到性的东西，有很多大国都没有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摩尔定律，怎么让信息量储备上升，热量不上升，这个关键技术以色列解决了，否则就不会有移动互联网，也不会有这么轻薄的手机和巨大的计算能力。这种例子以色列可以举出不下100个。
后发创新应成为深圳新的企业精神
谈及以色列，周其仁指出，今天我们要定义一种新的企业家精神，就是从大量“看到了造”跳到“想到了造”，要跟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大学、国家研究所和产业市场打成一片。“因为讲到底，企业要通过产品的独到性（获得竞争优势），有了这个东西才有交换筹码。如果只会看到了造，不会想到了造，在全球竞争就会有问题。”
周其仁认为，通过技术创新，中国的产业是有希望的。佛山一家小公司，做的是特种气体，结果这个特种气体被ASML认可。虽然样本很小，但是它的产品已经做尖了，光做大做强还不够，还要做尖做硬一点。这种产品越多，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全球舞台上的筹码就越多；再如华为，华为手机系统变成了5G标准之一，华为实际上是用了一位科学家的论文。这种做法就是把论文和原理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有竞争力的产品。
“今天的形势告诉我们，仅仅看到了造，仅仅跟随，是不够的。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深圳的民营企业家，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往前行进。未来我们在五年、十年可以在‘想到了造’方向上取得一些新的成就，这样在全世界才会赢得真正的尊重。”周其仁称。
《围城》国外研究现状如下，90年代以来，国内《围城》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可喜局面：一是关于作品的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二是多种批评视角的灵活运用；三是对于《围城》的创作缺陷作出了更加合理的解释。但是，拘泥于单一批评体系的《围城》研究也正在显露出它的危机。只有借助形式、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模式，才可望获得突破。温儒敏于1989年发表的《〈围城〉的三层意蕴》一文可以看作是对以往《围城》研究的一章精辟小结。（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1期）他在文中指出：《围城》主题的研究已出现了三个层面，一是“生活描写层面”，二是“文化反省层面”，三是“哲理思考”层面。
你的论文题目是不是 论小说《围城》的讽刺艺术？ 同求呀、、、这是我刚总结的，你看能用上不、、、、 90年代以来，国内《围城》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可喜局面：一是关于作品的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二是多种批评视角的灵活运用；三是对于《围城》的创作缺陷作出了更加合理的解释。但是，拘泥于单一批评体系的《围城》研究也正在显露出它的危机。只有借助形式、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模式，才可望获得突破。 温儒敏于1989年发表的《〈围城〉的三层意蕴》一文可以看作是对以往《围城》研究的一章精辟小结。（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1期）他在文中指出：《围城》主题的研究已出现了三个层面，一是“生活描写层面”，二是“文化反省层面”，三是“哲理思考”层面。宋延平的《中西文化合流中的蜕变人格及其人生——重读〈围城〉及“〈围城〉研究”札记》（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2期）就试图联结生活、文化、哲理三个层面来阐发《围城》的主题意蕴。陈子谦则从“悲剧之悲剧”这一美学概念入手，寻找《围城》主题的哲理意蕴。（注：《〈围城〉主题的深层意蕴》，《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3期）他认为尽管钱钟书否定了王国维称《红楼梦》为“悲剧之悲剧”的断言，但他接过了“悲剧之悲剧”的概念，赋予它以愿欲说为中心内容的含义，并将其潜在意识成功地化为了《围城》的形象血肉。张清华的研究的价值在于他将对文化意蕴的提炼与对文化成因的探讨结合起来。他的《启蒙神话的坍塌和殖民文化的反讽——〈围城〉主题与文化策略新论》（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4期）一文把《围城》置于中国现代文化的进程中加以考察，从而准确敏锐地洞见钱钟书不同于前人的新的文化策略，并在为这种文化策略的出现提供背景和寻找原因中，注入了对钱钟书的深刻理解。在对现代文学话语方式的整体把握下，张清华看到，出于对前代知识分子文化操作的情感色彩的理性反省，钱钟书选择了殖民文化视角的二元论批判。胡河清在他的博士论文《钱钟书论》（注：出版时名为《真精神与旧途径——钱钟书的人文思想》胡河清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中，凭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丰厚底蕴的深刻体悟，指出：钱钟书对中国传统天命观冷峻彻底的批判，发前人所未发，显示出非凡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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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写成并发表了长篇小说《围城》，同年发表短篇小说《人·兽·鬼》。抗战及解放以后，先后担任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总纂、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主要进行翻译和中国文学的研究，出版了《宋诗选注》《旧闻四篇》《七缀集》以及《管锥编》等学术著作。 《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这是作者在困顿之中“锱铢积累”而成的，小说“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比如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擂。但两个人都没有方鸿渐的经历，倒是作者自己的经历，比如出国留学、担任大学教授，与作品有相合之处，作者可能从他们身上获得了些启示，但并不能对号入座。 小说问世之后，颇受欢迎，不到两年就出了三版。解放后，一度绝版30年，1980年再次重印，在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编辑本段【主题象征】 《围城》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题和象征是多层次的。 《围城》的象征源自书中人物对话中引用的外国成语，“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又说像“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但如果仅仅局限于婚姻来谈“围城”困境，显然不是钱锺书的本意。“围城”困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层次的。后来方鸿渐又重提此事，并评论道：“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这就是点题之笔。钱锺书在全书安排了许多变奏，使得“围城”的象征意义超越婚姻层次，而形成多声部的共鸣。 《围城》从“围城”这个比喻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围城”困境：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著与动摇——这一切构成的人生万事。“围城”困境告诉我们人生追求的结果很可能是虚妄的，这看起来好像很有点悲观，但骨子里却是个严肃的追求，热忱深埋在冷静之下，一如钱锺书本人的一生。他揭穿了追求终极理想、终极目的的虚妄，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过程不再仅仅成为一种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义得以被认识和承认，使我们明白追求与希望的无止境而义无反顾，不再堕入虚无。 但钱锺书并不是要简单地演绎这个比喻，他还要下一转语，不时地消除“围城”的象征。钱锺书的夫人杨绛曾经说，如果让方鸿渐与理想中的爱人唐晓芙结婚，然后两人再积爱成怨，以至分手，才真正符合“围城”的字面原义；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批评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误读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方鸿渐想进入唐晓芙的围城却始终不得其门；苏文纨曾经以为已经进入了方鸿渐的围城，其实进入却等于是在外面，而当她与曹元朗结婚并过上真正的市侩生活时——那种生活在钱锺书看来是绝对应该逃离的，她却安之若素；她曾经似乎已经进入了文化的围城，但她只有在成为发国难财的官倒时，才真正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处，你用枪逼着她也不愿意出来的。方鸿渐并不想进入孙柔嘉的生活，可是他糊里糊涂地就进去了；结婚后，他也有想冲出来的冲动，但他是个被动的人，不敢行动，也不会行动。从表面上看，方鸿渐去三闾大学的经历与“围城”的比喻是最相吻合的，但实际上，方鸿渐之无法在三闾大学如鱼得水，是因为他还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分子操守，或者说最基本的做人的操守。高松年、李梅亭、汪处厚，这些人在那里舍得出来么？编辑本段【内容提要】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2006年 ISBN：7020024750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从印度洋上驶来的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在上海靠了岸。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一踏上阔别四年的故土，就接二连三地陷入了“围城”。 方鸿渐旅欧回国，正是一九三七年夏天。小说以他的生活道路为主线，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部分欧美留学生、大学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他们不属于那个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行列，当抗战烽烟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们大都置身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风暴之外，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在湖南一个僻远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这也是场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旧社会你抢我夺的刀光剑影，腾跃着情场、名利场上的厮杀和火并；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时时看得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样蚕食着人们的年华和生命，那恶浊的空气又是怎样腐化着人们的操守和灵魂。自然，这里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的愿望；但这些在那个强大的旧社会壁垒面前，是显得多么软弱和无力。在那随处都可以陷入“鸟笼”或“围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这些还没有消磨尽人生锐气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呢？这是这部深刻的现实主义小说留给人们深思的一个严肃问题。 长篇小说《围城》共分九章，大体可以划做四个单元。由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第一个单元，写方鸿渐在上海和家乡（江南某县）的生活情景，以写上海为主。在这个单元中，方鸿渐和苏文纨的“爱情”纠葛占了重要的分量。苏文纨的倾心相与和方鸿渐的另有所欢，使他们演出了不少半真半假、女真男假的滑稽戏。暴露了苏文纨官宦小姐矜持自负、自作多情、因而落得空对镜花水月的尴尬相，也暴露了方鸿渐纨袴子弟优柔寡断、不更世事而又玩世不恭的浮华相。围绕着他们，作者还写了十里洋场社交生活的各种人物，在美国人花旗洋行里做买办、喜欢人们唤他jimmy的张吉民，外表时髦、骨子里守旧的董斜川，“对雌雄性别，最有研究”的青年哲学家褚慎民，满肚子不老实、自我标榜是“新古典主义”的诗人曹元朗，以及暗中把方鸿渐当做情敌、枉费了心思的赵辛楣，甚至还有生得漂亮、头脑乖巧的唐晓芙等等，他们都在作者笔下显示了各自的性格和色相。他们宴饮会客、谈诗论文以及各种应酬交际是那样的内心空虚、百无聊赖以及庸俗不堪，这种生活不会培植健康的爱情，更不会培植健康的理想，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冲破的“围城”。 第五章可以算作第二个单元，是“过渡性”或“衔接性”的。在这个单元中，在个人生活上分别吃了败仗的方鸿渐和赵辛楣，从“爱情”牢笼中冲了出来，他们由假想的情敌变为真正的挚友，共同到湖南平成三闾大学谋事。作者在这一单元里，还为下一单元的闹剧准备了新角色：未来三闾大学的训导长李梅亭，副教授顾尔谦和青年助教孙柔嘉。他们和方、赵结伴由沪启航南下，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小社会”。发生在这个“小社会”里的种种矛盾困扰和嬉戏调侃，以及沿途的所见所闻，构成了小说所描绘的现实主义画面的十分精彩的一部分。 第六、七章是第三个单元，主要描写三闾大学里的明争暗斗。我们这里所选的第六章是这个单元之中的重场戏。上自校长、训导长、各系主任，下至职员、学生、甚至还有家属，都卷入了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人事纠纷。职业上的排挤，情场上的竞争，堂而皇之的例行公事，见不得人的谣诼诽谤、阴谋诡计，一时间三闾大学成了竞相逐鹿的舞台。一些学者文士粉墨登场，他们之中有李梅亭那样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也有韩学愈那样外形木讷、内心龌龊、伪造学历、招摇撞的假洋博士；有高松年那样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伪君子，也有汪处厚那样依附官僚、谋取职位、意在结党自固、终于自蹈覆辙的阿木林；有陆子潇、顾尔谦那样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也有范懿、汪太太那样虽然混迹学府、却只在情场上显露头角、推波助澜的名门女士。总之，活跃在这“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等，虽然用不着再把八股文当做敲门砖，却都扯起一面自认为是最漂亮的旗帜，将真面目掩盖起来，施出周身解数去追求新的晋身之阶，仿佛自然界的动物蒙上保护色，追求自身的发展一样。自然，他们之中也还有没耗尽两肩正气的某些较好的人物，如虽则荒唐、孟浪，到底还有一些责任感的方鸿渐、赵辛楣，娇弱深沉、很有心计的孙柔嘉等等。这些人物，或像方鸿渐，不失为“可造之才”，或像赵辛楣，终竟有一技之长；或像孙柔嘉，是思虑周密、深藏韬略的女中强者——他们在好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发展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但在那些乌烟瘴气的环境里，由于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倒像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那样，让社会的惰力抵消掉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第八、九章是第四个单元。方鸿渐和孙柔嘉在返回上海途中结了婚。这对双方来说，都不能算做令人激动的结合，加以失业造成的对于前途的焦虑，使他们婚后不断发生争吵。这种争吵在返沪途中还较为单纯，定居上海后，由于双方家庭和亲族的介入，矛盾更复杂了；在婆媳、翁婿、妯娌、亲朋、乃至主仆之间，一度曾发生了一系列龃龉和纠纷。最后，方、孙的矛盾终因后者辞去报馆资料室主任而面临再次失业时激化了。方鸿渐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家解体，他再次冲出一个“围城”，又来到一个“围城”的入口——他打算投奔在重庆当官的赵辛楣谋取职业，这肯定也是一条前途未卜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小说在一阵老式自鸣钟的“当、当……”声中结束。像过去一切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样，它没有提供什么关于社会和人生出路的明确结论，但他描写的生活本身，“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节选自郭志刚《谈钱钟书的〈围城〉》， 《小说鉴赏文库·中国现代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编辑本段【文化批判】 《围城》的直接时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后的若干年，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但要理解《围城》，必须追溯到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大炮军舰之下，被迫地、却历史性地开始了与世界的接触，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与西方文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锋、碰撞、冲突以至交汇、融合。这种文化现象在一大批留学生——钱锺书正是他们中的一员——的身上具体地、活生生地体现出来，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义。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钱锺书几乎必然地要从文化上来认识“围城”的精神困境，从而产生深刻的孤独感和荒诞感，在全书的结束部分，方鸿渐在经历了教育、爱情、事业和家庭（婚姻）的失败后，这样感叹：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第324页）。 这里已经明显地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的人生感叹。但这种文化困境、精神困境，却是发生在衰微积弱的老大中国与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剧烈冲突中的，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令人深省的画面：经过一家外国面包店，厨窗里电灯雪亮，照耀各式糕点。窗外站一个短衣褴褛的老头子，目不转睛地看窗里的东西，臂上挽个篮，盛着粗拙的泥娃娃和蜡纸粘的风转。（第353页） 还有全书结尾处那只著名的祖传老钟，方鸿渐的爸爸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儿子儿媳的宝贝钟，每小时“只慢7分钟”的“很准”的钟，这会儿已经慢了5个钟头的钟：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第359页） 有些西方批评家说《围城》写了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也有中国批评家说表现了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失败，从而证明了资本主义文明不救中国的主题。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钱锺书似乎并不是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他更着力于嘲讽伪文化人的可笑、可怜和可耻，更多地是要写出中西文化冲突中的尴尬、窘迫和困境。而从更广阔的文化意义上来体认，《围城》更主要的是写“围城”困境，其艺术概括和思想意蕴超出了狭隘的个人经验、民族的界限和时代的分野，体现了作者对整个现代文明、现代人生的深入思考，也凝结着作者对整个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和人类的基本根性的历史反思。编辑本段【人物形象】 在写《人·兽·鬼》的时候，钱锺书似乎还是着迷于讽刺嘲笑，着迷于妙语连珠，着迷于意蕴题旨，人物形象却都还模模糊糊。而《围城》则不然，不但有李梅亭、曹元郎、高松年、周经理、范小姐等廖廖勾勒几笔却给人深刻印象的漫画式人物系列，更值得珍视的是方鸿渐和孙柔嘉这两个独特的人物。 方鸿渐被有些批评家称为“围城人”。 方鸿渐是个被动的、无能的、意志不坚定的、经不住诱惑的人，更是一个失败的人，他的失败是因为他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也因为他还不算是个卑鄙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有时候还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这不上不下的位置是尴尬的。很多学者把他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的形象联系起来，但“多余人”的悲剧在于思想上开始觉醒而缺乏行动的勇气和历史条件，而“围城人”的悲剧在于他的庸常。“多余人”会给人以时代的前卫和英雄的感觉，而“围城人”却跟我们一样，作为普通人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 就像一无用处的贾宝玉是《红楼梦》中几乎唯一的好男人一样，方鸿渐也是《围城》中最好的人——或许除掉唐晓芙。在整部小说里，只有一个唐晓芙，是纯洁而可爱的。这是因为她对方鸿渐来说，还是虚无缥缈的，无望不可即的，所以，她是一个幻象。而但凡有真实感的人，就都是可笑的、猥琐的、虚荣的、卑鄙的。方鸿渐优于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们知道，乱世是英雄或枭雄的天下，懦弱者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既不作恶也无英雄气概、既与世无争又于世无补的方鸿渐，是注定要失败的。方鸿渐的悲剧是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的结果和对比。 但《围城》人物谱里更有独特意义的是孙柔嘉。这个怯生生的小女生，这个似乎没有什么主见的小女生，这个小鸟依人地交付方鸿渐照顾的小女生，却是个最工于心计的人。这种既柔又嘉、却暗自阴柔而且柔能克刚的人，就像一个甜蜜的圈套，却掌控着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命运，也掌控着方鸿渐的婚姻、生活和命运。这是一个极具中国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中国道家文化中的所谓“阴柔”，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所谓“权谋”，都可以在她身上找到影子。在钱锺书之前，甚至之后，似乎还没有人写出来过。但她不是一个文化符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全部复杂性的人，当她掌控一切后，婚姻、生活和命运，却又似乎全都失控了，这个转折表达了另一个层面的“围城”困境，也使我们无法用三言两语来概括这个人，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说不尽的一样，她也是说不尽的。编辑本段【犀利讽刺】 《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锺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这种讽刺基于时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钱锺书个体的原因。 先说个体的原因。钱锺书是个不世出的天才，同时，他也是最纯粹的学者，对学问怀着最深挚的虔诚，在学术上他不能容忍一丁点儿的虚伪和取巧。在这种目光注视下，一般的所谓“学者”，要不可笑也就很难了。比如他经常讽刺学者抄卡片，《围城》中的头号小丑李梅亭就有一个铁皮卡片箱。其实一个教书匠肯花力气抄卡片已经是颇为值得表扬的了，但在钱锺书看来，读书而没装在脑子里融会贯通，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围城》中的文化讽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历史平台，而这正是钱锺书的着力点之一。一是以现代文化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鸿渐的父亲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荐的线装书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之类。二是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爱利恶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盘姘伴》诗，又如买办张先生式的洋泾滨。三是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所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闾大学中的“导师制”。 但《围城》中的讽刺更多的是基于对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鸿渐著名的克莱登大学假博士，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欺诈、虚荣、软弱、对环境的无奈等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陆子潇以国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范小姐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赠书给自己等等，举不胜举。读者扪心自问，做过这些事的似乎不止这些人，有时也包括自己，就好像我们在阿Q的脸上看到自己的相貌特征一样。
对外国研究中国人的文化和性格有参考价值，由于翻译过程中的一些语言转换的障碍，个人认为中文中的幽默并不一定能很好地被传神转换，就像让我们看某些外国名著，如果让你不断看注释，并不断有典故诗词方言夹杂于其中，你非但不能感到精彩，反而会很乏味！所以影响应该是谈不上的，但作为文化沟通的参考是有实际意义，尤其是对某一段历史的时期，某一部分人的行为，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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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今世界跨国并购的特点与趋势导论在近20年间，伴随着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张，企业并购已跨越国界，进而引发全球性的跨国并购浪潮，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研究这一新现象，对于正确判断世界经济新结构和未来趋势，藉以正确制定战略和政策，具有特殊意义。改革开放的中国正面临着跨国并购浪潮的冲击。随着外商对华投资的连年稳定增长，并购活动也已悄然开始。并购的方式有证券市场和企业产权市场上整体收购，也有协议并购和合资企业内通过股权转让或增资扩股稀释中方股权的方式进行并购。并购的目标也从一般性企业向效益较好的大中型企业发展，从零散选择转向行业进攻。面对跨国公司并购活动对中国的渗透，我国显然是缺乏充分准备的，没有相应的对策和配套的政策以及完备的法律，对跨国公司的并购活动加以引导和管理。另一方面，中国自己也已成为相当大的海外投资者，对外跨国并购也取得了不少实质性进展。但是，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尚属初级阶段，如何运用跨国并购的理论，借鉴发达国家跨国并购的经验，通过跨国并购方式走出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之路，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跨国并购现象是企业并购现象和跨国投资现象的结合。就企业并购和跨国投资各自作为研究对象而言，各都有较为系统的理论，但将企业并购和跨国投资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跨国并购－－来加以研究，就缺乏跨国并购中特殊性问题的系统研究。从研究的现状来看，跨国并购交易最活跃的美国和欧盟，也是研究人员最多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的《Mergers and Acquisitions》杂志、《Mergerstat Survey》杂志，英国的《Acquisition Monthly》杂志等，是专门发布并购交易信息和统计数据的专业杂志。但仅仅停留在跨国并购交易数、交易量等现象的统计表述方面。其他涉及到跨国并购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反托拉斯研究和竞争政策方面的，研究的角度主要是站在东道国的立场上从反托拉斯和不正当竞争的方面展开。由于跨国并购真正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时间不长，理论界对其的关注和研究才刚刚起步，故尚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如跨国并购在最近10几年之所以掀起高潮的动因问题？跨国并购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问题，如资源配置的效应问题、竞争问题、东道国的效应问题，管理问题，国际社会对此的引导、管理、协调问题等，都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并非用国内并购理论和跨国直接投资理论简单相加的方法就能解决。鉴于以上的认识，根据跨国并购的研究现状和现有资料的实际状况，笔者在书中尝试提出这一领域研究的基本框架，并就其中的核心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本书研究的思路是根据跨国并购形成和发展的自然逻辑而展开的，即从跨国并购的历史渊源－－国内并购开始，进而跨越国界而成为跨国直接投资中的一个重要方式，鉴于对跨国并购现象的理论解释既非单纯的并购理论或单纯的跨国直接投资理论所能完成、也非两种理论的简单叠加所能包罗。所以笔者尝试在重点突出并购动因理论和跨国直接投资理论有机结合研究的前提下，综合运用系统论、决策学、世界经济原理等不同学科研究方法，通过剖析一个并购动因理论和跨国直接投资理论都未回答的问题－－跨国公司为何在跨国并购和跨国创建这两种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上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前者而非后者？提出了跨国并购要素组合分析方法，并运用该方法分析了跨国并购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形成的过程，对世界经济、国别经济的效应，政府干预、国际协调等问题，进而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相应的对策框架。在具体的内容上，按研究的专题设置，全书共分十章，其结构安排由跨国并购现状、动因、效应和对策四大部分组成：首先，本书在对企业并购、跨国并购、跨国并购的类型和方式等作了必要的概念性描述后，随即向读者展示了当前跨国并购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汹涌澎湃的画面。笔者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概括了当今世界跨国并购的若干显著特点，其中最主要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即是跨国并购方式已取代跨国创建方式而成为跨国直接投资中的主要方式。与此同时，点出了本书要研究的主题－－跨国并购的动因、效应和对策（第一章）。其次， 就理论上如何对跨国并购动因作出解释的问题，对目前西方较流行的解释企业并购的理论（如规模经济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市场势力论、经理阶层扩张动机论、财务协同效应、股票投机论等）和跨国直接投资理论（如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国际产品周期理论与区位因素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寡占反应说等跨国直接投资的其它理论）进行了梳理，目的是就这些理论对跨国并购现象的解释力作出评判。梳理结果表明：企业并购理论对国内并购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无法完整地解释并购的跨国性问题；跨国直接投资理论对跨国直接投资动因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是跨国直接投资包括跨国创建和跨国并购两种方式，为什么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的方式而非跨国创建方式？则是跨国直接投资理论所无法回答的（第二章、第三章）。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就有必要对跨国直接投资中的跨国并购和跨国创建这两种方式进行考察和比较。为此，本书从经验分析的角度，比较研究了跨国并购和跨国创建这两种方式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从数量对比的实证分析的角度，证明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市场经济发达程度、并购当事国社会结构的相似性程度、东道国外资政策和法律的限制程度等，对跨国并购和跨国创建的数量对比具有相关性。而这些影响跨国并购的相关性要素正是企业并购理论和跨国直接投资理论之所以未能对跨国并购动因作出满意的解释的重要原因（第四章）。在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基础上，笔者运用跨国并购要素组合分析方法，以跨国公司跨国直接投资决策过程为研究起点，吸收企业并购理论和跨国直接投资理论中对跨国并购现象具有较强适用性的合理部分，结合运用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与跨国并购具有相关性的要素进行了组合分析，从而较为完整地回答了当代国际直接投资中为什么越来越多地选择跨国并购而不选择跨国创建方式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跨国并购的动因问题（第五章）。再次，本书分四个层次讨论了跨国并购的效应问题。第一层次概述了目前学者们已经涉及的跨国并购效应的论述；第二层次重点讨论了跨国并购效应中的核心问题－－竞争和反竞争效应；第三层次引出了世界上最大的对外并购和接受并购国家－－美国对跨国并购与竞争的讨论和跨国并购的实际效应；第四层次对跨国并购的各项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证实了跨国并购对世界经济和国别经济的正面效应，同时提出，如不加以有效控制所可能导致的垄断的负面效应。由此引出了政府干预、建立跨国并购审查制度和跨国并购国际协调的论题（第六章）。最后，本书探讨了跨国并购的对策问题。第一，讨论了政府为克服跨国并购负面效应进行干预的一般理论，并重点介绍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的跨国并购审查法律与执行机构、审查门槛、审查程序、审查执行情况等内容，并对各国审查制度的共性和个性进行了评述（第七章）。第二，着重论述了国际协调的基本原则、跨国并购的双边合作、欧盟超国家的并购审查制度和国际并购审查制度的基本框架（第八章）。第三，论及了我国面对跨国并购浪潮所应采取的对策问题。在跨国公司对我国企业并购方面，就现状、发展趋势和我们的对策思考进行了论述。在对策思考这部分中，重点论述了三个问题：转变观念，正确认识跨国并购的利弊得失；存利去弊，做到市场调节、政府干预、国际协调三结合；立法建规，构筑跨国并购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第九章）。在我国企业对外并购方面，分析了现状、预测了发展趋势、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们的对策思考。在对策思考这部分中，尝试运用跨国直接投资理论，就如何有效利用对外并购的所有权优势和提高我国先进产业的区位优势，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第十章）。本书所作的研究无疑是建筑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的，但又不乏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是：一、提出了跨国并购要素组合分析方法，较为完整地解释了跨国并购动因问题。这是本书在理论上的主要探索。1、 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跨国并购实践，要求从理论上回答这种现象发生的动因、对世界经济和国别经济的效应及采取什么对策等问题。然而到目前为止，经济学界尚无系统地解释跨国并购现象的完整理论。跨国并购作为一种在国内企业并购达到一定程度后的更为复杂的跨国性现象，其理论上的解释首先应起源于并购理论，但是，跨国并购与国内并购相比，具有许多不同的特征，因此，并购理论对跨国并购现象的解释既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书依次分析了并购理论主要流派的观点，如规模经济论、交易费用论、市场势力论、经理主义论、财务协同论等，并对这些理论对跨国并购动因解释方面的适用性和局限性作了评价。笔者认为，并购理论的不同流派从不同的角度对并购现象作了分析和解释，有些分析和解释对跨国并购现象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因为跨国并购起源于国内并购；有些分析和解释显然不适用于跨国并购现象，因为跨国并购具有不同于国内并购的特殊性。并购理论对跨国并购动因解释的局限性首先表现在，并购理论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形成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用于解释国内的企业并购现象。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还不能全面完整地解释一般的国内企业并购的三个问题，即并购动因、并购效应和并购对策问题，所以对跨国并购解释的局限性是不容置疑的。其次，跨国并购与国内并购相比，具有许多不同的特征，而这些不同的特征并未为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一般企业并购时予以考虑进去。最后，许多企业并购理论大都形成于70年代以前，而跨国并购直到80年代后期才作为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显著特点而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跨国并购的影响等问题是传统的并购理论所无法解释的。2、既然并购理论对跨国并购现象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那么，换一个角度，跨国并购作为跨国直接投资的一种方式，其动因和效应问题能否从跨国直接投资理论中得到满意的解释呢？本书为此对跨国直接投资理论的主要流派如垄断优势理论、国际产品周期理论与区位因素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寡占反应说以及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发展的动因理论作了分析。国际经济学界对跨国直接投资动因的几种代表性学说，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跨国直接投资动因问题，回答了跨国公司为什么要跨出国门进行直接投资（包括创建和并购）的问题。但是，这些理论并未进一步区分跨国并购方式或跨国创建方式的动因分析。而本书主要论述的是跨国并购，自然要求进一步阐明在国际直接投资中，为什么跨国并购取代跨国创建而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趋势？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目前尚无令人满意的解释。跨国并购和跨国创建是跨国直接投资的两种方式，各有其优点和缺点，通常也可相互替代。但在不同的跨国公司自身要素和外界各类经济要素的影响下，对跨国直接投资的选择会出现明显的倾斜，相互替代的程度也会明显降低。大量的统计数据表明：当前，跨国并购方式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保持有利竞争地位，而更乐于采用的一种跨国直接投资方式。这种趋势还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在国别领域内的进一步拓展、全球投资自由化进程进一步深化和投资政策、法律的国际协调进一步加强等因素得到强化。3、跨国并购作为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需要理论界在并购理论和跨国直接投资理论基础上再向前迈出一步，对跨国公司为何在跨国直接投资中更乐于选择跨国并购方式予以理论上的回答。跨国并购要素组合分析方法就是这种背景下诞生的。跨国并购的要素可以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作不同的分类，如宏观要素和微观要素、经济要素和法律要素、理论要素和产业要素、国内要素和国际要素、并购方要素和被并购方要素、决策要素和选择要素等。鉴于本书的目的是对跨国公司为何在跨国直接投资中更乐于选择跨国并购方式予以理论上的回答，故笔者更多地是从影响跨国公司在跨国直接投资两种方式（跨国并购和跨国创建）中进行选择和决策的要素方面进行组合分析。由此，跨国并购要素组合分析主要包括需要层次论、外部刺激论、动机强化论、选择偏好论、制度安排论和相关要素影响论等。（1）、跨国并购要素组合分析中的需要层次论分别验证了跨国直接投资理论中优势论说（通常是基于最高的需要层次而形成跨国并购的动因）、反应论说（通常是基于中间的需要层次而形成跨国并购的动因）和发展中国家跨国直接投资理论（通常是基于中间或最低层次需要而形成跨国并购的动因）在一定范围、一定阶段的适用性，同时也揭示了这些理论的片面性，即在非特定范围和阶段中的不适用性。（2）、跨国并购要素组合分析中的外部刺激论运用世界经济原理，描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以及这种进程和跨国并购现象的相互作用过程，证明了跨国公司对外并购的内在需要是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是有利于世界资源优化配置的。（3）、跨国并购要素组合分析中的动机强化论从并购和创建两种选择方案的外部决策因素的角度，论述了在当代世界背景下有利并购选择的因素越来越多且影响力越来越大，以致于选择的平衡被打破，两者的可替代性不断地被弱化。从而对跨国直接投资诸理论没有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在跨国直接投资中越来越多地选择跨国并购方式－－作了回答和解释。（4）、跨国并购要素组合分析中的选择偏好论在动机强化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市场寻求型具体动机、出口导向型具体动机、资源寻求型具体动机、技术寻求型具体动机、效益寻求型具体动机等扩张动机不适宜选择创建方式而更适宜于通过并购的方式来满足动机的需求并实现既定的目标。显而易见，动机强化论和选择偏好论证明了在当代世界背景下，跨国公司在确定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下，选择并购方式是最优选择，而选择创建方式则是一种在遇到外部障碍时的次优选择。（5）、跨国并购要素组合分析中的制度安排论重点阐明了东道国公司制度、产权交易制度、证券管理制度和法律制度等对跨国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最终的决定性作用，进而也回答了为什么跨国并购在发达国家之间已居绝对主导地位，而对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跨国并购比例很小等问题。（6）、跨国并购要素组合分析中的相关因素影响论则对跨国投资方式选择的最后结构具有相关影响，但并不起决定作用的一些因素作了论述。例如，欧美之间的跨国并购为什么如火如荼？而欧美与日本之间的跨国并购却相形见拙？西班牙为什么偏好于在南美地区实行跨国并购？这些问题光用制度安排论来解释是很难自园其说的，但结合社会结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企业理念等相关因素进行解释，就很容易引刃而解。跨国并购要素组合分析中的各个部分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跨国并购的动因，但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组合起来，才能较为完整地解释跨国并购的动因，并避免分析的片面性。同时，跨国并购要素组合分析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的容纳性很强，一些主要的跨国直接投资的理论流派程度不同地在该分析方法中得到体现，并从某一个角度的论述来支持该分析方法的完整性。二、验证了跨国并购对世界经济和国别经济的正面效应。这是本书在实证分析方面的主要探索。1、跨国并购对世界经济的正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1）、跨国并购在世界范围内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在从本国经济条件上形成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产品的交换是基本的和首要的形式。要素的国际流动是比商品的国际流动更高级的形式，它可以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和更优化的资源配置，这就是跨国并购的经济意义。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企业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安排生产和销售活动，资源、技术、资金、人才、管理等在更大的范围流动，促进了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被迫加入到竞争行列，使世界资源能更有效地利用，生产成本下降，服务得到改善，新技术更快地在全球范围内应用和传递，最终收益的是全球的消费者。（2）跨国并购对推动全世界范围内技术进步的效应也是非常明显的。据经济学家估算，科技进步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20世纪初为5－10％，70年代超过50％，目前已高达70％；20世纪后半期，产品中科技含量每隔10年增长10倍。而科技进步的关键因素是各类优秀人才的集聚和R&D费用的保证。在跨国并购中，尤其是在大型或超大型的跨国并购中，较好地找到了这两个问题的结合点，并购性的联合，既有效地利用了被并购企业的技术人才，又由于规模的扩大，使高昂的R&D费用被分解分散，降低了因竞争激烈和产品生命周期缩短而导致的投资风险。跨国并购所产生的这一效应，是创建方式所无法替代的。（3）、通过跨国并购方式向缺乏这些要素的市场溢出所有权优势，有利于跨国公司通过所有权优势的扩张利用获得收益，同时有利于提高东道国该产业的生产力，因而对世界经济是有利的。（4）、通过跨国并购，提供外国管理人员和管理技能会给东道国带来重要的利益。首先，这些都是东道国缺少的要素。企业家经营能力和熟练管理人员的进入，将改善当地经济的管理水平。受过训练并在跨国企业担任管理财务和技术职位的当地人，将有助于促进当地企业家经营能力的提高，同样，跨国并购对当地的供应者和竞争对手，还可能起有利的示范作用。2、对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并购接受国－－美国的统计分析表明：跨国并购和外国竞争对美国带来的正面效应是客观存在的，主要表现为：（1）、跨国并购对美国的就业效应。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研究报告，到1995年底，外国在美国的全部非银行机构雇佣人数增加到493万。在这些就业人数中，90％以上是通过跨国公司对美国企业的并购而提供的。可以认为，如果没有跨国公司并购美国公司，会有许多工人，特别是蓝领工人失去工作。。（2）、跨国并购对美国的输血效应。从80年代开始，美国国内储蓄率一直偏低，但在此期间美国国内投资率却没有下降。研究表明，其主要原因是以跨国并购为主体的外资流入，弥补了美国国内储蓄与投资间每年约1000亿美元的缺口。可以认为，如果没有以跨国并购为主体的外国投资的大量涌入，就不可能有80年代美国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3）、跨国并购对美国的溢出效应。外国公司对美国公司的跨国并购也对美国的技术和管理方面的进步作出了贡献。美国商务部发表的一些统计资料表明，整个80年代期间，有关技术转移方面的情况，始终呈现这样一种模式：技术输入多于技术输出。从90年代最初几年的情况看，这种模式仍然没有改变。美国经济专家分析说，商务部在技术转移方面的数据所揭示的结果是符合逻辑的，因为这些机构的外国母公司通常在技术上尽力支持这些机构，以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在美国市场上参与竞争，而这些母公司往往拥有一定的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这一结论也符合一般的外国直接投资理论，即包括技术优势在内的垄断优势导致跨国直接投资。（4）、跨国并购对美国的竞争效应。在跨国并购的竞争压力下，美国公司被迫重新制定公司战略。例如，目前美国化学公司一般都将10％的销售收入用于研究和开发，许多技术项目的投入超过1亿美元，有的甚至高达数10亿美元。3、有关跨国并购与国内并购的实证比较分析表明，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的股东在跨国并购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对美国《合并观察》杂志1970－1990年各期中的有关资料进行综合整理后发现，在外国公司并购美国公司的平均购价及溢价水平分别与同期发生在美国的所有并购实践的平均溢价水平进行比较方面，除了 1985年以外，每年外国并购者都支付了比所有并购活动平均价值更高的平均价格。由于人们预期并购后目标公司的经营效率会提高，恢复了公众对目标公司的信心，提高了目标公司的市场价值。而人们的这种预期又取决于外国并购者的所有权优势，即所有权优势越显著，其并购后的协同效应、资源优化效应就越明显，人们对并购后目标公司的经营业绩就越看好。4、有关跨国并购综合效应的实证分析也肯定了跨国并购的正面效应。美国哈佛大学理查德.凯夫斯教授和加拿大经济委员会官员约翰.鲍德温联合撰写了一篇《跨国公司在加拿大的并购活动》的文章 。该文论述了跨国公司在加拿大的并购活动及其与国内并购的不同，并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探讨跨国并购与国内并购的不同效应。他们收集了1970年至1979 年间跨国并购与加拿大制造业内部并购的资料并作了实证分析比较，总的来说，跨国并购对世界范围和并购当事国经济的正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实证分析证实了跨国并购在资源配置、有效竞争、社会经济福利、股东财富等方面的正面效应。跨国并购审查制度比较完善的一些国家允许绝大多数外国公司并购本国公司的现象，也充分说明，跨国并购对其国内经济具有积极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跨国并购的效应在市场结构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市场结构相似的国家间的跨国并购，其正面效应的程度就相应高一些，而市场结构不同的国家间的跨国并购，就可能出现效应的不同走向。当然，跨国并购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可忽视的。通过跨国并购追求垄断、获取垄断利润是跨国公司的天性。垄断会带来社会资源的浪费，社会福利的损失和社会效率的降低。但是这种负面效应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市场的自我调节、政府的干预、国际组织的协调以及这三种力量的有机结合，在跨国公司通过跨国并购追求垄断地位的道路上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首先，同资本的流动呈相同方向，跨国公司的整体要素也总是向利润高的地区或部门流动，一旦有跨国公司通过跨国并购在某一东道国或某一产业内获得高于平均利润的利润，那么，在市场规律的支配下，就会有其他的跨国公司去追求这种超额利润，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竞争局面。所以，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至少具有一部分遏制垄断、促进竞争的调节功能。其次，政府为了保证本国的国家利益和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趋利避害，会对跨国并购所可能导致的垄断倾向进行干预，以引导跨国并购的正面效应，控制跨国并购的负面效应。再次，鉴于跨国并购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其所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正越来越受到国际规则的制约。
跨国并购文化整合问题探讨论文
摘要：并购是实现企业快速扩张的外部成长途径，全球已经历了五次并购浪潮。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与企业国际化呼声的日益高涨，近年来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活动也风起云涌。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整体绩效并不乐观，原因之一是企业忽视了并购后的整合，尤其是文化整合。文化冲突在跨国并购的情况下要较国内并购更为明显，因为跨国并购不仅存在并购双方自身的企业文化差异，而且还存在不同企业所在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即所谓的双重文化冲突。文化冲突可以导致被并购方员工的低承诺和不合作、被并购企业高层经理离职率上升等问题，最终导致企业并购后的整合失败。因此在并购后实施有效的文化整合是保证跨国并购后整合成功的关键点。本文从分析企业文化的含义和特点以及企业文化整合的内涵出发，论述了企业文化整合的内容与模式，总结出跨国并购文化整合策略，并提出了跨国并购文化整合的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跨国并购后企业文化的含义与特点
(一)、企业文化的层次解析
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基本信仰和价值观，并以此为核心所产生的行为规范和经营风格等。企业文化层次包括国家文化、企业文化和个人信念与价值观。国家文化层面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制度等的总和，包括民族传统、历史、宗教信仰、地理企业并购后的协同效应及其整合环境等。因为企业文化是在一个国家的大文化背景下产生和运作的，企业文化与国家文化的价值观、准则和信念交织在一起，国家的主导文化影响企业的价值观念和管理方法等。因此国家文化是企业文化的国家宏观层面。企业文化层面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不同于其他企业文化的文化特点。它影响着工作和组织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包括经理如何选拔与提升雇员、如何领导和激励其下属、如何构造其组织、如何选择和制定战略以及如何与其他商人谈判等。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指导企业的发展。个人信念与价值观层面是指企业的经营管理和运行是由人进行的，个人的价值观和信念对企业运行的过程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他们的价值观会在企业管理制度制定和实施方面有重大的影响。因此，个人信念和价值观是构成企业文化的微观层面。
(二)、跨国并购后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和特点
1、跨国并购后文化冲突的表现
文化冲突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企业合并后不同的民族文化和企业文化会引起碰撞与冲突，具体表现在：①企业文化的冲突。企业在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以及行为文化等方面方面的差异导致了文化的冲突。②决策模式的冲突。并购后决策模式包括具体的决策流程、参与者和最后负责人等。不同的企业决策系统不同。如德国企业的决策系统是员工和管理层可以就企业内的问题进行共同决策;而美国企业更加注重效率，提倡管理者在其权限范围内独立自主地作决策。此时，原有的两种决策模式必然会产生冲突。③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的冲突。
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企业，在如何权衡经济效益与社会福利、短期获利与长远发展等问题的时候，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从而产生冲突。④价值观的冲突。来自不同母文化背景下的管理者和员工都秉承自己所习惯的思维方式、工作习惯和沟通方式，不愿或者难以接受“他文化”，产生价值观的冲突。
2、跨国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
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①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性。企业文化是在企业所处的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不同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对企业文化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双方企业并购后产生文化冲突。②企业个性的差异。所谓企业个性，是仅属于本企业的特质文化，它反映本企业的价值观念。企业个性源自于企业的成长过程，不同企业经历的不同成长过程导致了企业文化差异，进而导致并购后的文化冲突。③企业家个性的差异。由于每个人的个性不同，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也存在着差异，特别是成功企业的领导人一般有着更加强烈和鲜明的个性，并将这种个性烙入企业的文化之中，使不同企业的文化显现出不同的特色。
3、跨国并购后文化冲突的特点
企业并购后文化冲突的特点可以两个词来表示：排斥性和可整合性。一方面，冲突导致排斥性。企业文化差异表现出来的文化冲突很可能是并购企业双方都抵触的、不愿意融合的，因此必定导致对对方企业文化的排斥。另一方面，冲突的可整合性。既然企业的文化是自己形成的，那么就是可以整合的(当然这除了国家层面的文化)，并且通过整合还可以给新企业的文化带来改进。因为不同的企业文化在竞争中肯定有可以给本身带来竞争优势的方面，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通过并购整合文化差别和观念的冲突，提供了双方企业文化共享的条件，从而使跨国公司的新文化具有独特性。例如，对于服务业来说，使客户满意是企业的宗旨，如果目标企业在这方面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已经在企业中的员工中形成了共识的价值观，那么融合这种企业文化将给企业带来更为有利的竞争优势。总之，排斥性和整合性是并购企业文化冲突的显著特点，从这个特点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并购产生文化冲突是必然的，两个企业文化的相互排斥也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可以有办法消融这种冲突以实现企业文化的协调改进，这个办法就是并购企业文化的整合。
二、跨国并购企业文化整合的内涵与意义
(一)、跨国并购企业文化整合的内涵
并购文化整合就是解决两个企业并购后由于文化差异产生的矛盾的过程。具体而言，企业文化整合是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将相异或矛盾的文化特质在相互适应、认同后形成一种和谐、协调的文化体系。它不仅体现于企业的发展战略、经营思想、管理哲学等方面，也深深渗透在企业职工的精神风貌、行为准则、对企业认同感等方面。整合不是联合，更不是混合，而是摒弃一个吸收和消融的过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①文化整合包含国家、民族、组织和个人等几个层面，将几个层面结合起来进行整合。②企业文化不仅趋于内部各个层次的、局部范围内的整合，而且趋于企业整体范围内的一体化。③优势企业文化以各种形式向其他文化传播和扩散。④企业文化对其他内生或者外来特质的文化进行吸收、同化和融合。
(二)、跨国并购企业文化整合的意义
企业文化的整合对于跨国并购成功与否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而跨国并购是否成功体现在并购价值创造和协同效应的结果上，因此，也就是说，企业文化整合对于价值创造和协同效应的产生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著名企业咨询公司科尔尼公司的调查，在以往的合并中，约有70%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这里的症结在于并购时往往忽视了合并双方能否接受对方的文化，员工能否真正合作。例如奔驰公司和克莱斯特公司的强强联合，由于双方巨大的文化差异，在短时间内这场合并变成了戴姆勒—克莱斯特公司的巨大包袱。
由此可见：并购企业文化的整合对于并购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①文化整合直接影响并购的成败。文化整合可以很好的解决不同企业间的文化冲突，使据统计，在全球范围内，资产重组的成功率只有43%，在那些失败的重组案例中，80%以上直接或间接起因于新企业文化整合的失败。②增强新组织凝聚力。文化整合使并购企业双方奠定了一个共同的'企业文化根基，经过从精神层、制度层到物质层的全面文化整合，吸引企业的每一个成员并凝聚成一股合力，使之同心同德共谋企业发展。③促进协同效应的产生。文化冲突会直接导致员工对企业缺乏认同感和敬业精神，如果不能对文化冲突进行有效的整合，员工间的合作程度会降低，造成效率的下降。
文化整合可以促进企业竞争力整合和人力资源等整合，从而减少内部冲突，促进公司内部资源和管理的互补及公司能力的单项或双向转移，从而减少协同效应实现的时间，促进协同效应价值的创造。④增加文化差异可能创造的文化价值。文化资源观提到，文化差异本身可能就是一种稀缺资源，可以为跨国并购活动创造价值。跨国并购可以被视为跨国公司获取本国所缺少的企业文化素质的有效途径，通过企业文化素质的获得与整合，可以为并购创造价值。
三、跨国并购文化整合的内容与模式选择
(一)、文化整合的内容
(1)企业价值观的整合。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也是企业在长期而独特的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对生产经营行为的选择标准、判别标准和评价标准，属于正式规范层。要把原来不同文化背景下员工的不同价值取向、处世哲理统一在一个价值观体系中，并给员工以心理上的约束和行为上的规范，是企业跨文化整合的最难点。
(2)企业制度文化的整合。制度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包括领导体制、组织结构、企业管理制度三个方面。在企业整合中，需要对原来各自的经营管理制度和规范，根据新企业的特点进行调整或重新制定，形成新的制度文化。
(3)企业物质文化的整合。它是由企业员工所创造的产品和各种物质设施等构成的器物文化，处于企业文化的最表层,是企业文化最直接的外在体现，引起的冲突内容较少，也最容易协调和整合。
(4)企业行为文化的整合。行为文化是指企业员工在生产经营、宣传教育、学习娱乐中产生的活动文化，它是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的动态反映，是企业文化的外显层，所引发的冲突比较容易改变。对行为文化通过学习、教育、训练加以整合调整可以形成新的职工行为准则。
(二)、跨国并购文化整合模式的选择
一般而言文化整合分为以下四种模式：(1)文化替代模式。并购方的企业文化取代被并购企业的文化，将文化注入给被并购企业。这种模式一般发生在被并购企业的经营状态不好，并购企业的文化拥有被并购企业优秀的企业文化而运用的文化整合模式。
(2)文化融合模式。并购双方经过双向的渗透、融合，形成包含双方文化精华的混合文化。一般发生在强强联合时，双方都有优秀的企业文化，彼此只能加强交流、相互学习和吸收对方的优点，在文化上相互同化，使两种不同的文化最终融合成为一种更优秀的新型文化。
(3)文化分隔模式。并购双方为了避免企业文化的冲突而保持双方企业文化的独立性，使并购企业和被并购企业都保持原有的企业文化。一般发生在双方文化背景和企业文化风格迥然不同，甚至相互排斥或对立，在文化整合上的难度和代价较大的情况下。
(4)文化再生模式。在并购后整合出一种新型的优秀企业文化。
一般发生在弱弱合并的双方。弱弱合并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合并来拓展企业规模，实现规模效应。而由于弱势企业的企业文化中存在着许多不利于企业发展的成分，这就需要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来引导合并后新企业的发展。
四、跨国并购文化整合的策略
(1)选择合适的文化整合模型。
并购企业选择文化整合模式需要考虑两个主要因素：企业并购战略和企业原有的文化。综合上面两种因素与上面四种具体的整合模式，在选择整合模式时应注意以下几点：①当并购发生在相关产业且并购方是多元化企业时，可以选择文化融合模式。②如果并购双方战略相关性不高，但文化呈多元性，则可以选择替代模式。③当并购双方战略相关性低，并主张单一文化时，选择文化再生模式。④如果并购企业战略相关性高，但文化兼容性低时则选择文化分隔模式。
(2)目标企业文化的审慎调查。即在并购前调查并购目标公司的文化，包括分析双方的国家文化、企业文化和内部组织文化等。通过调查分析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的文化是否可以有效的融合，从而确定文化整合的可行性。因为正如我们上面所阐述的，文化的有效整合对于并购价值的创造有着重要的影响。
如果双方文化通过整合可以有效的融合，则并购文化整合具有可行性，如果双方文化融合的可能性太小，则并购企业应该考虑是否取消并购。
(3)进行跨文化培训，建立共同的组织远景。
并购企业对彼此之间的国家文化和企业文化通过培训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益于双方建立相互信任和理解，从而有助于推进并购企业的文化整合。这类培训主要培训对双方企业文化的认识，语言的学习，冲突的消融等。目的在于减轻员工遇到文化冲击而产生的压力，在新环境中学会正常地工作;促进员工对于组织文化和实践的理解，维持组织内部健康、稳定的人际环境，加强团队协作精神与公司凝聚力等。
通过跨文化培训，在对文化共性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起共同的组织远景，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在双方员工中不断地宣传和沟通这一方案，得到大家的认同。这一点至关重要，许多著名的并购案例，都是由于在并购整合阶段，双方缺乏有效的手段使得双方的员工接受此次并购，从而不能相互正确认识、理解和接受，最终导致并购失败，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未能有效达成对未来共同的期望[24]。共同的组织远景有利于减少文化冲突，使得每个员工能够把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同公司的经营业务和宗旨结合起来，也使并购后公司更加紧密团结，增加并购后企业的文化变迁能力。
(4)掌握企业文化形成的机制，推动企业文化的整合并购企业对企业文化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从纸面上对企业文化进行描述的阶段，把它当作一种对内和对外宣传的工具。并购公司的管理者应该遵循企业文化的要求，将所有文化整合实施的计划付诸于实际行动，才能使企业文化形成有效的整合。
(5)列出整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加以分析并找出合适的解决办法根据文化审查的结果，企业就可以根据各自处理问题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来分析整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相关问题。此后，针对提出的问题弄清意见不一致的原因制定合理的解决方案，从而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
五、跨国并购文化整合应注意的问题(1)跨国购并中文化整合是为公司实现业务协同、财务协同和战略协同等经营业务整合措施服务的，只有经营业务领域的成功整合才能有效地提升公司顾客价值和顾客满意度。因此，文化整合过程中应该把整合内容与上述方面的内容联系起来，不能单纯为了文化整合而整合。
(2)跨国购并中并不存在着单独的文化整合措施，所有文化整合措施都体现于公司产品结构调整、组织机构变动、管理制度变革和经营理念改变等各项具体的业务和人员调整措施中。所以应该把文化整合贯穿公司购并整合的全过程。
(3)把握整合的原则。主要有：整体原则。即在进行文化整合时，必须在并购方经营战略的指导下，兼顾双方的利益;平稳原则。在文化整合过程中降低文化融合中造成的震动幅度，实现平稳过渡;兼顾企业内部亚文化原则。在跨国并购文化整合过程中，应注意处理好内部亚文化，保证新企业在各方面都能健康发展。
(四)并购企业的初始持股额与并购绩效 在并购消息宣布以前，只有并购企业拥有是否并购的内幕消息。因此，并购企业在投标之前会通过二级市场买入目标企业的股票，在目标企业建立“立足股份”(toehold)，使股价逐步上涨到要约价格水平，这样并购企业可获得更多的收益，改善绩效水平。 在实证研究方面，Kyle(1985)，以及Shleifer和Vishny(1986)的研究都表明，随着并购企业持有目标企业初始股权的增加，并购成功的概率将上升，并购企业的期望利润也会上升。但是，Bradley等(1988)反驳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大多数并购企业在并购时并不拥有目标企业的股份，即使并购企业拥有国有企业的股份，并购企业从这些股份上能够获得的潜在利润比起并购成本来说也是非常小的。其主要原因是: (1)要想在二级市场上大规模秘密买入目标公司的股票是不可能的,其数量受法律限制。 (2)股票市场上存在许多发掘被低估股票的投资者。当市场交易很清淡时，并购企业大批买入股票会暴露其私人信息，从而使股票价格迅速上涨到要约价格水平，因而难以获得足够的利润。Jennings等(1993)的实证发现，美国并购企业的平均初始持股量都很低(只有3%),而且只有15%的并购企业持有目标企业的初始股份。但在多个竞价者的子样本中,并购企业的平均初始持股比例有所提高,达到18%左右。Hay等(2001)也指出，在竞争性并购的初期，并购企业很容易以各种名义秘密购买股票在目标公司建立立足点。然而，在管制盛行的今天，当利益相关者一旦持有的股票超过一定比例时，就必须按要求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因而要想以此获得利润并非易事。 二、几点启示 总的来说,国外关于企业并购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关系的实证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样本选择与研究方法的差异 在样本选择上，样本大小、行业类别和时间跨度等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研究方法上，股市事件研究法有短期与中长期之分，经营绩效对比研究法也存在会计指标和对比基准选择的差异，还有会计数据真实性等问题。这些差异或问题导致了不同的研究口径。 2.企业属性、行业特征和外部环境的影响 许多学者把并购视为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没有把企业并购动机等自身特征与并购绩效联系起来，同时也未考虑不同行业所固有的特征，因而其研究缺乏因果联系。此外，股票市场走势、资本价格变化等外部环境也可能是影响并购绩效的变量。
中间多少行人泪。
198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差一点就颁发给一位中国作家。这位中国作家，就是沈从文。沈从文在1987年和 1988年，两次入选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候选人名单，然而在这项世界大奖公布前，评委们却发现，沈从文已于这一年5月10日去世。从而使中国人与这项世界荣誉的大奖失之交臂，也把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推迟到了三十年以后。 当时这一消息并不为人知。多年以后，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委员马悦然在《明报月刊》发表文章称，沈从文是1988年中最 有机会获奖的候选人。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则公开表示，如果沈从文没有去世，他是那一年最可能获得诺奖的作家。 沈从文是当今国内的国民作家，几乎无人不知，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若干年里，却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名字。 1988年，对沈从文非常推崇的汉学家，诺奖评委马悦然，偶然得知沈从文去世的消息后，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核实，而大使馆里的文化参赞竟然从未听说过这个人。 马悦然震惊之余愤怒了，他发了一篇悼念性长文《中国人，你可认得沈从文》。这位老外写道：“ 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中国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哀伤。” 这位老外的震惊，也引发了国人的好奇：沈从文是何方神圣？何以惹得老外学者如此大动肝火？很快沈从文的底细被扒出：原来这真是国内的一位知名文人，只不过他的出名都是在万恶的旧社会。 很快沈从文的名字，开始变得火热。学术界研究沈从文的文章和论文，变的多如牛毛。一篇研究沈从文的论文，足以使一名学子的头上，多上一顶博士帽。沈从文1934年发表的文学作品《边城》，成为新时代最畅销书之一，在20世纪100部中文小说排列第二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与《边城》有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的凤凰古城，一跃成为国内最热门的景点之一。 生前沉寂，死后辉煌。沈从文的名字，成了一个传奇。 有的时候，一个人的选择，决定了后期命运。 1948年，拟去往台湾的胡适，派人给沈从文送来机票，邀请他飞赴台湾。此时的北平地下党也在做沈从文。 两个敌对的阵营，都给沈从文做了承诺和保障，最后沈从文选择留在大陆。很久以后，沈从文谈及这个选择时说，“...是为了家人”。沈从文妻子张兆和儿子，认为新社会更具有希望，反对离开北京,这对他的选择起了关键作用。 留下来的沈从文很快发现事情起了变化。1948年3月，沈从文被大众文艺点名，文中称沈从文是："躲在统治者的袍角底下对新文艺作无耻诬蔑之徒”。不久后，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郭称沈从文是桃红反动作家，郭沫若写道：“ 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 这两篇文章，拉开了沈从文波折一生的命运序幕。但在当时，沈从文并不知道这两篇文章背后的含义。以沈从文的认知，这不过又是三十年代时，文人之间口诛笔伐的翻版。 1949年1月，北京大学贴出批判沈从文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同时粘贴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一文，批判进一步深入，迟钝的沈从文终于感觉到与以往批评的不同，这不再是他曾经历过的文学争论。 这个温和的文人，无所适从，开始害怕。他多年的妻子，并不理解和同情他，原本的好友，也多与他断绝关系。沈从文精神崩溃，并一度自杀。被医院抢救回来的沈从文，被任教的北京大学清理出门。沈从文失落彷徨，他写道： 后来沈从文被安排到了历史博物馆，做一些清点登记馆藏文物，编写文物说明等一些打杂事情。 沈从文后半生人生多桀，原因在于沈从文在二三十年代，曾加入新月社，现代评论的历史，以及和鲁迅、郭沫若之间的论战。这些黑历史，在那个时期，足以让一个人孤立无援，甚至身败名裂。 有了郭沫若的点名，后面年代对沈从文本人和其作品的批判，接踵而至，诸如： “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 这类批判，充斥沈从文的眼睛和耳朵，更使他无所适从。 1953年沈从文接到的通知，说他所有的作品，包括已经付印和未印书稿，均予以销毁，死过一次的沈从文，再次崩溃。 生性胆小的沈从文，彻底放弃了小说写作。而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沈从文被安排去打扫女厕所，从此开始沉寂。 就在沈从文兢兢业业打扫厕所，不再涉足小说创作时，世界汉学界，却对沈从文发生了兴趣。 这一时期夏志清编写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专著从审美高度，和文学创作艺术角度上，高度评价了沈从文，对沈从文作品的文学价值，做了高度评估。夏志清认为沈从文的小说是一种“ 玲珑剔透牧歌式文体,里面的山水人物呼之欲出 ”。 人们从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重新看到了沈从文。研究过沈从文的学者和专家认为：沈从文是中国现金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作家之一。在推崇沈从文的学者眼中，沈从文代表是一种从容，淡泊，是一种云卷云舒的恬静。 沈从文在国外声誉鹊起，在国内处境却依然如旧。沈从文的学生，作家汪曾祺带着沈从文参加文联的会议，沈从文只是默默坐在最后一排。林斤澜记录了这样一次会议： “那次下乡回来的作家座谈，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先生说话，他只是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一个蜚声海外的小说作家，在公开场合说自己不会写小说。 沈从文在国外大学演讲，回顾那段历史： 1985年有记者采访沈从文。沈从文说自己在建国后，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其中一位女记者动情地说：“沈老，您真是受苦了！” 不想，83岁的沈从文当下抱着她的胳膊，像个孩子一样，涕泪交流，大哭起来。这一瞬间，几十年的委屈，不可遏制的爆发了。
关于沈从文小说创作研究综述摘要：近几十年来文艺界对沈从文作品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以前对他的文学批评和政治批判发展到后来对他作品的肯定及重视。期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尚须进一步探讨。关键词：沈从文 小说研究 综述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作家，有关他的作品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发生。在此，笔者将分“早期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前的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时期以来到现在的研究）两大部分，努力对沈从文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形势做一较为全面的论述。一、早期沈从文研究早期沈从文研究有不少地方或者失之偏颇且比较单一，但它毕竟是沈从文先生尚在文坛时的论说评论，不但具有有一定的史学价值，而且也是沈从文作品研究的基石与铺垫。在早期沈从文小说研究中，有关他的小说评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评倾向与模式，其一，以思想性及真实典型论为核心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这些批评主要以沈从文早期创作和乡土题材作品为对象，“空虚的作家”[1]“没有思想的作家”[2]“作品人物都是空洞无物的”[3]“那种轻松，那种优美，都是无聊而甚至应该排斥的”[4]等结论。其二，对他作品创作的独特风格的认可，苏雪林堪称这类批评的突出代表。她在《沈从文论》中揭示出沈从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5]刘西渭的观点也有代表性，在他的《〈边城〉与〈八骏图〉》中，认为沈从文的艺术创作表现了“具体的生命”，而他“所涵有的理想”是融化在作品中“各自的生命里”的建国前夕，则由原来的文学批评转化为政治定性。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对沈从文的文学活动作了更为全面的批判：沈从文不仅是“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更为严重的是“特别的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表明当时在沈从文的评论和研究上存在着误区。二、当代沈从文研究进入新时期以前，从49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大约三十年间，没有一篇有关沈从文研究的文字发表。就在沈从文政治上受批判，创作被漠视的30年间，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中，沈从文研究却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这两部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评价在这样三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1. 对沈从文“大家”地位的给定、2. 将他的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3. 肯定了沈从文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层关怀。进入80年代，沈从文从以往被埋没和遭贬抑的状况一变而成为研究的热点，大陆文学界的沈从文作品研究也逐渐从较为零散的一般性文学批评和政治评判发展为科学深入的系统研究，并于1988年沈从文逝世后达到高峰。在此期间编写的如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等各类文学史开始对沈从文及其创作进行较为重点的评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1. 从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正名。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及其后来的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皆以相当的篇幅论证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余永祥在《一幅色彩斑斓的湘西历史画卷》一文中进一步提供了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的证据。2. 对沈从文创作方法的辨析。董易在《自己走出去的路子》一文中认为，沈从文的早期创作是浪漫主义的，而在30年代，他的思想和艺术处于成熟之境，已经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创作。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最能体现沈从文创作风格的是写实与抒梦两者的结合。3. 从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代表作家交代阐释沈从文创作的美学价值。如高云在他的《沈从文论》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中国乡土风俗描写得最细致、最充分的”是沈从文；许志英、倪婷婷则认为，沈从文的作品给人们提供了“区别于古代的田园牧歌式的另一种环境下的乡村生活”。而凌宇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中指出沈从文的小说“完成了抒情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质的飞跃。”4. 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与思路。不少论者从沈从文的创作与民间文学关系的角度来阐述，如笛论富的《植根于民间—沈从文小说的特有风貌》，从沈从文及创作与苗族血缘关系的角度，如龙海清的《论苗族作家沈从文及其创作》，从肇始于五四的爱与美的文学主题之于沈从文的角度，如何益民的《沈从文的〈边城〉》，从沈从文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角度，如尚喜平的《一个探索者的足迹》等等。这些研究并非处于同一水平，其成果也等次有差，但显示出沈从文作品内涵的丰富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继承前一时期的优良传统和巨大成果的背景下，沈从文作品研究进一步发展，向纵深和更加全面系统的方向推进，成果丰硕新论不断，形成一个初步繁荣的局面。本文侧重对其创作主体的背景思想、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等这几方面入手， 做一尽可能全面的综合和概括。（一）背景研究如何看待家世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认为沈从文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行为，以及他作品中流露出的贵族气息等都与他的家世有极大的关系。他的整个创作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6]另有评论者则认为单凭祖父一代为官便认为沈从文出身官僚豪门是勉强的，他继承了父辈一代的“生存自由”及“生存奋斗”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上的影响为他的一生崇尚自由、执著于理想定下了基调。[7]金介甫先生认为“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微，原因是他生长在军官之家，而不是出身在书香门第。”[8]总的来说，家世背景并非促使沈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直接原因。（二）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对于沈从文小说作品的分类，通常是按照乡土与都市两大题材序列进行，也有研究者按时间的顺序认为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作品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而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此外也有部分评论者从其他角度进行分类研讨：如韩立群的“军旅小说研究[9]及谭怡楚的“情爱文学研究” [10]均属一家之言，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讨论，总的说来，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及相应研究基本上沿袭了80年代的思路与方法，除了在其都市小说局限问题上有一定进展外，新的内容不多。与此同时，单篇作品的研究也有一定深化，关于沈氏的代表作《边城》的探讨自然是重中之重，具体内容可参看吴蕴东《新时期以来〈边城〉研究述评》，而对于沈从文其他的小说研究者引发了一些争议，如《丈夫》是“表现了人性复归的主题，还是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夫权压迫和夫权制文化意识？”[11] 《萧萧》的结局是“写出了萧萧及她周围的人过着世代相因的愚昧而麻木的人生”， [12]还是仅仅“通过萧萧命运的戏剧性变化来为湘西人的随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13]——这些争论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形成新的学术争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90年代学术界将沈从文小说与中外文学作品对照起来进行研究，这为其提供了新的视野，也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关于沈从文小说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中，凌宇是最早注意把沈从文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研究的探索者。他这方面的研究突出表现在两篇专论中，一篇是《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撞击看沈从文》，一篇是《探索生命的底蕴》，书中详细地谈到沈从文创作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及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其后的赵学勇在《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一书就论述了沈从文与中外文化思想相呼应的一面，并由此而发现和证明了其创作意蕴中一些独到之处。吴立昌在他的专著《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一书中更是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沈从文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说的关系。一些研究者以20世纪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眼光对沈从文小说进行考察时发现了部分现当代作家与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联系，有人认为沈从文与当代文坛上的乡土作家贾平凹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上的相近，也有人从文体角度对比沈从文与汪曾祺，认为后者虽师承前者，但他们在语言、叙事视角、结构、哲学意蕴等方面都有微妙差异。还有研究者在借助乡土文明来批判城市文明这一点上将张承志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将同一文化体系中不同层面上的中国城乡文明加以对照，并以人性、道德状况作为揭示城乡文化巨大差异的切入点，但沈、张两人又毕竟存在着文化起点、时代背景等造成的深刻差异。”[14]综观近几十年来学者对沈从文小说的研究，不难看出，研究思路上由注重作品的分析开始向深入细致的主体倾斜，研究的思想从偏狭走向开阔，研究的方法采取了新领域多角度的认识，如引进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结构主义、原形批评、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精神分析法说等，可以说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与此同时研究中还有些问题只是初步地提出，尚须进一步探讨，如沈从文小说与福克纳作品的比较研究，沈从文小说的叙事学研究等，还有一些研究层面仍有待开掘，如小说中湘西的兵政文化、傩戏文化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沈从文的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将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注释：[1] 侍桁 《一个空虚的作家》 载1931年《 文学生活》1卷 1期[2]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3]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4] 李同愈 《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 载《新中华》 1935年3卷7期[5] 苏雪林 《沈从文论》 原载《文学》 第3卷第3期 1934年9月[6] 黄献文《 论沈从文家世对其创作道路的影响》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社版）1996 第1期[7] 向成国《自然的精灵》 《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 第3期[8] 金介甫《沈从文传》 时事出版社 1991年版 第28页[9] 韩立群《 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10] 谭怡楚《 沈从文情爱文学论》 《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0 第2期[11] 美 张盛泰《传统夫权失而复得的悲喜剧——重读沈从文的〈丈夫〉》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2第2期[12] 山风 《心灵的悲剧——读沈从文〈萧萧〉》 《名作欣赏》 1996第5期[13] 程丽蓉《创作心理距离与沈从文的小说》 《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第2期[14] 王喜绒《一个独特的文化审美视角——从沈从文到张承志》 《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第2期参考文献：[1] 《沈从文文集》 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4年版[2] 《沈从文全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3]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 昭明出版社 1975年版[4]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版[5] 凌宇 《沈从文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6]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 三联书店 1985年版[7] 金介甫《沈从文传》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年2月版[8] 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9] 孙冰编《 沈从文印象》 学林出版社 1997年版[10] 巴金、黄永玉等：《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年版[11] 凌宇《 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 《文学评论》 2002年第6期[12] 王保生《沈从文评传》 重庆出版社 1995年版[13] 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按照你所说的要求，
想讲一下它的来历，河改道时间，为什么修它，然后写一下它的作用影响
镇江素以“城市山林”、“大江风貌”著称，一些著名学者到镇江考察后认为镇江具有发展基础工业的五大优势条件，即港口、能源、水源、用地、城市依托等，人们称之为“五子登科”。下面就镇江优越的地理环境极其对社会、经济、文化和人们生活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 优越的地理环境(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1、自然地理区位（1）镇江地处中纬度的沿海地区。全市介于北纬－，，东经－，之间。使镇江的自然环境，尤其是气候、生物、土壤等方面具有南北过渡的特点。东离大海约200公里。地球上同纬度的非洲中北部、阿拉伯半岛以及北美洲西部分布着大面积的沙漠，而我国东部地区，由于受海洋影响大，成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这里人口密集，经济发达。（2）镇江是长江下游（扬子江）南岸的一座滨江城市，在全国也数量不多的。滨临长江的区位条件对镇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自古以来，镇江成为我国著名的港口城市，镇江城市沿江东西发展，呈长条状分布的形态。镇江凭借长江南岸滨江城市的区位优势，在江苏省新一轮沿江开发中，成为重点开发的城市之一。（3）镇江位于长江三角洲的顶端，北临滔滔大江，境内多低山丘陵。临江依山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镇江 “大江风貌”、“城市山林”的自然景观，沿江的“三山风景区”已批准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同时，镇江的江防形势十分险要，“镇江”就有镇守长江之意。宋代汪藻称京口“气概之雄，形势之险，实足以控制大江南北”。南宋爱国诗人陈亮也说：“京口连岗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镇江在军事上处于可攻可守，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东南的军事重镇和江防要地。2、 交通地理区位（1）镇江位于江河交汇处特殊的地理位置。有“黄金水道”之称的中国最大的东西水运大动脉-----长江流经镇江市区北部，在此与贯穿中国南北、世界最长的京杭大运河交汇，使镇江形成了优越的“十字黄金水道”的区位优势，自古以来镇江就是我国“以港兴城”的典范。镇江沿江西上，可达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顺流而下可达上海，并可直接出海，腹地广阔。镇江港货物综合吞吐能力已经超过3200万吨。镇江沿运河北上可达淮河、黄河、海河流域，南下可达钱塘江流域，目前已与国内17个省市60多个港口有运输联系。与海外71个国家和地区的288个港口建立了海上外贸业务关系。江南运河1997年全线修浚后，可通航500吨级的轮船，达到四级航道标准，成为江南运河最重要的入江口。所以，镇江有“南北之要津”和“九省通衢”之称。（2）镇江陆上交通便捷。秦始皇为了便于东幸巡游和加强对中国东南地区政治和军事的控制，公元前210年，在镇江开凿运河的同时，也建筑了从南京经镇江直达浙江的驰道，“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从此，镇江水陆交通的重要地位基本确立。明清时镇江驿道（国道）四通八达。镇江驿站有陆驿、水驿和水陆驿三种，供官方使用。四通八达的驿道，成为各地货物运输和旅客旅行的重要通道。明代驿道自京师（北京）经南京、镇江直达杭州。现在公路四通八达，如312国道、104国道、沿江公路、沪宁高速公路等。润扬长江公路大桥的建成通车，使镇江与苏北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1908年通车的沪宁铁路横贯镇江市区。省内第一条地方铁路----镇大铁路加大了大港港区与沪宁铁路及全国铁路网的联系，使镇江形成了铁、公、水，江、海、河综合运输的格局。沪宁城市铁路和京沪高速铁路建成后，镇江的交通区位将进一步增强。 （3）航空运输方便。镇江目前虽然没有机场，但离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及常州机场不远，并有高速公路或高等级公路相通；使镇江具备了水陆空立体交通的条件。3、 经济地理区位（1）镇江位于我国沿海地带、长江沿岸地带构成的“T”字型重点开发轴线的交汇处。“黄金海岸”、“黄金水道”这两条轴线是我国21世纪经济的增长极，是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吸引外资和技术，开拓和发展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企业的领先地区。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这一经济区位优势更为显现。这一优越的区位条件有利于镇江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2）镇江位于长三角城市群中。长三角城市群是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也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最密集的集群。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稠密，开发开放程度高，科技文化水平高，经济实力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镇江离上海仅220公里，交通十分便捷，有利于得到上海的经济辐射和技术支持。（3）镇江又是宁镇扬都市圈中的重要城市。镇江与南京、扬州三市位于江苏省中西部，它们地域相邻，三个中心城市相距仅几十公里，共同构成了宁镇扬都市圈。宁镇扬都市圈东接经济发达的苏锡常都市圈和上海都市圈，北与相对后进的徐州都市圈相连。极其优越的区位优势，可开展经济、技术协作，有利促进宁镇扬区域经济共同发展。（二）独特的山水城市1、两大山系镇江全市丘陵山地占，镇江北部有东西走向的宁镇山脉横陈，长100公里；南部有南北走向的茅山山脉绵延140公里。宁镇山脉在镇江地区呈稍向北突出的反射弧状，弧顶拐点在市区南山一带。在拐点以西山体宽大，高度较大，如紫金山448米，大华山437米、宝华山396米。拐点以东山体窄小，并逐渐倾伏，止于丹阳嘉山、常州孟河一带。是燕山运动褶皱，薪构造运动隆起形成的山脉。茅山山脉突起于句容、丹徒与金坛、溧水、溧阳、高淳之间。整个山体成马鞍形。北段最高，主峰大茅峰372米；中段低落为100米左右的缓丘；南段再度隆起，如丫髻山高达410米，是茅山山脉最高峰。茅山山脉的山体全由石英砂岩组成，质地坚硬，抗风化能力较强。它是泥盆纪发生断裂构造，西盘逆掩上升形成的山脉。2、 五大地学发现宁镇山脉是我国地质研究最早、研究最深、内容最广泛、成果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科学家在镇江就有五大地学科研成果。使镇江成为地质学的实行基地。 一是发现了山字型构造。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教授在镇江南山发现宁镇山脉在镇江之西为北东——南西走向，到镇江之东转为南东——北西走向。形成向北凸起的弯弧，镇江就是弯弧的转折点；而句容和金坛县之间近南北走向的茅山又直指这里，两者似乎组成了一个倒写的“山”字。通过进一步研究，他还发现了这是受扬子准地台控制的淮阳山字型构造前弧东翼的反射弧部分。李四光由此创立了“山字型构造”学说，创立了地质力学理论。二是发现了沿江大断裂。焦山、象山之间的断裂作用发生在大约亿年前的侏罗世末期的燕山运动，称为“长江大断裂”或“沿江大断裂”。焦山、松山、寥山和象山原本是一个隆起的背斜，长江大断裂发生后，这个东西背斜的北翼沉降陷落下去，平均陷落40米以上，现在长江南岸的镇江象山、南京的幕府山等基本上是这个背斜的南翼。距今200万年到70万年的前早更新世，在长江大断裂破碎带的基础上，经过江水长期侵蚀，发育成了长江河道。三是发现了古冰川遗迹。在7亿年前的早震旦世晚期，镇江、南京及周围地区处于滨海环境，气候异常寒冷。海面上有冰山漂浮，陆地上有大面积的冰川覆盖。丹阳埤城一带是冰海中的一座古岛，岛上覆盖着厚厚的冰川。这是地球史上最早的冰川期，地质上称为“南沱冰期”。地质学家在丹阳建山乡嘉山高桥中学附近和埤城尧巷的钻孔中找到这个时期的冰川沉积物------冰川砾岩，又有大陆冰川作用的痕迹。四是发现了巨型石灰石矿藏。1919年丁文江教授在丹徒赣船山发现了大面积厚层优质石灰岩----黄龙灰岩。厚度大多在80—90米之间，质地很纯，是上好的水泥原料和炼钢的熔剂。1931年李四光教授命名的船山灰岩厚度也很大，质地也很纯，为特大型的石灰石矿藏。五是发现了标准地层。如1877年德国科学家李希霍芬就以句容仑山的名字命名了“仑山灰岩”。1919年地质学家丁文江在丹徒赣船山，以当地地名将这种岩石命名为“黄龙灰岩”。后来李四光命名了另一类石灰岩为“船山灰岩”。高家边页岩和茅山砂岩的创名地点就分别在句容的高家边村和句容的大茅山，那是1935年由李毓尧命名的。1931年朱森把句容高骊山南坡的地层创名为高骊山砂岩。此外，1935年还有李毓尧以句容下蜀命名的下蜀黄土。2、 两大水系镇江辖区内的主要河流为长江干流，其次为大运河。长江镇江河段长公里,有三湾四汊，河床南北摆动,受潮汐影响，感潮较强等特点。大运河在镇江境内公里，是一条引、排、航等功能相结合的骨干河流。3、 城市特色 镇江位于美丽富饶、河网密布的长江三角洲顶端，镇江北临滔滔大江，金山、北固山、焦山沿江耸立，气势雄伟。境内多低山丘陵，地势波状起伏，山岭高低错落，多风景名山，“一水横陈，连岗三面”，是一座具有真山真水特色的天然山水城市。城在山中，山在城中，形成了“城市山林”、“大江风貌”的城市特色。（三）丰富的自然资源1、土地资源镇江全市面积3843平方公里，境内地貌类型复杂，以低山丘陵和岗地为主，占全市总面积的％，沿江和湖滨多平原。全市土地中，农业用地占％。镇江土地资源丰富，类型多样，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土地资源。镇江还有可观的江滩资源，它是重要的土地后备资源。在丘陵岗地发育了地带性的土壤---黄棕壤，它是暖温带棕壤和南亚热带红壤、黄壤之间的过渡类型。平原地区多为水稻土。2、气候资源在气候上，镇江属于温带和热带之间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季风气候特点明显：春季风和日丽，夏季高温多雨，秋季秋高气爽，冬季微寒少雨。全年最高气温出现在7、8月份，平均气温为℃；最冷月在1月，平均气温为℃。全年平均降水量1060毫米，夏季降水量占全年总降水量的45%，6、7月份有梅雨。镇江光照和热量充足，雨水充沛，无霜期较长，光、热、水资源丰富，且配合较好，雨热同季，可满足农作物一年两熟的需要。3、淡水资源镇江江河交织，市境内河流有63条，总长702公里。本区地表径流丰富，人均拥有水量460立方米，是很多城市无法比拟的。镇江区内水质优良，大部分水体为Ⅱ—Ⅲ类水，适宜发展造纸、电力、化工等大运量、大耗水的大型基础工业，是镇江投资环境的优势所在。较大的湖泊有丹阳的练湖和句容的赤山湖。全市中型水库有101座，水库、塘坝容量5亿多立方米，为农业灌溉提供了可靠的水源。镇江地区共有65座镇以上水厂，市区有五座地表水公共水厂，全市自来水厂综合生产能力每日为万立方米，其中市区日供水能力万立方米，目前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水质优于国家标准。镇江地下水蕴藏量也很丰富，年可开采量1058万立方米。全市共有深井170余口，目前年开采量近230万立方米。 4、长江岸线资源 长江镇江段自然岸线长达259公里，其中深水岸线85公里，占全省深水岸线总长的，是江苏省深水岸线资源最丰富的市，是建设深水良港的最隹地区。长江镇江河段是一处具有良好水上通航、避风、停泊条件的优良天然港湾。从南京的龙潭到镇江的河段基本为顺直、微弯的分汊河段，河岸的抗冲击能力较强，受其控制下的河岸深槽长期保持稳定。镇江是“以港兴城”的典范。自隋唐起，京口成为“当南北要冲、控长江之下游”的交通咽喉。成为江南以商业、手工业和运输业著称的“商贾并凑”的商贸城市。宋代镇江府的商税额占全国第11位。明代镇江是全国33个商业发达的城市之一。清代，镇江商业空前繁荣，漕运发达，有“银码头”之称。现在已建成港口、码头209个，4个港区、139个泊位，其中万吨级泊位19个。良好的深水岸线为镇江依江建港，依港兴市，发展沿江产业带提供了优越条件。 5、矿产资源 镇江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已发现44种矿产。主要有铁、铜、铅、锌、钼、金、银、硫铁矿、石灰石、白云石、膨润土、珍珠岩、沸石、岩盐、粘土、石膏、硅灰石、煤、泥炭、硅石、磷、石墨、花岗岩、玄武岩、透辉石、红柱石等，分布在200余处矿产地，占江苏省矿产总数的，其中30余种已探明储量，25种矿产已开发利用，占江苏省已探明储量的矿产总数的。矿产资源综合储量列全省第三位。 镇江的矿产资源以非金属储量大、矿种多，其中石灰石、白云石、大理石闻名遐迩，素有“石三宝”之称，是省内主要建材工业基地。膨润土矿为特大型矿床，储量位于全国第三位，句容郭庄甲山的膨润土矿储量达亿吨，是全省首屈一指的大型膨润土矿。珍珠岩、沸石为省内唯一产地。丹徒荣炳有丰富的岩盐资源，储量近亿吨，这里将成为盐化工基地。硅灰石产于句容宝华镇石砀山一带，品位很高，是我省唯一的硅灰石产地。镇江还有许多造园石材，如太湖石、斧劈石、黄石和雪石等。太湖石形状各一，千奇百怪。斧劈石造成的盆景有鬼斧神工之奇，在丹阳建山、常州孟河有较大规模的开采。黄石在十里长山、茅山都有采掘。黄龙灰岩经轻微变质而大理石化，质地纯白，称为雪石，也有人称洞穴中的碳酸钙沉积物称为雪石。镇江有色金属品种多。铁矿石品位较高，韦岗铁矿为一中型矿床，储量达2185万吨。铜、钼、铅、锌矿多集中分布在宁镇山脉中部的句容北部及镇江郊区一带，都是中小型规模，但矿床（点）多，也是镇江的优势矿产资源之一。亭子乡的老人峰铅、锌、铜多金属矿总储量30万吨，是镇江最大的有色金属矿山。镇江丰富的矿产资源为发展冶金、建材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6、生物资源镇江过渡性的气候反映在植被上出现了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混交林。植物资源丰富，既有温带、暖温带的植物种属，也有亚热带的植物种属。镇江已建有南山和宝华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珍贵树种有宝华山自然保护区的宝华玉兰，药用植物有700多种。意杨等速生树种和沿江滩涂低地的芦苇，是很好的造纸原料。竹子、杞柳是扬中竹编和柳编工艺品的原料。镇江水产品丰富多样，长江鱼类就有90多种，刀鱼、鲥鱼、 鮰鱼、河豚为名贵鱼类。白鳍豚、中华鲟、白鲟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江豚为国家二类保护动物。 7、旅游资源 镇江具有数量众多、级别较高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的独特优势。镇江有三山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在江苏省8个省级风景名胜区中，镇江有三个（南山、茅山、瓦屋山），金山、焦山、茅山、宝华山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全省两个自然保护区中，镇江有一个----宝华山自然保护区；有南山和宝华山两处国家级森林公园。镇江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4处（焦山碑林、六朝陵墓石刻、英国领事馆旧址、昭关石塔）、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3处。镇江人文荟萃，名胜古迹众多，人文旅游资源与自然旅游资源相互融合，组合很好。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是发展镇江旅游业，使之成为新的支柱产业的物质条件。二、 地理环境对镇江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一）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形成东西走向的大江和南北走向的运河不仅仅是物资和商品交流的途径，而且是文化交流的通道。镇江特有的临江近海、江河交汇的地理区位，有利于南北、东西文化的交流，对镇江多元文化的形成有很大作用。1、南北兼融镇江地出2江南，其地域文化原属吴文化，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东晋王朝建都建康（建邺）后，许多北方人纷纷南迁，很多人在京口定居。从永嘉元年至南宋泰始二年的140年间，约有九十万北方人南下。在“全国侨寓人口中，侨寓在今江苏省范围内的有二十六万余人，而南徐州(京口)一州领有侨寓人口二十二万人，几占全省侨寓人数的十分之九。”超过了镇江本地居民（20万）。南朝宋时，设立南徐州，治所设在京口。大量北方移民南下，使南北文化的强烈碰撞，镇江逐步形成了南北兼容的移民型文化的特征。地处长江下游南岸的镇江，位于北方话板块与吴语板块的交界地带。镇江居民原来为吴方言，大量北方居民南下，使镇江居民的方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导致镇江吴方言的属性发生剧烈变化。由于长江与运河在这里交汇，运河发达的漕运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和人员的频繁交流，加深了镇江方言的北化过程。南宋时宋室南渡，这里又受到北方方言的再次影响，基本完成了镇江方言的北化过程。清代初期，有一批旗人(满人)迁入镇江，他们的旗腔（类似京腔），对镇江方言的北化有也有一定影响。可见，经过长期的融合，镇江方言由吴方言逐步演变为北方方言的江淮次方言。镇江地区也成为北方语系与吴语系的结合部，居民语言复杂。但镇江的北方方言中夹杂了一些吴语成分。因此，镇江居民的语言具有南北过渡的特点。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北固山诗》中说“风俗太伯余，衣冠永嘉后”，就是对镇江民俗文化深受商末泰伯、仲雍率领周人南下和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大量居民南迁深刻影响的最好总结。自古以来，镇江居民有“饭稻羹鱼”的生活习俗。六朝从北方引种了小麦，镇江的主要粮食作物也以水稻为主变为稻麦兼作，使镇江农作文化也具有南北过渡的特点。在菜肴的口味上，镇江也具有南北过渡的特点，如江南的沪菜、无锡菜和苏邦菜偏甜，北方的鲁菜偏咸，而镇江一带的淮扬菜既清淡又加一点糖。此外，镇江人的性格也具有南北过渡的特征，既有北方人豪爽刚直、勤劳崇实的特点，又有南方人精明能干、脑子灵活的特点。2、东西并蓄 唐代，镇江是长江下游南岸丝绸贸易的海上货运集散地，吸引着大批波斯及阿拉伯（大食）国家的商人前来经商，有的还把家眷带来留居。元代军队除蒙古军外，还有由色目人组成的探马赤军，其中有的在镇江留居。他们和原来留居在镇江的波斯人、阿拉伯人都信奉伊斯兰教。1861年5月，根据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天津条约》，镇江成为长江下游最早开辟的通商口岸。镇江先后有英、美、德、日等几十家洋行和轮船公司，他们经营江海航运，开设工厂，设立商栈。镇江人也吸取了西方的近代文明，促进了镇江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镇江对外通商，外国资本大量涌入，商品进出口业务大增，促进了镇江金融业的发展。最盛时镇江有钱庄60多家，故有“无镇不成庄”之说。 1861年2月，英国在银山一带设立租界，建立领事馆、海关、工部局、巡捕房等，他们用近代管理方法管理租界。镇江也是我国利用近代西方通讯技术最早的城市之一，光绪年间镇江先后成立了电报分局和邮电总局，其分支机构遍布大江南北。1912年镇江开设电话局，1919年1月在全省第一家开通了长途电话。 镇江优越的水陆交通、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吸引了许多国外学者前来进行文化交流，加速了镇江地域文化东西并蓄进程。如元初日本僧人古源邵元、元代高丽诗人李齐贤、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明代日本画僧雪舟等都到过镇江。 美国作家赛珍珠（1892－1973），1894年到镇江，在此生活、学习、教书达18年之久。她创作了大量关于中国人民生活的文学作品，成功地体现了她对中西文化沟通融合的理想追求，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西方权威人士评价说：“赛珍珠女士以她的文学作品促进了西方世界和中国的相互理解与欣赏。”她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3、 宗教多样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镇江的茅山道院是由矛盈三兄弟于西汉创建的，它是中国道教正一道上清派的祖庭，被道教列为“第八洞天，第一福地”。道教有一套完整的哲学思想和养身理论。道教的养生之道深入人心，如太极拳、气功等。镇江近代著名的武术家孙禄堂先生编创了“孙氏三十六手太极拳”，成为中国太极拳的主要流派之一。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尊为“儒教”。古代镇江的府学、县学内都有“先圣庙”，祭祀圣师孔子。 随着中外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也先后传入镇江。东汉时佛教传入镇江，在焦山建普济寺。东晋在金山建泽心寺，南山建鹤林寺（原名竹林寺）。唐宋时，佛教十分盛行，镇江寺庙不仅对内受戒，还有大量外国僧人前来受戒、参禅。如被称为“律宗第一山”的宝华山隆昌寺，是明代以来我国影响最大的律宗传戒场所。据说明清时全国70%的僧尼都来此受戒，东南亚、日本等地到此受戒的僧人也很多。早在唐代时，就有大量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留居镇江，他们信奉伊斯兰教，为满足他们宗教信仰的需要，625年镇江阜民街就建有清真寺。鸦片战争失败后，随着镇江通商口岸的开放，外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纷纷来此传教，他们在镇江建立福音堂、妇幼医院、基督医院、崇实女子中学、润州中学等，客观上也传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在镇江都存在。因此，镇江的宗教文化具有多元化、儒道佛三教相互渗透等特点。（二）旅游业发前景广阔1、优势条件 （1）丰富的旅游资源 镇江不仅有三山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还有3个省级风景名胜区，4个国家AAAA级风景名胜区，1个省级自然保护区，2处国家级森林公园，4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2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且人文旅游资源与自然旅游资源相互融合，组合很好。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是发展镇江旅游业的物质条件。 （ 2）发达的交通 镇江的交通条件十分优越，是我国著名的水陆交通枢纽。镇江是我国重要的“十字黄金水道”。沪宁铁路横贯市区，沪宁高速铁路正在筹建之中。沪宁高速公路、312国道、104国道及沿江公路、镇澄公路等通过市境，县乡村级公路四通八达，形成了稠密的公路交通网络。目前镇溧（阳）高速公路、宁（南）常（州）高速公路、沿江高等级公路与沿江高速公路等正在筹建之中。沪宁高速公路和镇溧高速公路将构成镇江“新黄金十字”构架。镇江目前虽然没有机场，但离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常州机场不远，使镇江具备了水、陆、空立体交通的条件。市区交通方面，镇江中心城市“一环、三横、四纵”和主城区“十字双环甲字型”路网将构建形成，形成完善的城市道路网络体系，构筑镇江中心城区到各市（县）城镇1小时车距的目标。（3）配套的接待设施镇江现在已有40多家旅行社，负责接待国内外旅游者的旅游业务。已建成星级饭店9家，其中镇江国际饭店、镇江宾馆和镇江大酒店为四星级宾馆，还有4家三星级宾馆和3家二星级宾馆，拥有床位1600张。有13家国际旅游定点单位，12家旅游涉外饭店，1家文物商店，1256辆出租汽车，425台公交客运车辆。各种类型的商业网点、旅游工艺品商店、连锁超市以及娱乐休闲等各种服务设施，尤其是一些历史悠久、富有特色的百年老字号。形成了配套的旅游接待服务体系。 （4）齐全的通讯设施镇江电讯已建成较完善的DDN网，为加快DDN节点机处理能力，将DDN业务移植到了ATM网络平台。镇江电讯于2000年建成了覆盖全市各区、市的FR∕ATM本地网。宽带多媒体通讯网络建设和接入网已有较大发展。全市拥有邮政局（所）135处，邮政报刊图书销售亭（点）406处，邮政总长度达3628公里。通信网络、信息服务业的发展迅速，为旅游业提供了可靠的通讯保障。（5）健全的医疗卫生体系镇江市卫生战线坚持“全面发展，重点突破，创建特色”的原则，使全市卫生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建成了医疗服务，预防保健服务，地方病、非传染病和寄生虫防治，药品、食品卫生监督、监测，健康教育，卫生法规监督、监测等健全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市医院病床7596张，卫生技术人员10460人，全市平均千人拥有病床张，卫生技术人员人，添置了不少先进的医疗设备，健全的医疗服务体系，水平较高的医疗服务和先进的医疗设备，保证了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医疗保健。 （6）充足的物资供应 镇江的外向农业、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呈现基地化、规模化、特色化趋势，有充足的生活物资供应旅游者。镇江旅游商品供应也较充足，具有地方特色，在国内外有较高声誉。食品中镇江恒顺香醋、肴肉和锅盖面被称为“镇江三怪”。丹阳封缸酒、百花贡酒、镇江小磨麻油也是镇江特产。淮扬风味的镇江菜肴，很具地方特色。名特产品还有制作精细的竹编、柳编工艺品，汉白玉插屏、玉雕、长毛绒玩具、可折叠的宫灯、机制绣品、裘皮制品、金山灯彩、镇江“金山”牌膏药、陶瓷娃娃、丹阳的眼镜、打火机、戏剧服装等。此外，镇江市政府十分重视旅游业的发展，积极提升城市形象，改善旅游环境，增加投入，大规模进行景区开发与建设，积极招商引资，进行旅游宣传与促销活动，强化旅游市场管理，使镇江旅游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广大市民对发展旅游的认识较深刻，积极投入爱国卫生运动，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形象。 2、主要问题（1）缺乏全市旅游开发总体规划 镇江市至今尚无一个科学的旅游开发总体规划。旅游开发的随意性较大，一些旅游项目仓促上马，没有收到良好的效益，造成了资源浪费。旅游产业发展也不平衡，未形成吃、住、行、游、购、娱协调发展的大旅游格局。对各市（区）的旅游开发也缺乏通盘考虑，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未形成完整的旅游线路。使镇江旅游业落后于周边地区，缺少拳头产品，直接影响了镇江经济的快速发展。（2）管理体制不顺 镇江市有些景区形成了旅游局、园林局、宗教局、文化局、交通局等单位的多头管理，影响了景区的统一规划、建设与管理，也势必影响该景区的长远发展。（3）资金投入分散，缺乏名牌产品 由于镇江市缺乏旅游总体规划，对旅游资源特色、市场定位和开发序位缺少认真研究，使各地区、各景区分散进行建设，使
《大运河——中国の漕运》，东京：近藤出版社，1971年《明代漕运の研究》，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1963年《明清时代社会经济史の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