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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杨松回到延安工作，但仍然十分关注东北的抗日斗争。4月、5月，他在《解放》周刊上连续发表题为《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再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长篇论文。在这两篇文章中，他将东北人民前七年的抗战分成三个时期，分别就每个时期的特点作了认真地分析，并对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军队工作、根据地建设及群众工作、游击战作战原则等四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作了概括性的分析总结。这些分析总结，为党中央制定完善抗日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年10月，他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代表，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并担任会议秘书，参与文件的起草。在会上，杨松报告了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英勇事迹，高度赞扬了东北抗日战士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全党更加全面的了解东北人民英勇的抗日斗争作了重要努力。为加强党中央对东北工作的领导，1939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杨松主持会务，其任务是培养、训练东北工作干部，研究东北社会情况，总结东北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经验教训，派遣干部加强对东北“抗联”和党组织的联系。杨松在延安，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兼秘书长、宣传科科长，同时执教于马列学院。他写了大量政治理论著作：著有《论民族》专著，7万多字，在《解放》周刊上连载；撰写出《东北抗日斗争经验教训点滴》一书共七章，9万余字；编写《今日苏联》一书，介绍苏联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况；在马列主义学院，他同邓力群一起合编近百万字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其中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各个重大事件的评价，直到现在还为史学家们所肯定；又与吴亮平一起合编了《社会科学概念》，帮助从事抗战建国的青年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近20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直到东北解放后，此书还被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规定为初中和高中政治课本参考书；为《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文化》、《中国妇女》等刊物写了大量的时论和专论文章，仅见之于《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的就有25篇。1941年5月，延安创办《解放日报》，这是我党新闻事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杨松担任《解放日报》社首任编辑部主任。他除对每日报纸逐字逐句检查外，还亲自写社论。报纸发刊一个多月，他就接连写了二十九篇社论。这些社论正确地分析当时的战略形势，揭穿美英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声援了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和印度人民的独立战争，批判了国民党亲日派的卖国行径，唤起了人民的警惕，为推动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战发挥了作用。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杨松出席了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及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会后，他和解放日报社社长秦邦宪更加注意总结经验，不断明确办报的方向。他听了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以后，深刻地意识到报纸需要结合实际进行改革。他号召报社的工作人员加强学习，不仅要了解国际国内形势，更要熟悉中国革命现状。他认真贯彻中共中央1941年9月8日发布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鲁忠才长征记》和各地区、各条战线的调查报告。毛泽东还为《鲁忠才长征记》写了编者按，给解放日报社很大鼓励和支持。为了办好《解放日报》，杨松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每天顶多休息三四个小时。报社编辑部的吴文涛说：“我们编 辑部每天凌晨3点起床到新华社取稿，此时杨松仍在工作，点着煤油灯写文章或审稿。”杨松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奋斗精神，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与报社全体领导和同志们一起，克服种种困难，为宣传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呕心沥血，埋头苦干，使《解放日报》成为党中央指导全国党的工作和抗日斗争的重要武器。杨松由于积劳成疾，引起肺病复发。1942年1月底，病情加重，连续吐血，但他仍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奋力坚持工作。他躺在病床上靠着枕头为报社写文章，有时竟通宵达旦。报社同志来探望，他总是逐一询问国内外的时局和各部门的工作情况。1942年11月23日，年仅35岁的杨松病逝于延安，遗体安葬在解放日报社所在地清凉山山顶上。毛泽东主席为杨松的病逝亲笔写了挽词：“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住他，学习他。”

大公报,文汇报~

《时报》——1886年11月6日创办，中英文； 《京津泰晤士报》——1894年3月英国人创办，英文； 《直报》——1895年德国人创办，中文； 《国闻报》——1897年10月26日创办，天津第一份国人自办中文日报； 《国闻汇编》——1897年12月创办，旬刊，《国闻报》馆主编； 《类类报》——1898年创刊，商办； 《咸报》——1899年出版，日本人在天津创办的中文报纸； 《北洋报》——1901年出版，1913年改组为《时闻报》； 《青年会报》——1901年，教会主办，1905年改名为《星期报》；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出版，英敛之创办； 《北洋官报》——1902年12月25日出版，先为二日刊，后为日刊； 《民兴报》——1903年李镇桐创办； 《北洋时报》——1904年创刊，商办； 《多闻报》——1905年前后出版，日报； 《白话开通报》——1905年出版； 《津报》——1905年创刊； 《天津商报》——1905年12月26日创刊，天津商务总会机关报； 《北洋政法学报》——1906年9月，北洋官报总局出版，原名《政法杂志》； 《通报》——1906年9月创办； 《醒俗画报》——1907年春创刊，天津最早出版的图文并茂的画报； 《竹园白话报》——1907年9月1日出版； 《忠言报》——1909年革命派人士创办； 《益世报》——1915年10月比利时传教士雷鸣远创办； 《妇女日报》——1924年1月刘清扬创办； 《庸报》——1925年3月1日董显光创办； 《北洋画报》——1926年创办； 《商报》——1928年创办； 《民报》——1929年创刊； 《东方日报》——1930年创刊； 《新时代报》——1931年夏创刊； 《华北商报》——1936年创刊； 《抗日小报》——1937年8月创刊，中共天津市委领导。 《青年日报》——1945年创刊； 《新生晚报》——1946年7月创刊； 《民生导报》——1946年8月15日创刊

一、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报纸---《大公报》 《大公报》创刊于一九○二年六月十七日，今年（二○○六年）104周年了。她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一家报纸，是中国报纸中的老寿星。（已经超过《申报》和《字林西报》）。《大公报》以「忘我之为大」的「大」字，和「无私之为公」的「公」字作为报名，这是一个响当当的报名。在旧中国，《大公报》曾经出过天津、上海、武汉、重庆、桂林、香港等六个版，日总发行量接近二十万份，这在当时，是一个空前的数字。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唯一的一名长驻欧洲的中国的战地记者，就是《大公报》的萧乾，第一个派记者（范长江）深入边区，发表系列通讯，向全国公众报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各方面情况的，也是《大公报》。现在还在出版的《大公报》香港版，创刊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复刊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一直是香港地区著名的爱国进步报纸，曾被推崇为香港「舆论之领导」。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报纸——上海《申报》《申报》是一张历史悠久的老报纸，它于1872年4月30日创刊，由英国人安纳斯托?查美和三位友人共同筹资出版发行的。当时全名为《申江新报》， “申”字常被用来代表上海，于是就缩写成《申报》。《申报》是上海历史上第二个创刊的中文报纸。创办初期，《申报》聘用举人、秀才为主笔，刻意适合中国读者口味，不刊登西方宗教文章，主要宣传孔孟思想；还针对市民切身利益的一些问题发表了不少社论，在有限的范围内对某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揭露。申报的版面分为新闻、评论、文艺（副刊）和广告，由此奠定了我国中文报纸四大块的基本结构。《申报》的报价十分便宜，每份只要8文铜钱。《申报》除了在上海本地发行，又在杭州设立了分销处，以后又逐渐扩展到其他城市，销量逐步上升。《申报》锐意革新，创办了许多重大的新闻形式，被载入中国新闻发展史，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 增刊及白话文报之始从1876年3月30日开始，《申报》增加出版用白话文编写的《民报》两日刊，这是我国报纸有增刊之始，也是中国最早的白话文报。（二）、最早的战事通讯员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事件，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申报》均派记者赴战地采访，连续发回战况报道。这些记者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的战事通讯员。 （三）、最早出版的“号外”1884年8月5日，法国进攻基隆炮台，中法战争爆发。当时上海风传法国舰队正在福州外港集结准备向中国南洋海军开火的消息，人们盼望获得确切消息。8月6日下午6时半，《申报》特派记者从福州发来有关此消息的快电，电文为“驻榕法舰尚无动静”。可是当天的《申报》已出完，为应急，报馆只得于晚7时将这条电文用传单的形式印出，列在报纸的正常编号之外。这是中文报纸最早的“号外”。（四）、使用电讯传递新闻之始1881年12月24日，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架设完成，次年1月16日，《申报》最早利用这条线路传送谕旨。这是我国报纸用电讯传递国内新闻之始。（五）、“画报”的出现此外，《申报》还十分重视新闻插图，后来扩展到出版画报。光绪三年（1877年）五月，报馆出版《寰瀛画报》，共五卷，这是中国最早出版的画报。1884年5月8日创刊附属于该报的《点石斋画报》（旬刊），是中国最早的石印时事画报。提起《申报》，不能不谈到为《申报》发展作巨大贡献的史量才先生。正是他将《申报》发扬光大，发展成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在他主持办报期间，黄远生、邵飘萍、戈公振、俞颂华等著名记者、编辑都先后在《申报》工作过。 “独立之精神”、“无偏无党”、“服务社会”是史量才办报思想的核心。他生前把世界幸福寄托在完全独立的报纸上，包括经济上的独立，不接受任何政治势力、军阀的津贴，政治上的自主，不听命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不受官方或军阀操纵。正如宋军在《申报的兴衰》一书所说：“史量才和《申报》的无党无偏，不带色彩的独立精神，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是这种观点是不以一个政党或集团的利益出发，而是以大多数人民利益出发。”“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是史量才掷地有声的誓言。他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在遭暗杀前不久（1934年10月5日），他曾和俞颂华、黄幼雄说起他的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史量才办《申报》二十二年，始终贯穿着他对报纸独立品格的追求，并以他的办报思想和报业实践丰富、提升了中国新闻史。在他主持办报期间，《申报》度过了早期席子佩的控告危机（损失二十万五千两白银），业务蒸蒸日上。从1912年的发行七千份，五年后（1917年）达到两万份，此后稳步上升，1920年是三万份，1925年突破十万份，1926年突破十四万份，1932年超过十五万份，创造了《申报》的黄金时代。报纸是历史的档案，《申报》经立了近七十年的风雨，它见证了中国从帝制走向民主，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历程，经过几代新闻工作者的艰苦努力和不断的探索，《申报》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报纸，在百年报业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