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张衡愤懑于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黑暗时政，感到“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后毅然决定回归田园，作下《归田赋》。 《归田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描写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也是汉代第一篇比较成熟的骈体赋。不同于汉大赋的“谏百讽一”，属于较早的抒情小赋的《归田赋》，抒情性强，言“志”性强。它改变了汉赋以骚体抒情的传统，以结构短小灵活，语言清新明丽的风格开启了汉代抒情诗的新风尚，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于汉赋发展和山水田园题材的作品而言，它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意义。 《归田赋》篇幅较短，但是内容层次丰富。 第一段作者的情感较为激昂。作者说到自己虽居官已久，却没有贡献自己高明的策略，决定退出官场，归隐田园。他借用“临川羡鱼”的典故来表明自己空有佐时的愿望。而后又提到战国时期的燕人蔡泽不得志于心，请梁人唐举为他看相，遂而归隐，以表达作者自己拂袖辞官、远离喧嚣尘世的决心。作者不满于不可捉摸的天道，想要跟随渔夫去游山乐水，远离污浊的尘世，不被案牍所劳其形。看似豁达的语句仍隐含着来自作者内心深处的愤怒与不甘，也包含着作者对昏暗天道的控诉。虽然他有着满腔热血和满腹才华，却等不到开明盛世来一展拳脚，因此只好转身投于田园。 第二段作者心情逐渐舒畅起来。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幅乡野春景图。美好的仲春时节，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树木繁荣生长，郁郁葱葱，百草滋荣繁茂。鱼鹰低飞，黄莺鸣声婉转圆润，鸳鸯交颈，嘤嘤成韵。鸟群与草木拼凑出一幅有声的美景。作者徜徉于乡野的乐园，享受着动人的自然音乐，欣赏着春意盎然的景象，似乎把一切扰人的繁杂琐事都抛在脑后，尽情地欢愉。 第三段作者的心情又逐渐低落。他虽然兴致勃勃地歌唱吟诗，纵情于驰射与垂钓，却不由得想起自己不得志的悲戚之事。宁愿自己是天上高飞的鸟，被圣主所射中；宁愿自己是水里潜游的鱼，咬上圣主的鱼钩。纵使是一死，但是可以施展才华，为国效力，也是没有遗憾的。因空怀才智而功业无成的心酸、无奈、不甘，各种纠缠着他的悲观情绪才下眉头，却又涌上心头。 第四段作者真正地从痛苦中脱离，找到了自己内心的桃源。夕阳西下，皓月当空之时，他想到了老子的告诫：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他学习到自己应该节制田猎，而提升自身的修养。所以他学舜弹奏五弦琴来体味音乐的圣洁美妙，取南风的力量从荣誉利禄中抽身。他阅读周公、孔子著述的典籍，仰慕先贤的明智谋略，学会适时进退。他不知疲倦地汲取着先人智慧的精华，发愤著书，最终悟得老子超然物外，齐荣辱，淡得失的洒脱精神。当他挥笔写下“纵心于物外，不知荣辱之所如”，他也真正地获得了无所束缚的自由人生，真正地自解了。 《归田赋》这四段文字即成四层，生动地反映了作者对现实不满、向往于山水田园的心境，深刻地表达了作者的志向和壮志未酬的自我救赎过程。全篇感情基调一波三折，充斥着作者内心的矛盾纠结，在最后终于找到了人生的出口，豁然开朗。 《归田赋》多用典故。如“徒临川以羡鱼”借用《淮南子•说林训》的“临川流而羡鱼，不如归家织网”，来表达自己无法匡佐君王的惆怅。“俟河清乎未期”引用自《左传•襄公八年》的“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来表达自己等不到清明政治的悲苦。“追渔夫以同嬉”引用自“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而乐”，来表明自己将与渔父同乐。“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即在借无法抵达理想之境的蔡子以自喻，不合于时，只能带着自己的愤郁与不平去探索人生新的道路。多处的典故充实了文章内容，使文章免于干瘪乏味，又为其文章增添了文学性与历史性，赋予文章别样的雅致与风情，让赋更加具有新意。 另外，此赋的景物描写也较为出彩。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评价它“写物图貌，蔚似雕画”。作者在描绘山间之景时，多用四字短句，语言清新自然，节奏明快，音韵和谐，文笔淡雅流畅，画面感强。作者善于利用感官多方面描写景物的独特之处，用所见所闻来着笔于生机勃勃的乡间图景。作者也多用白描的手法使作品如同一幅浓淡适宜的水墨画，这幅画随着文字的节奏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春意盎然，驰骋垂钓，唱歌吟诗，人与物相融，人与景相融，丰富的层次感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不仅如此，作者还融情于景，借自然之景的美好来反衬令人厌恶的污浊官场，来表达自己对现世政治的厌恶和自己归隐的缘由。 同时，《归田赋》还应用了骈散结合的方法并以骈为主，句子较为工整，朗朗上口，富有音韵美和格式美。比如“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都运用了骈句的格式，丰富了全文的整体句式，使创作手法更为灵活多变。此赋还巧妙地应用了一些修辞手法。重复、双关此类的手法应用于“关关嘤嘤”等处，使景物更加鲜明，整体图景更加富有生机。 总而言之，《归田赋》于赋史上的地位不容小觑，作者的创作之长也值得永远我们学习与铭记。
《归田赋》是东汉辞赋家张衡的代表作之一。它形象地描绘了田园山林那种和谐欢快、神和气清的景色，反映了作者畅游山林，悠闲自得的心情，又颇含自戒之意，表达了作者道家思想的超脱精神。下面是我整理的张衡《归田赋》原文及翻译相关内容。
归田赋
两汉：张衡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鲨鰡。
于时曜灵俄景，继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
翻译：
在京都作官时间已长久，没有高明的谋略去辅佐君王。只在河旁称赞鱼肥味美，要等到黄河水清还不知是哪年。想到蔡泽的壮志不能如愿，要找唐举去相面来解决疑题。知道天道是微妙不可捉摸，要跟随渔夫去同乐于山川。丢开那污浊的社会远远离去，与世间的`杂务长期分离。
正是仲春二月，气候温和，天气晴朗。高原与低地，树木枝叶茂密，杂草滋长。鱼鹰在水面张翼低飞，黄莺在枝头婉转歌唱。河面鸳鸯交颈，空中群鸟飞翔。鸣声吱喳，美妙动听。逍遥在这原野的春光之中，令我心情欢畅。
于是我就在大湖旁龙鸣般唱，在小丘上虎啸般吟诗。向云间射上箭矢，往河里撒下钓丝;飞鸟被射中毙命，鱼儿因贪吃上钩，天空落下了鸿雁，水中钓起了鱼。
不多时夕阳西下，皓月升空。嬉游已经极乐，虽然夜来还不知疲劳。想到老子的告诫，就该驾车回草庐。弹奏五弦琴指法美妙，读圣贤书滋味无穷。提笔作文，发挥文采，述说那古代圣王的教范。只要我置身于世人之外，哪管它荣耀与耻辱的所在?
扩展：
张衡（78年—139年），字平子，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人。东汉时期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文学家，蜀郡太守张堪的孙子。
举孝廉出身，历任郎中、太史令、侍中、河间相等职。晚年因病，入朝担任尚书。永和四年（139年），逝世，享年六十二岁。北宋时，获封西鄂县伯。
张衡在天文学方面著有《灵宪》《浑仪图注》等；数学著作有《算罔论》；文学作品以《二京赋》《归田赋》等为代表，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并称“汉赋四大家”。《隋书·经籍志》有《张衡集》14卷，已经散佚。明代学者张溥辑有《张河间集》。
张衡为中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是东汉中期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后人誉为“木圣”（科圣），由于他的贡献突出，联合国天文组织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后人为纪念张衡，在南阳修建了张衡博物馆。
这个补充，很猛！！！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丈”；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汉赋形成于汉初。贾谊首开汉赋先风，其代表作为《吊屈原赋》和《鵩鸟赋》。真正创立汉赋体制的是汉初辞赋大家枚乘。《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汉武、宣、元、成帝时代，汉赋达到全盛期。这一时期成就了名望最大、在汉赋史上占有“赋圣”地位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作赋29篇，现仅存《子虚》、《上林》、《大人》、《长门》、《美人》、《哀二世》6赋。其中，他的《天子游猎赋》包括《子虚赋》和《上林赋》两篇，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司马相如在两赋中基本规定了汉大赋的模式：先是连篇累牍地堆砌辞藻，极尽夸张美饰之能事，最后以淫乐足以亡国，仁义必然兴邦的讽谏作为结尾，铸成“劝百讽一”的体制。自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汉赋基本定型，后辈汉赋作者无法超越前人，故模拟之风大盛，汉赋进入模拟期。这时的汉赋作者以扬雄、班固为最著名。从东汉中期至末年，汉赋进入转变期，即朝着接近现实的方向转化。张衡的《归田赋》，抨击社会政治，表现不满倾向，初步奠定小赋基础。蔡邕的《述行赋》使之成为汉赋第二大家。他的赋作内容深刻，用词得当，鞭笞了社会的丑恶，对人民的疾苦表示出同情和关怀。汉赋至魏晋定型于小赋，至南北朝演化成骈赋，至唐宋转变为律赋与文赋。汉代的赋。赋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学体裁，讲究文采、韵节，通过“铺采■文”以“体物写志”。最早以赋名篇的是战国时赵人荀况，但汉人常把赋和辞连用，称为辞赋。这是由于汉赋多模仿楚国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汉人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收为一集，名曰《楚辞》。辞赋连用，表示汉赋和《楚辞》之间的继承关系。由于汉代上层统治集团的提倡，赋的创作盛极一时。据班固《两都赋序》记载，在成帝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加上西汉末和东汉的作品，数量当更为可观。初期的汉赋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等，其形式同《楚辞》没有什么区别。景帝时枚乘作《七发》，开创了一种进一步散体化、以铺张为能事的新赋体。经过司马相如等著名赋家的发扬光大，新体赋在武帝以后繁荣起来，成为汉赋的主流。新体的汉赋一般又可分为大赋和小赋两类。从内容上看，大赋多是铺叙夸耀都城、宫殿、苑囿之盛和帝王大规模行猎的场景，旨在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迎合统治者好大喜功、追求享乐的心理，而在篇末寓讽谏之意。主要作品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扬雄的《长杨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等。这些大赋写得富丽堂皇，很有气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统一的汉帝国的声威和上升时期封建统治阶级既穷奢极欲又发扬蹈厉的风貌。但大赋为达到形式上的华美恢宏，往往夸张浮饰又大量堆砌词藻，喜用冷字僻词以炫博争奇，兼之后期的大赋多摹拟而少创新，行文板滞，这些都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小赋篇幅较短，或抒情述志，或借物寓言，内容比较广泛，风格比较清新，主要流行于东汉。著名作品有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祢衡的《鹦鹉赋》等。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书中。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赋的产生和发展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时期 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贾谊的《鵩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鵩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第二时期 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 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即所谓西汉中叶，这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据《史记》、《汉书》本传，考定二赋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猎赋》。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 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赋作颇多，但传世颇少。如枚皋，据记载有赋 120篇，现已一篇无存。东方朔流传下来的《七谏》，是一篇因袭楚辞的骚体赋，并无新意。但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洞箫赋》是现存描写音乐赋作较早的一篇，对后世的咏物赋和描写音乐题材的作品有过影响。 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 100多年间，《子虚》、《上林》两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彩，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他把描写对象，由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张衡以至左思的所谓“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 第三时期 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 张衡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二京赋》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基本上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二京赋》除了像《两都赋》一样，铺写了帝都的形势、宫室、物产以外,还写了许多当时的民情风俗,容纳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归田赋》。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在张衡之前,已出现过一些言志述行的赋，如班彪所作《北征赋》，通过记述行旅的见闻，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显示了赋风转变的征兆，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使汉赋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已经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文献通考》这部书共348卷，有24个门类，分别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书中详细记述了自古至宋的25个朝代的各种典章制度的兴废沿革和利弊得失，每个门类和每卷之后都有文字精约的按语，阐述各个时期各种典章制度的兴立和废止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兴衰的影响。全书叙事条分缕析、评述精审透彻、资料丰富翔实，是一部极有参考价值的历史名著。它与唐朝杜祐编著的《通典》和南宋郑樵编著的《通志》合称“三通”。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记事上起远古传说时代，下至南宋宁宗嘉定十七年（公元一二二四年)。按理应写到南宋祥兴二年（公元一二七九年)告一段落，为什么中断于嘉定年间？一说是避免涉及蒙古，惟恐惹祸上身，二则是兵荒马乱，文献不足，道路传闻，不足为信。
全书分出二十四门，二十四门目录卷数依次为：田赋考七卷，钱币考二卷，户口考二卷，职役考二卷，征榷考六卷，市籴考二卷，土贡考一卷，国用考五卷，选举考十二卷，学校考七卷，职官考二十一卷，郊社考二十三卷，宗庙考十五卷，王礼考二十二卷，乐考二十一卷，兵考十三卷，刑考十二卷，经藉考七十六卷，帝系考十卷，封建考十八卷，象纬考十七卷，物异考二十卷，舆地考九卷，四裔考二十五卷。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特异门是马端临自创，其余十九门都是在《通典》的基础上，商析其门类，详加增补的。
科学家张衡的励志故事
张衡，字平子，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诞生于南阳郡西鄂县石桥镇(今河南省南阳市城北五十里)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
东汉时期，也就是距今约一千八百多年前(公元117年)，一台利用水力推动自动运转的大型天文仪器――“水运浑象”(连接到科学里程碑漏水转浑天仪)在东汉的京都洛阳制造成功了。仅仅相隔了二十年(公元138年)，安置在京都洛阳的又一台仪器――“候风地动仪”准确地报告了西方千里之外发生的地震。这标志着人类开始了用仪器记录研究地震的新纪元。这两台着名仪器的发明者就是张衡--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对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震学和机械力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传说他还制造过指南车、记里鼓车等，因其机械制造水平很高，被尊称为“木圣”。
张衡小传
张衡，字平子，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诞生于南阳郡西鄂县石桥镇(今河南省南阳市城北五十里)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祖父张堪是地方官吏，曾任蜀郡太守和渔阳(今河北省蓟县一带)太守。张衡幼年时候，家境已经衰落，有时还要靠亲友的接济。“自古英才多贫贱，从来纨绔少伟男” ，正是这种贫困的生活对他的成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时的南阳是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的地区，有“南都”之称。张衡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加上他自幼刻苦好学，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为后来从事文学和科学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家中的经卷典籍慢慢地不能满足张衡的求知欲望了，于是从十六岁开始，他便离乡游学，广结学者名流。他曾到汉朝故都长安一带，游览了当地的名胜古迹，考察了周围的山川形势、物产风俗、世态人情。后来他又到了当时的首都洛阳，就读于最高学府―大学。并成为学识比较渊博的学者。当时，地方上曾经推举他做“孝廉”，公府也多次招聘他去做官，但都被他拒绝了。
张衡自幼就对文学有特殊的爱好和研究。他的文学作品很多，风格也各不相同。有的形式短小，重在抒情，如《归田赋》。有的气势磅礴，广写景物，如《二京赋》;有的特色突出，独树一格，如《四愁诗》、《同声歌》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二十三岁的张衡应邀回乡出任南阳太守鲍德的主簿，掌管文书工作。并在办理政务之余，潜心于文学创作。他以游学长安和洛阳的见闻作为素材，先后花了十年功夫，于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写成著名的文学着作《东京赋》和《西京赋》，总称为《二京赋》。文中，张衡以很大的篇幅无情揭露讽刺了当时京师中帝王贵族“取乐今日，遑恤我后，既定且宁，焉知倾”的腐败寄生生活，受到人民的欢迎而传诵于世。
后来，鲍德调任，张衡便辞职回家。掌握朝政的皇亲邓骘为了笼络士人，几次派人邀请张衡作他的幕僚，以增强自己这一派的势力。但张衡一方面厌恶外戚专权，一方面想专心钻研学问，都坚决地拒绝了。
在张衡三十四岁的时候，他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到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他很喜爱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的哲学着作《太玄经》。《太玄经》的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太玄经》里的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也给了张衡以很大的启发。
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1年)，张衡应征进京，先后任郎中、太史令、公车司马令等低、中级官职。其中担任太史令时间最长，前后达十四年之久。太史令是主持观测天象、编订历法、候望气象、调理钟律(计量和音律)等事务的官员。在他任职期间，对天文历算进行了精湛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汉朝时，关于天体运动和宇宙结构的学说已经出现了三种：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盖天说创立最早，它认为天在上，地在下，天象一个半圆形的罩子，大地是平的，或者象一个倒扣着的盘子。浑天说主张天是浑圆的，日月星辰会转入地下。至于大地，早期的浑天说认为大地是平的，东汉三国时期的陆绩(公元187-219年)等进一步提出了大地是球形的概念，使浑天学说臻于完备。宣夜说却认为天没有一定的形状，而是无边无际的充满气体的空间，日、月、五星(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等都飘浮在气体中。
张衡根据自己对天体运行规律的认识和实际观察，认真研究了这三种学说，认为浑天说比较符合观测的实际。他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浑天理论，在西汉耿寿昌发明的浑天仪的基础上创制了一个能够精确在表演浑天思想的“浑天仪”。他精通天文、历算，具有很强的革新思想，先后写出了《灵宪》、《灵宪图》、《浑天仪图注》等天文学着作，成为东汉中期浑天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
张衡之所以能够在科学上做出杰出成就，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和他坚持唯物观点、反对唯心主义和迷信思想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张衡一生为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谦虚谨慎、勤学不倦，在所从事的事业中表现出了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不畏强权、勇于进取的研究风格。而他不慕名利的高尚品德更值得我们学习。
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张衡请求告老还乡不准，又被调到朝中做尚书，但只任职一年就与世长辞了，终年六十一岁。
《灵宪》
张衡一生所着的天文学着作，以《灵宪》最为着名。这是一部阐述天地日月星辰生成和它们的运动的天文理论着作，代表了张衡研究天文的成果。它总结了当时的天文知识，虽然其中也有一些错误，但还是提出了不少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独到见解。例如，在阐述浑天理论的时候，虽然仍旧保留着旧的地平概念，并且提出了“天球”的直径问题，但是张衡进一步明确提出在“天球”之外还是有空间的。他说：“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就是说，我们能够观测到的空间是有限的，观测不到的地方是无穷无尽，无始无终的宇宙。这段话明确地提出了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张衡在《灵宪》中指出月亮本身并不发光，月光是反射的太阳光。他说：“夫日譬犹水，火则外光，水则含景。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景就是影，魄指月亮亏缺的部分。)他生动形象地把太阳和月亮比做火和水，火能发光，水能反光，指出月光的产生是由于日光照射的.缘故，有时看不到月光，是因为太阳光被遮住了。他这种见解在当时是十分新鲜的，也是正确的。同时，张衡还进一步解释了月食发生的原因。他说：“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暗虚。在星则星微，遇月则食。”这段话的意思是：“望月”时，应该能看到满月，但是有时看不到，这是因为日光被地球遮住的缘故。他将地影的暗处叫做“暗虚”，月亮经过“暗虚”时就发生月食，精辟地阐述了月食的原理。至于“在星则星微”一句，说的是星星碰上“暗虚”就隐而不见了。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由于星星距地球极为遥远，又大都是发光的恒星，不象月球一样属于行星，因此没有任何一个星星会进入地球的影子之中而失去了光芒。这是张衡的不足之处。这也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水平下，古人的研究不可能作到尽善尽美。今人也一样，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不可能将事情作的绝对正确，但一定要最大程度的正确反映客观现实。
此外，张衡在《灵宪》中还算出了日、月的角直径，记录了在中原洛阳观察到的恒星二千五百颗，和近代天文学家观察的结果是相接近的。在他的另一部天文着作《浑天仪图注》里还测定出地球绕太阳一年所需的时间是“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和近代天文学家所测量的时间三百六十五天五小时四十八分四十六秒的数字十分接近，说明张衡对天文学的研究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和迷信作战
东汉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他们的统治地位，把谶纬神学作为正统思想，强迫人们信奉。“谶纬”是以封建迷信来解释经书典籍，穿凿附会、用来预卜吉凶的一种学说。它的基本思想是宣扬“王权神授”、“天人感应”等唯心思想，因此很受统治者推崇，被尊为朝章国典。这些腐朽的唯心主义思想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当时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如扬雄、桓谭、王充等人的坚决反对。之后，张衡也积极投入到了反谶纬神学的斗争。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一场关于历法的大辩论掀起了：梁丰等人借口当时实行的四分历不合图谶，提出废除四分历，恢复太初历。四分历源于太初历，是对旧历在根据天体运行的实测资料修改后得来的，自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开始使用，是当时比较精密的历法。张衡和另一天文学家周兴坚决反对恢复古历。他们根据自己多年对天象的观测，对各种历法作了深入的研究、比较，认为四分历比较精密。在辩论中，他们所就观测到的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讲解，驳得梁丰等人张口结舌，“或不对，或言失误”，终于使四分历得以继续沿用。这是我国历法史上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斗争的一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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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董仲舒2.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况3.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况4.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爱因斯坦5.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张衡6. 天才就是无止境刻苦勤奋的能力 --卡莱尔 聪明出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 --华罗庚7. 好学而不勤问非真好学者。8.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9. 意志坚强的人例外 --雨果10. 天才不是别的，而是辛劳和勤奋 —— 比丰 谨慎的勤奋带来好运 —— 英国11. 科学是为了那些勤奋好学的人，诗歌是为了那些知识渊博的人 —— 约瑟夫·鲁12. 没有人会因学问而成为智者。学问或许能由勤奋得来，而机智与智慧却有懒于天赋 —— 约翰·塞尔登13. 没有任何动物比蚂蚁更勤奋，然而它却最沉默寡言 —— 富兰克林14. 勤奋的人是时间的主人，懒惰的人是时间的奴隶 —— 朝鲜 勤奋和智慧是双胞胎，懒惰和愚蠢是亲兄弟 —— 民谚 天才绝不应鄙视勤奋 —— 小普林尼15. 勤奋者废寝忘食，懒惰人总没有时间 —— 日本 智慧源于勤奋，伟大出自平凡 —— 民谚
一百多年前，一位穷苦的牧羊人带着两个幼小的儿子替别人放羊为生。 有一天，他们赶着羊来到一个山坡上，一群大雁鸣叫着从他们头顶飞过，并很快消失在远方。牧羊人的小儿子问父亲：“大雁要往哪里飞？”牧羊人说：“它们要去一个温暖的地方，在那里安家，度过寒冷的冬天。”大儿子眨着眼睛羡慕地说：“要是我也能像大雁那样飞起来就好了。”小儿子也说：“要是能做一只会飞的大雁该多好啊！” 牧羊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两个儿子说：“只要你们想，你们也能飞起来。” 两个儿子试了试，都没能飞起来，他们用怀疑的眼神看着父亲，牧羊人说：“让我飞给你们看。”于是他张开双臂，但也没能飞起来。可是，牧羊人肯定地说：“我因为年纪大了才飞不起来，你们还小，只要不断努力，将来就一定能飞起来，去想去的地方。” 两个儿子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并一直努力着，等他们长大——哥哥36岁，弟弟32岁时——他们果然飞起来了，因为他们发明了飞机。这两个人就是美国的莱特兄弟。 海伦·凯勒双目失明、两耳失聪，却努力的从一个让人同情默默无闻的小女孩变成让全世界尊敬的女强人。如果生活真的不公平，那么，生活对她的不公平可谓到了极致。她完全可以放弃她的梦想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放声痛哭，没有人会责怪她，她也完全可以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上，像一个植物人一样由人服侍。可是这一切，她都没有做，她只是吃力的在老师的帮助下学习盲语，触摸着事物，仅仅凭着她永不言弃的信念和坚持不懈的意志。她把她理想的天空涂上了人生最亮的色彩。
文学类的毕业论文提纲
导语：在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指导教师一般都要求学生编写提纲。从写作程序上讲，它是作者动笔行文前的必要准备；从提纲本身来讲，它是作者构思谋篇的具体体现。下面我整理了文学类的毕业论文提纲，欢迎参考借鉴！
题目：汉代文学中的神话研究
摘要
ABSTRACT
目录
第一章 汉代文学中神话的文化渊源
第一节 上古神话的和谐观念与汉代宇宙观
一、上古神话和谐观念与汉代宇宙观的形成
二、汉代和谐宇宙观与神系的建立
第二节 汉代文学中的神话与经传
一、神话历史化传承于经传
二、神话怪异记载传承于经传
三、经传对文学作品中神话合法性的认同
第三节 汉代文学中的神话与诸子百家杂说
一、墨子的鬼神信仰与汉代文学中的神话
二、诸子百家传闻记录与汉代文学中的神话
三、《庄子》、《列子》与汉代文学中的神话
四、纵横夸饰文风与汉代文学中的神话
五、诸子进化神话观与汉代文学中的神话
第四节 汉代文学中的神话与多元地域文化
一、燕齐文化
二、巫楚文化
三、各地神秘文化
四、汉代神秘文化的渊源
第二章 汉代文学中神话的时代背景
第一节 神道设教：大一统政权的隐喻和象征
一、神话与政治隐喻和象征
二、汉代帝王天命神话的新变
第二节 谶纬经学：博士文人群体与汉代神系的建构
一、汉代博士文人群体的形成与谶纬的起源
二、谶纬与汉代神系的建构
三、谶讳与汉代符瑞文化的`繁荣
四、博士文人群体与神话的阐释与传播
第三节 神仙信仰：汉代社会的一种生存状态
一、求仙思想
二、祛灾求福
第三章 汉代文学中神话记载的动因和旨归
第一节 汉代文学中神话记载的动因
一、兴废继绝
二、雅好博物
第二节 汉代文学中神话记载的旨归
一、追古颂今：汉代文学中神话的现实观照--以封禅为中心的考察
二、聊寄吾心：汉代文学中神话的情感寄托--以游仙为中心的考察
第四章 汉代文学中神话的生成与摹拟
第一节 祭祀仪式与汉代文学中神话的产生
一、祭祀仪式与神话之关联
二、庙堂祭祀与汉代文学中的神话
三、民间祭祀与汉代文学中的神话
第二节 汉代文学中神话的摹拟创作
一、骚体中神话的摹拟
二、汉赋中神话的摹拟
三、乐府中神话的摹拟
第五章 汉代文学中神话的发展特征与文化嬗变
第一节 汉代文学中神话的发展特征
一、神话与历史的双向互动
二、神话的谶纬化
三、神话的世俗化
四、神话的仙话化
第二节 汉代文学中神话的文化嬗变
一、从神巫文化到史官文化
二、从本儒用道到亦儒亦道
结论
致谢
参考文献
赋不仅指汉赋（古赋），还有骈赋，律赋，文赋，也有人把唐宋以后的赋和汉赋结合起来称作古赋汉赋除了楼上几位说的，贾谊《吊屈原赋》、班固《两都赋》、扬雄《解嘲》、《甘泉赋》也很有名后世有刘伶《酒德颂》、陶渊明《自祭文》、孔稚珪《北山移文》、江淹《别赋》、庾信《春赋》、《哀江南赋》、李华《吊古战场文》、李昂《旗赋》、韩愈《进学解》、《子产不毁乡校颂》，刘禹锡《陋室铭》、杜牧《阿房宫赋》、范仲淹《金在镕赋》、苏轼《赤壁赋》
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丈”；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 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 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杨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汉赋形成于汉初。贾谊首开汉赋先风，其代表作为《吊屈原赋》和《鹏鸟赋》。真正创立汉赋体制的是汉初辞赋大家枚乘。《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汉武、宣、元、成帝时代，汉赋达到全盛期。这一时期成就了名望最大、在汉赋史上占有“赋圣”地位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作赋29篇，现仅存《子虚》、《上林》、《大人》、《长门》、《美人》、《哀二世》6赋。其中，他的《天子游猎赋》包括《子虚赋》和《上林赋》两篇，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司马相如在两赋中基本规定了汉大赋的模式：先是连篇累牍地堆砌辞藻，极尽夸张美饰之能事，最后以淫乐足以亡国，仁义必然兴邦的讽谏作为结尾，铸成“劝百讽一”的体制。 自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汉赋基本定型，后辈汉赋作者无法超越前人，故模拟之风大盛，汉赋进入模拟期。这时的汉赋作者以扬雄、班固为最著名。 从东汉中期至末年，汉赋进入转变期，即朝着接近现实的方向转化。张衡的《归田赋》，抨击社会政治，表现不满倾向，初步奠定小赋基础。蔡邕的《述行赋》使之成为汉赋第二大家。他的赋作内容深刻，用词得当，鞭笞了社会的丑恶，对人民的疾苦表示出同情和关怀。 汉赋至魏晋定型于小赋，至南北朝演化成骈赋，至唐宋转变为律赋与文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丈”；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汉赋形成于汉初。贾谊首开汉赋先风，其代表作为《吊屈原赋》和《鵩鸟赋》。真正创立汉赋体制的是汉初辞赋大家枚乘。《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汉武、宣、元、成帝时代，汉赋达到全盛期。这一时期成就了名望最大、在汉赋史上占有“赋圣”地位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作赋29篇，现仅存《子虚》、《上林》、《大人》、《长门》、《美人》、《哀二世》6赋。其中，他的《天子游猎赋》包括《子虚赋》和《上林赋》两篇，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司马相如在两赋中基本规定了汉大赋的模式：先是连篇累牍地堆砌辞藻，极尽夸张美饰之能事，最后以淫乐足以亡国，仁义必然兴邦的讽谏作为结尾，铸成“劝百讽一”的体制。自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汉赋基本定型，后辈汉赋作者无法超越前人，故模拟之风大盛，汉赋进入模拟期。这时的汉赋作者以扬雄、班固为最著名。从东汉中期至末年，汉赋进入转变期，即朝着接近现实的方向转化。张衡的《归田赋》，抨击社会政治，表现不满倾向，初步奠定小赋基础。蔡邕的《述行赋》使之成为汉赋第二大家。他的赋作内容深刻，用词得当，鞭笞了社会的丑恶，对人民的疾苦表示出同情和关怀。汉赋至魏晋定型于小赋，至南北朝演化成骈赋，至唐宋转变为律赋与文赋。汉代的赋。赋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学体裁，讲究文采、韵节，通过“铺采■文”以“体物写志”。最早以赋名篇的是战国时赵人荀况，但汉人常把赋和辞连用，称为辞赋。这是由于汉赋多模仿楚国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汉人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收为一集，名曰《楚辞》。辞赋连用，表示汉赋和《楚辞》之间的继承关系。由于汉代上层统治集团的提倡，赋的创作盛极一时。据班固《两都赋序》记载，在成帝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加上西汉末和东汉的作品，数量当更为可观。初期的汉赋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等，其形式同《楚辞》没有什么区别。景帝时枚乘作《七发》，开创了一种进一步散体化、以铺张为能事的新赋体。经过司马相如等著名赋家的发扬光大，新体赋在武帝以后繁荣起来，成为汉赋的主流。新体的汉赋一般又可分为大赋和小赋两类。从内容上看，大赋多是铺叙夸耀都城、宫殿、苑囿之盛和帝王大规模行猎的场景，旨在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迎合统治者好大喜功、追求享乐的心理，而在篇末寓讽谏之意。主要作品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扬雄的《长杨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等。这些大赋写得富丽堂皇，很有气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统一的汉帝国的声威和上升时期封建统治阶级既穷奢极欲又发扬蹈厉的风貌。但大赋为达到形式上的华美恢宏，往往夸张浮饰又大量堆砌词藻，喜用冷字僻词以炫博争奇，兼之后期的大赋多摹拟而少创新，行文板滞，这些都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小赋篇幅较短，或抒情述志，或借物寓言，内容比较广泛，风格比较清新，主要流行于东汉。著名作品有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祢衡的《鹦鹉赋》等。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书中。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赋的产生和发展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时期 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贾谊的《鵩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鵩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第二时期 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 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即所谓西汉中叶，这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据《史记》、《汉书》本传，考定二赋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猎赋》。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 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赋作颇多，但传世颇少。如枚皋，据记载有赋 120篇，现已一篇无存。东方朔流传下来的《七谏》，是一篇因袭楚辞的骚体赋，并无新意。但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洞箫赋》是现存描写音乐赋作较早的一篇，对后世的咏物赋和描写音乐题材的作品有过影响。 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 100多年间，《子虚》、《上林》两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彩，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他把描写对象，由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张衡以至左思的所谓“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 第三时期 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 张衡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二京赋》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基本上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二京赋》除了像《两都赋》一样，铺写了帝都的形势、宫室、物产以外,还写了许多当时的民情风俗,容纳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归田赋》。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在张衡之前,已出现过一些言志述行的赋，如班彪所作《北征赋》，通过记述行旅的见闻，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显示了赋风转变的征兆，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使汉赋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已经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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