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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嘴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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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制度的选择研究 [2009-03-28 06:03] 摘; 要:目前,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一些研究机构、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也纷纷对此发表看法。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那么,现有的盯住汇率制度是否适合当前的形势?如何从盯住汇率转向更为合适的汇率制度?怎样决定适合发展、体制改革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从当前对汇率制度选择和世界汇率制度演变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于解决以上问题的途径。 本文首先对盯住汇率制度进行分析,介绍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影响因素,之后从总体上讨论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因素以及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最后提出当前汇率制度选择的BBC准则以及可供中国选择的几种汇率制度。一、脱离盯住汇率制度从盯住汇率制度的脱离,既可以转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也可以在现有制度下进行调节,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由于“外汇压力”而导致的正常脱离,另一种是由经济状况恶化而导致、经济危机,从而被迫脱离盯住汇率制度。具体而言,从盯住汇率制度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五种:(1)从任何盯住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制度;(2)从硬汇率盯住(hard peg)转向软汇率盯住(soft peg);(3)从固定的盯住汇率转向水平盯住或爬行盯住;(4)从爬行盯住或水平盯住转向爬行带汇率制度;(5)在汇率带制度中扩大浮动带的范围。从盯住汇率制度向不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四种:(1)从软汇率盯住转向硬汇率盯住;(2)从任何汇率带制度转向固定的盯住汇率;(3)从爬行带转向爬行盯住或水平带汇率制度;(4)在汇率带制度中缩小浮动带的范围。对正常脱离而言,伴随着贸易开放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政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更易向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变。这是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往往面临资本流动较大的波动性,因此日益增加的贸易开放程度也相应地增加了该国受到贸易条件(TOT)冲击的风险,而采用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可以缓解或吸收这些冲击,抵御外来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一般是同体系的外汇系统开放和官方的外汇储备有关。银行系统的外债相对其外国资产比重的下降将促使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银行系统外债比例的下降预示着其所受到的汇率风险的减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通过汇率浮动的调节来控制汇率风险的依赖;同样,巨额的官方储备也形成了对相对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但是,这种正常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现象通常不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是在那些长期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发生。对被迫脱离而言,在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前经常会出现如下经济迹象:真实汇率表现的货币升值、出口形势恶化、高通货膨胀率、资本流入逆转、国际储备减少、货币供给膨胀、财政巨额赤字、经常项目赤字、银行体系负债增加、利率迅速上升、TOT恶化等。由此将导致外汇市场形成贬值压力,使得一国被迫放弃盯住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东亚国家就是这种被迫脱离的典型。而因升值压力所导致被迫脱离前的经济迹象正好相反:如出现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出口增长的强劲,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经常项目顺差等等。另外,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时间长短也是影响汇率制度转变的显著决定因素。时间越长,越会趋于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时间越长表明这种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对经济影响越有效,所以有继续维持盯住汇率制度的趋向。但由于市场压力也会随时间增加而增加,将有可能导致危机而被迫脱离。二、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已经在理论与实证研究中有了广泛的分析与论述,但不同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很难达到共识。当前现有的理论研究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对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分析上,讨论侧重在经济规模、开放程度等不易随时间变化的长期经济变量上。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理论有很多。上世纪60年代,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经济规模巨大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从70年代开始,经济冲击的本质与影响力开始被认为是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潜在因素。有些学者认为,TOT剧烈的波动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制度的实行,因为这可以帮助缓解真实的外部冲击。到目前为止,对这一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有争论;今后,针对日益提高的国际资本流动性,有些学者提出要维持盯住汇率所需的政策要求更迫切、苛刻了。由此产生了“汇率体制中空”的假说(hollowingofthemiddlehypothesis),即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提高将促使一国的汇率制度向汇率体系的两极——硬汇率盯住(如货币联盟或货币局),和完全自由浮动转变。对汇率制度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假说。汇率制度的选择同一国的经济体制和因素也有关。制度不规范、不稳定将更难维持盯住汇率,但适合采用货币局体制。一些转轨国家、后危机时代国家或历史上经历了高通货膨胀的国家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大多数相关研究所考虑的变量分为以下四类:最优货币区因素、资本开放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和历史与制度因素。介绍如下:最优货币区因素:贸易开放程度、对外贸易的分散化程度、经济规模、人均GNP,TOT波动率、石油出口等;资本开放因素:资本控制、实际资本流动的开放程度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因素:通货膨胀和官方储备;历史与制度因素:1945年以后的独立性、政治局势和转轨经济国家。Juhn和Mauro(2003)利用1999年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大、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较低、高通货膨胀、政治稳定、转轨经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资本控制程度较低的国家更易采用硬汇率盯住的汇率制度;资本开放和资本控制都不是影响一个国家选择浮动或盯住汇率制度的强有利因素,反而决定了对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资本控制越强的国家更易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三、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间汇率制度”(intermediateregime)在大多数的货币危机中成为主要被鞭挞的目标,危机过后,世界各国的汇率体制出现了“两极化”(bipolarview)的趋势,采用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都在向更为灵活或更为固定的汇率制度转变,特别是那些同国际金融市场融合更为紧密的国家。但目前众多实证研究的结果却是复杂的。所谓“两极化”趋势,即采用硬汇率盯住(包括同另一种货币结为货币联盟和货币局体制)和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这两种制度已经被广泛认为是唯一的两种适合于当前国际金融市场融合的汇率制度。具有高资本流动的国家正在或者将要摒弃中间汇率制度而选择其中之一。这种观点认为,盯住汇率制度在资本流动下是不可行的,除非一国采取一些必不可少的措施来维持盯住汇率并绝对支持它,而唯一可行的替代政策就是将汇率浮动,促使经济处于连续的市场机制之下。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官方公布汇率制度的统计来看,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两极化趋势似乎得到了证实:IMF成员国中采取官方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已经减少了一半,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增加了一倍。而且,由于许多国家都开始采取货币局制度、加入货币联盟或美元化,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中实行硬汇率盯住的国家的比重在过去10年中也增加了。但是,一个国家实际所执行的汇率制度可能不同于其官方所公布的。在过去的10年中,一些宣称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实际上意图通过政府干预以稳定汇率。 鉴于这种官方公布与实际不符合的情况,从1999年1月开始,IMF依据实际的汇率政策,开始执行一种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新的系统区分了各种盯住汇率制度以反映各国货币当局在汇率上的自主性和责任权限。主要包括以下八种:(1)美元化和货币联盟制度; (2)货币局制度;(3)传统的固定汇率制度(盯住单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4)水平盯住汇率带制度;(5)爬行盯住汇率制度;(6)爬行汇率带制度;(7)未事先安排的有的浮动汇率制度;(8)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在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下重新分析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可以看到,“两极化”趋势并没有真正出现。各个国家实际上更趋向于选择更为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并由此新产生出一些更易被接受的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而中间汇率制度也重新成为学者和各国政府关注的对象。四、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目前大多数国家采取的都是某一种中间汇率制度,因为这种选择使得一个国家可以在通常情况下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但又保留了在极端情况下(出现基本失衡时)干预汇率的权利。有些学者为了弥补中间汇率制度在日益增加的国际资本流动下存在的本质缺陷(例如,WiUiamson,1965)就开始设计新的中间汇率体制,这样既能体现足够的汇率灵活性以避免产生经济失衡,又能保证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不为提供投机机会。以上种种考虑使得在上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爬行盯住和宽带浮动汇率制度,随后又出现了爬行带汇率制度,Dombusch和Park(1999)将其命名为“BBC”准则(basket,bandandcrawl)。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一般而言,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更愿意采用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由此可以稳定有效汇率而不是仅仅针对单一货币的汇率。这样可以使国家免受贸易竞争力、产出以及由于其它货币汇率反复无常的变动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偏差所造成的冲击。一般所选取的货币为美元、欧元和日元。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适合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在对智利、哥伦比亚和以色列的汇率制度研究中(Williamson, 1996),智利和以色列都选择了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而哥伦比亚选择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是由其贸易模式的不同所决定的。因为哥伦比亚的贸易是由美国和其它盯住美元的国家所主导,而智利和以色列是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宽带浮动汇率制度:设定汇率在中心平价上下10%甚至15%的带状范围内自由浮动。选择宽带浮动汇率制度可以实现以下四个目的:一是宽带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可以确保政府在无法精确估计均衡汇率时不至于陷入只能维持不均衡汇率的境地;二是允许中心平价可调节,使其可以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而不必采用不连续的人为汇率调节造成市场不稳定;三是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当一国面临同世界经济周期不协调时可以起到反周期的作用;四是帮助一国应对暂时突然出现的大量资本流入,只要设定的宽带具有可信性,即使是一定程度上的可信性,对汇率的预期也将发生逆转,投机者就会对本币资产和外币资产的收益进行调整。而且,对贸易品产业的者在进行时,一般趋向于看重汇率的平价而不是其市场水平,所以,所设定的对平价的浮动偏差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投资决策。爬行汇率制度:经常被用来调节通货膨胀的偏差,但如果应用太武断,将带来破坏对外竞争力的风险(如俄罗斯的教训)。发展中国家还可以调节爬行汇率制度以反映出B—S(布拉萨、萨缪尔森)生产力偏差并顺利完成真实升值,由此可以维持经济均衡。最后,政府还可以在正常的平价上做微小变动以调节经济的真实偏差。相对完全固定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而言,中间汇率制度可以控制经济失衡,这是两种极端的汇率体制所不能做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完全固定汇率制度在高通货膨胀时将导致本币高估,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由于货币汇率脱离了经济基本因素而通常会导致更明显的经济失衡,比如1981年的英国先令、1985年的美元、1995年的日元和现在的欧元。在经济失衡将导致严重后果的形势下,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将均衡汇率平价维持在一个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的水平是汇率体制选择上的重要一环,而中间汇率制度正是可以实现该目标的最合理选择。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转变的经验和教训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提出了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任何新的汇率制度的实行必须事先实行有效的政策措施以避免为将来损害汇率制度可信度负责任;二是有必要在公开汇率制度的选择结果以充分获取中间汇率制度的好处之前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建立该汇率制度的可信度。究竟怎样的中间汇率制度能够提供一种机制最终将汇率预期稳定下来,同时又可以避免金融脆弱性可能导致的?在BBC准则所提到的三种汇率制度中,汇率带制度下的有效汇率可以使得经济免受国际金融市场上汇率反复无常波动产生的影响,而盯住一篮子货币和爬行汇率制度却没有这种作用。所以,更为合适的中间汇率制度的调整是在汇率带制度中对汇率浮动带边缘的调整,有以下三种可行的方法:参考汇率、软汇率带和监测汇率带。参考汇率(referencerateproposal):Ethier和Bloomfield(1975)提出,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政府应当承诺不推动其汇率偏离一个协议的均衡汇率水平。该均衡汇率水平被称为参考汇率,同Williamson(1985)提出的“基础均衡汇率”很相似。在这种汇率制度下,政府没有义务维持参考汇率,只需要不进行干预或采取其它政策影响汇率。参考汇率使得政府不会为维持某一个汇率水平而导致金融危机,它只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约束汇率干预的一种方法,同中间汇率制度并不相同,因为后者需要政府确定出均衡汇率水平并加以公布。软汇率带制度(softbandorsoftmargin):在此制度安排下,政府不承诺绝对维持汇率带的宽度。在强烈投资压力存在的情况下,政府有权利宣布汇率波动超出汇率带的规定,但同时也警告市场将在可能的情况下随时采取政策措施将汇率波动拉回到汇率带限制的范围内。 Bartolini和Prati(1997,1998)正式提出“软汇率目标区”(softtargetzone)的概念,是对软汇率带制度研究的理论贡献。他们提出,一国政府可以采用将过去和现在的汇率制度的移动平均值或者几何平均值维持在一个设定的波动范围内而不是仅仅维持当前的市场汇率水平。这样,汇率的波动可能在短期会脱离汇率波动带,但维持了在长期处于汇率波动带内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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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吃且增重

摘要:国际地位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该国在与其他国际行为主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国际力量对比结构中的状态。衡量和评估一国国际地位主要看两方面因素:一是综合国力。二是外部世界。综合国力是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基础;外部世界是影响一国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包括国际环境和外部联系。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变化最活跃的一支力量。从纵向看,中国正处在过去几个世纪发展最快的时期;从横向看,中国的发展变化正对世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综合来讲: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大,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关键词:国际地位 国际体系 金融危机 发展在过去的30年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在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中,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客观地讲,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变化最活跃的一支力量。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在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联、深入互动的关系表现得更加明显。一: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是综合国力增强1.中国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将现代化规律和本国国情有机结合,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1世纪头8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台阶,2008年GDP达到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今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增长奠定了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2.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度空前增强。中国广泛参与全球和区域合作,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200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近22%。中国同国际社会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在反恐、防扩散、打击海盗等国际事务上,发挥着负责任的建设性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二:中国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力量1.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不仅对本国经济、而且对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为应对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这些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对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增强信心、稳定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不断增多,国民经济企稳回升。2.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的积极姿态和果断行动,认为中国的一系列举措展现出了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感。与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一样,中国被视为重要的稳定力量。国际社会公认,中国为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应对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欧盟财政规划和预算事务委员达莉亚•格里葆丝凯特的观点颇有代表性:“虽然具体问题如何解决还需各方的磋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这轮金融危机是无法完全得到解决的。”国际社会总体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认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可望在危机后进一步提升,甚至有专家认为,“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将成为中国从地区大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的标志性事件”。三:中国深入参与国际体系调整,正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将牵动世界格局走向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拉开序幕,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国家深陷衰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从金砖四国的迅速崛起,到发展中国家有一席之地的20国集团(G20),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作为金砖四国中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正从世界舞台不太中心甚至一度边缘的位置向中心位置靠近。作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进出口国、第三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及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备受瞩目。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动深化与中国的合作,新兴大国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协调,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维护其利益,各国对中国的借重明显增强。中国积极提出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改革的政策主张,与各方加强各个层次的磋商与协调,推动20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了国际社会一道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推动世界经济恢复增长,中国将继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将成为国际舞台上更为引人瞩目的力量。四:“中国模式”等软力量大幅提升,推动发展模式多样化此次金融危机,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和影响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框框,又不盲目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而是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相结合。在强有力的国有经济支持下,政府对市场进行有效的调控和监管,使得中国具有较强的规避危机与应对危机的能力。一些舆论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相继失败之后,“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一种真正可行的“替代方案”。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代表了世界发展模式的未来潮流。如果说,欧洲“莱茵模式”和美国“盎格鲁-萨克森模式”分别在19世纪和20世纪引领风骚,“中国模式”将主导21世纪。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中国模式”的影响在全球范围日益彰显。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每每在重要的时刻,党中央、国务院都非常及时地调整了政策,顺应了形势的变化,维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同时,我们也有一些问题需要面对,到底怎么样面对我们过去近100多年的历史,怎样面对现在我们认为很不公平的国际秩序,怎样面对我们在国际上常常遇到的歧视性的对待,怎样看待我们青年学生当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情绪,这些都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需要通过发展来进一步解决。参考文献:徐步等,《中国国际地位的新变化》,《时事报告》2009年第8期[3]戴相龙,中共中央党校讲稿选[C],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7-42张幼文等,《2009中国国际地位报告》,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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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空,朗照

金砖四国(BRIC)原指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2010年11月,G20在韩国首尔召开,南非申请加入,同年12月,四国一致商定吸收南非加入金砖国家,金砖四国由此变为金砖五国(BRICS),通常大家称之为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金砖国家的经济却逆流而上,GDP保持高速增长。数据显示,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2010年三季度的GDP同比增速分别达、、和。除俄罗斯外,其他三国经济增速均远高于同期的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金砖国家的发展对于世界大格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以下仅从政治和文化两个角度简单谈谈。其一,加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政治话语权。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经济学家西乌维斯指出:在国际格局变化和经济秩序调整的今天,总的来讲金砖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与要求,希望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致力于世界和平的建设,反对在国际关系中的强权和暴力政治。而事实也确实如此。金砖国家均反对霸权政治,致力于世界多极化的建设,在维护国家和地区和平稳定、环境保护、反恐、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世界银行和IMF改革等诸多方面都站在同一立场。金砖国家的团结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中的政治地位,增加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这将有利于其在政治上崛起。其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增进国家间互信程度。金砖五国”分别是亚洲、欧洲、拉美与非洲最大的新兴经济体,自然生态从寒带到热带各异,社会人文传统不同,中华文化、俄罗斯文化、印度文化、桑巴文化、祖鲁文化各呈风釆,近代以来历史发展轨迹各有特点,对各成员国民众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2010年,俄罗斯来华游客万人次;印度来华游客万人次;巴西来华游客万人次,南非来华游客万人次。2002年,俄罗斯、印度、南非成为中国公民自费旅游目的地国家。我国旅俄游客从1991年的万人次增加到2009年的万人次。我国旅印游客量从2003年的万人次增加到2008年的万人次,2008年举办了中印旅游友好年。我国公民赴南非游客量从2003年的万人次增加到2009年的万人次。2005年巴西成为中国公民自费旅游目的地国家,目前每年有近2万名游客赴巴西旅游。金砖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人文传统和社会环境,都在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旅游发展之路,通过相互交流可以互相借鉴、促进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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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角兽z

金砖四国是指巴西、俄罗斯、印度及中国四个国家。一般认为,这个概念最先是由一份高盛投资银行的研究报告提出的,从而被广泛讨论。这份2003年的报告,其主要观点是金砖四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在2050年将超越现在世界上大多数最富有的国家。另外,金砖四国的概念,有时也用来定义谣传中的这四国在2002年所签署的关于贸易与合作的协定。实际上,由于高盛该份研究报告被广为接受,金砖四国的概念被广泛的用来定义这四个国家所组成的一个市场,甚至更一般的用来定义所有新兴的工业国家。金砖四国这四个国家中,巴西被称为“世界原料基地”;俄罗斯被称为“世界加油站”;印度被称为“世界办公室”;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中国——世界工厂中央之国——中国堪称世界最具发展活力的经济区域,引进外资额最高,成为全球最大企业集团的生产基地。拥有13亿居民的中国是世界上的第一人口大国,充裕、廉价、可靠的劳动力驱动了中国经济繁荣,除了无以伦比的价格优势之外,就业人员的素质也在不断提升。国际舆论认为,在"金砖四国"中,经济发展最突出 的就是中国。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近30年的时间内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超过9%。美国高盛公司研究报告称,只需保持当前发展态势,中国经济规模将先后在2016年超过日本,在2041年超过美国。不过,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下面也潜藏着危机。虽然中国央行制定了贷款限制措施,经济过热的隐患依然未能消除;城乡、个人收入之间的巨大剪刀差也令发展失衡,危及社会稳定;环境污染更加恶化。另外,中国股市缺乏独立、有效的监控机制,政府操纵股市;原料不足、能源缺乏等一系列问题都为中国经济制造了瓶颈巴西——世界原料基地巴西是南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土面积和人口分别占拉美地区的1/3。 巴西的国民生产总值高居拉丁美洲之首,在2008年达到万亿美元,人均GDP达6485美元。除传统农业经济之外,生产、服务行业也日益兴旺,更在原材料资源方面占据天然优势。巴西拥有世界上最高的铁、铜、镍、锰、铝土矿蕴藏量,另外,通讯、金融等新兴产业也呈上升趋势。巴西前总统、工人党领袖卡多佐制定过一套经济发展策略,为其后的经济振兴奠定了成功的基石。这套经改政策后来为现任总统卢拉所发扬光大,其核心内容在于:引入灵活的汇率体系;改革医疗、养老制度;精简政府官员系统。然而,有批评家认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工人党内部贪污受贿不断,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现任政府的统治根基。南美这块沃土之上的经济腾飞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机遇背后的风险也是巨大的。立足于巴西市场的长期投资者因此而需要强韧的神经和足够的耐心。印度——世界办公室印度被认为是亚洲经济奇迹的象征。自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印度GDP一直呈稳步增长态势。而且 印度是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民主国家,6000多家上市公司也使其股市规模空前壮大。在过去的20年间,印度经济以每年平均的速度稳定成长,而在经济前台的背后,是一支高素质的就业大军。据初步统计,西方企业在印度约2300万高校毕业生眼中越来越富有吸引力。 美国最大的1000家公司当中,四分之一的企业使用在印度开发的软件。印度药业也在全球市场占据了重要地位。世界上40%的“学名药”(专利期已过的药品药剂)是在印度生产的,这一行业带动个人可支配收入以两位数字的增长率飞速上涨,与此同时,印度社会出现了一批注重享受、乐意消费的中产阶级。另外,一些大的基础建设项目,如6000公里长的高速公路网络、兴旺发展的出口贸易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后继力量。有报告称,到2020年,印度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其对外贸易在世界各国外贸排名榜上将跃至第10位[4]。当然,印度经济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弱点,例如:基础设施不够完善、高额财政赤字、能源及原材料依赖性过高等。政治方面,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变化、克什米尔地区局势紧张都有可能引发经济动荡。俄罗斯——世界加油站走过1998年金融危机的俄罗斯经济就像从灰烬里飞出的一只浴火凤凰,在新近国际信用评级当中,被著名的证券研究机构——标准普尔评为投资等级。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无疑为俄罗斯经济增添了双翼。这两大工业血脉的开采和生产控制了今天五分之一的国民生产,并且创造了50%的出口贸易产值和40%的国家收入。另外,俄罗斯还是钯、铂、钛的第一大产国。与巴西的情况有些类似,俄罗斯经济的最大威胁也隐藏在政治之中。普京政府虽然在其五年任期内成功地将国民生产总值提升了30%,可支配国民收入也有明显增多,但政府当局在处理尤克斯石油公司一案所体现出的民主缺失却成为远期投资的毒药,无异于一把隐形的达摩克里斯剑。虽然俄罗斯地大物博,能源丰富,如果缺少了有效遏制腐败的必要体制改革,政府在未来发展态势面前依然不能高枕无忧。如果俄罗斯从长远角度来看不满足于只做世界经济的加油站,当务之急必须致力于现代化改革进程,提高生产效率。投资者应该尤其密切关注当前的经济政策变化,这是除原料价格之外,影响俄罗斯金融市场的另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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