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长假闲逛-悠悠孔子庙上世纪八十年代，囊中羞涩，舍不得在旅游上花费，想游山玩水，看名胜古迹，往往在公出返程时，利用铁路车票可以签证的便利，中途下车，逛上半天一日后，重又上路。京沪线之苏州、南京、曲阜等均是以这种方式前去的。记得去曲阜孔庙时，刚要进门，来了日本旅游团，门卫就把着门就不让国人入内了。凌晨在兖州下的车，冒着严寒好不容易来到孔庙前，居然不让进，真义愤填膺了。联合众游客据理力争，径直朝里冲，门卫见众怒难犯，不得已只好让我们入内。八十年代也曾去过衢州，当时不知道有北孔南孔一说，但知道了也不一定能去南孔庙，说不定当时孔庙还作为学校、仓库或部队驻地什么的，不见得容你进去。知道慈城孔庙倒是有些年头了，原以为不足挂齿，没什么可稀罕的。不料，10月1日在白云庄与老战友闲聊时，这位曾在天一阁古建筑维修队工作过的朋友说起慈城孔庙，赞赏之情溢于言表，认为慈城孔庙的古建十分齐全，甚至超过了衢州南孔庙，这就大大引起了我的兴趣，去慈城孔庙就成了我国庆节闲逛第二个选择。据介绍：慈城孔庙是现今浙东地区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孔庙，始建于北宋雍熙元年，至清代，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建筑群。现存的孔庙仍保持清代光绪年间原貌，有各类建筑137间，中轴线上由南向北分别为棂星门、泮池、大成门、大成殿、明伦堂、梯云亭；两侧的左右轴线上也对称地建有祠、阁，四周围以红色宫墙，建筑布局完整。慈城孔庙采取前文庙后学宫格局。建孔庙不仅为祭孔子、扬儒学、敦教化、厚风俗，同时也为兴学宫、育人才。慈城办学十分出色，科举考试高中进士者有519人，这登梯云亭的519个进士中有5个状元、1个榜眼、3个探花。新中国成立后，只有2万人口的慈城镇就出现了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8名，兴学重教之风可见一斑。慈城孔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直接把名宦乡贤祠、忠义孝悌祠、节孝祠、崇圣祠、土地祠作为孔庙附属殿祠，而且孔庙里的明伦堂、梯云亭，在别的县级孔庙中很少见。“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先入明伦堂，再登梯云亭”，意存高远。慈城孔庙里至今尚有古碑二十余方。最有价值的数《慈溪县建学记》，此碑宋庆历八年由鄞县县令王安石撰写，慈溪县知事林肇所立，清咸丰九年重刻。而最“原汁原味”的古碑当推崇圣祠前的《重建慈湖书院记》，撰碑者是甬上大学者王应麟。
《优入圣域》（黄进兴）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资源链接：
链接:
书名：优入圣域
作者：黄进兴
豆瓣评分：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份：2010-3
页数：404
内容简介：
我不是儒家的，但对孔子有很高的敬意。我在孔子墓前三鞠躬，结果闹了个小风波。因为周围的人都在围观，把带我去的那个教授搞得很窘。他说：“你鞠一个躬就够了。”很多人以为我在拍电影。
我们常讲一些很抽象的“道统”、“治统”，你把这些概念放到具体的祭祀制度里，轮廓就出来了。两千年中国怎么样变化，儒生集团跟统治集团怎么较劲，一目了然，都记录在孔庙发展史上。
它还写了统治集团所认同的思想是什么，因为能够进孔庙一定经过皇帝的批核。这样做出来的中国思想史，跟我们以前所想象的就有些不一致。每一次儒生推举哪个人可以进孔庙都有一连串的理由，从地方、社会到学术，你可以看到很丰富的东西。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研究孔庙，因为可以解答经济、政治的很多问题。
——摘自《时代周报》第42期黄进兴访谈
目录
目次
新版序
原序：孔庙因缘
壹 个人观点
一、所谓“道德自主性”：以西方观念解释中国思想之限制
的例证
二、“道德自主性”与“责任伦理”：康德与韦伯的分歧点
三、孟子的“四端说”与“道德感说”
四、十年之后：后记
五、韦伯论中国的宗教：一个“比较研究”的典范
六、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迷思或事实?
贰 皇帝、儒生与孔庙
七、清初政权意识型态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统观()
八、道统与治统之间：从明嘉靖九年(1530)孔庙改制论皇权与祭祀礼仪
九、权力与信仰：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
十、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
十一、孔庙的解构与重组：转化传统文化所衍生的困境
叁 理学、考据学与政治
十二、“朱陆异同”：一个哲学诠释(池胜昌译)
十三、理学、考据学与政治：以《大学》改本的发展为例证
十四、“学案”体裁产生的思想背景：从李绂的《陆子学谱》谈起
十五、“学案”体裁补论
肆 附录
十六、荀子：孔庙从祀的缺席者?
十七、以序为书：评介《朱熹的历史世界》
新版序
从1981年初次造访台北孔庙，至2001年旁及武庙而收笔，自己摸索孔庙文化整整二十年。
对这样一个“封建制度”，人们不禁浮起一个疑问：耗费如许的时间是否值得？答案却是肯定的。就学术而言，确是丰富之旅。以今日的眼光回溯，重印《优入圣域》倘还有些许学术意义的话，大概是攸关“孔庙”的研究。它所彰显的“国家宗教”(state religion)的性格，别具意义。
过去数十年的宗教史与人类学都集中在“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民俗信仰”(folk beliefs)、或“原始宗教”(primitive religion)的研究，并且取得十分丰硕的成果。反观“国家宗教”或“帝国祭典”却乏人闻问，其原因存于传统社会里，“国家宗教”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因此一旦帝制崩解，作为“国家宗教”的孔庙祭典遂无所依托；而后尤受政治情势的拖累，人们视之为专制政体的文化象征，喻为万恶的渊薮。民初“打倒孔家店”的激情，以及文革“批孔”的浪潮，便是此一心结的表征。
然而时过境迁，今日我们容可以较超然的观点(detached view)，来审视儒教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文化意义。尤其在制度性的实践层次，孔庙祭典确是极佳的具体指标。
要之，在帝制中国，孔庙祭典概由人君与士人统治阶层所笼断。它不但为官方所主导，并且展现“公共宗教”(public religion)的特质。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缘浸淫于西式“私人宗教”(private religion)的范式，反而习焉不察，无从捉摸其独特的宗教性格；从而判定儒教非为宗教。针对此一盲点，重启孔庙的探讨适可发掘历史的原貌，进而厘清传统中国信仰的多元面相。
惟拙作主要聚焦于上层政治与文化力量的较劲，较少顾及地方的特色。其实，各处孔庙的状态均略有出入；譬如：南京孔庙，除了政教象征，环绕其间尚有商业聚落的现象；而台北孔庙，则由地方士绅集资兴建，成为民间修筑孔庙的特例。凡此，均难一概而论。
此外，孔庙的数据蕴藏有丰富的历史讯息，足可解答传统社会诸多的提问。举其例：山东曲阜档案已发表的文献，即载有清代的物价、文字狱，或者明代以降，中央政府与地方(曲阜一域)的互动、人君与自视“天下第一家”孔府的紧张性等等。
记得1995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孔庙研讨会，会场爆满，远远超过其所能容纳的人员，多数人竟只能席地而坐。与会学者从礼制、社会、思想、音乐、建筑各方面进行严肃的探讨，所有论文后来由哈佛大学出版社集结成册。近年，从历史、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各领域出发，探讨孔庙文化更不在少数。简之，孔庙经历多年的冷漠，今日能重获青睐，何其有幸。这与传统孔庙“门前车马稀”，恰成鲜明地对比。
另外尚值一提的，1994年拙作《孟子的“四端说”与“道德感说”》始揭孟子伦理与西方“道德感说”颇有相契之处。原初的做法只不过是项“思想的实验”(thought experiment)，拟举证西方18世纪的“道德感说”，较康德的伦理更契合儒家伦理，借此证明新儒家援康德入儒的局限。不意近日看到施若特教授(Michael Slote)也援引休谟(Hume)的“道德感说”(moral sentimentalism)疏通孟子伦理，图欲表彰“德性伦理”(virtue ethics)的特色。令人惊奇万分，盖“闭门造车，出则合辙”，委实不易。而我自己则全然同意儒家伦理较接近“德性伦理”的类型，而不类康德的伦理(Kantian ethics)或效益论(consequentialism)者。
末了，感谢北京中华书局愿意再次为拙作刊行较为理想的读本，这种严谨的出版态度，令人敬佩。此一改版删除了原繁体字版的“附录”部分，另增录《孔庙从祀的缺席者》和《以序为书》二文，希冀较贴近原书的意旨。
黄进兴
志于南港中研院史语所
2008年11月
作者简介：
黄进兴，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余英时先生的学生，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2008年荣任中研院院士。主要论著有《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优入圣域》、《圣贤与圣徒——历史与宗教论文集》、《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哈佛琐记》、《半世纪的奋斗》等。
作者近十年的研究聚焦在宗教文化史与史学理论两个项目。首先，在宗教文化史方面，基于以往孔庙研究的基础，从事比较研究与儒教宗教性质的探讨。在“优入圣域”的阶段，孔庙被视为传统中国里政治与文化力量的汇聚点，以分析统治者与儒生集团在历史上的互动。在“圣贤与圣徒”阶段，则进而拓展此一成果，除了由概念上借着儒、释、道三教互比，厘清儒教的宗教性质，并且挪用孔庙从祀制与基督教封圣制（canonization）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另外旁及其他武庙、通俗小说、像设与毁像的探讨。其次，在史学理论方面，则取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作为关注对象，检讨当下史学研究的因应对策。作者以前现代的治学精神，做后现代的事业：透过大量直接阅读后现代的名家，进而梳理出与史学的关联，必要时且切入中国史学的议题，达致交相切磋、知己知彼的效果。攸关的论文，则结集成册为《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
作者主要学术著作均被引入大陆，简体字版如下：
《优入圣域》 陕西师范大学，1998
《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 陕西师范大学，2002
《圣贤与圣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三联书店，2008
你听说过孔子吗？你听说过他的事迹吗？今天，我和妈妈，奶奶就去了孔子庙． 刚一进门就看到了状元桥．状元桥的扶手是汉白玉刻成的，每侧都有九个小狮子．两边就是池子，水池的水清澈见底．池子里有一个小碗，听说凡是把钱投进碗里就能发财．于是我就兴致勃勃地拿了几毛钱开始投，一次也没投中，我很失望．状元桥还有一个传说，走过桥的人就能考上壮元．于是，我就走了过去．接着往里走就能看见一座塑像，原来他就是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这座塑像把孔子塑造得非常威风，他身披一件红色披风，手捻胡须，目视前方，面带微笑，看起来既和善又有风度． 塑像两边是东西更衣厅，现在是展览孔子生平事迹的地方．再往里走就能看见大成殿，那的孔子像玉皇大帝一样，两旁是他最出名的弟子－－－子路，冉有，载我－－－接着再往里走，有能看见一个大成殿，门口摆放了许多古代兵器，里面展出了用104块木板雕刻成的孔子从生到死的故事． 这次的孔子庙一游使我增加了许多知识．我知道了孔子是很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弟子有3000人，其中出名的有72人．中国一些重要的古代书籍，如＜＜诗经＞＞，＜＜尚书＞＞，＜＜礼＞＞，＜＜乐＞＞，＜＜易经＞＞，以及＜＜春秋＞＞都是经孔子的整理才流传下来的，我还知道孔子有一段时间离开鲁过周游． 这次去孔子庙，我更加了解孔子和他的事迹了．
曲阜是春秋时期鲁国的都城，是我国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故乡。这里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最著名是曲阜三孔——孔庙、孔府、孔林。 孔庙坐落在曲阜城内，其建筑规模宏大、雄伟壮丽、金碧辉煌，我国最大的祭孔要地。庙内共有九进院落，以南北为中轴，分左、中、右三路，纵长630米，横宽140米，有殿、堂、坛、阁460多间，门坊54所，“御碑亭”13座。游览孔庙应着重游览中轴线上的奎文阁、十三碑亭、杏坛、大成殿及其庑的历代碑刻。孔庙的主体建筑为大成殿。殿阔米，深米，殿高米，殿基占地1836平方米，金碧辉煌，是我国现存巨大的古建筑之一，可与故宫的太和殿媲美。最引人注目的是正面十根石柱，每根柱上雕刻两条巨龙，飞腾于云彩之中，两龙之间有一宝珠，故名之曰“二龙戏珠”。石柱均以整石刻成，气势磅礴。殿内有巨大的孔子塑像，像高米，神采奕奕，威而不猛。孔子像两侧是颜回、曾参、孔及、孟轲“四配”的塑像，身高米。另有“十二哲”塑像，身高2米。 孔子墓位于孔林中部，四周围以红墙，墓前立有明人黄养正篆书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墓”碑，附近有宋真宗、清圣祖和清高宗谒墓时的“驻跸亭”各一座。墓南二百米处的亭殿后，有子贡亲手栽植的楷树遗迹和“子贡庐墓处”。孔林中有环林公路，游人可坐一种古式马车观览，更添别样情趣。 孔府西与孔庙为邻，是孔子世袭“衍圣公”的是世代嫡裔子孙居住的地方，使我国仅次于明、清皇帝宫室的最大府第。孔府占地240多亩，有厅、堂、楼、轩等各式建筑463间，分为中、东、西三路。东路为家庙，西路学院，中路为主体建筑。 大堂是衍圣公的公堂，内有八宝暖阁、虎皮大圈椅、红漆公案。公款上有公府大印、令箭令旗、惊堂木、文房四宝等。两侧是仪仗，气象森严可畏。七十二代衍圣公孔令贻的住宅和房内陈设保存完整。府内所藏历史文物十分丰富。其中最著者为“商周十器”，也称“十供”，原为宫廷所藏青铜礼器，清高宗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赏赐孔府。 曲阜是中国历史文化古城，文物古迹很多，除了上述曲阜三孔以外，还有鲁国故城遗迹、周公庙、颜庙、孟庙、少昊陵等胜迹。
◆北京孔庙 北京孔庙位于安定门内国子监街，是元、明、清三代祭祀孔子的地方。孔子曾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故又称先师庙。现在是首都博物馆所在地。 孔庙始建于元代大德六年(1302年)，至今已有 600余年历史。明、清两代屡以修葺、改建，到了乾隆二年（1737年）大殿全部用黄琉璃瓦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祭孔升为大祀，又进行大规模修缮，原来正殿七间三进，改为九间五进，工程到民国五年才完成。 孔庙占地约2万平方米，有四进院落。主体建筑顺次为先师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前院东面有碑亭、神厨、省牲亭、井亭；西面有碑亭、致斋所，并有持敬门与国子监相通。。两侧排列着198座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大成门内入置着乾隆年仿制的十枚石鼓和两座内容与石鼓有关的清代石碑。大成殿是从前举行祭孔典礼的地方。殿两侧有东西庑，西庑现为北京简史陈列室。 孔庙院内还有十四座明、清两代石亭，碑刻文字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孔庙是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无论古建、刻石乃至院内枯柏都是重要的文化遗产。 ◆山东曲阜孔庙孔庙是儒家文化的具体表征， 山东曲阜孔庙是中国最大亦最古老的孔庙。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统称“三孔”，是中国历代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表征，以丰厚的文化积淀、悠久历史、宏大规模、丰富文物珍藏，以及科学艺术价值而著称。因其在中国历史和世界东方文化中的显著地位，被世人尊崇为世界三大圣城之一。汉代以后历代皇帝都提倡尊孔读经，对孔子也不断追谥加封，同时扩大他的祠庙，孔庙的规模也越修越大。仅在宋天佑二年（公元1018年），增建殿堂廊庑就达360间，使之成为模仿王宫之制的庞大建筑群，历代皇帝到曲阜，都是在此举行隆重的祭孔活动。◆浙江衢州南宗孔庙 浙江衢州的这座孔庙，建于八百多年的南宋时代。当时金兵大举侵犯中原，帝京开封沦陷，徽钦二帝被掳。新帝宋高宗南渡，孔子的四十七代孙衍圣公亦自山东老家南逃，受皇家照顾，赐居于衢州。衍圣公原指望赵家皇帝在抗金战争中获胜北返中原，重归故土，可是南宋王朝，苟且偷安，且把“杭州当汴州”。这位小小的奉祀官亦无可奈何，乃求助于朝廷及地方官府资助，沿袭曲阜孔庙型制在衢州建造了这座孔氏家庙。 元灭宋之后，元世祖为巩固其统治，亦倡尊孔，想把流落衢州的衍圣公请回原籍，但衍圣公这位孔老夫子的后裔也“乐不思蜀”了，竟向元世祖提出，宁愿把衍圣公的爵位让于在曲阜的族弟，得皇帝赐准，而留了下来。这样就有了由孔裔奉祀的山东曲阜和浙江衢州的两处孔庙。 笔者早年到过浙赣线上衢州。记得在这个县城里的庙，确实规模不小，极似曲阜模式。其中轴线上建筑的庙门，仪门，大成殿，思鲁阁等，虽不及曲阜孔庙的精致雄伟，亦相当可观。庙中特建的思鲁阁内原供奉着孔老夫子及其夫人的塑像，皆楷木雕制，为当年衍圣公南下时由曲阜带来的，平素供奉于此殿，待大祭时便移于大成殿，供孔子后裔及官员仕子拜祭。 孔子夫妇的楷木塑像，亦有来历。相传孔子死后，其弟子子贡守墓三年，日日思念，默想老夫子的形象，用楷木精心雕刻而成。据衢州著名学者余绍宋考证，这座塑像虽无法证实确系子贡所制，但从雕刻的线条与刀法，以及所刻形像与服饰观之，至少雕成于汉代以前；其为珍贵之文物，当无疑矣。 抗战时，衢州被日军战领，孔庙内大批祭器及南宋以来所藏文物被动掠一空。孔子夫妇的楷木塑像，因事先已被转移到深山里，得以保存。 ◆上海嘉定孔庙 嘉定孔庙在嘉定区城南大街，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创建，称“文宣王庙”。庙左建儒学，额为化成堂。从南宋到元代规模不大，明、清又多次扩建，为江南各县文庙建筑规模较大者。元代孔庙初具规模，进至扩充阶段，天顺年间重建大成殿、两庑、大成门、明伦堂。清代孔庙规模已定，陆续修复大成殿、两庑、大成门、棂星门、名宦祠、乡贤祠、崇圣祠等，重建门外仰高、兴贤、育才坊，筑魁星阁于汇龙潭畔。 清末，孔庙范围内有：三坊、棂星门、泮池、石桥、大成门、东西庑、大成殿、雀牲所、神厨、土地祠、名宦祠、乡贤祠、忠义孝悌祠等。县学部分有明伦堂、尊经阁、号楼、致斋所、更衣所、洒扫公所、礼门等。门外有汇龙潭、应奎山。庙内植松柏、树木，栽种花卉，构成景点。 1949年后，今孔庙大门前为甬道，东西两侧有兴贤、育才坊，正中沿潭为仰高坊，均为三间四柱。沿潭石栏望柱上端雕有姿态不同的小石狮七十二只。棂星门为石柱，门楣上雕有鲤鱼跳龙门。入门为半圆形的泮池，池上跨三座石拱桥。大成门正中三间，有石碑及碑座，壁间有碑刻，记述修庙、置学田等事迹。东西两庑有十二间，原为名宦、名贤、乡贤祠。大成殿双檐歇山顶，面阔五间，檩、枋上施木纹彩绘。明伦堂前有礼门、庭院。堂面阔五间，凸出抱厦三间，两侧以花墙围线，构成小庭院，各植桂树，明伦堂东为当湖书院，前后二进，为祠宇式建筑。 1962年，嘉定孔庙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嘉定孔庙现为嘉定博物馆。◆四川德阳孔庙 中国四川德阳孔庙位于德阳市中心南街。是我国西部地区保持完整的孔庙中规模最为宏大的一座孔庙。占地面积29700平方米（约五十亩）庙外有孔庙广场、庙内有道冠古今德配天地门、万仞宫墙、棂星门、伴侨萍池、戟门、礼乐亭、大成殿、启圣殿等清代古建筑30余处。 德阳孔庙始建于南宋开僖二年（公元1206年），明代、清代曾改建、增建多次。现存的孔庙是清道光三十年的格局。整座孔庙座北朝南，庙内红墙黄瓦，殿宇轩昂、布局严谨、宛如帝王宫殿。各类石刻、木雕莫不精工，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除宏伟的孔庙古建筑可供观览外，大成殿有孔子、四配、十二哲塑像陈列和祭孔礼乐器陈列、东西屋有孔门弟子七十二贤陈列，孔子生平陈列。常年对游人开放，并开展导游讲解、摄影、旅游纪念品出售等服务。还表演仿古祭孔乐舞。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的奠基人。 孔庙又称文庙，是供奉和祭祀孔子的地方。在孔子死后的两千多年里，历代王朝，特别是开科取仕制度建立之后，对孔子的尊崇逐步升级，至圣至尊，万世师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而全国各地，到处修建孔庙，对孔子顶礼膜拜。 位于省会石家庄以北仅15公里的正定县，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正定，古称常山郡、真定府，历来为郡、州、路、府的治所。所以，正定县既建有府文庙，又建有县文庙。现府文庙仅存明代建筑戟门和东西便门，而县文庙保存尚完好。 正定县文庙坐落在县城内西部育才街西侧，1956年即被河北省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1月，又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座县级文庙何以受到国家如此器重？这是因为，正定县孔庙内有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庙大成殿。1933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考察了正定县文庙大成殿后认为，“建筑构架如此的简洁了当，如此的合理化真是少见。”梁思成先生以此殿外表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建筑物相比较，认为此殿为唐末五代时的遗物。 大成殿为孔庙的正殿，面宽五间，进深三间，面积650平方米。单檐歇山顶，顶部坡度平缓舒展，柱子有明显卷刹，柱头不施普柏枋，仅用栏额。柱头斗拱奇大，补间铺作无华拱，只有柱头枋，上面刻影拱。梁架由驼峰及斜柱构成。这些早期木结构建筑中的重要特点，都反映了该建筑时代的久远。1991年10月，著名建筑专家罗哲文等到正定对县文庙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同样对文庙大成殿的古朴、简洁而又恢宏的木结构建筑所吸引，连连称奇。据《中国名胜词典》和《中华揽胜》等书记载，山东曲阜孔庙现存的大成殿为明成化和清雍正年间重修，如此算来，正定县文庙现存的大成殿要比曲阜孔庙现存的大成殿年代早五六个世纪。所以，专家们认为，正定县文庙大成殿“实属国内罕见，堪称国内现存文庙大成殿之最。” 1994年，正定县文庙大成殿划归文物单位管理，从1997年3月开始，对大成殿进行了抢救性加固维修，并增补了孔子及其弟子们的彩色塑像和木制神龛。孔子端坐在正中神龛之上，两侧附祀的有儒家思想的传人孟子、子思、曾参以及子贡、朱熹等。塑像生动传神，栩栩如生。大成殿两侧悬挂有一副颂联：“万世尊崇称至圣；千秋景仰奉先师。”大成殿匾额和对联由著名书法家尹沫先生书就，使大成殿的文化气息更加浓烈。
上杭孔庙上杭孔庙座落在县城东门学坪，又称儒学学宫，迄今近八百年的历史。整个孔庙端庄雄伟，巍然壮观，布局严谨，气势宏大。庙宇高阁飞檐，殿堂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其建筑与雕塑技艺极为高超，有"古建堪称'世孤例'，宫体殿式臻造极"之赞誉。此庙系福建现存的历史较悠久，保存尚完整的古建孔届之一。上杭"先营学舍，后建孔庙"。据清乾隆二十五年编《上杭县志》载：宋绍兴二十九年（1156年）始营学舍并置学田。孔庙名称几经更易，宋嘉定至清康熙称"儒学"，清乾隆至同治称"学宫"，后经隆重祀孔。才称"孔庙"。据上杭有关史料记载：上杭孔庙因毁于水或坏于蚁，几经迁徙修建。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曾原地重建。明隆庆，万历及清顺治、康熙年间均有组织修筑。现在保留下来的孔庙以大成殿为主体，分前、中、后三门。殿前为东、西两廊和名宦祠、乡贤祠及戟门、泮池、棂星门，于2000年进行修复开放，重塑了高米，重600余斤的孔子铜像。泰山孔庙南京朝天宫哈尔滨孔庙台湾台北孔庙台南孔庙台湾台中孔庙台湾高雄孔庙台湾台北孔庙大成殿台湾孔庙台湾孔庙赵颐柳明清时期，随着民族英雄郑成功将台湾收回祖国的怀抱、大陆移民纷纷赴台拓垦和统治阶级对台湾的加强管理，儒学也随之进入了台湾，并对台湾的社会及文化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有“全台首学”之称的台南孔庙落成于明永历二十年（1666年），是全台湾建成的第一座孔庙，也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在台湾建立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因为在此之前，台湾没有任何比较正规的中国文化教育设施（比如私塾、学校之类的），因此，台南孔庙的建立标志着儒学正式进入了台湾，成为台湾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掀开了台湾教育史的崭新的一页，中华传统文化及教育由此在台湾岛上传播开来。孔庙内设立“太学”，时任监军御史陈永华被嗣王郑经任命为“学院”，也就是太学的主持。由此在台湾岛上，开始建起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最高为太学，相当于高等教育；府设府学，州设州学，为中等教育；乡设乡学，即乡塾，为初等教育。所学内容，以讲授三字经、千字文和儒家经典为主。那时规定：“凡民八岁入学，课以经史文章”。接着，在台湾也开始实行了科举制度：每三年州试一次，州试入选者又经府试、院试，取进者入太学；最后每三年一大试，成绩佳者即可入朝为官。自此以后，台湾的文风初开，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播撒在台湾的土地上，并逐渐绽放出美丽的光彩。随着清朝政府对台湾的加强管理，历任的巡台长官都亲自兼任台湾的学政（教育长官），凡设立的府县均设立府县儒学。因儒学是地方政府的官办学校，大多设于各府县的文庙（即孔庙）内，所以孔庙就成为儒教的主要活动场所。在台湾的孔庙中，最著名的就是台南孔庙和台北孔庙。台南孔庙恢弘庄严，大成殿是全庙的建筑中心，大殿内主祀孔子的灵牌，正上方悬有数块横匾，多为历代皇帝所题。与一般的神庙不同，孔庙的大成殿内只有神位，没有神像，更没有香烟缭绕，酒肉陈杂的现象，充分体现孔子作为至圣先师的特点。后殿为崇圣殿，祀孔子五代神位，整个孔庙的建筑风格和配置，与内地的孔庙别无二致。每年9月28日孔子诞辰日，台南市政府都在孔庙内举办盛大的祭奠，前来参典的官员、商贾、市民等近万人，祭奠之盛不逊于台北孔庙。台北孔庙又称“文庙”，始建于明末永历十九年（清康熙四年，1665年），为郑成功参军陈永华倡建。后遭遇日本侵略者毁灭性的破坏。1925年，台湾人民决定重建孔庙，历经艰辛，终于在1939年竣工，又经修缮扩充，孔庙已恢复昔日巍峨崇宏的面貌，被誉为“正统南中国式的孔庙”。因此，台北孔庙又是台湾人民反抗外来文化侵略，坚持民族文化传统的见证。每年9月28日在此举行祭孔大典。祭礼由台北市政府主持，仪礼悉依古制，参祭者要穿古服，献牺牲，舞八佾，奏大雅之乐；整个祭奠肃穆、庄严、隆重。在孔庙的屋脊上，通常都有一对以上的竹形圆筒。竹筒代表着儒家士大夫的气节，所以孔庙中竹筒是不可缺少的。与一般宗教的寺庙不同，在历史上，孔庙从来都是从事教育活动的场所。除了台南孔庙和台北孔庙外，凡是清朝设有府治或县治的地方，像台中、新竹、彰化以及高雄、屏东、嘉义等地，都有孔庙。如彰化孔庙，始建于雍正四年（1726年），历经扩建修葺，庙貌崇宏，可惜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炸毁。台湾人民于1972年在旧址上重新建起了一座规模更加宏大、庙貌更加庄严的孔庙。由此可以看到台湾同胞对祖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敬仰 。德阳孔庙孔庙又称文庙，是祭祀孔子的庙宇。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奉为正统思想，长达两千多年。他被统治者尊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等。最初的孔庙，是孔子居住过的“庙屋三间”。唐太宗贞观四年诏令各州县皆立孔庙。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播，孔庙还越出国界。岁月沧桑，人们始终对孔子保持一种特殊的尊崇，各地亦保留了不少孔庙。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德阳孔庙是我国西南地区保存完整、规模最大的一座孔庙。德阳孔庙，始建于南宋开僖二年（1206年），位于城东，明洪武年间迁建成城南今址。曾多次重修增补。现今的德阳孔庙，是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建成的。它坐北朝南，庙内建筑群占地20700平方米，连同庙前孔子公园，共占地29000平方米，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有启圣殿、大成殿、碑亭、礼禾亭、戟门、泮桥（泮池）、棂星门、万仞宫墙、“道冠古今”、“德配天地”门等30余处古建筑。庙前孔子公园两侧，有书法名家所书的《论语》碑林。公园入口处，金碧辉煌、雕刻精美的石碑坊上，有香港孔教学院落汤恩思佳院长所书“孔子公园”四个大字。庙前，立有“文武官员下马碑”。孔子在古代被子尊为“至圣”、“文宣王”、“万世师表”，文武官员都只能下马下轿，步行入孔庙。进庙后，即见一座米红色的高墙。这就是“万仞宫墙”。它得名于孔子的学生子贡之语：“百官之富。”意思是说孔子家的围墙很高，如果找不到门进去的话，就看不到里面建筑的宏伟和美丽壮观。这里用宫墙之高万仞比喻孔子的学问和思想博大精深。万仞宫墙两侧，“道冠古今”、“德配天地”两道门遥相呼应，象征孔子的思想可以贯通古今，孔子之德与天地相配。万仞宫墙前的棂星门，用灰砂岩石修造，门上雕有造型各异的石刻图案260余幅，飞禽走兽，龙飞凤舞，形态逼真，雕刻精美。棂星，双称天田星，在孔庙内设置棂星门，有尊孔如尊天之意。棂星门左侧有更冠亭，提醒我们参拜孔子时别忘了整顿衣冠。更冠亭对面还有省牲所。跨过棂星门，就来到呈半圆的水池枣泮池前。泮，是古代的学校。按照礼制，诸侯一级的学校，只能东西页通水，称为“泮宫”；天子一级的学校，可四周环水，称为“壁雍”。孔庙的修建与兴学有关，孔庙又称学宫，最后在孔庙演变成半圆的泮池。封建科举时代，考中秀才亦称之为“入泮”、“入学”，意即进入孔学的大门。过了泮桥，便函是戟门。因两旁小耳房里曾设置放有以示威仪的戟而名。到了祭孔之日，文武官员排弄于此整理好衣冠，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下，在鼓乐声中，缓缓打开戟门，过戟门，而上大成殿。穿过戟门，可观赏礼乐亭。礼乐亭，是祭孔时摆放乐器，演奏礼乐的地方。中间两座为双檐六角，宝顶呈兽状；侧面两座均为双檐，上层为六角，下层为四角，宝顶呈现鸟状。亭旁，清代古桂与之相映成景。孔庙的主体建筑大成殿庄严雄伟，辉煌精美。此殿建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宽米，进深米，为重檐歇山式屋顶，屋面用金色琉璃瓦覆盖，正脊饰以飞龙，中间置宝顶，殿外有9块帝王手书颂赐的匾额高高悬挂，内容均为称颂孔子的伟大业绩。孟子曾称颂孔子集先贤先古之大成，后世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故而将孔庙的主殿称为大成殿。大成殿内陈列的是孔子、四配、十二哲的彩色塑像，孔子像前竖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祭案上，置祭器。祭案前，置有猪牛羊三俎，两侧陈列有编钟、编磬、琴、瑟、箫、笛、笙、埙、鼓等祭祀乐器。孔子塑像位于殿内正中，像高米，头戴十二旒冠冕，身着十二章王服，手执镇圭，是统治者心目中王化而且神化了的孔子。四配，即复圣颜回、宗圣曾参、述圣孔仍、亚圣孟轲。十二哲分别为闵损、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有若、冉耕、冉求、言堰、颛孙师、宰予、朱熹。他们都是继承并发展儒家学说有成就的学者。大成殿前的拜台，是演习祭孔乐舞的场所。在清代，德阳孔庙每年仲春、仲秋的丁日，按照皇帝钦定颁行祭孔祀典，举行大祭，其仪式分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六部分，进香、奠帛、献爵、读祝等行礼过程式与乐舞相结合，形成独具一格的祭孔特色。乐舞以颂扬孔子业绩为主，乐歌舞三位一体，古朴典雅。今德阳孔庙为了保存古代文化传统，再现当年祭孔的历史场面，常举办仿古祭孔乐舞。乐舞场面宏大，让人追忆往古，怀想先圣。大成殿后的启圣殿，因孔子之父叔梁纥被封为启圣公而名，是供奉孔父及其祖先的场所。启圣殿后的孔庙后花园，环境幽雅，可供游人观览，休憩。如今，德阳孔庙已被建设成为专题性孔庙博物馆，成为西南地区孔子研究、宣传教育的中心，四川省孔子研究学会所在地。1992年6月，《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德阳隆重召开，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对德阳孔庙的建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德阳孔庙经常举办具有孔子及孔庙文化特色、充满浓郁民族传统文化气氛的文化旅游节目。如孔子庙会、孔子艺术节、仿古祭孔乐舞等。德阳孔庙在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梅 城 （安化）孔 庙梅城，原是安化的县城，是梅山文化的发源地。孔夫子是国人崇拜的至圣先师，古代每个县城都要为孔子立庙祭祀，所以安化的文庙建在梅城。梅城孔庙，位于伊水紫云下，建于清代道光年间（即公元1822年），原名崇圣祠，又称文庙，距今已有180年的历史。梅城孔庙，建筑模式既有一般孔庙的风格，又有安化山乡的特色，布局严谨，建筑精巧、外表宏伟壮观，庙内幽静庄重，总面积为3111平方米，外围高墙，庙分三进。前院有棂星门，院前有半月形泮池，人称月光塘，塘边有梧桐数株，枝繁叶茂，挺技向上。中院门分三道，中间为大成门，门形高大，左为金声门，右为玉振门，门形稍小。进门抬头一望，大成殿便座落在高台之上。大成殿为孔庙的主体建筑，檐角高翘，龙凤绕梁，上盖黄色琉璃瓦，庄重古朴气派。因宋代皇帝尊孔子为“集古圣先贤之大成”，故把孔庙主殿尊称为大成殿。大殿正中供奉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两旁供着孔子的弟子贤人，堂上高悬着清康熙皇帝御笔题写的“万世师表”金字匾额，供后人顶礼膜拜。大成殿后为后院，是亚圣孟子的殿堂，殿前有天井、拜台，石墩石凳，还有一棵开黄花的金桂树，让孟子闻不到竹香而闻花香。梅城文庙所以引人景仰，还有一点是伟人毛泽东在1925年前后，曾两次光临文庙，并夜宿文庙，向农民宣传马列主义和农民运动，在文庙里点燃了安化山乡的星星之火。所以如今游人游孔庙，一是纪念孔夫子，二是怀念毛泽东。榕城孔庙孔庙位于榕城进贤门内韩祠路口东侧，为揭阳古代最高学府。初建于宋绍兴十 年(1140)。采用中轴线布局， 高台基殿堂式结构。主要建筑物有照壁、棂星门、泮桥、泮池、大成门、大成殿、东西庑、东西斋、崇圣祠、尊经阁等，红瓦绿檐，造型富丽堂皇，庄严肃穆，是广东省同类建筑物之最大者，具 有较高的科研价值和艺术水平。大成殿悬挂历代御颁匾额如：“万世师 表”、“生民未有”、“圣集大成”、“与天 地共参”等。正殿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像，左 设复圣颜子、宗圣曾子，右设述圣子思子、亚 圣孟子，圣殿前左右列十二尊先哲。孔庙又是革命活动旧址，1925年周恩来在 第一、二次东征时，曾在崇圣祠办公。1927年 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到达揭阳时，周恩来、贺 龙、叶挺等在崇圣祠招开作战会议。一九七八年孔庙列为革命遗址，现为广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恭城孔庙韶州府学宫宁远文庙江西安福孔庙霍邱县孔庙江门学宫浏阳文庙山西平山文庙山西平遥文庙山西太原文庙河南辉县孔庙富顺孔庙望江孔庙正定孔庙岳阳文庙崖州孔庙武威文庙信宜孔庙兴城文庙萧县孔庙吴江孔庙肇庆孔庙曲阜孔庙衢州南宗孔氏家庙北京孔庙(国子监)全国第二大孔庙--建水孔庙南京夫子庙苏州孔庙江阴孔庙上海嘉定孔庙上海宝山孔庙合肥大孔祠堂资料来自 孔氏宗亲网
北京也一个 总部在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县级市）
汉传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并外传朝鲜、日本和越南。历史 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年代，学术界中无定论。古代汉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18人到中国的记载。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述，在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汉地)；派末世摩至雪山边国，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达摩阿育王时，高僧善见至大支那弘法。南传佛教史书则称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这些布教活动因无译述遗迹传世，无法证实。初传 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在大夏见到从印度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往来，可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汉武帝还开辟了海上航道与印度东海岸的黄支等地建立联系。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65)赐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可见当时已有佛教传人。经典的传人，据传始于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浮屠经(佛典)，但究为何经，已失传无闻。历来均以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谴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人中国之始。此说是否为历史事实，近代颇有争议。因当时西域发生战乱，交通断绝，至永平十六年才开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人汉族地区。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当时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神仙方术，故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祠，“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门视同方士。三国时期 承汉之后，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从事译经；支谦、康僧会等前往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弘法。支谦深得孙权礼遇，拜为博士；并为康僧会建立寺塔。昙柯迦罗、昙谛精于律学，译出摩诃僧祗部的戒本《僧祗戒心》一卷。主张僧众应遵佛制，禀受归戒，为汉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铠还译出《郁枷长者所问经》和《无量寿经》等4部。吴国译经，始于武昌，盛于建业。支谦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典籍广涉大小乘经律，共88部，l18卷，现存51部，69卷；康僧会译出《六度集经》9卷等。当时译经，大小乘并举。小乘经典强调禅法，注重守神养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这个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教义的宣传、研究，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此外，这个时期的寺塔建筑、佛像雕塑也各具规模，但今存极少。南北朝 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 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院，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北朝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后开始营造龙门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有寺院约3万余座，僧屁约200余万人。北齐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400余万人，寺庙4万余座。在南北朝时，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如著名的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礼，携回大批佛经。隋唐 佛教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无论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条件。隋文帝统一南北方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复了在北周禁佛时期所破坏的寺院、佛像。在首都大兴城（汉长安城东南）建立了执行佛教政策的国家寺院——大兴善寺。仁寿（601-603）年间在全国建立了111座舍利塔，并广置译场，罗致中外译师、明僧进行翻译、疏解佛教经典。炀帝继文帝的保护佛教政策，在扬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场等，作为传播佛教的据点，并继续发展前代的译经事业，佛教十分兴盛。仁寿年间，全国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万人，写经46藏1328616卷，修理旧经3853部，营造大小石像106580尊，修复旧像1508940尊。唐代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后，下沼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延请国内外名僧进行译经、宣化事业，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宫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更令各州设大云寺。终唐之世，佛教僧入备受礼遇，赏赐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宫门，封肃国公；入寂后，代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时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 因此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创造了通俗的俗讲、变文等等文艺形式。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建树很大，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在唐时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奖、义净)不辞艰辛去印度游学。中国佛教宗派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商业的关系。但是，到了会昌五年(845)，由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士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据《唐会要》记载， 当时拆毁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4万余所，没收寺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260500人。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隋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叶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即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五派； 法藏创立的华严宗；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这些宗派创立之后，随着隋唐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不久即传播海外。两宋 北荣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蹭人8000人，继之又派行勤等157八赴印度求法，并使张从信于益州(今四川成都)镂雕大藏经版。太平兴国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万人，五年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中断达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同时，西域、古印度僧人携经赴华者络绎不绝，至景佑(l034-1037)初已达80余人。译经规模超过唐代，但成就稍逊。宗派以禅宗特别是临济、云门两派最盛，天台、华严、律宗、净土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倡“教(天台、华严)禅一致”、“净禅一致”，因而广为流行华严禅、念佛禅等等。另外，在天台宗中分为山家、山外两派，而在民间念佛结社特别兴盛，影响极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4万所，为北宋佛教发展的高峰。徽宗时(l101-l125)， 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佛教一度受到打击。南宋偏安 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且北宋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士，故能绵延相续，直至近世，仍甚盛行。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从而丰富了它们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序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但欧阳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张商英、李纲和刘谧等人的反对。张商英作《护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以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刘谧的《三教平心论》也发挥了同样的旨趣。元明清 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国有寺院42318座，僧尼21．3万人；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颁行了《敕修百丈清规》，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的大藏经。明万历以后，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进一步发展了对内融会禅、教、律等宗学说，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的风气，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国的特色。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沸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禁令稍弛，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呈现出活跃的气象。雍正虽重视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闹、圆瑛、太虚、弘一等也都奋起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经典传译与编纂 随着佛教的传人，来华西域僧人和佛教学者日益增多， 译经事业也随之发展。 自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至北宋靖康元年(1126)的千余年中，共有译师230多人，其中有史可证的印度在华僧入计71人。译出经、律、论5700余卷(现存)，加上其他佛教著作和汉地著述，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录为13520卷。大乘经典的传译 佛经的大量翻译，始于东汉桓帝时(146-167)到中国的安世高和灵帝时的支娄迦谶。安世高虽以传译《安般守意经》等小乘经典为主，但其译籍中已有大乘经典。东汉光和二年(179)，支娄迦谶译出《道行般若经》；西晋永平、元康之际，无罗叉、竺叔兰译出《放光股若经》；这些大乘经典开始流行，即与汉文化相结合。 当时学者常以佛经与中国道家思想相比附，认为经中有关“空”的思想和老庄“无”的思想一脉相通。这对魏晋玄学的发展颇有影响。如王弻提出的“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玄学命题和般若理论有密切的联系。三国吴支谦于黄武二年至七年(223—228)间译出《大阿弥陀经》、《维摩经》、《大般泥洹经》等；魏康僧铠于嘉平四年(252)译出《无量寿经》；晋竺法护于大康七年(286)译出《正法华经》等154部309卷，其中包括般若、法华、净士等大乘经典。后秦弘始三年(401)， 鸠摩罗什至长安，以后十余年间，广译般若系经典及龙树、提婆的论典共74部384卷。昙无谶于北凉玄始十年(421)也译出《大般涅盘经》40卷；佛陀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四年至元熙二年(418-420)译出《华严经》60卷；求那跋陀罗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译出《楞伽经》4卷；菩提流支于北魏永中元年(508)译出《十地经论》12卷；真谛于南朝陈天嘉四年(563)译出《摄大乘论》3卷及《摄大乘论释》12卷；唐显庆五年(660)玄奘译出《大般若经》600卷；般若系经典的传译工作基本完成。其后，不空与善无畏又分别译出《金刚顶经》、《大日经》等。这些大乘主要经论的传译、僧人、学者竟相研习，形成天乘佛教思想发展的主流。大藏经的编纂 佛教及其经典传人中国前，印度已有四次三藏(经、律、论)的结集，内容全属小乘。小乘三藏汉译多届北传之本。但自汉末迄宋，译出经籍6000余卷，则多属大乘，《开元释教录》著录1076部，5048卷，皆为写本，自北魏起始有石经，以隋代开始所刻房山石经最为完整。木版刻经，始自唐代，至宋开宝年间始刻全藏，历元、明、清、民国至今共编篡印行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经22种。宋《开宝藏》初刻时共5048卷；金《赵城藏》共6004卷；元《普宁藏》共6004卷；明《万历藏》共5997卷；清《龙藏》》7168卷；民国《频伽藏》8416卷。近年，中国正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拟收23000余卷，集汉译佛典及汉地佛教著述之大成。佛教原典，除巴利语大藏经尚较完整外，大乘梵文原典大多失传，幸赖汉译得窥其内容，因而对佛学研究贡献甚大。僧伽制度 出家僧众遵行的戒律，汉地相传有五部。自唐代律宗兴起，推行《四分律》，基本上保持印度传统，但也具有自己的特点：1、出家僧徒自道安以后一律以“释”为姓；2、憎徒必须素食；3、不行乞食，安居寺中修行，生活由寺供养；后来禅宗提倡农、禅兼修、僧人可务农自养；4、僧人受菩萨戒，唐代已有烧身供养以示愿行坚固，以后逐渐变为燃顶(烧香疤)。1983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的决议》中，认为这种习惯“并非佛教原有的仪制，因有损身体健康，今后一律废止”。寺院一般都有住持(方丈)、监院、维那、知客等僧职。唐末禅宗盛行后，逐渐在全国寺院推行改订的《百丈清规》，对僧徒诵经的仪式和参禅、普请等活动，作了具体的规定。佛事活动与节日 主要有忏法、盂兰盆会等。忏法原为佛教忏悔罪愆的仪则和作法，起于晋代道安和慧运，历代相沿。孟兰盆会盛行于唐代，为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举行供佛及憎超度先灵的法会。宋以后又有水陆法会和输伽焰口，用以为众积聚“功德”超度先灵。半月布萨之制，在汉地早已形成习惯，每逢朔望之日，聚集礼佛、供养、诵经。佛陀诞辰(农历四月初八)、成道日(农历腊月初八)、涅盘日(农历二月十五日)皆为佛重要节日，其中以佛陀诞日最为重要。此外，观音和地藏菩萨在汉地民间信仰颇盛，每逢传说中两菩萨的诞辰等节日，亦多举行佛事活动。文化 佛教自传人汉地以来，即与中士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及至隋唐时期，达到了高峰。其中，在绘画方面，历代著名画家大都精于画。如三国时吴曹不兴、晋顾恺之和卫协并称为汉地最初三大佛画家。梁张僧繇于天监中为武帝所建寺院作画极多，北齐曹仲达与唐吴道子的画质世称为“曹农出水”与“吴带当风”。特别是甘肃敦煌石窟壁画，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才华，为世界上现存最太的艺术宝库。唐代盛行变文，用以讲述佛经故事，讲时多配台图画(变相)，对后世鼓词、弹词等说唱文学影响很大。在雕塑造像方面，有东汉的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自北魏起又有各种石刻、木雕、金镂、漆塑、浇铸等造像艺术，形式多样，气魄宏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风格，如敦煌、云冈、龙门石窟，均为世界文化之瑰宝。在建筑方面，历代佛教寺院不仅依照宫殿形式，而且多有发展，美轮美奂，为中国建筑艺术的精华。在音乐方面，相传陈思王曹植曾制鱼山梵呗，以后龟兹等地舞乐传人内地，逐渐形成了汉地特有的佛教音乐传统。此外，佛经的翻译和佛教的发展；对中国音韵学、翻译理论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自鸠摩罗什译《大品般若》以后，译场组织完密，迄至唐代益臻完善。宋代更有译经院之设，以宰辅为润文使，成为国家正式机构。此外，伴随佛教传人的医药、历算等知识也对中国这些学科的发展超过一些促进作用。
写过了，怎么给你。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组成（例如附录）可有可无。论文各组成的排序为：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英文题名、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和致谢。
古英格兰有一首著名的名谣:“少了一枚铁钉，掉了一只马掌，掉了一只马掌，丢了一匹战马，丢了一匹战马，败了一场战役，败了一场战役，丢了一个国家。”这是发生在英国查理三世的故事。查理准备与里奇蒙德决一死战，查理让一个马夫去给自己的战马钉马掌，铁匠钉到第四个马掌时，差一个钉子，铁匠便偷偷敷衍了事，不久，查理和对方交上了火，大战中忽然一只马掌掉了，国王被掀翻在地，王国随之易主。
注意写寺庙的历史，建筑风格，文物价值和在社会上的影响等，具体如下： 第一段，开头，大致是佛教文化源远流长，不仅给世人留下神圣的信仰，还有各种寺庙文化和寺庙中的文物。 第二段，从两个方面介绍中国寺庙。一方面是中原佛教，有白马寺，南海禅寺等。选一个介绍历史和建筑风格等 第三段，另一方面介绍藏传佛教的寺庙。典型的有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大昭寺等。同样的介绍那些方面。 第四段，写世界上佛教国家的寺庙。尼泊尔，锡金，印度的都行，推荐写印度，因为是佛教发源地。 第五段，结尾。纵观全文，发些感叹。 我觉得这样就行了白马寺：布达拉宫
学佛是要讲实证的 而修证的过程会让人感叹无比
双林寺，是座历史悠久的佛寺。寺中的唐槐、宋碑、明钟以及古代建筑、彩塑和壁画，都是稀世珍宝。尤其是寺中两千多尊彩绘泥塑，更令人称道不已。它们继承了我国唐代以及宋、辽、金、元彩塑的优良传统，具有高度写实的风格，是我国明塑中的佼佼者。这些彩塑形神兼备，艺术价值极高，能够完好保存至今，实乃艺术史一大幸事。千佛殿的韦驮像，在全国同类题材作品中，这尊塑像可谓之精品，备受海内外识者交口称誉，说他刚中有柔，武中蕴文，威而不悍，机智勇猛，浑身是力，身如强弓等等。概括之约有三点：双重性格的深入刻画；夸张变形身躯表现力度；面部表情高度传神。这些因素相辅相成，共同构成韦驮像的艺术特色，使这个人物具有性格特征而活了起来。此外，还有一项重要因素应强调指出，即韦驮静态典型中所表现出的运动――不动之动，这也是韦驮像之所以取得生动气韵，达到传神效果，在艺术上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由于是寺庙中的圆雕，观赏的最佳视点被巧妙地安排于一进殿门的位置，这既是由于当时宗教活动的形式所限，以符合人们的观赏习惯。从此视点看韦驮像的构图，其身体重心基于左足，下肢朝前站立，从腰部开始，由头部带动整个上体躯干向右侧扭曲，这种扭曲程度，已极大地超出了人体生理所允许的限度，很像―节麻花，但人们从整体气势观看，这种违反人体解剖结构的姿态，不仅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相反却从这种艺术夸张变形之中，感到一种强大的力度和动势，这是由一条从头到脚贯穿于韦驮全身的S形曲线所表现出来的，这条曲线极富弹力和流动感，构成了韦驮身体动态的主轴线，加之韦驮身上的飘带萦绕飞舞，本身就是大的曲线，从视觉上也加强了动势。韦驮右臂握拳下垂，肘部向外部伸出，让人感觉肌肉紧张，充满力量。左臂抬起，同右臂形成对比（手部已残，原来似握金刚杵)。韦驮整个身躯外轮廓构成一个略带倾斜的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由左手、右手肘部和足部三个突出点形成。由于这个锐角三角形的顶点在下部并呈倾斜状态，给人心理上造成了一种微妙的不平衡和不稳定感，因而也增加了这尊塑像的活力和行动感觉。此外，我们通过对韦驮像的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一种时间的节奏性和动作的连续性。韦驮腿部动作为正面站立，身体重心立于左腿，右腿放松微向外伸出，这种姿态是符合为佛站岗护法的特定身份的，但这样处理，―般极易被塑造得呆若木鸡。双林寺韦驮高明之处，就在于匠师不落俗套，打破了一般程式的限制，使韦驮上身向右扭曲，左臂抬起，似乎发现了捣乱不法的妖魔，正欲振臂大呼而击之，用上身的动作打破了下肢的静立呆板，形成了连续性的第二动作。而最为精彩的是韦驮眼神与头部方向的反向关系。按照人的自然生理动作，头部向侧面扭转时，眼珠总是转向同一方向，即头部向左侧扭转，眼睛必向左侧看，头向右侧扭转，眼珠也必然向右侧转动。这不但在方向上保持一致，而且在时间上也处于同一节奏。而韦驮眼珠位置的处理恰恰又打破了这种常规，其头部、身躯皆向右扭动，而眼睛却偏偏望着相反的左方。这样，在时间上就又增加了一个节奏。如果我们试着模仿一下韦驮像的动作和眼神，就能体会到这确实是神来之笔。我们纵观韦驮整个身姿，从下肢的稍息站立，到上肢的扭转和头部的扭动，再到眼珠的反向转动，在时间上形成了三个动作节奏，极大地增加了动作的连续性――韦驮塑像的“不动之动”产生了。这一艺术真谛，法国雕塑大师罗丹早有深切体会：“所谓运动，是从这一个姿态到另一个姿态的转变，……因为在移动视线的时候，发现这座雕像的各部分就是先后连续的时间内的姿态，所以我们的眼睛好像看见它的运动”。这是对韦驮塑像动感的绝好说明。这些作品的创造者，我国古代不知姓名的民间艺术大师们，世代相传技艺，勤于学习，不断总结经验，具有十分深厚的艺术功底，双林寺彩塑就是他们各骋奇思、惮精竭虑，倾注心血和汗水，创造出的不朽艺术杰作，有许多达到了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称为艺术神品当之无愧，，双林寺文物精英，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蕴含有极为丰富、可供借鉴的营养，认真批判地继承这笔珍贵的古代文化遗产，研究其发展规律，总结其艺术成就，对今天的新美术创作或许能有某些启示作用。
建议去下西宁和西藏，你会有更深的了解
从佛教的历史，人物，教派开始些。密宗的 西藏生死经， 等，显宗可以看看，了凡四训，可以看看六祖慧能的著作， 网上很多的，你慢慢看
换个角度看世界/多角度思考，多角度看问题不守常规也很好/要敢于与众不同，不要人云亦云/“习惯”对社会的危害，要突破“习惯”/另辟蹊径能卓尔不群/特立独行/走自己的路（选择）/知其不可而为之/ 做有意义的事不管别人的评价 社会舆论不能完全代表对错。 人言可畏·孔子是在让学生放弃尊严换取百姓的善心/孔子不该自作聪明不该对人没有信心/期待相信·从国家管理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是否应当接受回报/正确看待利益/金钱观 用理智去审视利益，维护道德/淡泊名利，培养公德意识（不同意孔子的观点）/学会舍弃 有付出（奉献）就应有回报/助人应有偿，施恩要得报/做好事应该得到奖励/德利不对立/奉献不是虚名/接受也是一种美德/道德可以与利益共存。/等量交换是成立的，也是应该做到的/应该用物质鼓励百姓助人为乐好人该有好报/真心给予坦然获取/行善当取酬 不必惧人言 见义勇为可以得到相应的物质奖励，这样可以鼓励有能力见义勇为的人去帮助别人。/适当的奖赏与鼓励可以加快社会迈向文明的步伐。 知恩、感恩、报恩/懂得感恩/应该学会对帮助行为表示感恩 接受利益重于内心·三思而行/懂得思考的人，便是成功的人。正确作出人生的选择/做好与做对（追求目的）/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分清主次矛盾，做出最佳选择/正确助人为善 要使生活更和谐，需要将好人做到底/想使社会前进发展就必须用好的行为去影响社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名人有义务用好的行为引导大众带头作用，应勇做第一人/敢为天下先。·无论环境如何，始终心存善念/好事无大小之分/小善成就大善/多为别人着想，帮助了人才算是得到真正的快乐/奉献·诚信·责任/勇于承担责任 勇于承担名声·重视细节·我们应学会鼓励。·助人为乐是为了宣扬美德 而非夸耀自己·应对行善有充分信任·行善要注意不要伤及他人自尊·人之性本私 故而充分考虑人的欲望 使之逐渐无欲 才能真正和谐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
对于孔子思想，大家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呢？下面就随我一起去阅读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相信能带给大家帮助。
论文摘要: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约驭博、寓教于乐等,分析其教育思想对当今教学方法有重要启示。
论文关键词:
孔子;教育思想;当代教育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一生非常重视教育,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因素,因此至今仍有不朽的生命力,它对今天的教育仍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从中我们可以获得极大的教益和启示。
1 倡导“有教无类”,主张“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与全面教育相结合
孔子,作为我国第一所私学的开创者,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提倡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孔子在招收弟子时,不重身份,不看财产多少,也正因为如此,孔子的弟子很多,各个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还有父子二人同学于孔子的,如颜回、曾参等。孔子的这种思想观点,奠定了后世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开历史之先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教学中不能没有统一要求,但不从学生实际出发,忽视学生在资质、性格、才能、兴趣等方面的差异就无法达到统一要实现的目标。孔子将因材施教与全面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解决了教学过程中的这一矛盾。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纯,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已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这样,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就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因材施教”这个概念孔子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是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指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遂有了“因材施教”的名言。但孔子的教学实践却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他始终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各方面才能的人。孔之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与他对学生有深刻、准确、全面的了解是分不开的。孔子十分注意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观察了解学生,他非常熟悉学生的特点,能够用精辟的语言相当准确地概括出学生的特征。如:“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一位学生的才能特点、性格特征,孔子心里也都有数。并且他还把学生的性格特征分为三种类型:“狂者”、“中行”、“狷者”,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即人有偏激、拘谨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三种不同性格。
再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共西华曰:“由也问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样的问题,由于询问者的情况不同,孔子的答复也不同,“一进之,一退之,所以约之于义理之中,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由于学生的个性特点不同,所以在他们问仁、问礼、问政、问孝的时候,孔子的回答往往是深浅难易、繁简详略各不相同。
在因材施教的同时,孔子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全面教育。《论语述而》篇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同样学习文行忠信、诗书礼乐,程度不同,能力也各异。有的“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有的“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之宰”;有的“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同样是身通大艺者,也各有特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我们从孔子运用“因材施教”这一原则的经验中,可以受到两点启发:第一,教育和教学必须从学生实际出发,避免盲目性;第二,既要坚持共同目标和统一标准,又要善于发现和注意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避免一刀切。
2 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
谈到“启发式教学”,许多人都会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产婆术”著称的启发教育,但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育,而且“启发”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所创造的。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其内涵要比苏格拉底更丰富、更为深刻。我们不妨将之称之为“产婆术”的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与孔子的启发教学作一下比较。
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一心想当政治家,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方法和这位青年进行了下面的对话(以下都苏问,欧答)问:“虚伪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偷盗、欺、奴役等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那些极大地损坏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答:“不能。”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答:“这当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朋友。”苏问:“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临崩溃,他欺自己的士兵说援兵马上就到,从而鼓舞了斗志取得胜利,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呢?”答:“应该算是正义的。”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了下去,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答:“应属于正义类。”苏格拉底仍不罢休,又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杀,偷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吗?”答:“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从这一段生动的对话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抓住思维过程中的矛盾,启发诱导,层层分析,步步深入,最后导出正确结论。
下面再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按照宋人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未达其辞。”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明白时的矛盾心理。这个时候老师应该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启发思路,这就叫“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一种想说又难以表达的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孔子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却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或者可以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但二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地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的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化,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被老师牵着鼻子走,这种启发式教学虽然能够是学生印象深刻,但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得不够,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恐怕难以深入。
而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第二种矛盾且暂无法解决时,教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可见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自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两种启发式教学都很有效,都能促进学生进行思维,但是,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3 求知应求实,勤奋,学思并重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主张求知应先端正态度,求知应先求实。一个有智慧的人贵在自知,明白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一个人能够做到自知,就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也就能通过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另外孔子曾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他对当时人们对历史上不确凿的事任意牵强附会大为不满,教导学生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要向古人学习,古人对待历史不确凿的作法就是存疑。存疑,并不是有疑问不提出来而有所保存。恰恰相反,他是指在自己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要敢于对自己认为不确凿的问题提出疑问。“尽信书,不如无书”,在当今的教学实际过程中恰恰就需要这种思想,要鼓力学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所接触到的事物,要敢于从课本中走出来,不要唯书本马首是瞻,对自己认为有错误的问题要敢于质疑。否则,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一旦失去,在学习上就永远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论孔子思想的影响史孔子（前551 - 前 479） 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孔子是中华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的哲学思想提倡「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以及「均以民为体」。儒学思想渗入中国人的生活，文化领域中，同时与影响了世界上其它地区的一大部分人近两千年。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山东曲阜）人，出身于没落的宋国贵族家庭，刻苦好学。曾从事「儒」（贵族丧事赞礼者）的职业，中年时开办私学。一度出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四年后因遭小人暗算，弃职，后率弟子周游列国，经十三年，晚年归鲁，继续讲学，整理古籍。《论语》20篇，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纪录。 孔子经常被认为是一种宗教的创始人，但这是不正确的。孔子及少谈论神，拒绝讨论来世，避免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他对人生的关系深刻了解，他的学说并不是他所创立的，严格来说，他只是及中华文化思想的大成者。他是一位重视个人的伦理道德和行为的现世哲学家。 孔子把「仁」和「义」视为道德的最高原则，他规范着高尚者的行为。「仁」在有些时候可以解释为「爱」，但我们最好将他理解为对人类的关心。「礼」是道德，礼节，规矩，传统等观点的总和。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虽然当时的统治者没有采纳孔子的学说，然而在他死后，儒家成为显学。但是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儒家学说遭到贬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他采用法家的建议，下令「焚书坑儒」。以为这样就可以整齐学术，统一思想。然而，秦始皇的努力并不成功，在秦朝灭亡前夕，儒生们又开始宣讲儒家学说。西汉时期的汉武帝时代，儒家学说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中国科举制度，始于汉朝。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学生们对孔子礼教的理解程度。由于科举制度是步入仕途的唯一途径，所以由汉朝开始，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国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孔子的四书五经中打转。知识分子穷一生精力从事研究他的学说，一生都跳不出这个圈子。大大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中国的历史就是孔子思想的影响史。《四书五经》成了学校的教科书，每一个学生都必须熟记。古代哲人的教条，深深地植跟于人民的心中。由于这种儒学的熏陶，中国逐发展出一种和谐的社会生活，追求智识崇尚智慧的狂热，以及稳健的文化。中国虽经常遭受侵略，旦其文化不但能屹立不绕，而且还能同化异族。但是，儒学并不是万能灵药。他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一剂有效的灵药，能使他们的王朝尽量避免混乱和衰落的来临。但是，对于在求变求新的国际竞争压迫下，对于一国的发展，是个阻碍，那些维系个人和社会秩序的礼教，几乎使人无法动弹，而造成一套用不改变的模式。孔子的教条。彻底的限制了人类自然而充沛的冲劲。孔子的那些礼教实在太完美了，以致显得过分的严肃。在孔子的教条下，简直没有豪放和冒险，爱情和友谊也过分的受到桎梏。他使妇女一味服从，贬低了自己。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这一著名口号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五四”那批代表人物都是全盘否定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更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四”以来在文化领域就开始了一种过激主义的“左”的倾向，似乎解放以后严重泛滥的“左”倾思潮，以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都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这使我有些不解。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外历史上多次启蒙运动采取尊古、复古的形式有所不同，是以鲜明的反传统形式出现的。因为从旧的思想、道德、文化中，不仅很难找到改革的基点或旗号，而且日益显示严重的障碍。而选定“孔家店”这个突破口，无疑有利于冲破旧的以封建政治、伦理秩序为核心的文化格局。然而，另一方面，那些代表人物并不是“全盘反传统”的，从胡适的著述中可以看到，他对孔子和朱熹都怀有敬意。又如当时对旧文化作激烈批判的另一位人物钱玄同，他曾一度主张废除汉字，但他在坚决反对学术、文化领域的专制主义时，又十分向往中国古人所幻想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宽阔而自由的世界。对于孔子本人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他们主要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利用儒家经典来箝制人的思想与个性。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是要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个性解放。“五四”运动并没有造成什么“文化断裂”或“思想危机”，而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论孔子思想的影响史孔子（前551 - 前 479） 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孔子是中华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的哲学思想提倡「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以及「均以民为体」。儒学思想渗入中国人的生活，文化领域中，同时与影响了世界上其它地区的一大部分人近两千年。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山东曲阜）人，出身于没落的宋国贵族家庭，刻苦好学。曾从事「儒」（贵族丧事赞礼者）的职业，中年时开办私学。一度出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四年后因遭小人暗算，弃职，后率弟子周游列国，经十三年，晚年归鲁，继续讲学，整理古籍。《论语》20篇，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纪录。 孔子经常被认为是一种宗教的创始人，但这是不正确的。孔子及少谈论神，拒绝讨论来世，避免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他对人生的关系深刻了解，他的学说并不是他所创立的，严格来说，他只是及中华文化思想的大成者。他是一位重视个人的伦理道德和行为的现世哲学家。 孔子把「仁」和「义」视为道德的最高原则，他规范着高尚者的行为。「仁」在有些时候可以解释为「爱」，但我们最好将他理解为对人类的关心。「礼」是道德，礼节，规矩，传统等观点的总和。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虽然当时的统治者没有采纳孔子的学说，然而在他死后，儒家成为显学。但是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儒家学说遭到贬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他采用法家的建议，下令「焚书坑儒」。以为这样就可以整齐学术，统一思想。然而，秦始皇的努力并不成功，在秦朝灭亡前夕，儒生们又开始宣讲儒家学说。西汉时期的汉武帝时代，儒家学说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中国科举制度，始于汉朝。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学生们对孔子礼教的理解程度。由于科举制度是步入仕途的唯一途径，所以由汉朝开始，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国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孔子的四书五经中打转。知识分子穷一生精力从事研究他的学说，一生都跳不出这个圈子。大大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中国的历史就是孔子思想的影响史。《四书五经》成了学校的教科书，每一个学生都必须熟记。古代哲人的教条，深深地植跟于人民的心中。由于这种儒学的熏陶，中国逐发展出一种和谐的社会生活，追求智识崇尚智慧的狂热，以及稳健的文化。中国虽经常遭受侵略，旦其文化不但能屹立不绕，而且还能同化异族。但是，儒学并不是万能灵药。他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一剂有效的灵药，能使他们的王朝尽量避免混乱和衰落的来临。但是，对于在求变求新的国际竞争压迫下，对于一国的发展，是个阻碍，那些维系个人和社会秩序的礼教，几乎使人无法动弹，而造成一套用不改变的模式。孔子的教条。彻底的限制了人类自然而充沛的冲劲。孔子的那些礼教实在太完美了，以致显得过分的严肃。在孔子的教条下，简直没有豪放和冒险，爱情和友谊也过分的受到桎梏。他使妇女一味服从，贬低了自己。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这一著名口号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五四”那批代表人物都是全盘否定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更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四”以来在文化领域就开始了一种过激主义的“左”的倾向，似乎解放以后严重泛滥的“左”倾思潮，以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都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这使我有些不解。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外历史上多次启蒙运动采取尊古、复古的形式有所不同，是以鲜明的反传统形式出现的。因为从旧的思想、道德、文化中，不仅很难找到改革的基点或旗号，而且日益显示严重的障碍。而选定“孔家店”这个突破口，无疑有利于冲破旧的以封建政治、伦理秩序为核心的文化格局。然而，另一方面，那些代表人物并不是“全盘反传统”的，从胡适的著述中可以看到，他对孔子和朱熹都怀有敬意。又如当时对旧文化作激烈批判的另一位人物钱玄同，他曾一度主张废除汉字，但他在坚决反对学术、文化领域的专制主义时，又十分向往中国古人所幻想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宽阔而自由的世界。对于孔子本人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他们主要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利用儒家经典来箝制人的思想与个性。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是要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个性解放。“五四”运动并没有造成什么“文化断裂”或“思想危机”，而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至于解放后一度愈演愈烈的“左”倾思潮，最后导致“十年动乱”的发生，恰恰表现为文化专制主义，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相背离的，而且另有国际国内的社会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