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的思想没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功利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是John Mill(密尔)，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为最多人活得最大的幸福。
《权与利 情与法——《暖秋》观后感》 阳光明媚的八月，在我党支部的组织下，我作为一名预备党员观看了《暖秋》这部影片。短短一个半小时的剧情，我和同事们无一不为其“权与利”的交错而震撼，无一不为其“情与法”的碰撞而落泪…… 电影《暖秋》是一部反腐倡廉警示片，主要讲述了英雄后代出身的年轻干部陈立生，在党的培养下，凭着自己的勤奋苦干，被提拔到某市交通局长的位置上，但在各种诱惑面前，他对如何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认识不足，对预防腐败和反腐败的艰难估计不足，对自己身边的人要求不严，对妻子的非法敛财行为，由宽容到放纵；对自己的下属女干部在公与私、原则与情感上不能加以区别，一步步蜕变为腐化堕落的犯罪分子，一个现代幸福美满的家庭破碎了，一名勤奋苦干的国家干部终成阶下囚，他因抗不住手中的权力和美色的诱惑，营造了一个多事之秋。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人到中年，正是年富力强，施展才华的黄金时期，而陈立生却用权力交易金钱、交易美色，他上对不起谆谆教导的老父亲，下对不起活泼可爱的儿子，他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自己捞取不正当收入的资本，作为满足自己私欲的筹码，他从受贿之日起就一步步的为自己掘好了走向地狱的坟墓，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人民的审判。陈立生离开了他无限眷恋的世界，走了，身后，是父亲的疲惫憔悴，是妻子的身陷囹圄，是孩子的痛哭之泪，是自己家庭的破碎，也是遇难者家庭的苦痛和破碎。剧中父子情、夫妻情、母女情、母子情、爷孙情以及组织与个人之情都表现得真切感人。父子情，即陈立生与老父亲之间的光明与阴暗、正直与私心的较量；夫妻情，即陈立生与妻子之间爱与恨、情与法的较量；母女情，即陈立生妻子与岳母之间的相互贪婪、相互纵容之情；母子情，即母亲对儿子的忏悔之情，儿子对母亲的依恋之情；爷孙情，即爷爷对孙子的教育和关爱之情。还有当陈立生落入法网又贫困交加之时，市纪检委书记带着党组织的重托，带着同志们的关怀，来看望陈立生时，组织与个人之情。 陈立生本来是个很有作为的好党员、好干部，但是，在各种诱惑面前，他未能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一步走错步步错，最后成了人民的罪人。他的失足堕落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也给家庭和亲人带来了不可愈合的创伤。陈立生的教训告诉我们，一切国家公职人员都要牢记党的宗旨，“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管好自己身边的人，守好自己的门。所有家庭、父母、妻子、儿女都要远离亲人的权力。 《暖秋》是一部思想性极强、教育意义深远、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人心的影片。观后感动至深，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我不为剧中陈立生腐败判刑后保外就医（肝癌晚期）时痛不欲生而感伤，却为年迈的老父亲在身心倍受煎熬、疲惫奔波中而潸然泪下；我不为唯利是图的陈立生之妻鎯铛入狱后而惋惜，却为幼小的儿子在高墙外那撕心裂肺般地呐喊而痛心疾首。影片中哀婉的唢呐声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父亲那无奈的眼神让观众限入深思……一个完美的家庭倾刻间支离破碎，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下属为情断送了前程，一个精明能干的贤内助为利毁灭了家庭，一个才华出众的领导干部未能抵御金钱与美色的双重诱惑，最终在中秋月圆之时将有限的生命托付于清天，让它来代以洗礼污浊人间的灵魂…… 陈立生的教训告诉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管好自己以及自己身边的人，守好自己的门，不要忘记党和人民赋予自己的权力，要坚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定不移的维护和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一切国家公职人员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牢记共产党的宗旨。一切领导干部都要管好自己身边的人，守好自己的门。如果爱你身边的人，那就让他们远离你的权力。”我们每一个党员一定要树立执政为民意识，即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的意识。要认识到自己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能把权力变成私人权利，甚至以权谋私，在人民群众中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党性修养，增强慎独意识和自律精神，自重、自醒、自警、自励，模范地遵纪守法，将党纪、国法内化为自觉行为，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作风、生活作风的侵蚀，经受住严峻考验，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志存高远，心底无私的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我作为一名预备党员，将时刻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和自律意识，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永远保持一份共产主义的神圣理想。
我说下大概的意思：功利主义简单的理解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当某个人（物）或某类人（物）存在的价值影响到了其他一大群人（物）或大类人（物）的价值的时候，功利主义就会牺牲少数人（物）的价值来保全多数人（物）的价值。自由主义提倡的人人平等（物物平等），即使少数人（物）的价值存在影响了多数人（物）的价值，还是需要去考虑少数人（物）的价值的。相对来说功利主义处理事件的效率会更高一点。
1、功利主义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所谓最大善的计算则必须依靠此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相同份量，且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痛苦仅是“负的快乐”。2、主张个人自由发展、自由表现的看法或人生观。以上可以看出功利主义追求人人，自由主义追求自我。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即效益主义，是伦理学中的一个理论。提倡追求「最大幸福」（Maximum Happiness），认为实用即至善的理论，相信决定行为适当与否的标准在於其结果的实用程度[1]。主要哲学家有约翰·史都华·米尔、杰瑞米·边沁等。发展早在功利主义正式成为哲学理论之前，就有功利主义思想雏型的出现。西元前5世纪的亚里斯提卜(Aristippus)、前4世纪的伊比鸠鲁、中国古代的墨子及其追随者的伦理学中都存在著如何促使最大快乐的思维，他们是古人中的功利主义先驱。近代英国哲学家与伦理学家如坎伯兰 (Richard Cumberland)、法兰西斯·哈奇森与大卫·休谟都有功利主义的倾向。据边沁指出，他在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Claude-Adrien Helvetius)、义大法学家贝卡里亚 (Cesare Beccaria) 以及休谟等的著作中都发现了功利主义的身影。功利主义正式成为哲学系统是在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期，由英国哲学家兼经济学家边沁和米尔提出。其基本理论是：一种行为如有助於增进幸福，则为正确的；若导致产生和幸福相反的东西，则为错误的。幸福不仅涉及行为的当事人，也涉及受该行为影响的每一个人。19世纪末期的功利主义代表人物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认为功利主义来自对「常识」的道德系统的反省。他论证多数的常识道德被要求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他也认为功利主义能解决常识学说的模糊和前後矛盾而产生的困难和困惑之处。在20世纪功利主义虽然经过摩尔 (. Moore) 的批判，但英美哲学家与英国自然科学家兼伦理学家图尔明(Stephen Edelston Toulmin)、牛津大学的诺埃尔-史密斯 (Patrick Nowell-Smith)、厄姆森 (. Urmson)以及澳大利亚的斯马特 (J. J. C. Smart)等人仍为功利主义辩护。主要概念功利主义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所谓最大善的计算则必须依靠此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相同份量，且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痛苦仅是「负的快乐」。不同於一般的伦理学说，功利主义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边沁和米尔都认为：人类的行为完全以快乐和痛苦为动机。米尔认为：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对幸福的促进就成为判断人的一切行为的标准。派别功利主义根据应用的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境功利主义（act-Utilitarianism）普遍功利主义（general-Utilitarianism）规则功利主义（rule-Utilitarianism）有人认为，普遍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本质上都属於情境功利主义的一种。应用功利主义的影响甚为广泛。它在法律、政治学、经济学方面更有特别显著的重要性。例如在惩罚方面，功利主义反对「一报还一报」的「报应」理论。功利主义者认为惩罚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改造罪犯或保护社会不受罪犯破坏，从而避免发生更多的犯罪行为，同时也使其他人因惧怕受到惩罚而不敢犯罪。在政治哲学上，功利主义者赞成将民主作为使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取得一致的一种方法。他们认为每个人的最大自由和其他人的同等自由是一致的。不过也有人因为强调政府利益的一面，而走向保守主义、甚至独裁主义。另一方面，也有人因相信人性本善，认为最大的幸福是来自社会的根本变革，从而走向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如威廉·戈德温。在经济学上，所谓边际效用分析学派如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则是从边沁那里吸取了许多思想，所谓「福利经济学」是以「比较爱好」代替「比较效用」，也表现了功利主义的基本精神。在经济政策上，早期的功利主义者倾向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涉。後期的功利主义者由於对私人企业的社会效率失去信心，又希望政府出面干涉来纠正私人企业的弊病。在当代的讨论中，人们对伦理学语言的分析，以及对边沁的「快乐计算」均已失去兴趣；功利主义出现了种种修正的和复杂的形式。批判功利主义的中心思想，即每个人都应该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促进幸福，并避免不幸，这看来是应予肯定的。但关键性的问题是：整个规范伦理学是否都可以根据这个简单的公式来分析。是否有超乎快乐与痛苦之外的价值值得重视。 如何衡量一个人吃了巧克力之後得到的快乐比别人多、少或者一样？没有方法来计算得到利益，也就没有方法确定什麼行为是道德允许的。所以快乐利己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行不通。 功利主义思想的另一个缺陷在於，它没有在获得的幸福中作出长期的，整体的幸福与短期的、个体的幸福的区分，而这些幸福并非一直是统一的，很多时候他们处於矛盾的、对立的状态。参考资料 艺术与建筑索引典—效益主义 於2011 年3 月14 日查阅
我来就可以的 回答者： 我QQ1401164296
妄想发明永动机的人就是一种功利主义
经过调查发现，当前大学生在面临就业时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心理障碍：一是认知障碍。包括对就业形势不明，对未来工作期望过低或过高，不能科学选择职业、工作种类和就业地区等，以及对自身能力素质的认识不清；二是情绪障碍。包括焦虑、急躁、抑郁、恐惧等；三是人际交往障碍。包括怯懦、冷漠，不善于人际交往，甚至存在社交恐惧等。其中人际交往能力差是存在于大学毕业生人群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性格因素或锻炼较少，很多大学生不善于人际交往，这往往引发社交恐惧，而社交恐惧又反过来导致对人际交往的愈加陌生，形成恶性循环。仅有的被调查人认为人际交往能力差是造成就业困难的因素，大学生对人际交往能力的认识还不到位。通过对相关问题答案的统计看出，有人际交往意识和倾向的同学仅占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大学毕业生产生这些心理压力和心理障碍的原因很多，但从大学生自身来说，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是最主要的根源：一是受社会上“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各种思潮的影响，大学生普遍以自我发展和自我享乐为视点来看待周围的一切包括就业问题，不少学生把当学生干部、入党、评先进、与人交往等作为实现个人利益的一种手段，理想信念淡漠，缺少远大抱负。二是对社会问题理解存在片面化特征，如对内地与沿海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社会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国有企业亏损和下岗职工问题、高校连续几年扩招和就业困难问题等不能辨证分析和看待，容易产生激进和浮躁心理。三是就业心理不稳定，普遍处于烦躁状态。“郁闷”是大学毕业生的流行词汇。其实郁闷在心理学上就是焦虑的代名词。所有的人碰到就业压力都会焦虑。压力大小、自身心理素质、家庭结构和社会支持系统都会影响焦虑指数。毕业生最突出的问题是目标焦虑，即现实能否达到心理预期值。在大学生活中，有的大学生因学习压力过大、个人感情受挫、人际关系失调、性格过于内向、社会交往很少、自卑感强烈、身体出现严重疾病、患有严重心理疾病、转系、休学、降级或近期遭受处分的均可能导致严重的就业心理障碍。这些都会对其健康就业心理的养成有很大的影响，并造成人格的不完整，导致适应能力和对挫折的承受能力比较差，形成较大的就业心理障碍。缓解就业心理压力的关键和方法造成大学生就业心理压力过大的原因有来自社会、学校、家庭和自身各个方面，但做好大学生的心理疏导，加强他们的自身心理素质是关键。第一，悉心辅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尽管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越是关键时候越显得重要。大学生在人生道路上做出重要抉择时，必须首先解决“人为什么活着”、“怎样度过一生才有意义”的问题。目前，青年价值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大学生更应该注意对自己的价值取向进行评价，有意识地开展自我教育，形成和发展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把社会的发展、祖国的前途与个人的命运有机结合起来，在服务社会、奉献祖国的过程中，看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生活意义，培养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同时，要处理好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生理满足和心理愉悦的关系，构筑健康的心灵家园。第二，精心教导学生不断学习，提高素质。大学生要想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避免就业心理压力对自己的困扰，不断学习，努力钻研，刻苦自律，完善自我，是基本的道理和根本的出路。首先要加强专业学习。专业素质是大学生整体素质中的关键。丰富专业知识，开阔专业视野，是大学生学习的主要任务，是大学生求职择业，乃至立足社会、服务社会的基本保证和根本依据。事实表明，专业素质好的学生容易受到社会的青睐，而专业素质较差的学生，则往往被社会所淘汰。其次要培养良好情商。情商是一些非智力因素的有机结合，包括人的情意特征、气质类型、性格特点、兴趣爱好、道德品质等，其中性格特点、情感品质是主要因素。三是要提高实践能力。针对高校重理论知识学习而轻实践能力培养的现实，大学生应该积极主动地走出校门，走进社会，开展社会调查，加强社会交往，来丰富自己的社会知识，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第三，耐心引导学生放松心情，学会调适。心理调适是缓解就业心理压力的必要手段和方法。大学生就业心理调适主要体现在就业情绪及就业行为的调节上。首先，要调适就业认知、树立科学的就业观。认清就业形势和自身优势，大学毕业生要认清就业的形势，正确合理地评价自己的才能，不要孤芳自赏，定位过高，这样在求职时就不会好高骛远，这山看着那山高，高难成低不就，人为提高就业门槛的高度，难以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就不会面临求职的巨大压力。其次，要调适就业心态，克服不良情绪。克服焦虑、紧张、自卑、恐惧等不良就业情绪，保持坚定平和、积极向上、豁达乐观的就业心情，对于大学生缓解就业心理压力是至关重要的。三是要调适就业策略，合理规划职业。大学生从进入大学之日起，就应积极进行个人职业生涯规划，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职业目标和人生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掌握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同时，了解国家有关大学生就业的一些方针、政策，广泛搜集相关的就业信息等，为就业打下基础。大学毕业生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产生焦虑心理在所难免，老师和家长对此要宽容和理解。学校要加强毕业生思想政治工作，重视毕业生就业的心理咨询和指导，做好深入细致的疏导工作，化解和减轻学生的就业心理负担，引导和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用积极的自我暗示、主动的认真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迈好走向社会的第一步。（赵京/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
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调整时期，即迫于国力的下降和核优势的萎缩而在对苏冷战中采取“缓和”（detente）战略。1963～1974年的越南战争是导致尼克松政府缓和战略出台的直接原因，因此亚太地区也就成为该战略实施的最前沿。一般观点是，尼克松政府从越南和东南亚大规模裁撤武装力量标志着冷战中苏联优势时代的到来。而本文认为，尼克松政府在亚太地区实施“缓和”战略的实质是：在谋求地区政治均势、地区合作和恢复核平衡的基础上，从全方位、微观的军事力量维系为重心转向多种手段并用，尤其以增强经济手段的运用和调动资本主义世界整体经济力量加强渗透为主的灵活的地区战略。本文将着重探讨美国这一以退为进的亚太战略转变的合理性。 关键词：尼克松主义 缓和战略 经济外交
背景： 古巴导弹危机后，美国在争霸中转为守势，来自西欧日本的经济压力，深陷越战泥潭，美国危机重重。 内容：关岛主义，三大标准，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新和平战略” 实质：收缩争霸战线，稳定与盟友的关系，协调缓和自身矛盾，加强实力，以求适应新的争霸环境。记得采纳啊
美国有个传统，就是媒体会时不时将某个总统提出的重要执政观点界定为以该总统名字命名的“主义”，成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基点，还有人将总统一些国内的执政理念也界定为“某某主义”的一部分。这些不同历史阶段以总统名字命名的“主义”往往成为当时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指导原则，影响当时甚至其后很长一段时期美国整体的或在某一领域的对外政策。不久前，布什总统在其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下一阶段的反恐主张，被界定为“布什主义”，并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这是有关尼克松总统制订的收缩美国全球义务，调整国际关系的外交新方针。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苏冷战加剧，第二世界力量增长、尤其是第三世界崛起，美国陷入越南战争，以及国内多种危机进发，尼克松主义应运而生。1967年10月，尼克松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一文，表达这个主义的萌芽主张。1969年7月25日，他出访亚洲途经关岛，宣布对亚洲的新政策。其要点是：越战结束后，美国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并格守业已承担的条约义务。但除非受到核大国的威胁，美将鼓励其亚洲盟友自己承担国内安全和军事防务的责任，而美则避免卷入越南式的战争。集体安全是美支持其盟友对付国内或核大国的威胁所谋求的一个目标。这一亚洲政策被称为“关岛主义”。以后，尼克松在历年的国情咨文中，进而把这一政策延伸为全球政策，以及处理与其盟友全面关系的总方针。1970年他把这个主义归结为美国与其全球盟友之间的“伙伴关系”(包括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并指出，其中心点是，美国将不再承担保卫世界自由国家的全部责任。1971和1973年，尼克松又宣布，此主义代表美国对全世界的基本立场，是美国对待其全球主要盟国的方针的中心。狭义上，这个主义只限于美国调整其海外义务，以及与其盟友的关系；广义上，还包括对中苏政策的总方针，即“实力”加“谈判”。尼克松在1970年的国情咨文中，就提出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新和平战略”，并指出后两点是对共产党国家政策的两个方面。在以后一些政策声明里，他又把这一“新战略”与“尼克松主义”交替使用。而一些高级官员直接把上述“三大支柱”称为“尼克松主义”。这个主义是尼克松政府多极均势外交的指南，在其任内，美军退出了越南战场，改善了中美关系，把战略重点转向苏联，从而调整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它是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标志着从杜鲁门主义开始的冷战、遏制政策的结束，成为以后几届政府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所谓的“尼克松主义,我们可以从当时尼克松的主要谋士基辛格说来得知一些，在二战以后，美国在亚洲先后打了两场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所以战后美国的军事重心实际是放在了亚洲，但是美国海外经济利益的重心却在欧洲，这种军事重心与经济利益重心相分离的局面是个错误，正确的作法是把二者重合起来，因此美国应该结束越战，把军事重心向欧洲转移，以保护美国在欧洲的经济利益。确实至此以后美国进入了新战略阶段.
【美国的外交困境及尼克松政府的政策措施 】 1969年上台的尼克松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结束越南战争。1968年2月南越爱国武装力量发动的春节攻势，表明总统约翰逊有关敌人将很快被打垮、战争即将结束的许诺是不现实的。尽管在越南美军已超过50万人，侵越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William Westmoreland)要求政府再增派20万美军，这对约翰逊政府来说是无法接受的。3月31日，迫于各方压力，约翰逊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美国部分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并谋求进行和谈，同时声明他本人不再参加1968年的总统大选。越战给1969年初上台的新一届美国政府留下了很多棘手的问题。⑦ 除越南问题外，尼克松政府还面临着许多其他挑战与不稳定因素。第一，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处于十字路口，尽管在很多方面苏联的力量远不如美国，但苏联在核武器方面已与美国达到基本平衡。从1968年8月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克里姆林宫显得信心十足。美国和西欧盟国对华沙条约国军队入侵布拉格的温和反应，表明苏联在中东欧的影响力是稳固的。美国不得不接受苏联及其盟国在东欧使用武力保护社会主义的现实。1967年中东六日战争以后，苏联继续支持一些阿拉伯国家。埃及和叙利亚试图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性打击。可以说，苏联已经将其势力延伸到中东欧之外。⑧ 第二，中国也令美国十分头痛。约翰逊政府非常关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⑨。一方面，美国很担心“十亿手持原子弹的中国人”的威胁；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大大减少了中国直接出兵越南作战的可能性⑩。尽管1969年初的中苏关系十分紧张，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中国支持北越，并谴责美国对南越的援助。 第三，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与欧日盟国的关系也是矛盾重重。欧洲盟国对美国在越南持久的战争很不满意。在尼克松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欧洲之行期间，法国总统戴高乐对此有明确表态。1966年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NATO's Integrated Military Structure)（但仍是北约正式会员国）后，法国的影响已大大削弱；联邦德国政府的新东方政策(Ostpolitik)更使美国担忧。1969年9月上台的联邦德国总理布兰特(Willy Brandt)极力谋求与苏联集团改善关系。这使得北约联合一致对苏的政策几乎成为不可能。除了政治问题外，欧洲一体化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国际经济的统治地位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此外，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令美国人担忧。1967年的中东战争之后，阿以矛盾并没有解决。非洲的非殖民化带来的是内战，苏联和中国的影响渗透到非洲。在拉丁美洲，60年代的进步同盟(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并没有为美国培植可靠的盟友，反而使反美思潮上升。在南亚，1965年的印巴战争加剧了印巴之间的历史仇恨和对抗。(11) 尼克松政府面对的是一个极端动荡的世界，尼克松上任伊始，美国外交政策内外交困。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美国的军事力量仍是世界第一，经济实力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并具有充分的人力优势。美国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美国如何解放自己并重建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信誉？尼克松政府如何以国内外敌友都能接受和尊敬的方式达到这一目标呢？这意味着尼克松政府要根据世界局势的变化，寻求一个新的全球力量平衡，而不损害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绝对优势。尼克松政府需要重新确立美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使美国从最危险的海外军事冲突中脱身，恢复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当务之急是要从越南撤出，找到与过去的冷战对手——苏联和中国打交道的新办法。 1969年，尼克松已经认识到一个多极世界格局的出现，主要标志是美国接受与苏联的核均势及将欧洲、日本和中国作为有竞争力的力量中心。这是美国自冷战以来力量相对下降的重要表现。尼克松在其就职演说中宣称：“经过一段对抗之后，我们现在进入了谈判时期。”尼克松政府需要重新调整美国的对外政策。尼克松决定放弃过时的两极对抗体系，重建大国间的“均势”，很快提出建立以“美、苏、西欧、日本和中国”为中心的“国际新秩序”。尼克松希望将美国与共产主义世界对抗和战争边缘政策转变为与共产主义世界的和平共处。对苏缓和与打开同中国的关系是这一政策实施的结果。(12)在一定意义上，尼克松主义是“越南化”政策的延伸，与尼克松政府结束越战政策是相互关联的，成为尼克松政府最初两年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1969年夏天，尼克松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措施：基辛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之间的秘密渠道、对柬埔寨轰炸以迫使北越就范以及尼克松主义的出台。 尼克松主义的出台与尼克松政府安全战略思想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执行的是所谓“两个半战争”战略，即美国要在欧洲和亚洲对付苏联和中国两个共产党国家同时发起的大规模进攻，并应付其他地区，如中东出现的紧张局势。其实美国从来也没有这样的力量，来进行“两个半战争”。到了60年代末，随着中苏两国的彻底决裂，中苏两国同时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已基本不存在，尼克松在1969年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一个半战争”战略。“一个半战争”战略的主要出发点是削减兵员和军费，以减轻财政负担，缓和要求更大规模削减军事力量的国内压力。 在军事上，美国与苏联的军事力量形成均势，尤其在核力量方面，苏联已取得数量优势。在经济方面，美国地位明显下降，1944年确定的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政策停止执行。最为严重的是美国长期深陷越南战争，导致美国内部出现了严重而又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危机。 面对世界政治变化和美国地位下降的事实，“尼克松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它们包括：美国将信守它的一切条约义务，如果美国的“盟国”或对美国以及整个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受到威胁，美国将提供援助；其他类型的国家受到侵略，美国“将在接到请求时”提供适当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在人力方面，该国应“承担主要责任”。显然，尼克松政府的目的是在不放弃美国“全球责任”的同时，要求其它国家分担更多的责任。 尼克松政府的对外政策的调整幅度是相当大的，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作为“尼克松主义”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主要体现，尼克松政府在越南战争中开始贯彻战争“越南化”的方针，并争取最终撤出越南。为了打开越南战争的僵局，并在美国撤出印度支那地区以后能够牵制苏联，尼克松政府大幅度调整了对华政策，并最终打开中美缓和的大门关系之门。 缓和对苏关系是尼克松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所谓缓和政策的重要步骤是与苏达成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SALTI)。此外在中东地区，加强推动中东和平的力度，使苏伊士运河得以重新开放；在欧洲则采取行动，明确支持欧洲统一的进程；在亚洲向日本归还冲绳岛，并促使“日美安保条约”顺利延期。 伴随着对外政策的调整，尼克松政府将肯尼迪政府开始执行的“灵活反应战略”调整为“现实威慑战略”。其主要内容如下。 ——放弃两个半战争的概念，改为一个半战争。由于美国作战实力衰弱，中苏分歧公开化，美国确定中苏不会联合起来共同对美作战。随着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改善，尼克松政府进一步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美国可借助的力量，因此美国可以放弃在亚洲进行战争的战略。 ——以核均势论代替核优势理论。60年代，苏联加快了核扩军步伐，美国对苏联的核优势已不复存在。面对种变化，也是基于美国陷于越南战争的现实，尼克松政府改变了过去谋求核力量相对优势的战略主张，提出要与苏联保持“基本相当”的核均势，即用美国在战略核武器质量与技术上的优势，抵销苏联的数量优势，以维持有效报复能力为限，不拘泥于导弹数量的对比。 ——调整军事部署，收缩战线，减少海外驻军。尼克松政府强调，美国不应企图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也不具备同时保卫世界各条战线所需的人力物力，它在海外的军事负担已经超过了自己力量的限度，因此必须收缩海外驻军，以保证欧洲、朝鲜半岛等至关重要并已经承担的义务上。 ——与盟国进行战略分工，强调共同承担战争负担，提出“自由世界防务分级责任制”。美国不能再像在越南战争中那样，由美国单独承担责任，宁愿多花美元也不应损失美国人的生命。如在欧洲爆发常规战争，美国应和西欧盟国共同负责。如果爆发小于战区规模的局部战争，所在国应负主要责任，特别是分担人力负担，美国将给予必要的援助。这种战略方针改变了美国大包大揽的局面，排除了美国部队介入地方性战争的可能，并保证在大规模战争中，其他盟国也能分担防务责任和负担。 总之，在“现实威慑战略”中，美国要以生命和物资方面的最低代价来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在保持核威慑的盾牌下，以常规力量为主，同苏联进行争夺；在收缩美国海外军事力量的同时，加强西欧和东北亚的重点部署，盟国和受援国分摊军事负担，美国退居二线。 尼克松主义的实施与影响首先表现在军事上，就是大幅度削减美国常规部队，提高同苏联战略武器抗衡的能力，并力争体面地从越南战争脱身。 从1969年至1972年，美国驻外兵力从133万余人减到了60余万人，其中驻亚太地区的美军从88万人减至24万人，驻欧美军则维持在31万人左右，占美国海外兵力的。 为了改进战略核武器的质量，尼克松政府修建了大型卫兵反弹道导弹发射场系统，以保护美国洲际导弹的发射场。同时大力发展多弹头导弹，以抵销苏联导弹数量的优势。为提高美国战略核武器的质量，1973年尼克松政府增加军费12亿美元，用以研制三叉钱核潜艇和B—1轰炸机。 为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尼克松政府推行“战争南越化”政策，向南越派遣大量军事顾问，运送坦克、飞机等许多新式武器，将南越本国军队从85万人增加到l00万，帮助南越政府加速安抚运动和乡村发展计划，甚至促进南越政府实行土地改革，以便使傀儡政权能加速对南越农村的控制。 为迫使北越在巴黎和谈中屈服，美军于1970年5月入侵柬埔寨，企图破坏北越的给养基地。1971年1月中旬，美国发动侵略老挝的“蓝山619战役”，企图切断胡志明小道，结果以惨败告终。1972年5月8日，美国采取战争升级行动，宣布在海防港布雷，对北越实行海上封锁，并进行持续轰炸。 这期间，美国和北越代表在巴黎进行了断断续续的和谈。 1973年1月27日，参加巴黎和谈的四方(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西贡政权)在巴黎正式签订《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该协定规定：美国和其他国家尊重1954年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承认越南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美国军队在协定签字后60天内全部撤出越南；北越释放美国战俘；越南问题由越南劳动党、中立力量和阮文绍政府三方组成的全国和解与协商委员会作出安排，并由该委员会负责选举和执行协定；协定还规定了临时分界线等。巴黎协定的签署标志着长达l2年之久的美国侵越战争的失败。 其次是在外交方面，尼克松政府做出了与中国和解的重大决定。 60年代以来，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尼克松提出了“遏制”与“诱导”相结合，最终说服中国改变政策的设想。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总统后不久会见了与戴高乐。他在会谈时说：“在美苏进行对话的同时，美国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10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余地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和他们的来往必须比以前增多。”“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7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要继续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在1971年2月25日的对外政策的报告中，尼克松明确提出，“对美国来说，同北京建立关系正是体现了70年代的任务。”尼克松认为，改善对华关系，有助于稳定局势，防止外来势力渗入亚太地区。同时，可解除美国面对两个对手的状态，可以借助中国力量来维持美苏均衡外交。 尼克松在1969年访问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时表示，希望同中国直接对话。美国国务院还发表一项公报，批准在海外的美国旅游者和居民购买一定数量的中国商品，允许国会议员、记者、教师、知识分子与大学生、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等6类人员，在有关外事部门直接申请办理去中国的旅游护照，无须上报国务院批准。1969年11月美国停止在台湾海峡的巡逻。12月，允许美国在国外的子公司同中国进行非战略物资的贸易。1970年1月20日和5月20日与中国代办雷阳与美国驻波兰大使在华沙举行了两次会晤。美国第一次默认，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并表示希望总统特使去北京，商谈高层领导会晤的问题。 在中国方面也作出相应的表示后，1970年尼克松在会见《时代》杂志社记者时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5月17日，尼克松给周恩来一封信，表示他准备访问北京，建议由基辛格来中国举行初步会谈。1971年7月8日，从南越途经巴基斯坦的基辛格于第二天凌晨直飞北京，与周恩来举行秘密会谈。7月15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5月以前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1972年2月21—28日，尼克松携夫人以及大批随从人员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掀开了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2月28日，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公报指出，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及外交政策有着本质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海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的敌对状态。 在同苏联阵营的关系方面，尼克松政府推行以实力求谈判的政策。从60年代起，美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应该同社会主义国家加强接触，利用交流进行思想和文化渗透。尼克松说，美国在东欧实现和平变革的战略必须包括以下因素，即寻求缓和美苏关系，寻求最大限度地增加西方与东欧人民的往来。 以实力求谈判是尼克松推行缓和政治攻势的一种手段，这种谈判既包括对争霸对手——苏联的军事限制，也包含和平演变的意图。为了打开苏联的大门，在尼克松、福特政府期间美苏首脑举行过4次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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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21世纪的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关键时期，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代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大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发展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将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以何种姿态走向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恩格斯在188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按照这种观点，恩格斯曾告诫说：“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是发展的理论，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其一，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实践，特别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它的一切理论观点形成和发展的最深刻源泉和动力，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如实、及时地反映实践的发展变化，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另一方面，哲学诚然要解释世界，但更根本的是改造世界，为此，它坚持理论必须不断地被运用于实践，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离开无限丰富、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其二，它的科学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总结、概括和吸收近现代科学的一切成就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又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不是什么宗教教义，它严格地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概念、原则、公式出发来看待自己的一切理论观点。其三，它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不同，也有别于现代西方一些自命不凡的哲学，它从来都不主张自己已经结束了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有它的体系，但这个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为后人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留下了无限广阔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及其后期，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发展和人类历史经验包括以往人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辩证而又唯物的世界观、方法论；辩证而又唯物的认识论；辩证而又唯物的历史观等等。 这些基本原理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在后人掌握、运用这些原理的时候，当然必须从他们所处的具体实际出发。因此，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人类社会的新经验和新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否则它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这已为中国和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在20世纪的发展实际所证明。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必须反对这样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以致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中国特殊论”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是，中国的国情又的确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时，必须充分注意这种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也才能彻底驳倒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党内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30年代初，此种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挫折。为了从哲学的高度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带头研究哲学，写下了诸如《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著作。他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特别地提升到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仅使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党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问题在于，革命胜利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否仍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做出了艰苦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历史教训。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思潮，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从某种“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超阶段地提出建设所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为了克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教条主义，邓小平积极支持并引导了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使我们党不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且形成了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紧紧抓住世纪之交乃至下个世纪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时代重大问题的灵敏反映、准确把握和科学解答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列宁说：“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注：《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那么，当代“社会生活条件”出现了哪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所不得不格外重视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向人们提出了哪些必须研究或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呢？ 1.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其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所谓经济全球化现象。 人们列举了资本的“全球化”的种种表现：跨国公司、跨国资本、跨国经济组织的急剧增加，使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出现了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出现了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国际信贷经济得到发展，资本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结构，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日趋灵活，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标准化的市场和消费模式的指数不断增长，社会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新价值体系开始创立并得到实际运用。经济全球化还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由于取消了社会和资本之间的界限，资本自身变成社会性，从而一切用于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都已直接被资本吸收，资本的控制呈现出普遍化和迅速扩散的态势，而不再像19世纪那样，集中封闭在一个地区；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经济全球化中承担着重要角色的跨国公司其职能也已发生变化，它不再为一个国家服务，而是有它自己的联盟，为它自己的公司服务，为全球资本主义服务，一切都以它的资本增值和再生产为转移。总之，经济全球化表明，资本的控制真正达到了国际化的程度。有鉴于此，一些人士断言：在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与国家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应该区别三种意义上的“全球化”：一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客观发展状况或趋势的全球化；二是对现实的全球化现象所作的理论探讨；三是一些大国传媒与资本共谋而进行的“炒作”。对于第一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深入地研究，揭示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对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即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存在于一些严肃认真的理论探讨之中的“全球化”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者要认真对待，将其中所提出的问题加以批判地分析，转化为自身的研究课题，尽可能说出一些新的道理来；对于第三种意义上的所谓“全球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给以足够的警觉。 人们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解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段话是许多讨论全球化现象的学者（甚至包括那些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士）经常加以引用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国外一些学者如阿里夫·德里克甚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能够写下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极其恰当的描述文字，对于他们那个时代而言是显得奇怪的。 其实，马克思在上述文字里所表述的思想在稍早一些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清楚地阐发过。马克思所以能在资本主义尚处在幼年的时候就对其做出了今天还令世人惊奇的预测，归根到底，源于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源于他对资本的本质的科学把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天生的国际派，由于它活跃在世界舞台上，造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造成了交往的普遍化，个人的狭隘地域性的存在愈益被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代替。人们在惊讶于马克思的天才预测的同时，可能会感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思想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这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简单化、庸俗化和片面化理解的重要原因，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再认识再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毕竟出现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那个时代所不曾具有的变化，毕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变化、新的问题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而不能简单复述经典作家的原有见解。譬如，经济全球化是否将导致民族、国家的消失呢？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应该看到，整体化是以分化为各自利益不同甚至对立的民族为前提的。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不断加深并未消融各民族不同的特征、价值追求的差别，毋宁说是以这种差别为前提的。因此，各民族在普遍交往过程中所呈现并发展起来的民族性、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规定。因此，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是不可能消亡的。取消了各民族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的一体化“同质世界”本身是一个单调的世界，是不会得到大家认同的。事实上，在主要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唱主角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家在推动资本的扩张，在维护本民族利益方面始终承担着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现象。当然，民族、国家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会发生变化，研究这些变化的发展趋向，特别是造成这些变化的社会物质条件，我们能够进一步丰富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社会共同体，关于民族、阶级和国家的理论。 再如，经济全球化使得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格外地突出出来。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就兴起一股对现代化的批判浪潮，后现代主义是其中的重要一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这种反思批判进一步加强了，后殖民理论等思潮进而取代后现代主义成为“显学”。西方现代化理论包含着合理的因素，但也存在着明显的误导。对现代化的反思、批判并不构成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拒绝追求现代化的美好生活、加速现代化建设的理由。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全面复兴的必由之路。因而，在这里，问题只可能转化为对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批判性反思：这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真的具有普适性吗？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怎样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问题能否归结为单纯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如果不能，怎样科学地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将会促使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 还有，经济全球化是否消除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呢？笔者认为，全球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使这一矛盾具有了新的更加普遍化的形式。全球化既然从本质上是资本的国际化，那么它就必然地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异化形式。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担负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是深入研究、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新趋势，并在这种研究过程中丰富、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2.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据以展望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是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对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联的。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100年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 在世界上广大的地域内成为现实。但是有三个必须引起注意的历史现象。其一是社会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诞生。它诞生的地方倒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起来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其三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一些国家程度不同地面临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繁重任务。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产生的问题，当然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首先在那里崩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明白无误地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须，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否定，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而一种社会制度，在它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是不会立即被否定的；另一方面，革命的实际发生，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以外，还有赖于现实的革命条件，而这些条件并不是人们事先所能完全预料、设计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生前多次拒绝了对一些国家是否或者什么时候爆发革命进行预测的请求。 恩格斯逝世后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即使被认为是处于稳定发展的战后阶段，资本主义造成的地区冲突、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也是接连不断。所有的历史事实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经得起考验的；另一方面又表明，资本主义的大厦并不是到处都很容易被冲塌的。 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国家，因而，这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能不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虽然不同国家的情况有别，困难的程度各异，但造成困难的原因多少都与这些国家原有的资本主义不发达而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有关。可惜，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就能自动地带来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如果不能这样，那就把这种制度搞得更“纯”一些。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世纪后半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发生的改革，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它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一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要能适合该国的实际，要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努力探索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的中间制度层次，而这就需要改革。人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希望，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改革经验能够被提升到更加系统、成熟的理论形态，从而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域。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挫折。只要不抱偏见，就会承认，这一挫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失败”，但这一重大挫折也的确表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远未达到成熟的形态。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新突破、新发展的契机，能否把握好这种契机，关键在于是否科学地总结和消化历史经验。应该说，人类在20世纪确实积累了丰富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宝库中的最新内容。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这对于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 突出现象。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所以重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以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为其坚实的基础；其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从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20世纪的面貌是大大地改观了。本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标志着科学新时代的到来。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7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学、网络技术、新的生物技术和生命复制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主体的高科技群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创造了以往不能想象的宽广的可能性。知识经济的兴起更是大大缩短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之间的“时间差”，科学研究本身，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运用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拓宽和深化了人们的世界图景，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劳动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使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认识跃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研究这些新的变化、新的影响，利用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新认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可以说，脱离当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给即将走向新世纪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由就业、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构成的全球性问题；由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中出现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科学合理性与技术合理性问题；由社会的信息化所导致的文明危机与文化冲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不能完全解决的。毫无疑问，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三、世界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 社会生活条件异常剧烈的变化，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能不在人们的头脑中反映出来，从而，出现各式各样的哲学文化思潮是毫不奇怪的。我们看到，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变交相辉映，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思潮、新文化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如何科学地对待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是在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个半世纪以前只是少数先进的人们所遵循的世界观成长为今天世界性的哲学思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是那种狭隘的宗派哲学，而是始终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抱着一种博大的开放胸襟。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上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持一种折衷主义的立场，它在批判谬误、捍卫和发展真理上的原则立场是有目共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问题在于，要斗争就必须讲究斗争的艺术，要批判错误的东西，就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恩格斯在评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时深刻地指出：“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恩格斯在这里所揭示的方法，是我们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时，必须把批判、探索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错误思潮颠倒化地处理的问题转化为正面研究的对象，做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解答，同时，批判地吸收其中可能具有的合理成分。应该看到，当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潮，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其所以产生并得以传播开来，总是表明它所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以往不曾熟悉，或不曾重视的问题，将这些问题真正梳理清楚，不仅可以消除错误思潮的影响，而且是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所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勇于参加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阔自己的眼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意义是通过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苦努力才获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同样要靠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扎实工作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而且能够在21世纪拥有更加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
这个应自己去写，才能有价值，注意不要写废话，要列提纲，先介绍，在阐述，对这个发表自己的看法，还要写影响（如中国）只要认真去写，把精神融入进去，不怕写不好、写不长祝你写好文章
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今天能有几分钟的时间站在讲台上演讲，向大家阐述我的观点，希望大家能够仔细地聆听，不足之处还请各位多多指正。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九十三年前，一位伟大的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的敲开了沉睡千年的雄狮大门，随着五四运动激情的不断高涨，反帝反封建的意识不断地坚定，从此以后在中国乃至世界人的心里，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实现它的价值。五四运动的爆发，彻底地激起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近百年的民族怨气如火山般爆发，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虽然才实行几年时间，但它的弊端已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国人面前。为了救国，为了实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愿望，仁人志士们再次开始了救国图存，寻求改革的道路。俄国的十月革命为这个濒近灭亡的国家带来希望，南陈北李开始坚定信念，到处宣扬马克思主义学说，企图用马克思主义拯救中国。就这样，李大钊先生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如约在《新青年》上见面，它的出现，如星星之火般成燎原之势，激励着无数的中国人信仰马克思主义，从而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如果说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中国人，那么，毫无疑问，李大钊是使中国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先行导师。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的组织形式是看它所确立的是什么政体，它的阶级属性是什么，代表的是那些人的利益。我们不可否认，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着一定的优越性，但是对于本国的国情来说，却是弊大于利，毫无利用价值，因为它所代表的仅仅是中兴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什么是无产阶级?是工人、农民、千千万万受压迫的劳动人民，而不是那些所谓的地主、资本家。偌大的中国有13亿人民，近乎10亿是工人、农民，如果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试问这个国家如何有新生，又如何有发展。马克思有句话说得非常到位：什么是天?工人二字结合起来就是天，工人头顶着天，脚踩着地，俗话说天是万物之主，那么理应如此，工农大众方才是国家的主人。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俄国革命成功传入中国，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着长达几十年的奋斗，他们的奋斗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中共一大，13位代表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虽然他们代表的仅仅是全国50多个党员，但是他们深信，日后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无产者共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为之努力奋斗。李大钊一句简短而又铿锵有力的话语终于在中国成为了现实：环眼中国，必将是赤旗的天下!今天，当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方才深知守常先生话语之真谛。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不断结合，充满了生机活力。在此期间，我们抗日成功，打败了反动派的专制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百年来得第一次独立，那一刻，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了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指路明灯。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再到今天的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推动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指引了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前所未有的强大生命力。我们深信，不久的将来，世界必是赤旗的天下!
边沁在1789年著的《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在西方,古希腊德谟克里特、亚里斯提卜和伊壁鸠鲁等所主张的快乐论对后来的功利主义也有极大影响。耶林的社会功利主义战国时思想家墨子是早期功利主义的重要代表宋代思想家叶适和陈亮主张功利之学
功利主义，主要哲学家有约翰·史都华·米尔（John Stuart Mill）、杰瑞米·边沁（Jeremy Bentham)等。
他们的核心思想是一种行为如有助于增进幸福，则为正确的；若导致产生和幸福相反的东西，则为错误的。幸福不仅涉及行为的当事人，也涉及受该行为影响的每一个人。
西方社会思潮的主流就是自由主义，并内分为三个派别：自由平等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功利主义。当代杰出代表是哈福大学教授罗尔斯，近代先驱有洛克、康德 ，18世纪的苏格兰学派人物有休谟、亚当·斯密、边沁等，约翰·穆勒则写出了《功利主义》一书作为明确阐述哲学家们的思想伦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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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战国时思想家墨子以功利言善,是早期功利主义的重要代表。宋代思想家叶适和陈亮主张功利之学，注重实际功用和效果，反对惟言功利和空谈性命的义理之学。
不同于一般的伦理学说，功利主义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
边沁和密尔都认为：人类的行为完全以快乐和痛苦为动机。密尔认为：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对幸福的促进就成为判断人的一切行为的标准。
情境功利主义强调的是“在此时此刻这个情境下，该怎么做才能促进全体快乐值。”而不是问若将此道德律推广到每个人身上会对全体快乐值造成什么影响。
举个例子，像说谎一般来说是不对的行为，但在某些情境下，情境功利主义者会认为说谎是对的，像善意的谎言、为保守国家机密而说谎等。
对情境功利主义的定义可以参考下面一句话：“某个行为仅在全体快乐值不低于其他等同行为所产生的全体快乐值时为善，此为情境功利主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功利主义
所谓功利论是指判断某行为是否有道德主要看其行为所引起的后果如何，当某行为能够为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便是道德。
义利统一论如果我们称为功利论，但它绝对不同于边沁、穆勒的功利论。因它具有西方功利论所不具有的相对科学性和合理性，因而可以成为制衡西方功利论负效应的理论武器。
不同于一般的伦理学说，功利主义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
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边沁和密尔都认为：人类的行为完全以快乐和痛苦为动机。米尔认为：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而对幸福的促进就成为判断人的一切行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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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的影响甚为广泛。它在法律、政治学、经济学方面更有特别显著的重要性。例如在惩罚方面，功利主义反对“一报还一报”的“报应”理论。
功利主义者认为惩罚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改造罪犯或保护社会不受罪犯破坏，从而避免发生更多的犯罪行为，同时也使其他人因惧怕受到惩罚而不敢犯罪。在政治哲学上，功利主义者赞成将民主作为使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取得一致的一种方法。
他们认为每个人的最大自由和其他人的同等自由是一致的。不过也有人因为强调政府利益的一面，而走向保守主义、甚至独裁主义。
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功利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仍然发生影响。由英国庇古奠定的福利经济学，就认为一个人的福利是他所感到的满足的总和，社会福利则是各个人的福利的总和，各个人总是力图使自己的满足成为最大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功利
优点：
1、功利主义强调效果和效益，有利于人的解放，打破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枷锁。
2、功利是人的功能和利益，追求功利是人不同于动物的特征。马克思指出，人们所追求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
缺点：
功利主义注重个人功利，片面性强。容易导致利己主义。
功利主义亦称“功利论”、“功用主义”，通常指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伦理学说。在中国，战国思想家墨子以功利言善，是早期功利主义的重要代表。宋代思想家叶适和陈亮主张功利之学，注重实际功用和效果，反对惟言功利和空谈性命的义理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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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根据应用的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
1、情境
情境功利主义强调的是“在此时此刻这个情境下，该怎么做才能促进全体快乐值。”而不是问若将此道德律推广到每个人身上会对全体快乐值造成什么影响。
举个例子，像说谎一般来说是不对的行为，但在某些情境下，情境功利主义者会认为说谎是对的，像善意的谎言、为保守国家机密而说谎等。
对情境功利主义的定义可以参考下面一句话：“某个行为仅在全体快乐值不低于其他等同行为所产生的全体快乐值时为善，此为情境功利主义。”
2、普遍
普遍功利主义重视“若每个人都按照我现在遵守的道德律作出行为，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最明确的例子是“穷人可不可以夺取富人的财富”按照情境功利主义，这似乎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可以促进最大快乐值，但普遍功利主义提醒我们，若每个人都这么做，那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
3、规则
其学说认为，若每个人都永远遵守同一套道德规范，就能产生最大快乐值。常见的应用可见于交通规则，不能像情境功利主义那样，视哪种方法能取得最大快乐值而决定该往左开还是往右开，而是根据既定的规范。
若大家都能遵守交通规则，那么交通就能安全便利（最大快乐值）。 但需要注意这个规则制定时的合理性。也有批评学者认为实际是变化的，这种规则若不能紧跟变化会最终走向不合理。
有人认为，普遍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本质上都属于情境功利主义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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