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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伯兮的研究文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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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伯兮的研究文献论文

《诗经·卫风·伯兮》原文及赏析

【原文】

伯兮朅兮1,邦之桀兮2。伯也执殳3,为王前驱。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4?谁适为容5!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6。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谖草7?言树之背8。愿言思伯,使我心痗9。

【注释】

1.朅(qiè切):英武高大。

2.桀:同"杰"。

3.殳(shū书):古兵器,杖类。长丈二无刃。

4.膏沐:妇女润发的油脂。

5.适:悦。

6.杲(ɡǎo稿):明亮的样子。

7.谖草:萱草,忘忧草,俗称黄花菜。

8.背:屋子北面。

9.痗(mèi妹):忧思成病。

【赏析】

战争会破坏很多东西,而它首先破坏的是军人自身的家庭生活。军人尚未走到战场,他们的妻子已经被抛置在孤独与恐惧中了。她们的怀念不是一般的怀念,那永远是充满不安和忧虑的。等待出征的丈夫回来,几乎成为她们生活中唯一有意义的内容。

然而战争又总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其必要性如何、能否被评判为“正义”,从事这场战争的群体和它的领导者,总是要勉励群体中的成员为之付出最大的努力、最大的牺牲。国家给军人以荣誉,使他们认为自己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是值得的;这荣誉也会影响他们的家人——尤其是妻子,使她们认为家庭生活的破坏以及自身的痛苦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因此,写妻子怀念从军的丈夫的诗篇,通常会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为丈夫而骄傲——这骄傲来自国家、来自群体的奖勉;思念丈夫并为之担忧——这种情绪来自个人的内心。

《伯兮》就是典型的这种诗篇。

诗一开篇,我们看到一个女子用自豪的口吻在描述她的丈夫。“伯”本是兄弟间排行的第一位,也就是老大,这里转用为妻子对丈夫的称呼(所以我们译作“大哥”),口气中带着亲切感。——现代的歌谣还常见这种情形。这位丈夫为什么是值得骄傲的呢?一则他长得英武伟岸,是一国中的豪杰,同时也因为他非常勇敢,充当了君王的先锋(由此看“伯”身份,当是贵族阶层中的武士)。而骄傲的来源,主要恐怕是在后一点上。假如“伯”虽然长得高大英武,在战争发生时却畏缩不前,妻子就没什么可以公然夸耀的了。——其实,一般人所知道的光荣,也就是社会所认定的光荣,个人在这方面是没有多少独立判断的能力的。

转入第二章,写自从丈夫出征,妻子在家就不再打扮自己了,任由头发——女性身体最富装饰性的部分——零乱得像一蓬草。这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情诗最典型的表达方法,如“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徐干《室思》),“终日恹恹倦梳裹”(柳永《定风波》),“起来慵自梳头”(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等等,不胜枚举。这是以对女性的美丽的暂时性的毁坏,表明她对异性的封闭,也即表明她对丈夫的忠贞。不过,作为军人的妻子,这种举动还有进一步的意味。在古代,妇女是不能上战场的,因此妻子对从军的丈夫的忠贞,实也是间接表现了对于国家的忠贞——这就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群体——国家的要求。试想,假定一个军人在前方冒着生命危险打仗,他的妻子却在后方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走东家串西家,哪怕并无不轨之举,他能够安心吗?这不仅对于家庭是危险的,对于国家也有极大的不利。所以,社会尤其需要鼓励军人的妻子对其丈夫表现彻底的忠贞。此诗不管是出于什么人之手(它可能是一位妇女的自述,也可能是他人的拟写),这样写才是符合上述要求的。后来杜甫的《新婚别》写一位新娘对从军的丈夫表示“罗襦不复施”,还要“当君洗红妆”,好让他安心上战场,与本篇可谓一脉相承。

然而,尽管诗中的女主人公算得上“深明大义”,她对自己的丈夫能“为王前驱”很感骄傲,但久久的盼待一次次落空仍然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对于古代妇女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幸福的唯一来源就是家庭;家庭被破坏了,她们的人生也就被彻底破坏了。而等待从军的丈夫,这与一般的别离相思是不同的——其背后有很深的忧惧。潘岳《寡妇赋》用本诗为 典故 ,有云:“彼诗人之攸叹兮,徒愿言而心疼……荣华晔其始茂兮,良人忽已指背。”正是揭示了诗中未从正面写出,而又确实隐藏在字面之下的恐怕丈夫最终不能归来的忧惧。知道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第三、四两章所描写的女主人公的期待、失望与难以排遣的痛苦。她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忘忧”,因为这“忧”已经使她不堪负担了。

诗必须有真实的感情,否则不能打动人;但诗人的感情也并非可以尽情抒发的,它常常受到社会观念的制约。拿《伯兮》来说,如果一味写那位妻子为丈夫的报效国家而自豪,那会让人觉得不 自然 ——至少是不近人情;反过来,如果一味写妻子对丈夫的盼待,乃至发展到对战争的厌恶(这在事实上绝非不可能),却又不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所以最后它成为我们读到的这个样子:对亲人的强烈感情经过责任感的梳理而变得柔婉,有很深的痛苦与哀愁,但并没有激烈的怨愤。由于本诗所涉及的那种社会背景在中国 历史 上是长期存在的,所以它的感情表现也就成为后世同类型诗歌的典范。

关于本篇的题旨,《毛诗序》解释为:“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反(同“返”)焉。”意思就是:理想的 政治 不应该使国人行役无度,以至破坏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实际所谓“刺”在诗中并无根据,不过作者所表达的儒家政治理想,却是符合诗中女主人公的愿望的。(骆玉明顾伊)

《诗经·卫风·伯兮》创作背景

关于此诗的题旨、背景,《毛诗序》解释为:“《伯兮》,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反焉。”意思是说:理想的政治不应该使国人行役无度,以至破坏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实际所谓“刺”在诗中并无根据,不过作者所表达的儒家政治理想,却是符合诗中女主人公的愿望的。《郑笺》云:“卫宣公之时,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伯也为王前驱久,故家人思之。”朱熹反驳说:“郑在卫西,不得为此行也。”他认为“妇人以夫久从征役,而作是诗”(《诗集传》)。

《诗经·卫风·伯兮》后世影响

《卫风·伯兮》一诗对后世文学创作有深远的影响。诗中的“自伯之东,首如飞蓬”二句,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情诗典型的表达方法,如“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徐干《室思》),“终日恹恹倦梳裹”(柳永《定风波》),“起来慵自梳头”(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等等,不胜枚举。由于《卫风·伯兮》所涉及的那种社会背景在中国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所以此诗的感情表现也就成为后世同类型诗歌的典范。

殳是什么样子的兵器

《诗经》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自伯之东, 首如飞蓬。 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这首诗以一个居家妇女的口吻,吐诉了对出征未归丈夫深切的思念,可以说是我国闺怨诗的发端。这首诗撼人的艺术力量来源于深刻而逼真地写出了思妇细腻而微妙的内心世界,表现了对丈夫深厚而忠贞的感情。

这首诗以如下方式抒情达意。

以丈夫形象之美,显示自己思念之深。诗的首章思妇夸赞丈夫:“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她的丈夫身材魁梧,相貌堂堂,武艺高强,地位显赫。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人的审美观念,就外形言, 以壮硕、高大为美;就气质言,以勇武、刚强为美;就性格言, 以能征、善斗为美。《郑风·叔于田》:“叔适野,巷无服马; 岂无服马, 不如叔也,洵美且武!”这里猎人兼武士,是既勇敢又漂亮。《齐风·卢令令》:“卢令令, 其人美且仁”;“卢重环,其人美且鬈(通拳,喻勇壮)”;“卢重鋂,其人美且偲(谓才智)”。把美的外形和美的素质联系在一起。《周南·兔罝》之“赳赳武夫”可为“公侯干城”。《豳风·狼跋》:“狼跋其胡,载疐其美。公孙硕肤,赤舄几几。”竟以大腹长胡的肥狼来“美”公孙。《伯兮》中的征夫,身高力大,手执丈二长矛,担任着先锋官,这正是伟男子的形象,也无怪乎他的妻子要苦苦思念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夫妇情深。由于妻子对丈夫相爱情深,分别时久,会面不易,因而思念也就焦灼,在她心目中浮现出的丈夫形象,也就伟岸光采。她的夸夫,不同于汉乐府《陌上桑》中罗敷夸耀丈夫地位高、人品好,那是一种对付使君的手段;也不同于唐代张籍《节妇吟》中对“良人执戟明光里”的颂扬,那是拒绝军阀李师道聘用的巧妙方法。《伯兮》中的夸夫,相当于杜甫《月夜》中对妻子的描绘。杜甫被安史之乱的叛军掳至长安,他寄居在鄜州的妻子儿女的状况是“妻子衣百结”、“垢腻脚不袜”(《北征》)。可是杜甫想象妻子的形象却是“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这正是“语丽情悲”(王嗣奭《杜臆》)。想象丈夫愈美,愈显得夫妻情笃,也愈显得自己孤栖。

以自己形象之“丑”,显示自己思念之苦。“自伯之东,首如飞蓬”,蓬首垢面并不是美妙的外形,可是作者接叙其原:“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不事修饰是无心修饰;无心修饰,是无人赏识。俗云“女为悦己者容”,正因为一心思念着丈夫,茶不思饭不想,也就无心梳妆;既然丈夫不能回来,又为谁打扮呢!她的情态越是慵懒,说明她的心思越是专一,爱情越是忠贞。《伯兮》中思妇的这种心情带有普遍性,因而后世思妇之作,常踵其祖武,采用其法。魏的徐干《室思》:“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情诗》:“君行殊不返,我饰为谁荣。”晋乐府诗《清商曲辞·攀杨枝》:“自从别君来,不复着绫罗。画眉不注口,施朱当奈何。”刘宋孝武帝《拟徐干》:“自君之出矣,金翠暗无精。思君如日月,回还昼夜生。”鲍令晖《题书后寄行人》:“自君之出矣,临轩不解颜。砧杵夜不发,高门昼常关。”唐代雍裕之《自君之出矣》:“自君之出矣,宝镜为谁明?!”相传唐代郎大家宋氏的《长相思》也写道:“长相思,久离别。关山阻,风烟绝。台上镜文销,袖中书字灭。不见君形影,何曾有欢悦。”而太原女子的《寄欧阳瞻》则变化方式,意念实一:“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来云髻样,为奴开取金缕箱。”正由于《伯兮》中思妇情怀的典型性,加之在文学史上出现得最早,影响又大,也就为后世之作所袭用。

以想象境界的美好,显示自己思念之坚。诗的第三、四两章,表示自己怀念丈夫,矢志不移。“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朱熹说:“其者,冀其将然之辞。冀其将雨,而杲然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归而不归也。”(《诗集传》卷三)满怀希望,而事与愿违,使她失望。事与愿的差距愈大,则她的失望也愈大。“杲杲出日”为明丽景象,和思妇黯然神伤相对照,益发显得她焦虑难忍。在极化她思念痛苦的基础上,诗人没有发生怨言,也未自宽自解,而是以苦为乐,以忧为快,“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宁可思念丈夫到头痛的地步,也不愿改变自己的心志。诗的末章又从另一角度表现这种意思。希望有使人能忘忧的谖草,种植在北堂之前,可是又哪儿来这种忘忧草呢!既然无法解忧,那为了思念丈夫,就是想出了心病,也是心甘情愿的。第三章与第四章的共同点,在于她希望改变夫妻分离的状态,但客观上却不得相会。既不得相会,就不改变初衷。都是先从愿望说,再以现实言,最后归结到执着的思念。文情擒纵自如,腾挪有致。其不同之处,在于第三章寄希望丈夫归来而解忧,第四章则想自我解脱,而两者的结果都是失望,丈夫不得回来,自己也无法疗忧,于是感情便步步递进:“甘心首疾”到“使我心痗”。“杲杲出日”和“其雨其雨”表现了主观愿望和现实的矛盾,是渴望丈夫回来的心情的反映。“焉得谖草,言树之背”则是明知丈夫不得回还,想以物疗忧,这也是不能忘忧的一种曲折表达方法。前后对照,欲抑先扬,欲擒故纵,比平铺直叙的渲染或夸饰,感人力量更为强烈。

《伯兮》中的思妇是个不大不小的武官的妻子。她的丈夫担任着“为王前驱”的职务,她平时有着“膏沐”的条件,居住有着“北堂”(“背”)的房舍。因而它和完全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思念服役的丈夫的《王风·君子于役》就不同。《君子于役》则显得自然质朴、诚挚感人。《伯兮》产生的时代,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社会的每一个人和农业生产关系比较密切,因而《伯兮》中的思妇和后世贵族妇女的生活状态、思想情趣还是有区别的,《伯兮》刚健清新的风味仍然闪耀着民歌的风采。和《伯兮》的题材、主旨相似的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箫》就有了明显的差异。《伯兮》率直而李词委婉。《伯兮》中迳言“愿言思伯,使我心痗”,李词则“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情隐而辞微。《伯兮》简约而李词绵密。《伯兮》叙愁怀思绪,只以“自伯之东,首如飞蓬”一语概之,李词则层层叙排:“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狮形铜炉中的香早已燃尽,仍无心添加,锦被乱摊,仍不想理好;起身了,也懒得梳头,无心修饰,任镜台、奁合上积满灰尘。《伯兮》清新而李词纤秾。《伯兮》中所写“杲日”、“谖草”等全系生活中自然物,喷吐着自然气息,而李词中所写的陈设很是典雅,所用的物品很是豪华,所过的生活很是悠闲,流露着富贵景象。由此可见,李清照的词虽然源出《伯兮》,但因其身份、生活、情境与《伯兮》中的思妇有别,其文辞也就异味别趣。但由此亦可窥见,《伯兮》作为我国见诸文字的最早的闺怨诗,其积极的思想内容,高妙的艺术手段,对后世的闺怨、宫怨诗创作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今天的读者说来,仍有着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原文】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注释】1、伯:或是男子的表子。女子也可以叫她的爱人为“伯”、“叔”。“朅(怯qiè)”:见《硕人》篇注。2、桀(杰jié):本义是特立貌,引申为英杰。3、殳(殊shū):兵器名,杖类,长一丈二尺,用竹制成。4、前驱:在前导引。5、蓬:草名。蓬草一干分枝以数十记,枝上生稚枝,密排细叶。枝后往往在近根处折断,遇风就被卷起飞旋,所以叫“飞蓬”。这句是以飞蓬比头发散乱。6、膏沐:指润发的油。7、适(迪dí):悦。谁适为容:言修饰容貌为了取悦谁呢?8、杲杲(搞gǎo):明貌。以上两句言盼望下雨时心想:下雨吧!下雨吧!而太阳偏又出现,比喻盼望丈夫回家而丈夫偏不回来。9、愿言:犹“愿然”,沉思貌。10、疾:犹“痛”。甘心首疾:言虽头痛也是心甘情愿的。11、谖(宣xuān):忘。谖草:是假想的令人善忘之草。后人因为“谖”和“萱”同音,便称萱草为忘忧草。12、树:动词,种植。背:古文和“北”同字。这里“背”指北堂,或称后庭,就是后房的北阶下。以上二句是说世上哪有谖草让我种在北堂呢?也就是说要想忘了心上的事是不可能的。 【译文】夫君夫君,邦之英杰。执仗执枪,保家卫国!夫君赴东,乱发如蓬。无人悦己,为谁而容!盼雨盼雨,又见日烈。惟念夫君,头痛欲裂!忘忧草啊,哪里去找?惟念夫君,忧心如捣! 【鉴赏】 战争会破坏很多东西,而它首先破坏的是军人自身的家庭生活。军人尚未走到战场,他们的妻子已经被抛置在孤独与恐惧中了。她们的怀念不是一般的怀念,那永远是充满不安和忧虑的。等待出征的丈夫回来,几乎成为她们生活中唯一有意义的内容。然而战争又总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其必要性如何、能否被评判为“正义”,从事这场战争的群体和它的领导者,总是要勉励群体中的成员为之付出最大的努力、最大的牺牲。国家给军人以荣誉,使他们认为自己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是值得的;这荣誉也会影响他们的家人——尤其是妻子,使她们认为家庭生活的破坏以及自身的痛苦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因此,写妻子怀念从军的丈夫的诗篇,通常会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为丈夫而骄傲——这骄傲来自国家、来自群体的奖勉;思念丈夫并为之担忧——这种情绪来自个人的内心。《伯兮》就是典型的这种诗篇。诗一开篇,读者看到一个女子用自豪的口吻在描述她的丈夫。“伯”本是兄弟间排行的第一位,也就是老大,这里转用为妻子对丈夫的称呼(所以译作“大哥”),口气中带着亲切感。——现代的歌谣还常见这种情形。这位丈夫值得骄傲的地方在于:一则他长得英武伟岸,是一国中的豪杰,同时也因为他非常勇敢,充当了君王的先锋(由此看“伯”身份,当是贵族阶层中的武士)。而骄傲的来源,主要恐怕是在后一点上。假如“伯”虽然长得高大英武,在战争发生时却畏缩不前,妻子就没什么可以公然夸耀的了。——其实,一般人所知道的光荣,也就是社会所认定的光荣,个人在这方面是没有多少独立判断的能力的。转入第二章,写自从丈夫出征,妻子在家就不再打扮自己了,任由头发——女性身体最富装饰性的部分——零乱得像一蓬草。这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情诗最典型的表达方法,如“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徐干《室思》),“终日恹恹倦梳裹”(柳永《定风波》),“起来慵自梳头”(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等等,不胜枚举。这是以对女性的美丽的暂时性的毁坏,表明她对异性的封闭,也即表明她对丈夫的忠贞。不过,作为军人的妻子,这种举动还有进一步的意味。在古代,妇女是不能上战场的,因此妻子对从军的丈夫的忠贞,实也是间接表现了对于国家的忠贞——这就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群体——国家的要求。试想,假定一个军人在前方冒着生命危险打仗,他的妻子却在后方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走东家串西家,哪怕并无不轨之举,他也不能够安心。这不仅对于家庭是危险的,对于国家也有极大的不利。所以,社会尤其需要鼓励军人的妻子对其丈夫表现彻底的忠贞。此诗不管是出于什么人之手(它可能是一位妇女的自述,也可能是他人的拟写),这样写才是符合上述要求的。后来杜甫的《新婚别》写一位新娘对从军的丈夫表示“罗襦不复施”,还要“当君洗红妆”,好让他安心上战场,与此篇可谓一脉相承。然而,尽管诗中的女主人公算得上“深明大义”,她对自己的丈夫能“为王前驱”很感骄傲,但久久的盼待一次次落空仍然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对于古代妇女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幸福的唯一来源就是家庭;家庭被破坏了,她们的人生也就被彻底破坏了。而等待从军的丈夫,这与一般的别离相思是不同的——其背后有很深的忧惧。潘岳《寡妇赋》用此诗为典故,有云:“彼诗人之攸叹兮,徒愿言而心疼……荣华晔其始茂兮,良人忽已指背。”正是揭示了诗中未从正面写出,而又确实隐藏在字面之下的恐怕丈夫最终不能归来的忧惧。知道这一点,读者才能真正理解第三、四两章所描写的女主人公的期待、失望与难以排遣的痛苦。她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忘忧”,因为这“忧”已经使她不堪负担了。诗必须有真实的感情,否则不能打动人;但诗人的感情也并非可以尽情抒发的,它常常受到社会观念等状况的制约。拿《伯兮》来说,如果一味写那位妻子为丈夫的报效国家而自豪,那会让人觉得不自然——至少是不近人情;反过来,如果一味写妻子对丈夫的盼待,乃至发展到对战争的厌恶(这在事实上绝非不可能),却又不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所以最后它成为读到的这个样子:对亲人的强烈感情经过责任感的梳理而变得柔婉,有很深的痛苦与哀愁,但并没有激烈的怨愤。由于此诗所涉及的那种社会背景在中国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所以它的感情表现也就成为后世同类型诗歌的典范。

对诗经的研究论文

《论语》许多篇幅谈及君子,但这里的君子是一个广义概念,重在强调一种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个不同于平凡的人。为实现这一目的,《论语》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具备多种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样,而应“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也就是说,君子应以道义作为做人的根本,按礼仪来实行,用谦逊来表达它,用忠诚来完成它,否则就谈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视自我修养。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在孔子看来,作为君子就必须重视仁德修养,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离开仁德。同时曾子认为,君子重视仁德修养还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规范: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二是“正颜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说,君子要严肃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脸色,注意自己的言辞。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对你尊敬,信任,温和。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泰而不骄”(《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即作为君子应心境安宁而不傲慢,态度庄重而不与人争吵,能合群而不结党营私;君子要重视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多做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君子的修养。 其三,君子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孔子认为,君子除了自我修养,还要重视用“戒、畏、思”几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君子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要随时注意戒除个人的欲念;二是处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无忌惮;三是认真处理,随时严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差别还在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也就是说,作为君子只有重视道义,追求道义,才能与小人区别,才能真正体现君子的精神。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即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四、关于学习的态度、方法和目的 《论语》中关于学习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鉴。这些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关于学习的态度。孔子认为,追求学问首先在于爱学、乐学,这是关键。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即真正爱好它的人,为它而快乐的人才能真正学好它。孔子赞扬的颜渊就有这种发愤好学的乐观精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其次,要“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述而》)即学习要有踏踏实实的精神,默默地记住学到的知识,努力学习而不满足。第三,专心致志,知难而进。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读书的人要立志于追求道义、真理,要专心致志,不要为 世俗所累。同时,他还认为追求学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敢于知难而进,“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针对冉求在学习问题上认为自己能力不够的思想,孔子认为所谓能力不够的人,是走在中途就停止下来,你现在以能力不够划地自限,实际上是没有坚持到底的缘故。在这里孔子勉励冉求要知难而进,只有这样才能得道。事实上孔子自己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述而》)。第四,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这说明学无常师,作为人应随时随地注意向他人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孔子提倡和赞扬“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体现了孔子严谨的治学态度。 其二,关于学习的方法。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谈中多处提及学习方法问题,最著名的莫过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与此同时,孔子还特别强调学思结合,勇于实践。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只读书而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惑,只是空想而不读书就会精神疲殆。要求人们把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另外,孔子还非常重视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对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其三,关于学习的内容。孔子主张学习要博,要广,不能偏颇、单一。他提出要用四种东西作为自己的学习纲要,这就是“文,行,忠,信”(《述而》)。即文化知识,品德修养,忠诚笃厚,坚守信约。这四项内容对于自己和别人都具有重要意义。孔子在重视博学的同时,也强调学习要抓根本的东西,孔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这里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说明自己的“多学”是相对的,在多学的基础上,我是用一个道理来贯穿自己的学说的,这个道理就是学习的根本,学习重在抓住根本。这里孔子间接地说明了博与精的关系,值得借鉴。 其四,关于学习的目的。孔子认为,学习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但重点在于“学以致用”。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也就是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成;派他出使到外国,又不能独立作主应对;这样,虽然书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也就是说,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正义的事不能去做,有错误不能改正,也就是理论和实际不能结合,这才是我们忧虑的。由此可见,读书的目的,不在于死记书本,而在于应用,在于实践,在于“举一反三”地灵活运用知识。关于这一思想,在孔子的学生子夏的思想中也表现出来。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路》)也就是说当官时有余力就应该学习,学习后有余力就可以做官。这一思想实质上也体现了学与用的关系,要想当好官必须学习,学习的目的应是更好地当官,体现了学习与应用的关系,也体现了孔子办私学的目的,即通过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让他们直接登上政治舞台或作教师培养政治人才,当然在孔子看来,学习的目的也在于对道义、真理的追求,“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五、《论语》书中的教育思想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在教育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经验,《论语》一书对此有较多的概括。 其一,关于教育指导思想。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即受教育者不应分贵贱、贤愚,应该机会均等。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级界限,扩大了教育对象,使教育扩及于广大平民,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其二,关于教育的基本方法。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以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为贯彻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了解,诸如“由也果”、“赐也达 ”、“求也艺”(《雍也》),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办事畏怯,所以要鼓励他;子路胆大过人,自以为是,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孔子还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不要求学生死读书,而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子夏谈诗“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从而体会到“礼”应该以忠信仁义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称赞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信《诗》已矣。”(《八佾》)能启发我的人是子夏啊!现在我可以与你谈论《诗经》了。颜渊听老师讲学后“亦足以发”(《为政》),子贡也说他“闻一以知十”(《公冶长》),所以孔子特别称赞颜渊的聪明好学。这正是启发诱导式教育的必然结果。孔子特别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时,我不去启发他,不到他想讲而讲不明白时,我不去开导他。例举一个道理而他不能类推出三个道理,我就不再教诲他了。孔子还强调在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必须注意循序渐进,即:“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循循善诱启发教育的写照,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三,关于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贵族学校所用的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由此可见,孔子是以诗、书、礼、乐为普通教材教育学生的。至于“易、春秋”只是在孔子的晚年才进行研究并付诸教学的内容,所以孔子说:“五十以学《易》”(《述而》)。也可能因为《易》、《春秋》是比较精深的学科,只有少数高材生才能学习,所以说“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那么,在这些教学内容中孔子最为重视的是什么呢?从《论语》的许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诗》、《礼》是孔子教学的主要课程。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又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这些思想说明,孔子不仅重视《诗》《礼》的教育,而且重视这些内容的总结挖掘与研究,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四,关于教育的培养目标。在孔子看来,进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其重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以为当时的社会服务,这就是他著名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子张》)。正因如此,当季康子问他的弟子仲由、子贡、冉求能否“从政”的时候,孔子满口答应可以“从政”(《雍也》)。事实上,在孔子七十有二的得意门生中,从政者为数不少,孔子自身也不反对参政。这说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相统一的,体现了教育的社会价值。当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体现着阶级属性,但作为社会的人,孔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倡导的许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类共性的成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予以辩证地分析和扬弃。 六、关于务政的思想及其价值 《论语》中关于务政的思想是“学以致用”思想的具体体现,对此,《论语》中对务政的标准也作了具体说明。 其一,关于务政的对象。孔子认为只要懂礼、有道、正直,并具备一定的从政才能的人就可以务政。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孔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问:“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问:“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也就是说,只要人具备一定的参政素质,诸如果断、达理、多艺就可以参政。 其二,关于务政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从政者必须勤勉忠诚。孔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先之劳之”,“无倦”(《子路》)。也就是说在位不松驰懈怠,执行政令要忠心,要带头、勤勉,办事不要松懈。从政者必须温良恭俭让。陈子禽向子贡问道,“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也就是说孔子来到一国就一定会知道这里的政事,就是因为先生有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五种美德。而这五种美德也间接地说明参与国政的道理。有一次,孔子在谈论郑国贤相子产时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正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正是由于子产的这种庄重、恭敬、恩惠、道义和美德,才能使他处于郑国的贤相位置。 第三,要言行一致,举止端庄。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卫灵公》)也就是说要想使自己的思想主张为他人接受,必须心意诚恳,行为端庄,这样你的主张就可以行得通了。 第四,要眼光远大,依次而进。子夏当了莒父的县长,向孔子请教怎样理政。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即要求人们处理政务不要图快,贪图眼前利益,图快反而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贪图小利反而办不成大事。而应眼光放远,依次而进。另外,孔子还认为在处理政务时应当慎重,要深入实际,多听多见,了解实情,以免犯错误。即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政》)

诗经:可爱的人的本性!看我的翻译 氓那个男的刚开始看起来忠厚老实的很,抱着自己家里织的布来到俺们这里换丝。其实吧,他不是来换丝的,是来跟我商量婚事的。我送走他,先过淇水,一直送到顿丘这个地方。我俩一边走一边说,你急着要跟我结婚,不是我不愿意,是你连个像样的媒人都没找到。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我答应你,秋天我们就结婚吧。站在一段破墙上,看着你家方向的那个复关,看不到你时,心里不是滋味,难受的都哭了。看到了你,心里高兴极了,一边说一边笑。马上要成为你的新娘了,我们占卜了一下,卦象很好,说咱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好吧,把你的车子拉过来,把我和我的嫁妆带走。。。哦桑树还没有落,那叶子长的繁茂的好的很,哎呀,小斑鸠,别吃我的桑葚。哎呀,女人啊女人,千万不要沉迷于男人的谎言中。男人迷恋女人,只是一时的,很快就能把你忘掉,女人迷恋爱情,很难脱离出来。。。。呜呜,傻女人,坏男人桑树黄了,树叶落了,自从我嫁给你到现在已经三年了,三年了,我过着贫穷的生活。淇水浩浩荡荡,把我船上的窗帘都打湿了(我现在已经休了他,正在回娘家的路上)。我也没有什么错误啊,男人啊,你怎么这么花心,找了小三不说,一点度都没有,还见一个爱一个。。。受不了我嫁给你这三年,家里活没有不做的,早起来晚睡觉,没有一天不是这样的。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开始对我实施家庭暴力了。王八蛋。。。我的兄弟们不知道我现在的生活状态,还经常拿我开玩笑,我静下来想一想,自己难过吧,说啥都没用了。要是跟你白头到老一辈子,那我还不得怨恨一辈子啊,受气一辈子啊。淇水还有岸呢,一坑水还有个尽头呢,你做事没“成”。想起来我们谈恋爱那会,两个人高高兴兴,亲亲我我多好。。。你对我信誓旦旦说的那些话早就随风而去了,既然你说话不算话,做事情有这么混蛋的话,那么一切都结束了,拜拜!

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幩镳镳。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译文] 窈窕淑女体修长,披风罩在锦衣上;齐侯女儿多娇贵,嫁给卫侯到吾乡。 她和太子同胞生,也是邢侯小姨妹,谭公是她亲姐丈。 双手白嫩如春荑,肤如凝脂细又腻;脖颈粉白如蝤蛴,齿如瓜子白又齐; 额头方正蛾眉细,笑靥醉人真美丽,秋波流动蕴情意。 窈窕淑女身材高,驻马停车在城郊;四匹雄马多矫健,马辔两边红绸飘, 鸟羽饰车好上朝;诸位大夫该早退,别让国君太操劳。 黄河之水声势大,奔腾向北哗啦啦;撒开鱼网呼呼响,鳣鲔跳跃泼剌剌, 芦荻稠密又挺拔。陪嫁女子服饰美,媵臣英武又高大。 《硕人》是《诗经》“卫风”中的一首,是赞美是齐庄公的女儿,卫庄公的老婆庄姜夫人的诗。庄姜夫人如诗中提到,是当时齐国太子得臣的妹妹——可别小看这句“东宫之妹”,这是明写庄姜夫人跟太子是一母所生,也就是王后所生,凸显她娇贵的身份。有人说这位美丽的庄姜夫人嫁给卫庄公之后,受到了冷落谗嫉,没有子嗣,所以卫人同情她,为她做了这首赞美诗——这个“有人说”来自《左传》,力挺者是朱熹,不过这个解释向来很有争议,后人多认为这首诗看不出什么同情怜悯的成分,纯粹是赞美,是庄姜嫁到卫国时卫国人拍马屁的诗。从解释的不同看起来,朱夫子也不是纯粹道学,相当有人情味儿——我也宁愿相信这是人民同情美而无子的王后所做的诗也不愿相信这是无聊文人拍新女主人的马屁写的应制歌。 就算不看诗中的生僻字,单从字面也很好理解这首诗赞美的是庄姜夫人的美丽——其实这首诗里多数的语句还是在写庄姜的出身和排场,真正的外貌描写不过是“硕人其颀,衣锦褧衣”这一句和“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一段。 简单解释一下:“硕人”,原意是高大白胖的人,引申为美女,可见公元前七百多年的春秋时代,人们(至少是卫国的人们)喜欢高大丰满、皮肤白皙的美人,健康美还是比较吃香的。由此我们可以联想起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女神雕像,无论哪一个都是高大丰腴、有着结实的臂膀、修长的双腿和一个圆润的小肚子——可见在人类的“先民”时期,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喜欢那种高大丰硕型的美女,可以说,其审美观是十分健康的。究其所以,还是“美与善相统一”的规则在起作用,先民时期的人们,受自然条件所限,寿命没有现在长,高大健硕的女人至少代表着健康、宜生养,所以,是“好”的,因此也就是美的。女人圆润丰满的身体,就如灌满浆的稻谷,代表了一种生命力,在与天地战斗、生命权得不到保障的岁月里,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激发人关于“美好”的想象呢?至于“白皙是美的”这个观念,千百年来一直被我们所承认;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正因其苍白的面容而被赞誉为“有圣处女一般的容貌”;十八世纪的法国贵妇,为了使自己变得更白,不惜往脸上涂抹诸如鳄鱼粪便这种恶心的东西。(黑皮肤也很美,是现代才有的审美观。近几十年,法国女人才流行起黝黑明亮的皮肤,就算巴黎没有海,也要拜托市长在塞纳河边铺上海边才有的细沙然后大家去晒太阳。)而在中国古代也是以白为美的,李渔在《闲情偶寄》“声容部”中说:“……妇人本质,惟白最难。多受精血而成胎者,其人生出必白……”可见,“白”是中国古代一贯千年的审美观——总之,高大,说明出身娇贵、吃得好、营养好;白皙,说明她不用去室外劳动,从不经风吹日晒,可以说,这是一种属于贵族的美,是一种贵族时尚,除非天生丽质,老百姓是追不起的。“硕人其颀”是说“这位高挑的美女身材真修长啊”,原来古人所谓的高大白胖,是要求凹凸有致,不止是一味的胖下去,还需要颀长优美才是好的;“衣锦褧衣”是说“她穿着锦帛织成的长斗篷”,这位庄姜夫人,不仅美,而且挺会穿,因为身材高,再穿个长斗篷,看起来就会格外修长。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一段已经成为了千古传诵的写美女的名句,意思是:手指像细草般柔软灵活,雪白的皮肤像凝脂一般光洁平滑,脖子像天牛的幼虫那样既白且长,牙齿像瓜子儿一样扁而整齐;她额头丰满眉毛弯弯,浅笑盈盈,还有两个酒窝,眼睛黑白分明顾盼生波——看看吧,令人惊叹吧?庄姜夫人几乎没有缺点啊!弯眉亮眼、皮肤雪白、额头丰满、长长脖子、牙齿整齐、手指滑腻……甚至还有俩酒窝……好事儿都让她赶上了,看来山东出美女所言非虚!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审美观好几千年其实并没有特别巨大的改变,除了皮肤白之外,黑白分明的大眼、长脖子等以上提到的优点我们现在仍然认为很美——以前我们认为樱桃小口是美的,后来西风东渐之后,国人也渐渐能接受大嘴之美了,这可能算是中国人审美观里比较强烈的一种变化,可是,《硕人》这首诗里并没有对嘴巴的描写,可能那时候的人不太注重嘴,只注重电眼吧?又或者庄姜夫人是个像朱丽亚·罗伯兹一样的大嘴?人们给她虚美隐恶了?无考。 在那种时代,女人想要在书里留名是件多么难的事,庄姜夫人以“色”走进了《诗经》,走进了《左传》,走进了朱夫子的研究论文等等等等一大批各朝各代好事者的著作里,也算个历史奇观吧。不管怎样,这个高个子美女已经袅袅婷婷地站在了黄河旁,带着她的绝世仙姿和悲情故事站在了字里行间,悠悠千年。

诗经论文研究

《诗经》的普遍性流传。

两千年来,论诗者多矣。各个方面皆论述颇深。重复老调子,只是拾人牙慧而已。我建议你讨论一下诗经与原始风俗问题,用人类学、风俗学、社会学眼光来解读诗经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闻一多那代人开始的,相对其他话题比较新颖,涉及跨学科问题,做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是很有意思。建议你先读一读闻一多《诗经》类著作,如《匡斋尺度》、《诗经通义》甲乙、《诗经新义》,或许能有所启发。后人从这个角度研究的也不少,翻出几本典范,来读一读,看看除此之外能不能有新的视野和认识。只要有一点,一篇不错的论文就可以出来了。

《论语》许多篇幅谈及君子,但这里的君子是一个广义概念,重在强调一种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个不同于平凡的人。为实现这一目的,《论语》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具备多种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样,而应“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也就是说,君子应以道义作为做人的根本,按礼仪来实行,用谦逊来表达它,用忠诚来完成它,否则就谈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视自我修养。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在孔子看来,作为君子就必须重视仁德修养,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离开仁德。同时曾子认为,君子重视仁德修养还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规范: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二是“正颜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说,君子要严肃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脸色,注意自己的言辞。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对你尊敬,信任,温和。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泰而不骄”(《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即作为君子应心境安宁而不傲慢,态度庄重而不与人争吵,能合群而不结党营私;君子要重视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多做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君子的修养。 其三,君子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孔子认为,君子除了自我修养,还要重视用“戒、畏、思”几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君子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要随时注意戒除个人的欲念;二是处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无忌惮;三是认真处理,随时严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差别还在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也就是说,作为君子只有重视道义,追求道义,才能与小人区别,才能真正体现君子的精神。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即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四、关于学习的态度、方法和目的 《论语》中关于学习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鉴。这些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关于学习的态度。孔子认为,追求学问首先在于爱学、乐学,这是关键。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即真正爱好它的人,为它而快乐的人才能真正学好它。孔子赞扬的颜渊就有这种发愤好学的乐观精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其次,要“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述而》)即学习要有踏踏实实的精神,默默地记住学到的知识,努力学习而不满足。第三,专心致志,知难而进。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读书的人要立志于追求道义、真理,要专心致志,不要为 世俗所累。同时,他还认为追求学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敢于知难而进,“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针对冉求在学习问题上认为自己能力不够的思想,孔子认为所谓能力不够的人,是走在中途就停止下来,你现在以能力不够划地自限,实际上是没有坚持到底的缘故。在这里孔子勉励冉求要知难而进,只有这样才能得道。事实上孔子自己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述而》)。第四,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这说明学无常师,作为人应随时随地注意向他人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孔子提倡和赞扬“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体现了孔子严谨的治学态度。 其二,关于学习的方法。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谈中多处提及学习方法问题,最著名的莫过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与此同时,孔子还特别强调学思结合,勇于实践。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只读书而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惑,只是空想而不读书就会精神疲殆。要求人们把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另外,孔子还非常重视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对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其三,关于学习的内容。孔子主张学习要博,要广,不能偏颇、单一。他提出要用四种东西作为自己的学习纲要,这就是“文,行,忠,信”(《述而》)。即文化知识,品德修养,忠诚笃厚,坚守信约。这四项内容对于自己和别人都具有重要意义。孔子在重视博学的同时,也强调学习要抓根本的东西,孔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这里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说明自己的“多学”是相对的,在多学的基础上,我是用一个道理来贯穿自己的学说的,这个道理就是学习的根本,学习重在抓住根本。这里孔子间接地说明了博与精的关系,值得借鉴。 其四,关于学习的目的。孔子认为,学习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但重点在于“学以致用”。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也就是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成;派他出使到外国,又不能独立作主应对;这样,虽然书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也就是说,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正义的事不能去做,有错误不能改正,也就是理论和实际不能结合,这才是我们忧虑的。由此可见,读书的目的,不在于死记书本,而在于应用,在于实践,在于“举一反三”地灵活运用知识。关于这一思想,在孔子的学生子夏的思想中也表现出来。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路》)也就是说当官时有余力就应该学习,学习后有余力就可以做官。这一思想实质上也体现了学与用的关系,要想当好官必须学习,学习的目的应是更好地当官,体现了学习与应用的关系,也体现了孔子办私学的目的,即通过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让他们直接登上政治舞台或作教师培养政治人才,当然在孔子看来,学习的目的也在于对道义、真理的追求,“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五、《论语》书中的教育思想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在教育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经验,《论语》一书对此有较多的概括。 其一,关于教育指导思想。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即受教育者不应分贵贱、贤愚,应该机会均等。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级界限,扩大了教育对象,使教育扩及于广大平民,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其二,关于教育的基本方法。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以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为贯彻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了解,诸如“由也果”、“赐也达 ”、“求也艺”(《雍也》),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办事畏怯,所以要鼓励他;子路胆大过人,自以为是,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孔子还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不要求学生死读书,而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子夏谈诗“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从而体会到“礼”应该以忠信仁义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称赞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信《诗》已矣。”(《八佾》)能启发我的人是子夏啊!现在我可以与你谈论《诗经》了。颜渊听老师讲学后“亦足以发”(《为政》),子贡也说他“闻一以知十”(《公冶长》),所以孔子特别称赞颜渊的聪明好学。这正是启发诱导式教育的必然结果。孔子特别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时,我不去启发他,不到他想讲而讲不明白时,我不去开导他。例举一个道理而他不能类推出三个道理,我就不再教诲他了。孔子还强调在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必须注意循序渐进,即:“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循循善诱启发教育的写照,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三,关于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贵族学校所用的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由此可见,孔子是以诗、书、礼、乐为普通教材教育学生的。至于“易、春秋”只是在孔子的晚年才进行研究并付诸教学的内容,所以孔子说:“五十以学《易》”(《述而》)。也可能因为《易》、《春秋》是比较精深的学科,只有少数高材生才能学习,所以说“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那么,在这些教学内容中孔子最为重视的是什么呢?从《论语》的许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诗》、《礼》是孔子教学的主要课程。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又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这些思想说明,孔子不仅重视《诗》《礼》的教育,而且重视这些内容的总结挖掘与研究,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四,关于教育的培养目标。在孔子看来,进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其重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以为当时的社会服务,这就是他著名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子张》)。正因如此,当季康子问他的弟子仲由、子贡、冉求能否“从政”的时候,孔子满口答应可以“从政”(《雍也》)。事实上,在孔子七十有二的得意门生中,从政者为数不少,孔子自身也不反对参政。这说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相统一的,体现了教育的社会价值。当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体现着阶级属性,但作为社会的人,孔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倡导的许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类共性的成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予以辩证地分析和扬弃。 六、关于务政的思想及其价值 《论语》中关于务政的思想是“学以致用”思想的具体体现,对此,《论语》中对务政的标准也作了具体说明。 其一,关于务政的对象。孔子认为只要懂礼、有道、正直,并具备一定的从政才能的人就可以务政。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孔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问:“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问:“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也就是说,只要人具备一定的参政素质,诸如果断、达理、多艺就可以参政。 其二,关于务政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从政者必须勤勉忠诚。孔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先之劳之”,“无倦”(《子路》)。也就是说在位不松驰懈怠,执行政令要忠心,要带头、勤勉,办事不要松懈。从政者必须温良恭俭让。陈子禽向子贡问道,“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也就是说孔子来到一国就一定会知道这里的政事,就是因为先生有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五种美德。而这五种美德也间接地说明参与国政的道理。有一次,孔子在谈论郑国贤相子产时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正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正是由于子产的这种庄重、恭敬、恩惠、道义和美德,才能使他处于郑国的贤相位置。 第三,要言行一致,举止端庄。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卫灵公》)也就是说要想使自己的思想主张为他人接受,必须心意诚恳,行为端庄,这样你的主张就可以行得通了。 第四,要眼光远大,依次而进。子夏当了莒父的县长,向孔子请教怎样理政。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即要求人们处理政务不要图快,贪图眼前利益,图快反而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贪图小利反而办不成大事。而应眼光放远,依次而进。另外,孔子还认为在处理政务时应当慎重,要深入实际,多听多见,了解实情,以免犯错误。即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政》)

对不起,我也不会

归去来兮辞论文研究

归去来兮辞与归田赋之比较文字[color=crimson][/color]文字归去来兮辞与归田赋之比较在陶渊明所作的诗词中,归去来兮辞无疑是非常著名的一篇,无可否认,与张衡的归田赋比起来,有很多的相同之处,比如说,都表达了对田园生活的美好之感,都是在不得志后所作,都有一种离开官场后的欣然之情,但不同之处,亦然很多。下面,这篇论文,将重点就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做一些比较。一 历史时代背景的不同陶渊明,生与公元365年(晋哀帝兴宁三年),此时位于晋王朝的中期,距其建立有48年,距其灭亡55年。东晋王朝是大世族专政的封建王朝。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东晋王朝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化,在人民起义力量严重打击下日益土崩瓦解的时代。张衡,生于公元77年,从他的生卒时间看,他是东汉前期到中期的人物,这段时间的基本特征,即不同于东汉初期的光武帝,明帝,章帝的中兴气象,也不同于东汉后期桓帝,灵帝时代的颓衰,而恰置其中,于是,张衡也就自然而然地经历着一种历史的过渡和变迁。而作为时代的承负者,他还同样承负了社会政治的衰变和学术文化的衰变,也就是说他承受了双重变迁,这对他的思想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二 作者人生经历的不同陶渊明的一生,可以这么说,是很不得志的。虽然他的曾祖父陶侃,官至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两州刺史,封为长沙郡公,但并未能给带来多大的余荫,到他这一代,家道已经中落,更何况他并非嫡嗣所出。所以,在门阀世族观念极为看重的东晋王朝,他并没有什么好的晋升之资。众所周知,陶渊明是安于贫寒,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有识之士,殊不知,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曾有过乐观奋发的热情和幻想,从他的“忆我少年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出自《杂诗》)以及“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出自《拟古》)便可以看出。陶渊明29岁以后才进入仕途,在这之前,他的志趣是有变化和矛盾的,但中有一种“无乐自欣豫”的青年人的乐观情调。在仕途上,他先后经历了从小小的州祭酒,到在桓玄手下做事,在这期间州里曾召他做州主簿,但是推辞了。之后在刘裕手下做幕僚,之后又在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手下做参军,405年秋天,陶渊明做了彭泽令,这是他的最后一任官职,前后不过做了八十余日,归去来兮辞便也是这次离职之后所作。陶渊明于公元427年11月逝世,享年六十三岁。张衡自18岁便游三辅,入帝京,开始步入社会,政治。曾“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由此可以看出,他生性淡泊,也可见其家世显赫。在家世显赫的背景下的童年之造化,以及外部环境,对他的个人修养和一生的成就有很大的影响。张衡初入仕的时候,担任的是南洋主簿,为官九年,为政勤勉,也显示了他自己的才干。之后有过一段归家,在家治学时期。大约在永初五年到元初元年,应征入京师,官拜郎中,大约在安帝元初二年到建光元年初迁任太史令,永建元年复职太史令,阳嘉二年迁侍中。在两次担任太史令之间,曾做个几年的公车司马令。侍中之后,做过三年的河间相,之后做了尚书并卒于尚书任上。归田赋便是在做河间相辞官归家后不久所做。三 写作背景的不同陶渊明在自序中说是“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其实综观他的一生的作官经历来看,在官场上,他的极为不称心的。未遇明主,即使在那时候那些显赫一时的人物,他因为着自己的志向,爱好,个人情感,最后也都是辞职了事。且随年岁渐长,少年时的热情与幻想也不再。在对官场的厌恶与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中,能“解甲归田”,自是非常欣喜的。我个人认为,与其说他是因奔丧而辞职,倒不如说他是借此离开官场的樊笼。由此,在此篇辞赋中所体现的欣然之情和对田园生活的美好之感,也便不在意料之外了。张衡所处的是东汉安、顺以后,外戚宦官当权,朝政日非的时代。汉顺帝有一段时间曾升迁张衡为侍中,讽议左右。然阉竖终恐张衡揭露他们,永和初,张衡遂被罢黜为河间相。永和三年(138),张衡六十一岁由河间相上书乞骸骨,《归田赋》就是这时作的。四 赏析读《归去来兮辞》,并不能给人一种轻松感,因为在诗人看似逍遥的背后是一种忧愁和无奈。陶渊明本质上不是一个只喜欢游山玩水而不关心时事的纯隐士,虽然他说“性本爱丘山”,但他的骨子里是想有益于社会的。鲁迅先生在谈到陶渊明时说:“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则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题未定草》)透过“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这些愤激之语,我们感到了沉重。陶渊明辞官大概在11月份,是不可能出现‘木欣欣以向荣’,‘善万物之得时’ 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植杖以耘耔’这些物事的,由此可见,本文写的是虚景,为的是抒情表意而已。张衡张衡自18岁游三辅,入帝京以来,中途只有几年在家家居治学的日子,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官场上度过。自河间相后归田,对田园生活自是有种欣欣然的感受。他当时是在抗争与妥协,自保还是济世的心理斗争下最终做出了妥协与自保的决定的,此篇辞赋,所写的欢快之景,其实也是为了排绻心中的积郁之气。《归田赋》是一篇短小明畅的小赋,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它一洗汉大赋铺采缛文、繁重凝滞、虚夸堆砌的规矩,转为文句平淡清丽、结构短小灵活。文中多用典故是此赋的一大特色,如“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分别引用《淮南子·说林训》和《左传·襄公八年》的典故:“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事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也是从《楚辞·渔父》中“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及“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化来的。张衡充分利用了历史典故词句短小、内涵量大的优点,于文辞之外又平添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因而《归田赋》并未因为篇制短小而显干瘪。同时,《归田赋》所选用的多是为人们所熟悉的典故,并不晦涩难懂。所以这篇小赋以其雅致精炼、平易清新的语句,包容了内涵丰富的史实,并赋之以新意。五 总结在古代的文人中,受儒家思想的“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的影响非常大。在官场生涯不如意时,欣欣然归田,也未尝不是一件让他们期待高兴的事情。由此可以看出这篇文章的相似之处来。但个人经历的不同,时代背景的相异,则可以看到他们所做文章的不同之处。参考书目及资料:1 《陶渊明及其作品选》 廖仲安 唐满先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2 《张衡评传》 许结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3 《归去来兮辞》赏析(论文) 张之路 2006年4 高中古文学习 苏州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归去来兮辞原文译文--------------------------------------------------------------------------------查看有无更新版本关键字:归去来兮辞 2006-7-2陶渊明 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辞·原文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目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邱。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天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译文回去吧,田园快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回!既然自认为心志被形体所役使,又为什么惆怅而独自伤悲?认识到过去的错误已不可挽救,知道了未来的事情尚可追回。实在是误入迷途还不算太远,已经觉悟到今天“是”而昨天“非”。归舟轻快地飘荡前进,微风徐徐地吹动着上衣。向行人打听前面的道路,恨晨光还是这样微弱迷离。望见家乡的陋屋,我高兴得往前直奔。童仆欢喜地前来迎接,幼儿迎候在家门。庭院小路虽将荒芜,却喜园中松菊还存。我拉着幼儿走进内室,屋里摆着盛满酒的酒樽。拿过酒壶酒杯来自斟自饮,看着庭院里的树枝真使我开颜。靠着南窗寄托着我的傲世情怀,觉得身居陋室反而容易心安。天天在园子里散步自成乐趣,尽管设有园门却常常闭关。拄着手杖或漫步或悠闲地随处休息,不时地抬起头来向远处看看。云烟自然而然地从山洞飘出,鸟儿飞倦了也知道回还。日光渐暗太阳将快要下山,我抚摸着孤松而流连忘返。回去吧,我要断绝与外人的交游。既然世俗与我乖违相悖,我还驾车出游有什么可求?亲戚间说说知心话儿叫人心情欢悦,抚琴读书可藉以解闷消愁。农人们告诉我春天已经来临,我将要到西边去耕耘田亩。有的人驾着篷布小车,有的人划着一叶小舟。时而沿着婉蜒的溪水进入山谷,时而循着崎岖的小路走过山丘。树木长得欣欣向荣,泉水开始涓涓奔流。我羡慕物得逢天时,感叹自己的一生行将罢休。算了吧!寄身于天地间还有多少时日!何不放下心来听凭生死?为什么还要遑遑不安想去哪里?企求富贵不是我的心愿,寻觅仙境不可期冀。只盼好天气我独自外出,或者将手杖插在田边去除草培苗。登上东边的高岗放声长啸,面对清清的流水吟诵诗篇。姑且随着大自然的变化走向生命的尽头,乐天安命还有什么值得怀疑!归去来兮辞原文译文[ 1 ]归田赋 张衡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鲨(鱼留,音留)。于时曜灵俄景,继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

【原文】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译文】 我家贫穷,种田不能够自给。孩子很多,米缸里没有存粮,维持生活所需的一切,没有办法解决。亲友大都劝我去做官,我心里也有这个念头,可是求官缺少门路。正赶上有奉使外出的官吏,地方大吏以爱惜人才为美德,叔父也因为我家境贫苦(替我设法),我就被委任到小县做官。那时社会上动荡不安,心里惧怕到远地当官。彭泽县离家一百里,公田收获的粮食,足够造酒饮用,所以就请求去那里。等到过了一些日子,便产生了留恋故园的怀乡感情。那是为什么?本性任其自然,这是勉强不得的;饥寒虽然来得急迫,但是违背本意去做官,身心都感痛苦。过去为官做事,都是为了吃饭而役使自己。于是惆怅感慨,深深有愧于平生的志愿。只再等上一年,便收拾行装连夜离去。不久,嫁到程家的妹妹在武昌去世,去吊丧的心情像骏马奔驰一样急迫,自己请求免去官职。自立秋第二个月到冬天,在职共80多天。因辞官而顺遂了心愿,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归去来兮》。这时候正是乙巳年(晋安帝义熙元年)十一月。(译文来自古诗文网) 【绚兮解读】读陶渊明的这篇《归去来兮辞》千万不可忽略对序的解读。我以为只有在这篇没有任何矫饰的文字中我们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率真、坦诚、任真的,有着超拔的人生境界的陶渊明。 首句“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他说,我家里很穷,靠耕作种出来的粮食不能够养活家里人。这在他自己的诗《归园田居其三》中可以得到印证,他写到“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并不是因为陶渊明懒,他每天早出晚归,非常勤奋地在田地里劳作,可是却没有换来粮食的丰收。或许是因为年成不好,或许是作为一个诗人,田间劳作确实不是他所擅长的。接下一句“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作者写了自己不能自给的具体表现,家里的孩子很多,一个个嗷嗷待哺,而家里却没有多余的粮食了,家里的米缸空了,所赖以维持生活的凭借没有了,我又没有经营生计的本领。陶渊明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或许是家里唯一的成年男子,他是应该担负起家庭的重任的。可他却没有一技之长,不能像一般的手艺人,如石匠、木匠等人,靠自己的一技之长来赚取生活费。陶渊明一介书生,不擅长耕作,那要怎样维持生计呀!他自己很着急,家里的亲朋好友也都为他着急。“亲故多劝余为长吏”,亲戚朋友们说,你不是以前做过官吗?你可以再试着出去做官呀!是呀,陶渊明说,我也想要做官呢,可是“求之靡途”,我没有门路怎么去做官。陶渊明在这里说得多么实诚,他毫不掩饰自己想要做官的想法。“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辛弃疾对陶渊明的凭借恰如其分。他就是这么率真自然,因为家贫,他迫不及待要谋求一个官职,以获取钱财。中国几千年来,文人当中如渊明般率真的恐怕还没有过,你看三国时期的诸葛亮,雄才大略,早就想要施展一番自己的抱负了。可是当刘备带着他的两个弟弟去邀请他加入他们的团队一起创业的时候,诸葛亮却一再推辞,直到第三次去请他出山,他才答应下来。难道前两次邀请时,他就不想出山吗?当然不是,古代文人爱面子,要矜持,自恃清高,直到清末民初,鲁迅先生还对中国文人身上的这个特点进行了辛辣地讽刺。《孔乙己》就是典型,明明已经穷得饭都没有吃了,还要穿着长衫,以表明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即使是酒店的小伙计都看不起他了,他还放不下自己的读书人身份,端着读书人的架子,最后饿死,也不肯靠自己的双手去劳动来养活自己。 陶渊明完全没有一般读书人的自恃清高,他穷,就自己去田里耕作,耕作还不能自给,他就说自己还想做官。“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而刚好有一个机会,叔父推荐自己的小县城做官。自己考虑到当时还处于战乱中,不想去离家远的地方做官,而彭泽县离家又比较近,考虑了一下,做县令的俸禄足够可以供自己买酒喝。于是就去了。陶渊明可真是一个精神的人呐,他不说做官的工资可以养活我和我的家人了,他却说“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在陶渊明这里自己有酒喝比养活家人还重要,这可真是个想法超出常人的人。或许我们会批判他是一个太不负责的男人了,家里老婆孩子挨饿受冻,他却还想着喝酒,是不是太过分了。可这就是他决定去上任时的真实的想法,他把他写下来了。所以说,陶渊明是个率真得可怕的人,他不怕别人会骂他。《五柳先生传》里他也表达了自己好酒的天性“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他就是这么任性自然地生活着,穷就去朋友家里蹭酒喝,而且毫无客气,每次都要喝到尽兴,喝完也不纠结于亲戚朋友间的礼节问题,就这么潇洒地离开。 一般人贫穷,忽然有了工作,一定会对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倍加珍惜的,更何况是份又轻松又挣钱又体面的工作。可是你看陶渊明,他说“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做官没多久,他就有了辞官回家的想法了。“眷然”思念的样子,他就开始思念他的田园生活了。为什么呢?难道做官时下级不停他的调配了吗?还是上级为难他了?还是官场上的应酬让他讨厌了?还是上面克扣他的工资了?不这些都不是,如果是因为这些个世俗的原因,他就不是陶渊明了,他说“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我的本性就爱自然,不会矫揉造作,勉强自己。一般人会说,难道作为家里的男人,一个丈夫,看在几个要养育的孩子的份上,你就不能受点委屈吗?你只会说,饥饿寒冷虽然迫在眉睫,可是,违背自己的天性会让自己身心都感到痛苦。我当官都是因为被吃喝这些琐事给奴役了。我觉得这样会让我觉得特别烦恼,深深愧对我平生的志向。我的志向不是做官,而是,任由自己的天性,自由自在生活在没有束缚的大自然中。“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我的天性就不能忍受官场的阿谀奉承、尔虞我诈,我天生就热爱大自然,让我在官场,我就如同一只关入了牢笼中的鸟儿。我要挣脱这牢笼,重获自由,只有这样才是符合我的天性的。 你一定会批判他,你连温饱都不能满足了,你还谈什么理想。没错,在一般人看来,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人是没有资格谈论理想的。理想就如水中花,镜中月,虚无缥缈,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服穿。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人类激励理论》这本书中,将人类需要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普通人的五种需求是逐层递进的,只有满足了较低层次的需要,才会产生较高层次的需要。可是,陶渊明他在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都不能满足的情况下,却有了最高层次的需求。古典诗词研究专家叶嘉莹曾经评价陶渊明,说他是中国古代文人中真正做到了自我实现的人。我深以为然,当然,这还让我想到了,孔子最钟爱的弟子颜回,孔子曾称赞他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我以为陶渊明的人生境界是可以和颜回媲美的。 当然,陶渊明他不是神仙,他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所以他在做出这个辞官的选择的时候,还是痛苦的。他曾在《与子俨疏》中,向儿子表达了自己不能让他们过上温饱的生活愧疚之情。正因其如此,才更让我们为其真诚感动。 “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打算辞职了,还希望等到庄稼成熟,拿到工资再星夜离开。可是,陶渊明还是等不及拿到工资,就找了个妹妹去世,要赶着去奔丧的理由,辞去了彭泽县令的官职。陶渊明的最后一次出仕,只做了八十多天的官。这次出仕之后,他再也没有出来做官了。为表明自己辞官归隐的决心,他特意写这篇《归去来兮辞》。 从这篇小序当中我们看到了那个充满了矛盾,又自然率真的陶渊明形象。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 2018/09/15

《归田赋》和《归去来兮辞》都是抒写归隐之志,但是两篇文章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其差异。

1、创作背景

当时正值东汉王朝全面崩溃,政治极端黑暗,外戚、宦官争权夺利,祸国殃民等行径愈演愈烈。再加上连年灾害,导致田园凋敝、民不聊生。面对这种局势,张衡既深恶痛绝,又无力回天,不得不进行人生的反思,寻求自我解脱的道路。便写出了《归田赋》这篇文章。

陶渊明从29岁起开始出仕,一直厌恶官场,向往田园。陶渊明于东晋义熙元年41岁时,最后一次出仕,做了80几天的彭泽令。当时郡里一位督邮来彭泽巡视,官员要他束带迎接以示敬意。从此结束了时隐时仕,身不由已的生活,决心终老田园,并赋《归去来兮辞》,以明心志。

2、写作特点

从写作特色上看,张衡的《归田赋》一扫司马相如以来大赋的那种宏丽,虚夸堆砌的风气,以文句清丽,直抒胸臆,短小明快的特色取而代之。赋的一开头就写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只好归田隐居。开门见山,为提起全赋的纲领。

《归田赋》和《归去来兮辞》的语言都十分精美。诗句都以六字句为主,间以四字句,而归去来兮辞还有三字句、七字句和八字句,朗朗上口,韵律悠扬。

3、表达的思想内容

《归田赋》通过设想隐居生活的自由和欢乐,表达了作者盼望隐居的强烈愿望。对隐居生活的想象越美好越丰富,描绘得越充分,也就越能充分地表现出归隐的愿望,这正是作者欲隐而不得的心理反映。

《归去来兮辞》可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第1段)表示辞官归田的决心。第二部分(第2、3段)写作者回到田园后的愉快生活。第三部分(第4段)抒发诗人“乐天安命”的情怀。

归去来兮辞与归田赋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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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可爱的人的本性!看我的翻译 氓那个男的刚开始看起来忠厚老实的很,抱着自己家里织的布来到俺们这里换丝。其实吧,他不是来换丝的,是来跟我商量婚事的。我送走他,先过淇水,一直送到顿丘这个地方。我俩一边走一边说,你急着要跟我结婚,不是我不愿意,是你连个像样的媒人都没找到。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我答应你,秋天我们就结婚吧。站在一段破墙上,看着你家方向的那个复关,看不到你时,心里不是滋味,难受的都哭了。看到了你,心里高兴极了,一边说一边笑。马上要成为你的新娘了,我们占卜了一下,卦象很好,说咱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好吧,把你的车子拉过来,把我和我的嫁妆带走。。。哦桑树还没有落,那叶子长的繁茂的好的很,哎呀,小斑鸠,别吃我的桑葚。哎呀,女人啊女人,千万不要沉迷于男人的谎言中。男人迷恋女人,只是一时的,很快就能把你忘掉,女人迷恋爱情,很难脱离出来。。。。呜呜,傻女人,坏男人桑树黄了,树叶落了,自从我嫁给你到现在已经三年了,三年了,我过着贫穷的生活。淇水浩浩荡荡,把我船上的窗帘都打湿了(我现在已经休了他,正在回娘家的路上)。我也没有什么错误啊,男人啊,你怎么这么花心,找了小三不说,一点度都没有,还见一个爱一个。。。受不了我嫁给你这三年,家里活没有不做的,早起来晚睡觉,没有一天不是这样的。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开始对我实施家庭暴力了。王八蛋。。。我的兄弟们不知道我现在的生活状态,还经常拿我开玩笑,我静下来想一想,自己难过吧,说啥都没用了。要是跟你白头到老一辈子,那我还不得怨恨一辈子啊,受气一辈子啊。淇水还有岸呢,一坑水还有个尽头呢,你做事没“成”。想起来我们谈恋爱那会,两个人高高兴兴,亲亲我我多好。。。你对我信誓旦旦说的那些话早就随风而去了,既然你说话不算话,做事情有这么混蛋的话,那么一切都结束了,拜拜!

《论语》许多篇幅谈及君子,但这里的君子是一个广义概念,重在强调一种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个不同于平凡的人。为实现这一目的,《论语》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具备多种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样,而应“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也就是说,君子应以道义作为做人的根本,按礼仪来实行,用谦逊来表达它,用忠诚来完成它,否则就谈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视自我修养。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在孔子看来,作为君子就必须重视仁德修养,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离开仁德。同时曾子认为,君子重视仁德修养还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规范: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二是“正颜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说,君子要严肃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脸色,注意自己的言辞。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对你尊敬,信任,温和。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泰而不骄”(《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即作为君子应心境安宁而不傲慢,态度庄重而不与人争吵,能合群而不结党营私;君子要重视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多做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君子的修养。 其三,君子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孔子认为,君子除了自我修养,还要重视用“戒、畏、思”几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君子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要随时注意戒除个人的欲念;二是处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无忌惮;三是认真处理,随时严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差别还在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也就是说,作为君子只有重视道义,追求道义,才能与小人区别,才能真正体现君子的精神。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即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四、关于学习的态度、方法和目的 《论语》中关于学习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鉴。这些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关于学习的态度。孔子认为,追求学问首先在于爱学、乐学,这是关键。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即真正爱好它的人,为它而快乐的人才能真正学好它。孔子赞扬的颜渊就有这种发愤好学的乐观精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其次,要“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述而》)即学习要有踏踏实实的精神,默默地记住学到的知识,努力学习而不满足。第三,专心致志,知难而进。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读书的人要立志于追求道义、真理,要专心致志,不要为 世俗所累。同时,他还认为追求学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敢于知难而进,“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针对冉求在学习问题上认为自己能力不够的思想,孔子认为所谓能力不够的人,是走在中途就停止下来,你现在以能力不够划地自限,实际上是没有坚持到底的缘故。在这里孔子勉励冉求要知难而进,只有这样才能得道。事实上孔子自己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述而》)。第四,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这说明学无常师,作为人应随时随地注意向他人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孔子提倡和赞扬“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体现了孔子严谨的治学态度。 其二,关于学习的方法。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谈中多处提及学习方法问题,最著名的莫过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与此同时,孔子还特别强调学思结合,勇于实践。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只读书而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惑,只是空想而不读书就会精神疲殆。要求人们把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另外,孔子还非常重视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对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其三,关于学习的内容。孔子主张学习要博,要广,不能偏颇、单一。他提出要用四种东西作为自己的学习纲要,这就是“文,行,忠,信”(《述而》)。即文化知识,品德修养,忠诚笃厚,坚守信约。这四项内容对于自己和别人都具有重要意义。孔子在重视博学的同时,也强调学习要抓根本的东西,孔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这里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说明自己的“多学”是相对的,在多学的基础上,我是用一个道理来贯穿自己的学说的,这个道理就是学习的根本,学习重在抓住根本。这里孔子间接地说明了博与精的关系,值得借鉴。 其四,关于学习的目的。孔子认为,学习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但重点在于“学以致用”。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也就是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成;派他出使到外国,又不能独立作主应对;这样,虽然书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也就是说,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正义的事不能去做,有错误不能改正,也就是理论和实际不能结合,这才是我们忧虑的。由此可见,读书的目的,不在于死记书本,而在于应用,在于实践,在于“举一反三”地灵活运用知识。关于这一思想,在孔子的学生子夏的思想中也表现出来。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路》)也就是说当官时有余力就应该学习,学习后有余力就可以做官。这一思想实质上也体现了学与用的关系,要想当好官必须学习,学习的目的应是更好地当官,体现了学习与应用的关系,也体现了孔子办私学的目的,即通过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让他们直接登上政治舞台或作教师培养政治人才,当然在孔子看来,学习的目的也在于对道义、真理的追求,“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五、《论语》书中的教育思想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在教育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经验,《论语》一书对此有较多的概括。 其一,关于教育指导思想。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即受教育者不应分贵贱、贤愚,应该机会均等。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级界限,扩大了教育对象,使教育扩及于广大平民,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其二,关于教育的基本方法。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以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为贯彻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了解,诸如“由也果”、“赐也达 ”、“求也艺”(《雍也》),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办事畏怯,所以要鼓励他;子路胆大过人,自以为是,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孔子还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不要求学生死读书,而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子夏谈诗“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从而体会到“礼”应该以忠信仁义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称赞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信《诗》已矣。”(《八佾》)能启发我的人是子夏啊!现在我可以与你谈论《诗经》了。颜渊听老师讲学后“亦足以发”(《为政》),子贡也说他“闻一以知十”(《公冶长》),所以孔子特别称赞颜渊的聪明好学。这正是启发诱导式教育的必然结果。孔子特别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时,我不去启发他,不到他想讲而讲不明白时,我不去开导他。例举一个道理而他不能类推出三个道理,我就不再教诲他了。孔子还强调在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必须注意循序渐进,即:“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循循善诱启发教育的写照,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三,关于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贵族学校所用的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由此可见,孔子是以诗、书、礼、乐为普通教材教育学生的。至于“易、春秋”只是在孔子的晚年才进行研究并付诸教学的内容,所以孔子说:“五十以学《易》”(《述而》)。也可能因为《易》、《春秋》是比较精深的学科,只有少数高材生才能学习,所以说“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那么,在这些教学内容中孔子最为重视的是什么呢?从《论语》的许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诗》、《礼》是孔子教学的主要课程。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又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这些思想说明,孔子不仅重视《诗》《礼》的教育,而且重视这些内容的总结挖掘与研究,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四,关于教育的培养目标。在孔子看来,进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其重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以为当时的社会服务,这就是他著名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子张》)。正因如此,当季康子问他的弟子仲由、子贡、冉求能否“从政”的时候,孔子满口答应可以“从政”(《雍也》)。事实上,在孔子七十有二的得意门生中,从政者为数不少,孔子自身也不反对参政。这说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相统一的,体现了教育的社会价值。当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体现着阶级属性,但作为社会的人,孔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倡导的许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类共性的成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予以辩证地分析和扬弃。 六、关于务政的思想及其价值 《论语》中关于务政的思想是“学以致用”思想的具体体现,对此,《论语》中对务政的标准也作了具体说明。 其一,关于务政的对象。孔子认为只要懂礼、有道、正直,并具备一定的从政才能的人就可以务政。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孔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问:“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问:“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也就是说,只要人具备一定的参政素质,诸如果断、达理、多艺就可以参政。 其二,关于务政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从政者必须勤勉忠诚。孔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先之劳之”,“无倦”(《子路》)。也就是说在位不松驰懈怠,执行政令要忠心,要带头、勤勉,办事不要松懈。从政者必须温良恭俭让。陈子禽向子贡问道,“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也就是说孔子来到一国就一定会知道这里的政事,就是因为先生有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五种美德。而这五种美德也间接地说明参与国政的道理。有一次,孔子在谈论郑国贤相子产时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正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正是由于子产的这种庄重、恭敬、恩惠、道义和美德,才能使他处于郑国的贤相位置。 第三,要言行一致,举止端庄。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卫灵公》)也就是说要想使自己的思想主张为他人接受,必须心意诚恳,行为端庄,这样你的主张就可以行得通了。 第四,要眼光远大,依次而进。子夏当了莒父的县长,向孔子请教怎样理政。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即要求人们处理政务不要图快,贪图眼前利益,图快反而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贪图小利反而办不成大事。而应眼光放远,依次而进。另外,孔子还认为在处理政务时应当慎重,要深入实际,多听多见,了解实情,以免犯错误。即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政》)

两千年来,论诗者多矣。各个方面皆论述颇深。重复老调子,只是拾人牙慧而已。我建议你讨论一下诗经与原始风俗问题,用人类学、风俗学、社会学眼光来解读诗经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闻一多那代人开始的,相对其他话题比较新颖,涉及跨学科问题,做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是很有意思。建议你先读一读闻一多《诗经》类著作,如《匡斋尺度》、《诗经通义》甲乙、《诗经新义》,或许能有所启发。后人从这个角度研究的也不少,翻出几本典范,来读一读,看看除此之外能不能有新的视野和认识。只要有一点,一篇不错的论文就可以出来了。

《诗经》的普遍性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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