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与普通话研究论文

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汉语是我国的主要语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并且是世界上最发展的语言之一。语言是交际的工具，也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目前，汉语正在为我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学好汉语，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由于历史的原因，汉语的发展现在还没有达到完全统一的地步。许多严重分歧的方言妨碍了不同地区的人们的交谈，造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许多不便。语言中的某些不统一和不合乎语法的现象不但存在在口头上，也存在在书面上。在书面语言中，甚至在出版物中，词汇上和语法上的混乱还相当严重。为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的进一步发展的利益，必须有效地消除这些现象。汉语统一的基础已经存在了，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在文化教育系统中和人民生活各方面推广这种普通话，是促进汉语达到完全统一的主要方法。为此，国务院指示如下：（一）从1956年秋季起，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全国小学和中等学校的语文课内一律开始教学普通话。到1960年，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中学和师范学校的学生都应该基本上会说普通话，小学和师范学校的各科教师都应该用普通话教学，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师也都应该基本上用普通话教学。各高等学校的语文教学中也应该增加普通话的内容。中等学校、高等学校的就要毕业的学生和高等学校的青年教师、助教，如果还不会说普通话，应该进行短期的补习，以便于工作。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应该分别定出大力加强各级学校汉语教学、促进汉语规范化的专门计划，报国务院批准施行。（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文化教育中的语文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各级学校的语文课，都应该用普通话教学。战士入伍一年之内，各级军事学校学员入学一年之内，都应该学会使用普通话。各机关业余学校中的语文教学，也都应该以普通话为标准。（三）青年团的各地支部和工会的各地组织，都应该采用适当的和有效的方式，在青年中和工人中大力推广普通话。青年团员在学习和推广普通话方面应该起带头作用。工厂（首先是大工厂）中的文化补习学校、文化补习班和农村中的常年民校的高级班，都应该尽可能地、逐步地推广普通话的教学。（四）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应该同各地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合作，举办普通话讲座。各个方言区域的广播站，在它们的日常播音节目中，必须适当地包括用普通话播音的节目，以便帮助当地的听众逐步地听懂普通话和学习说普通话。全国播音人员、全国电影演员、职业性的话剧演员和声乐（歌唱）演员，都必须受普通话的训练。在京戏和其他戏曲演员中，也应该逐步地推广普通话。（五）全国各报社、通讯社、杂志社和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应该学习普通话和语法修辞常识，加强对稿件的文字编辑工作。文化部应该监督中央一级的和地方各级的出版机关指定专人负责，建立制度，训练干部，订出计划，分别在2年到5年内基本上消灭出版物上用词和造句方面的不应有的混乱现象。（六）全国铁路、交通、邮电事业中的服务人员，大城市和工矿区的商业企业中的服务人员，大城市和工矿区的卫生事业中的工作人员，大城市和工矿区的警察，司法机关中的工作人员，报社和通讯社的记者，文化馆站的工作人员，县级以上的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都应该学习普通话。上述各有关机关应该分别情况，订出关于所属工作人员学习普通话的具体计划，井负责加以执行，使它们所属的一切经常接近各方面群众的工作人员在一定时期内都学会普通话。（七）一切对外交际的翻译人员，除了特殊的需要以外，应该一律用普通话进行翻译。（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应该在1956年上半年完成汉语拼音方案，以便于普通话的教学和汉字的注音。（九）为了帮助普通话的教学，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在1956年编好以确定语音规范为目的的普通话正音词典，在1958年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并且会同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组织各地师范学院和大学语文系的力量，在1956年和1957年完成全国每一个县的方言的初步调查工作。各省教育厅应该在1956年内，根据各省方言的特点，编出指导本省人学习普通话的小册子。教育部和广播事业局应该大量灌制教学普通话的留音片。文化部应该在1956年内摄制宣传普通话和教学普通话的电影片。（十）为了培养推广普通话工作的干部，教育部应该经常举办普通话语音研究班，训练各地中学和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各机关、团体、部队也应该派适当的干部参加受训。同样，各省、市和县的教育行政机关也应该普遍地举办普通话语音短期训练班，训练各地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当地机关、团体、部队也应该派适当的干部参加学习。（十一）国务院设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它的日常工作，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高等教育部、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分工进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负责整个工作的计划、指导和检查；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负责全国各级学校和业余学校的普通话教学的领导，普通话师资的训练和普通话教材的供应；文化部负责出版物上的语言规范化工作，有关普通话书刊的出版和留音片、电影片的生产；语言研究所负责普通话语音、词汇、语法的规范的研究和宣传。各省、市人民委员会都应该设立同样的委员会，并以各省、市的教育厅、局为日常工作机关。（十二）各少数民族地区，应该在各地区的汉族人民中大力推广普通话。各少数民族学校中的汉语教学，应该以汉语音通话为标准。少数民族地区广播电台的汉语广播应该尽量使用普通话。各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设立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以便统一领导在各自治区的说汉语的人民中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还有推广普通话宣传提纲和宣传口号——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办公室2005年修订1. 推广普通话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大力推广、积极普及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有利于消除语言隔阂，促进社会交往，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普及普通话的需求日益迫切。推广普及普通话，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有利于促进人员交流，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培育统一的大市场。我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增进各民族各地区的交流，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语言文字能力是文化素质的基本内容，推广普及普通话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贯彻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有利于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信息技术水平是衡量国家科技水平的标志之一。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是提高中文信息处理水平的先决条件。推广普及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有利于推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总之，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需要，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人为本，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的具体行动。2. 推广普通话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第三条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第四条规定：“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第五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第十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 第十一条规定：“汉语文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 第十二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第十三条规定：“提倡公共服务行业以普通话为服务用语。”第十四条规定：“广播、电影、电视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第十八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 《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初等教育应当进行汉语拼音教学。”第十九条规定：“凡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岗位，其工作人员应当具备说普通话的能力。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和影视话剧演员、教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应当分别达到国家规定的等级标准；对尚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普通话等级标准的，分别情况进行培训。”第二十条规定：“对外汉语教学应当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 ( 班级 ) 和其他教育机构，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根据情况从小学低年级或者高年级起开设汉语文课程，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第四十九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教育和鼓励各民族的干部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汉族干部要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干部在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时，也要学习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进行教学，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六条规定：“学校应当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可以用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规定：“ 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在教育教学和各种活动中，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师范院校的教育教学和各种活动应当使用普通话。”《扫除文盲工作条例》第六条规定：“扫除文盲教学应当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幼儿园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幼儿园应当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民族乡的中小学可以使用当地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同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使用规范的语言文字。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3. 推广普通话的方针和政策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1986 年国家把推广普通话列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1992 年确定推广普通话工作方针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在强化政府行为，扩大普及范围，提高全民普通话应用水平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民族语言平等共存，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的自由。国家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教学的学校开设的汉语课程应当教授普通话，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需要使用汉语的场合要使用普通话。正确处理普通话与汉语方言的关系，坚持社会语言生活主体化与多样化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使公民普遍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尊重方言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推广普通话不是消灭方言，是使公民在使用方言的同时也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并在正式场合和公共交际场合自觉地使用普通话。4. 推广普通话工作的目标2010 年以前，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普及，交际中的方言隔阂基本消除，受过中等或中等以上教育的公民具备普通话的应用能力，并在必要的场合自觉地使用普通话；本世纪中叶以前，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交际中没有方言隔阂。经过未来四、五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国民语文素质大幅度提高，普通话的社会应用更加适应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需要，形成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相适应的良好语言环境。5．推广普通话工作的基本思路推广普通话工作要紧紧围绕社会需求，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遵循语言自身发展规律，依法强化政府行为。要以学校为基础，以党政机关为龙头，以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为榜样，以公共服务行业为窗口，并逐步向广大农村地区拓展，向更宽的领域延伸，逐步实现全社会普及普通话。6. 推广普通话工作的基本措施推广普通话工作以实行目标管理、量化评估，实施普通话水平测试和开展以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为中心的宣传教育为基本措施，不断加大依法推进的力度， 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轨道。7. 推广普通话工作基本要求推广普通话要努力做好四个重点领域的工作：第一，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城镇学校和幼儿园要实现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要把普及普通话的要求纳入培养目标，纳入管理常规，纳入教师基本功训练，渗透到德智体美和社会实践等各种教育教学活动中。要积极开展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创建活动，培育一批普及普通话和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出色的示范学校。第二，党政机关要率先垂范，把普通话作为公务用语，并督促和带动全社会推广普及普通话。公务员的普通话水平要达到规定等级。第三，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要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 播音员、节目主持人要成为全社会说好普通话的榜样。第四，提倡商业、旅游、邮政、电信、铁路、民航、金融、卫生等行业以普通话为服务用语，鼓励从业员工努力提高普通话水平。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要以普通话为工作用语，帮助干部战士努力提高普通话水平。8. 推广普通话宣传口号(1) 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 积极普及民族共同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3) 爱国旗，唱国歌，说普通话(4) 四海同音，万众一心(5) 普通话：神州音，华夏情(6) 普及普通话，四海是一家(7) 面向现代化，推广普通话(8) 积极普及普通话，齐心协力奔小康(9) 树立语言规范意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10) 推广普通话，公务员要带头(11) 新闻媒体要成为推广普通话的榜样(12) 普通话是我们的校园语言(13) 我是中国娃，爱说普通话(14) 普通话： 情感的纽带，沟通的桥梁(15) 说普通话，迎四方宾客；用文明语，送一片真情(16) 沟通——从普通话开始(17)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18) 说普通话，从我做起(19) 说好普通话，朋友遍天下请评为最佳答案(20) 普通话，使你我靠得更近(21) 普通话——时代的需求，时尚的追求(22) 普通话——让生活更精彩，让社会更温馨(23) 普通话同青春携手，文明语和时尚并肩(24) 文明语深入男女老少心，普通话融汇东西南北情(25) 心相印，语相通，共奔小康乐融融(26) 实现顺畅交流，构建和谐社会

新闻学毕业论文范文|刍议有声语言创作中主持人个性化风格的建构引言：主持工作是有声的艺术创作形式，通过主持人对文字材料的感悟理解，以有声语言的形式传播给受众。在媒体分布多维化、信息资源广泛共享化、媒介形态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节目的制作传播形式和栏目风格越来越受到创作人员的高度重视，而对于一个栏目来说，主持人的个性化风格又起到决定性作用。在由许多栏目和版块构成的电视台整体节目中，这些栏目和板块的内部构成都是以主持人主持的形式呈现，甚至更有一些栏目名称直接用主持人的名字命名，使栏目因主持人的个性化而形成栏目独一无二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看，节目主持人的个性风格是节目收视率、栏目成活的关键。对于主持人个体来讲，他们个性化风格的建构不管是对于自身发展还是栏目成功甚至中国电视业的发展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有声语言创作中主持个性风格建构的必要性（一）主持人个性化风格是有声语言创作的题中之义主持人是媒体和受众之间联系的桥梁，没有主持人的主持工作，内容再丰富的节目都无法传达给受众。从中央电视台1980年7月12日开播的《观察与思考》节目第一次打出主持人字幕以来到今天二十七年的时间，主持人已经成为中国的受众再熟悉不过的名词。主持人的工作处于传播过程中“喉舌的喉舌”。主持是一门对语言艺术要求很高的工作，它通过有声语言和副语言与受众进行交流，其中有声语言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因为语言是与受众进行交流的最主要的方式，无论新闻、综艺还是娱乐节目都是通过有声语言来传达的，播音员、主持人有声语言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节目的整体质量。同时，表情达意、言志传神的有声语言作为一种有声符号必然包含了主持人对书面语言的个人理解、承载着对作品感悟的思想感情。别林斯基说“一个人的一切作品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怎样分歧，还是有着共同的面貌，标志着仅仅为这些作品所共有的特色，因为它们都发自一个个性发自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我。” [1]这说明无论一位主持人如何加工、组织素材，原始文字材料的理解和表达都必须经过他所特有的文化素养、审美感受、性格气质和语言表达才能的过滤，不可避免的打上主持人个性的烙印。（二）传媒业的发展和实践呼唤主持人的个性化风格关于个性化，从宏观上看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带来的必然的多元化需求，从微观上看是传播激烈竞争的必然趋势。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曾经说过：“向未来挺进，就必然要脱胎换骨远离标准化，脱离产品的划一，脱离千人一面的艺术。” [2]《非常6+1》的成功与具有个性化特征的主持人有直接关系。制片人哈文说：“节目组几十个人在工作，到了录制现场，就只有看主持人的表现了。主持人就像汽车驾驶员，方向盘、油门、离合器都由他操作，在关键时刻，只有他能控制现场；主持人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这句话通俗地道出了主持人风格的关系相辅相成。随着电视传媒业‘窄播化’进程的加剧，节目主持人‘大众情人’的时代也将宣告结束，主持必将分众化，以最大程度地吸引着自己节目所针对的受众的目标，满足这一特定部分受众的收视需求进而满足他们选择节目的心理需求。与这种分众化趋势所映照的是，个性主持人将会随之受到推崇。在广播电视传播中，播音员主持人是传播主动一方的最后执行者、是传播体的代表，他们应该成为一个栏目、一家电视台的个性化标志。在遵从社会主流价值判断和对栏目定位及传播对象的认识和遵从的基础之上，主持人的独特的思维方式、独特的视角、独到的见解、独创的构思、独有的感受和独具特色的语言表达都是个性化的特征。时代发展呼唤主持人的个性化，传媒的分众趋势呼唤主持人的个性化，主持人职业的生存模式更需要传播者自身的个性化。（三）受众多样化的审美需求要求播音主持风格的多元化从“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全国二十几家电视台发展到如今年的360家电视台；电视节目套数也发展到了2058套。受众也从二十年前收看几套节目的几个主持人到现在可以收看各个频道的栏目和不同风格的主持人。中国电视的成长与观众的成长是同步的。面对成熟的观众，电视栏目与节目的创新更增强了难度，对电视传播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受众不再满足于单一的传播模式，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渠道丰富了个体的选择。在这种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一个对主持人而言“个性即生命”。凤凰卫视“早间说新闻”的异军突起引起大陆电视人的深刻反省。人们如此热烈地欢迎这样一种轻松愉快的主持风格充分反映出在内地电视人创造的播音主持风格与受众多元化需求之间存在着急需填补的空白区间。再如江苏城市频道《南京零距离》的主持人孟非，据AC尼尔森南京地区电视节目收视调查公司的数据统计：《南京零距离》开播第二周，就进入排行榜(周平均收视率)前50名；第六周进入该排行榜前15名；第八周成为该排行榜第一名并一直保持领先。平均收视率为8．8％，最高收视率为17．7％。直今仍保持着高收视率。[3]勿庸质疑主持人孟非直陈观点，不隔靴搔痒的个性化主持方式已经成为了 “节目中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 成为了观众喜欢的主持人并且在2004年获得了首届中国电视十大名栏目名主持的称号。受众这种多元化审美需求也可以从主持人观念的不断革新中寻找到端倪。二十年来，对应着电视传播理念与主持人节目的发展变化，主持队伍构成经因了四个阶段，与此同时，主持人的综合素质、来源、工作机制方面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第一阶段:主持人节目初创时期 (1980—1983) 2.第二阶段: 主持人规模扩展时期 (1984—1992) 3.第三阶段：新闻评论类主持人节目崛起时期 (1993—20世纪末) 4.第四阶段: 主持人节目深入发展时期 (20世纪末—当前)综上所述，二十几年来主持人节目走过的四个阶段，我们不难看出主持人主流演变的轨迹是：从普通话语音、单纯的语言表达的语言基础层面的素质要求，以及一味强调漂亮年轻的误区，向关强调人文素养，重视文化内涵和看好个性创新能力的综合素质的变化。二、制约主持人个性化风格建构的瓶颈因素分析现实的情况是，个性鲜明的主持人毕竟为数不多，特别是在一些省级和地市级电视台，一方面播音员主持人岗位编制已满，一方面却又缺少优秀的主持人。那么制约播音主持风格形成的瓶颈又在哪呢？笔者认为，制约主持人个性化风格形成独特风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物理的、社会的、心理的因素都可以是影响个体主持人个性化风格形成的重要原因。综合而言，以下方面问题值得特别关注：（一）院校的模式化培养模式有调查显示：在我国现阶段电视节目播音员、主持人的队伍当中，具有本科学历的占了70%，而在这70%当中播音主持专业的毕业生又占了45%[4]比重之大。这一群体势必会对整个播音主持队伍的的发展起到了领军的作用，与此同时，院校模式化培养的烙印在他们身上也体现无遗。1、专业院校招生选拔对播音主持风格的影响全国播音主持专业院系的招生，基本都被纳入了艺术类招生，考核成绩由高考成绩和专业面试成绩构成。其中专业面试是对考生声音、形象、普通话语言表达方面的先天条件及后天基础做出判断和选择，往往具有很严格的评判标准；而对考生高考的成绩的要求却远低于一般高校的录取标准线。考核标准的跷跷板“相貌、声音”一头被抬高，“文化素质”一头被压低，这种重视了现有显性基础，但忽略了隐性发展潜力的倾向是令人担忧的。同时，一些不具备办学条件的院校纷纷开设播音与主持专业，招生条件放低、教学不规范、毕业生就业也成为难题，这些直接影响到播音主持队伍的发展，更加影响到主持人个性化风格的构成。2、播音主持专业课程设置对播音主持风格的影响多数院校的播音主持专业在课程设置上偏重专业课程的开设，忽视人文课程和社会实践的开展。学生在校时接受较多的语言表达方面和外部形态的有关训练，但人文素养不足，社会了解不深，因此在工作单位表现为：“上手快但内涵不足，出场鲜亮但后劲不足”；主持人节目的深入发展和多样化发展，需要复合型的、有生活阅历的主持人，专业院校的毕业生知识结构的上层建筑扎实，基础建设空虚的“工具理性”式的畸形直接导致了技巧载体下的个性表达不足。 （二）主持人自身素质对个性化风格建构的影响素质，按照《辞海》上的解释，是指“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5]而所谓人的综合素质，就是人们自身所具有的各种生理的、心理的和外部形态等方面的较为稳定的特点的总和。个体素质的表现形态至少可以体现在政治素质、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几个方面。作为节目“灵魂”的主持人，自身的素质高低不仅可以影响到个体风格的形成，也直接影响到整个节目的质量。1、缺乏政治性敏感性：2003年2月25日，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心灵之约》节目正在进行直播，主持人罗刚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谎称要谈“中日友好关系”，在约定的三分钟时间里，这位自称“小原真太郎”的人却大发反华言论，直到三分钟后，罗刚才进行反击。节目播出后引发了听众尤其是青年听众强烈的愤怒情绪，主持人罗刚和导播因为工作的严重错误，而被开除公职。这一事件折射出新闻媒体的政治导向性，也为主持人政治素质的建设敲响了警钟。党的指导思想、先进理论是对社会实践的总结和理论升华，是我们经济、社会、思想建设的方向标，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关注并上升到思想上层建筑的高度。2、思想、文化素质积淀不足：据调查分析，20—30岁之间的主持人在我国播音主持队伍当中占有45%的比例，40岁以上的主持人仅占4%。而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知名度的主持人，像丹?拉瑟、汤姆?布罗考等都是人到中年，甚至更大年纪时才坐上了主播的位置。他们几乎都是资深记者出身，有着丰富的新闻从业经验和社会阅历，更准确的说他们有着较高的思想和文化素养。思想素质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群体规范、行事风格、道德取向紧密联系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深邃的群体觉知、道德判断、道德选择能力，这种能力对不同层次受众群体的思想把握十分必要；而这里提的文化素质更类似于心理学中的晶体智力，总是和一定的专业和相关知识的积淀联系在一起，它对于开拓主持人独特的视野、丰富言语载体的内容、形成独特的个性风格不无裨益。因此，如何丰富和提高我国主持人的思想和文化素质、形成年龄结构的合理梯次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良好的心理素质也是都是制约主持人主体形成个性化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良好的心理素质不仅指对自我情绪和外部形态的良好调控，也不仅指对现场情况的良好协调和随机应变能力，它还应体现在对受众心理、对社会文化心理的准确把握上，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稳定的行为反应和问题处理风格，形成个性鲜明的播音主持风格。（三）评价主体对主持人个性风格建构带来的影响作为评价的两大主体——受众和播音员主持人的管理机构，两者都可以说是播音员和主持人的“衣食父母”。但是一部分受众和广播电视管理机构的认知不同也是导致主持人丧失个性化风格的主要原因。1评价主体之一——观众电视是动态的传播媒介，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双向性。做为受众，他们的喜好决定了主持人和其栏目的成活和发展。而受众的文化程度、知识背景不同，对于主持人以及节目的喜好就会大相径庭。而这种喜好的交互作用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因为节目高品位、高质量，主持人的个性化从而提高了受众的观赏水平，另一方面，为了调和“众口”，为了迎合部分观众不高的欣赏水平。某些节目和主持人以牺牲节目风格和自我的个性为代价希望使受众满意。笔者认为：主持人是以双重角色出现在节目中的。作为一个文化传播者，主持人应该考虑受众的社会心态和接受心理。主持人竭尽所能的认识及把握受众的需要，并能追随受众进而引导受众。用真实的、非虚构的空间相互交叉组合的结构方式来传播；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置于文化背景上，把深奥的文化问题化为具体的生活现象。但是主持人也要处理好受众中心与传媒引导的关系，处理好商业利益与社会效应的关系，不懈努力地提高节目的文化含量，少一些庸俗、媚俗，多一些健康、益智、怡情元素。传播学大师施拉姆和波特指出：在新闻传播中，“一个人用整个身体进行传播，并且动用全部力量来解释收到的信息”。 [6]作为一个主持人，只有用整个身体、用全部力量来传承悠久的民族文化，才会有吸引受众的永恒魅力。2评价主体之二——广播电视的管理者广播电视的管理者他们的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评价对于主持人个性风格的形成也有巨大的影响。广播电视学会和各级电台、电视台的领导等权威机构和人员对待主持人有着“生杀大权”。但这一评价机构的组成人员更应该紧跟国际接轨，紧跟电视业的发展步伐，由各个方面的人士组成，全面的、立体的、多维度的看待主持人的发展。单从业务的角度去简单地评判一名主持人的好坏，不仅了影响一个好主持人的潜力发挥，更会毁掉一个好的栏目。倾听多方意见、综合考虑主持人的发展才是发展之策。崔永元在一次在央视主题为“珍惜受众信任，推广健康形象”研讨会上直言道：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目前有些电视台把收视率当成命根子，因为收视率影响广告收益，收视率也就成了衡量节目质量和主持人能力的标准，从而造成少数主持人放松自身约束，迎合庸俗、低俗之风。当然这一言论有特定的指向性，它针对的是面向特定审美层次受众的一些娱乐类节目，因为这一群体构成了人群的大多数。追求收视率无可厚非，它是媒体生存的基础，问题是如何形成面向不同群体的不同审美层次的栏目、形成不同主持风格的个性化栏目，这不仅是提升媒体层次的需要，也是社会受众审美水平不断提升的需要，是社会群体自我素质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结合不同类别节目，形成多元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媒体管理主体改革的一个方向。 三、有声语言创作中主持人个性风格建构的途径探索找到了制约播音主持风格建构的症结就像找到了病人的“病根”，“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有声语言创作中主持人个性风格建构的途径探索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自身素质的提高主持人素质的全面提高，这种提高除了在技术层面、观念形态、知识结构等方面需要“长跑+快跑”之外，更应在综合能力及心理、品格上狠下功夫。越来越多的主持人更多更广的参与节目的选题、策划。随着主持人中心制的逐步推行，更多的主持人将成为节目和栏目组的双重负责人。目前，主持人和所有新闻从业人员一样，正面临着席卷全球的信息革命所多方改变，面临着新技术时代的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是十分必要的，也是解决有声语言创作中个性风格平平的主要途径。（二） 建立多维度的用人选拔机制和院校培养方式央视体育节目的主持人兼制片人张斌说：以往的电视是一种很封闭的渠道，现在门槛低了，但是要求更高了。比如北京电视台的元元，上海电视台的曹可凡和央视《今日说法》的撒贝宁都不是从专业院校出来的，但是他们却成为了受众喜爱的主持人，具备多元化的知识结构和生活阅历是他们成功的基础。院校的培养应该尽快制定和改进：1双学位培养复合型主持人 专业院校可以面向各类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开办主持艺术双学位，而不是现今的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2完善就业机制：专业院校应该在学科当中更多的加入实践的比重，并且有用人单位联合办学，指定培养。对招生对象进行有针对性地、对口培养专业方向加具体、鲜明的主持人。这些方式的施行可以改变现在的艺术院校特别是播音与主持盲目过“热”，招生过多，而最后就业情况不乐观的现状。（三）建立健全不同层次的业务评价机制和评奖制度中央电视台人事办公室的晋延林也曾经说过：国内对主持人人力资源还没有建立起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电视台在管理中还存着一些误区，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我国电视节目的水准和主持人个性化的形成。[7]现在很多电视台都建立了节目质量评估体系，从观众、制作人、专家等多个层面对节目进行评议和讲评，这是值得肯定和学习的。从月评、季评、年评到台评、省评、全国评这些都对主持人的个性化风格建构起到直接的作用。但是评奖过程中，除了对获奖的主持人奖励之外，更加重要的是要找到他们的不足和缺点，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评奖的真正目的和意义。同时业务评价的主体应该采取多元的组成部分，其中除去专家、主管领导之外更应该有主持人同行和受众。多与观众座谈，了解观众需要也是一个必要的途径。结 语有声语言中主持人个性化风格的建构虽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但是它的建构元素会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电视业的发展而发展，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主持人在节目中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已的风格。与此同时，“我们完全不必因为有些人的曲解而不敢提个性化，从客观工作环境讲，如果没有积极的工作机制，不给有潜质的主持人机会和压力，总是简单的重复，主持人的创作个性也难以形成；从主观角度看，对于年轻的主持人来说，不要把个性化作为首要的目标，急于寻找个性，更忌离开栏目硬去设计和孤立地追求自我的个性，只有当你全身心地融入到节目当中，关注社会生活，用心思索感悟，真诚服务受众，你的创作个性才会渐渐凸显和形成。”

推广普通话宣传口号(1) 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 积极普及民族共同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3) 爱国旗，唱国歌，说普通话(4) 四海同音，万众一心(5) 普通话：神州音，华夏情(6) 普及普通话，四海是一家(7) 面向现代化，推广普通话(8) 积极普及普通话，齐心协力奔小康(9) 树立语言规范意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10) 推广普通话，公务员要带头(11) 新闻媒体要成为推广普通话的榜样(12) 普通话是我们的校园语言(13) 我是中国娃，爱说普通话(14) 普通话： 情感的纽带，沟通的桥梁(15) 说普通话，迎四方宾客；用文明语，送一片真情(16) 沟通——从普通话开始(17)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18) 说普通话，从我做起(19) 说好普通话，朋友遍天下(20) 普通话，使你我靠得更近(21) 普通话——时代的需求，时尚的追求(22) 普通话——让生活更精彩，让社会更温馨(23) 普通话同青春携手，文明语和时尚并肩(24) 文明语深入男女老少心，普通话融汇东西南北情(25) 心相印，语相通，共奔小康乐融融(26) 实现顺畅交流，构建和谐社会1、什么是民族共同语？民族共同语是民族内部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是识别一个独立民族的主要标志之一。汉民族共同语的产生年代还不能说得很确切，最晚在上古的夏商周和春秋时期就产生了。当时的民族共同语叫“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我国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讲学时就用雅言而不用鲁国方言，我们可以说孔子是推广民族共同语的先驱。汉代的民族共同语叫“通语”，也叫做“凡语”、“凡通语”或“通名”，西汉杨雄编著的《方言》就是用当时的民族共同语“通话”来解释各地方言的，这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著作。隋、唐时代，人们做诗词、写文章非常注意“正音”，因此很多韵书应运而生。“韵书”的出现，“正音”风气的盛行，都在客观上起到推行民族共同语的作用。元代的民族共同语叫“天下通语”，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记录的就是当时的民族共同语。明清时代的汉民族共同语叫“官话”。“官话”最早用于官场，后来流行于民间。老百姓也以讲官话为荣，因为人们认为讲官话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民国时期汉民族共同语叫“国语”。新中国成立后汉民族共同语叫“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和各个方言都来源于上古汉语，同出一源。汉民族共同语是在某一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咱们的汉民族共同语就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普通话已于1982年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从此，普通话具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成为全国通用的语言。2、什么是普通话？普通话就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全国各民族通用的语言。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练习会”，拟订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本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他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普通话”的定义，在解放以前的几十年一直是不明确的，也存在不同看法。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汉民族共同语的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言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使得普通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其中，“普通”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3、普通话等于北京话吗？严格地说，“普通话”并不等于“北京话”。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语，而北京话只是诸多方言的一种。普通话是在北京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成为民族共同语后就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普通话的定义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定义是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对普通话加以规范。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指的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音，即北京话的声母、韵母、声调系统，而不包括北京话的土音；同时，普通话词汇也不包括北京话中的一些土语。因此，我们学习普通话，不能完全按照北京人特别是老北京人的语音、词汇来说话，要注意分辨哪些是北京人的土词、土语。要多听普通话广播、多看普通话电视节目，多听普通话教学录像、录音带，学说标准的普通话。4、普通话同国语、华语是一回事吗？这三种称说指的都是我国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在中国的大陆称“普通话”，在台湾称“国语”，在新加坡等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称“华语”。三种称说，名称不同，但实质相同；三者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当然，这三种称说从来源和使用范围上看，又有一定的差别。“普通话”这个名称，在清末就已被一些语言学者使用。比如1906年，朱文熊在“切音运动”中就提出了推行与文言、方言相对的各省通用之语“普通话”的构想。后来，黎锦熙、瞿秋白、鲁迅等陆续对“普通话”有过论述。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尊重兄弟民族的语言文字，避免“国语”这个名称可能引起的误解，1955年10月相继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定名为“普通话”，并确定了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国语”这个名称也是清朝末年提出来的。1909年，清朝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1910年，资政院议员江谦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中提出了“用合声字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的主张。后来，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沿用“国语”这种称说，台湾至今仍这样使用。“华语”是新加坡和其它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对汉语通用语的称说。在那里，这样称说汉语是恰当的，在那里如果用“普通话”来称说汉语，那么它在表达同宗同源方面就不如“华语”那样强烈。如果在那里用“国语”来称说汉语，那就更不合适了，因为在那些国家里，汉语不一定就是官方语言，或者并不是唯一的官方语言。5、说“官话”就是打“官腔”吗？“官话”是普通话的旧称，也泛指北方话，而“官腔”则是旧时官场中的门面语，是以规章、手续等借口进行拖延和推委的空话、套话，二者不是一回事。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不少人确实常常把打“官腔”和说“官话”混为一谈。在旧中国，作为“四海同音”的官话，的确主要是官吏们在“讲论治道”、“讼庭理民”的官场上才使用的语言，老百姓则一般使用方言进行交际。旧时的官吏，因阶级立场使然，很少有不是官僚主义的。他们在百姓面前装腔作势习以为常，对老百姓恫吓、刁难无所顾忌，所以民对官的对立情绪是很大的。久而久之，老百姓便把对官吏的反感、对官僚作风的反感扩展到对他们所用语言本身的反感，把本来是全民族中通行的共同语同官僚恶习联系了起来。这种联系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却是一种错误的联系。“官话”与“官腔”含义全然不同，不该混淆。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时至现在，仍有一些人把普通话称作“官话”，更把说普通话同打官腔混为一谈；甚至一些干部也这样看等普通话,认为说普通话“容易脱离群众”。这些糊涂认识都是应该澄清的。首先，官话与普通话二者虽然有递接孕育的关系，但又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产物，提倡者的目的意图以及推行的方式、手段都有质的不同。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应该称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为普通话，不要沿用“官话”这个旧称。其次，如果说“官话”与“官腔”尽管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但因二者每每同时发于官吏之口，因此将它们混淆起来是事出有因的话，那么把说普通话同打官腔混为一谈便是毫无根据了。现代的官僚主义者说普通话的有之，说方言的同样也有。何况，缺乏改革意识的干部更容易沾染官僚主义习气，也更容易对语言观念的更新产生抵触情绪，尽管他们满口讲的可能都是当地群众所熟悉的方言，但他们所热衷的却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再次，衡量一名干部是否脱离群众，该不该得到群众的拥护，关键是看他能不能真心实意地为群众办实事，而不是看他说不说当地的方言，在方言区工作的干部，如果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注意工作方法，同时坚持把普通话作为工作用语，那么他一定会得到那里的群众的理解和拥护。6、推广普通话就是不让说方言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但是，推广普通话并不是不让说方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语言政策。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也是汉民族的标准语，是我国占主导地位的语言。推广普通话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原因，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它的流通范围越来越大，逐渐上升到民族共同语的地位，而方言只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一方之言。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在会说方言的基础上，还要会说民族共同语。推广普通话总的要求是正式的场合和公共交际场合讲普通话，但并不排除在非正式场合讲方言。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是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的，并不是所有场合一律不让说方言。另外，我们对方言也要有正确的认识。虽然方言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一方之言，但它并不是低级的语言、落后的语言。语言没有优劣之分，方言为一个地区的人们服务，能够很好地发挥日常交际的功能。人们对自己的家乡话有着深厚的感情，不加分析地贬低方言，排斥方言，会使方言区的人产生抵触情绪，对推广普通话工作极为不利。同时，普通话也不断地从方言中吸取营养，借以丰富自己