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文化史看枢轴时代 如所周知，「枢轴时代」（Axial Age, 800-200 B. C.）是德国思想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40年代末期提出的观念。他指出在那个时代，古代旧大陆的几个主要文明地区，西从东地中海，东至中国的华北，南至印度的恒河流域，都曾同时产生了思想与文化的突破。在他原来的构想中，中亚古波斯祆教（Zoroastrianism）的出现也是包括在「枢轴时代」的文化突破，不过近年来学界对祆教是否开始於那个时代，已有怀疑与争议。但是即使把古波斯文明除外，我们仍然可以说，世界三个主要文明，西方、中国与印度，在它们早期发展的过程中，都曾经历过「枢轴时代」的文化跃进。 这篇文章有两个目的，首先是对历来有关「枢轴时代」的认识与研究，作一些大略的检讨，更重要的是：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对这时代的历史意义提出一些个人初步的看法。 一西方学界对「枢轴时代」的看法 西方学界第一次注意到「枢轴时代」这个历史现象是十九世纪初叶。当时，法国的东方学家亚贝尔─雷慕沙（J. P. Abel-Remusar）已注意到公元前一千年间，在古代东西几个主要文明的区域，大约同时发生空前的思想跃进。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学者拉苏斯（Lasaulx）在他的论著已经把这个现象提升到历史哲学的层次去反思。但是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这个文化历史现象，虽迭有讨论，到今天，西方学术界的主流仍未给予这现象应有的重视，推究起来，大约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西方史学与社会科学界的主流，承袭了理性主义的传统，一向是从西方中心的思想架构去看世界历史的发展，自然很难看到非西方地区（如中国与印度）的文化思想跃进有何举足轻重的世界性影响，韦伯（Max Weber）所代表的学术传承就是一个显著例子。如所周知，韦伯对非西方世界几个主要地区的文化发展，曾著有一系列比较文化研究，但是因为他的思想架构是建筑在西方文明特殊发展出来的理性观念上，他虽然对中国与印度传统文化都有专著，却并未重视这些文化在「枢轴时代」所产生的思想突破的影响。 韦伯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传人，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50与60年代，也是以西方特有的理性化观念为出发点，把世界各种文化放在一个统一的演化架构内作比较研究。不错，他也曾提到公元前六世纪以後在世界几个主要文明圈内发生的「哲学突破」（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但谈到古代文化发展的创新，他只认为古代西方的希腊与以色列是他所谓世界文明演化的「苗社会」（seedbed societies），而中国与印度的古文明完全不在其列。韦伯与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是二次大战後在西方盛行的现代化观念的思想根源，可以说是现代西方学界的一条主流思想。这条主流思想在近年来，透过贝拉（Robert N. Bellah）对宗教演化（religious evolution）的论著，特别是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的比较文化研究，开始正视「枢轴时代」在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意义，但他们对「枢轴时代」的认识是否会对西方学术主流产生影响，尚在未定之天。 这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在西方学术主流之外，对「枢轴时代」这观念也有一些反响，这最重要的当数西方现代思想家佛吉灵（Eric Voegelin）巨著，《秩序与历史》（Order and History）。佛氏完全不同意黑格尔─韦伯这一思想传承对「理性」这观念所作的狭隘理解，因此他在评¤世界文化的发展时，可以对「枢轴时代」作相当同情的了解，但问题是他跳出了黑格尔─韦伯这一思想传承的小框子，却跳不出西方文化的大框子。他的基本思想毕竟还是以古希腊与希伯来的精神思想为本源，从这本源的深处他吸收了一些对宇宙与生命的感受以及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以此为根据他纵览世界文化的各主要发展，给予古印度与中国文化在「枢轴时代」所出现的思想跃进很高的评¤，但最後就生命与历史的悟深度而言，他仍不认为後者可以与古希腊与希伯来文化在同时所产生的思想突破相提并论。 上面说到在西方学界主流内外对「枢轴时代」这一论旨所产生的一些反响，但这些反响却经不起西方学界在近三十年所涌现的一股强大思潮的冲击，这股思潮就是一般泛称之为後现代主义。这股思潮在两方面对「枢轴时代」的讨论间接地产生负面影响。首先，後现代的一个基本观念是否认主体意识对了解文化现象的重要性。而主体性的重要性正是「枢轴时代」论旨的一个前提：这个时代的出现正由於当时的一些思想人物的主体意识产生了突破性变化，否认了这个前提自然使人无法看到「枢轴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後现代思潮与「枢轴时代」论旨都重视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但後者认为不同文化之间有高低发展之异，而前者则因为有文化相对主义的倾向而否认不同文化之间发展程度的高低差异性。二者在这方面观点的不同，自然使得「枢轴时代」这观念在後现代的思想圈没有引起兴趣。 上面的讨论不但使我们了解为何「枢轴时代」的论旨迄今不能在西方学术界与知识界受到广泛重视，同时也可反衬今天重提这论旨的学术与文化意义。一方面它可帮助我们走出西方文化中心的思想框架去认识人类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认识「枢轴时代」这个文化现象，我们也可避免文化相对主义的陷阱，进而看到人类的一些共有经验在古代不同文化社区形成内容不同的思想跃进，而这些跃进给此後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前提，也因此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二「枢轴时代」的起因 探讨「枢轴时代」这个历史文化现象，我们首先会问，为何这个现象发生在世界某些地区而不在其他地区出现？更重要的是：为何这个现象在古代几个主要文明地区同时出现？原因是甚堋？这发生缘起的探讨当然是重要而且极饶兴味的问题。西方学者从十九世纪初叶开始认识这现象时，就曾提出这个问题。当时有些学者曾以文化散播（cultural diffusion）的看法作为答案。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文化现象先在一个地区出现，然後散布到其他地区。鉴於「枢轴时代」的文化跃进，在不同的文明地区，以不同的文字形式与思想内容表现，这种文化散播的说法当然很难成立。 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各文明的历史环境变动所造成的刺激与回应去解释「枢轴时代」思想突破的出现。例如德国学者亚佛得．韦伯（Alfred Weber）就曾指出公元前2000-1000年间，印欧游牧民族从今日俄国南部向外移动，四处迁徙，在公元前1000年以後开始与当时几个主要文明地区接触而产生冲击。因此他认为这种人口大迁移所造成外在环境的刺激足以解释为何印欧民族迁徙所至之处，当地人民受到震荡，对生命产生新问题与新思想，由此而有「枢轴时代」的思想创新。 此外，欧洲学者魏尔（Eric Weil）也曾经从环境论的观点提出类似的解释。他指出「枢轴时代」的思想突破都是在各文明发生崩解的过程中产生。这不是偶然，因为 答案补充 太多了，你自己到去看看
文明，是历史以来沉淀下来的，有益增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适应和认知、符合人类精神追求、能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精神财富、发明创造。智慧生物为更好地认识世界而团结协作，就构成了文明的物质基础。也就是文明存在的前提是智慧生物。其余由智慧生物创造出的各种现象只是文明的附属品。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 文化 研究论文 范文 ：文明来自西亚和北非。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文明来自西亚和北非 全文如下：
古希腊的科学文化源远流长，其灿烂的文化成就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近代欧洲科学文化起源的基础。然而，起步就生机蓬勃的古希腊科学文化却不是奥林匹克山上诸神创造出来赐予欧洲人的。现代美国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曾这样说过：“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与其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1]因此，讨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必须首先从西亚和北非的文明中去寻找答案。
一、时空渊源
从空间看，古希腊文化的发育离不开爱琴海的哺育。“爱琴海区域是指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地区，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海岸地带。它恰处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两个伟大文化的交汇处。这里海陆交错，山峦重叠，它东通阿拉伯半岛，南望埃及，西对亚平宁半岛，北通黑海，因而成为融通亚非欧不同文明的加工场。”[2]因此，在爱琴海区域中孕育出的古希腊科学文化正是在吸纳和借鉴了东方的先进文化，结合本民族特点基础上的伟大产物。
从时间上看，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可追溯到克里特文明与埃及文明的接触。希腊文明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那里翻开了它的第一页。克里特岛和埃及的来往始于古埃及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在此后的一千年里，克里特岛凭借其地处埃及和希腊半岛之间的有利地理位置，成为埃及和希腊的贸易通道，使克里特文化吸取了许多古埃及文化的成分，“克里特岛的刻印、壁画、石器，更主要的是它的在文字中都可以感受到古埃及人对其的影响。”[3]与此同时，克里特文化还与其东边的古巴比伦、特洛伊、塞浦路斯、北叙利亚文化有密切的来往。
从范围看，相当多的系统性科学知识远在古希腊科学文化产生之前就已经在西亚、北非等地区存在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名著不可能是古希腊文明的最初成果。“像所有辉煌的开端一样，这不仅是一次进化的序幕，而且是另一次进化的终结和顶点。”[4]即无论是古希腊人的数学、天文学或医学都是在从北非的埃及和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借用了大量观察和原始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进的东方文化为古希腊科学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利条件，才使起步较晚的古希腊科学文化迅速产生与发展起来。
古希腊科学文化是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其他东方文化与希腊科学文化相交汇、融合的产物。它不仅首次沟通了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还揭开了欧亚非大陆的人类文化大交流、大汇合的序幕。在这一过程中，古希腊科学文化又将借来的东西重新整合，产生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复合体，进而奠定了欧洲文化的根基。
二、形式渊源
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三个阶段，无论是古风时期的希腊文字与艺术，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还是希腊化时期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无一不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这可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具体形式上找到其渊源所在。
(一)文字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腓尼基人对古代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所创造的文字字母。在古埃及象形文字逐渐简化成24个单辅音符号的基础上，腓尼基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字母，共22个，为线性符号，只有辅音而无元音。“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希腊人原本没有字母，是腓尼基人把字母传给了他们。”[5]希腊人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元音，便形成希腊字母，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二)艺术
每一种古老文明都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埃及艺术也不例外。
古风时代的希腊，改变了早期建筑材料——木头和泥石，而学习埃及人采用大理石作为其建筑的主要材料。公元前7世纪中期，希腊人就开始采用大理石 雕刻 巨大的人像，他们制作这种直立人像的灵感直接来自古埃及，同时还从古埃及人那里学到了雕刻技术。对比一下古埃及与古希腊雕刻作品，便知用石头雕出同真人一般大小的雕像并非易事，任何无系统的策划都将导致失败。因此，古希腊人不仅采用了古埃及的雕刻艺术，还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埃及的比例系统。
同时，伴随着古风时代希腊人的航海和海上贸易，古希腊人不断带回西亚的金属制品、珠宝、象牙等。对古希腊工匠的制作风格影响最深的是彩陶制作工艺，从东方传来的动物图案也出现在古希腊的彩陶上，如用在古希腊自然环境中未曾有过的狮子来作装饰就是最好的证据。此外，象牙雕刻则完全是西亚的工艺，它使古希腊工匠们从几何图案的风格中解脱出来。
(三)宗教
在宗教方面，古希腊是开放的多神教宗教体系，在古希腊人所崇拜的神中，只有少数属印欧语系。古希腊众神中的阿波罗和阿佛洛忒可能都是舶来品，最早起源于西亚和小亚细亚，只不过它们传到古希腊的时间要大大早于古风时代。“在东西方宗教的联系中，对阿多尼斯神的崇拜又从西亚传入了希腊，腓尼基神话中的浦昂神(锤子神)也被希腊人接受，改称‘皮格梅’，即‘拳头大的神’”。[6]可以说，虽然在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较为成熟的独特宗教体系，但其中也折射出一部分西亚宗教的影子。
(四)文学
古希腊文学也受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诸多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 故事 和希腊神话中的笛卡利翁的 传说 相似，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古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中相似的题材，希腊史诗的形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也可以找到原型。《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在苏美尔也有原型，同时，在赫西奥德的《神谱》中首次创造了神权更替的神话，其结构和细节都同西亚的一些神权更替的故事相近，而所有的这些都不是纯粹的巧合，而是交流与借鉴的结果。
(五)哲学
“希腊哲学的根源在埃及，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是明显有误的。早在希腊人之前，埃及人就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提出了他们的哲学思考。”[7]同时，希腊人又在美索不达米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科学知识，带回了天文学和发达的数学原理，希腊人的思想和眼界也因此而大大拓宽。在此基础上，加之他们对自然现象的浓厚兴趣与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古希腊哲学，并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萌芽。
(六)自然科学
严密的自然科学始于希腊化时代。这一时期是希腊自然科学发展到顶峰的时期，也是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融合的时期。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汇合尚未开始之时，亚历山大对亚非广大地区的征服以及地跨欧亚非大帝国的建立已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大远征的过程也就是吸收系统的东方文化的过程，他死后，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托勒密、塞琉古、马其顿三大希腊化王国，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促使各国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兴办文化事业，在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因此，古希腊的自然科学也就深深地打上了东方文化的烙印，主要表现在：
1.医学。自古希腊人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 方法 引入欧洲后，至今还被欧洲一些闭塞的山区和农村地区的村民采用。前3世纪初，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作研究的希腊解剖学家希罗菲卢斯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的。此外，他还提出血液循环理论，认为脉搏的轻重缓急可以说明一个人的健康程度。毫无疑问，他的医学成就实际上是建立在古埃及人的医学之上的。希腊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中所举行的孵育仪式也可能源于埃及人的模式。埃及著名神庙中都 收藏 有大量临床观察的病例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丰富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也说明了希腊医学继承并延续了埃及人的医学成果。
2.地理学。亚历山大军队的远征可谓是一次异国探秘，远征军中有一批工程师、哲学家、地理学家和测绘师等专门人才，他们随军收集资料，绘制地图，在地理学上取得辉煌成就，大大丰富了古希腊人的地理知识。前3世纪中叶，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担任馆长的希腊学者埃拉托斯提尼利用古埃及地理测绘资料及希腊各地航海信息完成了地理学专著《地理概论》。
3.天文学。古希腊的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巴比伦，同时也受到古埃及人的影响。古希腊天文学奠基人泰勒斯精心研究古埃及人、巴比伦人的数学和天文学后，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预测出了日食和月食的发生时间。此外，希腊学者亚里斯托库斯根据巴比伦人的天文观测资料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前1世纪中期，希腊学者尤利乌斯·凯撒引进埃及的太阳历，稍加改变后，成为用凯撒名字命名的“儒略历”。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太阳历，也可以说是承袭了6000多年前埃及人的遗产。
4.数学。古希腊的泰勒斯还是一位数学家，他研究埃及的土地测量法后，制定出测量公式。毕达哥拉斯曾游历埃及、两河流域等地，吸取了许多先进的东方科学文化思想。相传他和他的弟子 总结 了当时的数学知识，发现许多数学定理，如“勾股定律”等。其实在他之前，两河流域等地的数学家早已懂得勾股定律，毕达哥拉斯可能只是作了验证和普及一类的工作。前3世纪初，长期执教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根据公理、定义制定了一系列计算公式，创立了欧氏几何，成就卓越。
由此可见，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各种形式都以东方文明精华为渊源，而并非其首创。
三、途径渊源
1.商贸。随着希腊历史进入古风时代，希腊人同古老的东方文明之间的交往也逐渐加深。“早在公元前9世纪，优卑亚和爱琴海上的希腊商人同冒险家就已经航海到西亚的西部沿海。他们在叙利亚北部的奥隆提斯河口建立起一个贸易点，开始同两河流域进行直接的商贸活动，不久，这里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8]与此同时，由于这时西亚社会动荡，不仅许多物产出口到希腊，也有相当数量的工匠为寻找生路，到克里特岛建立自己的手工作坊，从事珠宝饰品的加工和青铜器制作。
古希腊人还在埃及尼罗河的支流卡络色斯河岸建立了诺克拉底斯城。埃及法老萨美提克一世为争霸的需要，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海上舰队，其士兵大多是希腊雇佣兵。他还邀请了许多希腊商人在埃及定居，诺克拉底斯城就是这一时期建造的，法老拉美西斯还答应希腊人把这里建成一个纯粹的希腊城，按自己的意愿经营市场。此后，诺克拉底斯就成了埃及和希腊以及其他地中海国家的商业中心。
此外，雅典的皮里优斯港也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商港。在频繁的陆路和海上贸易中，古希腊人不仅带回了必需的消费品，还带回了精神产品，即东方的科学与文化。
2.殖民运动。对早期希腊科学文化有影响的还有殖民运动。早在迈锡尼文化时期就曾在爱琴海区域建立起了许多殖民地。随后，崛起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在北非、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建立殖民地。迈锡尼和腓尼基都是以西亚、北非繁荣的文化为基础，以商业、殖民活动为手段传播文明，创造出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对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科学文化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后，由于古希腊本土人口日渐饱和，耕地不足，出现经济、政治混乱时期。有航海传统的古希腊人迅速熟悉了气候、土壤与本土相似、而人口稀少的其他地区，他们沿爱琴海岸建立殖民地，甚至远达意大利和西西里，并在埃及地中海沿岸和东方的巴比伦建立起贸易中心。最终，希腊的扩张和殖民地使它在这一过程中更多地吸收和融合了东方文明精髓。
3.战争。古代东西方之间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战争，影响深远的有前5世纪的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东征。在希、波战争中，波斯向西传播了东方文明，使东方文明影响到多瑙河流域和希腊半岛。波斯、巴比伦、埃及和印度的古代文化沿着著名的波斯大道不断传向西方，直达希腊的各个城邦。亚历山大东征时，因其老师亚里士多德对印度哲学极感兴趣，便把一些印度人带回希腊，使希腊人更多地了解到印度哲学。此外，亚历山大还在各地搜集科学标本，送回希腊研究，其军队曾用过印度医生。而印度僧人也曾去过雅典传教布道。亚历山大死后，东方文明向西的传播有增无减，范围也更广阔，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就是当时东方文明向西方输出的最大港口。同时，战争又需要越来越复杂的攻守器械，这便增添了对新科学和新技术的需求，促进了文化的流动。这些无疑都说明战争也是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
4.旅行。古代西亚、北非的东方文明对欧洲人极具吸引力，促使他们到东方猎奇、探险和学习。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们每到一处都迫不及待地寻求与同行接触。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游遍波斯、埃及、腓尼基、小亚细亚等地，他的力作《历史》中描写了他在东方旅行时的见闻，把东方古国的风俗习惯、文化成果、科学技术等详细介绍到西方，对东方文明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5.宗教传播。宗教是传播文明的特殊载体。犹太人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中创立了犹太教，其经典有《摩西五经》与《旧约》。公元前后，____在东方犹太教的基础上兴起，并首先进入欧洲希腊语地区。随着基督____进，希伯来人的《旧约》被译成希腊文。《旧约》连同东方的宗教思想一起传入西方，使希伯来的文化得以在欧洲传播，成为欧洲文化的又一源头。
综上所述，可知古希腊科学文化固然是古希腊人的杰作，然而它也是西亚、北非等东方科学文化基础上的产物，离开了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与东地中海特别是爱琴海区域特有的人文、地理环境，古希腊科学文化的起源便无法得到完整的解释，这不仅说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有其高度发展的时空、形式、途径渊源，也有力地说明了“文明来自东方”[9]。
【参考文献】
[1][5][6]商昭印：《世界文化史》，华东师大出版社，第91、94页。
[2]郑敬高：《欧洲文化的奥秘》，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4页。
[3]兹拉特科夫斯卡雅：《欧洲文化的起源》，三联书店，第100页。
[4][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第61页。
[7][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第23页。
[8]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48页。
[9][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商务印书馆，第116页。
自然科学是如何推进人类文明的（可以改下标题）爱因斯坦说：“科学的目的一方面是尽可能完备的理解全部感觉的经验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最小个数的原始概念和原始关系的使用来达到目的”。由此可以看出，自然科学对改变人类文明的重要性。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进步标志着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力的改变标志着社会的进步，所以科技能推动社会进步，从而改变人类的物质生活，当人类的物质生活达到一定得水平，人们才能考虑精神文化生活，进而改变人类的精神生活，那么科学技术是怎样改变人类精神生活的呢？ 第一，科学技术推动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人类为满足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在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长期实践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知识，是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认识能力，提高了自己的智力水平。自然科学和技术，都具有强大的认识功能。它们既是人类以往认识和改造自然所取得的成果，又为人类继续扩展和深化自己的认识——既包括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包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提供了新的起点和新的手段。自然科学的进步不仅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起步，而且也为社会科学对社会的认识，思维科学对思维的认识提供了知识的基础和科学的方法。现代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正在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自然科学以外的各门科学中，并在这些科学领域获得了日益重要和卓有成效的应用。技术的进步不仅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工具，而且也为一切科学认识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强大的研究手段。正是这些技术手段以其日益增强的信息获取，传递和处理功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使人类的感官和大脑得以延长，使人类的认识能力终于突破自身生理条件的局限得以不断提高和扩大，从而推进了整个人类认识的发展。第二，科学技术推动着哲学观念的变革和思维方式的进步。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必然把当代的自然科学成就荟萃于其中，每个时代的哲学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恩格斯说过：“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历史上唯物主义哲学的三种发展形态，即古代朴素唯物主义、17—18世纪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以及19世纪中叶诞生的辩证唯物主义，都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现代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新发现和新突破，一方面更加深刻地揭示出自然界的物质本性和辩证性质，为辩证唯物主义确证提供了一系列新的哲学问题和新的科学材料，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前景和更加牢固的科学基石。宗教迷信和唯心主义哲学也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有关，它们是人们对自然界认识不足的一种反面表现，是基于这种认识不足而发生的惶恐和迷乱。自然科学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造就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并给整个时代的人类认识打上深刻的烙印。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形成的系统思维方式就已成为当代人类思维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为人们对各种问题的认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模式。第三，科学技术使人们的思想和智力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高。自然科学不仅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理论，而且也是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方法。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和智力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高。一方面，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可以使人们学会以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去研究各种自然问题，去发现新的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思想和方法也可以运用于各种社会问题的理解和研究之中，从而提高人们对社会问题认识的科学性，找到更好的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第四，科学技术推动着社会民主的扩大，教育的普及，道德水准的提高以及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的现代化。科学和民主是近代文明的一对双生子，也是支撑近代文明的两大基石。二者就其本性来说都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一种觉醒。科学的进步使人类越来越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和价值。科学知识，尤其是科学精神，向政治思想领域的渗透，终将唤起民主意识的增强和活跃。科学的昌盛，学术的繁荣，在客观上也需要社会为之提供一个政治民主的环境。所以在近代以来的世界文明史中，科学的发展和民主的扩大总是相伴共生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以教育的发展为前提，又必将有力地推进教育的发展。这样，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不仅对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也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依赖于科学家们的科学劳动。科学劳动培养了人们追求真理，崇尚实践，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不畏艰险，不怕挫折，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勤于思考，乐于献身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科学家们在长期的科学劳动中还形成了一套与科学技术本身要求相一致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这种科学精神，科学态度，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不仅构成了科学家们所共同遵守的科学道德准则，而且也深刻地影响到社会其他成员的精神面貌和道德观念，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随着科学技术全方位地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促进了技术开发与转移、科技信息与中介、科学出版与网络服务、新医学等等社会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人类将不得不面对科技伦理、科技道德等方面的严峻挑战，等等。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研究，将不断充实科学技术发展的领域，并从而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科学和技术的成果还越来越广泛的吸收和应用到文学，艺术，体育等各个领域中去。这样，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改善人类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丰富了人类的精神生活，有力的推进着整个人类生活方式现代化的进程。参考文献：1. 杨玉辉.《现代自然辩证法原理》[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 吴国盛.追思自然:从自然辩证法到自然哲学[M].沈阳:辽海出版社,. 罗素.西方哲学史[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桥梁建筑艺术意蕴摘要：通过对桥梁建筑艺术的剖析，首先提出了桥梁建筑艺术的美学原则。然后分析了桥梁建筑艺术风格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最后介绍了桥梁建筑的造型要素，从而揭示了桥梁建筑艺术意蕴丰富的内涵。这对桥梁建筑艺术和桥梁建筑史的研究，具有理论参考价值。 关键词：桥梁建筑 艺术意蕴 艺术风格 造型要素 美学规则 从某种意义上讲，桥梁美学理论涉及建筑学、美学、物理学、材料学、色彩学、艺术学等学科，是一项跨学科的理论研究。一座完美的桥梁，不但要讲究其实用性和科学性，而且要讲究艺术性；既要满足功能要求，又要满足审美需求。桥梁建筑的艺术意蕴，就是将审美主体的审美需要与桥梁造型和技术等方面完美结合起来，表现桥梁作为一种结构，一门结构造型艺术，所承载的蕴涵当时当地的风俗、习惯、传统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意识形态。本文将通过对桥梁建筑艺术、桥梁建筑艺术的美学原则、桥梁建筑的风格以及桥梁建筑造型要素的分析，揭示桥梁建筑意蕴的深刻内涵。 1.桥梁建筑艺术 从人类以天然的石头垒起简单踏步，利用倒塌的树木架起独木桥，就开始在上面留下了美的胎记。随着时代的发展，桥梁建筑愈加强烈地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识，不断地向建筑艺术的方向发展。桥梁建筑师以人类所知道的最难于表现的语言，也就是功能的、力学的、施工技术的语言来解决具体问题。 建筑艺术是一种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艺术。它一方面受着物质技术水平和实用功能的制约；另一方面，它的形式和风格的演变又受着人们精神生活，特别是社会审美意识的影响。桥梁建筑艺术是建筑艺术的一个分支，是桥梁建筑师在熟练地掌握艺术媒介物质(色彩、线条、形体等)的自然属性及其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物质手段创造出来的，为了使人感知和认识，从而发挥其社会影响，体现一定生活内容的结构艺术形象。桥梁作为一种建筑艺术，是科学和艺术精神的建筑，融汇造型艺术的一切要素及科学技术的伟大成果。古朴典雅的中国赵州桥，精致美丽的圆明园十七孔拱桥，气势磅礴的金门大桥．它们同古老的金字塔，蜿蜒的长城，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等这些伟大的作品一样，都闪烁着不朽的光彩，构成了建筑的美。 桥梁建筑艺术，它一方面反映出结构物的空间跨越所体现出的美感，另一方面，桥梁的造型，尤其是栏杆和桥头堡等附属设施的形式也受到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意识流的影响。赵州桥的蛟龙栏板(图1)雕刻精美，寓神话传说与当地文化于一体，充分显示了当时人文风俗与技术水平Ⅲ。卢沟桥石狮(图2)，活灵活现，双目凝神，注视桥面，酷似桥梁的守护神，给行人及当地居民以充分的安全感。 不过，桥梁建筑艺术也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优美的桥梁，均融入了桥梁建筑师个人的感情色彩和艺术手段。实用和美观的双重特性，决定桥梁建筑艺术往往是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最醒目的见证之一。完美的桥梁建筑，既有功利性，又不能缺乏美的属性，是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统一。 2.桥梁建筑艺术的原则 桥梁建筑艺术是桥梁建筑师的审美意识物态化成果，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桥梁建筑师在进行桥梁设计与艺术构想时，通常都综合考虑权衡了下面几项艺术原则。 功能与形式美的协调 桥梁建筑艺术与语言艺术、表演艺术及造型艺术不尽相同，它还是一种实用艺术。一座优秀的桥梁，应该实现实用与美观的统一。只有技术和艺术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真正的美的桥梁。在处理桥梁建筑功能与形式美的协调时，通常有以下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过分强调实用功能而把桥梁建筑之美置之不理，这在我国解放初期表现最为明显；另一种是只注重桥梁建筑的美观而忽视其实用性值，出现的许多桥梁伪结构。要避免这两种倾向，桥梁建筑艺术的协调原则就显得十分重要。功能和形式，偏颇任何一方都不会产生好的作品；只有功能和形式做到完美统一，桥梁艺术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满足民众审美情趣 首先，桥梁所提供的便捷的交通服务功能，是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然而，老百姓有自己的审美观，该审美观必须同社会功利、国计民生相结合。随着社会的发展。桥梁的美已经从实用中分化出来，但仍表现了它的社会功利性。 体现桥梁建筑艺术的时代精神 与其它艺术一样，桥梁建筑艺术也并非一成不变。古代桥梁多以装饰华丽为美，而现代桥梁则以简洁大方为美。桥梁建筑能够以其巨大的空间形象来显示生活中的某些本质方面，体现一定的时代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桥梁建筑风格、艺术和技术具有较大区别。在中外桥梁建筑史上，几乎每个时代都会形成其独特的桥梁建筑风格，而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特色。各个时代的桥梁建筑师在设计创作时，不可避免地受时代精神的影响，西方建筑显得尤为明显。威尼斯水上世界的桥梁，桥面上集市密布，融休闲、购物、观光、交通于一体，是当地的一大特色。 展现桥梁建筑艺术鲜明的民族特色 世界上没有规定审美建筑一定要有审美标准，但一定的民族，必然有一定的建筑特色。反映在桥梁上，中国的桥梁多具有地方特色，如江南小桥优美多姿(图3)，西南部的桥梁则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如程阳风雨桥(图4)。不同民族在习俗、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基于此，不同民族对桥梁建筑艺术提出各自不同要求，也就不足为奇。 3.桥梁建筑风格特性 桥梁建筑风格是由桥梁形态所体现的在设计构思上所具有的特色的表征，是桥梁建筑各种要素的总和，是结构内在规律在外在形态所表现的一种美的格调，是形式的抽象或升华，犹如人的风度气质一样，有时是一种可意味不可言传的特征表现。风格是文化艺术中的高层次问题，它被社会、传统、经济、文化等因素所制约，反映出一个综合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 时代性 “建筑是石头的史书”，是一定历史时期技术文明发展的产物。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物质生 产力量与人们的生活条件，体现了一定时代的社会思想、美学观念与技术水平，留下了时代永恒的烙印。桥梁建筑在机械工业化和手工业生产时代，在选用材料、施工工艺、生产手段上截然不同，其选用结构形式、艺术特点也自然而然有所差别。如古希腊时代的优美柱式结构，罗马时代的半圆拱结构，欧洲哥特式尖拱，中世纪流行的有浓厚宗教色彩及军事防御功能的桥头堡(图5)，文艺复兴时代铁桥上繁琐而精细的巴洛克风格雕塑，现代钢筋混凝土、预应力结构所带来的现代桥梁简洁纤细的形态等，如法国某城市中承式外倾拱肋拱桥(图6)。这些都无不折射出建筑(当然也包括桥梁建筑)风格的时代性。 民族性 各民族有自己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背景，有其独特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等，也产生了带有民族特色的审美概念，它与某一民族的共同语言和心理特点及生活环境、生活条件紧密相关。人类生活与桥梁建筑密切相关，因而也必然带有一定的民族色彩，例如古代桥梁建筑都有借助“神物”的力量与自然作斗争的美好愿望。西方桥梁上的雕饰以神话人物或伟大文物为多，如维尔茨堡美茵河上的古老桥梁(图7)，意大利的十二天使徒桥、美国华盛顿州的阿林顿纪念桥、法国塞纳河上的桥等，桥墩或桥头望柱上均有一座座雕像。而在我国石桥上的雕饰以狮、龙为主，这些“神兽”曾起着制胜镇邪的作用，如苏州香花桥栏杆艺术(图8)，同时也是一种民族形式的装饰，不仅给桥梁建筑艺术添姿增色，也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一种偏爱与情趣，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景观。 地域性 即使是同一时代，在不同地域，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与生活条件的不同，在审美标准上也会有很大差异。但是，某个地区的桥梁，应有自己较为统一的风格。如果每一座桥梁都标新立异，甚至要“一座桥梁一个样”，这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也违背了美学规律，大败“胃口”。 然而，桥梁建筑毕竟不同于房屋建筑，其在功能上的单纯性制约了桥梁形态。古今中外均以拱、梁、吊为基本形态，由于现代化信息交流的频繁与便捷，桥梁形式受民族、地域的影响并不似古时那么突出。而且较能显示桥梁民族风格的大部分都是桥梁附属结构，如桥头建筑、栏杆、灯柱、雕饰等。在法国巴黎市中心，桥梁密布，具有浓郁的法兰西民族文化特色(图9)。罗纳河上的古老桥梁，同样也反映了欧洲中世纪的灿烂文化(图10)。因此，在桥梁建筑中体现地域风格，创造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没有特色，就没有个性，从而缺乏持久的生命力。 风格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是有机的统一。桥梁建筑的杰出作品从来都是某一时代、某一民族及某一地域进步的审美理想的美好体现，也是美学价值、历史价值之所在。显然，现代桥梁建筑应该表现出积极的、正面的、令人精神振奋的格调，体现出良好的时代、民族与地域风格。 4.桥梁建筑造型要素 形式是由点、线、面、体构成。桥梁建筑艺术通过其艺术语言——空间组合、比例、质感、尺度、体型、韵律、色彩及象征手法等，构成一个丰富多彩矗每体系．{奉现-种形态的美：在形态美学里．点是有造型意义的，一点在画面上．成T视线集中之处：两个大小一样的点，视线来回这两点间，而产生“线”的感觉。线的形态不同，体现不同意义。不同形态的直线和曲线，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粗直线表现坚定、有力、厚实、稳定、粗壮、笨拙、顽固等特征；细直线则体现敏锐、脆弱、纤细等特征；折线具有节奏、运动、焦虑、不安等特征；圆弧线给人以充实、精神饱满的感觉；椭圆形弧线除具有圆弧线的特征外，还具有现代感；流线型是抛物线的自由审美创造；双曲线具有曲线平衡的美，也有较强的时代感，变径曲线具有丰富而变化的特点；自由曲线具有丰富的感情。 面是由线的运动而形成。通常认为，平面有安定、确定的感觉；三角形给人以冲动、刺激的感觉；圆形给人以温暖、流动的感受；梯形富于很强的稳定感；斜梯形具有一种倾斜方向的动感或力感；正方形使人感到整齐，端庄，有一种均齐美；球面、圆锥面、圆环面等曲面的形态，给人以亲切、饱满、柔和、流动的感觉。 立体是由面的运动形成的。建筑的立体美感，由角度的变化、艺术联想、虚实关系等来产生。金门大桥桥塔(图11)，其竖直方向线条顺畅而富有规律，且有合理的变化，使桥塔的大体积的形态得到了纤细化，给人一强烈的力的美感；大红的涂彩，使大桥又增添了一份明亮和活跃。法国某公园人行桥(图12)则是曲线与直线的完美结合，其在水中的倒影优美绝伦，令人浮想联翩，过目不忘。 桥梁建筑的形态美，产生综合的审美效应。点、线、面和体的彼此依赖、对立统一，构成广阔、深远、多姿多变的艺术境象，丰富了人们的美的感受。 5.结语 古今中外，桥梁建筑艺术形态各异，丰富多彩。桥梁建筑艺术的丰富内涵，使其成为一门独具特色的结构艺术。其艺术意蕴的流变，总是在深层次影响着桥梁建筑的发展。深入考察研究桥梁的艺术意蕴以及形成的内在机理，对提高专业人士和大众的艺术修养会有所裨益；对桥梁发展史的研究，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竹内敏雄，《美学百科辞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2】刘其福，《城市桥梁栏杆圈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2。 【3】韩伯林，《世界桥梁发展史》，知识出版社，。 【4】谢建明，“论建筑的艺术意蕴”，《东南大学学报》，2002，4(6)：71—74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编辑本段]桥梁的发展史 桥梁是道路的组成部分。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来看，桥梁发展可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时期。 （1）古代桥梁 人类在原始时代，跨越水道和峡谷，是利用自然倒下来的树木，自然形成的石梁或石拱，溪涧突出的石块，谷岸生长的藤萝等。人类有目的地伐木为桥或堆石、架石为桥始于何时，已难以考证。据史料记载,中国在周代（公元前11世纪～前256年）已建有梁桥和浮桥,如公元前1134年左右,西周在渭水架有浮桥。古巴比伦王国在公元前1800年建造了多跨的木桥，桥长达183米。古罗马在公元前621年建造了跨越台伯河的木桥，在公元前 481年架起了跨越赫勒斯旁海峡的浮船桥。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公元前 4世纪时建起挑出石拱桥（拱腹为台阶式）。 古代桥梁在17世纪以前，一般是用木、石材料建造的，并按建桥材料把桥分为石桥和木桥。 石桥 石桥的主要形式是石拱桥。据考证，中国早在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就出现石拱桥,如出土的东汉画像砖，刻有拱桥图形。现在尚存的赵州桥（又名安济桥），建于公元605～617年，净跨径为37米，首创在主拱圈上加小腹拱的空腹式（敞肩式）拱。中国古代石拱桥拱圈和墩一般都比较薄，比较轻巧，如建于公元816～819年的宝带桥，全长317米，薄墩扁拱,结构精巧。 罗马时代，欧洲建造拱桥较多,如公元前200～公元200年间在罗马台伯河建造了8座石拱桥，其中建于公元前62年的法布里西奥石拱桥，桥有2孔,各孔跨径为米。公元98年西班牙建造了阿尔桥,高达52米。此外,出现了许多石拱水道桥,如现存于法国的加尔德引水桥,建于公元前1世纪，桥分为3层，最下层为7孔,跨径为16～24米。罗马时代拱桥多为半圆拱，跨径小于25米，墩很宽，约为拱跨的三分之一,图1[列米尼桥示意图]为罗马时代建造的列米尼桥示意图。 罗马帝国灭亡后数百年，欧洲桥梁建筑进展不大。11世纪以后，尖拱技术由中东和埃及传到欧洲，欧洲开始出现尖拱桥，如法国在公元1178～1188年建成的阿维尼翁桥，为20孔跨径达34米尖拱桥。英国在公元1176～1209年建成的泰晤士河桥为19孔跨径约 7米尖拱桥。西班牙在13世纪建了不少拱桥，如托莱多的圣玛丁桥。拱桥除圆拱、割圆拱外，还有椭圆拱和坦拱。公元1542～1632年法国建造的皮埃尔桥为七孔不等跨椭圆拱，最大跨径约32米。当时椭圆拱曾盛行一时。1567～1569在佛罗伦萨的圣特里尼塔建了三跨坦拱桥，其矢高同跨度比为1∶7。11～17世纪建造的桥，有的在桥面两侧设商店，如意大利威尼斯的里亚尔托桥。 石梁桥是石桥的又一形式。中国陕西省西安附近的灞桥原为石梁桥，建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公元11～12世纪南宋泉州地区先后建造了几十座较大型石梁桥，其中有洛阳桥、安平桥。安平桥(五里桥)原长2500米，362孔，现长2070米，332孔。英国达特穆尔现存的石板桥，有的已有2000多年。 木桥 早期木桥多为梁桥，如秦代在渭水上建的渭桥，即为多跨梁式桥。木梁桥跨径不大，伸臂木桥可以加大跨径，图2[ 木悬臂桥示意图]为木悬臂桥的示意图。中国 3世纪在甘肃安西与新疆吐鲁番交界处建有伸臂木桥，“长一百五十步”。公元405～418年在甘肃临夏附近河宽达40丈处建悬臂木桥，桥高达50丈。八字撑木桥（图3[ 八字撑木桥示意图]）和拱式撑架木桥亦可以加大跨径。16世纪意大利的巴萨诺桥为八字撑木桥。 木拱桥（图4[木拱桥示意图]）出现较早，公元104年在匈牙利多瑙河建成的特拉杨木拱桥，共有21孔，每孔跨径为36米。中国在河南开封修建的虹桥（图5[ 虹桥示意图]），净跨约为20米,亦为木拱桥,建于公元1032年。日本在岩国锦川河修建的锦带桥为五孔木拱桥，建于公元300年左右,是中国僧戴曼公独立禅师帮助修建的。 中国西南地区有用竹篾缆造的竹索桥。著名的竹索桥是四川灌县珠浦桥，桥为8孔，最大跨径约60米,总长330余米，建于宋代以前。 古代桥梁基础,在罗马时代开始采用围堰法施工,即打木板桩成围堰，抽水后在其中修筑桥梁基础和桥墩。1209年建成的英国泰晤士河拱桥，其基础就是用围堰法修筑，但是,那时只能用人工打桩和抽水,基础较浅。中国11世纪初，著名的洛阳桥在桥址江中先遍抛石块，其上养殖牡蛎二三年后胶固而成筏形基础，是一个创举。 （2）近代桥梁 18世纪铁的生产和铸造，为桥梁提供了新的建造材料。但铸铁抗冲击性能差,抗拉性能也低,易断裂，并非良好的造桥材料。19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酸性转炉炼钢和平炉炼钢技术的发展，钢材成为重要的造桥材料。钢的抗拉强度大，抗冲击性能好，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出现钢板和矩形轧制断面钢材，为桥梁的部件在厂内组装创造了条件，使钢材应用日益广泛。 18世纪初，发明了用石灰、粘土、赤铁矿混合煅烧而成的水泥。19世纪50年代，开始采用在混凝土中放置钢筋以弥补水泥抗拉性能差的缺点。此后，于19世纪70年代建成了钢筋混凝土桥。 近代桥梁建造，促进了桥梁科学理论的兴起和发展。1857年由圣沃南在前人对拱的理论、静力学和材料力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较完整的梁理论和扭转理论。这个时期连续梁和悬臂梁的理论也建立起来。桥梁桁架分析(如华伦桁架和豪氏桁架的分析方法)也得到解决。19世纪70年代后经德国人K.库尔曼、英国人.兰金和.麦克斯韦等人的努力,结构力学获得很大的发展,能够对桥梁各构件在荷载作用下发生的应力进行分析。这些理论的发展，推动了桁架、连续梁和悬臂梁的发展。19世纪末，弹性拱理论已较完善，促进了拱桥发展。20世纪20年代土力学的兴起，推动了桥梁基础的理论研究。 近代桥梁按建桥材料划分，除木桥、石桥外，还有铁桥、钢桥、钢筋混凝土桥。 木桥 16世纪前已有木桁架。1750年在瑞士建成拱和桁架组合的木桥多座，如赖谢瑙桥，跨径为73米。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美国建造了不少木桥,如1785年在佛蒙特州贝洛兹福尔斯的康涅狄格河建造的第一座木桁架桥，桥共二跨，各长55米；1812年在费城斯库尔基尔河建造的拱和桁架组合木桥,跨径达104米。桁架桥省掉拱和斜撑构，简化了结构，因而被广泛应用。由于桁架理论的发展，各种形式桁架木桥相继出现，如普拉特型、豪氏型、汤氏型等（图6[ 桁架桥]）。由于木结构桥用铁件量很多，不如全用铁经济，因此，19世纪后期木桥逐渐为钢铁桥所代替。 铁桥 包括铸铁桥和锻铁桥。铸铁性脆，宜于受压，不宜受拉，适宜作拱桥建造材料。世界上第一座铸铁桥是英国科尔布鲁克代尔厂所造的塞文河桥，建于1779年，为半圆拱，由五片拱肋组成，跨径米。锻铁抗拉性能较铸铁好，19世纪中叶跨径大于60～70米的公路桥都采用锻铁链吊桥。铁路因吊桥刚度不足而采用桁桥，如1845～1850年英国建造布列坦尼亚双线铁路桥，为箱型锻铁梁桥。19世纪中以后，相继建立起梁的定理和结构分析理论,推动了桁架桥的发展,并出现多种形式的桁梁。但那时对桥梁抗风的认识不足，桥梁一般没有采取防风措施。1879年12月大风吹倒才建成18个月的阳斯的泰湾铁路锻铁桥，就是由于桥梁没有设置横向连续抗风构。 中国于1705年修建了四川大渡河泸定铁链吊桥。桥长100米，宽米，至今仍在使用。欧洲第一座铁链吊桥是英国的蒂斯河桥，建于1741年，跨径20米，宽米。1820～1826年，英国在威尔士北部梅奈海峡修建一座中孔长 177米用锻铁眼杆的吊桥。这座桥由于缺乏加劲梁或抗风构，于1940年重建。世界上第一座不用铁链而用铁索建造的吊桥，是瑞士的弗里堡桥，建于1830～1834年、桥的跨径为 233米。这座桥用2000根铁丝就地放线，悬在塔上，锚固于深18米的锚碇坑中。 1855年,美国建成尼亚加拉瀑布公路铁路两用桥这座桥是采用锻铁索和加劲梁的吊桥,跨径为250米。1869～1883年，美国建成纽约布鲁克林吊桥,跨度为283+486+283米。这些桥的建造，提供了用加劲桁来减弱震动的经验。此后，美国建造的长跨吊桥，均用加劲梁来增大刚度，如1937年建成的旧金山金门桥（主孔长为1280米，边孔为344米，塔高为228米），以及同年建成的旧金山奥克兰海湾桥（主孔长为704米，边孔为354米，塔高为152米），都是采用加劲梁的吊桥。 1940年，美国建成的华盛顿州塔科玛海峡桥，桥的主跨为853米，边孔为335米，加劲梁高为米，桥宽为米。这座桥于同年11月7日，在风速仅为 公里/小时的情况下,中孔及边孔便相继被风吹垮。这一事件，促使人们研究空气动力学同桥梁稳定性的关系。 钢桥 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市密西西比河的伊兹桥，建于1867～1874年，是早期建造的公路铁路两用无铰钢桁拱桥,跨径为153+158+153米。这座桥架设时采用悬臂安装的新工艺，拱肋从墩两侧悬出，由墩上临时木排架的吊索拉住，逐节拼接，最后在跨中将两半拱连接。基础用气压沉箱下沉33米到岩石层。气压沉箱因没有安全措施，发生119起严重沉箱病,14人死亡。19世纪末弹性拱理论已逐步完善，促进了20世纪20～30年代修建较大跨钢拱桥，较著名的有：纽约的岳门桥，建成于1917年，跨径305米；纽约贝永桥,建成于1931年,跨径504米；澳大利亚悉尼港桥(见彩图[澳大利亚悉尼港桥,是公路、铁路两用桥]),建成于1932年，跨径503米。3座桥均为双铰钢桁拱。 19世纪中期出现了根据力学设计的悬臂梁。英国人根据中国西藏木悬臂桥式，提出锚跨、悬臂和悬跨三部分的组合设想，并于1882～1890年在英国爱丁堡福斯河口建造了铁路悬臂梁桥。这座桥共有6个悬臂,悬臂长为206米，悬跨长为107米，主跨长为519米（图7[福斯悬臂梁桥示意图]）。20世纪初期,悬臂梁桥曾风行一时,如1901～1909年美国建造的纽约昆斯堡桥，是一座中间锚跨为190米、悬臂为 150和180米、无悬跨、由铰联结悬臂、主跨为300米和360米的悬臂梁桥。1900～1917年建造的加拿大魁北克桥也是悬臂钢桥。1933年建成的丹麦小海峡桥为五孔悬臂梁公路铁路两用桥,跨径为米。 1896年比利时工程师菲伦代尔发明了空腹桁架桥。比利时曾经造了几座铆接和电焊的空腹桁架桥。 钢筋混凝土桥 1875～1877年，法国园艺家莫尼埃建造了一座人行钢筋混凝土桥，跨径16米,宽4米。1890年，德国不莱梅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一座跨径40米的人行钢筋混凝土拱桥。1898年，修建了沙泰尔罗钢筋混凝土拱桥。这座桥是三铰拱，跨径52米。图8[ ]为三铰拱、桥示意图。1905年，瑞士建成塔瓦纳萨桥,跨径51米,是一座箱形三铰拱桥，矢高米。1928年,英国在贝里克的罗亚尔特威德建成 4孔钢筋混凝土拱桥，最大跨径为110米。1934年，瑞典建成跨径为181米、矢高为米的特拉贝里拱桥;1943年又建成跨径为264米、矢高近40米的桑德拱桥（图9[瑞典桑德拱桥示意图]）。 桥梁基础施工，在18世纪开始应用井筒，英国在修威斯敏斯特拱桥时，木沉井浮运到桥址后，先用石料装载将其下沉，而后修基础及墩。1851年，英国在肯特郡的罗切斯特处修建梅德韦桥时，首次采用压缩空气沉箱。1855～1859年，在康沃尔郡的萨尔塔什修建罗亚尔艾伯特桥时，采用直径11米的锻铁筒，在筒下设压缩空气沉箱。1867年，美国建造伊兹河桥，也用压缩空气沉箱修建基础。压缩空气沉箱法施工，工人在压缩空气条件下工作，若工作时间长，或从压缩气箱中未经减压室骤然出来，或减压过快，易引起沉箱病。 1845年以后，蒸汽打桩机开始用于桥梁基础施工。 （3）现代桥梁 20世纪30年代，预应力混凝土和高强度钢材相继出现，材料塑性理论和极限理论的研究，桥梁振动的研究和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以及土力学的研究等获得了重大进展。从而,为节约桥梁建筑材料,减轻桥重，预计基础下沉深度和确定其承载力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现代桥梁按建桥材料可分为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桥、钢筋混凝土桥和钢桥。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桥 1928年，法国弗雷西内工程师经过20年的研究，用高强钢丝和混凝土制成预应力钢筋混凝土。这种材料，克服了钢筋混凝土易产生裂纹的缺点，使桥梁可以用悬臂安装法、顶推法施工。随着高强钢丝和高强混凝土的不断发展，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桥的结构不断改进，跨度不断提高。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桥有简支梁桥、连续梁桥、悬臂梁桥、拱桥、桁架桥、刚架桥、斜拉桥等桥型。简支梁桥的跨径多在50米以下。连续梁桥如1966年建成的法国奥莱隆桥，是一座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高架桥，共有26孔，每孔跨径为79米。1982年建成的美国休斯敦船槽桥，是一座中跨229米的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高架桥,用平衡悬臂法施工。悬臂梁桥如1964年联邦德国在柯布伦茨建成的本多夫桥,其主跨为209米；1976年建成的日本滨名桥,主跨240米；中国1980年完工的重庆长江桥,主跨174米（见彩图[重庆长江桥，是公路预应力混凝土 T型刚构桥]）。桁架桥如1960年建成的联邦德国芒法尔河谷桥，跨径为 90+108+90米，是世界上第一座预应力混凝土桁架桥。1966年苏联建成一座预应力混凝土桁架式连续桥，跨径为106+3×166+106米,用浮运法施工刚架桥如1957年建成的法国图卢兹的圣米歇尔桥,是一座160米、5～65米的预应力混凝土刚架桥；1974年建成的法国博诺姆桥，主跨径为米，是目前最大跨径预应力混凝土刚架桥（图10[博诺姆桥示意图]）。预应力钢筋混凝土吊桥是将预应力梁中的预应力钢丝索作为悬索，并同加劲梁构成自锚式体系，1963年建成的比利时根特的梅勒尔贝克桥和玛丽亚凯克桥，主跨径分别为 56米和100米，就是预应力钢筋混凝土吊桥。斜拉桥如1962年建成委内瑞拉的马拉开波湖桥。这座桥为5孔235米连续梁，由悬在 A形塔的预应力斜拉索将悬臂梁吊起。斜拉桥的梁是悬在索形成的多弹性支承上，能减少梁高，且能提高桥的抗风和抗扭转震动性能，并可利用拉索安装主梁，有利于跨越大河，因而应用广泛。预应力混凝土斜拉桥如1971年利比亚建造的瓦迪库夫桥,主跨径282米；1978年美国建造的华盛顿州哥伦比亚河帕斯科-肯纳威克桥,主跨299米;1977年法国建造的塞纳河布罗东纳桥,主跨320米。中国已建成十多座预应力混凝土斜拉桥，其中1982年建成的山东济南黄河桥主跨为220米(见彩图[济南黄河公路桥，是连续预应力混凝土斜拉桥，于1982年建成通][车])。 钢筋混凝土桥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修建了多座较大跨径的钢筋混凝土拱桥，如1963年通车的葡萄牙亚拉达拱桥,跨径为270米，矢高50米；1964年完工的澳大利亚悉尼港的格莱兹维尔桥，跨径305米。 中国1964年创造钢筋混凝土双曲拱桥。桥由拱肋和拱波组成,纵向和横向均有曲度,横向也用拱波形式（图11[双曲拱结构示意图]）。拱肋和拱波分段预制，因此可用轻型吊装设施安装。这样，在缺乏重型运输工具和重型吊装机具下，也可以修建较大跨径拱桥。第一座试验双曲拱桥,建于中国江苏无锡,跨径为9米。此后,1972年建成湖南长沙湘江大桥，是一座16孔双曲拱桥，大孔跨径为60米，小孔跨径为50米，总长1250米。 钢筋混凝土桁架拱桥（图12[桁架拱桥示意图]）是拱和桁架组合而成的结构，其用料少,重量轻,施工简易。 钢桥 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强度高、韧性好、抗疲劳和耐腐蚀性能好的钢材的出现，以及用焊接平钢板和用角钢、板钢材等加劲所形成轻而高强的正交异性板桥面的出现，高强度螺栓的应用等，钢桥有很大发展。 钢板梁和箱形钢梁同混凝土相结合的桥型，以及把正交异性板桥面同箱形钢梁相结合的桥型，在大、中跨径的桥梁上广泛运用。1951年联邦德国建成的杜塞尔多夫至诺伊斯桥，是一座正交异性板桥面箱形梁,跨径206米。1957年联邦德国建成的杜塞尔多夫北桥,是座6孔72米钢板梁结交梁桥。1957年南斯拉夫建成的贝尔格莱德的萨瓦河桥，是一座钢板梁桥，跨径为75+261+75米,为倒U形梁。1973年法国建成的马蒂格斜腿刚架桥,主跨为300米。1972年意大利建成的斯法拉沙桥，跨径达376米，是目前世界上跨径最大的钢斜腿刚架桥。1966年美国完工的俄勒冈州阿斯托里亚桥，是一座连续钢桁架桥，跨径达376米。1966年日本建成的大门桥,是一座连续钢桁架桥，跨径达300米。1968年中国建成的南京长江桥,是一座公路铁路两用的连续钢桁架桥,正桥为128+9×160+128米，全桥长6公里（见彩图[南京长江桥，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桥梁]）。1972年日本建成的大阪港的港大桥为悬臂梁钢桥，桥长980米,由235米锚孔和162米悬臂、186米悬孔所组成1964年美国建成的纽约维拉扎诺吊桥，主孔1298米,吊塔高210米。1966年英国建成的塞文吊桥，主孔985米。这座桥根据风洞试验,首次采用梭形正交异性板箱形加劲梁，梁高只有米。1980年英国完工的恒比尔吊桥，主跨为1410米，也用梭形正交异性板箱形加劲梁，梁高只有3米。 20世纪60年代以后，钢斜拉桥发展起来。第一座钢斜拉桥是瑞典建成的斯特伦松德海峡桥,建于1956年,跨径为 米。这座桥的斜拉索在塔左右各两根,由钢筋混凝土板和焊接钢板梁组合作为纵梁1959年联邦德国建成的科隆钢斜拉桥,主跨为334米；1971年英国建成的厄斯金钢斜拉桥,主跨305米；1975年法国建成的圣纳泽尔桥,主跨404米。这座桥的拉索采用密束布置，使节间长度减少，梁高减低，梁高仅米。目前通过对钢斜拉桥抗风抗震性能的改进，其跨径正在逐渐增大。
内容摘要 桥梁景观是一新的学科领域， 由于桥梁工程设计行业的“胖”结构、“瘦”景观现象，使我国桥梁景观方面的设计研究偏于沉寂，为此对桥梁景观学的意义、桥梁景观的特点有必要进行了解，桥梁景观的含义更是首当其冲。本文为参加“第五届全国道桥技术学术研讨会”的交流论文，发表于《现代道桥技术新进展》1．桥梁景观释义景观一词最早是自然地理面貌的类型学概念，上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施吕特尔()从自然与人文现象的综合外貌角度来理解景观，探索由原始景观变成人类文化景观的过程。人文因素的介入使景观学产生突飞猛进的发展，也使人们认识到人的活动既然可以带来景观面貌的变化，这种变化若进行符合一定规律的控制与引导会使景观朝符合人们意愿的方向发展，这便促生了景观设计的概念。但大地之景观纷繁复杂，而各种类型景观均有不同构成规律，因此在一些人类历史发展中业已成熟或具有高度技术特征的景观营造领域如城市、建筑还有桥梁、道路、大坝等行业，人们还是遵从习惯而不敢轻言之为景观设计。但这并不能改变这些不同类型构筑的人文景观本质。对桥梁造型进行符合美学规律的组织与优化一直是那些懂得桥梁结构规律的建筑师的行为，到上世纪下半叶人们开始认识到桥梁的设计不仅仅要“关心自己”，同时还要“关心别人”，如关心桥梁对城市、大地的影响，关心桥梁的地标意义；景观生态学更将桥梁上升到解决被道路切割的大地之物种的生存与繁衍的高度，亦即桥梁还要“关心”生态环境等。这些问题均非桥梁美学所能涵盖，而其综合解决之道是对既懂得桥梁美学规律又深谙景观科学构筑规律的专业人员的需要。这便是桥梁景观学的诞生基础！美国学者Frederick Gottemoeller于上世纪九十代将Bridge与Landscape合成了一新的词汇Bridgescape用于表述这种新的结合。但人们对桥梁建设中景观问题的关注却较此为先。日本的本州——四国联络桥工程总长178km，如此超大规模的桥梁建设活动在人类历史上还是首次。人们不得不慎思桥梁建设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与干扰，也更希望新建的桥梁对所通过的历史、文化及自然保护区域在关爱的同时还能成为一具有时代特点的新景观。这使日本政府将桥位周边环境保护和开发利用问题，与把发挥桥梁的观赏功能和文化功能、“追求世界一流景观”的目标链接为一体。类似的实践活动为桥梁景观设计在提供实践平台的同时，也奠定了桥梁景观学科的科学基础。我国对桥梁景观的理解一般反映在“景观”一词的分解上，即“观”桥与桥上观“景”，两者合成便为“景观”。这种观念有其历史传统。古典园林桥梁在“景”与“观”方面便早有此独到考虑，中国的风景园林更是深谙此道。我们说“景”与“观”之关系确实反映了人、桥、环境的空间联系，其寓意颇具中国特色，这是我们文化智慧的结晶！但这种观念只有“与时俱进”地和景观科学的构筑理论结合才能产生具有更积极的尊重与改造自然意义。2. 桥梁景观学研究的意义2．1 推动景观设计在桥梁建设中的深化与体制化改革开放二十年，我国建成了万座公路桥梁，但桥梁景观设计还停留在五、六十年代便发展成熟的以桥梁形式美为主导原则的水平。这完全不能适应物质文明大踏步前进的祖国对环境品质的更高要求。具体表现在以下四方面：第一：国家早在1994年便确定重大工程的环境一票否决制策略，而桥梁景观设计对此无策应。第二：桥梁景观总是与地景、城市景观相伴生，有时其复合景观意义更大。如悉尼大桥与悉尼歌剧院的景观伴生成为悉尼甚至澳大利亚的标志；武汉长江大桥与与龟蛇两山的景观伴生一直为武汉城市的骄傲等。注重本体景观的传统使我们忽视了景观伴生。第三：桥梁在城市格局中的战略性地位使其夜景观成为城市亮化的一重要组成。桥梁所处的滨水区域，其广阔的视域是城市景观的表达重点，桥梁夜景观对于表现城市夜景观的景深与空间层次有重要作用。这为传统桥梁景观设计所不包容。第四：桥梁设计领域的“胖”结构、“瘦”景观现象，不仅使桥梁景观设计的研究偏于沉寂，且有关学科中的一些新方法也得不到结合。第五：由于桥梁结构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新桥型不断产生，这为桥梁景观学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也为景观设计创造新的舞台。探索新桥型的景观表达，并使之与地域特色结合，成为桥梁景观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这些均为桥梁景观学研究需要深化的方面，也是桥梁景观设计需体制化的动因。2．2 满足社会对桥梁景观的更高要求桥梁景观设计跟不上社会的要求，这是因为：一 桥梁的大规模建设不仅意味着要耗费巨额社会资金，还反映出社会物质的频繁互动对空间跨越的要求。桥梁已成为遍布城乡的一道风景线，其景观面貌作为一种现象便与物质文明挂钩，使桥梁景观有物质文明特性。二 桥梁景观因其巨大的体量及独特的造型成为城市居民的骄傲，在蕴涵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同时还表达出一种对社会制度、人类力量的讴歌。此外桥梁景观还有一种作为地理沟通的意味，亦即所谓“纽带”的战略意义，这使桥梁景观往往成为城市文化的聚焦及城市形象的窗口。也使桥梁景观有精神文明寓意。三 桥梁景观除以其流畅的形态、简约的造型、大空间的跨越产生巨大物质景观的震撼外，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介入或其表现出的人类自我价值的实现又使桥梁横生出文化景观的韵味。上述诸点使各地政府或投资商对桥梁景观的营造更为倾情，也是社会意识超前的原因。这是桥梁景观设计研究的压力，也是桥梁景观学发展的动力！2．3 塑造有特色的城市景观意义我国不少城市、乡镇因桥而名。大多城市几乎都有与桥有关的地点、街区或行政区划称谓。这里既有桥梁景观的历史沉积也有现代桥梁景观的功劳。这是桥梁景观对城市的地标作用。无论江河湖海上的水桥、城市立交之旱桥或高速公路互通，他们一般均处在城市或区域的结构要害，这使桥梁对城市或区域形象的塑造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国的桥梁之桥型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如50年代木桥，60一70年代拱桥，80年代梁桥，90年代斜拉桥，20世纪末悬索桥、立交桥。每个时代的桥型高潮均是其结构技术突飞猛进的结果。桥梁结构技术的科技特征及结构技术的不断更新使桥梁景观有深刻的时代烙印。由于桥梁在城市中的战略性地位，其时代特征又会感染城市，从而产生以点击面，一俩拨千斤的作用。桥梁所跨之处的地理、地貌或城市空间环境均有其特指性，与特指的周边空间环境的配合使桥梁景观有机地溶于环境，也使为人熟知的环境空间与有发展寓意的桥梁景观间蕴生出具有地方性的景观伴生。桥梁与城市的伴生使其复合景观成为标榜城市独特性、唯一性的象征，同时也是桥梁景观地域性的表现。2．4 对桥梁建设提供景观方面的理性决策参考我国桥梁景观设计还无相应的技术规范，这使桥梁景观的思考缺乏科学依据。在桥梁设计方案的可行性研究中景观仅为结构后的包装或结构关系的美学调整。桥梁景观学研究除力图揭示更多的桥梁景观发展的新趋势，还从政治、经济、技术、环保等方面综合考量以便整理出景观设计原则，使决策或方案深化有据可依.3. 桥梁景观的特点3．1桥梁景观的技术美学特性桥梁不能为绝对的美学而景观。其首先是解决通行功能并在技术可能与经济之间优化。这是桥梁设计规范的基本要求。因此桥梁景观设计必须符合桥梁功能、技术、经济要求，并以此为原则对景观构成元素进行美学调整。如桥型的美学比选，桥体结构部件的比例调整，桥梁选线与城市或大地景观尺度的和谐，桥梁的防护涂装与城市整体色彩中的联系等。桥梁景观的这种以功用与技术为重的特点即为其技术美学特性。但当景观价值有明显优势而功能得以满足、技术也可行的情况下，有时经济因素还可向后靠。如风景区的桥梁或城市结构要害之桥梁等。因此桥梁景观设计的某些关联域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其位次会有不同。3．2桥梁景观的时代性如前所述，我国的桥梁之桥型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时代性有一层重要含义既是“新”，如新事物、新发展、新现象、新景观、新知识、新文化、新科技等均可表达出时代寓意。桥梁结构技术的科技特征及结构技术的不断更新是使桥梁景观产生深刻时代烙印的主导因素。由于桥梁在城市中的战略性地位，使桥梁景观成为城市中的视觉识别要点，这就使桥梁景观对时代的表述延伸至城市。因此把握好桥梁景观的这种特点并恰如其分在城市中发挥是我们在桥梁景观设计中需要重视的问题。3．3桥梁景观的地域性桥梁的空间跨越使交通立体化，而桥梁所跨之处的地理、地貌或城市空间环境均有其特指性，桥梁与特定地点的地形、地貌配合成为桥梁景观设计需重点考虑的方面。与特指的周边空间环境的配合使桥梁景观有机地溶于环境，也使为人熟知的环境空间与有发展寓意的桥梁景观间蕴生出具有地方性的景观更新意义，景观更新中的继承与发展是其地标作用的深层次原因。桥梁与城市的伴生使其复合景观成为标榜城市独特性、唯一性的象征，象延安大桥与宝塔山、布鲁克林桥与曼哈顿，这也是桥梁景观地域性的表现。[参考文献]1．唐寰澄 《桥梁美的哲学》 铁道出版社 20002．樊凡 《桥梁美学》 人民交通出版社 Gottemoeller, Bridgescape: The Art of Designing Bridges :John Wiley & Sons, Inc. Petroski, Engineers of Dreams: Great Bridge Builders and the Spanning of America, Vintage Books USA ,1996.
桥梁是道路的组成部分。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来看，桥梁发展可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时期。
人类在原始时代，跨越水道和峡谷，是利用自然倒下来的树木，自然形成的石梁或石拱，溪涧突出的石块，谷岸生长的藤萝等。人类有目的地伐木为桥或堆石、架石为桥始于何时，已难以考证。古巴比伦王国在公元前1800年（公元前19世纪）就建造了多跨的木桥。
据史料记载，中国在周代（公元前11世纪～前256年）已建有梁桥和木浮桥，如公元前1134年左右，西周在渭水架有浮桥。，桥长达183米。古罗马在公元前621年建造了跨越台伯河的木桥，在公元前 481年架起了跨越赫勒斯旁海峡的浮船桥。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公元前 4世纪时建起挑出石拱桥（拱腹为台阶式）。
古代桥梁在17世纪以前，一般是用木、石材料建造的，并按建桥材料把桥分为石桥和木桥。
石桥的主要形式是石拱桥。据考证，中国在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就出现石拱桥，如出土的东汉画像砖，刻有拱桥图形。
赵州桥（又名安济桥），建于公元605～617年，净跨径为37米，首创在主拱圈上加小腹拱的空腹式（敞肩式）拱。中国古代石拱桥拱圈和墩一般都比较薄，比较轻巧，如建于公元816～819年的宝带桥，全长317米，薄墩扁拱，结构精巧。
罗马时代，欧洲建造拱桥较多，早在公元前200～公元200年间就在罗马台伯河建造了8座石拱桥，其中建于公元前62年的法布里西奥石拱桥，桥有2孔，各孔跨径为米。
公元98年西班牙建造了阿尔桥，高达52米。此外，出现了许多石拱水道桥，如现存于法国的加尔德引水桥，建于公元前1世纪，桥分为3层，最下层为7孔，跨径为16～24米。罗马时代拱桥多为半圆拱，跨径小于25米，墩很宽，约为拱跨的三分之一。
罗马帝国灭亡后数百年，欧洲桥梁建筑进展不大。11世纪以后，尖拱技术由中东和埃及传到欧洲，欧洲开始出现尖拱桥，如法国在公元1178～1188年建成的阿维尼翁桥，为20孔跨径达34米尖拱桥。英国在公元1176～1209年建成的泰晤士河桥为19孔跨径约 7米尖拱桥。
西班牙在13世纪建了不少拱桥，如托莱多的圣玛丁桥。拱桥除圆拱、割圆拱外，还有椭圆拱和坦拱。公元1542～1632年法国建造的皮埃尔桥为七孔不等跨椭圆拱，最大跨径约32米。当时椭圆拱曾盛行一时。
1567～1569在佛罗伦萨的圣特里尼塔建了三跨坦拱桥，其矢高同跨度比为1∶7。11～17世纪建造的桥，有的在桥面两侧设商店，如意大利威尼斯的里亚尔托桥。
石梁桥是石桥的又一形式。中国陕西省西安附近的灞桥原为石梁桥，建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公元11～12世纪南宋泉州地区先后建造了几十座较大型石梁桥，其中有洛阳桥、安平桥。安平桥(五里桥)原长2500米，362孔，现长2070米，332孔。英国达特穆尔现存的石板桥，有的已有2000多年。
木桥早期木桥多为梁桥，如秦代在渭水上建的渭桥，即为多跨梁式桥。木梁桥跨径不大，伸臂木桥可以加大跨径。中国 3世纪在甘肃安西与新疆吐鲁番交界处建有伸臂木桥，“长一百五十步”。公元405～418年在甘肃临夏附近河宽达40丈处建悬臂木桥，桥高达50丈。
八字撑木桥和拱式撑架木桥亦可以加大跨径。16世纪意大利的巴萨诺桥为八字撑木桥。
木拱桥出现较早，公元104年在匈牙利多瑙河建成的特拉杨木拱桥，共有21孔，每孔跨径为36米。中国在河南开封修建的虹桥，净跨约为20米，亦为木拱桥，建于公元1032年。日本在岩国锦川河修建的锦带桥为五孔木拱桥，建于公元300年左右，是中国僧戴曼公独立禅师帮助修建的。
中国西南地区有用竹篾缆造的竹索桥。著名的竹索桥是四川灌县珠浦桥，桥为8孔，最大跨径约60米，总长330余米，建于宋代以前。
古代桥梁基础，在罗马时代开始采用围堰法施工，即打木板桩成围堰，抽水后在其中修筑桥梁基础和桥墩。1209年建成的英国泰晤士河拱桥，其基础就是用围堰法修筑，但是，那时只能用人工打桩和抽水，基础较浅。中国11世纪初，著名的洛阳桥在桥址江中先遍抛石块，其上养殖牡蛎二三年后胶固而成筏形基础，是一个创举。
扩展资料：
我国的桥梁，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以西周、春秋为主，包括此前的历史时代，这是古代桥梁的创始时期。此时的桥梁除原始的独木桥和汀步桥外，主要有梁桥和浮桥两种形式。
当时由于生产力水平落后，多数只能建在地势平坦，河身不宽、水流平缓的地段，桥梁也只能是写木梁式小桥，技术问题较易解决。而在水面较宽、水流较急的河道上，则多采用浮桥。
第二阶段以秦、汉为主，包括战国和三国，是古代桥梁的创建发展时期。秦汉是我国建筑史上一个璀璨夺目的发展阶段，这时不仅发明了人造建筑材料的砖，而且还创造了以砖石结构体系为主题的拱券结构，从而为后来拱桥的出现创造了先决条件。
战国时铁器的出现，也促进了建筑方面对石料的多方面利用，从而使桥梁在原木构梁桥的基础上，增添了石柱、石梁、石桥面等新构件。不仅如此，它的重大意义，还在于由此而使石拱桥应运而生。
因此，秦汉建筑石料的使用和拱券技术的出现，实际上是桥梁建筑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故从一些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约莫在东汉时，梁桥、浮桥、索桥和拱桥这四大基本桥型已全部形成。
第三阶段是以唐宋为主,两晋、南北朝和隋、五代为辅的时期，这是古代桥梁发展的鼎盛时期。隋唐国力较之秦汉更为强盛，唐宋两代又取得了较长时间的安定统一，工商业、运输交通业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等十分发达，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这些桥在世界桥梁史上都享有盛誉，尤其是赵州桥，类似的桥在世界别的国家中，晚了七个世纪方才出现。纵观中国桥梁史，几乎所有的重大发明和成就，以及能争世界第一的桥梁，都是此时创建的。
第四阶段为元、明、清三朝，这是桥梁发展的饱和期，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创造和技术突破。这时的主要成就是对一些古桥进行了修缮和改造，并留下了许多修建桥梁的施工说明文献，为后人提供了大量文字资料。
此外，也建造完成了一些像明代江西南城的万年桥、贵州的盘江桥等艰巨工程。同时，在川滇地区兴建了不少索桥，索桥建造技术也有所提高。 到清末，即1881年，随着我国第一条铁路的通车，迎来了我国桥梁史上的又一次技术大革命。
历史和现状上看，绝大多数桥梁均架设在水面上，只有阁道桥和现代城市的行人天桥和行车天桥，是架设于高楼崇阁之间或通衢大道之上。
从对天生桥的利用到人工造桥，这是一个历史的飞跃过程。从简单的独木桥到今天的钢铁大桥；从单一的梁桥到浮桥、索桥、拱桥、园林桥、栈道桥、纤道桥等；建桥的材料从以木料为主，到以石料为主，再到以钢铁和钢筋混凝土为主，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发展过程。然而，中国桥梁建筑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著名的科学技术史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 J. Needham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中国桥梁“在宋代有一个惊人的发展，造了一系列巨大的板梁桥”。到了当代中国，所建造的武汉、南京长江大桥等，更受到世人称赞。
可见，中国的桥梁，经过了一个从童年、少年、青年到壮年的发展过程，愈趋成熟。中国在发展桥梁方面于 14 世纪以前处于领先地位，今天，她依然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桥梁大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桥梁
总是要死的，但是，为什么要花费这样多的劳力，消耗这样多的钱财，为自己建造一个尸体贮存所呢?除了国王们的奢侈外，有没有其它的原因呢? 有，科学家们研究表明，金字塔的形状，使它贮存着一种奇异的“能”，能使尸体迅速脱水，加速“木乃伊化”，等待有朝一日的复活。 假如把一枚锈迹斑斑的金属币放进金字塔，不久，就会变得金光灿灿；假如把一杯鲜奶放进金字塔，24小时后取出，仍然鲜美清新；如果你头痛、牙痛，到金字塔去吧，一小时后，就会消肿止痛，如释重负；如果你神经衰弱，疲惫不堪，到金宇塔里去吧，几分钟或几小时后，你就会精神焕发，气力倍增。 在全世界研究金字塔的浪潮中，真是一谜未解，一谜又起。说法越来越多，也愈来愈离奇，被它吸引的人也日益增加。几十年前，忽然又冒出一项所谓“新发现”，在西方接连出版了几十本洋洋洒洒的专著，上百篇的论文，成千上万人在试验、探讨，它的势头正方兴未艾。这项“新发现”就是蜚声欧美各国的“金字塔能”。它说的是金字塔形的构造物，其内部产生着一种无形的、特殊的能量，故称之为“金宇塔能”。据说，这种能量有着许多用途和奇特的功效。 环绕着大金字塔的神秘和谜是数之不尽的，但近年来，较热门的金字塔的神秘性话题，则是金字塔神力。 有关金字塔神力的发现，可溯及至本世纪初。热衷于超自然科学的法国人安东尼·博维于1930年前往埃及，在参观了吉萨金字塔群落后，他提出大金塔的形状非同一般，由此又为金字塔神秘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博维热衷于“感觉辐射”的造型研究。这项技术的基本概念就是说物体会辐射某种能量，这种能量目前尚不能为现代物理学所解释。当博维在金字塔参观时，进入“国王墓室”的他，不经意地往当成垃圾箱的罐子一看，发现里面竟放着猫和老鼠的尸体。当时他想这些动物大概是在金字塔内迷路，无法定出而死亡，而被丢在坡圾罐中的吧!可是，他随即又注意到有些奇怪的事，因为尽管墓室中非常潮湿，但尸体却未腐烂，这么说来，这些动物不就和木乃伊一样干透了吗?且墓室中岂不是具有能够使物质脱水之力吗? 博维心想这种现象应该是和大金字塔的几何学图形有关，于是在返国后就立即用硬纸板做了一个底边0．9公尺的大金字塔的模型。并将其4个方位配合上东西南北的方向，再将猫的尸体放在与墓室相同，距底部1／3高度之处。结果他发现过了数日，猫的尸体竟然变成了木乃伊。 接着，他又用肉片及蛋等等加以实验，结果确认不论放入什么全都不会腐烂。于是他就发表了有关他对金字塔神力的研究结果。 原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名无线电技师，放射学专家卡尔，德鲍尔得知博维在小型金字塔中做的实验后，于1940年开始亲自用木乃伊风干的方式对食品花朵和动物尸体进行试验。德鲍尔用三毫米厚的马粪纸，按胡夫金字塔的比例，做了几个30厘米高的模型，进行第一次实验。结果他惊讶地发现，放在模型内的牛肉、羊肉、鸡蛋、花朵、死青蛙、壁虎等果然变于而不腐。实验获得初步成功后，他就与博维通信，两人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德鲍尔不断地试验，探讨模型内究竟存在什么能量。有一次，他将一把刮胡子刀片放在模型内，满以为它将变钝，但结果却相反，刀片变得更锋利，他用这把刀片刮了50次胡子。 这样，他就开始研究金字塔模型对刀片的影响。他做了一个15厘米高的模型，把刀片平放在塔内距塔底三分之一高的地方，刀片的两端对准南北方向，模型本身也按南北放置。几次试验，结果雷同。一种极其简单而又神奇的磨刀片器——马粪纸的胡夫金字塔模型就这样发明了。1949年，德鲍尔正式向捷克首都布拉格有关部门申请注册“法老磨刀片器”的发明权。在捷克，一般专利发明权至多3年即可批准。但这项编号为91304的发明经过了整整10年的周折，直到1959年才批下。其间，德鲍尔竭力说服专利委员会，并向委员会主席提供了一个模型。该主席亲自进行试验，最后表示这项发明确有实效，它并不是什么欺或魔术。与此同时，德鲍尔还探索模型磨刀片的原理。德鲍尔在一家无线电研究所工作，他可以了解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科技情报，并充分利用所里的设备与仪器。他把实验扩大到收音机、雷达、宇宙线和其它射线中，研究用马粪纸这样的绝缘体制成的金字塔模型，其内部的空间产生着什么样的震荡，这种震荡又和地球磁场与刀刃之间有什么关系。最后，他得出一种假设，或称为一个定理：来自太阳的宇宙微波，通过聚集于塔内的地球磁场，活跃了模型内的震荡波，使刀片“脱水”变锋利。这种特性不局限于胡夫金字塔模型，其它形状和大小的金字塔模型也能对刀片产生同样的作用。他在申请专利权的报告中说，这种磨刀片器与胡夫法老本人毫无关系。金字塔状结构物内部的空间产生着一种自动的更新运动。金字塔空间产生的能量仅仅来自宇宙和地球的引力、电场、磁场和电磁场，它通过太阳发射的混合光线中看不见的射线起作用。在塔内空间激起的这股力量，能减轻由于多次刮胡子而引起刀口内部结构出现的毛病和变钝现象，但是，这股力量的影响仅仅局限于刀口变钝，而不是刀口所受到的外形损伤。因此，这种刀片必须是用上等的钢材制造的。一把刀片通常只能使用25一30次，但如果每次用毕后放在金字塔模型内24小时，那么，每次刮胡子后的钝化现象即可消除，刀片的使用寿命将会延长。 德鲍尔还说，金字塔内部的空间形状与空间内所进行的自然、化学、生物进程有关。如果我们使用某种几何图形作外形，那么这种外形就会加速或延缓它内部空间里的自然进程。这项发明虽然采用金字塔形，但其它形状的结构空间也可产生这种作用。此外，也可用其它绝缘体来制造这种结构物。为什么一定要用绝缘体呢?他解释说，微波可以穿透绝缘体，活跃模型内的震荡波，而导体则不行。 据说，德鲍尔所发明的“法老磨刀片器”在捷克商店里广泛地出售，人们习以为常地用它来磨刀片。这种磨刀片器在西欧、苏联、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很流行。德鲍尔声称，他收到几千封买主的来信，没有一个抱怨这种磨刀片器不灵的。 19T0年，德鲍尔与他人合著的《在铁幕背后的惊人发现》一书问世。书中汇集了他多年来研究“金字塔能”的全部论文。该书很快地被译成多种文字，开创了研究“金字塔能”的先河，在西方掀起了一股试验“金字塔能”的热潮。各种专业的学者和金字塔迷纷纷用马粪纸、塑料、木板、玻璃制作金字塔模型，对它的特性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有一些国家建立了“金字塔产品公司”，专门出售大大小小的金宇塔模型，供试验用。有关“金字塔能”的论文和著作大量地发表、出版。1973年，在美国的华盛顿成立了专门收集各国研究“金字塔能”成果的征集机构。在研究“金字塔能”的书籍中，比较出名的有《大金字塔的秘密》、《金字塔能》、《神秘的金字塔能》、《金字塔的心理动力》等。这些书大多介绍用金字塔及其它形状的模型进行的各种实验和各方面的“科研成果”。 一些科学家说，实验的结果表明，把肉食、蔬菜、水果、牛奶等放在金字塔模型内，可保持长期新鲜不腐。现在法国、意大利等国的一些乳制品公司已把这项实验成果运用于生产实践之中，采用金字塔形的塑料袋盛鲜牛奶。据说，比起其它的包装形式，金字塔形内的鲜牛奶存放时间最长。 把种子放在金字塔模型内，可加快出芽。断根的农作物栽在模型内的土壤里，可促其继续生长。金字塔形温室里的作物，生长快，产量高。有人建议，为提高葡萄的产量，增加它的含糖量，葡萄棚应搭成正方形，并使葡萄茎正对南北方向，以吸收更多的地磁。 把自来水放在金字塔模型内，24小时后取出，称之为“金字塔水”。这种水在塔里所获得的能源被“禁钢”在水分子之中，它有着许多神奇的功效，可放入冰箱或其它潮湿的地方，长期贮藏，以备不时之需。用“金字塔水”泡茶、煮咖啡、冲牛奶、制作清凉饮料，昧更醇；用它烧莱、熬汤，比用普通水昧道更鲜美；每天喝杯“金字塔水”能健胃，助消化，医治神经紊乱；用它洗脸，可使皮肤娇嫩；它能消淤止痛，减轻关节炎患者的痛楚，甚至治好关节炎；它对医治粉刺、黑痣、鸡眼、痈疽、疣肿等皮肤病也有一定的疗效；用“金字塔水”浇灌农作物，可促进作物的茁壮生长，提高产量；用它浇果树、蔬菜和花木，水果和蔬菜的滋味更佳，鲜花尤为缤纷馥郁；摘下的鲜花如插在盛“金字塔水”的花瓶里，可推迟凋谢，延长观赏的时间。 但是，最奇妙、最引人入胜的莫过于对人体的试验了。金字塔模型成了治疗许多疾病的医疗器械和无形的灵丹妙药。假若你想在工作时消除久坐的疲劳，保持旺盛的精力，你可以在你办公室的座椅下面放一个小金字塔模型；如果你晚上失眠或睡觉不踏实，就请你在床下放置一个模型；要是你的孩子夜里哭闹，扰得全家不宁，你把他放人金字塔模型内，他会立即安然入睡；假如你患有头痛、牙痛等病痛，或者高血压、疲劳和其它不适，你最好进人金字塔模型稍坐片刻，或者睡上一觉。它能止痛、降压、恢复人体的青春活力、延年益寿，等等。 金字塔形是一种简单的几何图形，其模型的制作和试验都很简便。据介绍，可采取底边长12厘米，棱长厘米，高8厘米或底边9厘米，棱长8．55厘米，高6厘米两种比例。模型的大小可根据被试验物情况，从8厘米至2．3米高。试验时一定要对准南北方向，不要把模型靠近墙壁、金属物和电器旁。 寻求谜底：所谓的“金字塔能”究竟有没有?它是怎样产生?又是如何引出上述种种神奇的效果?为什么它正好聚集于胡夫殡室的位置上，即塔高三分之一的地方?这是巧合，还是古人已掌握了这种能源?各国的金字塔信徒们正千方百计地寻求它的谜底。他们大多认为，“金字塔能”是当代科学还不能解释的“客观存在着的一种自然现象”。在这个前提下，有的人认为金字塔形状等于一个大镜头或电容器，里面积聚着无名的能源；有的人说金字塔形状能在其内部聚集宇宙射线、磁性震荡和某些未名的射线；有的人设想这种能源是由于某种宇宙的力量和地球引力相结合的产物；有的人推测金字塔形内部产生一种高频震荡，影响着人体的细胞和肌肉，使之处于最佳状态；有的人解释说，不仅是金字塔形状，各种形状和大小的构造物都会在其内部产生一种力场，一种能源。这种特殊的力场或与自然力场相互抵消，或增强或减弱自然力场。几年前，法国工程师杜拜尔在其《形状波》一书中强调指出，各种形状， 如圆锥形、球形、正方形、金字塔形，都能通过宇宙射线或阳光改变其内部的宇宙波。金字塔形并不是会在其内部空间产生特殊能场的唯一形状。杜拜尔还说，人的一生都是在各种形状的建筑物中度过的，从一种形状到另一种形状，譬如汽车、影剧院、住房等。他主张应研究建筑物形状对人体的影响，在设计建造房屋时选择对人们健康最有益的几何图形。杜拜尔认为球形和金字塔形的建筑物最有益于身心健康，这两种形状的病房能加速病情的好转。也有人认为圆柱状结构好处多。一些研究者认为，目前人类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正方形和长方形的建筑物中度过的，而这两种形状不能产生积极和特殊的能源，相反，它们可能产生某种消极的力场，阻隔和破坏周围有利于人类的自然力场。他们呼吁建筑师们认真考虑，在设计住房、办公室、病房等建筑时，改变因循守旧的传统的正方形和长方形形式，使人类得以在更符合身体健康、令人充满活力的建筑形状中工作和生活
国家/文明起始年代 古巴比伦：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250年之间 古埃及：公元前3500年 古希腊：公元前3000前～1100年之间 古印度：公元前2000年 中国：公元前2070年（第一个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朝 ）英国 1707年与苏格兰合并，改国名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美国 1776年7月4日发表独立宣言标志美国建国 法国 1792年 法国建立第一共和国 （不过现在是第六共和国）日本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 建立资本主义国家 印度 1947年8月15日，印度建国 澳大利亚 1788年1月26日 澳大利亚 1822年9月7日 巴西 1931年，加拿大在英联邦内获完全独立 1492年10月12日 西班牙 1640年6月10日取得独立 葡萄牙 1871 德国 （因二战而分裂，到1991年又统一）
“文明”一词，早在17、18世纪被欧洲启蒙学者提出来以后，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世纪美国学者摩尔根发表了《古代社会》一书，把人类历史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时代。1911年，西国埃及学家F·皮特里发表了《文明的革命》，反映了人们对古代文明的重视。20世纪前半叶，德国的斯宾格勒和英国的汤因比关于文化形态的文明论，尽管有其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但却足以引起人们对文明研究的兴趣。特别是古埃及文明作为最古老而又最悠久的文明之一，更具有典型意义。总结一下20世纪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主要成就，尤其是其发展趋势，将促进我们21世纪的古埃及文明及其他古代文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一、20世纪上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的开展古埃及文明是世界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一些早期的世界通史著作中都有所涉及，但在那时谈不上严格的专门研究。20世纪前半叶，对古埃及文明的研究不仅开始作为专门的领域展开，而且被纳入“近东”古文明的范围内。把“近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揭示了埃及在“近东”历史上的地位。1.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专门著作20世纪前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的重要著作有两部。第一部是G·E·史密斯的《古代埃及人和文明的起源》，初版于1911年。史密斯原本是解剖学家和人类学家，他把人类学与古埃及文明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发表了多部有关木乃伊和埃及文明史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古代埃及人和文明的起源》。其主要论点有二：一是文明起源于埃及；一是埃及文明的向外传播。在该书中，作者强调：“不再有任何疑问，文明的本质因素的确起源于埃及。”“事实上，埃及是文明的创造者。”“依据她对世界文明的实际贡献，埃及在人类学的殿堂中应该占有特别卓越的地位。”史密斯除了充分肯定文明起源于埃及以及埃及文明的重要地位外，还提出了一个关于埃及文明传播的理论或假说。传播论或扩散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些欧洲人类学家中相当流行。他们认为全世界的文化都是由一个中心或几个中心向外扩散的，但却完全忽略了文化扩散的其他因素。史密斯作为传播论的一个代表，一再强调埃及是最古老的文明，世界上的其他一切文明都是埃及传播或扩散的结果，至少是受到埃及文明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为人类学者，史密斯强调“种族的扩散源于东非”。不论阿拉伯人,南波斯人,或其他任何民族,他们的身体特征都非常类似于原始埃及人。[1]史密斯一再强调，西欧的“新石器文化……直接或间接起源于埃及，这一时期的石头制品模仿于埃及第6王朝以前的纪念物。”[2]在谈到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农业时，他认为，苏美尔人的灌溉农业是从埃及学来的。[3]涉及到人类的风俗习惯和艺术时，作者指出：“埃及作为文明的发明者，在形成信仰，风俗习惯和丧葬艺术中占据了支配地位。”[4]关于埃及文明传播的原因和传播的方式，史密斯认为，“对矿物诸如铜的搜寻变成了文明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对铜的经济价值的承认驱使埃及人到国外去找寻珍贵的矿物，进而变成了一种对矿藏的开发过程，于是埃及文明便被传播到了整个世界。”[5]此外，他还谈到了海员和移民活动在传播中的作用。按照史密斯的传播理论，我们可以绘制出一幅早期埃及文化传播的路线图，其中包括12条路线：以埃及为出发点，直接到克里特、叙利亚、南阿拉伯、苏美尔，印度等；以埃兰和土耳其为出发点的传播路线甚至远达中国。[6]作为20世纪初的传播学派中泛埃及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史密斯在“近东”文明之间、“近东”与欧洲文明之间的文明传播和影响的研究上，做出了贡献。30年代以后，该学派的影响逐渐衰微。原因就在于传播学派的泛埃及主义的偏激和武断，在专业史学家和埃及学家中少有市场，并遭到了他们的严厉批判，认为这种观点具有过分强烈的目的论色彩。一些学者甚至主张必须“抛弃中心和边缘的概念”，并用“人类文明多中心成长论”取代它。[7]20世纪上半叶，关于古埃及文明研究的第二部重要著作是A·摩赖的《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该书的法文原版出版于1926年，随后有英文、中文译本问世，并成为奥格登主编的《文明史》系列丛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是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论述古埃及文明的，所以作者在论述埃及社会生活与政治制度时，“均以宗教为枢纽。”[8]关于埃及王权，摩赖强调其神圣性。他用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埃及的王衔、国王的登基仪式和赛德节。但是他所使用的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些术语，特别是某些专业术语的“现代化”倾向，需要谨慎对待。例如，他认为，至第6王朝末期，专制主义演变为欧洲的封建制度；[9]中王国第12王朝至新王国第20王朝成为“国家社会主义”；[10]埃赫那吞改革之际，法老欲推行“帝国主义”等等。[11]尽管如此，《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一书以宗教与民俗为纲联系政治、艺术、文学，深刻阐述了古埃及文明之演进，给我们提供了一般历史著作少有的，丰富而有趣的内容。2.古代“近东”文明中的古埃及文明研究除了古埃及文明本身的专门研究外，作为“近东”文明一部分的古埃及文明的研究也开展起来。涉及“近东”文明研究的古埃及文明著作，至少可以举出3部重要著作。首先是法国学者A·摩赖与G·戴维合著的《从氏族到帝国：古代东方的上古期间社会组织》。该书出版于1923年，1926年被译成英文，1936年被译成中文，名为《近东古代史》。《从氏族到帝国》是奥格登主编的《文明史》系列丛书中的又一部力作，其主要内容和观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作者指出，文明的发源地在东南地中海地区，即从尼罗河到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4000年或更早些时间，在叙利亚或美索不达米亚没有人类的足迹存在，而此时，埃及人的历史已经开始。[12]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埃及文明的早熟性。其次，谈到埃及文明之形成，作者认为，青铜时代之工业的产生是文明形成的一个标志，而把语音符号与表意符号结合起来的文字的产生则是文明形成的另一个标志。[13]第三，关于国家之形成的问题，作者谈到埃及神王朝、荷鲁斯的追随者和美尼斯之统一。作者提供了一个埃及国家统一的模式：诺姆——两个王国——统一王国。[14]第四，关于埃及民族的来源，作者驳斥了前王朝时代亚洲民族入侵说，认为埃及人应属于地中海人种。[15]第五，作者认为，埃赫那吞在宗教政策上推行一神教就是帝国主义。[16]虽然这部著作中的某些提法并不完善确切，但是它仍不失为研究“近东”古代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此外，还有柴尔德的两部重要著作。柴尔德是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马克思主义者。他试图创立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观念，并用唯物主义解释历史发展的进程。他涉及“近东”古代史的代表著作是《远古东方新探》和《人类创造了自己》。《远古东方新探》初版于1934年，以后几经再版，并有法、俄文译本。这部著作以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文明为中心，连带论述了印度与欧洲文明的起源。就埃及早期文明而言，这是一部以考古学为依据系统论述史前埃及到文明形成时期历史的著作之一。其中值得强调的贡献是，作者把埃及史前文化分为巴达里文化—阿姆拉文化—格尔塞文化3个发展阶段。作者不仅做了考古学上的详细论述，而且根据考古资料，揭示了社会的贫富化、私有制和奴隶制的形成等问题。[17]关于一向多有争论的阿姆拉和格尔塞之间的文化是否中断的问题，作者认为，“没有明显的断绝。”[18]这部著作还涉及到了某些史学理论问题。有些学者常常把征服者的文化传播到被征服地说成是“民族迁移”，柴尔德反对这种迁移论，坚持了民族文化独立发展的基本理论。[19]尽管在埃及早期文明起源研究上，柴尔德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有些论述仍令人无法令人接受。例如，所谓“美索不达米亚的王权形式和国王安葬仪式，采用了埃及法老的君主制。”[20]他甚至以为纸草是由埃及人从苏美尔人那里“借用”的。他还强调带轮的车和陶轮是从苏美尔传到印度，又从印度传到西亚的奥伦特河地区的。[21]所有这些观点显示了他的“传播论”思想。事实上，文明之间的交往和影响是必然的，根本没有必要确定文明是以某个中心或某几个中心的文明向外传播和扩散的。在《远古东方新探》中，柴尔德首次论述了史前人类由食物采集经济到食物生产经济的转化，以及由于手工业和交易的产生而产生了城市文明这两大人类革命，即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柴尔德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人类创造了自己》，初版于1936年，以后修订，多次再版,中文译本名为《远古文化史》。这部著作的重点是论述“近东”的史前到文明时代的三大革命：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和人类知识的革命。柴尔德用了相当的篇幅说明了“食物采集者”的生产活动，和“食物生产经济”的概念。而从前者转变到后者，正是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耕、畜牧的演进。他把这种“变更人类经济”，使人类控制自己的食物补给的转变，称为第一次革命。[22]此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其次，关于城市革命的问题，柴尔德指出：“第二次革命，把许多自给自足的小农村，变成了人口众多的城市；这种城市，用较高级的工业和对外贸易来培养，而且正式形成了国家。”[23]最后，柴尔德提出了人类知识的革命，认为“文字和数学的起源与重量和度量的标准化，在时间上刚好与革命相符。”[24]在这里，柴尔德还特别提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25]柴尔德的由史前向文明过渡过程中的三次革命的学说，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其新石器时代革命一说，提出了疑义。美国学者布雷伍德甚至提出了用“农业革命”代替“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概念。二、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的扩展随着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进展，埃及文明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进一步引起人们的注意，出现了一大批著作。近半个世纪以来埃及文明的研究成就与特点主要有二：第一是把古埃及文明纳入更广泛的领域中从事研究，重新审视埃及文明的地位。所谓“更广泛的领域”，即在“近东”文明研究的基础上，扩大到地中海文明研究的新领域中，把埃及与希腊、罗马文明联系在一起，而且还要在全球化视野中评价古埃及文明。第二是在继续扩大埃及文明研究的新领域的同时，古埃及文明专门研究更加深入化，出现了一批别具特色的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专门著作。1.地中海文明新领域中的古埃及文明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作为世界文明中的重要一环，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此外，“地中海区域文明”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地中海区域文明”或是“地中海世界历史”，包括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克里特、希腊、罗马等地中海沿岸和岛屿上的一些文明。这个新视野的研究领域中，不仅对埃及、希腊和罗马等国家和地区进行个体研究，更重要的是把地中海周围的东方与西方国家连接在一起，把地中海区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区域内国家之间文明交往的研究，这是近半个世纪文明研究中的新课题。在这一方面，有两部著作特别值得注意。首先是C·弗里曼的《埃及、希腊和罗马：古代地中海文明》，1996年出版。弗里曼强调，把埃及、希腊和罗马放在一起，体现了3个文明之间的联系，这是现代学者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6]这本著作的主要特点和论点如下： 第一，把埃及与希腊罗马联系在一起，尽力提供对每个时期的主要事件的评论，同时强调文化和社会史的发展，并展示出作者的判断依据。[27]第二，内容包罗万象，不仅充分论述了3大文明的历史，有些章节还涉及到了“近东”、伊达拉里亚、克里特和波斯等，而且覆盖了每个文明区的经济、文化、宗教及历史背景。第三，强调“东方化”及其重大意义。如果说“希腊化”是人们的一种传统观念，那么“东方化”术语自1980年O·默里提出之后，就得到了广泛响应。弗里曼认为，所谓“东方化”乃是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希腊人和东方各民族之间交往的结果。古代“近东”的这些文明既不彼此孤立，也不与外部世界孤立。[28]作者认为，埃及融入了地中海世界，对希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于希腊而言，埃及是智慧的源泉，并且某些人相信，埃及是他们自己文明的发祥地。[29]但是，作者在强调“东方化”的同时，并未忽视希腊文化的本土性以及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并且提出，即使强大的罗马也受到了“东方的冲击”。罗马从东方战争中不仅带回了大量的战利品，而且还带回了丰富的东方文化。[30]第四，对古埃及文明史作了系统简要的叙述。在全书30章中，古埃及仅占了3章。作者正确地肯定了在公元前3100年统一国家产生之前，埃及人便已创建了文明。[31]他对希克索斯时代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那是“丰富埃及文化的时期”。[32]在总结埃及成就时，作者表示，尽管它是相对独立的，但不可避免地将对外部世界有一些影响。[33]应该说，作者关于埃及史的论述过于简略，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但是，把埃及作为地中海文明的一环，从整体上论述地中海文明，却是有价值的。第五，作者把古代地中海文明的下限定在公元600年，本书的最后两章标题是“新欧洲的产生，395-600”和“拜占庭帝国的演进”。弗里曼指出，传统罗马帝国历史到戴克里先时代便宣告终结，而这部著作则把罗马历史延长到戴克里先以后。作者采用了“后古典时代”的学说，选择了公元600年作为古代世界结束的日期。其所以这样做，也是为了展现罗马几个世纪的长期统治对西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34]但遗憾的是，作者对古埃及史的下限基本上维持了传统的作法，即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征服埃及，把随后的埃及历史看成希腊、罗马史的一部分。这表明作者仍然没有把古代埃及文明当成一个独立完整的体系，因而也就没有把古代埃及历史与罗马帝国新的结束时间统一起来。涉及地中海区域文明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伯纳尔的《黑色雅典娜》，全书共3卷，内容广泛，深奥，难以阅读，1987年在英国出版。从这部书的书名我们就可以看到埃及与希腊的联系。这部著作的出版有其特殊的学术和社会背景。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史密斯的埃及“传播论”随着英帝国主义的扩张而一度流行，那么20世纪下半叶则出现了非洲中心主义。这种学说最初是由非洲的美国人和非洲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在非洲中心主义者看来，古代埃及是黑非洲文明，埃及被认为是很多古典世界文化遗产的渊源。《黑色雅典娜》一出版，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同时也产生了激烈争论。在该书的开端，作者便交待了关于希腊史研究的古代模式和雅利安模式，然后作者又提出了一个“修正的模式”。《黑色雅典娜》集中论述了公元前2100—1100年之间的希腊文化借用古代埃及和利凡特文化的问题。关于“近东”对爱琴文化或埃及对希腊的不同时期的影响问题，伯纳尔划分了3个时期，分别作了具体的论述：第1次高潮可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对外进行了广泛的联系，其中包括克里特，可能还有欧洲大陆。克里特岛壁画上的公牛形象和希腊神话中的公牛的传说，都与埃及的公牛神孟图有关。[35]据说希腊底比斯城的废墟是尖顶的金字塔。底比斯的斯芬克斯传说也是众所周知的受到埃及影响的例证。爱琴海地区信奉的羊头神就是埃及的阿蒙神，因为在埃及宗教中羊是阿蒙神的一个形象。[36]传说中雅典的建立者凯克罗普斯是埃及人。[37]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埃及对希腊文明的影响。[38]古埃及对希腊影响的第2个高潮在希克索斯时期，这个时期，在宗教方面对希腊的影响集中于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塞东等神的崇拜上。作者认为，希克索斯人崇拜埃及的塞特神。在埃及神话中，赛特的职司等同于希腊的波塞东神，而雅典娜就是埃及的奈特神。[39]一般认为希腊语形成于公元前17—16世纪，它的印欧语系结构和基本词汇与非印欧语相联系。作者认为其中大部分词汇源于埃及语和西塞姆语，这恰好与埃及和西塞姆语族的征服，在希腊进行长时间的统治相吻合。[40]埃及对希腊影响的第3次高潮出现在公元前15世纪中叶的埃及的第18王朝时期。这一时期，埃及在“近东”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并接受来自爱琴海地区的贡品。公元前12世纪，多利安人入侵，他们的后继者—希腊古典时代的希腊人，被认为是埃及人和腓尼基人的后代。[41]此外，作者还提到在雅典、科林斯、底比斯等地建立了埃及的神庙和圣殿。埃及的宗教对罗马的影响，超过了希腊。在罗马，哈德良皇帝尤其信奉埃及神，他甚至试图把他最喜欢的安提诺斯神变成埃及神。[42]伯纳尔搜索了大量资料，证明希腊、罗马文明起源于非洲，特别是埃及，至少说明希腊罗马文明是在埃及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他所搜索的资料和有关论据有其一定的可信度，但也有些是牵强附会的。所以，这部著作也遭到了批评。无论如何，这部著作有其重要价值：针对欧洲中心论，提供了又一部批判性著作；同时打开了人们的眼界，重现了东方文明，特别是非洲文明的历史意义。2.“全球化”历史视野中的古埃及文明研究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1945年以后，世界已经进入全球一体化的新阶段。对于反映这个新形势的历史学的需要也显得越来越迫切了。[43]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其《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强调：“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线，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主要特征之一”。[44]巴勒克拉夫提出的“全球历史观”就是用全球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历史，[45]而不是“国别史的拼揍”，更不是以西方历史为中心，而是“研究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文明之间的差别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46]全球化历史观的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而且被巴勒克拉夫唯一推崇的，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著作。斯塔夫里阿诺斯是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他有多部著作涉及全球史，其中尤以《全球通史》为代表。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引言一开头就表明，这部世界史的主要特点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全球化视野之所以必要，其重要价值就在于：“要确认西方的历史和非西方的历史……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47]巴勒克拉夫对《全球通史》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部著作可以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相比拟。《全球通史》分为两册，本文就《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有关古代文明部分做以简短评述：第一，最早的文明在苏美尔，而不在尼罗河。约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已完成了向文明的过渡，而埃及文明起源于约公元前3000年。[48]第二，文明形成的标志是城市中心、国家的政治权力、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但是，作者强调，并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一切特征。“埃及文明和玛雅文明没有通常所说的城市。”[49]第三，古代文明有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克里特、印度和中国几种类型。[50]但是作者没有把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纳入古代文明类型中，令人费解。第四，埃及文明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但作者又强调“埃及人创造的文明决不是苏美尔文明的复制品，而有其自己的特色。[51]第五，埃及文明稳定和保守，但决不是静止的。[52]第六，希腊化时代东西文明“合二为一”，“它打破了历史上形成的东、西各自独立的模型”，人们首次想到“把整个文明世界当作一个单位”。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化”史观打破了传统的西欧中心论，给人们以崭新的视觉。在全球化视野下作者就古埃及文明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论点。但是，作者毕竟不是埃及学家，他关于埃及文明晚于苏美尔文明，形成于公元前3000年，埃及没有城市等看法还需进一步讨论。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出版前后，还有几部类似的世界文明史值得介绍。首先在美国广为流行的拉尔夫、伯恩斯等人的《世界文明史》，初版于1955年，先后修订，1991年出版了第8版。《世界文明史》的重要价值在于“世界整体”论。作者认为在通往文明进程中，所有民族彼此互惠；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越来越互相依赖；另外，他们负有共同的责任来确保人类和所有其他生物的存在。[53]尽管作者强调“文明”的最初根基在西南亚和北非，并提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影响，但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称为“寻求商业交往”[54]，当然是不合理的。另外，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称为“极权主义”，[55]显然是把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那么，在《世界文明史》中古埃及文明究竟占有什么地位呢?作者把埃及和苏美尔文明都称为最古老的文明，但是，在第5版和第8版中，埃及与苏美尔的章节排列颠倒，可以看出，作者后来的倾向性，就是美索不达米亚为“历史的第一章”。[56]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对埃及的文化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谈到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时，他非常谨慎地表示，那是“一种有保留的一神教”。[57]在全球化视野中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为A·汤因比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初版于1976年。这部著作从全球角度对世界文明史进行了“全景式考察”，描述了人类文明的区域类型，起源、发展演变过程，以及文明之间的交往。可以说，这部著作是汤因比《历史研究》一书所提出的“文明论”的具体化。在这部著作中，汤因比把整个世界历史分成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奥尔梅克文明、叙利亚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中美洲文明与安第斯文明、拜占廷文明、西方文明等共82章。汤因比的“文明中心”及其转移的论点，具有其重要的价值。他指出：公元15世纪，西欧人开始在文明中心发挥主导作用。在20世纪，主导作用转移到美国，但在关于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章节中，主导者可能从美洲转移到了东亚。[58]关于埃及文明的历史地位，作者把它看成是“第2个最古老的地域文明”。作者认为，苏美尔文明影响了法老文明，但又指出了埃及文明本身的个性。他说“象形文字干脆就是埃及人自己的发明。气势恢宏、规模巨大的石头建筑也是埃及本土的发明。埃及金字塔设计之完美，施工之精确，都是无与伦比的。[59]汤因比以“区域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为题，论述了苏美尔、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关系。在这里，他谈到，由于蛮族(希克索斯人)的入侵，“传统的内向性中便滋生出了好战的仇外心理”，结果，埃及人驱逐外来者，并且反击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60]所谓埃及人的“仇外心理”导致对西亚的战争并非确切，应该探讨其经济、政治和历史等多种社会背景。三、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专题研究的新成就在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领域不仅扩大，而且也有了更细微、更深入的多视角的探讨，出现了一批埃及早期文明的专著和系统全面的埃及文明史专著。1.别具特色的多视角研究埃及早期文明的专著随着考古学的进展，近年来埃及早期文明的成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有关埃及早期文明的专著，可以举出两部代表作。首先是B·J·特里格尔的《早期文明：环节中的古埃及》。这部著作是作者根据1992年4月间在开罗美国大学所作的《作为早期文明的古代埃及》的4个演讲稿撰写而成的。目的是鼓励埃及学家从事埃及与其他早期文明的比较研究，同时把古埃及的研究恢复到比较人类学的层面上来。作者曾经对6种早期文明作了比较研究，出发点是既考虑到古代埃及与其他早期文明相似方面，又要考虑到其独特的方面。[61]在谈到古埃及文明研究的几种理论与学说时，作者首先联系到人类学，他认为，人类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文化相对论，但长期坚持“历史单一主义”(Historical Particularism)。20世纪初，F·博厄斯就曾说过“每一文化都是其大部分偶然历史发展的一个独特的产物。”[62]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受社会人类学中的文化生态学和新世纪论趋势的鼓舞，放弃了传统的历史单一主义而开始更加关注人类行为中的多文化规律。在这个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文化生态学家J·斯图尔德。他的生态理论强调研究多文化中的共性，但却忽略了特性的重要。[63]此外，作者还谈到了“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的相关理论。这些观点在社会人类学家中获得了巨大影响，但许多考古学家相信，过程考古学家对科学与历史、进化与历史、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分是无成效的和误导的，因此应被抛弃。我们应该遵循的是较早一代的学者，如柴尔德、弗兰克福特和魏特夫等人的观点，既对早期文明的差别感兴趣，又对其类似之点感兴趣。[64]作者进一步指出，对早期文明特点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埃及，同时，古埃及的独特性对理解所有其他的早期文明同样是重要的。[65]页。
200万年前，人类进入打制石器的旧石器时代。 100万年前，人类掌握了火的使用技术。 2万年前，人类发明弓箭。 1万年前，人类进入定居农业社会。 前7000年，中国仰韶文化时期已有陶窑及模制的陶器。 前4241年，古埃及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历。 前4000年，埃及人已掌握陶器制造、冶金术、酒醋制造、颜料染色。 前2500年，埃及人用沙和苏打制取玻璃。 前2100年，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六十进位制、乘法表。 前2000年，埃及人发明十进制，整数和分数计算法，三角形和圆面积计算法，正方角锥体和锥台体积计算法；发明防腐剂以保存木乃伊。 前1950年，巴比伦人能解两个变量的一次和二次方程。 前1200年，中国用蚕丝织丝绢。 前1200年，中国殷商青铜（铜锡合金）冶铸技术已达成熟阶段。 前1066年-前221年，周朝。 前770-前476，春秋时代。 前770年，中国已会铸铁。 前722年，中国开始用干支记日。 前700年，管仲（前725-645）记载了磁石。 前7世纪，巴比伦人发现日月食循环的沙罗周期。 前611年，中国有彗星的最早记录，即后来的名的哈雷彗星。 前6世纪，希腊的泰勒斯（Thales，前625-547）发现琥珀摩擦生电，发现磁石吸铁现象。 前6世纪，希腊毕达哥拉斯证明了勾股定理，发现了无理数，提出了地球球形说，研究了音律。 前6世纪，印度人计算出2的平方根为。 前594年，希腊梭伦改革，确立民主政治，制定宪法，工商业兴起。 前551年，孔子诞生。 前5世纪，希腊的德谟克利特完成古代原子论，认为万物是由大小和质量不同、运动不息的原子组成。 前5世纪，中国的《周礼》中记载了用金属凹面镜从太阳取火的方法。 前475-前221，战国时代。 前462年，希腊巴门尼德、芝诺等埃利亚学派指出在运动和变化中的各种矛盾，提出了飞矢不动等有关时间、空间和数的芝诺悖论。 前400年，墨翟（前468-376）发现小孔成像。 前4世纪，希腊亚里士多德对数学、动物学等进行综合研究，在《天论》一书中提出了地球中心说。认识到声音是由空气运动产生的。发表《动物自然史》等书，记载有500多种动物，第一次把生物学置于广泛观察的基础之上。 前4世纪，希腊的菲洛劳斯提出中心火说，是日心说的萌芽。 前4世纪，中国的庄子（前369-286年）中记载了钻木取火的方法，提出了 “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竭”的观点。 前350年，中国战国时代的甘德、石申编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 前3世纪，希腊欧几里德发表 《几何原本》13卷。 前3世纪，希腊的阿基米德（Archimedes，前287-212）发现杠杆原理和浮力定律，发明阿基米德螺旋。韩非记载司南。 前285年，埃及国王托勒密2世即位，奖励保护学术。 前258年，希腊埃拉西斯特拉托最早从事比较解剖学和病理解剖学。 前250年，中国战国末年《韩非子》一书中有用“司南”识别南北的记载。 前245年，希腊的克达席布斯在埃及亚历山大发明压力泵、气枪等。 前230年，希腊的厄拉多塞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测定出地球的大小。 前221-前206，秦朝。 前221年，中国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其体制沿用到20世纪。 前206-公元220年，汉朝。 前2世纪，刘安（前179-122）著淮南子，记载用冰作透镜，用反射镜作潜望镜。 前2世纪，中国西汉用丝麻纤维纸。 1世纪，希腊希龙（Hero，62-150）发明蒸汽旋转器和热空气推动的转动机，这是蒸汽涡轮机和热气涡轮机的萌芽。发明虹吸管。 1世纪，罗马普利尼的百科全书《博物学》问世。 1世纪，中国的《汉书》记载尖端放电。 100年，希腊尼寇马写《算术引论》一书，此后算术开始成为独立学科。 105年，中国东汉时蔡伦造纸。 132年，中国东汉时张衡发明世界上第一个测量地震的仪器地动仪。 2世纪，希腊托勒密运用圆锥、圆筒等方法绘制地球，建立了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体系。发现大气折射。已知道中国。 220-581年，三国两晋南北朝。 3世纪初，中国汉末华佗发明麻醉剂麻沸散用于外科手术。 3世纪，中国魏晋时期的刘徽提出割圆术，得圆周率为 。 5世纪，中国南北朝时南朝的祖冲之（429-500）算出圆周率的值到小数点后第七位，比西方人早1000多年。 581-618年，隋朝。 6世纪，中国北魏时贾思勰写《齐民要术》，在世界农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618-907，唐朝唐太宗。 7世纪，中国唐朝已采用刻板印刷。 725年，中国南宫说等人实测子午线的长度。 8世纪，中国造纸术传入西方，阿拉伯炼金术获得发展，制出了硫酸、硝酸、王水等，为向化学过渡准备了条件。 9世纪，中国唐朝的炼丹士发明火药。 9世纪，阿拉伯花剌子模发表《印度计数算法》，使西欧人熟悉了十进位制，他也是代数学的奠基人，阿拉伯阿尔·拉兹写成《医学集成》，被后人认为是医疗化学的先驱。 9世纪，中国唐朝的炼丹士发明了火药，这是化学能转化为热能的重大发现。 10世纪，阿拉伯伊本·西拿写成《医学经典》，对以后6个世纪影响很深。 10世纪，中国宋代发明了胆矾溶液浸铜法生产铜，这是水法冶金术的开始。 960-1279年，宋朝。 理性与信仰 理性的考验 卷八 路易十四时代 路易十四与法国 英伦、欧陆的兴革文艺复兴总述 文艺复兴在意大利 文艺复兴在罗马 文艺复兴在没落 卷六 宗教改革 从威克利夫到路德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之余响 卷七 理性开始时代 理性的觉醒 理性与信仰 理性的考验 卷八 路易十四时代 路易十四与法国 英伦、欧陆的兴革 智识的探险 卷九 伏尔泰时代 伏尔泰与英国 伏尔泰时代的欧洲 伏尔泰思想与宗教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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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与民族性——论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庞中英从“全球同质性”谈起最近两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关于“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的讨论不断增加，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各国经济和社会在治理上的共同性，具体而言，全球化力量难容诸如“东亚模式”这些体现特殊性和差异性的东西，原因归之于全球化的本性，即它是一种同化力(assimilating force)。1998年，我在一篇英文论文中指出，中国已经创造了一种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发展模式。美国Portland州立大学一位匿名审稿人在评语中却针对这点问我质疑：“问题是，面对全球化的同化力量，中国将能够保持她自身的独特性吗？”实际上，这是一个涉及到如何理解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到最后，我虽仔细考虑了这位美国学者的问题，但还是无法在修改过的那篇叫做《全球化与中国：中国对亚洲经济危机的反应》1论文中完全回答它。本文首先分析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然后讨论全球性的加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挑战。全球性在加强新西兰前总理穆尔(Mike Moore)为竞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一职，1998年发表了强烈主张自由贸易的《未来的简要历史：新千年的公民》一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穆尔在书中指出：属于精英阶层的商业人士、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不是与他们国内的选民和股东有更多的共性，相反是与其国际同行分享着很多的共性，也就是说，全球的精英阶层在各方面都很近似2。这是穆尔称之为的一种“民主赤字”( democratic deficit)问题。在评论所谓“普遍文明”时，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所谓“达沃斯文化”：“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的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3亨廷顿在书中所谈是拥有共同知识文化但人数不到世界人口1%的全球性精英阶层与所谓“普遍文明”之间的关系。撇开穆尔和亨廷顿在他们各自的论述目的不谈，他们涉及的上述有趣事实不是从一个方面说明，在全球范围内一个具有同质性的社会阶层在不断发展壮大吗？那么，全球性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全球性4指一个世界体系内的同质性(homogeneity)或者共同性，它来自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性不是什么新东西，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在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当时，“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我们都非常熟悉这句话。不仅如此，在制度和技术层面，大到象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样的适应全球化的国家组织形式，小到繁杂的国际技术、产品统一标准，世界经济的发展总是带来越来越多的全球共同因素。今天，全球性又有其新的内容，那就是它的步伐和范围完全及于全球，而且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强。“全球化，…，照任何情形，不仅，或者甚至主要是指经济的相互依存，而且也是指我们生活其中的时间与空间之巨变”。5所以，全球性不仅体现在全球性经济方面，“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象”6，市场经济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接受的配置经济资源的方式，资本的国际流动几乎畅通无阻。而且，在其它所有领域，全球性都是明显的事实：在政治方面，民主化在全球范围不断发展，虽然西方和非西方在民主的本质和方式上存在分歧；在法律和规则方面，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体制在调节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价值观方面，西方和非西方都承认人权、民主、自由、生态等价值观的普遍性，但又存在着许多分歧，不管如何，全球性的道德观和价值标准在逐步确立。全球性的加强是否意味着民族性的弱化？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全球性的加强确实对世界上民族国家构成基本的重大挑战，这是从上面对民族国家权力的打击（另一方面，地方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自治力量迫使国家不得不下放权力）。这里只举两个例子说明全球性对民族性的影响。现在，“几乎每一个国家，工人的税收负担都在增加，同时资本的税收负担则在锐减。”7因为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而劳动则缺少流动性，民族国家因为资本的逃税而焦头烂额，丧失了越来越多的控制能力。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国家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在欧洲，主要是高度体现民族性和国家的作用的“福利国家”制度受到全球化的沉重打击，财政压力迫使政府一再减少社会项目支出，两位数字的高失业率几成无法治愈的慢性顽症。而在发展中国家，本来就严重缺少社会安全保障，一遇到金融、经济危机，千百万劳动大军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化，亚洲和拉丁美洲最近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充分说明这一点。另一个例子是，从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多边干涉呈现上升势头，直到最近的北约对南斯拉夫战争，此种发展无疑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原则、民族自决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都构成空前的挑战和压力。多边国际干涉主义认为，在一个全球化（包括人权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一国的内部事务已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挑战，不是孤立事件。关于民族国家受到全球化削弱的问题，已经有许多论述，本文不再论述。问题在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并不等于不少人宣称的那样，是什么“民族国家终结”（the end of nation-state）、“主权终结”（the end of sovereignty）。确实，民族国家主权已不再象过去那样至高无上，它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参加普遍的国际合作，在许多关键的领域民族国家自愿或权衡再三交出不少主权，相应地，传统的民族文化和认同也因为全球化的冲击而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仍然握有重大的基本权力，是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中最重要的一类角色。人们往往忽视的一点是，民族国家不可能是全球化的被动消极角色，而更多的则是主动积极的参加者，无论那种类型的民族国家，今天不都是在说正在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吗？“人们经常把全球化说成是好象为一种自然力量，其实它不是。国家，公司和其它集团都在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进展。”8不仅如此，在少数情况下，就具体国家而言，某些国家，主要是大国和超级大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塑造者，虽然在一些方面它们同样受到全球化的压力，特别是全球化产生的问题之挑战，但总体看，全球化反而使这些民族国家的利益和特性得到更大程度的伸张。最具体和有力的例子是美国。这里，在美国的全球主义者看来，全球化等于“美国化”，而世界具有的全球性在某种程度上几乎等同于这个世界的“美国性”。美国借自己在经济、金融、技术、军事和文化上的超级实力地位，要求其它国家拥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且告诉全世界，如果你不这样，那么你将注定陷入边缘化和贫困化，因为全球化被规定为经济增长的唯一道路。9看来，全球化和全球性不过都是问题的表面，而非其实质。以下是几个支持这个论点的材料：（1） 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全球化确实突破了国界线和民族国家与主权的藩篱，但全球化的中心功能（即在经济活动中从经济意义上使领土“非国家化”，使主权“分散化”，而在法律制度上又使它“国家化”）是集中在高度发达国家领土之内的，这些功能的集中点是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全球化所要求的“非管制”的跨国法律制度是从西方的经济概念中发展而来，所谓“国际的”、“跨国的”等等事实上是美国化（即所谓“国家化”）的一种形式。10（2） 分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的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可以认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其民族性本质。虽然这项研究仅以计算机硬盘产业的全球化生产为例，但它指出，虽然公司产品的组装、零部件的生产和雇佣的工人等经济活动已经全球化，但跨国公司的美国性却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因为公司仍然在本国进行研究与开发（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增值链的最核心部分），其支付的工资的主体仍在国内，至于利润分配更加没有改变公司的民族国家性。11（3） 美国总统克林顿讲得更清楚：“某些人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互相依赖视为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威胁。但事实几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响不断加强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正是美国公司。当世界其它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国工人制造的美国产品。”12当前，金融危机后，美国诱导、支持甚至压迫拉丁美洲国家实行货币美元化，很明显是为了这种扩张美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当代全球化的美国性质。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统一不管那种情况，其实，全球性没有也不可能消灭民族性，因为它们之间构成矛盾的统一，在全球性中有民族性，而在民族性中有全球性。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反映。全球性发展一方面是对民族性的否定，但另一方面又在加强民族性，往往后者更加突出。全球性与民族性同时并存，在一些方面，全球性确实弱化了民族性，这是许多论者都充分注意到的事实；但在另一些方面，全球性则加强了民族性，而且越是全球性加强，民族性也同时加强甚至更强，这是许多论者，特别是全球化的大力主张者没有强调、甚至是忽略的。最近几年，从墨西哥到泰国，从马来西亚到印尼，从俄罗斯到巴西，一系列的严重金融危机反映出来的最本质问题不是别的，而是全球化过程中深刻的全球性与民族性矛盾。上面提到了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命题，一些西方评论家在金融危机后对此大加发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在治理方面差别很大的标准和政治体制不能与全球化，以及一种方式和道德的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 of styles and ethics)日益增加的预期共存”。如果发生金融危机国家不能接受全球化而是搞出另外的替代方案或者不根本参加全球化，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全球政治逻辑，即西方和非西方的紧张势所难免。13也许正是同样的思考方式，本文一开头提到的那位美国匿名评论人才质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因为在他看来，不能忽视全球化的社会-政治方面，金融危机后，东亚大多数国家不得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与全球化接轨，于是，更加清楚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全球共同性”差别日益明显。资本主义的使命就是创造一种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历经几百年、特别是20世纪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使命接近于基本完成。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全球性并非今天才有，而是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体系发展的结果。按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观点，这个体系“发端于欧洲的部分地区，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它一些地带也纳入其中，直至覆盖了全球”14。今天，如果有人想要消除全球性，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从根本上讲，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并非排除民族性，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利用民族和民族国家这样的东西开展全球扩张，资本主义“需要强化国家机构”15。“在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中，没有国家的帮助，就不可能建立垄断或某种类似垄断的东西…资本主义并不独立于国家”。16直到现在，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管全球化如何发展，如果它没有达到真正的“世界大同”、全球民主，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的民族性由于全球化而消失了，否则将因为学术上的幼稚性而犯严重的错误。另一方面，全球性越是充满了先进民族主导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性，后进民族就不可能放弃“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即对这种已经深深打上先进的民族的民族性的全球化作出深刻反应，进而卷入世界体系，这样，世界体系就变成一个十分复杂的充满民族性的多元组合。全球化论者经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本来就是揭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之间谜一般的矛盾特性的。以下我也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当然不是为了老生常谈，而是为了说明问题之所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7今天，国内外研究全球化问题的许多学者，如果不是孤陋寡闻或者不对马克思本人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话，几乎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全球化理论的先驱，最早预见到今天我们完全看清楚了的“全球化”趋势，只是他们没有使用“全球化”的概念而已。问题的重要性还不仅在此，而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指出尚不为人们注意分析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本文的中心论题紧密相关：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在扩张成为全球社会关系，建立、发展和膨胀了世界市场，不断地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同时，它也造就了各民族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间关系体系。换句话说，他们所讲的“所有民族的全面、普遍相互依赖(intercourse in every direction, universal interdependence of nations)”意味着世界是国（民）际化的但还不是一体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包含着这样一对极为深刻的全球性矛盾运动：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奔走于全球各地”18，但是它又不得不生活在由于这种全球性行为造成的必然结果中，那就是各民族的相互依赖环境中，因为现在“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农民的和东方的民族为了生存都在竭力采用文明的、资产阶级的和西方民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果一个全新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诞生了，这个世界体系不仅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组织起来，而且其中的各民族及其国家复杂相互作用。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生产和消费世界性必然要求的后果的“政治的集中”，民族国家是全球化历史过程的必然产物，它在这个进程中同样也有其历史使命。20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由于两次非常巨大的事件受到影响和中断。一是1918年后俄国发生的政治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二是1945年后的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产生。当然，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与社会主义体系的兴起有很大关系。19苏联和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脱离西方国际经济体系，自成一体。新兴民族国家为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和文化认同，要伸张其国家主权，特别是经济主权，不能允许西方跨国公司任意任意利用其经济资源，不仅如此，新兴民族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但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却呈现了加速化的态势：1971年8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解体，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浮动汇率阶段，金融不稳定成为世界经济的典型内在特征，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当代形式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20，然后，在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帮助下，资本流动越来越高速，规模巨大，跨越国界，远远脱离实体经济而全球化；西方国家成功应付了中东石油国家发起的两次大的“石油冲击”；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被西方国家“冷处理”，南北谈判举步不前，发展中国家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对北方的全面依赖加深；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逐步对西方开放；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其后苏联解体，原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不复存在，东欧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回归欧洲”，俄罗斯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今天，金融和技术的全球联系效应，固然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失去意义，但世界仍然划分为大大小小近200个领土主权单位，民族国家的存在与作用仍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事实，全球化似乎不同于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但它还难以完全逾越“民族国家间相互依存”的逻辑，民族国家在顽强地探索如何适应全球化加速的新世界环境，再造（reinvention）自身。结果，民族国家力量代表的民族性与全球化力量代表的全球性之间的矛盾运动还将继续下去。冷战结束、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巩固了其全球统治后，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更变成美国性与其它民族性之间的矛盾。世界和平与发展面对重大历史挑战全球性的加强和民族性遭到的空前挑战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深刻的持久影响。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繁荣与发展已经面对着空前的挑战。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性本质上排斥一切与自由市场不完全相同的反映民族性的发展模式，美国性排斥其它民族性，要求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都要拥抱全球化，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靠压制不同意见而开放市场”(opening markets by closing minds)21，而不顾发展中国家自民族独立以来一直在期盼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由于资本的高度全球流动性和劳动的高度不流动性，就是说，资本可以突破国家控制，劳动则很难跨国，资本可以宣称自己没有民族性，但劳动则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深刻悖论之一是它不敢让劳动也全球自由化，相反对劳动流动的限制恰恰是资本全球化需要的：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抛开本国劳动市场而到第三世界寻求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好处之一是逃脱掉它们在母国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发达国家存在着强大的来自劳工组织的反全球化力量的一个原因。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到世界各地配置资源而不让劳动自由流动，是因为，一旦劳动可以在世界范围自由流动，那么按照经济学的原则，劳动的价格将在世界范围内趋向均等，不可能再有可供跨国公司追逐的廉价劳动资源，从而势必降低其利润率。发展中国家国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战略推进发展，事实上已不可能。它们在内部不可能独立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要听命代表全球化势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来决定其经济政策；在外部要接受西方大国制定的世界经济规则。发展中国家对外部资源和市场的依赖使得它们不敢得罪跨国公司，相反要为跨国公司创造一切优惠条件以吸引外国投资者。不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问题从来都不是他们日程中的主要项目，让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才是他们的工作中心。强调这一点并非意味着“发展”就毫无出路可言，只是指出，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全球化的世界中要取得某种发展非常艰难，通过适应全球化还是能够找到生存和发展之道的。其次是世界和平面对的挑战。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同质性的扩大，不可避免地要带来各国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一国内部的问题往往有深刻的外部根源，同时也对外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而在政治、经济甚至安全上具有全球同质性的“全球共同体”的扩大，改变着和平的逻辑，全球同质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不可能变成战争，相反，全球同质性与非同质性之间则难以和平共处。冷战后，在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世界秩序的理论模式中，“全球化理论”和“民主和平理论”两种关系密切的理论最为引人注目，全球化理论要求加强全球同质性，而且为各种干涉主义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和基础（包括道德基础），而民主和平论则认为，非我同类，必要伐之。更深层次的对世界和平的挑战来自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是1945年前两次世界大战的最深刻教训之一。两次世界大战根源于此。所以，1945年战胜国吸取大战的教训，精心设计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它代表了一种全球力量与民族国家力量之间的妥协，布雷顿森林体系负责管理世界经济，特别是贸易正常和金融稳定，兼顾了多边自由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和民族国家的切身利益，而联合国则通过大国协商一致以维护世界和平。半个世纪的发展，资本的全球性力量越来越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资本的短期性、投机性行为远超过其长期性、战略性行为，投入投机经济的资本急剧过分膨胀，而投入实体经济的则在持续相对萎缩，这无异于世界繁荣建立在随时可以逝去的海市蜃楼上，世界和平处在空前危险中。亚洲金融危机后地区安全和地缘战略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欧美对南斯拉夫的战争表现出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死灰复燃，都说明，金融全球化的恶性发展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不是耸人听闻之谈。资本全球化一方面已使旧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受到致命侵蚀并趋于瓦解，另一方面，它又在强化一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美国和欧洲主导下的新世界秩序。因此，不受制约的资本全球性加强已经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危险。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中左翼社会政治势力倡导和实践“第三条道路政治学”(the third way politics)，它意识到资本统治的加强对世界和平和繁荣的危险性，力图通过协调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探索一条既不同于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又有别于国家干预主义的新中间道路，以再一次挽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蹈历史的覆辙。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更加感到这个世界要的不是重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全球化，因而迫切需要控制、降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形成负责 的全球性(responsible globality)，最终让全球化造福世界和平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1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就以“负责的全球性：管理全球化的影响”为主题。我理解，负责的全球性应是与民族性协调的全球性，这是真正的“第三条道路”的目标。但是，“第三条道路政治学”是否充分认识到这一关键点，并付诸行动，仍是一个未知数。21世纪的最主要课题当代世界是一个全球性与民族性共存的世界，不能忽视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互动，片面强调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面都是极其危险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全球主义和漠视相互依存世界性的民族主义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了世界和平和发展，我们要找到协调、平衡全球性和民族性的战略和方式。对民族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生存，如何做到这点？维护和实现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的最好办法不是别的，恰恰是适应而不是逃避全球化的环境，“通过相互依存达到独立”(the doctrine of independence through interdependence)22。这一点对象中国这样的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大国有着特殊的价值。对国际社会而言，应该认真总结20世纪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开展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真正让全球步上“第三条道路”，以协调全球性与民族性、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确保21世纪是一个新的和平与繁荣世纪。
一．逼近眼前的生死抉择 和平是人类最持久最朴实的追求。和平意味着生存的机会。人只有在和平的状态下才能正常从事一切有利于生存、发展的建设性活动，生命的尊严也只能在和平状态下才有条件得以普遍展现。然而对和平的持久追求本身也表明了人类长期被战争所伴随的不幸事实。 战争，是人类自己发明出来的最大灾难之一。无论战争因何而起，它都不仅是手执武器的人互相残杀，更是平民的无辜受难。战争造成的惨烈后果——生灵涂炭、村庄被焚毁、城市成废墟……——从来就是要由人民来承受的。对于人民来说，战争意味着动荡、恐怖和死亡阴影。但战争却总在发生，人民防不胜防。 在人类历史上，和平与战争犹如一对连体儿。一方面，战争手段的运用之普遍和经常，使它几乎成了人类一种常规活动。阿里斯托芬曾通过剧作《和平》发出感慨：“一直在将你期待，一直在将你找寻；非同寻常的期待，非同寻常的找寻。”这正是频繁的战争造成和平稀缺的一个佐证。另一方面，人们从未停止过创造和平局面的努力和在战争的间隙中创造生活的努力。在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中，是创造与毁灭的悲剧性交替。如果说过去这种悲剧性交替中，人类还可以在战争的间隙中重建生活，如今当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生化武器、核武器被发明出来，诱发战争的因素又愈益增加，核战呈一触即发之势，“生存还是毁灭”这个似乎过于形而上的问题已经逼近眼前，成了全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在毁灭性的核战阴云笼罩下，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存在于制止战争和争取持久稳定的和平的努力之中。 二．和平与反战的思想探索 战争使人类历尽苦难而期盼着和平。但持久稳定的和平有赖于许多条件。对战争这一横贯全部人类史、称得上人类常规的活动进行反省并对诱发战争的原因进行探究，有助于为和平创造条件的努力。 在人类思想史上，和平与战争是一对永恒主题，探究从来没有停止过，所涉内容，十分广泛。尤其人们熟知的那些杰出思想家深具人道主义精神，他们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但作为思想家，他们不是简单地赞颂和平谴责战争，而是致力于对战争根源的挖掘和对战争性质的剖析，致力于探索摆脱战争的可能性和持久和平得以实现的条件，阐释的思想对于我们理性地认识战争和争取和平有着重要启示。 1．战争根源探究 思想家们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多方面对战争根源作了探寻，揭示了贫穷与战争之间存在着联系，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冲突往往成为引发战争的因素，战争与人的攻击性和冒险精神，特别存在于某些人身上强烈的征服欲和野心有着关联。但我认为对战争根源所作的最重要探寻，是揭示了专制政体与战争的内在关系。这一思想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苏格拉底就指出专制僭主通过挑起战争使人民需要一个领袖。稍后，亚里士多德把专制政体判定为要靠战争来维系稳定的政体。十八世纪，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揭露了专制统治者和教权主义者为着权欲、为着征服、为着所谓主义把人民推入战祸的真相，并指出对外的战争和征服与对内的独裁专权相互支持这一事实。当代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则不约而同指出近现代一个事实：专制国家不仅屡屡到处挑起战争，而且彼此之间也经常爆发战争，哪怕意识形态相近甚或相同也难免兵戎相见，这与战争从未发生在民主国家之间呈耐人寻味的反差。这一反差对战争是专制政体的内在本性提供了颇为独特且有力的证据。 专制政体之成为战争根源，乃因作为这种政体特色而存在的专断权力在根本上处于无制约无制裁状态以及这种政体本质上的不正义和扩张、征服倾向。事实上，权力占有者对内的不义统治本身就酝酿着内战。对外，由于专制政体的权力来源、是否进行战争的抉择方式和取得战争经费的方式与共和政体判然有别，两种政体下民意的分量和人们生命的分量更是迥然不同，这使得战争决定如康德所指出的，在共和制下是最艰难的决定，但对专制者来说，却可以成为“全世界最不假思索的事情”。①所以，一旦实力具备或者以为实力具备，战争几乎是必然的选择。而对发动征服战争的人来说，战争可能带给他们的东西与带给人民的不一样。胜利带给他们的是财富、土地、荣耀和统治权的扩大，为取胜所必须付的代价却要由人民来支付；如果战败，战争发动者不必为后果负责，其惨烈后果将全部转嫁给人民，尽管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对是否进行战争表达意见；如果面临灭顶之灾，“绑架”整个国家作“人质”，甚至拉全体人民作陪葬——这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少见。专制体制下权力与责任之间荒唐的不对称决定了使战争永久化是形形色色的专制统治者的共性。 但专制制度成为战争根源还不仅在于上述原因，还在于这种制度具有把某些作为战争发生可能性的因素刺激、挑逗起来引向战争的倾向。其实，无论人性中固有的攻击好斗性、冒险性，还是某些人的野心和征服欲，或者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差异，都并不必然使人走向战争，它们都只是一些潜在的可能。但专制制度注定要把这些潜在可能变成现实的战争因素。因为这种制度既给了统治者凭借权力强制性驱赶人民上战场卖命从而使他们的野心和征服欲得以兑现的条件，又使他们可以利用欺、煽动和暴力思想的灌输使人性中原本可能通过富于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式释放的攻击性冒险性采取暴力的破坏性发泄方式。至于在不同种族、文化、信仰之间制造隔膜、挑起仇恨，加深误解和冲突，把差异变成战争的理由，更是专制国家惯用手法。 关于专制制度与战争的关系，专制制度导致战争是问题的一方面，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战争对民主国家的自由构成最大威胁。威胁不仅来自外部专制国的战争倾向，还因为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会破坏民主国家作为人民自由之制度性保障的权力平衡。这就是托克维尔指出的那种危险：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使参战的民主国家把对一切人的指挥权和对一切事物的管理权强制性地集中到行政当局。而一场持久的战争则势必把权力向行政当局集中的危险趋势固定下来。 战争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多侧面关系，提示了避免战争、实现持久和平的最重要思路。 2．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 要避免战争、争取和平，需对战争本身抱理性态度。为和平而谋划的思想家们并不一概反对战争，他们中不少人赞成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战争并为之辩护。最重要辩护是对战争作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区分。把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的，与对战争的谴责一样源远流长，而且不光众多思想家作这样的区分，一般民众也自发地倾向这种区分。尽管在“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的问题上分歧重重，但人类还是逐渐取得一些基本共识，如：侵略战争、征服战争，出自压迫、掠夺目的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基于自卫，为保卫和平和家园、为了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杰出的思想者就战争问题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所作的是非辨析推动了基本共识的形成。从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开始达百年之久的希波战争，对希腊人来说，不仅是反抗侵略，而且是一场为着捍卫自己的城邦制而与强大的专制帝国进行的殊死斗争。斗争的胜利使希腊的独立城邦幸存下来，并创造了对全人类影响深远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基于这双重的正义性，希腊哲学家、诗人们，包括深刻揭露了战争残酷性的三大悲剧诗人无不引以自豪并为之辩护。即使反战立场最鲜明，以一系列喜剧鞭挞讽刺愚弄人民、鼓吹城邦之间内战的政客的诗人阿里斯托芬也对希波战争中抗击波斯入侵者的勇士大加赞扬。世界各大宗教创立者都反对战争，但也认肯了自卫的权利，尤其基督教一些著名神学家，如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他们都对这类权利作过有力论证。阿奎那不仅从战争理由、目的等方面梳理了使一场战争具有正义性的条件，还通过指出暴君在臣民中制造倾轧和纷争是犯了严重的叛乱罪，为推翻暴政的行动作了辩护。在十七世纪思想家洛克眼里，战争状态是一种敌对和毁灭的状态，这种看法表明了对战争的反感，但他同时坚决反对为了和平让无辜者乖乖地任人施暴。在他看来，这种由强暴和掠夺构成的和平无异于要民众充当驯顺的羔羊，不加抵抗地听任豺狼咬断自己的喉咙。人道主义者雨果主张以博爱促进和平，向往不再有持剑的士兵、不再有国界，整个宇宙为一家的和平前景。但他坚定表示，决不要低头屈膝的和平、专制下的和平、王朝下的和平。1869年的洛桑和平大会上，雨果提出和平的首要条件是解放，并认为为此“也许还需要最后一次战争”。二十世纪初，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就日益逼近的战争对社会党人提出了双重任务：当战火还只是遥远的威胁时，应该用斗争来防止战争，但危急时刻就应该发动捍卫民族独立的战争。至于投入正义战争的必要性，爱因斯坦以反纳粹的战争为例作了透彻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