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关于红楼梦的论文题目

红楼巨著，实在不易找到题旨新颖角度。既为毕业论文，当严肃对待。建议楼主以时间为轴先做一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或90年代以来或新世纪以来红楼研究的综述。通过综述发现近年来红楼研究稍为薄弱的环节，然后再确定自己的论文方向。另，也可以请教导师。一般情况下，导师会给你十分中肯的建议。

《红楼梦》，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1] 。早期仅有前八十回抄本流传，八十回后部分未完成且原稿佚失。原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程伟元邀请高鹗协同整理出版百二十回全本[2] ，定名《红楼梦》。亦有版本作《金玉缘》。《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情小说作品，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贾府的家庭琐事、闺阁闲情为中心，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故事为主线，描写了以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为中心的正邪两赋有情人的人性美和悲剧美，歌颂追求光明的叛逆人物，通过叛逆者的悲剧命运预见封建社会必然走向灭亡，揭示出封建末世的危机。《红楼梦》的作者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对现实社会包括宫廷及官场的黑暗、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庭的腐朽，封建的科举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统治思想即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社会道德观念等，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提出了朦胧的带有初步民主主义性质的理想和主张。这些理想和主张正是当时正在滋长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因素的曲折反映。[3] 《红楼梦》以“大旨谈情，实录其事”自勉，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按迹循踪，摆脱旧套，新鲜别致[1] ，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尤其“真事隐去，假语存焉”的特殊笔法更是激起了后世读者强烈的好奇心和窥探欲，各种猜测附会之说愈出愈奇。

传达一些给别人。译者的方法可能有所不同，成就也有高低，但所有译者都感到一种很大的冲动；因为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同行的意识就不容许我对不同译本说长道短了。"比较是可厌的"这个说法对于好的批评来说，可能并不一定是良方，不过我认为，对于各位翻译者而言，却有几分道理。也并非每个人都为这部小说的魅力所感染。我记得在1949年初，赵树理在老北大民主广场上召开的露天会议上曾说："对于像贾宝玉之类的纨绔子弟的滑稽表演，对于唐明皇和他的小老婆的爱情生活，我们再也没有兴趣了。"(说这番话的时候，还没有认为《红楼梦》显示了"资本主义萌芽"而伟大的红学家俞平伯则因为没有看到这一点而受到迫害。)不过，为《红楼梦》的魅力而倾倒者，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国都能找得到。伟大的汉学家瑞士裔法国人包罗·德米艾维尔有一次对我说，他记得在河内读书时，一次躺在床上读《红楼梦》，被小说所吸引，竟然没有感觉到他养的小猴子在蚊帐顶上朝下撒尿，直撒在他的身上。德米艾维尔自学了俄语，为的是能阅读原文本的《战争与和平》，然而他认为小说《红楼梦》更伟大--毫无疑问，较之普鲁斯特史诗般描述的"巴黎社会的颓废势利小人的世界"更加伟大。我译毕《红楼梦》已经多年，恐怕难以就翻译这本书的经验发表任何有益的意见了--只能说我记忆中的翻译《红楼梦》的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非常愉快的一段时光。我的工作进度很慢，但我庆幸能够从容不迫地工作，我在翻译过程中所享有的自由有人可能以为是不负责任，而我却因此而深受鼓舞。我的译本中免不了有错误，有的还很严重，到时候很可能这个译本会被替代，以至于被遗忘，而我确信，译本可能具有的优点则要部分地归于写作时所赋予它的精神--这一点我既无力分析，也难以解释。我最喜欢的英文译本--17世纪苏格兰托玛斯·厄克特爵士翻译的拉伯雷的《巨人传》--我确信，是受到同样的愉悦和自由的激励而译成的。我并不指望攀比前人的成就--而我毕竟也没有像厄克特那样拘泥于原文。不妨再想一想还有两位伟大的翻译家莫不如此：一位是《亚瑟王之死》的译者托玛斯·马洛里爵士，还有一位就是我们当代的杨宪益先生。恐怕这封信有点儿信马由缰了。2002年9月17日写于牛津 译家闵屠德先生帕来信(译文)亲爱的刘教授：在南开大学召开《红楼梦》这部杰出小说的翻译研讨会前夕，您及时告知我，我深表谢意。我对于南开记忆犹新。1980年至1982年我在天津期间，曾几度参观南开校园。至于《红楼梦》，则属于那种能改变读者人生的名著之一。我从不因当初读起这部小说而后悔。我能够成为戴维·霍克斯的学徒，并帮助他完成这部译作，是我此生的一大幸事。后四十回译本若有什么小小的功绩的话，完全仰仗我当学徒期间霍克斯为我树立的光辉典范。一想到你们将要举行的研讨会，没有哪一位翻译者不心有余悸的!任何翻译都必然存在错误和缺点。学生、学者、批评家当然有义务把它们指出来。不过我可以肯定一点：无论是霍克斯还是我本人在着手这件工作时，并非把它作为学术活动，而是出于对原作本身的热爱之情。这便是使我们工作下去的动力。关于误译，翻译过另一部名著(迪福的《鲁宾逊漂流记》)的一位意大利翻译家曾有言在先，请允许我引录他的一句话："望善待我的错误，愉快地度日吧!但愿你们能从阅读这部小说的原作和译作中获得乐趣和快乐!但愿你们能从阅读中获得"无害的乐趣，而对于那些仍然需要醒悟的人，也有某种警示作用。 请接受我良好的祝愿!约翰·闵福德 2002年10月4日特邀报告冯其庸 《红楼梦》硇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在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上的报告求。作者简介：《红楼梦》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复杂的，要说冯其庸，翻译，我想也会更困难。我不懂翻译，但是，就算是著名红学家，我们把《红楼梦》的原文要弄明白都不容易，那么中国《红楼梦》要把它翻译成外文，这个困难就更大了。我现在只学会名誉会能把我长期以来研究《红楼梦》的一些想法、一些长，《红楼梦》学理解给大家报告一下，看看有没有用处。也许有讲刊主编得不准确的地方，请大家多指教。在我要来讲《红楼梦》之前，我的两本书都同时出版了。一本是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的《论红楼梦思想》，还有一本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的《红楼梦概论》，这是我和李广柏同志一起合作的，概论部分是李广柏同志起的草，我做的修改。其余部分，关于曹雪芹的祖籍、家世等，再有两篇《红楼梦》的文章都是我写的。我刚好这次都带来了。这两本书是刚刚出来的样书，讲完之后呢，我就赠送给大会，作为我的一点心意。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我讲的后面有很多引文，都在这个书里头。我只能讲一个大概，具体的资料书里面都有，而且都注明了出处。每一段引文从哪里引来的，都有交代，所以大家可以再查原书。《红楼梦》研究确实有很大的困难。这种困难从我刚开始研究到现在体会不一样。刚开始研究时知道有困难，但没想到困难有多大，直到最近这几年才觉悟出来难处确实太大。为什么有这个难处呢?就是因为曹雪芹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时代，不敢把话直率地都讲出来，拐弯抹角地来讲，话的表面的意思和话的实际意思刚好相反。有的意思虽不是相反，但是要引导你自己去想这个问题。在当时他是不得不如此，因为文字狱那么严重，就他亲身经历的就有很多次，而且其中有的就是因为写书，所以他不能不避开这一点。那么，这就造成我们今天理解上的困难。如果我们找不到这条门径，会永远进不去。所以在我国《红楼梦》的研究中瞎猜想的不少，现在瞎猜想的也不少，而且还觉得那样才对，其实完全不是那样的。比如说雍正皇帝是被曹雪芹和他的情妇谋杀而死的，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所以我觉得对《红楼梦》确实有必要认真做一次学术性、考证性、研究性的工作，把它一字一句的内涵都有证有据地弄确切。做学问最讲究证据。没有证据，创作可以，比如你写小说，不要你把证据拿出来。但是你写研究文章，没有证据，就很难了。今天主要讲怎样进入《红楼梦》，应该知道哪些问题。我想先简要地讲一下《红楼梦》所处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外部世界和这个时代的内部世界是怎么个状况。从五十年代开始，我国一直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红楼梦》一书反映的民主思想属于什么性质。有一些朋友认为是封建的民主思想，这个民主思想不违反封建的一切，都是封建社会许可下的思想。另外一种见解认为这不是封建的民主思想，是属于反映资本主义萌芽这种经济现象的一种民主思想，是新的民主思想，也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一种民主思想。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准确的解决。当年何其芳同志主张第一种看法，认为是封建的民主思想。何其芳是我们的前辈，和我的交情也很好，我也不能马上看出来他这个意见准不准确，但我在感觉上已经不太赞成他的思想了。到七十年代我写过两篇文章，就明确地提出来《红楼梦》不是封建的民主思想，《红楼梦》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资本主义范畴的民主思想。这是1975年以后写的两篇文章。到了1983年我写了《千古文章末尽才》，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认识更加有一定把握了。文章写得也比较长，有三万多字，论证也比较多。这以后，红学界都比较赞成我的主张。在这本书里，我又增加了不少资料，论证了《红楼梦》这本书的思想不仅仅是新的一种民主思想，而且它跟当时学术界的思想斗争、哲学斗争是密切相关的，是跟当时哲学界许多人物一系列的反正统思潮、言论、思想一致的。这是我这几年来新做的工作。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论证的理由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让我们看一看《红楼梦》的外部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红楼梦》的时代就是曹雪芹的时代。曹雪芹的生卒年一直有争论，究竟生于哪一年，死于哪一年，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但是大概的时间是可以确定的，按照我个人的意见，应该是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也就是1715年，十八世纪初。康熙五十四年这个判断不是有证据的，任何结论都必须有证据，才能让人相信，这个没有证据，所以我要说清楚。但是没有证据是怎么得出来的呢?是从曹雪芹死的年代往上推出来的。这样也是一种证据，一种方法，可是比直接的证据还是隔了一层。曹雪芹的死的年份也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是死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死于乾隆二十八年除夕。乾隆二十七年的这个说法有证据，因为甲戌本脂砚斋有个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这就是说壬午年的除夕，曹雪芹哭干了自己的眼泪，去世了。另外一个抄本也有一个同样的批，这两个都是乾隆年间的抄本。两个句子完全一样，可见没有抄错。再有1992年在通县张家湾发现一块石头，上面有"曹公讳霈墓"，埋的地方叫曹家大坟。那么看起来大家长期要找寻的曹家的祖坟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曹家大坟这个地方老早传下来都称这个名字。而曹家在通县张家湾有它的祖业，这都是有确凿的证据的。曹频写给康熙的奏折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曹寅死了以后，曹频继任。康熙非常关心他们，就说，你究竟还剩多少产业(因为曹寅去世以后，他家业慢慢地萧条了)，把你的情况告诉我，让我知道一酪? 下。曹频当时年纪还很小(当然也不是小孩了，至少也有十八九岁了)，就写了个报告，报告里讲到张家湾有典地六百亩、当铺一所等。他在张家湾有六百亩地，那么估计他的祖坟就在这附近。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是"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比较可信一点。癸未那个说法呢是因为到癸未年，曹雪芹的朋友在清明节以前，写过几首诗，邀请曹雪芹清明节到他家去喝酒，那是癸未年的春天，所以是癸未年人家邀请他去喝酒，那他壬午年就没有去世。但是这个问题就有分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曹雪芹住在西郊的一个荒僻的山村里，他在除夕去世了，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他的朋友写封信叫他来喝酒，那完全可能是他去世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城里来，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何况自癸未年叫他喝酒的那首诗以后，再也没有人写诗给曹雪芹了，这一点也是个没有证据的证据了。没有人再跟他联系了，那可能就是后来知道他已经不在了。至于癸未年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朋友寄给曹雪芹的第二首诗了。而反过来，证明壬午除夕的记载己经有了两个。另外还有一个，墓碑上面曹雪芹的名字，曹落旁边，有壬午这两个字。那么就有三个证据，我认为是比较可信。所以从乾隆二十七年往上推，怎么个推法呢?刚好曹雪芹有个朋友叫作张宜泉的写了一首悼念他去世的诗，里面有：年未五旬而卒。在那个诗题下面有一句话，叫"年纪没有到五十岁就去世了"。但另外一个朋友也写过一首悼念的诗，诗的句子是"四十年华付杳冥"，按照这个句子，有人说他只活了四十岁。四十岁和年未五旬差距很大，十年。但是大家分析的结果是张宜泉的"年未五旬"不是诗，是白话，所以他用不着凑，那么就是没有五旬也靠近五十岁。而大家觉得"四十年华付杳冥"那个句子是诗句，它必须要按平仄，要按整数，那么没到五十岁嘛，就来个四十年华。最近有个朋友有一个新的想法，他说雍正十三年，加上乾隆二十七年，刚好是四十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壬午除夕的说法，根据比较充实一点。上推年未五旬，就算他四十八岁吧，那么刚好是康熙五十四年，也可能是康熙五十五年，这只是 一个大概的意思。不管怎么说，康熙五十四年到乾隆二十七年这个大概的时间是没有问题的。《红楼梦》的时代应该就是曹雪芹的时代，这个时代也就是十八世纪初。在西方，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是轰轰烈烈了。1760年是瓦特发明蒸气机的年份，英国采取瓦特发明的蒸气机，进入大工业的生产时代。1760年是中国的乾隆二十五年，当时曹雪芹46岁，我们现在都重视的曹雪芹的那个叫庚辰本的抄本，就是乾隆二十五年的本子，最早的本子是乾隆十九年的，叫甲戌本。也就是说，到曹雪芹写完《红楼梦》的时候，正是英国的工业革命轰轰烈烈的时代，还有十四、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等等这些西方一系列的思想文化的革命。那么，西方已经进入到工业时代了，中国还是在封建王朝的时代，这两者如此隔绝和曹雪芹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有一点应该引起注意，从明代后期，传教士来中国的不少。中国当时虽然是封建社会，是个封建专制的黑暗王国，但是跟西方还是有沟通的，其中最多的就是传教士。最有名的一个传教士叫利玛窦，就是明朝万历初年来到中国的，万历三十年到的北京。其中有一点值得讲一讲，就是他在北京编了一本世界地图，当时北京叫《坤舆万国图》。在北京印世界地图了，中国当然也包括在这个世界的范围内。如果在北京印世界地图而不把中国包括在内，那是不可思议的事。这证明中国已经列入到全世界的范围，也证明西方不断有传教士到中国来，而且把西方的科技知识、医学知识、生理知识不断地传到中国来。比如中国人原来的习惯，认为思考问题是心，所以常说凭良心。其实，心不管思维。那么是什么时候知道心不管思维，是由脑子来管思维呢?是康熙年间传教士带来的。这在我们清代学者的著作里面有明确的记载。这说明西方和中国，虽然一个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一个还是黑暗的封建王国，但是两者还是有沟通的。其中主要的沟通人就是传教士，他们带来的科学知识在中国还是起了相当的作用。传教士来中国并不是到明代就终止了，康熙到乾隆年间，传教士还不断地来。举一个例子，康熙年间，中国国力还是很强的。一次罗马教皇命令一个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回去，康熙皇帝热情挽留，给罗马教皇去信，说你们的某某人在我们这里住得很好，我们友好相处，希望他不要回去，还继续留在中国。罗马教皇不同意，又来信说一定要他回去。康熙就马上给他一个回信，说，"行，你一定要他回去，我马上把他的脑袋给你送回去。罗马教皇就吓得不敢再说话，也不要他回去了。这件事情一方面显示了康熙确实还是非常能干的。他和俄国人打仗也是一样，他的主旨就是，为了边疆问题，军队先打，一定要打得他们打不了了，没有办法了，再开谈判。这样，我们打了大胜仗，然后坐下来谈。所以康熙时候，国力还是很强盛的。那个时候，康熙身边也有很多传教士，把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不断地传过来。所以，不要把清代早期的社会看成是一个黑暗的、完全封闭的国，跟外国没有任何联系，其实已经有比较多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内部也会有许多现代人觉得不可理解的思潮起来。回过来要讲讲中国的内部世界，也就是曹雪芹时代中国的内部世界。到了曹雪芹的时代，清兵入关以后已经一百多年了。经过长期的政治调整，已经从明代末年的大乱，"扬卅十日"，"嘉定三屠"这种屠杀政策经过调整以后恢复过来。到了康熙末年，乾隆初期、中期，国力已经相当强盛。这方面的主要证明一个是人口成倍的增加。康熙五十年颁布命令：征收人丁税，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字为固定标准，以后增加的人口永不加赋。这道政策实际上是鼓励大家多生育，所以人口就猛增。到了乾隆时候，人口已经增到两亿多了。再一个是耕地的增加。到了康熙末年、乾隆中期，耕地面积成倍地增加，这证明了税收的增加，也证明了当时国库的充盈。为什么康熙到乾隆，有这么大力量不断地南巡，打那么多大仗?当时国家没有力量，不可能有这种举动。所以，到了乾隆时期，国家的经济财政繁荣起来了，发展起来了，人口孳生了，商业繁荣了，大城市增加了。当时南京、杭州、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还有很多城市，都是著名的全国性的商业大城市。而且从明代后期，已经有对外的口岸。清代初年，海关关闭了一段时间，到了台湾收复以后，海禁就开了。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就曾做过广东巡抚，管过海关。《红楼梦》里面涉及到西洋国，这就是一个原因。所以由于这个原因，清代到了康熙乾隆时期，经济恢复了。因此，从明代后期所发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经济形态，也不断往前发展。到了康熙时候，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时代，南京的纺织业的发展很快。曾经有一个文件，是请求曹寅向朝廷申请开放纺织业方面的限制，也就是不要限制织布机的数量，曹寅答应了，奏明了朝廷，于是就开放了限制。南京的纺织业开放以后，织布机的数量成倍成倍地增加，这都有历史记载，我也都引用在我的书里了。这也进一步地证明了工商业的飞跃发展。当时有一部分贫困的农民出卖劳动力，在南京有指定的几个劳力市场，劳力每天早上到那里去等，谁要劳力，也就到那里去雇工。这里面有的是短工，有的就长期雇下去了，这都有记载。这一点也说明尽管中国比西方晚了很多时间，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社会有一种新的经济因素也已经在蓬勃发展了。资本主义已经从萌芽开始发展了，这是必须注意的时代动向。可是，整个社会还是封建统治，尤其是思想统治。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都提倡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的统治是非常严厉的。举一个例子，雍正七年，有位大臣叫谢济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大学注》，一本是《中庸疏》。当时康熙有一段话说，从朱熹以来五百年，他所讲的话，没有一个字可以改动的。那就是康熙的钦定。所以凡是读四书五经这种书，都必须要以朱熹的注释为准。谢济世知道不知道康熙的话呢，还是什么原因，他偏偏要注释大学中庸，而且明确声明：我的注释完全不用朱熹的一套，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这一下就违反了钦定，就是犯了大逆不道的罪，谢济世于是被杀头。文字狱从康熙二年庄廷罐的文字狱以后，层出不穷，举不胜举。上面举的例子是雍正七年，那时曹家已是抄家以后了(雍正六年抄的家)。当时曹雪芹大概十五六岁，他对此当然是记忆犹新(他那时还没有写《红楼梦》，是乾隆十九年写成的《红楼梦》，"十年辛苦不寻常"，所以大约是乾隆十年，或乾隆九年开始写书，那时距雍正还有一段时间)，这是前车之鉴。到了乾隆二十年，又有一个文字狱，一个叫胡中藻的人写了一句诗："一把心肠论浊清"，被人告发了。在"清"字前面加个"浊"，不就是把大清说成是污浊的吗?那时对于少数民族，汉人常说他们污浊，不干净，当时就是这么骂少数民族。在今天来说，这当然不符合我们的政策，都是兄弟民族，是一样的。可是那时的民族隔阂很大，这样，当有人告发在"清"字前面加个"浊"字明明是对满洲民族的诬蔑，因此就论斩。那个时候的文字狱，不是我们现在所想的惩罚一下那么简单，而是全家满门抄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个是严厉的程朱理学的统治，一个是不断的文字狱的发生，曹雪芹在这个时候要写《红楼梦》，这些都是他的障碍，都是他必须要思考的

家亡人散各奔腾------就教育方式谈贾府的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