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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yspirit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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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头小队长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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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越轨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欧阳马田(厦门人学社会学系,fi}建厦门361005)摘要:酉方越轨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以迪尔凯姆为代表的川一创阶段、以默顿为代表的正统越轨社会学阶段和以标签学派为代表的新越轨社会学阶段,研究对象也从违规行为转变为社会定义和标签依据研究对象、理论内客和逻斩结构,可以将酉方越轨社会学划分为结构功能、社会解组、亚文化群、社会控制、标签、口常生Ilr方法、冲突等一七人流派预测其米来发展趋势中上阶级违规问题、巾一位违规问题、跨学派研究和国际比较研究等将成为币要研究领域}(lJ社会控制学派和冲突学派将上升为主导学派关键词:酉方越轨社会学:犯罪:社会控制:冲突学派中图分类号:C91- 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 0460( 2002104- 0077- 07越轨是既占老又现代的社会问题。社会学中所谓的越轨.简中一地说.包括违反法律、规章制度、道德规范和社会习俗的所有行为。对越轨现象进行专门和系统的社会学研究开始」几西方国家。首先是一些西欧国家.如法国、意大利、比利时。If1J美国后来居上.成为当代西方越轨社会学研究的大木营。我国山」几社会学恢复的时间还不长.越轨社会学研究还处」几起步阶段。fll木文的主要日的是想概括西方越轨社会学发展的历史脉络.评价现代西方越轨社会学的几个基木流派.JI在此基础上对西方越轨社会学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为我国的越轨社会学研究提供借鉴。一、西方越轨社会学研究的二个主要历史阶段关」几西方越轨社会学研究的历史.日前流行两种一分法。国外(主要是美国)流行的一分法以20世纪60年代为分水岭.将其划分为正统阶段和新越轨社会学阶段。f21国内流行的一分法.以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为分水岭.将其划分为占典阶段和现代阶段。f31木文综合这两种划分法.将整个西方越轨社会学研究划分为二个主要历史阶段.即:以迪尔凯姆(间为代表的开创阶段.以默顿(R. K. Melton)为代表的正统越轨社会学阶段.以莱默特( E. M . 1}emert)、西考尔(A. V. Cieourel)和昆内()等为代表的新越轨社会学阶段。(一)西方越轨社会学的开创阶段西方越轨社会学产生」几19世纪末的西欧。比利时的凯特莱(1,. A. Quetelet)、意大利的菲利(E. Ferri)和法国的迪尔凯姆是西方越轨社会学开创阶段的二个主要代表。凯特莱是犯罪统计学的鼻祖.菲利是第一个使用“犯罪社会学”术语的人。f41然If1J.西方越轨社会学真正的奠基者是迪尔凯姆。迪尔凯姆主要活跃」几19世纪末的法国.他的贡献是多方而的.最主要的是系统地阐述了越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If1J他对自杀现象的研究又树立了一个成功研究越轨问题的典范。他在名著《社会学研究方法论》( 1895年)中提出社会学方法的实质是用社会现象来解释社会现象。“社会现象的确切原因应该从那些以往的社会现象中去寻找.If1J不能从那些个人意识状态中去挖掘o00 } s} } Pss}迪尔凯姆在《自杀论》( 1897年)中.实践了这一方法论准则.把所要研究的对象确定为社会中自杀率的变化If1J不是自杀的个别案例.接着用社会整合的水平来解释自杀率的变化。fOl根据他的理论.“社会对个人的影响过强或不足时.自杀的危险就增加了。,> } 7} } Pss3}今人看来.迪尔凯姆对自杀的研究是否正确己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用社会变量来解释另一个社会变量这一研究方法奠定了西方越轨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它使西方越轨研究从过去主要关注生理和心理因素.转向更多地关注社会因素。因此.迪尔凯姆《自杀论》的出版应该视为西方越轨社会学诞生的历史性标志。不仅如此.迪尔凯姆的《自杀论》还影响到20世纪许多越轨行为社会学流派的形成。在20世纪.“许多越轨行为社会学流派的建立.不是迪尔凯姆观l从和见解的进一步完善.就是他这种观l从和见解的反响。,> } g} } Ps6>20世纪是西方越轨社会学空前发展的一个世纪。如果说西方越轨社会学在19世纪末是迪尔凯姆一枝独秀.那么20世纪则是百花齐放.其中.美国成为越轨社会学研究的大木营。整个20世纪的西方越轨社会学又以60年代为分水岭.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二)正统越轨社会学阶段20世纪的前60年.西方越轨社会学诞生了结构功能派(Structural/ Functional Perspective)、芝加哥社会解组学派(Chicago/ Disorganization Perspective)、亚文化群学派(Differential AssociationPerspective)和社会控制学派(Social Control Perspective)。其中结构功能派和芝加哥社会解组学派在很大的意义上是迪尔凯姆越轨理论的延仲。“默顿关」几越轨行为的颇有影响的结构理论显然意在发展迪尔凯姆的旱期论断。,> } g} } Ps6>默顿用一个社会结构功能失调的程度来解释越轨率的变化.7{用社会结构功能失调引起的日标与手段的差距作为他的越轨行为类型说的基础。If1J迪尔凯姆自杀类型说的基础则是社会整合程度。显然.默顿的越轨行为类型说不但受到迪尔凯姆自杀类型说方法上的影响.Ifu N_是对其基木观l从的继承。芝加哥社会解组学派也受迪尔凯姆的影响.把现代社会越轨行为的增加归结为宏观的原因.即快速的工业化和都市化。他们都认为欧美社会快速的工业化和都市化减弱了社会控制.从Ifu导致越轨行为的增加。60年代以前的各越轨社会学流派都假设存在着稳定和一致的规范.这种规范被作为标准来判别越轨行为。If1J当社会中不同群体的人们的规范发生冲突时.力量强大的群体的规范就会作为判定行为的标准。甚至亚文化群学派的学者一也假设存在着,片主导地位的文化.JI目_把他们的研究重l从放在人们如何被越轨亚文化同化的过程上。建立在上述基木假设的基础上.60年代以前的传统越轨社会学把越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违规行为。(三)新越轨社会学阶段从60年代开始很多越轨社会学家开始强调社会规范的变化性和矛盾性从If1J开始质疑传统越轨社会学关J几社会规范的稳定性和一致性的基木假设.步{进Ifn怀疑建立在这一基木假设基础上的各种传统越轨理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因为.如果缺少一个稳定和清晰的判别行为的}h标的话.那么.定义和研究违规就是不可能的.或至少是存在问题的。所以一从}o年代开始.许多社会学家开始把越轨定义为某些人们和团体用来描述他人行为的一种社会定义.步{开始把越轨社会学的对象定义为研究这些社会定义”。f 21( P22o)从把越轨作为一种违规行为来研究到把越轨作为一种社会定义和标签来研究.表明西方越轨社会学己从默顿式的传统阶段.迈入了新越轨社会学阶段。新阶段的主要标志是二个新学派的崛起。这二个新学派是标签学派(labeling Perspective)旧常生活方法学派(Fthnomethodology Perspective)和冲突学派(Con-flict Perspective)。[2}统治越轨社会学研究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结构功能学派和同一时期的其他二个学派.在过去的30年里有着不同的命运。结构功能学派在经历了克劳伍德(R. A. Claward) ,奥林(l.. )和艾里克森(K. T. Frikson)等人的理论扩充后. 70年代以来.基木上没有新的发展.其主导地位也受到了挑战。芝加哥社会解组学派则衰落得更旱。Ifn亚文化群学派和社会控制学派在进入70年代以后.仍依然有突破性的发展。亚文化群学派的代表萨瑟兰(E. Sutherland)」几70年代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了他的理论。社会控制学派中的)卖限理论在70年代后迅速发展.使社会控制学派成为四个较老学派中唯一一个可以与60年代后产生的二个新学派争雄的学派。主要形成」几60年代和60年代以前的四个较老学派(结构功能学派、社会解组学派、亚文化群学派和社会控制学派)和主要形成」几60年代后的二个新学派(标签学派旧常生活方法学派和冲突学派)一起构成了西方越轨社会学研究中的七大学派。一珍二、现代西方越轨社会学研究的七大学派结构功能学派。结构功能学派最显著的特l从是把社会视为一个整合和有序的系统.从Ifn假设社会中存在着高度统一的价值观和非常一致的日标.Ifn社会结构则实现和维持这些价值和日标。在这样一种基木假设之卜.结构功能主义者就有充分的理山把越轨定义为违规.即对社会公认规范的违反。结构功能主义者对越轨的研究集中在二个问题上:(1)越轨产生的社会原因是子}一么?他们主要关注的是越轨行为产生的宏观原因;他们把社会秩序的互解.特别是社会结构功能的失调作为越轨产生的原因。yo}(2)越轨行为的类型。默顿从人们解决日标与手段的差距的方式出发.划分了革新、反叛、形式主义和退却主义四种越轨行为类型。yob ( 3)越轨行为的社会功能。这一方而的工作是山艾里克森系统地完成的。f21结构功能学派的旗手是默顿。默顿的越轨理论统治西方越轨社会学的时期也正是整个结构功能主义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如日中人的时候。这一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包括亨律(A. F. Henry)、肖特(J. F. Short) ,克劳伍德、奥林和艾里克森等。f21芝加哥社会解组学派。社会解组学派又叫区位学派。它是20世纪最旱诞生的一个越轨社会学流派。这一学派假设越轨是社会控制弱化的结果他们研究了会控制弱化的区位条件.如竞争、人口流动和移民等.分析了这些区位条件产生的宏观原因.即大规模的和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f21其旱期主要代表是沃斯(1,. Wirth)、弗需齐尔(F. azier、肖(C. R. Sha}}-)和麦凯(H. D. Mcka}) ,后期代表是兰德(T3. Dander)。f 111亚文化群学派。20世纪30年代后期.一些学者开始发展亚文化群的概念以图取代城市解组概念。这些学者认为都市社区存在着各种不同甚至冲突的文化.JI重l从研究了越轨行为产生的社会心理过程。他们指出越轨行为是学习得来的.学习过程主要包括对越轨态度和越轨技术的学习。亚文化群学派的主要代表是萨瑟兰。f 121这一理论的旱期代表还包括塞林}T. Selling ,后期代表则包括格拉瑟}D. Glaser) , }一勒时(S. Dinitz)、鲍吉斯( R. l.. T3urgess)和艾可( R. 1,. Akers)等。这些人或试图修改或发展萨瑟兰的理论。f21社会控制学派。“社会控制”的概念最旱出现在迪尔凯姆和芝加哥社会解组学派旱期代表的著作中。20世纪中叶一些越轨社会学家对越轨亚文化的存在和研究越轨亚文化的价值以及默顿越轨理论的解释力提出质疑。这些学者继承了旱期芝加哥社会解组理论关J几越轨是社会控制弱化的结果的观l从.发展出了社会控制理论。社会控制理论假定是社会控制阻遏了越轨和犯罪行为的发生。这一学派内部又分为中和化派(Neutralization theory)、威‘限派(Deterrencetheory)和综合派。中和化派着重」几对内在控制的研究[f31,主要代表是马查(D. Matza)和塞克斯( G. M. Sykes)。威慑学派则完全忽略了人们的内在控制.只强调外在控制.只强调惩罚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特别是山国家执行的惩罚。因此.)卖限派主要研究违法.Ifn不一般地研究违规;其主要代表是吉伯斯o f 131综合派重视内在控制和外在控制的结合.主要代表是赫希( irschi)和瑞克勒斯( W. C. Reckless)。f 141日前.这二个亚学派以威慑派的影响最为巨大。威慑派把人假定为合理化动物.Ifn犯罪是人们合理地计算违法的代价与收益的结果。)卖限派山此推论.犯罪的代价越高.那么犯罪率就会越低。山J几惩罚是犯罪的主要代价.威慑派据此推论说惩罚水平越高.则犯罪的水平就会越低。山」几惩罚水平和犯罪水平这两个关键变量都比较容易测量.所以)卖限派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一系列的经验研究。这些经验研究在系统性和精确性方而明显地超出其他各流派所进行的研究。标签学派。标签学派是20世纪}o年代诞生的一个新学派。这一学派的基木立场是把社会假设为一个多兀化结构.在实际研究中又含蓄地假设存在着某些最低限度的作为定义违规参照l从的社会共识。这一学派批评过去的越轨理论用解释初次越轨的因素来解释连续越轨的企图。在区分了初次越轨和一次越轨(连续越轨)概念的基础上.这一学派重l从分析了越轨标签引起连续越轨的过程与机制(这些机制包括结构机会、互动网络和自我概念等)o f lsl主要代表是莱默特、贝克(H. T3ecker)和斯觉(E. M. Schur)。f21日常生活方法学派。“日常生活方法学派是与哲学上的现象说相联系的。0> } 2} } P14a)日常生活方法论者试图将现象说与社会学联结起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用现象说的理论去研究越轨现象.从Ifn导致了越轨社会学中日常生活方法学派的诞生。和标签学派一样.这个新学派也把越轨理解为一种社会定义。在日常生活方法论者看来.越轨是人们、组织和社会的一种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在这样一种假设的前提卜.日常生活方法论者主要研究某些行为被定义为越轨以及某些人被定义为越轨者的过程.以及人们、组织和社会在定义越轨和越轨者的过程中所用的方法。f lOl这使得日常生活方法论在研究重l从上与标签论明显地区别开来了.后者主要研究被标签为越轨者后对被标签者未来越轨和违法的影响程度。日常生活方法论的产生城市社会解组和社^}} }h卡fi'R出谷了Il}r坦刀口5}对甲一1}.违)h! R}J}JI-'}i,。现1戈社公走n度Ill织起米}'S社公.大AIS少少现1戈社会成员都在中一位中工作和生活。因此.中一位违规问题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学派的关注和研究.有极大的可能成为未来西方越轨社会学研究的重l从之一。3.跨学派的研究领域。过去的西方越轨社会学研究过分1}1」几学派的门户对立Ifu缺少跨J货派的交叉研究和综合研究。虽然.产生某种越轨社会学理论的综合派的时机和条件尚未成熟.但组织一些交叉和综合研究对西方越轨社会学来说是可行和必要的.在某些领域还是急需的。比如标签/惩罚对被标签者/被惩罚者未来越轨的影响就是一例。标签理论和威慑理论从逻辑推论上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互相对立的.这就需要交叉研究。虽然.从60年代以来.己经有不少学者卷入这一研究.但他们的结论和解释却彼此不同。有一些结论支持标签理论也有一些支持)卖限理论.这表明这一问题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另一个关键的涉及不同学派的问题是对社会控制的研究。虽然西方越轨社会学中有社会控制这一学派.但社会控制学派至今未能发展出一种较系统的社会控制理论。赫希(T. Hirschi)试图结合内在控制和外在控制.他的工作是对社会控制问题的一次综合性研究的尝试。但是他的研究没有能充分吸收威慑派和中和化派这两个亚学派的观l从.也未能吸收其他各大流派的成果。因此.他所代表的社会控制综合派还很不成熟。总之.社会控制问题呼唤跨学派综合研究。4.越轨和犯罪的国际比较研究。过去的西方越轨社会学主要是研究美国社会的越轨和犯罪问题.非常缺少国际比较研究.特别是缺少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中越轨和犯罪的研究。这不能不严重影响了西方越轨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和理论的发展。随着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的增加.国际比较研究有望成为西方越轨社会学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二)未来西方越轨社会学各流派相对地位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以前.以默顿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学派,片据着西方越轨社会学的主导地位。然Ifn.这一时代旱己结束。60年代以后的西方越轨社会学基木上是各大流派争雄的时代。展望21世纪初的西方越轨社会学.在以违规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四大流派(结构功能学派、芝加哥社会解组学派、亚文化群学派和社会控制学派)中.社会控制学派最有可能,片据主导地位。因为只有社会控制学派能将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较好地结合起来.这使得社会控制学派能在系统性和精确性方而明显地优」几其他学派。Ifn在把越轨作为一种社会定义来研究的各流派(标签学派旧常生活方法学派和冲突学派)中.冲突学派最有可能,片据主导地位。在冲突学派内部.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又将,片据上风。事实上.旱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冲突学派内部就己经发生了这一转变。越来越多的冲突学派学者(以昆内为代表)注意到经济秩序与犯罪的关系的重要性.Ifn倾向」几借用马克思的概念和方法去分析越轨和犯罪。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在理论的系统性方而不但优」几冲突派内部的其他亚学派(如文化冲突论).Ifn目_一也明显优」几其他把越轨作为社会定义来研究的学派(标签派和日常生活方法派)。其他五个学派的相对地位将会卜降。但这7{不意味着这些学派在某些重要领域没有继续发展的可能性。例如.迪尔凯姆的“失范“理论(他的这一理论属」几结构功能主义范畴)和芝加哥社会解组理论.可以应用」几正在快速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越轨与犯罪研究;标签理论.可以扩展它对中上阶级和中一位违规的研究;{笋瑟兰开创的社会心理学流派在内在控制和非正式控制的分析方而很有前途。只有日常生活方法学派的未来比较难以预测.它在西有丧戊勤补个J争石开穷中的帅价可台份像结耘i功台份伞份那样汀夕可日卜一巾右可台份开胜山新的无帅

207 评论

萱萱小宝

社会学作为人文社科专业,目前主要集中在理论教学、田野调查等领域,社会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成为深化社会学专业改革的必经途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学论文范例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虐待老人问题的社会根源

“由于生理性衰老这一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成员和群体在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上的重新调整等原因”[1],老年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在物质资源占有和政治权利保障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这不仅限制了老年群体对于自身需求和愿望的满足,而且其利益诉求也容易受到忽视和侵害,甚至当利益受到侵害时,老年人往往出于畏惧、“家丑不可外扬”等心理,不能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文以中国现实社会情境为研究基点分析了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特质表现和治理困境,并且通过对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和反思,从“个体化”理论和风险社会视角深入挖掘这一问题的社会性根源,并以此为前提从减轻个体不安全感与促进社会整合角度规划治理路径,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帮助遭受虐待行为的老年群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失控:社会结构双重变迁下虐待老人问题的独特形态

发达国家虐待老人事件的产生是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作用下,由老年人数量激增所引致的一种必然现象。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人口结构老化这一普遍性原因外,该问题的“井喷”还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与改革开放前的欠发达的社会相比,在社会转型速度呈加速状态的现代社会中,中国虐待老人问题无论是“在发生机制和问题性质,还是在数量规模、表现形式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2],致使该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失控”已经成为其特殊标识。基于我国当前“社会转型化”和“人口老龄化”两种同步性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笔者总结了我国虐待老人问题相比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形态。

(一)老年群体具有受虐待的高危性,呈现地域和城乡的“阶梯式”分布形态

由于生理机能下降、智力衰退以及在经济和照料服务上的较强依赖性等因素所造成的相对劣势,老年人在遭受虐待方面具有明显的普遍性。2010年,我国家庭内老年人虐待发生率为,呈现阶段性增长的趋势,远高于虐童、虐妻等的比率,已经演变为高危性的社会问题之一。而且,我国农村家庭内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农村:,城市:)。而且虐待发生率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升高而降低,西部地区为,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而京津沪地区最低,仅为。我国区域和城乡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素养等方面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是虐待老人问题呈现“东少西多、乡增市减”分布格局的制度性成因。

(二)问题形成的根源难以确定,社会影响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开始凸显

在现代社会中,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劣势(体格缺陷或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家庭关系的紧张(代际冲突、子女拒绝承担赡养义务)等因素的复合和集中加剧了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风险。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传统风险要素可能会演化为新的风险或者相互交融,极大地增加了虐待行为发生的不确定性,相应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也面临更大挑战。而从问题的预防和控制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体系以“孝”为其精神内核,一旦违反孝道必然会受到古代法律的严厉制裁,从而有效预防和遏制该问题的产生和加剧。但随着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迅速瓦解,加之家庭关系导致自我调节功能弱化,使得对于这类问题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大为减弱,其影响也扩散至家庭边界之外,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

二、虐待老人问题的治理困境:心理冲突与保护机制失效的交织

一方面,受虐老人对施虐者存在复杂心理。多数虐待老人事件发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基于“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受虐老人出于保护子女的情感,往往将之归于自己管教不严或教育不当,把责任归于自身。并且受“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有些老人往往担心这类事件的传播会损害家庭的声誉,而不愿主动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此外,“养儿防老、老来从子”的依赖心理,也使不少老年人在生活上和心理上严重依赖施虐者。很多老人依赖于子女的生活照料,一旦其子女受到法律制裁,他们将无法继续获得照料,因而在寻求帮助前会感到担忧,多数选择忍气吞声,接受被虐待的现实。

另一方面,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置的社会控制措施相对缺乏。道德与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和调节社会关系的两种手段,具备有效防止和遏制虐待老人的重大功能。但我国现有法律对有关虐待老人的规定,主要见于《宪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条文中,对虐待老人的概念阐释和类型界定十分模糊,导致难以在法律上对这类行为量刑定罪。一些司法部门对涉老案件也不够重视,执行乏力,未能使判决得到有效落实;有的基层干部常常将虐待老人行为看作是“家内事”而听之任之,责任意识严重缺乏。此外,在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系统日渐式微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和完备之际,施虐者的行为缺乏心理约束,尊老敬老意识淡薄。而社会舆论作为重要的外在控制手段也难以对其施虐行为形成有效限制,致使无法从源头上遏制该问题的发生。

三、破解治理困境:原因分析视角和策略规划的重构与再造

对于现代虐待老人现象的形成原因,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理论分析。国外学者认为虐待老人与家庭暴力类似,强调施虐者和受虐者的个体因素。在美国学者对老年人受虐待的原因分析中,较为流行的解释有压力论、暴力循环论、个人行为论和老人无能论[3]。而国内一些学者则更关注个人在家庭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其中“外在情景因素论”认为虐待老人是受虐者及施虐者外在社会环境和经济情况的反映,老年人对照顾者的过于依赖的关系及社会孤立都会导致老年虐待风险的产生[4]。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对虐老问题的原因阐释过程中,无论是主张受虐者或施虐者的主观因素,还是强调个体与个体、社会的互动关系状态,都反映出“单向化”的研究取向,即仅从“施虐者→受虐者”“受虐者→施虐者”“受虐者→社会”等思维路径探究问题。这种个体化思维和单向式视角很容易忽视对于在由施虐者和受虐者所构成的虐待事实中主客体互动关系的考察。而且,虐待事件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中出现了某种差异性分布,因此社会文化类型背景应作为分析该问题发生机制的一项关键因素。 这种由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原因阐释论在实践中导致的后果就是治理策略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偏差。例如,美国保障受虐待老人的合法权益主要是通过向其提供包括机构支持、社工服务在内的涉及广泛的专业领域和不同的社会资源的综合性社会支持来实现[3]。美国在解决公共性的社会问题上弱化了政府作为直接“干预者”的角色,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的作用,依靠社会中介机制实现问题的自我解决。但是这种对策设计机制在我国缺乏社会资源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支持,“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格局导致社会资源分配处于不均衡状态,长期“抑制了社会组织和自主性社区成长”[5],因而依靠社会服务来解决虐待老人问题很难取得理想效果。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可能导致“政府社区治理的行为失范严重,表现为越位、缺位和错位”[6]等现象,难以为受虐者提供全面、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司法保护,对于施虐者的法律惩处和道德塑造也常常难以落实,导致问题的进一步积聚和恶化。

因此,当前解决虐待老人问题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拓展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视野和深度,立足于“社会转型”的历史变迁背景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制度层次和文化领域挖掘其社会性根源,从而在根本上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策略和建议。

四、个体化与风险社会的共生互构: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历史变迁

(一)现代性的精神困境

西方社会学家鲍曼对“个体化社会”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关于“个体化”含义的理解上,他认为个体化社会的结构形态是“社会形塑了其成员的个体性,个体则在他们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了社会”[7]。并指出个体化“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作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在优势的特征”[8]。但同时也意味着个体与传统知识结构、固有信仰和社会规范“脱钩”,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的代价是安全感开始丧失。风险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碎片化”社会结构中其威胁也呈几何级增长,解放了的个体的御险能力也迅速降低,并且“社会变迁中集体规范的缺乏势必在价值观和心理层面影响到个体安全”[9],原本为个体在生活和心理上都甚为依赖的社会保障机制(如单位制)的瓦解使现代人的社会心理出现剧变,“心灵安全”的丧失成为现代社会影响个体心智结构的突出问题。

(二)个体化社会的本土化表达:自我主义与制度变革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二元经济模式”,使处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融合的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发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异变,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主要受到了“自我主义传统、转型期的制度环境”[10]等本土传统和现实状况的有力形塑。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体”是在“差序格局”中的角色地位,这种以“己”为中心所构筑的关系网络是依据个体来确定生活边界并作为风险屏障,显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并且与西方“团体格局”中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的“公民”概念形成鲜明反差。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在剧烈的制度变革推动下将大量组织化的个体推向社会领域,被单位制和组织化生活所模塑的个体精神世界受到强烈冲击。不仅个体与社会联系纽带出现断裂,而且在既无传统儒家孝道伦理又无集体主义约束的情况下,衍生出大量“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的“无公德个人”[11],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可见,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到来在使个体充分解放的同时,道德性缺失也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不断膨胀的自我主义导致封闭稳定的家庭结构逐渐丧失向心力,加之外部控制机制的缺失,使家庭关系在持续紧张中激化出特殊矛盾。

五、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时代治理导向

消除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往往要通过在“自己的自我规范和社会责任中重新建立平衡”[12],进而建构起“本体性安全”,即“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13]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培育公民“责任伦理”来加强社会团结,重构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消除个体化所带来的负向效应,最终塑造具有强烈公共道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从而破解个体与家庭张力的时代难题。

(一)依靠制度建设完善老年群体的法律保障系统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于现代国家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以行政性管控为目标的政府在职能应用上应淡化行政色彩,推动“管理”向“治理”升级,强化在基层社会问题领域的服务性功能。具体而言,要以制度为先,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老年人权益保障》在禁止和预防各种形式的家庭老年人虐待方面的规定和惩罚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提供坚实可靠的法律保障。此外,严格执法是治理该问题的关键环节。政府应协同立法、司法等部门,加大执法力度,优化执法效率,提高执法水平,着眼于实际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提高控制手段的应用性和嵌入性,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努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性社会组织建设

“社区”是搭建政府和家庭沟通渠道的桥梁,能够依靠其地缘性优势吸收政府的相关资源和控制手段“嵌入”家庭之中,并及时将问题反馈给上级部门,从而使问题得到有效处理和解决。社区在“社会治理”的政治语境中的协同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必须得到法律形式的认定和自治权力的让与,政府与社区对于“权力蛋糕”应进行合理分配,对基层社会事务的处置权限也应进行制度化界定。同时,必须充分发挥社区建设的自主性,针对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引导服务型社会组织深入到社区内部,例如在涉及虐待老人事件中,就可以在社区内部设置公益性或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和法律求助咨询中心,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对处于弱势的老年群体搭建问题反映平台,及时、有效地介入到问题家庭的矛盾之中,减轻事件发现不及时或治理效果不理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反应效率和解决效果。

(三)推动具有中国意蕴的时代性家庭伦理的建构和发扬

我们必须着眼于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内核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髓进行“流程再造”,重点挖掘和创造体现时代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行为规范,提升家庭生活对于每一个原子化个体的吸附力,从而弥合个体与家庭、社会之间的“断裂”状态。通过对传统伦理的“扬弃”并与现代价值观念加以融合,对于中国“家文化”的复归和弘扬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唤起公众对于老年群体社会地位和价值的认同和尊重,从而为防止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奠定心理基础,这也是治理虐待老人问题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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