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管理的论文结论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向来没有这样写过，好像和某个人的交谈中胡乱日过这样的大虾，好像是几天前在路上和一些三轮车的乘友吹的牛。不知道炒作这话的人是何用心？又是怎样传到了网络？显然对我没有好心。

三、宏观调控与西方宏观调控理论对西方宏观调控理论，一方面要具体分析，尤其是要考虑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应用条件。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政策工具，也要看它是否适合我国国情。由于国情的差异，对西方发达国家适用的政策在我国未必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其原因在：y．c3 J：有用的东西能否产生应有的效果，除了本身的原因之外，还取决于它所处的环境条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与我国环境条件的差异性，我们不可能照抄照搬，以免食洋不化。比如，在市场经济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率与通胀率同方向变化，而与失业率反方向变动，而在我国，现实的情况是：在经济增长回升的同时，物价持续下降；在经济增长保持较高速度的同时，下岗失业率上升。针对这种特殊情况，需要进一步具体分析政策工具及其组合，方能考虑采用。另一方面，对西方宏观调控理论中的合理成分要予以高度重视，大胆吸收借鉴。在借鉴过程中，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即不能看西方调控理论是否时髦还是过时，是否具有主流学术地位，从而加以取舍，而是应该遵循只要有借鉴意义就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原则。比如说，供给学派理论在美国已时过境迁，成为“昨日黄花”，也不具有主流学术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理论没有借鉴价值。事实上，其刺激供给的主张对我国是有现实意义的，与扩大内需的政策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相当好的配合性措施。除了供给学派的理论，根据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笔者以为还有两种观点值得特别关注。一个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稳定化政策，其基本观点是由于价格和工资粘性，经济从非充分就业均衡状态恢复到充分就业均衡状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有必要采取刺激性政策使经济迅速恢复。这一点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应主动采取相应的政策，充分发挥出政策导向对市场机制的促进作用。就这一点而言，宏观调控不是市场机制作用后的二次调节，而是完全可以和市场机制同步运作，对经济因势利导，共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个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的观点，虽然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从总体上否定一切宏观经济政策，但是对预期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却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这对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具有重要启示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主体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权，越来越多地作出自己的预期，预期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和地位会日益重要。所以，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应充分考虑预期这个因素，并把以预期为基础的博弈理论自觉地应用其中，尽可能克服宏观调控政策的博弈选择对宏观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地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功效。实际上，一项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就意味着对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与重组。同一政策，对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受益受损是不同的。用博弈论的观点来分析这种现象 J，若国家出台一项政策，甲地区认为该政策对本地区有利，积极执行该政策，乙地区认为该政策对本地区无利，所以不执行该政策，或不积极执行该政策。但由于甲地区执行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使得宏观经济环境有所改善，不但甲地区受益，而且乙地区同样受益。又因为乙地区是既得利益者，仍不愿执行国家宏观调控，这样就可能使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部分失效或全部失效。所以，在制订宏观调控政策时必须慎之又慎，要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准确地把握国际、国内经济的脉搏，在政策出台之前反复论证，尽可能兼顾各经济主体的利益，使大多数经济主体和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改善和提高，不成熟的政策坚决不能出台。这样，既保证了政策的科学性，也有助于被调控主体形成合理而稳定的预期，从而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效率。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十六大报告确定了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即“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又提出把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这意味着我国的宏观调控已经从“摸着石头过河”的不规范阶段向着国际上市场经济社会的规范阶段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有必要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理论给予应有的关注，虽然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以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为圭呆，但是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理论毕竟是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调控理论，关注并合理的借鉴、吸收，也是构建既符合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理论所必须的。参考文献[1]汤在新．吴超林．宏观调控：理论基础与政策分析[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30．[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2．[3]施发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变化的特点及对策[J]．经济要参，2003，(23)：20-29．[4]李健．开放条件下宏观调控的损益分析[J]．宏观经济管理，2002，(2)：35．36．

浅谈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变迁分析 摘要：1992年起我国开始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3年，我国颁布实施《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宣告MPS退出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舞台。文章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模式的变迁进行分析。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变迁 一、供需框架为了揭示制度变迁的规律，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变迁主体的不同，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类。在这一领域成绩最为突出的是V·w·拉坦(VenronW·Ruttan)和林毅夫。v·w·拉坦应用他对技术变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将舒尔茨和诺斯等的理论推进了一步。 二、主体博弈一般来讲，SNA供给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官方)。供给结构单一、成本巨大、投资期长，风险远高于收益。官方供给SNA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求，因而SNA在此具有公共品的性质。相比而言，SNA需求主体则不同，它由政府、企业、个人所组成。需求主体多元化，因而需求的利益目标(动力)不同(注：在此所言的需求利益目标，类似诺斯的术语“外部利润”)：对政府而言，其需求目标基本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国际比较；对企业而言，其利益目标包括企业管理、经营的市场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以及企业家个人努力的社会实现；对个人而言，其对国民经济核算资料的需求是为了寻求完备信息，减少市场交易的环节和风险，即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增加其经济利益，实现其个人经济目标函数最大化。SNA供给与SNA需求主体、目标既然存在上述差异，同时，SNA所具有的巨大信息含量和丰富的方法，使人们在考虑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时，必须首先对SNA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引导机制加以重视。三、基于需求缺口的变迁方式 由于需求主体多元化、需求目标函数多层次化，相对于供给主体的单一结构及目标函数的单层次化，就存在一个需求缺口，这反映在对SNA信息的总量及结构需求分布上。可以说，SNA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这种需求缺口。消除需求缺口，从理论上讲应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减少SNA供给，二是增加SNA需求。然而对于SNA来讲，显而易见的是，政府的供给如果是理性原则下的行为，一般是增加而不会减少。由于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因而最好由政府来承担，在此政府不妨进行“垄断生产”。客观地讲，消除SNA需求缺口最好由增加SNA需求着手。潜在需求主体、目标的显性化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在SNA中的一种制度安排体现；并且，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古典经济学中萨伊定律(Say’sLaw)所描述的现象，即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政府可以通过特殊功能，扩大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及优势的宣传，以及安排相应配套的措施来进行SNA的强制性推扩，即强制性变迁。因此，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变迁，最主要的特点是强制性变迁。 四、为什么是强制性变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是维护宏观经济管理的有力工具，其作用就在于减少国家机器运行的交易费用。因此，以制度变迁为背景考察的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强制性的特。此外，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的认识，制度安排中“搭便车”的问题也是决定国民经济核算强制性变迁的原因。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认识：(一)国民经济核算是公共产品这一观点最早是由邱东教授提出的。因为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两大属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在属性上就具有了公共产品最根本的特点。这一论述可以归结为两个理论：一是信息的公共产品性质；二是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制度安排的公共产品性质。作为第一个理论基础，来自信息经济学关于“信息作为一种商品”的研究，信息是商品的关键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在这方面有杰出贡献的有萨缪尔森、海德和阿罗。信息是公共产品，自然以信息库出现的国民核算体系也就具备了这种特点；第二个理论基础，来自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产品，而这个公共产品一般是由国家“生产”的。两种理论基础，决定了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这一性质。所以，不管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还是单独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国民经济核算变迁就应该是强制性的。(二)解决制度安排中“搭便车”问题所谓“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的行为。“搭便车”是产权经济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们看来，公共产品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之一。“搭便车”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可以简单地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从而使创新者缺少激励。五、较为一般的集体行动(注：此说法是为了区分统计与一般制度分析中的集体行动) 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诱致性安排，可能会是政府更看重的。因为，政府需要了解权力以外的变迁因素。在强调制度变迁主要力量的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变迁是强制性的；而在强调核算变迁的目标等方面时，这种诱致性变迁就更重要了。诱致性变迁的主体一般是一群人或一个团体，通过诱致性安排所达成的变迁，其制度结构的稳定性也更高。这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整个社会的市场应用结合更接近。而根据杨仲山的论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部本身是市场化的。在改革初始阶段，政府的强制力是最突出的，其他经济主体的作用在这时是较难发挥的。因而，有关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各种利益团体、利益个人可能会感到，这种变迁的起始与他们无关。他们作为个人的、集体的行动并不会影响改革的发生，但接下来情况就会有变化。在目前情况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是为政府管理经济服务。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会增加对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他们需要通过这种工具(或制度)提供的相关服务，来帮助自身增强竞争的实力。因此，各经济主体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方法的需要会增加。而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对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来说，其实提出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宏观核算微观化要求”。对核算信息与方法的大量需求，是目前核算体系的“外部利润”之一。由此，除政府以外的其他各经济主体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扮演一定的角色，起到相应的作用。而由各相关利益个人所组成的团体，就会形成有关核算改革方面的集体行动，以便使这项改革按照满足他们要求的方向去演进。他们会提出各种变革的具体措施，如变革现有的调查方式以得到更为准确的市场数据；对服务行业新的分类与核算；非正规部门活动进入核算范围；增加信息产业方面的新内容，等等。总之，集体行动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发挥作用。为此，需解决制度供给与激励安排的问题。这体现在：一是SNA改革不仅需要持续的制度供给，以提供SNA体系发展的稳定外在环境，而且就SNA体系内部也需要持续的制度供给，特别是加大开发核算与实际经济联系的力度，拓宽核算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范围，而不仅仅是满足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这有助于SNA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从而体现联合国1993年版SNA所倡导的主旨：更新、澄清、简化、协调。无论是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实践中，SNA都须达到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这需要通过制度来安排一种有效的激励结构。例如，SNA的持续修订就是制度化的原始体现。二是由于制度能够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这种激励结构使得SNA所提供的信息流在流量和流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