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论文格式

浅谈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摘要］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本文谈一下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关键词］道教 中国古代科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把科学技术当作“奇淫巧技”，向来不为社会重视，但中国却出现了“四大发明”等对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科技。这里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的影响，本文从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看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在《小杂感》里说到：“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说：“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中国人性格中的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自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对古代化学研究的推动。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的。但事实上，道教与古代尚未与冶炼术分家的化学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道士们从神仙方士那里接受了追求长生的观念与方法。道士们认为，人可以长生，但要长生，必须服食不死之药。那么，这种不死之药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药之类，因为草木药本身易腐烂，在火中会化为灰烬。由于草木药自身没有坚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体中，自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坚固不朽、无变化的药物，通过服用这种药物，使其不朽性传入人体中，服用者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朽的药物，就是金丹。“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出生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道家炼丹学说把服食还丹金液看作修行的最上乘的方法，故此十分重视对矿物质药材的烧炼。晋代道士葛洪在《抱朴子？金丹篇》里讲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即朱砂，化学成分是硫化汞（HgS），性状呈红色，经过烧炼（HgS+O2→Hg+SO2），硫被氧化成了二氧化硫（SO2），把汞（Hg）分离出来。这样就得到了炼丹术里重要的药物——水银（道教外丹术中称“玄明龙膏”）。道教炼丹理论认为经常服用“玄明龙膏”可以成仙，在《阴真君金石五相类》一书中提到“玄明龙膏……服食一道，有不可思量之功。”“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把汞（Hg）与硫磺（S）化合（Hg+S→HgS）变成硫化汞（HgS），性状呈黑色，经过升华成硫化汞的结晶，性状呈红色，即又变成丹砂。黄金不易与其他元素化合，难于溶解。二、道教与古代医学、药物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一方面，道教为了修炼成仙，首先得祛病延年，而医学、药物学正是为了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医药不仅可以使自己得到保健，还可以治病救人济世。道教通过施药治病接近群众，达到宗教宣传，扩大影响的目的。道教炼丹家发展成为医学和药物学专家。晋葛洪、南天师道代表人物陶弘景都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对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对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有《备急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合称《千金方》，共收集八百多种药物，5300多个处方。他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主张独立设科，重视妇科和儿科，孙思邈对今天的医学和医学院的学生仍有影响。道教的外丹术促进了中国古代药物学发展。外丹术的发展，为医药学积累了知识，加深了对铅丹（pb3O4）、铅白[pb（OH）2?2PbCO3]、石灰（CaO）、丹砂（HgS）等矿物的产地、特性和用途的了解；并对钠硝石（NaNO3）与芒硝（Na2SO4?10H2O）等形态类似的矿物，有了简易可靠的鉴别法。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两汉前的医学文献中，基本上无化学药剂，也不使用膏药。道教徒把药分成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长生不死，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只能治病。这是对药物学的一种分类方法。南朝陶弘景著的《本草集注》中对药物作了更详细的分类，按药物的性能和治疗功效分八十多类。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居隐性地位，但它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虽然在主流的儒家文化社会不被重视，但却能够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参考文献】[1]詹石窗。关于道教思想史的若干思考[J].哲学动态，2009（02）。[2]黄永锋，王艺。道教思想学术研究的新成果——《道教科学思想发凡》评介[J].世界宗教研究，2005（04）。[3]白盾。“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J].社会科学辑刊，1983（05）。

传统文化的主要意义论文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精神现象的总称，它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就其最主要内容而言，可以概括为三个特点:1、崇尚伦理，自强不息。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贯穿始终。褒善贬恶、追求崇高的思想品德，向往理想的道德人格，涵养美好的精神情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导思想，是大多数思想家所一贯追求的。在人和人的相处中，一个人既要有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创造精神，又要有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爱人如己的博大胸怀。只有“与天地合其德”，才算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所谓自强不息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奋发图强、孜孜不倦、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中国古人所崇尚的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和夸父追日的故事就是这种精神的生动体现。自强不息的精神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无数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前赴后继，英勇不屈，以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卫国家的领土，维护国家的尊严，是同这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密不可分。2、强调理智和智慧的重要性，强调真理的追求和辨证的思考，有着浓重的思辩传统。中国先秦的儒、墨、道、法几个最著名的学派，都十分重视理智和智慧，强调人们对真理认识的重要性，以老子和庄子为首的道家学派尤其重视辨证思考。在老庄看来，一切事物都有其对立的一面，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一切事物都是能够相互转化的，一切事物都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在绝对中有相对，在相对中又有绝对，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并力求从整体的相对独立和相互联系上来观察和分析这些现象。《大学》上说:“古之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这段话比较全面完整系统的表达了儒家对人生的根本意义和目的的看法，认为人应当在完善自身的基础上完善社会，同时又要在完善社会的过程中完善自身，永无止境。3、有独特的审美意识和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全人类文化中最重要、最宝贵的瑰宝之一。中国人历来喜欢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思想感情，究其渊源，可以追溯到《诗经》以前的帝舜时代，这一传统历久不衰，贯穿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诗经》以其鞭挞社会丑恶、向往美好生活的特有的睿智，审视着人与人之间不同情况下的思想感情;《楚辞》，尤其是其中的《离骚》等名篇，更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表现了关心人民、热爱祖国、追求理想、改造现实的顽强斗争精神。此后还先后出现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请小说等几个文学艺术的发展高潮，创造了绚丽多彩、辉煌灿烂、具有永久魅力的文学艺术，并以其独特的方式，熏陶和孕育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素质和民族精神。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意义 我们的祖先穿凿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我们在深感自豪的同时更应继承使之发扬光大，以成为未来世界文化的中坚。但因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古代典籍更是浩如烟海，它涵盖了自然、社会、人体自身、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常常令人望而生畏，扼腕兴叹。 中国文化发展有个显著的特点，即社会发生急剧变革。或者受到其他文化冲击之后，便会产生一次自我调整，进而产生一个巨大的飞跃。这已为几千年文化史所证实。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挤压的今天，它必然如同经历涅盘的火凤凰一样浴火重生，彰显出更强大，更顽强，更富有生命力的新生命，焕发出更加绚丽的色彩，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注入先的活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文明的重新辉煌，将在我们手中变成现实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年来集合了我们众多先贤们前辈们的智慧结晶。在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形成、发展、完善起来的。包括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创造，也吸收了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它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现如今我们还不断学习、不断研究、这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瑰宝。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是中国千年文化的主流，作为一个先秦一个学派，虽然为孔子所创立，但是它内在的文化精神和内在底蕴却上继三代、下承周公，直接继承了我过古代文化的传统。儒家文化有时候也称东方文化，这是因为它两千年间影响到整个东亚文化圈并进而对世界文化都有所影响。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如此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儒家文化的核心在于“仁”。“仁”一字包罗万象，一字概括了儒学的精髓所在，在我所认知中可理解为心善，仁心。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与人相处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也是自我认知上面的一种是升华，也是自我精神状态的内在反映。“仁”作为价值主体内在精神状态，是实现理想人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当今人人内心都存在“仁”，以“仁”为内心道德底线，社会会变得更好，人类终将走向大同社会。对此中国传统传统的文化价值在于对于它文化的开放性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发展到至今现代社会发生作业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在传统文化或儒学的开放性中还有其本身的特定含义，那就是主张每个个体对于他所生活于期中的社会国家的开放性，强调个人对社会国家的参与感，对自己家庭其本身的的特点是重在参与的实践过程的奔身，而不是过分看重于结果所获得的“利”。虽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语道破了人与人相处的核心目的是“利”。但是就是这种思想恰好体现出传统文化的价值，并不是都是为“利”而来。而着重于过程中的自我价值体现和自我精神世界的升华，在如此的文化熏陶下，人们暂时克服困难。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实现的重要文化动力。 就人生价值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突出的强调了人的精神需求的重要性，当生命和道义不可兼得的时候，舍生取义便成为了人的自觉的选择。“正气”塑造出了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维系这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这种“正气”正是当前社会所缺少的，当今社会的人民为了明哲保身，老人摔倒无人问津，这正是体现了人们的冷漠，这与我国所传承的传统文化精髓背道而驰，这对我国社会良性发展存在着极大的隐患。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也是一个文化强国，对此，我们不能只关注或者说是仅发展经济文明建设，应该也需要把我们精神文明建设也应该着重发展，塑造高素质的民族。 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对现在社会建设的价值是无限的，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品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生生不息，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与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当今社会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与无论是对个人还是社会的建设都具有积极的、巨大的促进作用。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他是有鲜活的生命力的，并且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相信在以后的社会建设中，这种自强不息的民族魂魄将会被演绎的更加绚丽，更加灿烂，更加辉煌。 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我们必须对传统文化具有更深的了解，社会需要发展，我们需要进步，我们可以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对此，我想目前社会最当务之急的是注重于思想道德文明建设，在传统的道德思想上，取其精华，去其糟泊。使我们的精神文明，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姿态，人类只有在精神文明中前进才能取得在智慧、道德的进步状态，精神文明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过程中所取得的精神成果的总和。 综上所说，我们离不开传统文化，更离不开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文化精髓和文化底蕴，我们需要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推从我们现代社会的发展，时代需要传统文化，它对于我们建设现代化社会发展具有忽视的重要作用。康德说过有两种事物，我们愈是沉思，愈感到它们的崇高与神圣，愈是增加虔敬与信仰，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可是当这星空蒙上灰垢烟尘不再璀璨，道德还有依旧被膜拜的理由吗？每个人都有心中的道德底线与道德信仰，所以我想说的是道德从根本上说要靠说服力，我们要建立设和现代社会的心的道德体系，成功与否，就在于它有无深入人心的说服力。中国古人对道德文明建设做过巨大的贡献，在几千年的道德实践中这些道德内涵积淀极为丰富。每一个德目都有许多圣贤名言和感人的故事，以这些作为思想资源去说服教育群众，能深入人心，群众乐于接受，因此我认为要提出和建立心的道德体系，应有选择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与其说中国现代社会发展是社会在发展，还不如说是中国人民在追求自身修养自我完善的发展，以人为本，只有我们民族人民思想上发展了，社会发展那是必然的。 中国现代化社会发展必须要借鉴传统儒家道德思想，也要继承革命时代的优良传统，更主要的是不能闭门造车。要通过对社会的深入了解和调查研究，根据当代的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来发展和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希望能帮到你

给你个提纲你自己挑着写一、传统文化的内涵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4〕 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开展教育，这样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被内化。〔7〕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着危机和价值困境，即如何处理好国家认同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学者认为，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本身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认同各有优缺点，因为他们反映人的精神需求中既渴求自由又希望有所归依的二重性，因此有学者要建立一种必要与可能的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取向：基于个人自由的国家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通过达致共识的对话教学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用讨论、辩论、说服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获得些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价值观。〔8〕有学者指出负面道德经验也有其德育价值，负面道德经验是指在道德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假、恶、丑性质的道德事件或行为。但它在学校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一旦被课程化，就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学生处理负面道德经验的意识和能力，适应真实的道德生活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力、更好的理解正面道德经验和进行道德反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是矛盾的统一体，道德经验也不例外，学生不应该只知其一面，而不知另一面。那么负面道德经验在当前德育中缺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呈现负面道德经验与学校教育的性质不相符合；有些人认为学生的德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呈现负面的道德经验不利于学生的德性成长；有些人认为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乏道德免疫力，因而不宜向学生传递负面的道德经验。但它们不应成为学校摈弃负面道德经验的理由。学校德育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过道德生活的地方，更是学生学习如何在社会上过道德生活的地方。社会上永远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学生不可能完全封闭在学校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既然和社会交往，学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负面道德经验。如果学校不让学生掌握面对负面道德经验的智慧，那么他们在遇到负面道德经验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学校应该将负面道德经验课程化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9〕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先秦时期的礼具有传统礼仪的共性，另外，它的德育功能有其特殊性，第一，先秦礼教与乐较大配套进行，相辅相成；第二，先秦礼的道德教化与国家机器的推动密不可分。礼的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还有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机制是礼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10〕也有学者分析了人生礼仪的德育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指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或时段而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德育功能。因为人生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连接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另一面连接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统一教化的作用。当然人生礼仪德育功能的实现，要注意在开展礼仪活动时讲究实效性；要在庄重神圣的场合下，以富有象征和表现力的方式使受礼者完成道德教化过程。这对于今天的德育有借鉴意义。〔11〕和谐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和状态，它是发展着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和谐的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包含有和谐的意义。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观念，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思想由来已久，讲求和谐是往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和精神动力。例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对于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宽容和谐。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12〕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感和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态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还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我们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善于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才能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1 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汉语系统中，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和对人的品德的教养。20世纪20年代胡适先生提出“文化是一种文明造成的生活方式”，把文化与文明联系起来。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在过程中创造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包括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学艺术、道德观念等。中国传统文化是指自古以来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传统优良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很广，包括诸子百家，其中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还包罗传统文学；传统节日；中国戏剧；中国建筑；传统中医；宗教哲学；民风民俗；古玩器物；饮食厨艺等等，中华民族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异彩纷呈的传统文化。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正确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民族综合国力的战略举措。2 传承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 传承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提高道德修养当今全球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时期，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碰撞激烈。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但西方腐朽思想趁虚而入，极容易导致道德滑坡。良好的道德修养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儒学自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对中国人的德行规范影响深远。儒学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的道德要求。在现代社会这些品质仍然是中国人民最珍贵的个人品质。儒家提出只有先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时，舍生取义便成为了人的自觉的选择。道家讲“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注重人的责任与义务。道教提倡的伦理道德是忠孝节义，仁爱诚信。佛教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主张平等，去恶从善。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风骨和气度，培育了民族的品格和精神，既是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我们建设新文化的宝贵资源。 传承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自中国自走上工业化道路以来，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由于对大自然的过量开发，造成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严重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天人合一”思想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的“天人合一”是建立在自然无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主张顺应自然，“任自然”，追求“不以人助天”，庄子强调顺应天性。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思想，把天、地和人看作是一个全息同构的体系，天人相通，互相感应。董仲舒把“天人合一”的思想推向了神秘和极端，但客观上也使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的地位得以巩固。“天人合一”思想主张人不能违背自然、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征服、破坏自然，而只能在顺应自然规律条件下利用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一思想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向。 传承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和”，也就是和谐。儒家重视“和”的原则，强调“和为贵”。在儒家伦理中，主张“修身养性”，追求人的身心和谐。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互补，儒法结合，儒佛相融，佛道相通，儒释道三教合一，诸子百家互相借鉴，不同地域文化融合统一，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谐精神的体现。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以和为贵”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习惯，如在政治上的“大一统”观念，经济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文学上的“大团圆”结局，美学上的“以和为美”的审美情趣等。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规范了人们的行为，维护了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对中国社会长期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和为贵，不仅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还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提倡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民族关系、外交关系。中国人很早就提出构建“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中华民族历来，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相处。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主张，对于解决当今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纠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不同国家与不同民族之间，由于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上的不同必然会引起各种冲突和分歧，“和而不同”的原则，有利于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进而促进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相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在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继承并发扬古代伦理中优秀成分，为全面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益的思想启迪。3 结语当今社会，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凸显，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成为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一环。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五千年的传承，对现代社会来说，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应该在坚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地改造和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