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链接：「内容提要」本文运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代表人物科尔曼的信任理论，对中国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认为，由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非营利组织帮助其解决社会问题，参与公共管理，它有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的需要。但如果非营利组织的行为超出了政府的预期范围，政府将蒙受损失。政府对于是否应该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存在着矛盾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建立某种社会结构、创立严格的进人制度、惩罚和奖励机制，来监督和约束非营利组织的运行。这两套维持信任的机制的实施，大大提高了非营利组织值得政府信任的概率。这是中国非营利组织在短期内得以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信任/理性选择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一直是非营利部门研究的重要主题。有的学者试图通过国际比较，从宏观层面提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类型模式。[1]有的学者深入分析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优缺点，进而指出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关系的内在逻辑。[2]这些研究分别涉及到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过程中的政策模式、法律框架、经济过程、管制方式等，却没有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给予足够重视。事实上，相对于政府有关非营利组织成立条件和运行规则的制定、财政和税收政策等具体内容来讲，二者的信任关系处于一个更基本、但却更为重要的层次。因为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程度，往往决定了政府在政策层面赋予非营利组织行动权利的大小，在制度层面上决定了非营利组织从社会中获取资源的数量。从这个层面来看，政府关于非营利组织政策的制定，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这种信任关系的一种反映。正如巴伯（Bernard Barber）所说，“虽然信任只是社会控制中的一个工具，但它是一切社会系统中无所不在和重要的一种，在社会控制中权力若要充分或甚至最大程度的有效，就必须有信任在其中。”[3]（P31） 中国是由一个权力中心决定制度安排的基本框架、并遵循自上而下制度变迁原则的国家，在政府与非营利部门的互动过程中，二者处于明显的权力不对等地位。“在社会所有制度安排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一个。作为一个合法使用强制力的垄断者，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4]（P377）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二者的关系模式，进而直接影响到非营利组织生存的制度环境和行动权利，因此，对该主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试图运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 ）有关信任问题的研究作为分析框架，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作出分析，从而使该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一、委托人与受托人：科尔曼的信任理论 1.包含委托人和受托人的信任关系 信任（trust ）是社会科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都对这个问题表示了关注。学者们对于信任的定义纷繁芜杂。社会学对于信任问题的关注可以上溯到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对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 ）的分析[5]以及韦伯（Max Weber ）对“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区分。[6]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才开始把信任作为社会学的一个专门课题来进行研究。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研究「内容提要」本文运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代表人物科尔曼的信任理论，对中国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认为，由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非营利组织帮助其解决社会问题，参与公共管理，它有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的需要。但如果非营利组织的行为超出了政府的预期范围，政府将蒙受损失。政府对于是否应该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存在着矛盾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建立某种社会结构、创立严格的进人制度、惩罚和奖励机制，来监督和约束非营利组织的运行。这两套维持信任的机制的实施，大大提高了非营利组织值得政府信任的概率。这是中国非营利组织在短期内得以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关键词」非营利组织/信任/理性选择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一直是非营利部门研究的重要主题。有的学者试图通过国际比较，从宏观层面提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类型模式。[1]有的学者深入分析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优缺点，进而指出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关系的内在逻辑。[2]这些研究分别涉及到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过程中的政策模式、法律框架、经济过程、管制方式等，却没有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给予足够重视。事实上，相对于政府有关非营利组织成立条件和运行规则的制定、财政和税收政策等具体内容来讲，二者的信任关系处于一个更基本、但却更为重要的层次。因为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程度，往往决定了政府在政策层面赋予非营利组织行动权利的大小，在制度层面上决定了非营利组织从社会中获取资源的数量。从这个层面来看，政府关于非营利组织政策的制定，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这种信任关系的一种反映。正如巴伯（Bernard Barber）所说，“虽然信任只是社会控制中的一个工具，但它是一切社会系统中无所不在和重要的一种，在社会控制中权力若要充分或甚至最大程度的有效，就必须有信任在其中。”[3]（P31）中国是由一个权力中心决定制度安排的基本框架、并遵循自上而下制度变迁原则的国家，在政府与非营利部门的互动过程中，二者处于明显的权力不对等地位。“在社会所有制度安排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一个。作为一个合法使用强制力的垄断者，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4]（P377）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二者的关系模式，进而直接影响到非营利组织生存的制度环境和行动权利，因此，对该主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试图运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 ）有关信任问题的研究作为分析框架，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作出分析，从而使该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一、委托人与受托人：科尔曼的信任理论1.包含委托人和受托人的信任关系信任（trust ）是社会科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都对这个问题表示了关注。学者们对于信任的定义纷繁芜杂。社会学对于信任问题的关注可以上溯到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对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 ）的分析[5]以及韦伯（Max Weber ）对“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区分。[6]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才开始把信任作为社会学的一个专门课题来进行研究。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科尔曼把信任视为两个理性行动者之间的博弈与互动过程，并依据行动者的主动与被动，把互动双方分为委托人和受托人。[7]（P99-125）他认为，最简单的信任关系包括两个行动者：委托人和受托人。他所假定的前提是，这两个人都是有目的的行动者，其目的是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委托人始终面临着是否信任受托人的问题，同时受托人也面临着是守信用还是不守信用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受托人违背诺言可以获利。因此，信任行为是使委托人处于劣势的一种行动。由于信任受托人，在特定条件下，委托人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如果受托人利用这一劣势，委托人的利益将有所损失。同时，科尔曼认为信任行为意味着风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构成社会行动的各种交易（注：科尔曼在这里所说的“交易”，不仅是指市场中的交换行为，也泛指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社会交换行为。）往往不是即时完成的，在某些情况下，参与交易的一方提供劳务或交付货物（注：科尔曼在这里所说的“劳务”和“货物”，也要从更加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实际上指的是与行动相关的一切资源。）以后，另一方才能做出相应的反应。由于信任给予中包含了时间滞后，受托人是在未来某一刻，才采取预先约定的行动，这就给委托人的提前行为造成了风险。作为理性行动者，人们会采取种种手段来缓解时间滞后带来的风险。（注：科尔曼认为，这些手段包括：第一，利用中介入，甲把货币交给中介人，在乙交出应提供的货物以后，中介人再把甲的货币转给乙。第二，在商品交易中，作为买方的受托人通常向卖方提供由他人提供保证的支票。第三，签合同。它的特点是有明确的承诺，而且受法律保护，对违约一方有所制裁。参见（美）詹姆斯·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页。）科尔曼的这些分析表明，委托人决定是否给予信任的过程适用于决策理论中风险条件下的决策模式。由于他假定行动者都是理性的，因此，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行动可以从博弈的角度加以思考。委托人必须决定是否信任受托人，在受托人靠不住的情况下，委托人的信任将导致损失；如果受托人可靠，而委托人拒绝信任他，也将造成损失。受托人也面临着遵守还是违背诺言之间的选择。下面分别进行分析。2.对委托人行为的分析科尔曼发展出了一个公式来描述是否给予信任的条件。他认为，委托人为了在风险条件下最大限度获得个人利益，必须在拒绝信任或给予信任之间做出选择。委托人预期获得的利益等于可能所得（G ）与成功概率（P ）的乘积减去可能所失（L ）与失败概率（1－P ）的乘积。如果被减数大于减数，即成功概率与失败概率的比例大于可能所失与可能所得的比例，即P/（1－P ）＞L/G ，一个理性的行动者便应该给予信任。科尔曼认为，在这个公式中，最关键的是受托人确实可靠的概率P 、可能所失L 和可能所得G 的值。这三个值的大小是与委托人关于它们的信息密切相关的。在有些情况下，委托人对于可能的损失是清楚的，在有些情况下则不甚清楚。通过给予信任可能获得的利益有时为人们所了解，有时则不然。这三个影响因素中，受托人值得信任的概率是最难弄清的。委托人主观上对概率的估计越接近于客观概率，做出错误决定的可能性就越小。为了做出正确决定，委托人必须充分利用信息，并尽可能多地收集信息。科尔曼认为，可能损失与可获利益的大小，也影响着委托人寻求信息的范围和努力程度。给予信任可能导致的损失或获得的利益越大，委托人越会努力去寻求信息以判断受托人的可信任程度。3.对受托人行为的分析科尔曼认为，在信任关系中，受托人的行为至关重要，他可以在遵守诺言与违背诺言之间做出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受托人的行为做出约束。科尔曼列举了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利用无形的道德观念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这种力量比较弱。第二种方法，对受托人的违约行为进行惩罚。社会内部必须要有规范、法律以及惩罚手段。委托人在决定是否信任受托人时，不仅应考虑受托人的可信任程度，而且还要注意惩罚性手段的效果。第三种方法，使恪守诺言的受托人从委托人或其他有关人的信任中得到好处，即存在对遵守诺言行为的正面激励。科尔曼认为，在包含社会信任或政治信任的行动中，由于不存在直接的赔偿责任，这种正面激励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创造某种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受托人只有恪守诺言才能获得好处。这种社会结构的主要形式有紧密联系的组织（比如同业团体、行业协会等）、法律合同及其他法律规定等。当意识到遵守诺言的好处之后，受托人会精心策划某些行动以博取委托人的信任。此外，科尔曼还关注到交易次数对受托人行为的影响。他认为，在一次性交易中，受托人违背诺言的损失较小，从而更容易做出违约行为，而在重复的、持续进行的交易中，受托人违背诺言的损失较大，受托人更容易遵守诺言。简言之，可以把持续进行的信任过程简单描述为：委托人首先决定是否要给予信任，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大量收集关于受托人的信息，如果委托人认为受托人是否可信对自己的利益影响重大，他还将试图建立某些提高受托人信任程度的社会规范及制度。当搜寻信息工作结束之后，委托人就应决定是否把信任给予受托人。如果委托人决定给予信任，那么受托人面临的问题是，决定自己是否要保持信用。如果受托人受到道德约束或担心违约后的惩罚，将会恪守诺言。促使受托人遵守诺言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是，委托人让受托人意识到遵守诺言的好处。当受托人意识到取得委托人的信任将给他带来好处之后，他将向委托人提供有关信息，促使委托人相信自己。在第一轮信任行为发生之后，委托人将根据受托人的表现，修正自己对受托人可信任程度的估计，进而决定下一步的行为，长期的博弈行为就这样持续下去。二、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理性选择理论的运用科尔曼对于信任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可以让我们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信任关系的分析更为深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现状描述或缺乏分析过程的归纳上。在科尔曼的理论中，他更多地把发生信任行为的双方——委托人和受托人，看作一种自愿的谈判和交易，而没有对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对信任的影响表示关注。（注：这是和科尔曼受到的新制度经济学影响密切相关的。制度如何产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理论。在一个极端，可以认为制度是在决策者自利基础上“自发”产生的。在另一个极端上，制度可能完全是由一个中央机构组织的。总体来说，新制度经济学的支持者倾向于制度结构自发产生这一假说（进化论理性主义）。参见Eirik 和RudolfRicher《新制度经济学：一个评价》，载于菲吕博顿和瑞切特编：《新制度经济学》，孙经纬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页。）我们在分析中国社会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时，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中国，作为信任委托人的政府是单方面拥有强制性权力的。正如韦伯指出的，国家的重要特征在于，它是一个“作为垄断合法暴力和强制机构的统治团体”，是合法的使用暴力的组织，是运用暴力“权利”的唯一的源泉。[8]（P730）同时，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9]强制性权力以及制定规则的特殊地位，使得政府在政治力量对比和资源配置权力上均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由于几千年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中国的非营利部门发育很不充分。1949年以后，国家更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把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资源集中在自己手里，确立了在社会生活中的绝对支配地位。甚至可以说，到50年代中后期，一个相对独立的、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的社会领域已经不复存在。[10]（P242）1990年以来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生成与发展，是在政府职能转换和权利让度的前提下发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分别视为科尔曼分析框架中信任关系的委托人和受托人，可以把政府允许、鼓励非营利组织存在和发展，看作是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了信任。（注：当然，在不同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政府所拥有的决定非营利组织生存的权利是不一样的。比如在美国，由于宪法赋予了非营利组织较大自主权，非营利组织的很多活动政府是没有权利介入的。但在中国的情形不一样。由于权力集中在政府手里，我认为在研究中国的非营利组织时是可以把政府视为委托人的。）而且，这种信任关系是重复的、持续性的。科尔曼的信任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的内在逻辑。具体来说，这种信任关系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首先，在作为委托人的政府预期当中，发展非营利组织可能获得的利益（也就是科尔曼计算公式中的G ）是很大的。因此，政府有较强的给予信任的需要。科尔曼在研究信任行为时观察到，对于有着不同信任需要的行动者来说，信任行为所包含的可能利益或损失是不一样的。有些行动者迫切需要信任他人。比如，处在绝望状态下的某些人对信任有着极其强烈的需要，因为没有外援他们就无法脱离困境。在这种情形下，可能获得的利益对行动者有很大的诱惑力。[11]（P116）1990年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中国的政府治理模式以及包括社会保障、教育等在内的公共服务体系都面临着结构性调整。在政府治理模式上，开始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机构的规模日趋小型化，政府作用的范围逐步收缩。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中国最重要的特征是从国家中心主义模式向福利多元主义模式转换。[12]在原有体制下，国家垄断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在国民的福利提供中起着绝对支配性作用。然而，长久以来，在政府对国民的福利承诺与政府的实际供给能力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尤其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直接改变了原有福利模式依托的制度基础。在政府的财政能力已经远远不能实现对国民的福利承诺时，政府开始积极寻找改革的替代性策略。在这种制度背景下，非营利部门作为政府职能转换和公共服务的替代性提供者，其地位和作用开始受到政府部门的广泛重视。由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期望非营利组织获取民间资源、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非营利部门所掌握资源的依赖，因此，它有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的需要。其次，如果非营利组织的行为超出了政府的预期范围，政府将蒙受损失。因此，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是一种具有风险的行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非营利组织的利益目标可能和政府之间存在差异，政府越把权力转移到非营利组织手中，非营利组织的利益和目标与政府相差越远，政府的项目实施就越困难。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意味着在政府的控制领域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体制外力量。尽管这类组织是以公益的形式出现的，但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披露和监督机制，政府可能很难准确判断非营利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说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是有风险的。因此，政府对于是否应该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存在着矛盾性：一方面，它依赖于非营利组织获取资源，来帮助其解决社会问题，缓解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又担心一种新的体制外力量的出现会不利于社会管理。政府的资源获得需求与社会控制需求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13]在科尔曼看来，受托人值得信任的概率P 在影响信任给予的三个因素中是最难弄清的。但它是决定是否应该给予信任的关键。由于政府的信任行为所涉及的可能利益或损失都非常大，为了做出准确判断，政府会竭尽全力去收集相关信息，以判断非营利组织的可信任程度。从中国关于非营利组织产生和运行的相关制度中可以看出，政府主要采用了两套机制来提高非营利组织的可信任程度，即科尔曼信任公式中受托人值得信任的概率P 值：其一，政府直接通过垄断性权力，任命现任或退休政府官员担任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并保留根据他们在第一次信任行为之后的表现，随时收回信任（即撤换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的权力。这是建立在对政府官员个人信任基础上的。我们可以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运行中观察到，相当多的非营利组织是直接由政府官员担任负责人的。1994年政府考虑到，直接由政府官员担任非营利组织负责人，可能会影响到组织领域的参与者对于非营利组织合法性的判断，所以出台了相关法规（民社函〔1994〕123号），规定不能由主管部门负责人担任社团负责人。鉴于这项规定，在实际操作中，现在绝大部分非营利组织，尤其是从政府部门分离出来的非营利组织，是由退休的党政官员担任负责人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非营利组织是由真正的民间人士来担任负责人，那么政府就只能通过建立某种社会结构来约束、监督非营利组织的运行，并在实施第一次信任行为之后，通过反复的博弈过程，来判断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是否值得信任。尽管当意识到受托人不值得信任的时候，作为委托人的政府可以对非营利组织实施惩罚，或收回信任，但第一次的信任行为仍然存在着风险。如果非营利组织由现任官员或退休的党政干部来担任负责人，对政府来说就可以大大提高对受托人信任的概率。因为这些人多年来一直是党和政府的骨干力量，在以往多次的重复博弈过程中，这些人被证明在党性和忠诚方面是值得信任的，让他们来直接负责非营利组织的运行，可以尽可能减少故意隐藏、扭曲信息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可以大大提高科尔曼计算公式中的P 值，从而促使政府做出信任给予行为。同时，由于在权力结构中的垄断地位，政府几乎完全控制了对受托人——非营利组织的惩罚和奖励，这使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意识到，只有保持对委托人的忠诚、信守诺言，才能在重复的交易中获益。正面激励和惩罚机制的双重存在，进一步促使非营利组织负责人实施保持信用的行为。其二，建立某种社会结构、创立严格的惩罚和奖励制度，来监督和约束非营利组织的运行。这是建立在制度信任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政府是一个具有垄断性权力并可以单方面制定博弈规则的特殊组织，它会创建一种社会结构来对非营利组织的违约行为实施惩罚，并对其恪守信用的行为给予奖励。从1950年9月《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1989年10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到1998年10月新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颁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以及2004年3月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对非营利组织的成立登记、监督管理、奖励惩罚都予以了详细规定。《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确立了“双重分层管理体制”，规定社团的管理工作由社团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来共同负责。现阶段我国社团管理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民政部门。业务主管部门是对社团的业务活动进行直接指导和日常管理的政府机关。民政部门承担依法登记管理和依法监督管理社团的职责，业务主管部门侧重于对社团的业务指导和具体的日常管理。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对社团管理工作各司其职，分工协作。所谓分层管理，是指根据社团的成员分布和活动地域范围等实际情况，由不同级别的登记管理机关来分别管理不同层次的社团。通过双重分层管理体制，政府几乎把社团的所有日常活动都纳入到了政府的管理体制之内，并尽可能削弱了社会团体自身的决策权。由于业务主管部门对社团的情况更加熟悉和了解，政府通过委托这个对信息了解更为充分同时又值得信任的第三方来进行监督，可以得到尽可能多的有效信息。政府通过尽可能地把非营利组织的一切活动都掌握在管理部门手中，扩大了信息收集的范围。社团管理分为登记管理、日常管理和监督管理三种形式，涉及到社团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对社会团体的法规制定、日常活动检查和指导、社团内部组织结构调整、内部人事管理等多方面内容。除了采用列举法规定了社团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机关的极大权力之外，《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还采用剩余法把没有穷尽的内容纳入到管理机关的管理范围之内，“总之，社团日常管理极为丰富，除了上述内容之外，还包括对社团人事管理、财务管理、业务活动管理、党组织管理等诸方面的内容，随着社团管理实践的不断深入，日常管理活动的内容将会不断的扩展”。[14]（P45）在对社团业务活动管理方面，“要对社会团体的业务管理，进行细致、严格的管理和指导，以防出现疏漏和偏差”。[14]（P88）政府还通过规定年检制度和经常的不定期检查制度，增加了信息收集的频率，减少了信息传递和反馈的时间差距。为了配合与完善监督制度，国家还赋予了社团管理部门根据随时发现的漏洞修订、补充制度的权力。条例规定，社团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可以根据社团发展变化的客观需要，及时制定新的政策、规定，使公民结社和社团活动的法律、法规不断地完善和具体化。业务主管部门是国家在该领域内各项方针、政策、规定的直接制定者和执行者。所以，对这些方针、政策和规定最有解释权。另外，业务主管部门还是该领域或行业内的业务发展方向的规划者和计划的拟订者。[14]（P44）由于同时实施了基于个人信任和制度信任这两套维持信任的机制，政府认为预期获得的利益将远远超过损失，所以可以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这是中国非营利组织在短期内得以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政府不通过权力直接任用现任或退休官员来担任非营利组织负责人，那么政府对受托人的判断就只能是通过创立某种社会结构来实现。相对来说，受托人可靠的概率将会有所降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可能做出不给予信任的决定。本文对于中国社会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分析，重点在于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分析当前中国呈现出来的二者信任关系在逻辑上的成因，而没有对这种信任关系的后果和正当性进行规范性说明。事实上，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政府对于非营利这种组织形态的信任程度较低，所以才会有如此繁杂的规则加以限制。这些社会结构的创建在提高了非营利组织可信任概率的同时，也对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性及组织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限于篇幅，这些问题将在其他研究中得到进一步论述。（注：参见田凯：《非协调约束与组织运作——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个案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4年。）「参考文献」[1]Gid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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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种非营利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开始接管了大量政府不再承担的社会事务，下面是由我整理的非盈利组织论文，谢谢你的阅读。
浅谈非盈利组织管理
近年来各种非营利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开始接管了大量政府不再承担的社会事务，特别是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凸显了非营利组织在抢险救灾中的作用，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对非营利组织的重视，但我国现在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还缺少相应的 规章制度 和成熟经验，所以我们应加大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研究，充分发挥其在国家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非营利组织在调适社会关系、缓解社会矛盾、扶助弱势群体、增进社会福利、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等方面会具有非常突出的作用，在当代社会它已成为弥补“政府失效”、“市场失灵”的重要力量。
1、明确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各自角色，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两大主体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载体,对非营利组织的认知和规制直接影响到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而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状况对政府治理具有重要的支持和制约作用,两者的良性互动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政府的权力只能服务于公民,权力的行使是为维护整个社会秩序,政府一切活动的最终价值取向应该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公共利益。非营利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组织形式,具有一定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属非政府系统的社会组织。非营利组织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组织目标,公民是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共同的服务对象。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共同追求和任务,共同的价值理念是两者良性互动的根本基础。
政府要加快转变职能的步伐,促进和非盈利组织的合作与良性互动
政府需要充分认识到非营利组织可以在治理领域发挥重大作用,可以将政府从复杂的社会管理事务中解救出来,而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宏观调控和政策制定上。把原来由政府包揽的部分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事务转移出来交给非营利组织承担,充实非营利组织的社会职能,使非营利组织成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促进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非营利组织的兴起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政府解决其面临的权力真空和管理真空的困境。一些社会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项目可以不由政府直接承担，而是采取政府公开招标的形式交由企业或非营利组织承担，在这方面，非营利组织有着很大优势，由于其专业性、志愿性和公开性，它们在从事公益事业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具有成本、效率和公信力上的优势。只有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良性互动,才能更好地实现各自发展,最大限度实现公共利益。
政府要为非营利组织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要规范非营利组织行为
现阶段非营利组织的法律环境存在体系不健全、法律法规欠缺以及对非营利组织限制过多等问题,政府应尽快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修整，要下大力气指导非营利组织逐步地建立自律和责任追究机制，现阶段应尽快制定作为基本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营利组织法》。明确的法律法规既可以为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提供依据，也可以为非营利组织活动提供方向，从而使非营利组织的自律与政府、社会的监督形成良性的互动。非营利组织与其它法人组织一样，需要有一套责任体系保证其能够承担因为其组织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政府主管部门应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进行引导，同时保证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
政府要制定非营利组织发展目标,使其符合社会的需要,分类扶持非营利组织发展。重点培育一批能适应政府职能转变,承担行业规范、协调、管理、监督等职能的行业性非营利组织,同时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发展一些与地方经济建设和公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要保持相对独立性，政府下放职能和权力给非营利组织,为其提供生存空间,但作为一个具有能动性的组织,还应合理选择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在与政府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基础上,应注重保持独立性,防止变成“变相”的政府组织。政府要尊重非营利组织自主性，不能干涉非营利组织的内部事务与业务活动，只要其行为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就可。
政府应努力创造非营利组织的外部监督机制
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不仅需要非营利组织的自律，同时还必须有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参与和监督。国家监督从根本上说是法制上的监督，即以法律的形式确定非营利组织的地位、作用和社会职能，规定各自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对非营利组织必须构筑社会性监督网，使人们能了解其优势与缺陷，使非盈利组织具有真正的透明度。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主要体观在对非营利性的审查及对其财务活动的监督上，主要目的是防止以欺诈行为取免税资格或公众捐赠。通过政府的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和新闻舆论的监督,规范非营利组织的行为,促进非营利组织走向成熟。
2、非营利组织要加强对自身制度的完善和管理
非营利组织往往没有严格的外界管理规定，内部没有利润这一指标，这使得非营利组织内部管理往往难以就共同的目标达成一致，不同的非营利组织之间也无法进行绩效对比，对各部门的职责履行情况难以进行考核评价。非营利组织自身建立良好的内部治理机制是获得公信力和维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保障。
重视员工的参与，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非营利组织绩效管理因为不涉及到盈利，所以更要以人为出发点和中心，重视激发和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以实现人与非营利组织的共同发展。要完善自身的激励监督机制、自律机制、财务管理机制和绩效评估体系，努力改善非营利组织的绩效管理，通过绩效考核等手段客观评价工作绩效，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发挥非营利组织资源的最大效用。非营利组织还要明确自己的长期发展目标，把非营利组织的整体战略与部门和员工个人的工作目标相联系，确定员工个人的行为标准，为绩效考核提供依据。
完善内部自律，加强内部绩效评价和责任管理，增强非营利组织的竞争力
加强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有必要建立组织内部的自律机制。自律机制的优势在于对非营利组织的使命和行为给予一种内部环境上的约束。非营利组织管理中常见的问题包括运作效率低下,运作成本过高,缺乏风险意识,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等。对于一定的投入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非营利组织实现自己的目标难以确定。组织内部绩效评价主体通过内部管理绩效评价系统,对组织活动进行从过程到结果,从事前、事中到事后的全方位控制。合理构建非营利组织的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完善非营利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等，有助于增强非营利组织的竞争力和应变能力。
、加强非营利组织内部职业化管理
非营利组织如果管理不善，不仅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且难以吸引到志愿者和募集到捐赠。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志愿者的参与。然而，完全依靠志愿者是难以管理好日益发展壮大的非营利组织的。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非营利组织所参与的领域与范围越来越广，对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的知识、技能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职业化管理意味着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拥有相应的职业技能和专业背景，整个非盈利组织将专业化和技能化，能更好的发挥团队的作用和力量。高素质的职业化管理队伍和工作人员，可以保证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处于较好的运营状态，进而提高组织内部管理效率和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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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生存或谋求发展壮大,除了技术领先、资本雄厚之外,管理在其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企业资金成本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 资金成本在 企业管理 中应用探究 》
摘要:当前我国处在 经济高速 发展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企业间竞争也日趋激烈，更好的控制企业成本，增强资金利用的有效率成为了企业竞争，提高企业效益的一道关键环节。在企业管理当中，资金成本管理的控制结果最终的目的是给企业带来成本效益，但是在现今的众多企业内部对成本管控不是很重视，管理观念、 方法 落后，管理部门负责不到位等原因，导致企业资金成本管理效率低下，给企业造成一定效益损失。本文从资金管理的内容、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 措施 三个方面谈谈对提高企业资金成本管理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资金成本 企业管理 原则 问题 优化
有一句至理 名言 说得好，“掌握了资金命脉，就掌握了企业发展的走向”。这句话虽然有所偏颇，但是也不无道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实质就是一场经济活动，资金运动就是其真实本质。目前，在很多企业当中都存在着资金管控以及资金流动方面的问题，造成企业缺少资金进行生产、经营，那么企业的经济效益也就很难提高。由此，加强企业资金管理，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合理安排资金流动成为了现今企业发展必须面临的重要研究方向。在经济“多元化、全球化”的今天，传统的资金管理理念已不能满足企业快速发展的需要，我们也只有在日后的不断管理实践中，进一步解决企业资金管理的困惑。
一、资金成本管理概述
(一)资金成本管理的目标
众所周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都是已经济效益为最终目的的。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不可避免的会有资金的投入，投入越多，成本就越高，风险也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更好的健康发展，必须要对内部资金进行有效管理。由此可见，企业资金成本管理的目标就是在企业正常的运营模式下，尽可能的降低成本，提高资金的利用有效率，降低资金投入所带来的风险，为企业带来更加丰厚的利润，使企业的发展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二)资金成本管理的原则
很多企业内部的资金管理缺少相应的管控措施，原则化的缺失造成了企业资金管理的混乱，造成了企业效益低下。在企业高速发展的情势下，企业内部需要真正抓好资金成本的管理落实，贯彻资金成本管理原则，真正提高资金管理使用效益率。资金管理的原则就是在适应国家政策的情况下，根据企业内部管理决策有计划的进行资金的有效利用，专项资金、流动资金等项目不能相互交叉使用，与此同时，要将分级管理与统一管理相结合，建立资金管理责任机制，提高企业内部部门的资金节约意识，把各个部门结合起来，相互协调，共同管理控制好资金成本。
二、资金成本在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管理制度不够健全
企业资金管理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资金管理的制度不够健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内部的资金流动管理差，流向不明确，管理方法不适宜等因素造成了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资金浪费，增加了企业经营风险。企业在如何有效、不浪费的进行资金投入，使企业效益最大化等问题上，缺乏一套 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久而久之企业资金管理将会更加松散。
(二)资金管理模式模糊
我国许多企业习惯了旧的管理模式，缺乏针对性的资金管理方式，生产经营的资金投入决策缺乏科学手段。这种模糊的管理模式，使资金在生产中消耗过多，企业投入成本过高，造成企业资金紧张，致使企业内部各部门资金互相受到牵制，资金周转严重受阻。
(三)资金预算编制粗糙
企业资金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了企业今后发展的整体规划。当前，很多企业没有相关的资金管理计划，资金管理控制不到位，资金管理人员散漫懈怠，致使资金预算编制相对粗糙，使企业资金流向查无根据，并造成企业资金损失。
(四)资金信息化管理程度低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变革，信息化管理模式早已走进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当中。然而，很多企业不重视信息化管理的重要性，在资金管理上缺乏科学的有效手段，造成资金管理能力低下，最终影响企业自身发展。
三、企业资金成本管理的优化
(一)健全资金管理制度
企业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首先必须要制定相关的资金管理制度，健全管理机制，并定期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分析，及时发现纠正发现的问题，做到“合理使用、减少浪费”，促进资金使用的合理化、有效化。
(二)明确资金管理模式
企业必须明确资金的管理模式，将资金管理模式系统化，并对资金管理做好合理规划，充分利用财务杠杆，以达到企业获利最大化。
(三)完善资金预算管理
企业应及时做好资金的预算管理工作，根据资金预算进行相关的资金投入，减少不必要的资金浪费，降低企业投入成本。
(四)加强资金信息化管理
现今，是信息化、 科学化时代。信息化管理的参与，大大降低了人为的工作失误、降低了人工成本。企业要抓好信息化管理这一有效管理机制，提高资金使用的管理水平，减少资金投入失误，提高资金使用有效率，为企业的经营活动获取更高的 经济效益。
四、结论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 发展、完善，资金管理在企业发展当中的重要性日趋明显。企业的资金运动涉及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努力改善资金管理模式，提高资金使用有效率已然成为企业高速发展的有效助力。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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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周南,财务管理信息化的解决方案[J]. 会计师,2005,7
《 略论制造型企业资金与成本管理的结合 》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带动了其对消费品的高要求。这一社会现状无疑给我国制造型企业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要想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好企业内部资金规划，加大成本管控成为许多常见的措施。而在很多制造型企业中，其资金管理与成本管控中无可避免的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需要采取一定的有效对策，才能进一步推动制造型企业的长远发展。
【关键词】制造型企业 资金 成本管理 对策
一、引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对各大企业而言，树立什么样的经营理念，采取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才能最大化的在社会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成为当务之急。而相对的制造型企业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
为了让制造型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对其经营管理也提出了更多要求，但很多制造型企业资金管理不到位，资金浪费现象严重，且成本管控工作也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做好制造型企业内部的资金规划，加大成本管控成为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有效的将资金管理与成本管控完美结合，将更利于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
二、制造型企业资金与成本管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一)缺乏将资金管理与成本管控二者结合的意识
就资金管理而言，主要是从资金筹集、使用上出发对整个企业的资金进行合理的规划，以确保企业资金的合理运转，能有效的杜绝出现企业资金断流的现象。而成本控制则是以最大程度节约资金支出为目的，通过对成本的规划与监督，达到企业成本管控的目的。如：日本丰田汽车制造公司的成本管控意识十分高，在企业员工管理中，要求员工使用的A4纸张，都需要正反两面都是用才可以。正是这样细致的成本管控，使得丰田汽车制造公司在市场上具有极大的价格优势，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了国际市场的一席之地。
然而在很多制造型企业中根本没能清楚认识到资金管理与成本管控意识的重要性，不仅没有将二者相互结合，还多将二者分开单独进行管理，这样往往会出现资金与成本规划不匹配的现象，还会大大的降低企业资金的利用率。尤其是过多的企业存货，给资金管理带来极大不便，削弱了资金的流动性，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资金成本与生产成本，将企业置于经营风险中，大大影响了整个企业的运营利润。
(二)缺乏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资金管理与成本管控严重脱节
就我国制造型企业的分析发现，许多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都相当薄弱，甚至还有一些根本没有建立内部控制体系，因此难以将企业资金管理与成本管控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考虑，导致很多制造型企业的资金管理与成本管控呈现严重脱节的情况，难以及时获取资金流与成本管控的信息，使得资金管理与成本管理效率降低。尤其是制造型企业的生产环节较多，如果没能注重对资金的合理调配，以及成本的有效管控，很可能提高企业的成本，在竞争中失去价格优势，处于劣势地位。具体表现为两方面：
一是在进行资金规划时忽略了成本管控的重要性。如：在很多制造型企业在进行资金筹集时，关于资本结构往往只看到了筹资成本或是债务危机，而没能延伸到与其相关资产结构所蕴含的成本支出。或是在利用企业资金投资时，更关注资金断流后会出现的危机预防措施，以及怎样提升企业资金使用效率，而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投资成本，可能会对成本管理计划产生一定的牵制。
二是成本管控过程中也缺乏对资金管理方案的考虑。成本管控计划制定需要从全局出发，针对制造型企业的经营现状，制定出完善的成本管控计划并严格执行，然而在实际进行中，往往难以充分考虑到资金管理方案。长此以往，就会出现制造型企业成本管控计划脱离了资金管理方案的现象，执行起来很难，无形中也增加了成本差异分析以及纠正的难度，反而不利于制造型企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三)资金管理人员素质有待提高，成本管控体系不健全
从某方面而言，我国制造型企业资金管理与成本管控工作不到位，主要还是因为对其管理重视度不高。因此，在资金管理人员配置上，专业技能与职业素质等也普遍偏低，同时很多制造型企业都没有建立健全成本管控体系，无法对全面及时的掌握整个企业的资金情况，以及成本管控工作进行及时的跟踪反馈，而是将这些工作重担纷纷压在了财务部门的成本核算与管控上，根本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三、完善创造型企业资金管理与成本管理的有效措施分析
(一)加强资金管理与成本管控相结合的观念意识
对制造型企业的发展而言，“正确的思维才是行为的先导”，因此要想让资金管理与成本管控二者完美结合，共同推动企业的发展，首先需要的就是转变理念，树立正确的资金管理与成本管理相结合的意识。通过制造型企业领导的以身作则，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不断更新管理理念，全面、深刻、正确的认识到资金管理与成本管控相结合对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才能上行下效的在整个企业形成正确的观念意识，让工作人员也能更好的认识到资金管理与成本管控之间的密切关系，树立起成本管控意识。
制造型企业各部门都充分建立起资金管理与成本管理意识，就能从各部门的历史数据中找到资金管理与成本管控的着手点，确立相应的成本管控指标，并在平时的工作中进行严格监管，不断的分析各部门实际的成本消耗与指标成本的差距，才能真正的找到制造型企业经营中存在的不足。同时还需要将资金管理与成本管理二者有效结合，即在进行资金管理时，要多考虑考虑成本管控，就不会出现对成本管控出现牵制的局面。同样，在进行成本管理时，也要结合资金管理方案制定行之有效的计划，二者才能相互促进，实现1+1>2的效果。
(二)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实现资金管理与成本管控的完美结合
对于制造型企业来说，无论是基于企业内部管理还是长远发展战略，都需要建立健全资金内部控制体系，实现资金管理与成本管控的完美结合。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能进一步推动制造型企业的运营效率，提高盈利能力。而要想实现资金管理中有成本管控，成本管控中有资金管理，也需要从具体方面着手进行。 一是建立MRP(物料需求)系统，控制存货的数量，降低企业存货的资金占用;成本管控的同时提出科学的资金需求。
首先，运行此系统要求我们根据市场销售及运输周期、生产周期进行产成品的期量标准设置，同时对原材料也要进行期量标准设置;然后由市场部根据市场销售预测在系统内下达销售计划，系统会根据销售计划、系统内存货数量、期量标准自动运算产生生产订单，生产订单产生后，系统会根据生产订单、BOM清单(产成品耗用物料清单)、材料库存数量、材料期量标准计算出生产出订单所需产成品的物料需求订单，采购部门根据物料需求订单组织采购，保证生产工作正产开展。这样采取“以销定产，以产定购”的方式组织材料物资采购，企业存货数量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同时，将会大大降低，同时资金占用也会大降低;这样当我们进行成本管控的同时，就可以提出准确的资金需求计划。
二是进行成本差异分析，分析成本可控原因点，看是生产环节浪费还是材料成本过高或者是 其它 原因，制定科学的成本管控计划。
三是采取了以上方式后，我们在做资金管理规划时，才可以兼顾成本管控，有效的推动成本管控目标的实现，这样成本管控与资金管理就可以相辅相成。另外资金管理规划可以从筹资、投资、资金调度3方面进行来保证资金的取得;多方面的考虑成本管控计划，更利于资金管理计划的顺利实现。
(三)加大资金管理人员的素质培养，完善成本管控体系
在制造型企业中实现资金管理工作，管理人员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为了有效的提升资金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可以通过定期培训，或是引进优秀的资金管理人才等方式来改善，通过打造一支综合素质过硬的制造型企业资金管理队伍，确保制造型企业资金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以便在社会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
同时成本管控作为企业内部控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需要建立健全完善的成本管控体系，提高制造型企业的盈利能力。尤其是将成本管控与资金管理二者很好的结合，共促进其长远发展，成为行之有效的策略。
四、结语
在激烈的社会市场竞争中，资金管理与成本管控都是推动制造型企业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完美的将二者进行结合，更利于进一步凸显其在社会市场竞争中的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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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资金管理存在的普遍缺陷
第一，人多数企业并不重视资金管理工作的开展，在工作中也缺乏完善的管理制度作为保障。资金是企业生产运营的血液，是维持企业正常经营的根本，很多企业意识到资金管理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它们并没有从思想观念上意识到资金管理的重要性。企业的管理者人多数将精力用于新产品开发、市场营销和市场地位提升上，他们从本质上缺乏资金管理的意识，资金的时间价值和现金流量概念对很多企业管理者来说异常陌生，笔者调查发现部分企业的则务管理理念落后于时代要求，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另外，企业缺少完善的资金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并没有对此进行规范，资金管理没有制度性保障，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第二，企业资金管理效率低下。企业一般会因资金的重要性而对资金的收入和支出进行严格的把控，这样有利于保证资金的安全，但是却造成了资金使用效率和管理效率的双低。举例来说，企业如果在运用资金阶段控制过于严格，在审批的过程中耽误过多时间，那么势必会造成效率的低下和投资机会的丧失，导致企业失去本可获得的资金收益。加之资金管理制度的缺失，企业内部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缺少相应的协调机制，在调动资金和合理分配资金使用上显得捉襟见肘。当前很多企业迫在眉睫的任务就在于提升资金的而是用效率。
第三，资金管理缺乏有效的控制。完善的资金管理控制应该囊括事前控制、事中监督和事后控制三个部分，企业应该实时地对资金的使用进行监控，以保障资金的安全性和效率个性。人部分企业在这方而依然没有有效的监督制度，信息反馈不及时，难以应对市场变化，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比较差，最终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果。很多企业将人部分精力用于资金筹集，致力于扩宽筹资渠道，但是对筹集来的资金的使用效率却不够重视，也没有对资金的使用进行实时监控，增加了企业的则务风险和经营风险。
二、加强企业资金管理的对策
(一)实施资金预算管理
企业资金管理需要进行计划安排，这就需要将资金管理纳入到预算体系之中去。企业要对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的资金进行认真核算，在此基础上详尽计划资金使用方案，让资金管理和资金的规划变得科学和准确，企业内部应该实施资金预算管理制度。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企业可以将资金预算管理制度纳入到全而预算管理制度之中来，严格实施编制、审批和监督工作，为资金管理奠定良好的前提，给企业的资金管理开个好头。
(二)提升资金管理的信息化程度
企业可以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构建资金管理信息系统，企业资金管理的实时性要求较高，因此建立资金管理信息系统很有必要。笔者认为相应的管理制度也是必要的，信息管理制度的运行应该尽量避免受到认为影响，使资金管理走上科学化道路。
(三)完善资金管理制度
企业上下应该不断提升资金管理意识，尤其是则务人员的资金管理意识。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状况培养则务人员，提升其专业知识，灌输其最新则务管理理念，为企业的资金管理储备最优秀的人才队伍。另外，企业还要从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的角度来为企业的资金管理提供制度性保障。
(四)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加人监督力度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的重要措施，企业应该加强监督的频率和力度，注重对资金使用过程的监控，提升则务人员执行资金管理制度的能力，强化资金管理制度的权威性，严格按照制度进行资金调度，不断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强化企业资金管理的`出发点
(一)资金运行过程
首先，企业要编制资金使用计划。编制资金使用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提升资金使用的目的性和计划性，避免资金短缺和资金限制，有效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并协调资金调度。企业应该以具体的业务为基础进行资金使用计划的编制，兼顾企业资金需求和成本节约原则，采取正确的、科学的测算方法，计算出企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资金的需求量。企业资金管理应该建立在合理的资金需求量的基础上，资金管理需要专人管理，另外，企业应该设置应急方案以应对计划外情况和突发状况。
其次，企业要重视资金筹集管理。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所需的发展资金并不都是自有的，其需要通过相应的筹资渠道获得资金，资金筹集管理也就相当重要。资金筹集管理可以从外源性资金管理和内源性资金管理两方而展开。外源性资金一般产生于企业的生产经营需要，企业需要选择恰当的筹资渠道和筹资方式，从外部获得资金支持，在发展中积累信用，并充分利用国家针对产业发展的相应优惠政策。内源性资金则主要是指企业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项，企业应该合理布局当前掌控的资金，让资金的使用效率逐步提升。
再次，企业要重视资金运用。企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原则是以最低的成本换取最人的效益，企业的资金管理也应以此为目标。企业资金的管理反映了企业则务管理的水平，是企业则务管理技术能力和企业资金运用管理能力的双重结合，是企业则务管理人员素质和素养的直接体现，企业要重视资金运用管理，在原材料采购环节、在途资金环节和存货管理环节进行有效的监督，力求实现企业资产优化配置和资金的合理调配，让企业的资金结构完善起来。
最后，企业应该重视资金分配管理。企业的创造的价值一方而企业作为留存收益为扩展生产经营规模使用，另一方而企业要分配给利益相关者。企业内部的利益问题也是影响企业长远发展的重要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导致企业陷入管理困境之中，影响企业的业务开展。而良好的资金分配制度能够让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劳动创造性保持在较高水准上，使得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获得提高。所以企业要制定科学的、实际的资金分配制度，这也是资金管理重要内容之一。
(二)资金运行质量
首先，企业要做好资金调剂。企业发展需要资金作为需要，这说明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就是资金流转的过程中，而且资金只有流动起来才能维持企业正常的运行。企业要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就要注重资金运行的协同性，以科学的管理制度为之保证。
其次，企业要做好资金效益管理。资金的流动性与效益性存在矛盾，流动性资金过多会加人企业的机会成本，企业资金便失去了获利的机会。企业的经营管理中，需要首先保证日常资金的需求，对暂时不确定的资金支出，可以通过投资获利性较小但流动性强、风险低的项目的方式来提高资金的效益。对于期限长、金额人的投资则要谨慎处置。
4．我国非营利组织的项目和项目管理的特点： 从笔者个人工作实际经验来看，我国非营利组织的项目和项目管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项目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国非营利组织的项目侧重于服务类项目，虽然与动辄上亿元的工程类项目相比，服务类项目通常投资金额较小，项目周期较短，但项目的复杂程度、不确定因素的数量和对质量与进度的要求并不低于工程类项目。 （2）利益相关者数量多，需求复杂。我国非营利组织的项目利益相关者可分为会员/客户、外部服务供应商、政府主管部门、国外合作伙伴等多种类型，他们的需求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要保证项目的成功，就要善于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作到让各方面都满意。 （3）重视项目的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由于非营利组织的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其宗旨，并不以项目营利为目的，因此无论在项目前期可行性分析阶段还是项目后评估阶段，都更加注重各种评价社会效益的指标，而很少使用各种经济效益的评价指标。此外，由于大多数非营利组织的项目成果政治和社会影响较大，因此对于项目交付期、成本和质量控制的要求都很高，也同时强调了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应用各种项目管理技术的重要性。 （4）国际合作项目越来越多。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非营利组织的项目涉及的投资方或合作伙伴可能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多个国家，因此项目管理也就依投资方或合作伙伴需求的多样化而呈现个性化的特点。在项目管理过程中更加强调避免文化冲突，因此对项目经理的沟通和协调能力有更高的要求。 （5）项目的资金来源以外部资助为主，因此更重视申请环节。非营利组织的项目通常向外部组织申请，如各种基金会、支持机构、中介机构、国际组织、政府部门、企业等。作好项目选择、可行性分析、项目建议书书写等申请环节，有利于提高申请的成功率，保证项目的运作效果。特别是国际资助的项目，通常要经过严格的申请程序，并准备大量的申请资料。此外，对于项目管理过程中各个阶段的评估、报告和财务审计，也都有比较特殊的要求。 （6）项目管理处于初级阶段。在我国非营利组织的项目运作过程中，大多没有应用完整的项目管理方法和理念，不重视项目管理经验的积累和总结。而且仅仅把项目管理作为进度计划工具，在具体项目实施人员中使用，并没有上升到管理层的应用。由于缺乏系统的项目管理体系，因而无法体现项目管理带来的巨大效益。 5．关于我国非营利组织实施项目管理的几点建议 一个非营利组织就像是一条船，组织的是船长，项目经理是水手，项目管理是船上的风帆和船桨。船长的英明决策可以使优秀的水手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地利用风帆和船桨。根据我国非营利组织项目管理的现状和特点，在实施项目管理的过程中，非营利组织的“船长”们应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营造紧扣组织宗旨的项目文化。 文化能够改变人的思维，而人的思维将影响决策。文化为项目管理的顺利进行提供良好的氛围，有利于项目目标的推进；反之项目的进展会遇到冲突和阻力。在非营利组织中，项目价值观如何？推崇什么？反对什么？组织看待项目的观点如何，无不反映在丰富的项目文化中。 我国相当一部分非营利组织正在由计划经济条件下事业单位行政体制逐渐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管理体制，一些涉及到各部门和员工个人利益的管理措施必将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包括对实施项目管理的不理解和消极对待的现象。这就需要决策层和管理层的支持来推动变革，加强宣传和培训，营造出有利于实施项目管理的组织文化。 宗旨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的行动纲领，项目文化的形成，必须紧密结合宗旨。营造项目文化，包括根据组织宗旨建立共同愿景、培养员工团队精神、形成组织高度的凝聚力与民主氛围、鼓励学习型组织和个人。 （2）建立有保障的项目管理机构。 目前，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基本上采取的是传统的“金字塔”型的职能型组织结构，管理主要是依靠上级对下级的控制、指挥而进行的纵向式管理，跨部门的横向联系受到较大的限制。而项目管理则是基于高度整合的团队的、以横向式管理为主的管理。因此，应该按照项目的性质和规模，制定有效的项目章程并对职责进行有效划分，形成一个既能履行所在部门的工作职责，又能履行项目职责的团队。该团队在项目经理的领导下，负责项目的计划、执行、控制以及与客户和管理层的沟通。这种矩阵式项目组织结构，避免了职能型组织结构的管理混乱、职责不清和资源利用率低的弊病，极大地提高员工的责任感和工作效率，使非营利组织的组织方式更趋多元化及灵活性。 在非营利组织中，大部分矩阵式项目组织结构是秘书长面对全部的职能部门，临时指派的项目经理直接归秘书长领导，由项目经理从各个职能部门抽调人员组成项目小组。这种结构虽然具有权利集中、易集中资源的优点，但等级森严、信息不畅的缺点也很明显。现代非营利组织的项目管理往往采取网络式的管理结构，秘书长下面仍然是各个职能部门，但其中新增一个项目部，项目部下面再分设项目经理，项目经理不再直接面对秘书长，项目经理和各个职能部门之间更多的是一种横向的合作关系。这种结构有利于保障项目经理的权责统一，使单个的项目管理机构更为独立，自主权更大。 （3）形成良好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在项目组织实施的过程中，项目经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优秀的项目经理源于科学的选拔和培训。其中科学的项目管理人才的选拔是重要前提，合理的培养、培训是必要条件。二者缺一不可。缺乏科学的选拔手段可能会把不适当的人选放在项目管理者的位置上，使项目经理的培养事倍功半，甚至导致项目的失败；不健全或不合理的培训体系无法带来管理能力的提升。 项目经理通常在资深的员工中挑选，要求他们在项目相关的领域内工作相当长的时间，并且以项目助理的形式担任过类似项目管理的工作。项目经理需要具有良好的领导能力、人员开发能力、沟通能力、处理矛盾冲突的能力、丰富的项目运作经验，很高的个人魅力并愿意完全承担对项目的责任。在培训方面，首先应通过内部培训的方式，结合IPMP或PMP考证普及项目管理知识；然后通过负责不同类型的项目，不断积累实践经验；最后通过外派培训等方式，学习外单位、包括境外同行业组织的项目管理经验。 此外，应规划好项目经理的职业生涯，如项目经理的定位与地位，如何使项目经理责权利对等。在此基础上，制定项目经理的发展路线，如项目助理、项目经理、高级项目经理、项目总监等每个级别的素质要求和待遇等。通过项目经理的生涯规划，增强项目经理的归属感，提高人力资源的稳定性。 良好的绩效评价体系能够调动起组织成员为实现项目目标努力工作和提高工作成绩的积极性。评价系统应包括对项目经理、项目团队和项目组成员的考核，具体指标依项目自身特点而定。 （4）项目管理规范化。 项目管理的规范化对于提高非营利组织项目管理的成效有着重要意义，其原因是非营利组织的领导层更换比较频繁，人员流动性大。 一套简单而高效的规范化项目管理流程，有利于项目管理的可持续性。有了流程，就告诉我们做项目每一步应如何做，根据流程应该输出哪些可交付成果。 为了确保输出的一致性和规范性，使项目组成员提高工作效率，还需要建立一套符合项目特点的、可操作性强的项目管理模板。 此外，应该建立项目管理规范手册，告诉项目经理和项目组成员，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风险如何规避等。项目管理规范手册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了统一的行动指南。 最后，对于有条件的组织，建议开发一套适合组织项目特点和管理环境的项目管理软件系统，除了基本的管理功能外，还应包含日志系统、项目知识共享库和邮件系统。 （5）制定项目成功标准，注重项目运作效率。 非营利组织开展项目虽然不以营利为目的，但这并不表示项目管理不用顾及效率。非营利组织项目管理也需要控制成本，优化资源，提高效率。项目成功标准的制定，有助于提高项目管理的效率，激励项目团队士气。 虽然非营利组织的“项目成功”有不同的判别标准，但项目本身的实现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如在预定的时间期限内，在预算的成本范围内，在适当的性能规格下，达到项目的实现。此外，项目的社会影响也是评价项目成功的重要指标。 （6）加强项目管理后评价和经验交流我国非营利组织的项目管理应用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缺乏成熟的经验，需要不断地积累和加强交流。一方面是在非营利组织内部建立项目后评价和经验总结、分享的体制，另一方面是要加强和同行业组织，包括外国同行业组织的交流，在合作中认真学习研究其他组织的先进项目管理经验，促进项目管理水平的提高。（考试大咨询工程师）
财务会计：financialaccounting，比较简单的会计基础，在这门课里我学了关于折旧，做现金流量表，租赁，估价，发行新股这些比较简单日常的东西，基本就是自己公司内部的事情。成本会计：costaccounting，现在也叫managementaccounting，就是管理会计，这个是用来算成本，给商品定价的。当然这个只是最基本的用途，成本会计的计算成分比较少，理论比较多，主要是给管理者提供成本分析的。商业会计：corporateaccounting，涉及合并报表，跨国公司合并报表，子公司母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形式的商业形体怎么做财务报表。这里主要考虑不同公司之间的账目。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会计。。。联系么，我觉得他们都要披露自己的财政情况，让公众都晓得他们的钱怎么用掉了，这个就是他们之间的联系吧。区别么，我觉得非营利组织多少还是有点商业成分在里面吧，而且现有的会计准则主要是给商业组织用的，很多东西对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都不是特别适用，区别，我还真说不清了。。。。wow74744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研究「内容提要」本文运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代表人物科尔曼的信任理论，对中国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认为，由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非营利组织帮助其解决社会问题，参与公共管理，它有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的需要。但如果非营利组织的行为超出了政府的预期范围，政府将蒙受损失。政府对于是否应该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存在着矛盾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建立某种社会结构、创立严格的进人制度、惩罚和奖励机制，来监督和约束非营利组织的运行。这两套维持信任的机制的实施，大大提高了非营利组织值得政府信任的概率。这是中国非营利组织在短期内得以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关键词」非营利组织/信任/理性选择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一直是非营利部门研究的重要主题。有的学者试图通过国际比较，从宏观层面提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类型模式。[1]有的学者深入分析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优缺点，进而指出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关系的内在逻辑。[2]这些研究分别涉及到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过程中的政策模式、法律框架、经济过程、管制方式等，却没有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给予足够重视。事实上，相对于政府有关非营利组织成立条件和运行规则的制定、财政和税收政策等具体内容来讲，二者的信任关系处于一个更基本、但却更为重要的层次。因为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程度，往往决定了政府在政策层面赋予非营利组织行动权利的大小，在制度层面上决定了非营利组织从社会中获取资源的数量。从这个层面来看，政府关于非营利组织政策的制定，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这种信任关系的一种反映。正如巴伯（Bernard Barber）所说，“虽然信任只是社会控制中的一个工具，但它是一切社会系统中无所不在和重要的一种，在社会控制中权力若要充分或甚至最大程度的有效，就必须有信任在其中。”[3]（P31）中国是由一个权力中心决定制度安排的基本框架、并遵循自上而下制度变迁原则的国家，在政府与非营利部门的互动过程中，二者处于明显的权力不对等地位。“在社会所有制度安排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一个。作为一个合法使用强制力的垄断者，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4]（P377）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二者的关系模式，进而直接影响到非营利组织生存的制度环境和行动权利，因此，对该主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试图运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 ）有关信任问题的研究作为分析框架，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作出分析，从而使该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一、委托人与受托人：科尔曼的信任理论1.包含委托人和受托人的信任关系信任（trust ）是社会科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都对这个问题表示了关注。学者们对于信任的定义纷繁芜杂。社会学对于信任问题的关注可以上溯到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对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 ）的分析[5]以及韦伯（Max Weber ）对“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区分。[6]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才开始把信任作为社会学的一个专门课题来进行研究。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科尔曼把信任视为两个理性行动者之间的博弈与互动过程，并依据行动者的主动与被动，把互动双方分为委托人和受托人。[7]（P99-125）他认为，最简单的信任关系包括两个行动者：委托人和受托人。他所假定的前提是，这两个人都是有目的的行动者，其目的是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委托人始终面临着是否信任受托人的问题，同时受托人也面临着是守信用还是不守信用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受托人违背诺言可以获利。因此，信任行为是使委托人处于劣势的一种行动。由于信任受托人，在特定条件下，委托人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如果受托人利用这一劣势，委托人的利益将有所损失。同时，科尔曼认为信任行为意味着风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构成社会行动的各种交易（注：科尔曼在这里所说的“交易”，不仅是指市场中的交换行为，也泛指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社会交换行为。）往往不是即时完成的，在某些情况下，参与交易的一方提供劳务或交付货物（注：科尔曼在这里所说的“劳务”和“货物”，也要从更加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实际上指的是与行动相关的一切资源。）以后，另一方才能做出相应的反应。由于信任给予中包含了时间滞后，受托人是在未来某一刻，才采取预先约定的行动，这就给委托人的提前行为造成了风险。作为理性行动者，人们会采取种种手段来缓解时间滞后带来的风险。（注：科尔曼认为，这些手段包括：第一，利用中介入，甲把货币交给中介人，在乙交出应提供的货物以后，中介人再把甲的货币转给乙。第二，在商品交易中，作为买方的受托人通常向卖方提供由他人提供保证的支票。第三，签合同。它的特点是有明确的承诺，而且受法律保护，对违约一方有所制裁。参见（美）詹姆斯·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页。）科尔曼的这些分析表明，委托人决定是否给予信任的过程适用于决策理论中风险条件下的决策模式。由于他假定行动者都是理性的，因此，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行动可以从博弈的角度加以思考。委托人必须决定是否信任受托人，在受托人靠不住的情况下，委托人的信任将导致损失；如果受托人可靠，而委托人拒绝信任他，也将造成损失。受托人也面临着遵守还是违背诺言之间的选择。下面分别进行分析。2.对委托人行为的分析科尔曼发展出了一个公式来描述是否给予信任的条件。他认为，委托人为了在风险条件下最大限度获得个人利益，必须在拒绝信任或给予信任之间做出选择。委托人预期获得的利益等于可能所得（G ）与成功概率（P ）的乘积减去可能所失（L ）与失败概率（1－P ）的乘积。如果被减数大于减数，即成功概率与失败概率的比例大于可能所失与可能所得的比例，即P/（1－P ）＞L/G ，一个理性的行动者便应该给予信任。科尔曼认为，在这个公式中，最关键的是受托人确实可靠的概率P 、可能所失L 和可能所得G 的值。这三个值的大小是与委托人关于它们的信息密切相关的。在有些情况下，委托人对于可能的损失是清楚的，在有些情况下则不甚清楚。通过给予信任可能获得的利益有时为人们所了解，有时则不然。这三个影响因素中，受托人值得信任的概率是最难弄清的。委托人主观上对概率的估计越接近于客观概率，做出错误决定的可能性就越小。为了做出正确决定，委托人必须充分利用信息，并尽可能多地收集信息。科尔曼认为，可能损失与可获利益的大小，也影响着委托人寻求信息的范围和努力程度。给予信任可能导致的损失或获得的利益越大，委托人越会努力去寻求信息以判断受托人的可信任程度。3.对受托人行为的分析科尔曼认为，在信任关系中，受托人的行为至关重要，他可以在遵守诺言与违背诺言之间做出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受托人的行为做出约束。科尔曼列举了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利用无形的道德观念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这种力量比较弱。第二种方法，对受托人的违约行为进行惩罚。社会内部必须要有规范、法律以及惩罚手段。委托人在决定是否信任受托人时，不仅应考虑受托人的可信任程度，而且还要注意惩罚性手段的效果。第三种方法，使恪守诺言的受托人从委托人或其他有关人的信任中得到好处，即存在对遵守诺言行为的正面激励。科尔曼认为，在包含社会信任或政治信任的行动中，由于不存在直接的赔偿责任，这种正面激励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创造某种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受托人只有恪守诺言才能获得好处。这种社会结构的主要形式有紧密联系的组织（比如同业团体、行业协会等）、法律合同及其他法律规定等。当意识到遵守诺言的好处之后，受托人会精心策划某些行动以博取委托人的信任。此外，科尔曼还关注到交易次数对受托人行为的影响。他认为，在一次性交易中，受托人违背诺言的损失较小，从而更容易做出违约行为，而在重复的、持续进行的交易中，受托人违背诺言的损失较大，受托人更容易遵守诺言。简言之，可以把持续进行的信任过程简单描述为：委托人首先决定是否要给予信任，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大量收集关于受托人的信息，如果委托人认为受托人是否可信对自己的利益影响重大，他还将试图建立某些提高受托人信任程度的社会规范及制度。当搜寻信息工作结束之后，委托人就应决定是否把信任给予受托人。如果委托人决定给予信任，那么受托人面临的问题是，决定自己是否要保持信用。如果受托人受到道德约束或担心违约后的惩罚，将会恪守诺言。促使受托人遵守诺言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是，委托人让受托人意识到遵守诺言的好处。当受托人意识到取得委托人的信任将给他带来好处之后，他将向委托人提供有关信息，促使委托人相信自己。在第一轮信任行为发生之后，委托人将根据受托人的表现，修正自己对受托人可信任程度的估计，进而决定下一步的行为，长期的博弈行为就这样持续下去。二、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理性选择理论的运用科尔曼对于信任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可以让我们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信任关系的分析更为深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现状描述或缺乏分析过程的归纳上。在科尔曼的理论中，他更多地把发生信任行为的双方——委托人和受托人，看作一种自愿的谈判和交易，而没有对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对信任的影响表示关注。（注：这是和科尔曼受到的新制度经济学影响密切相关的。制度如何产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理论。在一个极端，可以认为制度是在决策者自利基础上“自发”产生的。在另一个极端上，制度可能完全是由一个中央机构组织的。总体来说，新制度经济学的支持者倾向于制度结构自发产生这一假说（进化论理性主义）。参见Eirik 和RudolfRicher《新制度经济学：一个评价》，载于菲吕博顿和瑞切特编：《新制度经济学》，孙经纬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页。）我们在分析中国社会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时，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中国，作为信任委托人的政府是单方面拥有强制性权力的。正如韦伯指出的，国家的重要特征在于，它是一个“作为垄断合法暴力和强制机构的统治团体”，是合法的使用暴力的组织，是运用暴力“权利”的唯一的源泉。[8]（P730）同时，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9]强制性权力以及制定规则的特殊地位，使得政府在政治力量对比和资源配置权力上均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由于几千年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中国的非营利部门发育很不充分。1949年以后，国家更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把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资源集中在自己手里，确立了在社会生活中的绝对支配地位。甚至可以说，到50年代中后期，一个相对独立的、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的社会领域已经不复存在。[10]（P242）1990年以来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生成与发展，是在政府职能转换和权利让度的前提下发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分别视为科尔曼分析框架中信任关系的委托人和受托人，可以把政府允许、鼓励非营利组织存在和发展，看作是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了信任。（注：当然，在不同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政府所拥有的决定非营利组织生存的权利是不一样的。比如在美国，由于宪法赋予了非营利组织较大自主权，非营利组织的很多活动政府是没有权利介入的。但在中国的情形不一样。由于权力集中在政府手里，我认为在研究中国的非营利组织时是可以把政府视为委托人的。）而且，这种信任关系是重复的、持续性的。科尔曼的信任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的内在逻辑。具体来说，这种信任关系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首先，在作为委托人的政府预期当中，发展非营利组织可能获得的利益（也就是科尔曼计算公式中的G ）是很大的。因此，政府有较强的给予信任的需要。科尔曼在研究信任行为时观察到，对于有着不同信任需要的行动者来说，信任行为所包含的可能利益或损失是不一样的。有些行动者迫切需要信任他人。比如，处在绝望状态下的某些人对信任有着极其强烈的需要，因为没有外援他们就无法脱离困境。在这种情形下，可能获得的利益对行动者有很大的诱惑力。[11]（P116）1990年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中国的政府治理模式以及包括社会保障、教育等在内的公共服务体系都面临着结构性调整。在政府治理模式上，开始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机构的规模日趋小型化，政府作用的范围逐步收缩。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中国最重要的特征是从国家中心主义模式向福利多元主义模式转换。[12]在原有体制下，国家垄断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在国民的福利提供中起着绝对支配性作用。然而，长久以来，在政府对国民的福利承诺与政府的实际供给能力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尤其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直接改变了原有福利模式依托的制度基础。在政府的财政能力已经远远不能实现对国民的福利承诺时，政府开始积极寻找改革的替代性策略。在这种制度背景下，非营利部门作为政府职能转换和公共服务的替代性提供者，其地位和作用开始受到政府部门的广泛重视。由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期望非营利组织获取民间资源、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非营利部门所掌握资源的依赖，因此，它有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的需要。其次，如果非营利组织的行为超出了政府的预期范围，政府将蒙受损失。因此，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是一种具有风险的行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非营利组织的利益目标可能和政府之间存在差异，政府越把权力转移到非营利组织手中，非营利组织的利益和目标与政府相差越远，政府的项目实施就越困难。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意味着在政府的控制领域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体制外力量。尽管这类组织是以公益的形式出现的，但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披露和监督机制，政府可能很难准确判断非营利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说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是有风险的。因此，政府对于是否应该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存在着矛盾性：一方面，它依赖于非营利组织获取资源，来帮助其解决社会问题，缓解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又担心一种新的体制外力量的出现会不利于社会管理。政府的资源获得需求与社会控制需求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13]在科尔曼看来，受托人值得信任的概率P 在影响信任给予的三个因素中是最难弄清的。但它是决定是否应该给予信任的关键。由于政府的信任行为所涉及的可能利益或损失都非常大，为了做出准确判断，政府会竭尽全力去收集相关信息，以判断非营利组织的可信任程度。从中国关于非营利组织产生和运行的相关制度中可以看出，政府主要采用了两套机制来提高非营利组织的可信任程度，即科尔曼信任公式中受托人值得信任的概率P 值：其一，政府直接通过垄断性权力，任命现任或退休政府官员担任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并保留根据他们在第一次信任行为之后的表现，随时收回信任（即撤换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的权力。这是建立在对政府官员个人信任基础上的。我们可以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运行中观察到，相当多的非营利组织是直接由政府官员担任负责人的。1994年政府考虑到，直接由政府官员担任非营利组织负责人，可能会影响到组织领域的参与者对于非营利组织合法性的判断，所以出台了相关法规（民社函〔1994〕123号），规定不能由主管部门负责人担任社团负责人。鉴于这项规定，在实际操作中，现在绝大部分非营利组织，尤其是从政府部门分离出来的非营利组织，是由退休的党政官员担任负责人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非营利组织是由真正的民间人士来担任负责人，那么政府就只能通过建立某种社会结构来约束、监督非营利组织的运行，并在实施第一次信任行为之后，通过反复的博弈过程，来判断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是否值得信任。尽管当意识到受托人不值得信任的时候，作为委托人的政府可以对非营利组织实施惩罚，或收回信任，但第一次的信任行为仍然存在着风险。如果非营利组织由现任官员或退休的党政干部来担任负责人，对政府来说就可以大大提高对受托人信任的概率。因为这些人多年来一直是党和政府的骨干力量，在以往多次的重复博弈过程中，这些人被证明在党性和忠诚方面是值得信任的，让他们来直接负责非营利组织的运行，可以尽可能减少故意隐藏、扭曲信息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可以大大提高科尔曼计算公式中的P 值，从而促使政府做出信任给予行为。同时，由于在权力结构中的垄断地位，政府几乎完全控制了对受托人——非营利组织的惩罚和奖励，这使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意识到，只有保持对委托人的忠诚、信守诺言，才能在重复的交易中获益。正面激励和惩罚机制的双重存在，进一步促使非营利组织负责人实施保持信用的行为。其二，建立某种社会结构、创立严格的惩罚和奖励制度，来监督和约束非营利组织的运行。这是建立在制度信任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政府是一个具有垄断性权力并可以单方面制定博弈规则的特殊组织，它会创建一种社会结构来对非营利组织的违约行为实施惩罚，并对其恪守信用的行为给予奖励。从1950年9月《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1989年10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到1998年10月新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颁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以及2004年3月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对非营利组织的成立登记、监督管理、奖励惩罚都予以了详细规定。《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确立了“双重分层管理体制”，规定社团的管理工作由社团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来共同负责。现阶段我国社团管理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民政部门。业务主管部门是对社团的业务活动进行直接指导和日常管理的政府机关。民政部门承担依法登记管理和依法监督管理社团的职责，业务主管部门侧重于对社团的业务指导和具体的日常管理。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对社团管理工作各司其职，分工协作。所谓分层管理，是指根据社团的成员分布和活动地域范围等实际情况，由不同级别的登记管理机关来分别管理不同层次的社团。通过双重分层管理体制，政府几乎把社团的所有日常活动都纳入到了政府的管理体制之内，并尽可能削弱了社会团体自身的决策权。由于业务主管部门对社团的情况更加熟悉和了解，政府通过委托这个对信息了解更为充分同时又值得信任的第三方来进行监督，可以得到尽可能多的有效信息。政府通过尽可能地把非营利组织的一切活动都掌握在管理部门手中，扩大了信息收集的范围。社团管理分为登记管理、日常管理和监督管理三种形式，涉及到社团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对社会团体的法规制定、日常活动检查和指导、社团内部组织结构调整、内部人事管理等多方面内容。除了采用列举法规定了社团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机关的极大权力之外，《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还采用剩余法把没有穷尽的内容纳入到管理机关的管理范围之内，“总之，社团日常管理极为丰富，除了上述内容之外，还包括对社团人事管理、财务管理、业务活动管理、党组织管理等诸方面的内容，随着社团管理实践的不断深入，日常管理活动的内容将会不断的扩展”。[14]（P45）在对社团业务活动管理方面，“要对社会团体的业务管理，进行细致、严格的管理和指导，以防出现疏漏和偏差”。[14]（P88）政府还通过规定年检制度和经常的不定期检查制度，增加了信息收集的频率，减少了信息传递和反馈的时间差距。为了配合与完善监督制度，国家还赋予了社团管理部门根据随时发现的漏洞修订、补充制度的权力。条例规定，社团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可以根据社团发展变化的客观需要，及时制定新的政策、规定，使公民结社和社团活动的法律、法规不断地完善和具体化。业务主管部门是国家在该领域内各项方针、政策、规定的直接制定者和执行者。所以，对这些方针、政策和规定最有解释权。另外，业务主管部门还是该领域或行业内的业务发展方向的规划者和计划的拟订者。[14]（P44）由于同时实施了基于个人信任和制度信任这两套维持信任的机制，政府认为预期获得的利益将远远超过损失，所以可以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这是中国非营利组织在短期内得以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政府不通过权力直接任用现任或退休官员来担任非营利组织负责人，那么政府对受托人的判断就只能是通过创立某种社会结构来实现。相对来说，受托人可靠的概率将会有所降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可能做出不给予信任的决定。本文对于中国社会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分析，重点在于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分析当前中国呈现出来的二者信任关系在逻辑上的成因，而没有对这种信任关系的后果和正当性进行规范性说明。事实上，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政府对于非营利这种组织形态的信任程度较低，所以才会有如此繁杂的规则加以限制。这些社会结构的创建在提高了非营利组织可信任概率的同时，也对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性及组织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限于篇幅，这些问题将在其他研究中得到进一步论述。（注：参见田凯：《非协调约束与组织运作——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个案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4年。）「参考文献」[1]Gidron ，Benjamin，Kramer，Ralph ，Salamon ， and The ThirdSector[M].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1992.[2]Salamon， in Public Service ：Government-Nonprofit Relationsin the Modern Welfare State [M].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3]巴伯。信任，信任的逻辑与局限[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转引自郑也夫。信任与社会秩序[J].学术界，2001，（4）。[4]林毅夫。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5][法]涂尔干。渠东译。社会分工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0.[6][德]马克斯·韦伯。姚曾庳译。世界经济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7][美]詹姆斯·科尔曼。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8][德]马克斯·韦伯。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9][美]道格拉斯·诺斯。陈郁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0]张曙光。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11][美]詹姆斯·科尔曼。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12]田凯。机会与约束：中国福利制度转型中非营利部门发展的条件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3，（2）。[13]田凯。组织外形化：非协调约束下的组织运作——一个研究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理论框架[J].社会学研究，2004，（4）。[14]吴忠泽、陈金罗。社团管理工作[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原文链接：「内容提要」本文运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代表人物科尔曼的信任理论，对中国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认为，由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非营利组织帮助其解决社会问题，参与公共管理，它有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的需要。但如果非营利组织的行为超出了政府的预期范围，政府将蒙受损失。政府对于是否应该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存在着矛盾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建立某种社会结构、创立严格的进人制度、惩罚和奖励机制，来监督和约束非营利组织的运行。这两套维持信任的机制的实施，大大提高了非营利组织值得政府信任的概率。这是中国非营利组织在短期内得以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信任/理性选择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一直是非营利部门研究的重要主题。有的学者试图通过国际比较，从宏观层面提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类型模式。[1]有的学者深入分析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优缺点，进而指出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关系的内在逻辑。[2]这些研究分别涉及到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过程中的政策模式、法律框架、经济过程、管制方式等，却没有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给予足够重视。事实上，相对于政府有关非营利组织成立条件和运行规则的制定、财政和税收政策等具体内容来讲，二者的信任关系处于一个更基本、但却更为重要的层次。因为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程度，往往决定了政府在政策层面赋予非营利组织行动权利的大小，在制度层面上决定了非营利组织从社会中获取资源的数量。从这个层面来看，政府关于非营利组织政策的制定，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这种信任关系的一种反映。正如巴伯（Bernard Barber）所说，“虽然信任只是社会控制中的一个工具，但它是一切社会系统中无所不在和重要的一种，在社会控制中权力若要充分或甚至最大程度的有效，就必须有信任在其中。”[3]（P31） 中国是由一个权力中心决定制度安排的基本框架、并遵循自上而下制度变迁原则的国家，在政府与非营利部门的互动过程中，二者处于明显的权力不对等地位。“在社会所有制度安排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一个。作为一个合法使用强制力的垄断者，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4]（P377）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二者的关系模式，进而直接影响到非营利组织生存的制度环境和行动权利，因此，对该主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试图运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 ）有关信任问题的研究作为分析框架，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作出分析，从而使该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一、委托人与受托人：科尔曼的信任理论 1.包含委托人和受托人的信任关系 信任（trust ）是社会科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都对这个问题表示了关注。学者们对于信任的定义纷繁芜杂。社会学对于信任问题的关注可以上溯到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对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 ）的分析[5]以及韦伯（Max Weber ）对“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区分。[6]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才开始把信任作为社会学的一个专门课题来进行研究。
财务管理方向比较好写，提供一些财务管理方面的论文题目，供参考。财务管理方面（含财务管理、管理会计）1．管理层收购问题探讨2．MBO对财务的影响与信息披露3．论杠杆收购4．财务风险的分析与防范5．投资组合理论与财务风险的防范6．代理人理论与财务监督7．金融市场与企业筹资8．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筹资渠道9．中西方企业融资结构比较10．论我国的融资租赁11．企业绩效评价指标的研究12．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研究13．上市公司盈利质量研究14．负债经营的有关问题研究15．股利分配政策研究16．企业并购的财务效应分析17．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研究18．知识经济时代下的企业财务管理19．现代企业财务目标的选择20．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1．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22．中国民营企业融资模式――上市公司并购23．债转股问题研究24．公司财务战略研究25．财务公司营运策略研究26．资本经营若干思考27．风险投资运作与管理28．论风险投资的运作机制29．企业资产重组中的财务问题研究30．资产重组的管理会计问题研究31．企业兼并中的财务决策32．企业并购的筹资与支付方式选择研究33．战略（机构）投资者与公司治理34．股票期权问题的研究35．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融资问题研究36．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37．国际税收筹划研究38．企业跨国经营的税收筹划问题39．税收筹划与企业财务管理40．XXX税（例如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筹划41．高新技术企业税收筹划42．入世对我国税务会计的影响及展望43．我国加入WTO后财务管理面临的挑战44．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45．经济价值增加值（EVA）――企业业绩评价新指标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是见解。而且论据要相对充分。这样写出来就有血有肉！有些方面我可以帮你提供一些意见！ 最好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1] 姚琴; 企业财务风险预警系统研究[D]. 西安科技大学 2004 [2] 许燕; 企业并购的财务风险研究[D]. 西南财经大学 2001 [3] 王影; 并购的财务风险及其防范问题研究[D]. 东北财经大学 2003 [4] 郭敏; 我国企业财务风险与防范研究[D]. 四川大学 2002 [5] 杨帆; 石化企业财务风险预警系统的研究[D]. 武汉理工大学 2006 [6] 丁玉书; 企业财务活动中的风险管理问题研究[D]. 吉林大学 2004 [7] 冯静; 锦重财务风险防范研究[D]. 大连理工大学 2002 [8] 赵郁; 企业并购财务风险与管理[D].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4
摘要：我国中小企业由于自身实力薄弱、资金不充足等原因，在市场运作中应变能力差，因而迫切需要加强经营管理理念。中小企业可充分利用自身内部环境适应外部环境，增强风险意识，建立财务核心指标来衡量企业财务状况，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规避财务风险，防范财务危机的发生，以充分实现企业目标。 财务风险是指企业在特定的客观情况下和特定的期间内，在企业经营运作过程中，由于各种难以或无法预料、控制的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经营条件等不确定性因素的作用，使得企业资金运动（资金流）的效益性降低和连续性中断，进而使得企业的实际经营绩效与预计目标发生背离，从而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和盈利目标产生负面影响或不利结果的可能性。 中小企业由于自身实力薄弱、资金不充足等原因，在市场运作中应变能力差，因而迫切需要加强经营管理理念，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建立和健全中小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建立中小企业的财务风险控制体系，形成一个可以遵循的财务风险防范系统，将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创造长久价值的能力。 一、引发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因素 （一）外部环境。引发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外部环境包括经济因素、自然因素、法律环境、社会因素和科学技术因素。这些因素存在于企业之外，它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财务状况产生的巨大风险是难以准确预见和无法改变的。如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中小企业产生的冲击，许多中小企业面临财务瘫痪处境，威胁著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中小企业由于受经营理念、财力、物力、人力的限制，其财务管理不能适应复杂而多变的外部环境，必定会给中小企业带来财务风险甚至财务危机。 （二）内部因素。管理层风险意识缺乏导致财务风险。在现实工作中，我国许多中小企业的经营者、管理层和财务人员缺乏风险意识，认为只要把生产搞好，有经营利润，只要管好用好资金就不会产生财务风险。风险意识淡薄是财务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经营决策失误导致中小企业财务风险。我国许多中小企业的经营决策、财务决策普遍存在着经验决策及主观决策现象，财务决策失误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科学合理的可行性分析，主观臆测严重，重大事项不经集体决策审批而个人单独决策。财务决策失误是产生财务风险的又一重要原因。 财务人员风险意识落后导致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由于长期以来在思想上受财务制度的束缚，财务人员风险意识落后，尚未树立时间价值、风险价值等科学概念，反映在财务管理目标上，就是未能确立起最优化思想。 企业内部控制、监管体系不健全导致财务风险。中小企业内部控制体系不健全，管理部门的约束机制不到位，审计监督乏力，甚至缺少必要的内部监控体系及制度，在资金管理、使用及利益分配等方面存在权责不明、管理混乱的现象，使得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资产流失严重，资金的安全性、完整性无法得到保证。 二、防范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措施 财务风险管理是指企业在充分认识其所面临的财务风险的基础上采取各种科学、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对各类风险加以预测、识别、分析、控制和处理，以最低成本确保企业资金运动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效益性的一项理财活动。 （一）建立财务危机预警系统。企业财务危机预警系统，作为一种成本低廉的诊断工具可预知财务风险的征兆，当可能危害企业财务状况的关键因素出现时，财务危机预警系统能发出警告，以提醒经营者早作准备或采取对策以减少财务损失，控制财务风险的进一步扩大。中小企业的经营者、管理者应随时加强对财务风险指标的分析，适时调整企业营销策略，合理处置不良资产，有效控制存贷结构，适度控制资金投放量，减少资金占用，还应注意加速存货和应收账款的周转速度，使其尽快转化为货币资产，减少甚至杜绝坏账损失，加速企业变现能力，提高资金使用率。 （二）建立财务风险意识。中小企业要时刻关注国家巨集观政策的变化，关注国家产业政策、投资政策、金融政策、财税政策的变化，管理层应对企业投资专案、经营专案、筹藉资金、经营成本等方面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进行提早预测，以便及时采取措施。管理层要关注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防止企业成本费用和资金需求增加使财务成本上升和资金链的中断而出现经营亏损或资不抵债的财务危机。企业经营者要根据政策因素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和投资方向，避免企业步入财务危机。在销售方面注重产销衔接，以销定产，及时调整营销策略，积极开拓新渠道，培育新使用者，加速货款回笼，加强业务整合，提高企业整体抵抗风险的水平。 （三）建立企业内部监督制度。内部审计控制是一个企业内部经济活动和管理制度是否合规、合理和有效的独立评价系统，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对其他控制的再控制。内部审计在企业应保持相对独立性，应独立于其他经营管理部门，确保审计部门发现的重要问题能送达治理层和管理层。对于不具备条件的中小企业可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人员进行内部审计。 （四）建立内部控制制度。要建立中小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和会计控制制度，如对企业的货币资金控制、采购与付款控制、销售与收款控制、对外投资控制等。实施内部牵制制度，对不相容的岗位实行相互分离、相互制约；建立回避制度；会计负责人的直系亲属不得担任出纳人员；严禁擅自挪用、借出货币资金；严禁收入不入账；严禁一人保管支付款项所需的全部印章；不得由同一部门或个人办理采购与付款、销售与收款业务的全过程；销售收入要及时入账。 财务风险存在于财务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任何环节的工作失误都可能会给企业带来财务风险，中小企业的经营者、管理者、财务人员必须将风险防范贯穿于财务管理工作的始终。及时了解企业财务运营的真实情况，优化财务结构，从而规避风险，改善不良经营状况，实现企业目标，确保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壮大。
2 周爱丽. 企业财务风险浅析[J]财会研究, 2004,(03) . 3 王芳云; 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的研究 [D];山东大学; 2005年 4 郑汉男; 民营科技企业创业的风险识别及控制研究 [D];吉林大学; 2006年 5 冉晓枫; 集团公司财务风险控制研究 [D];四川大学; 2006年 6 王淑琴; 浅议现代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及对策 [J]; 北方经贸; 2006年06期 7 陈文俊; 企业财务风险:识别、评估与处理 [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5年03期 8 赵振钦,崔子栋; 风险管理的研究与教育 [J]; 北方经济; 2007年S1期 9 全晓红,康卫平; 企业财务风险形成原因及防范对策 [J];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03期 10 刘平,贺武; 财务风险成因及其控制策略研究 [J]; 广西社会科学; 2004年10期 11 范世森; 财务风险及其防范初探 [J];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4年02期 13 夏国栋; 企业财务风险控制与防范对策 [J]; 商场现代化; 2006年34期 14 欧阳能; 论企业集团财务风险及其防范 [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2005年02期; 67-70 15 吴景杰 ,施绍梅; 财务风险的控制 [J];理财杂志; 2005年06期; 33-34 16 王淑琴; 浅议现代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及对策 [J];北方经贸; 2006年06期; 70-71 17 委胡华; 现代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及防范 [J];会计之友; 2004年01期;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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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似乎有点难.我知道一个网站不错. 51mis 主要是学习财务的
1 the meaning of financial risk Ye at " *** all and medium-sized financial risk asses *** ent and control of research" that the financial risk is the possibility of corporate insolvency and shareholders, the proceeds of uncertainty, it is difficult because of enterprise funds, to adopt a different mode of financing brought about by risk. Starting from the *** ysis of financial risk on its mean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of content; at this based on the causes of the financial risk to conduct in-depth *** ysis and detailed research, *** ysis concludes that the financial risks arising from internal factors and external aspects; in turn, establish a risk awareness,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ffective risk prevention mechani *** ; set up and improve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system to meet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set up the financial risk early warning mechani *** , strengthen the financial crisis management; improve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financial decision-making to prevent due to poor decisions arising from the financial risk; through internal systems to prev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binding mechani *** s to control and guard against financial risk in five areas of financial risk prevention measures as well as self-insurance, diversification of risk control, risk transfer, risk averse, risk reducing the five techniques. Only controlled enterprises to guard against and defuse financial risk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enterprises in the fierce petition in the market in an invincible position. The causes of the financial risks (A) external causes 1, the national policy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financing risk. Generally speaking, *** all and medium-sized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because of instability. A country's economy or moary policy changes, there may be *** all and medium-sized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market conditions and financing forms have a certain impact. Beginning in 2007, our country has increased the intensity of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the central bank to raise the fourth time the deposit reserve ratio, in particular, are ready to implement the difference beeen a direct deposit system to make *** all and medium-sized service-oriented *** all and medium-sized mercial banks to tighten credit, SMEs First of all, the capital supply disruption, the risk of inviting a lot of financing, SMEs also in urgent need of funds can not be forced to s production or the scale of downsizing. 2, bank financing channels for non-financial risks caused by fluid. Corporate sources of funds are nothing more than its own funds and external financing in o ways. In various modes of financing, the bank credit is also an important source of funds, but banks in the country's financial policies as well as their own sound system is no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uch circumstances, the general enthusia *** for SME lending is not high, their loans more difficult to increase the the enterprise's financial risk. (B) internal factors one, blind expansion of investment scale.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conditions are not ripe for the SMEs in the circumstances, only the experience of one-sided pursuit of panies to determine the expansion of the extension, ignore the pany's content and core petitiveness, resulting in a major capital investment wasted. 2, the investment decision-making errors. For business, the correct selection of industries are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However, som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the selection process, the often overlooked "industry is a dynamic selection process" concept, should not a keen grasp of industry trends and direction of evolution. 3, improper selection of investment partners. Enterprises to make investment decisions, we must give full consideration to qualified partners, reputation, and should have to bear the corresponding risks. 4, less than honest. Lack of SME credit is a mon situation. Therefore, *** 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to provide loans or investments to *** all and medium-sized people had to step up investment on human resourc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 ysis. This respect has increased the investment bank or person lending and investment costs. On the other hand also give *** 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financing difficult. Ability to finance capital, to finance the number of funds, the financing of SMEs exist great uncertainties. 不知道可不可以帮到你
知网上有呀 1]李胜. 全面财务风险管理研究[D]. 湘潭大学: 湘潭大学,2005. [2]李春媛. 如何加强企业财务风险控制[J]. 价值工程,2010,(32). [3]冯艳. 非营利组织财务风险管理研究[D]. 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2007. [4]李红梅. 中国商业银行整体风险管理研究[D]. 辽宁大学: 辽宁大学,2010. [5]谢宁. 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下的现代银行财务模式研究[D]. 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2010. [6]甘鹏. 甘肃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风险管理研究[D]. 兰州大学: 兰州大学,2008. [7]丁玉书. 企业财务活动中的风险管理问题研究[D].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2004. [8]李延德. 大学生在校期间风险管理研究[D]. 大连海事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2010. [9]敬永红. 达州翠屏山综合开发一期工程专案风险管理研究[D]. 西南交通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2009. [10]闫峰. 卓越·蔚蓝群岛开发专案风险管理研究[D].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2008. [11]杜晓玲. 基于风险管理的内部控制研究[D]. 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2008. [12]王小练. 航运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研究[D]. 上海海事大学: 上海海事大学,2005. [13]杨秋利. 论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核心方法RAROC[D].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 [14]许娟. 跨国公司财务管理中的风险问题研究[D].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5. [15]张星文. 集团公司财务风险管理研究[D]. 广西大学: 广西大学,2007. [16]王育宪. 企业管理的一个新分支——风险管理[J]. 管理世界,1985,(3). [17]李莉. 全面审计风险管理研究[D]. 湘潭大学: 湘潭大学,2005. [18]曹升元. 高校财务风险管理研究[D].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2008. [19]龚永兵. TA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风险管理研究[D]. 广西大学: 广西大学,2006. [20]张子超. 我国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风险管理研究[D]. 武汉科技大学: 武汉科技大学,2008. [21]党雪. 论保险公司财务风险管理及策略[D]. 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2003. [22]王仲宇. 新华证券公司内部风险管理分析与证券公司内部风险评估[D].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2005. [23]李红侠. 企业纳税筹划风险管理探讨[D].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6. [24]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东省分行 风险管理[A]. 李亚新 主编.[C].: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70-71. [25]郭景阳. 建立保险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框架的研究[D].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2. [26]高军. 现代企业风险管理过程分析及对策研究[D]. 西南石油学院: 西南石油学院,2003. [27]范运. 私募房地产股权投资基金风险管理研究[D]. 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2009. [28]曹乐喜. 企业并购财务风险管理研究[D].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2007. [29]谢飞. 财务公司网上银行在企业集团内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和风险管理研究[D].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2005. [30]交通银行武汉分行 财务和风险管理[A]. .[C].: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60. [31]阚德梅. 江苏省农业发展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研究[D]. 西南交通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2004. [32]李黎,齐中英. 风险理财在卫星运营企业风险管理中的运用[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3). [33]沈隽. 船舶融资租赁的风险管理研究[D].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2010. [34]杨博. 压力测试方法及其在债券基金利率风险管理中的应用研究[D]. 新疆财经大学: 新疆财经大学,2007. [35]陈茂. 论财产保险公司承保前的风险管理[D]. 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2003. [36]李霞. 汽车信贷风险管理理论与实证研究[D].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2005. [37]高毅. 中国农业上市公司财务风险形成机理和控制研究[D].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2010. [38]简婷. 金融衍生工具及其风险管理研究[D].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2006. [39]甄珍. 山西票号风险管理研究与借鉴[D]. 山西财经大学: 山西财经大学,2007. [40]沈忠雷. 建行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控制及应用[D].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2005. [41]常忠蛟. 我国高速公路专案投资风险管理[D].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2005. [42]周航,赵晓萌. 风险管理平衡计分卡的设计与应用研究[J]. 环渤海经济瞭望,2005,(12). [43]刘浩. 金融控股公司发展模式及风险管理研究[D]. 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2010. [44]唐海涛. 证券投资风险管理系统设计研究[D].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2005. [45]孙晓丽. 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管理[A]. 王敏 主编.[C].: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194. [46]王霞. 中小银行风险管理研究[D]. 西安理工大学: 西安理工大学,2004. [47]张超. 论我国汽车金融服务业的消费信贷风险管理[D]. 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2010. [48]邵秋琪. 基于风险管理的衍生品运用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实证研究[D].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2011. [49]吴子华.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的发展取向与风险管理[D].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1. [50]陈力. 财务工程在企业财务风险管理中的应用[D].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
[摘 要] 中小企业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构造市场经济主体，促进社会稳定的基础力量。在确保国民经济适度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实现科教兴国、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提出指导与扶持我国的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已成为当前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财务风险是现代企业面对市场竞争的必然产物，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的条件下更是不可避免，试着从中小企业资金结构方面入手，利用财务杠杆原理对中小企业财务风险进行分析，提出了风险管理过程控制措施，建立预警分析指标体系，进行恰当的财务风险决策，提高中小企业的存续能力。 :51kj../news/20071103/ 多参考参考网上的报道及资料吧，除非有专人给你写，要不都是自己写的...
有关盈利能力分析论文提纲
论文提纲是作者构思谋篇的具体体现。便于作者有条理地安排材料、展开论证。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整理出有关盈利能力分析论文提纲，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题目：WK地产公司财务报表分析研究
目录
摘要
ABSTRACT
目录
第1章引言
研究背景及意义
研究背景
研究意义
研究方法及内容
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
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外文献综述
国内文献综述
研究的创新点
第2章财务报表分析相关理论
财务报表分析概述
财务报表分析的概念
财务报表分析的原则和步骤
财务报表分析的方法
比较分析法
比率分析法
因素分析法
杜邦分析法
财务报表分析的意义
财务报表本身的局限性
财务报表的可靠性质疑
分析人员自身的局限性
第3章WK地产公司发展历程
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状况
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现状
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前景
地产公司的发展历程
地产公司概况
地产公司的发展
第4章WK地产财务报表分析
地产的资产项目分析
地产的利润项目分析
地产的现金流量项目分析
地产的单项能力分析
偿债能力分析
营运能力分析
盈利能力分析
发展能力分析
综合分析
第5章WK地产财务报表分析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建议
地产财务报表分析存在的问题
针对WK地产财务报表分析存在的问题的改进建议
参考文献
致谢
扩展阅读：资产净利润率
资产净利润率又叫资产报酬率、投资报酬率或资产收益率，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净利润和资产平均总额的比率，计算公式为：
资产报酬率=净利润÷资产平均总额×100%
资产平均总额=(期初资产总额+期末资产总额)÷2
资产净利润率主要用来衡量企业利用资产获取利润的能力，反映了企业总资产的利用效率，表示企业每单位资产能获得净利润的数量，这一比率越高，说明企业全部资产的盈利能力越强。该指标与净利润率成正比，与资产平均总额成反比。
把公司一定期间的净利与公司的资产相比较，可表明公司资产利用效果。指标越高，表明资产的利用效率越高，说明公司在增加收入资金使用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否则相反。资产净利率是一个指标，公司的资产是由投资人投资或举债形成的。净利润的多少与公司望量、资产结构、经营管理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正确评价公司经营的高低、挖掘提高利润水平的潜力，证券分析师可以用该项指标与本型期、与计划、与本行业平均水平和本行业内先进公司进行对比，分析开异的原因。影响资产净利率高低的因素主要有：产品的价格、单位成本低、产品的产量和销售的数量、资金占用量的大小等。
[摘 要] 企业与非盈利组织有着很大的区别，因此二者的会计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进一步发展，我国的会计体系也在发生着重要的改变，而目前非盈利组织所实行的会计体系仍然是沿用的传统的会计体系，要使得非盈利组织财务管理工作得到更加有效的开展，就必须要对其会计体系引起足够的重视。企业应把非盈利组织的非营利性放在首位，把会计理论充分在“非营利性”的指引下运用在非营利组织的运营之中。
[关键词] 企业；非盈利组织；会计体系；财务管理
一、非盈利组织概述
（一）非盈利组织的内涵
按字面的分析来说，非盈利组织指的就是没有任何盈利收入的组织，也就是说，这样的组织和一般的营利组织，有着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这个组织没有任何盈利的空间。这种组织的设立之初，就蕴含了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标准，在我国非盈利组织主要包括一些基金会、慈善组织、中国红十字会等。这样的组织一般也会有一部分收入，但它们的收入主要不是盈利性的收入，而是把这些收入运用到其他方面。
（二）非盈利组织的特征
概括来说，非营利组织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非盈利性。也就是说，非营利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尽管非营利组织会有一部分金钱收入，但这并不是它的盈利收入，而是它作为一种组织存在的基本物质基础。第二、公益性，在我国非营利组织一般具有公益性的特点，所谓公益性就是非营利组织的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上大众的或者普遍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第三，一般非营利组织也有自己的组织章程。非营利组织也要有相应的制度措施，也就是说，非营利组织并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一种组织，而是建立在比较严密的制度措施之下的，没有相应的制度保证，非营利组织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和基础，可以说，制度是非盈利组织的基础。
（三）现阶段我国非盈利组织的特殊性
在现阶段，我国依然存在着数目不菲的非盈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充斥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改革中，非营利组织也面临着以下特殊性：第一、缺乏发展的后劲。也就是说，在我国，非营利组织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发展的动力，这既与非营利组织的特点有关，也与我国现阶段的政策措施有关，很多情况下，我国对非营利组织的鼓励措施不到位，也造成了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第二、部分非盈利组织存在严重的信任危机。部分非营利组织没能把本组织的各方面的收入做好规制，导致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如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都是由于其不能把其内部的整个会计管理过程以透明的形式传达出来，造成了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极大误解，客观上也阻碍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
二、非盈利组织会计概述
（一）非盈利组织会计目标
对非盈利组织会计目标的要求远远高于盈利组织会计目标的要求。这是由于非盈利组织的特性所决定的，非营利组织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就决定了非营利组织在会计目标上必须做到如下几点：第一、公开透明性。这是指的非营利组织对外的一个会计目标，因为对非营利组织来说，它的主要的运转资金大部分都是来源于其组织外部，非营利组织要想取得组织外部的认可与信任就必须要保证自己运转资金的透明度，也就是说，非营利组织不能仅仅做到内部的公开透明，因为这样的公开透明，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讲，意义并不大。第二、资金运营的科学性。与营利组织不同，非营利组织的资金主要投入不同的领域，而这些领域不会给该非营利组织带来任何的经济效益，所以，非营利组织在做出会计报表或者决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自己的资金运用到相应的主体当中去，确保非营利组织资金运转的科学性，这是非营利组织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也是其资金运转的主要目标。第三、公益性。上已述及，公益性是非营利组织的重要特征，这就要求非盈利组织主要依赖于其公益性而对社会施加影响，并对社会做出贡献，公益向也是对非盈利组织会计目标的要求。
（二）非盈利组织会计主体
非营利组织会计的主体指的是非营利组织在实施会计行为时主要的会计对象。非盈利组织的会计主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非盈利组织的资金来源。也就是说非盈利组织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这是通俗的说法，也就是说，非营利组织必须把其资金来源问题搞清楚，不仅非营利组织内部要搞清楚，非营利组织对外也要搞清楚，这是非营利组织的当然要求，如果非盈利组织在这个问题上搞不清楚，则很容易产生信任危机问题，很多非盈利组织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账实不符的情况，就是这种情况的说明。第二、非盈利组织资金是如何运转的。也就是说，通俗的说法就是钱是怎么用的，这是非营利组织会计主体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说，钱是怎么花的。如果非盈利组织运用自身的资金进行营利行为就是严重的违反其基本章程和规则的行为，所以说，非盈利组织一定要在这个会计主体上做到账目清楚。第三、内部费用情况。这个指的就是非盈利组织内部工作人员或者内部办公情况的账目运作，这也是非营利组织的会计主体之一。
三、企业会计与非盈利组织会计的对比
（一）二者会计概念的区别
从根本的区别来说，企业会计指的是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由于企业自身的盈利性特点，企业会计根据企业的运营情况，所制作的会计报表，财务运算，财务决算等情况。也就是说，企业会计所追求的始终是一种利益剩余情况，企业会计在计算或者运用企业会计的过程中，总是把企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非盈利组织会计恰恰与此相反，非营利组织会计没有利益需求，也不需要把盈利放在会计目标上，它以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为主要的会计主体。
（二）二者会计智能的对比
一般说来，企业会计的智能要比非盈利组织的智能更加明显，这主要是源于企业会计主要针对的是企业的生产、经营、结算、预算等财务情况来进行，而这些工作的复杂度在深层次上影响了企业会计的复杂度，这种复杂度又在客观上促进了企业会计智能的发展。非营利组织的智能化要较企业会计的智能要低，主要是源于非盈利组织的一般会计工作与会计流程并不复杂的特点。企业会计是随着是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而不断加以深化的，企业会计的发展的智能情况也是在随着这一智能化的进程而不断加以前进，所以，企业会计的智能是随着企业的发展而不断提高。而非营利组织额智能智能依据以组织的特性而进行相应的会计智能。 （三）二者会计准则的对比
企业会计的会计准则要比非盈利组织的会计准则要更加复杂，这是因为企业会计准则必须建立在盈利的基础上，没有盈利的存在也就不会存在着企业会计智能，所以，我们认为，企业的会计准则是随着企业参与市场的竞争力不断增强而不断加以强化的，也就是市场竞争的越激烈，企业会计准则的复杂程度越高，这是由市场规律所决定的。非盈利组织的会计准则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和单一，这同样是因为非营利组织不必参与市场竞争的原因，也就是说，非盈利组织没有盈利需求，也就没有了相应的会计准则来束缚其发展，非营利组织的会计专责往往比较简单、稳定。
（四）二者会计报表的对比
企业会计报表是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有稳定性的结构，这就是说，企业在其经营过程中，对企业内部的经营状况尤其是资金来往状况往往有比较透明的制度要求，没有透明的制度要求，企业也就没有透明的盈利体系。而企业会计报表的这种透明，是对企业内部而言的.，企业的会计报表是企业财务预算的基本的或者主要的依据，所以，任何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就特别注意其会计报表的制作质量。非盈利组织的会计报表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如企业的会计报表那么复杂，它的主要任务主要就是说明资金来源情况和资金运用情况。这是二者会计报表的主要区别。
四、构建非盈利组织会计体系的可行性分析
（一）规范化路径探讨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非营利组织的会计体系始终处于不太规范的层面，这一方面是因为非营利组织本身并不需要特别地、专门地会计体系，因为非营利组织主要是基于其公益性而设立。从设立之初，非盈利组织就与会计的关系不是太密切，因为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会计体系主要是针对盈利组织而设立的，也就是说，会计本身在产生之初就不是针对非营利组织的。非盈利组织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精神生活不断丰富的基础上出现的。所以，这也就客观上造成了非盈利组织会计体系的不规范。当前，非盈利组织需要规范其会计体系，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第一、规范资金来源问题。非盈利组织的资金贡献主体必须特定化、规范化。不能有丝毫的紊乱，因为一旦非盈利组织的资金来源紊乱，就会导致其信任危机。第二、做好非营利组织内部的分工配合工作。非营利组织内部通常都是非盈利组织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内部现象层出不穷，就是因为会计体系零散，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
（二）做好会计体系的内外的监督工作
这指的是，尽管非营利组织有其不盈利性的一面，但总的来说，非营利组织毕竟有一定的资金来源及资金运转问题，只要存在这样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就容易滋生资金滥用或者不规范使用资金的情况，针对这样的情况，非营利组织必须对其会计体系做好监督工作，主要包括内与外两个方面：第一、内部方面。在非盈利组织内部要设立相应的监督机制，监督机制或者监督机构必须绝对地独立于其他任何机构，也就是说，在非盈利组织内部的监督机构一定要保持独立性，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绝对的监督性。如果非营利组织的监督机构失去了其独立性，那么其监督作用就会大打折扣，设立这样监督机构的意义也就不大，甚至会危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第二、强化外部监督机构。这就是说，在非营利组织外部，要设立相应的外部监督机构，这样的外部监督机构一定要对非营利组织的会计体系有一定的约束力，如果非营利组织的外部监督机构没有一定的对非营利组织的控制力，那么这样的外部监督机构的设立也是徒有其表的。从以上两个方面来说，非营利组织的监督机构必须涵盖内、外两个方面，这样的监督机构才是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也是对其会计体系规范化的一种帮助与促进。
五、非盈利组织会计规范化策略
（一）规范财务报告体系
财务报告是任何非盈利组织都必须加以重视的工作。一方面财务报告是对过去一段时间内非营利组织工作的一种总结，另一方面，财务报告也是非营利组织下一步财政预算的基础。财务报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说，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报告必须如实地反映非盈利组织的运转情况，在这个基础上做出符合非营利组织特点的财务报告，财务报告最大的价值就是反映财务状况的真实性。真实性的实现既需要专业的财务知识，又需要对非营利性组织有着独特的全面认识，还需要建立相应的、科学的监督机构，才能在最大意义上实现，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的规范化。规范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报告体系是非营利组织的重要的发展特征，任何国家或者地区的非盈利性组织都把规范其财务报告体系放在其发展的重要位置。这是非盈利组织长远发展的需要，也是其健康、良性发展使然。
（二）强化非盈利组织对资产的核算
资产核算，指的是在非盈利组织的运营中，对非营利组织所产生的动产或者不动产进行核算的一种方式。非营利组织应当定期对其本组织内部的资产进行一定的核算工作，只有把组织内部的资产搞清楚，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本组织内部的资产搞清楚，也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把组织内部的财务报告和会计报表制作得更科学化，这是非营利组织资产核算的必然要求和当然含义。非盈利组织的资产核算必须在一定的监督体制下进行，这是非营利组织资产核算规范化的必然要求，也是非盈利组织会计体系化的必然发展过程。
（三）分步实现权责发生制
有权就有责，这也是非营利组织会计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如果拥有权力的人没有相应的责任，那么拥有权力的人就会滥用权力，如果没有权力的人却有相当重的责任，那么势必会影响其工作的积极性。所以，在非盈利组织内部也要建立起相应的责任制度，这种责任制度是以相应的量化标准来实现的，我们认为，在非营利组织内部建立起相应的责任制度是非营利组织规范化运营的重要方面，也是非营利组织会计体系规范化的重要方面，意义重大。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非营利组织的权责发生制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定要结合各个非营利组织的具体特点来进行，这是非营利组织的基本特征。因为每一个非营利组织的设立目标或者设立过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注意到权责发生制的实现的步骤性。
结语
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的发展历史比较短，我国对于非盈利组织的研究实际上还有待深入。对于非盈利组织的会计问题的研究就显得更加基础薄弱。但我们必须结合非营利组织的特点和特性，来探讨非盈利组织会计的发展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我们必须把非盈利组织的非营利性放在首位，把会计理论充分在“非营利性”的指引下运用在非营利组织的运营之中。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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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理论：可以写关于公允价值的，会计准则的，内部控制的会计改革：可以写关于会计改革三十年的，或者某一领域的改革会计准则：关于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结合《路线图》的发布写写。管理会计：给你一些题目吧~金融危机下的成本管理与成本会计金融危机中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企业绩效评价与管理激励问题研究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IT在管理会计领域的应用研究管理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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