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现在存在的研究都拥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也不喜欢东浩纪的观点，我也认为冈田斗司夫太吹，也觉得斋藤环很扯。包括我在答案里批评的博士论文，我当然不喜欢它，我觉得它写得一点也不好。但它们真的都是垃圾吗？
我承认现在存在的研究都拥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也不喜欢东浩纪的观点，我也认为冈田斗司夫太吹，也觉得斋藤环很扯。包括我在答案里批评的博士论文，我当然不喜欢它，我觉得它写得一点也不好。但它们真的都是垃圾吗？
说是垃圾我倒觉得明显是po主情绪上来了。冈田斗司夫本身所认同的“御宅”其实就是他自己那几个世代的御宅（大概是二、三世代）。对于一些现象的评述，冈田斗司夫的角度大约都是从一个”传统御宅“的角度来看的，在新消费文化兴起的当下，像以前一样那种”宅的方法“自然已经变化了。对于冈田斗司夫来说这种变化就意味着”御宅已死“，但是冈田完全不看新世代”御宅族“（如果他们还能被称作御宅族的话）有着自己表达热爱之情的方法渠道。
（而第二代otaku应该出生在1970年前后，1958年出生的冈田斗司夫属于的是第一世代otaku，这条评论中应该是弄错了年代。
另外我想提的一点就是，冈田斗司夫提出御宅学的那个时代，正是宫崎勤事件（宫崎勤 _百度百科）发生不久，御宅这个群体遭受媒体的强烈抨击，并被社会大众所歧视的时代。而冈田斗司夫却开始在东京大学内开办由他自己独创的“御宅学”的讲座。当时的舆论之风正强烈地抨击着御宅族这一群体，而冈田斗司夫却在讲座中颠覆了当时的观念，首次采用积极视角看待和评价御宅族，也使御宅这一概念在日本进一步传播开来。如果没有冈田斗司夫的吹，也许现在日本社会中对于OTAKU的歧视会比现在严重的多。包括我在答案里黑的厉害的博士论文。她的理论分析就做的很好。至少在理论这块她是有下功夫的，只不过在材料的理解和分析上存在的问题更多。
我感觉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明确一下ACG文化的范畴，是泛指日系的ACG文化，还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涉及到这几项内容的文化都包含在内。因为我对其他国家的ACG文化没什么了解，回答中的文化都特指日系ACG文化。既然ACG文化是日系的ACG文化，那么它的文化研究前沿在哪里当然一目了然。——在日本。从日文数据库CiNii（NII论文情报ナビゲータ）中随便选几个关键词都能出来不少搜索结果：CiNii Articles 検索 - おたく，以OTAKU为关键词，结果有20页，161个结，CiNii Articles 検索 - 魔法少女，以魔法少女为关键词，结果有3页，在Taylor & Francis，和jstor里以OTAKU为关键字搜索的话，结果是这样的：Taylor & Francis Online :: Search Results。322个，不过有很多都是book review，而且关联性也不那么强。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Taylor & Francis还是jstor搜索到的英文文献，都有相当部分是日本人写的。当然这非常正常。本来就是发源自日本的东西，日系的ACG文化当然是日本人做的研究比较多。但是比较可惜的是CiNii的文献基本上是有料，也就是要付费的，国内基本没有什么学校会专门去购买这个数据库，在国内要下载这上面的资料应该说是非常困难的。在学校的时候听说北外的日本研究中心有购买这个数据库，不过权限比较高，只有内部学生和老师可以用，否则需要开具证明还是介绍信一类的……我懒就没去。（死
2、有哪些相关的观点理论？第二个问题……关于观点，比较出名的是东浩纪的《动物化的后现代》，冈田斗司夫的《御宅学入门》，还有《御宅已死》（オタクはすでに死んでいる）等书，不过题主好像已经了解过了。另外大冢英志的《おたくの精神史1980年代论》也比较出名，主要观点包括OTAKU的消费主要是对物语的消费等等。要说理论，其实很难从ACG文化这样一个具体的东西中去提炼出什么理论，就像你很难从地下摇滚音乐这种亚文化圈里去提炼一个非常抽象的理论一样，东浩纪也是学哲学出身的，从哲学的一些理论框架出发去研究ACG文化现象，并且得出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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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内的状况又如何？理解不够。这是我的第一反应。看到windchaos的回答，思考了一下觉得自己并不了解香港和台湾那边的状况。所以这个评价只针对大陆的情况。具体来说就是有学术功底的人对ACG文化的理解有限，而了解比较深入的人又缺乏足够的学术功底。结果就是理论的部分写得不错，具体去分析人群以及现象时，分析得就让人觉得很尴尬，非常鲜明的一知半解感。这也很容易理解。ACG文化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黑话满天又富有特色，圈外的人要想融入到这个文化圈里，像个局内者一样交流，门槛是非常高的。而多数有学术功底的老师很难花费这个成本去进行了解，也很难拥有去深入了解和认识的渠道，他们纵使是了解也只是浅尝辄止，不可能拥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我觉得文化的前沿应该是魅力
如今的研究前沿应该是很好的
1、资料收集方式不同，质性研究常用访谈、观察等方式收集，定量研究多用量表、测验、调查、问卷等方式。
2、数据分析模式不同，质性研究由研究者本人分析，相对来说不太科学，定量研究采用统计方法进行，结果较为科学严谨。
3、设计特点不同，质性研究设计经常需要灵活、即兴，定量研究较为固定、结构化。
4、抽样方法不同，质性研究样本选择常常是随机的、目的性强的，并且样本量较小，定量研究要求样本量大、随机性强。
名词解释
它是确定事物本质属性的科学研究，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和基本方法之一。它是通过观测、实验和分析等,来考察研究对象是否具有这种或那种属性或特征,以及它们之间是否有关系等。由于它只要求对研究对象的性质做出回答，故称定性研究。
研究者运用历史回顾、文献分析、访问、观察、参与经验等方法获得处于自然情境中的资料，并用非量化的手段对其进行分析、获得研究结论的方法。定性研究更强调意义、经验（通常是口头描述）、描述等。
一、性质不同 1、质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访谈、观察、实物分析），对研究现象进行深入的整体性探究，从原始资料中形成结论和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 2、量性研究是指先规定收集资料的方法，通过数字资料来研究现象的因果关系。 二、研究的目的不同 1、质性研究的目的在于描述和理解，是用系统的、互动的、主观的方法来描述生活经验，并赋予一定的意义。强调对研究对象有重要意义的观点和事实，而不是对研究者有重要意义的结果。质性研究着重探索现象的深度、丰富性和复杂性，有助于护理理论的发展以及发现新知识。 2、量性研究的目的是预测和控制。这种方法主要用来描述变量，检测变量间的关系，决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可用于验证理论。 三、结果呈现方式不同 1、质性研究以叙述性的文字报告结果，将提炼的各个类别或主题内容描述出来。注重从参与者的自身感受出发来描述，常引用研究对象的原话，以支持类别或主题的内容。 2、量性研究的结果以数字资料为主，强调统计分析的正确性、数据的准确性和客观性。
1、研究原理不同。
定量研究用数学的工具对事物进行数量的分析；质性研究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访谈、观察、实物分析），对研究现象进行深入的整体性探究。
2、研究方法不同。
质性研究通过视觉分析、论述分析方法来经常研究；定量研究通过调查法、相关法、实验法来经常研究。
内容
通常是相对量化研究而言。量性研究在确定课题后要对研究形成假设方法：量性研究在确定课题后要对研究形成假设和科研设计，并规定收集资料的方法。意义是应用普遍，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代表性。量性研究一般只能解释所提出的研究问题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验证理论或进一步发展某理论或模式。
文化产业视域中的民族声乐教育论文
内容摘要： 文化产业化给我们文化教育事业提出了许多必须思考的问题。作为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化特色的民族声乐教育，在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中应当居于什么地位？有什么职能？有何种发展机遇？本文从民族声乐教育与文化艺术生产者、当代科技、文化资源、文化市场四个方面，以文化产业的理论视角，初步提出了发展民族声乐教育的新思路。
关 键 词： 民族声乐教育 文化产业 文化资源 文化市场
文化产业作为当代人类社会创造财富的一种新的产业形态，是伴随着全球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而发展起来的，是一个集中代表了现代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全球化新兴产业，因此，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关注。近年来，中国文化产业实践与理论的勃兴，为各项文化艺术事业提出了若干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与探讨，将有利于我们在文化艺术事业发展中辨清方向，明确目的，增加动力，取得实效。
一、民族声乐教育与文化艺术生产者
21世纪的国际竞争实质是文化的竞争，文化竞争力成为了综合国力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文化产业是文化竞争力的载体和直接体现，发展文化产业竞争力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全面提高艺术生产力。
艺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之一是文化艺术生产者。民族声乐教育是培养文化艺术生产者（歌唱者）的具体手段。中国的民族声乐教育为当代中国培养了众多的歌唱人才，一批优秀的歌唱者创造了一个民族声乐的时代，但这却没有构成相应的艺术生产力和文化竞争力——我们的民族声乐作品有多少打入国际市场？我们的民族声乐艺术家每年有多少人能在世界各地巡演？这些国际性演出又有多少经济回报？即使是在国内，问题也很严重：民族声乐的唱片出版远不如“通俗”畅销；民族声乐的专场演出很少且影响不大；民族声乐作品的创作风格手法单一且题材近似；而整个声乐教育界更为尴尬的是大多数声乐学生毕业后要改行……这些现象的存在给民族声乐教育提出了现实性的课题——我们到底该培养怎样的文化艺术生产者！
当今社会，在全球文化产业的环境下，作为文化生产力基本因素而显现出巨大能量的人已经不再仅仅特指歌唱艺术家群体，而是包括与之相关的策划者、制作者、管理者、经营者、传播者、批评者等等。正是由于众多从事文化艺术生产各个环节的人们的合力，才推动了艺术产业繁荣兴盛。民族声乐教育要成为综合国力发展的强大促进力，就要改变现行的教育理念：其一，民族声乐教育要培养具有声音控制表达能力的歌唱者，更要培养民族声乐艺术的歌唱家，他们作为艺术生产者，应能够完成某些特殊时代或地域文化风格的表达；其二，民族声乐教育在以培养歌唱技能为主的基础上，还要拓展教学内容和方法，使歌唱者懂得艺术价值的实现途径与手段——策划、制作、经营管理、传播等，以主动的姿态投入到文化产业的实践中去，改变目前民族声乐艺术产业的外行化和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操作模式，使民族声乐学习者在文化市场中具有更多的主动权和更为广泛的生存发展空间。
二、民族声乐教育与当代科技
当代科技的发展决定着现代文明具有技术品格，从而也决定着民族声乐艺术的生产传播方式的技术化特征。最先进的技术、设备、手段和方法在文化艺术生产各行业的广泛应用，也给民族声乐教育提出了如何使用科技手段提高教育质量的新课题。
面对激烈竞争的文化艺术市场，唯有能掌握科技手段进行艺术生产、积累和传播的艺术工作者，才能够脱颖而出。民族声乐艺术的传播在科技时代已不再是人际传播方式为主，而多为大众传播（广播、电视、网络，CD、VCD、DVD等）方式。现代数字技术为歌唱者创造了无处不在而又简便易用的各种录音、录像、制作加工、编辑合成等设备，每一位歌唱者首先都应该学会怎样使用录音、扩音设备，让自己的歌声符合常规的拾音效果（尤其是那些特别轻柔或特别强烈的声音的表达）。通过录音手段反复磨练具有自己特质的声音，让声乐的传播更富有准确、流畅、细腻、动人的魅力。另外，民族声乐的表演特征可通过数字录像设备得到深刻而丰富的锤炼。歌唱者面对镜头和面对镜子是完全不同的感觉，通过录像，客观地审视自己，才能准确地把握表演的要领和分寸，创造感人的视听效果。这自然需要对声乐教学设备的投入。一架钢琴作为声乐教学设备的全部家当，已显得原始和落后。培养现代化人才需要先进的思想，更需要现代化的设备。学校应对声乐教学提供高科技的教学设备，为培养新时期现代化科技含量高的声乐人才奠定物质基础。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由传播媒体结构而成的信息化世界，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把它称作“地球村”。由于传播技术的发达与普及，人们对于传播媒体普遍具有一种特殊的依赖性：信息、知识、文化娱乐等，都依赖于媒体的传播。民族声乐的发展也毫无选择地依托于传媒。因此，掌握传媒技术方法，提高传播意识和传播能力，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一切文化教育事业的紧迫任务。当下的网络媒体已经造成了音乐传播的火爆态势，网络不仅传播速度快，且传播面广，影响力之大已超过广播电视。在此情势下，民族声乐为什么要沉默？为什么不去传播自己而甘当受众？是自以为清高吗？不是！这一方面是传播意识不强，另一方面则是对当代技术比较陌生。声乐教师应熟悉并掌握当代科学技术，引导学生去学习、去实践。但事实却相反，有些教师对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不去主动了解，沉醉于传统的声乐教学模式，不思进取，有的甚至落后于学生，造成了教与学的被动局面。教师队伍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落后，是培养文化艺术生产者的一大障碍。其实，网络艺术传播手段也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各类音频视频编辑软件应用十分便捷且效果丰富，流媒体压缩格式的播放效率也越来越高，网络艺术传播已形成了强劲的潮流，冲击着传统的主流媒体。鉴于此，民族声乐教育应当开阔科学教学理念，开拓技术教学内容，加大技术设备建设力度，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从而在人才培养、文化积累、艺术交流、媒体传播、产业提升等各个方面作出新尝试、新探索和新贡献。
三、民族声乐教育与文化资源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但要使文化产业取得强大的竞争力，还必须注重保护、开发和利用文化艺术资源。在发展文化艺术生产力的过程中，文化艺术资源可以超越时间、地域、国家、民族等条件的限制，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以求得开发利用，同时促进世界范围文化消费、文化交流、文化贸易。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是当今文化产业的巨大宝藏，如能开发得好，不仅能创造可观的经济价值，同时又能实现良好的社会价值；既能够保持文化生态平衡，同时又能创造出新的文化艺术品类，从而全面加强中国的文化竞争力。在这方面，民族声乐教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是保护。保护文化遗产，是开发和利用资源的先决条件。人类的音乐文化遗产是一种特殊的资源，是人类口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中，宋朝以前的音乐主要是在歌舞形式中发展的，宋朝以后的音乐主要是在戏剧形式中发展的，显然，这些都与歌唱有关。所以说，在当今文化产业的环境中，民族声乐教育有着保护音乐文化资源的责任，这种保护不是封存或遮盖，相反，要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将它们展现起来并沿传下去。每一位民族声乐的学习者都应该掌握大量的中国民歌文献和唱法技巧（甚至包括原生态唱法），以使文化物种尽可能持久保留，从而保留住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之源。这或许是民族声乐教育的艰深课题，但却是历史的使命与时代的责任！
有人质疑，现今有多少学生会唱自己家乡的歌？这虽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现象，但它却反映了一个深刻的、引起人们反思的社会问题。著名音乐教育家谢嘉幸老师在《寻找家乡的歌——音乐教育的现代化观念之三》一文中提到：“如果一种文化一开始就丧失它的个性，它的性格，它的‘灵魂’，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中国音乐教育》2001年第11期）这应当引起所有民族音乐教育工作者注意。“音乐是文化的灵魂，音乐是民族的血脉”，它融进了人们的情感，倾诉着人的喜怒哀乐，反映着民族的心理与性格，是具有民族独特风格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提倡重视和保护民族民间音乐并不是封闭保守，是要为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保留一份美丽的风景；如果作为文化灵魂的音乐有一天“进化”得没了个性与民族特色，带给人们无限欢乐的音乐将变得索然无味；我们曾经“只为那今天的村庄，还唱着过去的歌谣”而惆怅，如果不保护“文化生态环境”，中国在多元文化世界里将处于什么位置？谢嘉幸老师倡议，“为了使每一个学生拥有最优化的音乐素质结构”，音乐教育应该“先学乡土音乐，再学民族音乐，再了解外国音乐”。我们的学生既是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者、表演者，又是欣赏者和创造者，重视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已成为国际音乐教育的发展趋势。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认为“世界音乐的丰富多样性给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带来机遇”，而“我们的音乐教育中缺乏文化观念，我们的民族音乐观念一直很糊涂”的现象依然存在。
其次是开发利用。文化产业的主要竞争力，来源于对文化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使之物化为精神产品，传播于世。所谓“合理”的开发利用，主要是禁止一切破坏性的开发。对于民歌艺术的开发而言，一方面，忠诚于历史，保护其原貌；另一方面，尽可能全面地开发，让非物质文化渐渐长大。关于民歌艺术的利用。我们主要从民歌艺术所蕴含的历史特征、文化韵味和民族精神方面加以利用——现代戏剧、歌剧、舞蹈、电影、电视剧、电视小品、民族史诗等。一切艺术传播样式都能承载大量的音乐文化资源，只要利用得好，增值同时又能实现社会价值。大型现代吕剧《补天》以史诗的气魄、酣畅的叙事结构和精巧的选材，生动再现了建国初期8000名山东籍赴疆垦荒女兵为改造西北荒原奉献青春、汗水和泪水书写的悲壮历史，弘扬了人性的宽容、坚忍、和谐之美。现代吕剧《补天》的创作汇集了三位国家一级编剧、全国著名青年导演、获得梅花奖的一批优秀中青年演员等。艺术表演、舞美、灯光和音乐创作一起创造了入选2006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剧目之一，实现了艺术创作上的历史性突破，为传统吕剧增添了时代特色，震撼了到场观众的心灵。但它的经济效益又如何呢？此剧在广大爱好艺术的人群中知之又是多少？这样一部优秀的、大投入的戏剧为什么没有产生巨大的艺术与经济效应？是我们的戏不够优秀，还是我们对文化产业的意识不强？拿大型现代吕剧《补天》2004年11月在上海美琪大戏院的`演出和李宇春2006年5月在上海大舞台的演出票价来比较，吕剧《补天》的最高票价是280元一张，而李宇春的最高票价则是980元。“超女”现象应当承认是文化产业成功运作的范例，它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多样的。我们民族民间的传统艺术应有文化产业手段的积极保护，当代中国民族声乐教育也应把保护、开发和利用音乐文化资源并使其充分增值作为自己的分内之责，因为只有民族声乐教育具有这种功能——培养民族音乐艺术的生产者。
四、民族声乐教育与文化市场
在文化艺术活动中，只有形成文化市场的消费需求，才会有文化艺术的大规模生产。文化消费的需求促成市场的形成，巨大的消费市场空间对于艺术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不再以物质资源为核心，而是以知识、智力等精神性资源为核心资源，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突破物质资源的有限性及其制约，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和潜能，使人的主体地位普遍显现和提升，使个体能够自觉地追求个性的自由和自我的实现，这才是人们精神的最终消费需求。
民族声乐教育应面向市场，这或许不是个新话题，但却是个新课题。市场在哪里？怎样去面对？实际上，艺术生产按照美的规律创造出文艺作品，满足了艺术消费者的审美需求，而这种需求的满足又形成并提高了艺术消费者的审美能力和新的审美需求，反过来推动艺术生产向着更高、更美的境界发展。对此，马克思曾经作过一番形象的解释，他说：“钢琴演奏者生产了音乐，满足了我们的音乐感，不也是在某种意义上生产了音乐感吗？……钢琴演奏者刺激生产；部分地是由于他使我们的个性更加精力充沛，更加生气勃勃，或者在通常意义上说，他唤起了新的需要，而为满足这种需要，就要用更大的努力来从事直接的物质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64页）由此可见，文化生产力作用于人的影响远大于物质生产力的作用，它对人的心理、情感甚至对人的生理都会产生影响。
培养具有现代市场意识的民族声乐人才，不仅要使他们在理论上了解市场循环的规律，更要锻炼他们具体的市场操作能力。文化产业是专门为大众消费而生产产品的现代产业部门，它的产品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供市场销售的可互换物而加以生产的。因而其中包含两层生产关系：一个层面是艺术创造者——艺术家、制作者、管理者、传播者及批评者之间的关系。在这当中，艺术的个性表现或风格寻求与把握占主导地位。另一层面是产业生产——包含文化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艺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等等。在这当中，文化的命运与资本的命运紧密相连，一切要按市场规律运转，制造需求、占领市场、获取利润成为文化艺术生产的重要方向。要使民族声乐教育能够培养出具有市场意识的人才，就要不断地让学生观察市场、调查市场、策划市场，摸清创造需求的路径和方法，探索营销手段，计算生产成本，锻炼市场意志，从而以专业的技术、全面的能力和全新的姿态，展现出新时代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创造者应有的风采。
文化产业面临发展机遇 一个国家或民族强大与否，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同时更取决于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亟须通过先进文化建设，将亿万群众的创造力、向心力凝聚成一种强大的合力，为其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种巨大的精神需求为文化产业的勃兴，提供了无比广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先进文化是文化产业之魂，而文化产业是先进文化的实践基地和传播途径，是它的血肉之躯，二者相互依存，息息相关。 关键词:文化产业;发展; 面对国际社会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同民族、国家也纷纷依据新的特点改变自己的文化发展策略。由于我们多年来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人为地把文化产业和意识形态对立起来的倾向，成为了阻碍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党的十六大报告根据当前的特点，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统一到社会效益的原则下。文化事业与产业分立，通过提高文化事业的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雄厚文化事业基础，重视经济效益，文化产业又成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这种改变，是根据意识形态新的特点和规律做出的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创新，也为文化产业的勃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迅猛发展，提供了以前人们难以想象的变革世界、开拓世界的崭新手段和无穷力量，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生产、生活、消费等诸多方面，也为文化的开发、传播、消费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五千年文明史，文化积累深厚，文化类型极其丰富，文化资源难以估价。但由于地域、交通、传播等多方局限，价值大多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甚至有的濒于消亡。而以数字技术革命为代表的高科技进步，为激活文化资源实现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准备了条件。现在许多发达国家在完成了通信、传媒、信息产业的第一次制度创新后，正在进行第二次革命，文化内容的填充，发展与信息产业相关的文化产业，正在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制定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及进行制度创新的核心内容。在这方面，我国汇入世界潮流也正当其时。我国在“十五”期间拟投入40亿元开发软件产业，传媒业正在成为我国第四大产业，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对接更有了现实可能性。 据有关统计，我国每年文化市场消费可达4800亿元，而现在我们的文化产品市场实际份额只有1800亿元，国际文化资本看好我国的广阔市场。200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500亿美元，成为世界引资第一大国。这些资本虽然大多投在加工制造、金融、电信和农业，但随着资本形式在新时期发生的重大变化，有的已从单一的货币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今年我国将在市场经济和旅游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允许美日德三国投资旅游业，上海将和美国某公司合作，共同设计兴建和经营国内首家世界级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等。这些当然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机遇，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通过合资、参股方式大量注入国际文化资本，甚至彻底购买、兼并国内较有实力或前景的文化产业，我们的版权经市场转换可能为外国所有。另外，他们通过雄厚财力和优越条件，吸引国人为其打工，按照好莱坞等国外模式“包装”中国题材文化产品，再以本土化打入中国市场，赢得巨额收入的同时，也势必将国外文化价值观渗入国内。面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巨大考验，我们应在启动“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的基础上，尽快制定中国文化资源保护法。而这些只有通过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来完成。从国内民间投资来看，其份额已接近国有经济投资。如果将这部分资本吸引转移到文化产业中来，必将使其能量得以释放。可见文化产业的确立，也为国内外资本增值开辟了新的渠道，也从根本上消除了文化产业的资本瓶颈制约。 文化资源一旦与科技等产业融合嫁接，就会显露出巨大经济意义，成为一种新经济资源进入经济开发中心地带，实现关联度极高的拉动效应。文化产业在美国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在英国的平均发展是整个经济增长率的近两倍，在日本已达到其汽车工业的产值。这种新经济资源的转化和实现过程，就是通过文化作为要素在其它产业的渗入融合，或发生渐变，实现优化升级，或发生质变，成为新的产业形态和产业分支，使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打破行业界限完成重组。以新的内容和卖点进入以网络业为主的科技产业市场，诞生了信息文化产业；以新的产品和服务进入旅游市场，形成了旅游文化产业；将游戏与娱乐注入到教育中，改变旧的知识传播方式，创造了新型的教育娱乐产业；加大体育健身的娱乐开发力度，实现体育娱乐产业质变；以文化品位、设计、策划进入城市规划、建筑、装潢、广告、环卫环保、标志制作、汽车美容、美容美发、形体塑造、大众摄影、环艺、工业设计等为主的形象领域，甚至餐饮、花卉等服务业，完成文化与物质的互动。从更深层次说，经济制度的变更，经济战略的提出，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向和方式的选择，都有文化因素在发挥着驱动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产业是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因此，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具有深远的意义。
浅思加快新疆文化产业发展内容提要：新疆拥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多元性特色文化资源。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文化建设成效显著，文化产业发展步伐加快。随着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呈多层次、多形式和多样性发展趋势。新形势下我们要大力挖掘和整合文化资源，解放文化生产力，发挥优势，形成特色，推动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的转化，积极探索新疆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关键词：新疆文化 文化产业 产业发展 新疆位于欧亚大陆腹地，是古“丝绸之路”要冲，古代中国、印度、伊斯兰和希腊等四大文化体系交汇于此，形成了新疆多民族、多宗教、多语种、多风俗的特色文化资源。进一步加快新疆文化产业发展，不仅是有效提升民族文化内涵和群众道德素质的重要手段，更是新疆建设全面小康的基本要求、增强综合实力的重要途径和维护国家文化战略安全的重大举措。 一、新疆文化建设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全国各省区市一样，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新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日益增长，文化建设步伐显著加大。通过不断加大文化设施建设投入力度，繁荣文化市场，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建立，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程度不断提高，新疆文化建设走上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繁荣发展的新阶段。 文化艺术事业欣欣向荣。新疆现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90个,年均演出9000余场。艺术门类从以各民族歌舞音乐为主发展到歌剧、话剧、京剧、秦腔、豫剧、新疆曲子、儿童剧、杂技、曲艺、交响乐等各类艺术平衡发展的局面。一大批突出时代主旋律、具有浓郁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色的优秀剧目在国内外舞台上一展风采。维吾尔歌剧《木卡姆先驱》、歌舞《我们新疆好地方》、话剧《吴登云》等20多部作品先后获得国家文化部“文华奖”等多个奖项。杂技“高空钢丝”等在全国杂技比赛和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分获“金狮奖”、“银狮奖”。 新闻出版行业异彩纷呈。新疆现有出版社13家，比1978年增加7家，用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和锡伯6种文字年出版各类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约3000种。650余种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获国家、省部级奖项。报纸98种，较1978年增加了58种，少数民族文字报纸占42%，有国内唯一的柯尔克孜文报纸《克孜勒苏报》、世界唯一的锡伯文报纸《察布查尔报》。全疆县以上新华书店有96家，其他书店1500多家，较1988年增长了7倍。各类印刷企业4000多家，印刷业年工业产值近11亿元。 广播影视事业精品迭出。新疆有省级广播电台、电视台、兵团电视台、教育电视台各1座，地级广播电台5座、电视台9座、广播电视台8座。开办广播节目121套，用维、汉、哈、蒙、柯5种语言全年播出52万小时，综合覆盖率达；开办电视节目141套，用维、汉、哈、蒙、柯、英6种语言全年播出57万小时，综合覆盖率达。2003年以来，新疆有328件广播影视作品获国家级奖项，其中6件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6件获“中国新闻奖”，《新广行风热线》栏目荣获全国十大名栏目。天山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四部影片获中国电影“华表奖”，《买买提的2008》被国家广电总局确定为迎奥运献礼影片。 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1998年以来，新疆出版物陆续走入中亚、欧美、东南亚及港澳台市场，《福乐智慧箴言选粹》、《新疆自然保护区》等40多种图书进入“中国对外图书推广计划目录”。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与美国蒙勒克好莱坞电影公司联合制作的《神秘中国—丝路之谜》一片在全球在线播放，其DVD销往欧美地区。仅2000年至2006年，新疆与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文化交流项目达425个。新疆广播电视“走出去工程”自2004年开始实施以来，中央和新疆的广播电视节目先后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土耳其五国落地播出。 文化产业发展不断加快。2001年新疆成立了文化产业管理机构，文化产业的管理、服务和规划工作有序展开。自2002年起，新疆先后组织歌舞团、歌剧团等演出单位及民营企业的文化产品参加了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中国首届及第二届文博会，2007年参加第三届文博会的参展单位达48家，涉及文化、广电、出版、旅游等多个领域，展品包括和田玉、民族工艺品、精品图书、影视作品、歌舞演出等多方面内容，与国内外客商签约亿元。新疆各地文化部门也积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力促产业项目与市场接轨。随着新疆文化领域经济效益稳步提升，吸纳就业人数不断扩增，文化资源开发经营规模日益扩大，文化产品项目投资日渐活跃，新疆文化市场发展趋势良好。据统计，2008年新疆文化产业增加值近14亿元，同比增长35%以上，经营性文化产业机构万余个，从业人员数近3万人，已基本形成了集国家、集体、私营、个体等所有制并存，演出、娱乐、音像、网吧等门类齐全品种多样以及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市场经营格局。丝绸之路、龟兹乐舞、和田国玉等文化品牌声名鹊起。 当然，新疆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随着各族人民群众的文化鉴赏水平不断提高，逐步呈多层次、多形式和多样性发展趋势，这既为文化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也显现了文化产品的供需矛盾。一是认识不足，资金投入少，文化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对文化重要性的认识相对不足，传统的思维观念导致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潜力认识不够。近年来，国家和自治区对新疆文化事业的投入显著提高，但由于基数小、历史欠账多，投入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政府对文化产业的管理仍沿用事业管理体制，一些改革措施难以落实、成效难以显现。现行的文化产业体制还存在政企不分、职能交叉、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概念模糊等问题。文化企事业单位长期属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营模式，从业人员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文艺单位“等、靠、要”问题突出，市场适应能力弱。二是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人才缺失严重。目前，新疆文化基础设施普遍处于落后、老化的现状，百姓休闲娱乐的场所有限，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还不强，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受外来文化冲击和对民族传统文化挖掘传承的缺失，一些民间文艺、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逐渐消亡，急需拯救、恢复与传承。而因自然环境、生活待遇、发展空间等方面因素的制约，文化事业队伍中人才外流严重。三是文化资源产业化经营不到位。目前，新疆文化建设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日益呈现，但因受到传统文化事业管理体制的制约，文化资源整合难度较大，文化企业单体规模较小，导致文化产业产值总量较小，整体竞争力偏弱，文化产品市场影响力小。四是文化产品精品缺乏,“走出去”能力有待提高。新疆的文化产品的传播与其拥有的地缘优势，文化资源的丰富、独特性不相称。主要表现为一些文化产品如杂技、歌舞、音乐等在国际、国内市场的展示方面，还主要局限于为经济或宣传形象“搭台”的层面。 二、新疆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势与潜力 新疆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它所包涵的内容极其丰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优越的地理位置。新疆位于亚洲中心腹地，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要冲，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八国接壤，是我国与邻国交界最多的省区之一，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通往欧洲的“咽喉”。目前已形成了民航、铁路、公路环形布局，纵贯南北、横连东西、通达率不断提高的交通网络格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为新疆文化大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丰富的自然资源。新疆地域辽阔，地理形态复杂多样，自然风光独具特色，旅游资源丰富多彩，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还是举世闻名的“瓜果之乡”。它孕育的文化在质朴中深藏博大、本真、原初性，处处展现着文化的独特、神秘与魅力。 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新疆是多教汇集地，原始宗教、萨满教、袄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先后在新疆广泛传播。古文化遗址、丝绸之路、克孜尔千佛洞、交河故城、尼雅遗址、楼兰遗址等丰富的文化遗迹享誉中外。《十二木卡姆》获联合国“世界人类口头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英雄史诗《玛纳斯》等14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优秀的文化底蕴是新疆文化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石。 多民族的异域风情。新疆是多民族、多宗教、多语种地区，多元兼容并包的文化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产业发展素材，13个世居民族就使用着10种语言，我国四大史诗在新疆就有《玛纳斯》、《江格尔》和《格萨尔》三部。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自然崇拜、神话传说、歌谣曲赋、舞蹈、服饰、建筑、手工艺、礼仪习俗以及生存理念、生活和生产方式等在内的多种文化载体与形式，都展示了浓郁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多元性特征，民族文化绚丽多姿，独特神秘，魅力无限。 三、加快发展新疆文化产业的途径 新疆独具特色、丰厚质朴的文化资源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不竭源泉。大力挖掘和整合民族文化资源，解放文化生产力，在深度开发和挖掘保护中形成规模、做成产业、打造品牌，推动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的转化，是当务之急。 一是转变观念，多渠道发展文化产业。充分认识发展文化产业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创新思路，着眼于市场需求，培育和扶持文化企业。加大对国有文化企业的改造力度，加快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使之成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文化企业。充分调动民营资本和社会力量，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投资文化产业，积极吸引外资参与相关领域文化产业经营，使文化资源开发与地区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逐步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力量相互促进，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份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发展格局。 二是坚持政府主导，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切实加强对文化产业发展的组织领导，成立相应组织协调机构，将文化产业发展纳入全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研究制定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各项扶持政策。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用于阶段目标的实施与建设。加快组建具有规模优势的文化产业集团，扶持其做大做强。重视文化产品的销售推介，加大新闻媒体的强势宣传，有针对性地帮助企业加强文化产品目标市场的营销，开发市场潜力。建立新疆文化产业网站，构筑快速、便捷、现代化的宣传营销网络平台，利用文化资源和品牌最引人注目的闪光点，推介新疆的文化形象和产品，扩大对外影响力和吸引力。 三是形成特色，打造品牌。鼓励支持特色文化产品的开发，深入挖掘、提升文化资源的内涵，探求适合产业发展的途径和模式。围绕和阗玉文化、伊犁酒文化、新疆民族风情旅游、历史文化旅游、民族歌舞、民族饰品开发、民族饮食等主题，进一步挖掘并做大做深，打造既具民族文化特色又有市场潜力的知名文化品牌。积极促进文化企业科技水平的提升，不断为静态的文化资源注入活的时代因素，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表现技巧激发文化资源的释放力、创造力，增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表现力、吸引力，突出地方性、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不断提高文化产品市场竞争力，努力实现文化产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统一。 四是提高国民素质，提升环境文化内涵。文化素质决定劳动力的素质。努力建立公共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与国民经济、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相适应的机制，不断夯实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设立新疆文化建设专项资金。保护和扶持民族文化事业发展，加大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保护和传承力度，加大对优秀文学艺术原创作品的扶持奖励力度，鼓励各民族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文化作品。鼓励各地充分挖掘本地民族文化，在异域风情上大做文章，提升文化内涵。如在城市建设、环境绿化等方面，突出新疆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在建筑风格上，努力将民族风格与现代审美统一起来，形成不同民族风格的特色建筑风景带。在环境绿化美化亮化中，将新疆的胡杨树、沙枣树、红柳等特色植物与现代城市绿化景观植物相结合，形成具有新疆特色的环境绿化美化风景线，打造独具魅力的城市景观植态环境。 五是加强人才培养和人才队伍建设。文化产业本身是内容产业，其核心和源头就是创造、创新和创意，这一切都取决于人的智慧。文化产业大发展，必须实施人才兴文战略。要进一步完善人才激励机制，拓宽人才选拔途径，培养和引进一批经营管理人才、文化经纪人才和科技创新人才，逐步建立一支懂政策、会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文化产业人才队伍，建立起引得进、留得住、用的活的人才引进和使用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大中专院校、企业参与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和培训。 参考文献： 1、张运德：《以先进文化为导向推进新疆文化产业发展》，《新疆社科论坛》，2004年第3期。 2、《文化产业政策汇编》，文化部文化产业司，2004年。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50周年筹委会办公室：《新疆5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 4、2007-2008年《新疆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浅谈进化摘要：虽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已经发表了一百多年，而且自本世纪中叶以来，无论达尔文及达尔文主义的研究，还是进化生物学本身，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目前不少国人在对进化的认识上依然存在着严重的误解，有些误解源自恩格斯关于进化的论述。例如将进化视作进步，以及依然认为生物进化是生物从低等到高等的变化等等。这种看法并非真正的达尔文主义，也与现代的进化观相去甚远。关键词：进化 进步 达尔文主义1959年，美国著名遗传学家.穆勒在纪念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一百周年的一次会议上，针对百年来人们对于达尔文进化理论的简单、片面的理解，以及进化理论发展的迟缓，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一百年来没有达尔文也是一样的”。[1]时间又过去了37年，我想， 如果穆勒在天之灵有知达尔文主义和进化理论在当前中国的状况，他还会发出相同的感叹。姑且不论中国当前对于达尔文主席和进化理论的研究、教学方面的忽视〔1〕， 就是对于达尔文主义和当代生物进化理论的理解和接受方面，我们也远远落后于欧美。再具体一些，对于什么是进化这一进化论中最基本的问题，不少人的认识和理解依然停留在一百年前的水平，其中当然不乏误解。《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 期上的“论恩格斯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学说”便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证（以下引注此文时，只注页码）。然而，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在中国目前有不少人持有与该文作者相同或相近的观点。因此，我们就进化问题的讨论便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它不是针对某人，而是针对问题本身的。一“论恩格斯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学说”一文中提出，“进化与事物的革命性变革、上升发展、相互转化等概念是一回事”。并且认为这“首先是客观的事实”，“所以，从语义学上讲，‘进化’者‘前进变化’之简谓也”。（第23页）从汉语的语义学角度看，“进化”确实能使人产生“前进变化”的联想。但是这样理解显然是望文生义。因为“进化”（evolution ）是一个纯粹的外来语，又有译作“演化”的（笔者认为，根据现代的进化生物学，“演化”是比“进化”更贴切的译法），它的词根“evolv ”的拉丁语含义是“滚动”的意思。据《牛津英语辞典》，“进化”一词于1670年首次使用在生命科学中，但直到19世纪初叶，“进化”这个词基本局限于胚胎发生学中，大致用来表达胚胎发育中潜能的“展露”（unfolding），即表达胚胎的有机发育。〔2〕这也是为什么拉马克、达尔文这两位科学进化理论的创始人很少使用“进化”一词的原因之一，因为容易与当时人们熟悉的“进化”用法混淆。 在表述生物的进化时， 拉马克更多更明确使用的是“转形”（transformisme ）， [ 2] 而达尔文则经常使用“带有饰变的由来”（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3〕、〔4〕，）在达尔文时代，使用“进化”一词最响的并不是达尔文，而是赫伯特·斯宾塞。不过斯宾塞的“进化”用法并不是严格意义上达尔文理论的含义，而是带有前进变化的含义，并且主要通过他，“进化”一词被广泛用于社会科学中。[5]即使从理论的内涵上看，拉马克和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也并不完全含有“革命性变革、上升发展、相互转化”的意思。首先应该指出的是，“革命性变革”或“革命性变化”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生命科学领域中有其特定的含义。灾变论的创始人乔治·居维叶正是使用“革命”（revolution）这个词来说明地层中脊椎动物的不连续性，说明地质史上生物的灾变。（〔5〕，—112）。而拉马克和达尔文理论很少的共同点中就包括他们都明确反对“灾变”（或按当时的用词“革命性变化”）的观点，他们都信奉赫顿的箴言“自然中没有飞跃”，达尔文则更是一位坚定的“均变论”者。[6] 而恩格斯的“自然界完全由飞跃所组成”的观点表明他并没有汲取当时的最新科学成果来看待自然变化的连续性与间断性。〔3〕此外， 拉马克和达尔文从未提出过生物的进化是“相互转化”的观点。试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按照拉马克、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哺乳动物起源于爬行动物，如果进化是相互转化的话，也就意味着，哺乳动物中还会发源出爬行动物。自然界中根本就没有这种相互转换的生物进化例证。至于生物进化是否是“上升发展”的观念，在拉马克的理论中确有这样的含义，在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中则几乎没有。现代主流的科学进化理论秉承达尔文主义的传统（即综合进化理论，又被称作新达尔文主义），结合了现代的遗传学、系统分类学、古生物学、胚胎学、生态学、动植物地理学、动物行为学等成果，对于生物的进化有了更新更透彻的理解。无论按照综合进化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迈尔所下的并且被广泛使用的“进化”定义，“进化是适应的改变和生物群体多样性的变化”，还是按照许多遗传学家所坚持的“进化是群体中基因频率的变化”的“进化”定义〔7〕—163），“进化”的科学含义中都不存在“革命性变革”、“上升发展”或“相互转化”的意思。亦即，从语义上看，“进化”不等于“前进变化”。二“论恩格斯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学说”一文中提出，“在这个〔指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看来，生物的变化就决不只是种类和数量的简单变化，即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前进发展过程。……‘进化’概念的科学含义，就是指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演变、转化、发展”（第23页）。持有相同进化观的人在中国为数不少。这一点，仅从十几年来的几本高校自然辩证法教材中就可以看出来。197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自然辩证法讲义（初稿）》中就指出：“进化论用大量的事实……揭示了生物……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变化的自然图景”（22页），动植物都经历了“从低等到高等的发展”（71页）；198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舒炜光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原理》中也说：“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是经历了从低级向高级的方向发展”（478页）； 而东北大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1995年）陈昌曙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新编》中依然认为生物的进化存在着从低级到高级的方向性（80—82页）。此外，在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自然辩证法论文集》中我们看到，即使象方宗熙这样从事多年生物进化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也从低级和高级的角度看待生物的进化（258页）。这种观点显然是对达尔文进化学说的曲解。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具有很丰富的内涵。[8] 他将生物的进化看作生物（确切地说是物种）的趋异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物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结果是生物多样性的增加。达尔文认为生物的进化是一两个阶段的过程。第一阶段是随机（不定向）变异的产生，这完全是一个偶然性的过程。第二阶段是自然选择的作用，结果使适应的变异保留了下来，而不适应的变异被淘汰（〔3〕，—81），这个阶段可以视为定向的和必然性的过程，但衡量的标准只是生物的适应。在达尔文看来，适应是生物进化最终结果。在这样一种理论柜架中，偶然性与必然性真正达到了统一。现存生物以及人类的出现是生命演化长河中无数偶然性，以及每一阶段、每一特定时间、特定环境中自然选择作用的结果，并非“物质的本性”决定了必然“发展出能思维的生物”（《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期第25页）。同样，对比之下， 恩格斯所谓“太阳系、地球可能要毁灭，但还会重新出现新的集结运动过程，星球、生物、人类还会重新出现”显然缺乏事实和理论依据，只能算是幻想。此外，按照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框架，生物“从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进化观也显得毫无必要。再者，“低级”，“高级”、“前进”都是人类中心说的判定标准。达尔文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中彻底的唯物论内涵，包括完全抛弃人类中心说的判定生物是否进化的标准。这也正是达尔文理论与前人的进化理论及西方传统观念的一个明显的区别，[9]同时也是他迟迟不发表自己进化观点（推迟了20年）的顾虑所在和他的理论最终引起很大争议的原因所在。（〔4〕，—27）生物，乃至整个自然界，存在着低级与高级之分，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并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从而形成“自然等级”（scala naturae）的理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中的万物根据其质料因和形式因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等级，并构成静止不动的自然等级。在这个等级中，无机物是低级的，有机物是高级的；而在有机物中，植物是低级的，动物是高级的，人类则是最高级的。这种观念在中世纪后期与经院哲学和世俗的社会政治理论结合了起来，成为基督教教会和封建贵族解释社会等级差别的理论依据。到了17—18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等级观念被改造成为“存在的巨大链条（The GreatChain of Being）[10]，并且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个链条之间的环节并非固定不变的。到了18世纪后期，存在的巨大链条不是静止不动的，其中存在进步（或前进）变化的观点已广为人知。[10]、[11]拉马克的进化理论正是按照这样的理论框架形成的。拉马克承认自然界中存在从低级生物到高级生物这样一个等级序列，其中人类是最高级的。但拉马克认为这样一个序列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存在着进步（或前进）式进化变化，即链条的每个环节都会发生本质性改变，明确地说，物种本身会发生改变，变化的趋势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2〕，）。这是不同于莱布尼茨等人观点的重要地方， 莱布尼茨等所提出的生物潜能的展露并不涉及生物的本质变化。在谈到生物进化的机制时，拉马克提出，除了环境的作用、获得性遗传、用进废退、自然发生外， 还有生物内在的向着完善的驱动力（intrinsic drivetoward perfection）（〔12〕，—250）。应该指出的是，19世纪下半叶流行欧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就包含了许多拉马克理论的成份，如获得性遗传、环境对生物变异的直接作用、用进废退和生物具有向着完善进步进化的内驱力等。（〔5〕，—274）恩格斯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观点显然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很大影响。[13]社会达尔文主义也随着进化论在上个世纪末传播到中国[14]，加上带有浓厚拉马克主义色彩的米丘林、李森科等前苏联学者的进化观在中国的广泛宣扬，至今在一些国人的进化认识中，依然存留着拉马克主义的痕迹。达尔文以其坚定的推论和丰富的依据，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全新而严谨的理论体系，更加合理地解释了生物的适应、和谐、地质史展示的生物变化与差异，从而带来科学史上的一次革命。[9]达尔文在其进化理论形成的早期（1837—1838）就认识到不能用从低级和高级的角度来解释生物的进化，“当我们谈到高级时，我们总会说到智力上的高级——但是当我们面对覆盖着美丽的大草原和森林的地球时，很难认为智力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15]以后他更加明确地告诫自己“绝不使用高级和低级这些词”。（〔7〕，）这一思想被现代的绝大多数进化生物学家所继承了。确实诚如现代著名进化论者古尔德所说，“假如阿米巴象我们一样适应生活的环境，谁又能说我们是高级的生物？”（〔4〕，）倘若不以人作为参照标准， 低级与高级就更难划分了。比如，软骨鱼出现的历史早于硬骨鱼，按照拉马克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所展示的观点，会认为软骨鱼是低级的，硬骨鱼是高级的，但是不论从适应环境的。角度，还是从食物链上位置的角度，都很难认为作为软骨鱼的鲨要比作为硬骨鱼的鳕鱼低级所以认为进化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发展过程”，既不是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又不是现代的科学成果，只不过是被达尔文理论所替代的拉马克进化论或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的乐观主义进步论而已。三诚然，达尔文在谈到生物进化的用词上，并没有完全脱离他那个时代。他在《物种起源》中10次使用“进步”（progress），123 次使用了“完美”（perfect, perfected perfection）。[3]但他在使用这些词时，很少带有人类中心说的色彩。他在使用“进步”一词时，并不指生物向着完善的定向发展和前进，而是指时间的进程。（〔7〕，）在《物种起源》中，只有一处在谈到“高级”（即地层中晚出现的）化石动物群可能取代其他类群时，达尔文使用了带有发展改善意思的“进步”一词，但他又说：“我找不到检验这种进步的方法”。（〔3〕，）在使用“完美”一词时，达尔文主要用来说明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生物更加完美地适应所生活的环境，并不是等级上完美的意思。（〔3〕 第六章，〔7〕，—241）斯宾塞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使用“进化”、“进步”、“完美”时，与达尔文的用法有很大的区别，其中含有以人类或智力为标准而指称从低级向高级上升前进、不断完善的意思。 [5][16]恩格斯在使用这些词时，其中的含义更近似于斯宾塞的用法。 这类用法的“进化”概念，并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进化概念。19世纪中叶以来，“进化”概念从生命科学中传到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在这一传播过程中，“进化”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已不同于达尔文在说明生物变化时的原义了。今天，“进化”一词被广泛用来说明人类历史的变化、政治的变化、经济的变化等，但其中的含义基本上是事物随时间的改变，而且是单向性的，甚至有些进化是可以预先确定方向的。而生物的进化除了时间上的变化外，它还不是单向性的，而是分叉状的，另外生物进化的方向并不是预先可以确定的。（〔17〕，）换句话说，到目前为止， 科学界关于物质形态的进化还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其实，即使在生物学界，在生命进化本身的看法上也没有达成共识。如此看来，上面所引述的且被目前许多人所认同的恩格斯的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统一学说就显得过于乐观和缺乏依据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无疑是奉献给人类的无价财富，继承这笔财富的最好方法是利用时代发展所取得的精神、文化成果（包括科学的最新成果）去丰富它，而不是恪守其中已经过时的教条。参考文献[1] , "One Hundred Years Without Darwin areEnough". The Humanist, 19:139—149, 1959.[2] , Zoological Philosophy (1809). Translatedby , London, 1914; reprinted by Univ. of Chicago,1984.[3] ,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 1859) , Facsimileof first edition, ed. , Harvard Univ. Press, 1964.[4] , Ever Since Darwin, , 1977.[5] , Evolution-the history of an idea,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6] , 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 HarvardUniv. Press, 1982.[7] , Toward a New Philosophy of Biology, HarvardUniv. Press, 1988.[8] ed., The Darwinian Heritage, Princeton Univ. Press, 1985.[9] , The Darwinian Revolution, Univ. of ChicagoPress, 1979.[10] ,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1936. Reprinted: Harper, 1960.[11] .梅森：《自然科学史》，第28章，周熙良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2] , Evolution and the Diversity of Life, HarvardUniv. Press, 1976.[13] , "Darwinism is Social", In [8], pp. 609—638, 1985.[14]李佩珊：“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3:29—32。[15] ed., The Red Notebook of Charles Parwin, Univ. Press, 1979.[16] Darwin Serously, Basil Blackwell, 1986.[17] , Evolution, Blackwell, 1993.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虽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已经发表了一百多年，而且自本世纪中叶以来，无论达尔文及达尔文主义的研究，还是进化生物学本身，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目前不少国人在对进化的认识上依然存在着严重的误解，有些误解源自恩格斯关于进化的论述。例如将进化视作进步，以及依然认为生物进化是生物从低等到高等的变化等等。这种看法并非真正的达尔文主义，也与现代的进化观相去甚远。
一切生命形态发生、发展的演变过程。“进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evolution，原义为“展开”，一般用以指事物的逐渐变化、发展，由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1762年，瑞士学者邦尼特最先将此词应用于生物学中。进化思想的发展 古代人们在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关于生物的形态、构造和生活习性的知识，注意到生物机体的变化以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逐步形成了朴素的生物进化思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他那个时代有关动物的知识的系统整理，把540种动物按性状的异同分为有血的和无血的两大群,每群之下又分为若干类。他进一步提出生物等级即生物阶梯的观念,认为自然界所有生物形成一个连续的系列,即从植物一直到人逐渐变得完善起来的直线系列。中国战国时期汇集的《尔雅》一书记载了生物类型的变化；汉初的《淮南子》一书，不仅对动植物作了初步分类，而且提出各类生物是由其原始类型发展而来的。近代科学诞生以前，进化思想发展缓慢，当时广为流行的是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这种观点直到18世纪仍在生物学中占统治地位，其代表人物是瑞典植物学家 林耐（1707～1778）。他所提出的分类系统虽然有助于揭示生物物种之间的历史联系，但他却把物种看作是上帝创造的不可改变的产物。随着生产和科学的发展，积累了许多新的与物种不变相矛盾的事实。在大量事实的影响下，甚至像林耐这样坚定的神创论者，在晚年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杂交的结果能产生新种。和林耐的观点相反，法国学者.布丰(1707～1788)相信物种是变化的，现代的动物是少数原始类型的后代。他把有机体与居住环境联系起来，认为气候、食物和人的驯养等因素可引起动物性状的变异。1809年,另一位法国学者拉马克(1744～1829)在其《动物学哲学》中，用环境作用的影响、器官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的遗传等原理解释生物进化过程，创立了第一个比较严整的进化理论。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一书，论证了地球上现存的生物都由共同祖先发展而来，它们之间有亲缘关系，并提出自然选择学说以说明进化的原因，从而创立了科学的进化理论，揭示了生物发展的历史规律。19世纪80年代以来，以A.魏斯曼(1834～1914)为代表的新达尔文主义,把种质论和自然选择学说相结合,丰富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T.杜布尚斯基(1906～1975)等人为代表的综合进化论综合了细胞遗传学、群体遗传学以及古生物学等学科的成就，进一步发展了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进化理论。60年代末，日本学者木村资生等人提出中性学说，又在分子水平上揭示了进化的某些特征，补充、丰富了进化论。进化的进步性 地球上的生命，从最原始的无细胞结构生物进化为有细胞结构的原核生物，从原核生物进化为真核单细胞生物，然后按照不同方向发展，出现了真菌界、植物界和动物界。植物界从藻类到裸蕨植物再到蕨类植物、裸子植物，最后出现了被子植物。动物界从原始鞭毛虫到多细胞动物，从原始多细胞动物到出现脊索动物，进而演化出高等脊索动物──脊椎动物。脊椎动物中的鱼类又演化到两栖类再到爬行类，从中分化出哺乳类和鸟类，哺乳类中的一支进一步发展为高等智慧生物，这就是人。生物界的历史发展表明，生物进化是从水生到陆生、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的过程，从中呈现出一种进步性发展的趋势。一般说来，进化过程的进步具有如下特征：①在生物界的前进运动中，可以看到不同层次的形态结构的逐步复杂化和完善化；与此相应，生理功能也愈益专门化，效能亦逐步增高。②从总体上看，遗传信息量随着生物的进化而逐步增加。③内环境调控的不断完善及对环境分析能力和反应方式的发展，加强了机体对外界环境的自主性，扩大了活动范围。生物进化的道路是曲折的，表现出种种特殊的复杂情况。除进步性发展外，生物界中还存在特化和退化现象。特化不同于全面的生物学的完善化，它是生物对某种环境条件的特异适应。这种进化方向有利于一个方面的发展却减少了其他方面的适应性，如马由多趾演变为适于奔跑的单蹄。当环境条件变化时，高度特化的生物类型往往由于不能适应而灭绝，如爱尔兰鹿，由于过分发达的角对生存弊多利少，以至终于灭绝。对寄生或固着生活方式的适应，也可使机体某些器官和生理功能趋向退化。如有一种深海寄生鱼，雄体寄生在雌体上，雄体消化器官退化，唯有精巢特别膨大，以保证种族繁衍。有些研究者对进化的进步性表示怀疑，认为进步性不是进化的基本特征，也不是进化的本质。科学研究证明，进化不全都引起进步，进化过程中也有退化，但从有机界总的进化过程看，进步性发展是进化的主流和本质。进化的方式 生物界各个物种和类群的进化，是通过不同方式进行的。物种形成（小进化）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渐进式形成，即由一个种逐渐演变为另一个或多个新种；另一种是爆发式形成,即多倍化种形成,这种方式在有性生殖的动物中很少发生，但在植物的进化中却相当普遍，世界上约有一半左右的植物种是通过染色体数目的突然改变而产生的多倍体。物类形成（大进化）常常表现为爆发式的进化过程，从而使旧的类型和类群被迅速发展起来的新生的类型和类群所替代。渐进进化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个基本概念。达尔文认为，在生存斗争中，由适应的变异逐渐积累就会发展为显著的变异而导致新种的形成。因为“自然选择只能通过累积轻微的、连续的、有益的变异而发生作用，所以不能产生巨大的或突然的变化，它只能通过短且慢的步骤发生作用”。与达尔文的主张相反，早期遗传学家如荷兰的弗里斯等相信，新种可由大的不连续变异即突变直接产生，并把这种方式看作是进化变化的主要源泉，认为自然选择对生物的进化不起积极作用。现代进化论坚持达尔文的渐变论思想和自然选择的创造性作用,强调进化是群体在长时期的遗传上的变化,认为通过突变（基因突变和染色体畸变）或遗传重组、选择、漂变、迁移和隔离等因素的作用，整个群体的基因组成就会发生变化，造成生殖隔离，演变为不同物种。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古生物学者根据化石记录中显示出的进化间隙,提出间断平衡学说,代替传统的渐进观点。他们认为物种长期处于变化很小的静态平衡状态，由于某种原因，这种平衡会突然被打断，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成为新种。生物的进化既包含有缓慢的渐进，也包含有急剧的跃进；既是连续的，又是间断的。整个进化过程表现为渐进与跃进、连续与间断的辩证统一。
都可以，看您擅长那个方面虽然您打算做量化研究，但在前期打基础时最好看一些比较经典的关于质性研究的论文，这样在前期时你可以将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进行对比，总结出相同点和相似点，这样更有利于您开展后续的量化研究。定量研究一般是为了对特定研究对象的总体得出统计结果而进行的。定性研究具有探索性、诊断性和预测性等特点，它并不追求精确的结论，而只是了解问题之所在，摸清情况，得出感性认识。定性研究的主要方法包括：与几个人面谈的小组访问，要求详细回答的深度访问，以及各种投影技术等。在定量研究中，信息都是用某种数字来表示的。在对这些数字进行处理、分析时，首先要明确这些信息资料是依据何种尺度进行测定、加工的，史蒂文斯（）将尺度分为四种类型，即名义尺度、顺序尺度、间距尺度和比例尺度。
定量研究论文的主要方法是基于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通过收集、整理和分析大量的数字数据，对研究问题进行定量描述和解释，从而形成客观、科学的研究结论。
定量研究的方法包括实验、调查、统计分析等，其中最典型的方法是问卷调查，这是基于统计学原理的定量研究方法。调查研究通过使用标准化的问题、选项和量表，收集大量的数据样本，使得研究结果更为客观、可靠。研究者可以通过分析收集到的数据，运用相关统计方法，如频率分布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因子分析等，来探究研究问题，并得出结论。实验研究也是定量研究论文的常用方法之一。实验研究通过对被试者进行预设的干预操作，观察和测量被试者的反应和结果，从而探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实验研究可以使用单一因素实验或多因素实验，也可以使用随机化实验设计来减少误差和提高信度。除了上述方法外，定量研究论文还可以使用其他统计分析方法，如贝叶斯统计、多层次模型等。这些高级统计方法能够更加精确地分析数据，探究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科学性。总之，定量研究论文的主要方法是基于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通过收集、整理和分析大量的数字数据，对研究问题进行定量描述和解释，从而形成客观、科学的研究结论并得出科学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