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恒（252 年～291 年），字巨山，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北）人，西晋着名书法家。卫恒出身书法世家，祖、父、兄弟及子侄均善书。他善作草、隶，特别是其隶书，运用飞白笔法，实为首创。张怀瓘《书断》卷中列卫恒古文、章草、草书入妙品，隶书入能品，可见其书法成就是很高的。《四体书势》是卫恒重要的书学论着，集中体现了他的书学思想，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现择其要者，述其五：1.建立了系统全面的书法观《四体书势》以前的书论，大多就书之一体，或择其一法，发表一得之见，其中自然也有一些视野比较宽阔的论述。但《四体书势》从范围和内容上，第一次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各类书体的发展源流、形式美特征等有关问题。从书之一体到四体，不仅仅是量的增加，更是质的飞跃，这也说明《四体书势》的视野已经从局部转向全体，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侧面视角转向全方位视角。再从其论述次序看，它依次论述了古文、篆书、隶书、草书，即按照书体出现的先后次序，并且论述了依次出现的时间和缘由，可见其清晰的书体发展脉络观念。四种书体到汉末已基本成熟，经三国，至西晋，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了。因此，《四体书势》可以说是对四种书体全面的总结。为此，《四体书势》还专门完整引述了崔瑗和蔡邕的两篇书论，构成更加全面的系统。此间，行书虽也已流行，但出现既晚，社会上论者亦鲜（至今未见有魏晋人论述行书的专着）。它的全面性还体现在论述每种书体时，将此种书体的发展源流梳理得井然有序。如论草书，它先言：“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1（]p1065）从草书的起源述起，再述名家出现，相当平实。接着，顺次而下，论述草书在汉代的发展状况，罗列了张芝及其弟、姜诩、梁宣、田彦和、韦诞及罗晖、赵袭等人，揭示了他们各自的书法成就和风格特征，并指出了他们之间出现的时间先后等关系，简直是一部草书发展简史。从整体上看，《四体书势》对各种书体的发展源流都成竹在胸，它的论述使它成为第一篇对中国书法历史做全面梳理的论着。而且，《四体书势》还沿用前人形象描述的方法，通过生动的描写，揭示各种书体的不同特征及其形式之美的相异之处，更见出它对各种书体全面系统的把握。2.确立了历史批评的传统书法毕竟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它的出现和发展也需从历史角度去审视。《四体书势》以往的书学论着在谈到某一书体时，虽也会偶尔涉及该书体出现的时间，但并不能由此而自觉地深入探讨其出现的历史缘由。《四体书势》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相当清醒地认识到了书体出现与演变的历史必然性。就以小篆为例，《四体书势》谈到了秦始皇统一文字的作用：“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1（]p1061）这可以说明小篆盛行的社会政治原因。又说：“及平王东迁，诸侯立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损益之，奏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政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1（]p1062）这段不长的文字，从书法自身规律的角度，多方面地论述了小篆的历史状况。“诸侯立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道出了小篆出现的必然性。文字的社会性功能决定了它必须具有一致性，而春秋战国各自为政的局面导致文字的多形难通，言“乖形”，可见《四体书势》的否定态度。它指出统一是客观的必然。“损益之”“罢不合秦文者”“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说明了字型统一的途径和方法，尤其是“损益”“省改”，点出了字体演变的主要规律。后面再罗列当时的主要书家和代表性书法作品，显示出独到的书法史学眼光。对书体的特征，它也作了历史性的审视。如隶书：程邈“从狱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1（]p1062）虽仍不够具体，但无疑表明《四体书势》已经注意到了前后出现的书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已显其历史眼光。尤为可贵的是，《四体书势》在论述具体书家的风格特征时，也自觉地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令人不仅能从中看到各位书家的特点，还能看到各位书家风格的渊源和流脉。如谈到草书时说：“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又有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及韦仲将之徒，皆伯英之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1（]p1065）这里显见它对当时草书主要书家的风格，从比较异同以及产生渊源、发展流脉的角度，作了相当明晰的陈述。这种历史比较法，对后代的书法研究乃至诗歌、散文的品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朝的《诗品》《文心雕龙》及其后的一些着作中更精彩的比较源流式的论述，不能不说肇始于此。3.提出了主客观交融的书法创作观和审美观：体象书法之源在于自然，古来人们都这样认为，所谓“因彼鸟迹”“象彼万类”云云。但这些说法只是说明文字与自然万物有关或源于自然，至于自然之象如何成为文字之象，则未深入论述。《四体书势》云“：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1（]p1061）“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声会意，类物有方。”[1（]p1062）显而易见，《四体书势》已经注意到了“鸟迹”至文字有个过程，其中人作为主体不是无所作为的。“睹”而“兴思”，表明了主体首先要“看到”自然现象，并且通过“思”后，才会有象自然之象的“书契”，即文字。因此，最早的象形文字并不是简单地模仿自然万物，而是包含了主体的领悟、会意。所以“，类物”也有其“方”，决非万物简单的描画，甚至不是简单的模仿。可见，不管早期与实物极其相近，还是后来渐渐与原物相远，成形的文字都是主体与自然万物交融的产物，既有万物原形原理，也有主体的思考领会。这个对自然万物之象观察体会思考以形成文字形体的过程就是“体象”。主体对书法作品的审美也是如此。看到汲冢书的古文字，“恒窃悦之，故竭愚思以赞其美，愧不足以厕前贤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观其措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思字体之俯仰，举大略而论旃。”[1（]p1064）“厥用既弘，体象有度，焕若星陈，郁若云布。……聊伫思而详观，举大较而论旃。”[1（]p1065）以上数段，都是《四体书势》论述书法审美情形的文字，与其前代、同时代的书论比较，论述的深度和品位都有了很大提高。这里，《四体书势》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体象”的美学概念。综合来看，“体象”当包含：主体面对客体（书法形象），首先会产生审美愉悦（“窃悦”），这是进行进一步审美的基础和前提；接着，主体进入“思”的阶段，因象而兴思，发挥主体的想象，将书法所“具有”的形象在主体的心灵中呈现（“存象”）；再运用理性思维，将作品中所体现的作者的“用心”、法度等主观内涵发掘出来。由此可见，《四体书势》所主张的审美观是主客体相交融的，既有形象思维，又有理性思维，既有愉悦的心理体验，又有深刻的理性启示。4.发展了书法审美方式前代书论中对书法审美方式亦有所涉及，《四体书势》主要在三方面有了明显的发展：一是远观近察的距离变换。《四体书势·字势》中说“：是故远而望之……就而察之”[1（]p1061），《四体书势·隶势》中又说：“远而望之……近而察之”[1（]p1065）。显然，《四体书势》已经非常自觉地运用距离变换方式来欣赏书法作品了。通过它生动形象的描述，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它已注意到同一作品在不同距离下不同的审美效果；而将同一作品置于不同距离欣赏的行为本身，实际上更加突出了书法作品的艺术特征，即将书法的主要功能定格在艺术欣赏上，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二是“玩”的正式提出。西晋成公绥的《隶书体》中已经提出了书法作品“又何可玩”[2（]p10）的看法，《四体书势》中述及梁鹄的手迹时说：“魏武帝悬着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官。”（p1064）虽然是在讲述曹操欣赏梁鹄的作品，但透露出它对书法作品的态度：玩味。联系前已述及的审美观，我们有理由相信，《四体书势》已体现出对审美体味、玩味特点的进一步的自觉认识，那种寓审美于娱乐之中的意识是非常明确的。三是点明了审美过程中欣赏主体的心理特点。审美过程中主体的心理状况是很多书论注意到的重要问题，而到《四体书势》才相当明确地指出了：可以意会，不能言传。《四体书势》讲：“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1（]p1062）主体对审美客体观察、冥思，内心“窃悦”，有所领会、发现，但无法用言语表述出来。这种似清晰又朦胧的状态，正是审美时的心理特点。5.提出了书法形式美的境界：和谐还是先看《四体书势》中的两段话：“观其措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或守正循检，矩折规旋；或方圆靡则，因事制权。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矫然特出，若龙腾于川；森而下颓，若雨坠于天。或引笔奋力，若鸿雁高飞，邈邈翩翩；或纵肆阿那，若流苏悬羽，靡靡绵绵。”[1（]p1062）这是状古文之美。“随事从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栉比针裂，或砥平绳直，或蜿蜒缪戾，或长邪教趣，或规旋矩折。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奋笔轻举，离而不绝。纤波浓点，错落其间。……”[1（]p1065）这是状隶书之美。表面看来，这两段文字与其他人的状写书迹没多大区别，但仔细品味就会发现，《四体书势》在兼有理性思考与形象描绘的文字中提出了书法形体美的境界：和谐，而且有着两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是形体的势和体的和谐，即“势和体均”。从其描写状态看，“势和体均”体现了书法形体的动静和谐，包括寓动于静和静中显动两个内容。前者如“矫然特出，若龙腾于川；森而下颓，若雨坠于天”等，本是静态之景，但其中蕴涵着“腾”“坠”之势，具有很大的力度和运动感。后者如“穹隆恢廓”“离而不绝”等，“恢廓”是写空间大，自然是静态的，但这种恢弘廓大，实际显示着无限的张力，有不断伸张之势；文字之间，点画之间，自有相离，但书法作品可以用呼应之法，显示其“不绝”之意，似断似连，形断意连。对这种动静和谐，虽然《四体书势》还没有非常明确地用相应的概念表述出来，但已经发现并形象地描述出来了。另一方面是规矩与“制权”的和谐。没有规矩就没有法，没有创造就没有书。《四体书势》之前的论述并非没有意识到，但比较明确论述的则未见。《四体书势》很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做了明确的表述：“或守正循检，矩折规旋；或方圆靡则，因事制权”，“随事从宜，靡有常制。……或规旋矩折。修短相副，异体同势”[1（]p1065）。无论圆笔方笔，有时则须严守规矩，而有时又需随机应变，最终要达到的效果是和谐“：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因此，整个书法形体的总体风貌应该在守则与变规之间，也就是在规矩与“制权”、技法与“从宜”之间达到和谐。你可以去abc211文汇找下。
书法是中国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过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特有的一种文字美的艺术表现形式。下面是我整理了书法学术论文范文，有兴趣的亲可以来阅读一下!
书法艺术·艺术书法
摘要：此篇论文旨在探讨研究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在当代艺术环境中的际遇，通过对书法艺术的学习以及对当代艺术的了解，发现当今的先锋艺术中许多作品(包括架上绘画，新潮美术，装置艺术，甚至行为艺术)都运用到了书法的元素，有的甚至直接将书法作为主要的表现形式。例如，在国内外颇受关注的徐冰等人的艺术作品，还包括近几年在书法界热闹过一番的“流行书风”现象等等。
不难发现，当代的书法艺术越来越远离传统的创作模式`风格，而更多的是对视觉艺术，形式美感的关注，传统的书法艺术逐渐发展成了“艺术书法”。书法艺术的这种逐渐走向多元化的现象是如何形成，其存在的主要表现，对于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以及人们的此现象的反思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内容。
关键词：书法;艺术;多元化;现代转型;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新材料，新工艺的产生在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转变的同时，也为书法艺术打破了原有的格局，开拓了新的领域，全方位多维度地扩展了欣赏者的视野。现代书家们已不在一味追求传统的创作模式与风格。而更多的是对视觉艺术，形式美感的关注。可见，书法艺术已逐渐开始走向了多元化。而这种多元化现象产生的原因，此现象对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以及如何反思该现象是本文需要探讨的问题。
中国是书法的故乡。中国人把书法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以此为骄傲。“书法”一词的意思，一直不十分明确。很早时是说写文章的一种笔法，以后转成为书写汉字的一种规范。然而如果只是把书法局限在书写法度之内会降低、“书法艺术”的高度。如果把“书法”概括起来，无论规范、方法、书迹、评论、分析、鉴赏、考订，甚至文字学、用具等等都积聚梳理在一起，说这是一门“学问”，倒是很合适的。另外，一些书法理论、书法史、艺术理论等论著也做了大量研究，试图对书法的“本质”做出概括和规定。如，书法是“线条艺术”、“造型艺术”、“具象艺术”、“抽象艺术”、“表达情感的艺术”、“生命艺术”、“纯粹艺术”、“最高的艺术”等。这些概括、界定和解说，或出于名家之口，或见于著名论著，它们对“书法艺术”的“高”度、“纯”度等都有认识上的差异，有趋同也有对立，但有一个共同点，即书法是“艺术”，是中国古代传统艺术。这在书法界、艺术界、学术界基本是一个共识。而“书法艺术”这一概念的出现则是在2004年底，文化部直属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的“中国书法院”、标志着归属于人民政府的国家文化机构第一次正式予书法以“书法”身份。
五四以来，书法的存在意义一直遭到质疑。一位知名学者和作家曾哀叹中国书法所依托的“社会氛围”和“人文趋向”已经消失①，“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须性为背景，因此产生的特别自然、随性、陈恳;而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社会性陈恳”。更重要的是，由毛笔文化所涵养出来的那种文人品格和人格构架在现代文化语境中也失去了意义，甚至会成为民族生命力和创造性的阻碍。很明显，在当代书法创作中，人们为了推陈出新，想尽办法崭露头角，往往在创作中采用的是背离传统的方式，说的更具体一些，就是利用各种手段的创新来博得大众的认可。在书法界出现的这种现象我们命名它为：艺术书法。
“艺术书法”这一名词是由王镛老师首度提出的。顾名思义是将“艺术”提前，注重艺术的表现，而相对弱化书法的本事。这在当代表现为书法的民间化倾向上，近几年流行的“流行书风”就是其典型代表。纵观这几年来的各大书展，我们都不难发现书法正经历着从“书法艺术”向“艺术书法”转化的过程。导致此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几千年的二王书风，颜筋柳骨看下来的确让人有点累，出现审美疲劳是很正常的。许多作品让人看下来已经不是艺术而是复制品了。于是更多的作品开始追求视觉上的感觉，开始抓形式感，尽管这在有些人看来是丑态百出，但你不得不承认它确实让人有眼前一亮，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第二，展览和比赛的效应不容小觑。近二十余年来，各种书法展览和比赛此起彼伏，尤其是两年一届的全国展和中青展对流行书风的兴起起着十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展览和比赛中，某种风格的作品得到了专家的认可或者受到了媒体的关注，那么效仿这一风格形式的人马上就会一哄而上。为了获得好的名次，参展和参赛者往往会投评委所好，纷纷追摹评委的风格。正是因为书法流行现象的出现，以王镛为代表的几位书法艺术家共同主持了“首届流行书风、印风提名展”，并连续成功做到了现在。展览中的作品坚持汉字书写及线条原则，基本上仍属于传统书法的范畴，与更具前卫意义的“现代书法”有着较大差距。但参展作品基本反映了近二十年来中国当代书法在观念和实践上的一个最主要的趋向：随着书法实用功能在现代社会的日益消减和信息时代东西方文化资源的不断丰富，中国书法的艺术性和创作意识正日益凸显和升华，传统的书法艺术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现代转型，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虽然流行书风遭到了不少人的批判，但其批判者们也许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流行书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多元化时代中国书法艺术的流行风尚，并显示出相当的风格魅力和艺术史价值。
当代书法创作者对书法艺术现代视觉效果的不断追求，是书法艺术家们不甘寂寞的表现，也是书法艺术走向新的发展的富有生机的动力。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传统书法的自娱雅玩和记事交流，而更多地注重用笔墨线条表达自己的创意与性情，并通过幅式、材料、颜色、结构等方面的突破来制造视觉上的特殊效果。现代展览中大多是顶天立地的鸿篇巨制，而且多为竖式，很少见到传统的尺牍和卷轴。这样的幅式比较适合现代化的展厅格局，同时也使观众有仰望之感，增强作品的视觉魅力。在用纸上，书法家们广泛取材，从传统本色的纯白净宣到富丽堂皇的洒金(银)宣，从有作旧效果的仿古宣到简单脱俗的手边纸，不一而足，除了在纸张上以背景色增加厚重感等手法以外，石开等书法家还大胆地以色彩入书，寻求新鲜的视觉感受。当然，更明显的是作者们对文字结构的个性化变形和章法布局方面的大胆探索。另外，从展览的布展风格较过去也有不小的突破，新颖协调，将作品拓裱在统一底色的展板上或装置于精美的画框里，旁边配有考究的标签，印有详细的说明、创作自述和主持人评语等，无形中提升了作品的档次。也极大的增强了观赏者的兴趣。 然而，“书法艺术”转化为“艺术书法”，也是具有自身必然性的。首先，书法在其漫长的历史轨迹中，曾经具有两面性，即书法具有实用性和艺术性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随着现代书写工具的革命性变化，中国人的书写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书法的实用性要求正在减弱，而艺术性要求则日益增长，人们力图在书法中获得艺术情感的表现和人格精神的追求，日益脱离书写实用价值的书法，应按照艺术的本性来发展。艺术的本性是不断地否定自己和永无止境的创造，不满足既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向传统挑战，追求原创性和超越性。这是艺术得以发展，繁荣的规律。其次，现代审美方式的改变，对书法艺术提出了新的要求。高科技、高节奏的现代信息社会，改变了人们对艺术品欣赏的方式。优雅精美的印刷术和发达的出版业，消除了艺术品的神秘性和复制失真性，人们可以及时掌握大量的艺术信息;良好的展览条件和收藏条件，提高了人们欣赏和品评书法艺术的维度，人们希望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精髓所体现的艺术感受性和表现力有更为切实的现代体现。最后，书法家们面对书法的日益专业化和高度艺术化，以及大量优秀的异质文化成果的挑战，更有来自艺术消费市场的巨大竞争力，因此，他们无法停留于固有的书法观念和传统书法模式。他们的现实处境使他们不得不探索新的发展途径。
当然，形式上的现代感和丰富性并不能代表作品的本质特征。其关键所在其实是创作者们对传统书法艺术在当代社会发展创新的历史使命感及其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当代社会文化特色。他们更多地思考传统书法的当下状况和未来走向，或者说他们希望书法艺术不要固步自封，而应再创辉煌。古今之变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艺术的核心理念和书法家的心性品质的改变。古人重“格调”与“意境”的“高”与“低”。因此，从作品的艺术语言上，更多地使致力于从传统的资源中发掘出新的可能性。例如作品以墓志残纸为基调，并掺杂一些破坏性的用笔，力图表现结构、章法的动荡感和上下左右的呼应关系。不过，这样的书风也并不是那么好把握。不少创作者过于重视书法形式技巧上的翻新，而对书法文化本身缺乏深刻体悟，对传统书法艺术语言也缺少系统研究，因而其创新显得底气不足，粗浅浮躁。其次，由于创作者取法相似，观点相近，且互相影响，因而存在风格面目趋同的隐患，在强调个性的同时可能就失去了个性。
中国书法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不断探索这新的发展维度，原有古典的书法系统，正由文化封闭走向文化开发，尝试着汲取其他艺术的养料，来充实自己的表现力。“艺术书法”常常招致人们的非议，斥之为非书法、不识“传统”。但事实上，书法艺术不应躺在传统的、古人的艺术成就上面沾沾自喜，书法家们也不应该是艺术创造方面的懒汉，笔墨技巧固然是书法艺术的基质之一，然而它也能扼杀人的活生生的艺术感受性。由于我们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传统，因此书法艺术的现代转换中，更应注重主体的分辨力，突出主体的创造性，以之开掘新传统，整合新方法，窥视书法艺术现代发展的生长点，在面向新生活的诸种尝试中把握书法艺术现代转型的契机。
由此看来“书法艺术”转向“艺术书法”也未尝不可。当然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书法艺术的这种发展变化是有贡献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书法形式美的建设。试想，如果一个歌唱家如果只是在舞台上向大家展示她的发音有多到位多准确，仅仅只是展示她的基本功，而不拿自己独具艺术个性的歌声展现给大家看，那观众又如何会有兴趣。中国古代的书法经典精华，被大众认可的就是那么几十个人的几十件作品，如果大家都去宗法他们的作品不去创造，书法艺术就不会形成勃勃生机，风格也不会在竞争中互补，而更严重的，书法这门艺术也会因此而衰落。
注释：①20世纪90年代初，余秋雨先生在《笔墨祭》一文中哀叹中国书法所依托的“社会氛围”和“人文趋向”已经消失。
参考文献：
[1] 当代书法论文选(理论卷)[M].荣宝斋出版社，2010.
[2] 当代书法论文选(书史卷)[M].荣宝斋出版社，2010.
[3] 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4] 书法研究[J].1993(01).
[5] 文艺研究[J].2008(12).
[6] 欧阳中石.光明日报――文化与书法[J].2007(621).
[7] 王岳川.流行书风的文化问题[J].2008(7).
作者简介：秦兆诗(1989―)，女，湖北武汉人，湖北美术学院硕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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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因为好久没有来百度知道提问了，不知道提问后不能补充问题。所以只好再注册了一个账号来补充我自己的问题。说明一下老师给我们的要求：跟书法美学相关的二千字论文，选择一个感兴趣的点做论述，要以一定资料为基础，论文中有引用的地方要注明出处（参考文献）。发到里无论发什么，只要对我有帮助（最好是网上找不到的），择优给分
《明清时期的书法教育》
摘要：明清官方书法教育内容以晋唐名帖为主。通过科举书判与铨选制度实际规定了当时书法教育的教学目的与风格指向。晚清碑学。的产生与金石学、文字学的兴盛为书法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明代刻帖的发展、清代碑拓的流传都为当时书法学习拓宽了取法范围，同时书法教育著述的出新和教学方法的演进亦推进了书法教育的发展。明清时期汉字书法的域外教育尤其是对日本的传教成果影响深远。
关键词：明清书法; 书法教育; 组织形态; 书法教学内容
书法以其所书写的文字内容传承了中华民族不朽的思想文化，又以视觉艺术的呈现形式传承了民族独特的艺术传统，还以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进行了物质文明的历史传承，有学者认为书法是传统文化的核心，那么书法教育就是传承文化核心的方式与手段。古代书法教育研究是中国书法史研究的基础，在目前书法教育史研究尚显薄弱之时，进行明清时期的断代研究尤具意义：这一时期集历代书法教育之大成，上承古代书法教育的传统组织形式与教学内容，下启现代书法教育的新兴思想和教学方法，既是中国古代书法教育的总结时期，又是现代书法教育的滥觞时期。对此一时期书法教育进行研究，无疑将有助于复原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发展的全过程，亦有益于揭示中国书法传承的基本规律，从而为当代书法的教育、传承提供历史借鉴。
一、明代的书法教育
在明朝立国之前，即元至正二十五年就将应天府学改为国学，创建了中央最高学府，又于明洪武十四年改建国子学于鸡鸣山下，次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永乐元年另设北京国子监，永乐十八年明正式迁都北京，将原京师国子监改为南京国子监，北京国子监则为京师国子监。明朝便有南北二个国子监，由此，逐渐形成了明代官学中的书法教育制度。除学校以外，明代具有书法教育功能的官方机构还有内阁中书科和翰林院。至明中叶，书法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涌现出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等一批杰出书法家和书法教育家。
由此可见丰坊对两种书风提出直接批评，一是以当朝沈度、姜立纲为代表的毫无生气的台阁楷书，一是以张弼、李东阳为代表的毫无古法类于野狐禅的草书。类似上述客观而精辟的论述，正是明中叶以后对书坛时弊拨乱反正思想的具体反映，这种思想表现在书法教育著述当中则更具有深远影响，难能可贵。
刊书与刻帖的昌隆嘉靖、万历年间，图书刊刻尤为昌隆。据分析明人刻书总数应逾万种，其中明人著述过半，当时江南市井文学繁荣，万历以后刊印了大量小说、戏曲等书籍，福建建阳、江苏金陵、安徽徽州、浙江武林等地涌现出一大批著名书坊。明代修书事业兴盛，字版书刻工作繁重，对书法人才需求急剧增加。在客观上也成为刺激书法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刻帖对明代书法教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代初期，刻帖渐旺，中期之后更盛。明代刻帖以私帖为主，官方刻帖，远不及宋代。时人得见了许多秘藏的历代书法珍品，为当时书法教育提供了广泛的学习范本，在法帖教育发展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下，孕育了有明一代许多著名书法家。
二、清代的书法教育
(一) 教学组织形态的多元化
清代的官方书法教育机构主要有国子监太学、县学校及书院虽然对书法教育仅停留在实用所需的层面上，民间书法教育主要包括家学庭训、私塾课徒及书院教学三种模式展开。海宁陈氏家族收藏甚富，董其昌曾在陈家教书多年，并留下了许多墨宝。此外，钱大昕在苏州紫阳学院、何绍基在济南泺源书院及长沙城南书院、张裕钊在保定莲池书院讲授书法名极一时。
(二)馆阁体、碑派书法和篆隶复兴
科举考试及馆阁体的流行、碑学兴盛及崇碑书风的兴起，正是由于科举重书，所以清代学书之风极盛，促进了书法普及教育的广泛展开，同时，由于清代以科举应试为目的的书法基础教育广泛施教，到康熙时期西学的传播达到了鼎盛，到了雍正、乾隆时期，清政府缘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加强了思想的统治，大兴文字狱，同时又禁止了西方传教活动。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社会条件已不复存在，于是在学术研究方面出现了转向，学者们把研究的范围集中到了文字学。
(三)教学的演进和誊录的刺激
由于当时出版业的相对落后，抄书、写经成为民间获取、保存图书的主要手段，加之中央政府及各省督巡抚、学政、布政司等需要大量擅楷书者。所以文人即使科举落第，倘若擅书，就可以抄书谋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清代书法教育的发展。
综上可知，对明清时期书法教育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时期教育政策、制度，乃至于组织形式、教学内容等的规定都对书法教育的发展形态和发展水平有制约作用。
第二，包括科举、铨选等在内的任官考核制度对书法教育的社会认同有导向作用。
第三，历史时期的人文思想、审美风尚对书法教育的取法范畴、风格特点、评判标准等具有规范作用。
第四，书法的理论研究成果与教学研究成果对书法教育教学思想、方法、手段，乃至于教学效果等都有推动作用。
第五，碑帖拓本、名家墨迹的传拓、收藏以及图书刊刻的隆兴等都对书法教育的发展有促进作用。第六，域外别传以及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书法教育的推广亦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中国书法艺术本身的属性和特点决定了书法教育具有显性和隐性两个基本特点，诸如学校教育等师徒授受方式的授课教育即为具有显性特征的书法教育; 由书法教育著述及碑帖拓本、名家墨迹等的流通、收藏、传习而产生的法帖教育即为具有隐性特征的书法教育。
参考文献
[1]张廷玉，等.明史[K]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王世贞.艺苑卮言[K]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3]张金梁.续书史会要补证[K]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
[4]施蛰存.北山谈艺录[K]北京：文汇出版社，
[5]丰坊. 童学书程：楷书[K]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6]黄云眉.明史考证( 二)[K]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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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去知网，万方之类的论文网站还有国外的论文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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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传统“六书”之真谛传统“六书”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问题。近两千年来，有人推崇，有人否定，有人具体分析，有人加以改造。无庸置疑，这是一个古老而草创的理论。然而至今，我们是否真正地把握了这个旧理论的精髓？近代文字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可以给我们以启示。甲骨文出土以后，刘鹗的《铁云藏龟》于1904年拓印出版，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当年获睹，兴奋不已，“辄穷二月力，校读之”，撰就我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契文举例》，为“开辟中国近代学术史的新纪元”揭开了序幕。毫无疑问，这凭靠的是他深厚的旧学根柢和较高的鉴别能力，其中主要是他长期攻治许慎《说文解字》的素养，不仅具有分析小篆形体的丰富实践，而且基本上把握了许慎有关“六书”理论的精髓。可以说，《契文举例》是依托旧理论处理新材料的典型例证。就当代而言，裘锡圭先生的新“三书说”，孙雍长先生的十种“思维模式”，王宁先生的11种“构形模式”等等，都是关于汉字构形问题的最新理论，是对传统“六书”的改造与创新。因此，如果能够吸收历来众多学者的有益的思想，就能够进一步理请传统“六书”的本原意义，进而把握“六书”所反映的先民“造字”的思维历程和思考方式。这对进一步明确汉字的性质，理解古今字的产生、类化字的形成、音译字的转化，建立崭新的文字学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汉字的性质汉字是一种古老的最具个性的文字符号。对于它的性质，历来众说纷纭。而要揭示传统“六书”之真谛，又先要明确当时汉字的性质。索绪尔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表意体系，------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的声音模写出来。”（〈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的这个论断，不仅是着眼于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和文字构形的依据，而且是着眼于汉字的整体系统的。在记录语言的词的职能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并无区别，其区别只在于连接词的纽带是语音还是词义。汉字在表义与表音的相互促进中，一直顽强地坚持固有的表意特点，不断采用新的方式增强其表意功能。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当汉字所记录的词所指的事物发生了变化，汉字总是及时调整其字符，使之符合事物的特点。2、汉字中的假借字向形声字转化，成为汉字演变的一种规律，形声字中的一部分声符是作为别词手段的。3、从早期形声字的来源看，它们不但不是表音性的产物，而且明显是汉字顽强地维持其表意体系的结果。由此可见，汉字，包括形声字，是以意符为纲的。二、《说文解字》与“六书”首先必须明确，《说文解字》是处在语文学时代，就其起始的目的来说，是为了“正字”，即为了正确地认字和写字。其《后叙》即阐明认字和写字两大问题。不过，由于许慎博学多能，对汉字形体又深思熟虑，全面考察，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观上突破了原来的目的，以至于引起后来学者浓厚的兴趣，并据此而作进一步的探讨与钻研，把它看成一部文字学的专著。传统文字学称作“小学”，也表明其起点是很低的识字教学，只是由于两汉经学今古文斗争中古文经学家的推崇，“小学”才上升为考证和释读儒家经典的津梁，即讲解古代文献的工具，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对于“六书”，班固引刘歆称为“造字之本”。所谓“造字”，当有两层含义：一是就汉字的整体系统而言，即把语词转化为文字；二是就汉字的单个形体而言，即单个形体如何体现所记载的语词。许慎所谓“作书”当指后者，且云：“厥意可得而说”。因此，“六书”是对“著于竹帛”之“书”的说解条例，即许氏所谓“说字解经”的“字例之条”。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也造成了“小学”固有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其分析对象是秦代规范过的小篆，而汉代学者所说的“六书”就成了传统文字学分析汉字构形的法则。应当指出，许慎《说文解字》对汉字字形的编排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系统论思想，但是，他对“六书”产生的顺序尚未经过深入的思考，其排列也就自然不着眼于汉字演变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系统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来思考并加以解释，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班固所谓“造字”，许慎所谓“作书”，其实质即为语词构造一个书面形体，也就是“汉字构形”。这个过程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摸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当时人的思维方式。上古时期，人类认知思维的特点必定是重形体、重感知、重体验。在汉字初创时期，其构形思维必然只着眼于词所指称的意义内容上，即用字形直接显示词义，以达到“目治”的目的。但是，作为造字的这种构形方式明显地有其局限性，因而古人构形思维的着眼点必然转向词的语音上。汉语是单音成义的词根语[孤立语]，音节的有限必然带来同音字的增多，因而引起表义上的困扰。为摆脱这种困扰，先民造字构形的思维便自然发生逆转，从着眼于词的语音又回复到着眼于词的意义。这一曲折的思维历程，给先民们带来新的启迪，到最后，在造字构形上，便同时兼顾词的意义和语音两个方面。根据这种造字构形历程的合理推测，“六书”出现的先后顺序大体是：象形——象意（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三、传统“六书”新解许慎于《后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又云：“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渐多也。”这是许氏对9千多小篆形体的基本分类，即区分为“文”和“字”两大类：象形、指事、会意皆“依类象形”（后二者含有象形因子）；假借、转注、形声属“形声相益”。因为前三者是“本于物象”；而后三者为“孳乳渐多”，即以“文”为根基而孳生也。由此可见，许慎所谓“六书”当初只是有关认字和写字的说解条例，并不是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完备分类。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处于语文学时代，对汉字的理解不可能没有局限性。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作为说解的“六书”分类粗疏，二是对“六书”本身的界说过于简略。因此，有必要对“六书”作出新的解释，以揭示其真谛。1、象形：许氏之八字界说中，“画”“物”二字最关键。象形即取象于物形。过去，有学者把象形分为独体与合体两类。其实按构形方式来说，独体象形就是绘形象物，即用简洁的笔画描绘语词所指称的物体，构成一个独立的图象。例如“子、自、止、贝、行、它、晶、网”等。合体象形就是烘托显物，即利用一种相关物体图象的陪衬，来显示所要表达的另一物体。例如“页、眉、须、果、聿、牢、血、州”等，其中“人、目、页、木、又、牛、皿、川”都是用来衬托其余主要部分的。这两类象形字，是绝大多数汉字构形的基础。2、指事：许氏之解说中，“见意”二字是其关键。参照许氏在正文中所举的例字，其构形方式应当分为两类：一类是符号见意，即用纯粹抽象的符号来代表意义抽象的语词。这种指事字大多取象于上古原始记事方式中的契刻记号和记绳之法。例如“一、三、五、、上、下”等。另一类是加标指物，即在代表某个物体的图象上加上标记，用以指示该物体的某一部分，代表意义具体的语词。这一类字形中的记号不具有图象性质，仅具有指示部位的作用。例如“刃、本、末、亦、朱”等。3、会意：许氏所说“比类合谊”较为确切。“会”有“会比”、“领会”二义。会比，自然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这部件可以是图形（不能独立成字的部件），也可以是字形。因而“会意”就包括两类：一是会比图形，即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按照事理关系形象地比配在一起，以表示某一语词的意义，其内容大多是某种事物过程的表象。例如“丞”（拯）、“正”（“征”）、“韦”（围）、“各”（），其他如“立、并、既、即、莫”等。二是会合字形，即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字在一起，借助构件字的意义关联，使人领会出新的意义。例如“占（以口占卜）、鸣、炎、淼、轰、从、牧、取”等。4、假借：许氏谓“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就当今严密的思维而言，许氏所定界说，是指因音同而借字；而许氏所举例字，却是指因义转而借字。因此，许氏所谓“假借”实际上也包括两种：一是转义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有联系，即通常所谓引申关系，如本义为“命令”之“令”假借为“县令”之“令”，本义为“衣小”之“褊”假借为凡窄狭之称的“褊”，本义为“茵席”之“因”借用为表凭靠、因缘之“因”，本义为“育子”之“字”共用为文字之“字”等。二是同音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毫无联系，而只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如本义为一种鸟名的“难”假借为难易之“难”，本义为朝暮的“莫”借为表否定的“莫”，其它如“孰、辟、而、汝”等。“假借”是否能作为一种汉字构形方式即前人所谓“造字法”，历来分歧很大。戴震的“四体二用”说，至今还有影响。我们认为，许氏给“假借”所下的定义，是着眼于需要造字的语词意义，而不是汉字的形体结构。所谓“本无其字”，这“其”是指语词意义，是就语词需要造字的前提而说的。所谓“依声托事”，这“声”首先是指语词的声音，然后才兼及那个借字的读音；这“事”是指语词的意义。假借，作为一种方法，虽然没有造出新的文字形体，但是，从语言里需要造字的那个语词来说，从先民们造字心理的初始事实来说，假借又确实使原无字形可“目治”的语词终于取得了一个能代表它的书写符号。从这个角度来说，假借是为适应语词义转或音同而利用原来文字形体的构形法（即前人所谓“造字法”）。许慎举“令、长”为例，是把引申而未分化之“共字”亦视为“假借”，这在当时是合情合理的。“四体二用”说，既忽略了先民造字历程中的思维特点与心理事实，也不符合许氏给“假借”所下定义的原意。先民们在思考为语词构形之时，他们的头脑里不可能具有今天的语言学观念，即不可能分清哪是假借，哪是引申。如果把引申借字排除在汉代学者所说“假借”之外，这是没有历史主义的观点。我们应当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把“假借”称作“不造字的造字法”。这样，既承认了它的实质，又看到了它的特点。5、转注：许氏云“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关于“转注”，历来分歧最大。其中“主义派”有代表性者三家：江声主“形声即转注”说，戴震倡“互训即转注”说，朱骏声为“引申即转注”说。我们认为，要探明其原意，应当采取“以许证许”的原则。许氏《后叙》曰：“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据形系联，引而申之------毕终于亥。”又许氏解释“会意”云：“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据此，所谓“建类一首”之“类”，应当是“方以类聚”“比类合谊”之“类”，即“事类”，也就是语词意义的事类范畴，“建类”即建立事类范畴；其“首”即《后叙》所言“建首”之“首”，即大致标志事类范畴的统首字，“一首”即统一其部首意符。“同意”指与意符所代表的事类范畴相同，类属相同。如此说来，“转”谓义转，即由词义引申或音同假借而字义转变；“注”谓注明，即注入部件而彰明原来字形的义类。孙诒让于《名原转注揭橥》云：“凡形名之属未有专字者，则依其声义，于其文旁诂注以明之。”此深得许氏之旨。故简言之，转注者即字义转变而注入意符也。转注字当包括两类：一是追加意符，例如“考、纠、蛇、娶、燃、暮”等，其中“老、系、虫、女、火、日”即是后加的意符；二是改造意符，例如“悦（说）、讣（赴）、间、措（错）、赈（振）”等，其中“心、言、日、手、贝”即取代了原来的“言、走、月、金、手”。有一点容易引起学者误会，需要在这里补充说明：“六书”中每“书”所举字例，除“转注”外，都是平列二字；而“考、老”二字并非平列关系，“老”是类首字（建类一首），而“考”是转注字（同意相受）。许慎谓“‘考’从‘老’省”，即是佐证。如果这样理解“转注”，那末我们常说的“古今字（区别文）”、“类化字”、“音译意化字”的出现，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古今字如：“辟”为“避”，“奉”为“捧”等。类化字如：“凤皇”为“凤凰”，“遮姑”为“鹧鸪”，“次且”为“趑趄”等。音译字如：“师子”为“狮子”，“匍”为“葡萄”等。以上三种后出字都是所谓“转注字”。6、形声：许氏云“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学者一般都把“以事为名”当作“形”，把“取譬相成”当作“声”。这不一定符合许氏的原意。《说文》云：“名，自命也。”而且其《叙》中“名”字仅此一见。言及文字时，或曰字，或曰文，或曰书，皆不用“名”。因此，所谓“以事为名”之“名”当指名号、名称，即字音。这与“依声托事”之说一致。后一句“取譬相成”自然指意符。“譬”者，喻也，使人晓谕也。这与“比类合谊”也相一致。上个世纪20年代的文字学家顾实，就曾有过类似的看法。（参见《中国文字学》）在讨论“转注”时，清代学者江声认为，所谓“建类一首”是指《说文》部首，而《说文》在每一部首下都说“凡某之属皆从某”，那就是“同意相受”。这显然是把同形符字看作转注字，混淆了形声与转注的界限。其原因在于他缺乏历时的观点。如果着眼于静态分析，是指结构类型，这是共时观点；如果着眼于动态分析，是指构形模式的演化，这是历时观点。从历时观点来看，形声也包括两类：一是追加声符，例如“齿、星、凤、饲、囿”等，其中“止、生、凡、司、有”即为后加的声符。二是音义合成，即孙诒让所谓“形声骈合”，这是受追加部件（意符或声符）这一构形方式的启发而同时使用形符和声符构成的形声字。加注声符的构形法，体现了先民们把字形与字义直接联系起来的自觉性。从现实的结构平面来看，转注与形声二者同构而相混；从历时演进的角度来看，二者异构而易分。转注字在构成之前已有初文，形声字在构成以前并无初文。前者如“蛇”与“它”，“娶”与“取”，“燃”与“然”，“悦”与“说”等；后者如“江、河、陵、陆、芹、菜”等。相对来说，转注是改造旧体的构形法，而形声是创造新字的构形法。章太炎有言云：“转注者，恣文字之孳乳也；假借者，节文字之孳乳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例。”就此“二书”后来的客观作用而言，章说很有道理；可是，就构形模式的演化而言，章说不合史实。应当说，假借是救助“象形、指事、会意”之穷尽，而转注是适应“引申、假借”（其结果是一字多义）之繁多。这也证明：汉字始终在强烈地维持自己的表意体系与基本格局。主要参考文献许慎《说文解字》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孙诒让《名原》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孙雍长《汉字构形的思维模式》，《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王伯熙《六书第三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四期白兆麟《“转注”源流述评》，《安徽大学学报》1982年第二期《孙诒让论“转注”》，《校勘训诂论丛》，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孙雍长《汉字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管窥蠡测集》，岳麓书社，1994《转注论》，岳麓书社，1991萧璋《谈〈说文〉说假借》，《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1期
试论小学识字教学1000字论文
识字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环节，它是阅读和作文的基础。21世纪是信息社会，而获取信息最主要的途径是阅读。要想大量阅读，必须做到大量识字。而面对如此大的识字量，低年级小学生怎样才能做到认得快、不遗忘？实践证明，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生活。而在生活中学习生字，巩固生字是最好的识字方法。只要学生能够在生活实际中不断积累识字，并且掌握一定的识字方法，再通过少写多认多再现进行巩固，他们就可以轻松完成《新课标》提出的识字要求，为阅读和作文奠定坚实基础。
低年级教师的任务不光是在课堂教学中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教学生识字，还要利用各种生活情境让学生识字。因此，只有科学地抓住遗忘规律进行反遗忘识字教学，才能扬长避短，才能进行有效的因材施教，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一、课堂生活中识字
1、游戏合作中识字
学生识字本来应该是个体行为，但在教学活动中如果独自面对每课的大量生字，学生就会产生畏难情绪。如果让孩子们以小组为单位合作学，自由选择、自行决定组员，在自己喜欢的环境下互相合作、互相促进，就能学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小小年龄的他们有着合作的原则和标准，在以他们为群体的小组中，孩子们充分显示了他们的主动精神。
如果让孩子们在自己小组讨论的基础上，与其他小组调换组长后，能把各小组好的想法带给别的小组，这样讨论的效果更好。一年级学生识字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们学得快、忘得也快；如何解决这个难题？通过实践，我发现巩固识字的好方法就是要寓教于乐，让孩子在玩中学习，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记住汉字。小组合作中游戏识字效果更佳。
通常我们在教学中常用的游戏：开火车（各种形式）、接龙，摘苹果，猜字，排字，举字……多种多样的游戏给学生带来了乐趣也使他们记住了生字。
例如：“我的朋友在哪里”，让学生拿着生字卡片，在小组中找到能与自己的卡片上的字组成词语的“朋友”；“我是小医生”，出示含有错别字的词句，让学生扮医生来诊治；“摘苹果”，树上苹果的上面写要求会认的字，谁读对了，就把苹果作为奖品发给他；如果学习合体字，把所学字的偏旁与部首分别写在半个苹果上，打乱贴于一棵苹果树上，要求学生在限定的时间内把偏旁和部首组成字，读对了，就把“苹果”送给他。这样学生不仅学习情绪高涨，而且也培养了学生快速思考、判断的能力。又如，根据小学生好胜心强的特点，我们还可以运用竞赛的形式进行识字教学，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进而更好地巩固已学的知识。比如：“开火车”，以小组为单位，快速念出字卡上的字，哪个小组“火车”不断，哪个小组获胜；“我也要当老师”，谁先记住了生字，谁就可以当老师来教同学们识字；“考考你”，以小组为单位，准备好字卡，迅速挑出组长所念汉字的字卡，组长可以轮换当。通过各种竞赛，使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熟练地掌握所学的生字，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识字学习由枯燥变为有趣。
再如，我在引导小朋友们巩固识字时说：“请小朋友在小组长的带领下，用你们喜欢的游戏来记住这些生字。”在小组开展游戏时，我发现有些小组把几种游戏结合在一起。如：把举字和排字游戏相结合；在叫号游戏中加入数学的加减法；把猜字游戏和卡片识字结合起来，变成了“翻牌”游戏等。
这一切让我惊喜不已，也使我认识到学生不断需要更新更有趣的游戏。于是，我又在进行新课教学时，根据课文内容的不同，设计与课文内容有关的游戏。如：教学《脚印》这课时，我让学生把自己知道的脚印形状画下来，我在各种脚印背后写上字宝宝和由字宝宝组成的词宝宝。，学生异常活跃兴奋，因为游戏规则是谁读得最多最正确就能得到最多的脚印。
总之，让孩子们在喜欢的游戏或竞赛中巩固识字，可以达到识字记字事半功倍的效果。
2、学习拓展中识字
所谓识字的拓展就是指把所学的生字放到新的识字环境中进行再认识。在识字过程中，学生记得快，忘得也快。针对学生这一识记特点，在尝试教学中，我常常让学生根据熟字换偏旁这类字的特点，让学生加减法识记生字。如“报”与“服”“近”与“听”“惊”与“就”等等，通过对比记忆，学生不仅能较快掌握新字，而且还能在对比中与以往的熟字多次见面，进一步巩固了旧字，可谓一举两得。
另外，在尝试识字教学中，我还通过让学生“拼”“摆”“书空”生字笔画部件的方法，给学生以直接、立体感官刺激，从而调动他们进一步尝试的兴趣，促使他们在自学、自悟、自得中不断探索，达到巩固识记生字的目的。如，发给学生一些熟字卡片（“大”“人”“干”“木”）和分别写在卡片上的几种形态的“点”，请学生自己动手摆一摆，说说这些字加上“点”后会变成什么字。如“大”可变成“太”“头”，“人”变成“火”，“干”变成“平”，“木”变成“米”……
再如，在《老山羊当医生》这课的教学中，我意外地发现学生并不满足于教师安排的识字拓展内容，他们有自己“编写”新儿歌的欲望。在这课教学之后，学生共创作很多儿歌。虽然这些儿歌显得稚嫩，但我看到了孩子们创作火花的闪现，启发我要为孩子多搭建表现自我的舞台。事后，我把他们创作的儿歌布置在教室里，孩子们看着自己和同学的作品，兴奋地读个不停。瞧！又在主动识字了！孩子的探究潜能无法估量，让我们都来创设一片广阔的天地，让孩子自由翱翔吧！
二、课余生活中识字
语文是母语学习，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从儿童的认知规律看，他们最先认的字，是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最密切相关的，如“爸、妈、我”等。因此，教师应从学生的兴趣入手，把学生的视野引向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拓展识字领域，引导他们在生活中识字。开学第一天，我对孩子们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一年级的新学生了。我是大家的班主任老师。”边说边把“学生”、“一年级”、“老师”几个词语板书到黑板上，引起学生对生活经验中这几个词语意义的共鸣，结合生活中他们的理解，那么识记这几个字就不难了。在接下来的学习中，“汉语拼音、声母、韵母……”等字，就在潜移默化中被学生牢记在心里了。还有各种课程名称“数学、语文、英语、美术……”也逐渐的被孩子们记住了。
在课堂上分发学生作业时，我发现孩子们虽然竭力想帮老师的忙，但苦于识字不多只能干着急。于是，我把全班同学的名字贴出来，每个字都标注拼音，告诉他们谁先把全班同学的名字读下来，就请谁做老师的小助手帮忙发作业。课后，孩子们有的去读拼音，有的向同学请教对方的名字怎么读。不到两周时间，大多数学生都能抢着去发作业了。
教室里有很多现成的实物，如门、窗、讲台、黑板、电视机、电脑、投影机、录音机，我都在上面贴上字卡，让学生看到什么就认表示该实物的字。还分类进行识字比赛，比一比谁认识的字多。如，学习用品类、水果类、蔬菜类、植物类、动物类。
为学生建立识字档案，每周让家长帮助学生把认的字记录下来，然后在班上交流。我还在班上专门设了一块泡沫塑料板，以“今天我又认识了……”为题，让学生把搜集的包装盒、包装袋上的字展示出来交流、互相学习。“可口可乐”“娃哈哈”“旺旺雪饼”等字学生早就能认了。
三、课外生活中识字
苏霍林斯基曾经把识字教学描绘成一种美妙的境界：“识字应成为孩子们生活中生动的形象，充满音乐和旋律，非常好的、非常有趣的事情。”常言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识字教学资源又何尝不是这样啊!学生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与汉语符号紧密相连，丰厚的教学资源就在我们身边，所以要求老师们一定要强化资源意识。学生作为社会大家庭的一个成员，每天与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接触，也丰富了他们的学习渠道。要抓住这一契机，引导学生去主动识字。走在街上，不少学生注意观察街道两旁的标牌、广告牌、标语就会问家长这些字怎么读；坐在电视前，电视上的铺天盖地的广告，如“祝你百事可乐”、“喜之郎”等为孩子提供了最好的听、读、认字的教材；生活中的各种食品包装袋上也有许多字，孩子在吃食品的同时，也会留意包装袋上的品牌、商标，如“恰恰瓜子”、“福满多方便面”等。而且很多学生都是很自然地去学习生字的，他们很乐意去做，效果很不错。
例如教学生字“红”：师：（出示几个生字）你有什么好方法能记住哪个字？生：我认识“红”，这个字我在广告里就见过“我爱喝红牛”，红牛是饮料。生：我也认识这个“红”字，我们每天早晨都要升五星红旗。生：我爸爸抽过的“红双喜”烟中的第一个字就是我们学的。师：再来找一找我们身边有没有这个字宝宝？（此时，教师似乎是不经意的点拨，却把学生的“视线”拉到了自己身边，引发学生无穷的探究热情。）生：对了，我的同桌的名字里就有个“红”字。
语文是母语教育，汉字在学生的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在课外生活中识字，是一种重要的识字方法，它是课堂识字的巩固与补充，因为生活是个大课堂，汉字在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我们要鼓励学生在生活中看到字就读一读，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一问、查一查，做个生活的有心人，让生活教会自己更多的汉字。同时，为了增加趣味性，也为了进行宏观调控，我们还鼓励学生把生活中识得的汉字收集起来，制成识字本或识字袋，带回学校交流、展示。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年级组在一年级时采用的几种反馈、激励课外识字的方式。
1、制作识字本。
所谓识字本就是学生把从生活中识得的字收集起来，利用剪贴等形式制作成的本子。制作识字本是一种非常适合一年级学生的识字法。我们最常用的'是商标识字，因为商标形形色色、颜色鲜艳，学生对它特别喜爱，而且很多商标都成为生活的废弃品，刚好可以重新利用。这一方面我们教研组的隗合宾老师做得非常好，校园的展示板上还留有他们班学生的作品。那是一本本用八开的素描纸钉成的本子，纸上贴着形形色色的商标，非常美观。另外，梁淑艳老师利用学生特别喜欢动物的特点，请学生把收集来的生字拼成一种种动物的图形，贴在学习园地里，让大家去读，实现了资源的共享，还培养了学生的合作能力，学生的兴致也非常高。
2、使用识字袋。
一年级时，我用得比较多的是识字袋。识字袋没有识字本那么好看，但制作更方便，使用也很方便。我的识字袋很简单，只是请学生把课外识得的字一股脑地装进一个袋子里，经常掏出来读一读，自己读一读，同学拼起来读一读，并且定期带回来展示、交流，比比谁收集得更多就行了。那个袋子里的东西多了，就保存起来，再装一袋，以免新旧混合，影响阅读。这是一种上不得台面的方法，但对于当班主任的语文老师来说，却是可以一试的。
现实生活中，识字教学资源无处不在，就看孩子有没有一双慧眼，教师有没有正确引导，教给孩子一个点石成金的指头。以上这些第二课堂学习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将使学生受益匪浅。
四、实践中识字
课堂只是小天地，天地乃为大课堂，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绝不仅仅束缚于课堂和教材之中，在“大语文观”的指引下，开展丰富多彩的语文实践活动，培养学生有效的学习方式，关注学生的种种活动与兴趣，可以使学生将自己学到的知识、技能恰如其分地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锻炼，在实践中成长。
我们从儿童的生活实际出发，从儿童的兴趣出发，开展实践活动。每次活动有一个主题，引导学生围绕这个主题自己动手、动脑去收集资料，并交流收获。交流之后，还可采取模拟、创设情境的办法让儿童识字。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说过：“活动和交往是发展的源泉。”活动是儿童生活的一部分，教师在教学中就要注意和社会生活相沟通，使儿童尽快从“我”的世界跨入更广阔的周围环境，以吸收各种信息，扩展想象和思维的空间。因此，当学生掌握了识字方法，乐于识字，善于识字后，教师就要有意识地让学生在生活中识字。
识字教学需要课本，这是学习语文的凭借。然而识字仅仅靠几册课本是远远不够的，是因为课本能容纳的东西实在是太有限了。尽管大部分生字先后要在课本上几次出现，但绝大部分仍达不到让学生形成永久记忆的次数。至于生字的多义性，要在有限的课本中体现出来，更是不可能的了。因此，我们引导学生把教材向课外延伸，把学生学习生字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把学生生活中接触最多的广告招牌、商品包装物，还有各种报刊杂志，让他们收集起来，剪剪、画画、贴贴，就成了图文并茂的“识字课本”。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动手，动脑，收集，整理，编排，还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总之，小小汉字，奥妙无穷。教师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结合学生的思维特点，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使学生积极地参与识字教学，处处从学生主体的实际出发，鼓励学生想象，实践，学生就能获得成功的喜悦。从而使枯燥的识字教学成为培养学生发现兴趣和热情探索的热土。让学生无论是在课堂中、课余、课外及实践中无处不识字，学好祖国的汉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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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小学识字教学
单位：房山区佛子庄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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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论文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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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论文参考文献
大学生都需要写论文，在写论文的时候很多人都会为参考文献而烦恼，下面我为大家整理了一些教育类参考文献范例，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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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不仅在科研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在期刊评价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引起重视。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教育学论文的参考文献。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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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颜体书法的创作起源，大家的了解有多少呢，我和大家一起来看下吧。
颜真卿与颜体
颜真卿(709-784，一说709-785)，字清臣，汉族，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唐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中国唐代书法家。 唐代中期杰出书法家。他创立的“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颜真卿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中进士，登甲科，曾4次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因受到当时的权臣杨国忠排斥，被贬黜到平原(今属山东陵县)任太守，人称“颜平原”。肃宗时至凤翔授宪部尚书，迁御史大夫。代宗时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建中四年(783)，遭宰相卢杞陷害，被遣往叛将李希烈部晓谕，后为李缢杀。
唐代宗大历元年(765)，颜真卿因奏宰相元载阻塞言路，遭贬谪。三年(768)四月，由吉州司马改为抚州刺史。在抚州任职的五年中，他关心民众疾苦，注重农业生产，热心公益事业。针对抚河正道淤塞，支港横溢，淹没农田的现状，带领民众在抚河中心小岛扁担洲南建起一条石砌长坝，从而解除了水患，并在旱季引水灌田。抚州百姓为了纪念他，将石坝命名为千金陂，并建立祠庙，四时致祭。
他为官清正廉洁，尽力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抚州学子杨志坚家贫如洗却嗜学如命，其妻耐不住贫困生活，提出离婚，杨写了一首《送妻诗》，表明自己矢志读书无奈同意离婚的心情。杨妻将这首诗作为离婚的证据呈献颜真卿。颜看了杨诗后，非常同情杨的遭遇，钦佩其苦读精神，对杨妻嫌贫爱富的行为进行责罚，并赠给杨志坚布匹、粮食，将杨留在署中任职。为此，颜还将《按杨志坚妻求别适判》公诸于众。这则判词对临川良好学风、淳朴婚俗的形成起了较好的导向作用。
颜真卿为琅琊氏后裔，家学渊博，六世祖颜之推是北齐著名学者，著有《颜氏家训》。颜真卿少时家贫缺纸笔，用笔醮黄土水在墙上练字。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笔法，又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完成了雄健、宽博的颜体楷书的创作，树立了唐代的楷书典范。
他的楷书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并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他的书体被称为“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
欧阳修曾说：“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有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朱长文赞其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志，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颜体书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以后很多名家，都从颜真卿变法成功中汲取经验。尤其是行草，唐以后一些名家在学习二王的基础之上再学习颜真卿而建树起自己的风格。苏轼曾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东坡题跋》)
有唐一代，尤其在“安史之乱”后，佛、道盛行。颜真卿原本熟谙佛道文化，自乾元以后，与僧侣、道士的交往明显增多，并热心宗教活动，其诗文、书法创作也多与此有关。在抚州四年，他也热心于道教活动。初到临川，即为道士谭仙岩书《马伏波语》。大历四年(769年)正月，倾慕晋代道士王、郭二真君修道异事， 他派人赴崇仁县华盖山寻访遗踪，又重修二真君神坛，亲自撰书《华盖山王郭二真君坛碑铭》。三月，寻访临川井山晋代女道士魏华存仙坛遗迹，撰书《魏夫人仙坛碑铭》，对时人增修观宇之举备加称赞。同月，游井山华姑仙坛，撰书《华姑仙坛碑》，详细记述了本朝道姑黄令微修炼升仙一事。四月，僧人智清、什喻和道士谭仙岩共同修复的抚州谢灵运翻经台旧宇告竣，颜真卿亲临法会，撰书《宝应寺翻经台记》。大历六年(771年)三月，抚州临川县宝应寺创建律藏院，立戒坛。 颜真卿亲为撰书碑文，颂述律宗传授渊源。四月，游南城县麻姑山仙都观，撰书《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对仙人王方平、麻姑的奇异道术推崇备 至。
他在抚州期间，利用政事之余进行创作，大历六年(771)将所赋诗文编成《临川集》10卷，可惜原集已佚，今存与临川有关的诗1首、判词1篇、碑记5篇，尤以《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最为著名。该《记》分大、中、小字几种版本，初以其小楷本全记刻成石碑竖在麻姑山仙都观内。后人又在碑背镌刻了卫夫人、诸遂良、虞世南、欧阳洵、薛稷、柳公权、李邕等人的楷书。该字碑被历代书法家誉为“天下第一楷书”，成为临摹研习的范本。后几经毁失，都以其拓本翻刻传世。1992年江西著名篆刻家、省书法协会副主席许亦农先生以大字楷书镌刻，重新竖碑于南城麻姑山。
著有《吴兴集》、《卢州集》、《临川集》。颜真卿一生书写碑石极多，流传至今的有:《多宝塔碑》，结构端庄整密，秀媚多姿;《东方朔画赞碑》，风格清远雄浑;《谒金天王神祠题记》，端庄遒劲;《臧怀恪碑》，雄伟健劲;《郭家庙碑》雍容朗畅;《麻姑仙坛记》，浑厚庄严，结构精悍，而饶有韵味;《大唐中兴颂》，是摩崖刻石，为颜真卿最大的楷书，书法方正平稳，不露筋骨，《宋暻碑》，又名《宋广平碑》，书法开阔雄浑;《八关斋报德记》，气象森严;《元结碑》，雄健深厚;《干禄字书》，持重舒和;《李玄静碑》，书法遒劲，但笔画细瘦和其他碑刻不大一样。
《颜氏家庙碑》，书法筋力丰厚，也是他晚年的得意作品。传世墨迹有《争座位贴》《祭侄文稿》、《刘中使帖》、《自书告身帖》等。
一点为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探微---刘志霞 【摘要】书法是一门时间与空间相融合的艺术，由此要求书法笔画乃至于个字、行文必须具备不可重复的内在规定性，“一点”和“一字”都须符合自身的基本法度。势是字的上一笔与下一笔之间的一种转承关系，它一方面表现为外形之间的衔接，另一方面表现为内在的贯通。书法妙在运动和变化，又因为内在特质和气韵的紧密承接而充满情趣。 【关键词】时间 空间 节奏 势 气韵 “一点为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这是唐代书法大家孙过庭的一句名言，出自《书谱》，原话如下：“至若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互乖。一点为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 为书期间，当我们遭遇点画繁多境况的时候，如何做到点画多样而不雷同，点画穿插而不繁冗？这的确是一个不太好解决的书法矛盾，在这里，孙过庭不仅道出了书法艺术丰富多姿的形式之美，而且点出了解决此类难题的关键，在我看来，此语实属经典，对于书法创作，不无借鉴价值。 唐代是法家欧阳询在《三十六法》中说：“欲其彼此顾盼，不失位置，上欲覆下，下欲承上，左右亦然。” 欧阳询将书法的形式美放在单字上来看待，而孙过庭更加具体化了，他重点指出首笔、首字的作用。一点往往成为一个字的准则，而一篇的第一个字也往往成为整幅书法作品的标准。 发人深思的是，“一点”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字的准则，而一个字为什么又会成为整幅书法作品的标准呢？拙见以为，对这句话的理解，如果只停留在字的表面意思上，会给人以雾里看花之感，不能明明白白地了解其主旨，从而也无法了解书法艺术的精髓所在。在这里，我们不妨通过对书法艺术的时空意味、回势赋形和阴阳冲和三个方面的讨论来领会孙过庭这句话的真正所指，深入理解书法形式美的丰富内涵。 一.时空意味 书法是一门时间与空间相融合的艺术，它的时间性表现为用笔有自身的顺序和不可重复的规定性上，从最基本的点画到字与字之间的行进时有时间顺序的，一笔下去就是一笔，不可重新描画或再倒回去重写，于是，每一根线条、每一组线条的连接、乃至全篇的章法，都具备了一定的运动轨迹。随着书写时间的延续，其空间感在发生变化，书写的点画不断地切割纸面，形成多变的黑白空间分割。这种由点——字——行——幅的书写过程，要一挥而就、一气呵成，就像舞蹈演员跳舞的过程，他随着音乐的节拍做出第一个动作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非常连贯而又极其自然地做第二个、第三个动作……以至不断的完成所有的动作，他不可能做出动作以后再倒回去一样。 正因为书法艺术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特征，这才产生了书法笔画乃至于个字、行文不可重复的内在规定性，便要求“一点”和“一字”须符合自身的基本法度。第一点写下去，点画的形态、用笔的特征、大小特征便决定了一个字的基本风格和基调；同样的道理，第一个字的结字风格、基调、大小的确定，对后面的字具有一定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是因为第一个字写下去，字的大小、书体、风格、特点就确定下来了，同时也就确定了整幅字的大小、结构、笔画的基本特点。比如创作一幅成功的书法作品，若想前后呼应、浑然一体，那么，第一笔写下去是颜体楷书的用笔方法，就决定了写出的第一个字的书体必然是楷书，书法风格也必须是颜体，其后续者便有所依循。相反，如果从一开始不注意这些内在的规定性，信笔涂抹、随意拼凑的话，就很难达到令人称道的效果。对此，王羲之好像也不无同感：“倘一点失所，若美人之病一目，一画失节，如壮士之失一肱。” 陈方既在《书学散论》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件书法作品是一个艺术整体，一曲完整的音乐，以书写完成的、节律不可中断的、完整的演奏，欲求完整，只有从头开始，书法虽以空间形式存在，确是时序性的创作，有按顺势序来观赏的审美特征，” 正是基于这种时空的意味，所以书法作品从点画一开始便会注入书法的法度和要求，一个字是以第一笔为这个字的准则，而紧接着其后的各种线条的交错配合，其实都不过是第一笔的形式、法度和风格的延长和生发。 二.回势赋形势是字的上一笔与下一笔之间的一种转承关系，它一方面表现为外形之间的衔接，另一方面表现为内在的贯通。书法作品不是笔画或者个字的简单排列和机械堆积，也不是事先给定结果，而是一种顺势运行、符合事物运动发展规律的创造性活动。孙过庭通过这句话，强调了点画和字与字之间的承接关系。书法上的“一点”、“一字”，它们的体势、形质的确定，就决定了一行、一篇的运动变化，而这种变化是随着起首点画和字势的变化而变化的，也就是说下字或笔画产生的理由是上一个字或笔画的形势所决定的。以王羲之的《频有哀祸帖》为例，该帖开头的“频”字，体势左低右高，像一块摇摇欲倾的嶙峋青石，形成了一种斜势，紧接之后的第二个字是“有”，取上紧下松、左高右低之势，给人一种极力上顶的感觉。若从单个字看，无论是“频”字还是“有”字，似乎都不见美，但是，若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话，就会发现，“频”字为“有”奠定基调，“有”字顺承和延续“频”字的体势个气韵，二字巧妙穿插、气韵呼应，陈陈相因、浑然天成。孙过庭《书谱》中有许多相同字，从字的外形上看变化并不大，多是以不同的处理方法因势生形而成。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所谓不同的处理方法，其实不过是在第一字或者笔画形态、气势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在用笔动作、运笔方向及力度等方面略加调解和变通，形成方圆、粗细和顿挫，进而因为前后形势的内在连贯、承接和变通而丰富多彩，绝无前后雷同之感。这就像从山上滚下的一堆子乱石，虽然石质类似，但是，因为石块的大小、形状各不相同，当它们从山上滚落下来的时候，又因为山势、方向的各不相同，于是便形成了情态各异的轨迹，顷刻之间，岂能令人产生千篇一律的单调感觉？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的一种艺术，主要通过笔墨点画在之上的运动而成，字与字、行与行之间，上下连贯、因势而生，这种运动的轨迹就像一个个蓬勃的生命体一样，惟有内在衔接、脉理贯通，方能体现出书法艺术的内在精神，否则，如果笔画或者个字彼此独立、千篇一律，整幅作品便会因为毫无变化而了无生机，如此的话，就远远背离了孙过庭的初衷，从而将书法艺术送进了坟墓。 三.阴阳冲和书法与自然一样，都妙在运动和变化，同时又因为内在特质和气韵的紧密承接而充满情趣。蔡邕云：“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焉。” 从这里可以看出，书法之所以像大自然的事物一样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是要把握好阴和阳的矛盾关系。在书法作品中，阴阳的矛盾往往具体的表现为虚与实、平正与险绝、欹与正、方与圆、疾与涩、轻与重、疏与密、燥与润等的矛盾关系，只有对此深有洞察，并在书法创作的过程中运用娴熟的技法，熟练地处理好它们之间对立而又统一的关系，才能挥毫自如，将生机勃勃、丰富多彩的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跃然笔端。“一点为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其中的“规”和“准”，其实就是一种类似于规律的准绳，书法创作的法则，从根本上就来源并遵循着自然界的阴阳变化的规律。孙过庭基于对于阴阳法则的认识，将自然法则落实到了具体的书法领域，并渗透到了书法的每一个笔画、每一个字之中。一笔下去，有疾有缓，有实有虚；每一个字的结构，有疏密，有大小；一篇字的章法也虚实有度，这一切都以阴阳法度为旨归。 “书法家写字无不注意黑白、虚实、粗细、大小、枯润、浓淡、方圆、曲直、俯仰、刚柔、巧拙、松紧、疏密等辩证因素的处理，达到对应统一，从而构成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艺术形象，生动地体现了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这段话告诉我们，书法作品需要有丰富的变化，充满阴和阳的矛盾，但同样需要整体的和谐、统一、相生和相让，最终达到阴阳冲和的效果。细看王羲之的《二谢帖》，笔画有粗有细，有刚有柔；其结体有欹有正，有大有小，充满了对立又统一的情趣；章法有虚有实，有疏有密，变化多端，但无论如何变化，他们都有一个内在衔承的基调，那就是阴阳冲和，就像音乐有一个主旋律一样，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我们不妨再看一看阴阳冲和法则在这幅作品中的始终贯穿。第一个点画写完，又转入下一笔，由点画——字——行——篇，点有机地组合在字中，字有机地聚集在篇中，一方面要考虑自身的笔画、笔势的要求，还要充分考虑到个字与周围字、行及整篇章法的疏密、虚实、大小、方圆、刚柔收松等这些因素的密切联系，注意它们之间的配合与协调，这一切，是否都在对立之中谋得了巧妙的统一？ 由此看来，书法是一门通过潜心思索不断实践的艺术，对于其中某一点的挖掘和顿悟，不过仅仅是打开了一扇通往无穷哲理的窗子罢了。 【作者简介】刘志霞，女，陕西咸阳人，祖籍天津。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专业硕士研究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书法作品入展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全国第四届妇女书法篆刻展”、“纪念老子诞辰二五七八周年全国书法展”、“首届中国西部书法篆刻作品展”，作品多次入展陕西省和其他省市的书法篆刻专业展览展。理论文章和书法作品在多家书法专业报刊发表。 【参考文献】 [1] 欧阳询《三十六法》，《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第一版 [2] 欧阳询《三十六法》，《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第一版 [3] 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第一版 [4] 陈方既《书法散论》，2003年5月第一版 [5] 蔡邕《九势》，《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第一版 [6] 金开诚《漫画书法艺术和传统文化》《书法研究》1995年第三期
你是哪里的？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采。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能够薪火相传而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一定具有最基本的、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文化内核。毫无疑问，中国汉字与书法以其自源、自创、自觉和举世无双的独特性;以其从五千年远古走来又向未来奔腾而去的价值永恒性;以其数千年绵延不断的民族审美思想和审美情趣的超级稳定性，当之无愧地在中华优秀文化基因宝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颜真卿的书法，号称颜体，有他独特的风格和笔法。他所留下的碑帖很多，后世的书法家认为从他的一些碑帖中可以找到圆笔的痕迹，和其他书法家的方笔不同。他的书法，既有以往书风中的气韵法度，又不为古法所束缚，突破了唐初的墨守成规，自成一格，称为“颜体”。宋欧阳修评论说：“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宋朱长文《续书断》中列其书法为神品。”并评说：“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态，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 颜真卿的《多宝塔碑》是颜真卿传世作品中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一块碑，可以代表颜书早期的风貌。颜真卿和唐代大多数士大夫一样是正统的儒家，也信佛教，故写此碑时，自然恭谨诚恳。欧阳修《集古录》亦日：“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观颜真卿的楷书，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正气，如大臣正色严立于庙堂，有凛然不可犯之色。 作为颜真卿早期的成名作，承二王、欧、虞、褚的余风，整篇结构严密，字行间有乌丝栏界格，点画圆整，端庄雅致，一撇一捺显得静中有动，飘然欲仙，学颜体者多从此碑人手。这个碑帖记录的就是当年多宝塔的修建过程以及前后的背景。为什么学习颜体他是这个好字帖字，首先我们说这是一个楷书的碑帖，用作寺庙比较庄重。另外多宝塔碑是字数是比较多的。共计有两千多个，很多平常的字几乎都概括了。所以是选学颜体一个比较好范帖。颜真卿多用了运笔时中锋，起笔藏锋，收笔用顿笔和回锋的较多，强调“护尾”，尤其于横画中最为明显，写横行至收笔处，常向右下方重按，顿笔回锋，体现出颜体的雄浑、大气之韵，竖画粗壮，浑厚力强。横、竖笔画粗细 对比鲜明，富节奏、韵律美感，也把颜体的一个“筋”的意味完整的表达出来。颜体撇画较轻盈挺健，捺画却粗壮有力，有“蚕头燕尾” 之称，给人以刚健的动感，尤其是捺脚较长，顿挫后踢出开衩，含蓄而又有峻利之感。各个字的笔画，顿挫感都比较明显。是学习入门的读帖的比较容易研究笔法的。整体的作品庄重，淳厚。是颜真卿成熟后期的经典之作。此贴历来受到古现代书法的临摹，创作的爱好范本。可以见这部多宝塔碑的经典之处了。后人经过拓印下来整理成册，一起来学习欣赏。 清代王澍说道“此碑（多宝塔）书法书法腴劲，最有态度”网络上有评论这个碑写得最美的二十个字分别是妙、莲、华、佛、秘、也多、宝、经、象等等，其中我最喜欢的字有宝和象，宝字在繁体字中更能体现这一整个字的气度，这个字于统一中见变化，宝盖头呈覆盖之势，体现颜体的包罗万象，以及象字整体铺排，气势雄壮，手法简明，极富凝聚力和震撼力。虽然这只是一个字，但是当你看到这个字时，你也可以体会到书写者在蘸墨的同时已经将宣纸规划，于是方块字就在纸间驰骋，而书写者的意志也在书写的过程中得到了宣泄。书写者这整个的书写过程将中国文化的精髓表现了出来，法国前总统曾经这样评价中国书法:“在中国，书法乃艺中之艺，祖祖辈辈它一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在我们画与书极少融合的西方文化中，尚鲜为人知，它既使人惊诧，也使人着迷”。 学习颜体字的人大都是喜欢他气势磅礴的书法风格，还有那豪放不羁的笔锋和方正圆润的笔法。“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这是对书法临帖最好的阐释，意思就是说，临帖时观察要精细，写的时候要相似。临帖可以说是书法学习中的重中之重，就像是房子的地基一样，又如同树木的根。房子的地基如果不牢固，就会倒塌，树木的根如果扎得不深，就长不成参天大树。学习颜真卿的书法首先要对颜体的用笔要有明确的认识，第二要懂得颜书的结字特点，第三要理会颜书的和睦深秀的韵致，第四就是临帖时注意方法，什么时候对临（对照着临，追求形似）、背临（不看帖，尽量去还原它）、意临（对碑帖有所取舍，加入自己的理解和风格）。 中国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人类文明史中是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写汉字的方式之所以被推崇为“艺中之艺”在于汉字具有独特性，一个单字就是一个符号，全世界的文字也就只有汉字能达到这样的一种艺术的层次，虽然世界其他的文字同样可以书写的很漂亮，但是由于它们都是一个一个字母组合起来的关系，所以它们看起来就没有方方正正的汉字看起来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所以对于书写者来说写字本身就是一种接受艺术的教养，同时中国书法区别于其他文字的书写在于意境的营造。 参考文献： [1]速成练字吧.颜真卿《多宝塔碑》书法欣赏[J]，2018 [2]百家号.颜真卿《多宝塔碑》最美二十字[J],2018,1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