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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美育思想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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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美育思想研究论文

从古希腊时代开始,西方美术 教育 就崇尚“自由教育”追求真实的色彩。在中国偏重于主观意识,讲究意境。纵观中西方美术教育的发展过程,无论是 文化 差异还是教育思想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论中西方美术教育差异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从发展过程比较中西方美术教育》

摘 要:从古希腊时代开始,西方美术教育就崇尚“自由教育”追求真实的色彩。在中国偏重于主观意识,讲究意境。纵观中西方美术教育的发展过程,无论是文化差异还是教育思想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采用比较的 学习 方法 能更直观的从中领略中西方美术教育的魅力。

关键词:发展过程;美术教育;比较

在《大不列颠 百科 全书》中,对美术的定义是非功利主义的视觉艺术,或主要与美的创造有关的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美术囊括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在我国,我们对美术的理解也已经由传统的绘画扩大到包括绘画、雕塑、设计、工艺等门类。美术教育是以美术作为载体的,随着美术的概念在不断的扩张,那老师和学生也得需要在满足自我发展或社会需求的同时,有计划的提高美术技能。

一、西方美术教育发展过程

在西方,美术教育从古希腊时代就存在着一种理想化的方式――“自由教育”,从小培养 儿童 对美的认识,促进他们身心健康。这种非功利目的的教育方式,作为一种美育手段,对儿童的自身成长有很大帮助。到了中世纪这个充斥着宗教神权的时期,传教士在宣传宗教的同时,美术也随之成为一种很好的传教工具。美术教育得到重大意义的转型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具有知识含量的专业美术学院应运而生,如达芬奇学院,弗洛伦萨绘画学院等,这些学院的教育方式不仅继承了古希腊时期全面性的美术教育方式,并且进一步加强了学生技能,素养等方面。19世纪,工业革命爆发,不仅带动了工业发展,而且带动了美术教育的发展。由于工人阶级的审美水平有限,所生产的产品销量受到阻滞。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在培养审美教育的同时,美术教育得到很大范围的普及。20世纪的美术教育已经不再仅限于绘画技能方面,这时产生了更深层次的艺术教学理论,进步主义教育思想也在学校的地位得到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美术教育的思想更加多样化,在不断改善教育方式同时,把美术教育推向较稳定的阶段。

二、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过程

在中国的古代,由于美术教育对象不同也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其一,提高个人素养的贵族。一般采用拜师学艺或私塾师授的方式。在美术教育的过程中,临摹是最主要的学习方法,在临摹至具有基本技能后逐渐形成自己的画风。其二,以美术为生存方式的工艺者。这类的美术学习中囊括的知识面很广,技巧性很强,大都是采取族内传承或者拜师的教育方式。这两种不同的传统的美术教育模式,对中国的美术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洋务运动之后,美术教育逐渐以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出现在历史舞台上。1902年清政府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中规定学堂开设图画等课程,标志着美术教育渐渐走入学校。此后,在以培养师资为目的的师范学校也开设图画手工科。在辛亥革命后,上海 国画 美术院成立,这标志着中国美术逐渐踏上专业美术教育的路程。在此后本着用教育方式来救国的一批新青年,留洋后回国,他们把西方美术和日本美术带回了中国,专业美术迅速发展。近代的美术教育也开始延续古代传统美术的教育方式,实用技能教育和审美教育并行前进。现代学校美术教育在“”期间受到重创,但是社会美术却异常活跃。漫画也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得到很好的发展。在_粉碎后,学校教育恢复正常,图画课也改名为美术课,打破了原来图画课的局限性。在教育部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美术教育逐渐成为学生基本素质的一部分。

中西方的文化虽然存在着差异,但是美术教育的发展都走上了正轨。当代社会的美术处于一种多元化的状态,在主流和非主流教育中,美术或多或少得会受到影响。从整个美术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应该有意识的去认识和分析,影响美术教育发展的因素。

三、文化差异因素

中国古代哲学家主张中庸思想,强调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美术教育符合中国的传统思想,注重陶冶情操,用绘画等表达内心的思想世界。多数作品将篆刻、书法和绘画相互呼应,创造中国画的形式美和意境,具有独特的表现力,充满浪漫主义的思想,更丰富的抒发内心的情感,更形象的表现高尚品德。这 种植 根于中国民族性的思想和文化对美术教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西方的美术教育却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世纪的神学思想提倡压制思想,抵制异教文化。在____的兴起后,摧毁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建筑、绘画等文物。西方美术教育的发展在这种神学思想的影响下,画家的思想受到控制,继而培养了一批画神像的工匠。在西方美术中,油画是常见的画种,用颜料在特制的布和板上完成。作品追求的是色彩丰富和真实感,注重科学和逻辑,且多以人和神为创作范围。中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也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想模式。

四、教育思想因素

不同文化差异,必然存在着一些不同的教育思想。在西方,德国美学家席勒最早提出“美育”的概念,他把古希腊和近代社会相比较,让人们感受到古希腊时期的人格解放,来实现人性的改造。席勒的思想让美育具有独立的地位,让美育产生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对于具有悠久美术教育史的中国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中国,蔡元培把席勒和中国美育结合在一起,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与教育,以陶冶感情为目的者也。”1他强调了陶冶情操的重要性。蔡元培及其他的美育思想体系把美育与科学放在同等高度上,并且在五四运动前,提出“文化进步的国民,既要实施科学教育,又要普及美术教育”。在王国维,蔡元培、鲁迅等人的推动下,才形成了现在两种美术教育思想,即实用和审美教育。他们以独特的美术教育思想,才慢慢推开中国美术教育阴霾的天空。

五、社会经济因素

中国的美术教育从受众群体来看就已经注定了经济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发展模式的差别。在西方,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科技在社会经济中所占比例逐渐扩大。由于工人审美水平有限,导致产品销量受到阻滞。在普及美术教育后,不仅增大了产品的销量,而且促进了美术教育的发展。在信息时代的现代环境里,无形中人们慢慢的接受这种大众化的美术普及教育。

另外,美术教育的发展,还会受到国家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影响。

比较是一种直接明了的学习方法,在比较过程中较直观的体现各自在美术教育上所持的观点,较明智的分析各自的优势和劣势。西方的美术教育思想的模式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但是我们并不需要抄袭西方的教育思想。中国美术教育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着,逐渐趋向于多元化。美术教育在对发展历史因素不断 总结 过程中,针对现实社会的需要,吸取有利于中国美术发展的国外美术教育思想,不断的调整自己,争取做到传承和创新。

参考文献:

[1] 《蔡元培美学文选》第1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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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育并举的思想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1.提出背景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提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教育领域中封建教育的改革,然而,改革刚刚起步,只是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暂行规定,还缺乏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缺乏新的教育宗旨。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2.军国民教育清末由国外传出,蔡元培认为,他并不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教育,然而在中国,却是“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主要原因:(一)从国外环境看来,我国处于“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二)就国内情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可见,蔡元培主张军国民教育,是为了对外实行自卫,对内反对军人的强权统治,这在当时是进步的。3. 实利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他认为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武力,尤其是在财力。因此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 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4.公民道德教育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仅有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还不够,必须“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由此可见,蔡元培所提倡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主张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道德,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内容。蔡元培在提倡西方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时,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毋庸讳言,这种比附是牵强的,然而,他这样做,又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他又强调,吸收国外文化时“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并且“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5. 世界观的教育世界观的教育为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首创的,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它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进行世界观教育就在于培养人对现象世界持超然态度,对实体世界则抱积极进取态度,蔡元培的世界观教育,是建立在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下,然而,他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打破几千年思想专制统治的解放作用。6.美育教育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倡美育的“唯一的中坚任务”。他认为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于其特点,从他看来,人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存在的障碍不外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有人我,则于现象中有种种之界画,而与实体违。有营求则当其未遂,为无己之痛苦。及其既隧,为过量之要索,循于现象之中,而与实体隔。”因此,仕人我之见,泯营求之念便是从现象世界走向实体世界的关键,而美感教育的特性恰恰就在于此,他说在现象世界,人人都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不过这种情感随着人的离合、生死、祸福,利害等现象而改变,但美感教育,使人“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人进入这种境界则“已接触于实体世界观念矣”,后来在《以美育代替宗教说》一文中,他把美感教育这种特性说得更加明确:“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私念,以渐消沮者也。”正因为美育具有陶冶人的感情,使人的道德品质高尚纯洁的特性。因此蔡元培认为:“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蔡元培的美感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受到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他反复宣传美感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也显然是超阶级的、超现实的,过分夸大了美感教育的作用,主张在教育人对美感教育“应特别注重”,这些都是正确的。以上的五种教育,蔡元培认为尽管各自的作用不同,然而均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所必需的,是统一的整体所缺一不可的,同时他又指出,这五种教育并不是平分秋色,没有重点的,而必须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根本,“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诸者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的。但是,他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又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于超轶于政治两类,认为军国民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实利主义教于隶属于政治,而其他的超轶于政治,这种划分不科学。其次,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现世的幸福,而是为了达到那个“不可名言”,如果“不得不强为之名”则“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的实体世界。此外,他在阐述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问题时,也存在超阶级、超现实、牵强附会等弊病。二、大学教育思想在蔡元培整个教育体系中,大学教育思想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这同他重视高等教育密切相关,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高等教育是关键。因此,他说“自己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多参加点意见”,因此,他又较长时间主持北京大学,有丰富的大学教育实践经验。因而形成了颇有创建的比较系统的大学教育思想。1.关于大学性质的探讨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明确的向学生说明:“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如此强调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在当时是为了扭转学生上大学为做官的陈腐观念。当时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而对于学问则没有什么兴趣。蔡元培指出,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认为要改革旧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由于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的学问,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的文章,详列了三点理由: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2. 办学原则——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从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这一办学原则。他认为大学应该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是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要体现在对待学说和教员两方面,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待教员方面。蔡元培聘请教员,最重要的有无专门学问。只要由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就聘为教员。反之,如若学术水平低,则不管什么人,坚持辞退。而对于教员的政治见解,学术派别,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当然,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是主张对新旧思想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恰恰相反,其本意在于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化。3.学科设置——从偏重文理到沟通文理,废科设系关于大学学科设置,蔡元培的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最初,他从“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这一思想出发,主张“要偏重文理两科”。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进一步主张“学术分校”理由有两条:第一、文理两科,专署学里,其他各科偏重于致用;第二、文理两科,设有研究所,实验室等设备,如若遍设其他各科,就要增设病院,工场等,困难更大。主张学术分校,大学专设文理两科,显然是对民国元年“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见解的发展,目的是为了突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学理,在蔡元培看来,“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为“术”。学与术虽然关系密切,但学为基本,术为枝干。更可贵的是,蔡元培在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进一步主张“沟通文理”。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都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的归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简直无法以文、理科来区分。因此,他主张沟通文理,和为一科。1919年,北大进行改革,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4. 教学制度——选科制与沟通文理思想相连系 ,在教学制度上,蔡元培主张采用选科制,他认为这种制度使学生于专精之余,能够旁设种种有关系的学科,有利于打破学生“专己守残之偏见”,扩大知识面。有利于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对于实行选科制,蔡元培认为必须加强指导,为防止学生纯粹从兴趣出发,忽视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他强调学生所选的学科必须经教员审定,学生只有相对的选择,无绝对的选择,除必修课以外的学科,才有选择权。同时,他还指出,选科制只能行之于高等以上学校,普通教育只可采用选科精神,而不能行选科制。5.行政管理——教授治校实行教授治校,这是蔡元培关于大学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他主张教授治校,是为了建立民主的管理体制,防止校长主观专断,任意办事,这是他民主思想的反映。更主要的是为了依靠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管理学校。由此可见,民主精神和依靠专家,这是蔡元培教授治校主张的两根支柱,教授是学校教学与科研的主力,他们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蔡元培依靠他们来管理学校,这不仅彻底扭转了旧北大一切校务有校长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的状况,而且大大调动了教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现了民主办校的生动局面。综上所述,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和科学,目的是要把大学办成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中心,他不仅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如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沟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等等,至今对于我们办好社会主义大学,仍有一定意义。赞同17|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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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蔡元培教育思想的论文

教育部总长时期。提出“五育”教育。思想背景: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南京临时政府任命蔡元培为教育部总长。蔡元培于1912年2月间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第一,军国民教育——即体育,身体是德育、智育的物质基础。(背景:甲午战败,东亚病夫的称号,教育者认为失败原因和身体素质有很大关系,如吸鸦片等;加之清政府重文轻武的教育传统,导致国家被列强侵略,蔡元培希望在教育中加入军事教育,即强兵。因此,军国民教育是物质基础。)第二,实利主义教育——即智育(背景:蔡元培把实利主义教育,也就是经济发展当做富国强兵的手段,他认为除了要有军事实力,武力也更需要财力的支持。但是人民失业,国家贫穷,因此除强兵以外就是要富国。曾经考过一句话:“普通教育应该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第三,公民道德教育——即德育(背景:军事体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虽然是“强兵富国”之道,但是仅有两者还不够。如果仅有两者,则强兵富国不只不能受其利,反而会受其害。比如即使国富兵强,仍然会出现强凌弱,智欺愚等现象,应当提倡西方自由、民主和博爱的思想,即发展良好品德。因此,公民道德教育是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的根本和中心。)第四,世界观教育(背景:可以理解为价值观念,为什么提出呢?当时的年轻人因为连年战败,不再信仰传统文化,而去相信基督教等,比如列强大炮打过来,跪地祈求上天,非常愚昧。同时,蔡元培受康德哲学的影响,认为世界有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者,前者是实际存在的,即我们的现实实现,是由智育、德育和体育构成的,而后者是摆脱现实世界,完全超脱的自由的,是应当追求的精神世界。所以他认为即使有了经济、军事和道德,但这些都是现实世界获得的幸福,精神世界仍然是匮乏的,应当进行世界观教育。因此世界观教育的地位是将德智体三育合而为一,是其他各育的结合,是教育的最高境界,是教育的终极目的。)第五,美感教育——即美育。(背景:蔡元培认为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是辅助德育的。美育是实体世界和现象世界之间的桥梁,兼有二者的特点,通过美感教育可以净化人的心灵,实现世界观教育。因此在北大,蔡元培亲自开设《美学》课程,来提高中小学美育的地位,所以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将美育列入教育方针的人。)正因如此,他认为美感教育与宗教具有同等的性质和作用,但美育可以避免宗教的保守,于是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观点。

谈蔡元培以人为本伦理思想述略

论文关键词:蔡元塔 以人为本

论文摘要: 蔡元培是我国著名的革命家、家、思想家。他借鉴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理论精髓,结合中国的思想创造出自己的人本理论。他认为人道主义有广义、狭义之分,并引进了进化论的思想,认为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的本性所具有的,但又是不断运动进化的,这种进化是道德的进化,而道德则是价值论的实现者;推动道德由小己一一,人道主义不断进化的内在力量是人们追求道德价值永存的意识和意志。

蔡元培(1868-1940)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他一生学著作很多,伦理思想极为丰富,其特点是‘兼容而并包”。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从客观上讲,是由于他处于国弱民穷、内忧外患的艰难时期,为了救国图强,从英法到德美哲学,从康德、叔本华到杜威和罗素,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进化论到空想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加以吸收。从主观上说,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庸之道既是他的哲学方法论,也是他的治学方法。这种治学方法,长处是能集众家之长,补充、丰富和提高自己;短处则是博而杂乱,甚至自相矛盾。然而,仔细考察,笔者以为贯穿于其伦理思想始终的红线是人本思想。

一、借鉴资产阶级人本精髓,结合儒家思想创出自己的人本理论

蔡元培特别推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道主义。他在其《传略》中宣称:“孑民所谓公民道德,以法国革命时代所揭著之自由、平等、友爱为纲。”蔡元培对法国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并不是国回吞枣,而是按照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需要,经过消化改造,成为他自己的思想。

第一,在人道主义的涵义上,其独特见解为,人道主义有广狭两义:狭义就是专指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位,追求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特别是追求人类全体幸福的思想;广义则是以“‘凡识论’为标准”,即所谓宇宙万物以至人类都是“有识者”,都有“盲警的意志”。人道主义不仅关乎人类自身,而且还关乎宇宙万物。因此,他主张世界主义,反对狭隘主义;提倡蔬食主义,爱及禽兽。

第二,蔡元培注人了中国的传统思想。他认为:“所谓自由,非放悠自便之谓,乃谓正路既定,矢志弗渝,不为外界势力所征服。”自由就类似儒家的“义”。所谓平等,他认为“非均齐不相系属之谓,乃谓如分而与,易地皆然,不以片面方便害大公。”平等就相当于儒家的“恕”。而博爱,就是要“爱大’,相似于儒家的“仁”。这样一来,蔡元培把先秦儒学中“仁”、“义”、“恕”等观念所包含的人道因素引人到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中,使之适应中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并找到了它的根源和中国土壤,符合中华民族的社会特点,更易于和接受。

第三,蔡元培把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贯穿于其伦理思想的始终,他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他的首要纲领,统领各种人道主义的原则和规范,他根据人道主义精神,提出群体主义道德原则。这一原则包含三个层次:自他两利原则、利他主义原则和绝对利他原则。在国际关系上,他主张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提倡世界主义;在两性领域,他主张男女平等,友爱互助,婚姻自主,离婚自由;在道德教育匕,他主张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中心内容,造就全面人格的资产阶级新人;在道德修养上,他主张科学修养,克己博爱,达到人道主义的理想境界。

第四,蔡元培不仅把人道主义在抽象的人性论的基础上,而且还在人道主义中引进了进化论的思想。蔡元培同法国启蒙学者一样,认为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的本性所具有的,如他说:“人类本平等”,“抱不平之心,则人所皆有”,“人苟有亲仁之心”,“人生而有爱已爱他之心象”等等。同时,他认为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本兼有竞存与互助,互助是人类本性,是人道主义的自然基础。蔡元培把他的人道主义和进化论的互助主义融为一体,从而使他的人本理论独具特色,可称之为进化论的人本理论或互助论的人本理论。

二、从人本理论到道德进化论的升华

从进化论的人道主义出发,蔡元培看到,道德发于人的天性,但是它又是运动进化的。道德的进化,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描述为:小己一社会,人道主义。

蔡元培认为,小己是道德进化的最低阶段,从道德上对小己阶段进行价值判断应当具体分析。

(1)首先,他认为以自我之小己为最高价值的利己主义不能成为道德的最高目的和最终归宿,它违背人道主义精神。其次,他认为以他人之小己为最高价值的利他主义也不能成为道德的最高目的和最终归宿。因为第一,他人之小己的相加,其价值仍然等于他人之小己;第二,这种利他主义的前提和归宿,都是自我之小己。因此,这种利他主义实质上“不过利己论之扩充者耳。”

(2)他提出另有一种纯粹利他主义,其根源不在于以自我为目的而利他,而是出自人类天性,即人类天生具有的利他本性。对于这种利他主义,应当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评价。在主观上,应以人性为标准,凡是符合人性,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则有道德价值。在客观上,以社会贡献为标准,贡献愈大价值愈高。

(3)他认为,小己阶段的价值也应当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评价。在主观上,无论是自存、自利还是自成,都是从自我出发,追求个体幸福,因而“无所谓价值”。在客观上,“则对于最大之鹊的,而自有一种相当之价值。”自存、自利的价值,因局限于个体幸福,“皆不免随而消亡。”惟有自成,因利他,助进化,合人道,所以具有道德价值。“惟自成主义,则与人道主义之鹊的,相为关系焉。”这种道德评价的标准尽管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但在基本精神上仍不失其进步意义。

道德向前进化,由小己到。社会的道德价值,可分为公众幸福为目的,又能集中公众意志推动公众进化。社会的范围愈大,个体为社会进步和公众幸福作出的贡献就越大,道德价值也就愈高。尽管在社会阶段上,人们的道德价值要远胜于小己阶段,但是以社会为道德最高目的仍有局限。因为在社会范围内,道德价值不仅在空间上受到一国利害之限制,而且在时间上也受到国家谋划久远的制约,因此“社会之生命,在吾人意识中,仍不能不有制限也。”

既然社会也不为人们道德之最高目的,那么就必然向前进化,从而进人人道主义阶段。人道主义,不仅追求人类全体幸福,还要涉及宇宙万物。人道主义在空间上包揽一切,无边无际;在时间上无限久远,永无终极。因而,一切以人道主义为最高鹊的道德行为都具有永垂不朽之道德价值。“如是,则一切小已,虽推之无涯之远,无穷之久,而无不包括于此主义之中。吾人道德之行为,以是为鹊的,则庶乎所致力者,永远无消歇之顾虑矣。”然而,人道主义的大鹊的,在实际上是永远也达不到的。因为第一,人道主义在时空上是无限的。第二,人道主义作为全世界共同之关系,必须合全世界而共同经营才能达到,但是,“人类所具之道德心,与其所处之地位,常不能一致。”第三,从历史上看,真正以人道主义为鹊的“而直接尽其达此鹊的之义务者,常旷世而一遇。”因而,人道主义之大鹊的,只是一种心目中的理想和信念。它只能逐渐接近而不能达到。这样一来,人道主义之大鹊的,是无法以理性和意志来把握的,而“止能以清感迎合之”。在蔡元培那里,理性的.形式是,意志之形式是学,情感的形式是。因此,人道主义这种最高道德价值的实现,只能通过美感来完成。因为“人道主义之最大阻力,为专己胜。美感之超脱而普遍,则专己胜之良也。”在蔡元培看来,任何伦理道德都关乎功利,唯有美感,一是超脱功利,全无利益之关系;二是人心所同;三是无鹊的之可指,而自有其赴的之作用;四是人哇所固有,而无待乎外砾。所以,人们要达到人道主义的道德境界,美感教育是唯一途径。

人道主义既然不能以知识概念来把握,只能凭借信仰和情感才能达到,这样,人道主义最后变成了神秘莫测的彼岸物,这无疑是深受康德等人影响的结果。蔡元培也和康德一样,把世界划分为现象和实体两部执然而,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是一个世界的两个方面,互为表里,其本质都是意志。实体世界有一个最高的盲警意志,主宰一切;现象世界有无法计量的、大小不一的、各有自己特性的意志。但是,“现象世界各各之意志,则以固向本体为最后之大鹊的。”实体世界是人类追求、信仰的最高理想境界,州门的精神只有最终超脱现实的一切,才能实现这种“人道主义”的鹊的。然而,他那个实体世界,由于客观上并不真实存在,因而他关于实体世界的描述也就不可避免地含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人道主义成为一种宗教物。当然,他的人道主义的宗教蒙昧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他主张“现世幸福,为不幸福之人类到达于实体世界之~种作用。”

无疑,蔡元培的人道主义中的这种矛盾,是基于其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哲学,如同他把世界的本质看作是意志一样,在伦理道德上,也把道德价值看作是主观意志的产物。“何谓价值?不外乎意识中悬一种之鹊的,而欲有以达之,事物之与意志及情感无关者,即无所谓价值……然则事物之价值,无不由主观之意志而发生,明也。”蔡元培虽看到了价值的主观性和相对性,但他把这种主观性和相对性过分夸大,从而否定了价值的客观性和绝对性,走上了唯心主义的道路。

正是从唯心主义出发,蔡元培把推动道德由小己一社会一人道主义不断进化的内在力量,看作是人们一种不断追求道德价值永存不来的意识和意志。这种意识和意志,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养成。在这种意识的推动下,人类不断自我超脱,从小己进而社会,再进而人道主义。他说:“然则吾人所超越小己之鹊的而擅于社会者,以为小己之意识,而于一时,不若社会之久远。以社会为道德行为之效果,仍不能不有一种消灭时期之意识,此又非吾人所能满意也,于是进而为人道主义之鹊的。”这样一来,他就把道德进化和发展的根源完全归结为人的意识和意志,从而过分地强调了人类自我完善的内在心理要求,掩盖了社会客观存在和社会状况对道德发展的决定性意义,使其道德论滑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成为一利!历史唯心主义的道德论。

三、一度的误入歧途难掩其革命家的光辉

蔡元培对人本思想的格外推崇,在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中国,对人们的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社会的进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他把人道主义视为道德发展的最高阶段,人类发展的最高理想,这在实际上,也和西欧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把一种抽象的、永恒的真理和正义当作一种社会理想。蔡元培一生也正是致力于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尽管他在主观上企图超越阶级的局限,追求进步,在客观上却常常无法做到这一点。这种阶级的局限,导致了他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一度走的歧途。但他终其一生追求进步,坚持反帝反封建的进步立场,为解放和民主的实现而斗争,则又与其人道主义分不开。

一.五育并举的思想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1.提出背景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提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教育领域中封建教育的改革,然而,改革刚刚起步,只是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暂行规定,还缺乏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缺乏新的教育宗旨。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2.军国民教育清末由国外传出,蔡元培认为,他并不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教育,然而在中国,却是“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主要原因:(一)从国外环境看来,我国处于“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二)就国内情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可见,蔡元培主张军国民教育,是为了对外实行自卫,对内反对军人的强权统治,这在当时是进步的。3. 实利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他认为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武力,尤其是在财力。因此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 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4.公民道德教育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仅有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还不够,必须“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由此可见,蔡元培所提倡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主张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道德,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内容。蔡元培在提倡西方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时,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毋庸讳言,这种比附是牵强的,然而,他这样做,又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他又强调,吸收国外文化时“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并且“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5. 世界观的教育世界观的教育为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首创的,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它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进行世界观教育就在于培养人对现象世界持超然态度,对实体世界则抱积极进取态度,蔡元培的世界观教育,是建立在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下,然而,他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打破几千年思想专制统治的解放作用。6.美育教育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倡美育的“唯一的中坚任务”。他认为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于其特点,从他看来,人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存在的障碍不外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有人我,则于现象中有种种之界画,而与实体违。有营求则当其未遂,为无己之痛苦。及其既隧,为过量之要索,循于现象之中,而与实体隔。”因此,仕人我之见,泯营求之念便是从现象世界走向实体世界的关键,而美感教育的特性恰恰就在于此,他说在现象世界,人人都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不过这种情感随着人的离合、生死、祸福,利害等现象而改变,但美感教育,使人“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人进入这种境界则“已接触于实体世界观念矣”,后来在《以美育代替宗教说》一文中,他把美感教育这种特性说得更加明确:“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私念,以渐消沮者也。”正因为美育具有陶冶人的感情,使人的道德品质高尚纯洁的特性。因此蔡元培认为:“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蔡元培的美感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受到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他反复宣传美感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也显然是超阶级的、超现实的,过分夸大了美感教育的作用,主张在教育人对美感教育“应特别注重”,这些都是正确的。以上的五种教育,蔡元培认为尽管各自的作用不同,然而均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所必需的,是统一的整体所缺一不可的,同时他又指出,这五种教育并不是平分秋色,没有重点的,而必须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根本,“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诸者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的。但是,他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又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于超轶于政治两类,认为军国民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实利主义教于隶属于政治,而其他的超轶于政治,这种划分不科学。其次,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现世的幸福,而是为了达到那个“不可名言”,如果“不得不强为之名”则“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的实体世界。此外,他在阐述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问题时,也存在超阶级、超现实、牵强附会等弊病。二、大学教育思想在蔡元培整个教育体系中,大学教育思想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这同他重视高等教育密切相关,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高等教育是关键。因此,他说“自己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多参加点意见”,因此,他又较长时间主持北京大学,有丰富的大学教育实践经验。因而形成了颇有创建的比较系统的大学教育思想。1.关于大学性质的探讨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明确的向学生说明:“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如此强调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在当时是为了扭转学生上大学为做官的陈腐观念。当时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而对于学问则没有什么兴趣。蔡元培指出,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认为要改革旧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由于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的学问,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的文章,详列了三点理由: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2. 办学原则——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从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这一办学原则。他认为大学应该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是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要体现在对待学说和教员两方面,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待教员方面。蔡元培聘请教员,最重要的有无专门学问。只要由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就聘为教员。反之,如若学术水平低,则不管什么人,坚持辞退。而对于教员的政治见解,学术派别,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当然,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是主张对新旧思想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恰恰相反,其本意在于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化。3.学科设置——从偏重文理到沟通文理,废科设系关于大学学科设置,蔡元培的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最初,他从“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这一思想出发,主张“要偏重文理两科”。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进一步主张“学术分校”理由有两条:第一、文理两科,专署学里,其他各科偏重于致用;第二、文理两科,设有研究所,实验室等设备,如若遍设其他各科,就要增设病院,工场等,困难更大。主张学术分校,大学专设文理两科,显然是对民国元年“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见解的发展,目的是为了突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学理,在蔡元培看来,“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为“术”。学与术虽然关系密切,但学为基本,术为枝干。更可贵的是,蔡元培在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进一步主张“沟通文理”。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都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的归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简直无法以文、理科来区分。因此,他主张沟通文理,和为一科。1919年,北大进行改革,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4. 教学制度——选科制与沟通文理思想相连系 ,在教学制度上,蔡元培主张采用选科制,他认为这种制度使学生于专精之余,能够旁设种种有关系的学科,有利于打破学生“专己守残之偏见”,扩大知识面。有利于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对于实行选科制,蔡元培认为必须加强指导,为防止学生纯粹从兴趣出发,忽视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他强调学生所选的学科必须经教员审定,学生只有相对的选择,无绝对的选择,除必修课以外的学科,才有选择权。同时,他还指出,选科制只能行之于高等以上学校,普通教育只可采用选科精神,而不能行选科制。5.行政管理——教授治校实行教授治校,这是蔡元培关于大学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他主张教授治校,是为了建立民主的管理体制,防止校长主观专断,任意办事,这是他民主思想的反映。更主要的是为了依靠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管理学校。由此可见,民主精神和依靠专家,这是蔡元培教授治校主张的两根支柱,教授是学校教学与科研的主力,他们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蔡元培依靠他们来管理学校,这不仅彻底扭转了旧北大一切校务有校长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的状况,而且大大调动了教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现了民主办校的生动局面。综上所述,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和科学,目的是要把大学办成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中心,他不仅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如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沟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等等,至今对于我们办好社会主义大学,仍有一定意义。

蔡元培美学文选写论文文献

浅析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美学要素初探

【论文关键词】教材 语文 教师美学要素

【论文摘 要】 美育对中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要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 语文 教师必须把握中学 语文 教材中的美学要素。本文认为, 从艺术风格方面去探讨,中学 语文 教材中的美学要素有雄浑之美、对称之美、悲怆之美、意象之美、柔婉之美、映衬之美、犷悍之美等。 我们的周围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高水平高质量的教师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基本保证,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的基本条件之一。作为教育实施者和主体的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去发现美、感受美。这就要求教师要具备一定的美学知识,在教学过程中时时贯穿美的教育,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充分利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影响学生,感染学生,培养学生美的理想、美的行为、美的一切。 一、雄浑之美 雄浑,即雄健浑厚,雄壮浩翰。[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由此可见,雄浑之美,历来是文学作品的美学特征之一。 “雄浑”之美是一种整体的美,而不是局部的美,如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雄浑的诗境有如一团自在运行的元气,浑然一体,不可分割,正象严羽所说:“气象混沌,不可句摘。”如王维《使至塞上 》,其中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联,写进入边塞后所看到的塞外奇特壮丽的风光,画面开阔,意境雄浑,近人王国维称之为“千古壮观”的名句。边疆沙漠,浩瀚无边,所以用了“大漠”的“大”字,凸现了大漠粗犷雄浑。无际无涯的大漠中,一缕烽火台上的孤烟,直上青天;长河似带,落日降临,异常浑圆, 一个“孤”字写出了景物的单调,紧接一个“直”字,却又表现了它的劲拔、坚毅之美。沙漠上没有山峦林木,那横贯其间的黄河,就非用一个“长”字不能表达诗人的感觉。 漠之大、烟之直、河之长、日之圆,四个元素浑然一体,营造出一种读者无法拒绝的、心灵沉醉的雄浑之美。 二、对称之美 人们在发现宇宙和大自然的和谐美的现象和规律时总会感到兴奋,赞叹“天道崇美”;见到精美的艺术品时,就会有愉悦感。而这种愉悦的情绪常常是由对称引起的。 对称是重要的美学要素,又分结构对称、功能对称、装饰对称等。对动物来说,结构对称是生存的需要,进化的结果。为了生存,左右结构必定对称,才能跑得快,飞得起来。功能对称是在结构对称的基础上叠加的功能,如左右眼图像的立体感和距离感,使它能够准确捕捉食物;左右耳的声音叠加,使它能躲避来犯之敌。 对称有虚实之分,实的对称可以用物理学对称操作讨论:物体相同部分有规律的重复;虚的对称是概念性的,如左旋、右旋。 三、悲怆之美 悲怆的极致是晋魏时期的作品,“建安风骨”的一个重要美学特征慷慨悲凉,这个历史时期的特征之一是频繁的改朝换代。从魏晋到南北朝,皇帝王朝不断更迭,社会上层争夺砍杀,政治斗争异常残酷。门阀士族的头面人物总要被卷进上层政治漩涡,名士们一批又一批地被送上刑场。何晏、 嵇 康、二陆、张华、潘岳、郭璞、刘 琨 、谢灵运、范晔……这些当时第一流的著名诗人、作家、哲学家,都是被杀戮害死的。应该说,这是一张相当惊人的名单,而这些人不过代表而已,远不完备。“广陵散于今绝矣”,“华亭鹤唳不可复闻”,留下来的总是这种痛苦悲哀的传闻故事。这些门阀贵族们就经常生活在这种既富贵安乐而又满怀忧祸的境地中,处在身不由己的.政治争夺之中。“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何晏),“心之忧矣,永啸长吟”( 嵇 康),是他们作品中经常流露的情绪。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使他们的人生慨叹夹杂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从而大大加重了分量。他们的“忧生之嗟”由于这种现实政治内容而更为严肃。从而,无论是顺应环境、保全性命,或者是寻求山水、安息精神,其中由于总藏存这种人生的忧恐、惊惧,情感实际是处在一种异常矛盾复杂的状态中。外表尽管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著人生,非常痛苦。这构成了魏晋作品悲怆的一面。向秀的《思旧赋》虽是刚开头就煞了尾,把受残酷政治迫害的痛楚哀伤曲折而强烈地抒发出来,大概从来没有像阮籍写得这样悲怆而美丽。 受其影响,唐宋时期的作品,更是将悲怆之情与家国命运联系在一起。 四、意象之美 所谓一草一木总关情。在中学 语文 教材的所选材料中,飞鸟虫鱼,风花雪月,都可能成为表达某种思想或者情绪的载体。这种载体就是所谓的意象。作为一种美学形态,意象通常是指以独特、完整的形象体系为基础,进而表现或暗示出一种超越这一形象体系的丰富、深 邃 的美学意境的表现方法。因此,其基本特征应是:首先它具有独特、完整的形象体系,而不是只有局部、甚至孤立的细节形象;第二,它应能表现或暗示出超越这一形象体系的深 邃 、丰富的美学意境。也就是说,它不能只是一个形象的简单比附、单向譬喻,而要有多义性的哲理内涵,应是具象与抽象的深层融合。 意象之所以美,就在于它承载了超出它本身的感情和观念,而又不把这种感情和观念表达的那么直白。 意象之美还在于,它为每个读者提供了不同的空间。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读者由于自身的经历、素养、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对作品中相同的意象可能做出不同的解读。因此,这个意象就愈发显得千姿百态,美不可言。 参考文献: [1]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2]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3]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

民俗风情,在旅游中作为人文景观的一个极为重要内容,以其美学风貌,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的核心在于人的美的昭示和显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开放、改革的近十几年来,我们又在如何开展民俗风情游、加强美育薰陶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很值得总结和发扬。本文围绕以上的三个问题,进行论述。 (一) 中国旅游的审美对象,一般依次排列有:山水风光、名胜古迹、民俗风情……等。民俗风情,次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排列老三,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是因为我国幅员十分广阔,地质地貌多样,名山大川遍布,山水美一直享有盛誉,列为榜首,理所当然。同时,我国又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璀璨无比的历代的文化遗产;帝王将相、名哲圣贤、道长高僧、文人雅士等在名山大川留下了众多的名胜古迹。所以,我一直坚持中国旅游中“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密不可分”的观点。如今要把“排行老三”单挑出来,改变传统的模式,开拓新的旅游领域和项目,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从旅游审美来看,民俗风情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等,在总体上是一致的,都是“全身心”的感官开放和接纳、高级的精神享受,都是动静结合的休闲、娱乐的活动。但是,民俗风情,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相比较,在旅游审美中,在其自身的特点: 第一、陌生新奇。 我国有五十五个民族组成一个大家庭,平等和睦,繁荣昌盛。就旅游资源的分布来看,五岳、佛教四大名山、道教四大名山,都在汉族居住地,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游,比山水风光游的开发、利用,更占优势。就国内旅游客源的组成来看,由于汉族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他们到汉族文化复盖的旅游风景区,与到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游览区相比,凭添了由新奇、神秘引起的陌生感,大有不到异域胜异域的感受。本来,旅游,就是生存和生活时空的一种移动或更换。由新奇、神秘引起的陌生感,相对于日常生活、工作的环境来说的。蔡元培曾揭示了人有一种“习久的心理”,“常住繁荣城市的人,一到乡村,觉得格外清幽。”(《蔡元培美学文选》,第172页)美在发现中得以开拓,又经过对照,变得更加强烈和新鲜。要知道人类不会倒退到旧石器时代,以良好环境能定居下来为满足了。游人的陌生新奇感,既可以扩大“新知”,又可以激起游兴。正如沈明编著《旅行》一书所指出的: 我国是个多民族地区,各民族都有着独具一格的诱人的习俗,到少数民族聚居区作风情旅游,了解那里的历史变迁、生活现状和风情民俗,采集那里的民间文艺珍品,直接感受特定的民族文化氛围,会对中华民族大家庭有着更为形象的知识。总之,旅游处处皆学问,只要留意学习,定会得益非浅。(广西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第二、参与亲切。 山水是自然物,古迹虽能“睹物思人”,毕竟是伴随着历史的回声,游人无法直接参与,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沟通。而民俗风情则不一样,它是一种多功能的群众性的活动,可以把游人裹夹进去,士农工商,全心投入,忘乎所以。如火把节的习俗,至今在我国西南十几个少数民族中广泛流传。节日那天,人们穿起民族盛装,杀牲庆贺,举行各种文体娱乐,晚上举着火把,排成火龙,在山间田野上漫游,并互相“泼火”,互换吉祥。这个“泼火”,与云南傣族的“泼水”,形成了鲜明对比,提供了人人参与的特定氛围。这样,“旅游经历就将新鲜程度和亲切程度联系起来,将旧习惯的可靠性与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兴奋联系起来”(〔美〕罗伯特?麦金托金和夏希肯特?格波物《旅游学》,第81页),促使整个身心健康,获得美的享受。 第三、喜庆认同。 任何审美活动都是通过审美主体个体进行的,其目的在于发现美、体验美、认同美。这种发现美、体验美、认同美,在山水风光、名胜古迹、民俗风情等的旅游活动中,是相同的。香港华莎《母女浪游中国》一书中,就对山水风光、名胜古迹、民俗风情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发现美、体验美、认同美的忠实的记录,充分体现了“龙的传人”寻根探美的心迹。如,敦煌的鸣沙山从“单纯一致”的形式美的角度,描绘了这座傍晚下的金黄色的山的色彩,线条和整个画面,鲜明、晶亮,没有深浅,没有参杂,没有渗透,给人一种美的惊奇、爱的震摄。于是,她说:“如果草原象征了青春的欢乐,荒漠象征了暮年的悲苦,那么鸣沙山就象征了壮年胜利的喜悦了。”(第98―99页)但是,民俗风情,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在审美认同方面,还有差别。主要在于从美学的范畴来讲,山水(如,桂林、西湖)偏于优美,古迹(如,万里长城、秦始皇兵马俑等)偏于崇高,而民俗风情大多与节日活动联系在一起,则偏于喜剧性的范畴了。普天同庆,其乐融融,使审美认同,比其他旅游审美对象来说,来得轻松、自如,不费什么心思。这从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越办越火红,就看得出这个审美认同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而被称为“新民俗”。(《厦门晚报》1995年2月16日刊《新华社发表春节晚会笔谈,认为电视观众欣赏心理成熟了》) (二) 民俗风情美属于社会美的一种。但它又与社会美中社会事物的美,有所不同。社会事物(如,劳动产品、工具)一般取物化形态,很难直接看到创造的过程。而民俗风情,多为一种社会的群体活动,有着创造者本身的全过程的参与,可以进行直接沟通、交流和对话。因此,作为人的美是社会美的核心来看,社会事物美的显现程度,当然不如民俗风情美了。具体说来,大致有四方面: 第一、民俗风情与人的形体美。 民俗风情中,保留了不少远古的遗迹。那时,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情况下,远古人面临着生存和生活的艰难和困苦。为了社会生产和自身生产,必须具有健壮的体魂。这在一些民俗风情的艺术表演中充分体现出来。如,泉州的拍胸舞。“表演者上身赤膊,头带草帽,上肢随着节拍有节奏地拍击胸膛、腋窝、大腿,时而上跳,时而下蹲,头部诙谐地摇摆。舞蹈音乐配以脍炙人口的南曲《三千两金》或其他车鼓乐。基本动作有击掌回音,八拍雄姿、玉驴颠步、金鸡独立、善才抢牌、青蛙出洞、小阉鸡行、大阉鸡行,等”(厦门市思明区文艺联谊会《闽台民俗风情》,鹭江出版社1989年版,第219页)试想,如果表演者都是些鲁迅笔下的“驼背五少”,岂能赤裸干瘪的上身,又岂能进行如此的高难度的舞蹈动作呢?同样,民俗一些节日,本身就含有旅游的审美意义,也与参与主体(游人)的形体的健康、壮实有一定的关系。我在《登高、踏青、远足(旅游别称的审美意义)》一文中,指出: 中国古代旅游的大众化的趋势,与西方不完全一样。西方现代旅游,依托着交通工具中火车的出现、组团的经营手段。中国宋元明以后,旅游大众化的趋势,主要是利用民间节日。登高与重阳节、踏青与清明节,早已成为民间习俗。远足,一般也安排在公休假日。(《中国旅游报》1992年3月24日) 至于有的民俗的体育竞技项目,成为健、力、美的象征,规模宏大,深入人心。“如端午赛龙舟,近年发展为跨县跨省的大型体育竞技活动,得到跨国公司的赞助。1988年广东番禺县举办的莲花杯和希尔顿杯龙船大赛,观看者达二十万人之众。近几年来每年重阳节到白云山登高者,也在三十万人左右。”(叶春生《民俗美》,海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第二、民俗风情与人的装饰美。 服饰是人的装饰主要方面。服饰,不仅是人的“第二肌肤”,是文化的表征,而且是各少数民族相互区别的外部特征。我国55个民族中,除了西北几个少数民族为白种人外,大都为黄种人。我读一本人类学的书,说中国黄种人,北方为蒙古种,南方为马来种。这就是说,一个标准的北方人和一个标准的南方人,在体质上还是有区别的。而我们的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散布在全国各地,无法用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这个标准来衡量。服饰往往成了少数民族外部标志。或者说,什么民族有什么样服饰,什么样服饰就是什么民族。这在民俗风情游的审美对象中,也是十分突出的。 维吾尔族的小花帽、傣族的统裙、满族的旗袍、瑶族的花裤、藏族的哈达、蒙古族的马靴,等等,无不装点着旅游的景观,制造了特定的审美氛围,保留着诱人的魅力。有的经过一定文化教育或长期生活在他乡城镇内,不愿意穿本民族的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也不想也不可能在这里讨论。但有一条,既然作为旅游部门组织的民俗风情游,在接待地的各少数民族应该依据民俗要求来着装,才能体现出一定的风情来,这是肯定的。 第三、民俗风情与人的风度仪表美。 在民俗风情美中,有两大部分,即社交风俗美和婚嫁民俗美,涉及人的风度仪表美。我国素称为礼仪之邦。无论在行为、举止上,还是在待人接物上,均有优良的传统和现行的规范。其中有一部分沉积在民俗风情上,时而清醒,时而狂迷,烘托出人自身和人与人之间的美。如,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的花兰瑶胞,是个很讲礼节的民族,他们有一种迎客仪式,瑶语叫“离贯侯棋”,直译为“远方的朋友”,意译为“礼歌会”。又如,我国许多民族都有“打同年”的风俗。苗语称为“嘎江”,直译为“老树的根”,意思是“结交最知心、最忠实可靠的朋友”,俗称“拜把”、“结义”。不但在同一民族中,在不同民族中也相当盛行。它成了团结的纽带,友谊的桥梁,在生活中留下了许多佳话。 第四、民俗风情与人的精神美。 民俗风情的形成、流传,与其蕴含的民族的深层心理有极大关系,张扬一种人格精神。清明与纪念介子推、端午与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老幼共知,耳熟能详。至于“在我们源远流长的民俗礼仪中,婚姻习俗,最为繁缛,也最为有趣。千百年来,这些礼俗随着人们观念的更新而不断变化,它从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的心理、德行和品格,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具有强烈的地方和民族色彩。许多场面本身,就是一幅美好的民俗风情画,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民俗美》,第141页) 以上只是简单地将民俗风情与人的美的四个不同层次,作了一点探讨和研究,无非是说民俗风情在旅游中真正能够发挥使用的,在于人的美。人的美是民俗风情美的核心。作为民俗风情游的组织、策划和实施者应该明白这一点。否则,这一活动,不是搞成徒具形式的大轰大嗡,就是搞成庸俗、猎奇的走火入魔。 (三) 大力开展民俗风情游,深层发挥旅游审美中的人文资源。基于以上的认识,结合开发、利用的实践,大致说来,要注意处理好三组关系。 第一、拳头产品和联片开发。 每一民族、每一地域都应该把自身民俗风情的旅游资源,作一次全面的模底排队,进行学者、专家的论证,什么是这一民族、这一地域民俗风情的拳头产品,力争做到“你无我有,你有我优”。前一段,厦门市文化界一次聚会,讨论到南音问题。泉州有南音,厦门也有南音。两地南音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已有所不同,开始形成流派。有人主张有。有人主张不分。这说明已是个客观存在。厦门南音就应该助长自身流派的更加成熟,拿出整套、整台的节目出来,形成拳头产品。 然而,旅游有日程安排,不能过于单调。要在形成拳头产品后,相应地进行联片开发,点面结合,才能留得住游人。这里民俗风情自身有宽度和深度以外,还可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等积极地配合、穿插地进行,不能单打一。 第二、维护传统和开发新项。 日本进入现代化以后,十分重视民俗风情的发扬光大,将传统注入新的时代意义。在东南亚,民俗风情,是他们旅游中的强项。近几年,山东曲阜的祭孔、潍坊的国际风筝节、广东春节花市、广西三江口的歌圩和福建妈祖文化节,公祭客家母亲河(汀江)、土楼文化节等,为我国旅游事业增加了异彩。我们应该看到,民俗风情有双重性。一面有变异性、革新性,另一面有陋俗恶习,有惰性。报载:“我国禁放烟花爆竹的城市今年已达到40多个,其中主要是北京、南京、沈阳、石家庄等大中城市。”(《厦门晚报》1995年2月13日),就是革除陋俗恶习的一例。我们在组织、策划和实施民俗风情游中,要坚持这一审美标准和审美理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第三、旅游搭台,经贸唱戏。 据新华社电讯,“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旅游局的最新统计结果表明,1994年我国旅游外汇收入达73.23亿美元,国内旅游收入达950亿元人民币,两项合计折合1600亿元人民币,说明旅游业已成为我国新兴的重要产业。……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我国已在全球十大旅游目的地中跃居第八位。”(《厦门日报》1995年2月10日)这说明,旅游业本身给社会既带来了经济效益,又带来了社会效益。由于民俗风情这一旅游审美资源,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相比,它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参与性,几乎是它所依附的那一民族、那一地域的人民,都须介入其中,更应该注意在开发、利用这一旅游项目时,给那一民族、那一地域带来经济上的实惠。而“旅游搭台,经贸唱戏”,是个较好的组织形式。上引的新华社电讯中,还有一段话说,“我国具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改革开发以来,旅游业发展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旅游资源优势正在逐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厦门日报》1994年2月10日)这段话中的第二句话,“各级政府重视”,也得到了旅游为经贸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的回报。既然旅游搭台,经贸唱戏,已为实践证明了的较好的活动方式,就应该把民俗风情游尽量纳入其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构成良性循环。当然,任何问题不能绝对化。我们强调旅游与经贸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并不否认民俗风情游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蔡元培。接下来我为你整理了蔡元培简介及作品,一起来看看吧。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他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 。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1927年3月28日组织、发起“护国救党运动”,揭开屠杀序幕。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 。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

1蔡元培自述(蔡元培着) 传记文学出版社 民国67

2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着)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70

3 蔡元培教育论着选(蔡元培,着)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4 蔡元培先生全集.续编(蔡元培着)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民国80

5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着)上海书店1984

6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 着) 传记文学出版社 民国56

7 蔡元培语萃(蔡元培, 着)华夏出版社1993

8 蔡元培随想录: 人生的启示(蔡元培, 着)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4

9 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蔡元培文选(蔡元培,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10 蔡元培文集(蔡元培, 着) 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5

11 蔡元培选集(蔡元培,着)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

12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着)东方出版社1996

13 蔡元培学术文化随笔(蔡元培, 着)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14 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张元济, 着/蔡元培, 着)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1992

15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 我和商务印书馆(蔡元培着/蒋维乔着/庄俞着) 商务印书馆 1987

16 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着(蔡元培着)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17 玄圃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蔡元培着)三联书店1990

18 蔡元培选集(蔡元培着)中华书局1959

19 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蔡元培着)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20 蔡元培全集(蔡元培, 着)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21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蔡元培卷(刘梦溪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2 蔡元培学术论着(蔡元培,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3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101,美育代宗教说(娄子匡编/蔡元培,着) 东方文化书局 1973

24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121,妖怪学讲义(娄子匡编/蔡元培着) 东方文化书局 1974

25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141,中国伦理学史(娄子匡编/蔡元培,着) 东方文化书局 1974

26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 专号.(2),民族篇(娄子匡主编/蔡元培,着) 东方文化书局 1976

27 蔡元培张元济往来书札(蔡元培,着/张元济,着)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 民国79

28 蔡元培美育论集(蔡元培/高平叔) 湖南教育 1987

29 蔡元培哲学论着(蔡元培/高平叔) 河北人民 1985

30 蔡元培美学文选(蔡元培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31 蔡元培全集(蔡元培着/高平叔编) 中华书局 1984

32 蔡元培政治论着(蔡元培/高平叔) 河北人民 1985

33石头记索隐(蔡元培着/胡适着)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34 孑民自述(蔡元培着)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35 蔡元培美学文选(蔡元培,着) 淑馨出版社 1989

36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着) 商务印书馆 1998

37 未能忘却的忆念: 《宇宙风·自传之一章》《人间世·名人志》合集(蔡元培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38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着) 商务印书馆 1999

39 蔡元培民族学论着(蔡元培, 着)台湾中华书局5/12

40 蔡元培教育论集(蔡元培, 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41 简易哲学纲要(蔡元培编) 商务印书馆 民国13

42 哲学要领(科培尔讲) 商务印书馆 民国8

43 哲学大纲(蔡元培编纂) 商务印书馆 民国10

44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着)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6

45 美术的起源: 学术讲演录(蔡元培着) 4414

46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编) 商务印书馆 民国16

47 石头记索隐(蔡元培编纂) 商务印书馆 民国23

48伦理学原理(蔡元培编译) 商务印书馆 民国8年

49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胡适编辑/蔡元培/王云五编辑) 商务印书馆 民国26

50 蔡元培书信集(蔡元培, 着)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51 文明的呼唤: 蔡元培文选(蔡元培,着/聂振斌选注)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52大学精神: 五四前后知识分子论大学精神之经典文献(蔡元培,着/胡适,着) 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民国90

53 哲学大纲(蔡元培编纂) 商务印书馆 民国15

54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编) 商务印书馆 民国17

55现代教育思潮(吴敬恒主编/蔡元培主编/王云五主编) 商务印书馆 民国20

56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57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蔡元培着)良友图书公司民国34

58蔡元培讲演集(蔡元培,着)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4

59 王国维 蔡元培 鲁迅点评红楼梦(王国维,着/蔡元培,着/鲁迅,着) 团结出版社 2004

60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着) 商务印书馆 2004

61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着)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62蔡孑民先生言行录(蔡元培,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3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Cai Yuan Pei ,)着) 传记文学出版社 民国67

古代美学思想研究论文

对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美学思想的感悟论文

在平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里,我们时常会因某些事或人产生新的想法,这个时候,就可以写一篇感悟的文章,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想。为了帮助大家掌握感悟的写作方法,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对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美学思想的感悟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论文关键词 :老子 无为而无不为 合目的性 合规律性

论文摘要: “无为而无不为”是老子美学思想的重要观点,它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我们现在的学习,生活,以及世间万物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吸收老子美学思想的精髓并把它很好的运用到我们的学习生活当中。

绪论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其音乐美学思想在世界音乐美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是与希腊,印度音乐美学三足鼎立的一门音乐学科。当谈及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时,人们免不了会提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音乐美学思想。本篇文章我仅代表个人对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美学思想谈一些自身的体会。

一·老子的简介及“无为而无不为”的美学意蕴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末期楚国苦县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致力于“柔弱”“无为”的个人道德修养。其主要著作《道德经》是道家学派最具权威的经典著作。关于“无为而无不为”的美学思想,老子视其为化生万物的法则,其中包含了对美的重要规律即自由与必然,和目的与合规律的理解。所谓的自然,即自来如此,本性如此。所谓“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并非毫无作为,而是指道孕育,衣养万物,并顺物之性让其充分发展,此外不再另有目的与作为。“无不为”是说道由“无为”而成就了万物生命和世界之美,最终达到目的。老子认为:人只有处处顺应自然规律才能取得自由。深刻的意识到了自由与必然的统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的统一。如在《道德经》第34章这样说:“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为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不名有,不为主”指道化生万物而不另有别的追求,它不以造物主自居。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64章)完全遵循万物之性而让其生长,此外不另有自己的目的与作为。此即“无为”而正是由于“无为”道又达到了“无不为”成就了万物的生长和世界之美“成功遂事”最终达到了目的。它不自以为伟大,也不追求伟大,却又成了真正的伟大,显得无比伟大。也就是所谓的“成其大”.可见道之所以成功,在于它把自己的目的,追求完全融于万物的本性之中,而不是在此之外令有追求。从目的与规律的关系说,目的是融于规律之中,而不是外于规律的。两者相互渗透和统一。以宇宙万物的生命运动来说,万物各有其性,只有符合其生长规律,万物才能各显风采,世界才能成为美的世界。反之,如果违背了万物之性,拔苗助长,这就违背了自然规律,物性被扭曲或被扼杀,世界就变得丑陋,无美可言。可见,老子从万物的生命运动中看到了大自然中一切事物的产生变化都是无意识的,无目的的,但其结果又都是合乎其某种目的的。自然并没有有意识的要去追求什么,达到什么,但它却在无形之中达到了一切,成就了一切。

二.“无为而无不为”美学思想对我们的启发

从以上对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美学思想的简单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老子美学思想的精髓就在于他主张一切以自然为主,合乎自然规律的去做每一件事,不能急于求成,要抱着一种“无为”之心来用心去做每一件事,只有这样才能“无不为”其实静心思来老子的这种思想对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它不仅和我们日常的的学习,生活息息相关,甚至大自然中的很多事物和现象都在无形之中遵循着此规律。针对此问题我想就我个人观点做一下分析

1.“无为而无不为”对声乐演唱的启发

作为一个声乐演唱专业美声唱法的学生,时常会因为声音技巧达不到老师想要的高度而异常烦恼。声音是个很抽象的概念,看不到摸不到,只能通过听觉来判断其好坏。并且很多时候自己所听到的声音往往和老师所听到的声音是有误差的,自己觉得很舒服的声音在别人听来或许是最不好的声音,所以要想得到好的声音就显得很难,这个难主要指的是对声音概念的把握是否准确。比如老师让学生声音往前走,学生如果把握不好就会使声音过于明亮而显得太白或真声过多失去其原有的美感。这个时候最忌讳的就是心态过急,越是想找到好的正确的声音就越是距离正确的声音远。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往往为了一味的追求自己听觉上舒服的声音而使身体或腔体的某一部分产生了僵硬感,所以声音出来必定是不好的,也就是老子所谓的“如果违背了自然规律,事物就会变得无美可言”。所以当我们在日常上课时遇到类似情景时,不妨多来想想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也就是说,不要把声音想的过于复杂话,顺其自然,投入自己的感情,按照自己最舒服的感觉去唱出最舒服的声音,那么这时的声音则大多情况下是好的。当然,如果一味的追求自然而使身体各部位都处于绝对放松状态也是不行的,因为那样产生不了歌唱时的兴奋状态,自然也得不到好的声音。可能有很多老师都会觉得在他们的学生中最好教的反而是那些思想比较简单的,想的比较少的同学,为什么?因为这些学生大多有一种无所谓的感觉,思想简单,只是跟着老师的思路走让怎么唱就怎么唱,想的少一些,对自己能不能唱的好也不是特别在意,反而能很快按照老师的意思的到好的声音。这也就是所谓的“无为而无不为”吧。当然不是说每个学生都抱有一种‘无所谓’态度就一定能唱好歌,而是针对于对待声乐想的过于多的,总是把自己的目标定的过于高而又总也达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的同学不妨放松自己的心情,以一种‘无为’的态度去静心研究其规律性,研究怎样顺应其自然的规律,这样的话,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无为”转化为“无不为”最终达到了自己想要的目的。所以针对于在声乐道路上不是很一帆风顺的同学(包括我自己)我个人认为,不能过于心急,急于求成就如同“拔苗助长”违背自然去做事,必然事与愿违。其实声音无非就是有一个非常打开的腔体,有足够的气息支撑,有丰富的感情表现,有自身良好的嗓音基础。然后协调好各部位的关系唱出来就可以了,但是说来简单,做来却很难。因为这些部位的协调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稍不留神就有可能使其中的一部分出问题。所以我们要认清声乐以及其他很多学科都是需要一辈子去潜心研究的,只有怀有一颗“无为”之心才能使自己不会过于急躁,心平气和的去研究它,这样我们才能慢慢的掌握其中的规律顺应其规律而行最终获得成功。 以上是针对在声乐演唱中怎样用“无为而无不为”的美学思想来更好的指导自己学习的一些个人体会。其实,不单单是在学习中,生活中“无为而无不为”的美学思想也处处给我们启示,教我们如何去做一个更好的人。

2.“无为而无不为”的美学思想对个人修养及生活的.影响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现代社会里,生活的压力,学习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往往把人压得喘不过其来。我们周围的很多人都在无形之中互相攀比,该比得比,不该比的也盲目的去比,时间一长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做出很多不该做的而事情,从而失去了自己原本以来人性里很珍贵的东西。这样急功近利,不择手段的做事,即使一时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不能长久,而且最终会聪明反被聪明误,落的个不好的结果。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压力重重的社会,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使自己不随波逐流,迷失自我呢?我认为真的是要有一颗“无为而为之”的心态,对待什么事情都不要急于求成,顺其自然,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做每一件事,不要太过于注重其结果,这样人与人之间就会少一些你争我斗,大家都只是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也就不会太过于在意自己比别人少得到了什么,无形之中也就调和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家在一起都能和睦的相处,那么整个社会也就会和谐起来。所以,我认为要提高一个人的个人修养,要建立一个和谐,祥和的社会大家庭,“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对我们是很有指导意义的。等到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真的能达到那样一种和谐的境界时,也就没有什么是不可为的了。现在我们国家一直在提倡建立和谐社会,也正是遵循这一原则。

3.大自然给人们“无为而无不为”的启示

大自然中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上帝赐给人类最宝贵,最美丽的东西,我们每天置身其中,享受着大自然带给我们的无限快乐。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大自然的保护意识却越来越差,违背自然地规律去改造它甚至是破坏它,我们认为我们是万物之灵,我们有思想和意识,我们可以创造事物,也可以改变事物所以我们就认为我们是万物的主人,可以任意命令和指使万物,主宰万物的生长和发展,可以想怎样奴役就怎样奴役万物。这种想法是多么幼稚和无知呀!这种心态是多么可悲,可叹呀!殊不知我们是依靠万物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万物为我们提供了生机和能量。如果我们真是万物的主宰,那么在我们肆意蹂躏万物的时候,他们就只有忍气吞声,不敢反抗。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比如我们大量砍伐树木,毁坏植被,造成水土流失,结果是大地干旱,河流干涸,狂风肆虐,黄沙漫天。又比如我们任意扑杀野生动物,一些珍稀动物甚至成了我们的桌上美味,结果导致生存环境日益恶劣,非典等一系列传染疾病蔓延。还有我们刚刚发生的震惊中外的汶川大地震,罕见的雪灾,日益明显的气温高升等等,哪一个不是大自然在向人们做出的反抗。所以我们现代人更要有“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境界,要顺应大自然的规律去呵护她,改造她,不能为了一时的利益去不合规律的去改造它,只有这样,大自然才会还给人类一个清新,自然的空间。

三.小结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美学思想蕴藏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时刻在指导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更好的去领会其中的奥秘,并且拥有一颗平和之心,以一种“无为”的态度去做每一件事,最终达到“无不为”。

参考书目: 《道德经》 老子

《美学》2003年第一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其美学思想博大丰富。中华先民的审美意识可以追溯到未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从原始先民通过劳动摆脱了动物状态开始懂得装饰自己,便出现了最早的审美意识活动,其审美意识就已经产生了。在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后,中华美学思想获得了蓬勃发展,形成了以审美意象为中心的传统美学思想。中国传统音乐绵延几千年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它是一定音乐思想特殊本质的集中体现,是音乐思想意识的结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对其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习惯,决定了中国古代先哲奉行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思维方式,将矛盾双方作为一种内在的和谐,即中华文化传统“和”的精神。“和”是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与精神在美学领域里的集中体现,贯穿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核心思想。作为一种审美品格,“和”构成了传统音乐特有的气质和艺术魅力。“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涵义,不同的时代,社会对其有不同的解释。笔者将古代不同时期对音乐思想“和”的阐释作一梳理和简要述介。“和”概念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和同之辩”的论争。《国语郑语》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断,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这里说明了在听觉感知上,只有不同的乐音组织相配才能生产美的音乐,相异的音乐组合在一起就能产生好听的音乐。这是从音乐审美的角度对“和实生物”规律的体验和理解。春秋时期晏婴是一位大政治家、思想家,他对音乐有精辟的见解,曾说:“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将音乐各种特征的“相成”“相济”都归属到音乐审美的和谐统一之中。晏婴在谈音乐诸要素之间的谐和时,并没有忽视音声与人心的谐和关系。“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只有“和”的音乐才能使君子听了产生心平气和的感情。先秦时期儒家学派倡导礼乐思想,对音乐所看重的主要是它的社会教化作用。他们对“韶”一类的雅乐推崇备至,认为“中和”的音乐是最能移风易俗具有教化作用的,讲究借中和的音乐修身养性。孔子认为思想的审美朴素之美,简朴之美,含蓄之美,是自然与人心的交融,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孔子曾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他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情感态度及其表现是中正平和的,也应当是适度的,有节制的,这同他的“中庸”哲学思想是一致的。道家倡导“天地之和”的思想。老子崇尚朴素自然,追求平和;庄子认为主客体和谐产生美感,以内心纯朴自然性情的复归作为乐的实现,用乐调调和阶级矛盾,追求人类平衡,认为合乎其理想社会的乐,是具有自然无为,平和恬淡属性的“乐”。汉代《乐记》从“德音”“中和”来看“乐”之美的社会属性与情感属性。只有具有“中和”情感特征的才是“和乐”,这就要求在情感表现上处于“中和”状态,“乐而不乱”“乐而不流”“刚而不怒”“柔而不慑”。魏晋时期阮籍在其论乐专著《乐论》中,一方面以“和”作为乐的顺乎自然的本质属性,要求以协和阴阳的音声去适万物之“情气”,另一方面在音乐生活中继承乐教思想,要求“立调适之音,建平和之声”,制礼作乐“使天下为乐者,莫不仪焉”。嵇康在《琴赋》中以平和之声为琴音乐美的特征,在琴声具“自然之和”的基础上描写琴音的美妙。他讲的“礼乐之情”是以“乐之为体,以心为主”的角度讲“平和之乐”对人心的作用。唐代白居易对琴乐审美问题上有较多论述,他视恬淡、平和为琴乐与“正始音”的音乐审美情感特征,以“淡”“和”为其审美标准。宋代朱长文在“琴史”中以政不和故人心不和,人心不和故音不和的角度强调“乐之和”在于“正——心——音”之音的关系是否和谐。从音乐与人心的关系认为只有能够协调民心,“顺气正声、为群情之影响”的音乐才是“和”乐的,才是美的音乐。哲学家朱熹在《紫阳琴铭》中对琴乐审美明确提出“养群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体现了他对琴乐中和美的认识,即“中和”美的实现有赖于通过自我修养达到人心之正性。明代徐上瀛的《溪山琴况》是中国美学思想史最为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论著之一。《溪山琴况》提出二十四况,其中“和”是最为重要的审美范畴。《溪山琴况》开首即写道“稽古至圣心通造化,德协神人,理一身之性情,以理天下,人之性情,于是制为琴。其所首重者,和也。”这表明了“和”作为琴乐审美范畴,在《琴况》中具有其他诸况不能替代的地位。“和”在《琴况》中具有多义的内涵,如“和”况以琴乐陶冶人之性情,琴乐的实施目的在于使人心“和”,这具有社会伦理学的意义。“和”在《琴况》中与音乐审美理想有关,强调“和”的存在并不只是于技艺,要获得“和”之美存在的真谛要“不以情性中和相遇”。“和”是《溪山琴况》的主要精神,是贯穿其中的主要线索。清代王夫之以“和”作为乐的审美规范和准则。他首先强调“律为和”,重视“律为和”的作用,纵观我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史,“和”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其有不同的解释。“和”是我国传统音乐美学中的优秀传统,至今这种美学传统仍普遍存在于我国民间传统音乐之中。但“和”又是相对的,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今日的“和”已不是儒家仅用于“雅颂之乐”的中庸之和,而是与多种非“和”品质相互融合的优美、平和、细腻的美学品格。

【内容提要】作为一门超经验的理论性学科,中国音乐美学的理论性品格必然以范畴的形式显现。对中国音乐美学范畴进行系统研究,是中国音乐美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关键词】 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研究音乐美学是研究人类音乐审美活动的一门超经验性质的理论学科。音乐审美活动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音乐审美经验,一是音乐审美观念。研究音乐审美经验的,是音乐美学史,它以时间为线索,展示在音乐审美历史上,有过哪一些音乐美学家,提出过哪一些音乐美学理论。研究音乐审美观念的,是音乐美学范畴,它用逻辑关系为线索,把整个音乐审美历史看成一个广泛关联又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研究各个时代,各个学派的音乐理论是围绕着什么问题展开的,有没有发生争论,这种争论的背后,体现了一种怎样的价值取向等等。在二十世纪近百年的中国音乐美学研究中,我们在音乐审美经验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音乐美学史等基础性著作得以问世。相对而言,在研究音乐审美观念方面,我们还有所欠缺,这主要表现在,我们还没有建立一整套中国音乐美学的范畴体系。音乐美学作为概念存在还是作为经验存在,曾经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这种争论的背后,是音乐美学究竟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还是一门理论性的学科。通过近十来年的探讨,大家逐渐形成了一些共识。韩锺恩认为:音乐美学(Aesthetics in music)是人用理性的方式去研究人如何通过音乐的方式所进行的审美活动及其结果的现象。[1]张前认为:“音乐美学是以研究音乐艺术的美学规律为宗旨的一门基础性的理论学科。”[2]赵宋光认为:“音乐美学是研究人类立美审美实践普遍规律与总体目的的一门特殊的艺术哲学。”[3]王宁一认为:“音乐美学是研究人类音乐立美、审美实践普遍规律的一门特殊的艺术哲学。”[4]音乐美学是一门超经验的学科[5],是从概念到概念的学科。[6]以上学者对于音乐美学学科性质的认识尽管存在一些分歧,但还是一致承认音乐美学具有理性学科的性质。正因为如此,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音乐学家威廉•奥斯丁(William W. Austin 1920-2000)认为:“音乐美学至今仍然是德语国家的擅长领域。英语世界关心音乐的思想家(以及具有思想或没有思想的音乐家)都受益于德语的哲学传统。”[7]萧友梅说:“音乐是美学是推理的音乐理论”。[8]如果我们撇开西方音乐美学理论,单看中国音乐美学部分,从《国语》到《左传》到《乐记》,再到后代的各种乐论,都体现出鲜明的理论化倾向。中国的音乐美学是完全形态的理论学科。黑格尔说:“既然文化上的区别一般是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则哲学上的区别更是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9]既然如此,中国音乐美学的历史,也应该是一部范畴演变和发展的历史。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系统地研究中国音乐美学有哪些范畴,这些范畴构成了一个怎样的体系。[10]这是由我们的学术进程和研究方法所决定的。近百年来的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已经基本完成了资料的搜集与整理、重要学术问题的辨析、中国音乐美学史的构建三项重要任务,产生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也有一些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从研究方法上看,中国音乐美学长期停留在一般的专门史研究阶段,还没有进入理论史研究的层面。中国哲学、中国诗学都早已由普通史研究进入到范畴研究。相对而言,中国音乐美学研究明显有些滞后。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列传氏”的音乐美学研究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从研究中国音乐美学的范畴史入手,去揭示和把握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开创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的新局面,加速中国音乐美学史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促进中西音乐美学的交流,是当前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的迫切要求。一、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意义开展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研究,并非把中国音乐美学史用另外一种形式重新写一遍[11],而是以更加深刻的理论,重新审视中国音乐美学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把中国音乐美学的研究引向深入。前苏联舍斯塔科夫:“美学范畴不仅具有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意义,而且具有价值意义。”[12]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至少有五个方面的意义。一、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是揭示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发展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的根本途径。研究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目的,不是简单地陈列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哪些音乐美学家,有过多少音乐美学的论著和观点,产生了多少命题,而是要揭示中国音乐美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批判地继承传统中国音乐美学的优秀遗产。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思维,音乐美学的存在方式必然是超经验的,甚至是从概念到概念的,中国音乐美学史就是音乐美学范畴发展的历史,也就是音乐美学范畴提出、发展、聚合、裂变的历史。我们要对中国音乐美学进行深入地研究,就必然要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是怎样提出的、怎样丰富的、怎样发展的,这些范畴由不完整到完整,由单一到系统,由音乐美学领域到非音乐美学领域,或由非音乐美学领域到音乐美学领域。只有这样,才能清楚地知道中国音乐美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才能揭示中国音乐美学的发展规律。二、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是突显中国音乐美学学科特征的基本途径。中国音乐美学究包括了哪些基本范畴?这些范畴与其他学科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它们是怎样规定了中国音乐美学的基本特征?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区别?[13]三、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史,是研究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蒋孔阳先生说:“我国古代最早的文艺理论,主要是乐论。我国古代最早的美学思想,主要是音乐美学思想。”[14]中国音乐美学理论是中国艺术理论的原理论,许多中国艺术理论范畴都是由音乐美学范畴派生出来的。中国音乐美学范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在新石器时代,音乐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至今能从出土的陶器上看到大量的乐舞图案。甲骨文和金文当中有大量的乐器的名字,这说明,在殷商时代,音乐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周礼》和《仪礼》中记载了周王朝严密的音乐组织和音乐制度,秦汉以来,又产生和完善了乐府制度,诸子哲学中留下了大量的音乐故事。在文字符号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以前,音乐不仅仅是人们表情达意的手段,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宗教仪式,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中国的礼乐文化,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起来的。[15]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先秦史志、诸子百家大多都参与了讨论。《左传》、《国语》、《诗经》、《尚书•尧典》、《易经》、《仪礼》、《周礼》、《管子•地员》、《墨子•非乐》、《荀子•乐论》、《礼记•乐记》、《吕氏春秋•音律》、《吕氏春秋•制乐》中都有音乐理论的记载。这表明,音乐美学理论是中国思维成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完备的理论形态和内在的逻辑性。对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研究,能极大地丰富中国理论思维的成果,有助于提高我们整体理论思维能力。四、研究中国音乐美学概念、范畴,是揭示中国音乐美学特点的重要方法。中国音乐美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科,与中国音乐美学具有一整套范畴是分不开的。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理论史上,没有产生专门的音乐美学家,但却出现了许多独特的音乐美学范畴。这些范畴,构成了中国音乐美学独特的言说方式,形成了中国音乐美学的独特品格。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与其他思想范畴密切相关,甚至很大一部分思想范畴是从音乐美学范畴中转化而来或受到音乐美学范畴的影响,同时,一些其他思想领域的范畴也影响到音乐美学范畴。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发展,可以探索到中国音乐美学的历史脉络;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与其他思想范畴的关系,可以弄清楚中国音乐美学的品质。五、研究中国音乐美学概念、范畴,是实现中西音乐美学思想交流与共享的重要途径。中国音乐美学要实现与外国音乐美学的交流,就必须有自己的言说方式与言说系统。如果没有一套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在中西音乐理论对话中,中国音乐美学将处于失语的境地。中国音乐美学是世界音乐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汉字文化圈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如果能把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在中、日、韩汉字文化圈中作影响研究,或与西方音乐美学范畴作平行研究,将极大地丰富世界音乐美学体系。二、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体系 在漫长的音乐美学发展历程中,到底产生了哪些音乐美学范畴呢?我们暂时以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范畴命题的出处、今译及美学意义》所录100个音乐美学范畴为依据,[16]对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整体情况作一个大致分析。中国音乐美学范畴陆续产生自先秦到清代的漫长的历史时期,但时间分布却很不均衡。先秦时代,就产生了48个音乐美学范畴:和;声一无听;新声;修礼以节乐;耳所不及、非钟声也;乐从和,和从平;声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省风以作乐;无礼不乐,所由判也;中声,淫声;德音;哀有哭泣,乐有歌舞;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尽善尽美;文之以礼乐;乐则《韶》、舞,放郑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非乐;察国有之所以亡者;今之乐由古之乐也;与民同乐;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五音令人耳聋;大音希声;法天贵真;天籁;心斋;坐忘;无声之中独闻和;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乐者乐也;审一定和;中和;礼乐;以道制欲;美善相乐;乐以道乐;濮上之音;亡国之音;靡靡之乐;悲;乐本于太一;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以适听适则和矣;凡音乐通乎政。产生于汉代的音乐美学范畴有17个:无声之乐;意;持文王之声,知文王之为人;感于物而动,故行于声;乐者,德之华也;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礼外乐内;乐者,天地之和也;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德音之谓乐;发乎情,止乎礼义;中正则雅,多哇则郑;琴德最优;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移情。魏晋时期的音乐美学范畴有7个:声无哀乐;音声有自然之和;躁静者,声之功也;声音以平和为体;音声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渐近自然。隋唐以下的音乐美学范畴有28个: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水乐;不得其平则鸣;有非象之象,生无际之际;正始之音;此时无声胜有声;唱歌兼唱情;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发于情性,由乎自然;以自然之为美;有是格便有是调;诉心中之不平;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论其诗不如听其声;人,情种也;以痴情为歌咏,声音而歌咏,声音止矣;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以音之精义而应乎意之深微;求之弦中如不足,得之弦外则有余;声争而媚也者,时也,音淡而会心者,古也;不入歌舞场中,不杂丝竹伴内;必具超逸之品,自发超逸之音;藉琴以明心见性;希声;无促韵,无繁声,无足以悦耳,则诚淡也;惟其淡也,而和亦至焉矣;丝胜于竹,竹胜于肉……。纵观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发展史,可以分为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先秦时期,是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发韧期,出现了大量的礼乐原范畴和学术争论,决定了中国音乐美学的基本框架。第二个时期为汉代,是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系统化的时期。《乐记》、《史记•乐论》对先秦时期尚处于自由状态分布的礼乐范畴进行了整合,形成了较为纯粹、系统的礼乐理论体系。第三个时期为魏晋时期,是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丰富和转变的时期。嵇康、陶渊明等继先秦诸家之后,对礼乐理论范畴体系中的一些基本命题进行了否定。第四个时期为隋唐以后,是中国音乐美学的发展时期,礼乐理论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同时,也遭到不平则鸣、发乎情性,由乎自然等范畴的挑战。第五个时期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音乐学界为顺应世界音乐的发展,围绕振兴国乐这一课题而进行的探讨。这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现代转换与新生时期。就逻辑结构而言,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体现出明显的层次感。有的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提出“音乐美学的逻辑起点,也许应当从一个乐音上的乐理(物理)——心理(生理)二重性的分析开始”的理论。[17]从哲学上说,这样的提法是不错的,但从中国音乐美学的实际情况来看,做二重分析似乎远远不够。因为中国音乐美学涵盖的范围远比二重结构要宽泛得多。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音乐思想包括声、音、乐三层结构。万绳武说:“夫治乐者有三趋,其旨各不同:有乐政焉,有乐理焉,有乐声焉。奏文乱武,康乐和亲,出之以征诛,入之以揖让,此乐之政也。王者习之,以兴天下,乐之属于治术者。聆音察理,以物和声,正之以宫商,继之以律吕,此乐之理也。儒者习之,以永后世,乐之属于学术者。调丝弄竹,悦性陶情,托声调之抑扬,写胸襟之郁鬯,此乐之声也。技者习之,以鸣一时,乐之属于艺术者。”[18]据我们的观察,中国音乐美学包括“感觉与感知(声)——序化与象征(音)——礼乐制度(乐yuè)——价值认同(乐lè)”四层结构。《乐记》中说:“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即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是音乐的基本手段和材料,《乐记》说:“声者,乐之象也”。声具有物理属性,是中国音乐范畴空间的第一层。《乐记》中说:“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又说:“声成文,谓之音”。“变成方”、“声成文”,都是文之以礼乐的意思,是将自然音响序化、体系化、象征化,并用金、石、丝、竹等乐器表现出来。这个音,已经不是一种纯粹的感叹和摹拟了,它深深地打上了人类生活的印记。音是中国音乐范畴空间的第二层。《乐记》中说:“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又说:“乐者,所以象德也”,“德音之谓乐”。可见,这个乐不同于我们今天在音乐厅里听到的音乐。音乐厅里的音乐,与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是一种审美关系。《论语•阳货》中说:“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与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已经超出审判关系的范围,抽象为一种政治伦理关系,这就是礼乐制度。乐(yuè)是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空间的第三层。《礼记•乐记》中说:“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这个乐(lè),与孔子所言的“回也不改其乐”之“乐”相同,都表示对儒家礼乐制度的价值认同。乐(lè)是中国音乐思想的第四个层次。《尚书•虞书•舜典》说舜曾“同律、度、量、衡。”《周礼•春官宗伯》说大司乐“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左传•文公六年》中记载:“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礼则,使毋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这说明,律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音乐技术的指标,而是中国古代整个社会政治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它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我们可以说,律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标准尺。《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乐》乐所立,故长于和。”和是中国音乐美学的宇宙哲学。它广泛辐射到中国音乐美学各个层次。“声一无听”,各种不同的音响要相互调和,这是物理音响之和。“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国语•周语下》) “审一定和”。(《荀子•乐论》)这是器乐之和。“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国语•周语下》)这是政治之和。“凡人神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和,然后可同也。”(《国语•周语下》)“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吕氏春秋•大乐》)人与神、器物与制度、观念与哲学合而为一,构成了浑然一体的宇宙哲学模式。中国音乐美学的理论大厦,就是这样层层构建起来的。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无数的理论家前赴后继地参与了这一体系的构建,这是世界音乐美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发展时间很长,范畴也很多,但这些范畴并非游离态,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聚合两大范畴体系:声、音、乐、和、律、风等系列范畴都是从礼乐这个核心范畴生发开去的;五音令人耳聋、法天贵真、天赖、心斋、坐忘、声无哀乐等系列范畴,基本上是从非乐引申出来的。三、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特点中国音乐美学范畴有以六大特点。第一,原范畴在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音乐美学的原范畴基本直都产生于先秦时代,汉代对儒家的礼乐范畴体系进行了系统化,奠定了礼乐范畴体系的大局。魏晋时代,嵇康等人又对道家的音乐美学范畴进行了系统地思辨,奠定了道家音乐美学的框架。绝大多数的中国音乐美学范畴都是在先秦时期建立起来的,后代基本上没有产生多少新的范畴。这些原范畴的含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内涵和外延发生了许多变化。如风,在孔子以前与孔子以后就有不同的含义。范畴含义的不确定性给范畴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第二,反映音响结构方面的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发展缓慢。反映音响结构方面的中国音乐美学范畴自秦以来,就没有多大发展,这与日益发展的中国音乐很不相符,是中国音乐理论构建方面的天然缺陷。第三,反映音乐社会功能方面的范畴特别发达。自汉以来,几乎历代正史的礼乐志都要就音乐与社会制度的关系问题进行论述。第四,大部分的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缺乏独立的理论品格,很多范畴都围绕某一中心范畴,构成一个范畴群,集中反映某一方面的音乐问题。如在“礼乐”这一范畴的周围,就有礼乐教化之功、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教等一大批范畴。构成了一个小小的范畴群。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音乐美学的范畴体系是由一个一个的范畴群构建的。第五、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与中国哲学、中国伦理学等其他学科的范畴相互重叠。如和,是一个音乐美学范畴,又是一个哲学和社会学范畴。“乐者,乐也”这样的范畴,既谈音乐、又讲体制,最后归于人情,既是乐理、又是伦理,还是心理。礼乐这一范畴本身就是由礼制和乐制两个范畴合并而成。第六、相对于音乐审美经验而言,中国音乐美学理论体系一直占据强势地位,这对中国古代的音乐创作造成了重大影响。由于过分注重音乐的政教功能,音乐家在创作主流作品的时候,十分注意音乐的调性和标题。因此,在数千年的中国古代音乐创作史中,纯粹声音陈述式的音乐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都是只有歌词,没有乐谱,甚至还有六首只有标题没有歌词的笙诗。这说明,标题的意义要大于音响本身。四、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研究的资料与方法我们做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研究,就是要从史源上弄清楚中国音乐美学中的主要范畴的提出,原始含义及其发展、演进过程;从逻辑结构上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群的结构和层次以及其逻辑关系,揭示中国音乐美学的逻辑特征。做中国音乐美学的研究,最大的资料缺失是中国古代的音响作品留下来的并不多,古时的音乐没有办法听到,古人遗留下来的珍稀的曲谱资料是我们今天研究的第一类资源。就理论形态的资料而言,历代正史、通史、典制中多有记载,这是我们研究的第二类资源。历代官私书目中保留了当时一部音乐文献的信息,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线索进行考辩,大略可以多掌握一些当时音乐理论发展的情况,这是我们研究的第三类资源。《全上古三国魏晋南北朝文》、《先秦汉魏六朝诗》、《全唐诗》、《全唐文》、《全宋文》、《全宋诗》以及《教坊记》、《羯鼓录》、《乐府杂录》、《唐会要》、《唐六典》等书志中有一些音乐理论材料,这是我们研究的第四类资源。文学、绘画、雕刻、出土文物中的相关记载以及其形式,是我们研究的第五类资源。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广泛蒐集原始资料之外,还有一些方法。第一,作品分析法。正如卡尔•达尔豪斯(Carl Dahlaus,1928-1989)所言:“音乐美学这门学科常常遭到质疑:它似乎仅仅是思辨,远离其真正的对象,更多是出于哲学观念的启发而不是真正的音乐经验。”[19]要将对中国古代音乐的思辨与音乐经验紧密地结合起来。第二、坚持细读批评与整体批评相结合的方法,既弄清楚音乐美学范畴的文本含义,又注意到范畴的普遍联系。第三、坚持借鉴传统国学的精华,广泛采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注疏学、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的已有成果,决不强作解会。第四、历史参证法。任何中国音乐美学范畴都不仅仅只是范畴本身,必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我们在阐释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时候,不能抛开这一背景。如新乐与古乐之争,就只可能产生在后《诗经》时代与前乐府时代之间。乐府至秦初到汉武帝时代,已经成为一个广收并蓄的专门音乐机构,此后的古乐与新乐之争,就没有多大意义。第五、学说参证法。任何音乐美学范畴的提出,都与一定的学术背景相关。非乐与礼乐的争论、声无哀乐论与声有哀乐论的争论,既是音乐美学上的争论,又是不同学说之间的争论。离开学派而论学问,是十分片面的。第六、理论构建法。我们要把一人的理论、一时的理论与一个学派的理论有效联系起来,把单个的范畴与其所在的范畴群联系起来,构建起中国音乐美学的完整体系。第七,史料学方法。坚持用史料学的方法,追溯中国音乐范畴的史源,挖掘音乐范畴的原创意义;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中国音乐理论史料,将史料置于时间历程中进行研究,以探讨音乐美学范畴的演变历程。有显性的史料,有隐性的史料,显性的史料,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对隐性的文史料,我们可从目录学和考据学中进行索引。如果只运用显性的文献,我们把作的研究只停留在现代的层面,如果能尽可能利用隐性的史料,则可以很好的把握当时的音乐美学情况。由此看来,建立一门中国音乐美学史料学,是一件十分必要的基础工作。第八、纵横比较法。中国古代的音响资料在正式文献中看不到了,但我们可以用民间音乐进行参照。这个研究方法可以参照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有些音响资料,在国内看不到了,可以用日本、韩国等汉字文化圈中的宗教音乐进行比照。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参照比较文化研究中的影响研究。同时,也可以将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中的某一个范畴群与西方音乐美学范畴作平行比较,这样,能更清楚地把握中国音乐美学的特征。此外,作为一门不算十分成熟的学科,完全可以借鉴其他更成熟的学科的发展经验,如哲学范畴研究、文学范畴研究等。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研究,是一个十分宏大的工程,需要许多学者作长期的努力。可以先研究若干个中国音乐美学核心范畴的重要含义,再研究这些核心范畴周边的范畴群,然后研究中国音乐美学的理论体系,最后融入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美学思想当中。

孔子教育思想研究论文

浅谈对孔子教育思想的认识发布者:郑茜 发布时间:2006-6-23 12:13:00 内容摘要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在教育方面的表现尤为杰出和卓越,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的教学思想至今仍闪耀着睿智的光芒,而他与学生之间互爱平等的师生关系也是今天的教育者着力追求的目标。全面认识孔子教育思想,将有助于启迪我们今天的教育者更深入的了解教育的意义之所在。正文文字大小:大 中 小 孔子是我国最早、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作为中国私学教育的第一人,孔子的一生除了参与政治之外,其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教育活动。孔子对教学规律的认识有精辟的见解,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而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孔子所积累的丰富的教育思想,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诲人不倦”等教育思想至今还闪耀着睿智的光辉。2005年9月2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2次执行局会议讨论,正式决定从2006年起,由山东省和济宁市政府每年出资15万美元(首期为5年),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孔子教育奖”。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高级别的奖项,也是第一次以中国人的名义设立的教育奖项。中国的教育家千千万万,为何独以“孔子”为名设立教育奖?我们实在是有必要对孔子的教育思想做一次全面的认识。一、有教无类的教学主张在教育思想中,孔子明确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认为应该扩大受教育的对象,只要诚心求教,不分贵贱贫富,都应热心教诲。“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束修是腊肉干,是当时贽见老师的礼物,只要愿行束修之礼的,也就是说愿意在孔子门下学习的,孔子都是不会拒绝的。所以,在孔子的3000弟子中,有鲁国当政的贵族子弟孟懿子,也有被人称为“贱人”的仲弓父和“鄙家”子弟子张;有以货殖致富,家累千金的子贡,也有蓬户瓦牖,捉襟见肘的原思和穷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渊;有北方的卫人子夏,陈人子张,又有南国吴人子游。孔子不因弟子的出身、贫富、资质、国籍的差异作区别对待。南郭惠子曾问子贡说:“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回答说:“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隐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说明孔子门下的确是良莠不齐的,他相信通过教育可以化愚为智,化恶为善。孔子扩大教育对象,创办私学,打破官府垄断教育的局面,由“学在官府”发展为“学在四夷”[1],使一部分平民有受教育的机会,有助于摆脱奴隶主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加速文化下移的进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有教无类”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使文化在贫民中传播,为新兴的地主阶级培养了一批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人才,有助于华夏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战国百家争鸣的基础,,对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文化交流有积极意义。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的是,孔子的有教无类并不是等同于孔子主张教育平等,更不是主张教育普及,孔子虽然提出“有教无类”,但至少女性是排除在外的,他认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论语•阳货》),所以,女性必然是被孔子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的,而他“来者不拒”之后的“去者不止”的作法也是其未主张教育普及的表现。但无论如何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实践,使文化在中国的土地上,在民间的百姓中广泛的传播,为我国教育的普及和蓬勃发展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同时,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末期和把狄夷看作非我族类的时代,孔子秉持“有教无类”的教学主张,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华夏与狄夷,皆将其作为教育对象,这也充分显示了孔子作为一名教育家的极大的革命勇气和魄力。二、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 孔子是我国第一个主张“因材施教”的教育家。虽然孔子并未概括出“因材施教”四字,这是由二程和朱熹从孔子的实践活动中概括出来的,曰“夫子教人,各因其材。”[2]但是从孔子一生的教育实践看,他确实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完整、最深入地把因材施教方法运用于教学过程的教育家。孔子实施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则建立在“听其言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对学业生的志趣、专长、能力等有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由也果”(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个学生的性格特点,孔子都是心里有数,在掌握了每个人的特点之后,孔子有的放矢的对其施以不同的教育,具有鲜明的针对性。读《论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孔子在当学生向他问“仁”、问“政”、问“知”时往往会根据学生性格、个性的不同给予不同的回答。在《论语• 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樊迟的资质较鲁钝,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总之,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作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每个学生的思想实际,又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综观孔子的诸位弟子之所以各有所长,有德行、政事、言语、文学方面的成绩,正是孔子尊重学生的个性,发挥学生专长,因材施教的结果。而最令人惊叹的是,孔子根据学生不同的心理状态和思维过程进行施教,成为了世界上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的教育家。在孔子看来,所有的学习,无论是学习知识或培养道德都是建立在学生自觉需要的基础之上的。他将因材施教与启发式诱导相结合,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利用启发诱导的方法,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对于这样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想,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教育艺术,孔子则只用了几句予以表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启发”一词也正是由此而来。按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3]孔子的启发式教育是建立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培养学生的思考基础之上的,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让其学生举一反三,要求学生不但要“闻一知二”,进而更要达到“闻一知十”的境地,而教师则只是从旁加以点拨,起到引导和促进的作用。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和学习主动性的发挥,重视学生认知能力的发挥,就是通过启发式教育来体现的。正是在这样的教育方法之下,学生充分发挥主体意识,最终达到豁然开朗,欲罢不能,乐学好学的境界。也正是因为这样,孔子才能培养出一大批有独立见解、博学多闻的重要原因。三、教学相长的教学理念在教学上,孔子提倡师生之间的相互切磋,共同讨论,互相启发,以求教学相长的良好效果。孔子的教学形式主要是采用了谈话法,有许多人一起谈的,也有与个别人的交谈,《论语》记载的就是孔子与其弟子之间相互问答,讨论的情况。孔子在教学中主张民主,其思想基础就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4](p87)。他提出教师在教学中不能妄自臆度,不能专断,不能固执己见,不能自以为是。在谈话教学中,孔子注意造就一种自然、友爱、诚恳的学习气氛。“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鼓励学生各抒己见。在教学过程中,孔子切实实践着“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孔子的弟子子路性格率直鲁莽,出于对孔子的爱护常常向孔子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孔子很关心、爱护子路,对他的批评亦真心接受;而作为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的颜回,由于从未对孔子提出过疑问和批评,反而引起孔子的不满,批评颜回的这种态度“非助我者也” [4](P111)。子游为武城宰很有政绩,孔子视察时“闻弦歌之声”,便“莞尔而笑”并言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马上反驳,说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意思说:我的为政都是从老师你那里学来的,孔子则马上就说:“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4](P182)。孔子并不以子游的“当仁,不让于师” [4](P170)而难堪或怨恨,而是当即肯定了他的意见,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孔子与弟子之间的平等交流,形成了一种轻松和谐的教学氛围,使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整个教学过程即是教师教授知识的过程,又是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两者辩证互动,就教师而言,教即是学,教与学互相促进,互相提高。就学生而言,从教师处学得知识的同时仍需自己努力,方能有所提高。教因学而得益,学因教而日进。从而也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实现了共同进步。四、互爱平等的师生关系孔子的“师道尊严”是建立在与学生平等互爱的基础之上的。孔子作为一位圣人、圣师,但他却并没有“至圣先师”的架子,他并没有把自己凌驾于学生之上,他对学生谦和友爱,他对学生的教育总是展开在与学生的结伴郊游中,展开在与学生席地而坐的交谈中,这是一种充分的平等和民主。孔子的学生对孔子敬而不畏,崇而不惧,他们对孔子畅所欲言,有疑必问。孔子与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师生之间有如父子、朋友。孔子对学生的生活是关怀备至。对于不求上进,白天睡大觉的宰予,孔子的批评是很严肃的“朽木不可雕也,类土之墙不可圬也” [4](P45),这无情的责备是建立在孔子作为一名老师对学生强烈的责任感之上的,是一种真正的有情,正因为有了孔子的“无情”批评和热心教诲,才使“昼寝”的宰予最终能序在四科,成为孔门之贤。伯牛有疾,孔子亲自探望,“自牖执其手”,无限感慨地说:“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4](P58)哀痛之情一览无余,溢于言表。孔子门下最得意的弟子当属颜回,但颜回短命早夭,“颜回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呼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4](P112),颜回的死让孔子涂感哀伤,有一次他曾说“颜回很好学,可惜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再也没有像他那样的了。”婉惜、哀痛怀念之情令人感伤。孔子对学生的热爱,同样也赢得了学生们对他由衷的敬爱。周游列国时,颜回掉队,等追上来时,孔子说:“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4](P117)师生之间生死与共的深情可见一斑。难怪孟子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5]孔子死后,众弟子如丧考妣,以丧父之礼待之,在墓旁守孝三年,而子贡仍不忍离去,又独留三年。后来孔子的弟子及鲁国的其他人,相率前往孔子墓旁居住安家的有百余户,因而那儿就被命名为“孔里”(《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对每个学生都是关爱有加同时又是一视同仁,这其中也包括了一个特殊人物,就是孔子的儿子孔鲤。孔子的弟子陈元以为孔鲤从孔子那里得到了什么特殊传授,但经过调查后却发现没有这回事,高兴地说:“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远其子也。”[4]( P178)孔子主张父子“亲亲”,但却不把它用在与孔鲤的师生关系上,在与学生的相处中不亲亲疏疏,实在难能可贵。孔子穷数十年的教育经验,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所总结出来的具有深远意义和深刻启发性的教育思想,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人民赖以生存的精神文化资源。二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从事教育工作的过程中,仍时时感受到中国的教育乃至世界的教育在许多方面依旧受到孔子教育思想的深刻影响。孔子确实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位伟大的开创型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在经历了岁月的磨砺和历史的洗礼之后的今天更显得睿智而可贵。参考文献[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 金良年.论语集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3] 刘俊田.四书章句集注.贵州: 贵州人民出版社,[4]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5] 杨伯峻.孟子泽注.[M].北京:中华书局,

1、关于孔子的思想体系 关于孔子的思想体系最起码有三个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一是孔子有没有思想体系?二是如何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体系的构成是怎样的?三是用那些材料来证明或“复原”这个思想体系?首先应该说明,我们现在常说的“思想体系”或“学说体系”是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认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其思想必然是成体系的,研究他的思想,重要的就是完整、深刻地理解他的思想体系。然而事实上对哲学家、思想家本人来说,他不一定都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进行体系建构的,在很大程度上说,他有什么样的思想体系是后来研究者进行“复原”或“重构”的结果。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的研究来说,尤其存在这样的情况。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也无可厚非。所以,我们还是按照学术界的研究习惯,我们仍然可以认定孔子各个方面的思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这个前提下,来相对地理解他的思想观点。 近代以来,从学术思想角度来讨论孔子思想体系的构成,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形成多种说法:如以仁为中心说,以礼为中心说,以中庸为中心说,以仁义为中心说,以仁义礼的统一为核心说等等。特别流行的是仁核心说和礼核心说。两说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绝对对立。仁核心说排斥礼,礼核心排斥仁。我认为,这种“中心说”、“核心说”从大的方面讲都是习惯了孔子以后二千年大一统政治体制及其相应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也是当代社会既定思维模式定向制约的结果,是迫切需要摆脱的;从小的方面讲,人们往往容易抓住一个概念、范畴当作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而忽视它的整体性,自然互相矛盾。 另外,西方学者由于对孔子思想体系的把握不够,对孔子思想评价多有误解,最典型的就是黑格尔。黑格尔眼中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①黑格尔“不能从中获得特别的东西”的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黑格尔对孔子的认识不但只是凭少许不严谨的译本,而且只看到了那零散的道德教训,而没有触及孔子思想的整体结构,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深化对细节的把握。另外,黑格尔以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为模式构筑了唯一的“世界精神”的哲学发展史,对中国历史和文明发展的道路却缺乏同情的理解,也许潜意识中还有日尔曼人所惯有的那种偏见和傲慢。 今天,对孔子思想体系要深入、全面地把握,集中探讨其核心是完全必要的,但又是很不够的。笔者无意消解中心,也不想另立中心,只是想实实在在地对孔子整个思想进行深入其内的细心研习以后,再出乎其外,不带任何思想偏见和既定的思维模式来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构成,并尽力展示其原状,以实事求是地把握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作为一个西周乃至上古文化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他以平治天下为已任,构筑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系对他来说是奢侈的,他是着眼于当时的时势,思考社会的整合有序、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途径。这样,如果要说他有什么思想体系的话,那也是他在不自觉的、开放的思维方式中构建了具有历史文化功能的与历史现实水乳交融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孔子思想体系里不一定非得有唯一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核心,而且最重要的并不是理论推演的逻辑性与思辩性,而是它的世间性、实用性,可以包容个人与社会,承担传统与变革,结合理想、信仰与此间生活等等。我们今天的研究可以从不同方面了解和“复原”这个思想体系。 2、孔子思想学说的集大成性质 要探讨孔子思想学说的体系,我们应该有一个基础认识,孔子的思想学说有集大成的性质。孔子展之所以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乃至人类屈指可数的大思想家、学问家,最基本的就是他的思想学说是“集”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的“大成”。上古文化在西周是一个集大成,但在这是制度意义上的集大成,到了孔子可以说是思想学术意义上的集大成。关于这方面古来人们都有认识,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孟子·万章下》)赵岐注:“孔子集先圣之大道,以成己之圣德者也,故能金声而玉振之。振,扬也。故如金声之有杀,振扬玉音,终始如一也。”朱注:“此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成者,乐之一终,《书》所谓‘《箫韶》九成’是也。金,钟属;声,宣也;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终,终之也。条理,犹言脉络,指众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圣者,德之所就也。盖乐有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若独奏一音,则其一音自为始终,而为一小成。犹三子之所知偏于一,而其所就亦偏于一也。八音之中,金石为重,故特为众音之纲纪。又金始震而玉终诎然也,故并奏八音,则于其未作,而先击镈钟以宣其声;俟其既阕,而后击特磬以收其韵。宣以始之,收以终之。二者之间,脉络通贯,无所不备,则合众小成而为一大成,犹孔子之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也。”戴震亦释此句云:“圣智至孔子而极其盛,不过举条理以言之而已矣。”(《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条)《孟子·公孙丑上》中有人欲比较伯夷、伊尹与孔子,孟子直截了当地答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朱子语类》卷第五十八还载:当有问朱熹何谓“集大成”。朱熹回答说:“孔子无所不该,无所不备,非特兼三子之所长而已。但与三子比并说时,亦皆兼其所长。” 张载对孟子的话有深刻的理解,“孟子所谓始终条理,集大成于圣智者与!”(《正蒙·大易篇》) 《释氏稽古略》说明孔子的集大成是集古代圣王遗教的大成:“圣人生于鲁,集大成于古帝王之教也,甚矣!” 王夫之尝谓,“孔子之术,合三代之粹而阐其藏者也”(见《读通鉴论》卷三) 刘师培说:“周室既衰,史失其职,官守之学术,一变而为师儒之学术。集大成者厥唯孔子。”① 王国维论孔子的集大成云:“孔子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践躬行之学也。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夏殷周诸圣贤之学说,无不集合而组织之,以大成儒教;其圆满之智如海。又多才多艺,至其感化力之伟大,人格之完全,古今东西,未见其比。”② 综上所述,古今以来人们对孔子思想学术上集大成的认识主要有这么几个含义:一是集伯夷、伊尹、柳下惠这样的三圣之事为一大成之事;二是孔子既圣且智,孟子通过所谓金声玉振,始终条理来比喻和说明;三是集三代及其以上圣王德业的大成;四是集古代思想学术的大成。

孔子教育思想论文【1】

摘 要:在东方的教育发展史上,孔子是不可不提及到的人物,他的教育思想至今对我们产生影响。

解读他的教育思想,对当今社会教育具有启发和教育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孔子 《论语》因材施教仁 教学思想 启示

孔子(约公元前551-前479年)是我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和“礼”,提倡“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强调忠孝和仁爱。

教学思想与教学方法是承认先天差异,但更强调“学而知之”,主张“有教无类”,重视因材施教,这些思想在《论语》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孔子的教育思想从多方位的分析和总结,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了解他的思想,对于教育的发展意义重大。

一、教育对象:有教无类

据记载,孔子门生三千,而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教育沿袭着“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被贵族子弟垄断,平民子弟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

之所以有这么多学生,是因为孔子首次提出“由教无类”认为世界上一切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

无论贫贱之人,还是富贵之人,都有接受的权利。

孔子说:“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

“束修”是一条腊肉干,是当时贽见老师的礼物,只要有愿行束修之礼的,也就是愿意在孔子门下接受教育的,孔子是不会拒绝的。

这并非孔子受他的礼,而愿意教他学习,只是“束�”是当时人们都能承担的,任何人均可到他们下接受学习。

这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故事跟能说明孔子对待受教育者资格的要求。

有一个名为互乡的地方,此地之人不善,难与言。

互乡一童子求见孔子而孔子接受了,门人非常疑惑,孔子解释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

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述而》)这就是说,只要一个人肯进取,不管其曾经怎样,只要现在能洁身自爱,以求获得教育机会,我们就不可以剥夺他受教育的权利。

充分说明了有教无类的教学思想。

二、教育方法,内容和目标

1.教育方法

在孔子的教学思想中,“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是教育的基本方法。

因材施教,根据学习的人的志趣、能力等具体情况进行不同的教育。

孔子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子路》)这就体现了孔子对学生的了解。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也。”(《雍也》第21章)意思是教学上要根据不同学生,不同的智力水平,教授难度不同的教学内容。

此举虽无“因材施教”四字,但在朱熹的《四书集注》中“夫子教人,各因其材”,充分说明孔子教人,因材施教。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意指:一个人不到他倾全力去尝试了解事理,但却仍然想不透的程度,我是不会去启示他的。

不到他尽全力想要表达其内心的想法,却想不到合适言词的程度,我是不会去开导他的。

如果告诉他一个角落是这样的,他还不能推悟出其它三个角落也是一样的,那我就不会再多说什么了。

句中一“启”一“发”充分体现了孔子的启发式教学。

这个方法对当代教育具有启示的作用。

2.教育内容

孔子教育内容:“孔子教学继承了西周六艺教育传统,教学纲领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基本科目是诗、书、礼、乐。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其中道德教育内容:仁与礼、孝悌、忠信。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八佾》)意指:人心若没有了仁,把礼来如何运用,人心若没有了仁,把乐来如何运用。说明仁礼在教学的重要。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论语・里仁》)意指侍奉父母,他们若有过失,要婉言劝告。

话说清楚了,却没有被接纳,仍然尊敬他们,不要违逆对抗,继续操劳而不怨恨。

这是孝悌充分体现。

子曰:“民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意指人没有信用就没有立足之地。

一个国家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要垮掉,强调忠信在教育上重要性。

他向学生讲授“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儒学思想中教学内容后又增加“六艺”,包括为礼、乐、射、御、书、数。

包含了道德修养、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和训练。

孔子教学不以书本为学习全部资料,而是在书本学习同时,在生活中也同时学习。

这样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打下基础。

3.教育目标

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意指一个真君子做到了内心的仁、知、勇,从而就少了忧、惑、惧。

这体现了孔子在教育人学习要达到的教育目标。

而在培养目标上,孔子注重“举贤才”为国家培养人才也是孔子教育的目标。

“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与孔子的举贤才是一致的,从这句话中就体现了孔子为国家培养人才的目标。

孔子告诫学生“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论语・里仁》),孔子推荐学生担当政治事务,在举荐人才时有原则,首先,学习不优异,不可做官:其次,要在国家政治开明时才可做官,否则宁可隐退。

所以在孔子教育思想中只有做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和“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才达到了教育的目的。

孔子教育思想对历史的贡献,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扩展了教育对象;“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重视文化的传承,对教材进行建设,为后世儒家奠定了进经籍教育体系的基础;更提出了“终身学习”的思想,“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通过他自己证明了这一说法,对教育的启示:在教学中,教师不放弃每一位学生,了解每一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学习思想,从而选择适合学生方法进行教学,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

从而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社会和个体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教育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更是不可磨灭的。

参考文献:

[1] 朱熹(宋).《论语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

[2] 刘嘉铭.《教育公共基础笔试》[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11论文期刊

[3] 曲红艳.《孔子教育思想浅析》[J].黑龙江科技信息 2008年21期

孔子教育思想研究【2】

[摘要]孔子作为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学经验,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许多宝贵的教育主张和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

他的这些教育经验和原则,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宝贵遗产,至今仍对我们的教育实践有着行之有效的指导意义。

我针对孔子著名的“有教无类”、 “乐学”、 “因材施教”以及一些比较具有参考价值的教育思想进行浅析。

[关键词]孔子“有教无类”“乐学”“因材施教”“变通”

正文: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

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最根本的要靠教育,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只靠政令、刑律去治理国家,百姓只能被动地去遵纪守法,而不能够有廉耻之心,不懂得为什么要自觉地去遵纪守法,是不能够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的。

如果用教育的'方法去教育人民,使人民能够用礼法去约束自己,懂得言行的规范,就能够自觉地遵纪守法,那么国家就能够得到治理,孔子认为政令、刑律都不如教育更加有效,因而孔子一生开私塾,广收弟子三千,有才能者就有七十二人,因而孔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教育思想,孔子的教育思想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重视学生的发展和老师的发展,他的教育思想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我在这里仅仅就其中有代表性的几点进行分析。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意思是说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受教育。

又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意思是说只要给我一些薄礼,我从来没有不教的。

这在当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仅仅是王孙贵族,普通人的子女也可以接受教育,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孔子认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他认为人的素质都是一样的,只因为环境与教育的不同,才使人有了差别,尽管当时孔子已被人尊为圣人,但他始终强调自己不是生而知之的人,是学而后知的。

由此可见,他认为任何人只要受到教育都可以成为圣人,他强调学而后知,不仅是谦虚,也是他的信念。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后身体力行,在教学实践中贯彻了他的主张,在他的弟子中就有各式各样的人,既有贵族,也有被称为鄙人的下层人士,也有像颜渊那样的贫穷的人。

孔子教导学生要注重提高道德素质,也提倡老师要讲究职业道德。

从以上可以看出,孔子把德育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点。

如果我们的教育管理者,只懂搞教育,而不懂道德要求,那么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一个有很高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科学家,却助纣为虐,为战争贩子研制杀人武器;一个掌握有高超印刷技术的科研人员却研究和大量印刷假币,严重干扰和威胁国家经济,这样的人于百姓、于国家、于社会有何益呢?值得欣慰的是,现在有许多有识之士已开始认识到素质教育的重点是道德教育。

在学习态度方面,孔子推崇的是使学生“乐学”。

《论语》的第一句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可见孔子非常重视要使学生愿意学习和乐意学习,他从自己长期的教育实践中认识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也就是说,只有把学习当作乐趣,迷上了学习,才能取得最好的学习成效。他说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他还对别人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从这些议论可以看出孔子本人就是非常乐于学习的人,正因为把学习当作乐趣,才能学得进,学得好,成为博学多识的人,所以孔子认为要想使学生学好,首先要让学生“乐学”。

为了使不同的学生都能学有所得,学有所长,他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在教学中 "因材施教"。

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子路与冉有向孔子请教同一个问题,听说了一件事,要不要马上去做?孔子对子路说:“有父兄在,不可以如此。”对冉有却说:“可以去做。”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此发生疑问,孔子解释说:“冉有退缩,故鼓励其进取;子路则勇于进取,故使之知有所退缩。”(见《论语·先进》)这个故事就是比较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

如上面所说,孔子的学生之所以各有所长,也正是他因材施教的结果。

孔子能熟练运用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不到学生想弄明白而不能弄明白的时候,不去点拨;不到他想说而又说不清楚时,不去启发。

从而极大地调动学生的求知欲望。

孔子的教育方法灵活多变,有诸多辉煌创造: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温故知新、循序渐进,叩其两端,举一反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至今仍在教学中发挥作用。

除了以上关于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贡献以外,孔子还难能可贵地提出了“终身学习”的思想,并且身体力行。

他现身说法地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孔子看来,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没有年龄阶段的限制。

这种学而不厌的精神,不仅成为千百年来鼓舞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活到老、学到老”的光辉榜样,而且在当代被进一步发展成为信息时代最有价值、最富于创造性的教育理念——终身教育思想。

根据新课改的要求,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培养其创新、创造能力,教师要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开展启发式教学,要求学生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目前我们还有相当部分教师还没有改变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这种状况必须下大力气扭转。

哲学告诉我们:变,才是事物的发展规律,不变就不能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

参考文献:

[1]《论语》

[2]《论语名言解析》

[3]讨论法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广西教育》

[4]语文课程改革应当反思的几个问题 《语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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