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清朝参考文献的杂志

以上诗句出自乾隆的御诗《采珠记》。乾隆一生做过4万多首诗，在数量上可谓傲视群雄，但其质量就不置可否了，他的诗词水平之烂常常被后人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

不过，虽然乾隆的诗在文学史上没留下太大地位，但是，由于乾隆诗的题材纷杂繁众、多种多样，其对于历史研究还是有些许价值的， 它们展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例如上面那首诗，它展现了清朝采珠人从水中取蚌、蚌中取珠的场景。

采珠人采的珠可不是普通珍珠，而是东北地区松花江、黑龙江、鸭绿江、乌苏里江流域生产的东珠。东珠晶莹剔透、体大圆润，让清朝贵族们十分喜爱，他们将其视作权力与尊贵的象征，将其镶嵌在各种服装之上。例如皇后与皇太后所着的东朝冠，镶嵌了数百颗东珠，皇族的华贵之相在东珠的映衬下油然而生。

饱满的东珠

诚然，东珠的珍贵与美丽大有可谈之处。不过，余孽君对文物了解的较少，没法谈出太多东西。但是，我们可以从东珠采集过程中透视更为宏大的话题。这个话题就是，清 *** 如何对疆域内的各族臣民进行统治？

清 *** 之下的大清朝是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对于统治民族人数并不占大多数的清 *** 来说，如何治理这样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是一个相当要命的话题。王朝统治者往往要考虑， 在无法改变整个帝国的多元化局面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帝国各个部分向心力，防止帝国秩序的崩溃 。历史已经证明，在生产力、交往程度低下的前现代国家，这样一种多元化与向心力并存的帝国秩序，是维持整个帝国长治久安的关键。

乾隆帝

在本文中，余孽君将以“清朝东珠采集业的运作”这一微观视角入手，来展示在东珠采集的过程之中，清 *** 是如何应用自己的权力，以此来保障帝国秩序的。

在清朝，如今的东三省地区有着特殊政治地位。由于清太祖努尔哈赤所在的建州女真部族位于东北地区，因此，整个东三省地区（当时称为满洲）被视为龙兴之地加以保护。 满洲地区并不像内地那样，建立一套高度集权、皇权直至基层的行省官僚体系，而是拥有一套独立、多元的管理体制 。满洲地区被分为三个部分：盛京、吉林与黑龙江。其中盛京作为清代皇族的起源地，地位最高，吉林与黑龙江地位稍低，不过由于两地与盛京临近，且位于中俄边界，有着很高的战略价值，因此也被以与内地不同的体制进行管理。

清代的东三省包含的地域比现在更大

负责治理这三个部分里的旗人的官员被称为“将军”，总共三位，每地各设一位。除了能直接管理当地的满族与汉族旗人外，将军也有对管辖范围内大部分事务的管理权。三位将军之下是他们的副手——副都统，负责管理驻防（可被视为首府）周围的地域。根据清代的政治制度，东北的行政官员应当从满族人中选取，以便维持统治。

名将福康安就曾任吉林、盛京将军

东北地区的管理制度最独特的一点在于： 没有一套统一的政治制度来整合与控制一切基层社会 。东北的基层社会与关内地区大不相同，关内地区普遍推行州县制，一套地域等级结构可以令来自最上层的权力通过官僚体系达到最底层。但在东北，除了直接受到将军控制的八旗之外，还有大量非旗人存在，而且还存在一些不同于关内八旗的、东北特有的八旗制度。实际上，旗人与满人在东北地区都不占据大多数，这无疑增加了东北地区等多元性。

对于东北地区不同的群体，清 *** 没有一套统一的管理制度。有些群体不许进入居所之外的地区，而有些却有相当广泛的行动范围；有些被清 *** 鼓励进行采集或渔猎，有些则被鼓励实行农业；有些要服从东北地区官僚机构的控制，而有些只要随时纳贡就可以保持自治地位。总之，清 *** 对各群体的管理几乎只取决于因地制宜的政策或是偶然因素，并不存在通行于整个东北的成文制度。

盛行的八旗制度在东北并未被全面推广

对于东北这片龙兴之地， 清 *** 不允许非满人随意进入 。清朝皇族试图保持东北“纯净”、“原始”、“朴实”的本质，而大规模的垦殖与商业会导致其本质被瓦解。因此，自17世纪后半叶开始，清 *** 开始实行“东北封禁政策”。清统治者恢复了清初在东北边境地区修建的“柳条边”，这是一种方式其他人随意进入境内的边墙，上植柳条，故称。同时，清 *** 推行印票制度，所有欲进入东北之人都需申请持有印票，才可越过边境。

现存的柳条边遗迹，是东北封禁政策的象征

在东北地区，清 *** 与此地的原住民们之间通常有一种潜规则的交易：若是原住民们不愿被编入清朝的基层管理机制——八旗制度中，那他们便要额外缴纳贡品，以示臣服。有些独特的东北八旗中，旗人也需要缴纳贡品，以换取减免一部分税收。

在众多缴纳贡品的部族中，有一专门负责上贡东珠的部族，清 *** 将其称为“打牲乌拉”。乌拉在明朝时期便是东北的一个部落。依靠着繁荣的东珠贸易，乌拉在东北地区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努尔哈赤崛起后，乌拉试图奋起与其抗衡，可惜终究败给了努尔哈赤，成为女真人的包衣，为朝廷提供东珠。

打牲乌拉边界图

在后来的历史中，乌拉渐渐被编入了乌拉旗之中。与标准的八旗制度不同，乌拉旗人需要定期向清 *** 缴纳东珠。而且，在整个帝国秩序之中，乌拉人保持着一种相当独特的地位，他们没有被编入一套严格的行政官僚制度之下，而是被允许拥有自己的管理机构。这个管理机构不在三大将军之一——吉林将军的管辖之内，而是可以直接上通到帝国的中央体系，每年，乌拉总管不用对吉林将军负责，而是直接向内务府汇报公务。

乌拉人的生活相当军事化。所有采珠人都要被编入采珠小队“珠轩”之中。每20名采珠人之中，设置一位长官，负责带队。采珠的工作并不容易，有些贝床离居住点较近，而有些则非常遥远，珠轩小队需要跋山涉水走上500多公里才能到达。

前往朝圣的打牲乌拉

从蚌中取珠的过程也相当令人烦躁，找到贝床之后，浆手会用桨将蚌拉上来，之后采珠人会将蚌在明火上烘烤，直至蚌自行打开露出内里。并不是所有蚌都会幸运的长出珍珠，大部分蚌的体内什么也没有，采珠人的努力相当于白费。而且，并非所有珍珠都可用于上贡，清代对于东珠的分类相当严格，只有达到一定尺寸、重量、成色的东珠，才可作为贡品上缴，以达成清 *** 的上贡规定。

在整个采集过程中，每一过程都要被详细的记录下来：采珠小队的人数、行走路程、携带口粮的数量、使用了多少枪支和火药……这些内容被记录下来后，统一汇总到乌拉总管那里，最后乌拉总管要将采集工作简报以及采集到的珍珠的数量、分类记录汇总至内务府。

对于无法完成纳贡任务的采珠人，朝廷会进行惩罚 。惩罚的方式往往是精神与肉体兼顾：既要罚扣各珠轩头目的俸禄，也会对他们进行鞭打。不过。奖赏也同样优厚，若是采集到的东珠超过了规定数额，即使只超过一颗，采珠人的头目也能领到毛青布和缎子作为奖赏。若是采珠人不幸牺牲，朝廷亦会提供抚恤金，例如在1809年一次采珠人溺死事件中，死者家属得到了12两银子。

如果我们把目光集中于乾隆死后嘉庆朝的档案记录，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从18世纪末开始，采珠人的人数以及东珠产量骤减，1798年，吉林尚且开采了大约2000颗珍珠，但到了1800年之后，产量数字常常徘徊在几百左右，很难再到1000以上。实际上，从乾隆朝开始，东珠的产量就已经发生断崖式的下跌。自80年代以来东珠产量的锐减十分引人注目。

对于现代人来说，当一个物种的数量发生暴跌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思考其原因是否是因为过去的过度开采造成了生态的破坏，导致生物无法在自己的栖息地生存，因此导致了数量暴跌。但帝国的皇帝们却不这么认为。蚌这种生物的适应与繁殖能力相当惊人，它们会根据周遭环境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繁殖方式，并利用鱼来运输自己。因此，对帝国皇帝们来说， 东珠的剧减一定不是任何程度上的自然生态因素。

皇帝们没有把过错归咎于自然，而是归咎于人的身上。东珠小巧的尺寸与高昂的价格的特点简直是为非法贩运而生的，它们一定深受地下交易业的青睐。 统治者们认为，东珠产量的锐减一定与打牲乌拉的采珠人监守自盗、见利忘义有关，他们在采集到东珠之后，没有把采集物全部上交，而是留给自己 。

实际上， 清代统治者一直没有放弃过整顿珠轩秩序， 避免采珠人进行“贪污”。早在康熙时代，康熙就曾宣布对打牲乌拉中的盗采者进行严惩的命令，规定对盗采东珠者进行鞭打、枷锁甚至绞刑等惩罚。1724年，朝廷又规定了长城延边的守卫的赏罚办法，若守卫能抓住盗运东珠者，可获得赏金；若放过走私，则降级。

康熙帝

但是，奖励守卫、额定赏罚、增设卡伦等方法仍然无法避免东珠产量的骤减。皇帝们对此十分愤怒，缴纳东珠是朝贡体系之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它不仅仅为清 *** 提供大量财富， 更重要的是，清朝统治者正是将收取纳贡视为自己在帝国中居于统治地位的象征 。私藏、私盗东珠，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象征着帝国秩序能否继续维持，皇帝是否能继续施展自己的权威。

因此，皇帝使用了更为强力的措施来解决东珠问题 。这种措施的核心是：大大加强东北地方官员的权力，减少打牲乌拉的自治范围。乾隆帝时期，清 *** 开始在东珠采集河流的流域设置大量哨所，以监督采集行为；同时，皇帝将监督采珠的权力赋予吉林将军监督，本来与打牲乌拉少有交往的吉林将军变成了乌拉的顶头上司，总管们统计的数据要交给将军衙门，之后由将军衙门上交京城。

乾隆之子嘉庆，与其父一样对于打牲乌拉采取强硬政策

随着时间的进行，东北地方 *** 对于乌拉人自治权利的侵蚀越来越严重。18世纪中叶，地方 *** 包揽了编订打牲乌拉人户口的工作，在这之前，这是由乌拉总管负责的。通过编订户口，地方 *** 也获得了为采珠人颁发工资的职责。与此同时，乌拉人们也多了一项新的任务——除了采珠以外，他们还要负责巡视，以寻找盗采者。 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本身有着很大自治权利的乌拉部落，渐渐变成了关内地区那样的官僚体系，皇权可以由上而下，直达基层。

遗憾的是，清帝的诸多政策并没有有效避免东珠产量锐减的局面 ，到了嘉庆朝，东珠产量几乎已经无法恢复了。其原因，有可能是真的存在大量盗采和贩运，亦有可能是生态破坏造成的不可逆结果。无奈之下，清帝只能一再降低打牲乌拉的上贡标准，到了19世纪，清帝下令当年禁采东珠的情况更是常态。

在清代东珠采集业的一系列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东珠的生产在清代帝国秩序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清代早期与中期，朝贡是清代中央 *** 与一个未被官僚化、有极大自治权利的部落产生联系的重要渠道，通过纳贡这一行为，清帝确立了对于这些自治部落的统治。

但是， 当东珠产量减少时，清帝会将其视为一种挑战帝国秩序的现象 。乌拉人本应服从清朝规定，将所有东珠上缴，但现在他们却留给自己用。面对这种情况，清代统治者的方法是削弱乌拉人的自治权利，加强地方 *** 的权力，以便对乌拉人进行更加深入的监管与控制。在恢复东珠产量这一目标的推动下，清 *** 完成了对打牲乌拉的官僚化。

如果单看东珠本身的价值，我们不会觉得这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东珠并不是什么无上昂贵的稀世珍宝，东珠贸易的收入也并非清代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正是在这小小东珠的背后，体现着一个宏大的话题，那便是帝国秩序的维持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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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 作者：谢健 译者：关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