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移支付论文范文资料

城乡低保，最低生活保障，民政部门的临时救助，农村五保户，特定人员补助等等。

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功能：

(一)弥补财政缺口

大部分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实现纵向财政平衡，即弥补不同级次政府支出与自身收入之间的差异。尽管这些财政缺口原则上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予以弥补——赋予地方政府更多征税权，

将更多的支出责任移交给中央政府，或者减少地方支出、提高地方政府收入，但是，在大多数国家中，各级政府收入与支出的不匹配仍然需要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发挥平衡作用。

(二)均等化

横向财政平衡，即通常所称的均等化，存在争议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理论界对财政均等化的概念一直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解释；另一方面，对于均等化模式的选择，不同的国家又具有不同的偏好。

(三)解决辖区间外溢性问题

当地方服务溢出至其他地区时，为使地方政府提供合理数量的该类服务，有必要提供某种形式的配套拨款，以使单位补贴等于溢出收益的边际价值。同时，配套拨款也有利于均等化地方需求或中央政府不易监控的支出偏好等方面的差异，使更多的资金流向中央政府所希望的领域。

(四)增强中央政府的政治控制

从根本上讲，一国的财政体制是由其政治体制和政治目标决定的。作为财政体制的构成要素，转移支付在很多情况下首先遵从于政治方面的需要，其次才是经济效率的考虑。

从财权上看，转移支付使上级政府占有更多份额的财政资源，并使下级政府对之形成依赖。转移支付的份额越大，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影响力就越大，前者对后者的控制程度越强。

扩展资料：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

第一，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可以有效地抑制日趋扩大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缓解“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实现社会公平是财政分配的重要职能。

公平不仅仅指个人收入方面的公平，还包括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方面的平等权力，如义务教育、公共交通服务、基础设施等。这些服务如果只靠当地政府来解决，或者在财政体制中缺乏这种社会公平的机制，就必然出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

要很好地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必须有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一种富裕地区援助贫困地区的长期稳定的机制，实现我国各区域人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的大体平等。

第二，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利于强化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对中央财政来说，可以通过长期努力多集中一些财政收入，提高中央政府对区域发展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

并通过对地方政府不同形式的补助，贯彻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意图，增强财政资金的边际使用效益，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通过建立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更可以使中央财政从与各省博弈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提高管理水平，加强宏观调控。对地方财政来说，可以在划清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的基础上，通过分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弥补贫穷地区由于财力不足所带来的财政功能不足的缺陷，

并使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得到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更好的发展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转移支付，落后区域永远是发展不起来的。

第三，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能够正确调动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促使地方经济走向良性循环。由于缺乏规范的转移支付的办法，地方政府往往将精力和时间放在同中央财政的讨价还价、以及在“关键时候”采取不正当手段如突击支出或突击收税等方面，而懒于发展区域经济。

这些不正常的增收和多支，不仅造成中央有限的财政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导致了政府行为的错位，给市场发出错误的信息，使供求平衡产生波动。在税收方面长期存在的政出多门、随意减免、乱开税法口子的混乱现象，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些区域将相当一部分精力用在与其他区域攀比，以及“跑部向钱”上面，而且确实得到了实惠。这种现象很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积极性。

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可以有效地克服以上弊端，使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应有的职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有利于严肃税法，提高税收的征收管理水平，真正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从而配合中央政府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显然，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促进落后区域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政府间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是包括养老金、失业救济金、退伍军人补助金、农产品价格补贴、公债利息等政府与企业支出的一笔款项。这笔款项在西方国家是不计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其原因在于这笔款项的支付不是为了购买商品和劳务，所以将其称作转移支付，有时也称转让性支付。

2. 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

我国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体制改革前，我国做了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的工作，1994年实行分税制体制改革后才从西方引进了转移支付的概念。我国中央财政是从1995年开始正式实施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根据IMF《政府财政统计手册》中的支出分析框架，政府转移支付有两个层次，一是国际间的转移支付，包括对外捐赠、对外提供商品和劳务、向跨国组织交纳会费；二是国内的转移支付，既有政府对家庭的转移支付如养老金、住房补贴等，又有政府对国有企业提供的补贴，还有政府间的财政资金的转移。

一般我们称的财政转移支付，是指政府间的财政资金转移，是中央政府支出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地方政府重要的预算收入。在西方国家，财政支出的重要分类就是分购买支出和转移支出。

3. 转移支付的类别

转移支付又分政府的转移支付、企业的转移支付和政府间的转移支付：

①政府的转移支付。大都具有福利支出的性质，如社会保险福利津贴、抚恤金、养老金、失业补助、救济金以及各种补助费等；农产品价格补贴也是政府的转移支付。由于政府的转移支付实际上是把国家的财政收入还给个人，所以有的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负税收。

举例：如资料一中图1的“税收返还”；资料二中的一之6、7项即为此类。

②企业的转移支付。通常是指企业对非赢利组织的赠款或捐款，以及非企业雇员的人身伤害赔偿等等。转移支付在客观上缩小了收入差距，对保持总需求水平稳定，减轻总需求摆动的幅度和强度，稳定社会经济有积极的作用。通常在萧条来临时，总收入下降，失业增加，政府拨付的社会福利支出也必然增加。这样，可以增强购买力，提高有效需求水平，从而可以抑制或缓解萧条。当经济中出现过度需求时，政府减少转移支付量，可以抑制总需求水平的升高。当然，对于过度膨胀的需求而言，这种抑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举例：

如企业从员工工资里提取一定比例的金额用来交保险费养老费等；

企业转移支付包括对非营利组织的社会慈善捐款和消费者呆账。

因为现在各国都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即上缴“转移支付”，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不可能用税后利润去对非盈利性组织进行捐款，那样会提高商品的价格，把多承担的成本（即承担的社会责任）转移给消费者，形成的差价就是“转移支付”。

③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一般是上一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补助。确定转移支付的数额，一般是根据一些社会经济指标，如人口、面积等，以及一些由政府承担的社会经济活动，如教育、治安等的统一单位开支标准计算的。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主要是为了平衡各地区由于地理环境不同或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产生的政府收入的差距，以保证各地区的政府能够有效地按照国家统一的标准为社会提供服务。

举例：如资料二中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料一中对各省和计划单列市的转移支付即属此类。

有时，政府的某些支付不是从一些居民收入中征收上来的，如用增发货币、出卖债券所得来支付福利、救济金，它显然不带有从一些居民转移到另一些居民手中的特点。但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尽管它与前述支付款项的来源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同样不是政府直接用来购买商品和劳务，这种支付仍然被看做是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是政府财政预算的一个组成部分。财政盈余等于税收减去政府在物品与劳务上的开支与转移支付之和后的余额。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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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一：

2015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分布图

——哪些省份拿得多、哪些拿得少？

作者： 孙不熟

财政部首次披露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地理分布图。2015年中央财政一共向31个省份拨付了总额万亿元的财政资金。

万亿是个什么概念？201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万亿元，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万亿元。万亿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80%，全国财政收入的。

万亿是怎么花出去的？分三个类别，第一类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这笔资金是万亿。第二类是专项转移支付，大约是万亿。第三类是税收返还，大约是5千亿元。

图1  转移支付类别比例

万亿中央财政都花到哪些地方去了？来看看下面这个图表，哪些省拿得多，哪些省拿得少，一目了然。

图2  各省市转移支付规模

图4  计划单列市转移支付规模

据此，我们可以发现，5个计划单列市虽然享有省一级省级财政管理权限，但在享受中央转移支付上，还是与普通省份有很大差距的。

看总量，四川获得中央财政的拨款最多，其次是河南、湖南、湖北、云南、黑龙江、安徽、新疆、河北与贵州。前十名为什么是这些省份？

第一个标准是经济发展程度。很明显，前十名中没有一个来自发达的东部地区，全部来自中西部与东北地区。所以，决定中央财政往哪拨的第一个标准就是经济发展水平，哪里落后哪里就拨款多。

第二个标准是人口。可以看到，中部六省的拨款量，从高到低分别是河南、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山西，这个排名与中部六省的人口总量排名完全一致。所以，决定中央财政往哪拨的第二个标准就是“人口数量”，哪里人多哪里的拨款就多，比如四川、河北两个人口大省，获得的拨款总量也比较大。

第三个标准是地区因素。可以看到，按人均拨款量，前几名分别是西藏、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甘肃、贵州、黑龙江、吉林、海南，这些省份大多处在边疆地区，获得的政治考量相对较多，其财政拨款也相对较多。

比较没有想到的是重庆、天津。一般认为这两个直辖市受到中央财政的极大支持，但看2015年的数据，两地获得财政拨款，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在全国都排在中下游水平。

略微有点吃亏的是江西、山西与辽宁三个省份。东三省中，辽宁的经济发展态势最差，人口最多，但获得的拨款量却最少；山西经济也差不多是负增长，但获得的拨款量却十分靠后。当然，山西与辽宁毕竟还算富过，江西却一直是落后地区，在中部六省中，江西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倒数第一，但无论是拨款总量，还是人均拨款量，都少于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河南、湖南、湖北与安徽。

当然，本文只罗列了2015年的数据，此前的数据并不清楚，不能因此推断中央财政不偏爱这三个省份。更重要的是，中央财政向地方拨款，还要考虑到当地具体的经济发展需求。最近几年，河南、湖南、湖北、安徽等省份的经济发展搞得有声有色，其对资金的实际需求也相对较大，中央财政在拨款时酌情给予奖励也是可以理解的。

税收返还数据排名与GDP排名基本吻合，从高到低分别为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GDP总量越大的地区，税收贡献也大，其返还数据也相对较多。

比起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更有意思的数据是各地对中央财政的贡献程度。比如，重庆2015年贡献的国税总额是亿元，比中央财政对重庆的转移支付（亿元）还少一点。除了重庆，至少还有湖南、湖北、四川等省份的国税总额也少于中央财政对他们的转移支付。而东部发达沿海省份则正好相反，江苏广东上海等发达地区创造的国税总额远远多于中央财政对当地的转移支付。关于这个问题的数据与分析，有机会我们再聊。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各地创造的国税总额并非全额上交中央财政，扣除给地方留成的那一部分后才是上交给中央财政的。

目前，中央财政占据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大概是，这一比例在全球属于中游水平，如果再算上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这个比例只会更低。在发达国家，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一般比中国还高，联邦制国家相对较低，但美国、德国的比例也分别达到56%与65%。

所以，有学者将中国的财政体制形容为“财政联邦主义”，是有一定道理的。另外，中国地方政府的财力其实也不算太低，此前有关分税制的各种批评存在矫枉过正的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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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二：

关于2016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的说明

2016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数为58030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如加上使用以前年度结转资金1066亿元，预算数为59096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一般性转移支付

2016年一般性转移支付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如加上使用以前年度结转资金584亿元，预算数为亿元。其中：

1．均衡性转移支付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按照改革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要求，大幅度增加均衡性转移支付。如加上使用以前年度结转资金480亿元，预算数为亿元。

（1）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预算数为570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61亿元，增长12%。

（2）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

（3）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预算数为2045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267亿元，增长15%。

（4）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5%。

（5）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

（6）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15亿元，增长。

2．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增加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

3．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预算数为770亿元，与2015年执行数持平。主要是根据2016年成品油销量预计增长情况等因素测算。

4．体制结算补助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2016年对“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战略加大支持力度。如加上使用以前年度结转资金4亿元，预算数为亿元。

5．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部分项目调整补助方式，由中央本级转列对地方转移支付。

6．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从2016年1月1日起，按左右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以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领取人数增长。如加上使用以前年度结转资金100亿元，预算数为亿元。

7．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从2016年1月1日起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府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380元提高到420元。

二、专项转移支付

2016年专项转移支付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减少亿元，下降。如加上使用以前年度结转资金482亿元，预算数为亿元。其中：

1．国家重点档案专项资金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增加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资金。

2．监狱和强制隔离戒毒补助资金预算数为亿元，与2015年执行数持平。

3．补助贫困地区法律援助办案经费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法律援助范围扩大，案件量大幅度增加。

4．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预算数为149亿元，与2015年执行数持平。

5．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补助资金预算数为亿元，与2015年执行数持平。

6．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补助资金预算数为亿元，与2015年执行数持平。

7．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资金预算数为亿元，与2015年执行数持平。

8．支持地方高校发展资金预算数为91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如加上使用以前年度结转资金3亿元，预算数为94亿元。

9．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支持各地建立完善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制度等支出增加。

10．特殊教育补助经费预算数为亿元，与2015年执行数持平。

11．学生资助补助经费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按学生人数和标准据实结算的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贴息等增加。

12．地方高校生均拨款奖补资金预算数为亿元，与2015年执行数持平。

13．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体系）能力建设专项资金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部分项目调整补助方式，由中央本级转列对地方转移支付。

14．中央财政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减少亿元，下降。主要是2015年安排的一次性项目支出减少。

15．基层科普行动计划专项资金预算数为亿元，与2015年执行数持平。

16．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

17．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减少亿元，下降。主要是根据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资金项目库储备情况，2016年适当压减。

18．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预算数为亿元，与2015年执行数持平。

19．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减少亿元，下降。主要是根据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要求，2016年压减了部分专项转移支付数额。

20．就业补助资金预算数为亿元，与2015年执行数持平。

21．优抚对象补助经费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增加支出。

22．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预算数为130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41%，与2015年预算数持平。

23．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预算数为20亿元，与2015年执行数持平。

24．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补助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与2015年预算数持平。

25．优抚事业单位补助经费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减少亿元，下降9%，主要是2015年安排的一次性项目支出减少。

26．退役安置补助经费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提高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及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人数增加、离退休费标准提高，相应增加支出。

27．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数为亿元，与2015年执行数持平。

28．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支持提高低保补助水平增加支出。

29．公立医院补助资金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减少亿元，下降。如加上使用以前年度结转资金56亿元，预算数为亿元。

30．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财政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40元提高到45元，相应增加支出。

31．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预算数为亿元，与2015年执行数持平。

32．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11%，主要是据实结算的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补助等项目增加支出。

33．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预算数为亿元，与2015年执行数基本持平。

34．医疗救助补助资金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增加对全国城乡低保对象、五保户医疗救助补助支出。

35．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预算数为75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减少亿元，减少。主要是金太阳工程清算资金预计减少，相应减少资金安排。

36．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增加重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支出。如加上使用以前年度结转资金5亿元，预算数为亿元。

37．水污染防治资金预算数为140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根据《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加大支持力度。

43．天然林保护工程补助经费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减少亿元，下降。主要是原通过天然林保护工程补助经费安排的森林管护费补助，改为通过林业补助资金安排。

44．退耕还林工程财政专项资金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减少亿元，下降。主要是原退耕还林政策粮食和现金补助部分面积到期，相应补助资金减少。

45．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5亿元，增长。主要是增加了PPP以奖代补资金。

46．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预算数为163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相应增加补贴。

47．目标价格补贴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根据棉花和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政策安排。如加上使用以前年度结转资金128亿元，预算数为亿元。

48．江河湖库水系综合整治资金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减少亿元，下降。主要是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十二五”期间基本完成。

49．农业综合开发补助资金预算数为383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18亿元，增长。主要是增加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产业化经营和“走出去”项目等支出。

50．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补助资金预算数为60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31%。主要是中央财政按照每亩10元标准安排确权登记颁证支出，根据工作进度分年度安排。

51．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减少亿元，下降，主要是2015年安排的一次性项目支出减少。

56．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部分项目调整补助方式，由中央本级转列对地方转移支付。

57．林业补助资金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提高国家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以及增加非天保工程区停伐补助、森林管护费补助。

58．全国山洪灾害防治经费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减少亿元，下降。主要是部分省份“十二五”期间的项目进展较慢，适当压减支出规模。

59．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水土保持补助资金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减少亿元，下降10%。主要是调减2015年一次性安排的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支出。

60．特大防汛抗旱补助费预算数为38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进一步加大对防汛抗旱的支持力度。

61．农业生产救灾资金预算数为35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1%，与2015年预算数持平。

62．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预算数为亿元，与2015年执行数持平。

63．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减少亿元，下降。主要是2016年车辆购置税收入预计减少，相应减少支出。如加上使用以前年度结转资金39亿元，预算数为亿元。

64．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取消收费后补助资金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减少亿元，下降。主要是涉及新疆兵团补助资金上划中央本级预算。

65．成品油价格改革对特殊行业的补助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减少亿元，下降。主要是根据成品油价格和各行业用油量预计情况安排。如加上使用以前年度结转资金128亿元，预算数为亿元。

66. 船舶报废拆解和船型标准化补贴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减少亿元，下降。主要是根据老旧船舶预计拆解数量安排。

67．界河维护经费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20%。主要是支持将部分界河航道纳入养护范围。

68．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资金预算数为35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减少亿元，下降。主要是部分项目调整补助方式，由对地方转移支付转列中央本级。

69．工业转型升级资金预算数为110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100亿元。主要是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增加工业强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重点工程支出。

70．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预算数为14亿元，为2016年新增项目。主要是为调动地方开展安全预防的积极性、主动性，对地方予以综合奖补。

71．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减少亿元，下降。主要是根据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要求，2016年压减了部分专项转移支付数额。

72．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生产企业贷款贴息预算数为33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减少亿元，下降。主要是2015年安排的一次性项目支出减少。

73．服务业发展资金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减少亿元，下降。主要是根据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要求，2016年压减了部分专项转移支付数额。

74. 外经贸发展资金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减少亿元，下降。主要是部分项目调整补助方式，由对地方转移支付转列中央本级。

75．海岛及海域保护资金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加大对海岛及海域保护支持力度。如加上使用以前年度结转资金9亿元，预算数为亿元。

76．公益性地质工作专项资金预算数为72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减少亿元，下降。主要是2015年安排的一次性项目支出减少。如加上使用以前年度结转资金108亿元，预算数为180亿元。

77．特大型地质灾害防治经费预算数为55亿元，与2015年执行数持平。

78．人工影响天气补助资金预算数为亿元，与2015年执行数持平。

79．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计划完成的危房改造任务量增加。

80．中央补助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预算数为1218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增加棚户区改造和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租赁补贴资金。

81．重要物资储备贴息资金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据实结算的物资储备贴息资金需求增加。

82．粮食风险基金预算数为亿元，与2015年执行数持平。

83．“粮安工程”危仓老库维修专项资金预算数为22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减少亿元，下降。主要是2015年安排的一次性项目支出减少。

84．粮油市场调控专项资金预算数为30亿元，与2015年执行数持平。

85．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专项补助经费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减少亿元，下降10%。主要是根据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要求，2016年压减了部分专项转移支付数额。

86．统借统还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主要是根据贷款项目额度增加。

87．基建支出预算数为3876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

三、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

2016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增加亿元，增长。其中：

1．增值税税收返还预算数为2987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减少亿元，下降。主要根据2016年增值税收入预计增长情况测算。

2．消费税税收返还预算数为亿元，与2015年执行数持平。

3．所得税基数返还预算数为亿元，与2015年执行数持平。

4．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预算数为亿元，与2015年执行数持平。

5．地方上解预算数为亿元，比2015年执行数减少亿元，下降。主要是停止征收津贴补贴调节基金，相应减少地方上解。

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又称无偿支出，它主要是指各级政府之间为解决财政失衡而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转移财政资金的活动，是用以补充公共物品而提供的一种无偿支出，是政府财政资金的单方面的无偿转移，体现的是非市场性的分配关系。是二级分配的一种手段。

主要功能

（1）保障地方政府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

1） 辖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的差异会影响资源配置。如教育和基础设施。

2）辖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的差异会影响收入分配。如卫生保健。

（2）调节辖区之间的财政净收益

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不同会引起供给成本的差异，从而使居民的财政净收益有差别。

（3）矫正地方政府活动在辖区之间的外部效应

比如，为防止江河污染，对上游地区保护森林的行为提供补助。

再如，对外界医院的建设与营运提供一定的补贴。

近年来，各地出现政府财政规模膨胀与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并存的怪现象，因此“政府的钱是如何花的？”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地方财政支出运行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课题组”于2008年8月至2009年3月间，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的协助下，以北京地区市区（县）两级政府为样本，走访了市财政局、市审计局，东城、西城、海淀、平谷等区县的人大和部分区县的财政、审计、监察部门，并对十余名行政事业单位的财会人员进行了访问调查，结合研究外省市相关文献资料，总结出目前政府财政支出的四大顽症。顽症一：过度公务消费已成集体性活动调查显示，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建造高档楼堂馆所等巨大的公务消费已成为了政府的一种惯常的集体性活动。表征一，既得利益者对制度约束抵制或变相抵制。如出国考察在各行政事业单位基本上演变成为一种福利待遇，当财政部门要求削减出国考察经费时，便遇到了一定程度的阻力。公车改革的阻力最大，甚至出现了改革后财政投入更多而不得不叫停的情形。虽然各地具体改革方案不尽相同，却具备同一个特征，即被改革的对象是主持改革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改革失败的原因在于： 改革政策过多的考虑了如何补偿既得利益者的损失， 而忽视了现行制度和“改革”结果给公共财政和纳税人造成的损失和伤害。表征二， 对权力部门的约束无力。通常有能力建造高档楼堂馆所的都是政府、财政、税务、法院等权力部门。比如某地方财政局严重超标的办公大楼项目经过了当地发改委、规划局等四、五个政府部门正式审批。当地纪检监督部门分析，“因为财政局是一个权力单位”，相关部门都有“ 碍于面子、没有坚持原则的问题”，从而形成了财政局怎么报就怎么批的状况。对于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约束尚且如此，可想而知， 对党政“一、二把手”的约束自然更是无能为力。表征三， 由于现有制度的漏洞与不合理。行政事业单位常常出现“为了花钱，而花钱”的情形。如某部门研究室的科研项目延期一年，但项目资金的使用期限并没能延长。那么根据制度要求，必须按原来的期限把钱突击花光，花不完只好安排境内外公费考察。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一些单位集体公款吃喝的起因，往往也是为了要把钱花掉。表征四，公共财政观念的普遍缺乏。朋友聚会抢着买单，最后一位站出来说：“我来付，单位能报销。”于是大家欣然接受，甚至达成共识：能花公家的钱就不花个人的钱,“他人的便宜不能占，公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当公共部门、兄弟单位、上下级之间，彼此用公款热情招待成为一种时尚；当节假日前提醒下属 “别忘了表示表示”成为一种常态；当上级部门到下属单位，管吃管住管游山玩水成为一种习惯；当不同省份的同一系统单位间礼尚往来，互通有无，过度的公务消费就形成了一种集体性活动，加之“法不责众”和“从众心理”，公务消费问题难以治理。顽症二：年底突击花钱，愈演愈烈每年四季度， 各大商场、图书大厦的“团购卡”处于“热销”状态，前来购买的预算单位络绎不绝。这只是“年底突击花钱”的表现形式之一。“年底突击花钱”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不利于财政资金的合理利用、造成浪费， 影响财政支出预期效果的实现。近年来，“年底突击花钱”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虽然，不同地区不同预算单位“年底突击花钱”的情形不尽相同，在财政资金流量不大的基层地方政府，这类问题也不太明显。但凡是急于在年底前将钱花完的“ 预算单位”莫不是一样的初衷：担心结余款若被“清零”，来年财政拨款数额可能会受影响。造成这样的操作结果，主要是预算的编制和执行中的几种情况引起的：第一种情况， 预算单位的预算编制不实。在项目预算编制过程中，预算单位打出了太多富余，财政款拨下来后一时又安排不出去，只好年底突击花钱。此类虚报预算的心理很容易分析，不是担心未来不确定因素多、无法预测，必须留有余地；就是为了弥补公用经费不足；或者干脆是受利益趋动，财政资金多多益善、不要白不要。第二种情况，预算单位前期执行缓慢。预算执行“前松后紧”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或是计划做的较粗、前期工作抓的不紧；或是担心钱不够，前期不敢花；也有一些是客观因素，如因政府采购时间较长使财务支出时间后移；部分项目因为相关手续一时没能办全，使开工时间后移从而造成财务支出后移；因工程项目的检查验收周期，或一些修缮项目（如院校的学生宿舍）只能在假期开工等自身特殊性问题导致的后移等。第三种情况，部分财政资金拨付的时间较迟并且数额不确定。就预算单位而言，下半年还能从财政部门“要到”多少钱或者财政部门还能追加多少资金是一个未知数，有时部分财政资金拨付下来很晚（如十一、二月份才到位），从而致使年底突击花钱成为必然之举。顽症三：重分配轻效益，财政支出效率低下近年来，随着财政收入的逐年增加，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政府向民生建设方面的财政投入呈快速增长之势，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财政支出效率低下的问题凸显出来，主要表现在拨款缓慢、资金闲置、设备闲置、重复建设、重复拨款、财政投入的效益不高或者效果不明显等方面。从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层面来看，决策失误是导致财政支出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当中不乏劳民伤财、中看不中用的工程，大量财政资金配置项目因为缺乏科学论证和法定程序，造成重复建设、重复拨款，如2006年北京审计局抽查昌平等7个区县的专项补助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发现6个区县有31个项目多头或重复申报， 涉及的补助资金达亿元。在基本建设投资方面，由于条块分割，许多预算单位除了能从本级政府获得财政资金，还可从上级行业主管部门获得二次分配。加上缺乏统一规划协调，以致经常出现“马路不断被开膛破肚”，就2006年4月14日至12月22日，北京永定路路段就先后被4个管线单位、分4次挖掘过。失误的决策不仅无法实现社会资源和公共资源的最优配置，还造成巨大的损失浪费。从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层面来看，资金闲置、设备闲置、工程质量差等问题，导致政府往往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财力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财政宏观调控和社会调整功能大打折扣，公共产品相对“昂贵”。如2006年北京市审计局抽查20所医院亿元设备购置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当年购置设备支出仅为亿元，新购设备中仅有3所医院的设备全部投入了使用；2005年北京两级财政在房山、怀柔、门头沟、平谷、密云、延庆等6个区县共投资亿元建设了1350个村卫生服务站，第二年抽查中，因缺乏医护人员、运转经费不足、前期选址不合理、未建设必要的工作生活设施等原因，有112个未投入使用（占抽查量的33%）。许多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不实，概预算很粗（甚至有的故意压低概预算以争取获得批准之后再追加）、招投标制度不健全、施工监理机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实际运作当中违法现象普遍，层层转包、偷工减料、赶工期等问题经常发生，如刚交付使用即漏洞百出的北京西客站就是实例。顽症四：屡审屡犯，法无威慑力目前我国预算执行方面的审计工作，不可谓力度不大。但在超预算支出、虚列支出、挪用、擅自改变资金用途、预算执行缓慢等审计内容上的“屡犯”，许多被审计单位仍然“有恃无恐”。调查中发现财政支出中存在一些特别现象，如“合法不合理”等值得关注。例如，为了改变预算执行缓慢的状况，北京市曾提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要求，财政部门也出台了相关配套措施。但在实际的财政支出过程中，却出现了单纯追求执行率而忽视了财政资金使用效果的问题，甚至还出现了“为了合法而违法”的奇怪现象。如某单位虚列支出，将尚未开工的项目款提前打入对方帐户，然后再将款项打回来，以符合财政支出率方面的相关规定。为了解决“合法不合理” 的问题， 预算单位采取了一些“变通”做法，于是又出现了“合理不合法”的情况。如因长期未作调整的差旅费标准导致的住宿超标“常态”；“事出有因”或“情有可原”的擅自改变支出用途或将专项资金调剂或者挪作他用等等。在对审计部门的调查结果时还发现，科研项目的资金流向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科研项目后期往往需要花费较大资金，为了不影响支付进度，目前“通常”的做法是先将项目资金提出来，用的时候再补上，从而造成帐面上显示的资金流向经常与实际使用情况不符。如将一笔资金通过购买商场购物卡等方式提出来，结项后通过支付印刷费、专家评审费、招待费（餐费）等费用又补了回去。利用项目资金购买日用消费品、甚至高档消费品的情况十分严重，有的项目餐费占比重较大，也有将项目资金“私分”的现象。一位承担社科研究项目的科研人员解释说，课题组成员不得提取劳务费的规定不切实际。现实中，项目负责人为了调动科研人员对申报项目和相关工作的积极性，一定要变相支付劳务费。同时，课题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需要相关部门和人员的支持和配合，为了课题研究的可持续发展，餐费或招待费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这也符合“人情社会”、“饮食文化”的国情。| 点评 |重在制度建设熊英形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四种顽症的现实原因很复杂，其中制度层面值得关注。目前的财经制度存在很多缺陷，如法律制度缺位、法律规范之间有冲突、法律规定脱离实际、配套制度不科学或不严谨等。比如，为满足依法增长教科文卫和农业等方面的法律条款（即“法定支出”的要求），必须将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投入相关领域。而每年财政收入增长多少年底才能知道，因此超收收入难以纳入预算管理。政府编制的财政收入计划定得过低，致使年底财政超收部分过多，从而大大增加了财政突击拨款的总量（北京市2007年财政收入计划增长13%，但实际增长）；在专项转移支付问题上，因其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资金量较大、拨付时间较晚，每年各级人大召开时间的差异性（下级人大先于上级人大召开），使得下级政府难以将上级拨付的专项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支出方案。监督“软化”和问责 “缺位”更为突出。调查显示：“缺乏责任追究”是“屡审屡犯”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中，审计机关几乎不会动用法律赋予的“行政处罚权”，甚至连“处罚建议权”都难以启动。对尚未构成犯罪的个人行为，难追究责任，对单位行为的处罚更不易实现。缺乏“问责”的“监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虽写入审计结果报告，但最终“黑不提，白不提”，使得许多预算单位并不害怕被审出问题资金。已经花掉的财政资金（如违规发奖金），也是“泼出去的水”，一般难以追回。其次，是普遍存在的预算编制不科学。“高报”预算是财务人员的一种普遍心态，担心领导临时决定要做什么事，届时来不及做预算要不到钱。第三，在预算执行方面，或过失为之，或明知故犯。有的是为其生存发展所迫。如某中学多年没能给职工长工资，为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将项目结余资金用来给职工发了奖金；有的是受利益趋动。如各级政府及其财政职能部门拥有财政资金支配权，同时又是一级预算单位，因此在财政资金分配上容易向本单位倾斜，并能够得到其他相关权力部门的“照顾”。在针对预算单位财会人员设计的调查问卷当中有这样一道题：“当领导的指示与财经纪律不一致时，您将如何做？”几乎所有的答卷人都选择了这样的答案：“提醒领导注意，如果领导一再坚持，按领导指示做。”显然，这也是一种明知故犯。此外，决策者和执行者的传统做法、惯性思维以及陈旧的财政观念，也是不可忽视的成因。有些领导干部养成了“拍脑袋”做决策的习惯。领导“拍板”时通常没有“屡犯”的故意，经常还是在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但是，由于忽视了决策程序和预算支出规则，其结果往往造成下属部门的行为违法。近年来预算改革进展很快，但一些单位仍然沿用预算制度改革前的做法，如某学校一直保持设立“校长基金”。一位资深审计人员接受调查时表示，现在的各预算单位负责人并非没有法律意识，只是其中许多人观念转变跟不上预算改革发展的形势。如目前绝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不能设“小金库”，但是对于预算外资金应当纳入预算管理缺乏正确的认识。事业单位的领导普遍认为，“既然资金来源不是财政拨款而是单位‘创收’，就应当由本单位自由支配。”■

一、保障地方政府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

1、辖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的差异会影响资源配置。如教育和基础设施。

2、辖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的差异会影响收入分配。如卫生保健。

二、调节辖区之间的财政净收益

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不同会引起供给成本的差异，从而使居民的财政净收益有差别。

三、矫正地方政府活动在辖区之间的外部效应

1、比如，为防止江河污染，对上游地区保护森林的行为提供补助。

2、再如，对外界医院的建设与营运提供一定的补贴。

扩展资料

中国政府间的转移支付的形式包括以下几类：

1、一般转移支付，或称体制转移支付，是在现行财政体制之下所实施的转移支付。它是最基本、最主要的形式。

2、专项转移支付。即为实现某种特定的政策经济目标或专项任务，由上级财政提供的专项补助。

3、特殊转移支付。是在发生不可抗力或国家进行重大政策调整时，由上级政府支付的特殊补助。

4、税收返还。即中央基于宏观调控的需要，将集中的部分税收收入返还给地。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制度是世界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践中最普遍使用的一种政策，它在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上能够转移和调节区域收入，从而直接调整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状况。其功能如下：1、可以解决中央和地方财政间的纵向不平衡，各区域间的横向不平衡。2、可以实现区域补偿政策，协调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

政府并不是市场的外部参与因素，而是市场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使用才会是整个市场更加完善。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财政政策的效应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财政政策;效应;分析

我国近年来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其特定的实施背景。从理论上讲，积极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财政政策之间的联系，在于两者均以刺激有效需求为主要目标;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积极财政政策更多地依靠增发并运用国债的手段作为支撑。从实践上看，积极财政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是明显的，而且也为我们应对经济运行中的难点问题积累了经验。今后，应该围绕如何形成扩大有效需求的内在机制，改进财政政策手段的运用方式。

自1998年起，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动荡、国内经济运行中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方针，着力实施了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同时辅之以适当的货币政策。目前，已有许多关于这一政策的收效和存在问题的分析。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也应该对与积极财政政策有关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

中国1998年以来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为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需求的相对萎缩使得经济增长的势头放缓。应该说，自建国以来，我们在应对通货膨胀问题方面是有一些成功做法的，然而在治理通货紧缩问题方面却缺少经验。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和问题，需要有新的理论加以指导。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历经数百年的时间发展起来的，其观宏经济理论和政策也较为成型。尽管我国的具体国情与之有所不同，但国外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功做法，却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和借鉴。

西方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被认为是宏观经济学的起点。正是这场空前的危机，给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以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否定了以萨伊定律为代表的对经济放任自由的传统经济理论，从而引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所谓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理论也应运而生。凯恩斯学派运用总需求模型对经济大萧条与大规模失业现象的内在成因进行了分析和解释，认为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主要导源于投资机会减少和投资需求下降。受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等诸多心理因素的作用，总需求价格通常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而市场机制却没有力量使总需求价格达到足以与总供给价格相等的地步，于是便出现了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亦即出现了萧条和大规模的非自愿失业现象。凯恩斯学派得出的结论是，大萧条已证明了私人经济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如果放任不管，它便会自我陷入萧条，其出路只有制定和实施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来减少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凯恩斯经济学关于经济政策的基本主张是维持经济稳定，通过调节有效需求(即所谓“需求管理”)，萧条时反萧条，通胀时反通胀。其中，当出现经济萧条时，在通过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的同时，政府要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运用减税、增支(包括扩大政府购买支出)、发债乃至实行赤字预算等可操作的工具，治理通货紧缩和失业问题。

中国自1998年以来应对通货紧缩所采取的财政政策，被称为“积极财政政策”(proactive fiscalpolicy)。应该说，从实施背景和具体内容上看，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凯恩斯经济学所主张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其中，有许多内容和措施是近似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首先，从支出的角度来看，加大了财政资金的投入，用于加快农林、水利、公路、铁路、粮食仓储、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此，国家于1998年增发1 000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1999年，国家又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和具体措施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其中包括：(1)继续增发国债，用于在建的基础设施、一些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环保与生态建设以及科教基础设施等方面。对大型骨干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实施了贴息的办法。(2)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刺激消费需求。(3)恢复对存款利息所得的征税，收入专门用于城镇低收入居民和下岗职工的生活补贴。

增加国债发行，提高投资水平，也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治理通货紧缩，中国实行了以国债政策为支撑的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中国首次发行了建国以来的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使其资本充足率基本满足《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同时，又增发了1 000亿长期国债，用于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并且配合中央银行准备金制度的改革，由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专项国债423亿元。1999年，根据当年第二季度表现出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出口下降、消费需求持续不振的情况，继续增发国债。2000年，在上半年国民经济出现好转表现之后，为了巩固这种重大转机，在年初决定发行1 000亿长期国债的基础上，下半年又增发500亿长期国债。新增国债重点投向五个方面：一是水利和生态项目建设;二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三是教育设施建设;四是城市环保项目建设;五是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化等重大科技项目。

税收对投资、储蓄和消费产生着重要影响，在财政政策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我国1998年以来所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中，税收政策只是处于辅助性地位的。1998年除了提高出口退税的政策外，几乎没有动用税收政策。自1999年开始，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才开始逐步扩展到运用税收政策，包括继续提高出口退税、恢复对存款利息所得征税等。

从总体上看，在近年来治理通货紧缩的过程中，我国把扩大需求的短期政策与改善供给的长期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成功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且为我国经济的中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经验及若干约束条件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总体上讲，至少可以总结出如下六个方面的基本经验：第一，将刺激需求与改善供给有机地结合起来，着力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二，将刺激需求与调整分配政策结合起来，尤其是提高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第三，注重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鼓励投资和消费，促进技术进步;第四，并没有完全按照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关于实施减税的教条，而是通过保证一般性公共支出，同时通过推行税费改革，适当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水平;第五，充分运用财政手段，带动银行贷款的增加，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第六，将松中有紧的财政政策与紧中有松的货币政策结合起来。

在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所发挥的有效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的初步执行结果与拉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预期目标之间仍有一定的距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行财政体制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约束条件，制约着政策效应的发挥。这些约束条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投资(购买)的乘数效应不足。二是税收负担方面的约束。三是转移支付方面的约束。

三、改进积极财政政策的几点思考

我们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仍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但需要指出的是，今后在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为此，在社会投资来源、银行可贷资金较为充裕的条件下，可考虑在国家有限的财政投资中，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作间接手段。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在公共投资领域内建立起竞争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而且也有助于拓宽公共投资资金来源渠道，提高项目本身的运作效率。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除了银行给予积极的贷款支持外，应引导和鼓励发展股份制的地方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机构，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大都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发行公债来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增长，并且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实行高福利、高支出的政策，进而又导致了高额财政赤字，引发了通货膨胀。因此，8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转向了有节制的效率型财政支出政策。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第三，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在这方面，一是要从调整体制内人员的收入水平入手，以处于类似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国内体制外的工资水平收入为参照系，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货币化的政策，调整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待遇。具体包括：提高工交人员和国有经济职工工资收入(还包括提高国有企业家的年薪收入，使其与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相适应)，普遍提高低收入和离退休人员的收入等。二是要通过改革，认真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和购买力创造有利条件。三是要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制度等需要财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要力求减轻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费用负担，稳定居民的支出预期。

第四，应充分注意政策的适时调整和渐进转换，主要是通过市场和消费替代、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出口需求替代，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大财政政策引导结构调整的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形成一整套带动产业调整和不断升级的创新机制;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费关系，使税制本身对经济景气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增强政府的调控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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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明. 财政支出政策研究[M] .北京：中 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4]高培勇. 公共财政 ： 经济学界如是说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5]刘尚希，赵全厚. 政府债务： 风险状况 的初步分析[J].管理世界，2002.□

1998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因为当时我国宏观运行中出现了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不平衡状态。刺激国内需求，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阻止城镇失业人数的增加，并努力为下岗职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所在。时至今日，积极财政政策已实施了六年了，该政策的效果对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积极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

作为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主要应该体现在它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上。

1.积极财政政策与消费。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商品零售价格水平一直呈现负增长，分别为、、和.与上年相比的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在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和，虽然从2000年开始由负转正，2000年和2001年分别为+和+.但是，以1985年价格的从1998～2001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只有，比从1991～1996年的水平低了个百分点。这说明，整个社会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仍处于低迷状态。

2.积极财政政策与社会投资。从1991～1996年，与上年相比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和，年均增长.其中，国有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1996年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集体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1996年集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个体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1996年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其他经济从1993～1996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996年其他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而从1997～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分别为、、、和，年均增长.其中，国有经济年均增长、集体经济年均增长、个体经济年均增长、其他经济年均增长.这说明从趋势上看，与1997年以前相比，1997年以后我国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不论从总体来看，还是从各种经济来看都呈现下降态势。

从1993～1996年，与上年相比的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率分别为、、和，而从1997～2001年的这一比率则分别只有、、、和;从1993～1997年，按支出法计算的GDP中的资本形成率的分别为、、、，而从1998～2001年的这一比率则分别是、、和.

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额中，分别有、、和的投资是国家预算内资金形成的，而从1996～1997年的这一比例分别只有和;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基本建设投资增加额中，分别有、、和的投资是国家预算内资金形成的，而从1996～1997年的这一比例分别只有和.

这说明：与亚洲危机以前相比，1998年以后从增长趋势上看，我国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总体上呈现下降态势;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资本形成率基本上呈下降状态，而且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速度降低的也比较快;全社会固定投资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财政投资的结果。

3.积极财政政策与出口。从1991～1997年，我国以美元计算的出口贸易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为，而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的增长速度分别是、、和.除2000年我国由于出口退税率提高等原因使出口增长较快外，其他年份的增长速度都比较慢。这说明，我国仍然没有走出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后不利影响的阴影。

4.积极财政破策与经济增长。从1998～2002年，我国保持了、、、和的经济增长率。据有关部门测算，这期间，围债投资，包括带动的银行贷款和地方、的投资，分别拉动经济增长、2、、、2个百分点。

5.积极财政政策与就业。首先，从职工人数的变化来看，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职工人数总的变化情况为-2331万、-564万、-486万和-468万。而从1996～1997年与上年相比的职工人数总的变化情况为是-63万和-177万。

其次，从从业人员的变化来看，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总的变化情况分别为+357万人、-423万人、+871万人和+940万人。而从1996～1997年与上年相比的三次产业从业人员变化情况分别为+903万人和+750万人。

第三，从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来看，从1996～2001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520万、570万、571万、575万、595万和681万，登记失业人数呈递增之势;从城镇登记失业率来看，从1991～1996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在都在～之间，而1997年以后，这一比率都在以上。其中，2001年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