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毕业论文提纲
论文提纲，是指论文作者动笔行文前的必要准备，是论文构思谋篇的具体体现。下面是金融毕业论文提纲，和我一起来看看吧。
摘要 6-7
ABSTRACT 7-8
第1章 导论 12-20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2-15
研究背景 12-14
研究目的 14-15
研究意义 15
文献综述 15-18
国外文献综述 15-16
国内文献综述 16-18
研究内容与方法 18-20
研究内容 18-19
研究方法 19
创新与不足 19-20
第2章 新能源汽车产业概述 20-26
新能源汽车概念及分类 20-23
新能源汽车概念 20
新能源汽车分类 20-23
相关理论 23-26
可持续发展理论 23-24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24-26
第3章 中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概况比较 26-35
美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概况 26-28
技术发展 26
市场状况 26-27
基础设施建设 27-28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概况 28-34
技术发展 28-30
市场状况 30-33
基础设施建设 33-34
中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比较 34-35
第4章 中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战略 35-49
美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战略 35-36
技术创新战略 35
市场推广战略 35-36
配套设施先行战略 36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战略 36-47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分析 36-41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SWOT 分析 41-43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发展战略 43-44
技术创新战略 44-45
市场推广战略 45-47
配套设施发展战略 47
中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战略比较 47-49
第5章 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49-54
建立国家级的技术支撑体系 49
行业标准战略的优化 49-50
产业联盟，引进人才 50-51
完善相关财税政策 51-53
完善相关补贴政策 51-52
完善相关税收政策 52-53
对基础配套设施的优化 53-54
结论和展望 54-55
参考文献 55-59
致谢 59-60
摘要 5-7
Abstract 7-8
第一章 引言 12-21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12-14
研究背景 12-13
研究意义 13-14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4-16
研究思路 14-15
研究方法 15-16
第三节 主要内容和总体框架 16-18
第四节 研究改进、创新与不足 18-21
创新点 18-19
研究不足 19-21
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45
第一节 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相关研究 21-29
规模经济 21-22
范围经济 22-24
商业银行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24-29
第二节 多元化经营相关研究 29-37
多元化经营的收益、成本 29-33
多元化经营绩效 33-37
第三节 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相关文献 37-45
地理多元化 38-41
业务多元化 41-45
第三章 城商行规模经济与效率 45-72
第一节 城商行规模扩张与规模经济 45-59
背景分析 45-47
研究方法 47-51
实证分析 51-56
引入经营风险后的规模经济 56-58
结论 58-59
第二节 城商行效率 59-72
问题的提出 59-60
商业银行效率相关理论 60-62
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方法 62-63
研究设计 63-66
实证分析 66-70
结论及政策建议 70-72
第四章 地理多元化—跨区域经营 72-100
第一节 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相关背景及影响因素 72-84
相关背景 72-76
城商行跨区域经营动因 76-78
研究设计 78-79
实证分析 79-83
结论及政策建议 83-84
第二节 跨区域经营绩效及地区选择 84-100
问题的提出 84-86
研究设计 86-90
实证分析 90-98
结论及政策建议 98-100
第五章 业务多元化 100-131
第一节 收入多元化对城商行经营绩效影响 100-114
背景 100-102
研究设计 102-106
实证分析 106-113
结论 113-114
第二节 资产和资金来源多元化 114-131
研究背景 114-116
研究设计 116-119
实证分析 119-128
结论 128-131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131-140
第一节 研究结论 131-133
城商行规模经济与效率 131-132
地理多元化与城商行经营绩效 132
业务多元化与城商行经营绩效 132-133
第二节 政策建议 133-140
城商行明确自身定位 133-138
审慎监管、区别对待 138-140
参考文献 140-151
致谢 151-152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152
一、政府职能理论
二、企业战略环境分析的典型工具
（一） steep分析模型
（二） swot 分析模型
（三） 相关利益者分析模型
（四）波特的五力模型
1.模型的假设
2.模型的分析
3.模型的评价
三、政府职能对企业战略制定的影响及五力模型的改善
（一）政府以不同身份与企业相联系对企业战略制定的影响
1.政府作为局内人对企业战略制定的影响
（1）政府作为市场参与者时对企业战略制定的影响
（2）政府作为经济“总管”对企业战略制定的影响
2.政府作为局外者对企业战略制定的影响
（1） 自由市场模式
（2） 政府引导模式
（二）从价值链主要环节看政府职能对企业战略制定的影响
（三）从需求角度看政府职能对企业战略制定的影响
（四）从产业生命周期看政府职能对企业战略制定的影响
（五）政府职能对企业战略制定的科学影响
1.政府职能对公司层战略的影响
2.政府职能对事业层战略的影响
3.政府职能对职能层战略的影响
（六）五力模型的改善（加入政府因素）
1.政府过度干预的模型
2.政府适度干预的模型
四、我国政府职能对企业战略制定的影响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对企业战略制定的影响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对企业战略制定的影响
1.政府职能对国有企业战略制定的影响
2.政府职能对民营企业战略制定的影响
3.政府职能对外资企业战略制定的影响
（三）现阶段我国政府对企业制定战略中存在的问题的影响及对策
1.我国企业在制定战略中存在、遇到的几个问题
2.我国政府对企业制定战略中存在的问题的影响和应采取的对策
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企业在制定战略时如何正确处理与政府的关系
(一)与本国政府关系
(二)与外国政府关系
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或失败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它是商业银行实际工作中一个重要而生动的议题。国际银行业对操作风险的整体关注，距今不过10年时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金融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因操作风险导致的金融机构陷入困境事件，引起了业界对操作风险的关注。巴塞尔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BIS)在20**年6月颁布的《新资本协议》中，将操作风险列为银行三大风险之一，并首次将操作风险纳入风险资本的计算和监管框架，从而带动了国际金融界对操作风险的广泛研究和讨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年3月27日下发了《关于加强防范操作风险工作力度的通知》，标志着我国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管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当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正在陆续启动新一轮的变革，20**年10月27日，建设银行在香港成功上市，意味着建设银行将面对来自证券监管部门、银行监管部门、投资者、股东、新闻媒体、客户和社会公众更加严格、深入、全面、透明的监督，更需要严格规范的内部管理。针对国内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相关知识和管理水平相对低下的`状况，如何借鉴发达国家关于操作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国际先进的操作风险管理技术，尽快建立起完善的操作风险管理构架，全面加强内控机制建设，大力提高识别和控制操作风险的能力，已经成为中国建设银行必须认真关注并加以解决的问题。操作风险问题研究，对于建设银行增强自身抵御风险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促进各项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本文从操作风险的基本内涵、特征、分类和国内外监管机构对操作风险管理的基本要求出发，通过分析比较国内外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的现状，透过损失事件调查，发现建设银行在操作风险管理理念、认识、运作机制、技术手段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和不足，阐明加强操作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最后，作者主张从六个方面入手，建立有效的操作风险控制机制、运行机制和传导机制金融学论文提纲精选3篇论文。即：制定清晰的操作风险管理政策，构建公司治理下的分工明确、相互牵制的操作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培育全员风险管理文化，推进以体系化文件为特征的风险管理平台建设，加快操作风险识别评估，强化问责和激励机制。
Abstract
第一章 操作风险的基本内涵及操作风险管理的历史演进
第一节 操作风险的定义和特征分析
第二节 操作风险分类及应用举例
第三节 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的历史演进
第二章 国内外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的要求
第一节 巴塞尔委员会关于操作风险管理的研究
第二节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操作风险管理的要求
第三章 国内外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现状
第一节 国外先进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状况
第二节 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研究与实践
第三节 建设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
第四章 建设银行加强操作风险管理的设想
第一节 制定清晰的操作风险管理政策
第二节 构建起公司治理下的完善的操作风险管理组织架构
第三节 培育全员操作风险管理文化
第四节 推进以体系化文件为特征的风险管理平台建设
第五节 加快操作风险识别评估工作
第六节 强化问责和激励机制
企业经营的规模效益是指因经营规模变动所引起的成本或收益的变动，可用平均收益率或平均成本的变动来表示。在现代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中，规模效益有三种情况，即规模效益递增、递减、不变三种。所谓最佳生产经营规模，就是边际收益率为零分界点的经营规模，在此状态下，企业平均成本最低，收益最大。（一）确定最佳生产经营规模应考虑的因素企业最佳生产经营规模的形成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生产要素的均衡性。生产经营规模的改变涉及的不仅仅是资金的投入或收回问题，而是所有各项生产要素的增加与减少问题。要保证生产经营的正常有序进行，投入的各项生产要素必须均衡，即各生产要素之间要保持一定的比例。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企业对一些生产要素的需求并不能得到完全满足，比如人力资源，受制于政治、社会原因而不能随意增减，当承揽到某工程项目时，可能会因为有关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的缺乏而使该项目难以实现最佳效益。2．市场变化。与其他行业的企业相比，施工企业的产品具有特殊性，即先有买主，再有产品，只有承揽到足够的施工任务，即找到产品的买主，才能开始生产，从而使各项生产要素不被闲置。我国建筑市场的规模具有周期性变化的特征，而施工任务的承揽在很大程度上受这种周期性的影响。在建筑市场扩张的情况下，由于施工任务的易获得性，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张也就成为必然之举；而在建筑市场萎缩的情况下，由于施工任务的不足，则必然导致生产经营规模的缩减。3．科学技术和管理的现实水平。规模效益的递增需要有和经营规模扩张相适应的科研水平、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才能实现，施工任务承揽到手后，如果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完成该项目的科研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则必然难以实现规模效益的递增，这是企业在决策时应该考虑到的重要因素。4．社会政治条件。这主要包括国际关系、国内政治局势等。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局的平稳，必然有利于施工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反之，则可能导致施工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萎缩。（二）确定最佳生产经营规模的方法如上所述，当企业达到最佳生产经营规模时，平均成本最低，因此，可通过对企业平均成本曲线的研究来确定最佳生产经营规模。从短期来看，企业的成本按习性可以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其曲线如图中SAC，短期边际成本曲线如图中SMC所示，当两条曲线相交于N点时，短期平均成本达到最低水平，此时企业收益最大。但由于短期平均成本处于频繁的变动之中，因此，从确定最佳经营规模的角度考虑，应重点分析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从长期来看，公司的所有成本都是变动的，即所有成本都是变动成本，但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可以根据一系列短期平均成本曲线来确定。企业各个时期都要从平均成本最低这一点出发来确定经营规模，因此，将短期成本曲线SAC1、SAC2、SAC3……的最低点连接起来就是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短期平均成本曲线是无数的，所有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包络线是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如图中LAC所示。当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与长期边际成本曲线LMC相交于N点时，长期平均成本最低，此时达到了最佳经营规模。对施工企业而言，考虑到工程项目类型差异的复杂性及由此造成的实物工程量难以统一，N点的业务量无法用实物量表示，只能用营业收入（包括工程结算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来表示，具体的长期平均成本及长期边际成本数据可根据企业有关财务会计资料及相关的分析预测得到。以上仅仅是从理论意义上所作的分析，在具体应用时还应考虑上文中提到的有关因素，综合平衡各方面的影响，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二、施工企业实现最佳经营规模的现实选择最佳经营规模的确定，不应仅停留在理论层次上分析，还是企业所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课题。如何实现最佳经营规模，是企业在运作过程中必须做出的现实选择。（一）达到最佳经营规模的基本方式在实现最佳经营规模的基本方式上，有内涵方式和外延方式两种。内涵方式是在现有生产规模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节约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但这种方式受现有设备等生产要素和条件的限制；外延方式是通过投入的不断增加达到规模经济，这种方式具有速度快，不受现有资源约束，但是由于对投入的需求，资金筹集可能变得更加困难。外延方式和内涵方式各有优缺点，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应交织使用，取长补短，不能凭主观愿望决定采用哪种方式，而应结合企业的自身实际情况，综合平衡后做出决策。
什么决定了企业的最佳规模？∗——关于企业规模的研究述评聂辉华李文彬内容提要：本文从市场范围、生产要素、交易费用、产权、激励成本和信息成本等六个方面综合考察了决定企业规模的因素以及相应的实证研究结果。本文也指出了关于企业规模的企业理论对企业并购的理论启示和现实意义，并展望了今后的研究前景。关键词：企业规模企业的边界企业并购据统计，在美国经济史上，从来没有全职雇员超过100万或者层级超过10个的巨型企业（Canback，Samouel & Price，2003）。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因素限制了企业的规模？在企业理论领域，这几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Frank Knight一度认为很大程度上这不是一个可理解的一般性理论问题，而是一种历史偶然。John Williamson也曾感叹企业理论最难描绘的一个概念是何为企业的“最佳规模”。近年来，企业最佳规模或者说企业的边界问题，依然是企业理论界权威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例如Homstrom & Roberts（1998）①，Hart & Homstrom（2002）。本文综述了关于企业规模或边界的主要理论假说及其实证结果，并做了简短评价，试图为经济学或管理学的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一些线索。一、关于企业最佳规模的几种主要理论归纳起来，经济学家们在回答何种因素决定企业规模时，主要有“市场范围论”、“生产要素论”、“交易费用论”、“产权论”、“激励成本论”和“信息成本论”等六种理论。第一种解释是“市场范围决定企业规模”。亚当·斯密（Smith，1776）最早在其不朽巨著《国富论》中提出“市场范围限制劳动分工”，被后人称为斯密定理（Stigler，1951）。斯密认为，企业源于专业化与劳动分工，而分工受交换能力的制约，即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企业规模就受制于市场范围。Allyn Young（1928）在斯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而市场不仅是由人口、区域决定，更是由购买力决定，购买力由生产力决定，而生产力由分工决定。因此，是“劳动分工决定劳动分工”，这便是“杨格定理”。杨格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了市场范围与企业规模的关系。Stigler（1951）从另一个角度扩展了“斯密定理”，他将厂商视为若干“功能”的组合，分析了具有递增报酬的那部分“功能”随市场范围的扩大而形成一个专门产业的过程，推断衰退产业的基本特征是“垂直非一体化”。换言之，处于衰退产业中的企业尽管面对的市场范围不断缩小，但是却偏向于多角化经营。但是，Becker & Murphy（1992）批评了“斯密定理”，认为企业内不同专业人员之间的“协调费用”（coordination costs）对劳动分工从而企业规模更具决定性作用。他们用一个总量模型说明了，当分工获得的收益与协调费用在边际上相等时企业规模便达到均衡水平。由于理论解释上的冲突，因此市场范围是否限制企业规模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证的结果。重要的是，市场范围本身无法解释为什么同一产业内部会出现不同的企业规模，这要求理论家们把视角从产业、市场转向企业内部。第二种解释是“生产要素决定企业规模”。新古典企业理论把企业看作一个投入产出的∗本文受到杨其静主持的“2004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专项课题”资助。限于篇幅，本文节略了一些参考文献，需要详细参考文献的读者请发email给。①需要说明的是，Homstrom和Roberts的文章《企业边界再考察》发表在著名的《经济学展望杂志》上，这表明企业的边界问题依然是当前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黑箱”。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追求成本最小化，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决定产量，因此企业的最佳规模在平均成本最低处实现，而这是由生产技术决定的。新古典理论认为，存在某种难以随着企业规模改变而改变的“神秘”投入限制了企业规模的扩张，比如经营能力。在Viner（1932）和Manne（1965）的基础上，Lucas（1978）在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中推断，给定一个封闭经济中劳动者的“管理才能”不变，最大化产出的企业规模将与人均（物资）资本正相关。人均资本越多，企业规模越大。Rosen（1982）侧重强调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认为将具有管理才能的人配置到高级职位并给予其较高报酬，将扩大企业规模，因为企业科层具有放大管理才能的“乘数效应”。因此，通常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与企业规模正相关。Kremer（1993）强调了人力资本的匹配问题，认为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分别匹配在一起工作会产生帕雷托最优，产出和工资收益都将提高，从而企业规模也将扩大。富国和穷国之间工人收益的差异，与它们之间企业规模的差异正相关。相对于古典企业理论或生产者理论，新古典理论近年来的发展，正逐步打开企业这个“黑箱”。但是它仍然无法解释，如果说要素供给限制了企业规模，那么为什么不通过企业之间不断的合并来实现扩张呢？看来，除了生产成本，企业还需要考虑其他成本，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出现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缺陷。第三种解释是“交易费用决定企业规模”。科斯（Coase，1937）指出，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发现相对价格、谈判和达成契约的成本。因此，通过成立一个组织，允许某一权威（企业家）来指挥资源配置可以节省某些成本。这种组织就是企业，“企业的本质特征是对市场的替代”。由于在企业家的权威指令下，要素所有者无须为每一次交易都与其他合作者签定契约，而由企业家用一个契约取代了一系列契约，这样自然就减少了交易费用。但企业组织一项交易也要耗费管理费用（企业内的交易费用），因此当增加一项交易的边际交易费用在一个企业、市场和另一个企业相等时，企业就在均衡上实现了最佳规模。科斯认为导致企业内交易费用上升的原因有三个：企业家边际报酬递减、资源浪费增加和要素供给价格上升。进一步地，Williamson（1985）以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为关键假设，将不同的交易区分为古典契约、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契约，不同性质的契约有着不同的交易费用（或治理成本），分别对应着市场治理、三方治理、双方治理或者统一治理（一体化）等不同的治理结构，形成市场、混合形式以及科层（企业）三种组织形式。与市场治理相比较，企业治理在生产成本方面有劣势，但是随着资产专用性程度的加强，企业治理在交易费用方面的优势将逐步抵消其在生产成本方面的劣势。因此，最佳企业规模将由交易费用（治理成本）和生产成本的最小总和决定。契约数量的减少固然可以节约部分交易费用，但是契约的质量如何保证呢（聂辉华，2003）？有什么机制可以消除企业内的机会主义行为吗？交易费用经济学忽视了组织内员工的激励问题，似乎过于乐观地假设了一体化带来的正面效应，实际上也和新古典企业理论一样，把企业导向一个规模无限扩大的佯谬。这遭致了Hart 等人的批评，因此，其后发展的企业理论在解释企业最佳规模时纷纷将焦点从交易费用、套牢（hold-up）问题转向激励问题（Homstrom & Roberts，1998）。第四种解释是“产权决定企业规模”。企业理论中，主流的GHM理论（Grossman & Hart，1986；Hart & Moore，1990；Hart，1995）把企业看作一个可控制的物质资产的集合。在不完全契约（incomplete contract）框架下，当一个企业兼并另一个企业时，兼并方将获得全部剩余控制权（residual rights of control），从而增强了专用性投资激励；而被兼并方因为丧失了剩余控制权，从而削弱了专用性投资激励。因此，企业的最佳边界取决两个企业一体化给双方企业成员造成的专用性投资激励的总效应是否为正。Rajan & Zingales（1998，2000）对GHM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企业的边界不是由GHM意义上的物质资产所决定，而是由企业的权力所能控制的资源决定。而权力除了来源于产权，还可以来源于对通道的控制（control over access）。企业的最佳规模应当由基于产权和通道的权力所能控制的物质资产和人力资产决定。Holmstrom（1999）认为应当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企业”是一种“活动”（activity），一种“子经济”（subeconomy），具有外部性。为了改进和拓展GHM理论，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Hart & Homstrom（2002）将视角从资产（asset）扩展到活动（activity），假设一个企业的活动具有（正的和负的）外部性，老板或管理者具有货币利润和私人收益（如对工作的满足感）。他们认为，企业合并的好处是可以将正的外部性内在化，从而增加利润，但是代价是会导致管理者丧失部分私人收益，因此最佳的企业规模将是对两者的权衡。以物质资产定义企业的边界或活动，固然便于理论上的处理，但是资产（或产权）毕竟不是唯一的激励手段，企业的最佳边界应当是多种激励手段的综合。第五种解释是“激励成本决定企业规模”。Homstrom & Milgrom（1994），Homstrom & Roberts（1998）和Holmstrom（1999）分析了包括产权在内的多种激励手段所产生的激励成本。他们从委托代理的角度出发，把企业看作是一种激励装置（incentive instrument）。一项任务是采取内部雇佣（make）还是外部购买（buy），取决于不同的任务对不同约束的人所需要的绩效度量成本、监督成本和激励效果。企业可以采取三种基本的激励方式：给予产权、授权和严格工作安排，而最佳的企业规模体现了不同激励手段之间的合意权衡。因此，企业有些活动是自己制造，有些活动则是外包。如果绩效度量成本较低，那么偏向于采取市场契约的方式，比如代理制、特许经营等。经济学家们总是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产权、权力上，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甚至不是决定企业边界的最重要变量。特别是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和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企业战略、金融工具、管制法律也都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这似乎表明，经济学家们在解释企业最佳规模时，单纯的经济学视角可能显得有些狭隘了，从管理学或者组织理论的角度来探讨企业的最佳规模问题可能给我们带来另外的启发。第六种解释是“信息成本决定企业规模”。Williamson（1967）把企业视为一个科层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人的有限理性在这种结构下会造成“控制性损失”（control loss）。这种控制性损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企业科层结构的增高，最高管理者能够从生产现场获得的信息将发生自下而上的偏差；二是最高管理者根据这种被过滤了的信息发出的指令又将自上而下发生偏歧。因此，这种科层所造成的信息传递成本、控制性损失决定了企业规模。这一观点与把企业看作是“信息处理器”（information processor）的企业能力理论学派是一致的。该学派把企业描述为在一个变化和不确定的环境中，执行任务的企业成员进行信息收集、处理和传播的过程。在组织中，对信息的注意能力和处理能力成为稀缺的资源。组织的优势就在于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通过使成员专业化于收集和处理不同类的信息而节约成本（Marschak & Radner, 1972）。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在代理人中处理新信息和传播旧信息的成本。企业就是一种最小化这两类成本的一个信息网络（communication network）。Bolton & Dewatripont（1994）进一步指出，企业在处理不同的信息时在专业化处理信息的收益和成本之间存在一种权衡关系（trade-off），并由此决定了企业的最佳规模。信息成本显然是影响企业规模的重要因素，但是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将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例如，Calvo和Wellisz（1978）指出，造成控制性损失的主要原因不是科层的高度，而是监督过程的状态。如果雇员不能预期其绩效被监督的时间分布，那么科层高度就不会限制企业规模；反之，则控制权损失会限制企业规模。这表明，单纯的管理学观点也不能洞悉企业规模问题的全貌，我们需要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综合视角。二、关于企业规模的实证研究关于市场规模和企业规模的关系，实证的结果是混合的（mixed）。Sutton（1991）表明，市场越大，企业就越是容易摊销固定成本，因此相应地企业规模也就越大。Campbell & Hopenhayn（1999）也支持了这一假说。但是Bresnahan & Reiss（1990）又表明市场规模和企业规模之间没有线性关系。典型地，斯蒂格勒（Stigler，1958）利用“生存技术”（survivor technique）对美国钢铁业和汽车业的实证分析表明，最佳企业规模通常是相当宽广的。无论市场性质是怎样的，企业的最佳规模都没有唯一的点。关于生产要素和企业规模的关系，基本上理论假说能得到实证支持。Lucas（1978）根据美国1975年左右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发现人均资本或者人均GNP确实与企业的平均规模高度正相关。Mellow（1981）证实了工资收入与企业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都是影响企业规模的重要因素。关于交易费用和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最新的实证结果有一些分歧。Klein、Crowford & Alchian（1978）关于通用汽车公司和费雪车身公司的经典案例表明，在当事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特征下，套牢威胁会导致纵向一体化，这支持了Williamson的假说。但是，Coase（2000）和Casadesus-Masanell & Spulber（2000）最近对该案例的重新考察又表明，主要是交易费用而非套牢问题导致通用汽车公司兼并费雪车身公司，这似乎支持了Coase的观点。Freeland （2000）对该案例的考察也没有支持Williamson的观点。关于产权和企业规模的关系，Kumar、Rajan & Zingales（2001）最近对1991－1992年欧洲企业的实证研究支持了产权决定企业规模的观点。研究表明，在产业层面，资本密集的产业、高工资的产业和R&D投入较高的产业，企业的平均规模比较大，因为产权容易得到保护。在国家层面，那些具有高效司法制度或者对专利权保护较好的国家，企业的平均规模相对要大。相反，欠发达国家由于司法制度落后，对产权保护不力，因此企业的平均规模较小。至于从管理学的角度综合考察影响企业规模的因素，Canback，Samouel和Price（2003）最近的一项研究也支持了理论假说。他们把影响因素分为结构性因素（组织结构的形式、大企业导致的规模不经济）和战略性因素（资产专用性程度、大企业具有的内部规模经济），利用784家销售额在5亿美元以上的制造类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计量分析证实了上述因素对企业规模的限制作用。他们认为，M型组织结构、高度资产专用性和内部规模经济有利于企业扩大规模，获得更高利润率；而由于官僚主义、控制性损失等造成的大企业内部的规模不经济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增长。他们的分析同时支持了新古典企业理论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观点。三、企业规模理论对企业并购的启迪企业理论中关于企业规模或企业边界的理论，对应于企业管理中的并购问题。近几十年来，全球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并购浪潮。然而研究表明，大约有一半的企业并购是失败的，被收购公司的利润平均都下降了。拉杰科斯（2001）对并购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认为缺乏战略规划、协同效应和资源共享是主要原因。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东方高圣公司的研究表明，成功并购的比率还不到20％。他们追踪研究了1998年以前实施重大重组的45家上市公司样本，发现15％的公司在经过资产注入后情况良好，20％的公司经营动荡不定，36％的公司在财务游戏中艰难生存，29％的公司重陷困境（转引自胡玲，2003）。从企业规模理论的角度不难解释如此普遍的并购失败。很多企业在并购时缺乏战略规划，选择的时机不对，恰逢行业衰落时期，这印证了“市场范围论”的观点。反过来，也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并购浪潮通常发生在产业迅速发展时期。更多的企业则是因为忽视了并购过程中的协同效应。根据前述关于企业规模的“生产要素论”、“产权论”，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越显著，或者不同企业之间的资产互补性越强，那么就越是适合合并。但是，现实中很多企业都盲目扩张，实行的是非关联性合并，导致企业并购后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协同效应或规模经济。另外，一些企业往往只看到企业并购的好处，比如规模效应、广告效应，但是忽略了并购过程中由于文化冲突、体制不同导致的高额交易费用，或者忽略了被兼并企业的管理层的激励，从而导致了失败的并购，这印证了企业规模的“交易费用论”和“激励成本论”。此外，一些企业虽然在资源整合、文化协调方面做得很好，但是由于企业并购后规模扩大，信息传递成本更高，导致决策迟缓、市场反映速度降低，从而降低了市场竞争力，这正是企业规模的“信息成本论”所提醒的。四、一个结论性的评论从理论上讲，无论是市场规模、生产要素、交易费用，还是产权、激励和信息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对企业的最佳规模造成影响。而实证研究表明，这些因素的确起着一定作用。无论如何，企业理论的发展表明经济学家们从各个不同角度更深刻地认识了企业的最佳规模问题，起码它不像新古典理论所假设的那般简单。从完全竞争的理想状态到非完全竞争的现实状态，从完全契约框架到不完全契约框架，从单纯经济学视角到管理学和组织经济学视角，由于初始假设条件不一，各种理论假说都在一定的条件下具有说服力。麻烦的是，现在的实证结果也常常是混合的，因为很多理论的重要变量（例如管理者的边际激励）不是可以直接检验的。这提醒理论家们，一方面需要构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来分析诸因素在均衡条件下是如何动态地决定企业最佳规模的（聂辉华，2003）；另一方面也需要发展更好的计量工具来对现有理论进行更科学的实证检验，这是微观计量经济学在近年来备受重视的动力之一。尽管“企业理论”仍然没有成为一个成熟的理论，但是从“企业的最佳规模”入手，也许是一个方向。毕竟，何谓“企业的本质”更像是一个规范性命题，而企业规模则是一个实证性命题。我们相信，在比较静态环境下，如果模型的外生变量是可以观察的或实证的，那么就容易对局部均衡的结果进行经验检验。企业理论在这一领域的推进，不仅仅是提醒人们现实世界中有多少因素会影响企业的最佳规模，而是进一步检验经济学家所提到的这些因素是否真的具有普适的解释力，同时力图发现决定企业均衡规模的更深层次因素。无疑，这要求经济学家们提炼出更清晰的命题，发展更加严密的模型，做更可靠的实证检验。就模型的严谨性而言，“产权论”和“激励成本论”遥遥领先于其他理论，因而目前已经成为该领域最受重视、引用次数最多的两种观点。然而，它们同样面临着实证检验在证据和方法方面的挑战。我们也注意到，以往主要依靠案例研究的方式在经验和工具两方面都受到质疑，一部分经济学家对以往“耳熟能详”的案例重新考察其真伪，另一部分经济学对以往的计量方法提出批评，并试图用更精心的计量工具来检验现象之间的关系。当然，还可以在一些新的方向上继续拓展。例如，能否超越法律意义上对“企业”的定义而发展一个得到经济学家们认可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定义？Rajan和Zingales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他们以“权力”而非产权为基准，把丰田公司及受其控制的供应商看作是一个“企业”，并提出用基于事实的（de facto）机制来取代法定的（de jure）机制以重新定义企业的边界。但是如何处理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冲突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此外，把分析对象从两个企业的双边关系拓宽到多个企业的多边关系，是否会得出新的有意义的结论呢？如果从企业战略、资本市场发展的角度来考虑企业最佳规模又当如何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索的。参考文献[1]Bolton, Patrick, and Mathias Dewatrip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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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资料
经济学专业学会
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于1930年成立，是全球经济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专业学会之一，聚集了全球范围内最顶尖的经济学家。
学会的主要活动包括出版Econometrica等顶尖学术期刊，以及在全球六大地区组织学术会议。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两岸三地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学术交流，世界计量经济学会决定在中国定期召开年会，简称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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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字面的意思，参考文献是文章或著作等写作过程中参考过的文献。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经济学专业参考文献（通用11篇），欢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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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参考文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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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的论文中引用参考文献，具有重要的标志功能、评价功能、保护功能和链接功能，可以反映经济学论文的研究基础和科学依据，可供进一步检索有关资料，共享资源。下面我将为你推荐经济学论文参考文献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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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资料
经济学专业学会
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于1930年成立，是全球经济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专业学会之一，聚集了全球范围内最顶尖的经济学家。
学会的主要活动包括出版Econometrica等顶尖学术期刊，以及在全球六大地区组织学术会议。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两岸三地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学术交流，世界计量经济学会决定在中国定期召开年会，简称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
....................................8000字 估计没人写了
已有的研究表明，海峡两岸间一方面是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科技水平、资本实力、劳动力资源以及市场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是语言相通、地理相近等天然优势，因而农业资源的差异性与互补性十分明显，农业发展与农产品贸易等具有一定的互补优势与合作潜力[1-2]。诚如《两岸经贸论坛共同建议》所指出的：“两岸农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岸应结合双方的农业优势，强化研发、技术管理及行销的能力，互惠双赢，扩大两岸农业技术交流与合作的平台”①。本文拟就海峡两岸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发展进行简要分析、对比，得出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异同以及两岸合作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以期促进两岸农业循环经济的协同发展。一、中国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发展人与自然是一对永恒的矛盾。随着人类改造和支配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尤其是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掠夺式资源开发等，直接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面对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以及生态失衡的巨大压力，通过对以往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反思，永续发展战略已逐步成为全球的共同选择与潮流。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由德、日、美等国家首先提出并加以实践的新型经济发展范式——循环经济[3-4]，通过近年的发展演变，现已被看作是实施永续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最佳模式，同时也是保护环境和削减污染的根本手段，一些发达国家已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作为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在中国大陆，“循环经济”也正由一个陌生的名词和概念，逐渐上升为指导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原则和战略，并从内涵和外延上都有很大的发展。目前，大陆已在辽宁、贵阳、广西贵港、广东南海、内蒙古包头、新疆石河子、湖南长沙等地区进行试点。但从总的来看，即使是在工业体系，循环经济也刚刚起步，在属于薄弱环节的农业更是困难重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循环经济在农业上难以取得进展，恰恰相反，农业同样需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何况与一般循环经济相比，由于农业自身及其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独特性，农业发展循环经济还具有许多先天的优势！受循环经济思想与方法的启发，在多年卓有成效的中国生态农业等持续农业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从循环经济的角度加以引导和拉动，才能协调好现代农业各系统和层次以及农业生产与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最终全面实现生态品质、生物产量以及经济收入三者间的良性循环。于是，人们试图通过模拟和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规律，重构农业生产和生态系统，进而逐步开发出了一种新的农业发展模式——循环型农业，以使农业系统能够更和谐地融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过程中[5]。从总的来看，在我国正式发表的文献资料中，最早提及农业循环经济的当属吴天马(2002)的《循环经济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一文[5]，最早出现“循环型农业”或“循环农业”一词的，当属陈德敏与王文献(2002)共同撰写的《循环农业——中国未来农业的发展模式》一文[6]。然而，2003年全国上下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还相当少；直到2004年，才有一些文献对此进行探讨；刚刚过去的2005年，各地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与理论研究，则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良好势头。二、大陆循环型农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一)关于发展模式尽管循环经济在我国的提出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但我国其实早就有了循环经济的实践，如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等，不少案例也已总结出来(解振华②，2003)。从现实看，一些地方丰富多彩的农业循环经济实践已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涌现出了诸如河南天冠企业集团、广西贵糖、北京蟹岛绿色生态度假村、上海崇明的前卫村模式以及辽宁省“四位一体”日光大棚生态农业示范区等先进典型。其中，辽宁省农民首创的以生物技术为主体、以沼气为纽带“四位一体”日光大棚能源生态工程，实质上就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循环经济，是农业现代化新路线的体现。此外，福建圣农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主抓肉鸡主业链、生物工程副业链和有机肥副业链“一主两副”产业链③，近年来也走出了一条“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型农业发展之路；江苏省宿迁市则根据循环型农业的发展优势与影响因素，也逐步开发出了适合当地发展的7个模式：“生态家园”循环模式、食用菌生物链循环模式、有机农业开发模式、设施农业生态模式、立体种养循环模式、农林牧渔结合型循环模式和花卉苗木生态农业模式(高良敏等，2004)。与此同时，刘慧娥等(2005)提出了通过采用节能、环保、绿色、清洁生产等一系列农业高新技术，构建以生态农业为核心的“低消耗-无污染-高产出-再利用-佳效益”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刘志(2005)、王鲁明等(2005)分别根据陕西及山东青岛的实际，归纳、总结了当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典型模式及其技术支撑体系；黑龙江及另外一些民族地区也发展出了一些典型的模式(陈青，2005；李玉明，2005；袁久和，2005)。李书民等(2005)则探讨了以畜牧业为核心，实现农作物秸秆三段循环利用与畜禽粪污两段利用的主要技术路线；汪怀建(2005)探讨了适合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农业生态工程模式；王奎旗等(2005)提出了我国水产业实施循环经济的“社会大循环”、“企业间循环”、“企业内循环”三个可供选择的基本模式，等等。但以上述各种模式并不代表我国循环型农业的全部，各地在研究、设计具体发展模式时，还应从当地实际出发，既可以采用一种模式，也可以多种模式并用。而且不论实行什么模式，都必须严格遵循生态学的客观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使经济和谐地融入到自然生态的物质循环之中。限于篇幅和现实条件，我们无法就各地蓬勃发展的循环型农业进行系统分析、归类，但黄贤金等(2004)曾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发展循环型农业大体可以采用的模式：区域循环模式、能源综合利用模式、生态养殖模式、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模式，以及绿色和有机农业模式；并认为上述每一类型模式又包含有一些具体的实践形式，如：生态养殖模式，就包括基于农牧结合的畜禽养殖模式、稻田生态养殖模式、高效集约式养殖和健康养殖模式等[7]。(二)关于发展方向对于如何发展我国的循环型农业，吴天马较早提出了两种面向循环经济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路径)：一是以生态农业建设为基础的渐进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二是以有机农业建设为基础的跨越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并认为前者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实践意义，应大力提倡，而后者则为从根本上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实现途径[5]。陈德敏等也认为，要实现农业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以至社会效益的最优化，必须实施农业清洁生产，并以我国的生态农业为基础，发展我国的循环型农业[6]。2005年10月，在《经济日报》举办的“循环经济发展战略高层研讨会”上，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杨朝飞针对我国农产品各种污染过于严重，出口越来越困难的现实，认为生态农业是今后农业发展的方向，而循环经济下的生态农业应该是农业发展的最终方向④。对此，季昆森(2005)也撰文指出：一般认为，循环经济在农业上的应用就是生态农业；实际上，循环经济在农业上的运用有更广阔的领域，其实质就是循环经济原则在发展生态农业上的运用，可称之为循环经济型生态农业。(三)关于发展策略与德国等先行国家相比，我国无论是在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距。从总的来看，源于对传统农业环境后果的反思以及受循环经济思想的启发而提出的“中国循环型农业”，目前甚至还没有比较明确、统一的定义，全国上下就农业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理解性或者概念性的初始发展阶段，尤其是对于物质循环和价值增殖等揭示农业循环经济最本质内容的量化研究和系统分析更是难得一见，仍有许许多多的理论、技术、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等方面问题亟待学术界研究解决。具体来说，一是迫切需要对循环型农业进行更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科学解释，真正理解和把握农业循环经济丰富的科学内涵及其发展方向；二是鉴于各地丰富多彩的实践已在某种程度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对各地比较有代表性的循环型农业发展模式，如：立体农业，农业生产物质循环利用(规模化养猪业等)，土地、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优化配置模式(休闲观光农业)，农业一、二、三产业的产业链联接模式(新型农业产业化)，以及生物能的开发利用(循环农业发展的新领域)等，进行更系统、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主要进行物质代谢分析及经济效益核算等，重点突出案例中的循环过程和效益评价及生态性三个方面)，努力做到既总结经验(与理论研究相呼应)，又努力发现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或措施，也是非常迫切和有益的；三是在全国还没有出台统一的、标准的循环型农业评价指标体系之前，对循环型农业进行全方位探索和多视角的科学研究，逐步建立一个适合当地特点的农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与发展规划，也是学术界需要大力研究的现实课题；四是人们还应从各地资源及环境等禀赋以及当前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实际出发，有选择地分析、比较有关国家或国内先进地区(包括台湾地区)循环型农业发展的一般经验与教训，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面，对循环型农业的发展战略与制度 (政策)创新进行研究，为农业循环经济建设提供扎实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三、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协同发展之探讨(一)台湾循环型农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尽管台湾岛内鲜有诸如“循环型农业”等提法，但台湾省在永续农业的发展、研发与发展策略等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我们也已注意到，台湾地区是世界经济、社会较发达的地区之一。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台湾地区因经济快速成长，以致工业、农业污染严重，人民健康与生活环境也日益受到威胁。一方面是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尤其是对饮食安全等越来越重视，绿色(有机)蔬果产品广受消费者的青睐；另一方面是人类活动已对环境造成危害及长远的不良后果，并逐渐地恶化、蔓延，正在对自身居住环境和社会发展带来负面作用。因而，面对循环经济时代的到来，两岸人民都应该从更高层次上重新探索人类到底应该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怎样消费、怎样生活……如：养猪业一直是台湾地区最重要的畜牧业，其产值多年来高居台湾单项农产品之首，但如何减少养猪业产生的废水污染却是直接影响并决定该产业发展的首要因素之一。据报道，2004年台湾地区废污水BOD的日产生量为4223吨，其中673吨为畜牧废水，为有效控制养猪废水污染，环保部门依据“水污染防治法”制定了具体的“放流水标准”，为达到上述管制标准，1990年来他们开始辅导业者设置废水处理设备。目前，台湾养猪场主要采用包括固液分离、厌气处理和好气处理三个阶段的“三段式废水处理系统”。但从总的来看，养猪业仍面临着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处境，还须进一步改善其技术效率(萧景楷等，2006)。又以岛内香菇生产废弃物(废渣)处理问题为例。2004年台湾地区的香菇总产量为4866吨，其中袋栽香菇4714吨，约占总产量的97％。除了木屑等残渣外，袋栽香菇还产生了大量的塑料废弃物。显然，面对如此大量的废弃物，各乡镇垃圾处理场已无法代为处理，而且如此大量的废弃物也不是传统之掩埋与焚烧方法等所能解决的问题。为此，有学者提出通过立法与民间协助，进行“源头减量”与“资源回收与再生”，以降低废弃物清理成本及避免废弃物清理时所产生的环境问题；更进一步地，他们提出了基于经济诱因机制的“课税”与“补贴”的“两政策工具”，等等(魏乾城等，2006)。再以国人比较熟悉的茶叶为例，台湾地区半发酵茶的制造技术堪称世界翘楚，其品种、栽培技术、花园设施等方面均领先于大陆；而且台湾省自1987年开始引进有机农业的理念，自1995年试作，至1998年已有35户共22公顷投入有机茶生产行列，而且有机茶生产规模仍在不断成长当中……诚如台湾有机农业发展协会执行秘书陈琦俊所言：人类唯有再度回到“与大自然共生”的原点，来取得安全的食粮，才是环境和人类永续生存之道。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切恰恰也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祖国大陆所需要进一步面对和妥善解决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发展均处于初始发展阶段，而且都迫切需要进一步推进循环型农业和永续农业的发展，其发展前景看好。(二)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协同发展的策略选择为促进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协同发展，结合当前循环型农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建议尽快研究、建立起两岸循环型农业交流与合作的制度性安排。一是要充分利用两岸现有科技合作政策和人员往来的渠道，积极开展两岸循环型农业研究人员的互访讲学、互聘客座研究人员、交换培养研究生等，通过人员的交流带动产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发展；二是要通过两岸科技交流机构的协商讨论，每年轮流在两地举办1次以上综合性的循环型农业理论与实践发展研讨会，为两岸循环型农业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者们提供一个信息交流和成果共享的新平台。从总的来看，福建省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建议由闽台科技交流协会牵头组织、发动两岸有关科研、教学单位从事循环型农业研究与实践工作人员积极参与，率先举办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理论与实践发展学术研讨会；三是要深入研究、探讨两岸循环型农业交流与合作的具体项目与方式方法。审视近年两岸农业技术合作项目，目前尚无循环型农业方面的项目。从两岸农业资源与科技和市场整合的现实需要出发，可以考虑共选项目、共同研发、分别出资、成果共享等的具体方法与途径。而且我们建议，作为全国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福建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应尽快在漳州、泉州等传统对台农业科技合作示范区内，增设闽台(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示范区；四是要以本次两岸经贸论坛为契机，抓紧抓好新增“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与“台湾农民创业园”的建设与管理工作。尤其是要积极创造便利条件，欢迎台湾农民、农业企业到大陆投资、兴业，积极寻求与台湾循环型农业专家与投资者们多种形式的合作与共同发展。可以肯定，通过上述努力与制度安排，必将有力促进两岸同行专家与实践探索者们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在此基础上，我们建议从大陆及台湾地区循环型农业的提出与内涵、发展的历程与成效、研究的进展与成果、发展的模式与方向、发展的策略与目标，以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潜力等方面，深入分析、比较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发展现况与前景，得出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异同以及两岸合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还应进一步研究、探讨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的目标、模式、途径及其配套措施等，进而提出框架性的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发展的策略及目标，以期促进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协同发展。四、结束语循环经济是国际社会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中逐渐探索和总结出来的具体实践模式，农业循环经济也已在全球悄然兴起，并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文章首先简述了中国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内涵，着重探讨了大陆循环型农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初步分析、比较了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异同及两岸协同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从以上分析与讨论中可以看出，两岸在循环型农业发展、研发与管理过程中，既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又呈现出了互补的态势；通过两岸交流与合作，既可以充分了解台湾地区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发展和永续农业的运行轨迹和政策措施，进一步了解台湾地区有关永续农业的一系列发展模式与经验教训；通过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对比分析，还可以提出一些可相互借鉴的发展模式与对策措施，以及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发展的目标、模式及其配套措施等，达到既促进两岸循环型农业科技、信息、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优化与共享，促进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协同发展，又可为海峡两岸共同迎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挑战开创出新的契机。注释：①刚刚结束的两岸经贸论坛，就如何加强和深化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问题”又取得了许多新的突破，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肯定。本次论坛由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海研中心与中国国民党国政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与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共同承办，时间：2006年4月14日至15日，地点：北京。②解振华. 关于循环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几点思考[N]. 光明日报，2003年11月3日.③①肉鸡主业链，即以种鸡饲养、鸡苗孵化、饲料加工、肉鸡饲养、肉鸡加工、深加工为主的肉鸡主业链；②生物工程副业链，即以鸡下脚料，如用鸡羽毛开发多肽氨基酸、鸡肠子提取胰蛋白酶等开发利用为主的生物工程副业链；③有机肥副业链，即以鸡粪加工成生物有机肥，带动有机种植业，实现资源的综合、高效利用。④韩超. 循环经济与农业实践——经济日报循环经济发展战略高层研讨会(2005年9月24日至25日)侧记. 经济日报网站，2005-10-10.【参考文献】[1]彭作奎. 加入WTO后两岸农业发展的互补性与合作前景[A]. 见：加入WTO的两岸农业：投资、贸易与合作[C].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22-31.[2]邓启明，李建华，黄献光. 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的现状与发展[J]. 农业经济问题，2005(12)：34-37.[3]冯之浚主编. 循环经济导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欧明豪，宣亚南，郭忠兴，等. 循环型农业若干问题探讨——以江苏省为例[A]. 见：黄祖辉，杨列勋，陈随军主编. 农业经济管理论文集[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450-459.[5]吴天马. 循环经济与农业可持续发展[J]. 环境导报，2002(4)：4-6.[6]陈德敏，王文献. 循环农业——中国未来农业的发展模式[J]. 经济师，2002(11)：8-9.[7]黄贤金主编. 循环经济：产业模式与政策体系[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经济内循环是指在本经济区域内消费拉动是主要驱动力。受惠的是大多数人，只有大多数人都去购买产品，才能维持经济循环运转。 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就叫外循环，一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这叫外循环。干累活的是大多数人，发财的是老板和资本家，受惠的是外国人。 现阶段最合理的方式是双轮驱动。是分阶段的。 经济外循环相当于给人家打工，人家是老板拿走了大部分剩余价值。 经济内循环相当于自己是老板，自产自销，自己生产的产品自己享用。 在经济外循环当中，生产苹果手机的人买不起苹果手机，盖房子的买不起房子，修路的人买不起 汽车 。因为剩余价值被外国人和老板拿走了。 在经济内循环当中，自产自销，自己也能买的起，用的起。 内循环经济模式下对于某些行业来说，反而是一次发展契机。 一、房地产行业仍是支柱产业 在“房住不炒”成为共识的大背景下，房地产在转型战略布局下似乎成为弃子， “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定位不提了，但内循环经济依靠的生力军仍缺少不了房地产。房地产的产业链特别长，对各行各业包括大宗商品的拉动作用非常强，可以稳定经济，蓄纳货币。千万不要相信某些专家所说，中国城镇居民自有住房率已达96%，房子今后卖不出去的说法。城镇居民自有住房率即便到达100%，只要放开限购，人们依然会热衷买房。在这方面千万不要低估中国人的欲望。” 城镇化建设仍是国家的根本战略之一，在后疫情经济时代，为了应对国内外整体环境变化的挑战，应更加大力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国拥有全球最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以此为基础进行产业分层，全面下沉市场，扩大内需，以都市圈为核心，建设更能聚集产业能力和劳动力就业的区域经济，将有助打开消费升级下延伸的广度与深度，有效抵御“逆全球化”与“去中国化”的负面影响。 二、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第二春 新冠疫情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人们开始全面适应在线生存化，未来在线教育、在线购物、在线开会，甚至在线谈恋爱、在线就医都成为常态。人们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都因此受到的影响。2020年上半年，中国网络零售规模持续增长，作用更加突出，已经成为我国消费市场的稳定器。数据显示，1月份至6月份，全国网络零售额达万亿元，同比增长，增速连续4个月提升。同时，全国网络购物用户人数比上一年增长1亿人，主要网络零售平台店铺数同比增长。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疫情期间增长最明显的就是互联网领域：网购、互联网工具、 游戏 、在线应用等出现爆发式增长。新冠疫情掀起了一场新的财富革命和分配革命，产生新的朝阳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方式。 刚需永远是朝阳产业 疫情冲击经济，人们可以不买化妆品不买包，但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吃饭是不行的。我国是世界三大粮食进口国之一，我们地大物博同时也需要养活14亿人口，大豆、小麦等农产品一定程度上依赖进口。 日前，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导致全球饥饿人数在2020年大幅增加。今年将新增亿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亿人处于饥饿状态。联合国的研究报告发布预警，今年共有25个国家面临严重饥饿风险，世界濒临至少58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对全球粮食供应链造成了巨大压力。一些粮食出口国为求自保，纷纷出台限制甚至禁止粮食出口政策。越南率先宣布停止大米出口；稻米出口国印度也因为“封国”而陷入停滞；小麦出口国俄罗斯也随后限制了出售。除疫情外，严重的蝗灾也在威胁着非洲和南亚的一些国家。 对此，我们要谨记袁隆平院士的告诫：一粒粮食可以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要想做到吃不愁，穿不愁，饭碗就要捧在我们自己手里。在这一战略底线思维下，中国农业将迎来更大的现代化产业发展机遇 本土化的高 科技 企业临危受命 疫情肆虐下的世界反全球化逆流涌动，更让我们感受到“卡脖子”的威胁与压力，有威胁就会有警醒，有压力就会有动力，中国的本土化高 科技 企业既是临危受命，也是机会难得，政策与资源配置红利将会与日俱增。以大数据运用、监控安防、位置定位、人脸识别、人工智能等更适应中国国为代表的高 科技 在中国将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围绕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和5G等新基建在中国将会迎来新一波发展红利。 相比于传统的“铁公基”，“新基建”涵盖了5G基站建设、新能源 汽车 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特高压，城际以及城轨交通，涉及了七大领域和相关产业链。“新基建”的加速启动，必将大力刺激中国经济，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产业也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2020年我国持续加快5G网络建设步伐，工信部预计全年将新建近5G基站超过50万个。其中中国移动将实施5G引领计划和双百亿计划，2020年将发展7000万5G用户，销售3亿笔5G业务、1亿部5G手机、5000万台家庭泛智能终端和1500万行业模组。中国联通2020年上半年要与中国电信力争完成47个地市、10万基站的建设任务，三季度力争完成全国25万基站建设，较原定计划提前一个季度完成全年建设目标。5G作为支撑经济 社会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关键新型基础设施，不仅在助力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方面作用突出，同时，在稳投资、促消费、助升级、培植经济发展新动能等方面潜力巨大，5G成为了“新基建”的“拳头兵”。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成为疫后中国经济的新战略方向。在大力发展内循环经济的同时，我们应尽量避免经济内卷化，一种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无法突破自我受限的现象，就像卷心菜一样，长到一定时候就把自己完全包裹起来，再无长大的可能。 陷入“内卷化”的经济，只能低水平自我重复，无法实现高质量跨跃式增长。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天变，道亦变。后疫情时代，中国企业要以转型求发展，适应趋势，危中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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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刘毅. 面向人群的并行多目标疏散模型研究[D]. 武汉理工大学 2012
[17] 刘毅. 采用外周血进行肿瘤分子诊断的转化医学研究[D].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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